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监管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4 08:46:51
证券监管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证券市场是最富魅力的经济领域之一，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旦风险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引发全局性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并殃及整个经济生活，甚至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与政治危机。因此，如何加强监管、控制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证券监管的演变应该是与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一个动态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格局决定了证券监管的变迁及其特征，也折射出其殊的政治、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下的政府监管目标。
一、美英证券监管法制的形成与完善
美国早期的证券交易是由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其他地方易所发展起来的，主要受各州的管理。多以1911年堪萨斯州的《蓝天法》为蓝本，初步确立了诚实、公平和反欺诈的原则。现行的证券市场法规主要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建立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及原则包括：法定注册和公开原则，保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完全、准确的信息；规范公开原则，监督证券交易所、场外交易和全国证券商协会；公平和反欺诈原则，鼓励私人依法。上述内容包括在《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诉法》、《1939年信托契约条例》、《194年投资公司法》和其他若干法案条文中。上述法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法规体系，并随着金融市场新情况的出现，不断得以补充和完善。随后，美国证券委员会(SEC)在继续贯彻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加强了行业的自律管理，在通过了《1938年马罗尼法案后，SEC把监管柜台交易(om)的权力下放给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这个自律组织。另外，美国依据(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成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其会员由所有注册的券商组成，当经纪公司破产时，以满足投资者的清偿权。为促进国内金融领域的竞争，提高美国金融服务商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彻底结束了近7O年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这是美国国内经济强劲增长，金融机构兼并扩张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范围内金融规制解除潮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欧洲，证券交易的发源地当属伦敦证券交易所(LSE)。1986年以前，英国未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行使监管职能，也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对证券交易和风险进行规定和限制，只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如证券交易所的自我管理规定和《公司法》、《反欺诈投资法》、《公平交易法》等法规中有关的规定构成证券法制监管体系，这是和英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密切相关的。1986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建立了管理证券业的新模式，从此结束了英国证券市场松散的自律管理状态，确立了在新法律框架下的管理体制。由于这种“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立法体系复杂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对不同的业务种类进行监管，带来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英国在2000年出台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它的大部分条款合并了现有法律或自律法规的内容，为新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一金融服务局(FSA)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法律框架，以替代原有的不同法规所形成的法律框架。
二、证券监管法制变化趋势分析
从美英证券监管法制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其立法的中心原则为“公开、公平、公正”，这与中国现行法规的原则是一致的；国家证券立法也是适应国内外经济情况的变化和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的。如按照《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在证券发行人向SEC提交的注册申请文件中必须严明具体的发行时间，否则SEC将不予受理。由于承销商的选定、申请文件的制作以及SEC的审查都需要耗费相当一段时日，因而发行人提交的发行日期必然与其筹资需求产生的时间相隔甚远，这就意味着发行人将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旦证券市场或者公司本身在此期间内发生某些难以料及的变动。就很可能导致证券发行失败或使发行者利益受损。因此，SEC于1982年推出415条款，允许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以为其今后两年内所有可预期的证券发行，预先到SEC进行“暂搁注册”，并自主决定发行时间。所谓“暂搁”就是公司将其近期发行证券的意向登记注册，向SEC提供相关的并在需要筹资时可以迅速更新的财务数据，一旦公司产生实际的筹资需求，只要及时更新现有资料，即可取消“暂搁”，立即进行证券发行。这样，就减少了发行人的风险，降低了筹资成本。
近年来证券立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由于市场情况变化迅速，国家立法机关不可能及时修订现行法律，越来越多的管理规则是由行业自律组织而不是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这样行业自律组织保留一定的自不仅适应市场的变化情况，也有利于促进全行业的标准化，如在美国，SEC通过审批交易所规则促使交易所直接对上市公司提出更高的信息公开要求，日本交易所也取得了交易、场内监督和仲裁纠纷等方面的自律权。
三、中国证券监管法制演变
证券市场法制建设关系到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关系到市场运作的安全和效率，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中国证券监管的法制演变与其体系演变相对应，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性法规到暂行条例、从法规性意见到统一的证券法的发展过程，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论文
初期，以地方政府的规章为主要规范和依据。《上海证券交易管理办法》、《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上海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和《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上市公司监管暂行办法》、《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等相继出台。这些法规对证券的发行、交易和证定，充分体现出地方政府的管理色彩，它们构成了中国证券立法体系的雏形，为以后完善证券立法体系打下了基础。
证券委成立后，开始担当推动市场法制化和制度化的重要角色，先后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和《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行政法规，全国统一的证券管理法律体系开始形成。同时。参与证券监管的各部门规章、法规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频繁出台，如司法部和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资格确定的暂行规定》，财政部和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资格确认的规定》，国资局和国家体改委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人民银行、财政部和证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1993年8月，证券委颁布《关于授权中国证监会查处证券违法违章行为的通知》，使得证监会有对市场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权利，是规范市场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首部大法——《公司法》于1994年7月正式生效，成为规范公司行为的重要法律渊源1995年l2月，朱镕基同志提出“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指导方针。
第三阶段，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大法——《证券法》于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证券法》的问世是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证券法》中突破性条款包括：(1)明确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而非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的分散管理，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证监会在证券业中的监管地位；(2)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股票发行由审批制过度为核准制，专设发行审核委员会和核准程序的公开提高了专业化和效率，减少了发行中的行政干预；(3)放松了上市公司收购的限制条件，为资产重组开辟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适应当前经济改革深化的需要。《证券法》的出台解决了原法律体系中大量法规权威性低下、“群龙无首”的局面，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总体框架。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以《证券法》、《公司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国务院颁布的20多种行政法规、证监会颁布的159件部门规章和自律机构制定的规则、准则等，这套法规体系基本涵盖了市场的主要方面，是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基础。
四、中国证券监管法制演变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问题
1．法制建设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且《证券法》中有关规定的责任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证券市场创立近8年后才有《证券法》的问世，《国债期货管理暂行办法》在国债期货市场行将关闭前夕方才露面，一些早已存在的重要市场，如投资基金领域、投资咨询领域长期缺乏明确的法律制度，虽然颁布了大量的管理办法，但管理级别和力度均显不足。又如，《证券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但未指明违反该条规会受到何种处罚。
2．由于缺乏监管经验，在制定监管政策时往往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各项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如为抑制股市的过渡投机行为，1997年5月，证券委、人民银行和经贸委了《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在1999年为改变股市涣散的状况，又允许三类企业进入股市。又如，《证券法》中多次提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没有规定在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什么。
3．法律的实施机制不健全，执法力度不够。监管执法是证券法制得以最终贯彻的必要保证，我国证券执法中的缺乏严肃性和执法力度不足使大量法规形同虚设，降低了监管效率。如上市公司炒作自身股票、券商信用交易等行为虽明令禁止却屡禁不止就说明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更缺乏的是有效的执法行动。再如，《证券法》第75条规定“禁止任何人挪用公款买卖证券”，但由于证券监管机构无权查询个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因此，无法举证。类似的条款还有第68、69、7l条等。
(二)对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证券市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法制建设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
1．必须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证券监管和市场规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首先《证券法》本身需要完善，《证券法》的有关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须尽快制定并尽早出台，如关于客户保证金如何专款专用、如何管理的实施办法，券商分类的审批规定和融资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与兼并的操作细则等其次应尽快完成《投资基金法》、《期货法》和《国债法》相关法规的制定，对于《证券法》出台后法律制转让流通问题、证券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问题，应及时填补。证券监管部门应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法规，以便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使监管工作和市场规范发展有坚强的法律保障。
2．必须注重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和内容的衔接。首先应围绕《证券法》的准则与内容，协调不同层次立法和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一致性，进一步减少法律规范的过渡性。其次法律规范应具有前瞻性，应配合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动态发展、证券市场运行的复杂性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证券监管论文范文第2篇
(一)对我国资本项目限制的影响
虽然国际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已成为当今学界与实务界的一个高频率的话语词，然而在全球市场呈现为一种以国家所辖范围为界的条块分割状态及资金的快速流动受限的情形下，这种一体化的进程前景却也并不十分乐观，但是国与国之间优势资源的互补性又内在地决定了以资金作为流通媒介的资源对流为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必然。因此，从国际经济发展的长远思量，在经常项目开放基础上的资本项目的逐渐放开对于这种一体化进程的纵深方向发展就显得迫在眉睫。这一点对于日益开放，及以出口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来说，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可以说，QDII业务在我国的试点及逐渐放开就表明我国已开始探索资本项目应如何开放的问题。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可被归纳为发行市场和投资市场的开放。由于投资市场开放包括允许本国居民投资海外市场以及允许海外投资者买卖本国有价证券两项内容，与之相对的资本管制的核心就是阻止这组方向相反的资本流动，因而可以说资本项目下开放的实质就是实现对投资市场的法律松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市场的放开也是资本项目开放的最后一个堡垒。从操作层面来看，投资市场的开放要求作为本币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及国际收支政策中资本项目的放开。然而，现时下，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受限，及在货币政策、金融体系与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亟待完善的背景下，我国还不完全具备投资市场开放或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可以说，QDII的设计本意即在于有限地突破一些目前法律上或政策上的限制，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有限的资本流动，在于适应和满足内地资产与投资市场发展的需求，并取得资本流动进一步开放的经验。从这一点看，QDII产品的及时推出是我国经济进一步成熟发展的表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二)缓解本币升值与国际收支失衡之风险
2005年7月，我国本币放弃了实现多年的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而从稳定性出发改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的受管理性浮动汇率制。藉此，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基本上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以有限干预为辅”的有涨有跌的顺畅运作模式，并在国际上得到普遍接受与认同。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增强，国际经济格局也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受多国政治和利益集团之影响，以美国为主导的个别发达国家仍然不断给我国施压，要求我国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在这种国际压力下，我国货币当局惟有一方面努力保持本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审时度势地强化本币汇率的弹性；在另一方面，则是加快金融基础的建设，为本币的可自由兑换奠定体制和技术基础。对此，我国已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措施，如开展了“以完善收益率曲线，促进利率市场化”的本币利率互换交易试点，通过OTC方式及做市商制度构建即期外汇市场，从而改良本币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机构，为其向市场化迈进做好前期的准备。然而，本币汇率制度改革深化最关键与最直接的基础工程还在于资本项目的开放与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性。从自我利益保护出发，在现有法律规则体系及政策约束条件下，要实现有限度的资本流动最经济、最有效、负面效应最小的方法就是适时引入QDII机制，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铺开必要的制度基础。
此外，国际收支是否平衡是国际贸易良性发展中所必须密切关注与国际协作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资产持续增长，如据央行的统计数据，至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就已达8537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财富增加迅速，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然而，另一方面，外汇储备的激增也反映出内地国际收支失衡，货币管理部门需不断增发货币以购进外汇，从而避免由于外汇储备过速增长而导致信贷膨胀，货币政策及宏观调控的能力被削弱。【1】针对这种集中性的风险，在目前国际收支保持高位盈余，外汇储备超高增长的状况下，通过QDII来对外汇投资限制进行适度疏导，不仅有利于资本的有效配置，矫正内地货币政策的扭曲，而且亦可“一石二鸟”地有效缓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从上可知，在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情况下，QDII产品设计之主旨还不全在于为国内居民构造一个境外投资的窗口与制度性平台，其更被承载了辅助中国汇率改革的历史使命，即从以单纯实现目前有限度资本流动，以满足国内日益扩张的投资需求为目的的开放手段，到发展为“借助加快资本项目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缓解人民币升值”的配套改革措施。因此，可以说，QDII业务的拓展是我国为进一步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所迈出的又一个重要步伐。
(三)消解了我国金融业发展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获取了高速增长，但这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是以国家为制度主体的变迁模式，同时又是一种边际性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当国家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方式，而非激进的“休克疗法”来推进制度演进时，这就必然导致国家最大限度地维持原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这样一种内生的缺陷也就必然被传导到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因此，笔者认为，QDII制度的推行对我国目前比较脆弱的金融业自身的改革、法治化、国际化发展也起到一种“压迫性”制度创新的自救效果。具体见解如下：
一是在目前A股市场一直持续“高温”不下的情形下，它可以通过投资资金分流的形式对投资者起到“降温冷静”与风险组合的作用。虽然十多年来国内股市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存在基础性与结构性问题，在稀缺资源配置上，存在严重的错位现象。这可表现为市场的公平性欠佳与效率低下、投资风险大、及对中小投资者缺乏足够的保护等；二是有利于公司的内部治理。在理论上，与QFII同理，QDII的引进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营造一种“竞争致富”的氛围。然而，这种机会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境内合格投资机构的态度。因此，为了在国内取得海外入市之机会及吸引国内投资者，这些投资机构就不得不对其公司内部治理机构进行改良，从而使中国的证券市场踏上一条真正市场化发展的道路；三是QDII的实行也有益于我国本土金融人才的国际化，能使他们在国际金融协作中了解国际金融交易与监管惯例，从而为我国金融运营与监管的真正专业化打下基础；四是保险与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需要一个监管法律制度完善、风险可预测及股价相对平稳的、发展相对成熟的市场作为平台，通过QDII投资于国外一些大型的蓝筹股也可以达到投资风险分散与投资受益的预期效果；四是对于银行业来说，QDII可以缓解其外汇资产与负债业务日益增大的压力。由于我国投资工具有限，银行外汇存款缺乏足够的出路，其存贷差有不断加剧之风险。若银行系的QDII业务能如愿抢先，那么这种反差性的压力就能得到一定的释放；五是对监管者来说，QDII既可能通过挑战的方式迫使监管者对目前的监管制度进行一次系统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完善与创新，又有益于外汇管理及资金的流动。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严格的资本管制必然会迫使大量的资金从地上转移到地下(每年大量资金的非正常流失已说明了这一问题)。QDII恰好为国内这些相对过剩的资金开创一条正规的投资渠道。这不仅增加了资金流动的透明性，同时也使得监管部门对资本流动的可控制性增强，从而弱化原来潜在的金融风险。
评价：利与弊总是相伴相随。虽然QDII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我国已准备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同时借用目前通俗的理解是其主旨在于通过投资资金分流的方式让国内容纳度不高的A股市场适时适度降温，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理性的决策者与业内人士来说，与其说这种资本项目的有限放开于国于民来说是一种福音的话，倒不如说它更是一件喜忧掺半的事情，或是一只“烫手的山芋”，因为“尽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亦充满着许多无奈”。此外，尽管随着各部门相关行政规章的推出与规则创新，从形式上评判，QDII业务已在我国找到了一种法律上的正当性，并围绕着这种业务已形成一种QDII制度，但是这种国内配置的规则能在多大程度上引导与规范QDII这种域外投资的行为还是一个让人拭目以待的问题。因此，与QDII所可能带来的正效应相比，由此牵扯出的证券监管新问题倒更值得我们为之侧目。
二、QDII引发的证券监管新问题分析
金融监管创新是对金融业务创新的一种制度上的必然回应。尽管作为集QDII制度大成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与其后续的通知、《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及《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已对QDII的准入条件、产品设计、资金募集、境外投资顾问、资产托管、投资运作、信息披露、投资额度与汇兑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及其实施已作出了比较周全的规定，并共同构成了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及证券公司QDII业务的完整规则体系，但是若全面考察这些文件，我们仍不难发现有些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这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格投资者与证券”之界定——个前置性的问题
如何务实地对“合格投资者”进行识别是确保QDII业务顺利开展的一个先决性问题。“上述文件不惜余力地对何谓合格进行相应的规定”也说明制订者已深刻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开QDII先河的《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9条即规定：“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应当是外汇指定银行，并符合下列要求：建立了健全有效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完善；具有境外投资管理的能力和经验；理财业务活动在申请前一年内没有受到中国银监会的处罚；中国银监会要求的其他审慎条件。”《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第5条规定：“申请境内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申请人的财务稳健、资信良好、资产管理规模、经营年限等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拥有符合规定的具有境外投资管理相关经验的人员；具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内控制度，经营行为规范；最近3年没有受到监管机构的重大处罚，没有重大事项正在接受司法部门、监管机构的立案调查；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它条件。”《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第9条规定：“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完善的资产管理体制，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符合《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的规定；具有较强的投资管理能力、风险评估能力和投资绩效考核能力；有明确的资产配置政策和策略，实行严格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投资管理团队运作行为规范，主管投资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从事金融或者其他经济工作10年以上；财务稳健，资信良好，偿付能力充足率和风险监控指标符合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具有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然而，若本着法律人喜欢较真的态度，则不难发现这些“事关是否合格之规定”是明显有背于“法律规则必须明确而具体”这一内在品质要求的，如以上三文件都将“已建立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资产管理体系与内部治理机构及资信良好”视为评价的必要条件，但是至于何谓“健全”、何谓“完善”、何谓“资信良好”等，其则语焉不详了。
实际上，投资者是理性的，对“何谓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其心中自有一杆秤，如资产规模、从事资产管理的经验、是否具有良好的市场运作记录、市场信誉及风险管理水平与技术等都是他们考核的指标。虽然目前国内券商逾百家之多，其中有许多公司已经营10载有余，但由于治理不规范，其长期存在结构性问题，对其运作公众亦是贬多褒少。若依国际标准来衡量，则很难有什么合格之说。另外，就商业银行来说，虽然其资产规模雄厚，但是呆账坏账严重，垄断程度高，经营业绩一直欠佳，再加上欠缺管理投资基金的经验及大分业的限制，其也很难有“合格”之论；虽然投资基金业可被认为与合格机构之间存有最密切的关系，但是该行业尚处于发展初期，且这些公司资产规模小，经营年限相对不长，更是缺乏海外资本运作的经验，因此其更是难上加难；既如此，我国的保险公司与社保基金等机构情况又如何呢?事实上，由于目前它们只被允许使用自有外汇，不能进行购汇投资业务，且与以上各类机构相比，其在相关操作经验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
虽然我国已批准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12家中资性银行机构、华安国际配置基金、华夏基金、上投摩根基金及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等为QDII，但是在目前内地金融机构无论是在风险管理技术、资产管理经验、内部治理，还是在市场操作能力上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它们还不足以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性的投资环境。这也说明要真正培养被市场认为合格的境内投资者还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在人才培养、风险管理、熟悉国际金融交易惯例及内部治理等多个方面长期磨合才能形成的结果。客观地讲，若QDII只熟悉国内的资本运作模式，而对国际的实践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那么在其国际上的资本运作就有些举步维艰，最终与国内A、B股的炒作无什么差别。这样一种非常可能的后果不仅会使得投资者对这种新产品望而却步，而且也会使得目前已初具规模的QDII法律规则系的形式意义无重于其实质意义，从而在事实上使QDII业务变得有价而无市。可能银行系QDII运作的不理想就是一个铁的教训。从这一点来看，上述文件对“合格”抽象宏大性的规定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规则与现实之间的脱节。
除了对“合格”认定标准的模糊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更值得我们反复斟酌的，即何谓“证券”。尽管新出炉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及其通知已将投资产品圈定于挂牌交易的股票、债券、存托凭证、房地产信托凭证、公募基金、结构性投资产品及金融衍生品等，但是在实然上其却回避了“何谓证券”这一对于QDII业务来说至关紧要的概念。在此，我们必须认识到QDII业务是完全境外操作的，若在证券的认别上，国内与国际上的规定不能有效对接，那么这就必然影响到QDII业务的绩效。事实上，我国对证券的界定与证券市场成熟国家的界定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如1933年的美国《证券法》即作了如下解释：所谓证券，系指任何票据；股票；库存股票、债券、公司信用债券；债务凭证；盈利分享协议下的权益证书或参与证书；以证券作为抵押的信用证书；公司成立前之认购证；可转让股票；投资契约；股权信托凭证；证券存放证明；石油、天然气或其它矿产之小额利息滚存权；或一般来说被普遍认为是证券的任何权益或票据；或上述任何一种证券的权益或参与证书、临时证书、收据、担保证书、或认股证书或订购权或购买权等。【2】从这一定性，不难发现在美国“证券”的外延是非常宽广的，它甚至还包括了各种证券衍生工具和能获得证券的权利，并将“投资合同”也包括在证券的定义之中。【3】那么，我国对其又是如何定性的呢?修订后的《证券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此比较可见，尽管这种列举加概括式的规定很笼统，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在我国证券主要限于“股票与公司债券”两大类。即便我们对其采取扩大性的解释，与市场已相当成熟的国家相比，它们之间在外延上还有很遥远的一段距离。我们知道，QDII是一种境外投资的金融产品，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国内的市场，若在规定上，我们不能尽可能地消除这一前置性概念之间的矛盾现象，那么这就可能增加QDII运作的成本及不必要的风险。此外，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即既然QDII是投资于境外的证券，那么这种投资就可能会涉及到期货与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而且，由于对境外投资环境的陌生，QDII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必然会对境外的投资顾问存在严重的依赖心理，那么当基于投资顾问的建议而染指金融衍生产品之时，它就必然会导致我国境外投资经验本就不足的QDII投资风险的成倍放大，并在投资失败之时，导致这种风险向国内的回流。1995年的巴林银行事件已深深地印证了这一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如何在兼顾本国的金融实情及国际上通行做法的基础上，合理地对“证券”进行界定，也是我国QDII成功迈向国际的一个先决性法律问题。
(二)QDII对信息披露制度之挑战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构建基本上是围绕信息披露而展开的，因为“证券管理体系是试图通过信息披露机制来向投资者提供保护，建立公众信心，增强市场效率，其根本目标即在于为所有投资者提供获得相关信息的平等机会，从而使其可以权衡与证券投资有关的风险与收益”。【4】毋庸置疑，这一以信息监管为重心的金融监管理念也在QDII规则体系中得到体
现：《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5章“信息披露与风险管理”用了9个条文(第26-34条)来规范这一问题，如其第27-28条规定：“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应在发售产品时，向投资者全面详细告知投资计划、产品特征及相关风险，由投资者自主作出选择。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应定期向投资者披露投资状况、投资表现、风险状况等信息。”此外，《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第32条规定：“境内机构投资者、托管人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再者，《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在第7章用了整整13个条文(第47-59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规定，如其第47条便原则性地规定：“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向相关当事人披露下列信息，不得有重大遗漏和虚假、误导、诋毁性陈述：境外投资战略配置和投资决策；境外投资交易执行、资金清算和资产托管情况；境外投资风险状况、合规监控、重大危机等有关重要事项。”然而，分析这些规定，也很容易发现其存在以下不如人愿之处：
其一是缺乏关于信息认证及明确责任追究机制之规定。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是对披露义务人所公开信息的基本要求，然而在QDII业务中由谁来核实所披露信息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呢?虽然从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我们可以推知会计与审计性的中介服务机构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注意到在违法成本远远低于违法所得的情况下，这些中介机构及披露义务人还是会铤而走险的，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中虚假信息满天飞的现状也说明这一问题。另外，虽然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抑制信息造假行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民事诉讼法》对集团诉讼的内在缺陷却又几乎使得这一救济措施形同虚设，这是因为“我国的代表人诉讼的判决缺乏必要的扩张力，只对参加登记的受害人有效，而对于诉讼时效期间内未登记权利的，则无效。此外，由于涉诉的金额巨大，对于原告的诉讼费用能否减免等，法律亦无规定。”【5】由于QDII业务的境外证券投资性更是加剧了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所以如何从规则设计与实践上消除这两者之间的不信任现象，也是目前QDII业务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其二是披露要求的非持续性。证券市场中的披露是一种持续性的披露，它不仅包括证券交易前相关信息的公开，而且还包括交易后信息的公开；它既包括定期性的披露，也包括不定期性的披露。然而，从上述规定来看，目前的规则体现出的是一种“重交易前披露，轻交易后披露”的非持续性披露精神。这一特色无疑又使得本具有些诱惑力的QDII业务在国内投资者的心目中颇有些黯然失色。
其三是披露内容的规定不全面。从上述披露的要求，我们初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被法定要求公示的信息都是对投资产品的说明，而并没有深入地涉及到与产品的发行者相关的重大信息。实际上，对于投资者来说，在发行人的证券产品向市场推出后，其真正关注的倒不是发行人发行阶段的信息，而是后期持续性披露的信息(如定期性的年度报表、中期报告)及临时披露(如发行人内部的重大变动、内幕交易人报告及收购中的预警披露等)。
此外，作为具有强烈示范效应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也只是在第32条对信息披露的要求“踢皮球性”地抛给“有关的法律法规”，而这些有关的法律法规又是什么呢?作为对该文件补充解释的《关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却没有了下文。事实上，考虑到我国法律规则的层级递减效应，这种托付于“法律法规”的做法也与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则大多源于中国证监会的部门规章的实践大相径庭。
“分业经营与分业管理”是我国金融业经营与管理框架划分的基本原则。对此，《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法》第6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保险法》第105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然而，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银行系、券商系、保险系QDII业务证明这种法定的金融业分野模式正在日渐松动，国内金融诸业之间的大融合趋势进一步增强。此种发展就必然对自1998年以来所形成的金融业“三足鼎立”监管的格局产生强烈的冲击。
虽然基于金融融合现实监管的需要，2004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推出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确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与“信息交流与合作制度”，但是其成效却并不卓越，其原因如下：其一是多年来分流的监管模式已使得各监管部门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因而各怀己见的“联席制”对地地道道的“功能性监管体制”之构建并无实质意义。实际上，作为该文件合作基础的指导原则所宣扬的“分业管理基础上的合作精神”也回应了这一论点；其二是该文件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规范性文件，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君子协定”。这种法律属性的缺失无疑就使得“备忘录”所预期的目标难以实现。另外，即使我们认为它也是一种规范性的文件，但是任何一种规则都必须附着维护自我尊严的“牙齿”。对此，贝卡里亚曾说过：“任何一条法律，如果它没有能力保卫自己，或者社会环境实际上使它毫无根基。那它就不应当被颁布。”【6】因此，若以此作为评价的指标，那么就不难看出目前的这种不得已为之的“联席监管机构”对于防范与化解更具有风险性的QDII业务亦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对我国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机制之考验与挑战
QDII业务的域外投资性说明有效的QDII业务监管法律制度的构建并非一个国家国内的法律设计所能为的，这种有效监管体系的确立必须是一个动态的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双头并举的协作监管过程。为了保证投资的成功，我国对基金系与券商系QDII设置了“域外投资顾问”的要求，并且《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第16-17条规定：“投资顾问应当严格遵守境内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始终将基金、集合计划持有人的利益置于首位，以合理的依据提出投资建议，寻求基金、集合计划的最佳交易执行，公平客观对待所有客户，始终按照基金、集合计划的投资目标、策略、政策、指引和限制实施投资决定，充分披露一切涉及利益冲突的重要事实，尊重客户信息的机密性；境内机构投资者授权投资顾问负责投资决策的，应当在协议中明确投资顾问由于本身差错、疏忽、未履行职责等原因而导致财产受损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然而，笔者认为，在欠缺投资国密切配合的情况下，这样的规则配置是没有多大意义，同时在国家林立的现实下也是明显有悖于基本法学理论，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效力都是以所辖范围为边际的，其对它国及它国的公民来说，都是没有直接的约束力。对此，美国法学大家博登海默曾言：“如果人们说一条法律规范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这条法律规范对它所指的那些人具有约束力。”【7】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境外的投资顾问又如何能够遵守本对其没有约束力的我国国内法之相关规定呢?这说明诸多我国关于QDII风险防范规则的效力还需要它国的协作。
此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QDII投资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必须是已与我国签订有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保持着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虽然这一前置性的条件对于弱化QDII的投资风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亦不十分理想，因为从法律属性上看，“备忘录”并不属于国际法的范畴，它对双方国家并不具有类似条约的约束力。与其说“备忘录”是一种创设国际法律规范的文件，还不如说它只是表明当事国对于某些特定事件的一种政治上的态度。这种投资所在国对于防范我国QDII业务风险的可能行为的非国际义务性也在另一方面放大了可能的金融风险。再者，“备忘录”内容的抽象性与模糊性也决定了它与QDII业务所内含的微观性要求相差甚远。【8】
小结：QDII业务的推陈出新不仅是对目前金融法的一种考验，而且更是一种挑战。从语义学来说，挑战既有可能爆发为发展中的动力，也可能退化为前进中的阻力。然而，无论是向后的拉力，还是向前的推力，其对任何法律制度的恰当运作而言都是至关紧要的。法律的演进必须侧重过去的力量与未来力量之间的对比。无论是一种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规则创新模式，必要的法律修正都是在恰当的时候按照有序的程序进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尽管QDII业务已触动了中国金融立法的多个方面，但是若我们心怀执牛耳之勇气，那么这就可能意味着我国金融立法将迈向一个新的境地。
三、对策分析
针对上述难点，笔者提出以下完善之建议：
其一是优先确立对QDII国际监管协作的思维。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尽管在目前的情势下，QDII业务优势多多，但若只是一味闭门造车地制订这样或那样的监管规则，那么这种种假定的比较优势不仅会丧失殆尽，而且也会使我国面临巨大的投资失败之风险。实际上，我国对QDII业务最有效的监管主要表现于境内投资机构海外入市资格的认定上，若QDII在境外投资顾问的建议下入市，则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心理的作用下，再加国外证券市场根本不受我国法律与政策之调控与影响，那么国内相关的监管者对于如何控制QDII业务的风险则基本上已无能为力，而只能由海外的证券市场来决定投资者的命运。这说明，对QDII的监管重点还在于与投资所在国的协作。笔者认为，鉴于国家间证券监管“备忘录”式的合作只是一种道义上的相互配合，还不足以确保我国在海外资本市场上投资的利益，所以我国应以已有的备忘录为基础，本着尊重市场规律之精神与所涉的当事国签订正式的双边条约或国际协定。其内容应包括：监管合作的范围、信息的公开与保密、请求及执行协助请求之程序、信息交流机制、突发事件应对条款、例外性的规定、及相关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具言之，从规则的一致性与方便当事人的原则出发，这种双边性的条约应尽可能反映或再现我国目前已有的相关QDII业务的法律规则，从而达到一种国内法规则效力国际法保障的效果。
其二是规则术语的国际协调性。由于QDII更多涉及的是它国证券交易的游戏规则，所以在术语的使用及内外延的界定上，我们也有必要树立一种国际化的思维，适度接受通行的国际证券交易与监管惯例。诚如前文所论，我国“证券”的外延是非常狭窄的，若我们基于维护国内相关证券法律规则之间的一致性，而作此处理，则一不利于国内投资者迅速接受域外的法则；二不利于在QDII资金外流之前事先控制可能的风险；三不利于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打通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由于QDII业务更多的是域外操作，受它国证券法的调控，因而笔者认为，在为QDII立法时，我们必须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接纳国际证券市场上通用的做法，对“何谓证券”这一关键性的术语进行扩大性的解释。如此处理之意在于：一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接受它国证券交易上的游戏法则；二是使早期入市的QDII快速熟悉域外的证券投资法则与交易惯例，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放开储备金融人才；三是为例外性的规定留下余地。在国外证券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英、美等，其一般对证券采取无限放大的解释。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政府呵护下的发育期，投资者亦非真正的投资者，因此在接受国际上通行的证券解释之时，也必须自我防护地作出一些例外性的规定，如将金融衍生产品、投资证明等投资风险较大的QDII产品适度排除在外。由于在理论上，QDII在它国证券市场上只能享有国民待遇，我国这种排除性的规定并不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因而在国内法进行限制性规定时，也有必要与投资所在国进行事前的充分协商，以求得国际法上的认可。
其三是规则供给技术上的思考。法律体系应是一个规则之间和谐一致的体系。为了保证规则之间的一致性，就必须克服多头立法所带来的众口难调的流弊。根据上文的分析，我国目前相关QDII的规则体系是由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三家金融监管机构主导，并适时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部门规章所组成。尽管这种各为其政的规则供给模式能兼顾到不同类别的QDII业务的监管特点，但是部门“立法”固有的集团利益倾斜也漠视了规则之间应有的公平与正义，而且也极容易导致同一事项规定上的不一致性，或某些部门法的理念没有得到切实的体现或被曲解。如尽管我国QDII业务品种多样，但是归根结底，其仍应属于证券投资的范畴。因此，在信息披露服务的对象上，它应更多地指向投资者，服务于投资者。然而，这一精神在银行系与保险系QDII中，就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如《商业银行开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32条规定：在商业银行变更托管人及托管人、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涉及诉讼或受到重大处罚、及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情形时，其应当在该类事件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报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备案。与此相似，《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第50条规定：在委托人变更受托人或托管人或者托管人、变更注册资本、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更、受到重大行政处罚、发生重大诉讼或者其他重大事件、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情形时，其应当自此类情形发生之日起5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报告。实际上，这些事件直接影响到了投资者的决策与投资利益，投资者理所当然地具有知情权——这也是证券法有的“阳光法则”之表现。因此，笔者认为，由于QDII是一种跨金融行业的新业务，为了在兼顾行业特色的基础上，确保供给的QDII业务监管规则与其证券业务本质的特点相容及规则之间的一致性，我国有必要由国务院出台一部统一的相关QDII业务与监管的条例。
其四是金融监管体制的创新。作为一种交叉型的金融业务，QDII运作模式已对我国目前机构型的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虽然迫于现实的压力，此前已推出了以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及中国保监会为核心的备忘录式联动合作监管机制，但是诚如前文所析，这种君子式的合作并不能解决QDII等交叉性金融业务所衍生的跨业监管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现时下，既然分业监管的权力配置框架一时还难以撼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考虑一种有法律约束力的、有预期的多方联动监管协作机制，从而将其作为向功能性监管体制迈进的一种过渡。在具体的设计上，可考虑由国内上述多家机构的上级部门，即国务院牵头，将原有的备忘录法律化，并针对协作不力情形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条款，从而弥补原有备忘录的不足。虽然QDII业务具有交叉性，但是笔者认为，由于它毕竟是一种证券投资，所以理应由中国证监会来承担主要监管者之职责。与此同理，在为交叉型金融业务配置金融监管权时，明智的做法是，应根据所涉业务的本质属性及其功能来决定其主要监管权的归属，而不能基于业务交叉而由二家或二家以上的机构来平分秋色，或利益均沾，或相互推诿。
四、结语
法律真理性的知识在于立法者的修养。为QDII构建相应的法律体系说明作为具体规则制订者的中国金融业监管者已意识到金融法治化是金融监管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与反应，因为法律化的规则可以为相应的监管行为及监管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供一种法律上的解释与支撑。然而，在瑕不掩瑜的背后，我们又必须客观地看到，目前为QDII所配置的法律规则系还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其实，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来说，作为规则的创制者，其也不可能点面俱到，但必须注意的是，若专为某一新型的社会关系所设计的法律规则不能如实地反映出该种社会关系的核心性问题，那么这就说明为此而出的规则就存在着“先天发育”的不足。作者认为，尽管目前区别对待的QDII法律规则系已有所建树，但是它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从国内法层面考虑的多，从国际协作层面考虑的少；存异的多，而存同的少。实质上，QDII业务的域外运作性说明我国对其控制力基本上是绵弱无力的，在与此相关的资金流出境外之后，其可控制性就犹如断线风筝一样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因此，作者的己见是，QDII业务监管之成功先在于有约束性的国际监管合作，后在于国内法层面的规则设计，或者说其要点在于如何将国内所设计的法则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获得当事国的认可。
【注释】
【1】黄少明.QDII与货币、金融改革及面临的问题〔J〕.中国货币市场，2006，(4).
【2】李仁真.国际金融法专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145.
【3】孙国华•证券法律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33-34.
【4】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
【5】宣伟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与投资者权益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7
【6】〔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88-89.
【7】〔美〕E•博登海默•法学理———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332.
证券监管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不成熟的地方。通过回顾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历史演变，为进一步促进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提出了若干行之有效的办法。
关键词：证券监管体制内在机理发展完善
一、证券监管体制的历史演变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演进是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并随之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其体制变迁及其特征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格局相适应，并与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的政府监管目标相吻合。我国政府对监管体制的选择和调整决定于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1981—1985年，无实体监管部门阶段
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萌芽期。除了国债发行之外，基本上不存在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虽然于1984年公开发行了股票，但股份制试点与股票交易仅限于极其狭小范围。该阶段不存在真正的监管体制或明确的管理主体。
2．1986—1992年，监管体系雏形阶段
总体上，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规模极小的“婴儿期”，与之相对应，在政府管理层面上出现了若干监管上述证券市场领域的部门主体，但未形成统一、有序、通畅的集中管理体系。监管体制框架中的政府部门和自律组织等若干因素已出现，但仍表现出明显的初创特征和摸索性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管理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管理金融市场”被正式法规确立为证券市场主管机关。但监管职责不明确，实践中的管制权力缺乏集中型模式所要求的权威性和管制力度。地方政府体现出监管框架中的分权性和非集中性。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府管制。多部门介入的管理格局略见雏形。行业自律监管组织尚未担负实质性自律职能。
3．1992一l998年，初级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
1992年l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步人了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1996年以后，市场取得飞速发展，无论是日均成交金额还是日均开户数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这充分说明了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与此相呼应，集中型管理体系逐渐形成。确立中央监管机构，一部分权力根据证券活动性质和归口的不同划分给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相当程度地介入证券市场管理，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市场管理体系。首次确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专门性证券主管部门，摆脱了依附于财政或中国人民银行的旧模式。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规范进程中所牵涉到的错综复杂的诸多方面的难题。但是，仍表现出权力分散、独立性和权威性弱、缺乏覆盖全国性的监管机构的动态特征。总体上，这个阶段表现出多层次的、多元化以及部门分工协作的中国特色，且明显地显示出过渡期的特征。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现状及其内在机理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1．监管主体
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确定了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并成为取代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职能的惟一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根据该方案的规定，证监会将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在全国各地设立派出监管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但在现实中，我国监管主体存在多元化现象，主管部门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和不协调。
2．自律组织是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律组织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主要包括证券业的中介服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后者包括两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即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的自律监管。
3．监管法规体系
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1998年《证券法》的通过标志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法规共同构成证券监管法规体系。现行证券监管体制具有集权性和一元化、权威性和独立性高、两级管理垂直化以及自律性弱的特征。虽然仍存在自律管理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但这个体制框架与我国证券市场现在高速发展相适应。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原因主要是针对如何克服原体制存在的内在弊病和矛盾。
三、未来证券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化程度加快的大环境下，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应当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不断健全、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关系到经济安全，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进一步完善证券监管体制必须全面考虑，放眼未来，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造。
1．加强证券监管体制的自身建设，逐步健全与完善
证券市场是变化无穷的，只有依据客观规律，制定完善制度才能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树立科学监管理念。监管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确保公平、高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统风险；第四，树立国际化意识。
(2)明确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监管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障市场的公平、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体现了监管理念和目标。相应的权限，应当依据其职能而定，即仅能作为“裁判员”。并非事无巨细一概全揽，不能把“运动员”兼于一身，应减少证监会在监管中的行政干预色彩，增强其对上市企业以及证券市场的各参与者的监管手段和能力。尤其要注意的是，在监管过程中，要加强对行为和过程的监管，而不仅仅是对结果的监管，对监管者而言，行为本身比结果更值得关注。同时，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努力实现手段的间接化、多样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纵。此外，应当提倡监管行为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正地权衡各方利益，保护投资者信心。(3)完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监管。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选择的主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避免各自的缺憾，对于完善监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自律监管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加强自身监管机构的组织建设；第二，要尽快完善自律管理规则；第三，要理顺证券交易所管理制度。
2．改善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环境。证券市场的发展，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监管，这就要求首先要完善立法，去掉或者完善一些与现有政策和法规相矛盾的条文，法律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不断完备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尽快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出台相关的法律条文，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其次是要加强执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措施，再完善的法律条文也无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有法必依的重要性。
(2)重构社会信用体系，恢复我国证券市场的公信力。
这需要政府对这一体系进行构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构建我国的经理人市场，从外部强化经理人员的责任，形成市场产生的压力。第二，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全国联网的信用体系，形成规范我国信用环境的极大约束力。第三，成立信用担保中心和相应的配套机构。信用担保中心主要为金融机构或其他需要信用服务的用户提供担保服务，承担对所担保对象的财务、经营状况的跟踪监督服务。
证券监管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证券监管既是经济学问题，亦是法学问题，在经济分析法学和社会法学的思想中有其法学的理论基础。从法律意义上讲，证券监管指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依法进行的监督和管理。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其法律价值主要表现为秩序、效益和公平，它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强心剂。
证券监管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在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中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证券监管也是一个法律问题。证券监管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证券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监管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离不开法律的规定和授予，离开了法律，不仅证券市场将失去控制、规范、指引、和保障，而且证券监管机关也失去了监管的标准、权威、手段和基本前提。
一、证券监管的涵义
从广义上来说，证券监管指的是立法机构、行政机关、行业组织等证券监管机构，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公平、效率，消除证券市场价格扭曲、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保障其有序运行，利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对证券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的活动及各市场主体实施监督和管理的行为总和。狭义上仅指的是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依法进行的监督和管理，即法律意义上的证券监管。当今世界，证券监管的模式一般分为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自律主导型，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中间型监管模式。我国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集中统一监管模式。
证券监管的主体广义上包括国家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行业组织，立法机关制定监管法律法规，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法律法规，而行业组织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对自己行业的成员进行自律监管；狭义的监管主体指政府行政机构。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特点，授权不同的政府部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管。
证券监管的对象是证券的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的活动和证券市场活动的主体。各国对证券发行的监管主要是通过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和证券发行信息披露制度来实现；而对证券交易则通过证券上市制度和上市公司信息持续披露来实施监管；同时采取禁止操作市场、禁止内幕交易和禁止欺诈等禁止性规范来规制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活动的主体一般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投资人(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中介(证券承销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证券信息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等。
证券监管的目的是提高市场效率，减少市场风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保证合法的证券交易活动，督促证券经营机构依法经营，禁止违法行为，防止少数机构垄断操作和扰乱证券市场，从而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证券监管的法理基础
证券监管的法理基础主要体现在经济分析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的思想中。
1．经济分析法学派。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奠基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其结论被人归纳为科斯定律。科斯定理的第一律是假定交易无费用，不管怎样选择法律、法规，权利分配的最终结果与规则无关，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能到达理想的有效益的结果。这种理想状态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第二律是交易成本为正，有效益的结果不可能在每个法律规则、每种权利配置方式下发生。这种情况下，合意的法律规则是使交易成本的效应减至最低的规则。这些效应包括交易成本的实际发生和避免这种交易成本而做出的无效选择即机会成本。科斯定律无疑表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是实施监管必须考虑的，而且对不同的市场要应用不同的调整方式。在零交易成本的市场中，法律没有必要以任何特殊的方式和措施来配置资源，仅需要民法调整；在正交易成本的市场中，为了把交易成本减至最少而获得最大的效益，政府必需实施其他行政和法律监管措施。证券市场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市场。发行者需要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承销机构等各种中介费用，投资者需要交纳交易佣金、印花税、交易税等费用。因此，应用科斯理论，证券市场不仅需要一般的民法调整，而且需要实施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加以监管，以降低交易成本，保证证券市场效率。
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的宗旨是效益，即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分配社会资源，一切法律的最终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资源配置的激励环境来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公平即是效率，判断行为、制度是否正义或善的首要标准在于它们能否使社会财富最大化，但也容许效率、自由、平等等价值原则之间相互协调；法律必须是具备可行性、公开性以及与其自身目的相适应的规定权利和义务的者命令，所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归根到底是通过法律提高利用社会资源的有效性，增加社会财富。_3从波斯纳的观点来看，市场需要制度上的效率和公平，效率比公平优先；制度(主要是法律)ife用于权利分配，从而影响效益。由于证券市场自身的弱点和复杂性，如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往往致使投资者受害；存在着垄断和操纵行为从而导致不良竞争降低市场运行效率；过度投机现象扭曲价格信息、抑制资源有效配置等等，市场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受到极大制约，权利和资源在市场中的分配往往背离社会效益与公平。因此，制定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依法实施证券监管，合理分配权利和充分利用资源，是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信息公开与交易公平、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必然要求。
2．社会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应注重的是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的内容，而法律的作用在于承认、确认、实现和保障利益。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并以个人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是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并以政治生活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主张、要求和愿望。这些利益都是应该由法律通过规定权利与义务、维护权利和强制义务的制裁方法来得以承认和保护。三种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时是重合的，当三种利益存在重叠或冲突时，更应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利益。我国证券市场中显然也存在着各种利益的冲突，如发行人不及时披露信息造成投资者受损，机构投资者、庄家操纵市场损害个人投资者的利益，掌握内幕信息的人通过内幕交易捞取不正当利益等等，这种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起整个证券市场的混乱，扰乱整个国民经济秩序。当道德的手段不能调整和协调这种冲突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作为社会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法律，于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产生了。通过制定和执行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制裁各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行为，使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运行，从而达到维护整个社会利益的目的。
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本质
一般来说，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调整国家在实施对证券业的监督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公法和私法的融合法，即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产物。私法公法化是指公法对私人活动干预的增强，从而限制了私法原则的效力，并导致私权自治范围的缩小，实质是要求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干预、协调并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对权利滥用、契约绝对自由等所产生的弊端给予矫正，以谋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公法私法化则是指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国家直接作为私法主体的身份出现或者通过国家控制的企业按私法的原则来执行公共职能。公法与私法相互渗透和融合，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大特征。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结果，使得出现了一些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法律部门，如经济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境法等，有学者把这些法律法规称为社会法，证券监管法就是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融合的产物，是社会法的一种。它所调整的证券市场关系是市场关系的一种，原本属于私法调整的对象，而它的调整方法却主要是公法调整方法，如命令、禁止、许可、查封、冻结等。当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包括私法调整方法如自律监管。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属于经济法的范畴。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的重要部分，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和宏观调控的重要领域。对这个领域实施宏观调控即监督和管理其法律规范就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因此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属于宏观调控经济法的范畴，是经济法一个重要的部门法——证券法的分支。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法律本位，是指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任务或基本功能，反映了法的基本观念，昭示了法的逻辑起点和存在意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制度之一。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各国证券立法中几乎无不把规范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立法的目的和宗旨。(2)证券监管的各项法律制度如证券发行审核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其实质都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有序状态，从而达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3)证券监管机关的一切监管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证券监管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其职责，不得侵犯证券市场中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价值
对于法的价值，众说纷纭。但秩序、自由、平等、公平、效益、正义、人权作为现代法律制度价值的组成部分，无不得到认可。而最能反映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本质特征的价值是秩序、效益、公平。
1．秩序。秩序总是意味着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_6与秩序相对的是无序，也就意味着杂乱无章、难以控制、无法预测的状态。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所蕴含的秩序价值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和维护证券发行秩序、证券交易秩序，预防和制止无序状态的出现，实现证券业的稳定、健康和良性的发展。具体体现为通过法律明示证券市场上的各种合法和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设定证券市场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模式，发挥法的指引、强制、评价、预测、教育等功能，把人们的证券行为纳入合法的轨道。
2．效益。效益或效率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益的最大化，意味着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法律的效率意味着权利、权力等社会法律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具体表现为：法律应当保障个人的物质利益并鼓励个人去追求合法的物质利益；法律应当确认和保护产权关系，鼓励人为了效益的目的而占有、使用，或转让财产；应当确认和保护、创造最有效的经济运行模式，使之容纳最多的生产力。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效益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审核、批准、许可、命令、指导、处置、鼓励、查封、冻结等调整方式，来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等行为，以降低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整体效益，并防范证券违规违法行为于未然，从而降低社会成本；第二，通过制定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市场欺诈等禁止性规范来防止各类非法行为，以获得较高的社会效益；第三，在证券违规违法行为发生后，通过追究证券法律责任来补救或弥补违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从而降低市场的负效益、提高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益。
3．公平。公平往往意味着公正、公开、平等，在哲学上公平的内涵与外延无不与正义相关。亚里士多德以平等为基础，把正义分为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前者是指将利益、责任等任何社会资源按照均衡平等的原则在社会全体成员间公平合理的分配；后者指的是当均衡的正义遭到破坏时，重新按均等的原则加以建立和恢复。正义大体可以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罗尔斯的形式正义指公共规则的正规和公正的执行，可称作规则性的正义，而实质正义概念指的是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即社会正义。佩德尔曼的形式正义指对每个人同样看待，是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应受同等的待遇；而实质的正义指对每个人根据优点、工作、需要、身份、法定权利分别对待。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体现的公平价值也应包括实质公平和形式公平。就实质公平而言，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权利和利益进行合理公平的分配，保证证券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这就要求法律制度应当体现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证券监管机关应当严格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对各个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不得损害其他证券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第二，证券从业人员应尽职尽责，不得利用其职务之便为自己利益买卖证券，不得相互勾结，损害投资者利益。这样才能实现公平竞争，维护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就形式公平而言，要求制定公平的证券市场规则。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应当明确以下制度。第一，市场准入制度。在证券市场上保证各类公司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能申请和发行自己的证券，投资者有同等的参与证券市场和获取市场信息的机会，并享有投资的自主决定权。第二，市场救济制度。当证券市场各个主体尤其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应当有具体的救济制度如诉讼机制来补救，通过适用法律来维护公平。第三，证券监管制度。监管制度必须公开、公平、公正，实施监管的具体程序、步骤、方法应当明确。
证券监管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证券法；披露监管；实质监管
一、缘起
美国的联邦一州体制决定了其二元的法律结构。在遵守联邦法律的同时，证券活动同样应受所在各州规范的约束。联邦证券法产生的标志是1933年的《证券法》，而在此之前，州证券法就已存在。这样的法规最早出现在1911年的堪萨斯州(Kansas)。作为美国主要的农牧区，该州居住着大量历来不诸商业投资的农业人口。于是当时许多带有欺诈性的公司云集于此，伺机兜售证券，其中一些之徒甚至以仅存在于蓝天上的(子虚乌有的)建筑项目为由进行融资。为了遏制证券欺诈活动的蔓延，该州率先出台了被称为“蓝天法”的有关规范。此后其他各州纷纷效仿，截止到1929年，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有了各自的证券规范。
为实现保护公众投资者的目的，早期的州蓝天证券法大多都包含如下内容：要求某些从事证券活动的人士进行注册或登记；要求股票发行或交易进行注册；反欺诈条款。对从事证券活动的人士的注册要求意在加强监督，抑制不法之徒的行骗活动。对证券本身的注册要求则使监管者可以否决其认为不符合标准的发行。事实上按照堪萨斯州法规最初确立的标准，在大约1500个申请中，只有不到100起最终被获准发行。而采取类似严厉态度的州，大概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二。反欺诈条款一般独立于注册体系之外，通过调查、检举、禁令等措施实施。随着大萧条的出现、<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相继实施、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成立运作，美国证券监管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联邦层面。原因很显然，证券活动往往跨州进行，因此单独监管成效不彰，更重要的是，前所未有的大股灾令整个国家和几乎全体投资者损失惨重，表明仅靠各州制定的证券规定无法解决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以纽约州为代表的观点在国会占了上风。保护投资者和反欺诈的宗旨被移植到新出现的联邦证券法律中，注册程序也被沿用，不过采取了与以往多数州法中实质审查不同的“披露”(disclosure)原则，并以此来影响证券行为与公司治理。于是乎，除了原本就已存在的各州分歧，“披露监管”(diso．1osul~regulaiton)与“实质监管”(meritregu．1atino)之争更为集中地体现于美国联邦与州之间。
联邦法律与州法律的并行，以及各州法律之间的差异，给证券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上述规范加以协调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过。20世纪70年代，美国法律协会(AmeriesnLawInstitute，ALI)草拟推出了所谓“联邦证券法典”(出epmposedFederalSecuriitesCode)，试图简化由长期执法、诉讼活动形成的复杂证券法律体系，取代<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单独法案，同时消除联邦一州规范并存的二元模式，以实现提高效率、减少对市场干预等目的。这项计划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除了一些具体规范上的调整协调被SEC或法院所采用，国会并未表现出什么热情，也没有对其进行正式审议讨论。
与统一联邦法与州法的受挫尝试相比，协调各州证券规范的工作倒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以两位著名证券法专家LouisLoss和EdwardCowett为主要起草人，《统一证券法》(Uform~na．,StiesAct)在1956年问世，并于1985年被修正，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全部或部分地采纳了该法。不过该法更多地着眼于弥合各州具体规范上的差异，而不强求其在理念上的一致(如放弃实质审查)，因此可以说虽有趋同倾向，但从艰本上看各州证券法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
二、分歧
自1933年美国<证券法》以降，美国的联邦证券法整体上均以“披露监管”(disclosureregulation)为核心。与此不同，州证券法则多少保留了“实质监管”(meritregulation)的瘦迹。按照多数州的法律规定，监管者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在注册文件生效前拒绝某次发行，并禁止发出要约；更重要的是，其一般允许在出售这些证券之前对它们的投资价值进行一番实体上的评估判断。
在严格“实质监管”的州，可能触发上述干涉的情形包括：发起人所投入资金与总的募集额相比不成比例；设置过多的供发起人或其他内部人低价购买的股票(cheapstock)；设置或预留过多的期权或认股权证；赋予股票购买者的投票权不公平：发行人的既往业绩不足以证明其可提供所承诺的回报；付给承销瑟的佣金过高等。前述<统一证券法》中并没有规定所谓“公平、公正和平等”的要求和标准，不同的州执行着各自正式或非正式的操作规则尺度。
显而易见，“实质监管”的着重点之一是公平。首一，发行价格必须是公平的。其二，发起人和其他投资者必须公平地承担项目的风险。其三，在发行结束后项目进行过程中，投资者必须公平地享有对其的控制权。“实质监管”的另一个着重点是与投资机会相伴随的风险。监管者有必要进行把关，只对那些被认为将合理地可能提供回报的发行提供注册，或者将参与者限定在有能力承担该风险的投资群体中。实践中，监管者基于风险考虑加以干预时往往不会直言“风险过大”，而会相应地寻找其他适当的表面理由。如果说证券监管直接源于反欺诈的考虑，那么“实质监管”论者认为对于投资者，其保护范围不应仅限于反欺诈，而应包括反不公平以及反过度风险。唯其如此，证券注册等程序才能真正实现预防(pmphylactic)的效果，切实起到维护投资者信心的效果。
“实质监管”理念认为市场力量在很多情况下无法使一般投资者免受不公平的对待，单纯的信息披露要求也是远远不够的。该理念相信“公平”并非虚无飘渺的概念，对于某一具体发行的证券，总存在相对客观的、可确定的投资价值，而具备良知与经验、公正无私的监管者有能力对其进行把握。实质性的监管评估可以有效地遏制发起人权力的滥用、过度的补偿和投机、内部人交易、对投资者权利的侵害等，最终有助于资本市场整体环境的净化与提升。与此不同，以联邦法为代表、并为部分州法所采纳的“披露监管”则倾向于尽可能地将证券发行交易的买卖双方“置于同一条船上。其不赞成大包大揽式的全方位保护，无意阻止投资者做出坏的投资决定，而仅希望通过要求披露信息来帮助投资者对融资项目进行评估，以及防止欺诈迷惑的行为。
以披露原则代替警示(caveat)原则，美国国会意图间接地促进证券业界的职业道德，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治愈社会及工业顽疾的良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们终归要检点自身的言行。“披露监管”理念信奉者对“实质监管”的目标取向以及实际所能达到的效果都难以认同。首先，“实质监管”往往意味着更严苛的发行条件，对融资受益群体(包括创业者、风险投资家、核心员工等)施加更多的限制，阻碍了许多新兴(start—up)公司的发展。其次，“实质监管”往往沦为过度干预，而忽略了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毕竟孤儿寡妇并非资本市场参与者的主体。再次，从成本效益分析，“实质监管”要求催生了大量的合规成本(compliancecost)和延迟成本(delayoo6t)，这些成本的消延缓了资本的募集，又没有带来对投资者有意义的保护。此外，相比披露的要求，“实质监管”所涉及的不明确、不透踞、不一致之处更多，更容易产生差别歧视、暗箱操作以及腐败现象。最后，“实质监管”的高门槛以及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拟发行人干脆根本不进行注册，以逃避监管；或者诱使发行人等故意造假，以符合要求。
对于“实质监管”的基本假定——对特定证券存在相对确定的价值估计，监管者有能力找到并确定该估值，并有效地协调其中所蕴涵的公平及风险问题，“披露监管”信奉者同样持有怀疑态度。因为上述假定要求监管者既是金融投资方面的专家，又不乏伦理道德方面的良知，这与实践中监管部门人手短缺、能力有限的现实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不容忽视的是，在各州实质要求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融资者可能将被迫或者会主动选择在某些要求较低的州进行发行。结果一方面是公司可能无法在其所希望的某州(如主要营业地或客户集中地)发展股东，另一方面则是该州居民被变相剥夺(或限制)了投资机会。于是可能会产生降低要求的冲动。各州之间也难免出现放松监管的竞赛(racetothebottom)
三、争论(无结论)
长期以来。关于“实质监管”与“披露监管”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其中既有上述对“实质监管理念和实践的攻讦。也不乏学者为其进行的申辩。在后者看来，大多数对“实质监管”的批评过分地基于芝加哥学派的立场，即将公共政策的选择建构在纯粹经济分析之上。而“实质监管”所坚持和弘扬的根本价值如诚实、公正。是很难量化的，也不应该被简单的经济分析所否定。换言之，该理念更着重的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总括考虑。
不仅如此，元论是美国律师协会还是其他机构的研究,都无法从实证的角度为上述争论提供一个明确的结论.一方面。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实质监管”可以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另一方面，调查结果也未印证批评者的见解：“实质监管”措施会明显挫伤融资者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况非常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矛盾现象。作为证券“实质监管的坚定实践者，其强干预姿态似乎未对该州高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构成负面影响，相反很好地起到了稳定和规范的作用。虽有论者指出加州的成功有其特殊性(如监管人员的高素质和专业化)。并不足以掩盖“实质监管”的固有缺陷，但无论如何，加州实践表明“实质监管”并非必然不利于新兴高风险企业的发展。
从前述一些州在“实质监管”与“披露监管”立场间的摇摆，也可以看出这场争论还远未划上句号。双方都在坚持，而且似乎都相当清楚并确信其所坚持的东西。幸好美国联邦与州的双重体制为两类监管制度提供了并存的空间，而50多个州级区域更成为不同理念与实践展示比较的舞台。两者居然逐渐演绎出一套共生格局，或彼此配合，或相互竞争，在不断磨合和调试中共同发挥作用，规范资本市场。于是尴尬反而留给了像中国这样奉行单一制及统一法律体系的效仿者。
例如，随着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实施。我国证券发行所采取的基本上属于核准制。除了包含注册制下的形式审查，核准制重在实质审查(实质监管)。证券主管部门在坚持公开原则的基础上，还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发行人的资本构成、经营状况、资金投向、管理人资格等加以品评。换句话说。对其整体投资价值进行审查判断。我国目前选择核准制。是为了适应证券市场发展不成熟、公司质量普遍不高、投资者识别能力和风险意识较差的现实，同时也就不得不承受诸如审核效率低下、权力滥用、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事实上差别对待、背离市场要求等指责。
然而制度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必须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与时俱进。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或许就值得思考。1988年以前，该地区的证券发行一直采取核准制。1988年其‘证券交易法》修正，将证券发行募集体制改为兼采核准制和注册制(申报生效制)。如权威证券法学家赖英照先生所言。出现如此变化的原因在于：“(台湾地区)证券市场已发展多年，公开发行公司与市场交易量随着经济成长而逐日增加，投资者的投资知识也已逐渐充实。关于有价证券募集与审核，配合加重会计师财务签证责任暨发行公司对财务报告有虚伪或不实情事者，对于善意的有价证券取得人或出卖人因而所受的损害，应负赔偿之责等改进措施，可以部分简化募集与发行的审核程序。采用美、日等国的注册制，以增进募集与发行的时效。”
证券监管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证券监管体制内在机理发展完善
论文摘要：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不成熟的地方。通过回顾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历史演变，为进一步促进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提出了若干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证券监管体制的历史演变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演进是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并随之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其体制变迁及其特征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格局相适应，并与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的政府监管目标相吻合。我国政府对监管体制的选择和调整决定于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1981—1985年，无实体监管部门阶段
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萌芽期。除了国债发行之外，基本上不存在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虽然于1984年公开发行了股票，但股份制试点与股票交易仅限于极其狭小范围。该阶段不存在真正的监管体制或明确的管理主体。
2．1986—1992年，监管体系雏形阶段
总体上，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规模极小的“婴儿期”，与之相对应，在政府管理层面上出现了若干监管上述证券市场领域的部门主体，但未形成统一、有序、通畅的集中管理体系。监管体制框架中的政府部门和自律组织等若干因素已出现，但仍表现出明显的初创特征和摸索性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管理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管理金融市场”被正式法规确立为证券市场主管机关。但监管职责不明确，实践中的管制权力缺乏集中型模式所要求的权威性和管制力度。地方政府体现出监管框架中的分权性和非集中性。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府管制。多部门介入的管理格局略见雏形。行业自律监管组织尚未担负实质性自律职能。
3．1992一l998年，初级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
1992年l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步人了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1996年以后，市场取得飞速发展，无论是日均成交金额还是日均开户数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这充分说明了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与此相呼应，集中型管理体系逐渐形成。确立中央监管机构，一部分权力根据证券活动性质和归口的不同划分给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相当程度地介入证券市场管理，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市场管理体系。首次确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专门性证券主管部门，摆脱了依附于财政或中国人民银行的旧模式。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规范进程中所牵涉到的错综复杂的诸多方面的难题。但是，仍表现出权力分散、独立性和权威性弱、缺乏覆盖全国性的监管机构的动态特征。总体上，这个阶段表现出多层次的、多元化以及部门分工协作的中国特色，且明显地显示出过渡期的特征。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现状及其内在机理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1．监管主体
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确定了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并成为取代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职能的惟一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根据该方案的规定，证监会将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在全国各地设立派出监管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但在现实中，我国监管主体存在多元化现象，主管部门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和不协调。
2．自律组织是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律组织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主要包括证券业的中介服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后者包括两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即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的自律监管。
3．监管法规体系
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1998年《证券法》的通过标志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法规共同构成证券监管法规体系。现行证券监管体制具有集权性和一元化、权威性和独立性高、两级管理垂直化以及自律性弱的特征。虽然仍存在自律管理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但这个体制框架与我国证券市场现在高速发展相适应。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原因主要是针对如何克服原体制存在的内在弊病和矛盾。
三、未来证券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化程度加快的大环境下，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应当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不断健全、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关系到经济安全，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进一步完善证券监管体制必须全面考虑，放眼未来，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造。
1．加强证券监管体制的自身建设，逐步健全与完善
证券市场是变化无穷的，只有依据客观规律，制定完善制度才能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树立科学监管理念。监管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确保公平、高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统风险；第四，树立国际化意识。
(2)明确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监管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障市场的公平、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体现了监管理念和目标。相应的权限，应当依据其职能而定，即仅能作为“裁判员”。并非事无巨细一概全揽，不能把“运动员”兼于一身，应减少证监会在监管中的行政干预色彩，增强其对上市企业以及证券市场的各参与者的监管手段和能力。尤其要注意的是，在监管过程中，要加强对行为和过程的监管，而不仅仅是对结果的监管，对监管者而言，行为本身比结果更值得关注。同时，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努力实现手段的间接化、多样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纵。此外，应当提倡监管行为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正地权衡各方利益，保护投资者信心。(3)完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监管。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选择的主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避免各自的缺憾，对于完善监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自律监管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加强自身监管机构的组织建设；第二，要尽快完善自律管理规则；第三，要理顺证券交易所管理制度。
2．改善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环境。证券市场的发展，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监管，这就要求首先要完善立法，去掉或者完善一些与现有政策和法规相矛盾的条文，法律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不断完备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尽快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出台相关的法律条文，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其次是要加强执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措施，再完善的法律条文也无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有法必依的重要性。
(2)重构社会信用体系，恢复我国证券市场的公信力。
这需要政府对这一体系进行构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构建我国的经理人市场，从外部强化经理人员的责任，形成市场产生的压力。第二，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全国联网的信用体系，形成规范我国信用环境的极大约束力。第三，成立信用担保中心和相应的配套机构。信用担保中心主要为金融机构或其他需要信用服务的用户提供担保服务，承担对所担保对象的财务、经营状况的跟踪监督服务。
证券监管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证券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部分，国家证券业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对证券业十分的重视，对其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都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进行完善，英国，日本等都有过大爆炸式的改革。我国证券业也经过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已发生了质的飞跃。但由于我国证券公司特殊的生成机制以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国内证券公司在治理结构建设上并没有取得同步发展，存在诸多问题。所以证券监管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论文关键词：证券业证券业违规监管改革
1我国证券监管存在的问题
1．1证券监管机构行政监管承载过重
通过以上存在的违规现象不难看出我国证券市场的混乱程度，其监管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由于行政监管承载过重，不堪重负，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在缺乏必要权力制约机制(如议会审查和司法审查)的状况下，证监会监管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业务审批、发行审查、上市监管、违法查究、风险处置、投资者教育和保护等。证监会还享有相当独立的立法权和规则制定权，并监督和指导交易所业务规则的制定。除此之外，证监会还承担着市场发展、平抑股市、“救市托市”等特殊职责。正因为行政权力对证券市场的全面干预，不仅使上市公司成为中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也造就了现有的股市文化及种种负面的股市行为。行政监管承载过重体现在：
(1)监管机构对市场的干预无限扩张，超出行政力量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
(2)由于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出现监管无效的情形；
1．2自律监管缺乏层次，监管独立性刚性和主动性不足
国外自律监管分为行业协会、交易所、市场参与者等多个层次，我国的自律监管职责几乎全部集中于交易所，缺乏必要的层次。由于交易所在履行自律监管职责之外，还需承担组织交易、维持交易系统正常运作等其他职责，仅仅依靠交易所一己之力，难以及时有效地发现全部的违法违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国情，我国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都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相应地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实行的自律管理，也经常被理解成政府监管的延伸，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自律监管通常是一种事后和应对式的监管，监管主动性有待提高。此外，由于监管力量和监管手段的制约，自律监管通常以比较柔性的道义劝说、质询、谴责等方式进行，监管的刚性和震慑力不足。
2证券监管改革“三法”方面的建议
由于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其加以防范和惩治，也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投资者教育等方面多方着手，才能建立真正良好的证券投资环境，从新拾起我国投资者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信心。
2．1立法方面
(1)继续夯实证券期货市场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条例》等行政法规。这些法规是《证券法》、《公司法》的重要配套规范。是打击证券市场各类主体违法违规行为的基础性法制保障。
(2)积极探索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制度，制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办法>及其配套文件，建立统一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体制和分级负责的持续监管制度，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法律制度。这一部分法规制度的出台，有助于打击和遏制甚嚣尘上的非法证券发行、上市和经营活动。
2．2执法方面
证券监管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证券市场是最富魅力的经济领域之一，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旦风险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很容易手I起连锁反应，从而引发全局性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并殃及整个经济生活，甚至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与政治危机。因此，如何加强监管、控剜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证券监管体制这一角度出发，在比较了世界证券监管三种主要体制的基础上，对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演变进行了分析。
证券监管的演变应该是与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一个动态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格局决定了证券监管的变迁及其特征，也折射出其殊的政治、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下的政府监管目标。
一、世界证券监管体制比较
证券监管体制是指一个国家对其证券市场运行和发展所采取的监管制度设置，包括监管机构的组织形式、各个监管机构问的权力分配与利益制衡机制，它是实现证券监管目标的组织保障。证券监管体制并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每个国家都是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来构筑自己的监管体制的，并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对其进行调整、完善，一般认为存在以下三种证券监管体制。
(一)集中立法型管理体制
该模式是指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全国性证券监管机构，制定和实施专门的证券市场管理法规来实现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美国、日本、加拿大和韩国都采取这一管理体制。该体制首先强调立法管理，具有一整套专门的、全国性的证券市场监管法规，并以此作为证券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准则和监督管理证券市场的依据，如美国制定了(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日本制定了(1948年证券交易法>、<l951年证券投资信托法>，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一系列证券专项立法并形成完整的法规体系。该体制也强调设立全国性的证券监管机构负责监督、管理证券市场，如美国的SEE、日本的大藏省证券管理局都是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的专职证券监管机构。SEC作为美国管理证券市场活动的最高权力机构，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其五名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直接对国会负责…，它不仅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权．还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专门行使管理、监督全美证券发行与交易活动的职能。这种监管体制的主要优点是：首先，它制定了一套全国统一的全面综合性的法律制度，市场所有参与者都要受到这些法律的监管，市场的所有活动都被纳入严格的法律规范，这样．证券行为有法可依，能有效地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从而能高效、严格地发挥监管的作用，确保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其次，政府作为监管机构能超脱于市场参与者之外．因而提高了监管的权威性，能更严格、公正、有效地发挥监管的作用，更能注重保护投资者利益。缺点是由于证券市场的复杂性、法律的滞后性，再加上监管机构又超脱于证券市场之外．不能及时明察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可能导致监管脱离实际，监管成本高且缺乏效率。
(二)自律型管理体制
该模式是指政府较少对证券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的干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依靠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商协会等组织实施自律管理，英国、香港地区都曾实行过自律管理。该体制没有制定单一的证券市场法规，而是依靠一些相关的法规来管理证券市场行为，如英国在1986年以前没有关于证券监管的专门立法，主要由交易所的自我管理规定和<公司法》、<反欺诈投资法》、<公平交易法》等法规中有关规定构成完整的证券法制监管体系。在该体制下一般也不设立全国性的证券监管机构，而是以市场参与者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为主，如英国在1986年以前一直是由证券交易所和三个非政府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协会、证券业理事会、企业收购和合并专门研究小组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这种监管体制的主要优点是：首先，证券交易商参与制定和执行证券市场管理条例，并且被鼓励模范地遵守这些条例，这样的市场管理将更加有效；其次，他们对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有充分准备，并且能够对此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总之，这种监管更贴近市场，监管成本低且效率高。缺点是监管者非超脱的地位使证券市场的公正原则难以得到充分体现，自律管理者往往把管理的重点放在市场的有效运转和保护自律组织会员利益上，因而缺乏对投资者利益的有效保障；缺乏强有力的立法做后盾，监管手段软弱；没有全国统一的监管机构，难以实现全国证券市场的协调发展．容易造成混乱。基于以上这些原因，不少原来实行自律管理的国家，开始向集中监管体制转变，如英国1986年开始加强政府监管力量：第一次制定了对证券业进行直接管理的专门法律——<金融服务法>，将自律管理体系纳入法律框架之中；成立了执行该法案的专门机构——证券投资委员会(sm)，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督，1997年SIB和主要的自律管理机构—!一证券期货管理局合并后更名为“金融服务局”(FSA)，以便进一步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率。FSA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责任，成为金融服务业唯一的立法者，其理事长、理事由英国财政部直接任命．通过法律的授权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香港地区也在1987年股灾后，一改沿袭英国自由放任的做法，成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并在<证监会条例》的授权下被赋予广泛的权利，从而确立了以政府集中管理为核心、交易所自律管理为辅的监管体制。
(三)中间型管理体制
该模式是上述两种监管模式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产物．既强调集中统一的立法管理又注重自律约束，实施该体制的国家有德国、．泰国等。在德国，商业银行拥有进行证券业务的权利，银行业与证券业呈现混业经营、混业管理的局面。因此，其证券业便通过中央银行对参与证券业务的商业银行的管理来实现监督，并没有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机构。同样的原因，德国也没有一个规定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解释市场运行规则的法律实体，关于上市公司及股票发行和交易的规定见于<《公司法>、《银行法》、《投资公司法》、<证券交易条例》和<证券交易所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但德国于1993年底制定了《内幕交易法》和《持股信息新规则》，并于1994年成立了德国证监会，也反映出趋向集中立法体制的迹象。
以上三种证券监管体制的不同主要在于对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定位的不同，但在任何一种证券监管体制下，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都是缺一不可的，以政府监管为运作核心的集中立法型体制必然需要行业自律的有效辅助，以自律管理为传统重心的自律型管理体制同样也离不开政府监管的最终支持，即使中间型管理体制也无非是两者的又一种结合方式而已。
二、证券监管体制的趋同变化及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证券监管及其体制变迁是伴随着一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乃至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动态历史过程。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国际游资频繁冲击各国金融市场，为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不同监管体制开始呈现日益融合的趋向。各国纷纷采用对付危机更加有效的集中统一的政府监管体制，强化政府管理的主导地位。完善立法、加大执法力度，以便有效地控制风险，维护市场安全运作。不仅传统的采用自律型管理体制和中间型管理体制的国家(地区)如英国、香港地区和德国，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出现向政府集中立法型管理体制“趋同”的趋势，而且一些新兴证券市场如韩国与中国台湾等，也以集中立法型管理体制为范本来构建本国本地区的证券监管体制。
其实，一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核心在于正确设定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的位置，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强调政府的集中立法管理，将政府监管置于监管体系的首要地位。美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严格也是最有效的管理体系，其成功的监管经验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巨大发展，统一立法和集中管理是保证美国证券市场公平与效率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它更有助于“三公”原则的体现，充分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东南亚遭受金融风暴的袭击后，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阴影使得加强管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系统而严格的集中统一监管成为各国政府日益重视的方针和手段。另一方面，自律管理也是不可替代的，任何国家和证券监管体制都必须依赖自律机构完成对市场变化做出灵活、迅捷反应的一线监管活动，弥补政府监管因监管成本过高和监管失灵造成的效率低下，但自律管理应被纳入政府集中监管的框架之中，才能有效消除自律机构由于自利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市场混乱。综上所述，一个富有效率的证券监管模式应该是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之间分工合理、协调配合的有机统一体。
三、中国证券监管体制演变
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以政府监管为主、自律管理为辅，随着市场的发展变化，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证券监管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
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政府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工作。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监管还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管理，是一种多头、分散的管理方式，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决策下，证券监管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上海、深圳分别颁布了一些关于股份公司和证券交易的地方性法规，建立了地方的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进行规范，中央政府只是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1991年，行业自律监管组织——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但由于中国证券公司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大部分证券公司在业务经营上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对行业并没有什么认同感，以至于证券业协会未能担负实质性的自律职能。
(二)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到1997年底，证券监管开始转为中央集中统一管理，同时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也参与管理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消除了股票市场姓“资”姓“社”的疑虑，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排除了证券市场发展的障碍，深圳发生百万投资者抢购新股抽签表的“8．10”事件，政府认识到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重要性。通过总结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以下简称证券委)及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成立，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的试点工作。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管理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证券委是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构，证监会是证券委的监督执行机构。证券委和证监会成立以后，其职权范围随着市场的发展逐步扩展，1993年l1月，国务院决定将期货市场的试点工作交由证券委负责，证监会具体执行。1995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方案》，确定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副部级事业单位，是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证券期货市场进行监管。同时，中央各有关部门兼有证券监管的部分职责，形成了多部门共管的局面：国家计委根据证券委的计划建议编制证券发行计划；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和归口管理证券机构。报证券委备案；财政部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从事与证券有关的会计事务的资格由证监会审定；国家体改委负责拟定股份制试点的法规，组织协调有关试点工作，同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中央企业的试点。另外，地方政府仍在证券监管中发挥重要作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当地政府归口管理，由证监会实施监督；地方企业的股份制试点，由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审批。为了把对证券和期货市场的监管工作落实到实处，证监会向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地方证券期货监管部门授权，让它们行使部分监管职责。(三)第三阶段从1998年开始至今。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对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成为监管的重点内容，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提高监管效率，1997年8月，国务院决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地方政府管理转为证监会管理，同时，在上海和深圳两地设立证监会证券监管专员办公室。1997年l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国证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前由证监会授权、在行政上隶属于各省市政府的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收归证监会垂直领导，同时扩大了地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并将原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对证券经营机构的监管职能也划归证监会。1998年4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组成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1998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明确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经过这些改革，证监会的职能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强化。
至此，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三级监管体制基本建立(见图1)，证监会负责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其派出机构——证券监管办公室、证券监管办事处负责区域内上市公司和证券中介机构的日常监管。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起到辅助政府监管的作用，且完全服从证监会的领导。
四、对中国证券监管体制演变的分析
中国选择集中立法型监管体制不仅顺应了全球证券监管领域的发展趋势，也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近几年金融系统中国有银行资产质量下滑、不良资产比率上升，难以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预示着这一责任就必然落到了规模不断扩大、深度不断延伸的证券市场上来。从证券市场监管机制的演变就可看出这一趋势，由最初的证监会和中央银行分管到由证监会统一管理，由开始的各地方和中央监管到如今的中央集中统一垂直监管，一方面反映出证券市场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央对证券监管集中的意愿逐渐增强，所以说集中立法型监管体制在中国的建立是加强证券市场监管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另外，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监管尚不完善，证券交易活动中经常出现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违规现象，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权威性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进行有效地监管，以保证证券市场健康、平稳、高效地运行。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比较短，证券从业人员的素质较低，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不强，自律意识比较淡薄，证券业也缺乏自律管理的经验。同时，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可被认为是由政府所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再加上中国具有长期集中管理的经验，这些也都为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打下了基础。
证券监管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证券法》对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中隐含的一些制度缺陷也逐渐显现。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我国亟需完善现行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现代金融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证券法》为证券市场规范运行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等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由《证券法》、《公司法》以及300多个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内容所构成，其中以现行《证券法》的12章214条内容为核心。《证券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1998年12月2913通过，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主要就是由这部《证券法》的相关条款所规定。
证券监管体制《证券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表明了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即中国证监会为主体，依法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体制。
证券监管原则《证券法》第8条规定“在国家对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依法设立证券业协会，实行自律性管理”，表明了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既坚持依法集中统一监管原则，又坚持国家监管和自律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律性组织，对证券公司进行自律监督管理。
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证券法》167条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8项法定职责：(1)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并依法行使核准权或审批权；(2)对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等进行监管；(3)对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资信评估机构，以及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的证券业务活动进行监管；(4)制定从事证券业务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并监督实施；(5)监督检查证券发行和交易信息公开情况；(6)对证券业协会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7)对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证券监管机构的权限《证券法》168条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履行职责时，可采取4项法定措施：(1)进入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2)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3)查阅、复制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证券交易记录、登记过户记录、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对可能被转移或者隐匿的文件和资料，予以封存。(4)查询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资金帐户、证券帐户，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证券迹象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
证券监管机构与监管人员的义务《证券法》规定证券监管机构有公开依法制定的规章、规则和监督管理制度等义务；规定证券监管人员有主动出示证件，保守商业秘密等义务。
证券监管机构与证券监管人员的法律责任《证券法》“法律责任”一章共36条，对证券监管机构与证券监管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者将承担罚款、取消从业资格等法律责任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证券法》第5章、第9章和第10章分别对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作出了其它的专门规定，其核心是建立比较完备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法律制度，并以此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
二、现行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以《证券法》为核心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施行，对于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证券市场长期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认为还存在着如下立法上的不足。
首先，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不利于提高投资者参与监管的主动性。统一监管可以加重监督管理机构的责任，防止“大家管，大家都不管”的现象发生。在这种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下，实现《证券法》宗旨的机制是：证券监管机构通过对具体违法者的行政处罚，使其不敢或者无力再进行违法行为，同时对其他市场主体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从而实现证券市场的整体公正和整体秩序。证券监管机构对违法者给予的行政处罚，只是惩罚了违法者，对于具体受侵害的投资者权益，却未能给予救济和保护。因为《证券法》的民事责任制度还存在严重的缺陷，没有可诉性，不能被投资者主动运用，不利于提高投资者参与监管的主动性。这样，证券监管机构便成为证券市场上惟一有效的监管力量，对于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其很难保证都能够百分之百发现，也难保证监管机构及其人员都像关心自己利益一样积极负责地关心投资者的权益，更难保证监管者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对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实施普遍监管。所以这种欠缺投资者主动参与的监管机制，不可能是持续有效的监管机制。
其次，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部分相关法规之间衔接不够。《证券法》颁布前，证券行业适用的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法》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与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法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不是同一法津效力层次，既非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又非普通法和特殊法的关系，二者如何衔接、配套，在《证券法》中没有予以明确。在《证券法》实施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应该废除《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因为从立法的体例和技术上看，同是规范股票发行与交易的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同时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存在着互相抵触的规定，这种情况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又如《公司法》第143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第14J4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进行。而综观《证券法》，其仅是规定了流通股的交易，而大量的非流通股及其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份转让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要实现证券市场的资本优化配置的功能，必须解决公司股份的流通问题。
其三，以《证券法》为核心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立法存在局限性。一是《证券法》虽名为“证券法”，但实际只是规定了债券与股票二个证券品种其对证券市场的覆盖面不可避免地显得窄了一些对今后证券市场的发展缺少前瞻性。如未能规范国外证券法和实务中常见的我国外资股发行中已经涉及的概念和行为，如公募和私募、二次发行等。对已有的投资基金、国债回购等未加规定，对今后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必然会产生的金融衍生工具、股指期权及资产的证券化等新的证券交易品种方面更未任何涉及，使得这部法律呈现出阶段性的局限。二是《证券法》对证券交易市场的理解局限于证券交易所，使证券市场被限于一个很小的证券交易所范围。因而《证券法》不可能对柜台交易、店头市场等作出规定，而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应当包括各种交易手段与场所，当出现一些新的证券交易品种时可能会出现监管的真空，或者投机者会利用法律的漏洞来损坏证券市场。三是《证券法》作为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对上市公司收购方面的规定仍然偏于原则和粗略，实际中仍有许多问题诸如股权变更与收购行为的界定、证券管理机关和交易所审核的标准、收购方的身份的限制等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同时，与上市公司收购密切相关并频频发生的其他重组模式，诸如国有股划拨、授权经营、上市公司资产置换等也未在《证券法》中作出调整，因此，在实际监管中仍会存在某些无章可循的情况。论文
其四，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部分法律责任界定不明。《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还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没有可诉性，不能被投资者主动运用。例如《证券法》理论上一般认为，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发行人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应承担过错推定责任，但《证券法》对违反信息披露制度行为的归责原则并无明确规定。我国民法以过错责任为原则，承担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的情形须由法律特别规定，在《证券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证券纠纷案件时，是不能白行适用无过错原则或过错推定原则的。正因为《证券法》的民事责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才导致若干严重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行为，虽然证券监管机构依法追究了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但受损害的投资者却并未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
三、完善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证券监管法律的配套法规
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量还存在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经营业绩不理想，不少公司缺乏持续盈利能力，ST和PT公司呈逐年增多趋势。二是运作不规范，包括擅自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向；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资金，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等等。三是不能及时、完善、准确地披露信息，甚至编造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四是资产重组行为不规范，以保壳、配股为目的帐表重组较多，真正实质性的资产重组较少。以上问题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缺乏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法律制度，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完善上市公司退市机制不具备持续上市条件的公司股票退出交易，建立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机制，是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证券法》第49条规定，上市公司丧失公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的，其股票依法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公司法》第157条、第158条规定了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具体条件，其中明确规定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等两种情况在限期内未能消除，应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终止其股票上市。以上规定虽然为建立上市公司退市机制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层面的法律规范，致使不少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退市的相关规定不了解，甚至由此产生了法律纠纷，亟需完善与之相关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这方面需要配套的法规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司退市的法定标准和条件。二是公司退市后相关问题处理的法律规范，包括退市公司股份转让的相关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退市公司恢复上市的条件和程序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制定实施细则加以规范。
完善B股市场对境内居民开放后的法律规范《证券法》第213条规定，境内公司股票供境外人士、机构以外币认购和交易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证监会出台有关规定，允许境内居民以外币认购和交易B股股票，使B股市场的功能定位从吸引境外资金转变为吸引境内外外汇资金。面对新的情况，应尽快制定新的有关B股交易、发行和管理的具体监管法律规定，以便在法律上解决B股发展方向、上市发行、市场监管、风险防范等一系列问题，促进B股市场规范发展。
(二)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
规范国有股和法人股场外交易《公司法》第144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但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国有股和法人未流通股进行场外交易，并呈日趋活跃态势。由于目前对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场外交易没有制定具体的法规，没有明确谁是监管部门，没有对股权交易机构进行资格审查，没有颁布具体的交易细则，无法保证交易行为的合法性和定价的合理性，更不能保证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权益和防范可能产生的风险。
规范国有股减持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占总股本70％以上的国有股和带有国有背景的法人股仍然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国有股减持和法人股流通的方案。其中，以存量发售为主要内容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已经付诸实施。但是，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制度对国有股和具备国有背景的法人股的流通问题。基本没有具体规定。《公司法》只在第148条规定，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持有的股份，其转让或者购买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证券法》只是在第94条中规定，上市公司收购中涉及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持有的股份，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建议尽快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健全国有股减持和法人股流通的监管法律规范，使这项工作有法可依，依法运行，妥善处理好证券市场中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规范引导投资类公司从事委托理财业务目前我国存在相当数量的投资类公司，它们私下募集大量资金，买卖股票，从事代客理财业务。其受托资金主要是企业集团、上市公司、事业单位的自有资金和居民个人资金，也有部分资金来自于银行信贷资金。从这类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看，数额之大估计已超过现有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的总和，但由于这种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基本处于无监管状态，加大了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难度，蕴含着极大的市场风险。建议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尽快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和引导，将其纳入监管范围。
调整相关证券法律制度首先，调整市场准入和监管规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证券市场必将面临进一步开放的机遇与挑战，现行证券法律制度亟需作出相应调整与规范。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问题。现行证券法律制度没有关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证券机构市场准入和监管的法律规定，应抓紧研究制定有关涉外证券机构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其次，调整分业管理和混业经营矛盾。我国《证券法》确立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原则，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管的重要基础。但近年来，国际上普遍实行混业经营，不少国家还建立了银行、证券、保险统一监管体系。随着我国金融业务的拓展，商业银行开展中介业务、股票质押贷款业务，证券机构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以及“一卡通”、“银证转帐”的出现，表明我国金融领域已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业经营倾向。我们建议对《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中确立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原则通盘考虑，适应新的情况进行法律调整。其三，创新交易工具。我国证券市场交易工具单一，没有涉及股指期货和股票期权这两种金融工具。股指期货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金融创新产品，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也是证券机构和投资者不可缺少的避险工具，在金融竞争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它能起到套期保值的作用，有利于减少大盘震荡、缩小震幅，保持市场相对稳定。股票期权是对上市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实行的一种认股权制度，它是增强上市公司凝聚力，激励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责任意识的一种有效手段。建议对股指期货和股票期权这两种创新工具进行立法研究，提出相应的调整意见。
证券监管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入世；证券市场；证券监管
人世后，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外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人我国证券业，这必将对我国证券业产生巨大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证券监管。
一、入世对我国证券业的影响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人世贸组织，按照WTO有关金融服务业的基本原则及我国在双边及多边协议中所作的承诺，我国将有步骤、分阶段地对外开放金融业。其中证券业的开放步骤如下：到2004年，外国公司可以直接投资国内的证券公司，到2006年，外国投资者将直接投资我国的国内市场。因此，今后五年是我国人世后证券业从保护到开放的过渡期另外，其他行业逐步对外开放的承诺也将通过作用于证券业的监管对象和与证券业紧密相关的其他金融企业而对我国证券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入世对证券监管对象的影响
l、入世对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的影响
人世后，国际资本可以直接在中国进行投资因此在我目的上市公司中将出现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这些企业由于管理科学，经营业绩良好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将在投资者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信誉。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使公司的股票价格能够长期稳定在其价值以上、有利于该公司降低筹资成本和进行资本运营。相对而言．国内许多上市公司由于在经营管理、信息披露及股利分配等方面都不如外商投资的企业，因而使企业在筹资与资本运营时处于劣势国内的上市公司在外国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和广大公众投资者的约束下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那些在国内市场能站稳脚跟、并能借助人世的契机在国际市场上大展宏图的公司的股票将成为真正的蓝筹股和热门股；而另一些缺乏竞争力．经营不善的公司将成为重组和淘汰的对象。对投资者来讲．由于到2006年，外国投资者可以直接向我国国内市场进行投资，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届时将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机构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所占的比重将增加；并且，由于外国投资者的加入将给国内投资者带来更加成熟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技能，提高投资者的素质；拥有巨额资金的投资者或投机者的数量也将增加.
2、入世对证券投资中介机拘的影响
(1)入世对证券投资经营机构的影响首先，加人WTO后，证券业的开放有助于打破国内证券市场的垄断，加剧证券市场的竞争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其次，人才争夺更加激烈；最后，由于竞争的加剧会使成本高、业务单一、规模小、信用差及效率低的证券商淘汰出局，最终幸存的券商将具有规模太、业务多样化、业务成本低和效率高的特点。
(2)入世对证券投资服务中介机构的影响。
在证券服务中介机构方面，我国已批准了几家外资证券服务中介机构在我国一定的区域开展一定的业务活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开放，将有更多的外资服务中介机构在我国从事更多的业务活动。实力雄厚、资信度高的外国服务机构或外商投资服务机构的加入，将给国内的服务机构带来较大的冲击。
3、入世对股票发行和交易的影响
首先，入世后外资证券中介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将给国内证券市场带来增量资金，有利于证券市场的扩容和证券品种的增加：其次，通过外资证券中介机构可以加快国内公司到国外上市筹资的步伐；再次，由于外国财团的资本雄厚、在进入我国股市后如果我国没有完善的证券监管措施，这些资本可以轻易地操纵某支甚至某些股票的股价走势，造成股市价格的大幅波动．对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健运行产生威胁；最后，随着嘲络技术的发展．交易方式会趋向于信息化。
(二)人世对金融行业发展趋势的影响
在现代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金融正在进入一个大变革和大变迁的时期。具体表现为：金融服务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场外交易和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全球金融产品不断形成电子网络化的趋势：国际投资急剧增加，资本流动更加频繁，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愈演愈烈；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界线出现模糊趋势，金融机构业务交叉并走向多元化综合化。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我匡加入WTO后，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西方国家全方位的一揽子服务制度将对我国金融业现行单一的服务方式产生强烈冲击，为了与国外同行竞争．我国金融业也必将走向混业经营。
二、改善我国证券监管的几点措施
由于人世后证券市场将呈显出新的特点，为了保证我国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及整个金磁业的健康运行，我国的证券监管工作应该进一步完善。
(一)确定合理的证券监管体制
目前，国际上共有三种类型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自律型他律型和中间型管理体制。每类证券监管体制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性。他律型监管体制由于有超脱于证券市场参与者之外的统一管理机构，能够较公平、公正、客观、效、严格地发挥其监管作用，较为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可起到协调全国证券市场的作用；同时匿拥有专门的证券法规，可以提高证券市场监管的权威性但由于证券市场的管理是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单靠全国性的证券管理机构而没有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商协会的配合，很难实现既有效管理又不过多行政干预的管理理念：自律型监管体制与他律型组织相比，自律型组织更贴近市场，更熟悉证券市场的技术操作．具有更敏锐的市场感觉。自律组织的范围还包括法律无法涉及的道德领域，因而范嗣比他律型的更为广泛但是自律组织所代表的毕竟是证券商的利益并不体现投资者、上市公司等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倾向，因此在监管中有可能偏袒其会员公司使市场发展出现扭曲。另外由于没有证券法作后盾，管理手段较为软弱，又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难以协调全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间型监管模式试图将前两种形式的可取之外保存下来，并尽可能在施行中符合率国的情况。各国在证券市场监管模式的选择主要考虑到以下三个基本因素：一是证券市场的发展阶段、发育状况和自由程度；二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模式；三是国情状况，包括历史渊源、法系、地缘、政治与经济形态等。
就我国而言，首先，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时间不长，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经验不够．相关的法制建设不完善并且自律组织建设不够．因此目前还不能对证券市场采取自律型监管，必须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制订专门的法规来进行统一的宏观管理：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的规模与运作水平不一，证券市场参与者众多，运作程序复杂，相对因素广泛．证券监管工作极为艰巨，如果没有自律组织的配合，单靠国家管理机构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必须要求证券市场所有利益主体进行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最后，随着外国投资者与投资中介机构的进入，我国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将更多，交易手段更加多样化、现代化，且不同的证券交易者之间在信息的占有、分析和处理能力经济宴力等各方面将更加悬殊，而交易者的趋利性致使市场中的强者往往利用各种违规操作操纵市场，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因此为了实现市场交易的公平、平等、诚信，有效打击违法违纪行为，我国应成立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将证券市场的管理权力统一集中在一个或两个机构手中，以增强证券管理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所以，根据我国国情应创造一种“以集中型模式为主，自律型模式为辅”的“昆合型”证券监管模式。
(二)完善监管机构的职能部门建设
自建市以来，我国的证券市场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只允许国内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以及极少数的国外投资者参与，所以没有把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中与国际事务有关的部门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人世之后，我国的证券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大量的国际投资者、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将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同时我国也会有一些投资者、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进入国际市场，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会加深，步伐会加快．所以为了适应形势发展，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也应该加大对外国际事务部门的建设力度。
具体办法是在我国的证监会成立国际事务办公室．主要从事与我国证监会的外国相关机构进行信息共享、协议谈判及执行工作，为外国相关机构提供必要的支援，同时也获得它们的支援，通过立法和其他措施促进国际合作国际事务办公室可以为国际性的诉讼事务提供专门援助，诸如在涉及国外的诉讼过程中，按照国际惯例收集来自外国的证据，冻结在国外的资产，以及强制执行我国证监会对外国公司的判决；国际事务办公室与外国政府当局就双边信息共享协议进行谈判，以有利于在调查和诉讼中从国外获得证据；另外，国际事务办公室还可以在证监会的其他部门和办公室处理国际事务时发挥咨询作用，使证监会能够及时、准确、协凋地处理好与证券有关的国际事务。
(三)加强证券监管的法制建设
法律手段是证券监管的重要手段之一，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使证券监营有法可依，从而规范证券市场，扣击各种操纵股价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目前，我国证券立法工作还不到位，唯一的一部较系统的法律文件是《证券法》但仍有许多缺陷，如对国有股和法^股问题、关联交易问题、场外交易问题等仍未予以规定，而在对证券投资人保护的民事责任规定上更是存在欠缺。在《证券法》中涉及到法律责任的规定虽然捣多条．但这些条款大多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涉及到民事责任的很少，即使是这些条款，对如何进行法律补偿以及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没有进行规定。另外，人世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加深，证券跨国(境)发行与交易的行为愈来愈多，其中的诸多法律问题也口益显现出来．严重阻碍了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给从事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带米了法律适用上的无所适从和法律后果上的不确定性。关于证券法的域外适用性问题．我国《证券法》及一系列证券法规对此规定也很少。
因此，我们应借鉴美、英等国的成功经验．确立我国证券法的域外效力。一方面可遏制外国证券法域外效力越伸越长的触角．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保障境内发行人、承销商的权益和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顺利进展。具体措施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修订《证券法》，载八有关域外适用的条敖并明确规定找国证券法的规制范围；二是在《证券法》中确立有条件域外适用的原则．而关于法律冲突问题，有关证券的冲突规范上更是几近空白，《证券法》对此避而不谈．行政法规中仅有的几个冲突规范也不尽科学、台理如《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第29条第二款规定有关争议必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规定不仅困自身的封闭性而存在缺陷，而且未能解决其他典型的涉外证券法律适用冲突问题。即使新近由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推出的民间范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三稿)，对证券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制也不尽如意：
基于此，我国应加快立法步伐，尽快推出比较科学、合理的证券冲突规范。在立法体例上．根据我国对证券定性的习惯及冲突规范的规制传统、未来的国际私法典中如不设“公司”为专章，则宜集中列于债权部分；在立法内容上，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将涉外证券法律适用的主要方面详细地列出来。
(四)深化证券监管工作的内容
为了应对人世后不断涌人的外国投资者、中介机构的挑战，实现我国证券市场的平稳过渡，在逐步开放的五年过渡期内，证券监管工作的内容不但要包括加强列证券市场的监管而且还要包括加强对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对投资者、中介机构的培养和引导。首先，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规模小，证券品种单．不能适应人世的外资的冲击，所以应加快发展证券市场的规模和证券品种：其次，加强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的监管。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要帮助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尽快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逐渐走向正规化，树立起良好的资信，全面提高其素质。
(五)顺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组建一体化的金融业监管体系
由于混业经营将是我国人世后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国在目前的保护性过渡期内应该改变以往的分业监管体系和方法，逐步建立起与混业经营相适应的监管体系与方法具体来讲．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应积极探索彼此分工合作的协调机制和监管体系，加强整个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合作，定期、不定期地就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调、交流监管信息，解决好分业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对策，有目的、有计划地联合建立金融监管方面的公共制度，如通报制度、质询制度等。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为全面混业监管做好准备。另外，还要提高素质、明确职责、改进手段，强化联合监管力度，不断提高综合监管的水平和效率，有效防范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