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赤字范文

时间:2023-03-19 13:41:53

预算赤字

预算赤字范文第1篇

沙特财政赤字将居高不下

2015年度沙特财政预算支出创造了8600亿里亚尔(约合2293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比上年增长50亿里亚尔;预算收入则为7150亿里亚尔(约合1907亿美元),赤字1450亿里亚尔,是2009年以来的首次预算赤字。而沙特今年的财政决算实际赤字很可能要比预算赤字高得多,因为这份预算是以油价80美元/桶为基准制定的,现实是当前国际市场油价已经跌至每桶40多美元,而且很有可能进一步下跌至30多美元,全年很难恢复到80美元的水平,考虑到石油收入占沙特国家财政收入70%以上,倘若实际油价只有预算一半的话,这就意味着2015年沙特最终财政决算收入可能还要比预算收入低35%左右,亦即再减少约2500亿里亚尔,实际财政收入只有约4647亿里亚尔,仅相当于财政预算支出的54%。

沙特本年度财政预算收入很可能靠不住,预算支出却是实打实的,福利、军费两大支出项目尤甚。今年的预算支出之所以膨胀,主要是由于各类福利支出项目没有压缩,反而有所扩大;在油价下跌导致不少产油国相继压缩了本国各类福利预算开支之际,沙特此举显得颇为异类。关键原因是沙特国内经济社会矛盾重重,王室家族庞大,继承者候选人队伍极端老化,社会上始终存在强大政治异议思潮,国内什叶派聚居的产油区酝酿着广泛、强烈的社会不满,事实上也曾经发生过严重动荡,……所有这些事实都潜藏着政治波折的风险,沙特政府因此多年来形成了“花钱买稳定”的思维惯性,依靠巨额福利支出收买臣民的安稳服从。“阿拉伯之春”发生后,沙特政府更是对福利支出大手笔加码。2011年,沙特政府向失业救济、住房与教育补贴领域派发370亿美元福利“红包”,并承诺在2014年之前拨款4000亿美元改善民生。沙特得以避过这一波中东动荡风潮,这种巨额福利开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推动沙特财政支出在2010年的水平上猛增52%达到2013年的2652亿美元。其它海湾石油输出国的福利制度也大体与此相似。

沙特军费开支同样刚性十足,2013年就高达670亿美元,在世界上仅次于美、中、俄三国名列第四。2014年中以来,“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异军突起,兵锋威逼沙特边境,其头目多次声称要进军麦加,迫使沙特不得不沿着沙特、伊拉克边境开工建设上千公里长的防护墙作为防御工事。严峻的区域安全形势决定了沙特的军费支出也将居高不下,甚至可能突破本来就已很高的预算额度。

在这种情况下,预计今年沙特财政决算的赤字额比预算赤字只多不少。倘若全年平均油价停留在预算设定的基准价80美元一半左右,且其财政石油收入同比例缩小,财政支出不变,那么财政决算赤字将占支出总额近一半。历史上陷入这种境地的政权多数都离崩溃不远了,但沙特多年积累的家底十分雄厚,一般认为其国际储备资产高达7500亿美元,为弥补赤字,沙特政府必然要出手一部分国际储备资产。

不仅沙特,该区域其他一些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也面临同样的压力,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去套现部分国际储备资产以填补财政赤字缺口。而且,面临现金流量不足、需靠套现资产弥补压力的还不仅仅是海湾石油天然气输出国政府,也包括该区域一些富豪及旗下企业。不要以为那些初级产品巨富们的现金流量无穷无尽,曾几何时,乘上本世纪初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顺风,埃克・巴蒂斯塔(Eike Batista)及其EBX集团几乎被视为整个巴西国家的旗帜和楷模,个人资产总额一度高达300亿美元,成为巴西首富和世界第八富豪(《福布斯》杂志2011年排行榜),而今安在?2012年初级产品市场牛市结束,当年以美元计价的国际贸易非燃料初级产品价格下跌10%,EBX集团一年之内便亏损250亿美元之多,巴蒂斯塔以前的赚钱神器――从事石油业务的OGX公司亏损11亿美元,其个人资产一年之内从300亿美元缩水至106亿美元;2013年起,他的公司陆续破产;2015年2月,他和亲属的资产遭到查封冻结,面临牢狱之灾。焉知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在海湾富豪们身上?

“花钱买稳定”思维惯性制约改革

未来几年沙特和中东其他一些油气出口国政府很可能继续财政赤字和变卖部分国际储备资产填补财政赤字的操作。从历史上看,发展中世界的石油天然气等燃料出口国在牛市期间普遍养成挥霍性的财政支出模式,遇到熊市很难扭转,以至于形成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甚至是伴生有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孪生赤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85~1992年间,发展中国家整体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依次为4.9%、5.9%、6.2%、5.9%、5.0%、3.5%、3.8%、3.2%,盛产石油且在1970年代油价暴涨期间暴富的中东国家(加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整体同一比例则高达10.5%、13.9%、13.3%、13.4%、9.8%、12.0%、13.2%和8.3%。到了21世纪初的这一轮牛市期间,不少产油国尚且不乏财政赤字年份;到得熊市期间,市场参与者就更不能对他们的财政稳定性和管理水平寄予过高期望。

具体到沙特等海湾石油输出国,这些国家花样繁多的高额福利支出在经济上是很无效率的,也不可持续,这早已是国际经济界、学术界和权威国际机构的共识,去年下半年油价暴跌六成的严峻事实让该区域许多政界高层人士也承认了这一点。阿曼国民经济大臣马基公开声明,“国民应当认识到已经过度使用天然财富的问题”。曾担任过科威特副首相兼财政大臣的谢赫・萨利姆・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巴赫更是主张,“必须推进包括削减不必要的公共开支在内的全面改革。”俄罗斯的福利水平没有达到海湾君主国的程度,但其2015年财政预算是基于油价60美元/桶制定的,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明俄罗斯经济要适应油价每桶40美元的状态,也削减了一部分社会福利支出。但在沙特,“花钱买稳定”的社会福利居然已经僵硬到在油价暴跌、国家收入锐减之时也不能减少福利支出的地步,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不高,隐忧太大,只能齐享乐而不能共患难,其政治领导层也缺乏足够的魄力与执行力去推行必要的改革。 沙特首都利雅得夜景。

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能高估沙特迅速大幅度压缩预算赤字的可能性。7500亿美元巨额国际储备资产一方面给沙特提供了遭遇行情转折冲击时的缓冲,另一方面也缓解了他们痛下决心实施经济社会改革的压力。该区域另外一些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同样如此,甚至比沙特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海湾石油输出国政府与私人富豪们变卖资产的操作中,伦敦等地物业资产将是可供选择的合适对象。不仅如此,超过预期的高额财政赤字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和股市都必然是重大利空,而沙特恰恰在去年末宣布开放了证券市场,这很有可能是给沙特国内外投机者创造一个做空其货币和股市的盈利机会,其股市、汇市甚至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性国际货币攻击的目标。

预算赤字范文第2篇

阿根廷:与西班牙签署协议避免双重征税

阿根廷联邦公共收入管理蜀和西班牙驻阿根廷大使签署协议,以促进和保护投资、加强两国间经济合作、避免双重征税,从而推动两国贸易往来,促进经济发展。

德国:总理鼓励本国民众赴希腊旅游以挽救欧元区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出席柏林国际旅游展的开幕典礼时表示,德国民众应该更多地前往希腊旅游,以帮助该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收入,更好地摆脱当前的财政危机,从而为维系欧元区的稳定贡献一份力量。

巴西:继续维持7.25%低利率

巴西央行宣布基准利率继续维持在7.25%的创纪录低位,但改变了长期维持利率稳定的措辞。去年巴西经济增长0.9%,通胀水平接近央行所设定目标的上限。即便政府延长减税期限、降低能源价格和承诺吸引更多投资,经济学家仍然把2013年巴西经济增速从去年6月提出的4.50%降至3.09%。

意大利:政坛乱局加大欧央行救市难度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报告指出,意大利大选结果令政蜀动荡明朗化,可能影响该国政策的连续性,加剧经济萎缩程度,债务评级受到压力。另一家评级机构穆迪也表示,大选结果可能导致该国结构性改革停滞,不仅对其评级带来负面影响,还将对欧元区整体信用评级产生间接负面影响。

日本:成功分离可燃冰

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成功从日本近海地层蕴藏的甲烷水合物(也称可燃冰)中分离出甲烷气体,并认为这标志日本可燃冰开采商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经产省利用“地球”号深海勘探船,在水深约1000米的海底挖掘探井,通过降低地层压力将甲烷水合物中的甲烷气体与水分离提取。

委内瑞拉:查韦斯去世给石油市场带来不确定因素

该国原油产量降低的状况短期内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长期来看产能则有可能大幅提高。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去世的消息公布后,基准的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3月6日在亚洲市场早段小幅上扬。分析人士指出,查韦斯之死短期内可能给油价带来上涨压力,长期影响则有待观察。

巴勒斯坦:拟向中国商品增收35%关税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宣布,自4月15日起向中国商品增收35%的进口关税。巴过渡政府经济部长贾瓦迪・纳吉说,之所以提高关税,主要是因为不少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商家向海关瞒报发票数额,这不利于巴勒斯坦商品与中国商品“公平竞争”,同时使巴财政蒙受损失。

俄罗斯:立法保障中老年人就业权

俄罗斯联邦政府法律草案委员会批准了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提出的居民就业法修正案,近期将正式进入国冢立法程亭。该修正案主要涉及就业歧视,特别是立法禁止雇主在招聘启事中列出年龄限制,取消进入劳动市场的年龄门槛。

印度:百余万人应聘国家银行千人职位

预算赤字范文第3篇

构性减税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今年,它还要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而发挥作用。既是与宏观调控直接相关,那么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当然不能只有定性而无定量,只有方向而无规模。也就是说,有关实施财政扩张的操作,需要引入量化的指标。

构性减税的规模界定,可从如下两个层面入手:

其一,财政赤字的规模。构性减税,当然要在财政赤字的约束下加以实施。一笔特定的财政赤字,既可以支撑增加支出的安排,也可以支撑减少税收的安排。故而,财政赤字的规模在总体上锁定了构性减税的最大量。

财政扩张力度的大小,直接决定于预算赤字的规模及其边际效应。立足于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将通过举借国债弥补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赤字合并计算。可以认为,我国2012年的预算赤字或将与2011年的规模大致持平,或将在2011年的基础上有少许增加。这就意味着,较之以往年间,实施财政扩张的力度将有所节制,而不会或不必再现以往的全面或大规模扩张的势头。2011年,就预算数字而论,当年通过举借国债和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财政赤字分别为9000亿元和1500亿元,两项合计,当年预算赤字总额为10500亿元。就决算数字而论,当年通过举借国债和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财政赤字分别为8500亿元和1500亿元,两项合计,当年决算赤字总额为10000亿元。以此为基础,可以预期,2012年的预算赤字,应当掌握在略高于10500亿元的水平。

其二,增支减税的对比。前面说过,在既定规模的财政预算赤字约束下,可以有增加支出和减少税收两种操作。有别于以往以“增支”为重心的操作,在今年,“减税”将成为继续实施财政扩张的主要载体。既然主要载体是减少税收而非增加支出,并且,财政赤字的规模已经确定为略高于10500亿元的水平,那么,可以预期,2012年的减税规模,当掌握在不少于6000亿元的水平。

其实,除此之外,还可提及另外一个因素――财政的“超收”。从不久前的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情况可以看到,以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的规模计算,当年的全国财政收入“超收”额即高达14020亿元。超收额分别占到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总额和当年全国财政收入“增收”额的13.5%和67.9%。“超收”不同于增收,后者系相对于上一年的增加额,前者则是相对于预算或计划的增加额。换言之,“超收”是政府所收获的超出了预算的额外收入。既属于额外收入,它便是没有许下任何婆家的、可以另行支配的钱。毋庸置疑,这笔钱,既肯定会进一步推高已经引致颇多争议的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从而面临较大的有关减税的舆论压力,也可用作实施构性减税的财力支撑基础。故而,即便把实施财政扩张的一系列因素统统考虑在内,按照如此的财政收入实力和财政预算赤字的水平,在2012年,我们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也就是说,上述不少于6000亿元的水平,可以视作这一必要且有能力实施的减税规模。

预算赤字范文第4篇

由于布什当局和共和党势力占优的国会正打算把财政的困局变得更糟,更坏的事情还在后头。他们所造成的破坏,将很可能削弱美国的经济,并使世界经济更不稳定。

历史上,美国的共和党人主张预算平衡。到了里根时代,这一主张改变了,那时候,保守的共和党人对削减税收情有独钟,甚至不惜大幅增加预算赤字。里根总统告诉美国人民,他们可以同时享受到削减税收、增加军费和继续在一些他们喜欢的开支计划上大洒金钱的好处。结果不出意料,巨大的预算赤字窟窿历经多年才被填平。

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都不得不提高税收,以收拾里根时代的残局。增加税收的举措,或许就是老布什于1992年大选中输给克林顿的原因。然而,克林顿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致力于回复财政平衡,以此来保证社会安全退休计划的长期资金来源。当克林顿离任时,预算情况是几十年来最好的。

小布什上台后重走里根老路:大幅削减税收,大幅增加军费,继续在一些人们喜欢的项目上大洒金钱,甚至加大投入。结果可想而知。在2001年1月,人们还估计,2002年至2011年的累计预算盈余达5.6万亿美元。但到了2002年年中,那笔估计的盈余荡然无存了。

有鉴于经济状况的改变,考虑到对伊拉克的战争,你或许会期望布什当局和共和党势力占优的国会将慎言新的减税计划。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颁布更多主要是使富人受益的减税计划。同时,政府还正在呼吁大幅增加军费。随着2004年11月的总统大选日近,你可以肯定,在非军事开支的项目上,当局是不会作任何有意义的削减的。

于是,巨大的预算赤字就不可避免了。如果国内开支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维持不变,未来10年累计预算将会有1.5万亿美元的赤字。但这一数字或许还是乐观了,因为它没有恰当地把可能对伊拉克开战的因素计算在内,也没有考虑到另一轮的减税和未来数年利率提高的风险。

为什么共和党人对预算赤字如此的毫不在乎?部分共和党人对于为富人减税,比对其他任何事情都热心。另一些共和党人则相信,赤字将迫使政府大力削减开支,从而缩减政府规模,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希望。后一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大部分的纳税人喜欢国内建设项目,对这些项目开支的大幅削减,他们不会轻易支持。

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在理应知道后果所在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人还要投这样的政策一票?一种解释是,许多选民并不认为这种预算会带来麻烦。另一种更好的解释是:大多数美国人其实并没有支持这种政策。在2002年的大选中,投票率只在40%左右,而这当中,大约半数的人投了共和党一票,他们只占合格选民的20%左右。

当然,不必把前景看得过于黯淡。对伊拉克的战争或可避免。拟议中的减税或会大打折扣,或会被放弃。但是,我仍是预测,未来数年的预算赤字会是巨大的,对美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无论国内还是同外,人们都会越来越感到不安。国外投资者可能会决定削减在美国的财务预算和贸易赤字。美元可能会疲软,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可能会加剧。所有这些,将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应对经济冲击时信心顿减,方寸大失。

预算赤字范文第5篇

中国有句谚语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当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7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为再次点燃世界需求添把柴。美国政府宣布2009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将会占到GDP的12%,并要求G20成员国也提高预算赤字水平。中国政府上周的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的财政预算赤字仅占GDP的3%,是不是显得吝啬了呢?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制定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GDP的14%,真的有那么多吗?

尽管中国的刺激方案的实际数字要比去年宣称的少,但总量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单看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美国的确是中国的四倍,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对其需求的刺激力度更强。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将会比中国快,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衰退导致美国政府的税收规模急剧萎缩。正确衡量财政刺激力度的指标,应该是剔除经济周期因素的预算赤字水平。

然而在中国,刺激方案的规模则可能会被低估,因为一些公共设施投资会由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依靠银行贷款来完成。瑞士银行(UBS)经济学家王涛估计,由中央政府完成的新增基础设施投资、税收减免、消费者补贴、医疗支出增加额将会占2009年中国GDP的3%,如果算上依靠银行融资完成的基础建设支出,这个数字将上升到4%。

中国对铁路、公路和电网的投资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09年前两个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26.5%,其中铁路投资总额是去年同期的三倍。由于刺激计划主要集中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中国已经遭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不能否认,中国所采取的这种措施确实是扩大本土需求的最迅速的方法。

除此之外,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还采取了哪些措施刺激内需呢?2008年至今,中国的降息幅度仅为美联储的一半,最新数据显示,2月中国首次出现通货紧缩――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下降1.6%,这些似乎表明中国在刺激需求方面做得还不够。但是,真正的通货紧缩是伴随着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下降的,而中国显然不是这种情况――2008年银行信贷增长24%。衡量放松银根的真实指标并不是降息的幅度,而是刺激信贷增长的力度。全球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是信贷规模加速扩张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不仅实施了力度相当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并且在过去的12个月,贸易加权的人民币真实汇率升值18%,北京正通过类似的方式来刺激其他国家的需求。

问题是中国推出的刺激计划的规模是不是足够大?最近的数据令人担忧,中国2月出口额降幅远高于预期,达到25.7%,预计未来还会进一步下降。1―2月工业生产增长率同比仅增长3.8%,零售销售增长率放缓至15%。但目前已经有迹象预示着中国的内需正在复苏,投资规模、银行贷款、汽车销售、电力消费量都在增加。野村证券(Nomura)经济师孙明春估计,目前的刺激计划能够让中国实现“保八”。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如果经济继续疲软,将会推出新的财政刺激计划。

预算赤字范文第6篇

[摘要]从欧洲到美洲,乃至亚洲,社会各界对信用风险的关注度正在日益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5月14日更是在敦促发达国家采取“紧急措施”解决高额财政赤字问题时警告说,如果该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欧洲债务危机得不到缓解,就连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也将受到极大拖累。

1多国债务发出“SOS”

自去年10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债务风险的漩涡之中。5月12日,欧盟委员会对丹麦、芬兰、塞浦路斯及保加利亚4个成员国也发出警告,表示四国财政赤字状况超出欧盟所规定的上限,要求其削减赤字。至此,欧盟27个成员国中已有24个成员国财政赤字状况超标,仅只有爱沙尼亚、瑞典和卢森堡符合欧盟规定的3%的上限。而英国当前财政年度和下一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规模也将超过政府预期,2010年英国预算赤字将为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最高。

除了欧洲方面政府债务“告急”外,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也是红灯频闪。5月12日美国财政部在月度预算公告中称,美国联邦政府4月份预算赤字为826.9亿美元,这是美国联邦政府连续第19个月出现预算赤字。有预测说美国2011年财政赤字将高达1.6万亿美元,全部负债更是占到GDP的50%以上。而日本财务省发表的数据更是糟糕:日本国家债务总额已占其GDP的229%,位列发达国家之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的有关各国公共财政的报告预测,发达国家总体财政赤字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将由2007年的73%增至2015年的110%。西方七国的这一比例将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更有不少专家认为,在希腊债务危机引爆后,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英国、以及美国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希腊”。从表面来看,金融危机是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催化剂”,导致欧洲政府入不敷出现象加剧恶化。但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意味着原来高福利、低增长、制度僵化的欧元体制已出现问题,难以持续下去,削减赤字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2全球呼吁减赤“声高浪急”

面对财政状况恶化,不少有识之士乃至政府要员都发出削减赤字的强烈呼吁。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就在日前发出警告称,英国银行业危机已转变为一场潜在的债务危机,政府必须立即开始解决财政赤字过高的问题。他还表示,由于近年经济陷入衰退和工党政府采取大力刺激经济复苏措施,目前英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急剧上升至1530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左右,这对经济复苏前景构成潜在威胁。这也是英国经济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日前也表示,财政赤字和巨额国债将使投资者担忧美国政府信用,从而增加政府的借贷成本。到2020年,美国财政赤字依然要占到GDP的4%至5%。伯南克呼吁美国政府马上拿出切实可行的削减赤字计划。如果美国人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危机就会迅速显现。日本财务大臣菅直人也于近日承认,日本政府的举债金额已接近上限,当前的高债务状况将难以为继。

事实上,面对潜在的债务危机风险,不少国家已开始求解应对之策。目前,大多数财赤超标的欧元区国家已提出了明确的削减赤字计划。随着英国新首相的诞生,一个旨在年内减少60亿英镑的政府开支的紧急预算方案即将浮出水面。日本当局也已开始考虑提高消费税率,以降低公共赤字。美国参议院日前则全票通过一项举措,将要求政府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偿还资金填补财政赤字。欧盟委员会5月12日提议,欧盟各国政府的预算在国家议会通过之前,应先递交欧盟进行审核,并建议对藐视欧盟预算规定的国家将实行惩罚措施,可能包括削减它们的补贴,迫使它们在应急资金中进行储蓄。

为大力削减财政预算赤字,另一些欧债危机可能的“重灾区”,像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相继推出预算削减计划:西班牙公共部门工资在2010年将被下调5%;葡萄牙政府则将在2010年内将其预算削减20亿欧元;意大利随后也公布了改善财政状况的计划。

3市场恐慌令欧元遭打压

为应对债务危机,欧盟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出台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以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防止危机蔓延,力保欧元稳定。同时欧洲央行宣布干预债市,并与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协议保证市场美元的流动性。

对市场来说,欧元区各国采取大规模的预算削减计划,以及日后将实施更为严格的财政监管政策都将使欧洲经济增长的力度大打折扣,这也构成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投资者对于欧债危机的忧虑继续累加。

市场存在另一种担忧是欧洲央行购买政府债券可能会引发通胀。尽管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就表示,该行并未改变货币政策立场,不会容忍通胀,额外的流动性将通过定期存款的方式回收。但欧洲央行内部还是出现不同声音。欧洲央行管委会委员斯塔克曾表达对公债购买行动引发通胀风险的关切;欧洲央行委员、德国央行行长韦伯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

此外,救助资金的出资国能否确保资金及时到位也备受市场关注。日前,有英国媒体爆出法国总统萨科齐威胁说,如果德国不同意援助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那么法国将会撤出欧元区。

这些不确定性都对欧元构成压力,预期欧元对美元还可能进一步下跌。一些投资机构近来陆续调低欧元汇率预期。瑞银集团的报告预计,欧元对美元汇率今年底前将跌至1∶1.15,而明年底前可能跌至1∶1.10。而纽约梅隆银行外汇分析师尼尔?梅勒则预计,今年底欧元对美元汇率可能跌至1∶1的平价水平。

4减赤也是一柄“双刃剑”

在欧洲债务危机凸显债务风险之后,发达国家削减赤字降低负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应当的。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各国逐步把关注点从应为金融危机转为确保可持续复苏,发达国家债务问题恶化不仅会给自身复苏带来阴影之外,还将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局势。

不过,削减赤字是一把“双刃剑”。

预算赤字范文第7篇

不过,即便最后避免了“坠崖”的危险,接踵而至的美国联邦债务上限(debt ceiling)将使美国政府更头疼,这也是美国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

自2008年以来,有关美国债务持续上升和联邦庞大的预算赤字,一直在两党之间不断争论着。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截至2008年年底,美国联邦债务相当于国家年度经济产出的40%,略高于过去40年平均37%的水平。但从那个时候起,这个数字就直往上蹿。到2011年底,据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联邦债务将接近GDP的80%,为二战后最高!

美国联邦债务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2008年之后,为了应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持续高企的失业率,政府采取了降低税收和增加联邦支出的经济政策。

而平衡预算是最理想的状态,只有预算平衡了,才有可能偿还债务。

在政府预算中,如果把赤字限制在占GDP的1%~2%之间,还能够被接受。但是在2009年和2010年,美国的预算赤字却分别占GDP的10.0%和8.9%,是自1945年以来占GDP总值最高的比例,预算出现了大幅赤字,怎么可能还债呢?!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1年长期预算”的前景分析,如果没有重大的政策改变,庞大的预算赤字和日益严重的债务将一直困扰美国,这将减少国民储蓄,从而导致更高的利率,向国外借贷更多的债务,以及减少国内投资——这反过来会降低美国人的收入增长,美国很可能走上“欧洲债务危机的道路”!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佛格森曾撰文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财政收入中的20%用于债务本息支付时,这个国家的财政就将面临严重危机!

目前,美国单国债已经高达16万亿美元,还另有60万亿美元的各种负债,甚至还有100万亿美元的医保社保基金的潜在亏空!

按美国16万亿美元的GDP来看,根本无法偿还10倍以上的庞大债务,更何况这些债务利息增加的速度,远远要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如果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市场。2012年12月中旬贵金属全线大跌,金价一度跌至接近每盎司1636美元,低于2012年1月的平均价每盎司1656美元。而且这还是在美联储推出QE3甚至QE4的结果,不然的话会跌得更惨!

这说明美元和金价负相关的关系已然不复存在,黄金失去了所谓“避险功能”,即美元再宽松也无法推高金价了。

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欧美相继在抛售黄金——之前是法国和意大利央行,近日澳洲央行在抛售,而亚洲(特别是中国)在接盘。

预算赤字范文第8篇

关键词:长期增长;短期波动;经济增长率;资本形成;预算赤字;存贷规模;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043-06

一、引言

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两大主要领域。在短期内,经济本身存在一定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一方面来自于经济本身,如企业投资、技术进步等因素;另一方面来自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笔者主要是从以上两个方面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不论是资本形成还是政府政策都能在短期内显著影响总产出,除此之外也能影响经济长期的波动性,它们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就这一点,学界在是否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政府干预或者让市场通过自身调节机制保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方面还存在争议。也就是说,在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使得经济能够恢复稳定的发展势头。因此,笔者选取的三个变量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即:资本形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究竟这三个变量是否能够代表资本形成与经济政策的波动性呢?运用经济意义检验的方式,我们发现这三个变量完全能够代替上文所说的三个方面。首先,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主要是度量一定时期内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的总量,它主要代表的是经济波动的内因影响,是对本期资本形成效用的主要衡量标准,同时,从经济意义上来看也会对下一期经济增长规模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将其纳入考虑范围。其次,预算赤字的波动。预算赤字这一指标可归结到政府财政政策方面,是将政府财政政策具体量化的重要变量,将其纳入模型,可以探究政府财政政策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率是否有显著效果。再次,存贷款规模的波动。存贷款总额这个变量的引入主要是为了量化货币政策,应当采用广义货币作为变量,但是由于本文采用的是省级面板数据,各省广义货币的数据无法得到,因此采用存贷款总额来代替。由于各省的存贷款规模显示了该地区金融市场的活跃状况,通过这个变量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政府的货币政策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笔者主要试图回答诸如下列的重要问题:每个变量的波动对于经济增长率是否存在影响?若存在影响,各个变量波动的影响程度又如何?

早期的研究中,Kormendi和Meguire(1985)的研究结果显示,总产出的波动率与平均增长率在各国同一截面上呈正相关关系。Ramey和Ramey(1995)分别使用了92个国家以及其中25个OECD国家的数据验证了平均增长率与增长率的标准差之间的关系。Ramey和Ramey(1995)的控制变量包括投资占GDP之比重、平均人口增长率、初始人力资本和初始人均GDP,使用极大似然估计进行估计。他们发现,使用全样本进行估计,波动性对平均增长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却是这种影响为正,但不显著。随后,有大量文献在Ramey和Ramey(1995)的基础上对波动性和平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验证,如Barlevy(2004)、Fatas(2011)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短期波动对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也有一些文献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波动性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

近年来,国内涌现了大量针对该主题的理论性和经验性文献。陈昆亭等(2012)发现,中国1978年以前,波动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1978年之后,二者的关系变为正相关,并建立了一个基于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随机增长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李涛(2001)建立了一个反映周期波动的增长模型,将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联系在一起。有很多经验性文献使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波动性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王钰(2014)、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周达军(2007)的研究支持了Ramey和Ramey(1995)的结论,即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为负,但也有文献并不支持这个结论,如卢二坡和王泽填(2007)、池建宇和赵家章(2015)。

笔者主要研究的是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数据选取的是中国30个省(市、区)(除港、澳、台、外)1980―2013年的年度数据。这个时间段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主要阶段,也是中国经济真正高速发展的过程。笔者主要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的构建,借助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的方法来解释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并对中国经济以后的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实证方面,笔者跳出传统对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的研究采用“二分法”的桎梏,把这两个主题糅合在一起,探究短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试图运用严格的计量方法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上述问题,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获得关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具体冲击程度的描述数据,给出具备说服力的结论,即资本形成和政府经济政策的波动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率有显著影响。政策方面,笔者运用方差分解的方法重点探究了政府政策的影响力持续时间,得出了政府政策波动短期内能够显著影响总产出。长期内,这种影响力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小。因此,政府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不但要考虑其短期的有效性,还要考虑长期的影响力,选择最优的政策幅度,以达到最好的政策效果。

二、数据和方法

(一)变量引入

笔者向模型中引入以下四个变量。

1. 经济增长率(growth)――实际GDP增长率,作为模型中的主要研究变量。在前期数据处理时,对实际GDP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因此在离群值处理时,这一变量是正常的。在模型中,该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代表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2. 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sd_cf)――即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标准差。用标准差来反映变量的波动情况,由于资本形成总额与下一期投资有很强的相关关系(通过经济意义解释),因此,我们估计这个变量的波动对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

数据处理的过程是:首先计算各省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其次,再计算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标准差,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标准差是通过每个省份当年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与该省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平均值之差取绝对值所得出的,虽然不是准确的标准差数据,但是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各省历年的波动状况,具备一定的解释力。

3. 预算赤字的波动(sd_bd)――该变量用预算赤字占GDP比重的标准差表示。这个变量主要是为了检验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于稳定经济的意义,代表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

数据处理的过程是:首先通过各省的财政收入与政府支出之差获得各省每年的预算赤字数据,再由预算赤字/GDP获得预算赤字占GDP比重的数据,最终由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数据通过软件输出其标准差。

4. 存贷总额的波动(sd_cdze)――该变量用存贷规模占GDP比重的标准差表示。由于笔者采用的省级货币供给量数据获得比较困难,因此采用存贷款总额来反映各地的货币发行情况,具备一定的说服力。

数据处理的过程是:首先,将各省的存款规模和贷款规模相加得到存贷款总额,再由存贷款总额/GDP得到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其次,由存贷款总额占GDP比重数值借由软件输出其标准差。

这四个变量是根据相关的经济周期理论,即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理论以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来捕捉基本参数对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后三个变量采用占GDP比重形式,能够很好地克服数据的误差,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二)数据描述和概况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1980―2013年各省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短期波动)与其各自实际GDP增长率(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除特殊说明外,本文数据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年)和各省统计年鉴(2009―2014年),文中的数据均为原始数据经过单边缩尾处理后所得的结果。本文共采用30个省(区、市)34年的数据(、香港、澳门、台湾除外)。

由于前期的数据收集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自由度,本研究只选取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变量引入模型之中。我们对四个变量的数据做了描述性统计,输出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笔者采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的建构方法,将传统的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延伸到处理面板数据(Panel Data)领域,VAR将系统内所有的变量都看成是具备内生性的,而面板数据则是允许未解决的个体差异性存在。

建立PVAR模型需要确定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确定对于模型十分重要。滞后阶数太小,残差可能存在自相关,并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滞后阶数过大,待估参数多,自由度降低严重,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面板数据确定滞后阶数的方法一般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对数据进行操作后,我们认为滞后两期滞后的效果是最好的,详细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滞后两阶时,在90%的可信度下,AIC、BIC、HQIC均通过,因此,滞后阶数选取两阶即可。

在下文进行PVAR模型的回归中,又进一步对模型的回归阶数是否正确进行检验,输出结果如表3所示。

综合上述结果可知,在滞后一阶时,在90%的可信度下,预算赤字波动(sd_bdt-1)不显著;滞后两阶时,在99%的可信度下,除滞后两期的增长率(growtht-2)和存贷总额的波动性(sd_cdzet-2)外,所有变量均能拒绝原假设,均是显著的,故选择滞后两期。这也与上面所进行的滞后阶数检验相符,说明对模型进行面板矩估计(GMM)是有意义的。

结合上文中的变量引入以及滞后阶数检验的结果,我们建构如下模型:

Zit=?姿0+?姿1zit-1+?姿2zit-2+fi+et(1)

其中zit=(growth,sd_cf,sd_db,sd_cdze)′是基于面板数据的4×1的变量向量,i代表不同的省份,t代表年份,λ1和λ2分别是滞后期不同的变量的系数矩阵,λ0是4×1的各省效应向量(常数项),fi是4×1的年效应向量。如上文所述,growth代表实际GDP的增长率,sd_cf代表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sd_db代表预算赤字的波动,sd_cdze代表存贷款总额的波动,将这四个宏观经济变量纳入同一模型系统,分析各省经济增长速度对不同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冲击响应的不同。

在将VAR运用到面板数据中时,我们需要对其施加一定的限制条件,即对于每一个横截面单元而言,其底层结构是相同的。由于这个限制可能在实操中被打破,一种解决方法便是通过引入固定效应的方式允许变量中存在异质性,在模型中通过fi表现出来。而受因变量滞后项的影响导致的fi与自变量的相关性,会使传统用于消除固定效应的“均值差分法”在对系数的估计中产生偏误。因此,笔者使用“前向均值差分法”(Arellano和Bover,1995)来消除固定效应。该方法通过移除前向均值这一转换方式,避免差分项作为工具变量的滞后回归项间的正交,从而达到准确估计模型系统的目的。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PVAR模型及其解释力

根据上文中建立的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向量自回归(VAR)。于是,面板矩估计(GMM)的输出结果如表4所示。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短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主要观察的数据为表4中的第(1)列,即模型中的各变量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时对当期经济增长率(growtht)的解释力。

首先,检验模型可行性。由表4可知,在95%的可信度下,模型中的变量除滞后二阶的增长率(growtht-2)和存贷款的波动(sd_cdzet-2)这2个变量的P值大于0.05,其他变量的P值均远远小于0.05。经过笔者的反复验证,这已经是相对最有效的模型,故模型的建立是可行的。

其次,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growth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sd_cf(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对growtht有影响,滞后一期的sd_cf对growtht有正向影响,其系数是0.318,这样的结果说明上年的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对当期的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即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的波动越大,对当期经济增长率的拉动就越大。滞后二期的sd_cf对growtht有负影响,其系数是-0.218,说明滞后二期的资本形成总额波动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反向的;sd_bd(预算赤字的波动)对growtht有影响,滞后一期的sd_bd对growtht有正向影响,其系数为0.357,说明上年的预算赤字的波动会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并且这个影响还比较大,也就是说预算赤字的波动会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很大的影响。滞后二期的sd_bd对growtht有负向影响,其系数为-0.314,说明滞后二期的预算赤字的波动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是反向的;sd_cdze(存贷款总额的波动)对growtht有影响,和上述两个变量类似,滞后一期的sd_cdz对经济增长率有正影响,滞后二期的sd_cdze_ratio对经济增长率有负影响,但是就其系数数值而言,分别为0.040和-0.011,这说明滞后一期和二期的sd_cdze对经济增长率(growtht)影响不是很大,至少不如上面两个变量对其影响大。

综上所述,从系数来看,不管是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二期,本文所研究的三个变量波动对长期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大小依次是:预算赤字>资本形成>存贷规模。这样的结果验证了以凯恩斯主义为基本思想的主流观点,即政府的财政政策对稳定经济发展有显著效果,如果当局能够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实现实际经济增长的稳定发展是有可能的。同时,输出结果并没有能够得出货币学派关于货币供给是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唯一重要因素的观点。

(二)基于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图

对PVAR单个参数估计值的解释是困难的,要想对PVAR模型做出结论,可以观察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为我们提供了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研究一个因素的冲击对其中一个因素的动态影响的方法,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并从动态中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系。

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控制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令其值为常数),来度量某一特定宏观经济变量的正交化信息(innovation)的响应。

由于式(1)误差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可能是非对角矩阵,那么对脉冲响应函数解释的最大困难在于VAR系统的误差项从来都不是完全非相关的,当误差项相关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组成部分,不能被任何特定的变量所识别。处理这一问题笔者采用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使误差项正交。该方法的结果一般会受到方程顺序或内生变量顺序的影响。因此变量的设定顺序非常重要,本文的设定变量顺序是growth(经济增长率)、sd_cf(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sd_bd(预算赤字的波动)、sd_cdze(存贷款总额的波动)。

分析脉冲响应函数还需要建立相应的置信区间,利用GMM估计出的系数以及它们的方差―协方差矩阵随机生成大量系数,并重新计算冲击反应这个过程本文进行了5 000次,蒙特卡洛模拟给出两个标准误差置信区间用于评价冲击的统计显著性,即5%。

图1给出了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对实际经济发展的冲击影响。横轴代表追溯期数,这里为6;纵轴表示因变量对各变量的响应大小;中间实线表示响应函数曲线;外侧两条代表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需要注意的是,脉冲响应函数是追踪系统对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效果,即假定系统只受一个变量的冲击,不受其他变量的冲击。

图1中第一行分别是经济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预算赤字的波动和存贷款总额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影响。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对自身的冲击响应是逐渐开放的。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三个指标: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预算赤字波动以及存贷款总额波动情况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均是开放的,但是这其中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以及预算赤字的波动两个变量波动情况的冲击在第四期后比其他两个指标的冲击效果更明显,说明经济增长率受资本形成总额波动和预算赤字波动的影响是较大的。

图1中第二、三、四行分别是模型中四个指标波动对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预算赤字的波动和存贷款总额的波动的冲击影响。如果要研究这四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展开说明和论述。但是由于笔者主要研究的是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对经济增长率冲击,因此此处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研究的是短期波动对于长期增长的影响,但是滞后两期四变量脉冲响应图输出结果显示,这个冲击的影响是开放的,而上文中所做回归结果显示,滞后两期时,各变量的影响都变成了负相关关系,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与脉冲响应图输出结果相悖。因为,脉冲响应图输出的结果是滞后两期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率冲击的合力效果,虽然滞后二期时,PVAR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预算赤字的波动以及存贷款总额的波动这三个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率都是反向的影响,且数值都很小,这说明二期之后,资本形成和政府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反向并且微弱的。但是,由于滞后一期时,三个变量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太大,滞后二期虽然影响是反向的,但是数值过小,根本无法抵消滞后一期时的正向冲击。以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这一变量为例,滞后一期时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冲击是0.318,滞后二期时反向冲击是-0.218,两期的合力作用是0.100>0,因此在脉冲响应图中的反应仍然是在水平线以上。其他两个变量脉冲响应函数位于水平线以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此处将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文中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输出结果与脉冲响应函数的输出结果是一致的。同时也验证了我们初期的预想,即资本形成总额以及政府政策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率有显著影响,只是这一影响随着时间逐渐减弱。

(三)方差分解

通过方差分解可以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进一步度量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率冲击作用的构成。输出结果如表5所示。

为了与上文脉冲响应图相对应,笔者进行了6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在这里选取其中具备代表性的第3个预测期和第6个预测期的数据进行具体分析。

表5给出了第3个预测期和第6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主要是来源于自身,但是由第3个预测期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1.6%,预算赤字波动的影响是0.7%,存贷总额波动的影响是0.5%;第6个预测期时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1.9%,相较于第3个预测期时,第6个预测期的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较大,这也与上文中脉冲响应图的输出结果相吻合。预算赤字的波动的影响为0.8%,存贷款总额的波动的影响为0.6%。此外,从两个预测期方差分解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伴随着预测期的增加,经济增长率自身波动对其影响力有下降的趋势,这也说明另外三个变量的脉冲影响有上升的趋势。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预算赤字的波动、存贷款总额的波动这三个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算大,相比而言,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以及预算赤字的波动这两个变量对预测经济增长率有较大的贡献率,这一结论也验证了上文在做PVAR模型回归时的结论。

四、结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有了惊人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一般来讲,由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反馈作用的存在,使得研究经济周期模型比较困难。因此,本文选取另一种方式来研究经济周期问题。相较于把焦点放在分析引起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原因,笔者主要验证的是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影响时效。

笔者用实际GDP的增长率指标衡量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稳定情况,使用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方法,研究资本形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波动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冲击作用。从实证结果看,资本形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波动性对经济发展稳定性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其中,资本形成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货币政策波动对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影响虽然相对较小,但是也有一定的冲击。

首先,短期波动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影响。通过四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建立(PVAR)具体分析了短期和长期时,资本形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波动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回归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资本形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均为正向影响。此外,就其影响程度而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资本形成,且三者的数值均不算小,说明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滞后二期时,资本形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均为反向影响。此外,就其影响程度而言,财政政策>资本形成>货币政策,且三者的绝对值数值较滞后一期大幅减少。以上结果说明,短期内,资本形成和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就长期而言,这种影响力会渐渐趋向反向影响,且影响力大幅减小。这便要求经济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时,应当综合考虑政策长期与短期的影响,选择最优的政策幅度。

其次,就长期而言,经济增长率对短期波动的脉冲响应函数输出显示,模型中三个变量的冲击是开放的,尽管滞后两阶后,影响方向变成了反向,但是就其实际影响力度而言,远不如滞后一期的正面影响大,所以二者合力效果仍然对经济增长率有较为明显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力伴随时间的推移将逐渐减弱。

再次,就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最主要的来源仍然是内在原因,外在的冲击也对其有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稳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把重心放在经济内在结构和内容的调整,同时也不能忽略资本形成和经济政策等外在因素对其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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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赤字范文第9篇

一方面,诚如福山指出的,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从拉美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大面积塌方;但另一方面,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国家权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潜滋暗长,其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就是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出规模迅速膨胀。

庞大的财政支出意味着政府获得了庞大的收入来源,而这种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公债而不是传统的税收。

很显然,很多国家的税收普遍没有出现相应的快速增长,而其债务规模却像滚雪球一样地不断扩大,以至于到今天出现了巨大的债务国(如美国)和债务危机(如欧债危机、中国的地方债危机)。

更为吊诡的是,大量发行的公债并不是由老百姓掏钱购买的,而主要是由各国央行通过货币发行直接或间接购买的,与急剧增长的债务规模相应,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也在急速增长,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印钞机都在以QE(量化宽松)的形式轰鸣。

2012年,全球货币超发额约26万多亿元人民币,达到历史最高峰,其中人民币的超发连续四年占了近半。无疑,国家的财政收入结构、国家的力量及其命运,已经在权力与货币的交织中展开了新的变迁路程,世界远远不会简单地达到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而熊彼特曾预言的“税收国家的危机”却已然浮现。 税收国家的危机与凯恩斯革命

“税收国家”是熊彼特1918年在财政社会学研究视角下,从财政的角度来观察国家、国家的性质、国家的形式以及国家的命运时提出的概念。

熊彼特将税收国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区分,而税收国家的意义就在于私人经济自治,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税收国家的决定性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在自由经济的框架内持续运转。但同时,熊彼特也指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税收国家的危机,并在其扛鼎之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对上述思想进行了深入阐发。离熊彼特的预言已近百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始料未及的变化,税收国家的危机是否发生或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发生?我们必须从对多数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凯恩斯革命开始说起。

凯恩斯革命是财政原则和财政制度变迁的一个分水岭。在凯恩斯革命前,平衡预算原则被奉若神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平衡预算意味着除非战争、经济严重衰退等特殊情况,国家一般应奉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而在以税收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税收国家里,平衡预算原则使得任何一项开支的提议必然伴随着一项征税的提议,这就为作为纳税者的市场主体和作为经济抽取者的国家(或政府)创造了一个议价制衡的机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平衡预算原则天然地蕴含着对权力滥用的警惕防范,它对国家的经济抽取确定了一个边界,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扩张,有效地约束了政治家的欲望。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应运而生的凯恩斯革命赋予了政府一项前所未有的新职能:促进充分就业。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挺身而出肩负起维持繁荣的重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支出,从而增加有效总需求、达到充分就业。由此,古典的平衡预算原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鉴于政府支出对挽救经济衰退、促进充分就业的重要性,预算赤字甚至连续的预算失衡都成为了一种必要,财政蜕变成了倾向于赤字扩张的功能财政。 赤字财政与公债货币化

那么,功能财政下产生的预算赤字如何解决呢?

一般来说,解决预算赤字的途径有三个: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和创造货币。增税显然会引起民众的抵制和反对,凯恩斯的办法是政府向居民以及经济系统内的非金融机构发行公债。但这个办法在实际过程中是一厢情愿的,它既忽略了人们的购买能力,也高估了人们对政府债券的购买意愿。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当政府不断发行债券时,债券供给的增加必然压低债券价格,债券价格的降低会导致利率上升,而利率上升又会进一步抑制私人投资,私人投资不振又使政府不得不发行更多的债券来进行政府投资,由此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于是,货币当局将面临强大的压力,不得不产生通货膨胀倾向,这种倾向即便不是以直接的财政性货币发行表现出来,也会以中央银行大量购买并持有公债的形式释放出来。

因此,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实际演变成了公债货币化,即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公债转化为法定货币的发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成为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支柱。

观察美国1946年-1975年较为集中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实践即可发现,货币流通量的变化率与预算赤字和债务规模是正相关的,尤其是在1961年-1974年间,随着预算赤字与债务规模的不断增加,货币流通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4.9%,高出此前14年间的平均增长率达3个百分点。可见,即便是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其行为也不可能与财政需要严格区别开来,财政需要助长了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当今美联储已成为平衡预算赤字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典型的例证,功能财政下产生的预算赤字实际上是主要依靠公债货币化的手段来平衡的。 铸币税与通胀税

由此,国家财政收入也产生了微妙的但却具有决定性的变化,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作为非税形式的财政收入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铸币税一般指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之后,其货币发行成本和货币面值之间的差额。在金属货币时代,统治者常常通过往贵金属货币中掺入廉价金属来获取铸币税。到了脱离金本位的纸币时代,政府得以用更低廉的成本获取更多的铸币税。

在人类历史上,铸币税的产生和增长一直伴随着越来越快的货币贬值。例如,罗马帝国在吞并希腊以后开始了长达三个世纪的硬币贬值过程,原来几乎是纯银的希腊银币最后贬损到仅仅是一枚铜币,只不过早先镀了一层银,后来改成了锡。而美国只花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其10美分、25美分以及50美分的硬币就走完了同样的周期。铸币税来源于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与赤字财政没有必然联系,但赤字财政对铸币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有重要影响。过去,铸币税只能是一种隐蔽的、与“伪造”相联系的非税收入,且受到贵金属产量的制约。

然而,到了20世纪,金本位的废除、法币制度的实行,以及凯恩斯革命后功能财政的大行其道,使得铸币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铸币权不再受贵金属产量的制约,而公债货币化手段,使得国家可以合法化地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名义下,获取大量甚至无限的铸币税收益。

借助于公债货币化的赤字财政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强烈诱因。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就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凯恩斯药方的最大毒副作用是通货膨胀。由此,通货膨胀税也日益凸显出来。

通胀税和铸币税都来自于国家的货币创造,但是,铸币税来源于国家对基础货币发行的垄断权,而通胀税则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衡量货币扩张引起的通胀对货币持有者的影响。铸币税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历史证明,在金属铸币时期,由于国家或政府降低金属货币成色(即抽取铸币税)而偶有出现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更多地发生在法币制度中,更多地和财政赤字相关。据统计,在实现了法币制度和凯恩斯革命的20世纪,至少发生了26次恶性通货膨胀,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通货膨胀的发生不仅仅归因于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创造,还根源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而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推波助澜的,正是赤字财政。

当政府为预算赤字发债筹资时,不论是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直接向财政部购买这些债券,还是转而收购商业银行所购买的政府债券,其结果都是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经由各商业银行的相互存贷,又扩大到与货币乘数相应的倍数,当社会产品的供给远远跟不上货币的供给并且货币需求也未大幅增加时,通货膨胀就产生了;而所有的货币持有者因货币购买力被稀释,等同于纳税,这就是通货膨胀税。通胀税实际是对货币持有者的一种强制性征税,税率是货币贬值率亦即通胀率,税基是货币持有者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

法币制度和赤字财政的实行,已使铸币税和通胀税日益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测算,1971年-1990 年期间,世界90个国家(不包括中国)铸币税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平均已是10.5%,而21世纪以来连续大规模的货币超发恐怕已使这一比例急剧上升。费希尔也曾测算出阿根廷在1960年-1975年间,通胀税持续占政府岁入的近46%。

按照弗里德曼的定义,即通货膨胀是一种隐蔽的、不需要投票通过的征税方式,增加的货币本身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通胀税在当今一些主要经济体的政府收入中所占比例也是相当可观的。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危机

凯恩斯革命后的赤字财政、公债货币化以及相伴随而来的铸币税和通胀税,对现代国家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国家权力得到了迅速扩张。正如约翰·坎贝尔指出的,与国家建构受经济和阶级力量驱动的传统观点相比,政治精英们改变税收水平和税收形式的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显然,赤字财政下的公债货币化,使政治精英们找到了一种隐蔽的、阻力较小,甚至无需考虑税收遵从的办法获得财政收入。而随着政府支出规模和活动范围的扩展,国家权力已经悄然地拓展边界,日益扩张渗透到市场及其私人部门当中。

这个改变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凯恩斯革命以后,即使是民主国家的公共部门也得到了迅速地膨胀和扩张。例如,美国政府的年支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增长了30多倍,虽然其中也有人口增长等原因,但如今美国有三分之一的GDP归属公共部门的事实(加拿大、瑞士、英国的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40%左右),无疑显示政府已成为了一种巨大的经济力量。

第二,政府的再分配权力增强,财富更多地从私有部门向公共部门集中。用铸币税和通胀税为赤字筹资,间接使公民手中的货币贬值,无异于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

实际上,封建君主降低硬币成色来获取铸币税,就是一种掠夺人民的过程。而货币扩张导致的通货膨胀,其实质是对大部分人收取大量的隐性税收,受益者正是政府以及较早获得新货币的人。

弗里德曼曾从几个方面分析了通货膨胀如何增进了政府收益,一是政府可以在不加征税赋的情况下推行公共工程等项目,但实际上所有持有货币的人都为此支付了费用;二是个人的货币收入因通货膨胀而增加,并被推上了更高的纳税档;三是政府向私人部门偿还公债时所付货币的购买力比通胀前要少,这相当于减免了政府的部分公债。

第三,公众对政府干预的需求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虽然凯恩斯理论只是把预算赤字作为短期内熨平经济波动的工具,但赤字财政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了欲罢不能、长期使用的药方。一方面,赤字筹资给纳税人传递了公共服务较为便宜的信号,使得公众越来越倾向于用公共产品替代私人产品。另一方面,用货币平衡的赤字不仅不能熨平经济波动,反而因为大量货币的注入扰乱了价格信号,使经济周期更不稳定。当透支的繁荣最终受到市场清算从而转化为衰退时,公众又往往把高物价、高失业率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失败。于是,在对市场失灵的一片声讨中,对政府干预的需求反而得到了强化。

因此,赤字财政以及为了弥补赤字而征收的铸币税和通胀税,隐蔽地但却决定性地开启了大政府的时代,并日益威胁到私人经济自治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熊彼特预言的“税收国家的危机”的确已经发生了。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凯恩斯革命力图挽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却引发了税收国家的危机!事实上,由于公债及其货币化已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传统的“税收国家”大多已转型成为“财政国家”,亦即以健全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可以大规模发行公债获得收入的国家,19世纪-20世纪的英国、当代的美国以及诸多发达国家都是这种情况。

财政国家可能发生的财政危机会表现出其他的形式。一是债务危机,这发生在无法以新债还旧债,或者公债货币化受阻时,当前的欧债危机就是如此。二是通胀甚至滞胀危机,20世纪德国因为大量发行货币为赤字融资而发生的恶性通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公债货币化的财政国家还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宪法危机,我们必须洞察到的是,铸币税和通胀税的隐蔽性破坏了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确立的一个原则:无代表权不纳税。在税收国家中,公民同意是财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一切税收问题,不论是确立税种还是税率,均须取得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同意,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关键所在。铸币税和通胀税作为无需经纳税人或其代表同意的隐性税收,无疑对这一征税原则及其法治基础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财政立宪与货币立宪

税收国家的危机凸显出平衡预算必须重新作为财政立宪的重要法则。财政税收集中体现了国家与个人的界限,平衡预算是维护这条界限、确保公民与国家能够依据明确的标准进行谈判制衡的重要法则,赤字财政则在无形中解除了公民对政府支出的约束,并由此带来了深刻的宪法危机,在不断自我强化的赤字扩张中,即使是民主国家也变得非常脆弱。

第二,必须将货币立宪作为财政立宪必不可少的补充。从铸币税和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开始,财政和金融就共同成为国家攫取财政收入的渠道。而通过公债货币化来征税,也是统治集团控制财政机器制造财政幻觉,使个人看不清自己在政府服务总成本中的份额占有的一种有效手段。

20世纪的通胀史也说明了,唯一成功的价格稳定方案就是财政与货币的控制,让公共部门预算通过显性税收来平衡,结束通过货币融资来平衡的方法。因此,货币立宪也是制约政府课税权以及预防恶性通胀的必需措施。

预算赤字范文第10篇

通胀形势落后

美元在一季度处于弱势,首要原因在于美国的通胀循环形势落后于全球大部分经济体,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循环周期落后于其他主要央行,美元在利差前景上处于劣势,使得美元资产对游资缺乏吸引力。

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去年年中即出现通胀不断升温的趋势,并已采取了一连串的收紧货币政策的动作。发达经济体中的大宗生产资料出口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的通胀压力也处于央行调控目标的高端区域,因此经历了一轮加息过程,退出了极宽松的货币政策。

去年底起,通胀循环已经传导到欧洲。英国的通胀率已高出英国央行上限目标两倍多。欧元区的通胀率也从去年12月至今年2月份,连续3个月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目标上限,2月份达到2.4%。欧洲央行总裁特里谢最近表示,欧元区通胀率可能“长久性“高于欧洲央行的目标水准。由此,欧洲央行已经在3月的议息例会上,发出了明确的将升息的信号。

欧洲央行在4月7日例会上升息的几率很高,这已促使欧元区指标公债―德国10年期公债到期收益率与美国10年期公债到期收益率的差距,由年初时段的最大约570个基点,收窄到3月中旬的最小约80个基点,即美元资产的平均回报率水准优势被大幅度压低。

担忧赤字风险

市场对美国联邦预算赤字的担忧,也是导致美元在今年首季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削减美国联邦预算赤字的长期目标,但是他提出的2011/2012财年美国财政预算赤字计划仍是天文数字,这引发已经由美国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不满。

目前,美国共和党和就2011/2012财年预算案仍争执不下,主要分歧在于削减赤字规模的数量和方向。如果预算计划迟迟不能获得议会通过,则美国政府的开支在今年年中可能突然中断,这也将威胁到美国政府尝付到期的国债本金和利息。

而且,高企的预算赤字及巨大的存量国债,将可能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目前,美国国债收益率已回升到美联储暗示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时的水准,这将抑制美国房屋市场的复苏,从而威胁到美国整体经济复苏的势头。

短期会有支撑

近期,美国费城、亚特兰大、明尼亚波利斯等地方联储总裁发表较为强硬的言论,认为美国经济已不需要进一步的宽松政策刺激。费城联储总裁普洛瑟首次阐明立场,表示美联储必须在“不太远的将来”加息并出售资产,以防未来发生通胀。因此,美元指数在75一线获得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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