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警系统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1 11:58:50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1篇
基础研究及系统框架建构
古代的预警是对自然的预测，为了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人类将预警作为科学来研究是发生在二战中雷达预警系统的应用．随着系统科学的不断发展，科学预警的思想和方法迅速地向其他领域和学科延伸．在各种预警系统中，经济预警系统的研究较为前沿，数据与方法研究也较为科学．而后，经济预警方法被广泛用在水利、地质、气象、灾害、生态、医学、交通、电力甚至业等各个方面．经过多年的研究发展和各领域的实践，预警的概念和逻辑过程也趋于科学和全面［3－8］．①预警概念：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分析与评价研究对象各个时期的特征，包括对预警对象的变化情况进行检测，及对其质量变化进行评价，通过分析与评价，对其未来发展状况进行预测，确定研究对象状况和发展变化的趋势与速度，预报不正常状况的时空范围和危险程度，并根据异常变化的具体情况提出警戒信息和相应的防范对策；②预警逻辑：实质是“果—因—果”分析方法的具体化，是一类典型的反馈控制方法．建立一般预警系统逻辑流程为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排除警患五个步骤．本文提取风险预警系统的方法逻辑，根据现状调研内容，参考历史文化村镇保护预警系统的建立模式［9］，通过调研警情，寻找警源，分析选择能够灵敏准确影响警情变化的要素并建立指标体系，在指标基础上采用一定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并考虑专家意见和居民意见确定警兆指标（警限与警区），然后对警度做出判定，最后提出应对不同警情的各种措施，以此形成历史文化村镇外部空间保护预警系统框架．
外部空间的警情、警源调研
课题组在对四川李庄和迤沙拉村，贵州赤水大同古镇，云南扎实村，重庆中山镇、石蟆镇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考虑地理环境、区位条件、开发强度、文化背景等，并综合调研数据的丰富性，选择李庄镇外部空间作为构建预警系统的案例．李庄古镇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的长江南岸边，地理区位较好，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之称，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内有省级保护单位2处，市级保护单位2处，清代为主的历史街巷11条，有着丰富的自然遗产和历史遗产，外部空间预警要素丰富，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而且2005年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李庄古镇保护规划，划定保护范围，提出了古镇的保护措施．在已有保护规划的基础上，进行保护预警系统的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李庄古镇是部级历史文化村镇，使其拥有足够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能够执行预警系统中得监测反馈功能．外部空间是历史文化村镇组成的一部分．外部空间分为自然空间和建成空间两个层面．所谓自然空间，在历史文化村镇里主要指的是村镇周边的自然山水格局、村落意向景观等；而所谓建成空间，主要是指村镇中广场、街道、水系以及村落边缘等．通过表1的研究分析，课题组把警情范围定在空间格局、构成要素和空间容量三个方面，分析和探讨影响历史文化村镇外部空间整体保存度的变化因素．综上，课题组认为李庄古镇外部空间的破坏警源主要为：古镇保护与发展的冲突；保护改造中新旧建筑的拆除及建造；古镇居民外迁和老龄化现象不断增加；古镇居民与政府人员普遍缺乏保护意识；古镇部分景点因资金问题维护困难；旅游人群对保护对象的破坏等．
警兆分析研究
警兆是警情爆发的一种先导现象，分析警兆是预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在本系统中，分析警兆的关键首先是提炼影响警情变化的要素，建立要素的指标体系，确定警限，确定警兆的变化范围，最后根据预警对象的现状划分警级．本研究借用国际上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预警管理模式，并参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理论与方法》，将历史文化村镇外部空间保护预警的警度划分为无警、轻警、中警和重警四个等级．依据对李庄古镇外部空间现状警情和警源的分析，综合其特殊性，保护与发展并举，结合课题之前对保护预警要素的研究［2］，并考虑要素数据来源的限制，确定预警要素体系，如下：课题组根据李庄镇外部空间保护预警指标体系设计了调查表格，分为统计分析表格和问卷调查表格．统计分析表格用于李庄镇外部空间保护预警要素实际情况的调查；问卷调查表格主要用于对居民、游客（包括当地的管理者和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和专家、学者，内容是了解被调查对象对李庄镇外部空间保护和发展的态度，保护预警指标相对重要性和有关警限数值．课题组首先对指标具体数据统计，运用系统化法和问卷调查法，确定李庄镇定量要素的警限与警级（表3），然后对专家和政府人员进行问卷咨询，得出定性要素的警限与警级。
建立评价模型，预报警度
警度的预报是根据多个警兆指标进行综合计算得到的综合预警指数和警级标准，对警情进行判断，并预报警情的程度．课题组将网络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合并，建立了F－ANP模型，然后通过专家问卷确定了评判矩阵，使用三角模糊数学对权重矩阵进行处理和计算，确定预警指标的综合权重，最后对预警对象进行综合评价得出李庄镇外部空间警度为轻警．
排除警患
从预警的结果看，李庄镇外部空间保护情况一般，没有出现严重的警情，这与李庄镇在2005年进行了保护规划并进行了抢救性整治有关．杂乱的街巷得到整理，大量的危旧房屋得到抢修，一些严重影响古镇整体风貌的新建建筑进行了整改，使得李庄镇外部空间要素的破坏基本得到控制，其保护方法趋于合理；李庄镇保护规划划定了不同级别的保护范围，旧镇保护与新镇发展并行不悖，交通系统、道路系统得到梳理，土地使用规划制定执行，绿地绿化得到整治，李庄镇外部空间格局基本趋于稳定；李庄镇旅游开发刚刚起步，加之当地经济发展较好，使得李庄镇外部空间容量远未达到其极限，旅游过饱和带来的环境质量恶化、过度商业化等负面影响还没有显现出来．综上所知，李庄镇外部空间保护形势较为理想，与本文所构建预警系统的结果基本一致．因此，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研究关于历史文化村镇外部空间保护预警系统的构建方法是可行的，能够反映出李庄镇外部空间在保护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研究表明，只有在保证保护规划合理执行、人均收入普遍增长、旅游开发适度、古镇保护与维修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外部空间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由于李庄镇的保护整修短促，虽然古镇中较为严重和急迫的风貌破坏现象得到杜绝，而深入开展扩大整修却缺乏人力物力，以至于李庄镇外部空间中仍然保留和出现了一部分与整体风貌不协调的因素．例如新镇与古镇交界处新建项目导致村镇外部边沿空间传统风貌遭到破坏；通信塔、电杆、水塔等构筑物出现在古镇历史街巷中，对古镇整体空间形象造成严重破坏；大量现代建筑材料对历史街巷界面质感的侵蚀；一些保护修复技术的不当，造成非物质文化信息遗失等．这些因素影响着李庄的保护工作，以后还将持续地对外部空间环境产生着负面作用，这就需要：坚定执行李庄镇的保护规划；严格控制古镇的旅游规模；协调发展，保证当地居民收入；建立由政府主导、居民协助的动态监测系统．#p#分页标题#e#
结语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动脉。但是金融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和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金融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1金融风险的现状以及原因思考
金融风险是一定金融资产在未来时期内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也是指任何有可能导致企业或者财务损失的风险。
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教训看，金融危机最终表现都为支付危机。离我们最近的便是美国此次的“次贷危机”，仅占美国房屋抵押贷款10%的次级贷款危机会演变成人类历史上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雷曼、美林、AIG等跨国金融巨头如此不堪一击，连一向被认为投资避风港的货币基金也不再安全。
由于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资产证券化可以转嫁风险，银行和住房抵押按揭机构放松信贷标准，不必再担心借款人违约和坏账风险。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通过成立专门目的公司（SPV），买下这些风险极其高的次级债，精心设计和包装后再以此抵押，发行一种结构性投资产品——债务抵押债券（CDO）。为了能顺利销售，信用评级公司再将CDO拆分打包成不同风险级别债务层的CDO。为了吸引投资者，发行机构再以CDO为基础，衍生出信用违约掉期（CDS）。当美国长期低利率政策的预期破灭后，这一脆弱的平衡瞬间瓦解：房屋价值缩水、利率提高。借款人停止支付月供；CDO评级下降，价格缩水；CDS也无力补偿，为了偿还投资债务，投资者只有竞相抛售持有证券，“金融恐慌”闪电般扩散。论文
2我国金融业风险现状
我国金融业目前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监管失效导致的违规。由于长期积累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国有企业建设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再加上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造成庞大的不良债权，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不高。近年来，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一直存在大量违法违规现象，一些证券机构和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与少数银行机构串通，牟取暴利，将股市的投机风险引入银行体系；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逃避国家监管，违规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
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信息披露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主导性制度安排。信息披露也可以称“信息公开”，受到我国金融立法的重视，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重要制度。从经济学上来考虑，在信息化的时代，有效的信息披露能为经营者和购买者提供充分的信息，有利于正确的投资决策的形成，而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信息披露制度能有力的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错误等导致的不平等现象，防止信息垄断和信息优势导致的不公平。
3如何防范和预警金融风险
金融机构在具体的金融交易活动中出现的风险，有可能对该金融机构的生存构成威胁；具体的一家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出现危机，有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构成威胁，会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如何防范和预警金融风险成为至关重要的课题。
3.1稳健经营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稳健经营是我国金融机构比较现实和理性的选择，既可以不因保守而无法分享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可以避免因激进而导致的重大经营失误。首先，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发展都应该是适度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不应受宏观环境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忽快忽慢，而应始终坚持稳健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朝这自己的战略目标前进。美国的“次贷危机”充分说明了稳健经营的重要性。只有结构合理，才可能持续地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速度。其次，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发展都必须坚持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原则。金融机构能够承担的风险受限于所拥有的资本，从而决定多少盈利。如果所承担的风险超过资本金，就会处于一种高危的经营态势，偶然的波动都可能引发经营危机甚至倒闭，而一家金融机构的倒闭往往又会引起连锁效应，造成金融危机。
3.2传统信贷业务的底线，做深、做细、做透次贷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金融机构为追求过度利润而过度投机，过分迷信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分散作用，从而使其偏离了金融业经营的基本准则，而这些准则有助于经营从源头上规避风险。这些基本准则包括：审慎评估借款额度对银行和借款人的合理程度；关注借款人的现金创造能力；评估借贷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等等。
3.3保障金融安全，就要加强金融监管，将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金融风险最大就是机构风险，所以，金融机构就要在国家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练好内功”，完善内控机制。在我国，立法和执法一直都重视国家监管，而对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和内控机制的完善没有足够的重视。这种内控和外控的不平衡削弱了外控监管的效果，无益于金融整体安全。而信息披露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再加上监管对信息披露的制约，就有利于将国家金融监管的外控机制转化为金融机构的内控动力。国家监管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的要求，就势必会给金融机构经营造成压力，使其增强透明度，保持良好的经营状态。
3.4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完善相关政策一方面，要增强风险意识，密切关注流动性资金的去向，尤其是汇市、房市、和股市的去向，避免由结构性泡沫演化程整体泡沫；另一方面，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的交易规则。第三是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增强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邓君.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系统[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01).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3篇
伴随着预警理论的发展，安全生产预警研究工作经历了3个阶段，如图1所示。1)初期萌芽及发展。1888年，巴黎统计学大会上，法国经济学家福里利在《社会和经济气象》研究论文中，以黑、灰、淡红和大红等几种颜色来测定法国1877—1887年的经济波动，开启了预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济监测预警系统兴起，随着年代不断改进、发展并进入实际应用时期。在这期间，美国创建哈佛指数法、扩散指数法、综合指数法等多指标信息综合方法对宏观经济进行预警。2)中期深化拓展。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预警系统不断完善简化，应用领域外推拓展，在自然灾害管理中得到应用。许多国家分别建立水文观测、地震测报、火灾监测等灾种的监测预警台站并联成网络，对自然灾害过程进行连续的监测和预警。预警系统在经济调控和灾害管理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促使预警理论不断发展并推广应用于各个领域，具体为社会领域中的人口预警、食物安全预警、劳务预警等，环境领域中的气象预警、干旱预警、生态环境预警等。3)安全生产预警发展。基于成熟的预警理论，安全生产预警也不断发展，并应用于石油、化工、煤矿、冶金等高危行业。例如:Mironowicz等针对煤矿生产情况，对煤矿危险源进行监测并进行安全生产预警等。先期安全预警思想主要借鉴经济预警理论及方法，采用指数预警法对各行业进行安全生产预警，预警指标较少，预警结构功能单一。随后，安全生产预警系统采用事故统计模型来发现监测对象的波动规律，将选取的指标综合成一个数值，通过所属区间来判断系统发展状态。随着安全生产预警理论的发展，安全生产预警指标的选取主要通过安全系统论、事故致因理论以及历史事故等多方面进行选取，采用人工智能方法进行模型构建，并综合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原理和方法，结合自动检测与传感技术、计算机仿真、计算机通信等现代高新技术，及时检测并反映系统的安全状态。
2安全生产预警的运用现状分析
安全生产预警作为安全问题事前管理以及事故控制的有效手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安全生产预警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笔者选取煤矿安全生产预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预警以及道路交通安全预警等高危行业进行安全生产预警现状分析。
2．1煤矿安全生产预警
煤矿安全生产预警是以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为依据，利用现代化工具和各种技术手段，收集各类数据如人、环、物等状况，同时针对安全生产活动进行评估、审核、整理、分析、监测，发出不同阶段的安全生产预警信号。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煤矿行业的微观预警，其思想和方法基本源于经济预警的基本理论。其后，张明从作业人员、设备设施、工作环境、管理状况方面建立了初步的煤矿安全生产预警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法的预警管理系统。牛强等利用自组织神经网络研究了煤矿安全生产预警模型和安全生产预警专家系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些新兴的改进的方法也被提出，如丁宝成构建了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及补偿模糊神经网络的煤矿安全生产预警组合模型。邵长安等构建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的煤矿安全生产预警系统，通过GIS技术对空间的动态数据进行收集及处理，并采用BP神经网络进行系统模型构建。这一系列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煤矿预警技术的发展，为预警技术在煤矿安全生产中的应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2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预警
我国的建筑生产安全事故严峻程度仅次于矿山和危险化学品领域，严重影响了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外很多学者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对建筑业的安全和健康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主要通过调查统计方法建立模型，获取安全管理指数，进行建筑安全事故预警。目前，一些学者通过对建筑安全事故的成因分析，已研究了用预先危险性分析法、灰色综合评价方法等多种风险预测理论方法，对生产事故风险进行预警。冯利军通过事故致因理论以及危险源辨识对建筑安全事故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建立了建筑安全事故成因诊断的分析模型(ARCTM，Acci-dentRootCausesTracingModel)。在建筑安全事故预警方法上，运用比较多的有基于模式分类的贝叶斯预警方法、神经网络方法以及遗传－神经网络法等。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些学者也采用了新兴的方法进行事故预警，如赵平等强化人、机、环境、管理4方面的安全隐患信息和危险源的预警管理，采用多源信息融合技术的D－S证据理论法对不确定的复杂的工程数据进行定性分析和融合，用融合的最终数据判断施工项目的安全施工状态。针对建筑安全事故数据收集困难、数据集为小样本的特点，解决小样本数据集有特殊优势的支持向量机方法也逐步运用到建筑安全事故预警研究中。赵元庆等针对建筑施工项目安全风险评估的精度要求以及施工特点，首次提出基于粒子群算法优化的支持向量机方法，从人员、设备、材料、环境、技术以及管理几大方面进行指标选取，结果显示精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3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预警
道路交通安全预警，就是依据对道路交通事故发展稳定状况的判断，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道路交通安全发展态势进行过程描述、追踪分析和警情预报。国内交通安全预警理论的研究，包括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铁路交通安全管理、空中交通安全预警管理、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预警以及交通灾害的研究。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预警方法多样，基于车速的交通事故贝叶斯方法、模糊评判法等都是较为常用的预警方法。例如:王宁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别构建了区域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预警系统和局部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预警系统的模型，采用贝叶斯矩阵法(BMOM，BayesianMethodofMatrix)预测交通事故，分析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状况，根据预警等级进行报警。例如:宇仁德等针对道路交通监测数据多样性、空间性以及多属性等特点，建立了基于GIS的道路交通安全预警系统，构筑了数据采集与接收子系统、数据分析与处理子系统、数据查询子系统、事故评价、检测与预测子系统以及报警与调度子系统。此外，李玲琦对基于智能交通系统(ITS，Intelli-gentTransportSystem)的事故多发路段预警技术进行了研究，提取了运行车速作为单车运行状态下的事故前兆特征变量，建立了由交通环境信息采集、危险状态判别、预警信息和通信4部分组成的高速公路事故多发路段预警系统。
3各行业安全生产预警对比分析
煤矿安全生产预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预警以及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预警都是安全生产预警在重要行业的具体应用，安全生产预警系统要求首先对该行业生产事故影响因素分析，通过指标选取原则，从影响因素中提取指标，并采用层次分析法或者相对重要程度等级法进行指标权重的划分，再选取相应的数学方法构建预警模型，通过输出值确定安全状态，并相应的预警信号。不同行业安全生产预警的流程基本相同，但是仍旧存在一些差异，主要概括如下:
3．1指标的选取
煤矿安全生产预警中指标的提取主要包括作业人员、机械设备、工作环境、管理状况、地质条件等，大部分学者主要从以上5个方面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部分学者则选取了煤层赋存条件及开采条件作为预警指标进行安全生产预警，指标覆盖性不够，因此预警效果不明显。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预警中指标的提取则主要从人、物、环境、管理4个方面进行，对建筑行业来说，物的因素主要指的是施工过程中所涉及的设备、材料、半成品、燃料、施工机械、机具、设施、能源等;此外，在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预警指标中，还考虑了安全投入这一因素。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预警指标主要从人、车、道路、交通管理、交通环境5个方面进行了考虑。各行业安全生产预警指标的选取见表1。
3．2预警方法
安全生产预警是通过分析事故影响因素与事故发生或者事故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的技术，常用的预警方法包括指数预警法、统计预警法以及模型预警法，其中模型预警法主要用于监测点比较多、影响因素复杂的情况，包括灰色系统理论、模糊综合评判法、人工神经网络等。针对于不同行业的基本特点，安全生产预警方法的选取也不尽相同。煤矿安全生产预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预警以及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预警常用的方法见表2。
3．3运行效果
国内的煤矿预警研究早期主要借鉴经济预警的理论和方法，但经济运行机制与煤矿灾害的发生机理迥异，缺少对煤矿灾害预警机理的研究。同时，部分研究工作中构建的煤矿灾害指标体系主要针对水灾、火灾、瓦斯突出等某一具体灾害，不具有动态适应性。现今的煤矿安全生产预警系统能够从宏观上进行把握，针对煤矿的整个生产和安全系统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设计，并且预警的准确程度也在逐步提高。
在建筑生产安全事故管理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对建筑生产安全事故的事后分析，少数进行生产安全事故预警工作的研究也主要是利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建筑施工预警理论不成熟。要想在建筑安全生产预警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就必须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人工智能、模式识别、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智能学科和非线性系统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于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预警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但研究工作还相对较为零散，只是进行局部的指标体系设计，没形成一个清晰成熟的交通安全预警系统的概念。
4结论
1)单指标预警时可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国家标准值进行预警阈值的确定，综合预警则通过事故等级或者安全状态各区间临界值，确定统一的预警阈值。
2)预警指标的选取涉及生产技术水平、安全管理水平、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素质以及社会和文化等因素，根据各影响因素确定指标原则能够使指标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得到保障。
3)安全生产事故影响因素众多，事故影响因素之间具有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在经济预警方法的基础之上，结合企业以及各行业安全生产的特点，采用人工智能以及计算机技术进行预警，或者各类方法相结合进行预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4)预警对于企业安全生产的正常进行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为企业进行安全事故管理提供决策支持。预警指标选取、预警方法选择以及预警阈值的确定是安全生产预警研究的核心内容，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大都确立了“预警指标－预警方法－预警系统”的结构框架，但还缺乏深入的基础理论探讨，监测、预警和决策支撑体系的研究仍是薄弱环节，缺乏实际运用，大量的基础理论、概念框架、技术方法等问题还需深入研究。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4篇
关于质量安全的定义，目前还存在两种争议。一种理解是将“质量安全”视为一个“偏正式”组合词，语意重心是“安全”，其意思应理解为“质量方面的安全”，与“数量安全”形成一组相对应的概念（如英文中的safety和security），如JulieA.Caswell[1]将食品质量分为安全属性、营养属性、价值属性、包装属性和过程属性5个部分，安全属性决定食品是否直接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营养属性决定食品对于消费者的使用价值，而另外3种属性决定食品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等。另一种是将“质量安全”视为一个“并列式”组合词，其含义既包括“质量”又包括“安全”，相当于“质量与安全”的意思（如英文中的qualityandsafety），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该定义[2]。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内涵问题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定义在不断发展变化。按照国际通行原则定义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指质量和安全的组合，而从我国工作实际和工作重点来定义就是指质量中的安全[2]。2006年，我国颁布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定义为“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就涵盖了质量和安全两个方面的内容。钟真[3]等提出了“全面质量安全观”，认为“质量安全”可分解成品质和安全两大属性，安全属性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而品质属性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
2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农产品市场的质量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监管与规制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有效办法。乔治•阿克尔洛夫[4]最早分析了卖者和买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对质量信号的影响，提出了“柠檬市场”理论；阿克尔洛夫、斯蒂格利茨[5]认为，“柠檬问题”是因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质量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尼尔逊[6]对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的划分为正确认识食品质量信息传递提供了极大方便。国内学者王秀清[7]、周洁红[8]、王可山[9]等较早研究食品安全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的市场失灵问题；李功奎[10]等认为，农产品“柠檬问题”的存在造成高质量农产品市场的萎缩，高质量农产品市场难以形成；周开宁[11]等学者对农产品市场中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方法主要有基本分析法和技术分析法两大类[12]。AntleJM[13]讨论了治理结构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提出了有效食品安全管制原理；周德翼[14]等论述了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是信息管理的成本收益问题；陈小霖[15]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演化博弈模型；李长健[16]提出了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影响因素的思路；郭晓东[17]等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新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宋英杰[18]等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扩散过程中政府管制的影响因素。
3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顶层设计及问题
“十一五”期间，我国相继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和与之相配套法规和规章，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明确了农业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职责分工，逐步建立了农产品质检体系、执法监管体系和标准化生产体系。“十二五”期间，构建和完善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测、认证、风险应急和执法监管五大体系，改革和完善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一步明确了农业部门对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职责，形成了部、省、地、县、乡五级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健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体系”。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信息平台，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健全风险监测评估和检验检测体系。目前，我国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实践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体系、执法监督体系、农业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定认证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等方面的缺陷[19-21]。在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优化对策研究中，陈锡文[22]等从构建我国食品安全科技支持体系、检验检测体系等方面开展研究，提出构建政府监管、企业监管和部门监管的“三管齐下”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孔翔玉[23]提出加强监管主体（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监管工具（法律、技术等）、监管客体（食品生产和销售部门）和监管目标（食品安全无害）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优化对策。
4大系统控制理论在社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控制论较早作为系统科学的应用研究，1948年维纳（N.Wiener）出版了《控制论》，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随后学者们进一步发展和拓展了生物控制论、经济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和人口控制论等。其中，经济控制论是控制论在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它研究复杂的经济客体和把经济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管理，是以系统处理和系统分析作为研究方法论的基础[24]。在理论方面主要涉及和发展了大系统的建模与辨识、大系统模型的简化、大系统结构特性的研究、大系统稳定性分析与镇定、大系统的协调与优化控制等[25-26]。其中，大系统分散控制是社会经济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多种学科的综合，特别突出与神经网络信息系统等的创新结合[27-28]。我国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大系统理论及其应用。1977年，中国科学院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大系统理论及应用”论文。涂序彥[29]认为协调控制理论中的多变量协调控制理论和大系统协调控制策略能够广泛应用于电力、食品等系统；郭峰[30]运用大系统控制研究房地产预警系统；徐浩[31]运用大系统方法构建了动态的、自适应的重大突发事件处理系统；王安华[32]等运用大系统多级递阶控制技术研究气田管网安全应急调度问题；杨运峰[33]运用系统控制理论研究矿业煤与瓦斯防治问题；李志刚[34]运用大系统控制理论研究天然气产运销系统控制模式；杨乾[35]运用大系统控制论研究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问题。
5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理论与方法、顶层设计及问题分析等方面对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研究方法上，前人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方法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定量研究的成果很少，只有部分学者利用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政府监管的影响因素与监管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实际上，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虽然个别学者提出了运用系统论进行研究的思路，但并没有开展实证分析；而大系统控制理论已在经济管理系统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以系统处理和系统分析作为研究方法适用于对复杂网络系统的相关研究。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5篇
1 消费信贷中的风险成因
1.1 体制不健全是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一个主要根源。产权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转轨时期，大批企业亏损甚至倒闭，很多银行贷款化为虚有。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为支持国家保持社会稳定的政策，往往还得发放大量政策性贷款，诸多风险因素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的可控性。对于申请正常破产的企业，银行的第一索赔权得不到应有保护的情况也十分常见。
1.2 银行自身原因。现在，国内商业银行管理水平不高， 由于现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管理消费信贷业务的规章制度，操作手段相对落后，主要仍采用手工办理，加上从事消费信贷业务的人员紧、网点少，往往不能做到每笔贷款的审查都与借款人当面调查核对，加上一些业务人员素质不高，审查不严，难免有疏漏。同时贷后的监督检查往往又跟不上，一旦发现风险不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致使消费信贷的潜在风险增大。
1.3 银行间恶性竞争。各银行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搞储蓄大战，为争夺客户、抢占市场不择手段，银行在面临吸存工作的“量”与放贷的“质”间的矛盾时，很难正确地处理二者间的关系并把握好“度”，这就给了企业可乘之机，多头开户、多头贷款、短贷长用现象屡禁不止，在人民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银行无法了解贷款企业的真实风险状况，致使监管失控，金融秩序混乱。
1.4 与消费贷款相关的法律不健全。由于消费信贷业务的客户比较分散，均是消费者个人，并且贷款金额小、笔数多，保护银行债权的法规又不健全，特别是在个人贷款的担保方面缺乏法律规范，风险控制难以落实。发展消费信贷，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是重要基础，而我国个人信用制度、个人破产制度等尚未建立。在实际司法过程中，保护借款人或保证人正常生活，而忽视银行债权法律保护的现象时有发生，也给风险防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消费贷款一般额度较小，而小额债务法院一般不受理，受理了也要付出可观的诉讼费，使银行利益受损。
2 商业银行防范消费信贷风险的对策
面对消费信贷的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风险，商业银行急需建立一套防范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体系，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2.1 逐步建立全范围的个人信用制度。建立有效的个人征询体系是银行控制消费信贷风险的前提保证。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可以分两步走：先在银行内部以信用卡个人信息资料为基础，将其他各专业部门保存的个人客户信息资料集中起来，建立全行性个人客户信用数据库，使每个客户都有相对完整的信用记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个人信用总账户，个人与银行的所有业务均通过总账户进行。同时，加快建立国内各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换制度。第二步，由中央银行牵头建立一个股份制个人征信公司，联合金融机构、政法部门、劳动力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等，搜集整理个人收入、信用、犯罪等记录，评估个人信用等级，为发放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提供消费者的资信情况。可以先易后难地组建征信公司，起初只联合金融机构，以后再逐步扩大。
2.2 建立科学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在建立全社会个人信用制度和信用档案的基础上，各银行还应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和发展战略制定具体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以此作为放贷的基本标准，使之从源头上发挥防范信贷风险的作用。信用评价体系是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的基础，银行可以根据个人信用状况规定不同层次的服务与优惠。
2.3 建立银行内部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体系。银行内部要建立专门机构，具体办理消费信贷业务，同时建立消费信贷审批委员会，作为发放消费信贷的最终决策机构，做到审贷分离，形成平衡制约机制，以便明确职权和责任，防范信贷风险。
2.4 理顺政府、财政、银行及企业间的法律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金融市场发育迟缓且不规范，使得信贷风险的产生成为必然。一方面，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在直接融资有限的情况下，只好转向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居民投资无门，大量资金以存款储蓄形式涌入银行。对借款人的软债权和对存款人的硬债务，使得银行成为信贷风险的聚集地，在当前我国信贷衍生工具较为匮乏的条件下，银行只好被动地接受风险。另外，利率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也可能会使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进一步下降。随着融资成本的提高，贷款利率也会有所上升，大批低风险借款人由于借贷成本较高而更倾向于转向私人金融市场直接融资，这会导致大量优质资金流出银行，出现金融“脱媒”现象，此时那些排队申请贷款的企业通常是信贷风险较高、易造成“逆向”结果的企业，因此往往会加大银行信贷风险。“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将驱使银行的信贷资产更集中于高风险项目，从而加剧信贷风险。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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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田永强.系统论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N].金融时报，20033.
[3] 许传华，边智群.信用缺失的制度与环境分析[J].经济问题，2004(5)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ST公司财务预警综合效益评价
一、引言
公司特别处理的规
定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的公司法。《公司法》第157、158条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不具备上市条件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1998年3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了《关于上市公司状况异常期间的股票特别处理方式的通知》,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包括财务状况异常或其他状况异常的公司)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即公司股票日涨跌限制为5％,中期报告必须经过审计,股票的行情显示有特别提示。如出现连续三年亏损,其股票即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在第一个半年公司仍未扭亏,证券交易所将直接做出终止其上市的决定。如果公司实现盈利,则可以按程序申请恢复上市。1999年7月9日起,依据《公司法》第134条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的股票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深、沪交易所对暂停上市的股票开始提供“特别转让服务”。2001年2月24日,证监会颁布了《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其中规定,暂停上市的公司在宽限期(通常为12个月)内第一个会计年度继续亏损的,由中国证监会作出其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ST制度实施以来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如何?理论界和实务界以及广大投资者对它的评价怎样?如何对它进行完善?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展开研究。
二、ST公司——处于风雨之中的诺亚方舟
ST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司群体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ST公司数量快速增多。截至2003年12月16日,深、沪两市共有136只戴有ST帽子的股票,涉及119家上市公司,其中116家是A股公司,同比增长了80％。ST公司被特别处理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有些是由于利润追溯调整后最近两年连续亏损,如*ST星源、*ST江纸等;有些是由于不实资产扣除后,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如ST东方、ST金泰等;有些则是因为年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如ST麦科特、ST珠峰等;有些是ST公司虽然扭亏但没有满足撤销特别处理的条件而遗留下来的公司,如ST吉发、ST南摩等;有些是由于出现资产遭受重大损失、银行账号被冻结等重大经营及财务异常情况而被ST,如ST信联、ST啤酒花等。针对目前我国被ST公司的情况,陈瑜(2000)对此专门做了一个统计分析。截止1999年底,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曾被宣布为ST的共有67只股票(包括A股和B股),58家上市公司(以下称为“ST公司”),其中,1998年27家,1999年31家,具体被ST的情况见下表:
*
三、ST公司的会计行为和会计政策选择——来自经济人假设的分析
1.经济人假设和会计行为的关系。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按照这种假设,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而“这种私利就其狭义而言是由预测或预期的纯财富状况来衡量的”(布坎南,1983)。AdamSmith(1776)指出人是有理性的,利已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们的基本行为方式是在既定的约束与限制其追求自身的福利,当面对能够带来不同福利效果的种种方案的选择时,人们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案,而不是相反。我们认为经济人假设同样适用于法人的研究,所以ST公司的会计行为同样也离不开经济人假设的影响。
2.ST公司面临的现实及选择。ST给上市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要在证监会更严格的监控下,努力改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以求摘去“ST”的帽子,恢复为正常上市公司;否则,将可能踏进更为沉重的“PT”家庭,进而面临摘牌的厄运。为此,ST公司只能有两种选择,即要么进行公司改革,要么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对前一种,企业常用的方法是资产置换、债务剥离等债务重组措施,但从目前的运行看收效甚微;对后一种,公司主要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但由于变更空间有限,企业难以达到目的。
3.ST公司进行会计包装——合理但不合法的选择。WilliamR.Scott认为会计信息生产具有私人动力和契约性动力。基于证券市场的法规政策压力,一些己亏损一年的上市公司为避免被特别处理,或是己连续亏损两年的公司为避免被停牌,在当年实际扭亏无望的情况下便产生了通过盈余操纵“扭亏为盈”,以逃避监管政策所规定的惩罚的心理。我国学者陆建桥(1999)针对亏损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显
示我国亏损上市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年份,做出了能显著调增收益的操纵性应计会计处理,推迟出现账面亏损并因此而陷入困境的时间。”并且,为了避免公司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管制与处罚,亏损公司在亏损及前后年份普遍存在着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操纵行为。而且为了达到摘去“ST”帽子的目的,ST公司往往采用各种合法及非法的手段进行包装,如:虚增收入(提前确认收入制造收入);虚减费用(递延确认费用、费用资本化、潜亏挂帐);关联交易(关联购销业务、转嫁费用负担、转让置换资产、计收资金占用费、托管经营);变更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改变存货计价方法、改变折旧政策、改变坏账损失核算方法等);利用非经常性损益(处置资产损益、股权转让损益、债务重组收益、费用减免、税收减免、利息减免、地方财政补贴和返还等等);除此以外,我国一些企业还常常通过亏损平滑的办法来逃避被特别处理或摘牌的惩罚。亏损平滑指在已经发生亏损的情况下,公司会在某一亏损年度将以后年度还可能发生的损失提前确认,在一年内将亏损做大,从而间接为下一年的扭亏为盈提供基础。
四、对ST公司管理的缺陷——对现有制度和方法的反思
证券市场的相关制度安排不完善是不公正会计行为的外在诱因。不公正会计行为是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所以我们在分析ST公司的上述会计行为不当时一定要结合现行的法规制度的缺陷进行展开。
1.指标规定的缺陷。当前被戴上ST帽子的公司主要是根据公司是否出现财务状况异常或其他状况异常,其中财务状况异常指公司连续两年出现亏损或公司净资产低于公司股票面值。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公司的经营从理论上说最终的结果有三种情况,即亏损、保本和盈利,但实际上只可能有两种——亏损和盈利发生。而亏损和盈利本身就是一个不太精确的值,既盈亏临界点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推导的产物。从计算的过程进行分析,根据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多步式利润表对会计盈(亏)的计算为:销售收入-销售调整额-销售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外收益-营业外损失)-利息费用=净利润(或亏损)。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只要公式左边的任何一项出现问题,必然导致右边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一个上市公司,其涉及左边的事项可以说是相当复杂和庞大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出盈利(或亏损)的答案是无法确保准确的。从计算的结果进行分析,上述公式计算的结果用符号表示只有两种,如果是号即为盈利,如果-号即为亏损(当然等号为保本,在此,不考虑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出盈利(或亏损)的
答案是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2.时间标准的不科学。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两年出现亏损或公司净资产低于公司股票面值将被戴上ST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年就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用两年有什么依据,为何不用一年或三年?而且我们有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对该公司的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任何产品从最初投放市场到最终退出市场都存在一个有效生命的过程。各个过程可分为投放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四个明显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所以我们在进行判断时一定要考虑该公司是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的情况。如果是前者,也许盈利的曙光就在前面,也许再过一个月企业就会盈利,但就在公司良好的发展势头下,却由于连续两年微亏被戴上ST帽子,结果是本来马上就要迎来盈利的企业,却被一顶ST帽子推向了万丈深渊。当面临这样的结局时,任何一个理性的公司决策人都会要求会计进行财务报表的包装。
五、相关理论的分析——来自财务预警理论的启示
出现ST就意味着上市公司的财务已经出现警情。所以必须用财务预警理论来对之进行分析。首先我们要确定警兆,即要明确警情发生变化时的先兆。警兆包括警气警兆和动向警兆。在财务预警系统中,反映财务风险状况的一般属于警气警兆,而导致财务风险的经营风险状况属于动向警兆。当财务风险处于发作期时,其警兆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一是财务警兆,如资不抵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出现负数;过度依赖短期借款;累计经营性亏损数额巨大;存在大额的逾期未付利润;无法履行借款合同中的有关条款;存在大量不良资产;重要子公司无法持续经营且未做处理;无法获得供应商的正常商业信用;难以获得开发新产品及其配套投资所需资金。二是业务警兆,如主导产品属于夕阳产业的产品;已失去主要市场、特许权或主要供应商;人力资源短缺。三是或有事项警兆,如贴现;担保;抵押借款;未决诉讼;其他数额巨大的或有损失。如果上述警兆出现后,相应的警情也就会发生。警情的级别程度就叫警度。财务预警的警度一般分为五种: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和巨警。在财务风险“发作期”时警兆及评分标准为:有财务预警,则其组成项目各为3分,无财务预警为0分;有业务预警,则其组成项目各为4分,无为0分;有或有事项预警,则其组成项目各为1分,无为0分。如果警兆指标得分为0,则为无警;如果警兆指标0
所以,我们在分析ST公司的风险程度时一定要按照财务预警的理论来进行。正如葛家澍教授(2000)指出的那样“单个汇总的数据不能够充分传递一个主体的财务信息,必须根据项目的不同性质加以适当分类”。结合ST公司的特点,我们认为在对ST公司进行评判时也要进行综合考虑。
六、当前国内外财务会计报告综合分析的评述——为构建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寻求理论支持
1.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杜邦
财务系统以所有者权益报酬率为核心指标,将偿债能力、资产营运能力、盈利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层层分解,逐步深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系统,全面、系统、直观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其分解式为:权益报酬率=资产净利率×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通过以上几种主要的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全面系统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杜邦财务分析系统面向外部,以提供综合信息为主,是一种有效的财务综合分析方法。但是,它分别单独观察各指标的变动情况,不能将各指标联系起来分析它们对总指标的影响程度,并不能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
2.沃尔评分法。美国财务学家亚历山大.沃尔于本世纪初在《信用晴雨表研究》和《财务报表比率分析》中首次提出信用能力指数的概念,把若干个财务比率用线性关系结合起来,以此评价企业的信用水平。沃尔选用流动比率、净资产/负债、资产/固定资产、销售成本/存货、销售额/应收帐款、销售额/固定资产、销售额/净资产七个比率指标,并分别给以权重25％、25％、15％、10％、10％、10％和5％,按确定指标标准比率和实际比率计算相对比率,然后与其权数相乘即可确定企业信用总评分,以此评价企业综合财务状况。沃尔评分法的主要缺陷在于: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指标选择数量的缘由、赋予权重大小的依据、某些指标异常变动时如何处理等问题。
3.z计分模型法(Z-scoreModel)。“Z计分模型”(Z-scoreModel)是美国人爱德华.阿尔曼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用以预测企业破产的一个模型。“Z计分模型”的模型是:Z=1.2X11.4X23.3X30.6X40.999X5。其中:Z——判别函数值;X1——营运资金/资产总额;X2——留存收益/资产总额;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X4——普通股和优先股市场价值总额/负债账面价值;X5——销售收入/资产总额。该模型中的五个变量分别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X1、X4)、获利能力(X2、X3)和营运能力(X5),五个变量汇总反映企业财务失败或破产的可能性大小。一般地说,Z值越低破产的可能性越大,阿尔曼根据美国1970～1973年的计算资料得出:如果z值小于1.81,企业出现破产的先兆,破产的可能性极大;反之,如果z值大于2.675,则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良好,破产的可能性很小;如果Z值在1.81～2.675之间,则是在阿尔曼所称的“灰色地带”,企业的财务状况很不稳定。“Z计分模型”比起我国当前判断企业是否进行ST的做法,应该说要科学合理得多。它综合考虑了企业的偿债能力、获力能力和营运能力。这个模型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它没有考虑企业未来的成长能力,同时它完全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但企业的许多具体情况完全用定量分析是不能实现的。
4.我国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目前,我国的企业评价指标体系有三套:一是1995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二是统计局、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1997年颁布的工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体系;三是财政部于近期颁布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我国于1993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财务通则》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企业总评、评价本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财务指标包括: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帐
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资本金利润率、营业收入利税率、成本费用率等”。财政部于1995年也提出了一套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它包括:销售利税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应收帐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在这三套体系中,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无论是评价方法、指标内容、还是评价用途均优于前两套体系。但由于该指标主要侧重于国有资本金的效绩评价,同时还存在有待充实、完善的地方。
对此,钱爱民(2003)提出从目前我国来看,有关方面尚未制定出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的综合指标,理论界在这方面结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尚属空白。
七、重新构建ST公司的财务分析框架——进行综合效益评价
针对ST公司的特点,我们在考虑设计它的评价指标时要注重其评价指标内涵的多维性,包括:广度维指标(将评价的视觉扩散到投资人、债权人、员工、市场及社会等诸多方面)、深度维指标(在评价的层次上,由表面业绩向内部经营挖掘)、远度维指标(就是在评价的时域上,由短期向长期,由现实成绩向未来发展潜力渗透)。
1.建立ST公司综合效益评价。由于投资者对ST公司最关注的是他们的投资是否能够得到保值和增值,所以进行综合效益评价是很有必要的。综合效益评价是指运用科学、规范的评价方法,按照“客观、公正、综合、规范、科学、全面”的原则,对企业一定经营期间的资产营运、财务收益、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等经营成果,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做出真实、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
2.综合效益评价的思路、方法和对象。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客观公正、操作简便、针对性强”的基本思路制定,以发展能力为核心,采用多层次指标体系和采取多因素逐项修正的方法,运用系统论、运筹学和数理统计的基本原理,实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综合效益评价的对象主要是那些连续两年发生亏损,即将被戴上ST帽子的公司。如果评价后,认为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发展能力,同时经营风险不大的话,则可以将这个公司列人观测公司的行列,可以给其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进行发展。当然,如果经过评价,认为这个公司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同时经营风险又大的话,则可以对其进行ST,并可以根据上述财务预警的警兆指标计算方法进行警情、警度计算。
3.综合效益评价的内容和指标设计。综合效益评价的内容和指标设计一定要考虑ST公司的特殊性,即ST公司的投资者的关注域和其他公司的不同之处。将公司的资产安全状况、发展能力状况、资产营运状况、资产流动状况、财务效益状况、偿债能力状况作为综合效益评价的主要内容。
4.综合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综合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由评价指标和评议指标两部分组成,评价指标包括三层次的指标,其中资产安全
状况、发展能力状况、资产营运状况、资产流动性、财务效益状况、偿债能力状况组成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分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反映效益评价的基本情况,可以形成企业评价的基本结论;二级指标下再分若干个三级指标——三级指标是依据公司有关实际情况对二级指标评价结果再进行逐一补充,以此形成公司效益评价的定量分析结论。评议指标是指对影响公司经营效益的非定性因素进行判断,以此形成公司效益评价的定性分析结论。在具体进行计算时可根据上述指标在ST公司的判断中所占的重要性确定分值,评价指标占80％,评议指标占20％,评价指标满分100分。根据各个一级指标在其中所占的重要性再进行分配,如确定发展能力评价为23分,它所属的两个二级指标可分别定为销售增长率13分,资本积累率10分,在二级指标下面还可以分出三级指标,总资产增长率7分,固定资产成新率6分,三年资本平均增长率10分。按同样的思路可将评议指标进行相应的划分和配予分数。
5.综合效益评价的评价报告和结果运用。通过采取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定性分析为辅助,实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互校正,以此形成企业效益评价的综合结论。该报告是由评价工作组完成全部评价工作后,对被评价的公司在评价年度内资产安全状况、资产营运状况、资产流动状况、财务效益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客观判断形成的综合结论的文本文件。它可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组成。正文的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描述、主要指标对比分析、评价结论、评价依据和评价方法等。报告附录包括有关评价工作的基础文件和数据资料。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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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爱民.2003.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分析.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劳动关系；企业文化；和谐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5-0127-03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济体制改革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逐步深入到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企业经营模式和所有制形式也都实现了质的突破，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我国企业劳动关系逐步向市场化转变，但在此过程中，由于资本天生的强势地位和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我国企业劳动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劳动者则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弱者，劳动者的利益缺乏有力的表达和维护机制。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念。目前，我国企业越来越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然而，一些“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却更多地表现为漠视员工劳动生存权利、剥夺员工社会保障权利等。从企业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落后的、缺乏人性的企业文化，只能成为限制劳动者多重利益追求的障碍和束缚，必然引起企业劳动关系的破裂。因此，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和员工态度、行为的关键因素，先进的企业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一、劳动关系与企业文化
劳动关系是企业管理方与劳动者个人及团体之间产生的、由双方利益引起的，表现为合作、冲突、力量和权利关系的总和，它受制于社会经济、技术、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罗兴武，2006）。企业劳动关系的运行情况直接表现为组织、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在和谐的劳动关系中，组织关心并重视员工的需求，员工的利益诉求渠道畅通，双方能够通过沟通、协商、谈判等多种方式来化解矛盾和冲突，最终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结果。而在失衡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组织并不十分关心员工的需求，员工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双方通过沟通和协商等方式来化解矛盾和冲突的可能较少，在严重的情况下，有时甚至会采取罢工、怠工和抵制等激进行为来表达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劳动关系双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这使得劳动关系矛盾加剧，甚至导致劳动关系的破裂。
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企业和员工追求的共同目标。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影响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企业文化建设是关键。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念。从企业员工的角度上讲，企业文化也可以被视为以员工基本利益诉求为核心所形成的员工价值观，以及在员工价值观主导下的员工思维方式、职业道德取向、行为方式和活动内容的总和。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期望企业与员工之间就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方面达成默契并且在工作中转化为自觉的行为。
企业文化是企业与员工形成默契，满足双方需求，实现彼此期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企业文化以观念的形式，从非计划、非理性的因素出发来调控组织成员的行为，是对组织管理中各项制度规定的补充和强化，企业文化潜移默化并贯注于组织成员的行为中，使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自觉地团结协作。另一方面，企业文化又是员工对企业的知觉，这种知觉又形成了员工的信念、价值观和期望，通过企业文化，员工希望得到组织的认可和尊重，实现自身的发展。员工认同企业文化，就意味着员工接受并认可组织内部的行为规范和管理理念，企业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重视员工的利益需求。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这种相互认可与尊重，是劳动关系双方默认、彼此可以接受的最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现实基础。
二、劳动关系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
企业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劳动双方经济利益的摩擦，其深层次的文化根源则是企业价值观与员工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两种由利益取向相悖性决定的价值取向的对立和矛盾（赵建杰，2011）。这是劳动关系矛盾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原因，任何竭力否定甚至消除企业劳动关系矛盾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戴春，2006）。
人是企业最重要、最能动的生产要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管理行为都是密切围绕企业员工展开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文化就是以员工自身的基本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包含着员工对事物最原始的认知和判断，而这种认知和判断并不会因为企业价值观的介入而发生改变。企业文化体现了企业的性格。在企业和员工共同构建的利益共同体中，双方为了共同的追求和发展目标而努力，但在此过程中，员工和企业有各自的需求和行为规则，为了一方利益而牺牲另一方的利益，或者强迫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都势必会扰乱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运行规则。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企业员工的基本需求也是多层次的，既有较低层次的生存基本需求，以及经济利益需求，也有较高层次的情感需求、精神文化需求和政治利益需求。一般而言，员工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经济利益需求等低层次的需求，可以通过企业与员工的书面劳动契约来获取保障，而自我实现需求、情感需求、政治利益需求等高层次的需求，则需要通过在企业文化中建立起来的非书面的，包含有大量双方期望“内容条款”的心理契约来争取和实现。
书面契约和心理契约是约束和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两种基本途径。书面契约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这不仅为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现实保障，也成为员工争取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因此，由于书面契约而产生的劳动关系矛盾是可以通过企业制度和法律途径来解决的。而心理契约是员工与企业之间默认的、不成文的承诺与期望。在具体的企业环境中，当员工意识到企业有条件、可以满足自身某种需求的时候，员工的需求就会逐渐上升为利益诉求，并且默认组织应该满足他们这种期望，而当这种利益诉求遭到拒绝、得不到满足，甚至找不到渠道来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受到与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遭到违背，这种利益诉求就极容易转变为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从企业的角度而言，员工是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他们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忽视员工需求而将员工视为攫取利润工具的企业，其缺乏人性的企业文化势必造成对员工的排斥。再加上，劳动关系双方地位悬殊，价值观念迥异、落后，消极的企业文化势必会导致僵化、紧张和不和谐的劳动关系。相反，一个尊重员工、重视员工需求的企业，其“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为员工提供了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机制，即使员工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组织也会与员工积极沟通、协商，做出适当调整，及时消除员工的不满情绪，维持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
企业中的劳动关系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劳动关系冲突和合作贯穿于劳动关系运行的整个过程，对立的、落后的企业文化会激化矛盾，造成劳动关系的破裂；而柔和的、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则通过积极沟通将劳动关系冲突转化为双方的理解与合作，继续维持并推进企业劳动关系的顺利运行。因此，企业与员工的价值观冲突是造成劳动关系矛盾的深层次文化根源，而这种矛盾和冲突也只能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寻找解决途径。
三、从企业文化建设中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从企业文化建设的角度来探讨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问题，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维护企业与员工双方的利益，为企业的高效率运转提供保障。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关系中最基本、最普遍、最重要的关系，也是对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关系。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关系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和均衡化，是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相对平衡，这都需要企业培育、建立和发展高效、先进的企业文化。
高效、先进的企业文化是组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基础。判断一个组织的企业文化先进与否，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企业内部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稳定，而且是否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企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企业员工多重利益诉求得到有效满足（赵健杰，2011）。劳动关系中的双方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但其利益取向并不是完全绝对相悖的，在一定条件下，双方在利益诉求中产生的分歧具有相对性，这就表明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现实可能性。企业文化建设的着眼点应放在企业利益共同体的建构上，这在客观上要求企业与员工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协调性的劳动关系。为此，要将企业发展愿景同员工职业发展规划有效结合，将企业利益目标的实现与员工多种需求的满足高度统一，在双方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形成平衡的博弈状态，在深度理解与积极合作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先进的企业文化建设，为构建和谐的企业劳动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以人为本，尊重员工劳动价值和主体地位
“以人为本”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对我国企业的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人为本，具体到企业管理实践中，就是将人视为能动的、自觉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体，将人视为能够为企业创造财富的一种“资产”而非“成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关注并重视人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知觉、感受和需求，承认人作为一项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生产要素，其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是从根本上区别于机器产品价值的。
“以人为本”首先要求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尊重员工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就是要尊重劳动者的创造性，关心并重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问题，例如生命安全与心理健康，而不能将企业员工作为生产工具和攫取利润的手段。尊重员工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将员工视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力量，缺少了员工这一创造性的、能动的生产要素，即使企业具有宏大的规模和雄厚的资本，其生产经营活动也无法正常运转。具体到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企业文化主导思想应当首先建立在对员工的各种利益诉求的关注上，建立在对普通员工以及他们从事的普通劳动的尊重上。只有建设“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将尊重员工、重视并保障员工的基本需求和权益的基本理念渗透于企业实践活动中，才能确立员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也才能通过对员工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高度认同，得到来自员工方面的普遍肯定，从而减少企业价值观与员工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劳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二）完善企业员工权益维护机制，建立劳动关系的预警系统
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劳动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而自劳动关系产生开始，劳动关系双方就一直进行着劳动力与资本的对抗和博弈。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资源的充分供给和就业岗位的相对稀缺，使得劳动力不得不再次沦为资本的附庸。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劳动者的权力架构是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只能建立在偏重对员工权利的保护上。然而，对员工权益的倾斜保护并不是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人力资源是企业获取利润、实现发展目标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就是保护企业的发展动力和利润源泉。因此，切实保障员工的权益，满足员工需求是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文化建设中需要逐步渗透的基本理念。
完善企业员工权益维护机制，首先要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规范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契约。企业管理制度的约束对象主要是员工，因此企业管理制度要从人性、科学、可行的角度对员工行为进行约束，并要积极采纳员工提出的合理建议，最终为企业运行提供一套被员工广泛认可的管理制度。此外，企业与员工通过协商形成内容明确，权责清晰的劳动契约，这是对劳动关系双方的刚性保护，也是员工维护自身权益最直接、最有效的法律渠道。
心理契约是构建和维持员工和企业劳动关系的重要纽带。产生利益冲突，利益诉求未果，从而使员工感受到心理契约被违背，这是导致劳动关系矛盾产生最直接的原因之一。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完善企业员工的权益维护机制，建立企业劳动关系的预警系统，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企业劳动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企业员工的权益维护机制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向管理方提出利益诉求、争取自身权益的规范化沟通渠道；另一方面，企业管理方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及时了解、掌握员工的心理需求，在劳动关系中保持主动，对于员工提出的利益诉求，及时做出回应，充分发挥心理契约的激励作用。一般情况下，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都会面临着不断被违背和被重塑的问题（姚建忠，2007）。即使员工因利益诉求未得到满足而与企业产生劳动关系冲突，员工与企业双方也可以通过这个公开、坦诚的沟通平台作进一步沟通、协商，以获得彼此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在这种企业文化中，劳动关系双方更乐于遵守彼此心理契约中的责任与承诺，有利于实现企业劳动关系的持续和谐发展。
完善员工权益维护机制，建立劳动关系预警系统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持员工和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的稳定性，防止企业劳动关系的僵化和破裂，这也是建设高效、先进企业文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途径。只有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逐步渗透“切实保障员工权益，满足员工需求”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企业价值观与员工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才能继续维持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期望与信任，使双方能够在一个公平、和谐的企业环境中解决劳动关系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三）打造“企业命运共同体”，建立利益协调型劳动关系
建设高效先进的企业文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其本质上就是要“用人、留人”。然而，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心理契约本身具有隐蔽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企业无法准确预知员工的心理需求与期望。这就要求企业打造“命运共同体”，以此来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打造“企业命运共同体”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起利益协调型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系统论”认为，劳动关系是在一个可以相互协调的动态系统中求得平衡的。在一个系统各方主体力量相对平衡的局面下，企业发展的好处能在劳资双方之间均衡分配，从而避免冲突，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建立利益协调型的劳动关系要求劳动关系双方以利益合作为基础，在行为协调、利益均衡等机制约束下，减少双方的冲突和矛盾，将利益对立和行为对抗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可控范围内（黄霖，2011）。
劳动关系的本质是经济利益关系，解决劳动关系问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就在于要改善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博弈的局面，尤其应该改变企业的“零和”博弈心态，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转变为利益交往关系，从而进一步实现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双方从对立到合作、协调的转变。所谓利益交往关系就是劳动关系双方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各自利益，谋求最小的解决矛盾成本，而进行的交流沟通与协商所形成的联系（赵健杰，2011）。在利益协调型的劳动关系中，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可以通过沟通、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劳资矛盾，从而避免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利益协调型的劳动关系也从根本上避免了激烈的劳动关系冲突对心理契约的动摇和影响，也是解决企业劳动关系问题的最佳方式。
在“企业命运共同体”的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求将大局观念贯彻于企业管理活动和员工行为中，企业价值观与员工价值观的“共同体”不是绝对的、无差别的统一，而是以利益差别存在为前提的包容和理解。建立起“命运共同体”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真正重视员工需求，将员工视为合作伙伴，员工也会在对企业环境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合理要求，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共同推进“企业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综上所述，只有从企业文化建设的角度来探索劳动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才能在深层次文化根源上化解企业劳动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构建企业和谐的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戴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2）.
[2] 黄霖.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探讨[J].企业管理，2011，（3）.
[3] 罗兴武.当代劳动关系管理理论及其发展[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3）.
[4] 姚建忠.员工主导型劳动关系的稳定性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区域化；地方化；均衡发展；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91-08
任何高等教育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总是区域性的，对区域高等教育的关照，是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具体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可谓联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相对纯粹的高等教育理论而言，它更为务实、富于针对性。区域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高等教育权责关系、高等教育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同样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层面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国际国内如火如荼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一体化、区域化实践背景下，当前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方兴未艾。基于此，本文将梳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在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是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取得高等教育管理支配地位后的结果，是由过去以中央政府、行业部门为主导的条块分割式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向中央与地方两级分工管理体系转变的过程，直接表征为系统服务面向的地方化。[1]
形式上，院系调整确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区域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行为服务于宏观政策的需要，缺乏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仍是一种中央高度集权式管理模式的产物。《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开启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大门，其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政策诉求。[2]此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作为主要政策文本的一个核心内容不断得以强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进程直接受制于宏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影响，历经二十余年积淀，凝聚了一批研究者，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研究特色日渐显现，研究主题趋于集中。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进程
笔者以“区域高等教育”为主题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85-2012年，在CNKI50中搜索得到相关论著679篇，其中期刊论文509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有16篇、109篇，近20余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趋势映射出高等教育区域化的演化轨迹（见图1）。
基于图1，通过细读核心文献，并综合相关代表性区域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可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提出阶段（1985-1993年）。研究数量少，围绕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分析、体制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战略规划管理等展开，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改革设想，立足国家行政区域关照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问题，较少考虑各个区域差异化的发展需要。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1994-2002年）。实践层面，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构建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此间，相关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一方面，受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影响，研究朝向高等教育社会需求，重点关注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得到重视，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观、战略管理和深层次区域分布与均衡化发展领域的结构问题。
第三，区域高等教育的拓展阶段（2003-2008年）。2004年出台《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省级政府对于“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应有的统筹职能。[3]随着研究的大量出现，研究领域开始细化，重心得到下移，更多研究则以高等教育大众化、地方化为背景，关注特定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结合某类区域高校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仍以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为主线，突出均衡发展、区域系统竞争力评价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研究。
雷家彬：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述评：1985-2012年第四，区域高等教育的深化阶段（2009年-至今）。《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4]的出台将高等教育地方化推向深入。以此为引线，相关研究以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为背景，研究主题更为多元，更多则以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为目标，突出省域高等教育实力提升的需要，强调泛区域合作联动、资源整合共享。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尝试按作者、机构、基金、期刊和关键词等主要信息对679篇论著进行排序。由表1可见，10位发文最多的作者发文均少于8篇，可见相关研究仍比较分散；从研究机构来看，厦门大学是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镇，除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研究优势机构外，重点理工科大学和一些地方性高校、研究院所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表明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论层面也为地方院校所重视；这种局面由基金论文的情况可见一斑，除教育部和部级教育类“主流课题”外，不少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性课题也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纳入资助范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文最为集中，说明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关键词反映出研究关注点，区域经济、协调或均衡发展、高等教育结构等关键词的集中选择表明区域高等教育与外界的适应性及内部结构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总体上，区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仍比较分散，但日益受到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关注，研究质量高、影响广泛、内容充实。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影响下，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进入教育管理者的视角，后来成为教育政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议题，最近又由地方官方话语体系逐渐进入到个体高校战略规划研制者的规划文本之中。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区域高等教育注重自身理论问题研究和其它学科观点的运用，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并以区域为单元对系统作出横向与纵向分析。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区域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的概念。其实，界定区域高等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区域”。 一般而言，“区域”源于地理学，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实体地理空间，因此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区域内事物应具备空间连续性和有别于区域外事物的同类性两大共性。[5]然而，“区域”毕竟是一个弹性概念，有类型和大小之分，何况又多学科频繁共涉，如行政学中的“行政区”、社会学中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群落”[6]等等。
由于认识“区域”视角的差异，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系统论、整体功能结构的关系出发，将其视为一种与外界环境进行资源互换、互动发展的社会子系统[7]；二是从“区域”的不同层次来理解，如将其分为“与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相适应的大区域高等教育”、“省（自治区）属的地方性高等教育”、“社区高等教育”、“地方高等教育”（即“中央各部委所属以外的，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属的各类高等教育的总称”）[8]，持后种观点的研究众多，包括早期对于“高等教育地方化”[9]、“高等教育区域化”[10]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支撑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包括三类：其一源于传统教育经济学或高等教育学领域，如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职能理论，后者随着服务社会、文化引领等新型高等教育职能的提出，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其二源于其它经典领域，如经济学、系统论的借用，包括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增长极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全息结构理论等[11]；其三是我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探索，有研究提出三关系（先导发展、伴生发展、跟随发展）和四模式（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市场主导、经济驱动）理论框架[12]、教育生态学[13]、“中国中心观”[14]等，其中以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为典型，它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总结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与区域环境和谐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元研究”
“区域观”的差异决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性质判定的多面性。领域还是学科？区域教育研究一出现便遭遇高等教育研究类似的身份危机。早期致力于学科化的努力已积累一些成果，以黄孟源的《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15]、彭世华的《发展区域教育学》[16]、焦瑶光的《区域教育学》[17]等为典型，均在理论方面作出有益探索，后续研究尽管也作出深入理论化的尝试，但鲜有实质进展。
较之区域教育研究，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展更为缓慢，笔者将其归纳为“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和“为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两种类型。从研究领域观之，前者涉及少量的区域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18]，如一些研究从学理层面分析了区域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异[19]，而不少论者则倾向于对特定实体区域进行案例分析[20]；后者将研究重点与“发展”一词紧密关联起来[21]，如此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22]，故可归为“发展教育学”的范畴。囿于理论空间太大，研究者的精力主要投放于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探讨，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内涵、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两个方面，还来不及将这些整理成系统理论，因而更多的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有三：第一，这类研究出于特有的中观视角审视教育问题，旨在于架设一座高等教育理论“实用化”的桥梁。这种视角较之宏观的政策分析与微观的院校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揭示出高等教育系统多面特征及内外界复杂的互动关系。第二，透过系统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功能分化。以一定的经济社会为背景，注重考察高等教育与环境的交互关系，由系统论关照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问题。第三，此类研究特别关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如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内涵的理论分析、结构调节的制约因素研究、结构变化的特征分析等议题。[23]
（三）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均衡发展。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均衡发展的内涵。对此观点和界定层面并不一致，广义上涉及区域间的外在（空间分布）均衡、高等教育体系内（结构层次）均衡、教育体系（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的均衡、及高等教育与区域系统的协调互动。[24]事实上，多数研究只关注前两个层面。二是均衡发展的必要性讨论。多数研究认为均衡发展可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25]但是，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并非完全不合理，它既是增长极理论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26]三是均衡发展水平的测量。主要涉及以人口、经济等背景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历时和现时分析[27]，采用经济差异分析方法，运用量化研究中的标准差、变异系数、修正洛伦兹曲线和二次模型回归等方法，进行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均衡水平的测量。四是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对此研究视野开阔，涉及经济、社会、政策、历史、地理、观念等诸多层面，但多主要归因于经济因素。[28]均衡发展的相应对策研究，集中于政府、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等各个层面而展开。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系统间的合作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必须在分工与合作、特色化与共生共荣这两种发展趋势中寻找平衡点。”[29]校企、校所、校校协同发展是当前政策和实践领域的热点主题，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内部的联合办学，将特定区域内的高校群体作为一个系统，每所院校看作系统的一个元素，以此形成系统的结构，基于任务联接组建办学联合体[30]；二是跨系统的合作，是以区域系统或多个不同系统内个体高校为单元，组建跨区域性合作教育机构。其中“既有本地社区的历史根源，又经常取决于本地高校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集合。”[31]不论是同系统还是跨系统的合作，表现形式或最终结果都是重新形成新的次区域系统或跨区域高校联合体。事实上，区域内子系统的形成便于操作，如湖北地区的教育部“七校联合办学”、湖北高校师范教育联盟、“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等，跨区域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合作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比较丰富，但不同区域或城市群落间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合作，仍比较零散，相关研究比较欠缺。
（四）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研究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无法脱离经济社会而存在，两者的关系研究是目前理论和实践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32]对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存在两种基本态度，主流观点为“辩证关系论”，即区域经济发展制约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适应地域经济的需要。[33]也有“复杂论”的声音，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多样而复杂，它与区域经济发展及教育投入未必是同步的[34]、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并非都是协调发展关系[35]。
经典文献曾将大学描述为社会的灯塔、镜子、风向标、动力站、中枢组织……，在区域高等教育应该适应还是超越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由于区域竞争力理论、新增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存在，更多研究认为区域教育经费投入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是正向的[36]，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37]，因此多坚持高等教育应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种折衷判断。根据系统论与区域科学的观点，这种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是：高等教育必须为区域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区域系统也必须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政策优惠与项目合作等。[38]
现有文献对于这种协调度的测量采用简化方法，一般将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理解为两者关系的一致性，即经济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同样发达，反之亦然。研究结论多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比较协调，但是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除了先天性历史的、政策性、地理区位、认识差异等原因外，经济差异或是造成这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39]
（五）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
一般来看，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资源配置能力、结构及综合竞争力是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就前一个问题而言，相关研究集中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和能力进行评价，多围绕省域展开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则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为主[40]，评价标准有某区域内的高校数量、高考录取分数线、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人均预算内财政经费等。评价维度涉及绝对与相对的数量、质量等，综合考查教育经费支出、固定资产、教职工数等输入指标，以及在校学生数、科研经费等输出指标，覆涵“绝对数量、绝对质量、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等四个指标”[41]。从测量结果来看，资源配置结构合理与否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水平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及竞争力评价有助于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的现状、寻找差异。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一般以省为分析单元，研究方法一般为数据包络分析法、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后三种方法最为常见，重点评价区域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综合实力。[42]观测维度包括：教育规模、教育经费、基础设施、教师资源、教育效率、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教育产出等。[43]其研究结果趋于一致：一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状况始终存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基本沿袭传统高校区域布局的生产[44]；二是高等教育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度较高，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优势明显，东部地区以及部分中西部省份发展稳定、实力较强，绝大多数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实力较弱。[45]
（六）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研究
不同于高校战略，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属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是以某个区域高等教育为单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统筹规划、发展定位等。这类研究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发展研究的思路从“计划”向“战略规划”转向的同时，首先在发达省区出现的。[46]对此，“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宏观（国家层面）的研究”[47]，区域研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和实践较为丰富，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最为多见。
在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政策建议方面，制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高校和谐自主的发展政策尤其重要[48]，相关研究中突出强调省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统筹职能[49]。包括区域内的中央部委属高校的协调权和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规划、部署、政策导引、执法监督、资源配置、检查评估、协调关系与信息服务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50]，应在管理理念、组织形式、调控手段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51]。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增长极发展模式与点轴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模式、开放式发展模式等。[52]要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地方政府竞争利弊并存，应利用相关政策措施激励其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53]同时，为保证战略实施通畅实施，发展预测及其预警系统及质量监控体系研究便不可或缺。[54]
此外，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也是战略规划的时髦话题，多以系统现实问题入手，通过同类区域比较研究，提出做强做大省域系统的政策建议。对此并不限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的广东、“长三角”、青岛、宁波等省市，中部地区、黑龙江、江西、辽宁、云南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比较多，反映出这些地区寄希望于高等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政策诉求。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可见，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借鉴了区域科学的理论，并与现实的教育不平衡问题紧密相联，充分体现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新兴领域，它的理论架构仍不明晰，远未形成规范的研究范式。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者因此需要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借用跨学科方法，从多个层面认识系统间的差异。
（一）研究述评
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已令现实区域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壮大，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土壤，近来的研究实践则显示，区域高等教育的内容已超脱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范畴，更为关注与系统内外部环境、经济社会的交互关系，研究主题和方法不断丰富、多元，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研究依据。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仍不尽成熟，现简述如下。
第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待深化。尽管区域高等教育已成为各级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但对于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或者过于宏观，使得研究范畴无谓泛化；或者仅仅被当成高等教育另一个实体指涉物，区域被具体化、绝对化，成为冠以“区域”的高等教育研究甚至高等教育的“案例研究”、“个案研究”，相关研究衰弱为“实践教育学”的绝对领地，理论研究的衰微将严重制约区域教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综合性有待提高。总体来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比较多元，但研究主题过于分散、难成体系，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与规划研究为多见，围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条主线而展开，立足这种“适应”视角，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被忽视，与环境的交互联系无疑被割裂，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统筹发展的关注明显不足。
第三，区域分析单元过于简化。出于研究的方便、习惯及认识上的原因，绝大多数研究以省为单元展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这与我国当前的地理、经济划分等基本国情相符，又有现实高等教育法规依据，且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保持一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但是，省域高等教育是一个与传统中央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应的概念，如此方便操作却未能反映区域性高等教育的特征，窄化了区域教育的研究内容。
第四，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总体上，现有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多滞留于“就教育论教育”，这与区域科学的要旨相距甚远；以单一的思辨研究或个案研究方法为主，重定性描述轻量化分析，实证研究少且测量维度和指标体系较为粗糙；简单套用其它学科方法、概念的作法比较普遍，研究中未考虑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规律。
（二）研究展望
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呼唤高水平的区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针对以上问题，如下或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第一，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首先，应正确理解区域高等教育范畴的具体性与相对性，区域范围的划定依系统的能级大小、职能分工和活动领域等因素而定，在何种层面探讨区域，这是我们在研究区域高等教育时必须表明的基本立场。其次，应以具体问题为突破口，从区域高等教育实践中寻找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凝炼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特色。此外，由于区域教育研究机构建设滞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教育学会尚未建立“区域（高等）教育分会”类似的学会机构，因此应加强区域高等教育机构建设，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
第二，建立以教育活动为联接点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现在看来，教育-经济-社会构成了以发展为重心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轴。当然，这种研究框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不是区域经济学的试验场，无论构建何种区域高等教育范式，教育都应是其中的核心支点，后续研究应确立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把高等教育纳入到社会科技、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领域综合考虑，突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系统联系的紧密性和互动性。同时，教育系统内部，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也应受到重视。
第三，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新一轮城市群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再造及现有经济文化区域的进一步整合，这些无疑预示着以省为单元的传统高等教育区划格局被打破，高等教育区的合作将更为广泛深入，这都要求我们以更为多样的分析口径审视各个高等教育系统。比如适应国际社会竞争加剧的形势加强国家间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圈开展高等教育系统的个案研究等等。同时，应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来自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的挑战，综合性的历时研究、预测研究正当其道，这是科学决策未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路向的重要依据。
第四，拓宽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视角和方法。区域高等教育具有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政策等层面的多面性，是区域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区，区域发展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适于区域高等教育，不能被简单移植照搬。后续研究的视角应当进一步拓宽，从其它学科和领域研究中汲取养分，引用跨学科方法、量化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置于国家甚至国际系统中综合分析，这些方法的系统运用将令区域高等教育方法论渐成体系。同时，要采用多元视角，重点突出空间范围内高等教育与其它主题（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等事业发展问题）的联动性。
国际社会正迈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欧盟高等教育区建设正预示着同样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在高等教育的反映是多面的，既有高校或系统的同质化、一体化的部分趋势，更强调这种统一标准下系统间的竞争、分化、合作，这样反过来将强化区域高等教育个性和特色，彰显个体的发展优势。有理由认为，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同时将开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兴盛发达的新纪元，当然也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大有作为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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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9篇
1企业管理模式
目前，企业管理模式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我国经济学家钱颜文等认为：管理模式是特定组织内资源配置的某种标准形式，它可以为别人所参照或借用。美国科洛玛技术公司厦门代表处代表李颖在她的文章中指出，企业管理模式是面向企业，为实现经营目标而组织的经营活动，资源的基本方式和框架。[1]笔者认为，企业管理模式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对现有资源和内部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目前，我国企业实行的管理模式有以下几种[2]：
1.1基于友情的管理模式
我国一部分企业，在成立初期，出于各方集资和博采众长的目的，采用合伙的形式创立企业。它是出于对合伙人的彼此信任而建立的，优点是“人多力量大”，能够集思广益，管理思路较广，管理方法科学，管理制度往往较为规范。其缺点是管理层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管理的分歧产生裂痕，加上合伙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不能将纽带维持地足够长远，纽带稳定性欠缺，一旦沟通失误，就会为企业带来经营风险，导致企业经营失败。
1.2基于家庭的管理模式
我国一大部分企业是以家庭成员以血缘关系组合创立的，它的优点是管理者之间的纽带不会轻易断裂，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且管理决策者一般是经验丰富、具有较高威信和实力的家长，决策意见能够保持一致，资金向心力很强，解决问题的速度快。但是缺点也非常突出，管理方式往往集权化，专制色彩较浓厚，最终决策都由家族里掌权者决定，造成决策的片面化。由于招聘人员一般以家族成员优先，因此，企业内部管理必然错综复杂，博弈现象严重，导致优秀的管理人才无法进入企业，办事效率低下，相互推诿扯皮，这势必会阻碍企业现代化变革的进程。
1.3基于制度的管理模式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制度流程的规范，我国一部分企业基于严格的管理制度创立，它的优点是制度的制定一般较能客观公正地对企业采购生产、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活动进行有效规范，可以帮助员工做到有制度可依，有流程可依，减少了主观因素对企业活动的影响。但是，这也正好体现了它的缺点，对于工作热情高涨和主动性较强的员工来说并非益事，可能造成办事死板，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人本思想的扩张。由于单调无聊的办公环境，造成人才的流失，企业环境不稳定，人心动摇，企业效益下降。
2企业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企业吸取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在经营战略和管理理念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部分企业通过提高产品质量、设备更新换代、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现代化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也有所运用，但这三种企业管理模式运用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2.1无法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
我国企业管理模式落后，管理松散，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需要和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由于市场环境日益复杂，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未能得到统筹规划，导致政府服务职能发挥不足，行业协会对于企业的帮助较小，企业之间的沟通互动较少，资源共享性差，造成“经济发展速度很快而发展质量堪忧”的现状。
2.2企业自身发展陷入僵局
企业管理手段信息化水平不高，缺乏对新兴通讯工具的合理运用，对于管理工具创新方面的资金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低；传统的企业文化不能适应不断进步的管理环境，产品更换速度慢，企业文化认知度低，团队凝聚力弱；家族企业集权现象严重，使得优秀的管理人才不能进入企业，企业内部关系复杂，员工责任感差，公司治理机制不够健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不能很好地满足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管理模式是决定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二者关系密切，相辅相成。部分企业按照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运作，渐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被国际竞争远远甩在后头，最终淘汰出局。因此，提倡企业实现管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研究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和现代化实现手段，是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经之路。
3企业管理现代化
企业管理现代化是企业在广泛围绕计算机的一系列先进的管理手段和管理工具，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边缘科学，建立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时刻保持走在企业管理前沿的动机和思想。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实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管理意识的现代化
主要包括企业管理者的战略决策能力、创新管理意识、市场效益观念等，如引入精细化生产等，提高生产效率。要求用先进的管理思想来引导员工，勇于调查市场，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企业在成本节约、创新管理和科学决策的道路上大胆前行。
3.2管理机构设置的现代化
主要包括合理设置组织机构，如增加专门的绩效评价机构，合理利用平衡计分卡，聘请专业经理人对企业进行管理。要求企业管理人员权责分明，决策民主，制度流程健全，上下级关系明确，员工在企业目标和绩效目标的指导激励下努力完成自己的分内工作。
3.3管理控制的现代化
主要包括确立科学的控制标准，研究新型控制技术，如成本控制标准、产品质量控制标准等。要求企业在管控的过程中建立有效的监督控制和反馈系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管理活动进行实时评价调整。
3.4管理手段现代化
主要包括企业管理过程中涉及的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如引入ERP管理系统，其在适用范围和管理功能等方面比MRPII有了很大的进步，完整的组织架构更加适应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要求符合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引入国外最新的管理技术，通过电子商务让企业管理水平达到新的高峰。
4用整体最优思想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
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生存之路，就必须紧紧跟随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企业加速融入市场经济转型的浪潮当中，遵循整体最优思想，从各方面努力，积极向管理现代化靠拢，实现整体最优。根据企业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和管理现代化的必要性，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可以有效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
4.1企业转变观念，适应管理模式发展方向
未来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是：围绕消费者需求这个基本点，以网络技术为手段，以推进企业从生产到销售一整套流程和谐有效运转为核心，以知识型人才为保障，通过完善企业制度规范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3]中国企业要对这种未来企业管理模式认真分析，研究出它适用的背景和特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日本丰田公司在学习福特公司流水线时，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加以优化设计，有效减少库存，创立了著名的准时制生产方式（JIT），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企业在吸引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理论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实现“先研究、再引进、再创新”的引进思路，科学务实，去伪存真，避免走“照搬照抄”的老路。
4.2企业提高管理手段，进行信息化战略规划
我国从90年代起引进ERP系统，虽然短期内收到较好管理效果，但是大多数企业在ERP使用过程中，由于没有对ERP流程制度做进一步规范，也未做实施后的绩效评估，盲目使用的后果就是花费了大量的成本购买软件，却没有将它的作用发挥出来。这就要求企业在吸引新兴管理工具时，认真学习如何操作软件，更要研究软件开发的原理和使用背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企业内部人员根据企业实际发展情况开发自有软件，以提高数据信息的有效性、准确性和适用性；将软件使用情况列为绩效评估的一部分，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对其进行打分评价。另外，新兴的通讯软件为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企业应借助微商平台及时获知消费者需求，降低库存成本，宣传企业产品信息，扩大消费群体。
4.3重视企业文化，促进企业文化的现代化
企业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是企业里新的产品理念和新的管理方法的体现，它关系到企业内部每一个成员的成长和思想历程，也关系到企业外部群体对于企业的品牌评价和商誉估量。徐晓飒在她的论文中，通过对美日德台企业管理文化的性质和特点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其管理模式所适用的管理文化，提出我国在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到适用我国企业发展特点的企业管理文化，加快现代化进程。[4]因此，在学习各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手段的同时，一定要关注其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研究，正确看待优秀企业管理模式形成的文化基础和所适应的经济发展条件，建立适合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的企业文化，重视企业管理的地域性和独特性，将长期目标加以分解，长短期目标相结合，对企业文化进行后续追踪，以便对自己品牌形象和员工信念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4.4企业引进先进管理人才，完善考评激励机制
中国家族式企业由于集权思想的影响，一直保持家庭成员管理决策的管理理念，导致管理的闭塞和落后。因此，家族式企业要避免“任人唯亲”，在重要的决策和运营部门保证非血缘关系人员的数量和比例，确保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减少家长集权管理的可能性；树立“人才强企”观念，制定良好的企业人才吸引政策，定期组织员工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将情感激励和物质激励相结合，将各项定性考核指标定量化，完善与企业发展特点相适应的员工考核评价体制和激励机制；挑选专业的经理人为家族管理企业，如韩国三星集团，就是典型的大型家族企业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取得成功的案例之一，在李氏家族内部对未来企业发展战略产生分歧时，职业经理人的适时引入避免了纷争的加剧，其解决企业内部矛盾的特长和较强的应急处理能力也将三星集团从管理危机中挽救出来。
4.5适应市场专业化分工进程，借助现代“幕僚”制度
古代有“幕僚”可以帮助帝王出谋划策，决定国家管理的大事，而现在随着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涌现出大批的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为企业管理者带来了更加专业的指导，为企业管理实现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可以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新的管理理念，专业的管理手段，先进的管理模式等，如帮助明确的战略性人才管理思路，为员工设计职业规划和晋升体制，找到企业自身发展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学习使用4E模型，如何融资等等。根据整体最优思想，在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进程中，要加强政府、企业、市场的相关合作项目还需要注重团队合作，积极促进企业间“强强联合”、“南北联合”等，在合作中寻找发展契机，使产品充分适应市场需求；建立稳妥的风险防范措施，运用绩效评价体系和财务预警系统来对未发生的事情做出提前评估考核，降低经营风险。
5结论
提高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永恒主题，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积极推进企业管理的现代化进程，通过整体最优，使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安全风险；结构性治理；区域主义；区域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1-0037-07
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国内一些重大安全风险越来越突出，体现出风险跨界性、影响集群性、原因复杂性、后果严重性、治理多元性或事件突发性等特点，单独依靠某种社会力量、某个区域或行业进行治理，实难为治。随着近年中央提出将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涉及的重大风险治理同样具有战略性意义。作为国家首都所在区域，京津冀的安全风险问题不仅关系到居民安全，更关涉政治意义的首都安全和国家安全。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更是“公权磁场”，这类跨域安全风险的发生和治理具有极强的结构性，单个省市区已无力解决。
一、安全风险的区域治理研究回顾及其评价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京津冀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度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累积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大气污染、资源紧缺、冲突不断等[1]。2013年～2014年，先后考察津、冀、京三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之后三地政府、学者对此进行热议研讨，并将合理建议逐步付诸政策实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安全风险治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多次提出“总体性国家安全”概念，区域安全风险治理也同样是其组成部分。因此，开展京津冀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十分必要。
（一）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治理理论的兴起，曾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各类社会自治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及对公共生活影响的重要性上升，理论界重新反思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并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修正。世界银行在1989年首提“治理危机”概念后，治理理论应运而生[2]（p.34）[3][4]。它拓展了政府管治视角，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进而出现了全球治理、公共治理、社会治理、法律治理、公司治理等概念。与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等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不同，也与特别强调市民社会自我治理理论不同，治理理论一开始就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治，多元方式并举。国家治理的目的或功能不外乎经济平稳发展、政治长治久安、社会和谐进步、人民安居乐业，也即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所希冀的“秩序”和“进步”两块基石。
（二）国外区域主义及区域治理实践与理论的成长
近些年来，国外关于区域治理的实践和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如19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9个区域政府办公室分区治理；布莱尔政府还突出地建立一个以区域政府办公室、区域发展局和区域议事厅为三大支柱的治理网络，形成新区域主义。区域治理即各地方政府、区域内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公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最大化区域公共利益，通过谈判、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区域治理理论在组织和方式上明显强调三点：一是多元主体间的网络或网络化治理；二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参与性；三是注重多元弹性“协调”方式解决区域问题，特别强调各地方主体为了区域公共利益和安全，让渡一定权力，达到相互纾解矛盾冲突、促进协调发展的目的[5]（pp.2347）[6]。很显然，国外关于区域重大安全风险治理实践和研究必然包含在区域治理之中，是区域治理的重要专项议题。
（三）中国学者关于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中国学者对于治理理论的研究起步稍晚，最初重在政治学界引介和创新。如在传统的“善政”理念基础上，积极倡导“善治”理念[3]，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7]。
区域治理最初是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高度关注，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不无关系，以至于先后在区域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等著作中得以体现，并被限定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运行调控模式”，这显然片面[816]。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突破政治学、经济学的阈限，不断引介西方区域治理理论，并对地区内（某省域或某城市）、行业内（如食品、环境、煤矿、化工、治安、金融、拆迁、迁移）的安全风险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长三角跨界环境风险治理对策研究、上海作为全球化城市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其治理探索、辽中南城市群环境风险治理对策研究、大亚湾石化园区安全风险治理对策研究等[1722]。
（四）风险社会与公共安全管理研究及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从现代性反思角度构建风险社会理论，拓宽了学术视野。他们认为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后果弥散全球；其风险主要源于人的决策及其行为，是现代性的后果，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因而风险防范与治理需要全球合作、复合多元主体参与和建立“世界主义政党” [23][24]。
公共安全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尤其当前流行的应急管理研究，则从策略角度力图强调维护和保持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公共秩序，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恢复，其实质是指政府公共权力用于公共安全的维护、保持和应对恢复。国内外从这些理论对某地区、某城市的综合安全风险或某类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对策研究，尤其是应急管理研究。从美国学者提出的紧急事件管理的五阶段理论（预防―准备―应对―恢复―除灾），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PPRR（预防/减灾―准备―应对―恢复），再到目前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预案―组织―机制―平台―保障―法规）[2528]，应急管理实践逐步走向深入。
（五）相关研究文献的简要评价
第一，从上述研究文献看，虽然风险社会理论强调现代性反思，公共安全管理理论强调政府主导，但在如何防范和治理安全风险的问题上，几乎殊途同归于治理理论，即均认识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治和多元治理方式并举的重要性。
第二，在中国，目前区域治理仍然强调政府主导，而企业或公民主动参与较弱。此外，国内学者的研究或局限于理论方法引介和创新，或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类安全风险治理研究，而对于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综合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从社会结构角度研究安全风险成因和治理机制的成果更少。
第三，正是由于缺乏社会结构性反思和优化调整，因而在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多偏重于治理的工具理性，导致仅仅完成指标任务、遮盖矛盾问题、负面能量蓄积等问题，反而引发新的风险；而不是从社会道义责任伦理（对生命安全的真正负责）角度即以人为本、从人的安全本质上去化解风险和保障安全。
二、区域重大安全风险表现及“热点”：以京津冀为例
所谓“重大安全风险”，根据2007年《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一般是指一次事故或事件造成10人及以上死亡，或50人及以上重伤，或5000万元及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但是，有些社会安全事件无法进行直接量化，只能视其严重的后果而定为重大安全风险问题。结合安全风险的普遍性和京津冀的特殊性，根据2006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所厘定的四大公共安全风险，可初步列出京津冀地区已现或潜在的重大安全风险（参见表1）。
从表1看，我们需要对整个京津冀区域安全风险进行评价。目前通过初步辨识认为，京津冀最需要治理的涉及跨域性、持续性的重大安全风险“热点”具体分为四类。
（一）京津冀人口流迁安全风险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将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最具活力的区域经济体，三地人口流动的速度、规模、结构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比如，适龄劳动力人口再度激发进入北京、天津“淘金”的流动不会减弱；同时，流动人口的偏激行为、不轨行为或犯罪行为也将进一步凸显；随着利益矛盾激化和权利诉求增强，进京上访群体急剧增多同样考验首都安全；流动人口对三地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管理提出挑战，特大城市垃圾围城、汽车堵城、雾霾罩城等大城市病以及人口过度集聚的风险均将进一步凸显。
（二）京津冀重大环境安全风险
目前京津冀地区环境安全风险比较严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空气污染（雾霾）、土壤污染（化工腐蚀）、饮水水质差（环首都周边地区水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植被破坏等。这些环境风险已经严重影响人的生命安全健康，如雾霾导致近年京津冀地区急性呼吸道疾病就诊人数骤升。因此，开展区域协同治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京津冀重大公共安全风险
这里所指的“公共安全”，具体包括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所涉及的企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群聚踩踏和惊遁、食品药品、消防和危险化工、核电站、职业健康、应急救援等高危行业或问题突出的公共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自然灾变风险等，均有一定的突发性、跨域性、规模性。
（四）京津冀重大社会冲突风险
从冲突主体划分，社会冲突包括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阶层关系）的干群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和民族冲突，以及反映敌我矛盾的冲突；从冲突是否表露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潜在冲突和现实冲突（又包括主体在场冲突与网络虚拟冲突）；从冲突内容划分，社会冲突包括经济利益冲突、政治冲突、文化观念冲突、冲突；从具体直接原因划分，社会冲突包括强拆强迁诱致冲突、环境污染诱致冲突、业主利益受损诱致冲突等；从冲突性质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恶性的流窜刑事犯罪、治安案件和中性的（现场的、网络虚拟的）等；从冲突方式或激烈程度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战争、械斗、游行示威、静坐、围攻、争吵、谩骂、诅咒等。
这里主要是指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容易发生、具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跨域影响的社会冲突。如2011年以来，北京东50公里直线距离的河北香河县屡屡发生土地或房屋拆迁案，引发较大规模的群体冲突；京津石等城市内屡屡发生的社区业主维权案等常发性社会治安风险；2013年10月某恐怖组织冲击天安门城楼的事件；2015年3月王府井外籍人员抢劫案；10年前偶有发生的聚集滋事案件；进京上访群体聚集的社会风险或政治风险；京津冀地区尤其环首都周边的大厂、香河等地因改革期间利益分化而潜隐存在的民族宗教问题等。有些冲突具有一定的跨域性，且有些直接指向首都安全，如潜在的暴力恐怖风险等。
三、区域重大安全风险的社会成因及结构性治理新思路
当前京津冀地区重大安全风险的显现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尤其社会结构性原因，因而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区域治理需要走“结构性治理”、“结构性安全治理”之路[29][30]。
（一）区域安全风险的社会成因
社会系统论认为，社会大系统包含三大社会主体力量（政府、企业、社会）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大子系统的结构关系，强调社会稳定和整合，认为冲突是破坏性的[31]（序言） 。马克思等多从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出发，强调冲突是社会的另一面相，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科塞认为社会冲突就是一种安全阀，有利于社会高度整合[32]。吉登斯、贝克均强调现代性及其人为决策和行为是社会风险的重要缘由[23][24]。
社会结构是指占有不同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格局，包含人口、家庭、组织、区域、城乡、分配、消费、阶层、文化等子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社会阶层结构则是社会结构的核心[33]（pp.911，13）。从社会结构角度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第一，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社会系统原因。从社会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与经济之间的不协调已经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甚至有研究指出，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十五年[33]。这是当前全国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面临的难题，是跨域性风险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
第二，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重要决策原因。按照风险社会理论大师贝克等的观点，现代社会风险源于人的决策和行为，其中很多源于政府本身的决策，即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中，未能将安全风险纳入决策范畴；而且对安全风险治理存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使得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在制定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
第三，资源机会的区域和阶层配置不合理，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根本性社会结构原因。从区域结构看，目前京津冀地区明显存在优势资源过于集中在中心地带（首都），从而导致地带资源稀缺、环境破坏、底层贫困、事故多发、问题突出等现象。资源、机会的区域“圈层化”，必然导致阶层结构发育不正常，广大中下层居民逐步边缘化，因住房难、就业难、看病难、交通难等，导致都市白领阶层上向流动受阻，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冲突、安全事故等问题。一是“公权磁场效应”。相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公权力非常强大，因此在政策制定、资源机会配置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也使得外来人口包括外商、外资，都对此产生磁吸效应。二是“极化效应”。即优势资源、机会过于集聚在中心地区、集中于中心地区的社会上层，导致地区资源机会稀缺，人口流迁方向集中趋于中心地带。三是“圈层效应”。即资源、机会按照城市同心圆、区域同心圆进行梯度配置，人口流迁梯度化，但一致趋于中心，最后导致河北等地资源稀缺、环境破坏、积弱积贫等。例如，在人口巨流中，环首都周边的河北小镇成为北京白领的“睡城”，但生活资源相当紧缺，引发了诸多安全风险。
（二）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理念重构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重大安全风险治理多采取管控型、高压型、封堵型的方式，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新的安全风险，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因此需要在治理理念上，从“封堵型”向“疏导型”、从“单一型”向“多元型”、从“压制型”向“民主型”、从“零散型”向“系统型”进行转变和重构。
第一，突破既有的“为维稳而维稳”、“为经济生产抓安全”的思维和做法，从社会结构分析入手，探索京津冀重大安全风险形成和发生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确立以人为本的安全风险治理理念，改变一度存在的工具理性、信念伦理而不是社会责任伦理的安全风险治理观，确立安全伦理观照维度，从而为安全风险治理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调整、多元参与奠定基础。
第二，突破安全风险治理“单兵突进”的思路，将安全风险治理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性国家安全的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树立“安全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共进”、“安全风险的政社合作共治”理念，决不能重蹈牺牲安全利益片面发展经济的老路，决不能重走发达国家或地区“先污染后治理”、“重增长轻治理”的老路。
第三，力图构建系统化的重大安全风险区域治理体系（区域安全发展、安全风险区域治理模式）。即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单打一”的安全风险治理格局，打破各地区“一亩三分地”、地方保护主义格局，也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零散应对策略，从而构建“安全风险系统分析法”和科学合理的区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治理体系如图1（包括治理对象、风险评价、社会成因、治理方式、治理结构和综合性治理机制）。
（三）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结构、方式和机制
第一，治理结构层级化。首先，中央高层设立协同治理的指导性机构（及其组成），统一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把控重大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战略和方案。其次，京、津、冀三地分别敷设各自的治理委员会及其机制，受中央指导机构指挥协同。最后，针对具体的重大安全风险，设置和制定跨区整体协同治理的制度和机制。
第二，治理方式多元化。首先，安全风险治理需要一定的成本，因而需要跨区域加大经济投入和物质支撑力度。其次，发挥社会参与治理、社会监督治理的作用（如社会运动），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再次，推进安全风险法治化，使之与安全行政监管、政治控制同时并进。最后，注重安全风险治理的科技支撑手段建设，尤其是安全风险信息化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并不断提升公民风险防范意识和安全文化养成。
第三，治理机制综合化。一是多元合作共治机制。即改变政府单一治理方式，实现政府、社会或企业共同合作治理；同时借鉴英美等国治霾经验，区域的政府监管、依法治理、经济补偿、技术改造、社会运动齐头并进。二是央地统筹治理机制。即地方治理行动与中央统一规划指挥治理要统筹协调起来，中央也应该考虑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三是组织协调治理机制。即在中央层面设立的协同发展指挥委员会下面，分设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机构，统一规划、调度、实施治理行动，避免三地扯皮、推诿；京、津、冀三地也分别在各自内部设立协调治理的组织机构。四是经济协同补偿机制。所谓经济协同，就是京津冀三地在经济结构布局（尤其产业结构布局）各有特色和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必要时进行财税等利益补偿。例如，河北生态为京、津做出了贡献，京、津对之进行合理补偿，或者说安全损失可以通过市场化或行政化途径进行外部补偿，均需建立制度化的机制。五是依法治理监控机制。如对于滥砍滥伐、乱倒乱排、制售劣质食品药品等，均需严刑峻法；对于汽车尾气排放治理，也需有章可循。六是技术研发治理机制。所有安全风险治理的技术手段均在于事前预警防控、事中应急救援、事后修复整改。如应该鼓励研发和推广低碳节能技术、尾气清除装置等；治安需要合乎人性的技防手段（而不涉及隐私），且需制度化。七是社会“安全阀”机制。即小规模的良性冲突本身也是释放社会负能量、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需要建立社会冲突制度化的安全阀机制，包括媒体和舆情监控、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情绪宣泄等机制。八是结构优化调整机制。我们认为，这是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的核心机制，即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导向，优化资源机会配置格局，改变资源、机会过度集聚中心地带的现象，对不同功能区采取不同政策，实现人口有序合理流动、资源机会均衡配置，力图从根本上治理风险产生的根源。同时，注重阶层间收入分配合理化机制、特权阶层违法违规严惩机制、底层社会保障或利益补偿机制、中产阶层维权运动机制等的建设。所有安全风险治理均离不开中产阶层的社会运动，即以中产的环保运动、土地侵蚀抵制运动等带动安全文明发展，促进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治；但也要看到阶层结构本身的调整对于安全治理同样重要，如通过抑制、特权阶层疯狂敛财，能一定程度地遏制人为责任事故的发生；同样，充分解决底层社会的经济贫困，积极进行社会救助，也能遏制等群体冲突事件的过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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