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计算环境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7 04:53:57
云计算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在2007年，美国的IBM公司首先提出了云计算概念，而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云计算技术逐渐成为了传输和存储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云计算的技术同网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网络安全同云计算安全联系紧密。网络计算的发展虽然使云计算处于不断扩大中，但近几年，网络信息遭泄密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让许多网民对网络安全生产了质疑，网络信息安全对云环境下计算机对信息的保护有着重要影响，由此可见提高云环境下的信息安全性是提高云计算技术使用的重要途径之一。
2云计算的优点与缺点
2.1优点（1）云计算在配制和部署上更加方便，用户均可以通过Internet进行访问；（2）云计算具有较强的扩展性，且可以扩展到集群上，实现上千节点在同一时间进行事件处理；（3）云计算的可用性较高，可以允许节点中存在错误，部分节点失效也不会对程序的正常运行产生影响；（4）通过云计算不仅可以实现对网络上的软资源进行共享，而且能够实现硬资源共享，同传统的互联网相比功能更加强大。
2.2缺点（1）安全问题无法得到保证；（2）QOS（服务质量）存在一定问题；（3）如何同传统分布业务进行平稳过渡；（4）容易造成垄断局面。
3传统安全与云计算安全的差异
在云计算网络环境下对信息的安全保护工作需要将传统的信息安全计算技术加以应用。云计算操作主要是将用户的相关数据和计算任务交给数据库和网络系统。在“云”中可以完成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保护等操作。云计算同传统IT网络相比，安全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传统IT网络的封闭性更高，仅存在于企业中，对外仅有邮件、网页服务器等不涉及机密的少数接口。因此在信息的安全保护上，仅需要在接口上设置访问限制或者防护墙等措施就可以解决多数的安全问题。而在云环境下则不同，云暴露在公开网络中，因此每一个节点及网络都可能遭受到攻击，这样在信息安全保护上则需要做到“草木皆兵”；（2）在传统的计算模式中，信息都被放置在可控的范围内，而在云计算环境下，信息需要被存储在云中，这样就造成了数据的拥有和管理出现了分离，如何对数据进行隔离和保密则成为了一个难题；（3）同传统技术相比，云计算运用了大量的虚拟化技术，虚拟化技术安全的解决同传统安全也有着巨大差异；（4）在传统技术下，用户运用软件在更新和升级上采取的都是在本地按版本更新，而在云环境下多数用户都是通过远程执行，这样在每次软件升级后对信息安全保护都将是一个挑战。此外，除了技术外还有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传统技术因为多年的使用已经有了一套相对标准、健全的法律、法规，而云计算因为出现的时间原因，法律法规都不健全。同时因为云计算的特点，在云计算中的数据不一定存储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因此，当安全问题出现时，国家政策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4云计算信息安全问题面临的挑战
4.1云计算对我国信息化的影响我国在科研领域上将希望寄托于信息时代，利用信息化技术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超越。在“云计算”出现后，如果我国不能在“云计算”上获取一定的成功，那么很可能进一步扩大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4.2云计算加强了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力整个网络的核心就是它的根服务器，虽然现在网络已经十分发达，但支撑整个网络的根服务器是十分有限的。目前世界中仅有13台根服务器。其中1台为主根服务器，其余的都是副根服务器。主根服务器位于美国，美国还设有9台副服务器，其余的3台副服务器分别在日本、瑞典、英国。根服务器的管理者都是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号码分配机构（ICANN），该机构负责全球互联网各根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的管理。美国商务部有权决定管理权的归属。从技术上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后缀被删除或被封住，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互联网信息将会从世界互联网中消失，也就是说美国掌握着互联网的生杀大权，互联网世界中的生死由美国所决定。“云计算”为美国提供了机会，因为如果世界的信息在存储、处理都需要通过美国完成，那么美国将掌握世界上的网络信息，因此“云计算”也被美国视为提升自己在信息战中实力的关键。
4.3国家在网络战争中面临更大的威胁在未来的战争中更多的将会是信息战争，从目前情况来看，制网权已经成为制空权、制地权、制海权的又一争夺点。如果对云计算进行剖析，我们不难看出其本质就是一个枢纽，是网络中信息传送的纽带。云计算并不是单纯的商业和技术更新，它是对互联网中枢神经控制的争夺。
4.4法律风险云计算的应用信息流动性大，不受地域限制，用户数据和信息服务经常会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内，甚至在不同的国家之中，因此经常会在信息的监管上出现法律纠纷。同时因为云计算中虚拟化技术的大量使用，造成司法取证上难度也较大。
5云计算环境下防护信息安全的策略
针对云计算环境下信息安全问题，在防护上应当采取以下四种措施：
5.1完善安全体系不论是个人用户，还是公共用户都对云计算环境下的安全有着较高的期望，因此应当对安全体系进行完善：第一，应当对信息安全监管和云计算的特点进行详细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第二，我国应当同云计算技术发达的国家进行交流，完善相应的保护措施；第三，对安全要求、控制策略等环境进行进一步规范，确保安全防护策略的有效性。
5.2提高服务水平SaaS、IaaS、PaaS都是云计算体系中的重要技术，特别是IaaS虚拟化技术可以提高资源的灵活性和利用率，其主要作用是将硬件资源转化为资源池，同时能够将信息传送给相关的用户。在该过程中可以通过并行访问、键盘锁定等措施确保虚拟化技术的安全，同时通过技术对虚拟化端口进行限速，对重要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及时发现其中的异常状况，并进行排除。
5.3加强云计算基础设施的管理基础设施对云计算平台也有着重要作用，如果基础设置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信息安全问题也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应当对云计算中使用的基础设施加强管理：第一，要对使用的基础网络进行统一管理，实现服务器、MAC、IP以及关键节点之间的绑定，避免被其他网络地址欺骗；第二，在DMZ内网之间以及DMZ与互联网节点间安装相应的防火墙，确保云计算服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第三，系统中不使用的服务端口和组建应当进行及时的关闭，并安装相应的杀毒软件；第四，应当采取远程控制、身份识别等手段对系统的安全性加以强化。
5.4加强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首先，应当对数据的范文权限进行加密，通过AES技术对所有传输的文件加密，并在通过RSA技术对密文进行再一次加密，实现秘钥与密文的绑定，这样要想获取信息就必须进行两次解密，提高了信息的安全性。其次，如果由用户在重要信息删除过程中磁盘停止，那么在后期恢复过程中可能会提高信息泄露性，对该现象的解决可以利用实际值技术和代替键位值进行处理。最后，因为在数据信息保存着所有信息，因此为了避免因为突发事件导致信息丢失，应当对虚拟技术应用的同时，发挥SAN的优势，获得显著的备份效果。
6结语
云计算是现代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云计算环境信息安全问题是目前互联网行业必须要面对的，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对云计算的信息安全性进行合理的分析，对云计算的安全性进行完善，使其能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云计算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一、生平简介
陈述彭（1920.2—2008.11）曾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他还曾担任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兼地球信息科学学部主任，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数据地理模型委员会委员，国际空间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IGBP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科技顾问，国家遥感中心顾问以及中巴资源卫星应用分系统总设计师等。陈述彭创办了《地球信息科学(学报)》和《遥感信息》等刊物并长期担任主编，著有《地学的探索》六卷、《石坚文存》三卷，联合撰写《遥感地学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地球信息科学》、《遥感信息机理研究》、《地学信息图谱》等专著，主编《遥感大词典》及《地球系统科学》等大型工具书，主持设计编辑和印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自然地图集》、《中国陆地卫星遥感分析图集》等大型图集，发表中、英、俄文论文300多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国际欧亚科学院一级勋章，美国地理学会0.Miller金质奖章等奖项。
二、陈述彭的地学思想
1.陈述彭地学思想的启蒙
陈述彭从小兴趣广泛，5岁起跟着父亲学习识字。在长沙高级中学时刊登的《南岳游记》受到校长的赞赏，成为了引导陈述彭走上地学的第一个无声信号。1927年陈述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竺可桢先生大力倡导着徐霞客的毅力和精神，热爱自然，热爱祖国，推崇科学、民主的求实精神，浙大史地系更是名家云集，老师们讲授地球演化的历史、自然演化的过程、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严格的野外基本训练和系统的地学基础知识令陈述彭大开眼界。浙大的学术空气异常浓郁：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叶良辅教授的历史低值和演示抗污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天上地下，自然人文，展现出了地球科学的大千世界，这些积累为他后来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的精神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维打下了初步基础，这里也成为树立陈述彭地学科学大有可为这一坚定信念的发源地。
2.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研究地学历史的发展规律
陈述彭十分注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我国地图学发展过程，发表了《地图的故事》、《地图史话》等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对地学的需求分析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社会效益和历史作用。他凭借丰富的历史和人文基础知识及理论，阐述了地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在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过程中的普遍发展规律。陈述彭科学的分析评价了中国和世界古代地图科学的先驱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指出：“在世界地图科学史上，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好像两颗璀璨的明星，东西辉映。他们的著作标志着山谷时代地图学的总结性成就，反映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特点，奠定了地图学的基石，对后来地图制图产生过长期的、深远的影响。”陈述彭还分析了中世纪西方和中国地学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肯定了中国罗盘、齿轮、造纸、印刷术对世界测绘发展的贡献，对于近代地形图测绘和专题地图的出现与发展也有着深入的思索，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总结了地图学几个主要历史阶段的时代体征，并提出了以史为鉴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3.以实践为基础的区域论地学思想
地学研究往往都是通过环境论与人地关系论视角、区域—空间论的视角、综合的视角或地理学的空间表述完成的。在传统的地学思想中，系统论和区域论是二元对立的，但现代地学研究中却大量运用了系统科学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要素作为方法依据。现代地学既注重对实体性、具体性区域的综合性和独特性分析，同时也采用区位分析和空间分析手段强调空间模式化、理论化研究。陈述彭明确指出地理建设、规划、实践中应坚持“因地制宜”，任何空间政策的实施都不应做概括性处理，而是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做适当的调整。陈述彭以大量科学考察和野外观测为基础，在1947《螳螂川流域之地文与人生》的硕士论文中，通过大量的基础数据和绘图，阐述了对区域地文与人生综合、逻辑研究的趋势。文章从分析该区域的自然背景、地形发育和人地关系方面入手，探究区域内各种地理因素间的相互影响，指出地理现象之整合性与综合性:“如具有生命之机体，不容分割且具个性”，通过分析个别地理因素为区域地理研究打下基础。他还先后赴遵义、沁河流域、桂林七星岩、南岭山地等一系列对于地理典型区域具有代表意义的人地景观开展地貌、自然基础、地文与人生的研究，注重通过挖掘各区域的演变与历史发展过程，恰当的运用注重空间分布和空间差异性的区域论地理学思想，诠释被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早年的《桂林七星岩喀斯特洞穴地貌图》中，陈述彭以现有的地形—地质平面图和综合剖面图为基础，提出关于洞穴地貌演进过程的假设和推断。在论述了洞穴地貌图的六种类型后，归纳总结出了一般地貌制图的基本步骤。陈述彭还在《遵义附近之相对地势》一文中对地文分析方法中有关“相对地势”的计算方法开展过比较研究，在《遵义附近之聚落》中对“估计人口之方法”给予了论述，这些都不失为区域论地学研究的典型实例。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述彭以任务带科研组织开展大地图集编制时，将地理学研究和地图制图相结合，明确了制图综合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对制图区域整体认识基础上的系统论的整体观。在地图学研究过程中，陈述彭重视区域各种地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空间差异性，分析当地地文与人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综合制图要以自然综合体与经济体综合体为依据，注重“自然综合体的内在联系与自然地带规律性的体现”和“区域各种地理要素之相互影响，与当地的地文与人生之深切关系”的研究思路，指出制图实践“能具体揭示自然综合体的类型和分布规律，反应地域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进行主导因素分析，地理相关研究和叠置法的运用提供可靠地地图资料”的论述，形成的基于系统性区域论地理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地图制图理论，这一系列在地图制图理论与方法上的示范和影响，启发了当时一代的地理与地图工作及爱好者，随后的十余年全国出现了综合制图和综合地图集的编制高潮期。
4.以系统论、认识论和各种地学方法推动遥感地学的研究
陈述彭始终坚持地理学的方法论，不断发掘新的科学生长点，为学科建设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因遥感地学各系统技术和空间定位技术的发展为传统地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手段，推动了地学的研究范围、内容和方法的重要变化,标志着地学信息获取和分析处理方法的一场革命。在全面开展遥感应用研究的过程中，陈述彭提出：遥感作为重要的地学信息源之一，其研究对象存在着明显的地学属性，而这是一切都是地物在自然界存在的基本形式。他明确了遥感区划的基本过程：分布——综合分析——综合评价——区划——规划，并在在腾冲试验中加以运用，这个过程体现了地域环境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体现了现代地学作为系统性学科的基本特征。
云计算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2.世博轴及地下综合体工程地源热泵系统运行特性模拟研究张旭，王松庆，刘俊，ZhangXu，WangSong-qing，LiuJun
3.信息动态
4.离心式冷水机组主机变频的节能性研究——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馆空调冷水机组设计研究周谨，刘毅，唐振中，ZhouJin，LiuYi，TangZhen-zhong
5.世博国家电网馆半室外空间被动式环境控制研究周翔，张旭，苏醒，黄晓庆，毛红卫，ZhouXiang，ZhangXu，SuXing，HuangXiao-qing，MaoHong-wei
6.高大空间气流组织研究——2010上海世博会主题馆西展厅空调通风系统研究唐振中，刘毅，周谨，王颖，TangZhen-zhong，LiuYi，ZhouJin，WangYing
7.世博园区能源与环境监测系统开发研究苏晨晖，张迎花，SuChen-Hui，ZhangYing-Hua
8.世博轴江水源热泵系统设计参数的实测与探讨赵成，谭洪卫，王亮，ZhaoCheng，TanHong-wei，WangLiang
9.中国馆能源和环境监测系统应用实践俞俪，徐乾，俞晶，YuLi，XuQian，YuJing
10.江水源热泵和冰蓄冷离心式冷水机组绿色节能技术刘迅，贾晶，陈维忠，王磊，LiuXun，JiaJing，ChenWei-Zhong，WangLei
11.世博会浦西新能源中心江水源热泵系统水质处理设计体会邵华厦，刘毅，唐振中，ShaoHua-xia，LiuYi，TangZhen-zhong
12.世博轴及地下综合体综合评价王琪，江燕，WangQi，Jiangyan
13.上海世博轴工程空调冷热源系统设计吴玲红，叶大法，梁韬，胡仰耆，王玮，WuLing-hong，YeDa-fa，LiangTao，HuYang-qi，WangWei
14.上海世博洲际酒店暖通空调节能技术的应月王峻强，WangJun-qiang
15.世博会大空间空调气流组织优化设计——挪威馆,主题馆王亮，谭洪卫，周志仁，WangLiang，TanHong-wei，ZhouZhi-ren
16.主动式导光系统在世博南市电厂改建中的应用李芳，葛曹燕，LiFang，GeCao-yan
1.我国水产品冷藏链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谢晶，XieJing
2.信息动态
3.制冷技术 汽车发动机制冷散热器技术的发展现状及方向胡武，谷波，HuWu，GuBo
4.新一代LGWP制冷剂在固定式制冷空调系统中的研究进展MarkW.Spatz，SamuelYanaMotta，ElizabetVeraBecerra，曹霞
5.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消防防排烟设计万阳，陆雍健，张静，寿炜炜，Wangyang，LuYongjian，ZhangJing，ShouWeiwei
6.空调车室的冷负荷与室温变动计算方法探讨刘维华，LuWeihua
7.地源热泵在别墅区项目中的应用研究吴胜恒，WuShengheng
8.连续运行冷源系统的优化设计——可靠性及节能问题研究(2)俞毅，刘珍，张青，李文静，吴立，张琴，金惠明，陆佼，YuYi，LiuZhen，ZhangQing，LiWenjing，WuLi，ZhangQin，JinHuiming，LuJiao
9.上海办公建筑空调系统负荷逐时分析张云，陈汝东，ZhangYun，ChenRuDong
10.汽车空调平行流蒸发器换热性能分布特性分析方法刘维华，LiuWeihua
11.冷藏库的节能减排赵育川，ZhaoYuechuan
12.杭州市民中心冰蓄冷系统及其控制谭立民，林拥军，苏永富，TanLimin，LinYongjun，SuYongfu
13.美国艾默生公司压缩机应用技术讲座第三十三讲美国商用制冷设备能耗法规现状RobertLehman，董天禄
14.制冷剂的选择需要进行全面的评价——日本HVAC&R行业内人士对替代制冷剂前景的思考董天禄
15.世界的冷水机组和巨大的空调市场(二)
1.节能型无凝水风机盘管机组的试验研究刘明，唐学波，LiuMing，TangXuebo
2.冷凝法油气回收工艺的能耗分析赵志伟，杜垲，ZhaoZhi-wei，DuKai
3.上海市制冷学会举行2010年迎春茶话会
4.空调水系统VWV节能控制黄敏珏，HuangMinjue
5.冷却塔供冷的应用和分析制冷技术 李志英，杨木和，曾刚，LiZhiying，YangMuhe，ZengGang
6.低温辐射毛细管网空调末端采暖与制冷系统在青之杰公寓的应用钟彩霞，ZhongCaixia
7.某地铁站厅不同送回风方式的气流组织数值模拟和分析沈凯，吴喜平，宋洁，张君瑛，张琛，ShenKai，WuXiping，SongJie，ZhangJunying，ZhangChen
8.建筑环境与设备分会上上海市委员会召开2009年度年会
9.微通道换热器空调系统性能试验分析张蕾，ZhangLei
10.上海世博专栏信息
11.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空调系统——监测与控制系统方恒和，FangHenghe
12.蒸汽双效溴化锂制冷机组串联流程的一种改进设计蔡靖，彭潺潺，王文琪，CaoJing，PengChanchan，WangWenqi
13.论空调系统清洁清洗的重要性曾伟城，沈志相，ZengWeicheng，ShenZhixiang
14.国外信息
15.世界制冷压缩机发展趋势(三)姜尔宁
2.霍尼韦尔Enovate-245fa发泡剂的性能与应用秦桑路，曹霞，QinSanglu，CaoXia
3.中国制冷学会举办200术年会
4.空调水系统VWV节能控制黄敏珏，HuangMinjue
5.制冷与空调作业安全技术考核方法的创新边秀英，BianXiu-ying
6.蒸发式冷凝器PVC填料改良的实践探索周洪剑，ZhouHongjian
7.双良集团列入胡润财富榜
8.苏州某电子企业空调系统节能改造工程分析殷浩，张华，Yinhao，Zhanghua
9.制冷学会优秀论文参选结果HtTp://
10.矩形翅片椭圆管束性能研究及场协同分析黄维，赵兰萍，茅文焯，HuangWei，ZhaoLanping，MaoWenzhuo
11.上海生科院SPF级实验动物房净化空调设计实例王玉平，WangYuping
12.半导体工业洁净室新风处理机组热回收计算杨伟荣，YangWeirong
13.美国艾默生公司压缩机应用技术讲座第三十二讲全年能效比:一种更好的制冷系统性能的量度RajanRajendran，BrianBuynacek，AutumnNicholson，RajanRajendran，BrianBuynacek，AutumnNicholson
14.世界制冷压缩机发展趋势(二)姜尔宁
15.王如竹教授在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发言加强人才培养勇于科技创新
16.第五届环黄海圈中日韩建筑能源及环境论坛
17.上海市制冷学会成功组织"上海市场促进节能空调发展研讨会"
18.艾默生杯第七届数码涡旋中央空调设计应用大赛颁奖大会
19.日本监管机构批准进口和使用霍尼韦尔的低全球变暖潜值汽车空调制冷剂HFO-1234yf的商业化使用取得重要进展,有望成为符合新法规要求的全球性解决方案
20.艾默生杯第七届数码涡旋中央空调设计应用大赛获奖名单
21.本学会申报2009年度第二批上海市科协"311学会建设工程"
3.我国地源热泵技术研究进展和产业发展探讨汤志远，丁国良，胡海涛，TangZhiyuan，DingGuoliang，HuHaitao
4.制冷技术 德国Güntner集团公司新成果-微通道冷凝器董天禄
5.混合式土壤源热泵系统在夏热冬冷地区的应用分析蔡晶晶，陈汝东，CaiJingjing，ChenRudong
6.国内首台直燃型吸收式热泵在用户处成功运转奕慎勇
7.绿色建筑认证(LEED-NC2.2)的空调节能要求及相应的空调系统节能方案简介贾晶，JiaJing
8.2012伦敦奥运会使用的制冷剂董天禄
9.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的新技术及应用丁玉娟，康相玖，赵然，DingYujuan，KangXiangjiu，ZhaoRan
10.艾默生为上海超算"曙光5000A"配套制冷系统/美的获中国首张多联式机组节能证书
11.变风量(VAV)系统设计及应用的相关要素袁莉莉，王为，夏奕，Yuanlili，Wangwei，Xiayi
12.制冷工程设计中降低开店成本的方法探讨张丽，舒卫华，田兴旺，段炼，ZhangLi，ShuWeihua，TianXingwang，DuanLian
13.信息与动态
14.基于ATP协议的船舶冷藏集装箱热工性能综合测控系统研究甘伟，曹丹，韩厚德，GanWei，CaoDan，HanHoude
15.上海尊贵电器有限公司企业简介
16.置换通风和地板送风在住宅辐射顶板空调系统中的应用比较王玮，徐文华，WangWei，XuWenhua
17.霍尼韦尔制冷剂帮助德克萨斯州的大学将废热转换为电力
18.直埋敷设冷水管道的保温性能分析张欢，陈汝东，ZhangHuan，ChenRudong
19.美国艾默生公司压缩机应用技术讲座第三十一讲高效强热商用涡旋技术在热泵空调中的应用周东民，胡浩，李义
2.海岸的灯塔——怀念徐世琼教授谢晶
3.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的多种设计方案及其特性分析何耀东，孟震，HeYaodong，MengZhen
4.学会动态
5.冰温技术在食品贮藏中的研究进展制冷技术 应月，李保国，董梅，户超，YingYue，LiBaoguo，DongMei，HuChao
6.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电池组散热特性实验研究眭艳辉，王文，夏保佳，娄豫皖，阎永恒，SuiYanhui，WangWen，XiaBaojia，LouYuwan，YanYongheng
7.喷雾冷冻干燥技术及在药物微球制备中的应用举例董梅，李保国，应月，DongMei，LiBaoguo，YingYue
8.冷板冷藏车故障分析及维修保养郝洁，谷波，HaoJie，GuBo
9.间歇运行对翅片管式蒸发器长效特性的影响王涛，浦晖，丁国良，WangTao，PuHui，DingGuoliang
10.'2009第七届"艾默生杯"数码涡旋中央空调设计应用大赛拉开帷幕
11.多孔板送风末端流量与管路阻力特性的数值模拟徐旭，张旭，XuXu，ZhangXu
12.解读国际绿色建筑认证(LEED-NC2.2)对制冷剂管理的规定贾晶，严新娟，JiaJing，YanXinjuan
13.信息与动态
14.美国艾默生公司压缩机应用技术讲座第三十讲高效强热商用涡旋的应用前景分析周东民，胡浩，李义
15.世界制冷压缩机发展趋势(一)姜尔宁
16.COP值与EER值的正确运用岳孝方
17.第七届"艾默生杯"数码涡旋中央空调设计应用大赛细则
18.空气-水热泵在欧洲得到迅速发展董天禄
19.堃霖"节能环保高效"机组成"09制冷展"热点产品
20.制冷技术 三菱重工"K"标空调技术发展论坛在上海举办
云计算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据中国青年报讯，登录几个“晒黑网”可以发现，上面有不少有关大学生求职、购物等遭受欺骗的帖子。“上当了当然会告诉自己的朋友啊。”同济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小徐称，“不过，我现在更喜欢到网上去‘晒黑’。”小徐所指的“晒黑”，正是2007年网络高频词“晒”、“晒客”下的衍生词。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袁军认为，大学生自曝受骗上当的事件，不但是一种维权“意识”，更是实践维权行为，“我们应该为学子的这种行动叫好”。
“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证明从此不孤独……”歌手孙燕姿的一首《爱情证书》，唱出了无数人对爱情的渴望。这不，最近在宁波，真的有人把爱情证书卖到了大学校园里。贴在校园的小广告称：“欢迎订购爱情证书，含多种内页，还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将照片和名字直接印上去，既有创意，又有新意，用它来见证我们的爱情吧！”买得起钻石的买钻石，买不起的就买一个证书。这个时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公平。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英国《卫报》日前评选出“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其中有4人来自中国，分别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科学家施正荣、环保人士马军和电影《三峡好人》导演贾樟柯。其中《三峡好人》导演贾樟柯被称为“唤起公众环境意识最突出的艺术家之一”。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近年来，国际环保奖项的频繁出炉，体现全球环保意识的日益提升。中国人入选比例较高，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环保事业的期待。
一向有新年图书风向标之称的2008北京图书订货会近日在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帷幕。除规模再创历史纪录外，各类明星云集的现场亦显示出国人将“浅阅读”进行到底的趋势。被称为“学术超女”的于丹也现身展场，落落大方地和观众聊起了“古典之美和现代生活”，而在此前预展上各大出版社亦不惜请来各路明星助阵，如某知名出版社搬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演员宋丹丹、凤凰卫视主持人沈星、花儿乐队主唱张伟以及去年火暴一时的杨二车娜姆，他们都将在新年带来自己的作品，在出版界大吹娱乐风。
“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近日在其博客中发表《传统外语教育祸国殃民》一文，再次对中国的传统外语教学方式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博文中写道：“中国古人学语言从来没有单词表，从来没有练习题，而是通过朗读和背诵精通了伟大的汉语！语言是技能，不能闭着嘴做选择题！语言是整体的，不能孤立背单词、孤立学语法！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发音一定要过关，否则中国无法和世界沟通！每天有多少卷子在印刷，多少时间被浪费！英语不能再这样教下去了！”
据人民日报讯，美国驻华使领馆2007财政年度给中国内地颁发了51546个学生签证，比2006财政年度增加40%。在中国内地，目前学生签证的通过率高达80%。2006年至2007年，中国内地赴美留学生达到67723人。国际留学市场纷纷将重心放在了中国这块“香饽饽”上。此外，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高端人才，国内就业市场带来的压力以及个人发展的需求愿望等等，都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跨出国门，赴海外“镀金”。“留学大众化时代已经到来”的说法随之出现。
今年春节期间，利用互联网互致问候频率增加，也为“蠕虫”病毒的泛滥提供了可能。近日，国家计算机应急中心对可能存在的病毒提出预警。很多企业由于员工下载含有病毒的贺卡等，造成公司财务、物品甚至业绩上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全球由蠕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亿美元。面对日益猖獗的电脑病毒和企业经济损失，保险专家建议，企业应求助于责任保险，将风险降到最低。如何提高人们对电脑职业责任险的认识，成为中国IT及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中国互联网权威机构近期的调查报告称2007年中国网民规模达到1.82亿，其中六成五未婚，2008年网民数量预计可达2.44亿。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DCCI数据中心提供的此份报告，2007年中国网民消费总规模近4000亿人民币，今年仍将继续高速攀升，达到5815亿。调查显示，网络接入、网络购物和网络游戏为中国网民数项较大开支，2007年其月均消费分别达到93.6元、109.2元和24.9元，而电子邮箱、网络安全、网络音乐、网络交友、即时通讯等方面消费则在3元上下。
据新闻晚报讯，近日，申城写字楼流行起一种“鬼脸式”面部瑜伽：眼珠上翻、牙齿猛烈“打架”、腮帮子鼓起、舌头吞进吐出。对于“充分接受辐射而且基本没有大的表情”的女性来说，这种运动对放松会特别有效。哈达瑜伽会所高级瑜伽导师提醒，虽然面部瑜伽随时随地可以练，但化妆的女性最好在上妆前或卸妆后练习，一方面，因为按摩和夸张扭曲的表情会促进血液循环，打开皮肤毛孔，带妆练习反而容易让化学物质通过毛孔进入身体，另一方面，按摩也会抹掉妆容。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说，别吸烟、多吃水果与蔬菜、经常运动及适量饮酒会让人平均多活14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凯・蒂・哈乌和同事在1993年至2006年间跟踪了2万名英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受访者年龄在45岁至79岁之间。哈乌等人发现，有上述4种习惯的受访者能比没有这些习惯的受访者平均多活14年。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蒂姆・阿姆斯特朗说：“我们不能说谁做到了这4点就能多活14年，14年只是个平均数，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发达的智慧与大脑的重量密不可分，人的进化中大脑的重量在不断增加，大猩猩脑重不足500克，南方古猿脑重700克，北京猿人脑重1075克，现代男人的脑重平均1325克。但重的并不总是好的，一个拥有2850克硕大大脑的人，竟然是个，而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的脑重只有1230克。随着年龄的增长，部分神经元抵抗不住压力，慢慢消亡，细胞数目减少会自然而然地让人感觉动作迟缓，也会使某些机能退化。其实不必顾虑太多，大脑开发的潜能是无限的，也许你仅仅开发了30%的空间。
英国诺丁汉市12岁女童海莉・史密斯患有一种罕见的早熟症，她在3岁时就进入了“青春期”，不仅频频遭遇“月经痛”，而且上幼儿园时胸部就开始隆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3岁就进入“青春期”的英国女童远不止海莉一个，英国独立电视台对这一惊人的现象进行了大披露。意大利研究人员认为，看太多的电视也会促进早熟。意研究人员发现，孩子每天看3小时电视，就会影响睡眠荷尔蒙降黑素的释放，该荷尔蒙在步入青春期的时间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曾有医学研究表明，人的寿命应该在120岁以上，但脊椎问题让寿命缩短了三分之一。因此，脊椎又被称为“人体的第二生命线”。研究表明：长期伏案工作、使用电脑、驾车、高枕、睡软床等诸多因素，都会令人长时间保持单一姿势，肌肉韧带疲劳，从而加速了颈椎病的发生。调查显示，我国有7%至10%的人患上了颈椎病，不容忽视的是，颈椎病近年出现年轻化的趋势，2002年“我国青少年颈椎发展现状报告”早已显示：80%以上的青少年颈椎正处于亚健康状态。
据大河健康报讯，针对社会上传言的韩剧使人弱智一说，中国连线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心理学博士、临床心理治疗主任医师徐清照称，“看泡沫连续剧或韩剧确实会影响人的大脑意识，从环境论来说，看冗长的韩剧包括国内一些情感剧，观众通常不需要动脑思考，而是沿着缓慢的节奏向前进展，长期看这样的电视节目，人的大脑会在潜意识中受到暗示，思维方式也会沿袭电视剧的剧情发展，可能养成遇事情不喜欢动脑的习惯”。韩剧只是一种娱乐、放松的工具，千万不能让韩剧主导自己的生活。
据现代快报讯， 美国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市51岁男子布拉德・威廉斯拥有绝对惊人的超级记忆力，他能清楚地记住过去自己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任何事情。布拉德也被人比喻成 “人体谷歌”，因为他回忆某些事件的速度，比别人通过搜索引擎“谷歌”搜索还要快。美国科学家称，如果他们能够解开布拉德拥有“超级记忆”的秘密，那么他们就能找出他的大脑与常人的不同之处，从而可能发现老年痴呆症患者失去记忆的原因。
据国际在线讯，假如狗能说话，它们可能说些什么？匈牙利罗兰大学的查巴・莫尔纳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14只匈牙利牧迪犬在6种不同情况下发出的6000多种吠声，将不同情况下发出的狗吠声分别录制下来，然后输入电脑，利用软件区分不同情况下发出的狗吠声。目前，通过这款软件分析狗吠声的正确率达到43%。这一结果暗示出，狗会根据它们的情绪状态发出不同种类的吠声。莫尔纳说：“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证明，狗通过不同吠声传递给人类的信息可以被理解。这款软件可能成为人与狗相互交流的工具。”
生活中，说他人闲话是一种不礼貌和没有修养的行为。但是美国《纽约时报》最新载文报道，科学家发现，适当地参与说人闲话其实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心理学家认为，参与说闲话可以让人学习到从其他一些人际交流中学习不到的东西，比如你懂得人与人之间如何彼此信任，可信赖的程度，而“从不参与说闲话实际上对人的身体健康是不利的，且是反常的”。当然我们要远离那些毁坏他人名誉、进行人身攻击的背后议论。
云计算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烟台市;体育用品;销售中心;空间分布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10)10-0017-04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Sports Go ods Sales
――A Case Study in Yantai
ZHAO Lan-ge1, SUI Yong2
(1.Physical Education ofNorthwestNormal University, Lanzh ou730070,Gansu China;
2.Physical Education ofShaanxiNormal University,Xi’an710062,Shaa nxi China)
Abstract: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sports goods sales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i ssue in the sports geographyBy using the researching methods of literature a n alysis, field works,data statistics, and cases analysis, the paper makes a res earch of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sports goods sales industry in Yantai soas to explore the hub of the sports goods indu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erand the mindset of the urban sport facility planner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Yantai sports goods sales industry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and four centers a re formed, namely,Sanzhan area in Zhifu district, Yantai University in Laisha n district, Caiyun Town in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of Ya ntai City and highstreet in Fushan district Thi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has adirect connection with the geographical surroundings, urban landmarks, city la yout, commercial centers, traffic and population in Yantai.
Key words: sports goods; sales occupation; space distribution
体育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逐渐在解释体育现象、预测体育发展方面显示出作用。国 外及其我国学者在体育地理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工作[1]。产 业空间分布是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的组成部分)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刘庆新等对西安市的 研究表明,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规律性,体育用品销售行业空间分布也具有这方面的共同性 [2]。当 然,这项研究仅仅是一个开始,不同区域体育用品销售行业的空间分布尚需进一步研究。本 研究选取山东省烟台市作为研究地点,通过调查研究探索该市体育用品空间分布情况,从而 为完善体育经济地理理论体系提供一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烟台市体育用品销售店的空间分布。主要探索体育用品销售比较集中 区域的分布情况――即体育用品销售中心。调查对象为烟台市体育用品专营店、体育品牌专 卖店,还有设专门场所经营体育用品的综合性商店(一些小型商店虽然代售一些体育用品, 但由于规模较小没有统计)。调查范围为烟台市主城区,包括:烟台市绕城高速以内主城区 (芝罘区、福山区、莱山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调查内容:体育用品销售店的名称、 地理方位、周边经济社会环境等。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综述法研究中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了解当前经济地理研究的最新进展,对阅读的文献资料进 行了分析,梳理出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知识并整理调查用表。
1.2.2 实地调查法2010年1-2月,对烟台市绕城高速以内主城区进行实地走访调查。调查统计体育用品店的名 称、地理方位、周边经济社会环境等,并对部分销售者、消费者等进行访谈。
投稿日期:2010-0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课题号:04BTY004)。
作者简介:赵兰革,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1.2.3 数据统计法 对调查获取的各类数据进行统计。
1.2.4 个案调查法通过与经济开发区飞乐体育用品商场、南大街的鸿星尔克、福山区商业街的361°、海 港街的风之捷体育、烟台大学对面的匹克和乔丹、三站市场的正大服饰等商店负责人进行交 流,了解其选址原因、经营形式等信息。
2 结 果
根据商业中心地的基本原理,本研究确定1 km2内有30家以上销售店面的区域为销售中心 [2]。商业中心分布形式表现为两种格局:沿街道两旁形成的条带形商业街和围绕道 路交叉口发展的商店聚核体,两种形式以前者为主[3]。对烟台市调查发现,该市 体育用品销售行业相对集中,符合此规律,具体情况如图1。
图1 烟台市体育用品销售中心分布图 烟台市四个体育用品销售中心分布特征为:烟台市体育用品销售行业呈现典型的中心地 分布。四个中心各有其特点:第一,芝罘区体育用品销售中心有着烟台市唯一的体育用品批 发市场,与旁边的以海港街为中心街的体育销售市场形成了批发与零售相结合的“核带结合 式中心”分布。三站批发市场以体育服饰与器械为主营面,而以海港街为中心街的体育销售 中心则以品牌专卖零售为主,两个中心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烟台市最大的体育用品销 售中心。第二,彩云城是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中心,也是该区的商业中心。作为新兴区 ,在政府的规划和支持下该区商业快速的发展,商业氛围渐浓,体育用品店铺分布逐渐形成 了东西长江路、南北泰山路“两带中心”分布。第三,以商业街为中心的福山区商圈,是福 山区老城区,是其商业中心所在。作为商业区域,历史悠久,商业氛围浓厚,是福山区体育 局等政府部门所在地。由于长期的商业发展熏陶,体育用品销售店大部分分布在县府街、商 业街、城里街、南苑街四街的街面,形成了“‘王’字型四带中心”分布。第四,莱山区烟 台大学对面形成了一个体育用品销售市场,呈现“单核式中心”分布。烟台大学旁边的烟台 体育主题公园,是山东省第一个集体育竞技与旅游、健身、娱乐、商贸为一体,具有体育旅 游特点的景区、烟台最大体育场馆集中地,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黄金地段,是烟台市最大的体 育中心。因此该地域吸引了大批体育用品销售入住,并且还在不断扩大。
3 烟台市体育用品行业空间分布成因分析
研究表明,零售店选址则更强调地利的重要性[4]。商业位置的选择是商业经营战 略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区位对于零售商业发展具有致命的作用。 任何一个产业选择都要落实到一定的地域空间上。据估算,超过80%的商业经 济数据具有空间特性或者与空间位置有关[5]。在对经济开发区飞乐体育用品商场 、南大街的鸿星尔克、福山区商业街的361°、海港街的风之捷体育、烟台大学对面的匹克 和乔丹、三站市场的正大服饰等负责人进 行访谈时,他们都提到了店面的选址的重要性,并且一致认同:店铺位置是决定经营成败的 关键因素之一。任何一个店铺选址都是为了更便于消费者消费。而消费者往往会在购买不同 物品时选择不同区域。消费者选择又与销售行业的相对集中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商家 和消费者既是对立的两个群体,同时,又必须找到共同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实现双方的经济 意图。
有关研究表明,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商业环境空间性是商业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6 ]。商业地理区形成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以商业中心为核心。
刘庆新等研究表明,西安市体育用品中心地的空间分布与城市交通、政府规划、传统商业区 、人口分布、城市地标建筑都有密切关系[2]。他的研究是建立在西安小平原这个 基础 之上的,通过对烟台市的研究表明,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烟台市体育用品销售行业 空间分布情况。不过烟台市体育用品销售中心的形成还有自身的地理环境特点应予以高度重 视。
3.1 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城市规划商业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地理位置起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不同的自然条件同样影响着经济发展。
烟台市地处山东省胶东半岛中部,境内丘陵绵延,沟壑交错,河流众多。全市海岸线达 909 km。市北、西北部濒临渤海,东北和南部临黄海,西起莱州市虎头崖,东至牟平东山北 头,是曲折的岩岸。烟台市区依海分布,同时,烟台市中心又有大片丘陵地带,交河从南至 北穿越整个市区。丘陵将烟台市切割为两大部分,夹河又将烟台西部分割开来,形成了相对 集中又互相分离的四个城区。因此,从地图上可以看出,烟台四个城区即连接在一起又相对 独立。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区域规划,体育用品销售行业也相对集中。
由于毗邻海岸,烟台市海岸与海岛景色交相辉映,是山东省游览避暑胜地。一个具有良 好旅游经济效益的成熟旅游目的地,不仅有宜人的气候独具魅力的人文或自然旅游资源,而 且其配套的基础设施[7]。烟台金沙滩公园、海水浴场、海边游乐城,烟台体育公 园等为 体育旅游,尤其是水上项目旅游,提供了优质先进的硬件设施。随着体育旅游经济的兴起, 以体育健身、娱乐、观赏各类竞赛和尝试体育刺激与挑战等为目的的体育旅游活动在世界各 地不断发展,成为旅游行业的新亮点[8]。体育与旅游的结合,不仅为旅游业的发 展提供了资源与动力,更为体育及体育产业拓展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种旅游 型为主的城市也影响到烟台体育用品销售行业的空间分布。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用品销售中心北临金沙滩旅游度假区;芝罘区体育用品销售中 心东临第一海水浴场;莱山区体育用品销售中心旁临烟台体育公园、海水浴场、黄海游乐城 。这为三个中心提供一个巨大的体育消费平台,促使体育用品商家的不但涌入三地。三个中 心分布在三区海岸线旁,由西至东依次是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岸线、芝罘区海岸线、莱山 区海岸线。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岸与芝罘区海岸被夹河与芝罘岛相隔,而芝罘区海岸与莱 山区海岸由于无天然屏障阻隔,体育旅游产业有连片发展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沿海人口 的增加,芝罘区和莱山区的2个销售中心将沿海岸线发展形成为以海上体育旅游为主的休闲 体育商业带。
政府规划与商业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9]。烟台市几个体育用品销 售中心都 与政府长期规划有直接关系。在现在社会,传统商业中心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城市的经济与文 化生活[10]。福山区、芝罘区是烟台市老城区,两区的商业区是政府最早规划的商 业区, 一直保持到今天。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烟台市商业的快速发展,政府规划的商业区也随之快 速拓展。由最初的一两条街区发展为今天的商业中心。体育用品销售行业也在这种商业街区 成长过程中逐渐由零星店铺发展成为销售中心。
新兴商业中心,是与传统商业中心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商业商务功能兼备,大型零售业 态和现代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商业中心[11]。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84年国务院 首批设立 的部级开发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里已经成为烟台经济发展的有一个龙头。经济发展 带动了本地区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快速提高,形成了以彩云城为核心的商业购物区。生 态体育旅游是21世纪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是集体验、探险、游览观光、保护环境和生态教 育融为一体的新型旅游形式[12]。由于地势平坦,地质结构稳定,四季分明,气 候宜人, 濒临海滨,景色秀丽,滩平沙柔,碧波万顷,该区在1993年10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金 沙滩旅游度假区,成为一个理想休闲、居住、旅游场所。调查中一些经营者认为这里适应商 业发展,才入住此处。
烟台四个区在发展过程中既有统一规划也有各自特点,从整体上看,烟台体育用品销售 行业呈现四个中心态势。每个区的销售中心都与政府规划的商业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即服 务本区消费者,又可以辐射到其他城区和乡村。
3.2 地标性建筑城市标志性建筑是指在城市中最广为人知、在空间上具有重要标识作用的建筑物,它基 本等同于城市地标系统中最高层次的城市地标。它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精神最集中的体现 [13]。在市场运作方面,标志性建筑是文化活动、经济活动的一个平台;从功能方 面来说 ,标志性建筑引导一种新的活力,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能在完善城市功能方面起到一定的 推动作用。
烟台体育公园是烟台市新兴的最为莱山区居民所熟悉的体育地标性建筑群。是集体育训 练与比赛,市民休闲与娱乐为一体的生态型体育公园。烟台体育公园承办了第十一届全运会 现代五项和女子篮球小组赛等大型竞赛活动。城市地标建筑综合体使商业活动更加集中,商 业活动才能非常方便。烟台体育公园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平台,并且这个建筑群建成与发展 和体育有着密切联系,是人们很容易想到购买体育用品的区域,因此体育用品销售商家在此 选址,使该区域发展成为了体育用品销售中心。
3.3 交通布局城市交通对商业分布有着重要影响。有关调查表明:烟台市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数量小,并且 品种单调,很多企业规模小,品种单一;高档体育用品市场占有份额几乎为零,体育产品市 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14]。绝大多数体育用品都是从外地运输进来的。
烟台经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地处山东半岛中部,东连威海,西接潍坊,西南与青 岛毗邻,北濒渤海、黄海,与辽东半岛对峙,并与大连隔海相望,共同形成拱卫首都北京的 海上门户。虽然烟台地处华东东北一隅,但是这里的交通十分发达。
公路方面境内有烟台至北京的206国道连接华北等地,烟台至上海有204国道与华东相连 ,“荣成-烟台-乌海”的荣乌高速使得烟台与西部省区连接在一起,黑龙江省同江市至海南 省三亚市的同三高速又把这里与东北连接起来。
铁路有胶济-蓝烟铁路,烟台火车站贯通全国铁路网。目前正在建设沿渤海湾德州至烟 台铁路、烟台至大连轮渡铁路。
海运方面有烟台港,是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位于东北亚国际经济圈的核心地 带,是中国沿海南北大通道(同江至三亚)的重要枢纽和贯通日韩至欧洲新欧亚大陆桥的重 要节点。目前,烟台港对外已与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港口直接通航,每年有800 多艘次外籍船舶进出港口。烟台港开通的近20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可承接、中转世界各 地适箱货物。
机场有莱山国际机场,开通了至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际航线;国内航线联通北京 、上海、广州等20多个大中城市,每周航班120多个,是国家一类空中开放口岸。
可以说,烟台全市已基本形成了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和相对完善烟台立体货运通道和 物流中心。
芝罘区的体育用品销售中心与交通的关系最为密切。这里毗邻烟台火车站、烟台汽车总 站和烟台港(三站)。这里还是通往莱山国际机场的机场高速路起点,交通可谓便利,是烟 台市交通枢纽,大宗商品运输中心和烟台客流中心。该地区是烟台市主要的对外批发市场, 是胶东半岛与内陆地区重要的商品交易场所。便利的交通条件吸引了一大批体育用品批发商 和品牌零售商入驻,尤其以大型批发企业为主。
福山区的商业街是烟台市较早规划的商业中心地点。这里形成了横纵多条主要交通道路 ,是烟台市内交通较发达的区域。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彩云城经过多年发展,也形成了密集 的交通网络,与市内许多地区之间建立起了便捷的交通线路。莱山区烟台大学是该区中心地 点之一,这里的道路交通十分便利。以上三个区域的交通十分便捷,公路网比较发达,同时 ,三个区域也是烟台市内公共交通的枢纽。便利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市内消费者,大多数烟台 市体育用品消费者都在就近处选择以上三个地区购买。
3.4 人口因素一定规模或密度的人口是商业网点布局的必要条件,而已形成的商业网点又反过来吸引 人口移居此地[15]。零售商业的兴旺与否取决于消费环境,消费环境又与消费者的 需求密不可分,而消费者的需求与居民收入和人口分布等因素密切相关。有关 研究认为:居民收入是影响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16]。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改革 开放以来烟台市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逐年增长。烟台市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不断增 长,教育文化娱乐在居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7]。体育消费已经成为社区大 多数居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18]。
调查表明,烟台市民购买体育用品时会考虑出行距离的因素。因此,购置体育用品时78 %的被调查者会选择离家较近的商业区域。同时,85%的被调查者表示会在体育用品相对集中 的就近区域购置体育用品。调查显示,烟台市形成的四个体育用品销售区域被大多数消费者 认知。调查者普遍认为,到这些区域购买体育用品便于挑选,可以进行比较。从图2中可以 看出,烟台市的住宅小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福山区传统商业区。对住宅小区开发商的调 查也表明,他们更愿意开发靠近商业中心的土地。同时,如果开发土地周边没有商业中心, 开发商就会考虑联合筹建。烟台市的四个销售中心周围小区相对密集,人口多,人流量大。 烟台市的住宅小区分布进一步证实了社区与商业中心的地缘关系。
图2 烟台市住宅小区分布情况图 体育人口的数量和人群结构是决定这个地区体育消费的重要指标。烟台市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口中,按职业排序以此为:学生、知识分子、职员、个体经营者和其他人员,所占 比例分别为42.35%、20.46%、16.52%、13.82%、6.85%[19]。这一调查与全国 其他地区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调查显示,知识结构对体育消费有巨大作用,这与相关研究是 吻合的。其中,学生又是体育用品消费的主要人群。
图3 烟台市的学校及其相关文化部门分布情况图 从图3中可以看出:四个体育用品销售中心周围学校及相关文化部分布密集,表明生活 或工作在这些区域的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也就是体育用品消费的主要人群。由此可见, 烟台地区人口的文化水平与体育销售行业分布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人口素质较高的区域体育 消费数量较大,需求决定了供给,这就吸引了商家前往投资适应这种需求。
上述人口因素对烟台市体育用品零售中心形成有较大作用。调查分析表明,烟台人口密 集区、文化区与体育销售中心重叠,并且影响着体育用品销售行业。
4 总 结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烟台市体育用品销售行业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具体来说呈现出四 种分布方式:芝罘区呈现批发与零售相继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单核式与多带式相结合的中心 ”分布;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呈现的“‘十’字型两带中心”分布;福山区呈现“‘王’字 型四带中心”分布;莱山区呈现“单核式中心”分布。
对烟台市体育用品销售行业空间分布的研究表明,地理环境等因素对体育用品销售行业 空间分布起着极大的限制作用。本项研究也反映了城市的发展变化。可以预测我国城市体育 用品销售行业将会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而增长。研究表明城市中有可能会产生两种行业聚集 类型:一种是单一的体育用品销售行业中心,一种是包含在商业中心区域内的体育用品销售 行业中心,符合商业中心的聚群效应。
当然,这种趋势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更多城市案例研究来验证。尤其是对不同等级城 市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 史兵.关于体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讨论[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6,2 3(1):1-5.
[2] 刘庆新,史兵,雷欢欢,等.城市体育用品销售中心空间分布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27(2):129-132.
[3] 邓世文.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布局研究[J].人文地理,1999,14:36-39.
[4] 崔振华,杨婷.商业零售店选址分析[J].科技与管理, 2008,10(2):42-45.
[5] 张慧达.大型零售商业设施选址地理信息系统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9.
[6] 李莉.区域商业和经济中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J].工程地质计算机应用,2005,4 :18-22.
[7] 程庆.论体育与旅游的关系[J].现代农业科学,2008,15(3):89-93.
[8] 韩忠培.中国体育旅游资源和体育旅游市场开发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5,26 (3):39-42.
[9] 俞琳.我国三大都市圈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环境论――以上海市为个案分析体育产业 发展环境影响因素[J].体育科学,2007,27(7):86-95.
[10] 杨俊宴.传统商业中心的系统规划理论初探[A].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02年年会论 文集[C],2002:103-109.
[11] 陈玉慧.新兴商业中心规划与建设的实证研究―以厦门市富山商圈为例[J].世界 地理究,2007,16(3):37-44.
[12] 王志成.试析江苏沿海地区体育旅游产品的生态化开发[J].商场现代化,2007, 下旬刊(501):225-226.
[13] 王树声.黄河晋陕沿岸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06.
[14] 姜德卫.烟台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与体育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J].山东体育 科技,2003,25(2):76-77.
[15] 王宝铭.对城市人口分布与商业网点布局相关性的探讨[J].人文地理,1995,10 (1):36-39.
[16] 蔡军,钟天朗,等.东西部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的比较研究――上海、西安居民体育 消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J].体育科学,1998,18(3):16-20.
[17] 王玉琴,姜元魁.基于系统思维的我国体育经济发展机制探析――以烟台市体育消 费为例[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8(4):79-81.
[18] 姜焕尧,王慧胜,冷冬冬.烟台市晦暗小区部分居民家庭体育消费现状的调查分析 [J].经济学,2007:571-574.
云计算环境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中国公共图书馆 有偿服务 免费服务 理念 实践 范并思 蒋永福 张勇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4－0088-06
Return of Rationality During the Insistent Pursuing
Tian Wei （Shahekou District Library of Dalian, Dalian, Liaoning， 116022）
Abstract： This paper mentions the insistent pursuing of librarian on idea of free services and introduces the view and practice of Fan Bingsi, Jiang Yongfu and Zhang Yong.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dea of paid service is negat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Key words： China public library； paid service； free service； idea； practice； Fan Bingsi； Jiang Yongfu； Zhang Yong
CLC number： G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4-0088-06
有关部门宣布美术馆、图书馆将全部免费开放，这意味着公共图书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二十余年的有偿服务行将成为历史。这是图书馆界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但在欣喜之余，人们是否还记得曾经为争取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付出的那些艰难和努力，以及再深入想一想，有偿服务何以能在图书馆持续这么久？为了使图书馆不再实行有偿服务，应当做些什么？
1 免费服务和新世纪图书馆理念体系
新世纪10年是应用图书馆学飞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应用图书馆学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些与图书馆性质、功能相关的重要理念得到研究和确立。这些重要理念包括图书馆自由、知识自由、信息自由理念，读者权益、图书馆权力理念，公共图书馆制度、公共图书馆精神理念，免费服务、平等服务、开放服务理念，图书馆精神、图书馆人文精神理念，图书馆价值理念，等等。［1 ］而免费服务理念又是这些理念中十分关键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与实践联系紧密，尤其显示出重要性。
1.1 有偿服务的现实与免费服务的呼声
从1852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创立后，各国公共图书馆基本由政府从税收中提取资金维持营运，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实行免费的服务，尤其在欧美国家于19世纪后期刚建立公共图书馆后，普遍开展过以宣传公共图书馆性质为目的公共图书馆运动，经过这样的宣传，使图书馆的免费服务基本确立，有的国家或地区还用立法的形式作出规定。我国上世纪20年代已经建立起一批公共图书馆，但是有些馆是收费的。鉴于当时刚刚的图书馆管理不够规范的状况，刚从美国学习图书馆管理回国的沈祖荣等先躯，于1917年仿效美国模式发起“新图书馆运动”，宣传公共图书馆的平民理念和免费理念，这次新图书馆运动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份，其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对中国图书馆的规范化、公益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60多年中我国公共图书馆基本沿袭了免费服务的传统。
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在我国发韧，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给公共图书馆建设带来迷茫，使其公益性质受到动摇。图书馆内部亦有人提出产业化设想，使公共图书馆的收费服务成为一种探索改革合理主张。当图书馆的收费愈演愈烈时，时代亦把图书馆带入了21世纪，一个新的社会环境。21世纪初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公民社会的权益理念与图书馆的收费服务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在2004和2005年这种矛盾发展到极致，社会媒体高度关注图书馆的收费服务，报纸指责收费服务将公共图书馆变成了一种“排他性的俱乐部”。［2 ］于是，围绕图书馆收费问题的一场大讨论开始了。正好，2004年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创建百年，在这年7月苏州的中图学会年会上，12月在长沙湖南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馆庆百年大会上，成为宣传和呼吁免费服务的论坛，这时，范并思和张勇分别成为两个会场的风云人物，范并思在苏州发表《寻找失落的公共图书馆精神》，张勇在长沙发表《在中国公共图书馆馆长论坛上的讲话》，共同吹响了倡导免费服务的号角。可以说，这时是图书馆思想变革最激烈的时候，梁灿兴评论此时的思想变革曾写道：“图书馆精神的讨论，近年来已被反复讨论，但是，只是到了近年来，才逐渐将视线集中到“知识自由”、“信息平等制度”上面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终于把“图书馆是实现社会平等的一种设施”的观念重新带到了理论研究的核心地带。”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现代图书馆精神在中国的复兴。”并且认为，现代图书馆精神正在以更为厚重的方式回归中国图书馆界。［3 ］
苏州年会开启了一个图书馆改革的新时期，这个时期随着观念和思潮的变革，图书馆实践领域亦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2005年图书馆权益理念受到关注，《图书馆建设》设立“走进权利时代”栏目，2007年关于图书馆的核心价值问题成为讨论的重点，经过几年讨论和研究，几乎所有关涉图书馆性质、功能的重要问题都给予了关注和讨论，从而形成了应用图书馆学的丰富体系。从理论上概括，人文视域的图书馆方面有图书馆人文精神、图书馆精神、公共图书馆精神、免费服务、平等服务、图书馆核心价值，等等；从制度视域图书馆学看则有图书馆自由、知识自由、信息自由、读者权益、图书馆权利等等。丰富的理念体系构筑了应用图书馆学的基本框架，范并思不无自豪地称之为新世纪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光荣与梦想。而在理念体系中，免费服务显然是一个核心理念，新世纪图书馆的许多事情是由它而起，包括这些光荣与梦想。
2 倡导免费服务道路上的三驾马车、一支号角
经历二十余年的声势浩大且愈演愈烈的以文补文活动，让其悬崖勒马，谈何容易。以文补文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有着纷繁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而且在实践中已形成一套为其辩护的理论系统，更增加了免费服务回归的难度。正是由于其难，一些图书馆学家以非凡的胆魄和勇气向它提出了挑战，深深动摇了它的根基，回首免费服务的回归史，我们自然想到范并思、蒋永福、张勇这三个名字，这三个名字将镌刻于图书馆史上，与免费服务联结在一起。他们或在理论上提出新的见解，或在实践的探索中运筹帷幄，促进社会对图书馆的关注，让图书馆获得免费服务的基础。
2.1 范并思：公共图书馆制度理论使免费服务建立在坚实理论基础上
回首新世纪图书馆史，人们普遍认为，范并思是新理念倡导的领头人之一。范并思发表了大批文章，他的核心理念，或曰对中国图书馆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并论证了公共图书馆制度这一理论。《纪念曼彻斯特创建150周年》、《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和《建立一个信息公平和信息保障的制度――纪念中国近代图书馆百年》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而范并思反复倡导和追寻的公共图书馆精神，则是一种建立这种信息平等和信息保障制度必须具有的精神品质，公共图书馆制度和公共图书馆精神是一个整体，是范并思图书馆思想的主体。
范并思主张的公共图书馆制度认为，当人类社会进入到知识和信息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显示重要作用的近代和现代社会，为了政治和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社会需要以制度的形式保障知识信息传播渠道的通畅，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形成的此类制度主要有教育制度和公共图书馆制度。范并思认为，“公共图书馆是一种现代社会特有的机构，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则是建立了一种实现信息公平与信息保障的制度。只要公共图书馆能够坚持基本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社会成员就可能通过公共图书馆得到获取信息机会的公平；而如果公共图书馆能进一步开展针对信息的弱者的特殊服务，则它就从制度上实现了信息保障。”［4 ］19世纪中期，经爱德华兹的努力，英国出现了以法律保证、公费支持、免费服务以及对社会成员无区别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改变了社会信息分配机制。新出现的机制就是政府通过法律和财税当局，保证每一位纳税人都有了公平地获取信息的机会。
范并思认为，在以往百年发展中，中国图书馆并未认识到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从而在实践中出现诸如有偿服务等许多问题。当我国正在走进信息社会和民主社会时，提出公共图书馆制度这个命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走向民主政治，而实现社会的信息公平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有必要将图书馆发展的定位与社会民主进程更加紧密地相联系，通过公共图书馆这一实体在某一社会层面上实现社会信息公平，保障民众的信息权利，为推进社会民主进程作出自己的贡献。其次，范并思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逼迫公共图书馆退出信息服务的产业化竞争，回到维护信息公平的原有职能。100年前，图书馆是社会唯一的公共信息服务机构，二战以后，出现了情报服务机构，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个人有了自己的家庭终端，因而公共图书馆可以收费的项目越来越少，只能回归到公益性信息机构才有出路。况且，社会上存在的信息弱势群体，他们一般不能将信息作为一种竞争性资源，因而也不可能接受付费信息服务，他们对图书馆的依赖却没有减少。公共图书馆在提供传统的纸质文献信息服务的基础上，还要帮助弱势人群掌握网络技术以获取信息。1994年版《公共图书馆宣言》在“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中写上了“促进信息的发展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提高”，反映了公共图书馆在信息社会来临时使命的拓展。
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制度是通过公共图书馆精神来实现的，因而可以说两者是一个整体。公共图书馆的信息平等、信息保障制度要求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免费，并且服务向弱势群体倾斜，这就是公共图书馆精神所倡导的精神。公共图书馆精神是与图书馆人文精神和图书馆精神关联的一个概念，公共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人文精神、图书馆精神在价值指向上是一致的。但它更多地侧重于对公共图书馆制度的维护，更多地强调公共图书馆这一行业的主体。
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原理思想很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较早研究并具有影响的是2005年崔红娟发表的《论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原理思想》，但崔文并未对范并思这一思想的来源进行分析。现在看来，范并思对公共图书馆的兴趣，大概产生于世纪变更时他主持的一个课题研究，这一研究中采用德斐尔文献计量分析法对图书馆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进行分析，在对文献筛选分析的基础上撰写出一部关于中国和世界的图书馆学史的著作。由于这本著作是在对文献调查基础上写成的，因而严谨可信。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原理思想大致是这一时期形成的。范并思关于免费服务的思想是他的主要观点，这一观点在他在2004年到2005年发表的大批文章中出现，成为新世纪最重要和最有战斗力的理念之一。
2.2 蒋永福：用权利理念捍卫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纯洁性
蒋永福是我国制度图书馆学的开拓者。他不但理论视野开阔，而且知识储备丰厚，文笔流畅。他在2004年到2005年间曾发表过大量随笔，对图书馆界存在的一些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有偿服务是他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2005年他曾发表《公共图书馆：请放弃有偿服务》，在那个有偿服务充斥所有图书馆之时，喊出这样的声音须要有十分的勇气。蒋永福在免费服务讨论中的贡献是，以权利理念诠释了免费服务的理论根据，明确指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责任主体是政府。
图书馆权利理念是蒋永福论述最为深入的理念之一。蒋永福认为，“图书馆读者作为权利主体应享受的权利，主要指满足自身知识需要的权利即知识权利。具体说，所谓知识权利就是指公民在民主政治的氛围中依法享有的自由进行知识活动――获取、传播、利用知识的活动――的权利。” ［5 ］在现代社会，对社会大众来说，是否具有学习知识、获取知识的自由权利，是关系到每个人能否获得自由发展机会的重大问题。从制度的角度看，民主社会为了保障公民知识权利主要采取两种制度安排：一是学校教育制度，这是公民知识权利的基础保障制度；一是图书馆制度，这是从满足公民的“自主性”学习需要的途径来保障公民的知识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蒋永福认为，现代权利观念的基本原则主要有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和利益原则。其中利益原则指的是权利意志所追求的目标指向，而不是权利实现的条件，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权利实现的必备条件主要包括自由权利与平等权利的保障状况。根据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其能够保障的公民知识权利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知识自由权利的保障、知识平等权利的保障、知识共享权利的保障和知识、休闲权利的保障。
从保障读者知识权利出发，蒋永福发出了“公共图书馆：请放弃有偿服务”的大声呼吁。蒋永福是一位从基层走出来的学者，他当过市图书馆的领导，因而对基层十分熟悉。他在文章中详细分析了有偿服务的现实：无偿与有偿之间的两难选择一直困扰着公共图书馆，甚至一些公共图书馆的有偿服务已经“篡夺”了不少原来属于无偿服务的“领地”。一些公共图书馆是在政府财政拨付极其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把原来的免费服务变成了收费服务，但往往又把收费的标准定在成本线以上，如很多公共图书馆在收取“借书证工本费”、“阅读证工本费”时，其所收费额超出工本费（一般是超2倍以上）。这实际上是在读者的“无知之幕”下所采取的一种“巧取”手段。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巧取”手段是在同一个馆内不实行“一证制”而故意采用“多证制”――美其名曰“多种形式服务”，这实际上属于既多收费又麻烦读者于不顾的严重侵害读者权益的行为。至于电子阅览室收取上机费则更是普遍认为理所当然。在寻找公共图书馆收费原因时，蒋永福认为原因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一些基层馆（如县级馆）的财政投入确实极其有限（如只拨付人员工资，其他经费一律砍掉），其正常的服务确实难以为继，一些只好向读者收取一些费用；二是一些公共馆的领导为了提高自身的内部绩效――增加职工收入，提高职工对领导执政的满意率以及为“必需”的社会活动筹措资金――实际上是为了增加“小金库”的库存，去千方百计多收取各种名目繁多的所谓服务费。那些主张和实行有偿服务的领导，往往自诩或被职工冠以“用心良苦”、“为职工谋福利”、“改善工作环境”等美丽光环。尽管公共图书馆的人们借助有偿服务的途径求得自利和求利的目的也可视为一种人的本性，但蒋先生认为，这种自利和求利行为必须建立在正当和正义的基础上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长久性，否则将给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私人领域中的一些不合法、不合理行为会由政府执法部门给予禁止或查处，而公共领域中一些不合法、不合理行为则往往得到政府“设租”或“寻租”行为的庇护，从而容易产生对私人领域的侵权现象并造成社会不公现象。蒋先生认为，图书馆有偿服务的不合法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服务方式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法律或政策的明确认可和支持。因为法律和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有偿服务行为之所以不能得到法律和政策的认可和支持，就在于这种服务很难不侵犯读者的合法权益。图书馆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来提供，政府设立图书馆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所以为图书馆的正常运行提供公共财政支持是政府的责任，而这种公共财政主要来源于公民的纳税，因而读者（即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在利用图书馆之前已经以纳税人身份“购买”了获得包括图书馆服务在内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利，也就是说，读者“无偿”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实际上是一种“购买”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再向读者收取服务费用等于是一种重复收费行为，因而是侵犯读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对于这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国家或政府当然不可能为其提供法律或政策的支持。
蒋永福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在国内他较早提出人文图书馆学概念和框架。在制度图书馆学领域他是公认的开创者和拓展者之一。他既是一位学术成果丰硕的学者，又是一位敢于抨击时弊文风犀利的战士，2005年前后他发表大批图书馆学论文和随笔，对图书馆普遍存在的有偿服务、区别服务现象给予了尖锐地批判。
2.3 张勇：以行动助推免费服务时代的早日到来
与范并思、蒋永福不同，张勇属于实践中捍卫免费服务的图书馆学家。张勇是最早喊出免费服务口号并在实践中努力促进实现免费服务的公共图书馆馆长。他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百年馆长论坛”主旨发言中勇敢提出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他运筹帷幄，在2005年和2010年组织二次衡阳地区图书馆调查，让社会了解我国公共图书馆现实情况，尤其是中西部基层馆情况，从而引起社会对公共图书馆的关注，早日解决免费服务问题。
免费服务的理念是新世纪图书馆提出的一个重要和关键的理念，这一理念提出和充分论证后，需要实践的呼应并通过努力将之在实践中实行，否则就毫无意义。值得庆幸的，恰在我国最早创建的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创建百年的庆典大会上，张勇馆长在发言中对免费服务理念作了实践领域的回应。张勇在发言中指出，由于观念的滞后，给公共图书馆建设带来诸多问题。最近听到一位大学教授对图书馆收费表示的忧虑，他说，某市区级图书馆普遍建立了电子阅览室，但由于要收取10元/每小时的上机费用，因而电子阅览室读者很少光顾，他说，现在城市中下岗人员很多，要他们每小时花10元钱上网简直是天文数字。张勇在这个讲坛上宣布要开展一次新图书馆运动，旨在弘扬图书馆精神，倡导以人为本，消除“数字鸿沟”，关心弱者，走民、平等服务，从而建立起一种全社会信息保障和信息公平的制度。张勇特别强调了作为公共图书馆馆长在倡导和实践免费服务、平等服务中的作用，他认为，我们图书馆的管理者，应当像上述这位教授一样，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素质和良知，一位公共图书馆的馆长，首先应是具有较强公共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然后才是一位图书馆学家，这样才能妥善处理好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明确自己社会角色的社会责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发出这样的呼吁，需要一定的胆略和气魄。
作为实践领域的图书馆学家，张勇馆长深知公共图书馆重返免费服务的艰难，有偿服务搞了十几年，其中问题多多，积重难返，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使免费服务的路途更加坎坷。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在倡导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中他选择了一条实践调研推动的路子，以两次衡阳公共图书馆调研，让社会充分了解图书馆，帮助图书馆解决面临的馆舍、经费、人员等问题，为图书馆的普遍均等服务提供支持。
有学者这样评价“衡阳调研”：“衡阳调研是可以写入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乃至文化事业发展史册。它立足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图书馆，折射出的是我国整个文化事业体系的发展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能力。”［6 ］2005年的衡阳调研暴露了当时我国中西部县级公共图书馆普遍存在的“人吃书”、“书吃人”等系列问题，提出了“制约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瓶颈是县级图书馆”的论断，指出振兴我国县级图书馆的突破口是基本保障的实现、馆长水平的提高、服务效益的改善。衡阳调研结果在当时轰动业界，国内外300多家媒体转载；李长春和陈至立同志先后就此问题作出批示，一场全国范围的基层公共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大讨论被引发。
2005年衡阳调查引发社会和业内广泛关注。中图学会之后举办林州百馆馆长会议，形成“林州共识”，提出基层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促进了基层共图书馆一些问题的解决。至2010年春第二次衡阳调查时，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重视程度，馆舍问题、经费问题、人员问题等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好转，原来“人吃书”现象已经改变。
张勇策划的两次“衡阳基层公共图书馆调研”皆经过周密安排，邀请著名图书馆学家、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领导这两次调查，并配备了湖南图书馆和衡阳市图书馆领导成员组成强有力的班子。两次“衡阳调查”的意义在于使社会认识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市县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从而找到我国公共图书馆距离免费服务的里程，以及发展基层公共图书馆的突破口和路径。建立普遍均等的图书馆服务是我们的目标，从两次衡阳调查来看，我们正在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路途仍然艰辛。
2.4 《图文馆》：免费服务号角的鼓吹者
免费服务理念自2004年纪念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创建百年提出，成为图书馆界关注并研究的重要问题，众多专业期刊，中图学会各次年会都对之大力宣传。其中值得指出的是《图书馆》在免费服务理念研究宣传中的不懈努力。
《图文馆》是较早关注免费服务问题的专业杂志之一，2000年第6期刊出范并思《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指出公共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我国长期以来不太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以致在实践中出现许多问题。有偿服务就是其中重要问题之一。2004年发表范并思《建立一个信息公平和信息保障的制度――纪念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百年》，从而奠定了免费服务的理论基础。接着，《图书馆》于2004年第5期刊出刘兹恒、李武的《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数字时代的弘扬和延伸》，文章通过追溯公共图书馆的起源和发展，探究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内涵，认为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种社会机构，更是一种社会信息公平机制。作者论证了在教字时代公共图书馆为所有公民平等提供信息的职能必须进一步加强，认为公共图书馆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理念需要在具体实践中得以体现，为此提出了构建数字时代包括免费服务在内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议。接着，《图书馆》连续发表了蒋永福的关于保护读者权益、必须放弃有偿服务，以及政府是公共图书馆的责任主体，必须体保证公共图书馆的正常运转等文章。《图书馆》组织的“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研究公共图书馆新理念的积极性，大批学者在《图书馆》发表研究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文章。
黄少明在《图书馆》2005年第2期发表《走向免费服务――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法规看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原则最终在我国的确立》，研究指出，1910年，清朝政府学部拟定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未提及公共图书馆是否收费的问题，但事实上对各馆收券费是默认和赞许的。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规定，通俗图书馆可以不收费，但随后又颁布《图书馆规程》规定，通俗图书馆可以不收费，但随后又颁布《图书馆规程》，强调“图书馆得酌收阅览费”，因而，公共图书馆在这一时期，总体上实行的仍然是收费服务。在图书馆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于1927年颁布《图书馆条例》未再列入收费条款，其后，又陆续颁布多部图书馆法规，也均未提到收费问题。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已全面实行对读者的免费服务。《图书馆》在2005年及其后的期间，发表了一批主张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文章，如谢树芳《论图书馆人文精神的三大理念》，余子牛《弘扬人文精神，打造图书馆之城》、潘小枫《中美两国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及背景分析》、汤守菊《论农民工的“补偿教育”与公共图书馆的作为》、郑丽航《信息权益保护初撰》、吴星溪等《公平原则与穷人的图书馆学》、韩毅等《图书馆精神的历史积淀与层次性分析》、李勇文等《保障文化权利、提供文化服务――深圳市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成功实践》、施强《我国图书馆精神研究综述》、杨光武《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春天――公共图书馆精神与社会民主化进程》、任群《为第一个喝彩》、康延兴《论图书馆学家的公共性》，等等，这一系列论文或从理论和历史发展上阐述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或从我国所处的政治、社会等环境论述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迫切性和可能性。这批文章的刊出形成一股力量，为免费服务的早日到来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3 图书馆应当进行的反思
图书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展的有偿服务，至2011年正式宣告行将结束。回顾这段收费服务的历史公共图书馆是应当作认真反思的。应当说，公共图书馆有偿服务对公共图书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不能让这样的伤害在将来重演。
有偿服务可以算作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对自身功能的一次探索，但是这个探索是一次不成功的探索，这是由于图书馆人对公共图书馆的作为社会信息公平和保障制度这样的理念缺乏深入的理解，因而未能对其公共性和公益性予以勇敢捍卫。相反，对图书馆产业化抱有过高的期望和幻想，以致误入歧途。公共图书馆应当对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当社会已跨入信息社会门坎和国家正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和谐社会时，明确公共图书馆提供免费的普遍均等服务的重要价值，在服务中彰显人性化的公共图书馆精神。
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应当纳入法制的轨道。国外图书馆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图书馆建设的法制化是其健康和规范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保障。我国公共图书馆之所以走过了一条收费――免费――收费――免费的曲折路程，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缺少法治造成的。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图书馆活动缺少规范监督，就容易造成有损读者权益的事情发生。可喜的是国家已经重视这一问题，近些年已有部分地方性图书馆管理法规出台，全国性公共图书馆立法也即将进入研究和相关法律程序。随着这些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建设，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免费化将成为一种必然。
引用文献：
［1］范并思.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光荣与梦想［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0，（4）．
［2］章淑.图书馆不是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N［.中国青年报，2005.1.13．
［3］梁灿兴.重续图书馆精神的历史链条――苏州年会随感［I］.图书馆，2004，（6）．
［4］建设一个信息公平与保障的制度――纪念中国近代图书馆百年［J］.图书馆，2004，（2）．
［5］蒋永福.为了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知识权利而奋斗［J］.图书馆，2004，（5）．
［6］陈有志.从衡阳调研看新世纪10年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困境与发展［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0，（4）．
参考文献：
［1］范并思.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2）.
［2］黄宗忠.新世纪10年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展望［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0，（4）.
［3］余子牛.图书馆无特区――深圳图书馆之城建设侧记［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0，（4）.
［4］张勇.在中国公共图书馆百年馆长论坛上的主旨发言［J］.图书馆，2004，（6）.
云计算环境论文范文第7篇
回顾近代几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人们发现科学技术不仅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还严重依赖于社会经济其它因素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些失败经历在这几百年里反复重演1。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所以正确认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理解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条件，对确立当代科学技术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的角度理解历史，将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落后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释。
第一章 前言
一提到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到李约瑟难题，在科学技术史领域李约瑟几乎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代名词，而李约瑟难题则意味着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象的探索。
李约瑟的问题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其核心内容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对自然的数学化假设及其所蕴含的先进技术——只产生于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而不是产生于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十五世纪一直享有比西方更辉煌文明的中国？今天的科学史家将这一关于科学革命和中国科学与技术演化状态的比较问题称为“李约瑟问题”。
不过，最近的研究揭示李约瑟问题并不始于李约瑟。最早注意到中国在科学上的“落后”的是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马窦、庞迪我等人都指出了中国知识界在科学知识上的落后。（利马窦，p347； 张铠，p415） 1728年，法兰西科学院秘书梅德朗在给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了“落后”问题，后者也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解释。（韩琦，p289－298）同时代和稍后的众多欧洲思想家和科学家也先后涉足这一问题，波义耳、莱布尼茨、卡西尼、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休谟、狄德罗等人都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2。
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特别是经历了“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对社会经济（当然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条件（或落后的原因）问题实际上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被提出来了。这一时期中央政府酝酿变法维新，一批新式教育机构也纷纷成立，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20世纪初到抗战时期，大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从更加广阔的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3。李约瑟对这个问题开始感兴趣也是在30年代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之后。
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时已是一个成功的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院院士，并且已年近四十，当时他在几个中国青年学者的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兴趣，进而又对近（现）代中国的落后状况感到困惑。李约瑟（2001 p6）提到他对中国古代科技产生兴趣的发端时说，“1937年几位年轻的研究工作者来到剑桥……他们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他们激励我学习他们的语言；其二，是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代科学只是发源于欧洲？……越是深刻了解这些中国来的朋友，我就越发感觉到他们的头脑与我更为相似，当然我所指的是在智力程度方面。一个尖锐的问题由此而产生：为什么现代科学、加利略时代的‘新哲学’或称‘实验哲学’只产生于欧洲文化，而非中国文化或是印度文化呢？”他正式开始搜集资料是在他1942年担任中英科学合作所主任之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才有科学史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诞生。
“李约瑟问题”或称“李约瑟难题”、“李约瑟之谜”、“李约瑟命题”等等。它们分别对应英文的“the Needham Problem (Question)”, “the Needham Puzzle”, “Needham Thesis”等等。首先使用这一说法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经过美国社会学家雷斯蒂沃（Sal Restivo）归纳，以及席文等人的致以辩难，“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Problem）一说不胫而走，80年代初传入我国。
当代中国知识界对“李约瑟问题”的兴趣源于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会。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涵盖了当代国内对“李约瑟问题”主要的理论观点。
李约瑟的问题是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产生于文明程度较高的古代中国，而是源于相对“落后”的中世纪欧洲？这里，近代科学指的是近代欧洲诞生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在哲学上是指由古希腊思想发端的西方人对待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态度（见吴国盛）。不过，李约瑟从未有过这种难题。席文指出，现代科学在发展时留下的欧洲烙印太强，不能认为在全球到处均属可能。李约瑟也很早（至迟1956年）就说出中国古代“尽管有这些成就也未能使中国科学达到伽利略、哈维和牛顿的水平”。（刘祖慰2001）
这里，必须清楚，中国古代并没有近（现）代意义的科学4，所以，不存在中国近代以前曾经在科学技术领域领先世界，近代以后才逐步落后的问题。严格的说，古代欧洲也没有近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一种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以理性来解释自然的知识形式。从这一点说，近代科学技术体系产生于广阔复杂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环境，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去探求产生的条件和原因，而不是用科学技术体系建立起来之后的标准去衡量产生它的土壤。
有人认为，李约瑟难题是在讨论一个没有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一个“假问题”、“伪问题”5，因而没有学术意义。从能否被证伪的标准来看，李约瑟难题确实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观点，历史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却不能说就没有意义。没有人会怀疑宋巴特、马克斯. 韦伯的以及默顿这些学者关于近代西方文明的起源所做的思考和探索的重要意义。中国近代、现代的落后状况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是曾经领先还是一直就很落后。研究成功的历史事件和没有发生的“历史可能”学术意义是相当的。带着“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个问题出发，对欧洲中世纪到近代这一时期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经济基础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和近代科技革命在西方历史上的“巧合”，因此很多学者也把近代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和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视为同一个问题。事实上提到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三项历史事件中的任意一项都不能不提到另外两项。虽然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个领域仍然期待有新的认识上的突破。对经济史学家而言，“李约瑟难题”也有中国古代工商业发达、文明程度很高，为什么到近代反而落后（没有产生资产阶级）的含义。李约瑟本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了科学技术革命的隐含前提，在他的逻辑中，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没能发展起来，所以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也没能在中国产生。（张孟闻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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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初杨光先反对汤若望按照西方天文学制定的历法时的，“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之说和三百年后的言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出一辙（参见楚夏夫《杨光先的“大义”》，《经济前沿》1997.11）。《官场现形记》披露的清朝末年引进机器设备的官僚们和当代国企某些领导的做法和结果并无二致：政府耗费巨款买回一堆废铁，甚至有时废铁也没有。
2 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p176－190 本文转引自 刘钝2002，p8
3 仁鸿隽、梁启超、王?、冯友兰、吴景超 、竺可桢等人分别发表了论文阐述自己的观点，李约瑟当时和这些学者也有交流。参见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载《二十一世纪》1997，no.44,pp18—29，以及刘钝pp1-29,谢泳等。
4 关于近代科学的定义与起源目前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本文采用的是目前的主流观点。参见Roger Hart的“Beyond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A Post-Needham Critique”，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Mario Biagioli,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5 参见 江晓原 袁幼鸣，《“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载2001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第二章 研究现状综述及述评
从马可波罗到鸦片战争再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对中国，中国对西方彼此看待对方的观点和印象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1。西方在这七百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脱颖而出，而中国则在1300-1840之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并从天朝大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殖民地。这种巨大的发展上的反差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科学技术被誉为“第一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刘钝（2002 p1）统计，自1980年到2002年，已发表的国内外关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问题的论文有260多篇，专著30余种，如果把网络论文加入其中，数字还会大大增加。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回顾现有解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的理论中从制度着手或和制度因素有关的文化、地理、科举制度和经济政治制度等主要理论，对其它主要理论只给出评价和指出缺陷而不一一赘述理论本身。
§2.1文化原因论
文化原因是很多学者偏重的一个阻碍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梁启超、冯友兰、吴景超等学者在20世纪初就提出过系统的论述（范岱年，谢泳）。当代有不少学者还在为文化原因论提出新的论证（Chen-lu Tsou1998）。
文化原因论所受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2、宋巴特的《犹太人和近代资本主义》（发表于1911年）和R.K.默顿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特别是默顿把清教主义对近代英国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推到了一种历史的高度3。
当代学者（包括李约瑟）在考虑影响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时，大体上还是前人的思路。文化原因论最大的成功在于摆脱了启蒙时期对宗教的单一认识，使人认识到宗教在科学发展历史上是有正面作用的，不再把中世纪的欧洲看作“漆黑一团”4。
文化解释者最大问题则在于往往只顾一点而不及其他。在默顿推崇清教的积极作用时完全忘记了宗教裁判所的作用，对宗教顽固分子在科学发展历史中的消极作用只字不提，也忘记了达尔文曾遭遇的困境。强调儒家在中国古代的消极影响的学者对海外华人的巨大成功和亚洲另一个儒教国家日本的创造的奇迹视而不见，日本只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就加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对于停滞不前的中国，难道仅仅谴责儒家影响就可以心安理得吗？对一个国家（社会）而言，在一个时期往往是多种互相矛盾的文化并存，即使是在儒家一统天下的古代中国，道家和佛家也都占有一定的“市场”。无论古今中外，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文化的发展（变化）方向并不是文化本身能够决定的，归根结底还是要找社会经济根源。
§2.2地理环境原因
自然地理上的原因最初多被国外学者或接受过西方留学教育的学者所强调，可能是我国学者缺少国际文化背景的缘故。最初指出地理上的区别的，是提出“东方专制”论的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他指出中国是以水利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时，实际上已经强调了中国和欧洲地理环境的不同。
1944年10月，李约瑟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中国科学社名誉社友，他在一次题为《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讲演中，提到了自然地理上的原因5。他认为，地理方面，中国是个大陆国家，故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与希腊、罗马、埃及这些海洋文化不同。天气方面因雨量不一定，所以不得不有灌溉制度，因此，土地尽为一国之王所吞并，并进而形成不利于近代科学技术出现的官僚制度。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论述颇多，他很强调各国之间自然地理的差异造成发展模式的不同。他认为，土壤、风向和雨量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官僚体系正是妨碍现代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发展的直接原因。（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p56,pp60－77；《中国大历史》pp21—23）
梁景文（Graeme Lang 1997，1997） 则对地理环境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机理做出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地理生态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和欧洲不同的政治制度，这才是问题的根源。首先，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是依靠自然降雨，6世纪到9世纪的欧洲农业革命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国家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不大，所以对这些城镇的控制比较弱，城镇得以发展各自相对独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但是在中国，国家起源于大河平原，一直依靠大规模的国家性质的水利工程来稳定和提高粮食供给，其他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比上述的欧洲国家的政府要专制的多。因此相对独立的工商业城镇没有在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也没有相对独立的类似欧洲大学的教育机构。并且，由于地理原因，欧洲长期以来都是由一群互相竞争的国家组成，这种多国体系对科学发展致关重要：第一，它使得各国长期持续为谋求在经济、军事、工业等方面的优势而竞争；第二，它给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提供了生存空间。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统一国家，周围各国也不能构成有效威胁。因此，中国在经济、工商业的发展没有外来竞争带来的动力，军事上也一直以对付“民乱”和镇守边境为任务，在思想上非正统观点不仅得不到支持甚至生存空间也没有。
地理环境论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视角最早见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魏复古（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关于集权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魏复古在其中提出了“水利农业”理论（hydraulic agriculture），系统论证了水利农业产生专制（集权）的机制。不过，地理环境影响论者面临两个难题：第一，地理环境因素是无法直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必须通过中间机制——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影响了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制度产生相应的科学技术；第二，中国古代的大型农业水利设施多是在战国时修建的，这是当时各国之间激烈的军事经济竞争的结果。各个水利设施的有效范围都是地方性的，并且集中在北方，长江以南几乎没有大型的灌溉农业，所以用北方的水利农业影响来解释全国范围的持久的中央集权式的官僚统治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于其它的“因素”来加以补充。
§2.3社会经济制度原因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李约瑟也深受影响。当今面世的多数研究中国为什么落后问题的成果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
教育是一种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社会制度，但是因为它对知识形式的演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也是学者们解答“李约瑟难题”时比较偏重的一个原因。梁启超在1924年发表了《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进一步综述了乾嘉时期只有考证学得到畸形发展，而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他认为，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化学家王?在1922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中国科学不振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他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
李约瑟在1944年的科学社发言中也指出：“古代之中国哲学颇合科学之理解，而后世继续发扬之技术上发明与创造亦予举世文化以深切有力之影响。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也。”他认为：“此当于坚实物质因素中求答。……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于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
把近代中国科学的落后归因于社会经济制度是四十年代的主流观点。竺可桢在发表于1945年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6中他考察了中国历史，指出：“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也是中国思想最璀璨的一个时期。但是，由于汉武帝厉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工商业的发展被扼杀。……古代帝王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因此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他的结论是：“重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中西500年比较》一书是国内最早系统比较中西差异的著作。它对近代十六世纪以来中西差异的制度着眼点在“皇权（专制）”与“王权”的差异上，把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主要归结为皇权统治、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pp15—42）。但是本书由于成书较早，中西方历史资料都比较缺乏，对待历史事件也大多沿用老观点，但其系统比较中西方差异的做法具有方法论上的开创意义。
当代经济学家在“李约瑟问题”的制度分析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他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中，专门有一章《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pp244-273）来讨论中国近代的科技发展滞后问题。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技术发明的简单模型，并且证明了近代（科学革命）以前，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尤其是技术水平是由该国人口数决定的。然后，他得出结论，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使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大大减低了。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把进入统治阶层看作是人们在社会中不断往上爬的最终目标。为积累参加这类科举考试所需的特殊的人力资本，他们具有将他们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于这些方面的足够激励，这些人做了官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激励在积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追加人力资本。因此，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林毅夫的观点被不少人接受，贺卫在他的《寻租经济学》（p179）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林毅夫的理论，把林毅夫所说的“激励”直接解释成“租金丰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如此的强烈刺激之下，世人自是趋之若鹜。不过，贺卫还提到，另一方面又没有有效的、刺激人们创新的并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的产权体系（包括私有产权、专利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
茅于轼(pp.2—3)则指出了制度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表面上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物质文明得到空前改善，教育普及，寿命延长，各种新奇的发明不断地满足人类无穷的欲望，这些是科技进步造成的，所以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但它未能回答为什么科技的重大进步是发生在市场制度建立之后，而不是在市场制度出现之前。计划经济国家对科技不能说不重视。但科技未能挽救计划经济走向贫困，中国和前苏联的经验都可以说明这一事实，科技之所以要依靠市场，因为发展科技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制问题，如果没有市场制度和在这一制度下产生的均衡价格，科技提供的新机会可能不是用一般资源去代替更稀缺的资源，而是相反这种科技不是节约了稀缺资源，而是浪费了资源，增加了稀缺性。人类要依靠科技来减少稀缺性，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必须能发明减少稀缺性的科技，亦即能赚钱的科技，能商业化的科技。这一点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更不用说市场制度为对社会有用的科技提供了巨大的激励。所以从本质上看，能够满足人类不断增长需求的是市场制度和价格机制。只要存在市场和价格，科技就自然会产生出来。
制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人们对彼此之间（相互）行为的限制。它包括正式的规则（宪法、成文法、习惯法、规章等）和非正式的限制（习俗惯例、一般行为准则、以及自律的行为规范等）以及上述规则限制的执行特征。（Douglass C. North, Five Propositions About Institutional Change）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既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它决定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作用早被人们认识到，市场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母体作用”也早就是老生常谈，十八世纪的伯纳德.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已经在《蜜蜂的寓言》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十分敏锐的指出科学技术知识的增进是循序渐进的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这是一种试错性的摸索，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性的善恶，而是制度，而这些制度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并非人类有意识设计的产物。制度论学者们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各自系统化了这些观点，使得这些理论成为了科学。但他们的问题是各种理论之间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虽然说对于一个复杂问题不可能简单化地要求给出唯一的一种“终极解释”，但是，任何问题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在影响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诸多制度因素之中，那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主要因素和其它次要因素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有，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本文在下一章论述主要观点的过程中，会兼带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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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当.斯密在工业革命前夕就注意到了中国发展的停滞状态，他指出，从马可波罗到他那个时代虽然过了500年，但中国给欧洲旅行家的印象却没有变化。亚当.斯密p.65
2 韦伯在这本出版于1904年的书中已经进行了一些中西方的文化对比，以此来表明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参见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p52。
3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86 pp77—169。 默顿在这本书中专门用三个章节的篇幅谈宗教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加上其他讨论科学与文化关系的内容，全书有近一半内容是关于科学与文化的。另外，默顿坦言他的新教观点是受到韦伯的影响。
4 批判宗教的消极作用的作品以罗素的小册子《宗教与科学》为代表，评价其积极作用的论文参见苏曼pp18—27；李建珊pp43—47; 炎冰pp72—75，另外有彼得斯等人编的《科学与宗教》探讨科学与宗教两方面的互动作用。
5 1944年10月24-25日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举行了中国科学社湄潭区年会。李约瑟、竺可桢、郑晓沧、王?、钱宝琮等人参加。
6 竺可桢的这篇文章是他对1944年科学社年会发言的总结。
第三章 中央集权制度的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机理
本文认为中世纪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经济格局（社会制度）是导致近代社会经济乃至科学技术在中西方不同发展模式和速度的直接原因。科学技术只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停滞是一致的。新历史学派证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源于人们在不同自然环境的不同经历和需求, 上述不同还导致了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后者对社会制度的选择又会产生重要影响(诺思 1994 p12)。
本章将分析中央集权制度和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各项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影响机理。见图3.0，公认的影响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几个因素包括小农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文化、科举制度以及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无不和中央集权密切相关。除此之外，本章还指出，财产权状况、意识形态、和抑制贫富分化的经济政策等和中央集权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特别是财产权，也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具有重要意义。
区分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是看下层行政官员是否由上级（中央）委派并对上级（中央）负责1。与之相反在古代有另外两种形式决定地方行政官员的产生，一种是封建世袭制，还有就是选举制度。封建贵族在其领地内的最高管辖权就是世袭权利，享有自治权的城镇官员一般由选举产生。和地方行政权利的来源相关联，有许多政治经济上的配套措施（制度）来保障。如果中央政府委派地方官员，而地方官职又不能世袭，中央政府就必须不断有大批新的官员派往各地，因而才有官僚阶层的形成和官僚选拔培训制度的演变（从举孝廉到八股取士），要保证中央的权利还必须有一支可以随时调动的军队，所以才有常备军队的建立，官僚阶层和常备军队使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于是就要征调全国性的赋税，但是征调全国性的赋税必须有正当的理由，所以土地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识形态被广泛宣扬。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存在的目的是抑制危及君主统治因素的发展，维护君主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绝对利益。中国的中央集权具体是通过一个保持流动的非世袭的官僚阶层来实现，君主（皇帝）是国家的人格化代表，也是官僚阶层的最高责任人，儒家学说作为伦理标准是选拔和录用官僚的依据，官僚政治的运转也很大程度上依照这一伦理标准而不是法律或制度，所以私有财产得不到稳定的认可，财富的积累被政府有意识地加以阻拦。（布罗代尔，第三卷p601）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成功的维护君主统治的同时，也有效抑制了贫富分化，维持了社会发展的简单均衡，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的形成，最终也导致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落后。
图3中央集权制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机理示意图
§3.1中央集权制下的财产权状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中央集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根本上在于它对财产权的定义、形成和实施有决定性作用，而财产权则是一切其它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东方没有土地私有制是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键”。在缺少明确定义和安全的财产权条件下，正常的追求效率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资源（人力和物力）就不会被投入到通过增进科学技术来提高效率的事业之中。当代最新的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可靠的财产权是解决贫穷和落后的必要和根本前提。
3.1.1中国古代财产权的特点——国家所有制
战国后期的商鞅变法在中国政治经济史上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否认了除开君王本人以外的贵族占有土地的特权，允许普通百姓占有土地的使用权，从而结束了封建采邑制2，并使国家的统治直接建立在自耕农之上，也为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制创造了条件。
从秦朝开始直到唐朝后期，尽管历朝历代在百姓使用国家土地的时间、交租方式上有各种变化，但民种王田、交王租、服王役、土地还受的原则却没有变化。国家与百姓之间，权利与义务是并存的，政府“均田地”，保证“耕者有其田”，农民则“交王租服王役”。秦国商鞅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董仲舒《请限民名田疏》《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从表面上看是确立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但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井田制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而是为了改变只有贵族才能合法占有土地的状况，从而打击削弱贵族势力，巩固和加强王权。所以他的变法所确立的只是君王对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利和百姓（和贵族相对）有限的使用权。商鞅变法是秦朝在各国之中首先确立中央集权，最终统一各国的基础。土地私人所有在中国的实质是土地私人领有，这种“领有”和国家所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持续到近代。土地私有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常受到国家政权的限制、干扰，而且国有土地制始终占主导地位。秦朝律文中的“受田”；汉代限占公田的“均田之制”及“限名民田”；曹魏屯田；西晋“占田科田制”；北魏到隋唐所行的“均田制”，无一不具有国家是土地主宰者的性质，这也是古代中央集权制的基础。（陈国灿p392）
地主、佃户制既不是封建制，又不是现代的地主（土地私有）制，而是一种中间性的地主制；在宋代以后的前近代中国，基本的生产关系是国家、农民间的关系，它可规定为国家的农奴制。而地主、佃户制即中间性地主制，则是次要的生产关系（中村哲p20）。地主对于佃农没有超经济的强制。当佃户不交地租时地主只能向官府申诉，根据官府的裁决征收地租，地主必须依靠公共权力的强制力。中国的私人大地主完全不具有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公共权利——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等，也不曾分割公共权利，这一点在性质上不同于封建领主。虽然在朝代交替之际，私人大地主有可能一时侵占国家土地所有制，掌握一部分公共权利，但这不是得到国家稳定地承认的，新王朝一旦确立，就要对之进行阻止和否定。
私人大地主一般也没有免除国家税赋的特权。官僚及其家族，虽然拥有免除全部或部分徭役的特权（不能免税），但这是由于他们和国家的特别关系，即作为国家政治上的统治者的身份地位，一般地主通常是必须负担国家的赋役的。私人大地主一直受到国家的规范和限制，有时甚至被国家强制性没收，官僚和科考得第者的特权地位，至多及身而止，不能世袭，如果丧失了这种地位，就算是私人大地主所有者，多数也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衰落。所以，官僚和科考得第者的地位很难经历两代而保持不衰的（中村哲p25）。南宋政治家、文豪辛弃疾在《最高楼.吾衰也》中写下了两句著名的话以告诫他的后人不要过于追求物质财富，“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这两句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和人们对财产权得不到保护的消极态度。
3.1.2中国古代财产权状况的形成原因
Abhinay Muthoo（2002）的研究表明，确定安全可靠的财产权源于势均力敌者之间的博弈，有几点对财产权的形成至关重要：一，如果博弈者之间的实力（主要是运用暴力夺取他人劳动成果能力）差异太大，则形成财产权的愿望就不容易达成一致；二，如果要维持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必须同时提高生产者抵抗暴力的能力；三，在形成财产权的愿望不一致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定期的博弈者之间的产出转移来达成妥协形成财产权；四，博弈者对未来收益的关切程度和财产权的形成可能性正相关；五，因为在非生产性的抵抗（或使用）暴力能力上需要人力物力投资，所以确立财产权的成本很高。
但是在极端集权的中国，一方面不存在和中央政府对抗的分权者，所以才能实行国家所有制，民对官（各级政府和官员）得不到明确的财产权承认和保护，政府不仅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否认了任何个人完全自由拥有土地的合法性，还以“帅土之滨莫非王臣”否认了个人拥有自己劳动成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个人之间财产权是存在的，普通地主并没有超经济的特权，即使是佃农也能保存契约规定的收成，一般情况下“巧取豪夺”被政府在法律和事实上所禁止。
虽然在大多数时间里，民与官之间是按照上述的第三点——以赋税的形式转移产出来达成妥协以获得暂时的财产权承认，个人的财产不会受到侵占，但政府和各级官员却保有随时的权利。
个人能力，消费偏好上的差异会带来财富积累上的巨大差异，土地兼并因而不可避免3，当土地兼并最终影响到中央财政收入的时候，进而会导致王朝的灭亡。所以整个官僚阶层上至皇帝下到县令都把“耕者有其田”视为一种理想状态，认为只要能抑制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他们的统治就能千秋万代，因而在施政过程中全凭个人判断干预个人生产、消费甚至财产分配。中国的遗产“诸子评分制”在清朝的法律化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对富人、大商人加以惩罚性的侵害财产的经济政治措施是各级政府的经常之举，例如汉武帝强迁十万富户到洛阳，明太祖徙江南富民十四万实凤阳，明成祖强迁三千富商到北京。朱元璋借“胡维庸案”、“蓝玉案”之机打击江南官僚缙绅、巨家大族，以致“民中人之家，大抵破产。”1397年的户部报告，全国有土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户，全部名单可以呈送“御览”4。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变法莫不体现一种回复到“井田制”时代平均地权的政治理想，如东汉王莽的变法，魏的“屯田”和“均田”制，唐初的“受田制”，南宋末年的贾似道强买民间私田，明清时期政府对地主的强令“退田”。并且，一旦遇到天灾人祸，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没有政治背景的商人和富户，他们轻则被迫“捐纳”，重则在官吏的纵容或亲身参与下被饥民、流匪劫掠甚至性命难保。利马窦（p14）根据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写道，“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至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
冯.米塞斯(pp683－684)指出，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私有产权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的私有产权内涵有天壤之别。自给自足的私有产权的含义只是所有者对生产要素获得的产品的排他性使用，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产权的享有则包含有生产要素（资产和土地以及劳动）的所有者自由使用这些要素生产产品满足消费者（市场）以换取自身需求的满足的自由。从这个含义上讲，由于中央集权下实行的经济政策，中国古代的私有财产权的享有也是不充分的。
3.1.3财产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个人能够完全保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最重要的财产权内容，由此才形成了一系列以促进个人创新、提高效率为目的包括知识产权法在内的现代激励机制。可以说，明确的财产权制度是现代文明建立的基础。在中国不仅不能保障个人对生产要素收益的占有而且还限制了个人对受益的使用，所以市场机制在中国不能形成，严重依赖于近代市场经济活动的科学技术也没有生存土壤。
中央集权下中国古代私有产权不充分的状态不仅扭曲了经济生产而且还对人口的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很早就达到了欧洲在现代工业革命之后才达到的人口规模，劳动力资源的相对过剩无疑也是一个制约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风车、水磨等节省劳力型机械在中国的衰退，近代大机器生产的纺织品最初在中国遇到的困难，甚至当代中国农业技术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人口过多。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对早期来华的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认为在中国没有使用机械的必要，因为人“又多又便宜”。中国古代人口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水平呢？中国的灌溉农业使得土地的利用率大大增加，单位土地的抚养人口数得以提高，这是人口生产的物质基础。但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人口大量增加，是上文所述的私有产权的不充分才造成了经济条件对人口生产约束的失灵5才导致古代中国人口的过剩和节省劳力型技术缺乏发展动力。
1 这个标准不同于现代标准。按照欧洲的分权（民主）政治传统，征收全国性的经常性税收、实行全国统一的司法标准和外交权就被视为实现了中央集权，本文第五章所说的中央集权是这个含义上的。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远远超过了这个程度，当然也包括这几个内容。中央集权制度并没有一个已知的确定概念，本文主要指政治经济上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需要而制定的制度、规定，或者在实质上起到维护中央集权作用的各种制度，并把维护、倾向中央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也纳入中央集权制度的范畴。
2 西方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封建制度是一种社会中的政治法律制度，大体上强调其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相适应的封土制度；三，国家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利。参见马克尧p38。所以，本文不称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为封建君主制，而只称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3 参见 David Andolfatto关于个人消费偏好对财产积累的影响的论述。
4 转引自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p67
5 中国古代政府经常把山林池泽等自然资源无偿分配给新增人口，不定期地没收地主的“空地”分给无地“流民”，中央政府还强迫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口集体迁徙到人口稀疏的地区，这些无视私有产权的政策直接破坏了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制约机制发挥作用。在饥荒时实行的物价管制和赈灾也客观上维持了人口的高水平。总的来讲，是对公共资源的“搭便车问题”和人口生产的“负外部性问题”导致了中国古代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
§3.2中央集权制下的经济政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扶持小农经济、重农轻商和工商管制都是倍受指责的抑制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经济政策，但这些政策的选择和演化所反映的都是中央集权的价值取向。中国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形成，是在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由以往的火耕交替撂荒农作法向一年一作的固定农业转化而来。这种小农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成，是在国家强有力的主导下进行的。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宋朝政府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并以土地规模和人丁数量为基准，把农民（地主）编入户籍制。此时土地在国家所有的名义下，实行个人领有，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紧密化，中央政府使用雇佣军作为常备军，所以中国并不存在西欧及日本的那种拥有司法的独立性、具有很浅的自我封闭性的村落共同体。（中村哲p11）
3.2.1重农轻商与中央集权的关系
为什么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不能依靠从商业贸易中征收赋税呢？ David Friedman (1977)的理论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的大小、类型（size and shape）和其主要收入来源有关。如果某一疆域（territory）主要作为一个国家的收入来源（而不是防卫屏障或其它目的），那么国家将会按照使收入最大化（除开征收成本）的大小（size）来形成。如果以商业（贸易）为主要赋税来源，国家会比较大；如果以租金（土地）为税源，国家会比较小；如果以劳动（人口）为税源则国家会形成封闭的国界并且形成一元文化（以增加人口外迁成本）。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David用于解释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简单模型虽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历史，但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重农轻商政策的形成。中国历史上的赋税来源一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相当于使用国家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山林池泽）而付的租金（即税），另一部分则是成年男子的义务劳役和兵役（往往可以用钱支付）以及人人都要缴纳的人口税6。从中国历史上国家对户籍的重视来看，从劳动人口上获得的收入比地租收入更加重要。从秦朝开始政府就建立了详细的户口名册作为征调的依据，这一制度直到清朝康熙五十年“永不加（丁）赋”后才流于形式。在历朝历代，人口增加一直都是一项大的地方政绩7。自由竞争的商业政策会导致贸易税收趋近于零（David p65），这样会导致地方经济繁荣，但是国家却无法征收到足够的收入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8和官僚机器的运行。另外，古代的通讯交通条件，也使得对贸易的监管成本过高，贸易的分散和流动性使之成为容易失控的产业，所以中央集权制度下不仅要对大宗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铁、食盐和粮食贸易等实行国家垄断，而且还用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对普通商业进行管制。一般商品的销售商和生产者（一般是家庭手工业者）不能直接交易，必须通过专门的领有许可证并且带扣交易税的中间商（牙行）。因为手工业工场和矿山容易聚积较多的人员，引发变乱，所以也被严格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政治相对稳定）、货币和度量衡以及便利的交通等等非常有利的商业条件，但工商业在中国古代经济中总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原因。古代中国具备发展市场经济的一切有利条件，唯一的问题是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市场经济之间有着天生的矛盾。
所以中国古代所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不是天然形成，而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选择。除开中央集权统治对经济形式的“简均”的价值取向之外，一方面对私有财产缺乏保护无法促使商品经济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对工商业和商人本身的限制也导致商业资本外流（商人小有成就之后往往买田置地，或是专心科举以求考取功名）。每当中央集权削弱的时候工商业总能迅速发展起来，伴随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繁荣。（参见第四章）
3.2.2重要商品的国家垄断和管制
早期到中国的西方旅行家惊奇的发现中国到处都是“市场”（集市），但不用多久他们又会发现中国商人的地位低贱，居于“士农工商”之末，完全仰仗官府的鼻息生存。由于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并且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汉武帝的“盐铁专营政策”开始，中国古代大多数时候粮食、盐、铁、茶、酒等大宗消费品都是政府专营，这是处于所谓“节制资本”的考虑（钱穆p21）。正是如此，中国古代从秦始皇开始，就再也没有管仲、吕不韦或是像（西方）富格尔、梅迪逊式的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大影响的商人出现9。对这些重要生产部门的国家管制还严重制约了这些部门生产水平的提高，直接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不以盈利为目的，在管理这些产业时实行的是“计划”指标，其中的弊病和现代计划经济的弊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古代技术条件下，“计划”更加脱离实际，事后调节无从开展，执行也更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是中央政府确实达到了“节制资本”的目的10。
我国古代的冶铁技术一度领先世界，最先采用了高炉、风箱、焦炭，以及“炒钢”等先进技术。丘亮辉(1983)对历代铁的需求量进行了估算,他指出，因为我国的钢铁生产主要是官营，供给国内需求（历史上铁是禁止出口的商品，甚至连海船上的铁钉、铁锅也被登记在册），所以历史上数度关闭坑冶，宋朝高宗绍兴32年（1162年）638个铁冶罢废了251个；明初洪武28年（1395年）官库存铁多达1.8万吨，只有少数矿场冶炼厂维持生产。还有中国的航海技术，也在外贸管制下遭到扼杀。
3.2.3中央集权制下的经济政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消极影响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本上是源于市场经济对效率的追求。斯密（pp5-20）指出:1.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在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从三个方面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a 分工节约了劳动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转换工作的时间，b 分工简化了每一环节上的操作从而提供了发明工具的机会，c 分工使每一环节上的操作成为重复动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操作熟练程度3.分工虽然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
劳动分工的制度前提是“自由贸易”。因为，由人口增长所提供的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如果没有自由贸易这一制度条件，就会在马尔萨斯报酬递减律的作用下逐渐走进“低收入陷阱”。贸易使得工商业从农业当中分离出来，而自由贸易使得工商业进入劳动分工的良性循环，导致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自由贸易”在此很重要，因为管制下的贸易活动（或交换）往往会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压抑了分工过程。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都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前提，同一要素的增长在不同制度前提下会有非常不同的结果。（汪丁丁pp77－78）
古代中国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自然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的发展经验在于，经济体制利于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促进社会分工，激励发明创造，追求财富积累，鼓励各地区生产专业化，发挥比较优势。整个社会各部分虽然自然赋予不同，但能各尽所能。与之相比较，古代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可谓由一个伟大的农民设计，专心一致要保持传统所尊重的均匀也就是事先就产生了一个低水平的人造平衡。”（黄仁宇《十六》pp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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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历史上中央政府征收的和劳动力有关的收入各朝各代变化较大，唐宋的“租庸调”中的“庸”和“调”都属此项，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地丁合一”把各项杂役归入到土地税之中，统一按田亩计算。所以难以直接断定整个国家收入是以土地租金为重还是以劳动为重。
7 根据钱穆p17,p58的考证，历代政府的田赋（土地税）只是土地产出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汉朝为1/30,唐朝则为1/40，以后各朝整体上也不高，还时有减免。但加征的其它苛捐杂税却往往高于正税，并且总是均摊在人头上，所以可以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劳动力为主要税源的国家。
8 因为中国疆域辽阔，东西南北地理气候差异极大，所以军队更多是依靠数量优势和充足的补给来取胜。中国古代的军队数量一般在百万以上，明朝常备军队在二百万人以上，征调和物资供给都是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
9 在非中央集权国家中，有钱有势的大商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他们直接资助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项目研究或是组织力量进行技术革新；第二，他们为政治和思想界的“异端”提供了生存空间。达芬奇、伽利略等人的科学活动可以印证这一点。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所以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特别注意压制大商人。参见H.F.科恩，《为什么科学革命绕过了中国》（载刘钝pp.214－278）第228页。
10 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pp262—291关于食盐专卖的详细论述，其中指出在专卖制度下，最终出现了盐价上涨，盐户穷困，盐商破产的情况。
§3.3古代中央集权制下的官僚体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官僚体制是另一个备受指责的妨碍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韦伯、魏复古、李约瑟等人都认为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包括科学技术在内）落后的主要原因。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提到官僚体制。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所提的“水利农业”理论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式的官僚体制的起源。
但是，官僚体制在中国超过两千年的演化史中和中央集权的互为依存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按照马克斯.韦伯（上卷pp251－252）的分类，中国的官僚制是一种家产官僚制，具有传统性支配结构，“命令者为主人；服从者为臣民；行政干部为仆人。”离开了维护君主利益的大前提，官僚阶层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而没有官僚阶层这个“仆人”角色，君主集权统治也无法实现。
3.3.1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特征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皇帝是全国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唯一领袖。在中央集权政体下,实行皇帝独裁。名义上，中央在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等高级朝官,组成国家最高统治机构,研究与决策军国 大事,任免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集中全国军、政、财、人事以及司法和立法等一切大权于中央，最高的权利归属于皇帝。理论上中央集权制是皇帝与中央高级官僚的集体统治。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是中央政府, 称为“朝廷”。
（二）中国古代自西汉“八王之乱”以后，地方统治以“郡县制”为主，“分封制”名存实亡。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各地方的军事、行政、财政、人事等各项决策权都集中在中央政府，除非能加入官僚阶层，封建贵族本身能发挥的影响很小。在公、侯、伯、子、男各级封建贵族的封地上，军事、行政、司法和财政各项大权仍然归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的官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封建贵族只是在名义上享有封地的供给11。
（三）一般情况下，各级官员只相当于皇帝的仆人，受皇帝的私人委托只对皇帝负责。因此，这些官员的权利和影响力都是短暂的。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官员们培植个人势力，避免“尾大不掉”的情况，我国在长期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实践中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具有中央集权特性的官僚人事选拔和管理制度。到明朝时，已经有了完整的各种行政层次上的分权（制衡）、监查、考核、任职回避和交流制度。
（四）中国官僚阶层的管辖范围远远超出了行政领域，各级官僚在必要的情况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管理和干预。从道德、论理、、司法诉讼，到日常经济生活甚至个人遗产分配无所不管。
3.3.2官僚政治和中央集权的关系
中央集权必须借助官僚阶层才能得以实现和维持，实行中央集权的印度莫卧尔王朝依靠大小“柴达明”来维持统治，奥斯曼土耳其则依靠“牧人人”12注来保障苏丹的利益。实行中央集权是每个君主的愿望，区别只是如何去实现以及效果如何的问题。
中央集权的成败关键也在于保持中央对各级官僚的控制上。在中国，一方面从道德论理的培养上使“忠君报国”等中央集权思想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人事制度上建立严格的监察、交流与异地任职制度（马克斯.韦伯，下卷 p.720）来防止地方分权势力的形成。
清朝邓廷帧自嘉庆十五年由京官楚人知府至道光元年的十一年间，调升7次，期间丁忧（服丧）回籍2年，这时多在知府任上，每次补实平均只是一年多；刘韵珂道光十年出任安庆知府至二十年升任浙江巡抚的十年间，平调8次，期间还丁父忧3年，每次任职不满一年。官吏的频繁调迁，不利于地方的稳定发展和政治风气，但却体现了中央对各级官员的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利，使之不能在有限的任职期限内培养自己的势力。除此之外，对有势力的官僚进行清洗也是保持中央控制力的常用手段，尤其在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明清时期，朝廷大臣、高官很难善终，总难免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清洗中，革职抄家身陷囫囵，甚至死后还要被清算。明初胡惟庸、蓝玉两案辗转株连，前者族诛3万余人，后者族诛1.5万余人，“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黄仁宇（《十六》p13）统计，明朝1380年以后共有89名户部尚书上任，其中25人辞职，22人转任他职，16人被解职，7人死在任上，7人因病或服丧辞职，3人被处死，2人被流放终身不得录用，1人被放逐，1人私自离任，1人死在战场，最后一人在亡朝时自杀。上述辞职的32人中，有3人在任职期间被投进过监狱，5人迫于太监的压力而放弃职务，总体非正常离职高达3/4。
这些措施虽然出于维护君主专制（集权）的目的打击了大官僚（集团）的势力，但是和官僚政治本身并不矛盾，因为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趋势必然在使中央集权削弱的同时使官僚统治破产。世界历史上实行过中央集权的其他国家，如奥斯曼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尔王朝，还有古代日本，都是因为缺乏合适的官僚政治体系支撑，才导致君主集权统治远不如中国稳定和长久。西方历史上，在中世纪末中央政府的力量加强以后才出现了培养专门公务员的机构，逐步形成了现代官僚制度。中国官僚政治的早熟和中央集权在中国极早的被确立不无关系。
3.3.3 中央集权制下官僚政治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李约瑟等人认为官僚政治是中国没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罪魁祸首，但没有明确的阐明其影响机理。人们曾经期望在李约瑟的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C)最后能给出一个答案，但李约瑟并没有13。李约瑟的思路是，“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套行动，一有都有。”（黄仁宇1997《中国》p3）他的假设前提是资本主义发展是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官僚政治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近代科学革命没能产生。（张孟闻p22）
正如马克斯.韦伯（下卷p324）所说，官僚政治是现代国家（有别于封建国家）的特点，当代，无论是华盛顿、莫斯科、北京还是巴黎和东京，政府和大公司都要依靠专门的官僚阶层来维持运转。既然官僚政治不可避免，那么指责其阻碍了科学技术发展就显得不合逻辑。关键在于，不同的官僚体制具有不同的服务对象和功能。我们决不能把微软公司人事部的主管、美国总统的商业代表、雍正皇帝的巡抚等同起来，虽然在技术上我们可以把他们都视为官僚一类。韦伯把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称为家产官僚制，他们和现代官僚制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14，家产官僚制仅仅为君主一人的意志所左右，现代官僚制则服务于不同的组织，这些组织之间往往并没有一种管辖关系，只有互相制约或依存的关系。现代官僚是劳动分工和管理专业化的结果。
从本文的角度，所谓的“家产官僚制”本质是“高度集权的官僚制”。中国古代官僚统治对社会经济真正的危害性是没有约束的高度中央集权带来的。一方面，各级地方官员在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各方面都没有自，“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另一方面地方官又代表中央政府和君王行使在各个领域的管辖权。这里对集权制度的合理性暂时搁置，仅仅从可行性上考虑。在古代技术条件下，这种矛盾必须依靠君主和各级臣属之间价值观、思维方式上的高度一致才能得到解决。虽然国家在选拔官僚队伍时已经严格按照统一的伦理道德标准进行了筛选，但缺乏“集权”的技术手段仍然是大问题15，所以不得不依靠上文所说的复杂的人事制度加以弥补。
试想一个地方的事务16最终听命于几个月（甚至半年）路程之远的中央政府的号令，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具体事务不得不“依照成例”，不得不“从简”，加上由于实行异地任职和任期流动制，地方官员“人生地疏”不可能了解当地情况，这又加重了政治风气的保守主义倾向。所以各级官僚压制任何可能引起“变乱”的因素的心情是一致的，“不患贫，患不均”从另一个角度受到了重视。
明朝以“青天大老爷”闻名于世的官僚海瑞给了我们一个典型的关于中央集权制度下行政原则的例子。海瑞以“执法不阿”名垂青史，他关于解决复杂的司法诉讼有一个标准：
“凡讼人之可疑者，与其屈其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其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17
海瑞的原则和“四书”的训示十分符合，基本上是用伦理道德标准来简化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复杂问题。“四书”成书于春秋时期，距海瑞时代也有两千年之久，但它关于“王道”的理论为君主中央集权所用，所以成为官僚培训——“科举”最重要的内容。海瑞的这段有关司法的建议充分暴露了长期以来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难题：以熟读诗书的文人官僚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建立起现代意义的行政司法体系，不会有保障私有财产权的观念，更不会有保障人权的观念。并且，这种依靠伦理来执行和解释司法与行政的方法，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由此可见，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下不可能产生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无从发展，严重依赖于市场体制下激励机制的近代科学技术必然无法产生。即便是从外界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只要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不发生变化，被引进的技术也无法生存发展。最近的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古代民间对外的文化经济交流规模大大高于从前的估计，各种西方科技成果有大量的机会流入国内18。结合鸦片战争之后科学技术引入的效果问题，可以认为官僚政治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它为了维护君主集权而严重扭曲了社会经济的效率机制，使近代科学技术既不能萌芽也不能生存。
另一方面，官僚阶层作为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中的执政者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者，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生存与发展。
表3-3 中国古代科学家出仕人数和比例表
从表3-3可以看到，近一半的科学家都在为政府工作。这其中又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科学家有了成就或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后才被吸收为政府官吏的，这在天文学和医学领域中最为明显，另外一种情况正好相反，是科学家居官以后才开始科学活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农学和地理学、制图学中。无论哪种情况，如此高的出仕率是古代西方的科学家所不能相比的。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缺乏纯理论研究而以实用技术为主呢？显然，这和实用主义的官僚政治需要不无联系。
作为官僚阶层底层一部分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并没有选择研究对象的自由，他们只需要满足中央集权政府的要求即可衣食无忧。耶稣会士巴多明在1730年写道，“凡是可能在此方面（天文）取得成功的人将得不到任何报偿。（钦天监）无足轻重，在那里无法有甚奢望。”19所以从西方传来的先进科学仪器天文望远镜和机械时钟并没有在天文观测上被加以应有的利用。
官僚科学家还和科学本身有关。劳埃德（Geoffrey Lloyd 2001）通过对比中国古代官方“钦天监”和古希腊天文学家的不同社会地位和身份，指出，古希腊科学的逻辑思辨和求证精神源于其学术界的“民间”身份和市场化运作方式。古希腊学者把从事学术活动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他们通过办学收费和吸引权贵的捐款过日子，这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谋生方式是相同的。学者之间为了提高个人声望经常举办或参加公开演讲辩论，激烈的市场化竞争给古希腊科学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学者们进行原创提出新观点的压力（动力）很大，因为陈词滥调是不可能吸引听众的。第二，一种经常用来宣传自己新观点的策略就是破坏其他人的观点，这有助于对立论依据进行近乎苛刻的检查。第三，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人们必须尽量使自己免受这样的攻击，在这种环境中，一种严格证明的观念得到了发展并被运用与古希腊数学和其它相关领域。
§3.4中央集权制、科举制度、儒家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中央集权的维持必须依靠非世袭的官僚阶层，而非世袭的官僚阶层则必须通过保持流动性、定期补充新的官员才能实现。科举制度产生以前，曾实行过“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等推荐候选官吏的方法，但无法避免“世袭化”和“贵族化”的趋势，所以最终废弃不用。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科举，就是由封建国家设立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这种作法，也叫“开科取士”。据说，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进士从端门列队而出的时候，非常高兴，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0。在君主看来，科举制度还是一种笼络人才的手段，明朝时参加科举各级考试而被网络其中的知识分子有百万之众。科举制度的弊病其实在唐代就有人指出过，赵匡（李世民时期扬州刺史）就认为科举考试，“务为巧丽”，参加考试的人“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21。
科举制度从两个方面直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影响：第一，作为一种（也是最重要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它直接决定了人才教育的内容，因为科举考试主要涉及儒家经典，所以其它学科和学说被忽略；第二，因为科举制度直接和我国古代收益最大、社会地位最高的职业——政府官员挂钩，它产生的激励机制吸引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力（时间和物质上的），直接导致从事其它行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相对不足22。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中，人力资源的投入、素质的提高都能大大增加科学技术发明的几率。因为官方的教育机构仅仅是为科举制度服务的一个部分，它的内容也被科举制度所决定，并且参加并通过科举考试是成为官员的几乎唯一的出路，所以上述两方面的影响还因为这种垄断性而危害更大。正如詹姆斯.布坎南（p33）所说,“对学者来讲，买方独家垄断了所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比垄断控制所有的面包供应者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从吃面包到吃豆类植物的转换，比从教授转到管子工的转变更容易。”这也是林毅夫(pp269-270)把科举制度视为“李约瑟问题”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的原因。
科举制度还担负了培养中央集权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儒家王道政治就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灌输，如果不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规定，儒家文化的影响不可能达到它在古代中国达到的程度。在古代中国，儒家文化既是整个官僚阶层的统一文化，也是政府对民间进行教化的官方文化。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影响，科举制度对“王道”政治的重视进一步强化了儒家原有的等级思想。儒家并不反对正常的财富积累，但是中央集权对小农经济的需求反过来影响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日本也是一个儒教国家，但由于不同的政权形式（参见4.2节），日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儒家文化进行解释的机构，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也不同于中国，在日本儒教是一种理智和理性主义，它“重人事”、“轻鬼神”排除了神秘注主义、妖术、和魔术以及鬼魂幽灵,和西方的宗教思想在近代科学发展中所起
为儒家文化本身至少没有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特别的阻碍作用。但是，儒家文化中的“王道”政治伦理被中央集权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了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取向，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
§3.5中央集权导向的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影响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要使各地的经济和人口状况趋于平均（平衡），但绝对的经济均平是不可能的。要制约经济不平衡带来的政治分裂倾向最重要的制度保证就是采取儒家王道政治伦理标准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如果抛开全国一致的“忠君报国”思想，庞大的国家在古代技术条件下根本无法维持长时间的统一。正如诺思（1994 p19）指出的那样，大量关于“技术约束下最大化的组织问题”的研究表明，“遵从规则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在对个人的最大化行为缺乏某种制约的情况下，任何规则的执行都将使政治或经济制度无法存在。”所以，需要花费大量的投资去使人们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性，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理论必须和意识形态理论相结合。
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当代得到了新制度学派的重视。诺思等人把意识形态引入到制度分析的模型之中和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列入上层建筑范畴不谋而合。诺思认为：一，意识形态是一种制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二，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明显意味着有一种关于可能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观念——即在相互对立的理性和意识形态中选择。对收入分配的“恰当”评价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诺思1994 pp53－54）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占据了有史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即使在朝代更替之间出现一些各自独立的政权——这些独立的政权也都是采用的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但一般都会在短时间重新被统一，开始新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如果仅仅从经济或者防卫需要上来解释中央集权的主导地位则缺乏充足的理由。因为中央集权的优势——组织灌溉和治水工程主要都在北方地区，在抵御游牧民族入侵上也是北方的经济受益大一些。但是，南方地区从唐朝末年经济实力就逐渐超过了北方地区。从宋朝开始，南方地区就成了全国的粮仓，到明朝时，南方地区（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供应北方粮食、布匹，而且还供应最主要的手工产品瓷器、铁器等。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一直承受着全国最重的税赋，这种极端不平等的待遇却并没有让江南的地方官有“良心”上的不安，江南百姓也没有以更多的起义或暴动来加以反抗。 只有引入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才能让上述现象更合乎理性分析。意识形态概念的引入也能弥补本文对中央集权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机理解释中某些环节的不足。
以往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指出“大一统”的文化在“李约瑟难题”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文化”的概念过于宽泛。因为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涉及到“应该怎样”的问题，涉及到“仁义道德”的伦理问题，所以必须把倾向于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从“文化”中剥离出来单独分析。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包括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在政治上，它致力于建立“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大同世界，信仰“平均主义”，相信“精英治国”，相信少数“精英分子”可以也应该带领普通人实现“桃花源”式的“乌托邦理想”…抛开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古代中央集权就缺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官僚们就不会自觉执行许多政治经济上压制社会分工、贫富分化、地方分权的措施。
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外，位于中央集权意识形态底层的还有 “君权神受”“天人合一”23 ，君王必定是道德典范。“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几句话则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既包含了学习内容也有人生目标和政治理想。俗语中的贬义词组“为富不仁”也反映了一种倾向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因为我们认为“富”就应该“仁”，所以我们鄙视“为富不仁”，如果我们是官员，我们就会对“为富不仁”者加以制裁，我们当然不会反对国家对富裕地区征收高税，因为这正是“富”而“仁”的一种形式。“耕者有其田”实际也是一种维护中央集权小农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它的倡导下，才有历次“限田”、“退田”24的政府干预行为。前面提到的海瑞断案的原则所反映的则是关于“是非”判断的意识形态。
如图3所示，中国古代倾向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源于儒家文化，通过科举这一制度和它的激励机制，一种单一的服务于大一统的国家和君主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中得到培养，通过官僚政治的实际操作最终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反过来看，科举的考试内容不考时务，而是关于伦理道德操守的“宏观大论”，对于天文、地理、农田水利、经济问题不加过问，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它的目的在于培养倾向于中央集权的价值观。因为中央集权在古代技术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干脆放弃了技术上的努力转而强调“价值取向”，以意识形态的统一完成技术上不可能实现的统一问题。
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从价值观上否认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认了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对市场经济不啻为“釜底抽薪”，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危害无庸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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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明初也实行过分封制，各个诸侯国有独立的司法、行政、军事和财政权，但在“燕王”朱棣夺皇位之后，对皇室贵族的控制反而比前代更严，不仅收回了各项权利，而且还规定宗藩不得干预兵事，不许参政，不许入仕做官，不许从事工商业，甚至王府内部官员也得由中央政府委派。参见朱诚如p85
12 “牧人人”是奥斯曼帝国特殊的官僚阶层候选人，官方身份是苏丹的“宫奴”，但是他们是管理其他人的人，所以叫“牧人人”。他们来自普通臣民、农奴和奴隶，在幼年就被苏丹挑选集中，终身不得结婚，不能从事工商和手工业。苏丹对他们进行各种训练，选拔其中的一部分组成全国的官僚机器，另一部分则组成中央军队。
13 参见刘钝pp.1-29
14 参见下文5.3古代中央集权和现代中央集权的区别。
15 中央集权客观上促进了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从纸的发明，马镫的广泛采用，运河系统的开发，全国性驿站的设立，到清朝末年电报技术的迅速引进，无不反应“集权”统治的需要。但是，中国古代相对先进的交通和邮政设施并不用于商业和民用目的。
16 明朝规定政府各部门有185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地方上按照管辖权相应上报各部，由各部转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7
17 海瑞这段话的意思是，“对难于判断的案子，与其委屈作哥哥的，不如让弟弟受冤屈；与其委屈作叔叔的，不如让侄子受冤枉；与其让穷人受屈，不如冤枉富人；与其让老实人受屈，不如让刁蛮之徒受罪。对争财产的案子，为避免激化社会矛盾，与其委屈穷人，不如让乡绅富人受损失；对争名誉的案子，则要照顾乡绅富人，以保持社会基本等级秩序。”《海瑞集》p117，转引自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139，注释由本文作者自译。
18 唐、宋、元三朝时的中国首都是国际性的大都会，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地理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障碍从来就没有阻断过文化经济上的交流，这方面有农业作物棉花、玉米、红薯、土豆的引入，丝蚕、茶叶养殖的外流以及历法制定上采用西方天文学为证。关于民间经济文化交流参考周勇《时间之痕——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
19 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转引自刘钝p71
20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1 马瑞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转引自王道成p131
22 黄仁宇指出，个人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见《万历十五年》p55）上述这些支持用在经济生产上面无疑也会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23 “天人合一”指的是君王的身份，“取天、地与人之才而参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董仲舒《文艺类聚》卷十一）。这种说法有原始宗教上祖先崇拜的含义，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
24 限田是指政府限制单人（户）占有的农田数，明朝是3000亩；退田是政府强迫地主、大户把兼并的农田无偿退给农民的行为。
第四章 非中央集权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激励机理
上一章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央集权影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机理，本章通过欧洲和中国历史上的集权程度的比较，中国历史上几个科学繁荣时期的集权程度以及日本近代集权程度的分析对理论加以简单检验。
§4.1欧洲非集权传统和近代科学技术革命
从罗马帝国崩溃直到拿破仑时期，欧洲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类似于中国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统治，即使是拿破仑时期，法国省以下各地方政权还是按照传统的非集权原则产生的。欧洲的非集权传统造成了欧洲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的诸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产生了近代科学技术革命。
地 理
环 境
束语
在古代缺乏可以依赖的技术条件下，依靠用统一的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官僚阶层，通过实行经济上的简单与平均主义，长时间实行并维持中央集权统治是中国在世界政治历史上的创举。正是中央集权压制社会经济竞争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导致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在明朝中期开始就落后于西方，并且始终不能确立西方科学技术赖以生存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中国近代既没有产生科学技术革命也没能依靠吸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成果完成从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到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飞跃的原因。
这一创举也给人类历史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早期法国启蒙运动对中国古代高度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的推崇6必然对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对马克思的政治理想产生了间接影响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时能迅速吸引大批的知识分子必然也有历史文化上的原因，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历史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想“如出一辙”。这些问题值得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6 推崇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著名学者有莱布尼兹、魁奈、伏尔泰等，这些学者站在批判中世纪欧洲的立场上对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大加赞赏。参见佩雷菲特pp.30-31
参考文献
1. Abhinay Muthoo,《A Model of the origins of Basic Property Rights》2002, www.essex.ac.uk
2.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
3. Bill Gate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Human History，1998,/
4. 彼得斯等，《科学与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 薄贵利，《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6.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
7. 陈国灿，《中国古代租佃关系与租佃契约浅论》载《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8. 陈骏程，关于中央集权制的若干思考》载《岭南学刊》2001年第2期 pp.93-94
9. 陈平，《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经历看中西科技体制和学风的差距》2002年，/cn
10. David Andolfatto，A Theory of Inalienable Property Rights, University of Waterloo and CREFE 2000
11. David Friedman, A Theory of the Size and Shape of Na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85, Issue 1 (Feb.1977), 59-77
12. Edward L. Glaeser，Andrei Shleifer，LEGAL ORIGIN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y 2001, Working Paper 8272
13. E.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本文参考网络版第九章11节 由“素心学园”整理
14. 戴建平，《中国古代科学家历史分布的统计分析》载《自然辩证法》1997第6期pp48-54
15. 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载《二十一世纪》1997，no.44
16. 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Forth Edition）Fox&Milkes1996
17. Geoffrey Lloyd（劳埃德），《论科学的“起源”》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0卷 第四期（2001年）：290－301
18. 贺卫，《寻租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19. 韩琦，《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1卷（1992）4期
20.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
21.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
2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2001
23.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
24.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
25. 郝侠君，毛磊，石光荣等编，《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
26. Jared Diamond， HOW TO GET RICH, Lectured at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New York, /3rd_culture/diamond_rich
27. Jared Diamond，Peeling the Chinese onion, Nature 29 January 1998, pp.433-434
28. Jeffrey Rogers Hummel，The Will to Be Free——the Role of Ideology in National Defense，The Independent Review，Spring2001，pp.523-537
29. 江晓原 袁幼鸣《“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载2001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30. 金观涛等,《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载《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出版社1983
31. 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2. 李建珊，《试论中世纪欧洲是近代科学的摇篮》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7.10.
33. 利马窦等，《利马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34.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5. 梁景文，STATE SYSTEMS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A CONPARISON OF THE EUROPE AND CHINA, EAST-WEST DIALOGUE, VOL.II FEBRUA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997, pp.16-30;
36. 梁景文，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Europe, East Asian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Univ. Alberta Press, Edmonton, 1997, pp.71-96；
37.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上海三联书店1992
38. 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39. 刘爱玲等，《从社会文化价值因素和社会结构看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李约瑟难题再探》，《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卷第1期2002年3月，pp.30-32)
40.刘祖慰，《李约瑟问题和席文的批评》2001年 学者沙龙
41. 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1982
42.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98
43. 马克尧，《论封建主义》载《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pp.35－53
44. 茅于轼,《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丛书序言》载《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5. 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46.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 1993
47. 丘亮辉，《中国近代冶金技术落后原因地探索》载《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pp329－331
48.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
49. 诺思（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0. R.科斯等，《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 店1994
51.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1986四川人民出版社
5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
53. 苏曼，《中世纪的科学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4.
54. 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8
55. 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一个面向宽带网时代的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6. 汪澎澜 杨玉洪，《 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浅析》载《松辽学刊 (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5期pp.70-72
57.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8. 吴国盛，《随笔：边缘与中心之争》 人民评论网.cn
59. 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三联书店，2002
60. 谢泳，《吴景超眼中的“李约瑟难题”》文汇报2002年9月22日
6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
62. 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63. 伊东俊太郎，《简明世界科学技术史年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4
64. 炎冰，《中世纪科学划界思想论纲》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6.
65. 张孟闻，《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66. 张铠，《庞迪我与中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67. 中村哲，《中国前近代史理论的重构》载《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pp. 1-34
68. 朱诚如，《中国皇帝制度》武汉出版社1997 p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