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理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3 12:57:19
语法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ofsomegrammaticalproblemsthatarenotsoeasytobeexplainedbyothertheories.(3)Valence
grammaticaltheorycanhelptoimprovetheefficiencyoftheteachingofChinesegrammar.
Theaimofthispaperistoillustratethat,inordertoimprovetheefficiencyofteachingC
hineseasasecondlanguage,languageteachersmustlearnsomegrammaticaltheories.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宜大讲语法，更不能大讲语法理论，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这不等于说，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可以不关心语法，可以不学习语法理论。事实告诉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懂得
语法，学习掌握一定的语法理论，将大大有助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举例来说，语言构造的层次性和
层次分析法是语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老师绝对不能在课堂上给外国学生大谈语言构
造的层次性和层次分析法，但是老师自己如果具有一些这方面的理论知识，那么在教学中就能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较好地分析说明一些外国学生感到难以理解和掌握的语言现象。请看下面三个例句：
（1）衣服晾干了。
（2）坑儿挖浅了。
（3）头发剪短了。
这三个例句从格式上看，都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了”，但它们所表示的意思却并不相同。例（1
）的意思是，洗了的衣服需要晾干，通过晾晒，达到了晾干的目的。我们不妨把这种意思概括为（A）“预
期目的的实现”。例（2）的意思是，坑儿挖得过于浅了，不合预期的要求。我们不妨把这种意思概括为（
B）“预期目的的偏离”。例（3）则有岐义，既可表示（A）“预期目的的实现”——头发长了，需要剪
短，理发后达到了头发剪短的目的；也可以表示（B）“预期目的的偏离”——头发剪得过于短了。下面是
类似例（1）的句子：
（甲）杯子洗干净了。
衣服熨平了。
队伍排齐了。
关系理顺了。
菜刀磨快了。
以上各例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都表示预期目的的实现，即都表示（A）意。下面是类似例（2）的句
子：
（乙）衣服买贵了。
雨鞋买大了。
西墙垒矮了。
木板刨厚了。
照片放小了。
以上各例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都表示预期目的的偏离，即都表示（B）意。下面是类似例（3）的句
子：
（丙）坑儿挖深了。
照片放大了。
衣服染红了。
马路修宽了。
绳子接长了。
以上各例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都既能表示预期目的的实现，也能表示预期目的的偏离，即既能表示（
A）意，也能表示（B）意。上述语言现象，外国学生肯定会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
题：这些句子格式相同，都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了”，为什么在意义表达上会不一样？作为一个对外
汉语教学的老师，如果没有句法构造层次性的观念和层次分析的知识，将很难回答外国学生提出的上述问题
；相反，如果他有句法构造层次性的观念和层次分析的知识，就比较容易解释清楚上面所提出的问题。那就
是这些表面看来相同的句子之所以会表示不同的意义，原因就在于内部词语组合情况不同。只要对例（1）
—（3）分别稍作层次分析，它们的不同就可以显出来，请看：
表示A义表示B义
（1）衣服晾干了（2）坑儿挖浅了
——————————
——————
————
（3）头发剪短了头发剪短了
——————————
——————
————
很明显，当表示A义时，动词和形容词先组合成述补结构，然后那个“动词＋形容词”的述补结构再与
“了”组合；当表示B义时，则形容词和后面的“了”先进行组合，然后“形容词＋了”作前面动词的补语
。
总之，作为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员，如果能掌握一定的语法理论和语法分析方法，就能把一些学生感
到困惑的语法现象讲深讲透，解释清楚。
二
这里想介绍一种新的语法理论——配价语法理论。其实这种语法理论也并不新了，不过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似还未运用这种语法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这种语法理论还是新的。
配价语法，是五十年代由法国语言学家特思尼耶尔（LucienTesniere，亦翻译为特尼耶尔、泰尼耶尔、
特斯尼埃）提出来的。他于1953年出版的《结构句法概要》（Esquissedunesyntaxestructu-rale）
，就使用了“配价”这一概念；1959年问世的《结构句法基础》（Elementsdesyntaxestructurale）
则标志着配价语法论的形成。
“价”（法文valence，德文valenz，英文valence/valency，汉语亦称“配价”“向”）这一术语借自
化学。化学中提出“价”（亦称“原子价”，或称“化合价”）的概念为的是说明在分子结构中各元素原子
数目间的比例关系。取氢原子为一价，某种元素的一个原子能和多少个氢原子相化合，或者能置换多少个氢
原子，那么该元素就是多少价。如水分子式（H［，2］O）中一个氧原子总是跟两个氢原子化合，所以氧
的原子价是二价。当初特思尼耶尔在语法学中引进“价”这个概念，为的是说明一个动词能支配多少个名词
词组（称为“行动元”）。动词的价就决定于它所支配的行动元的数目。动词可比作带钩的原子，它能钩住
（即支配）几个行动元，那它就是几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不能支配任何行动元，那它就是零价动词（汉语
中的“地震、刮风”就是零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一个行动元，那它就是一价动词（汉语中的“病
、醉、休息、咳嗽、游泳”等就是一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两个行动元，那它就是二价动词（汉语
中的“爱、采、参观、讨论”等就是二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三个行动元，那它就是三价动词（汉
语中的“给、送、告诉、赔偿”等就是三价动词）。
当初特思尼耶尔只讨论动词的配价问题，现在已经进一步讨论形容词配价问题和名词的配价问题。先说
形容词。例如“美丽”（孔雀很美丽），它只能跟一个名词词组（孔雀）发生关联，所以“美丽”是一价形
容词；可是“热情”（她对顾客很热情），它可以关联到两个名词词组（“她”和“顾客”），所以“热情
”是二价形容词。现在说名词。例如“大海”，不要求一定与一个名词词组发生关联，所以它是零价名词。
亲属称谓名词（如“弟弟”），一定要与另一个指人的名词发生关联（某人的弟弟），所以“弟弟”是一价
名词。可是像“意见”则又是一种情况。“意见”要求有两个名词词组与它关联——一个是持意见者，一个
是意见针对者（如“他对今年考试提意见”“他对今年考试的意见”里的“他”和“今年考试”就是名词“
意见”所关连的两个名词词组）。所以“意见”是二价名词。
从世界范围看，德国在配价语法研究上是最有成就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德国（当时不论是东德
和西德）德语语法学界开始引进配价语法理论，德语语法学者普遍感到，原先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中的许多
疑难问题，在运用配价理论后。就都迎刃而解了。于是在德国的德语语法研究和德语教学中，配价语法理论
的影响日益扩大，出现了研究配价语法的高潮。特别是在对外德语教学，都摒弃了传统语法学体系，而普遍
采用配价语法理论；另外编写出版了好几部有影响的配价词典；一时间产生了一大批有成就的配价学者，如
博林克曼（HennigByinkmann）、艾尔本（JohanneErben）、赫尔比希（GerhardHelbig）、邦茨欧（Wilhe
lmBondzio）以及恩格（UlrichEngel）、舒马赫（HelmutSchumacher）等，以致在国际语言学中有“配价
语法理论产生在法国，发展在德国”的说法。
在我国，最早引进配价概念的是熙先生。朱先生在1978年发表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
①］一文中第一次运用配价概念解释了“的”字结构的岐义现象（当时朱先生用的术语是“向”）。但是，
类似配价的观念，四十年代就有了。1946年，吕叔湘先生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
②］一文中，有那么一段话：
细想起来，“施”和“受”本是对待之词，严格说，无“受”也就无“施”，只有“系”。一个具体的
行为必须系属于事物，或是只系属于一个事物，或是同时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的
时候，通常有施和受的分别；只系属于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只觉得这么一个动作和这么一件事物有关系，
施和受的分别根本就不大清楚。……
吕先生在这段话后加了一个注：
照这里看法，动词的“及物、不及物”，“自动、他动”，“内动、外动”等名称皆不甚妥当，因为都
含有“只有受事的一头有有无之分，凡动词皆有施事”这样的观念。照这里看法，动词可分“双系”与“单
系”，双系的是积极性动词（activeverb），单系的是中性动词（neuterverb）。
文中所说的“系”，就大致相当于特思尼耶尔所说的“关联”（connexion）；注中所说的“双系”与“
单系”就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二价”和“一价”（或“单价”）。可惜吕先生这个观念和思想，吕
先生本人和他人在后来都没有引发，没有进一步论述和运用，鲜为人知。所以七十年代后，中国有关配价问
题的研究与讨论主要是从国外借鉴来的。
配价语法理论引入我国后，就立刻引起了我国语法学界的广泛兴趣和重视。继熙先生之后，张斌、
吴为章、范晓、廖秋忠、刘丹青、袁毓林、张国宪、谭景春、王玲玲、沈阳和陆俭明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
或深入探讨配价理论，或运用配价理论来观察、分析一些汉语语法现象，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三
我们从国外引进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是为了促进汉语的研究与教学。从这十多年来的研究情况看，
配价语法理论在解释某些汉语语法现象方面确实能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角度。我认为，配价语法理论对于对外
汉语教学无疑是有帮助的。下面不妨举些实例来作说明。
汉语语法学界对于“的”字结构已经讨论得很多，对于由动词性词语加“的”所形成的“的”字结构（
下面记为“VP＋的”），以往的语法论著也曾作过如下较为详细的描写：
一、“VP＋的”指称V的施事。条件是施事成分不在VP中出现。例如：
做完了的可以走。
去上海的已经走了。
会修理录音机的就他一个人。
我们这里抽雪茄烟的不多。
送你书的是那位叔叔。
二、“VP＋的”指称V的受事。条件是受事不在VP中出现。例如：
吃的已经准备好了。
他把没有做好的也拿来了。
我买的是永久牌自行车。
借图书馆的都已经还了。
三、“VP＋的”指称V的与事。条件是与事不在VP中出现，或者与事以第三人称代词的形式在VP
中出现。例如：
我送过书的请留下来。
我给他书的叫张三。
你送他们书的都是些什么人？
四、“VP＋的”指称V的工具。这有四种情况：
1．如果VP是“（NP）＋V”，以V能带工具宾语为条件。例如：
抽的是烟斗。（抽烟斗）
我洗的是凉水。（我洗凉水）
他切的是那把刀。（他切那把刀）
2．如果VP是“（NP1）＋V＋NP2”，以表示工具的NPi能作“（NP1）＋V＋NP2”
的主语为条件。例如：
（我）切熟肉的是那把刀。
（那把刀（我）切熟肉）
这支笔是（我）画画的。
（这支笔（我）画画）
我自己做了个舀水的。
（这个瓢（我）舀水）
3．VP是“用（它）来＋V＋（NP）”（V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后面一定要带上NP）。例如：
用（它）来舀水的是那个瓢。
（＊用（它）来舀的是那个瓢）
那花生油是用（它）来炸油条的。
（＊那花生油是用（它）来炸的）
那铁锤是用（它）来锻炼身体的。
（那铁锤是用（它）来锻炼的）
4．VP是“V＋（NP）＋用＋的”（V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后面一定要带上NP）。例如：
熬药用的搁在柜子里。
（＊熬用的搁在柜子里）
裁衣服用的是那把剪刀。
（＊裁用的是那把剪刀）
那种尺是测量地形用的。
（那种尺是测量用的）
五、如果VP是一个单个的动词，那么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会有岐义。例如“吃的”这个“的”字
结构就有岐义——既可以指施事，如“吃的举手”；也可以指受事，如“我买了些吃的”。
以上就是在引进配价理论之前一般对由动词性词语加“的”构成的“的”字结构的认识。以上认识应该
说是符合语言事实的，然而尚不能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A．有的“VP＋的”，如“吃羊肉的”“妈妈做的”等，能作主、宾语，能单独指称事物，例如：
吃羊肉的举手。［作主语，指称施事］
我吃妈妈做的。［作宾语，指称受事］
而有的“VP＋的”，如“地震的”、“张三参观展览会的”，不能作主、宾语，而且不能单独指称事
物，例如我们不能说：
＊唐山是地震的。［作宾语］
＊张三参观展览会的是昨天。［作主语］
这种“的”字结构只能作定语，例如：
这里是地震的中心。［作定语］
张三参观展览会的时间还没有定。［作定语］这是为什么？
B．以往的论著已注意到有的“VP＋的”有岐义，如“吃的”，可以指称“吃”的施事（如“吃的举
手”），也可以指称“吃”的受事（如“买些吃的”）。但是，不是所有的“VP＋的”都有岐义，如“我
给张三的”就没有岐义，它只能指称“给”的受事（所给的事物，如“我给张三的是书”）。那么什么情况
下会有岐义，什么情况下不会有岐义呢？
C．当“VP＋的”作名词的定语时，由此而形成的偏正结构，有的其中心语可以省去，有的则不行，
例如：
a．他驾驶的车是奔茨车。
（他驾驶的是奔茨车）
b．他驾驶的技术很好。
（＊他驾驶的很好）
a．在河里游泳的孩子是我的儿子。
（在河里游泳的是我的孩子）
b．在河里游泳的时间不能太长。
（＊在河里游泳的不能太长）
这又是为什么？
运用配价理论，就能比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而且会解释得比较清楚而又深刻。要知道，“VP＋的”
能不能作主、宾语，“VP＋的”会不会产生岐义，这决定于以下两点：
（一）V的配价数，即V属于几价动词。从配价的角度看，现代汉语里的动词，可分为四类：
1．不强制要求与某个行动元关联的，这大多是反映自然现象的动词，这类动词我们就称它为零价动词
，记为V［0］。例如：
地震、刮风、下雨、下雪……
2．强制要求与一个行动元关联的，我们把这类动词称为一价动词，记为V［1］。例如：
病、醉、休息、咳嗽、游泳……
3．强制要求与两个行动元关联的，我们把这类动词称为二价动词，记为V［2］。例如：
爱、采、参观、讨论、改良……
4．强制要求与三个行动元关联的，我们把这类动词称为三价动词，记为V［3］。例如：
给、送、告诉、退还、赔偿……
（二）V的行动元在VP中出现的个数，即V的行动元在VP中出现几个。
根据以上（一）、（二）两点，就能说清楚什么样的“VP＋的”能作主、宾语，什么样的“VP＋的
”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什么样的“VP＋的”会有岐义。具体如下：
1．由零价动词构成的“V［0］＋的”，不能单独用来指称事物，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强制性行动元。
在语法上，这种“的”字结构（如“地震的”）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如“地震的时候”）。
2．由一价动词构成的“V［1］＋的”，能作主、宾语，能单独用来指称事物，它所指称的就是V［
1］所关联的那个行动元。由于V［1］只能关联一个行动元，所以这种“的”字结构不会有岐义。例如：
正在游泳的是我的孩子。
“正在游泳的”这个“的”字结构在这里是作主语，指称“游泳”的施事。这个“的”字结构没有岐义
。
如果V［1］关联的行动元在VP中出现，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也就不能再单独指称事物，而且这
种“的”字结构在语法上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例如：
我们游泳的时间是下午4—5点。
“我们游泳的”在这里是作定语，它不能单独指称事物。
3．由二价动词V［2］所构成的“的”字结构，如果V［2］所关联的两个行动元都不在VP中出现
，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可以作主、宾语，可以指称事物，但有岐义。举例来说，“参观”是二价动词，
它关联两个行动元，一个是“参观”的施事，一个是“参观”的受事。在“参观的”这个“的”字结构里，
“参观”所关联的两个行动元一个也没有出现。因此，“参观的”可以作作主、宾语，可以指称事物，会产
生岐义。例如：
参观的到左边排队。
［“参观的”作主语，指称施事］
参观的是工业展览会。
［“参观的”作主语，指称受事］
如果VP中V［2］所关联的行动元只出现一个，那么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仍可以作主、宾语，仍
可以单独指称事物（指称另一个行动元），但不会有岐义。例如：
参观展览会的是北大学生。［作主语］上例“参观”关联的一个行动元（“参观”的受事“展览会”）
已在VP中出现，所以“参观展览会的”这一“的”字结构就只能指称另一个行动元（“参观”的施事），
没有岐义。再如：
张三参观的是工业展览会。［作主语］
上例“参观”关联的一个行动元（“参观”的施事“张三”）已在VP中出现，所以“张三参观的”这
一“的”字结构就只能指称另一个行动元（“参观”的受事），也没有岐义。
如果V［2］所关联的两个行动元都在VP中出现，那么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就不能单独指称事物
，在语法上就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试以“张三参观工业展览会的”为例，“参观”的施事（张三
）和受事（工业展览会）都在VP中出现了，所以这个“的”字结构不能单独指称事物，不能作主、宾语，
只能作定语（张三参观工业展览会的时候）。
4．由三价动词V［3］所构成的“的”字结构，如果V［3］所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不在VP中出现
，或者在VP中只出现其中一个行动元，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可以作主、宾语，可以单独指称事物，但
是有岐义。这与二价动词的情况相仿。试以“不给的”（“给”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没在VP中出现）为例
：
不给的举手。［作主语，指称施事］
张经理我是不给的。
［作宾语，指称与事——张经理］
不给的是英汉词典。
［作主语，指称受事——英汉词典］
再以“我给的”（“给”的施事在VP中出现，另两个行动元未在VP中出现）为例：
我给的是张经理。
［作主语，指称与事——张经理］
我给的是些衣服。
［作主语，指称受事——衣服］
再以“给学校的”（“给”的与事在VP中出现，另两个行动元未在VP中出现）为例：
给学校的只有周经理一个人。
［作主语，指称施事——周经理］
给学校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作主语，指称受事］
再以“给鸡蛋的”（“给”的受事在VP中出现，另两个行动元未在VP中出现）为例：
给鸡蛋的请马上来把鸡蛋领走。
［作主语，指称与事］
给鸡蛋的不是我。
［作主语，指称施事］
如果VP中出现V［3］关联的两个行动元，而由于V［3］能关联三个论元，所以由此构成的“的”
字结构仍可以作主、宾语，仍可以单独指称事物（指称另一个行动元），但不会有岐义。例如：
我给张三的是鸡蛋。
［作主语，指称受事］
给张三鸡蛋的一定是他。
［作主语，指称施事］
我给鸡蛋的就是那个人。
［作主语，指称与事——那个人］
如果V［3］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在VP中出现，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一般就不能单独指称事物，
就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例如“我给张三鸡蛋的”就不能单独指称事物，在语法上就只能作定语，
因为“给”关联的三个行动元（“给”的施事、与事和受事）
中心语是V的行动元
开车的人开车的
他吃的苹果他吃的
扩大招生名额的学校扩大招生名额的
群众拥护的干部群众拥护的
显然，用配价理论来观察说明由动词性词语都在VP中出现了。请看：
我给张三鸡蛋的时候，老李在场。
上面用了“一般”这个字眼儿，所以要说“一般”，因为有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当与事由第三人称代词
表示时，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虽然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在VP中出现了，但是还是可以作主、宾语，还
是可以指称事物，不过只限于指称与事。例如：
我给他鸡蛋的是那个人。
现在，说一说为什么当“VP＋的”作名词的定语时，由此形成的偏正结构，有的其中心语可以省去，
有的则不行。这个问题也是用配价理论来解释比较清楚。现在我们把由“VP＋的”作名词定语所构成的偏
正结构记为：
VP＋的＋NP
如果NP是V的一个行动元，即NP是V的一个配价成分，那么这个NP可以省去；如果NP不是V的
一个行动元，即NP不是V的一个配价成分，那么这个NP不可以省去。例如“不游泳的学生”，其中心语
“学生”是动词“游泳”的行动元（“游泳”的施事），所以那中心语“学生”可以省去。如“不游泳的学
生可以先回去”也可以说成“不游泳的可以先回去”。但是“不游泳的理由”，其中心语“理由”就不能省
去，如“不游泳的理由待会儿告诉你”就不能说成“＊不游泳的待会儿告诉你”，原因就在于作为中心语的
“理由”不是动词“游泳”的行动元。再看下面的实例：
中心语不是V的行动元
开车的技术≠开车的
他吃的时候≠他吃的
扩大招生名额的问题≠扩大招生名额的
群众拥护的原因≠群众拥护的
加“的”构成的“的”字结构，就更容易把问题说深说透，也更容易让人理解。总之，配价理论有助于
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有助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下面再举一个实例——关于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问题。
由介词“对（于）”组成的介词结构加“的”后可以作名词的定语，例如：
对（于）考试的意见
对（于）身体的害处
对（于）祖国的感情
关于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作定语的问题，以往的语法论著已有所论及，有的已观察得比
较细。譬如，指出不能修饰单音节名词，例如：
＊对（于）黑社会的仇（比较：对（于）黑社会的仇恨）
＊对（于）家乡的情（比较：对（于）家乡的感情）
所修饰的名词也不能是具体名词，请看：
＊对（于）《红楼梦》的论文
＊对（于）农村情况的影片
虽然作了上述的描写，而且这种描写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根据这些描写，仍然
会说出不合汉语习惯的话来。例如：
＊他谈了一些对（于）家庭的话题（所修饰的是非单音节名词，是抽象名词）
＊他介绍了对（于）外交工作的原则（所修饰的是非单音节名词，是抽象名词）
这是为什么呢？从配价理论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就变得清楚了。
前面说过，名词也有配价问题。名词的配价表现为该名词要求与另外的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不
要求与另外的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这样的名词，我们称为零价名词，如“大海、天空、空气”等；
如果只要求与一个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这样的名词，我们称为一价名词，如“哥哥、弟弟、叔叔、
爸爸、爷爷、姑父”等亲属称谓名词，“质量、脾气、价格”等属性名词，“脚、手、锅盖、抽屉”等部件
名词，等等；如果要求与两个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这样的名词，我们称为二价名词，如“意见、兴
趣、态度、害处”等。还没有发现有三价名词。
最近李小荣运用配价语法理论很好地考察、研究了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情况。她不仅正确地
指出了能受介词结构“对（于）……”（加“的”）修饰的名词只限于二价名词，而且对能受介词结构“对
于……”修饰的二价名词作了很好的概括和分类。她分了以下几类：［③］
1．情感、态度类，如“感情、兴趣、信心、灵感、感觉、反应、戒心、敌意、热情、好感、态度”等
。
2．见解、论点类，如“看法、见解、偏见、结论、印象、意见、感想、观点、说法”等。
3．作用、效果类，如“作用、效果、意义、责任、吸引力、解释力、洞察力、好处、害处、益处”等
。
4．方针、政策类，如“方针、政策”。
下面试以“情感、态度类”名词受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修饰的情况为例，说明这类
名词确实都属于二价名词。
“情感、态度类”名词，都是表示人或感情动物对人或事物的感情、态度的。它们的两个配项分别是“
情感、态度的持有者”和“情感、态度所针对者”。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修饰这类名词
时，介词“对（于）”的作用就在于引出“情感、态度所针对者”。例如：
（1）（他们）对（于）祖国的感情
（2）（人们）对（于）旅游的兴趣
（3）（人们）对（于）弱者的同情心
（4）（他）对（于）艺术的灵感
（5）（群众）对（于）这件事的反应
例（1）名词“感情”就有两个配项，一个是感情的持有者“他们”，另一个是感情所针对者“祖国”
。介词“对（于）”就引出感情所针对者“祖国”。余者类推。
有时，介词结构“对（于）……”带“的”出现在名词前所形成的结构会有岐义，例如：“对校长的意
见”，就可以有A、B两种理解：
A．对校长的意见
12
1—2“定—中”偏正结构
B．对校长的意见
12
1—2介词结构
很清楚，A和B内部层次构造不同，意思当然也不一样。这种岐义现象也是用配价语法理论来解释才比
较清楚而深刻。那就是当介词“对（于）”的宾语成分在语义上可以任意地理解为“的”字后面的那个二价
名词的任何一个配项时，那么整个结构就会有岐义。
显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当给学生讲授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作定语的问题时，如
果能注入配价的思想，肯定有助于外国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好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作
定语的用法。
下面再举一个实例——关于能受介词结构“对……”修饰的形容词。
形容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例如：
对顾客很热情｜对学生很严｜对这一带很熟｜对工作很负责
关于这一点，有关论著早就谈到了。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能够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
如果不是，那么哪些形容词能够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能受介词结构“对……”修饰的形容词有什
么特点？这种形容词的语义配项是怎么样的？这很值得探究。
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的，像“大、红、深、漂亮、干净、聪明”等等，
都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例如我们绝不说：
＊对这个苹果大｜＊对这件衣服很漂亮｜＊他对计算机很聪明
那么什么样的形容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呢？引入配价理论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上面说过，形容词也有配价问题。在语义上要求必须有一个配项与之配搭的形容词，我们称之为一价形
容词；在语义上要求必须有两个配项与之配搭的形容词，我们就称之为二价形容词。我们看到，能受介词结
构“对……”修饰的正是二价形容词。上面所说的“大、红、深、漂亮、干净、聪明”等，之所以不能受介
词结构“对……”的修饰，就因为这些形容词都是一价形容词；而前面举的“对顾客很热情｜对学生很严｜
对这一带很熟｜对工作很负责”这些实例里的形容词“热情、严、熟、负责”都是二价形容词。
如果设A［2］为二价形容词，设X和Y为二价形容词所配搭的两个配项，那么二价形容词的语义配置
式可表示如下：
A［2］
XY
或表示为：
A［2］（X，Y）
对二价形容词来说，X是主体，Y是对象，因此二价形容词的基本语义表述式为：［④］
A［2］［某人／某事／某物对某人／某事／某物］
能受介词结构“对……”修饰的二价形容词，根据其具体意义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A［2］1情感态度类，如：“气愤、恐惧、麻木、生气、友好、热情、友善、热心、冷淡、客气
……”。例如：
大家对腐败现象很气愤
他对什么事情都很麻木
他们对我们很友好
张三对人很热情
那狼狗对她特别友善
老板对他很客气
2．A［2］2经验认知类，如：“内行、在行、精、精通、熟、熟悉……”。例如：
他对炒股票很内行
张三对修摩托车最在行了
他对电视机很精（通）
李老头对这条山路很熟（悉）
3．A［2］3有用无益类，如：“有用、有害、有利、有益、无用、无益……”。例如：
这个人对我们有用
抽烟对身体有害
形势对我们有利
有的形容词能表示多种意思，它的价也会因意义不同而有所不同。举例来说，作为形容词“熟”，起码
有三个意义：［⑤］
（1）植物的果实等完全长成。如：“西瓜已经熟了。”
（2）（食物）加热到可以食用的程度。如：“饭熟了。”
（3）因常见常用而知道得很清楚。如：“这条路我很熟。”
义项（1）、（2）的“熟”在语义上都只跟一个配项发生联系，所以都属于一价形容词；而义项（3
）的“熟”在语义上就要求有两个配项与它联系，所以它是二价形容词。因为它是二价形容词，所以它可以
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例如：
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
他对这条山路很熟
而义项（1）、（2）的“熟”就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
很清楚，如果我们具备配价语法理论的知识，能运用配价语法理论的分析思路来说明形容词受介词结构
“对……”修饰的情况，也无疑有助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四
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文章开头所说的话，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宜大讲语法，更不能大讲语法理论，
但是，这不等于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可以不关心语法，可以不学习语法理论。事实告诉我们，对外
汉语教学的老师懂得语法，学习掌握一定的语法理论，将大大有助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我认为，配
价语法理论就很值得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学习、了解，这种语法理论会帮你进一步打开思路，帮助你解
释一些其他语法理论所难以解释或难以说清楚的语法现象。
附注：
①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1、2期；又见熙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
0年。
②见《汉语语法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6年，北京。
③参见李小荣《从配价角度考察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情况》，见《配价理论与汉语配价语法
研究》（即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④参见张国宪《论双价形容词》，见沈阳、郑定欧主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⑤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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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宪（1995）论双价形容词，间沈阳、郑定欧主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沈阳（1994）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李小荣从配价角度考察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情况，见《配价理论与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即
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沈阳、郑定欧（1995）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陆俭明，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汉语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语
语法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三个平面 研究内容 理论应用
一、引言
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鉴于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在析句方面的弊端，借鉴转换生成语法、符号学、语义学、语用学等理论，胡裕树、范晓等学者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个平面①的语法理论。关于三个平面语法理论的来源、形成与发展以及理论价值等可参见邵敬敏（1992）、胡裕树（1994）、高万云（1994）、高顺全（1997）、庄义友（2000）等学者的相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本文着重考察三个平面语法理论研究内容的转变以及三个平面理论在应用方面的变化，以探讨该理论的阐释能力及其作为方法论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内容的发展
1985年，胡裕树、范晓发表《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以下简称《试论》）一文，正式提出三个平面语法理论；1992年，胡裕树、范晓发表《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有关》）一文，“至此，可以说三个平面的理论已经基本完善”②。1996年，范晓著《三个平面的语法观》（以下简称《语法观》），被称为“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理论的第一部专著”；1998年，袁晖、戴耀晶编著的《三个平面：汉语语法研究的多维视野》出版。这两部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一步论证了三个平面语法理论，为如何运用该理论描写和解释汉语语法实践提供了范例，可以看作是该理论的总结性成果。2003年，范晓、张豫峰等著《语法理论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三个平面的实质即“多角度、多侧面研究语法”，可以说是三个平面理论的成熟之作。2004年，高顺全编著的《三个平面的语法研究》（以下简称《语法研究》）出版，该著作理论上更为系统，句法结构与语用结构相结合更符合逻辑。2005年，为纪念范晓从事语法研究50年，陈昌来主编的《现代汉语三维语法论》出版，该书为三个平面理论的专题研究论文集。本文比较分析以上主要著述关于三个平面研究内容的相关论述，以确定该理论在研究内容上的发展变化。
（一）句法平面的研究内容
《试论》指出，句法平面的分析就是对句子成分和成分间结构方式的分析以及词语间层次关系的分析。《纲要》认为，句法平面的研究内容应包括词的句法分类、短语的句法分类、句法成分的分析、语型和句型的归纳。《语法研究》提出，句法平面研究内容包括短语的句法研究和句子的句法研究，句法分析是对句子内层结构的分析。这一提法进一步区分了句法平面和语用平面的研究重点。
（二）语义平面的研究内容
《试论》指出，语义平面的研究内容包括名词与动词的语义关系、名词性词语的“有定”“无定”、在名词性词语为核心构成的偏正结构中充当定语的词语与后面的名词性词语间的语义关系。《有关》提出与句法相关的语义平面的研究内容包括动核结构、动词的“价”、名词“格”、语义指向、歧义、词的语义特征以及语义的选择限制。《语法观》明确提出了“句模”概念。《纲要》详尽论述了动核结构和名核结构，动词和名词的配价分类，动核、动元、状元以及名核、名元、定元的分类，以及语模和句模的归纳。虽然《纲要》的研究内容与之前的论述无太大差异，但却更为系统、具体。
（三）语用平面的研究内容
《试论》指出，语用平面研究内容有主题和评论、表达重点、焦点、行为类型、口气、增添、变化等。《有关》将《试论》中的“增添”改为“评议”，将“行为类型”改为“语气”，提高了理论的可操作性；并将“变化”改为“句型或句式的变化”，进一步明确了研究范围；但仍未确定“有定”“无定”“指代”“照应”“预设”“蕴涵”等是否属于语用平面。《纲要》增加了对汉语的时态范畴和句态讨论；明确将“有定”“无定”、篇章连贯和词语的照应、预设和蕴涵纳入语用平面的讨论范围。《语法研究》主张语用结构由句子的内层结构和外层结构共同构成，内层结构作为整体与外层结构发生联系，分析语用结构可以不考虑内层结构内部的情况，语用成分主要指句子的外层结构成分。
从理论提出到著作出版，三个平面理论的研究内容趋于系统化、具体化、扩大化，增强了理论的可操作性。较之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句法平面的研究内容无明显的增删；语义平面的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具体；语用平面研究内容的变化最为明显，不仅扩充了研究对象，较之前的提法也更具体、更有操作性。但相对短语、句子的研究，三个平面理论对篇章方面的探讨略显不足。
三、理论应用
三个平面语法理论从提出伊始便受到汉语语法学界的高度重视，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语法理论，更因为它打破了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提供了一种多角度、多侧面研究语法的思路。目前，作为方法论，三个平面理论的应用情况如何？本文在“CNKI”以“三个平面”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2004年以后平均每年相关论文近百篇，硕博论文共计600余篇。研究对象多集中于词和短语，涉及副词、连词、动词、量词、数词、形容词等，副词的最多；句子方面既有特定句式的研究，也有句类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汉语特殊句型的研究。但析句仍以单句为主，对复句的研究只有转折复句、多重复句、并列复句、补充复句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对语篇的研究多限于某个词语的语篇分析；对句型的语篇分析也只限于主谓谓语句等。
统计发现，目前，三个平面理论不仅应用于汉语语法领域的研究，还用于描写和解释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或外国语言的对比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以及翻译研究等领域的语言现象。其中多运用于汉外对比，与语法研究相同，汉外对比论文的研究对象也以词语居多。其次，三个平面理论也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偏误分析。还有少数几篇论文将三个平面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为三个平面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四、结语
三个平面理论既是本体论又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其研究内容趋于多印⑾低场⒚魅罚使理论更具操作性。作为方法论，它将静态的句法研究和动态的语义、语用分析结合起来，为语法研究、汉外对比、翻译研究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注释：
①《语法理论纲要》指出用三个平面理论构建的语法学说可以称之为三维语法；但由于“三个平面”的提法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习惯，所以本文仍采用“三个平面”的提法。
②高顺全.三个平面的语法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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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顺全.三个平面的语法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4]胡裕树，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
语法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维吾尔语代词 语类 功能类
中图分类号：H215 文献标识码：A
1选题意义
本文将现代维吾尔语的代词作为研究对象，在生成语法理论的指导下，从各个方面与英语的代词体系进行对比，全面系统地描写、分析和解释现代维吾尔语代词的特点， 最终要解释维吾尔语代词类的语类属性。因为在过去的研究中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这种研究对维吾尔语语法理论的完善大有帮助。
英语代词的研究无论是从语法功能方面的研究还是与其他语言代词的对比研究；无论是以传统理论为依据的代词研究还是在生成语法框架下的代词研究，都是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特别是在有关英语生成语法的著作里英语代词类已被归入功能语类。但是对维吾尔语代词研究来说，有关维吾尔语代词的语类属性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澄清。
1.1语类划分方面的意义
词属于不同的类别。传统语法中称为词类，生成语法中多称为语类。在两种语法框架内用不同的术语称呼词的类别，这不是简单的替换，而是有原因的。这是由于两种语法在划分词的类别的标准不同，所以划分出来的类的称法也就不同。传统语法在划分词的类别时以词法特征为主。因此，按这个标准划分出来的类称为词类（word class）。生成句法在划分词的类别时以句法特征为标准，因此按这个标准划分出来的类称为句法类或语法类（grammatical category），简称语类（category）。语类就是具有某种共同的语法特征的一群词的总和，语类还可分为词汇语类和功能语类两个大类。虽然语类在某种意义上是指传统的词类，不过相对而言，语类涉及的范围更广，包括的内容更丰富。
1.1.1 词汇语类的划分
在传统语法里，划分维吾尔语词的类别的主要依据是词的意义，词的变化形式和词的组合特点。也就是划分词的类别时主要参考语义，以形态特征为辅，根据能否单独承担句子成分分为实词类和虚词类。维吾尔语词类有12类，其中8类是实词类，4类是虚词类。英语也是同样，在传统语法里，词类分为十类，其中六类是实词类，四类是虚词类。在这里只说代词，代词代替名词、形容词、数词或其它词类，不直接表示事物的名称、性质、数量，而是某一方面概括的表示这些特征。它没有统一的语法特征，指代哪类词就分别具有哪类词的语法特征。这就是传统语法划分代词语类属性的依据。
生成语法在划分词的类别时并不像传统语法那样参考语义，而是以句法标准来确定。按照句法标准划分出来的语类根据它们是否具有词汇意义，是否属于开放性语类，按照这种句法标准词可分为两大类：实意语类（content category； contentive）和功能语类（function category）。实词语类在句中主要表示词汇意义，基本属于开放性语类。不同的类具有不同的形态和句法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一个词的形态特征和句法特征去判断这个词属于哪一类。一个词的形态特征可提供对它所属类的最基本的向导。
1.1.2 功能语类的划分
功能语类指用来表达语法意义的成分。这一类功能词是与词汇类相对应的，它们没有实词意义而是具有语法意义。（力提甫・拖乎提，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6页）例如，在生成语法框架内英语的动词不定式to，助动词do，（例如，Do you want to smoke？）代词等都属于功能类。维吾尔语的功能语类比较丰富，例如，维吾尔语的后置词，体助动词，连词，语气助词，感叹词等都属于功能类。这其中有的是专门用来表达语法意义的功能类，有的是借用的功能类，即在特定的场合表示某种语法意义，而别的场合它还保留着自己的词汇意义。不管是哪种情况，它们从语法意义的角度都受到同样的对待。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生成语法框架内，英语代词已被划分为功能类里。那么英语划分语类的原则对维吾尔语是不是适用呢？维吾尔语代词是不是也应该划分到功能语类中，还是保留原来的看法，仍是把代词看做实词类？维吾尔语划分语类的原则又是什么呢？本文将带着这样的问题，在生成语法框架内，在与英语代词句法特征进行系统对比的情况下，讨论维吾尔语代词的语类属性问题。
1.2 在语言教学中的意义
本选题从理论上对维、英两种语言代词体系进行深入、详尽的对比分析，为学习英语的维吾尔族学生和学习维吾尔语的外国学生，同时也为那些有很好的英语基础的汉族学生学习维吾尔语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在语言学习中必须运用对比研究的成果，因为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摆脱不了母语的干扰。维吾尔族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也会受到母语的干扰，也可能会受到汉语的干扰，因此更需要通过母语和目的语的对比解释排除这种干扰。因此，本题目的研究成果一定对维吾尔族学生学习英语非常有益。
2 研究相关动态
对本研究产生直接影响的专著有两部。其中用维吾尔语写的较典型的著作是哈米提・铁木尔的《现代维吾尔语语法》，在维吾尔语语法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者在此书中，除了对维吾尔语代词进行定义，并且把维吾尔语代词分为七类，这七类代词的名称也与其他语法著作有所区别。本研究也是依据此书中的代词分类，也就是七类代词进行一一阐述。
另一部是笔者的导师力提甫・托乎提教授的《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该书抛弃了过去在结构主义理论以及印欧语言语法框架影响下所形成的那种以实词类为核心，把功能类看成名词，动词等实词类伴随成分的描写框架，始终以维吾尔语本身的语言事实为出发点，以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生成语法理论为导向，特别是以生成语法理论以功能类为核心的描写方法为锐利武器（力提甫・托乎提《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该书取得了突破性描写和解释的效果。
除了以上两部产生直接影响的著作之外，还有一篇论文是帕提古丽・麦麦提，阿依夏木古丽・玉苏甫（合著）发表的《维吾尔语的词类与语类――兼论维吾尔语代词的语类归属》（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5期，2008年9月）。该论文是唯一一篇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维吾尔语语类与功能类的论文，更重要的是讨论了维吾尔语代词的语类归属问题。该论文根据传统语法和生成语法划分词类标准的不同，区分了词类和语类，回顾了维吾尔语传统语法的词类和生成语法的语类，并按照生成语法学家划分语类的标准把维吾尔语代词归于功能语类。
对本研究产生直接影响的英文著作是Andrew Radford 的。该著作对本研究的意义是该书提出了语类及特点的观点。对语类划分的原则，尤其是在如何划分语类与功能类，英语的代词为什么属于功能类，从句法功能及语法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描写与解释。汉语著作有易坤秀、高士杰的《维吾尔语语法》，浦泉、武致中的《实用维吾尔语语法》，程适良的《现代维吾尔语语法》是我国第一部用汉文出版的描写维吾尔语语法结构的著作，也是维吾尔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新理论，研究与解决维吾尔语的语法问题，反应了语言学发展的新成果，并且对维吾尔语语言学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具有独到之处。作者在书中探讨了维吾尔语代词的分类，语法特征等问题。
3 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力图在生成语法最简方案框架内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现代维吾尔语的代词，充分对比与分析、描写和揭示代词的句法及形态特征，澄清现代维吾尔语语法里模糊不清的问题。具体来说，本文运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3.1 对比分析法
比较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常用手段，也是贯穿本论文的基本方法。本研究将全面系统的对英语和维吾尔语的代词，最终的目的是要解释维吾尔语的代词在句法特征方面跟英语代词有多少相同点和不同点，最终要说明的是维吾尔语的代词是否也应该向英语代词那样归入功能语类中。
3.2 系统分析法
语言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系统。代词无论是在维吾尔语中还是在英语中虽然数量上没有别的词类多，例如，名词，动词等数量很多，而且数量上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而代词属于封闭类，总的数量一般是不会发生变化，但是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就拿本研究来说，以哈米提・铁木尔先生对代词的划分作为研究依据，代词有七类，即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反身代词，认指代词，否定代词，不定代词。英语的代词也是同样有七类。要把这七类代词每一类分别作为一章，要对每一类中的每一个代词都要从与性范畴方面的异同，与复数成分合并方面的异同，与从属成分合并方面的异同，与格成分合并方面的异同，其它成分合并方面的异同进行一一对比分析并在生成语法语类划分理论指引下的重新考虑维吾尔语代词类的语类属性问题，最终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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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成语法 语类 传统语法 词类比较 述评 徐杰
以极端“小句本位”理论为特征的生成语法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以“词本位”为核心的传统语法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生成语法一直都有意无意地将词类问题边缘化，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翔实的词类理论。从事生成语法研究的学者也未见有谁对散见于生成语法论著中的涉及词类问题的零星论述进行过系统梳理和论证，即便是对传统语法中的“词类”与生成语法中“语类”这两个重要概念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也极为少见。也正因为如此，华中师范大学徐杰教授的《生成语法的“语类”与传统语法的“词类”比较研究》一文的相关研究就具有可贵的创见性和极高的理论价值。
1 首次简明地分析了词类问题在两种语法理论中的不同地位
文章指出，词类问题在包括描写语法在内的各类传统语法分析中向来都是核心议题或核心议题之一。能否妥善处理词的宏观分类和微观归类等问题往往被当作检验传统语法分析方法成功与否和是非优劣的重要标准。而生成语法自始至终都是以句法为核心的，词类问题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从来未能成为普遍关注的核心议题。虽然在具体的分析实践中学者们出于表述的便利也会借用传统语法分析中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等概念术语，但远远没有形成系统的、自成一体的词法理论。
然而，徐杰老师指出词类问题在两种语法理论中的不同地位，并不是要批判生成语法在词类理论上的薄弱和肤浅。恰恰相反，徐杰老师撰写该文的主旨正是在于提醒人们，生成语法论著中涉及词类问题的论述虽然零星分散，但有许多见解却相当精辟，对丰富和完善整个词类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徐杰老师的这一写作立意，紧紧抓住语法理论“揭示语言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这一核心价值取向，着眼于两种语法理论的借鉴启发和融合共生，超越了简单的对立论辩范畴，体现了睿智的学术眼光和博大的学术胸襟。
2 创造性地提出了将生成语法的“语类”与描写语法中“词类”进行比较的观点
文章指出，“语类”是生成语法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讲的是语法单位的分类问题。由小到大可分为终端语类（中心成分）、单标语类和双标语类三个等级。终端语类相当于单词，双标语类大体相当于词组和短语。而从类别上看，生成语法又将语类分为“词汇语类”和“功能语类”两大类。文章作者认为，生成语法中的“语类”在传统语法中并没有完全对等的概念，最为接近者应该是各种“语法成分”（如名词性成分等）。但由于传统语法并没有将“名词性成分”等当作独立的语法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因此真正能够跟生成语法的“语类”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分析的还是描写语法的“词类”。
徐杰老师不拘泥于“语类”和“词类”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否完全对等，而是看重两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实际意义和价值，这种立足于语言实践的研究观点无疑是具有创新性的。
3 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传统语法中“虚词”与生成语法中“功能语类”的异同
徐杰老师在文章中指出，生成语法中没有“虚词”“实词”之说，但却有“功能语类”和“词汇语类”的概念。“功能语类”在理论上与传统语法中的“虚词”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在分析实践上二者有交叉对应关系，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启发意义。
在进行具体比较分析后，文章指出：在实词之于虚词、词汇语类之于功能语类问题上，传统语法的词类系统与生成语法的语类系统有四个方面的重要差异：
第一，传统词类理论把代词处理为实词，而生成语法则把它处理为功能语类。
第二，传统词类理论把介词分析为虚词，而生成语法则把它处理为词汇语类。
第三，传统语法一般把助动词（或曰“能愿动词”）当作动词的一个小类看待。既然动词是实词，助动词自然也是实词，而生成语法则认为助动词是功能语类。
第四，限定词和附着词基本上是生成语法的独创，传统词类理论并不把那些语法单位当作独立的词类看待。
在此基础上，文章作者着重对生成语法中把代词处理为“功能语类”，把介词处理为“词汇语类”的“奇怪做法”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生成语法的这一“处理”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大量的语言事实为支撑的。这一结论，对进一步完善词类理论有积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对代词处理为“功能语类”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依据：
（1）代词自身没有独立的实质语义所指，其语义所指必须结合上下文的具体语言环境才能确定。代词本质上只是一组语法特征（如代词“我”表示“单数、第一人称”，具体指的是什么人，必须在上下文中才能确定）。罗曼系语言可以通过动词的形态推导出主语的“数”和“人称”，作为主语的代词常常省略，这也佐证了代词其实并不那么“实”。
（2）代词实质上代替的是“限定词短语”，而不仅仅是名词性短语。限定词短语在生成语法中是功能性短语，所以代词本身也应该是功能性的而非词汇性的。
（3）代词跟其他功能性短语一样，具有相对固定、独立的功能，比如充当主语和宾语。
对介词处理为“词汇语类”的问题，文章作者也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依据：
（1）介词有关实质的语义所指，汉语中的介词本来就来源于动词，有“次动词”一说。
（2）介词一般不能省略，位置不能空置。
（3）更重要的是，象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典型的词汇语类一样，介词可以充当非功能性短语（介宾结构）的中心成分（介宾结构的语法功能跟名词完全不同，而跟介词接近，因此，生成语法把介宾结构的中心成分看成是介词而不是介词后面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徐杰老师对生成语法把“代词”处理为“功能语类”，而把“介词”处理为“词汇语类”的合理性所做的分析和考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词类划分的标准和条件，这对传统词类划分理论是一种冲击、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启发。如何借鉴吸收生成语法中关于词类划分的合理因素，是完善传统词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也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重要课题。
4 运用生成语法跨类词性特征概括建立的分析框架对一些特殊的语法现象给出合理解释
徐杰老师认为，生成语法对词类理论最具原创性的实质贡献就在于其跨类特征的概括。按照生成语法理论，语法分析的最小元素是词类特征而非词类本身。一个具体的词类可以按是否具有名词性（+/-N）、动词性（+/-V）、功能性（+/-F）来进行划分和解析，这三项特征也被称为初始基元特征。徐杰老师用三个基元特征对名词、形容词、动词、介词、代词、限定词、助动词、附着词等八个基本语类的语法特征进行了定义和描述。得出了下表：
在此基础上，徐杰老师利用这个分析框架对多种语言中的三种特殊语法现象进行了解释。
（1）汉语类语言中动词和形容词直接做谓语的问题。动词和形容词为什么能直接做谓语，是由什么语法特征决定的，有什么理论依据？这些问题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有些学者甚至主张汉语类语言中动词和形容词没有必要要成两类。但从上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动词和形容词都具有[+V、-F]的特征，换成汉语语法学界的通用说法，等于是说“具有描述功能的实词”在汉语类语言中可以直接做谓语，这与在其他层面上仍然将它们分为两类词并没有什么矛盾。
（2）动词和介词在多数语言中都可以指派宾格格位的问题。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动词和介词都具有[-N、-F]的词性特征，而且也只有动词和介词才同时具备[-N、-F]的词性特征。正是这一共同特征使它们共同具备了指派宾格格位的语法功能。
（3）俄语中名词和形容词有同样的格位标记的问题。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名词和形容词都具有[+N、-F]的词性特征，并且也只有名词和形容词同时具备[+N、-F]的词性特征。这也是为什么俄语中名词和形容词有同样的格位标记的合理解释。
徐杰老师运用生成语法中的三个基元特征建立的这一分析框架，使传统语法中各个词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得以直观、便捷地显现出来，从而也为科学合理地解释不同词类为什么会具有共同的语法功能找了一条重要的途径。这是对传统词类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和突破。
5 对生成语法中的“空语类”与传统语法中的“省略”“隐含”也进行了对比和分析
文章指出，传统语法中有“省略”“隐含”等概念，但对被省略、隐含的成分在语法系统中的具体功能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此相对应，生成语法虽然不讲“省略”“隐含”的概念，但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概念：“空语类”。并且，生成语法对“空语类”的研究深度上远远超过了传统语法对“省略”“隐含”问题的研究深度。生成语法把空语类分成“小空代词”（pro）、“大空代词”（PRO）、NP-语迹和WH-语迹等四种类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徐杰老师在简要介绍了生成语法中四种性质不同的“空语类”后，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不仅存在隐性的词汇语类，还存在着隐性的功能语类，并具体对“空附着词”语法功能和特征进行了具体研究和讨论，运用“空附着词”的概念对汉语类语言中“主谓结构作谓语”等语言现象进行了解释。
通过徐杰老师的这篇论文我们可以发现，传统语法中对“省略”“隐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许多重要的语法现象还没有进入传统语法学者的观察视野。而在这方面，一贯以极端“小句本位”为特征的生成语法学却走在前面，许多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结 语
综而论之，徐杰老师的《生成语法的“语类”与传统语法的“词类”比较研究》利用比较分析法对生成语法的“语类”与传统语法的“词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性而科学的思考，充分肯定了传统语法和生成语法就此所呈现的各自价值效度，同时也揭示了二者的不同之处，尤其可贵的是，其间还运用生成语法对传统语法中的一些虽有价值但未能得到更好地诠释和生发的研究结论做了深入阐释和有力的印证。该文的研究昭示：任何一种语法理论体系或语法观点，都不是绝对孤立或截然对立的，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相互启发，才能使语法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更加接近语言的本质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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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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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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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博平 1995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语法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由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存在不确定性，形式化很困难，因此语义处理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的瓶颈所在。基于大规模标注语料库的语义处理已经成为发展趋势，语料标注本质上就是语言知识(包括语义)形式化。现有句法标注模型主要包括基于短语结构语法(PSG)和基于依存语法(DG)的句法标注模型，还存在一些局限性。文章在现有句法标注模型的基础上结合认知语法(CG)的有关理论提出改进思路，以探索新的句法标注模型。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人工智能的目标是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智能，以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延伸人的智能，无疑是信息社会的制高点。语言是人思维的物质外壳，人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具备真正属于人的高级智能。因此，模拟人类语言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无疑是人工智能的重要研究方向。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语义处理将是自然语言处理的瓶颈所在。原因是语义十分复杂，而基于现有计算机软硬件的自然语言处理要求语义形式化。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是：探索新的句法标注模型，进行大规模的语义标注，基于语料库进行语义知识获取和自然语言处理。
一、句法标注模型
语言的复杂性在于语言与认识的关系。语言具有意义，而意义是入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结果。主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意义的复杂性，进一步决定了语言的复杂性。语言本身又可以视为人的主客观世界中的一部分，因此语言研究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是人对语言的认识。由此可见，语言离不开认识。人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可以如此描述：认识主体借助认识工具按照认识方法处理认识对象获得认识结果。认识是由多种认识因素(主体、工具、方法、对象)共同作用的活动，认识结果是这一活动的产物，被多种认识因素共同决定，任何一种认识因素的改变必然导致认识结果出现或大或小的差异。显然，认识结果与认识对象不能等同，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选择性反映，认识具有主观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认识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被动地还原认识对象，而是从符合主体目的性出发，力求简单有效地描述和预测认识对象。借用模型的概念，认识结果就是认识对象的模型(model)，认识就是建立认识对象的模型，简称建模(modeling)。这是一种实用主义认识观。
模型一般分为心理模型(psychologicalmodel)、数学模型(mathematicalmodel)和物理模型(physicalmodel)。心理模型是认识对象在人认识中的定性关系，是数学模型的基础；数学模型是认识对象在人认识中的定量关系，是物理模型的基础；物理模型是人借助特定材料和工具按照认识对象的数学模型实现的物质结构。传统意义上的建模主要指建立数学模型和物理模型，一般意义上的建模还包括建立心理模型。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表现在：人不能建立任意认识对象的心理模型，也不能建立任意心理模型的数学模型，也不能建立任意数学模型的物理模型。由于具有明确的实用主义特点，建模在理工科领域大行其道，在文科领域也逐渐受到青睐。人类将二进制数学模型成功实现为晶体管物理模型，并开发出越来越复杂和先进的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从而进入信息时代。20世纪以来一些主要或次要的语言理论都或多或少应用了数学模型，特别是一些面向语言计算的语言理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计算机自动或辅助处理语言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但计算机的根本缺陷在于，凡是不能建立数学模型的信息都无法处理。传统语言理论往往只在心理模型层面定性研究，无法满足这一需要。因此有必要引入数学模型研究语言，称为语言数学模型，简称语言模型(1anguagemodel)。统计语言模型(sta-tisticallanguagemodel)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统计语言模型的性能取决于训练语料的规模和质量。目前，由于语料的不断积累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语料规模已不成问题，语料中包含语言知识的数量和质量才是关键。
计算机的语言知识主要来源于人。将语料中包含的语言知识标注出来，有助于计算机获得更丰富、更有价值的语言知识，从而提高语言处理水平，这就是语料标注(corpustagging)。一般认为主要包括词汇标注(1exicaltagging，分词、词结构标注、词性标注、词义标注等)、句法标注(syntaxtagging，语法树标注、语义树标注等)、语篇标注(discoursetagging，语体标注、领域标注等)等内容。经过标注的语料还可以用于语言学研究、语言教学、语言测试、词典编撰等诸多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领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并形成一门新兴学科——语料库语言学(corpuslinguistics)。目前，相对句法标注，词汇标注有更成熟的规范、准确率更高的技术和更大的标注规模。句法标注的主要困难在于，没有一个真正成熟的语法或语义标注模型。句法结构尤其是语义结构很难统一描述，现有的句法理论还不完善，难以制定统一规范，标注主观性很大，自动标注准确率比较低。因此，句法标注成了语料标注的瓶颈问题。由于句法知识在语言知识中的重要地位，有理由相信：如果有了大规模、高质量的句法标注语料库，围绕语料库的各种研究和应用有可能在现有基础上产生质的飞跃。因此，研究句法标注模型应是当务之急。语料库语言学属于交叉学科，句法标注模型是语料库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又与语言学的句法理论密切相关。一方面可以借鉴现有句法理论，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语料库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句法，提出新的句法标注模型。
二、现有句法标注模型
句法标注(SyntaxTagging，ST)以句子的语法知识和语义知识为标注对象，是语料标注的重点、难点所在，要以一定的语法理论为基础。根据语法理论制定的句法标注规则、过程和结果，称为句法标注模型(SyntaxTaggingModel，STM)。短语结构语法(PhraseStructureGrammar，PSG)和依存语法(DependencyGrammar，DG)是现有句法标注的两种基础语法理论，彼此却有很大的不同。基于PSG的句法标注模型称为短语结构句法标注模型(PSG—basedTaggingMod—el，PSGTM)，基于DG的句法标注模型称为依存句法标注模型(DG—basedTaggingModel，DGTM)。根据现有语料标注的实践结果来看，PSGTM与DGTM都存在一定缺陷。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Chomsky)于1957年出版专著《句法结构》，从而奠定了短语结构语法(PSG)的理论基础。其后发展起来的许多语法理论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到这一流派，如中心词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HPSG)、广义短语结构语法(GPSG)等。到目前为止，PSG仍然是最重要的句法标注基础理论，为世界上众多语料库项目所采用和发展。法国语言学家特思尼耶尔(LucienTesnire)于1959年出版专著《结构句法基础》，从而奠定了依存语法(DG)的理论基础。其后发展起来的许多语法理论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到这一流派，如词汇依存语法(WD)、概念依存理论(cD)、核心依存理论(KD)等。相对PSG而言，DG偏重于语义，在CD、KD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另外，DG更简洁、直观、经济，适应性更强，因此反而有后来居上之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较为通用的句法标注基础理论。不过，在具体的句法标注实践中DGTM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对一些没有明确依存关系的成分，标注起来则有些力不从心”，存在“依存失败”现象，最突出的是难以标注缺省结构。缺省结构一直是句法标注中经常出现而且很难解决的问题。
人类的自然语言符合经济性原则，而缺省结构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借助句子的前后上下文省略一些成分，人们仍然能够理解，但对计算机来说却是一种挑战。句法标注的根本目的是让计算机能够正确提取句子的语法和语义知识。缺省结构在真实语料中大量出现，常常使得原本正常的句法结构变得异常，难以按已有规则进行标注。这是任何句法标模型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目前PSGTM和DGTM都还没能够很好地解决。以DGTM为例，在很多情况下，DGTM不但不能正确标注缺省结构，反而在一些语言规则的强制限定下给出违背真实语法或语义结构的标注结果，形成干扰信息。请看以下4个句子：
句1：我看一下下书
句2：(真是好书啊?)我看一下
句3：我看一本书
句4：(好多书啊!)我看一本
句2是句1的宾语省略句，句4是句3的宾语省略句。(为简便起见，把“一下”、“一本”作为一个词处理)。
问题出在句4。句1和句3的依存结构是不同的，然而句2和句4却有了相同的依存结构。因为句4省略了“书”，根据DG理论，“一本”必须依存于独立谓语成分“看”。于是“看一本”和“看一下”依存结构相同，实际上违反了句3的正确结构。当然，我们可以采取补救措施，为d1标注一个特殊的依存关系属性Cerror(即依存失败)，但这不是好办法。
三、改进DGTM
美国认知语言学家兰盖克(Ronaldw.Langach.er)分别于1987年、1991年出版专著《认知语法基础》一、二卷，开创了认知语法(CG)理论，关于语法结构有如下观点：如果一个构件A使另一构件B的一部分抽象变为具体，那么构件A就叫做概念自主(coneep.tuallyautonomos)的构件，构件B就叫做概念依存(conceptuallydependent)的构件。
举例来说：独立地看，“一本”隐含一个抽象的、可数的、可用“本”量化的事物，可表示为“一本(x)”。“书”使“x”变得具体，因此“书”是概念自主的，“一本”是概念依存的。从信息表达的角度来看，“书”表达了相对完整而具体的信息，因此是概念自主的；“一本”表达了不完整不具体的信息，因此是概念依存的。从数学表达式的角度来看，“一本”类似函数，“书”类似参数，函数的地位显然是第一位的，决定了对参数的处理过程和返回参数。例如，“旧书”与“一本书”的区别不在“书”，而在“旧”和“一本”。再从阅读认知过程来看，当人们读到“一本”时，实际上已经在期待“一本”后面那个具体事物跟着出现。为什么我们觉得“我看一本”是缺省句?因为“看”和“一本”相对“书”都是概念依存的，因此人们会判定，“我看一本”的缺省成分可能是“书”。而读到“我看书”时，人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省略句，因为“书”表达的信息已经自足了。
由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句法结构中，“一本”应是“书”的父结点，而不是按传统的补足中心原则，中心成分总是限定成分的父结点。依存成分是自主成分的父结点，这一原则可以称为依存中心原则(DependencyHeadPrinciple，DHP)。采取这种原则的DGTM必然会有不同的标注结果。
深入研究发现，仅仅采用DHP是不够的，DGTM的其他参数也需要改变。例如，“看(x)”和“一本(x)”这两个表达式在与其他词语组合时是有区别的。“看(x)”与“我”组合时由“看”与“我”产生联系。“看”与“一本(x)”组合时却是“x”(书)与“看”发生联系。代表表达式与其他词语组合的成分称为返回参数，不同表达式的返回参数是不同的。例如。“一本(x)”返回参数为“x”，“看(x)”返回参数为“看”。正因为如此，表达式“看(一本(书))”成立，“一本(看(书))”不成立。另外，表达式“(x)一下”的返回参数为“x”，即“看”；表达式“(x)看”的返回参数为“看”。根据这些定义，句1、2、3、4的改进DGTM。
根据函数、输入参数、返回参数的关系，各句结构的逆构造过程如下：
句1：我看一下书：(((我)看(x))一下)(书)=((看(x))一下)(书)=看(x)(书)=看(x=书)
句2：我看一下：((我)看(x))一下=(看(x))一下=看(x)
句3：我看一本书：((我)看(x))(一本(书))=看(x)(书)=看(x=书)
句4：我看一本：(我)看(一本(x))=看(x)
句1和句3的x有明确取值，为完整句。句2和句4则是缺省句。基于看(x)和一本(x)的知识，可以预测并判定缺省结构及其成分。
直观看来，改进DGTM与原DGTM的标注结果有了很大的差异由于不采用补足中心原则，因此改进DGTM标注结果并不符合在补足中心原则影响下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语感。但更符合人们阅读认知经验，而且可以按函数标准给出形式化地解释，其解释结果符合句子本身的语法和语义结构，没有错误和干扰信息。因此，改进DGTM更适合计算机处理，更符合句法标注的本来目的。
四、结语
PSGTM的语法理论基础是PSG，DGTM的语法理论基础是DG，改进DGTM的DHP受CG的启发，其语法理论基础应该是CG。但CG只是从理论上提出了“概念自主”和“概念依存”的概念，并没有严格定义和证明依存成分与自主成分之间的主从关系。在CG的实际应用中，存在有时自主成分为短语中心语，有时依存成分为短语中心语的情况。
根据CG理论，“above”是“abovethetable”的中心语。“lamp”是“lampabovethetable”的中心语。然而，根据CG对概念自主和概念依存的界定，相对“ta-ble”和“lamp”，“above”是概念依存的，具有两个抽象部分“(x)above(y)”，“lamp”使“x”具体化，“table”使“y”具体化。如果严格执行DHP，“abovethetable”和“lampabovethetable”的中心语都应该是“above”。但这样一来，怎样解释“movethelampabovethetable”中“move”直接依存“lamp”的关系?根据改进DGTM，可以定义“(x)above(y)”的返回参数是“x”以解决这一问题，但CG不会这样处理，而是将“lamp”限定为“lampabovethetable”的中心语，从而与“move”直接联系，这样就不符合DHP的要求。
语法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吕西安・泰尼埃①（Lucien Tesnière）是20世纪上半期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于1893年5月13日出生，1954年12月6日逝世，享年61岁。
2014年12月6日是泰尼埃逝世60周年的日子，在本文中，我们回顾泰尼埃的学术生涯，重温泰尼埃的语法理论，作为对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的纪念。
泰尼埃的主要成就是提出了“结构句法”的一般理论。“结构句法”后人也称为“依存语法”或“从属关系语法”②。为了提出一种普适的语法理论，他作了大量的语言对比研究，涉及的语言有古希腊语、古罗马语、罗曼语、斯拉夫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巴斯克语等。泰尼埃曾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任教，研究斯拉夫语言和普通语言学。1934年，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语文系通报》（Bulletin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Strasbourg）上，发表了《怎样建立一种句法》（Comment construire une Syntaxe），阐述了“依存语法”的基本论点。从1939年起，他开始写依存语法的巨著《结构句法基础》（?lément de Syntaxe Structurale），边写边改，历时十余载，一直到1950年才完成。
1954年，泰尼埃去世之后，他的朋友们整理了他的遗稿，于1959年出了《结构句法基础》的初版，1965年出了第二版。
《结构句法基础》一书篇幅近700页，有5000多个句子（短语）的语例，这些例子选自60余种语言，书中含有句法结构图式366个。一般认为，泰尼埃是现代“依存语法”和“配价理论”的创始人。
除了《结构句法基础》一书之外，泰尼埃还编撰过一部小型的“俄语语法”（Petite grammaire russe），其他主要论文有《斯洛文尼亚语中的双数形式》（Les formes du duel en Slovene）、《用于研究斯洛文尼亚语双数形式的语言地图》（Atlas linguistique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u duel en slovènel）等等。
《结构句法基础》一书是用法语出版的，没有英文译本，更没有中文译本，由于语言的隔绝，很多读者无法了解到此书的真实内容。1978年到1981年，我在法国格勒诺布尔理科医科大学留学期间，为了研制多语言机器翻译系统，我曾经熟读过此书的法文原文。在泰尼埃逝世60周年的日子，我愿意根据自己所熟悉的法文原版来介绍此书，以飨读者。
二、《结构句法基础》中的基本概念
《结构句法基础》一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关联”（connexion）和“转位”（translation）。下面我们介绍这两个基本概念。
（一）关联
法语句子“Alfred parle”（阿尔弗列德讲话）是由“Alfred”和“parle”两个形式构成的。但操法语的人在说这句话时，其意思并不是指一方面有一个人叫阿尔弗列德，另一方面有一个人在讲话；而是指阿尔弗列德做了讲话这个动作，而讲话人是阿尔弗列德，“Alfred”和“parle”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通过“Alfred”和“parle”这两个单独的形式来表达的，而是通过句法联系来表达的，这种句法联系就是“关联”。是“关联”把“Alfred”和“parle”联在一起，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泰尼埃说：“这种情况与在化学中的情况是一样的，氯和钠化合形成一种化合物氯化钠（食盐），这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它的性质不论与氯的性质或是与钠的性质都是迥然不同的”。“关联”赋予句子以“严谨的组织和生命的气息”，它是句子的“生命线”。“所谓造句，就是建立一堆词之间的各种关联，给这一堆词赋予生命；反之，所谓理解句子，就意味着要抓住把不同的词联系起来的各种关联。”
“关联”要服从于“层次”（hiérarchie）原则，也就是说，关联要建立起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可用“图式”（Stemma）来表示。例如，“Alfred mange une pomme”（阿尔弗列德吃苹果）可用下面的图式来表示：
图1：图式
这里，动词“mange”（吃）是句子的“结”（noeud），“Alfred”和“pomme”从属于动词“mange”，它们被置于“mange”的下方；“une”从属于“pomme”，它被置于“pomme”的下方。
泰尼埃认为，动词是句子的中心，它支配着别的成分， 而它本身却不受其他任何成分的支配。因此，他把主语和宾语同等看待，把它们都置于动词的支配之下。
泰尼埃认为，应该把“结构顺序”（ordre structurale）和“线性顺序”（ordre linaire）区别开来。例如，词组“un petit gar?on poli”（一个有礼貌的男孩）有关相同的结构顺序：
图2：结构顺序
名词“gar?on”在图中是支配者，形容词“petit”和“poli”都从属于这个名词。但是，这两个词组的线性顺序却不同：在“un petit gar?on”中，形容词在名词“gar?on”的左侧；在“un gar?on poli”中，形容词在名词“gar?on”的右侧。显而易见，结构顺序是二维的，而线性顺序则是一维的。
句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确定那些把二维的结构顺序改变为一维的线性顺序的规则，以及那些把一维的线性顺序转换为二维的结构顺序的规则。“gar?on poli”的顺序是离心的或下降的，形容词“poli”离开中心名词“gar?on”而下降；而“petit gar?on”的顺序是向心的或上升的，形容词“petit”向着中心名词“gar?on”而上升。有的语言有向心倾向，有的语言有离心倾向。例如在英语中，名词的修饰语一般是向着被修饰的中心名词而上升的，有向心倾向；在法语中，名词的修饰语有许多是离开被修饰的中心名词而下降的，有离心倾向。
在表示句子结构顺序的图式中，直接处于动词结点之下的，是名词词组和副词词组。名词词组形成“行动元”（actant），副词词组形成“状态元”（circonstants）。
“状态元”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而“行动元”的含义则必须加以界说。
泰尼埃是这样来定义“行动元”的：
“行动元是某种名称或某种方式的事或物，它可以通过极简单的名称或消极的方式来参与过程”。
行动元的数目不得超过三个：主语、宾语1、宾语2。例如：
（1）Alfred donne le livre à Charles.
（阿尔弗列德给查理一本书）
在例（1）中，从属于动词“donne”的行动元有三个：第一个行动元是“Alfred”，作主语；二个行动元是“livre”，作宾语1；第三个行动元是“Charles”， 作宾语2。其图式如下：
图3：行动元
从理论上说，状态元的数目可以是无限的。例如：
（2）Ce soir，je passerai vite，chez lui，en sortant du bureau，pour….
（今晚，我从办公室出来，将很快地到他家去，为了……）
其中，“Ce soir”“vite”“chez lui”“en sortant du bureau”“pour”等，都是状态元。
行动元的数目决定了动词的“价”（Valence）的数目。如没有行动元，则为零价动词；如有一个行动元，则为一价动词；如有两个行动元，则为二价动词；如有三个行动元，则为三价动词。例如：
“零价动词”（Verbes avalents）：
Il pleut 0个行动元
（下雨）
“一价动词”（Verbes monovalents）：
Il dort 1个行动元
（他睡觉）
“二价动词”（Verbes bivalents）：
I1 mange une pomme 2个行动元
（他吃苹果）
“三价动词”（Verbes trivalents）：
Il donne son livre à Charles 3个行动元
（他把他的书给查理）
（二）转位
泰尼埃提出了四个基本词类：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用“I”表示，名词用“O”表示，形容词用“A”表示，副词用“E”表示。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4：词类的从属关系
按照图式的结构层级看，第一级是动词，第二级是名词和副词，第三级是形容词和副词。第四级只能是副词。泰尼埃把这种含有符号的图式叫作“虚图式”（stemma virtuel）。泰尼埃认为，这些符号的使用，提供了用代数方法来计算语法的手段，只不过在这种操作中，是用字母代替了数字而已。这种类似于代数操作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无限的、个体的语言材料中抽取有限的、一般的句子结构的手段，即：用一般的公式来代替众多具体句子的分析。
虚图式作为一种句子结构的一般模式在泰尼埃的结构句法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尼埃的结构句法是一种基于虚图句式的、面向句子分析的理论。泰尼埃理论指导下的句法分析和研究，就是想办法将所有的句子纳入到上面这个图里。这个图不但给出了一个句子的合格性条件，也指明了理解句子的目标。
为了能把分析的句子（词组）纳入这种虚图式，泰尼埃在其理论中引入了“转位”（translation）概念。在词组“le livre de Pierre”（皮埃尔的书）中，“de Pierre”在结构上与“livre”发生关系，它起着类似于形容词的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介词“de”把名词“pierre”转位为话语中的形容词。
这种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5：介词把名词转位为形容词
这时，“de”是转位者（translateur），“Pierre”是被转位者（translate），它们合起来构成一个转位。根据转位所涉及的词类，泰尼埃把转位区分为“一度转位”和“二度转位”。如果转位的被转位者是名词（O）、形容词（A）和副词（E），那么，这种转位就是一度转位。如上例就是一度转位。如果转位的被转位者是动词（1），动词本身是支配者而不是被支配者，那么，这种转位就是二度转位。例如：
（3）Je crois que Alfred reviendra
（我相信阿尔弗列德会回来的。）
例（3）中，“Alfred reviendra”代替了名词的位置，动词“reviendra”被“que”转位为名词。所以，这种转位是二度转位。
图6：动词被“que”转位为名词
在一度转位和二度转位的内部，泰尼埃还区分了“简单转位”和“复杂转位”。如果转位只是把一个成分转位到另一个成分，就是简单转位，如上述各例都是简单转位。如果转位可连续地从一个成分转位到另一个成分，又由这个成分转位到其他成分，也就是先转位为成分C1，再由成分C1转位为成分C2，再由成分C2转位为成分C3……一直转位到成分Cn，那么，这种转位就是复杂转位。例如，在“trancher dans le vif”（割到肉里）中，“vif”一词的转位就是复杂转位：形容词“vif”由转位者“le”转位为名词，而“le vif”的功能就其对动词“trancher”的关系来说相当于副词，其转位者是“dans”。图示如下：
图7：复杂转位
从理论上说，转位有6种类型：
O>A O>E A>O
A>E E>O E>A
泰尼埃在《结构句法基础》一书中，用了300页的篇幅来论述“转位”的概念及其应用，这几乎占了他的著作一半的篇幅。尽管在大多数语言学家眼里，“转位”的意义和价值远不如“配价”和“依存”等概念，但我们认为“转位”是基于虚图式句法分析理论的必要成分：没有“转位”，基于虚图的句法结构体系就无法运作，就无法将无限的语句纳入有限的句式中，就难以在整个句法体系中实现递归操作，就很难将依存规则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就无法将简单句的规则推广到复杂句的分析领域。
因此，“转位”是泰尼埃结构句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完整地理解泰尼埃的理论是不可缺少的。
三、《结构句法基础》对语言学界的影响
《结构句法基础》在1959年出版之后，泰尼埃的语言学思想逐渐地引起了语言学家的重视，从事语言信息自动处理的语言学家们特别推崇这一理论。这一理论在自动翻译、人机对话的研究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法国格勒诺布尔理科医科大学教授沃古瓦（B.Vauquois，1929～1985）所领导的GETA（Groupe d’Etude pour la Trandiction Automatique）自动翻译实验室中，采用这一理论来设计多语言自动翻译系统，成果累累。1980年，冯志伟把泰尼埃的依存语法与乔姆斯基的短语结构语法巧妙地结合起来，在GETA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把汉语自动地翻译成多种外国语的汉-法/英/日/俄/德多语言机器翻译系统，展现了依存语法在自然语言信息处理中强大的生命力。
《结构句法基础》是在泰尼埃去世5年之后才出版的，他的这部著作被众多的法国语言学家引用，但遗憾的是一般只是作为一本语言学的经典引用一下而已，在法国语言学界并没有人深入挖掘这本巨著的内涵，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一些改善。例如，在玛德莱-磊鑫（Madray-Lesihne）和理查-扎佩拉（Richard-Zappella）编辑的《泰尼埃诞生百年学术纪念文集》中③，大多数文章就是法国学者用法语写的。计算语言学界在巴黎第七大学西尔万・卡恩（Sylvain Kahane） 的努力下，出版了有关依存语法研究的文集并在巴黎召开了首届“意义?文本理论”（Meaning ?Text Theory，简称MTT）国际会议④。在法国还成立了泰尼埃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Lucien Tesnière）。这些都有助于泰尼埃的思想在法国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在法国本土之外，依存语法在德国、北欧、英国、俄罗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德国语言学家采用短语结构语法来处理德语时遇到了重重困难，因此，他们采用了泰尼埃的依存语法理论来研究德语，特别是接受了“配价”的概念。
第一部采用依存语法的原则来描述德语语法的，是赫林格（Heringer）在1970年发表的《德语句法理论》（Theorie der Deutschen Syntax）。这部语法著作采用的是一种将短语结构语法和依存语法两者结合起来的形式化模型，但一般认为他的这部语法著作可以归为依存语法。经过20多年的努力，赫林格的依存语法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纯粹的依存语法，可读性也大有改善，在他1996年的语法书《德语依存句法》（Deutsche Syntax Dependentiell）里，再也看不到短语结构语法的影子了。此外，在赫林格等人于1980年编写的句法教科书中，首次对依存语法进行了较完整的形式化处理，建立了一种依存语法的形式化模型。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东德的莱比锡和西德的曼海姆产生了两个研究配价理论和依存语法的团体，分别形成了莱比锡学派和曼海姆学派。
莱比锡学派的领军人物是赫尔比希（Gerhard Helbig），他和申克（Schenkel）于1969年编辑出版了第一部德语动词配价词典。此后，他们又编辑出版了德语形容词配价词典（1974年）和德语名词配价词典（1977年）。除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之外，莱比锡学派还出版了一些有关“配价”的论文集，其中赫尔比希在1992年出版的《配价和格理论问题》（Probleme der Valenz-und Kasustheorie）和维尔科（Welke）在1988年出版的《配价和格理论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Valenz-und Kasustheorie）被认为是研究配价理论的入门必读书。赫尔比希还写了几本语言学方面的教科书。这些被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对配价理论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莱比锡学派的贡献主要在配价理论和配价词典的编撰方面。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德国学者干脆把“依存语法”直接叫作“配价语法”（Valenz Grammatik）。
曼海姆学派的核心人物是恩格尔（Ulrich Engel）。虽然曼海姆的学者们也编辑出版了德语动词的配价词典，但是这一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并实现了用依存语法的原则来全面描述德语中主要的语言结构的思想。
恩格尔编写了两部德语语法著作分别在1982年和1992年出版，他的这两部著作可能是语言学历史上第一次只用依存语法的原则来完整地描述一种语言的语法书籍。
1980年，恩格尔把泰尼埃的依存语法经典著作《结构句法基础》翻译成了德语，虽然不是全译，但仍有助于德国学者对泰尼埃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并进一步推动了依存理论在德国的发展。
莱比锡学派和曼海姆学派的一个共同之处是把配价语法作为“对外德语教学”（Deutsch als Fremdsprache，简称DaF）的理论基础。无论是1969年最早出版的莱比锡德语配价词典，还是2004年最新出版的曼海姆的德语配价词典，以及近年来在德国出版的各种配价词典，都强调了配价词典在对外德语教学领域的作用。
德国研究配价语法的学者，并不是全都集中在莱比锡和曼海姆这两个地方。配价语法研究在德国算得上是遍地开花。
鲍姆（Baum）1976年出版的《依存语法》是目前研究泰尼埃理论起源最好的德文本著作。埃蒙斯（H.W.Eroms）于1981年发表过大量有关配价的文章和著作，他在2000年编著的《德语句法》完全建立在依存语法的原则之上，反映了德国学者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新成果。
在埃蒙斯和其同事们的努力下，世界最著名的语言学出版社之一Walter de Gruyter出版了当今内容最全面的配价和依存研究参考书《依存和配价研究手册》⑤。
1978年，赫尔维希（Peter Hellwig） 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创立了一种基于配价概念的自动语义分析方法，今天这种思想已经发展成了依存语法的代表理论之一：“依存合一语法”。
1975年，昆泽（Kunze）等人从自然语言处理的需要出发，研制了一种面向语言信息处理的依存语法。
1993年，罗宾（Lobin）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如何在依存语法的框架下处理语言中的并列结构的专著。
科赫（P.Koch） 是德国的罗曼语学者，他用依存和配价原理来研究罗曼语族语言，1991年编辑了《罗曼语依存和配价研究》。
托依拜特（W.Teubert）于1979年出版了研究名词配价的专著，首次提出名词也有“配价”，并且系统地研究了名词的配价问题。
维尔奈尔（E.Werner）于1993年出版了一本研究泰尼埃的“转位”理论的最全面的著作。
除了按照依存语法原则编写的德语句法书之外，也有一些用德语写成的有关依存语法理论的一般性（导论性）著作。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德国计算语言学家韦伯（Weber）发表于1997年的著作《依存语法》，此书可视为泰尼埃《结构句法基础》的浓缩精华本。
依存语法研究的另外一支力量，是欧洲特别是北欧的日尔曼语言学者。
很多北欧学者也像德国学者那样，把依存语法称为配价语法。
挪威的阿斯科达尔（J.O. Askedal）从多种角度探讨了配价问题，他在2003年发表的研究泰尼埃“配价和依存”的文章值得每一位研究“依存”和“配价”的学者阅读；他1996年发表的关于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Pierce）和泰尼埃的比较研究的文章，对更深入地认识“依存”和“配价”的普遍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79年，他还用挪威语出版过一本《配价语法》，介绍了现有各家的配价思想，其中有两章是研究句模和助动词配价的。
芬兰学者科罗纳（J.Korhonen）研究配价的历时演变，他于1977年和1978年出版了两本有关配价和依存的著作，覆盖面广，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直到今天仍是许多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籍。
芬兰的另外一位学者塔尔万尼（K. Tarvainen）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配价和依存语法理论的教科书，此书也有芬兰语的版本。
瑞典的尼库拉（H.Nikula）对配价与语义、语用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在1986年用瑞典语出版了一本《依存语法》的教科书。
匈牙利学者艾格尔（?gel）不但参与主编了《依存和配价研究手册》等重要著作，而且在2000年还出版了一本名为《配价理论》的教科书。
日本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者在许多系统中采用了依存语法作为句法模型，但在语言学界有关依存语法的专论却不多见。
玉美1987年出版的《依存语法研究》⑥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本这方面的专著。玉美的著作严格说来是一本论文集，全书共九章，其中的四章主要介绍英国语言学家哈德森（Richard Hudson）的“子依存语法”（Daughter dependency grammar）和“词语法”（Word Grammar）；其中两章介绍依存语法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还有一章简单分析了用依存语法来处理汉语的可能性；其余两章与依存语法的关系不大。这本书的贡献不在于为日本读者提供了一本含有“依存”字样的专著，而在于它讨论了依存关系和语言词序类型的问题，并用日语和汉语的例子进行了说明。
管山正在2002年编辑了一本有关“词语法”的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均为英文，七篇文章中有三篇的作者是日本学者。
用英语出版的有关配价理论的著作不多，最有名的是爱乐彤（Allerton）在1982年出版的《配价和英语动词》。
安德森（Anderson）在1971年出版的《格语法》（The Grammar of Case：Towards a Localistic Theory）和在1977年出版的《论格语法》（On Case Grammar：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虽然从书名看都有“格语法”的字样，但和我们大家熟知的菲尔摩（Fillmore）的“格语法”不是一回事。安德森的“格语法”是一种结合了“依存”和“格”的理论，这一理论对斯塔罗斯塔（Stan Starosta）的“词格理论”（Lexicase）和哈德森（Hudson）的“词语法”（Word Grammar）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费舍尔（Fischer）在1997年出版的《德英动词配价对比研究》虽然是一本用英语写的著作，但采用了恩格尔（Engel）的框架来进行德-英动词的比较，对于不懂德语的人来说，这是不错的参考资料。
索牟斯（Somers）在1987年出版了《计算语言学中的价和格》一书，他认为“价”和“格”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索牟斯在书里介绍了有关“价”和“格”的主要流派和方法，以及它们在计算语言学中的一些应用，但是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方法。
2004年赫尔布斯特（Herbst）等主编的《英语配价词典》是第一部关于英语的真正意义上的配价词典。这本词典所收词类不但有动词，还有名词和形容词。
四、基于依存关系的语言学理论
基于依存关系的语言学理论，目前主要有“词语法”（Word Grammar，简称WG），“意义?文本理论”（ Meaning?Text Theory，简称MTT），“功能生成描述理论”（Functional Generative Description，简称FGD）和“词格理论”（Lexicase）。
“词语法”是英国语言学家哈德森（Richard Hudson）在1984年提出的一种语言理论。哈德森认为，语法是由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的网络，语法没有天然的边界，因此，不存在语法甚至语言模块；语法网络只是有关词汇知识的整个网络的一部分，它和这个网络中有关百科知识、社会结构、语音等子网络密切相关。在“词语法”中，“语法”和“词汇”在描写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不过语法处理的是一般性的模式，词汇描述的是有关单词的事实。从形式上看，一般模式虽然涉及的是有关词类方面的事情，但表现方式与描写具体单词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虽然词间依存是构成“词语法”的基础，但不能把“词语法”理论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句法理论，而应当看成是一种几乎涵盖了共时语言学各个分支的语言学理论，“词语法”把各个分支的研究领域统一在一面旗帜之下：“语言是一个概念网络”。
“意义?文本理论”是从苏联早期机器翻译研究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化程度很高的语言学理论。这是一种分层次的、基于依存关系的语言理论，多年来，“意义?文本理论”已经被用在了众多的自然语言处理应用上。但总的说来，在生成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要远远多于剖析方面，这可能与“意义?文本理论”创始人之一的梅里楚克（Mel’?uk）对于语言的根本看法有关。梅里楚克认为对语言学家而言，生成过程是可研究的，而理解过程却因为牵涉到不少非语言的东西，难以做完全彻底的研究。这一点，也可从理论的名字“意义?文本”的先后顺序看出。研究“意义?文本理论”的学者主要分布在加拿大、俄罗斯、德国和法国。2003年在巴黎，2005年在莫斯科，2007年在奥地利的克拉根福，召开过“意义?文本理论”的国际会议。
“功能生成描述理论”是以斯加尔（Petr Sgall）为首的一些布拉格数理语言学家创立的一种分层次、基于依存原则的语言描写和形式化理论。布拉格的学者在像捷克语这样的自由词序的语言的依存语法的形式化理论和计算机实现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
“词格理论”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斯塔罗斯塔（Stan Starosta）于20世纪70年代初创立的一种句法理论，它不但是一种泛词汇主义的理论，也是一种依存理论。斯塔罗斯塔本人和他的学生已经用这种理论分析了大约50种语言的各类问题。遗憾的是在斯塔罗斯塔去世后，这种理论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学者冯志伟以开发机器翻译系统的实践为基础，研究了“依存树”（dependency tree）中结点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样的关系主要有“支配关系”（dominance）和“前于关系”（precedence）两种。
如果从“结点x”到“结点y”有一系列的树枝把它们连接起来，系列中所有的树枝从“x”到“y”自上而下都有同一个方向，那么，就说“结点x”支配“结点y”，它们之间存在着支配关系。
依存树中的两个结点，只有当它们之间没有支配关系的时候，才能够在从左到右的方向上排序，这时，这两个结点之间就存在着前于关系。
根据自然语言处理的要求，特别是根据机器翻译研究的实践，冯志伟提出，依存关系是两个词之间一种有向的、非对称的关系；依存关系具有三个组成部分：支配词、从属词、依存关系标记；依存树应该满足如下五个条件：
1.单纯结点条件：在依存树中，只有终极结点，没有非终极结点，也就是说，依存树中的所有结点所代表的都是句子中实际出现的具体的单词⑦。
2.单一父结点条件：在依存树中，除了根结点没有父结点之外，所有的结点都只有一个父结点。
3.独根结点条件：一个依存树只能有一个根结点，这个根结点，也就是依存树中惟一没有父结点的结点，这个根结点支配着其他的所有的结点。
4.非交条件：依存树中的树枝不能彼此相交，在大多数语言中，应当满足映射依存关系的要求，不容许存在相互交叉的树枝。
5.互斥条件：依存树中的结点之间，从上到下的支配关系和从左到右的前于关系是互相排斥的，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结点之间存在着支配关系，那么，它们之间就不能存在前于关系。
冯志伟提出的依存树的这五个条件，形象地描述了依存树中各个结点之间的联系，便于在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中运用。
冯志伟提出的第四个条件“非交条件”，要求大多数语言应当满足映射依存关系的要求。这意味着，在少数自然语言中还存在“非映射依存关系”（non-projective dependency relation）。对于存在这种非映射依存关系的语言，句子的依存结构图中会出现交叉的树枝。如图所示：
图8：出现非映射依存关系的交叉树枝
例如，英语句子“I saw a dog yesterday which was a terrier”（昨天我看到一个猎狐狗）中，“yesterday”处于“a dog ―― which was a terrier”这个短语之中，而“yesterday”是从属于动词“saw”的，这样会在依存树中造成交叉的树枝，出现“非映射依存关系”。
这种非映射依存关系在20种语言中的分布情况如下：
图9：20种语言中非映射依存关系的百分比⑧
可以看出，在20种语言中，存在这种非映射依存关系最多的语言是荷兰语，占6%；存在这种非映射依存关系最少的语言是汉语，占0%。因此，在冯志伟提出的依存树的这五个条件中，对于“非交条件”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一些。
用依存语法来进行自动分析是很好的，因为分析得到的依存树层次不多，结点数目少，清晰地表示了句子中各个单词之间的依存关系。但是，用依存树来进行自动生成时，必须把表示句子层次结构的依存树转变成线性的自然语言的句子，根据依存树的第5个条件（互斥条件），依存树中结点之间的支配关系和前于关系是互相排斥的，从结点之间的支配关系不能直接推导出它们之间的前于关系，所以，还应该按照具体自然语言中词序的特点，提出适当的生成规则，把表示结构关系的依存树，转变成表示线性关系的句子。在这方面，各种自然语言的生成规则是不尽相同的。例如，汉语的修饰成分一般应置于中心成分之前，而法语的某些修饰成分则置于中心成分之后；汉语主动句的宾语一般应置于谓语之后，而日语的宾语则置于谓语之前。
与短语结构语法相比，依存语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在短语结构语法的成分结构树中，由于终极结点之间的前于关系直接地反映了单词顺序，只要顺次取终极结点上的单词，就能够直接生成句子。所以，在自动生成方面，依存树不如短语结构语法的成分结构树方便。为了弥补依存树的这种不足，许多学者在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中，把短语结构语法和依存语法结合起来，较好地解决了句子的自动生成问题。
五、结语
2011年8月11日至2011年10月12日，我曾在《新浪博客：冯志伟文化博客》（http：//.cn/u/1926267847）上写过《语言学早期关于“依存”和“配价”的观念》《配价理论之父――泰尼埃》，……《配价语法：概率配价模型的可行性》等31篇博文，系统地介绍了依存语法的来龙去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泰尼埃的《结构句法基础》一书奠定了依存语法的理论基础，泰尼埃是当之无愧的“依存语法之父”。
注释：
①Tesnière的汉译目前见到的有特斯尼耶尔、泰尼埃尔、泰尼耶
尔、特尼耶尔、特斯尼埃等，本文依新华社译名室编的《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2000）译为泰尼埃。
②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国外语言学》上写文章介绍
“dependency grammar”的时候，曾经把这种语法翻译为“从属关系语法”，其实，“dependency grammar”也可以翻译成“依存语法”。“从属关系语法”和“依存语法”是同义术语。
③Madray-Lesihne，F.，& Richard-Zappella，J.（Eds.）（1995）
Lucien Tesnière aujourd'hui.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N.R.S. URA-Université de Rouen，16-17-18 Novembro 1992.Louvain/Paris：Editions Peeters.
④“意义?文本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依存语法理论。
⑤即两卷本的Dependenz und Valenz： Ein Internationales Handbuch Der
Zeitgen?sischen Forschung。这本手册两卷共计1600页，包括了121篇文章。此书的主编是匈牙利学者艾格尔（?gel），但后期的主要工作是在埃蒙斯领导下进行的。
⑥玉美，《依存文法の研究》，1987。
⑦在冯志伟为自然语言处理而进行的依存分析中，为了操作上的方
便，他也在表示单词的结点上面加上了该单词的词类信息或语义信息，采用复杂特征，没有坚持“单纯结点条件”。不过，读者应当注意到，在泰尼埃的原著中，一般只采用单纯结点；在盖夫曼和海斯的著作中，除了表示单词结点之外，还容许存在表示范畴（词类）的结点。这说明在依存语法研究中，实际上并不严格遵守“单纯结点条件”。
⑧这里使用了国际标准ISO 639-2：Code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mes of Languages.http：//www.loc.gov/standards/iso639-2/php/code_list.的语言名称简写：Chinese（chi），Japanese（jpn），German（ger），Czech（cze），Danish（dan），Swedish（swe），Dutch（dut），Arabic（ara），Turkish（tur），Spanish（spa），Portuguese（por），Bulgarian（bul），Slovenian（slv），Italian（ita），English（eng），Romanian（rum），Basque（eus），Catalan（cat），Greek（ell），Hungarian （hun）。
参考文献：
[1]L.Tesnière.?léments de Syntaxe Structurale[M].Paris：
Klinck-sieck，1959.
[2]K.Schubert.Metataxis：Contrastive Dependency Syntax for
MT[M].Dordrecht：Foris，1987.
[3]J.Nivre，Inductive Dependency Parsing[M].Berlin：Springer，
2006.
[4]冯志伟.特斯尼耶尔的从属关系语法[J].国外语言学，1983，
（1）.
[5]刘海涛.泰尼埃的结构句法理论[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7，（5）.
[6]刘海涛.依存语法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7]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语法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对比分析；述评；互文；翻译
引言
《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该书于2006年10月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与罗选民博士论文答辩（2006年10月）在同月份，系南京大学博士秦文华的博士论文的修订、扩展而成。依本文之见，该书予人以总体印象是，一部具有哲学味道，颇具文学批评理论的翻译互文性研究著作，具有文字流畅、涉及面广等特点，以本文自有的视角来看，可谓一部少见的博士论文精品。
一、概要述评
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审视我国翻译研究现状，阐述互文性术语的缘起及该理论的发展流变，提出互文性视角研究翻译的新方法；第二章为互文性翻译研究入口：解读文本，从狭义到广义阐述文本，讨论文本写作中的互文喻、从现象文本到生产文本的文本阅读、被视为二度书写的文本翻译等问题；第三章为互文性翻译研究视点拓展：多重主体交互，着重于作者（在互文性记忆中写作）、读者（识别记忆与自我阐释）、译者（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另类反思（力争主体席位的语言）等角度阐发互文性理论；第四章为在翻译的互文性运动之“场”中：语言、符号、文化、文学互动（本文想要提出的是，语言符号属于符号系统的重要成员，符号又属于文化范畴的重要媒介，这里产生多重交叉关系，不如将语言放在符号范畴，将符号放在文化范畴内展开论述；此外，雅克布森从语言符号角度对翻译提出的分类，也或多或少存在交叉的问题，即语言属于符号范畴，同一门语言内部的转换行为为语内翻译，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行为为语际翻译，符号与符号间的转换行为为“符际翻译”，其实汉语与英语间的翻译也属于符号间的转换行为，而雅克布森可能要表示的是语言以外符号间的转换，如此，不妨将符际翻译改成“非语符翻译”，但这样也存在一个问题，即：语言转换成画面类的翻译行为就被排除在外了。），探讨翻译概念的互文性延伸、最为互文性转换活动的翻译：重建巴别塔的努力、翻译的快乐与极乐：面对异质文化、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互动生成等；第五章为翻译研究或实践中难以回避的维度：对社会历史关系作用的再度把握，探讨了超越理解的屏障（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解蔽）和遭遇双重权利话语操控的翻译；第六章为宏观视域下的微观应用：返回文本，讨论了解构性与建构性（宽泛思考与具体操作）和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考察翻译文本的互文性）；第七章为结语：无法终极的终极意义。
通过对比分析，本文以为，该书可以与罗选民的博士论文互参阅读，可以相互补充，但两种文本的研究对象虽然都为翻译，但不属于同一研究层面。概要说来，罗文关注的是译文、理论和实践，秦著关注的是广义范畴下的“翻译”，包括写作行为、翻译行为、阅读行为、写作过程（编码过程）、翻译过程（解码过程）、阅读过程（解码过程）、翻译标准等，但没有囊括翻译的策略、翻译教学、翻译方向等。
二、结语
关于该书的优点与各种启发，笔者读后有所思考，下文概要阐述自我见解，仅作抛砖引玉。
首先，该书虽以“翻译研究”为切入点，但没有对翻译研究给予界定厘清，融合了写作行为、阅读行为、写作过程、阅读过程等非翻译因素，且在翻译范畴内部也没有关于翻译策略、翻译教学、翻译方向等的阐述，反倒是阐述了许多文学文本批评类的成文，酷似文学批评，又颇有哲学著作的味道。
其次，该著虽以译作文本中的互文现象立论，可随着文本分析的深入，则感觉互文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写作、阅读、翻译，甚至连人类所有思考、所有行为无不带有互文性的烙印，似乎在一定程度过多偏离翻译研究，似乎与宇宙全息论颇有相似之处。
再次，相关处言辞过于绝对。人是宇宙中的一颗分子，人的活动从哲学而言，就是认识宇宙的行为，但一代人只能认识宇宙的一点侧面，一代一代积累下来也只是沧海一粟。同理，互文性用于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化研究，也只能关注其中的一个层面，而不是全部，只能解决局部问题，而不是全体。该书55页，作者认为，“在互文性视角下，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则就是互文性”，这里的主要原则不如改为主要特征，因为原则为著书立说的要求和原理，是作者的行为规范。
第四，作者从编码角度（写作层面=作者）阐述文本构成过程中的互文性，也是作者主张文学作品互文性为其根本原则的理论反映。就本质而言，互文性研究属于以文本为对象的研究，因此不论文学研究还是翻译研究，互文性理论比较适合于探讨文本的解码研究，不适合指导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的编码。
第五，作者意图用源自中世纪的普遍理论的延续成果，即美国乔姆斯基的语言普遍理论来证明“语言的共性”，即基本结构占90%，以便证明互文性特征的普遍性。如果语言间的基本结构达到90%的相似，这些语言肯定属于同源语或同类语言。汉语和法语两门语言的差异程度非常明显，法语中的人称代词有je，nous，tu，vous，il，elle，ils， elles， 而汉语是我，我们，你，你们，您，您们，他，他们，她，她们，它，它们，两种语言间的代词看似相似度较大，但在语句层面的表征差异比较大，因为根据人称代词所统领的性别不同，单复数的差异，都会导致语句中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产生相应的变化，且汉语的语序、句调差异也很大。普遍语法理论指涉的是语法理论适用于世界上近3000种语言，而每一部普遍语法所采用的语言参数不过三四种，最多不过七八种，显然无法代表世界上的所有语言。
终了，在本文视角下，需要提出的是，在涉猎面如此广泛的情况下，该书能够如此深度地剖析翻译问题，是值得效仿的。
参考文献
[1]秦文华.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
[2]罗选民.互文性与翻译[D].香港岭南大学，2006.
[3]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01）.
作者简介
语法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王希杰;学术探索;语言学;修辞学;“三一”语言学派
中图分类号:H 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2-0111-06
王希杰1960年走上语言学研究之路,学界对他的学识才情、学术创建多有赞许。海内外不少学者对他的学术理论、学术思想自觉进行研究、阐发和运用,据不完全统计,研究文章总数近250余篇,论著5部,总字数超过了260余万字,形成了一个王希杰学派——学界命名为“‘三一’语言学派”。
一、学术起点与学术传承
1960年20岁的王希杰在《中国语文》连续发表了《列举和分承》、《鲁迅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两篇文章,其时他还是一个大学低年级的学生。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
王希杰说:“我在一些地方写道,我有两类老师,一类,教我现代西方语言学,如:方光焘、岑麒祥等;另一类,教我传统语言学,如洪诚、黄淬伯、钱玄(小云)等。”这两类老师的特点是,前者熟悉西方学术思想,重视理论方法,后者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重视语言事实。正是这两类不同治学旨趣、不同学术造诣的导师给了他不同的学术滋养,为其成功奠定了良好的治学基础。
方光焘、岑麒祥都是留学法国接受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滋养的杰出语言学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深刻影响了王希杰的语言学研究走向,其中方光焘对王希杰的影响尤为深刻。方先生是著名理论语言学家、语法学家和语言战略家。他对学生非常严格,在指导王希杰毕业论文第一次见面时所说的一番语影响了王希杰的一生:
你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两篇论文,
我都看过了。严格地说,这算不上科学的研
究!这不过是收罗了大量的语料,加以分
类,再一一分析罢了。真正的科学研究绝不
是罗列事实。真正的科学研究,必须是从一
定的原则、原理出发,占有一定数量的可靠
的语料,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来加
以分析,然后抽象概括为理论,最后建立自
己的理论体系。
王希杰大学毕业留校,首先在方光焘担任主任的语法理论研究室做实习研究员,师从方先生学习语言学理论。方先生对王希杰有很高期许,在方先生的指导下,王希杰专攻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美国描写语言学,其语言观与方法论明显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钱玄是王希杰走上语言学之路的引路人。洪城、黄淬伯是朴学家,他们严谨的治学作风、对语言事实的高度重视,同样深刻影响了王希杰。在两类名师的综合影响下,王希杰的学术研究就体现为既重理论探索,又重语言事实。
二、学术探索
王希杰的学术探索体现了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理论探索与积累语料并重
王希杰的学术研究涉及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修辞学等语言分支学科,在语法、修辞、词汇方面用力最勤,屡有创建,在语法学上的一些独到见解的论文对语法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反响,其中在修辞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代表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综观王希杰50年来的学术探索,一以贯之的特点是既重视理论探索,又十分重视语料的收集积累,这是语言学界的共识。1993年王希杰的《修辞学新论》出版,胡裕树先生在“序言”中认为这是一本“三新”著作:“首先是观念新:新的语言观,新的修辞学观”;“其次是:方法新”;“第三是,语料新”。概括精准,得到了广泛认同。
因为王希杰致力于理论探索并不断超越创新,所以他在不同时代的研究成果都代表了该时代的研究水平。上世纪80年代的《汉语修辞学》、90年代的《修辞学新论》、《修辞学通论》、新世纪的《修辞学导论》、《汉语修辞论》等,一经面世便给学界带来新的理论冲击,并引发研究阐释的热情。王希杰对理论探索的重视,应该说与方光焘等先生的教导有直接关系。
重视第一手语料的收集积累同样是他治学的鲜明特色,所以读他的书不但可以获得理论启发,而且经常被他精彩而得当的例证所吸引,甚至不时出现一些研究者直接从其著作中借用例证的现象。还有的研究者不无好奇问王希杰:为什么精彩的例子都跑到你的书里去了?
王希杰对语料的重视,不但体现在平时的课堂教学、学术交流、学术报告中,还可直接从他的有关论文、论著中得到印证。2000年出版的《修辞学导论》设专章“例子和态度”、“体系和例子”,同年撰写并发表了论文《修辞学论著写作中的例子问题》(《辽宁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2003年还专门与孟建安进行了《关于修辞学论著中的用例问题》(《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的学术对话。在这些论著、论文、对话中王希杰系统阐述了其例证观,如例子在理论建设、体系建构中的地位和价值,修辞学论著中如何使用例子、如何评价例子,修辞学论著中例子运用的偏差等等。应该说,王希杰对语料的重视不仅受到了洪诚、黄淬伯、钱玄等老师的深刻影响,更与其本人对例证价值的认识直接相关。
2.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兼具
王希杰学术探索中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追求与遵循,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与肯定。聂焱在《王希杰语言研究的科学精神》一文中认为:“在语言学研究中重视‘科学、科学精神,,是王希杰能够建立新的修辞学体系的内在驱动力。”殷相印在《论王希杰语言研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一文中,专门探讨了王希杰的人文主义精神。他认为:“无论是王希杰的‘潜显’理论、‘零度偏离’理论,还是他的‘四个世界’理论,都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