政史教案范文

时间:2023-03-11 06:57:47

政史教案范文第1篇

1.培训目标

紧紧围绕“如何写好教案”,通过校本培训,使政史地教研组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改善教学实践能力,提高备课水平和科研能力,使教师能设计出合乎客观规律的教学方案,并能够遵循教学规律,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为提高教学水平奠定基础。

2.培训原则:

2.1 坚持针对性和实效性原则,专门针对“如何提高书写教案这个问题,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两方面进行校本研修,达到理论联实际,真正实现编写教案服务与高水平的教学效果。

2.2 坚持特色与创新原则:明确目标,精选培训内容,在共同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根据学科性质不同,教师年龄、性别、爱好、特长不同。鼓励创新,编写具有个性化特色的教案。

3.校本培训对象:

我校全体政史地组老师

4.培训时间:2013年(周末)3月

5.培训内容:

根据培训理念和目标,培训内容分为两个模块5个专题。

5.1 理论学习模块:

专题1:编写教案应具有的内容,原则。

专题2:编写不同课型教案的方法。

专题3:反思在编写教案中的重要作用。

研修方式:名优教师课堂讲授 全组老师讨论交流。

讲师:段治学 鲁强明 艾科学

学时:6学时

5.2 实践操作模块:

活 动 一:开展“晒晒教案“活动。

研修方式:交流研讨 合作探究

学时:1学时

活动 二:开展“最美教案”评比活动。

研修方式:一案多写 自主创作 集体评判

学时:1学时

6.评价方式:

根据政、史、地三科不同,确定不同课题,同科目创作富有自己特色的教案,并在教研组会上共同研讨评价,并评出最美教案。

7.培训制度:

政史教案范文第2篇

“政策性浪费”是我党早期负责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的任弼时同志在上世纪40年代负责边区经济工作期间,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于1944年4月在西北高干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长篇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的一个概念。按照任弼时同志的说法,“政策性浪费”就是那些“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产生的”浪费。用这个观点来审视我们目前的教育现状特别是我们的语文教学现状,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教师压力过大,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笔者认为,这和“政策性浪费”脱不开干系。这个“政策上的错误”,有少数是各级政府要“买单”的,有一些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买单”的,还有一些是基层学校行政领导要“买单”的,再有一些是教师要自己“买单”的。

由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基层学校行政领导的“政策上的错误”,造成了我们教师工作上的极大浪费。其主要表现有:

一.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的基层学校行政部门的许多政策使得我们的教师疲于应付,无暇自修、提升,造成教师时间和精力的极大浪费。具体表现为:

1.规定所有教师一律按课时书写教案并禁止使用电子稿教案,一些学校还美其名曰只当“练书法”,叫做既按学校要求完成了教案书写,又提高了自己的书法水平。语文教师应该练书法,但练书法绝不等于抄教案,抄教案只能成“抄书匠”!据笔者在教研活动(笔者是市学科教学带头人、中心组成员、已担任22年教研组长)时对100所初高中学校老师的了解,有87所学校规定:高级教师可以写简案,其他的一律写详案;学校一般一学期检查一至两次,92所学校提前一到三天(其中11所学校提前一周)通知,另8所学校有5所固定期末上交教案;检查的依据都是课时和书写量,超过90所学校的课时数控制在5课时内,如果少5课时以上则给予经济处罚,94所学校对中级职称以下教师的教案书写量有要求但没有明确的数字,所以到底多少只有检查人自己清楚。可是奇怪的是,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年轻教师因此受到经济处罚。让人不明白的是,科技进步与科学发明,本身就是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可我们教育行政部门和基层学校领导却偏要逆现实科学而动,禁止本是科学发明摇篮的学校教师应用现代科技成果,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感动的是,为了应付学校的教案检查,不少教师课上完了,还要忙着补写教案。据上述100所学校老师反映,绝大多数(80﹪)老师备课时都是制作课件同时在教材上作圈点勾画加批注,再在空白处写上教学程序,只因要检查,课后不得不补写教案。而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反思课堂教学、读书、研修教材、研究学情、和学生沟通交流等等,现在却被这样白白耗掉了。其实,教师的备课,从本质上讲,是无法用量来衡量的。教师备的是上课的智慧与策略,是呈现知识、组织教学活动的语言艺术与技巧,最好是有演说家的演说才能、演员的表演才能,也就是说,既要重视口头表达,还要注意形体表达(形体语言),这些,备课本中如何体现?记得十年前读过一篇叫《一辈子备课与一阵子备课》的文章,真是感慨良多。

2.规定所有班级所有学生做一样的作业并作同样的批改。不少学校按自己的喜好规定不同学科的不同班级必须做等量的书面作业。在以上100所被了解的学校中,有72所学校规定数理化必须每节课有5题左右的作业(必须有2题以上计算题),其他学科原则上每节课(必须保证85%的课时)有作业,而且有布置必批改,还要百分之百的精批细改(包括语文学科的作文)!有20所学校规定课后必须要作业而且要百分之百精批细改。课后布置作业、教师批作业本无可厚非,关键是八九门学科、几个乃至十几个班级,却一样的布置作业,一样的批改作业,有这样的教育规律吗?而语文教学又有其特殊性:听说读写,并驾齐驱。可是按这些要求,只剩下了写!教育教学本是充满灵气的,教育对象学生也是活生生的“这一个”,做作业、改作业又怎么可以整齐划一地“一刀切”呢?教师工作的灵性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抹杀了!教师本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的时间就这样被挤占了。

3.耗时无效的会议等集体活动。一些学校仍热衷于动辄开大会,校领导轮流讲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而且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广大教师去参加耗时费力,不去参加职能部门又查岗,真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除了这些无休无止的会议以外,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集体活动。在上述100所学校中,97所学校有每周例会的规定,内容多半是总结前阶段工作,布置下阶段任务,时间为两节课(但实际常常超过两小时),41所学校因教育行政部门突击检查而临时或停课或利用休息时间开过会,23所学校因当地政府各种创建或停课或利用休息时间开过会,35所学校因申报星级学校或示范学校(即以前的省市重点中学)既停课又利用休息时间开过会。这就严重干扰了语文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分散了教师研究教育教学的精力,也明显地扰乱了日常教育教学工作。

4.随意增加课时。按照《国家课程标准》,高一、高二语数外每周都是4节课,高三每周5节课。但实际上,在被了解的100所学校中,绝大多数学校(至少95﹪)都是跟着高考指挥棒转的。语文教学严重背离了教育规律。以J省为例,这个省的所有高中(看似夸张其实一点不夸张)都是根据学业水平测试和高考来排课的,高一基本是按《课程标准》排课,但高二要进行全省学业水平测试的理化生和政史地并不按《课程标准》每周排一节,一般要3节,少数学校甚至4节,而音体美都很少甚至根本不上,校本课程、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则根本不上(尽管有相当的学校课表上有),语数外则常常被要求“让路”,考前则停课两至三周不等。而“学测”一结束,则只开语数外和选修的两门,课时猛增,语文少则8节,多则10节,数外都突破了个位数。由于课时增加,教材内容偏少,一些教师教学时就不断拓宽加深教学内容或者反复训练,变相搞题海战术,严重增加学生学业负担。这既浪费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教师缺少必要的进修提高的时间,从而知识面狭窄,只知道教教材,无法胜任新课程标准下的教学工作;又严重阻碍了素质教育的深入贯彻实施。这也许能迎合一些渴望子女升学的家长的心理(这恐怕就是一些教育行政官员标榜的“‘人民’满意的教育”),但从本质上说,却是对神圣教育的亵渎,是对历史的反动!我们要办的应该是既对人民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的教育!140多年前,美国国务卿施沃德耗资720万美元(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买下阿拉斯加时,举国哗然,可现在“民到于今受其惠”了。你能迎合“人民”(普通百姓)一时的“满意”吗?如果人民考虑问题都能和决策者一样,他们还要纳税养活我们政府行政官员干啥?所以,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千万不能做政治的“近视眼”,一定要高瞻远瞩,既要办对人民负责的教育,更要办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教育,办对历史负责的教育!

5.没完没了的检查、评比。为了迎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包括政府)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教师往往要牺牲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来准备。100所学校中,所有学校每学期至少接待三次:期初开学工作检查、期末学期结束工作检查,中途一次临时性检查。每次都要突击打扫卫生,整理教室、教师工作室,还有教案、批改好的作业本,等等。至少80所学校每学期还要接受一次或“普法”合格单位、或“园林”化学校或“绿化”达标之类的检查。在这些活动中,语文教师往往首当其冲:语文教师能说会写啊!

6.形式多样的考证。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为了评优晋职,常常要准备形形的各种证书(大家有目共睹,耳熟能详,故不再赘述),而教师并非“圣贤”,他们只能拿时间和精力去换证书。

二.物力和财力上的浪费。同样是因为政策原因,造成了学校日常教学中大量的浪费现象。从语文教学的角度看,主要是教辅材料的浪费。由于学校政策的缺陷,教师的误导,家长的望子成龙,不少学生一门学科往往有好几本教辅书:学校统一订一本(至少,有的两本),教师推荐买1本,家长自主买1本,还有少数学生自己做主买1本。这么多的教辅资料,学校还要印刷“教学案”(“导学案”),不要说做一遍,看一遍也难以做到: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而上述100所学校没有一所学校不统一订资料,特别是省市教研室的——非订不可!订了有用吗?“一号《首辅》,两部《兵法》,《三尺讲台》,‘四轮’《攻略》,‘五点’《导学》,‘六步’《题典》,七思八想,久坐不动,十分刻苦,教辅书山,寻寻觅觅劳心智。”这是北京一位高三学生在作文中对自己使用教辅的描述,真实地反映教辅材料给学生带来的影响是何其大!这样,除了促进造纸业的发展,就是拉动教辅业的内需;除了浪费学生家长的钱财,就是挤占学生的读书时间;除了浪费有限的能源,就是损害学生的健康!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何益之有?于素质教育何益之有?

上述这些浪费现象,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于领导决策失误造成的,也就是说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可是,这种种现象不仅大行其道,而且还要语文教师“买单”:抨击语文教学现状的言论不是甚嚣尘上吗?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同志都应尽快提高政策水平,避免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以迅速提高国人的国文素养。尤其是在以下几方面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认清教育发展形势,把握现行教育特点,提高教育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特别是基层学校的领导要认真学习新课程理念,学习现代教育理念,摒弃过时的不适合当下教育教学实际的教育观念和管理策略;深入教育教学工作第一线,了解现行教育规律与特点,把准教育教学脉搏,制定出既有科学性和时效性、又有前瞻性和可操作的教育教学管理策略,从源头上解决教育“政策性浪费”问题,创造既有利于教师发展又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教育环境,让语文教师从“枷锁”中挣脱出来。

二.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尊重教师个性人格,提高教育管理决策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从理论上看,教育是一项很特别也很特殊的工作,特别是教育成果的长效性、后显性等让人在当时很难真正准确判断教师工作本质上的优劣;而我们现行评价教师工作的标准常常是所教学生的考试成绩和领导、同事印象中的所谓工作态度(如:备课、作业批改、上下班时间等),严格地说,这样评价是不全面更不科学的。就说备课,许多领导和教师都把备课等同于写教案,特别是语文备课绝不等于写教案。其实,只要读一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备课。苏霍姆林斯基在书中提到了一位在学校工作了33年的历史老师谈备课的话:“一般地说,每堂课我都准备了一辈子。但是,直接针对这个课题的准备,则花了约15分钟……。”如果你再读一读肖川先生主编的《名师备课经验》,我想,许多真正想办教育的领导就不会再那么发疯般的让教师抄教案了。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激发教师投身教育的热情,提高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教师不知不觉地“用整个生命去备课”。我以为,这才是教育管理的最高境界,也应当成为我们各级教育行政管理者特别是基层学校领导终生努力奋斗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允许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写个性化的教案,不必“一刀切”“齐步走”。这样,就会节省教师的许多时间和精力,以便有时间和精力做更有意义的事。

教育管理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我们要加强学习,与时俱进,顺时而动,制定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教育管理政策,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政策性浪费”问题,解放语文教师,解放语文教育,从而更彻底解决我国教育的“高耗低效”问题。

政史教案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山东督抚 教案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19-24

山东是近代教案的多发省份,教案数量居于全国首位,[1](P247)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根据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状态,本文以1898年10月赵三多起义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开端,以1901年9月《辛丑条约》的签订作为义和团运动的终结。 该地民教冲突异常激烈,教案频发不已。此间,共有三位督抚在山东任职,即张汝梅、毓贤、袁世凯。作为山东省级行政首脑,他们对教案的不同认识,必然左右着其处理教案的方式、策略,影响着教案的发展趋向。从个案研究来看,学界对张汝梅论述较少,对毓贤与袁世凯学界则多有论及,但将人物与教案结合研究的论述并不多。[2]本文拟从三位督抚对教案起因认识的异同,其处理教案的不同策略、剿抚之策对教案产生的影响以及造成他们不同认知背后的心理因素等几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教案起因认识的异同

晚清教案持续时间长、数量多,涉及区域和影响的阶层非常广泛,人们对其认识也莫衷一是。同样,三位督抚对教案起因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首先,三位督抚皆认为,基督教的扩张和强横是造成教案的直接原因。

“巨野教案”对基督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在山东的直接后果是外国教会加强了各种形式的传教工作。根据研究,巨野教案后,天主教信仰的影响极大地扩展,更多的民众信从天主教,以取得各种形式的“帮助”,主要是因为天主教拥有比新教教士更多的“权能”。[3](P153)教徒在天主教“权能”的庇护下,气焰更加嚣张,以致教案叠生。对此,张汝梅有比较深刻的分析: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4](P13)继任者毓贤亦认为,“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欺凌乡里,又或犯案罪,藉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倚为心腹,恃作爪牙。”[4](P6)袁世凯也指出,教案的产生与教民的强横有莫大的关系。[4](P28)基督教的扩张打破了晚清山东社会空间、资源既有的分配格局,必然与山东民众产生激烈冲突,教案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

其次,山东督抚对教案起因的认识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与张汝梅不同,毓贤和袁世凯认为,山东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是诱发教案的重要原因。

毓贤认为:“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既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4](P6) 据此,他将教案发生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地方官吏处理教案时委曲求全、偏袒外人和教会的强烈惧外性。袁世凯对山东部分官员对教会的态度的刻画更入木三分:“近闻东省官员,非视夷如仇,即畏夷如虎,其仇视者尤足倡民生事,而畏夷者尤足府怨激变。”[4](P28)可见,在二人看来,由于官员缺乏对夷情的了解,对外人或惧或仇的态度为教案的发生再次埋下了祸根。

第二、袁世凯认为德国入侵山东是引发教案的根本原因。

袁世凯认为,列强特别是德国对山东的侵略是引发教案的总根源。而在此过程中,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成为德国入侵山东的急先锋,激化了民教矛盾。他指出:“窃维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5] (P31)事实也恰恰如此。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就曾积极怂恿德国侵占胶州,故鲁民对德国侵略者的仇恨,首先对准了德国天主教会。薛田资曾说:“统计表明,几乎每个天主教士都受到过以此袭击、抢掠和殴打。”[6](P81)1898年5月26日马泽轩神甫在其一封信中说:“不祥的谣言不断传来,外教的帮会分子甚至议定了屠杀全体传教士和教徒的日期,因为他们把传教士和教徒视之为德国人侵占胶州的原因。”[7](P211)连《柏林民报》也刊文说:查闹事之由自德国占据胶州始。德国首先并吞中国地方,俄、美随之……。中国有中国之教,何以必欲使从西教。欧人所传之教名为耶稣,而所为之事,与国家劝善本意大相径庭。为何分人之国,为甚强使华人购买西人之物。中国虽与檀人不同,而其保护本国之心则一也。[8](P239-P240) 可见,袁世凯对基督教与列强之间的紧密关系的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以此作为处理相关事件的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事件处理的准确合理性。

二 、教案处理的不同对策

三位督抚任职时,山东客观环境的差异及其对教案认识的不同,导致他们在教案处理方针和具体作法上的差异。

张汝梅对已发生教案曲意弥缝,以和为主。

李秉衡因巨野教案被罢黜,对山东、直隶两省的官员震动很大。此后,官员们似乎对任何与外国人有关的纠纷都胆战心惊,[3](P152)以致唯恐与外国人发生纠葛。教案一旦发生,地方官员极力向后退缩,一味袒护教民,“所谓持平办理四字,已经行不去,只好曲意弥缝。即地方百姓,亦皆知彼势大难犯,敢怒而不敢言,皆含垢忍辱,降心相从。所以委曲求全者,实已不遗余力。”[9](P107)张汝梅督政后期,山东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并没有掀起大的风浪,引发的教案为数不多,但张汝梅及其下属都小心翼翼地进行处理。1898年11月的红桃园与威县第三口村教案,以拳首姚洛奇被斩首并赔款3000吊而结案;同月发生的的日照教案,张汝梅虽表示强烈不满,但还是两次派人与教会议结。因此,这个时期传教士们基本满意,认为“张汝梅继山东巡抚任,大致平顺。”[10](P193)

与张汝梅不同,毓贤、袁世凯皆主张“持平办理”。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持平办理”必须排除来自教会、公使方面的干预,由中国官方自主秉公断案。

巨野教案后,教民“动辄以微嫌隙故凌砾于乡党之间。偶不遂其餍求,即以抢夺攻击等情以耸教士之听。教士不查虚实,率然达于公使”,[11](P12-P13)给山东官方造成巨大压力。1899年夏,德国主教德华盛具名指控嘉祥教民被抢案多起,并谓教民四散,有家难归,情况十分严重。毓贤派员彻查,“检齐卷宗,勒传人证到案,会同逐一确切研讯。或因教民先前曾罚乡民钱文、酒席,欲向索还;或被将妇女诱令改嫁,得钱私肥;或教民自与亲属争产;或因家务争执,迁怒排解之人;或被藉以打点使用为名,乘机讹索多赃,后经查知往追,因而教民词曲理穷,捏诬乡民欲行捆打、抢割麦禾暨勾结大刀会匪滋扰等词,赴城内教堂避匿,并向教士诉述,请县传究,以图挟制而冀拖累泄忿。其实皆系谎词虚架,毫无影响。乡民委无平空向教民罚钱、寻衅之事。”从而得知所控各案之实情,“类皆教民恃入教为护符,平日横行乡里,鱼肉良民。偶有稍与理较,动辄故意张大其词,意图使人莫可谁何”。[9](P477)但控案所涉及之乡民“均因事后希图将被罚、被诈钱文索还,致被藉口,亦不免略有是非”。既弄清了所控各案之原委,处理起来也就有了事实依据。经过反复驳辩,德华盛无言答对,“始自言实为教民所激,惟天良不可昧,事如可了,决不好为其难”,并同意将控案累累之华牧师高会堂“任凭拿办”。[9](P477-P478)因此,毓贤总结道,“查民教生衅,总因教士偏听教民,教民依仗教士,往往借细故以诬平民。而主教又不察虚实,动辄张大其词,电陈贵署,肆口恫喝。本部院惟有督饬地方官,遇事速了,不分民教,持平办理而已。”[9](P419-P420)毓贤在办理教案过程中,有力地顶住了来自教会方面的巨大压力,制止了教士、教民的讹诈,维护了平民的利益。

在肥城教案交涉中,英领事提出了诸多苛刻的要求,使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袁世凯对此据理驳斥,如对“建堂立碑”一事,袁答复此事“均易商办,但占地不能过大,需费不能过万。此外亦不得再索赔恤。”[5](P107)英领事还欲援引巨野教案、日照教案之成例,索取利益,袁世凯严正指出,“洋人失物,照约只可拿贼追赃,亦无官代赔偿之例。况教民皆我赤子,只可由地方官查明抚恤,断难照前案议赔。……该领事复以肥城教民所设孝里铺教堂被焚,称为西人产业,请予赔款。当经索阅契据,竟未交出,因亦不能议赔。”[12]( P899) 袁世凯多方否决了外国公使的无理要求,有效地维护了清廷利益。

第二、“持平办理”,必须整饬吏治。

教案办理主要依赖地方各级官吏,要做到“持平办理”,必须要对“仇教”和“畏教”的官吏予以制裁,达到以儆效尤之目的。

兰山知县陈公亮刚愎自用,“审理词讼,擅用非刑;听断不公,民哭一路”,[9](P436)制造兰山冤案四起,其中包括三起教案。毓贤认为,该员“为见好教民之计,至激成戕害巨案”[9](P436)因而将其参革。在当时袒教成风的山东官场,毓贤此举无疑是对官员敲响了警钟。对其政策理解并执行的最好的是茌平知县豫咸。他对教案以尽量持平为原则,竭其所能解决争端。他最有名的一次是调解张官屯拳教之间的矛盾,豫咸不但亲自去了张官庄,而且还“看戏贺神拳呢!那时候神拳正兴,各庄都去,豫官还给神拳开了赏。” [13](P856)

针对山东官吏对基督教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袁世凯严加申饬、批评畏事者“遇有交涉案件,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派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4](P56)也指斥仇教者对人民的反教行为“不但不肯查禁,或对众讥煽,不啻潜导而阴驱之。迨教案既成,强邻执约以相诘责,则又张皇失措,听容所为。”[4](P56)袁世凯“通饬各属,遇案不分民、教,但论曲直。毋许教士干预词讼。严禁胥役藉案需索。并选择简明条约,刊刻颁发,今地方各官讲习遵守,知所依据。复面告各国洋教士等,知会各堂,谨守教规,断不准违背约章,横生枝节。”[5](P43)

“持平办理”教案虽然是毓贤与袁世凯的共同主张,但毓贤的“持平办理”是特殊背景下做出的反应。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经常以此为基地四出杀掠,在兰山、日照、即墨、高密等处屠杀了不少中国人。对此,毓贤提出了严正交涉,但德国对毓贤的请求置之不理,因而是中国官吏及广大民众都非常气愤。[14](P463-P466)与此同时,德国对在山东境内发生的教案则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厉制裁拳民。针对德国政府的无理要求,毓贤及一批官吏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如果对犯有小规模骚扰教民罪的拳民坚持严厉制裁的话,那么,德国按理也得赔偿他们的军队行动所造成的损失。[14](P348-P349, P403-P407)。毓贤对德国所犯暴行的控告自然全部落了空。

三、抚剿之策对教案的影响

山东督抚对义和团抚剿之策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山东教案的走向。

首先,张汝梅和毓贤均主张“抚团”,即借助团会的力量和教会抗争,以维持民教双方相对的“和局”,而此后事态的发展,远远不是他们当初所企望的情况。

甲午战后,清政府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大量裁减军队,造成地方防御脆弱,盗匪因之猖獗。因此,国家大力提倡地方组建民团,维持社会治安。为此,张汝梅非常重视民团建设,并因此得到清政府的嘉奖。张汝梅组建民团除维持社会治安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藉以调和民教”。[15](P174)由于列强及基督教势力的扩张,民众为自保身家,团会纷起。因此,张汝梅认为,“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查北方民俗刚强、好勇斗狠是其固习。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以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应请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该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似于民教两有裨益。”[4](P14-P15)张试图将山东反基督教势力纳入团练之列,既便于政府控制范围,又可最大限度地消除教会对这些组织的迫害及藉口,最大限度地减少教案发生的可能,从而达到“调和民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朝野对此举争议很大,“抚团”计划的进行并不顺利。而这一安抚政策,给了拳民一定的发展空间,为以后教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毓贤在职期间,德国步步紧逼,教徒“以护符密迩,日益鸱张,鱼肉乡邻,无所不至”。[4](P42)为了抵制教会势力的嚣张气焰,毓贤确立了自己的“民教势力均衡”政策,即允许民众在官府控制的范围内对教会进行适当的抵制。在这一政策的诱导之下,1899年夏秋,在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发生了众多的针对教民的财物抢劫案件。对此,毓贤基本不屑一顾,因为他认为拳民对教民的打击,是教民咎由自取。教民常擅自妄为,借端讹诈,不仅强索罚金,甚至抓走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将其关押在教堂,直到收到罚金为止。[14](P348-P349)因此拳民们往往私设公堂或向教民收回其强索的罚金,在他看来,这是拳民的正常反应,他还认为,团民“从未取人一物。偶有一二无知少年负气而取物做质者,亦必请人送还”。[14](P479)至于拳民为炫耀一下武力,在教堂附近练拳,甚至将教堂做拳厂。只要拳民们将自己限于这些防卫性活动范围之内,即仅作为天主教会自治权力的制衡,毓贤就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进行一定程度的包庇。面对朝廷的责问,毓贤还称,“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事省二十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9](P24)

毓贤“抚团”的民教势力均衡政策是模糊的,它的执行也是有弹性的。它的具体操作以不能导致列强的强烈不满和维持自身在山东的统治为前提,如果超越了这个前提,则必须给予一定的镇压。为此,他曾说:“敝处防闻既确,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赎抢掠无忌情事,亦即派队查拿”。[16](P22-P23)1899年8月红拳首领陈兆举的被捕和处决就是明证。由此可见,毓贤对反教斗争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当反教斗争的烈度过大遭到外国公使的强烈干预时,他亦采取一定措施,避免给列强以口实。但对民众反教的镇压,毓贤有自己的策略,那就是“惩首解从”,这是他的一贯主张。“惩首解从”策略实际上对义和团运动起了纵容作用,因为义和团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再造自己的领袖,从而极易召集自己的随从。斗争既然还会继续,教案也就不可能消失。

袁世凯则是特立独行,以理性的态度否认了教案的“合理性”,对破坏社会稳定、蓄意制造教案的拳教双方痛下杀手。袁世凯认为,“民间多一教案,即公家多一亏损,该夷又得一进步,是良民之欲报复乎教民者,反足以贻累于公家,而挑衅于强敌”,[5](P32)“无益于民,徒病于国”,[5](P42)从而否定了教案存在的“合理性”。

据笔者统计,袁世凯上任前的一年间(1898.10~1899.11),山东共发生教案235起。为了消弭教案,袁采取了铁血手段,对拳民进行了清剿。首先,他派防营将领“于各州县冲要之地,不分殄域,扼为防范。”[11](P56)在此基础上,“选派公正绅士,分投开导。一面恳赏购线,缉拿案犯首要”,[5](P44)并“激励乡团,督率庄兵练勇,合力兜拿”“匪首就获,所从自散”。[11](P61,53)通过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经过两个多月的镇压,山东“匪势日衰,地方一律安靖”。[17](P305)因山东义和团力量大大削弱,1900年春发生的教案寥寥无几。

1900年夏,山东义和团运动复起并进入高潮,教案进入高发期。为调和民教矛盾,朝廷上谕,饬令教民反教,但此举并不成功。袁世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教案,实行了两手策略:一方面,继续竭力清剿拳民;另一方面,竭力保护教堂,礼送教士出境。因 “中国毙一洋人,必抵偿数命,抚恤巨万”,[17](P201)为减少动荡和不必要的损失,袁世凯派兵将境内洋教士保护出境,教堂“分别封存,派人看守。”[11](P658)如恩县“护送西人十七名平安出境”,“庞庄大教堂赖以始终保全。”[9](P1019)由于袁世凯保护重点的转移,一些据点的教民遂受到拳民的攻击。1900年夏,义和团攻打小芦教堂,山东第四路统领戴守礼率兵将神甫抢出送到济南,忽略了对教民的保护,以致教民受到拳民的杀戮,因此有教民说戴统领故意将军队撤出,让团民杀教民。[13](P66-P67, P510-P511)

当然,蓄意制造教案者除了义和团之外,还有少部分教民。为稳定政局,袁世凯对他们也进行了无情的镇压。1900年7月平度二十里堡教民为非作歹,袁世凯批示“正凶即须按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不问其教不教也。”[11](P370)据此,二十里堡教案中教民孙明显被正法。此外,在1900年8月聊城南关教案、茌平教民投毒案等案件中都对涉案教民进行严惩。此类教案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局势动荡的非常时期,足以彰显袁世凯的“坚强、有魄力”[18](P85)

四、认识及态度的心理分析

义和团运动期间,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山东三任督抚对教案的认知、处理以及对义和团的态度呢?本文拟从社会和心理学的角度对此有所解释。

首先,既定的文化背景,使三位督抚对基督教形成了相同的社会印象,从而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社会判断。

我们知道,文化是凝聚在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的人的身上和全部财富中的生活方式之总体,因而是形成民族性格的东西。生活方式包括了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同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大致是相同的,在重大事件的认识上也往往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形成较为一致的社会判断。[19](P63,132)三位督抚所属的具体民族虽然不同,但在清代民族大融合趋势下,他们早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传承了相同的文明因子。也就是说,他们所积淀的文化基础是相同的。影响社会判断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社会规范,二是社会信息。社会规范属于文化的范畴,这一点三位督抚有共同的基础。所以,只要他们能取得相同的社会信息就能得出共同的社会判断,而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下,这一社会信息是不难取得的。他们在督政的过程中都感受到了追随军旗而来的基督教这一异域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使他们面临着无休止的麻烦。由此可见,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之上,面对大致相同的社会信息,他们得出“基督教的扩张和强横是造成教案的重要原因”的结论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不同的个人动机,偶然促成了毓贤和袁世凯对教案的“持平办理”。

动机,在心理学上一般被认为涉及行为的发端、方向、强度和持续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是指由特定需要引起的,要满足各种需要的特殊心理状态和意愿。如前所述,毓贤和袁世凯在处理教案过程中都极力主张“持平办理”,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他们的个人动机即意愿,却大相径庭。有学者认为,毓贤在教案处理上坚持“持平办理”,是出于政治投机,目的是为了迎合京城顽固派以获得载漪等人的青睐,从而达到仕途上平步青云之目的。[20]对此,笔者深以为然。19世纪末,清政府对外政策表面虽未做大的调整,但因引渡康梁失败和己亥建储遭到列强干涉,在最高层中涌动着一股排外的暗流。在己亥建储过程中,载漪集团迅速崛起,“刚毅……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21](P35)当时,载漪集团炙手可热,“朝中视线均集于该邸”,[22](P679)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封疆大吏的毓贤难免不去逢迎。而据史料记载,毓贤与载漪等关系密切。1899年11月21日,清廷曾密电各督抚,在列强干预慈禧“训政”或己亥建储的情况下,不惜与列强一战。在此背景下,列强越是痛恨毓贤,他就越容易获得载漪集团的青睐。出于这种目的,曾以擅长“治盗”著称的毓贤,却执行了前任巡抚张汝梅的“抚团”计划,对教会、教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压制,但仍信誓旦旦的宣称“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持平办理”在道理上无可非议,但在中外不存在平等关系的情况下,持平办理不仅做不到,其结果只能招来更多的纠纷。况且,从巡抚的言行举止,地方官都能读懂“持平办理”的真意。

对于袁世凯在山东的所作所为,传统观点认为他是要用义和团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但此说是站在政治革命立场上的主观臆断。笔者以为,袁世凯在山东的举动是基于中外条约格局考虑下为维护山东政局稳定的必然举措,并不是之举,更不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如果说袁氏,那么很多事情很难解释得清楚。如,早在朝鲜时期,他同日本不仅进行了艰巨的外交舌战,而且展开了保卫王宫的生死战。1900年后,日本在我国东北虎视眈眈,妄图使东北与朝鲜连成一片,对此,袁曾表示“不管是对日本、俄国或某个其他列强,凡是有关领土完整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做任何让步”,“尤其是对日本,我们一定要怀有较大的戒心”。[23]八国联军在天津设立都统衙门,在袁世凯的严令交涉下,1902年被迫“将都统衙门裁撤,所有地方一切事宜交与中国地方官(袁)办理。”[24]如果说袁世凯是为了仕途着想,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清廷对外宣战后他还竭力绞杀义和团和冒天下之大不韪参与“东南互保”。因此,笔者判断,袁世凯的举动才是在条约格局下较为真正意义上的“持平办理”,是为维护山东政局稳定坚持的一项方针,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正是因为这样,他不仅对蓄意制造教案的义和团进行了无情绞杀,而且对故意制造事端的教民也按“土匪章程”就地正法。

再次,社会文化环境(即生活空间)的差异,形成了个人不同的素养,这也是督抚们对教案认识形成差异的重要因素。

社会文化环境是指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人口规模与地理分布等因素的形成和变动,它对人的成长影响很大。三位督抚虽然都受过封建文化的熏陶,但因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其接受异文化的机遇实有很大的差别。毓贤生活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北中国,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和对古老文明的自诩使他对异文化不屑一顾。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积淀起来的旧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时刻在他的心理世界中起作用,使他对异域文化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文化眼睛”去观察外来事物,并作出相应的心理反应。毓贤“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25](P24)在这种心理引导下,“抚团”抗教、抗洋之举就是自然的反应了。

袁世凯虽然生在北中国,但其生活阅历丰富,尤其早年出兵朝鲜,做过“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在与列强交涉的过程中接触并认识到世界大势;其与李鸿章等洋务官员过从甚密。因此,从袁的经历来看,他直接或间接经受过欧美风雨的洗礼,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视野比较开阔,思维比较理性,具有一定的近代意识。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冷静地将道义上的正义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截然分开。对于义和团的闹教,袁世凯不是不能理解,但是他看到在敌强我弱的中外条约格局下,这些举动“无异于民,途病于国”,只能授人以口实,招致列强的干涉,因此他对义和团进行了坚决镇压。袁世凯采用铁血手腕,稳固了山东政局,没有给列强留下过多的把柄。而且在议和过程中,经过袁世凯的积极争取,在列强开单处分的官员中,山东占的比例极小,教案赔款数目也大大减少。[9](P1129-P1136, P1151)另外,袁世凯熟悉国际惯例,能够利用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最大化地争取权益。如在肥城教案中,他“利用现代的方法和工具,与外人做理性竞争”,[26](P257)使案件按照我方意图进行办理,最大限度地排除了英领事的干扰,维护了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赵树好:《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2]喻大华:《东直督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戚其章:《关于毓贤评价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3期;张华腾:《庚子战前袁世凯对教案的态度》,《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3〗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8年版。

[5]廖一中:《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 ]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德国侵略胶州湾史略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 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 翦伯赞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 第一历史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

[10]刘准:《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胜世堂排印1923年版。

[11]朱金甫 荣孟源:《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2]朱金甫主编:《清末教案》(2),中华书局1996年版。

[13]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版。

[15]廉立之 王守中:《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

[16]林学:《直东剿匪电存》,沈云龙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

[17]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1),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1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2年版。

[19]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0]喻大华:《东直督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1]罗:《拳变余闻》,载《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22]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3]《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

[24〗《南开史学》,1987年第2期。

[25〗《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26]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

A Contrasting Research to Mass-versus-Church Cases

among Shangdong Stadholders in the Period of the Boxer Movement

Abstract:Shangdong was the province that the mass-versus-church cases occurred frequently in the period ofthe Boxer Movement. About mass-versus-church cases ,the undersntanding and attitude was difference among three stadholders.In order to procure the concord between Qing government and aggresors,Zhang Rumei took the act of contravening of own willing. Yuxian and Yuan Shikai were all impartiality in attitude when they did handle a case,but the differences were existed in action:Yuxian mainly rectified the nepotism to Chinese Christians;Besides this,Yuan Shikai gave the enormous killing to the boxers and Christians to safeguard peace.In a word,whether procuring the concord between Qing government and aggresors or handling a case impartially,the last final was tragic because the above actions both increased the pressure of economy of people and killed lots of people.

政史教案范文第4篇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既是古人对贵州的印象,也是对贵州的贫穷落后、边远蛮荒的高度概括。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贵州面貌,疏浚交通、畅达物流实乃要旨所在。

20世纪20年代,贵州公路开始发展,汽车在我国东中部地区已经使用。1923年,袁祖铭任贵州省省长,设立交通筹备处筹措经费,准备修建现代公路,并在上海聘请工程师陈书堂来黔协助。适逢滇军第二次入黔,袁祖铭出走湖南,修路筹划被迫中断。

1926年,周西成出任贵州省省长,采纳前省长卢焘的建议,决定修建公路,并成立了路政局,直属省长,专管全省公路建设事宜,制定了贵州第一部公路建设规划――《贵州全省马路计划大纲》。《贵州全省马路计划大纲》规划了黔湘公路、黔滇公路、黔桂公路、黔川公路4大干线公路共1720公里和9条支线公路共5090公里。

周西成大规模修建的公路为贵州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他视修筑公路为“开贵州之生路,辟全省之财源”。早在赤水任贵州军务会办之时,周西成就统领军民创修了赤水新东门至东皇的公路,完成了全程毛坯路和新东门至夹子口两公里多正路的建设。他就任省长不到3个月,就在民国十五年农历八月初三在贵阳头桥举行了省城环城公路的开工典礼,参加者有周西成亲率的文武官员、中小学生、驻省城军队及筑路员工等数千人。周西成和袁祖铭率先破土后,即行开工。环城公路由头桥起,经黄土坡、鲤鱼田、威西门的兴怀园转竹叶林,紫林庵、金锁桥、晏家院、次南门的西舍,绕雪涯洞新桥、大南门、油榨街,然后又折回马棚街,转老东门、新东门、红边门、六广门在兴怀园合路,又由头桥修经二桥至三桥。该路面宽三丈,环贵阳城全长20余华里,是为贵州最早的正规公路。

次年,周西成下令将路政局扩大为路政总局,直接隶属于省政府。各县随之成立路政分局,着手修筑长途公路。规定“凡公路经过地方,由路政分局督敕各区,征集全县民工分段负责修筑,限期完成。”“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参加筑路,命令各地驻军上路做工,还采取以工代赈办法,让灾民参加修路,筑路经费由省金库负责。”全省上下闻风而动,遵令而行,党政军民学工商全面动员,唯修路是从,“一时雷厉风行,勘测载道,路工塞途”。贵州纵横交错之交通由此起步。

贵阳 历史点滴

1861年7月29日

青岩教案爆发

背景:1861年(咸丰十一年)7月29日,青岩团练总理赵畏三执行贵州提督田兴恕的密令,将青岩大修院张文澜、陈昌品、罗廷荫等3人从狱中押解至青岩北门城外谢家坡,恰值大修院厨工王玛尔大在附近河边洗衣,被团练发现,遂一并揪到刑场,将4人一起斩首。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第一个教案――“青岩教案”爆发。其与第二年发生的开州(今开阳县)教案一起,并称为贵阳教案。贵阳教案是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先声,两教案引发法国驻华公使馆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最终田兴恕被革职发配新疆,清政府赔款1.2万两白银。

1919年7月16日

全国学联贵州支会成立

背景:1919年7月16日,贵阳各学校及各界群众万余人齐聚梦草公园,召开全国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大会。大会执行主席、政法学校学生陈正才宣布:学联贵州支会成立的目的是“争还青岛,诛除卖国贼,排斥日货,提倡国货”。

1928年8月4日

贵阳达德学校被迫解散

背景:1928年8月4日,周西成以“结党营私、图谋不轨、勾结共党、捣乱贵州”的罪名,下令解散贵阳达德学校,没收全部图书及教具,并于原址另办省立第二小学。1929年8月4日,私立贵阳达德学校在被解散一年后恢复。

1945年8月8日

谢六逸先生在贵阳逝世

背景:1945年8月8日,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贵阳人谢六逸在贵阳逝世,终年46岁。谢六逸先生的逝世,引起中国文坛“同声一哭”,众多文坛巨匠纷纷撰文缅怀,无不为痛失谢六逸而顿足惋惜,有茅盾的《忆谢六逸兄》、郑振铎的《忆谢六逸先生》等。

1952年9月6日

周西成铜像被拆除

背景:1952年9月6日下午2时,根据贵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将位于今喷水池的周西成铜像拆除。周西成铜像是民国18年(1929年)10月在已拆老城北门月城原址修建的,此后贵阳便有了“铜像台”的地名称谓。铜像台拆除后,始有今名“喷水池”。

1981年8月20日

数学家华罗庚在贵阳讲学

背景 :1981年8月20日,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应贵州省政府的邀请,来到贵阳讲学。在省府礼堂,省、市共3600多人听取了这场名为«我在应用数学方面的一些体会»的报告,可谓盛况空前。

政史教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第三方公正检验;市场营销能力;外部检验

随着我国加人WTO,质检机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出现了许多社会中介服务组织,这些中介服务组织主要任务就是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服务,质检机构正在不断转型为社会中介服务组织。中介组织在当前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的行为特征是第三方公正检验。第三方公正检验有两层涵义,即中介检验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前者是指检验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依附于任何组织和个人,以其精良的技术装备及崇高的信誉,根据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和客户委托的协议标准对产品进行检验。具有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性的特点。后者特指国家依法设置和依法授权的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各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站)、以及其他部门级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以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对产品质量进行检验,是政府了解质量信息的一种途径,是技术监督执法的保障机构。

1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开拓创新,是质检工作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发展观。全国质检工作会议指出,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落实到质检工作中,是我们质检部门一项长期、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贯彻落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的紧迫感和自觉性。能力建设的内容很丰富,其中创造力的培养非常关键,它是我们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特别是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开拓创新的必然要求,是质检工作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市场经济体制下,走向市场,加强市场营销能力,是新形势下质检机构发展的必然方向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和存在都必然接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受日益完善的法律的保障,质检机构的发展和变化,也同样离不开这一规律。我国的质检机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基本上是为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服务的。其职能为官方性质,由国家财政拨款,工作任务也长期依附于政府部门的授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日益加强,行政干预日益削弱,市场规律调节机制逐渐成熟起来,因此,由政府赋予质检机构的检验任务会越来越少。面对这种情况下,质检机构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在完成政府授权的同时,积极地面向社会,走向市场,加强质检机构的市场营销能力,深入开展第三方公证检验,以高质量的服务,建立自己的信誉。因此公正性、独立性、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性的第三方检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质检机构发展的必然出路。

3从国外质检机构的发展历程看,质检机构进入市场之路是大势所趋

纵观世界上一些著名检验机构的发展史,不难看到,无论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如何发展,它们始终以第三方公正检验的身份,保持其公正性、独立性、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性,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不断顺应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完善自己,长久不衰。如瑞士通用公证行SGS、美国保险商试验所UL、英国天祥检验集团ITS等均有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这些著名的检验机构均为非官方或半官方的独立机构,充分体现出第三方公正检验的特点:具有独立的法人,不受任何来自经济、技术和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上压力的影响,以保证其自身的独立性,其所属分支机构实验室遍布世界各地。随着我国加人WTO,质检市场已经对外开放,国内的一些大城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外质检机构入驻,质检机构面临着严峻的竞争挑战。

与上述属性机构并存的还有国外官方法宝的检验机构,这些机构代表政府行使各种产品质量检查和监督工作,如同我国当前的检验机构。如法国农林工程和水管理中心、瑞典的农业机械试验所等,虽然政府授权了部分检验任务,但是仍需走入市场,进行第三方公证检验,加大市场营销能力,来维持机构的生存和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无论哪种属性的检验机构,只有进入市场,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以其公证、独立、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的第三方形象,逐步树立起自己的信誉,才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4质检机构应开拓创新,培养创造力

要以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发展观为指导,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勇于开拓,积极创新。开拓创新精神是产生创造力的前提和依据,创造力体现在创新过程与成果之中。把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贯穿到质检工作的实践中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执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要创新,就要勤奋学习、善于思考;要创新,就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创新,就要勇于实践、锐意进取。既要善于把党中央的精神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又要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化对开拓创新、培养创造力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开拓创新的意识,提高开拓创新的本领,加快开拓创新的步伐。

质检事业近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全系统广大干部群众的开拓创新精神,体现了他们非凡的创造力。要做到以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发展观统领质检工作,以服务经济、促进发展为目标,加强把关服务能力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按照规范化、法制化、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化的要求,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质检工作体系,为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这就更加强烈地呼唤开拓创新的精神,更需要培养和提高创造力。全系统的同志要始终保持开拓创新、锐意改革的精神状态,思想上不断有新的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的创造,永不自满,永不懈怠。

不断提高开拓创新的能力,就需要在实践中培养和提高创造力,就要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可否认,目前仍有一些同志对质检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分析,对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新做法反应迟钝,抓工作满足于程序化的固有做法,习惯用老经验指导工作,用老套路抓落实,用老办法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要具备根据情况变化灵活调整监管方式的能力,不断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要紧随世界质量和技术发展的趋势与潮流,不断提高把关的针对性和把关效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不断在理论、制度、技术、方法等方面有新的突破、新的改进、新的提高、新的作为。

5借鉴商品经济学的营销策略去进行市场开拓

面对广阔的服务市场和空间,质检机构作为市场中的独立个体,它向社会提供了自身的服务——质检劳务,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可以向客户提供检测报告或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服务,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是一项新型的服务产业。它以物化了的密集型的知识及品牌参与市场竞争,既然存在商品及市场,就有必要去探讨营销策略。质检机构可以借鉴商品经济学的营销策略去进行市场开拓。

政史教案范文第6篇

需索,抵作教堂。此等情事,如何不令百姓怒目耽耽,视同仇雄,而激生事变?”1

西方宗教教义和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有巨大差异。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家庭、家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强调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儒家的纲常伦理和尊宗敬祖的思想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核心。而外来宗教反对崇拜偶像,反对祭祖尊孔,他们破坏佛像、毁庙建堂、干涉丧葬礼俗,严重构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挑战。

清政府对外畏惧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对内又必须安抚各阶层,以维护统治和天朝尊严,处境十分尴尬。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清政府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教案处理的方针和政策。

以下为清政府处理教案的一些方针政策:

一、以条约为据,持平办理

持平办理,是清政府最基本的处理教案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出台,表明清政府承认了传教在中国的合法性。但是,尽管清政府再三饬令,仍然有很多地方官员对此令采取漠视和抵制态度。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饬地方官于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办理一摺,前据该衙门具奏法国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康熙年间曾经准行,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妥为办理。兹据该衙门奏称,前次明降谕旨之后,复经该衙门行文各省遵照办理,各省地方官于奉文后,未尽认真妥办等语。着各督抚转饬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于凡交涉教民事件,务须迅速持平办理,不得意为轻重,以示一视同仁之意。摺内所请各节,均着依议行。”2中央政府还饬令各将军督抚等认真办结交涉事件,于1870年3月21日上谕:着各该将军、督抚、通商大臣等,严饬所属,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即认真查办,持平迅结。毋得仍前延宕,致外人得以借口。”3

二、迅速结案,力保和局

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反洋教斗争。认为这种斗争不能抵制洋教的扩张,反而会给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提供口实。他们希望案发生之后能够迅速结案,确保局势稳定。

为了督促各将军督抚迅速办理中外交涉事件,于1866年4月5日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法国使臣借兵要挟,渐不可长,请饬各省遇有外国案件持平速结,并请饬地方官于传教事件先事防维,列入考成及请饬江苏、福建迅办英国未结各案各摺片,览奏均悉。……着各该将军、督抚、通商大臣等,严饬所属,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即认真查办,持平迅结。毋得仍前延宕,致外人得以借口。”4总理衙门面对日益增多的教案,于1861年12月3日奉上谕:“着照所请,嗣后各该地方官于凡交涉习教事件,务须查明根由,持平办理。各地方官务当事公平,分别办理,以示抚绥善良之至意。”5

三、教案处理尽量地方化

鉴于西方列强借教案“挟制”清政府,清廷试图把教案的处理尽量地方化。在传教士看来,越是把纠纷交到两国政府间交涉,对自己越有利,而清廷的愿望则相反,交涉越地方化,越便于处理。地方官对洋教没有好感,为了不给外国公使借口,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采取比较隐蔽的手段,比如放任士绅从事宣传和组织活动。“地方官事前既不预为防范,事后又不速议了结,以致拖延愈久,要索愈多。”6地方官出于不得已而弛禁和保护洋教,但是官、绅共同的地方利益,地方官常偏向地方反教力量,甚至会借民众之手来反击传教士。中央政府常敕令地方官保护传教士、安抚百姓,避免教案的发生。“传教各案牵涉民人,即系地方官分内应办之事,乃积习相沿,因循推诿,日久不结,致令该国使臣借兵要挟。”7

尽管地方官不想执行保护教民和洋教的命令,但是迫于中央政府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袒教而抑民”。传教士处处袒护教民,每遇事端,纷争呈交官府,再由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指责清政府未照条约明文规定“保护”教会活动。若总理衙门稍有抗拒,公使就会加以恫吓:“清政府若不能保护,本国政府将设法自行保护。”8总理衙门苦于卷入地方的教会问题,便责令地方官尽量就地解决。地方官不得不“袒教而抑民”,教民“以身触法,得教士之庇而官不敢问,愈有以态其所欲。昔之仇官者又转而邀官,甚而挟制其官”9。教会、教民使清政府国内法制难以实施,成为治外法权外延下的特殊阶层。民众没有国家权力的保护,赤手空拳与教会、教民 对峙,其抵抗连连败北,如此积累的结果,使民之冤屈无以消解。教会势力也带给官员许多困扰:管理拥有特殊身份的教民十分棘手,内政动辄就成为外交,引起重大交涉;教案办理妥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官员的仕途。长此以往,官员在国家民族大义和个人切身利益问题上,多卑躬屈膝,少仗义凛然,政府官员在长期的教案处理中,逐渐由前期的强硬转

为后期的软弱,以至于后期唯恐避之不及,谈教色变。

四、既惩处又袒护地方官员

最初清政府并不愿意因为教案而主动处罚官员,但为了解决棘手的中外交涉问题,防止再因教案与列强政府正面交锋,只能牺牲官员。光禄寺卿薛福成向皇帝奏陈处理教案的办法中有一段话,正是说明了这种不得已:“至办理此案,当先有一成不变之规模,如彼责辑凶,多诛一匪徒,在我不为无益,可允也,而罪必求其当。彼索赔款,多认一偿费,在我尚无大损,可允也,而数必求其核。即彼欲以不肯保护之咎,株连印官,苟察其平日玩视民事,政声较劣,亦可允也。但须乘彼未甚催促,予以撤调处分,自足折服远人之心,而泯其吹求之见矣。惟彼倘籍护教之名,迫我以不能行之事,或欲别订章程,隐收权利,且使彼教日益恣横,自当坚定以拒之,镇静以应之。”10对地方官员的处罚,也是清政府为了维持大局稳定的不得已之举。

又如武昌教案发生后,清政府不愿意主动处罚江夏县令,但是几经交涉与抗争,最终还是妥协了,只是手段不是削除其官职而是罚款。对于辰州教案,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奏请中央要体恤办理教案的官员:“湖南辰州府教案,毙两英教士,情形甚重。……,闻沪英总领接英廷电,意欲重惩巡抚,窃思湘省民情强悍,至今风气未开,较他省尤为难办。湘抚俞廉三在湘察吏恤民,防边戢匪,廉洁公平,精勤稳练,实为难得。其调和民教,实已不遗余力,且已拿获多匪。辰州距省太远,岂能责巡抚以不能预防为咎?若动辄谴及疆臣,实于国体内政有碍,想军机处或须俟查办详细情形奏到,再行请旨,极是慎重办法。”11

当较大的教案发生时,列强都会要求惩处办案不力的地方官员,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妨碍传教事业的人。清政府通常都会屈服于列强的压力,而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办。但这种惩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必须有一定的底线。

结语:晚清时期发生了许多教案,列强以此为由与中国政府交涉,并提出诸多要求,如割地、赔款等。清政府畏惧列强的武力、拘束于条约义务,对此持应付态度。随着案情的发展日益严重,清政府开始正式教案对内政安定和外交局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希望地方官能迅速了结、持平办理,缓解清政府所面对的内外交困的境况,但是情况却是越来越糟。总之,清政府处理教案带有强烈的“弱国外交”的色彩,虽然清政府竭力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中外实力的差距以及半殖民的社会现实,决定了清政府肯定带有迁就妥协的一面。

参考文献:

[1](清)徐家干辑《教务辑要》卷2,湖北官书局刻本,光绪24年。

[2]、 [8]、[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 大学历史学合编《清末教案》第二册[M].上海,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662页、764页、492页。

[3]、 [4]、[5]、[6]、[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一册[M].上海,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216页、764页、521页、205页、764页。

[7]、[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三册[M].上海,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13页、454页。

[1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二)[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民国六十三年,第604页。

政史教案范文第7篇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为指南,认真贯彻上级有关实施素质教育的精神,按照学校工作思路和目标要求,立足于课堂教学,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坚持教研教改为基础,抓好过程管理,发挥好教研的先导作用,深入开展教学科研活动,不断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技能,走“教研兴教”、“教研兴校”之路,努力开创我校教研工作的良好局面,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工作目标

1、做好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探索工作,整合学校教育资源,转变教育观念,拓宽教学辅助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师的教学能力。

2、做好课改的准备、指导和服务工作,为教师们的课改工作提供条件。

3、做好已申报课题的研究、相关材料搜集、整理工作和结题参评的准备工作。

4、抓好常规教研工作的督查和管理,主要做好教师教案的审签和检查工作

三、组织措施

(一)加强对全校教研工作的督查和管理。

主任:张敏

教研员:楚开胜、何舟平、陈青兰、常登俊、许宏魁(兼)、陈正虎(兼)、刘昭(兼)、吴天枢(兼)、李海(兼)、何胜山(兼)、

(二)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增强教师队伍的教研教改意识。

(三)在校内组织中青年教师教学比武活动,开展说课活动,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四)组织课题成员对已申报课题进行讨论,并组织实施。

(五)选学科骨干教师外出参加业务学习培训,交流观摩和各种教学竞赛。

(六)给教研室添购电脑、打印机等与教研密切相关的设备。

(七)进一步落实常规要求,促进教研工作。

(八)激励教师积极撰写论文,参加论文的评比,切实加强教师理论和实践的整合。鼓励教师总结教学经验,要求每位教师每学期写出至少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或教学设计典型案例、教育教学随笔,并积极向各级报刊杂志推荐。

四、主要活动活动安排

1.各教研组制订教研计划。

2.做好课题组研究实施工作。

3.组织教师学习研讨《新课程标准》。

4.做好教研常规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5、组织中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6、组织个别年级部分学科抽考工作。

7、组织部分年级学科说课。

8、组织部分老师做好期中、期末考试试卷的组织工作。

9、组织青年教师的说教工作。

10、撰写教研工作总结。

五、教研员分工

张敏负责小学科学,社会,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的教案的检查和申签工作。

常登俊负责小学语文等学科教案的检查和申签工作。

刘昭负责小学数学学科的教案的检查和申签工作。

楚开胜负责中学政,史、地等学科的教案的检查和申签工作。

何舟平负责中学语文学科的教案的检查和申签工作。

陈青兰负责中学音、体、美、信息技术等学科的教案的检查和申签工作。

陈正虎负责中学数学学科的教案的检查和申签工作。

许宏魁负责中小学英语学科的教案的检查和申签工作。

政史教案范文第8篇

一、教案反思

当教师一定要写教案,这样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但教案可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教学要求和不同教育对象的水平不断修改和调整。一课好的教案应有知识的系统性、结构的合理性、提纲的科学性和一定的创新性。我每上一课后就会针对教案作一些修改,有的微调,有的改动很大,甚至是颠覆式的。我在这里仅举一例:新课改历史必修2第18课罗斯福新政。教材提供了三个内容,分别是:临危受命;实施“新政”;摆脱危机困境,既新政的背景、内容、影响。我第一次讲时就是按这样的顺序来讲的,效果一般。下课后,我把教案稍微修改一下,把第17课最后一个主题“自由放任”政策的失败加入本节来讲,这样知识更系统了,对胡佛和罗斯福两个总统两种政策、两个结果进行的鲜明对比,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效果很好。

二、教学过程反思

教学过程是展现教师教学水平的最重要环节,教学过程安排的合理不合理,不仅证明你用心不用心,更能体现你的责任感和基本素质。尽管我课前充分备课,反复推敲教学设计,努力使教学过程完全按我意想的进行,但在真正的教学实践中难免有不足,所以教学过程的反思就显得很有必要。如在讲“罗斯福新政”时总感觉知识面有点窄,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后来我在教学过程中加入了这些内容:“罗斯福毫无悬念地在大选中获胜,请问美国总统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学生争论不休,我给他们仔细解答后,进一步问:“美国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来管理国家政权?”慢慢把学生引向必修1第8课“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的相关内容,学生的思维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进而我又问:“现任美国总统是谁?”学生的思路就叉回到了现实。这样不仅巩固了已学知识,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培养了学生的知识联系能力,打开了学生的思维闸门。

三、教学方法反思

常言道:教无定法。这话一点也不假,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到前几年运用课件展示再到现在新课改要求进行探究式教学,我深有感触,这些教学方法各有千秋:填鸭式教学的优点是教师控制课堂的能力强,知识系统完整,但缺点是教师“满堂灌”,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和人文精神;利用课件的优点是教师在课堂较轻松,教学内容多,资料丰富,也有一定的互动性,缺点是给学生的思考空问少,过多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应接不暇,课后效果并不理想;现在的新课改其优点比较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可分组讨论,可合作学习,甚至可演历史短剧,真正把学生调动起来了,培养了学生的探究能力、合作能力、课下自学能力、课堂上的表达能力等,但也有一定的缺点,如学生有可能缺乏扎实的基础知识、教师不易控制课堂等。我根据教学实际,不断进行教学方法的反思,这几种方法或单独运用或混合运用,力争达到最佳效果。经过这几年的实践,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得心应手了。

四、教学效果反思

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坚持写教学日记。每一节课后我都会给自己的教学效果打分。打分的标准就是本节教学目标是否实现,基本知识是否掌握,课堂气氛如何,学生互动性怎样,等等。刚参加工作时,课堂效果大多一般,良好的都比较少,优秀的基本没有,甚至还有相当多的不及格。我并没有气馁,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给自己定努力的目标。并从最基本的做起,如语调的高低、语速的快慢、课堂上的表情变化、姿势手势、如何传授基本知识、如何让学生“动”起来等,都精心设计、不断完善。经长时间的磨练,再看现在的教学日记大多都是优秀,良好的都较少。更不要说不及格了,与初登讲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注意教学信息的反馈

政史教案范文第9篇

关键词:晚清;川东教案;运行态势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6015808

运行就是周而复始地运转,态势即状态和形势。教案四川居多,尤以川东——大致相当于今重庆市①最多最严重,川东实教案高发区或曰重灾区,川东教案就是晚清教案的缩影,考察川东教案的运行态势——目前还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将使我们对川东教案的全貌,特别是其严重性有进一步的印象。

一、经年累月,间见层出

据台湾学者陈银昆统计,1860年到1899年,共发生811起教案,四川以117起居首位 4,24。据隗瀛涛、王笛统计,1861年到1910年,四川共发生127起教案,其中,重庆府以33起居首位,酉阳直隶州12起,夔州府4起,忠州直隶州3起,川东两府两直隶州52起,而成都府、资州和打箭炉厅等其余18个府直隶厅州75起②。实际上,川东仅重大教案就有12起,一般教案61起,这还不算尚待进一步查证的15起大足教案和一些特殊教案。

如果从1860年或1861年算起,则1861年大足教案1151、石砫教案、涪州教案以及长寿教案就是晚清四川最早的一些教案1131-1132。此后,川东教案,特别是大案一直不断,计有1863年重庆教案、1865年酉阳教案、1868年酉阳教案、1873年黔江教案、1876年江北教案、1876年涪州教案、1886年重庆教案、余栋臣第一次起义、1898年江北教案(医馆案)、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901年綦江教案以及1907年开县教案。也就是说,在陈银昆所谓晚清民教冲突的各个时期③川东都有重大教案发生,而四川其他区域只有1895年成都教案以及1905年巴塘教案。在晚清教案始发地江苏,自1891年长江教案后再未发生重大教案237、240。而川东就是到1907年,“开县承红灯教之余孽,教会辄遭焚掠”,也是一起重要教案,在李时岳《反洋教运动》一书中,四川最晚的“闹教”事件即此次开县教案 96。

陈银昆认为,如果其他情况相同,则持续时间越长,案件越严重,如果以大型事件为标准,晚清663起教案的83.86%发生在1天甚至几小时或几分钟以内 17-18。而川东教案动辄成年累月,按时间论,1863年重庆教案3天 1191,1886年重庆教案20多天 984,1876年江北教案至少三四个月1876年4月7日(光绪二年三月十三日)开始,按教会提供的材料,大规模的烧杀抢掠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年五月上旬,零星的反教行为甚至见诸闰五月到八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1975年版,第1135-1172页。《清末教案》第4册,2000年版,第396页。 ,同年涪州教案半年 1192,1865年酉阳教案7个月 1221,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0个月 80、98,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断断续续两年 1478、1608,1868年的酉阳教案也有两年 1080、1122、1169-1175,1884年綦江教案这样一起普通教案亦持续数日17。

二、无处无之

据台湾学者林文慧考察,福建教案以闽南为多,占47%,闽西无教案 214。在隗瀛涛和王笛的统计中,龙安府、茂州和叙永厅也没有教案。而川东各地几乎程度不同地都发生过教案。

重庆府教案。重庆,包括巴县,除1863年和1886年两次大案,在1862年、1876年、1895年、1896年、1899年、1900年、1901年、1902年、1907年、1909年和1910年还发生过14起教案1862年、1876年、1896年、1899年、1901年、1902年、1907年各教案分别见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8页、第377-378页、第48-76页、第547-548页、第690页、第142-143页、第146-147页。1895年、1909年、1910年各两次教案依次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478-479页、第490-491页、第150页、第156页、第163页、第166页。1900年教案,陈攸序《袍哥唐廉江与辛亥重庆“反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352页。 。大足除余栋臣两次起义两次大案,在1861年、1886年、1888年和1899年还发生过教案1886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第984页。1888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第1516页。1899年教案,李永翘《爱国画家张善子先生传略》(一),《四川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1940年10月,在接受《益世报》记者采访时,张善子自己不无夸耀地说:“四五岁时我固然常到天主教堂去玩,但十七八岁时,我却曾带领了二百余青年,打教堂,著名的大足教案便是我闯下的。”《虎痴访问记》,《益世报》1940年10月6日。 。江北除1876年和1898年(医馆案)大案,在1874年、1879年、1886年和1898年(响应余栋臣案)还发生过教案1874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004页。1879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第770-771页。1886年教案,《四川基督教资料辑要》,第482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大足文史资料选辑》(二),第88页。 。涪州除1876年大案,在1861年还发生过教案 1131-1132。长寿除1861年教案、1899年教案,还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1899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1980年版,第1305页。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第759页。 。綦江在1884年和1901年都发生过教案 693-698。永川除1894年教案,还响应过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894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第1638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76页。 。合州除1869年教案,还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和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869年教案,《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299-300页。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123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74-1275页,第1267页。 。荣昌既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也响应过余栋臣两次起义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60页。响应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第1457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58页。《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18-519页。 。璧山既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也响应过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1123页,第4辑第2册,第760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76页。 。铜梁既响应过1886年重庆教案,也响应余栋臣两次起义响应1886年重庆教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第984页。响应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第1457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22-525页,第528页。 。南川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60页。 。江津响应过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328页,第1276页,《民国江津县志》卷三,清。 。定远今属四川,也响应过余栋臣第二次起义 1329。这就是说,重庆府所属都发生过教案,且集中了四川绝大部分大案

夔州府教案。除1907年开县教案外,1895年万县发生教案 1725-1726。奉节除1908年教案,还响应过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908年教案,《重庆宗教》,第261-262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79页。 。1890年7月,“奉节、巫山、云阳一带,有以匿名揭帖沿路张贴,毁谤西人者”,法国天主教川东副主教白德理要求查禁 328。只有大宁,即今巫溪县没有发现反教行为。

忠州直隶州教案。丰都除1864年教案外,还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1864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3册,第1203页。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60-761页。 。梁山即今梁平,1900年发生教案 669。垫江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60页。 。忠州无教案之名,有教案之实 320-321。

酉阳直隶州教案。酉阳除1865年和1868年两次大案外,1863年、1864年和1876年还发生过教案1863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3册,第1204-1206页。1864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201页,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 。黔江1873年发生大案。彭水在1864年、1869年、1876年、1901年和1911年都发生过教案1864年教案、1869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175-1177页。1876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60页。1901年教案、1911年教案,《四川基督教资料辑要》,第536-537页。 。秀山除1868年教案,还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1868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172页。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59页。 。州属全都发生过教案,并有3次大案。

石砫直隶厅在1861年发生教案《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3册,第1131页。而教会称,石砫抓住4个教民殴打,《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3册,第1133页。 。

绥定府所属城口厅未发生教案。

1874年6月,川北道潼川府遂宁县花岩场发生教案。由于花岩场后归民元始置之潼南县,此次遂宁教案也可视为潼南教案 1091。今武隆时属涪州,1876年涪州教案染之 1192。

可见,川东只有大宁和城口未发现任何反教行为。换言之,在今重庆市范围内,只有巫溪和城口未发生教案。

三、一夫夜呼,狂走相应

陈银昆认为,如果其他情况相同,参与人数越多,显示教案越严重。依其大案统计法,663起教案中的43.14%为10人以内之小案件,其中,仅1人者达11.76%,可见大部分教案公众所受感染不大 72-73。而川东教案动辄成千上万人参与。

1863年重庆教案,陈桂林等“纠结兵勇痞匪约计千余”分队四扰,劫后演戏治酒,“每日设席百桌”1167-1168。1865年酉阳教案,冯仕银、张佩超等“督率数百人”掳掠城乡教民,“各街传闹如狂” 1221,“几于阖邑风从”1054。1868年的酉阳教案,先是1867年4月,“彭匪”庹元双等人“统带千余人”到酉阳捆捉萧教士至火石垭,并烧抢教民 1203,1868年5月,传教士覃纯卿“发所蓄养匪徒千余人”至张佩超家报复,1869年3月到4月,又“带领黔省在逃叛逆李志高及徐、庹、周、张各匪二千余人”在核桃园等地奸淫掳掠《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225-1226页。覃纯卿,《晚清教案纪事》第63-67页作“谭纯卿”,有误。 。1876年涪州教案,打教队伍“数千,头裹红白巾”,拥至州城打毁教堂、教民房屋 1192。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振臂一呼,聚者数千”大事记。1886年重庆教案,50余团3 000余人至白果树教堂“滋事” 988,教案开始那天,甚至有约10 000人参与 162。1876年江北教案,陈子春等“纠集四十八场痞党数千有奇”,拥署请示打教 1133。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不到10天即募6 000余人的队伍,最多时有万人,被陈银昆视为6个数万人参与大案之一不到10天募6000人,《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大足文史资料选辑》(二),第81页。最多时上万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期,第135页。陈银昆把它视为数万人参与之案件,依据即波及28州县,《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第73页。 。1898年江北教案(医馆案),“城乡团众齐至” 740。1907年开县教案,“数日裹胁众至数千”966。所以,像1873黔江教案这样的大案,100多人“撞遇”传教士 996,实为罕见。甚至一些一般教案,如1879年江北教案,牵动“四乡”771。

陈银昆认为,教案通常呈“点”状分布,一旦表现为“面”,即意味着很严重,“面”越宽越严重,依其统计,663起教案中的97.44%仅限于1县之内,甚至几平方公里《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第19-21页。他在第21页表中所用统计单位是县,但当页文字说明是州县并列,第11页关于教案的单位问题,也说明“通常仅以一州县为限”。 。而川东教案却多呈“面”的表现。

1865年酉阳教案,在法国公使柏尔德密看来就是1864年冬彭水教案“蔓延至于酉阳”的结果 1217。而1868年酉阳案发,彭水又“匪类蜂起” 1176-1177。1886年重庆教案,“铜梁大足等处纷纷打毁”984。余栋臣第一次起义,荣昌被“攻击”,铜梁被“抢掠焚毁” 1457。1876年江北教案,波及涪州、巴县、南川、荣昌、壁山、垫江、长寿、丰都、酉阳、彭水和秀山,“甚至殃及川北邻水内江等处”1228。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波及全川37州县和1个土司吕实强:《义和团变乱前夕四川省的一个反教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版,第122页。陈银昆认为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波及28州县,且只有此案与1895年成都教案波及28州县,《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第21页。 ,这还不算湖北长乐、利川、长阳、巴东,湖南澧州两湖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的一些情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7辑《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牍)》三十六,文海出版社,第11257-11278页。 以及“滇匪”彭大川的响应两湖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的一些情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7辑《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牍)》三十六,文海出版社,第11257-11278页。“滇匪”彭大川的响应,祝世德《民国续修筠连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6辑,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601页、第576页。 。此外,1907年开县教案也是“扰及三县” 967。所以,吕实强在论述1863年和1886年重庆教案时就认为其规模之大,不论参加人数,打教范围,还是持续时间,除贵州外,其他地方“均罕与伦比”469。

此外,教案“前呼后应”之势甚烈。1886年重庆教案明确表示“学江北那年打出打进”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 China,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Correspondence,F.O.228:961. 。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檄文历数“酉阳打于前,贵州杀于后,白果巷夺其巢穴,重庆府毁其房廊。江北创先陈子春,马跑受害雷健候” 123-124,显示重庆教案、酉阳教案、江北教案、大足本地教案以至贵州教案影响的痕迹。余栋臣第二次起义, 1898年3月江北教案反教领袖之一的袁海山进言,“君能幸免官兵剿杀者,无非有华芳济在耳。若芳济朝出,则大兵夕至”,余栋臣遂坚不合作 511-512

四、视生命财产如儿戏

陈银昆认为,一起教案可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之行为方式,这样,可得教案的行为方式1 474次,其中,生命损失132次,财产破坏510次,无生命损失亦无财产破坏832次,132次生命损失共死亡3 563人,含平民1 903人,教民1 598人,外国传教士及其眷属56人,中国传教士6人,“生命损失一项,因人命关天,最能代表教案之严重程度”依陈银昆综合统计,《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第59-64页。 。

而生命损失大部来自川东。1868年酉阳教案,平民死亡1 620人,教民死亡476人 63,并杀死法国传教士李国。其他各大案,1863年重庆教案,杀死教民刘金光 1167。1865年酉阳教案,杀死法国传教士邓某房东何魁和法国天主教川东副主教玛弼乐 1221。1873年黔江教案,杀死法国传教士余克林和传教士戴明卿 996。1876年江北教案,“命案二十六起”,同年涪州教案,“命案十六起” 1350-1352。1886年重庆教案,11个平民和1个营勇死亡 989。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教民报称被杀十二命” 1572。1898年江北教案(医馆案),杀死教民唐希夷 740。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仅华芳济记载,劫持他时就杀死其厨师及一教民,后来,又杀死传教士黄用中和其助手唐某、一新婚男子、一“半受洗”者、“一吸烟人”、大足教堂厨师以及荣昌某 518-528。甚至1864年彭水教案,“杀毙刘教士等数人” 1176。1899年长寿教案,“杀害安分教民一人” 1305。1900年梁山教案,教民陈万来殒命 669。1908年奉节教案,传教士丁大升遇害 [21]261。此外,1874年遂宁(潼南)教案,教民范洸佶与胡有绿被杀 1091。总之,即使除去梁山与奉节两案,川东教案生命损失已占132次教案生命损失的1/10,中国传教士的50%,总人数的一大半,这还不包括官军弹压教案时的杀戮——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拾万场一战,“阵斩匪党三十余人” 1608,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官军攻打玉龙时,“村中居民不及避,被戮多多,遗尸一百三十三具” 528。开县教案,“官兵洊至,杀人数百”第1期。而江苏教案,除了初期有一法教士被杀外,皆未发生命案 239。

杀人手段极其残忍。1863年重庆教案,杀死刘金光,“报验领埋,又被恶等抄尸剥衣,抛露骸骨” 1167-1168。1876年江北教案,“斩决唐昌久,炮烙黄节耀、冉伍氏,支解董大顺。见涕淋,闻胆裂”1134。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有10个教民被“将尸身支解” 1452。1868年酉阳教案,教民王学顶等人将段玉阶“磔为万段”,把何廷宴倒悬树上,多人“各较一炮”,以刀点心,“复截其头首,剁其四肢”,另有20人备极捶楚之后,亦遭“骈戮丢坑”。1869年1月2日,“杨贞廷手截李教士之头,抛掷火中”。同年3月到4月,覃纯卿伙同李志高报复,支解秦心元等6人,灌油点灯黄老万,复“杀死二百余人,尽行刳去心肝下酒,宰去腿股,作为肉干,人无全尸”。何大发一家及亲族被教民刘明钊等人杀死20人,其妻子何李氏甚至被致死。而在此次教案中与何李氏同样命运的尚有赵杨氏、刘赵氏和任李氏《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204页,第1209页,第1120页,第1226页。其中,何大发一家遭遇,《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354页。“杨贞廷”,有的地方如《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239页又作“杨桢庭”。 。在此,我们看到了“爬行哺乳动物似的杀人冲动”[22]51。

财产破坏更恨不能烧光、抢光。1863年重庆教案,甚至把道辕与县衙之间教民店铺“挨户毁劫”,“如遇妇女,剥衣摘饰,违则刀棒频加”,闹事三日,“打毁七十余家”1167、1191。1865年10月,据法国天主教川东主教范若瑟称,两年中,丰都、彭水和酉阳“三属教民被抢者二千七百余家” 1222。1868年酉阳教案,平民“被焚房屋八百三十二间”,教民“四百一十五间”,千余教民将尖山子等处60余里人家“所有钱谷牲畜衣物,一并抢去,并该地逃避不及妇女数十人” 1118、1206-1207。1876年江北教案,迭毁“教民二百余家”,甚至掘地数尺,“或者是为了更好地发泄他们的仇恨,或者是为了在那里寻找财宝”《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134页,第1115页。《清末教案》第4册,第398-399页。 。同年涪州教案,一开始就“抢毁”教民200多家,后来,又“劫毁”州城教堂 1192。1886年重庆教案, 2 000中国教民的屋舍、店铺和农田被盗或破坏 160。余栋臣第一次起义,被焚教民人家,官方“报称一百数十家”,“教堂报称二百余家” 1572。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有指一教中屋者赏钱五千,擒一在教人赏银四十两”,教会和教民财产损失愈400万美元《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22页。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 p355. 。1 900年梁山教案,张春霆等人先对教民陈万来家放火,接着将陈万来及其两个儿媳和一名小孩劫至团长家,勒银1 600两,陈万来允次日给银600两,遂被乱刀杀死 669。在涪州教案中,有人甚至“自带天主教书本,如将民家打抢,就将自带之书诬民习教” 1231。

这就难怪1876年江北教案,3 000多教民逃亡重庆《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350页,《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第758页。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20 000多教民无家可归 [23]355。1868年酉阳教案,平民“逃往黔楚者数百家” 1224。难怪每一次大的教案都有一笔巨额赔偿,计1863年重庆教案150 000两1211,1865年酉阳教案80 000两《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064页。不包括勒罚张佩超20,000两,《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165页。 ,1868年酉阳教案30 000两 1231、1234、1243,1873年黔江教案40 000两 1088,1876年江北教案29 000两 1350,同年涪州教案10 000两 1352,1886年重庆教案261 570两 1386,余栋臣第一次起义50 000两 1580,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 186 100两 1325-1330,1907年开县教案21 980两 纪闻。另外,1898年江北教案6 400两 [25]486,1900年梁山教案3 000两 671。其中,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是义和团运动前赔偿最多的一次教案 163。而江苏教案共赔偿约90 000两 240,教案共赔偿5 262 758.26两162。

五、动辄兵戎相见

白德理在致国内一位同行的信中这样描述1876年江北教案:“当在城内再不剩任何可以供糟塌和抢劫的东西时,暴徒们便分散在乡间。他们带着火枪和扛着飘扬的旗帜行进,就如同在正规的战争中一般。”[26]399而这样的场面在川东教案中并不鲜见。

两次大案以起义形式出现。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正如起义檄文所言:“大举龙水镇,沧州马跑场,……此呼彼应,义士来自东南西北,担粮馈响,妇女亦送箪食壶浆。军声大振,教民远逃。” 124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止两日龙水镇成为兵山一座” 511,起义队伍和官军是一样的编制,军器有刀枪、长矛、抬枪、牛儿炮和猫儿炮,常驻营五六千人,随时“四出打教堂,借粮食”,部分人可回家生产,遇事鸣锣,立刻归队 135-136,百姓“献刀械者有之,纳银钱者有之” 520-522。1907年开县教案,“初以打教堂为名,数日裹胁众至数千”,对开县、万县和新宁县均形成攻城之势 966,实际上也是一次起义,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一书中就视为一次起义[27]118、125-130。

其他各大案也像打仗一样。1863年重庆教案,“兵勇痞匪约计千余,纷纷执械” 1167。1886年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雇100多人在家防守,“闻门外人声喧沸,即令各持刀棒跃出,不问情由,不分良莠,逢人乱杀,计伤毙十一命,受伤二十二人” 978。1876年江北教案,“枪炮震地,旗戈遮日,……恍若寇临,例同大变” 1134。同年涪州教案,“匪数千,头裹红白巾,扬旗鸣炮,拥至州城”,劫毁教堂、教民房屋 1192。1865年酉阳教案,冯仕银、张佩超“督率数百人,各执军器旌旗枪炮”,掳掠城乡教民 1221。1868年酉阳教案,张佩超等人引贵州“号匪”数百人以为外援,筑营垒,覃纯卿亦引贵州“叛逆”李志高以及“徐庹周张各匪二千余人”以为外援,并自称统兵大元帅,购买火药,制造枪炮、军衣,“演操喊号” 1174、1117、1206、1224-1226、1205。1901年綦江教案,陈秀俊率众用炮轰开萧际云大门,并“持械抗官,轰伤练勇”697、694。

川东教案中,民团成为中坚。1863年重庆教案,“兵勇痞匪约计千余,纷纷执械,移时道县围队,皆执枪刀齐集”1167。1865年酉阳教案,被控主谋冯仕银,“连年办理该州团防总局事务” 1063,张佩超为营千总团首。1868年酉阳教案,李鸿章明确说是“教民团民互相”仇杀 1165,王文杰认为此次教案反教阵营加入“两种新份子:一是团民,一是黔匪”[28]54。1873年黔江教案反教领袖杨万象是团首,李渊树也是团局头目,所以,教会指控县令“桂衢亨主谋戕教局绅同谋首凶”958。1876年江北教案,“四十八场痞党数千有奇,驻扎青草坝,排队进皇城” 1133。1886年重庆教案,“五十余团,约有三千余人”到白果树教堂“滋事” 988。1898年江北教案,“城乡团众齐至厅署,勒保已获之犯” 740。

所以,政府不得不频频调集军队弹压。1863年重庆教案发生后,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令蒋玉龙进驻重庆,而将保甲局所属之练勇800人调赴叙永一带。1868年酉阳教案发生后,除地方文武募勇调团,崇实又令裕字营前往,击退“外匪”,兜围打教头目刘幅 1115。1886年重庆教案,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调千名营勇到重庆巡防。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暑大足县令桂天培督团接仗,“右膀被炮轰击” 1068。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竭一省之兵力,始得次第肃清” 810、910。1901年綦江案发,“两省兵星夜纷至” [29]兵事。1907年开县教案,“设非防军赴机迅速,其害岂可胜言”967。

六、祸局未终,外交已起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从1860年到1900年,几百起教案,“其中至少有50起需要最高级外交当局来决” 188。而川东各大教案,甚至一些一般教案都要引起严重外交纠纷,所谓“祸局未终,外交已起” 第1期,一点都不夸张。

1865年酉阳教案,还没到玛弼乐出事,法国公使柏尔德密就要求总理衙门转饬四川官员“速行查明” 1217。1886年重庆教案,10日内,英国公使华尔身“转达”总理衙门 933。余栋臣第一次起义一个月,法国公使李梅要求总理衙门“电查” 1449。1907年开县教案,不到10天,外务部致电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顷准英使函称”,开县发生教案,“请查明声覆”960。即如1895年万县教案,一个多月,英国公使欧格讷照会总理衙门,“万县地方出有教案”1725。

据林文慧研究,福建教案发生后,多由领事与福建当局交涉,仅3起由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即使教案最多的英国,亦仅半数由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 220。而川东教案,大案甚至一些一般案件皆由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1863年重庆教案,柏尔德密陪同范若瑟到总理衙门“面诉” 1173。1865年酉阳教案,玛弼乐遇害后,法国临时代办伯洛内照会总理衙门“毋复稍延,特将此案严肃办结” 1220、1230。1868年酉阳教案,法国公使罗淑亚先提出四项要求,限期结案,接着又提出五项要求要挟,包括钦派大员办理此案,调四川总督吴棠“进京审问” 1086、1092。1873年黔江教案,法国公使热福理直指“桂衢亨主谋”,局绅同谋,并敦促总理衙门“函致各省大宪,饬令地方官平日先事预防,免致有川省等事”,署公使罗淑亚又迫使总理衙门允许参赞赫捷德入川查办《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963页,《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1册,第65页,《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039页。 。1876年江北教案,法国公使白罗呢照会附送法国传教士常保禄诉状、被害教民姓名和被告人姓名以及范若瑟奏疏,声称“若不认真根究,诚恐别滋重案”。同年涪州教案,又函送教民赵泰顺诉状、教民受害清册以及范若瑟奏疏,以便总理衙门“明白川东情形” 1133、1191。1886年重庆教案,英国公使华尔身除及时“转达”总理衙门,又鉴于“此事确因重庆府考试武童而起”,要求“于他省居住洋人之处,倘遇类此考试之事,早行饬知地方官设法预先防范”934。法国署公使恺自迩以“我国人民无故遭此一番扰害”,要求速饬地方官“迅即持平秉公完结”,法国公使恭思当指责“地方官竟将罗元义非法敲打甚重” 932、982。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法国署公使林椿除面递法国传教士彭若瑟报告,又照会“将匪等严为处治” 1455-1458。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法国公使毕盛两次到总理衙门称,“余蛮子事,总须兵力收功,若不用兵,断难了结”。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书中仅华芳济被劫持案的文件即有19件《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88页,《清末教案》第4册,第12-21页。 。1898年江北教案(医馆案),虽然“美使始终和商,并无格外刁难”,毕竟还是出面了,“各国领事竞起为难” 741。1907年开县教案,英国公使要求“查明声覆”960。甚至1895年万县教案,英国公使欧格讷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将万县县令“严行申黜,以儆官邪”,并将打教之人“治以应得之罪” 1726。柏尔德密在交涉1865年酉阳教案时也提及1864年彭水教案。此外,法国副使艾嘉略也对1861年涪州、长寿等教案提出交涉 1131-1132。

教案发生后数次受到武力恫吓。1865年酉阳教案,伯洛内照会裸地宣称:“宜时记念前此西洋各国到中国用兵,皆因此等事端启衅,如将来再有此事,则本国仍用前法。” 12201868年酉阳教案,罗淑亚突然闯进总理衙门,“声色俱厉,声言如不照四条办理,不日要回本国,一切俱由该国水师提督,自行主张”,后来,又以酉阳、遵义两案未结,罗列湖北、山西、河南以及广东未结各案,威胁“会同该国提督,携带兵船”,前赴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处《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095页,《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1册,第22页。 。1876年江北教案,白罗呢照会总理衙门,望“转知四川大吏,令其明白,此案若起,四川大吏应明晓咸丰十年之和约,此宗责任非轻,况且贵国执政之责任亦非轻” 1127。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告诉法国驻重庆领事哈士,“我与海军部长和共和国驻北京公使进行了协商,以确保您的安全以及侨民的安全”[26]18。1907年开县教案,“开万毗连,德英兵轮均到万” 960。所以,梧生“正告蜀人曰:仇教者非排外也,实揖外人而进之也” 。

据陈银昆统计,811起教案,1年内结案者占45.5% 154-155,时间越长,显示交涉越艰难,而川东教案,特别是大案,交涉时间普遍偏长。1863年重庆教案,1865年2月结案,交涉约两年 1210。1865年酉阳教案,1867年7月结案,交涉约两年 1064。1868年酉阳教案,1870年2月结案,交涉一年 1236。1873年黔江教案,1875年9月结案,交涉两年 1088。1876年江北教案、涪州教案,1878年6月同时结案,江北教案交涉两年,涪州教案因为晚两三个月开始,不到两年 1336。余栋臣第一次起义,1892年2月结案,交涉一年半《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第1569页,结案后余栋臣继续活动数月。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899年11月结案,交涉一年半 1330。大案只有1886年重庆教案,年底结案,交涉时间不到半年。一些一般教案,如1895年万县教案,1896年4月结案,交涉8个月 1214。1864年丰都教案和彭水教案,至1866年9月,崇实尚称或可了结 1252。所以,早在1867年11月,崇实即对总理衙门“密布苦衷”,称“川省教案之多,办理之难,有非他省可比者”,并以“重庆酉阳各案”为例加以说明 1072-1073。

川东教案呈如此态势,便不难理解“义和团,起川东”,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 [31], 所谓教案四川居多,尤以川东最多最严重,川东实教案高发区或曰重灾区,是一个负责任的结论,希望川东教案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参考文献:

陈银昆.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3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王树槐.清季江苏省的教案[M]//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教案与反西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梧生.排外与仇教[J].四川,1907(1).

李时岳.反洋教运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胡齐畏.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R]//大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大足文史资料选辑:(二).印行时间不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1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教案: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8.

林文慧.季福建教案论述[M]//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教案与反西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

郭鸿厚.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四,大事记[M].时间不详.

MIRIAM LEVERING.Chungking Riot of 1886:Justice and Ideological Diversity[M.Papers on China,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8.

吕实强.重庆教案[R]//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21]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重庆宗教[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22]小拉什·多兹尔.仇恨的本质[M].王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23]KE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M].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npany,1929.

广益丛报[N].光绪三十三年第五年第24期,纪闻.

[25]刘吉西.四川基督教[M].成都:巴蜀书社,1992.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7] 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8]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R].福州: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7.

[29]戴纶喆.民国四川綦江续志:卷二[R].兵事.

[30]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政史教案范文第10篇

嘉庆、道光年间在京为官的贵州人中,杨芳是得到朝廷殊荣最高的一个。出生于松桃县农家的杨芳,读书虽不怎么出众,打仗却很在行。他为清王朝立的功劳很多,有在湘黔、川陕镇压人民起义的,也有平定西北叛乱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嘉庆年间,他的画像已经上了紫光阁功臣榜,名列40名功臣第二。道光年间,又受封为二等果勇侯,太子太傅,获准在紫禁城内骑马。道光帝更亲笔为紫光阁杨芳画像题词:“黔省之英,自幼知兵,战功久著,谋而后行。”鸦片战争爆发后,被誉为“一时名将之冠”的杨芳,以61岁高龄受任参赞大臣,率军赴广州抗敌。他以“守近不能远攻”的原则,用奇计击毙英军多名,取得战争打响以来清军为数不多的胜利。而在这场抗英战争中,贵州籍的绿营士兵就有2500名。

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鸦片战争后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侵略农民起义,也被胡绳先生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在全国各地的起义中,论及起义队伍支数最多、声势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却是被称为“咸同起义”的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这场起义始发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义军队伍30余支,总数达百万余人。各族起义军相互配合作战,纵横驰骋于贵州高原,攻克府、厅、州、县50余个,坚持斗争长达18年之久。这场起义不仅严重动摇了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也为后续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积累了经验。

与义和团运动一起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高潮,僻处西南一隅的贵州,出人意外地挺身在风口浪尖。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齐集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18省举人群情激奋。康有为、梁启超趁机写出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与变法的主张,当时参加集会的举子有1300多人,最终签名连署的仅600余人;其中,贵州举子就有96名,占签名总人数的16%。这场公车上书虽没有什么结果,却开创了国民问政之风,也展现了贵州人不甘人后,敢为天下先的气慨。

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反洋教”斗争的总爆发,尽管迄今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仍有诸多岐议,但它导致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却是无法否认的。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教案层出不穷,而发生于同治元年(1861年)的贵州青岩教案和继后的开州教案、遵义教案,正是席卷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先声。

被誉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先驱的严修,35岁时以翰林院编修出任贵州学政。也就在这一年,严修矢志不渝地走上了维新道路。他在贵州倡设官书局,“捐廉千金以助成”,还亲自为书局开列包括《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等书在内的购书单,协助书局翻译和刻印算学书籍。此举不仅在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而且使贵州成了全国开官书局先河的省份。1897年,严修以贵州学政身份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喊出了国人要求维新变法的第一声。梁启超曾认为,这道奏折的被批准,实质上是维新变法新政的起始点。

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而首倡开办京师大学堂的人,则是出生于贵阳的清末维新名臣李端。毕生与教育结缘的李端,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观察和发现人才,而且思想活跃,愈挫愈奋。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中的两个首脑人物,与李端有着莫大关系。梁启超即是李端以内阁大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时发现的。1897年康有为上《上清帝第五书》时,诸臣恐冒犯刑诛,无人敢为代递。李端挺身而出,联络不到其他人,不惜一人上折。失败后,李端以“大逆不道”罪被充军新疆,途中因病赦归。回到贵阳后,李端受聘在贵阳经世学堂主讲,继续向学生传播西方学术思想,以激励后进、培养人才为已任,表现出一名维新斗士不屈不挠的风格。

上一篇:物化教案范文 下一篇:供销合同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