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11:19:00

语言哲学观论文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1篇

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上,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语言神授论”和“语言天赋论”持否定态度,主张以历史的、发展的、进化的和唯物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韩礼德认为应借助神经语言学、生物科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来研究语言,并始终坚持进化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观点。其中,进化观是“受到神经生物学家艾德尔曼(Edelman)‘神经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影响”⑨,历史观是“受到中国学者罗常培的影响”。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唯物观可从语言的个体发生、种系发生和话语发生的相关讨论中得到具体阐释。关于个体发生,韩礼德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通过对他儿子奈杰尔(Nige1)的语言学习过程进行个案观察,他认为成人语言是由幼儿原型语言发展而成,语言发展过程即是以原型语言为中介语的生物进化过程。而原型语言起源于物质与意识这对矛盾的经验模式。原型语言最初表现为通过声音、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索取物品或支配他人的行为。随着需求和互动的增多,发音系统随之发生改变,可以用不同声音指代不同的意义,并以此切分大量精密的意义系统。个体语言发展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人际关系协商到经验的概念构建,再到语篇形成。依据贝尔法则,韩礼德将儿童个体语言的发生过程类比推知语言的种系发生,为种系发生提出假设。从种系发生看,有声语言的语序是从原始非语言交流进化而来,语言功能的扩展是为表达说话者的经验,语篇复杂性是为协商社会关系和构建经验服务的。结合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韩礼德指出人类的原型语言成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意义的有声语言形成于现代智人。

关于话语发生,韩礼德认为儿童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语法可言,语言是一个两层的系统,即声音与意义,这至少是儿童原型语言的组织方式。在真正掌握母语之前,他们通常会为自己构建一套符号系统。而在两岁左右的时候,这一系统被一个三层的系统(意义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和表达系统)所替代,意义先被编码成为词汇,而词汇再被编码成为表达形式(即声音)。上述分析表明,韩礼德关注语言的进化和发展史,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这三个术语本身也说明要用历时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因为种系发生指“语言的历史”,个体发生指“个人的历史”,话语发生指“语篇的历史”。同时,在语言起源问题上,韩礼德指出是幼儿交际互动和需要的增多促成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发展进化的唯物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一致。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恩格斯在谈到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时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增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⑨同时,他还指出语言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发展变化的,而非稳定的体系。虽然语言有其内在的约束机制,但依然会紧随历史的脚步,映射时代的影子,“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⑨。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即种系发生)两个维度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而韩礼德采用上述三个维度。其中,logogeny(语篇发生)一词是韩礼德自创的术语,前缀logo一表示“语言”、“逻辑”、或“语篇”等含义,后缀一geny则是“创造”或“进化”的意思。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的唯物论视角,还体现在有关意义产生的论述方面。韩礼德强调意义产生于语境,意义是语言系统与语言使用环境之间的关联产物,意义与行为相伴而生,都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这些论点和巴赫金的语境论和体裁理论都十分契合。

二、语言的本质属性论:社会实践论域下的社会语言观

韩礼德受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Bemstein)、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Minowski)和语言学家费斯(J.R.Fiah)、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以及拉波夫(W.Labov)等人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70年代至8O年代风行一时的语言研究视角的影响,从社会的角度探索语言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作为“社会人”的研究成了语言研究的主题,语言研究因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鉴于此,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这种本质属性观来源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和韩礼德都把语言当作是资源,而不是乔姆斯基所认为的一套规则。把语言当作资源时,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更多关注语言的社会性,从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一书中做过详细阐释。在有关论述中,韩礼德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行为潜势(即社会行为),儿童成长为社会人,必须以语言为媒介,在和各种社会群体(如家庭、社团等)建立起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通过吸收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文化观,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人。简言之,是语言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一员,语言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重视语言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韩礼德有关语言社会性的论述,还体现在韩礼德有关集体语言构建观以及集体经验观,即强调语言的集体行为和互动关系。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语言。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述中也有所涉及。@马克思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语言观,反对语言神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符号系统,体现为一种社会性的交往活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语言的社会性和人的社会化密不可分”。他们认为,人们通过语言交流思想、相互理解、共同劳作,并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描述,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对象化实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语言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也不可能被个人凭空产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竞有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语言的此番论述与哈桑(R.Hasan)在访谈录音中有关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哈桑在访谈中针对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阐释补充说,“语言的社会属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人对此加以刁难,认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心智活动或思维活动。我们有大脑,我们肯定相信心智活动的存在。但心智活动离不开社会,否则,它会在半空中无所依托。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就像鲁滨逊一样),心智活动也不会发展。人类必须融入社会。离开社会,人类无法生存。人类语言更是如此,离开社会,就成了一堆空壳。”⑩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也做过阐述,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语言也不同于上层建筑,不同于经济基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关于语言社会性的认识,沃洛西洛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也提到,语言是一项共享的实践活动。他还指出,语言研究应和文化研究相融合,对语言的考察不应只局限而应“超越”语言体系的各层次,进入话语领域。⑩沃洛西洛夫的超语言学见解受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重视。以上分析说明,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认识跟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的论述十分契合。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离开了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实践,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脱离实践的语言观是抽象的,这显然有别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语言观、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社会性的共同认识,促使他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彼此都认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反映和被反映的或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同时,韩礼德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建构论,语言与现实之间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反映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这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积极地表征社会现实或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语言与现实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或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这种关系认识建立在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规约和系统的认识基础之上。当把语言看作一套社会规约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但把语言看作是由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语言层次构成的系统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因为三个层级之间是一种实现的关系。具体来说,韩礼德认为,当把语言当作系统时,语义层是社会系统(如意识形态等)的意义潜势,语言是意义潜势编码的重要的手段之一,意义潜势是对社会系统的实现形式;词汇语法层是意义潜势的实现形式,而语音层则是词汇语法层的实现形式。这样,语言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一种构建与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不再被看作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意义能动地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韩礼德和麦蒂逊在《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认知》一书中并没有使用“社会现实”这一术语,而是使用“经验”这一术语。在韩礼德和麦蒂逊看来“经验就是人们用语言手段构建的现实”。语言形式如何通过意义潜势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具体来讲,概念意义构建社会现实或者说社会经验;人际意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经由协商和角色分配等手段构建社会关系;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通过语篇形式来构建,语篇形式是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桥梁。语言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关系的认识导致系统功能语言学者把意义当作是一种潜势,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体现,在任何语言层面(包括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上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选择。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是一种选择的关系,而语言形式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之间体现为一种示例的关系。

三、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辩证法

在批判索绪尔二元对立研究思想后,韩礼德承继了沃洛希洛夫((V.N.Volosinov)、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son)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辩证法思想,并有效适用于语言研究。韩礼德语言学研究的辩证法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三维度整体论语言学研究思想。韩礼德认为“研究语言应该把语言当作一个整体,从三维立体的视角研究语言,即从上位、下位和本位三个维度研究语言”。曾这种三维立体研究与语言的三个层次(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相对应。从语言研究层次的角度看,从语义层研究即是从上位研究,主要研究词汇语法范畴如何实现意义表达;从词汇语法层即是从本位研究,关注词汇语法主体及其与周围的关系;从音系层即是从下位研究,研究词汇和语法范畴如何在形态和语音层得以体现。韩礼德把这种整体观进一步运用到语言系统的具体分析。以小句研究为例,他认为应该从小句之上(小句复合体)、小句之下(词组和短语)和小句周围(小句、小句之旁和小句之外)研究语言。互补性语言学研究思维方式。除整体性研究思想外,韩礼德还主张用互补的视角研究语言,这一思想的成熟标志是2008年《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的出版。互补性思想显然有别于二元论思想。在韩礼德看来,互补思想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方法和原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韩礼德的互补性思想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互补性,二是语言系统研究的互补性。在韩礼德看来,语言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生物体之间的研究和生物体内部研究两种。生物体之间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把生物体当作整体,重视生物体的社会行为和环境的互动,从外部研究语言,这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功能观。

生物体内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重视生物体的生物属性,尤其是大脑的内部结构,从生物体内部研究语言。语言研究可从以这两种方法中任意一种方法人手,不同点在于生物体之间的研究方法常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行为,生物体内部的研究方法把语言当作知识。这两种研究方法,在韩礼德看来是互补的。把语言当作知识的研究方法试图回答生物个体大脑内部与语言表达和理解有关的运行机制,回答生物个体如何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和学习语言。然而,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离不开语境,人们并非把语言当作抽象的有声系统或语法规则加以理解,而是通过学会如何使用才能掌握语言。因而,韩礼德认为两种研究方法彼此互补,不可分割。另外,韩礼德和麦蒂逊主张应采用类型学和拓扑学相结合的互补研究视角研究意义系统,因为类型学关注线性的意义系统,而拓扑学关注意义的空间维度,二者对意义的研究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韩礼德还进一步把这种互补性的思想贯穿到整个语言系统的研究,认为“互补性是语言系统的一个根本属性”。在《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中,韩礼德认为语言系统中存在三种互补模式:词汇与语法的互补、语言作为系统与语言作为语篇的互补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互补。除此之外,语言系统还存在及物与作格、创造与转换、肯定与否定、情态与意态、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析取与合取、一致式与隐喻式,内部与外部等方面的互补性。根据语言使用来研究语言的实践论研究思想。在语言研究方法上,韩礼德还主张研究语言应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是以解决语言问题为导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专门回答跟语言打交道的人们(如译者、病理学者、教师等)所提出的问题,用韩礼德的话说,就是“要根据语言的使用来研究语言”。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上已发展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应用上也十分广泛,比如在翻译研究、临床话语分析、教育教学、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文体学、语言类型学、人工智能、语料库、计算语言学和法律文本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广泛应用情况以及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看,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适用语言学”。韩礼德语言学研究思想体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辩证研究方法,在门派林立、新颖语言理论层出不穷的现代语境下,韩礼德的语言学研究思想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融式发展。

四、余论

通过上述韩礼德对语言哲学之核心问题的论述,我们发现,韩礼德有关语言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韩礼德有关语言社会性和实践性的阐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实践论,同时也展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有关语言与社会关系在认识论上的拓展;而韩礼德有关语言的研究方法则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研究视角。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的认识和研究方法有如此的相似性,追踪溯源,马克思主义者和韩礼德沿袭了欧陆自两千多年前从柏拉图开始传承下来的研究路径,即采用人种学和修辞学的研究方法,除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沿袭这种研究方法之外,还有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只是由于关注语言的侧重点不同,彼此之间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相似程度有大小之分,这方面的研究也还有待深入。韩礼德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他从创立系统功能语言学之初就有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初衷,于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思想和方法研究语言,所以韩礼德对语言哲学所关注的几个核心问题的回答中所折射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即唯物历史观、辩证观和社会实践观就不足为怪了。韩礼德研究语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何在过去三十多年中能在中国语言学界得到很好的传播、验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并没有过时,仍在世界范围内无形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语言学家的思想和研究方法。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2篇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马克思主义哲学(324次)、马克思主义(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马克思主义(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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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还有的关键词,其标引频次有显著下降,这说明学者关注有所降低,研究正在减弱。有些关键词标引频次的显著下降,反映了学科热点的转移,如中国哲学学科在世纪之交和本世纪前五年对自身进行了学科反思和建设工作,相关问题成为热点,中国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从2005年起开始下降。这正与2005年之后相关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哲学界有所降温一致。有些关键词标引频次的显著下降,反映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较为充分,如果没有新的材料,不改进研究范式,研究的深入已变得更为困难。如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宋明理学研究,西方哲学领域中的康德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科学精神的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研究等。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3篇

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罗蒂的指导下,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实践与对象》(practice and object)。1976年之后,布兰顿一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从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间曾担任哲学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当选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此外,他还担任多家哲学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也是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03年,布兰顿荣获梅隆杰出成就大奖,奖金150万美元,以表彰他“对人文学术的典范性贡献”。

布兰顿的第一部著作是与尼古拉·里彻合著的《矛盾的逻辑》(1980)[3],但真正为他赢得声誉的还是14年后发表的《清晰阐释:推理、表象与推论性承诺》[4]。就语言哲学而言,此书试图提出一种将语义学奠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基于两个主要思想:(1)意义是不可还原的规范性意义;(2)意义由用法确定和说明。在这两个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踪迹,但在布兰顿手中,它们发展为全面而有力的意义理论,可以取代现在广泛接受的自然主义的和因果论的意义解释。

此后,他编辑了塞拉斯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97)和著名文选《罗蒂及其批评者》(2000)[5]。也许是因为《清晰阐释》篇幅太大,内容过于艰涩,2000年他又将其改写为一部较为简明的《清晰地说出理由:推理主义导论》[6]。但此书与其说是《清晰阐释》的导论,不如说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简明地阐发了他的几个重要论题。

布兰顿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关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论文集》[7]。该书收集了布兰顿自1977-2000年的论文,考察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弗雷格、海德格尔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隐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阐释》中,布兰顿就从“表象主义的”与“推理主义的”语言观出发,透视近代哲学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远比通常理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纠葛更为基础。他试图表明,那些逝去的伟大哲学家都有一项共同的事业,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义所刻画的特定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都坚信,语言的表象性能力服从如下事实:语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说出的”。这部历史性散论可以视为他的推理主义构架在哲学史中的应用,因此也为《清晰阐释》所构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维度。

理解布兰顿的主要困难在于,除了文笔和表述方式的独特性之外,无论在方法、思路和风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双重影响。按照他的导师罗蒂的说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而布兰顿则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将分析哲学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阶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学的一次轮回,不啻为分析哲学百年历史的一种反讽。[8]实际上,布兰顿的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按照布兰顿自己的说法,他的立场异于那些塑造和推动20世纪英美哲学的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理论的、解释的和策略性的承诺。他赞同理性主义而反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赞同推理主义而反对表象主义,赞同整体论而反对语义学原子主义,赞同对逻辑的表达主义的解释而反对形式主义解释。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义,而推理主义与整体论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传递意义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义就预设了在特定推理构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这一整体论会导致功能主义;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理解为实践对理论具有优先性,那么,这又与实用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推理就是做事。这一思想与经验主义的核心主张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布兰顿又将其视为理性主义的当代形态。因此,有人把这些彼此相连的立场统称为“ihfpr传统”(inferentialist- holist- functionalist- pragmatist- rationalist tradition)。[9]

基于以上立场,我们可以把布兰顿的基本主张概括为三个论题:(1)能思想的生物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东西,是因为他们是推论性实践、因而也是语言实践的参与者(理性主义论题)。(2)因此,推论性实践,即塞拉斯所说的“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就提供了语境,使我们能够在其中理解语义学的和与意向性相关联的概念。状态、言说和表达都通过在一套实践活动中扮演特定的角色,才得以具有命题性内容,而这些实践活动就是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实用主义论题)。(3)赋予内容(content-conferring)的实际功能正是由发挥这些功能的各个对象的推理关系清晰地说出来的,因此命题性内容是由推理构成的(推理主义论题)。[10]

布兰顿是一位不满足于在既定范式中展开探讨的哲学家,他不想停留在解决“哲学难题”上,而是渴望全盘革新。而且,他也具有相当罕见的才能,能够在人及其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展现出大气磅礴的全新图景。因此,他的著作,特别是《清晰阐释》,乃是哲学中当之无愧的里程碑。

这里选录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布兰顿为《何谓哲学》一书撰写的主题论文,他在文章中较为浅近地概述了他的基本思想,以及他对哲学活动的独特界定,其内容这里就不再赘述。另一篇是在开头提到的哈贝马斯论文的第一部分。布兰顿和哈贝马斯的目标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强调交往活动的社会性的和主体间的诸多方面,都致力于形成关于交往能力的理论,坚持规范性的不可还原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使对正当性的证明,即给出理由的实践,成为各自的思想核心之一。相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布兰顿阐发的是基于语用学的语义学,其中包含的指称理论是哈贝马斯所缺乏或只是被预设的;而哈贝马斯则批评布兰顿未能提供足够有力的客观性概念,对交往的构想也不够充分。[11]

[1] habermas, jürgen (2000) from kant to hegel: on robert brandom’s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 (3), 322-355.

[2] andjelkovi, miroslava (2004), articulating reasons. philosophical books 45 (2), 140-148.

[3] the logic of inconsistency, with nicholas rescher,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0.

[4]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4. 此书于2000年译为德文,法文译本和西班牙文译本正在翻译中。

[5]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ed.), by wilfrid sella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rorty and his critics (ed.), blackwell’s publishers, oxford, 2000.

[6] 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y 2000. 此书的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译本已经出版,法文、日文译本正在翻译中。

[7] tales of the mighty dead: historical essays in the metaphysics of intention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 robert b. brandom. 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2-33.

[9] jaroslav peregrin. tales of the mighty dead. (book review) erkenntnis 59: 421?424, 2003.

[10] peter gr?nert. articulating reasons (book review).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25 (4): 371-376. october 2002.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4篇

随后,泰瑞运用萨默斯的社会类型学对《大众哲学》的写作背景、主客观条件、成功经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为此,他在前言中进一步说明:“本文谋求提出一种研究方法,将像艾思奇这样的宣传家们所使用的各种技巧、内容和文化前提考虑进去。”[1](p.348)泰瑞的这种方法体现了他在理论研究上的新视角、新探索,也使这篇论文显得新颖而不落俗套。此外,这篇论文的框架结构也比较独特。这篇论文的框架结构及写作方式明显地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家傅雷曾经说过:“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ies彼此殊难融合交流。”也就是说,从思维方式上看,东方人思维呈圆型,以直觉体验为工具,重综合,重整体;而西方人思维方式呈线形,以逻辑实证为手段,重微观,重分析。综合讲究大而全,分析讲究小而精。这使得西方思维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因此,西方人写文章的时候更喜欢单刀直入、切入主题。通常包含四个部分:导入,主题,支撑,结论。步步为营,展现了他们严密精确的解析思维,泰瑞这篇论文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泰瑞在前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论文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源上说明《大众哲学》的成功原因。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传统思维更注重实践经验,对事物的认识和考察往往容易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很少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因此,国内学者在撰写论文时习惯于把一切事物都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讲求大而全,唯恐分析问题不够全面宏观。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点是比较容易把握事物发展的全貌,但难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因此得出的结论大多停留在现象上。纵观全文,泰瑞的论文之所以在论证方法和写作特点上别具一格,除了泰瑞具有扎实的社会学基础及丰富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以外,他还展现了熟练掌握和运用心理学、哲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种相关学科的能力,显示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理论视野,从而使论文展现出特有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特色之二:逻辑严密,分析深入。这篇论文重视对问题的纵深研究。泰瑞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本文中,我希望去说明《大众哲学》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1](p.353)这个问题似乎是老调重弹,对此泰瑞进行了特别说明,他说:“一般将这本书受欢迎的原因,归之于艾思奇以平民大众的评议传达哲学思想的技巧。……对这个观点,我没有异议,但我认为它只说出了部分事实。”[1](p.348)泰瑞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还指出了乔舒亚·福格尔及沃斯·迈斯纳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泰瑞把《大众哲学》之所以广受欢迎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四点:首先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源于艾思奇非常了解并迎合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在写论文时通常避免直接切入主题,而是采用“起、承、转、合”的方式,使问题论述从开篇到结尾能够很好地相互映照,泰瑞认为《大众哲学》采用的这种写法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指出:“《大众哲学》的章节一般遵循一个固定的结构:艾先提出一个根据普通常识提出的哲学问题或提法,然后很快他就将这问题改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然后他从日常生活中提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命题;然后又再次说明他最初提出来的提法。或回答他最初提出来的问题,他的结论一般是过渡性的,以便过渡到下一个章节里去。”[1](p.362)其次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来自艾思奇对中国民众社会情感心理的精准把握。泰瑞认为,艾思奇深刻理解1935年前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沮丧和悲观的情绪:“我认为《大众哲学》的魅力大部分来自于它提出了复杂而又能在情感上满足的中国人的身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大众哲学》成功的深层原因在于:“艾的论证的确是有道理、合乎逻辑的,然而他所传达的范围广泛的信息之所以有影响却是由于它的情感因素。”“在他叙述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时,同时贬低了西方并提出中国人有能力胜过西方人。他认为中国人不但能知道西方过去在哪里,今后将走向哪里,而且中国人能够更快地到达那里。”泰瑞认为,艾思奇想传达一种精神鼓励与民族自信给中国民众,而这也恰恰是当时中国民众迫切需要得到的一种社会心理支持。同时,泰瑞对艾思奇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魅力打动读者也有深入的描述。在第四章“焦虑时期的身份和力量”中,泰瑞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艾思奇如何准确地把握民众的社会心理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艾利用人们对经济(生活)的恐惧和对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人)的怨恨,从而引起读者对他们的注意……他描述中国人被外来力量不公正地对待时,他是利用的怨恨心理。”“虽然他将中国社会分成进步与反动两部分有使社会分裂的危险,但这种分类法确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他说:“采取这种‘新哲学’,人们就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活,他们会成为历史的合作者而不是奴隶。在一个痛苦、失落的朝代,这种观念在感情上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再次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源于它独特的外形设计、新颖的内容结构、别具一格的写作方法及语言风格。在第三章“传媒、语言与胜任能力”中,泰瑞指出:“对阅读技巧不高或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讲,该书的外形不像哲学书的外形那样令人害怕。相反,《大众哲学》的外形是简短、精练,便于间断地阅读。”“这本书的结构形式就不如它的外形那样有新意了,然而,它也对艾的这本书受欢迎起了作用。”在此基础上,泰瑞进一步考察了《大众哲学》的语言风格,他说:“几乎所有写到艾思奇的人都对他语言的简洁作过评论。不幸的是,对这种简洁并未予以研究和解释。”并且认为,艾思奇在语言上准确地把握了一条规律。一方面,泰瑞认为:“艾所使用的比喻方法,在中国是传统方法。……他举的例子,虽然是教诲性的,一般都缺乏儒家说教中的伦理语气。”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艾用的词汇是新的。他很少使用中国传统哲学论述中常见的词,……艾使用的许多叙述词都是与新的、进步的、现代的有关的。”这使泰瑞的语言读起来既简洁明快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最后,他得出结论:“我认为,他的著作所以能说服人,就在于他能将新的和永恒结合在一起。”第四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应归功于艾思奇对读者群体的深入研究。在第三章中,泰瑞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艾和他在《读书生活》的同事们努力想弄清他们的读者是哪些人,并根据读者的能力去写作。”泰瑞列举了相关事例说明艾思奇当时为了研究目标读者,曾阅读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和提出的问题。通过信件衡量读者的水平和需求。“我认为,艾思奇努力以他的目标读者能懂的声音说话,这使他的书籍有一定的可读性和权威性。换句话说,他努力于大众化,使他有向读者说话的能力。”同时,他运用了比较方法来说明艾思奇是如何打败他在思想意识上的对手的。“相比之下,在或自由阵营里的许多中国作家却明显地不愿意向评议习惯不同于自己的人讲话:他们不说‘当地的方言’,因而也就削弱了他们自己要传达的信息的力量。”特色之三:观点创新,评价客观。在论文中,泰瑞引用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名词,如“其他人”、“民族身份”、“胜任能力”、“元叙述词”等。他把这些概念从社会学话语中独立出来,进行了专门的心理学、社会学的探讨,并对这些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泰瑞指出:“最后,我将探讨艾所构造令人信服、多层次的‘其他人’的组成部分,在与这些‘其他人’做斗争中,许多中国人可以明确他们自己的身份。”“不构筑一个相对抗的、外化的‘其他人’,就不可构筑个人与社会身份。正如黑格尔在《主人与奴隶》所说那样,只有当我们将自己看成是在其他人眼中的存在时才能认识自己。”泰瑞认为,艾思奇从理论上传递给中国民众一种自身感性认同的身份定位(类似于阶级意识)。同时,他指出:“应该承认,艾所传达的(中国人)在思想上有力量与西方抗衡的信息……在感情上俘获了‘其他人’。”“艾是以明确指出读者们所有的对手的方式来构筑读者的身份的。他构筑的身份是从反面解释的,也就是说他告诉他的读者他们不是什么样的人,而让读者自己去决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泰瑞揭示了《大众哲学》在心理上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省与文化自强。就此而论,泰瑞的视角是非常新颖超前的。在对艾思奇及《大众哲学》的评价上,泰瑞非常肯定艾思奇作出的成绩。他说:“如果说我们将作为一名宣传家的艾思奇与他的法、英、俄等国的先驱相比较,那么,他在出版《大众哲学》中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他的成就是现代中国这种成就的先驱。”同时,为了说明艾思奇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还对1935年前后的上海读者市场的竞争情况作了说明:“30年代在上海有大量的作者,这形成了买方市场。想要出售自己作品的作者必须明确他们的目标读者是谁,找出适当的地点、形式和思想,并据以写作。对这一任务,艾思奇完成得十分成功。”可见,泰瑞对艾思奇及《大众哲学》的写作背景及环境是作过深入考察的,因此得出的评价也比较客观准确。总之,泰瑞的这篇博士论文结构清晰,论证逻辑严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在某些方面,如关于文本的社会学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可以说尚属破题之见,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总体来看,这篇论文既有突出理论重点的深度,又有全面挖掘理论的广度。但笔者认为该文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这篇论文对读者社会学、语言学理论的掌握要求较高。文中应用了大量社会学、语言学的理论阐述,这给一般读者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使读者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其次,论文在一些问题的观点上存在偏颇,如在第一章结尾,作者是这样评价艾思奇的:“艾出生于一个有激进政治思想的家庭,而且出身于一个很可能在政治对调中参与思想意识方面斗争的社会阶级……由于他的家庭在政治上很活跃,他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似乎艾此生就要作宣传家的。”在整篇论文中,泰瑞对艾思奇的评价都是把他作为一名宣传家来定性的,这显然不够全面。再次,论文中关于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说明比较模糊晦涩。比如,在关于元叙述词这一章中,泰瑞典型的西方实证性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使这一章节之间的逻辑层次看来不够清晰,显得较为晦涩难懂。但是,总体来看,与其他学者关于《大众哲学》的研究相比,这篇论文拓展和深化了对《大众哲学》的文本研究,瑕不掩瑜。相信会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以一定的帮助和有益的启发。

二、论文给予我们的启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艾思奇及《大众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增无减,但称得上为精品力作的作品却并不多见。通过对泰瑞的《艾思奇和重新建构1935年前后的中国身份》这篇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思维方式、论证过程及研究方法,这篇论文都有着独到之处,对当前国内学界大力提倡理论创新,拓展和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启示之一:完善知识结构,端正学术作风。泰瑞的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角度新颖、分析深入、逻辑清晰。他从社会学角度切入主题,综合交叉运用多学科的分析方法,充分展示了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渊博学识,这使他的论文与国内许多研究艾思奇的论文相比独树一帜。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支生力军,目前,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队伍庞大,但产出高质量的作品较少。这与知识结构单一不无关系。纵观我国当前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所学的专业都非常相近,有的甚至完全一致。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能否作出富有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科研成果,一方面在于个人是否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及刻苦钻研的精神,另一方面取决于学者本人是否具有广博的知识视野、丰富的实践经验、前瞻性的学术见解等。可见,相对单一的知识结构极大地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众思想逐步呈现出多样化局面。加之受当前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影响,学者的学术品格与个人修养良莠不齐,一小部分学者责任感和使命感缺失。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心理,研究问题缺乏对现实的深入分析,只满足于掌握书本中的一些理论知识,文章做不细、不深入,都想做大手笔文章,不肯从细节上推敲下功夫。泰瑞的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启示我们要提高学者的修养,培养良好的学术作风,就必须反对急功近利,反对粗制滥造,要真正沉下去。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推出精品力作。启示之二:推进理论创新,努力转变文风。泰瑞的论文极具问题意识,通篇没有空话套话,开门见山。与之相比,目前我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主观想象、闭门造车的现象。这种主观主义导致我们的理论作品内容空洞、脱离实际,根本无法解决民众现实中的问题与思想上的困惑,也直接导致理论宣传力与说服力的下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2](p.11)学术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科学性与深刻性,更在于它的创新性,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与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就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首先要解放思想,敏于思考,勤于笔耕。此外,泰瑞的论文篇幅虽然不是很长,但文献引用率较高,充分体现了作者严谨求实的文风。这些优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目前,国内学界在论文写作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论文写作缺乏严谨性、规范性。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引用率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研究方法和学术写作的规范方面与国际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外很多高校非常注重高校对大学生、研究生写作方法与规范的培养教育,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只要写的文章有思想、内容好,形式并不重要。其表现是文献引文率非常低。这些差距在客观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实际差距,同时又制约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作品,如果没有严格的引注及文献参考,就容易出现规范混乱,也是造成学术上弄虚作假的重要诱因。可见,学术写作规范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更重要的,它是对于学术作品之真实性、严密性的审查和保障手段之一。所以,笔者认为,要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必须强化学术写作规范,通过成果呈现的规范化来促进研究过程的科学化。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从自身做起。启示之三:加强学术交流,积极促进学风。泰瑞的论文也在另一层意义上启示中国理论界应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作品、好文章、好观点不应只放在书斋中,也不应仅仅刊登在一些读者范围有限的期刊上,而应“一石激起千层浪”,创造机会开展广泛的交流与互动,以产生思想的碰撞与交锋,萌生新的思想火花,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和启发创造思维具有重要意义。以艾思奇为例,他个人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应当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为此,他参与多次学术论战。通过论战,充分激发了学者们在学术上的敏感性和追求真理的激情。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将宝贵的时间花在有意义的学术问题的探讨上,应选择有意义的学术问题进行学术争鸣。比如,当前一些人为哗众取宠而故意做的“学术”翻案文章,或者故意制造一些人为“学术”炒作而与名家争鸣,甚至争论一些本无意义的命题,等等。因此,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要敬畏学术、尊重学术、献身学术,自觉选择真正有价值的课题来研究,选择真正有价值的论题来争论。学者应该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将不同观点、看法或评价及时在学界进行沟通和交流,不能只顾自己埋头苦干而不管整个理论界的发展和变化,不顾时展的新形势。为此,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主义”方针及其政策,他说:“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3](p.183)理论界应该认真构建一个理论平台,为所有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和交锋的机会,让思想的火花在此激荡,让真理的光辉在此闪耀。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湖北某高校2010届266名英专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情况的调查发现,25%的论文选题是语言学和关于语言学方向。该结果又一次证实了近些年对“英语语言学”教学效果不佳现状的描述。本文从学科定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三方面讨论了如何通过撰写语言学方面毕业论文的角度讨论了改善该课程教学的具体措施。

1 引言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校专业目录(1998版)和(2003版),“英语语言学”属外国语言文学类下英专本科高年级主要课程之一。但自1980年高校英专陆续开设该课程至今已有30余年,却仍存在教与学效果不甚理想等问题。如潘之欣(2002)选取部分南开大学和上海交大在读英专硕士研究生,采用问卷形式,对该课程开设情况的调查表明:该课程依然停留在以英语语言为主的语言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实际运用理论知识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效果不佳;且学生普遍体会不到学习该课程所带来的乐趣,主要原因有理论性太强、内容枯燥、教学方法不当等。吴格奇(2005)反思该课程时也提到,“教师不满意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目的很茫然”是主要问题。本文则从英专学生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角度出发,试图探讨该课程较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从而缓解“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的尴尬状况。

2 调查研究

266位2010届英专本科毕业论文是从湖北某高校外院教学科的电子数据库中拷贝的。该调查属于二手资料研究。笔者根据论文题目、摘要、提纲、主要内容按语言学方向、文学方向和翻译方向进行归类,其中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文学作品,如“The Feminist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Scarlet Letter”,分析文学文体语言特色,如“Textual Features of English Advertisements”、“An Analysis of Vagueness in EnglishAdvertisement”等都被归纳为语言学方向。结论是:58%的论文属于英语文学方向,25%为语言学方向,17%为翻译方向。

究其因,首先是作为基础学科的“英语语言学”未能引起学生太多的关注和兴趣;其次,语言学研究方法和内容未能引起师生足够地注意;再次,教师在课程内容处理和安排中未能很好地将课程学习与毕业论文联系起来。总之这个数据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该课程教学效果不佳的描述。这与教学、引导不无关系。

3 对策分析

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毕业论文是考查学生综合能力,评估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方式。”学生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试图在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有自己新的认识与发现,并将这种认识与发现以一种可易时易地的方式与人进行交流。因而撰写论文是学用结合的大好时机,从英专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来看课程教学具有一定说服力。

3.1课程定位

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其研究分类越来越细、分工越来越明确,正如王宗炎(1988:151形象地比喻:过去的语言学只是一家小商店,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家百货公司。对于林林总总的学科分类和研究流派,结合教学大纲和英专学生本科阶段知识体系的形成,对该课程定位是必要的。

白郁(2007)认为语言学目标是宽泛的而非具体的,即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和对语言的热爱。而本文则认为既应有宽泛目标,也应有具体目标。“语言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语言及其相关对象的人文科学。它的研究领域分为共时的和历时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微观的和宏观的3个对立方面,其任务是描述语言事实,寻找并解释语言发展的规律,发掘语言学理论,总结语言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和其他领域(杨自俭,2002)。”因此宽泛目标是培养理性思维,即对理论的理解、背景、历史贡献与发展不足及实践运用。具体目标是提高学生对语言学理论的应用能力,掌握研究方法,并能提升语言技能。杨教授定义也明确了语言学研究方法和内容。学习理论知识时,学习和应用研究方法也是很重要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尤其是微观方面的理论成果,对英专学生语言技能的提高有检验作用;在跨学科或横向方面,将语言学相关理论用到英美文学和英汉翻译中,提高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提升英汉对译技巧,形成论文即为具体目标。诚然,理论与实践结合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撰写论文乃一种尝试。故在介绍理论时,必要补充对理论的应用与研究,适当抛砖引玉,可有效激发学生探索兴趣。故,具体目标使学生看到学习成效,宽泛目标锻炼了学生理性思维,既调动心灵又提高素质,教学效果也就不同了。

3.2教学内容

传统课本基本上以微观语言学为主,按结构语言学思路编排内容,从语音学、音系学、形式学、句法、语义学,一直到语用学和语篇分析。教学内容的改革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如白郁(2007)认为应以语言哲学意义、语言与大脑及认知关系、语言学发展简史、宏观把握语言学真正意义等四方面为重。还有学者认为增加课外阅读材料以改进教学内容,如王扬(2004)和吴格奇(2005)主张选用有助于学生理解基本理论、概念的材料、辅之以拓宽视野的补充材料。还有以宏观还是微观语言学内容作为教学重点的争论:“微观”派认为语言内部分支是语言学的基础内容,课时分配比重要大;“宏观”派认为基础部分简单,学生可自学,重点应是宏观介绍;“中间”派是既注重基础又考虑涉猎面。

但笔者认为,各高校层次不一,地理位置不同,统一规定教学内容不足取。近5年教学实践告知以微观语言学为主,即语言学内部分支的理论、研究、及应用。如在处理词形学时,适当介绍词的研究现状,对象我校这种以师范专业为主的二本院校的英专学生而言,无论是提高职业技能还是英语水平都相当重要。我校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适当添加西部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研究,如方言特点、语言迁移现象、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也应在绪论部分增加语言学史和语言哲学等内容,让学生了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及语言与哲学的密切关系。此外适当介绍结构、认知和功能语言学这三大学派的相关内容也有必要。总之,就像百货商场的陈列员,教师将所有商品分门别类、有条有理地展示,学生自然会依据具体情况取舍。教师侍机提供论文命题,使学生的探索与发现随着课堂内容的进行而深化。著名学者赵鑫珊(2004)在其新作《我是北大留级生》就曾列出了20个作为语言哲学研究对象的话题,且认为是“震撼灵魂”,不可能不为之心动的命题。

3.3教学方法

该课程多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有关研究一致认为必须改进该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建构语言及语言学知识。如潘之欣(2002)用大量生动典型例子,结合归纳法和演绎法讲解理论要点和难点;王扬(2004)主张采用传授型和讨论型相结合的方法;鞠玉梅(2007)主张研究型教学模式,“设境”以激发学生兴趣和强烈求知欲。

总之,避免教学方法的单一,努力激发学习动力。启发式和发现式方法讲解基础知识和理论要难点;研究型或探究型方法,布置任务(个人任务和小组任务);大课堂讲解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步骤;小课堂任务分配型方法,使教学达到“鱼”、“渔”兼授效果。如语言学绪论之后,成立“Study&Research Group”,提供6个topics:11LanguageChanges;2)Social Dialects;3)Communication Competence;4)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5)Error Analysis;6)PragmaticFailure,2周时间准备15分钟ppt陈述,5分钟小组同学共同回答相关问题,并建立QQ群,随时联系。教师仅为任务的布置者、监督者、帮助者和评定者,并鼓励学生撰写论文,或推荐给学术期刊,或为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如一组学生在讲“语用失误”时,列举了电影、小说、校园、网络等许多有趣的例子,如分析不够透彻,教师可适时适当加以补充、提示和参加讨论,既融洽了气氛和师生关系,又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方法。

让学生随时记录和关注身边的语言现象和语言事情,并联系到语言学理论,如,“山寨”、“x客”、“剩女”、“宅男”等新词新语收集,以讨论词的构词理据。虽在探索中有难度,可介绍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等资源;也可大胆与相关领域的教授或专家电邮寻找答案。为形成质量较高的论文打下了基础。这些都说明:语言学课程的终极目的不是讲授具体的理论知识,而是让学生能意识到语言现象的存在,能对之产生兴趣,并发表自己一定的见解,使自己作为一名普通人,也能融入到语言研究的大环境中去。

4 结束语

从学科定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三方面,适当有效地联系到学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既能改善单一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又能真正做到研究型或探究型学习,也达到了教学大纲能力培养的要求。毕业论文的撰写就是提供一次培养创新意识、实践“做学问”的机会。将课程教学与论文写作联系起来,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就找到了毕业论文的素材,这也是学习思辨、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的具体实践,相对于借助他人的文章获得二手资料而完成的毕业论文来讲,学生的获益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更能体现学生真正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另外,这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态度更会为学生走向社会,诚信做人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白郁,英语本科语言学教学的重新定位[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1):70—73

2 鞠玉梅,以多媒体网络技术为基础的语言学导论课程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J],外语电化教学,2007,(8):36

3 潘之欣,关于高校英语专业“语言学导论”类课程设置的调查[J]外语界,2002,(1):47—55

4 王宗炎,语言学:它的历史、现状和研究领域[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4):14-24

5 王扬,高校英语专业语言学课程教学初探[J],外语研究,2004,(5):57—60

6 吴格奇,“语言学导论”课程教学行动研究与教师知识体系的反思[J],国外外语教学,2005,(2):32—36

7 杨自俭,谈谈语言和语言学[J],外国语,2002,(1):53—61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6篇

表达为本的积极语用新理念,在修改前后的高中语文课标中都获得了彰显。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阶段,语文新课标一致强调“表达为本”的积极语用新理念。课程改革实施多年来,积极语用新理念深入人心、广为弘扬,尤其是在高考作文题型的改革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从而对考生的写作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新课标鼓励每一位考生敢于充分表达,即基于独立思考、心灵感悟而以理性表达、自主评论和审美抒写等形式来严谨缜密、逻辑清晰或生动感人地展开应试写作行为――这无疑是近年来高考写作中的一种值得充分肯定的新趋势。

消极语用的高考写作,考生往往根据“命题”或者“命意”的要求,套用预设作文的模型或者按照作文“潜规则”而作出过度泛化的“公共表达”,以求凭借“入套”应试标准而获得理想的作文评分。而积极语用的高考写作,考生能够超越狭隘的“命题” 或者“命意”而作出相对自主开放的个性化表达,以一己的思想立场和心灵感悟来作出独立评论、理性判断,从而深刻彰显出写作主体的语用活力和审美个性。作为一种书面的表达行为,区别应试写作的语用行为是消极还是积极,其重要的客观条件是卷面作文题型是否能够自觉地引领考生释放思想的活力和表达的个性。

因此,高考作文题型是否引导考生积极语用,这是判断高考作文改革力度和进度的重要标志。2016年的高考作文试卷,承接着近年来的大趋势而在“去命题化”“创新文体”“表达多元”等方面推进改革的深度,使高考写作继续进行着重大的价值转型。

二、“去命题化”:为积极语用开放思维空间

“去命题化”包括硬性的“去命题”和软性的“去命意”。命题半命题去命题:这是高考作文题型改革的一大特点。统计表明,近年来自拟题目、自选立意、自定文体的“自主作文”已经蔚为风气,每年约占总数的70%以上且连续呈现出上升的势头:2009年12/16、2010年14/18、2011年13/17、2012年14/17、2013年15/18、2014年17/18、2015年16/16、2016年10/10(分母是全国高考作文题总数,分子是全国高考作文撤去命题或者命意的作文数。2016年是三份全国卷,另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天津六省市自命题,其中北京卷是二选一,故总数是十份)。这些数据向社会各界释放出了一种空前强烈的信号:高考作文正在加速走出保守、闭锁的消极语用之命题框格,让普天之下的学子实现“人”“文”归一、“心”“声”融合这种积极语用的写作佳境,完全顺应着重思想、重表达这种高考改革的积极趋势。

这类“去命题”甚至“去命意”的作文题型,布设了开放性的材料或材料+话题,从而给考生留足了充分的自主思维空间。它们鼓励考生尽可能释放自己积累的人生经验和基本哲学思辨,在对社会、人生和文化诸多重要问题的深刻考量中,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立场出发而抒写自己独特的看法、展开独立自足的逻辑论证。

2016地方卷高考作文题型示例。

1.上海市“评价他人的生活”: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容易进入大众视野,评价他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常见,这些评价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对“评价他人的生活”这种现象的看法不尽相同,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种现象的思考。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字。

2.浙江省“虚拟与现实”: 网上购物,视频聊天,线上娱乐,已成为当下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业内人士指出,不远的将来,我们只需在家里安装VR(虚拟现实)设备,便可以足不出户地穿梭于各个虚拟场景:时而在商店的衣帽间里试穿新衣,时而在足球场上观看比赛,时而化身为新闻事件的“现场目击者”……当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越来越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现实”时,是选择拥抱这个新世界,还是刻意远离,或者与它保持适当距离?对材料提出的问题,你有怎样的思考?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论述类文章。

3.江苏省“话长话短”: 俗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有人说“有话则短,无话则长”,无话的时候也要说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个时代,是彰显个性还是提倡创新?以此为题材,写800字作文。

4.天津市“我的青春阅读”: 在阅读方式多元化的今天,你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在宽广无垠的网络空间中汲取知识;你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悦读”有形有色、有声有像的中外名著;你也可以继续手捧传统的纸质书本,享受在墨海书香中与古圣今贤对话的乐趣…… 当代青年渴求新知,眼界开阔,个性鲜明,在阅读方式的选择上不拘一格。请围绕自己的阅读方式,结合个人的体验和思考,谈谈“我的青春阅读”。

5.山东省“我的行囊”: 行囊已经备好,开始一段新的旅程。路途漫漫,翻检行囊会发现,有的东西很快用到了,有的暂时用不上,有的想用而未曾准备,有的会一直伴随我们走向远方……

点评:以上所举地方卷作文题型,都是开放度很高的话题材料,题目自定,既无硬性的命题,也少软性的命意。北京的《“老腔”何以令人震撼》与《神奇的书签》二选一,虽然预设了题目,但是话题材料具有一定的开放度;换言之,虽有题材的限制,但更有立意的自主和抒写的自由。

正是近年来持续推进的这种“去命题”与“去命意”的大趋势,为众多考生突破思想束缚、自主积极表达敞开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话题及其背景性材料的多元开放的特质,天然决定着考生的思维流向、思维深度和思维创意,为其内心思考(内语用)洞开了风光无限的大世界。

三、“文体创新”:为积极语用敞开表达天地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高考作文,同时致力于写作文体的深刻创新。如果以“去命题”和“去命意”为指归的多元流向话题,为积极语用开放了思维空间;那么,文体创新则为考生们的积极语用敞开了表达的天地。

语用行为,虽然包含从输入到输出、从心灵到感官的全部语用,但是,建立在深度思考基础上的输出性语用即感官的表达行为,是语用的重中之重。高考写作,是展示考生们表达品质和表达能力的重要平台。从传统记叙文、写景文、抒情文到近年来逐渐兴盛的评论文之文体转换,给考生发挥才智、拓展积极语用新天地创造了前提条件。作为思维自由体操的外显,纵横思想、凸显智慧的评论文,确实比传统平面再现、客观叙述、格调甜俗的“文艺体”,更容易传递思想表现力,比缺乏缜密思辨、逻辑理性贫弱、思想标准化、论证程式化的议论文,更容易展示考生个性化的思想观念。

2016年的高考作文同样继续着近年来的文体改革与创新。除了北京卷的二选一《神奇的书签》明示写“记叙文”之外,其它所有的作文题型都没有文体上的特别限制。首先,普遍明确要求写成“议论文”;更主要的是,这些多元、开放的话题,本身内在地、逻辑地规定了考生自主思考、独立判断、缜密论证,因此,等于前提性地规定好了以“评”和“论”为文体特征;换言之,传统惯称的“议论文”已经悄然成为高考写作的主要文体角色――而且很大程度上已经蜕化为谈天说地、议论风生、纵横捭阖的“评论文”。

之所以自觉区别“评论文”与“议论文”之异,是因为今日之“评论文”与往昔之“议论文”毕竟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区别。自觉清醒地把握这种区别,对于深入认识“评论文”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议论文”往往是或明确或内在地限定考生的思想观点,要求其恪守一贯“正确”的价值立场、“高尚”的思想情趣,按照提出论点摆事实、讲道理升华观点这种逻辑论证过程来展开全文,从思维路径到技术路线都明显带有“套路化”倾向,因此,对于考生积极语用的能力发展,显然束缚多于松绑。

而“评论文”写作,迥然有异。题目本身预设了一段开放的话题或者材料,其中思维空间开阔,考生可以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辨而表达一己的个性思考。2016年地方卷的作文题型,更是鲜明地具有这种特色。上海市“评价他人的生活”、浙江省“虚拟与现实”、江苏省“话长话短”、天津市“我的青春阅读”、山东省“我的行囊”等话题,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气息、青年特色和前卫视野,而且现实感强烈,很适宜优秀考生基于思维积累和实践感悟而个性化地展开以表达为核心的积极语用。

四、表达为本:积极语用的哲学元命题

积极语用是高考写作乃至整个语文教育的一种新观念和新趋势,而“表达为本”则是这种新教育的哲学元命题。这里,所谓“表达为本”,实质是关涉语用的本源价值或语用的本体功能。与其说“人是语言的动物”,不如说“人是语用的动物”;与其说“人是语用的动物”,不如说“人是表达的动物”。除了独立自主的表达,人再也没有更好地凸显自身存在价值的方法或途径。

20世纪以降,人类哲学研究的中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向:语用问题已经上升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所谓“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乃至“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即是。这一由德国语言哲学家卡尔・威廉・冯・洪堡特所开启、历经索绪尔 、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乔姆斯基等哲人之思的学术长旅,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学理探索的主题线:人类日益深刻地关注着自身的言语现实和语用行为,持续深入地将研究中心置于作为存在主体的言语生成、表达和创造之上,共时态的静态语言观逐渐进化到历时态的动态语用观,而全部语言之“用”则聚焦在思维主体置身于特定时代、生活场景和具体语境中的独立和自主表达。人类所有富于意义的精神活动就是形式各异的语言表达活动――高考作文当不例外。这样,从语用哲学到母语教育理论之间就可以辟出一条敞明的逻辑通道,当代哲学中心转换过程中最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即“语用思维”就获得了教育层面上的实际应用价值――包括高考作文在内的语文教育,其目的当然要引导学生表达力的养成。

正因为“人是表达的动物”,故需要通过高考写作等途径来彰显考生精神存在的价值。换言之,写作测评与写作教育同样需要彰显这种哲学元命题的价值意蕴。新世纪以来的高考作文改革实践,使我们坚信:对写作教育深具风向标意义的高考作文,尤其要自觉、清晰地鼓励考生弘扬“我写我思”“人文合一”这种价值导向。通过去除单一机械、狭隘封闭的“命题形式”、设置多元开放的话题材料,通过释放考生个人思辨、彰显理性价值的“评论文”及其缜密的论证表达方法,明确引领考生最大化地实现一己思想价值――这就是“人是表达的动物”这个语言哲学命题在高考作文中所应收到的一种积极语用效应。

鉴于高考作文对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发生着直接、广泛和显著的影响,因此,及时提炼并弘扬高考作文所凸显出来的促进考生积极语用的价值导向,无疑将会对语文教育改革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而积极语用新观念、新思维的深远传播,则能够有效释放青少年学生的表达欲望,养成其表达习惯、提升其表达品质、优化其表达能力,为成长中的新公民夯实一生发展的母语基本功,最后汇合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长期发展。因此,正在逐渐走向积极语用新境界的高考作文,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具奠基作用。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转述动词 文学类学术论文 中国作者 英语本族语作者

0 引言

转述是学术写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运用转述可以体现作者对转述命题或被引作者所持的态度,为作者的评论开启评价空间[1]。转述动词是转述的重要信号之一,作者可以通过转述动词实现言语功能,导入被引用者的声音,实现作者、被引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恰当使用转述动词是作者寻求其交际目的与学科规范之间平衡的一种重要手段[2]。因此,对转述动词进行研究是理解作者意图与学科规范之间关系的起点,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正确使用转述动词有助于提高英语学术写作能力,以便于更好地实现写作目的。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语言转述现象一直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从传统语法、文体学、功能语言学等角度对语言转述现象进行了研究。传统语法重点从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转换关系上关注对他人话语的转述策略[3]。在文体学领域,Leech和Short把对言语和思想的表征区分成五类: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和人物话语的叙事性报道,这种分类方法扩大了语言转述研究的范围[4]。功能语法学家Thompson则关注转述动词的人际意义,指出转述者对转述内容的态度主要体现在转述动词上[5]。对批评话语分析学家而言,转述动词体现了语篇互文性和语篇中的多声特征[6]。专门用途学者也注重对转述动词的研究,他们对转述动词进行分类,关注转述动词在学术论文中的功能,同时通过引用分析(Citation analysis)关注转述动词的使用[7]-[10]。其中,Thompson和Ye将转述动词分为三类:研究转述动词(Research verb)、语篇转述动词(Textual verb)和心理转述动词(Mental verb),并分析了各类转述动词的人际意义。此后,Thomas和Hawes[8]以及Hyland[10]等人在其基础上做了类似分类。

国内部分学者从认知语用角度研究引用现象中与认知有关的方面[11],或者研究引语在语篇中所完成的修辞功能[12]。有的学者对学习者学术英语语料中使用的转述动词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13]-[17]。也有学者分析了引用的结构形式及其与时态、语态的关系,探讨了转述动词的类别及功能[18]。

以Hyland为代表的国外学者的研究以英语本族语研究者的学术论文为语料,未涉及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对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而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对学习者学术英语语料的定性及定量研究所选择的语料大多来自应用语言学;以期刊论文为语料的种类及数量有限,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探讨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在学术论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的研究更不多。本研究将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尝试。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Springer电子期刊中选取近十年(2004-

2013)文学类论文共20篇,其中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论文各10篇。选择语料时,研究者还考虑到论文期刊的多样性及代表性。然后,研究者根据学术论文撰写的规范要求,运用人工识别的方法记录论文全文中所有标注了引用信息(作者,时间,页码)的地方,对所得语料进行分类统计。首先统计了两类作者零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其次,分别对转述动词总次数、使用频率较高的转述动词做了统计。最后,重点统计了两类作者表示评价倾向的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并对以上各类型语料进行对比分析。

3 研究框架

Hyland基于Thompson和Ye以及Thomas和Hawes对转述动词的分类,运用过程法和评价法对转述动词加以分类[10]。按照过程法,转述动词可以分为三大行为类型,即研究行为(指研究者在研究结论或研究过程中对真实世界行为的陈述)、认知行为(指心理过程)、话语行为(指语言表述方式)。而按照评价法,转述动词又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表明现作者对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做法持肯定态度;第二类表明现作者不同意或不接受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其做法;第三类转述动词不直接表明现作者的观点,而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传递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具体又可以分为四个小类,包括①被引作者以肯定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观点;②被引作者以中立的姿态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客观上做了什么事;③被引作者以谨慎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④被引作者以批判的态度评价别人的研究或研究结果。

Hyland没有说明过程法和评价法各自的优缺点,也没有说明两者的相互关系。本研究认为,过程法基于研究行为的本质特征,从行为、心理和话语三个方面对转述动词进行分类,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转述动词本质的认知,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评价法立足于现作者、被引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对话性,旨在区分现作者、被引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帮助读者明确现作者的观点。同时,评价法也有助于提高英语学习者学术写作中对转述动词的运用能力,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在对比分析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转述动词时基于Hyland的评价法,首先将转述动词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进入语篇,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论断;第二类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表达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从而间接帮助读者了解现作者自己的观点。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分类方法,是因为转述是作者借助语言表述心理的过程,也是意向性自我构建的过程,反映了现作者对转述内容的认知评判,并通过转述动词进入语篇,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科学论断。

[2]Thompson,G.&Y.Ye.“Evaluation of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Applied Linguistics,1991(12): 365-

382.

[3]Yule,G.et a1.“On reporting what was said”,ELT Journal,1992,46(3):245-251.

[4]Leech,G.& M.Short.Style in Fiction.London:Longman, 1981.

[5]Thompson,G.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London: Edward Arnold,1996.

[6]Fairclough,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

[7]Thompson,G.&Y.Ye.“Evaluation of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Applied Linguistics,1991(12): 365-

382.

[8]Thomas,S.& T.Hawes.“Reporting verbs in medical journal articles.”ESP Journal,1994(13):129-48.

[9]Swales,J.Genre Analysis:English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Cambridge:CUP,1990.

[10]Hyland,K.Disciplinary Discourse: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Haflow:Peaon Education,2000.

[11]彭建武.语言转述现象的认知语用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5):359-366.

[12]辛斌.引语研究的语用修辞视角[J].外语学刊,2010(4):67-

73.

[13]胡志清,蒋岳春.冲外英语硕士论文转述动词对比研究[J].语言研究,2004(3):123-126.

[14]袁邦株,徐润英.社会科学论文中转述动词的学术考察[J].求索,2008(12):79-81.

[15]孙迎晖.中国学生英语硕士论文引言部分转述语使用情况的语类分析[J].外语教学,2009(1):53-57,69.

[16]娄宝翠.学习者英语硕士论文中的转述动词[J].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5):64-68.

[17]张军民.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术语篇转述动词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246-249.

[18]唐青叶.学术语篇中的转述现象[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2):3-6.

作者简介: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 本访谈录阐发了如下核心理念:哲学不只是学问,它首先是并且主要是思想家的事业。涉及如下议题:陈波面向问题的治学理念和国际化的治学道路,他近些年对克里普克哲学的系统性批评,他由此发展出的两个语言哲学理论――语义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关于名称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以及他近些年在悖论的学术研究和传播普及方面所做的工作。

中图分类号: B08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6066108

Key words: philosophy;intentionality;agreement;social constructionism;descriptivism;paradox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core ideas: philosophy is not just learning, which is the firstly and mainly the cause of the thinker. Involved issues: By problemoriented academic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oad, Chen Bo has criticized Kripke’s Philosophy syste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and he developed a theory of two language philosophy theory―semantic and mean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 on the causal descriptivism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name, as well as his work done in the paradox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and popularization.

一、面向问题的治学理念和国际化的治学道路

刘叶涛(以下称刘):刘景钊教授先前曾对您做过长篇访谈――《打开学术视野,坚持独立思考》,发表在《晋阳学刊》2007年第5期上。我的这次访谈集中关注您此后所做的工作。这样可以吗?

陈波(以下简称陈):很好。

刘:201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学术随笔集《与大师一起思考》。在这本书中,虽然也收集了您对一些特定学术问题的研究,但更多的似乎涉及您关于如何做哲学工作的思考,算是一种元层面的方法论探讨。我读这本书时,对这一点印象格外深刻。您着力强调的是:要面向哲学问题本身,不仅“照着讲”,而且“接着讲”,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去,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我的这种阅读感受是否准确?

陈: 很准确。我在该书的很多篇章中都谈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序:面向经典,与大师一起思考》、《“照着讲”与“接着讲”》、《文本诠释与理论创新》和《像达米特那样研究哲学》等文中。

长期以来,中国人文学界形成了两种学问传统:“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前者强调对经典文本的反复阅读、深入理解、准确诠释,以及随后的介绍与传播,强调功夫训练和知识积累,强调对先贤的尊重。这当然有利于文化和文明的传播和传承。“六经注我”则是另一种读书态度,它强调我的阅读、我的感受、我的理解,以及我的思考。我认为,对后一种读书态度的最好表达来自美国早期诗人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天才产生了过分的影响,那么天才本身就足以成为天才的敌人。”听话的年轻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自己的责任就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们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而忘记了西塞罗、洛克、培根在写这些书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爱默生要求读者在面对书籍时,要始终记住: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开启心智,激活灵感,以便让自己投身于创造。“我们听别人讲,是为了自己也能够说!”

刘:问题是,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哲学界,“我注六经”的传统太强大了,而“六经注我”几乎没有形成气候,更别说形成所谓的“传统”。

陈:完全正确。仅就中国哲学界而言,绝大多数学者、绝大多数资源都投向了哲学史研究。我曾经写道:放眼望去,国内哲学界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也正在努力把马克思哲学学问化,把重点转向了文本研究、源流考辨、义理澄清等等,转向了“马克思学”。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是在做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当代史”: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介绍、转述、诠释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上;各位学者争先恐后地介绍、引进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学说,对其做诠释和评介。这一现象在中国哲学界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但仔细思考却非常令人惊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做哲学“史”,没有几个人在真正地做“哲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刘:但哲学史研究本身也是严肃的学术事业,得到了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公认,本身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陈: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实际上,即使是做严肃的哲学史研究,也有两种很不相同的路径。一条路径是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老老实实阅读,原原本本理解,然后加以整理和诠释,力求忠实地介绍和传播给公众。这是一条重要路径,但不是唯一路径,还有更有价值的路径:不是把所研究的哲学家当作尊崇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对话伙伴,有时候甚至换位思考,替他们着想:他们在这里本来不应该这么讲,而应该那么讲;他们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停止,而应该说出更多的话,做出更多有意思的工作。这就是傅伟勋所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主张在研究某位思想家的学说时,要依次考虑如下5个步骤或层面:(1)“实谓”: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2)“意谓”: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3)“蕴谓”:原作者可能说什么?(4)“当谓”: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5)“创谓”:作为创造的诠释家,我应该说什么?按这样的路径去治哲学史,哲学史家就有可能变成独立的哲学家。这样的典范之一是英国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他从对弗雷格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入手,逐渐进入哲学的核心领域――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成为一位独立的原创型哲学家,并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当代哲学家。

刘:正是基于对于此类问题的长期思考,2005年您为由您策划、人大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哲学教科书译丛》写了一个总序:“回归哲学的爱智慧本性”。

陈:谢谢你提到该序言,它表达了我关于哲学教育的一些很重要的思想。我写道,国内的哲学教育有必要做改革,其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归到哲学的“爱智慧”传统,教学的重点不是传授某种固定的哲学知识形态,而是培养学生对哲学智慧的强烈好奇和兴趣,以及传授追求、探索这种智慧的方法、途径和能力。其具体做法是:(1)回归重要的哲学问题;(2)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3)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4)回归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5)也要适当关注当代的哲学论战和当代社会现实。

刘:您于2010年发表的《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一文,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上述思想。据说,此文的核心思想与您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在牛津大W访学有很大关联。

陈:确实如此。2007年,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那年我50岁,留给我的学术时间还有,但已经不是太多了。我在牛津的联系人是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他实际上只比我大两岁,但已经是誉满天下的哲学家了,他当时是牛津大学逻辑学讲座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挪威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科学院院士,所出版的几本书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很大反响。最近几年他又获得了很多新头衔: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等等。我当时就想,我们都一心追在别人的屁股后面研究别人的哲学;当我们在介绍、研究他们的哲学的时候,他们的学生、我们的同时代人又在发展新的哲学理论,难道我们的学生又去介绍、研究他们的学生的哲学?这样的事情何时是个头?!

刘:于是,您回国后满怀激情地撰文指出,要改变“别人研究哲学、我们只研究别人的哲学”的局面。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与他们的国际同行一道,去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您把这一主题依次展开为7个命题:哲学并不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并不等于哲学史研究;哲学的源头活水永远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哲学问题的细化导致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并导致新的哲学分支的出现;哲学探索的原则:自由的探讨,严肃的批判;哲学探索的方法论:论证,以学术的方式言说;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北大哲学系的三重任务:学术传承,原创研究,文化传播。参见陈波:《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第1220页。更重要的是,您不只是敲锣打鼓地提倡别人这样做,而是首先自己埋头苦干地去践行。

陈:你的说法属实。在牛津的时候,我反复思考,假如我的后半生真想做一点像模像样的事情,从哪里做起?我觉得关于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哲学,我有系统的话要说,我有系统的不同意见要发表。于是,我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写成了一个大的研究计划,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威廉姆森,也发给苏珊・哈克(Susan Haack),要他们判断一下我拟议中工作的前途,并给我如实的回答。威廉姆森本人是一位克里普克粉丝,他认为克里普克所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只是在细节上需要完善,因而他认为我计划中的工作没有前途。与我类似,苏珊・哈克也对克里普克的工作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因此认为我的工作有前途,至少值得一试。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我的思想及其论证还没有写出来,谁也没有办法预先宣布它的死刑。我只能用我的脑袋去思考,即使我错了,也希望能够弄明白我错在哪里,死也要死在前进的路上。再说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我先写了一篇讨论荀子的语言哲学的英文论文,在Blackwell出版的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上发表。这是我在国际A&HCI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我反驳克里普克名称理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荀子的“约定俗成”学说。从那以后,我写出了多篇英文论文,经过多次的退稿、修改、再投稿的如同炼狱般的过程,有时候一篇英文论文从写完到发表可能历经5-6年时间。我顽强不屈,死缠烂打,迄今居然发表了13篇A&HCI期刊论文,这在中国哲学学者中非常少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我还有3-4篇英文论文在国际期刊的审稿或再修改过程中。我是国内土鳖博士,50岁才开始写英文论文,投国际期刊,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再次说明了如下道理:不尝试,怎么知道不可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功到自然成。

刘:我是您先前的博士生,对您的见识、功底、付出和拼搏精神,耳闻目睹,印象极为深刻。您为我们后学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必须向您学习!

陈:在这些年的英文写作和投稿过程中,我获得了很多个人体验,以及来自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帮助。在很多时候,国际期刊即使退稿,匿名审稿人也会写出很长很仔细的评阅意见,我反复研读和思考这些意见,然后修改。正是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如何按国际学术标准去做学问,我把它们归纳为如下5条:(1)在一个学术传统中说话;(2)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说话;(3)针对具体论题说一些自己的话;(4)对自己的观点给出比较严格系统的论证;(5)对他人的不同观点做出适度的回应。

刘:您的这些体验对于国内年轻学人很有指导意义。另外,您近些年还主办了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主题分别涉及:弗雷格、蒯因、克里普克、威廉姆森、悖论,再在后面加“逻辑和哲学”;您还参与筹办了作为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活动之一的“哲学教育和当代社会”。隐藏在这些学术活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陈:我的主要考虑是: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做哲学,我们要参与到国际哲学共同体中,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从理解和讨论一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入手,是一条有益的途径。顺便谈到,我2007-2008年在牛津访学时,威廉姆森曾经谈到,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肯定有很多大学和很多哲学系,有很多哲学教授,但在国际期刊、国际出版社、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很少看到中国哲学家的身影,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我本人近些年的学术努力以及所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可以看作是改变这种不正常局面的一些尝试。

二、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

刘:下面,我们就进入您近十年的学术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您所提出的“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以及由该理论发展出来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对名称问题的应用。我知道,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奠基于您对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和因果历史命名理论及其各种推论的批评之上。

陈:确实如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阅读克里普克的《命名和必然性》时,我就对该书的主要理论及其推论充满怀疑,并在《逻辑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1990)以及《专名通名理论批判》(《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5期)中初步表述了我的异议,后来又在《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逻辑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两书中以稍微展开的形式阐述了我的异议和正面立场。2007-2008年在牛津访学期间,我又把《命名和必然性》一书的英文版读了三遍,还读了一些相关的二手文献。我反复问自己:你确信自己的看法是合理的吗?我自己回答:是的,我确信!然后,我对自己说:Just do it(放手去做吧)!

刘: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您已经在国际刊物发表了批评克里普克反描述论的模态论证、认知论证、语义论证,以及他有关“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论断的四篇英文论文,其中哪些或哪篇论文对您后来发展出“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有直接影响?

陈:应该是我那篇反驳克里普克反描述论的语义论证的论文。我发现,在克里普克语义论证的背后,隐藏着两个很成问题的假设。假设1:名称N或相应的摹状词与一个对象的关系是严格“客观的”或“形而上学的”,它与我们的语言共同体对N的理解没有任何关系。特别是,我们不需要N的意义作为N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中介。假设2:描述论者必须主张,如果名称有意义并且其意义由一个(或一簇)摹状词给出的话,这个(或这簇)摹状词应该构成确定名称所指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有可能找到这样的充分必要条件。我对假设1的反驳是:名称、摹状词与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是一种社会的意向性关系,它至少涉及三个要素:名称(或摹状词),对象,作为该名称(或摹状词)的使用者的语言共同体。一个名称(或摹状词)究竟指称什么,取决于两件事情:我们的语言共同体打算用该名称(或摹状词)去指称什么,我们的共同w如何理解和使用该名称(或摹状词)。我对假设2的反驳是:它是对传统描述论的误解或曲解;我们不能要求给出确定名称所指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充分必要条件;当根据名称的意义去确定名称的所指时,我们不仅要考虑作为一名称的意义或部分意义的那些摹状词与对象之间的客观的符合关系,还应该考虑说话者的意向、相关的知识网络和背景、世界本身的状况等,所有这些东西共同决定了该名称的所指。

刘:由这样的认知再到您的“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陈:是的。我发现,克里普克的两个假设不仅属于他的语言哲学,实际上也构成20世纪主导语言学研究的形式语义学的基本假设。在《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中,我对20世纪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如下观念提出批评:语言与世界直接发生指称或表述关系,不需要人的意向性认知作为中介。在批判继承他人工作的基础上,我阐述和论证了“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由如下6个命题构成:(1)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2)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互动。(3)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和世界的关联,由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所确立。(4)语言的意义基于语言共同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约定之上。(5)语义知识就是经过提炼和浓缩的经验知识,或者是被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语言用法。(6)语言和意义随着语言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或快或慢地变化。这一理论的关键在于:把“语言和世界”的二元关系变成“语言、人(语言共同体)和世界”的三元关系,其中语言共同体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参见陈波:《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第121142页。

刘:您如何又由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发展出关于名称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

陈: “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主要回答如下问题:语言如何工作?意义如何生成?其核心观点是:语言和意义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可以变化的,受语言使用者的意向、约定和传统的支配。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克里普克的那种与语言使用者的意向和约定无关或至少关系不大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就是错误的。那么,名称究竟如何指称其对象呢?我由此发展了“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由如下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6)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参见陈波:《名称究竟如何指称对象?一个新的名称理论》,《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第7991页。

刘:从字面上看,您的两个理论是对关于语言意义的描述论和因果历史论的“整合”。您如何说明这种整合是一种新颖的理论建构,而不只是一种理论拼接?社会建构论是语义内在论和外在论的融合吗?塞尔使用意向性理论达到反驳克里普克的目的了吗?意向性因素在您的社会建构论中的作用是什么?

陈:确实,我的两个理论都是某种形式的“整合”或“拼接”,所以我在谈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的英文论文标题中加了一个副标题:“A Hybrid but still Alternative Theory of Names”(一种混合的但仍然是不同的名称理论)。我必须强调:我的理论主要是描述论的,在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争中,我坚定地站在描述论一边。我曾经写道:我是一名顽固不化的描述论者。但我认为,不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任何描述都能够确定名称的所指,名称的意义和所指都是相对于语言共同体而言的,只有从对象的初始命名开始、在关于该名称的社会历史因果链条上传递、得到语言共同体认可的那些描述才能成为名称的意义,也由此确定名称的指称。这种观点与克里普克等人所主张的直接指称理论是完全不相容的。在谈到名称的所指时,克里普克说到了一些正确的东西,但他把相关画面过于简化了,略掉了一些关键处,并且想把这些东西并入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中,但两者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1)悖谬。它们是谬误而应被直接否定,因为它们或预设了虚假命题,或基于概念的混淆,或基于无根据的信念,或[含着逻辑矛盾,例如“有角者”和“狗父”。

(2)一串可导致逻辑矛盾或矛盾等价式的推理过程,很容易发现其中某个前提或预设为假。例如,理发师悖论表明:假如一位理发师需要给自己刮胡子的话,则不可能有一位给且只给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的理发师。

(3)违反常识,不合直观,但隐含着深刻思想的“怪”命题,如芝诺悖论。

(4)有深广的理论背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认知难题或谜题,如休谟问题,康德的各种二律背反,盖梯尔问题,囚徒困境等。

(5)一组最终能推出逻辑矛盾、但难以找到摆脱之道的命题。例如,有关上帝的各种悖论,有些逻辑集合论悖论,有些语义悖论,各种归纳悖论,许多认知悖论,许多合理决策和行动的悖论,绝大多数道德悖论。其中,导致矛盾或冲突的是一组信念或命题,它们各自都得到很好的证成,放弃其中哪一个都感到棘手,甚至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6)矛盾等价式,以逻辑数学悖论和语义悖论居多,例如罗素悖论和说谎者悖论。

我的悖论书把如上(1)―(6)都囊括在内,这是因为:传统上甚至在绝大多数当代文献中,都把属于(1)―(6)的几乎所有案例叫做“悖论”,它们至少曾经在思想史上的某个时期内很有影响;其中大多数“悖论”迄今仍对人类理智构成严重挑战;一般而言,有深刻的思想和智慧隐藏在它们之中。

第二,对悖论的搜集比较齐全,其阐释比较可靠和好懂。

国内先前的悖论出版物有两大特点:一是集中关注逻辑数学悖论和语义悖论,而对其他众多的悖论或悖论类型甚少关注;二是集中关注如何解决悖论,特别是用一个一揽子方案去解决所有悖论,至少是解决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悖论。我对这两点都有所保留。在给出“悖论”的严格清晰的“学术”定义之后,对“悖论”做尽可能最广义的理解,把通常叫做“悖论”的东西都分类型地搜罗在书中,条件是:它们有意思,对人类理智构成挑战,可以引发思考,启迪智慧。可以说,我的悖论书是迄今为止对“悖论”搜罗最全、阐释最清晰的一本中文书;所包含的悖论信息量甚至超出了先前出版的绝大多数中英文出版物。

第三,对有些悖论提出了有深度的学理分析。

我在《悖论研究》序言中写道:“本书不以解决悖论为目标,特别是不以一揽子解决所有悖论为目标。……但是,在每一种类型的悖论中,我将选择一些重点悖论,对它们做比较清楚、仔细、详尽、深入的分析和评论……。”我确实是这样做的,其中自认为有些阐释和分析还比较独到。例如,通过对有关上帝的各种悖论的解读,我试图表明:神圣如“上帝”者,也要接受理性的审视和追问,以探究“上帝”概念的内在融贯性,“因为荒谬,所以信仰”的时代已经远去;“上帝”概念似乎具有某种“悖论”性质,很难在理性上自圆其说。还有我对芝诺悖论和无穷之谜的哲学分析和数学处理,对罗素悖论和语义悖论的解决方案的仔细阐释和分析,对休谟悖论的深度解读,对各种现代归纳悖论的仔细分析,对美诺悖论、意外考试悖论、盖梯尔问题、塞尔的中文屋论证的深入讨论,对囚徒困境和纽康姆悖论的仔细分析,对道德理论的哲学前提的讨论,以及对一些道德悖论如道德知与行悖论的仔细分析;我在书中对庄子的“吊诡之辞”的分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理解和评价庄子哲学的大致框架;以及最后对“究竟什么是悖论”的深入思考。以上内容使得我的《悖论研究》是带有某种原创性的研究著作,而不只是一部通俗作品。参见陈波:《关于悖论的问答》,《湖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4956页。

刘:我认为,您的自我评价大体上是客观的。我注意到,您特别强调悖论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教育学功能,并在尝试用各种办法把悖论推向社会大众以及大学通识教育课堂。

陈:确实是这样的。我认为,通过对悖论的关注和研究,我们可以养成一种温和的、健康的怀疑主义态度,从而避免教条主义和独断论。因为各种悖论告诉我们:我们思维中至关重要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不足够清晰和准确;我们思维过程中常使用了很多没有说出来的假设,它们的理由、根据和真实性没有得到严格的考察;我们的思考使用了多种前提,它们每一个都得到很好的经验确证和理性支持,但搁在一起却不相容;我们思考过程中使用了很多推理步骤,其中有些步骤有问题,并且小问题不断累积会成为大问题。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出错,思维过程中充满了陷阱。悖论以触目惊心的形式促使我们注意到:“熟知”不等于“真知”,“司空见惯”不等于“理所当然”。

我还特别强调:悖论研究所导致的是一种温和、健康、有节制的怀疑主义态度,其最大特点是:它是一种有根据的理性的怀疑,而不是无端的和绝对的怀疑。没有理据的怀疑就成了一种姿态、一种表演、一种装腔作势。温和的怀疑主义者在待人处事上也应该温和:要学会宽容,与有不同认知、信仰、习惯的他人共处在这个世界上。

正是基于以上认知,我强烈主张,让悖论走向大众,走入大学通识教育课堂。我谈到,大学里应该传授两类知识:一类知识“实实在在”,另一类知识“奇奇怪怪”。学习第一类知识后,我们可以做工程师、会计、记者、医生、律师、公务员等等,为社会做实实在在的事情,也为自己谋一份好的生活。学习那些奇奇怪怪的知识,则有助于打破已有的思维定势,激发我们的理智好奇心,引发我们的独立探索和思考。悖论典型地属于奇奇怪怪的知识,其作用之一就是促使我们养成独立思考的态度和习惯。

刘:陈老师,通过这次访谈,对您的学术工作及其底层思考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祝您以后的学术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同时也还是要提醒您:毕竟年近60,年岁不饶人,也要注意劳逸结合,适度休息,确保身体健康。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9篇

作者简介: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QN2013050)

作者简介:王霞(1981?),女,江苏连云港人,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学与文艺理论.

摘要: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经历了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怀特写作《元史学》与历史诗学理论的建构时期,《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是对“历史诗学”的补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论文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主要关注历史叙事的话语问题,是“历史诗学”的发展。怀特历史诗学理论提出后引起历史学界、文学界的批评,怀特对这些批评进行回应,对其历史诗学理论也不断地补充、修正、发展,论文集《比喻现实主义:关于模仿效果的研究》就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海登・怀特;历史诗学;叙事话语;历史再现;历史书写;比喻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257?05

一、海登・怀特的问题意识与

《元史学》的“历史诗学”

海登・怀特以研究中世纪史出身,看起来似乎与他后来从事的历史哲学研究没有什么关联,然而,他求学期间广泛涉猎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类书籍,跨学科的知识积累已经为他做好了铺垫。当他还在研究中古史的时候,就已经对柯林武德、汤因比和历史哲学很感兴趣了。在怀特看来,历史哲学处理的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相比于单纯地研究过去的历史本身,他更感兴趣的是当今的人们为什么要研究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历史学家天经地义就是研究过去的,但怀特却追问道:为什么会有历史学家这个职业?为什么会有历史这个学科?为什么要研究过去?研究过去有什么作用?历史的社会功能、意识形态功能是什么?正是基于这些问题意识,基于对历史学科的性质、功能的反思,怀特写了一篇名为《历史的负担》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怀特阐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徘徊的尴尬地位,重新思考了历史的学科性质,呼吁人们不要只强调历史的科学性,不要只运用科学的技术、方法和理论来再现历史,也要关注历史的艺术性,要借鉴现代艺术的再现技巧。怀特的这篇论文被许多学者当作怀特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

怀特《历史的负担》发表后深受欢迎,有编辑约他再以19世纪的历史思想为主题写本书,于是他写了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一书。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议。批评者有之,认同者有之,然而更多的是批评的声音。原因在于,怀特在这本书中通过分析米什莱、兰克、布克哈特、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19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提出了“历史诗学”的主张。怀特认为,历史意识具有深层结构,这个结构是诗性的,历史在比喻性语言的使用、情节编织、写作意图、意识形态的介入等方面,都具有强烈的诗性,与文学创作相类似。这无疑对实证主义历史学构成了威胁,挑战了历史的客观性,以至于传统的历史学家根本无法接受怀特的理论,更有学者批评怀特“最终将历史贬低成为诗学或语言学的一个种类”[1],是“一个历史学家对自己专业所做过的最具破坏性的事”[2](72)。然而,也有学者接受并赞同怀特的理论主张,认为怀特勇于质疑传统的稳固的历史观念,其理论主张有合理之处。比如,斯坦利・皮尔森(Stanley Pierson)认为,怀特的《元史学》是一本富有想象力的书,怀特的研究将给史学家带来一种新观念和想象力。[3]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则称《元史学》为“历史哲学中最著名、最有争议性的著作之一”[4]。

尽管当时的学界对《元史学》的评价不一,且批评意见居多,但怀特并不介意人们对他的批评,因为他的本意就是要动摇传统的客观实证主义历史观念,改变与革新人们的历史观。也正如怀特自己所说的,通过对他选取的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的文本进行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分析,考察他们在历

史写作的过程中如何谋篇布局,如何确定风格,通过对传统史观的分析、反思与批判,提出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解构所谓历史学科的神话”[4]。

二、《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

“历史诗学”的补充

为了去魅历史、解构传统史观,海登・怀特接着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补充、融汇《元史学》中的理论主张。在《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一文中,怀特参考《元史学》的前言,重新思考历史与科学、文学的关系,阐述了事件与故事的区别、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的特点、历史叙事的隐喻性等问题,以深化他在《元史学》中提出的历史诗学理论。需要注意的是,怀特同时也强调,历史的诗性、历史叙事与文学创作的相通性并不等于取消了历史能提供客观知识的学科属性。在《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想象》一文中,怀特首先归纳了人们通常认为的历史学家与历史主义者的几种区别,这种区别大概可对应于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怀特认为,这种区别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论传统的历史编纂学所研究的对象多么客观,历史学家都要对史料进行筛选、加工、建构,都要使用比喻性的语言去进行解释,赋予其意义,而历史主义者只不过以更加诗性的方式去面对史料。因而,不论是对传统的历史编纂者而言,还是对历史哲学家而言,历史再现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再现者的写作意图、个人偏见、兴趣、意识形态、语言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就不存在稳固不变的历史解释,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释可能完全不同。怀特主张将历史话语看作是一个同时指向两个层面的符号系统,既包含关于客观的历史事件的知识、信息,又包含对事件的解释,因而,历史话语的意义也就指向两个层面,既指向事件及对它的解释所构成的字面意义(显在意义),又指向用来描述和解释事件的比喻性语言所构成的比喻意义层面(深层意义)。历史话语中的比喻成分对我们重新定位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异同具有重要意义。

批评、回应与修正

《元史学》之后的一系列学术论文的发表,特别是《话语的转义》、《形式的内容》的出版,使海登・怀特的影响力有所提高,除了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也纷纷关注他的作品。然而,与《元史学》在学界引起的强烈反响和论争相比,这两本书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过多关注和讨论。尽管怀特在论述历史叙事理论、话语转义理论时,也同时表明,他无意于否定历史的客观性,更不是主张语言决定论。但是,由于很多学者往往只关注怀特《元史学》中的历史诗学理论,对他后来写的对《元史学》的观点进行补充、发展的一系列论文及论文的汇编缺乏足够的关注,因而容易以他的某些代表性论点来评价他,认为他彻底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取消了评判历史的合理标准等。比如,阿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曾批评怀特拒绝承认历史中的发现成分,只看到历史的文本性、主观 性。[5]

理查德・汪(Richard T.Vann)曾统计过,《元史学》的书评大概有17篇,且一多半是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历史与理论》等举足轻重的专业权威刊物上,而《话语的转义》的书评不仅远远少于《元史学》,且都是发表在一些非专业的刊物上,《形式的内容》的书评要比《话语的转义》多些,但也大多见于非历史类刊物。从影响力和引用率来看,这两本书也都不及《元史学》,“专业刊物上几乎没有什么关于这两本书的评论”[2](74)。历史学家引用怀特的作品时只是引用《元史学》的前言中的代表性观点,后两本书的引用率很少。

与怀特在历史学界受到的这种冷遇相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怀特倾注了许多热情,提出许多评论意见。一些文学批评家赞同怀特对比喻语言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地位的揭示,也有一些批评家认为怀特将文本变成语言和修辞的自足的封闭场所,忽视了文本之外的实在,怀特的著作和理论也缺乏对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关注。

1988年,怀特发表了《将逝去的时代本质比喻化: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文,讨论历史书写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他认为,文学理论对历史书写有很大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学理论中的现代语言学理论、话语理论、文本性等,有助于分析历史书写中的诗性因素,有助于为历史哲学家思考历史话语、历史解释等问题提供借鉴和启发。同时,怀特也澄清,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客观性不复存在。在如何对待纳粹屠杀的问题上,怀特备受许多学者批评。按照批评者的逻辑,既然怀特否认历史的客观性,那么他也理所当然地否定纳粹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这是其一;既然怀特主张历史解释的多样性,不同的历史学家可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不同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具有相同的价值,那么,是否可以对纳粹屠杀事件进行不同解释,是否可以用任意的情节模式进行编纂,甚至将这一事件编纂成喜剧?这是其二。

这些道德上的指责、批评与质疑无疑让怀特深感困扰,在论文《历史的情节建构和历史再现中的真实性问题》中,他专门讨论了如何再现纳粹屠杀的问题。一方面,怀特仍然坚持历史解释的多元性,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采用不同的情节模式去再现纳粹屠杀事件;另一方面,怀特对其早期的历史诗学理论进行了某种修正。他指出,对纳粹屠杀的再现可以有字面意义的再现与比喻意义的再现两种方式,如果历史学家以字面意义的方式对纳粹屠杀进行一种单纯的史实性再现,那么,纳粹屠杀这一事实的悲剧性就决定了历史学家不能采用喜剧的情节模式;如果历史学家以比喻意义的方式来再现,那么,他的历史解释的多元化原则就没有上述的限制。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怀特对其历史诗学理论进行补充、发展、修正,对历史的文本性、历史解释的相对性问题及其所引起的争议在不断地回应。在《回应马威克》一文中,怀特指出,他仍坚持其历史的“诗性”观点,认为历史书写不可避免地带有文本性与虚构元素,但“这并不是说没有所谓历史‘事件’,没有区分‘事实’与‘虚构’的可能性”,不表明他完全否定历史客观性。[6]在《历史研究的公众相关性:回复德里克・莫森》中,怀特认为,相对主义倡导多元叙事,因而也就蕴含着许多不同的道德和政治立场。但是,这种相对主义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宽容的精神内涵,而非对异己之言说的排斥、种族恐惧和法西斯主义。因而,“纳粹分子可以是任何人,但惟独不会是相对主义者”。[7]

此外,怀特针对学界的批评也对其历史诗学理论不断地再思考,收录了《将逝去的时代本质比喻化: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历史的情节建构和历史再现中的真实性问题》、《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和语境主义策略》等论文的《比喻现实主义:关于模仿效果的研究》(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1999),就是这种再思考的学术成果。

纵观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学术道路,我们可以看到,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他的理论本身有众多不同的解读和理解方式,也引起了学界的争议。有批评者,有赞同者,亦有持中间立场者。以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为代表的学者将怀特作为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他将文学、叙事学、语言学引入历史学中,使历史等同于文学,从而威胁、解构了以科学与客观性为基准的实证主义史学,甚至造成了“历史的终结”;[8](9?24)也有学者认为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破除了传统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神话,实现了一种真正的历史多元主义,但是,怀特的理论有语言决定论的倾向以及取消一切合理的评判标准的相对主义倾向。[9](2?18)可以说,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复杂性使得对这一理论的探究呈现多元化、争议性,也显示出怀特的理论所蕴含的学术研究价值。正如基思・詹金斯所指出的,怀特是一个具有刺激性和争议性的理论家,一方面,这种刺激性和争议性使我们对怀特的研究面临诸多困难,但另一方面也非常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研究。[10](19)

参考文献:

[1] Gordon Leff. Review of metahistory [J].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74(4): 598?600.

[2] 理查德・汪.对海登・怀特的接受[C]//朱潇潇译, 陈恒、耿相新主编. 新史学. 后现代: 历史、政治和伦理(第五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6.

[3] Stanley Pierson. Review of metahistory [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78(2): 178?181.

[4] Ewa Domanska, Hans Kellner, Hayden White. Interview: Hayden White: The Image of Self-Presentation [J]. Diacritics, 1994(1): 91?100.

[5] Arthur Marwick. 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including “postmodernism”) and the historical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95(1): 5?35.

[6] 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95(2): 233?246.

[7] Hayden White. The public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studies: A reply to dirk moses [J]. History and Theory, 2005(3): 333?338.

[8]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如其所好地述说历史:不顾事实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C]//张志平译,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 后现代: 历史、政治和伦理(第五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6.

[9]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撰:对海登・怀特历史编撰方法的反思[C]//陈恒译, 陈启能、倪为国主编. 书写历史(第一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4.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10篇

一、 关于《公孙龙子》的逻辑学思想的研究

2002年,由周昌忠撰写的《公孙龙子答客问》中说道:“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构成我国古代逻辑理论思维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业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他的思想建构了知性思维的最基本原理――确定性和分析性。以《名实论》、《白马非马》为代表的“正名”名篇无疑确立了语言哲学里的几个重要的范畴,即“物”、“实”、“位”、“正”、“名”。知性思维的确定性归根结底是概念的确定性。定义是知性思维确定性的基本机制。对上述几个范畴的探讨,也就是一个确定其内涵与外延的过程。这一点在《公孙龙〈名实论〉的逻辑哲学意义》中作出了很好的思考。这篇文章以对《名实论》的析讲为主,对内以墨子的逻辑学说为参照,对外同亚里斯多德等西方哲学家学说相比较,十分细致深入地探讨了公孙龙子逻辑思想上的“同一律”,作者武断地指出除了表述上的不同,三者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而《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再探》则从《白马非马》入手,比较全面地讲到了该篇强调对概念的定义、内涵与外延以及二者的反变思想、充分条件假言连锁思想和内涵的固定性。

二、 关于《公孙龙子》的语言学思想的研究

1、语言哲学的研究

周昌忠强调《公孙龙子》中整个的语言分析哲学体系是以本体论为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跳过本体论阶段,直接进入对人的本性和人生意义的考察。但是《公孙龙子》无疑“转向对‘名实’本身及其关系的形而上反思”,这个问题在后面的学者的文章中得到反映。曾祥云的一篇叫《论公孙龙哲学的理论贡献》的文章中写道:“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坚白石二’、‘二无一’ 诸论,都不过是一种‘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其实质都是关于名即语词符号问题的论述。”他同样认为奠定该学说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名实论》和《指物论》是其论说的基础。他认为在这两篇文章中公孙龙子给出了“名”的经典界说,提出了“正名”和“名实一致”的重要性。在一篇《关于如何正确说话的理性反思――公孙龙语言认知思想研究》中作者重点关注了文本中“是”的语言分析,通过对于“名实”联系的语言分析,“探讨作为认识者的人对于‘此之为此’,‘彼之为彼’本身的意义的认识和把握”。

《指物论》的文体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曾祥云说:“指物论在事实上是否为客难主答式对辩体,本就是一个值得深究和需要讨论审明的问题。”他驳斥了钱穆、庞朴、陈柱等学者的观点,认为《指物论》并没有体现对辨风格。2006年的一篇邯郸学院学报上的文章给我们大致区分了“物”与“指”和“指”与“非指”的关系。在一篇《公孙龙的〈指物论〉篇悬解》中,作者大致述评了诠释《公孙龙子》的观点,他把诠释理路分为传统和西方两条,又在这两大类中细分。然后深入考辨了其中的“物”“指”意义。美国学者在浙江大学学报发表文章,从《指物论》的英文翻译这个接受角度考察其中的逻辑和本体。这是一个新的视角,美籍华人学者拥有天然的优势,西方理论的渗透使整篇文章浸透着理论的深度。时隔三年,一位叫江向东在《中国哲学》把《指物论》整篇附上,集中笔力对其逐句疏解,他采取的“知识理论”视角将这篇文章解读比较透彻。

2、语言符号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研究

2011年陕西师范大学出来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文章对《公孙龙子・指物论》一篇中的“指”这一新的概念进行了语义学方面的分析,并明确提出了公孙龙哲学中的、与“语义三角”理论极为相似的“实在―思维―语言”的三因素框架;其次对《公孙龙子・坚白论》一篇进行了分析,依照西方语言哲学的观点,解释了表示事物特性的称谓之间的、相互独立存在的特性;再次对《公孙龙子・通变论》的中心论题“二无一”进行了语言符号学意义上的分析,探讨了复合词作为语言符号的能指的独立性,并揭示了复合词的合成规律;最后对《公孙龙子・白马论》一篇作了全面的现代语言学分析,对前面各篇目中的经过现代语言学分析而得出的理念进行总结,用以解释“白马不是马”这一长久以来无法本人们接受的理念。这是一篇详尽探讨了《公孙龙子》五篇分别体现的语言学思想。再看其它文章,大致同这篇硕士论文相符。不过一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报上的名为《好微眇之言,持无穷之辩――公孙龙学说及其在当代语言学―美学的意义》对公孙龙语言思想开辟出了新的研究格局,将美学融入语言学的研究中。作者认为公孙龙的学说和西方艺术美学理论相契合,他以“离”这个字眼为切入点,说明人类生活自有一种“离”或者“隔”的孤独感和荒诞感。这样的思路和分析是十分独特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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