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4 16:30:13
儿子现在的班级成立文学社，众同仁在冥思苦想给班刊命名时，盯着社长“硕果累累”的苞谷脸，豁然贯通，遂一致同意叫《青春痘》。社长即儿子，一任而已，其伟大使命莫非就是贡献脸上那张“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样板？
他老爸17岁时，引为己任的是作家的使命感，社长交椅一坐好几年，几至坐穿。文学自是圣殿一般，班刊非“采贝”即“鼓浪”，满纸豪言壮语。脸上火力更足，未有洗痘水、敷痘霜之类济世良方，常常这瘤那瘤叠罗汉，冒冒尖尖，岌岌可危。至今太阳穴两旁还赫然留有遗迹，雨天可以存好几盅水呢。
我17岁时下了乡，清水净风滋润，缺鱼少肉没有油脂浪费在脸上。偶尔鼻尖眉头爆出一两颗信号弹，便忧心如焚，有男知青来串门，就将刘海儿拉来拨去设法遮丑。就着油灯读名著，唱两首外国民歌，抄古今中外格言，写华丽动情的信。技痒时诌几行诗，随着手抄本四处乱飞，没有刊名，捞不到社长当，时时提心吊胆。
17岁时，儿子既不叠被，又不整理书桌，更不洗衣服和臭袜子，喊泡茶来，饭盛好，鞋要自选，衣要名牌，每月上一次发廊，整天问有什么好吃的，唯一自己动手的只有开冰箱和打电脑游戏。不过，长途旅行时他是家中的全劳力，因为老爸老妈的颈椎、腰椎、肩周关节遭岁月风化，儿子便手提肩扛，嘴里咬着自己的机票和身份证。同学中有拿“月薪”“周薪”的，儿子领“日薪”，从未超支，略有节余。压岁钱、奖金（小提琴或作文比赛所得）或生日红包统统自觉上缴，尚无经济头脑，不懂回扣。
他老爸17岁的上半年紧锣密鼓地打拼，准备上中文系。屁股和膝盖处的补丁厚如烙饼，而且颜色迥异。海外频频寄来的进口布料、纯毛衣服，窝赃般压在箱底发霉生蛀。他升任学生会副主席、团委书记、对敌斗争积极分子兼足球队长，该足球队转战全省没有失过一个球，遂去大连参加全国少年足球比赛，度过17岁生日。下半年碰上“”，忙着写大字报、贴标语，早请示、晚汇报，被抄家、去串联。绘画学了3个月，小提琴练了半年，饭不会做，衣不会洗，直到两年后去插队。
我17岁时体重只有42公斤，要挑50公斤的谷担，摸田、育秧、割稻，学一样哭一场。自留地里栽菜秧子，不长叶子只生虫，幸亏种番薯倒是光长叶子，便采来炒着吃。跟着《新华字典》每天学5个生字，翻英汉读物，背唐诗宋词，做大学梦。腋下夹一本禁书，到各知青点去投桃报李，换来各种意外的惊喜。衣裳、头发每日一洗，抽屉、衣箱纹丝不乱，学会用二两肉、一板豆腐、几棵芥菜做一桌佳肴。和伙伴过中秋节，然后佯醉，为了不必到结霜的小河边刷碗。
17岁的儿子崇拜贝克汉姆、谢霆锋和麦当劳兄弟。小时候口必称郑渊洁，从未仰视过老爸老妈，称班主任“凡姐”，直呼物理老师“阿弟”，说班上男生都叫女朋友“老婆”。我趁机追问儿子：“有没有拍拖？”答：“我还没有那么畅销。”上网聊天，打又臭又长的电话，时而卷着舌头说两句英语。从幼儿园开始，到音乐小学再到音乐中学，在小提琴专业浸泡10年，一打开私房音响，还是张信哲和王菲。功课百忙之中，不忘见缝插针频频跟电视机“接吻”，因为他近视已达750度，却不肯戴眼镜。
他老爸17岁时开始写小说，至今没发表；再写诗，发表以后除了他老妈将《诗刊》放在菜篮里向左邻右舍显摆外，似无追星女青年；改写寓言、随笔、科幻小说，书出得薄薄的，反响也是小小的。喜欢马雅可夫斯基、雷锋、贝多芬、郭小川，其中没有我。有心栽花无心插柳，而今所出版的书大多是数十万字一本的诗歌理论，这是后话。
17岁时，我梦想的是一斤膨体纱毛线，可以打一件时髦的套衫；满满一柜大部头小说，最后是卷了边、发了黄、略有破损的书才好看；梦想不用向队长赔笑脸，不必上大队部去送礼，也无须走县城“四个面向办公室”找关系，忽然一纸通知书便腾云驾雾进了大学。猛听一声吆喝：“翻谷喽！”被震醒过来，原来自己还在晒场边打盹儿。从未想过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更不懂得梦想当母亲。
咳！17岁！
儿子现在的班级成立文学社，众同仁在冥思苦想给班刊命名时，盯着社长硕果累累的苞谷脸，豁然贯通，遂一致同意叫《青春痘》。社长即儿子，一任而已，其伟大使命莫非就是贡献脸上那张“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样板？
他老爸17岁时，引为己任的是作家使命感，社长交椅一坐好几年，几至坐穿。文学自是圣殿一般，班刊非“采贝”即“鼓浪”，满纸豪言壮语。脸上火力更足，未有“珊拉娜”洗痘水、敷痘霜之类济世良方，常常这瘤那瘤叠罗汉，冒冒尖尖，岌岌可危。至今太阳穴两旁还赫然留有遗迹，雨天可以存好几盅水哩。
我17岁时下了乡，水清风净滋润，缺鱼少肉没有油脂浪费在脸上。偶尔鼻尖眉头爆出一两颗信号弹，便忧心如焚，有男知青来串门，将刘海儿拉来拨去设法遮丑。就着油灯读名著，唱“外国民歌两首”，抄古今中外格言，写华丽动情的信。技痒时诌几行诗，随着手抄本四处乱飞，没有刊名，捞不到社长当，时时提心吊胆。
17岁，儿子不叠被不整理书桌，更不洗衣服和臭袜子，喊泡茶来饭盛好，鞋要自选衣要名牌，每月上一次发廊，整天问有什么好吃的，唯一自己动手的只有开冰箱和打电脑游戏。不过，长途旅行时他是家中的全劳力，因为老爹老妈的颈椎、腰椎、肩周关节遭岁月风化，儿子便手提肩扛，嘴里咬着自己的机票和身份证。同学中有“月薪、周薪”的，儿子领“日薪”，从未超支略有节余。压岁钱、奖金(提琴或作文比赛所得)或生日红包统统自觉上缴，尚无经济头脑不懂回扣。
他老爸17的上半岁紧锣密鼓地打拼，准备上中文系。屁股和膝头的补丁厚如烙饼，而且颜色迥异。海外频频寄来的进口布料、纯毛衣服，窝赃般地压在箱底发霉生蛀。他身任学生会副主席、团委书记、对敌斗争积极分子兼足球队长，该足球队转战全省没有失过一个球，遂去大连参加全国少年足球比赛度过17岁生日。下半岁碰上，忙着写大字报、贴标语，早请示晚汇报，被抄家和去串联。绘画学3个月，小提琴练半年，饭不会做衣服不会洗，直到两年后去插队。
我17岁体重只有42公斤，要挑50公斤的谷担，摸田、育秧、割稻，学一样哭一场。自留地里栽菜秧子，不长叶子只生虫，幸亏种番薯倒是光长叶子，便不绝采来炒着吃。跟着新华字典每天学5个生字，翻英汉读物，背唐宋诗词，做大学梦。腋下夹一本禁书，到各知青点去投桃报李，换来各种意外的惊喜。衣裳、头发每日一洗，抽屉、衣箱纹丝不乱，学会用二两肉、一板豆腐、几棵芥菜做一桌佳肴。和伙伴过中秋节，然后佯醉，为了不必到结霜的小河边刷碗。
17岁的儿子崇拜贝克汉姆、谢霆锋和麦当劳。小时候口必称郑渊洁，从未仰视过老爸老妈，称班主任“凡姐”，直呼物理老师“阿弟”，说班上男生都叫女朋友“老婆”。趁机追问儿子：有没有拍拖？答：还没有那么畅销。上网聊天，打又臭又长的电话，时而卷着舌头说两句英语。从幼儿园开始，音乐小学、音乐中学、小提琴专业浸泡10年，一打开私房音响，还是张信哲和王菲。功课百忙之中，不忘见缝插针频频跟电视机接吻，因近视已达750度，不肯戴眼镜。
17岁时，他老爸开始写小说，至今没得发表；再写诗，发表以后除了他的老娘将《诗刊》放在菜篮里向左邻右舍显宝外，似无追星女青年；改写寓言、随笔、科幻小说，书出得薄薄的，反响也是小小的。喜欢马雅可夫斯基、雷锋、贝多芬、郭小川，其中没有我。有心栽花无心插柳，而今所出版的书大多是数10万字一本的诗歌理论，这是后话。
17岁时，我梦想的是一斤膨体纱毛线，可以打件时髦的套衫；一柜满满大部头小说，最后是卷了边，发了黄，略有破损，这样的书才好看；梦想不用向队长赔笑脸，不必上大队部去送礼，也无需走县城“四个面向办公室”找关系，忽然一纸通知书便腾云驾雾进了大学。猛听一声吆喝：“翻谷咯！”被震醒过来，原来自己还在晒场边打盹。
从未想过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更不懂得梦想当母亲。
1992年春夏之交，韩大星正在《长城》（河北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编辑部与友人聊天，忽被其主编艾东邀去委办一事。原来汪曾祺应邀正在石家庄讲学，讲学之余有笔墨应酬，不知谁临时出了个主意，建议第二天以省文联名义赠汪先生两枚名章，既作纪念，又增雅兴。由于要求高，时间紧，如此高质量的“急就章”不是一般治印者可以胜任的。正巧大星就在编辑部，于是，艾东便找到了大星。二话没说，大星当即便应承下来。艾东还真是找对了，找准了。原来，大星的父亲韩映山是“荷花淀派”的重要作家，与汪先生也熟识，1987年曾与汪先生一起在云南采风，一路上，两人茶酒闲聊，十分投缘。其间，汪曾祺还赠送韩映山一幅书法作品，至今大星家还珍藏着令尊与汪老等人合影的照片。
大星十分喜爱汪曾祺的作品，书架上，案头上汪曾祺出的书，不时地都要翻翻看看，品味一番。他曾言：现代作家中，他最喜欢孙犁与汪曾祺的作品，也最敬重孙犁、汪曾祺的为人。应艾东之请，为令尊的旧识、自己敬重的作家治印，正可谓是以印结缘，岂不快哉！大星归家后，略加琢磨，便一气呵成地为汪先生治了两方印：一为阴文：汪印曾祺；一为阳文：曾祺。大星时年35岁。据杂志社朋友讲，两印第二天送于汪老，当时就派上用场了。在《汪曾祺书画集》中，大星所治的印端端正正地钤盖在汪老的画作上。
大星于印坛成名较早。早在八十年代，即为孙犁先生刻过印。1988年，获“全国第二届神龙杯”书法篆刻大奖赛之篆刻金奖。有当代青年篆刻家之誉，先后曾应邀为赵朴初、冰心、华君武、方成、韩羽、王蒙、舒婷、贾平凹等奏刀，其大家风采、汉魏神韵令印坛名家高手刮目相看，赞誉有加。贾平凹于1993年6月25日致函大星云：“十多年来，许多人给我治印，数目不下四十枚，但我却喜欢您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大星长于奏刀亦善于为文，时为《中国书画》主编曹鹏先生就说过，韩大星的文化知识特别是文化功底，是书画界人士中少有的。老作家徐光耀先生也曾著文对大星的边款予以简评，赞其一印“四面边款，密密麻麻刻了179字，不仅刀法纯熟，且是篇声情并茂的散文”；斯言诚是，非谬奖也。曾见大星之“河西野僧”一印之边款云：
丙寅重九，吾师丁雪先生招饮。以自制胡萝卜丝炸素丸子为肴，佐酒甚香；不觉一瓶告罄，大醉欲卧，师命作急就章一方，力辞不获。乃鼓铁笔直入，一任自然，不假修饰。恍惚间，失刃伤指，师亲为包扎抚慰。印钤红纸上。师审读再三，击掌叹曰：‘善哉！真鬼斧神工也。’惠与佳作数纸。大星记略，时年二十有九，同客石门。
大星生性淡泊，为汪老治印后，间或有人问他，“汪老送你书了吗？”“汪老送你画了吗？”“汪老给你写字了吧？”他均如实回答―――没有。一笑了之。但获知汪先生子女编印了《汪曾祺书画集》后，却忍不住给汪老的女儿和儿子写了信，打了电话；目的是，要求能送他一本作为纪念―――因为，书中刊载的汪老画作中钤有他为汪老刻的那方名章。不久，大星就收到了书。书的扉页上，汪老的儿子汪朗，女儿汪朝分别郑重地签了名，钤了印。
大星如愿已偿，十分感慨，在博客上写了一篇短文，略述其事，并选发了一部分汪老的书画，借以纪念他所敬重的文化前辈。记住他与汪老的那一份翰墨缘。
崔自默与汪先生相识较晚，大约是在1997年才开始有交往；时任职于北京一家出版社，年方三十，可谓是汪老的忘年交。但他早就知道了汪先生的大名，曾读过不少汪老的作品，崔自默说：“最喜欢他的散文和随笔，文字很轻松，笔墨间却饱含了人生的沧桑与豁达。”自默曾去过汪老家两次，与汪老有过较长时间的交谈，还一起在北京参加过一些会议。由于自默不仅长于篆刻、书法、国画、油画、雕塑；而且一手散文、诗歌、随笔、文论亦时有卓见佳作；既承续传统、又实践创新；时有文坛奇才之誉。第一次到汪老家，就是当时任《中国艺术报》副刊主编的梅墨生带他去的。
崔自默给汪先生刻的是方闲章，是汪老的“命题”。文曰：“莲花唱罢又一春”。这是汪先生于七十岁生辰之际诗中的末句。全诗为：“近事模糊远事真，双眸犹幸未全昏。衰年变法谈何易，唱罢莲花又一春。”汪先生对这首诗比较满意，曾数次书写此诗赠友人。1989年，《三月风》杂志约请他写一篇随笔，同时，配发漫画家为他画的漫画头像，亦请汪先生为此漫画写几句话作为像赞，汪老便书此诗应之。
崔自默此印作长方形、朱文，工细中略带粗犷，汪老看了便说好。到汪府送印章的那天，自默特地带去了他手拓的一张秦砖拓片，那是他在咸阳宫遗址附近村落里偶然获得的。自默请汪老在拓片上题字，汪先生略有沉吟，便欣然命笔，写了八个字：“秦砖楚韵，希世之珍”。自默见汪老喜爱，便说下次带一块汉瓦来送给先生，再刻一方闲章。汪老顺手遂拿出几幅新作给自默看，先生看自默对其中一幅荷花叹赏不已，有索求之意，便将此画赠送自默，并取笔于此画上题款云：“持赠自默”。崔自默知道汪老是“酒仙”，辞行前邀汪老喝一次酒，说喝半盅不会伤身体，汪老也答应了。
我给自己找到了好出处，青灯黄卷，古潭瘦影，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城楼换王旗？读历史，自然有点事不关己，高挂起，可以搞点自由主义；也自然是事不关人，大骂起，可以动些批判精神。我曾学了一些东方朔与周星驰的滑稽术与无厘头，东割一块经，西剁一块史，南拉一块子，北扯一块集，佐以辣椒，撒以味精，乱策，乱炖，乱炒，正统史家见了，大为生气，大加鞑伐，出语之恶，薄脸皮的人士是受不了的。我却是甘之如饴，满脸坏笑。活得那么苦，笑一个都不行吗？你越是呼孔子孔子，我越是喊茄子茄子。
可是没过多久，孙琼歌女士偏着头问：你好像越少幽默，越来越多哭丧脸了？我不会幽默，只会沉默了。孙女士是一家杂志的编辑，有那么两年，她几乎月月给我编小稿，对我文气的细微演变，比我更清楚我。孙妹这话也吓我一跳，翻检旧作新文，果然如是。原来故纸堆里，也不是好玩的。曾读历史唯物主义，心生无限乐观：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否定，肯定，再否定之否定，历史就是这么螺旋式上升的。这多让人满心欢喜啊。是这样吗？历史演进几千年，让史家津津乐道的，却还是传说中的尧舜之世，尧舜之后是桀纣，桀纣之后是秦始皇，读汉书读唐书好像让人开始笑，刚嘻开嘴，却是千里无鸡鸣，却是渔阳鼙鼓动地来，“读明史最让人生气”（语），读清史不更让人生气？抱着乐观心情，想象历史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实际情形呢？多是弃其精华，取其糟粕，历史非但不是螺旋式上升，反而是螺旋式堕落，叫人如何不生气？正人君子对我不生气了，我却自己生气了。
气这概念，人言人殊。道家之气，是金木水土，气构成世界；医家之气，是心肝肠胃，气支撑生命；气象家之气，是风雷雨电，气运作天地；那么杂文家之气呢？首先是真气与底气吧，历史真相、新闻真相与事实真相，是杂文作者南征北伐的始发站。真，是杂文立论基点，真了，哪怕他再有颂歌沸耳，也应敢提一口唾沫上嘴来，给呸一下；反之，失真了，纵使再能体现批判精神，也应将提上口来的唾沫，咽下去。莫说杂文作者东也骂，西也骂，好像世界皆浊，唯我独清，看谁都不顺眼，看啥都不习惯，其实也是误会杂文家了，杂文家应最具有宽容之心，看得惯，耐得烦。让杂文作家拍案的是，人心失去了底线，社会失去了底线，文化、经济、教育、政治越发没了底线，杂文家应该生气了，当拍案而起了。
弄杂文者的真气与底气，盖源自其心存沛然元气与浩然正气。我所谓元气，是为元元之民慷慨放歌。杜甫诗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曾与我同槽吃食的同事问我，你吃衙门饭，何搞老骂衙门？同与我一同上版面的文友问我，你最少也算半个士子了，何搞老与士子过不去？我非仕亦非士，我过去是贫民，现在是平民，我至死愿以公民身份，进行公民写作。如今很多学优之士，民间对他失去了敬意，大因是单会为自己哭，会哭的士子多吃奶；喔喔喔叫的公鸡越发多了，呼呼呼吁的公知越发少了，士人的元气丧了；元气一丧，正气自然不足，看上去士人在大放厥词，用上了很多大义词语，掀开其底里，公义无多，私利在在多有，或更是他所批评的，恰是他所暗行的。
不过有一股元气，有一腔正气，并不等同于可以自由呼气。元气，可能会被权者视作怨气，正气可能会被强者视作狰气，都可能招致杀气。有那么多气煞人的事，这些事像鼓气机一样，向着我们心肺间输送气愤，让人整日气鼓鼓的，常年气呼呼的，成年累月气气冲牛斗，怒发冲冠，气冲脑门，社会向人那么输气，那么人又如何来舒气呢？
舒气方式，盖有两种，一是喷气似抒发脾气，心中有气，张开大嘴，像机关枪，嗖嗖嗖嗖，痛快淋漓，快意恩仇。我也曾如此吐过气，但是这么吐气，于我并不适合，不是我自己上气不接下气，就是别人如塞管涌般来塞我嘴巴。多年来，我学着使用憋气似表达。少时我游泳，潜下水去，先是吸一口大气，然后在水底潜行，隔三差五，嘴角细发一丝气，居然沉潜更久，游得更远。这意思是说，杂文是一种论说文体，但我更乐意以故事来叙述。我从故纸堆里翻故事，将固然有的情节生发演绎，将沉了底的情节沙堆推演，在故事关节处，按刘勰的作文要诀是，得“立片言以居要”，我却继续以叙代议。我们村里曾有恶汉，我怕他，但有正义之师要来捉他，我爱给他带路，带路快到恶汉门边了，我不出声，我只是努一下嘴，指给他看：恶汉在那。如果说，我说故事，是给人带路，当导游，那么到了观点处，我却闭嘴了，让人自己去看，他肯定比我睿智，能看到那里的奥义与高义。
你说我这是胆小，我承认；你说我是偷懒，那我不承认。叙故事其实是一件累活，需要蜿蜒曲折，需要平心静气。要平心，是因心大不平，要静气，是因为气在胸间汹涌。坐在电脑边，要把自己心绪安抚下来，并不容易，但越不容易越得如此，一方面，是因胆小，另方面，也源自杂文是一门艺术，记不得是谁说的了，写文章没啥诀窍，堂皇讲章嬉笑着写，歪邪事情正经作文；快节奏的生活，有人呼吁慢生活呢。气急的题材，我学习悠着写，练憋气，习憋功。我已爱上慢写作。
慢写作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憋着一股气，慢慢放。
陆丹林在“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前，便投身革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后结识诸元老，有短暂从政和学西医经历。他因志趣于诗书和收藏，尤擅长文史和书画评论，遂远政界而进文坛，出入著名诗人团体“南社”，编辑报刊，以诗文扬名，与海内外文化名流多有交谊，形成庞大的交际圈。
时在上海，陆丹林与郑逸梅颇有交谊，彼此惺惺相惜。郑逸梅曾笔扬文坛，影响了一代上海人。如果说郑逸梅有“补白大王”的雅称，那么陆丹林可以当之 “文史椽笔”。因为在民国时期文化名人排行榜中，陆丹林的确堪称读书人的种子，文章锦绣，算得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尤其在文史、书画评论领域自树一帜，可谓“戈挥就借如椽笔，不信湖边日易沉”。
早在20世纪30年代，陆丹林在上海滩即有“名笔”“名编”之誉，故谢无量有诗将其喻之为西晋文学家陆机：“陆机少小能文赋，况占岭南红树秋。十年冰雪战诗骨，画师写出更风流。”
就“名笔”而言，陆丹林诗文并举，誉满半壁河山，特别是在上海、香港、广东等地。其诗代表作有《岭南吟》。他集史家、思想家、评论家、收藏家于一身。他虽然主要生活在民国时期，但却坚持以白话文体写作，一生著述甚丰，出版的著作有《革命史话》《革命史谭》《当代人物志》《红树室笔记》《艺术论文集》《美术史话》《市政全书》《道路全书》《路史全书》《从兴中会组织到国共合作史料》（20余万字，惜未出版）等，总字数逾100万。
作为史家，陆丹林无疑受到司马迁《史记》的影响，还受到地方志关于人物记述的影响。其所作人物研究和传记，或可以说具有民国断代史意义。陆丹林所著《当代人物志》，是他特别看好和看重的一本书，1947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入传的人物有：康有为与李提摩太、吴佩孚与杨圻、林语堂与周树人（鲁迅）、陈三立、徐世昌、马君武、徐谦、许地山、张一麟、叶恭绰、张大千、刘开渠、赵祖康、陈孝威、张竹君。这些人物在各自领域，无疑是重量级的。该书不仅书封设计精美、考究，而且堪称 “研讨近百年的史事”的集大成。在该书的自序中，谈及研究近代人物时，陆丹林认为：“近代人物的生平行谊，是史料构成的要素；因之，对于近代人物不得不特别的注意了。”鉴于古史、近代史的诸多存疑和考据的颠倒是非的叙述，陆丹林在写史时十分强调“我写史事，立着一个原则，即宁抱憾于遗珠，毋贻讥于乱玉”。鉴于陆丹林的苦痴于文史和追求民主及向往自由，张大千曾特别书法六尺巨联“无忧唯著述，有道即为勋”（集屈大均句）相赠，以写照其心路历程、人生愿景。
除《当代人物志》中所列人物外，陆丹林还笔触到林则徐、孙中山、、、冯玉祥、唐绍仪、陈少白、柳亚子、李瑞清、郁达夫、弘一法师（李叔同）、曼殊、冯自由、谭元博、吕碧城、赵述生、齐白石、吴昌硕、陈树人、谢玉岑等一大批各界重量级人物。在写作上，较之《史记》，陆丹林所记人物使用的均是白话语体文，而且有一部分采取“掌故”形式，可读性强，使人趣意盎然。身为史家，他写史的态度和史观，颇得好评。叶恭绰曾在《陆丹林著革命史谭序》中评价：“丹林此书，纪述详实，又宗旨无所偏倚，实为斯类佳著，因宜公之于世。”
作为思想家，他无疑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而且颇为激进，特别是在抗战之前。一方面，他以“大道之行”论党（）忧国，鼓吹民族抗战和民族自信；另一方面，他倡导民族气节，固守文人品格。究其底里，这与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南社及与结识若干仁人志士的革命性有关，也与他作为具有鲜明个性的文人的价值观有关。
作为杂家和评论家，除所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外，他曾在《申报》《中央日报》《新闻报》《大光报》《大公报》《中国晚报》《国画月刊》《美术生活》《南风》《月风》《子曰》《人之初》《逸经》《大风》《永安月刊》《广东文物》《道路月刊》《大华》等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尤以在《逸经》《大风》《永安月刊》《道路月刊》等杂志发表居多。他的创作思维，天马行空；创作速度，有如井喷；写作类型，几乎无所不能，或人物，或考据，或艺术，或随笔，或掌故，或述评，或政论，或风土，或游记，或史话，或诗，真个是信手拈来。他的写作内容，海阔天空，几近横陈百科，凸显出一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其为文纵横捭阖，或论《新文化与基督教》，或云《耶稣会的创立与轮华文化》，或议《宗教的神迹》，或作《思想漫谈》，或发《抗日之声》，或考《人名与地名》，或讲《文章与心境》，或写《兰花》，或记《用典与对仗》，或倡《国画家亟应联合》，或释《题画的技巧》，或讲《从临摹说起》，或述《广东美术概论》，或言《百年来的国画》，或评《违背历史的画法》，或表《美术史话》，或感《读画小识——谈题画》，或说《画与诗》，或“吹”《现代画风》，或话《漫谈美展》，或倡《有组织的定期谈艺》，或侃《谈谈一些艺术家》，或忆《漫游归来之郑午昌》，或表《于右任氏的标准草书》，或感《忆念谢玉岑》，或述《怎样去读报纸》，或叙《“新世界”与“新世纪”》，或考据《清史稿的谬误》，或评述《吴佩孚、杨云史》，或叙写《交通界的耆宿叶恭绰》，或史话《大明顺天国起义始末》，或丛谈《民国前革命党人的文学》，或随评《涤除封建余毒》，或信笔《香港市区外的风光》，或小记《白沙河畔金鸡岭》，或散论《到自由之路》，或闲话《黄花岗上党人碑》，或琐议《卢沟桥》，或漫谈《石达开诗》……他的众多文章中，特别是《红树室琐记》《枫园琐谈》中的掌故和杂忆颇多特色，为人津津乐道。他的作品文字雅达，文采粲然，有“争能”的磅礴大气；尤其是随笔，名响上海滩，风行粤港，震荡岭南，大有“文坛谁不识此君”之势。故对于陆丹林敏而好思、聪慧励志、不耻下问和渊博的知识及其猎知天下的文化结构，江南刘三在《永安月刊》杂志发表“丹林我兄正”的书联评价：“一生自猎知无敌，百中争能耻下鞍。”
作为专栏作家，陆丹林具有倚马可待的本领，文章率性率笔，直抒胸臆。如在《大风》杂志上（约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他几乎每期都有一两篇文章发表，有时竟至3篇（见第59期，《我生平最爱好和最讨厌的事物》《感悼陈大慈》《红树室琐记》），总计逾100篇。又如在《永安月刊》杂志上（约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几乎每期都有1-3篇文章发表，有时多达5篇（见第115期，《我的人生侧影》《琐谭陈树人》《会见剡曲灌叟》《山东总督之无稽》《读三国水浒与西游》；见第117期，《郁达夫遗诗编后记》《凤凰熊希龄》《美术年鉴述评》《造像题诗》《真实的梦》），总计约100篇。至于陆丹林编著的作品，有《枫园书画录》《红树室书画集》等。故在1948年5月，陆丹林当之无愧被推选为上海作协理事。
陆丹林堪称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收藏家。他心仪孙中山，崇尚其倡导的“三民主义”，呼应其“博爱”理念。他不仅面谒过孙中山，而且与之有书信往来。他格外珍视孙中山为其所书的“博爱”条幅和所遗留的《中华革命党誓言》（该誓词右下方，陆丹林特别钤有藏印“红树室藏”），并奉这些遗墨为拱璧。至于其他藏品，则兼收并蓄，大致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革命文物，即辛亥革命元老和同仁的遗物和遗存文献资料，表达他对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眷恋和对仁人志士的敬重及故友的怀念；一类是清代遗老的书画作品，体现其广交朋友和对前贤的尊重；一类是同时代友人的书画作品（含印刻），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书画名流的作品，甚至某一个书画名家的作品可以达数张（如吴湖帆的）、数10张（如黄宾虹的），甚至逾100张（如张大千的），故他的这一类收藏品数量大而具有特色和影响，堪称至富至精，诚如巢章甫评价：“展君所藏，洋洋乎美不胜收，真巨观也。”
陆丹林不仅文思泉涌，笔走风雷，而且文章的署名也颇有特点和一定的规律。除署陆丹林本名外，他的笔名颇多，屈指数来有：丹林（即其名）、自在（即其字）、陆自在（即其姓与字）、自在长老、自在老人、自在簃、非素（即其号）、枫园（即其号与室名）、于勤、凤侣、霜枫、紫枫、楼空老人、杰夫、高伯雨、赤子、逊伯、甘霖、都寒、隽君、兰父、余碧生、湄君、阿丹、亚丹、于听、隽君、肄江、居长安、霞菲、松南吊梦客，等等。从这林林总总的笔名中，足见陆丹林视界之阔，想象之丰，思维之特，情感之富。所谓文人情怀之“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即如此翁也。
据文献资料显示和分析，陆丹林的文章除注重署本名陆丹林外，笔名中多用和常用名为“丹林”和字“自在”。仅1931年，他以“自在”笔名在《申报》发表的文章就多达14篇（在《大风》《永安月刊》等杂志上，亦多用“自在”笔名）。以“自在长老”“陆自在”“自在簃”“紫枫”“湄君”“亚丹”“余碧生”“隽君”的笔名虽不多见，但亦有例可举。据陆丹林在《逸经》《大风》《永安月刊》等杂志发表文章的署名分析，其用笔名，特别是所用的一些少见笔名，多与在同一期刊物发表多篇文章有关。
至于署本名“陆丹林”的文章，多属于政论性内容和严肃题材及记朋友之友谊的。笔名除一直以“丹林”“自在”“非素”之外，诸如“自在簃”多用于早年，“于勤”“凤侣”“枫园”“霜枫”“紫枫”等多用于20世纪30年代，即生活在上海和香港时期；“余碧生”“湄君”“阿丹”“亚丹”等多用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即从重庆回到上海时期；“杰夫”多用于《道路月刊》早期；“高伯雨”用于《大华》杂志。
作为“名编”，陆丹林执编报刊多种，尤其是在编辑文史、书画、交通类的报刊方面，颇有建树和影响。据不完全统计，陆丹林所编辑的报刊有：《大光报》（他甚至将儿子取名“陆大光”）、《中国晚报》《蜜蜂画报》《蜜蜂画刊》《国画月刊》《国画》《逸经》《广东文物》《文化界两周刊》《大风》《美术生活》（特约编辑）、《中国美术年鉴（1947）》（编委，并作序、题论文卷首、发表通论《美是什么》）、《道路月刊》（主编）、《人之初》（主编）、《新希望》（美术专栏主编）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是文史半月刊《逸经》和旬刊《大风》（后改半月刊）的首席编辑，后任《宇宙风西风逸经联合刊》主编，计出刊7期。《逸经》《道路月刊》与《大风》分别在上海与粤港有广泛影响。鉴于他在艺术教育领域中的贡献和影响，1949年获邀参加上海人民艺术教育会第一次筹备会。
（此文部分资料由陆大光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作者：四川省地方志编委（成都）副巡视员，
关键词：叶适；记体散文；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010—01
叶适是南宋散文名家，千百年来备受称赞。宋叶绍翁云：“水心先生之文，精诣处有韩、柳所不及，可谓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四库馆臣说：“适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其散文诸体兼备，涵括奏劄、奏议、表、书、序、记、墓志铭、祭文、铭、疏文等十几种体裁样式，许多名篇已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典范。考察历来对叶适散文的探讨，其奏劄、奏议、墓志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而记体散文则似乎未予重视。本文拟就叶适记体散文之艺术特色略作论述。
叶适的记体散文，“藻思英发”，文采烨然。模山范水，状景如画，叙事议论且富含理趣。
叶适记体散文的特点之一，在于将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熔为一炉，腾挪变化，涉笔成趣。北宋的记体散文，一般采用先叙事，再描写，最后发议的“三段式”写作模式。如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皆是如此。然而苏轼并不肯蹈袭常式，其《超然台记》、《凌虚台记》等将叙事、描写、议论穿插并用，灵活变化，使记体散文的面目为之一新，格局亦为之一变。叶适在记体散文创作中，继承了苏轼的这一笔法，灵活处理叙述、描写、发议、抒情之间的关系。如其散文名作《湖州胜赏楼记》：
凡城邑据江海陂泽之胜，皆即以为赏，盖物常聚于大矣。吴兴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伟，浸可几席尽也。然四水会于霅溪，镜波蓝浪，梁梠动摇，而靓妆袨服之倒影，互为散合。众流放于荷叶浦，沈清浮渌，凫鹄栖止，而绮荷文蓼之罗生，无有际畔。特岭联互，巧石绵络，颇抑湖之重势而蔽遮其寒风，故其人意安而气和。舸经舫纬，艇绘艓缕，细声窈眇，豪唱激越，宛转一州间，随地而胜，随胜而赏，无不得所求，具区虽大，不暇观也。夫岂娱于耳目之狭者易徇，而迪于心志之广者难亲耶？亦其神灵爽异所独钟，彼虽大而此不小也。
本文为胜赏楼所作之记。文章描绘霅溪之镜波蓝浪，楼梁弄影；荷叶浦之渌水清波，凫鹄栖息，荷蓼罗生；绵绵的山岭与巧石，由近及远地点染了胜赏楼外的湖光山色。进而由景发议，“颇抑湖之重势而蔽遮其寒风，故其人意安而气和”。至此，景物描写似已结束。然而，叶适却宕开一笔，描写湖面上舸舫纵横，啸歌游赏的景致。文章景物描写，色彩清晰，静动相衬，文采斐然，别有一番韵味。文章以下部分转入叙事，遥想名士的流风余韵，交代了作记的缘由。最后，作者谈到治政与山水的关系：“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穷阎可使富。况蒲鱼丰衍，明山媚水，素称胜绝乎！”。整篇文章，叙事、描写、议论灵活穿插，将优美的景物与深邃的哲思巧妙融合，意味隽永。钱基博先生谓其“随笔曲注，情事都尽；而波有余渟，笔无滞机”，可谓一语中的。
叶适的记体散文，结构模式腾挪不羁，变化自如，即便是一段之中，也往往将诸多表现手法错杂并用，极尽灵活变化之能事。如《白石净慧院经藏记》首段。作者先写游赏所览：“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陆地尤美”；次叙景中之人与事：黄、钱二家，累世不贫，以秀士自居；又有杨翁者，善种花；余曾讲习于此，时与诸人赏花钓鱼，畅游净慧院；黄氏之子，终老不出户；再抒心中之情：“见其能侃然自得于山谷之间，未尝不叹其风俗之淳，而记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最后议论作结：“盖天下之俗，往往皆如是。使为上者知冒之以道，而不以偏驳之政乱之，则以余所闻于古人之治，何不可治之有哉！”寓景、事、情、理于文中，由景及事，由事生情，由情入理，层层推进，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谋篇布局的笔力。
叶适记体散文的特点之二，是用山水游记的移步换形笔法来记亭楼藏院，既让人如临其境，又引起人们探胜索幽的兴致。移步换形，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惯用笔法，叶适虽无山水游记，但他却将山水游记的这一笔法运用到亭楼藏院记的创作中来，可谓新人耳目。如其《烟霏楼记》。文章从作者赴蕲州之任写起，以游踪为线索，描写沿途所闻、所遇、所览。先入蕲州境，极目“空堤绝岸，败芦衰莽”、“碎坡丛岫，靡迤连接”，渲染了一派荒疏之景；继而行至蕲州，总写蕲州风物与民情，“州无城堞，市无廛肆，屋无楼观，佳卉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简陋”，这里的涵晖楼、见山楼与超然观等遗迹，既凋敝又逼仄，“皆不足以处”。最后，作者来到了烟霏楼。烟霏楼，在通判厅之西，为一州风光佳境。面对如此美景，叶适兴致盎然，展开了大量的景物描写。他先点染烟霏楼下“不见甚陋”的情状，再描写鸥鹭鸡犬，刻绘林樊晻霭，由低到高，由近及远，动静映衬，展现出一幅生动秀美、启人遐思的画卷。要之，全文在移步换形的过程中，又常见叙事成分，将游记的写景手法与楼记的叙事艺术巧妙叠合，令人叹服。
文辞俊丽横肆、句式灵活多变是叶适记体散文的第三个特点。诚然，叶适强调“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但他并不因为重道而轻文，他曾编选过一部宋代散文集，名为《播芳集》，此书今佚，然序尚存。在序文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选文标准：“取近世名公之文，择其意趣之高远，词藻之佳丽者而集之。”又序《罗袁州文集》云“散语幽寂，有兰芷之洁；合语华润，有桃李之艳”，足见其对思想和艺术是并重的。
叶适“雄文博辩”，“笔力横肆”，擅长言事论证。又“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于是，他将政论和四六惯用的对偶、比喻、排比等辞式移植到记体散文的写景状物中来。他的记体散文也表现出“横肆”的特点。譬如《石洞书院记》：“土开谷明，俄若异境。稍复深入，臻于旷平，则石之高翔俯踞，而竹坚木瘦皆衣被于其上；水之飞湍瀑流，而蕉红蒲绿皆浸灌于其下。潭涧之洼衍，阿岭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钓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谋而先成。”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句式工巧整饬，文笔俊丽雄赡。此外，叶适还好用四字句式，如《宝婺观记》：“漫陇伏冈，林茂野蕃，若轾若轩，若万马纵牧于平原，锦出绣没，不可控抟。两溪广长，会清合凉，匪厉伊方，徐纳于江。南山绵绵，果蔬之区，柘桑之园，日月风雨，借其姿态，雾烟氛霭，相为吐吞。”成功运用了铺排和比喻手法，由近及远，由低到高，层层推移，一派千山秀色，尽揽绣囊。以大量四字句式展开铺排，又使行文气势流走。叶适《观文殿学士知枢密院事陈公文集序》称“文欲肆”，此文即见其妙。叶适甚得韩柳之意，除了喜用四字句外，还注重句式的奇偶相错，长短并用。如《沈氏萱竹堂记》：“沈君体仁始治园观，广池以接清流，累土以抗峻峰，缭其四旁，互为蔽隐，搜花拣石，绵日系月，衣食所余辄具焉。然后迟客有亭，延月有台，藓梅露药草木之奇品，莫不贯序以先后。”句式整饬又不失变化，有参差错落之妙。
要之，叶适的记体散文，打破传统“三段论式”的写作格局，将叙事、写景、议论、抒情熔为一炉，结构灵活自如；在句式上，叶适既喜用四字句和对偶句来写景状物，又注重行文的骈散相间，错落有致，使记文横肆可观。此外，他将游记中惯用的移步换形笔法用到亭楼藏院记的创作中来，不仅引起读者探幽索奥的兴致，而且增强了记文的文学色彩。朱迎平称，“叶适是集乾、淳散文中兴之大成的散文大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叶适记体散文的贡献正是他“集散文之大成”所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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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凸凹，本名魏平。诗人，小说家，编剧。著有《大师出没的地方》、《手艺坊》等8部诗集和《花蕊中的古驿》、《纹道》、《首街》（合集）等多部随笔集及批评札记集《字篓里的词屑》。小说见诸《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刊。30集电视连续剧《滚滚血脉》编剧。现居成都龙泉驿。
“马道子”的路基呈鱼脊形，中央用大鹅卵石砌成一条笔直的中心线，两边为错落有致的鹅卵石铺设。石面花纹、图案各异，透出远古岁月足迹磨砺的光泽……这条如今看上去沉寂无比的南丝道，正是蜀王开明氏后代南迁越南之道，孔明“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之道，忽必烈率军沿横断山南下强取云贵之道，中国远征军出滇入缅抗日之道……
平乐镇的熊永龄老先生古道热肠，愿意亲自陪我们上山察勘古道，这让我们大喜过望。
出场镇，过迎宾路，我们一行四人往东南方向的骑龙山走去，很快就到了红墙醒目、有三重殿堂的“观音院”。此院墙外墙内各有一联，外联为：“平万世劫难，乐一方净土。”内联为：“大慈大悲普渡众生开法界，唯善唯乐修真自我静禅心。”从“化钱炉”旁走过去不远，熊老先生便指着右边一丛茂密的竹木说，这就是火井县城遗址，并说从挖掘出的24口古井来看，那时火井城区约有2400余名常住居民。他又指着正前方一大片田地中央的一丛茂密的竹木说，那就是汉代冶铁遗址，还说它是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的产业之一。
经过立在观音院旁边的“南方丝绸之路”标示牌，路边指甲大小的胡豆花、细碎的豌豆花正开着，金黄色油菜花的天下，已被青色的菜籽荚平分了――这个季节，水田中还在抛洒谷种、培育秧苗。大约是乡村里的青壮男子和妙龄村姑出去打工了，一路上我们更多地看见了“留守族”――拄着手杖疾走如飞下山的老妪，握着旱烟枪、背着纸钱和日用品一走一歇上山的老头。每隔几十米远，就有一个一米见方的土地庙，它们有些像国道上的路标，却带有精神的向度。在那炷飘在古道上的香火中，更多地浮现出了乡民们乐观的脸和淳朴的心。
走向“马道子”
要到平乐场镇上的“马道子”，必须爬过上山的石梯，这是历史的设计。在今天看来，这个设计在我们一步一喘气的时候，见到“马道子”，竟有一种朝拜的感觉。
我们终于到了山脊，终于并入了“马道子”！顺着“马道子”，我们向南边的名山县方向走去。行进之中，平乐大禹社区的阎大良、植玉惠、胡天国三位委员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眼前的“马道子”宽约丈二，左边斜坡处长满竹木，右边坡体处为鹅卵石砌的护墙，起着保坎的作用。路基呈鱼脊形，中央用大鹅卵石砌成一条笔直的中心线，两边为错落有致的鹅卵石铺设。石面花纹各异、图案各异，或如山羊，或如猛虎，或如猎户，或如牧女，无不透出远古岁月足迹磨砺的光泽。
走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位平乐本地77岁的香客李向南。她穿戴整齐、干净，她说自己上山来是为了去“城隍庙”烧开水。跟着她，我们折入了古道右侧的城隍庙。庙门上“结账无差”几个大字十分醒目。看来，这里对一个人的阴阳、生死、善恶计量是十分准确的，比一把算盘、一杆秤还准。
熊老先生说，自古县有县城隍，州有州城隍，府有府城隍，乡镇是不设城隍庙的，因此平乐是个特例。据传，平乐得名是因一陈姓举子因失落上任文凭而获，而陈举子失落文凭的地方，就是现在城隍庙之所在。该庙有三重殿宇规模，红墙青瓦。那天，我们进去时，正午太阳垂直落下，把庙宇上的翻瓦人晒得汗流浃背、红光满面。这个庙子是由李向南那样的香客自发捐钱、自主管理的。每年农历三月十一日举行的“城隍庙会”，是古道上最热闹的日子，邛崃人四聚而来，焚香祈福，老幼不断。熊老先生是趿拖鞋、握茶杯上山走古道的，显得很闲适，就像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转悠一样。
在山脊上蜿蜒的秦汉甬道
从城隍庙出来，我们一行七人继续沿“马道子”行走。同行的阎大良说，以前这古道上四十里设一驿站，官差打马而来，策马而去，换马不换人。他告诉我们，这古道上现在还有马帮在行走，那是平乐花楸山的马帮，专跑没有公路的地方。
路边，我们看见了一位在茶园里不声不响采茶的老妪。这位90多岁的采茶老人，满脸都是古道般的坚韧和沧桑。她的头顶上方，一群又一群年轻的白鹤正从一片竹林中一次次飞起、折行，形成盘旋的白云。
渐走渐行中，我们来到了骑龙山山顶平台上树木稠密的“城隍岗”。此时“马道子”的旁侧墙垣已由一道变为了两道――两墙像夹道欢迎的人墙。两侧墙垣约四五尺高，用鹅卵石呈人字形嵌砌。它们把古道夹在中间，其状与秦汉时代官方“甬道”规制完全一致。
墙垣原为防止敌人抄掠运输物资而设。从筑路史的发展来看，墙垣又起着挡水、抵御塌方等养路功用，以及划分中央集权用地与地方和民间用地的严肃界线。为方便进出，与支道相汇处，墙垣开有门道，如今的高速公路进出口设计大约也从中获取了智慧、匠心和经验吧。
古道为什么沿山脊修筑，而不是像公路一样顺峡沟、河流而设呢？熊老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这条古道是驮运重要物资的商道，只有在山脊上行走，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不会中伏击。此外，山脊上修路，可减少过河建桥的成本。”
这条秦汉甬道的鹅卵石中心线，是专为日后维修路基而设计的坚固的基准，为此，它的基础下得很深。岁月风雨中，任路面毁伤、墙垣位移，它都坚持着正确的方向。
我们看到古道的中心线，在某些地方会形成宽阔的“错位处”，有学者说那是两车相遇后的“会车处”。令笔者疑惑的是，那时，在这条道上运输物资、往来奔走的，除骡队、马队外，真的有车吗？如有，是独轮车还是四轮马车？我真不敢想象需要什么样的减震车轮，才能消减鹅卵石的坚硬和快速行驶时所产生的巨大颠簸。
在“马道子”断残的地方，有呈梯级台面挖下去的考古坑遗迹，从坑里的鹅卵石垒砌情况可以看出，古道虽坚固，但各朝各代都有修养的痕迹。熊老先生指着前方的树林说，往前走还有一处冶铁遗址，再往前走就是设在名山县的“茶马司”了。
白沫江与石头河的鹅卵石
“马道子”上的鹅卵石，取自骑龙山下的白沫江和石头河，只要想一想古人当年背石上山的艰难，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下到河床上去看看它们。从我们落宿的长庆街“古埠客栈”到白沫江河床很近。白沫江源自天台山，在新津县并入岷江。
盯着白沫江鹅卵石看，似乎没看出什么，却摸出了它们在山上与在山下的不同――这里的鹅卵石没有人畜的脚板打磨出的光洁和丝绸擦拭过的纹理。
这条如今看上去沉寂无比的南丝道，正是蜀王开明氏后代蜀王子安阳王蜀泮南迁越南之道，蜀汉孔明“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之道，元代忽必烈率军沿横断山南下强取云贵之道，中国远征军出滇入缅抗日之道……
我们还探访了骑龙山下的石头河与“探花桥”。流经临济镇的石头河比白沫江明显小了许多，鹅卵石资源也不甚丰富，倒是河边年轻的洗衣女给了它格外的生气。
每一个学校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学校都有它与众不同的文化底蕴,而校刊就是学校灵魂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校刊的好坏可以看出一个学校品质的好坏,校刊是很重要的,它应该像一份艺术品一样精致而且有内涵,能让人好好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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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在第四学段的“综合性学习”目标中明确指出,让学生“能自主组织文学活动,在办刊、演出、讨论等活动过程中,体验合作与成功的喜悦。”
让学生自己主办校刊,可以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下,着重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发展文学方面的兴趣和特长,参与校园文化的建设。通过采风、写稿、评比等各种活动,能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勤于笔耕的良好习惯,使校刊成为广大学生爱好文学、写作练笔的实验园地,也成为学校德育教育、素质教育、自主教育的重要阵地。
知识准备
一。校刊名称
校刊名称是整份校刊的中心,也是它的眼睛,读者可以从校刊名称中找到校刊的侧重点和感情基调,方便对接下来的文章有更合理的理解,好的校刊名称就像是一双充满魅力的大眼睛,让人忍不住想要了解它更多,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继续读下去,反之,一个毫无美感和新意的校刊名称则会让人兴趣全无,接下来再好的内容也吸引不了人。
校刊名称举隅:《三月风》、《芳草地》、《百草亭》、《踏歌行》、《流石》、《馨远》、《足迹》、《心语》、《七彩桥》。
二。栏目设计
A校刊栏目名称一览:信息传真――校园望塔、青春语丝――青春串串烧、七彩人生――人生麻辣烫、实话实说――花季解语、人间真情――真情对对碰、研究学习――青春书架、诗海一粟――诗露花语。
B校刊栏目名称一览:放飞青春、多梦年华、心湖涟漪、水乡风情、校园花絮、成长百味、人物寓言、一吐为快、试翼诗坛。
C校刊栏目名称一览:美文赏析、感悟大自然、悠悠亲情、成长故事、论说天地、社会万象。
三。卷首语
卷首语是整个校刊的头颈,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第一段文字,如果说题目是校刊这张大餐桌上的开胃小菜,那么卷首语就算得上是开胃汤了。在卷首语中,我们可以写一些关于编写校刊的心得感受,对以后的期望和努力方向,还有就是可以写一些对同学和老师的祝福之类的。总之,就好像是在和读者聊天一样,给人以轻松愉快的感觉。
某校校刊《曙光》卷首语
新的世纪 新的声音
一方展示青春和个性的舞台
一扇大学生心灵和生活的窗口
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广阔天地
让我们与《曙光》同行
迎着世纪的劲风 乘风破浪
四。校刊文章
文章是整份校刊的主要部分。校刊是给全校的师生看的,所以文章一定要积极向上,健康而且文字优美,文章要和校刊的题目相呼应,不可以偏题。文章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板块,每个板块的文章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但相互也不是毫无关联。
文章的来源可以是学生的自由投稿,可以向老师或学生具体约稿,也可以是学校重大活动或老师的指定采访稿,有时还可以登一些笑话,智力题目,学生感兴趣的话题等,不要太单一。
五。校刊美工
一份好的校刊,不仅要有吸引人的题目,轻松的卷首语,优美的文章,当然也少不了漂亮的插图和背景。没有插图的校刊,就好像是只有肉而没有蔬菜的大餐,不管肉食再怎么美味,没有蔬菜的话也是很容易就让人感到烦腻的。当然,图片也不是随便乱插的,不仅要插在合理的位置,而且也要和文章有联系。比如说,如果是运动会的文章,就可以插些运动员的照片,如果是写景的文章就可以插风景照……
精彩链接
1.栏目名称设计
如果你主办一期校刊,有一个栏目专门登载反映校园生活的文章。你准备为这个栏目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如果为这个栏目配一段诗意的文字,你准备怎样写?
学校生活 在学校生活里经历的趣事、伤心事、奇怪的事,在生活中得到的启发。感受到的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处世之道 人生存在世界上,像走路那样,不可能都是平坦笔直的,像驾船那样,不可能都是风平浪静的,途中一定有无数的崎岖,无数的大风大浪,看我们是如何乘风破浪的……
外语乐坛这是一个show yourselves的舞台,也许是一篇你写的外语作文,也许是推荐一首你喜欢的外文歌曲,也许只是教大家几句简单日常用语的表达,不管是英语,韩语,德语,法语……不管你是老师,学生.站出来!外语大声说出来!
教学天地 这里有播种者的教学感悟,名师指导,教学随笔,有同学们的学习经验,考试技巧以及学习生活中的一次收获,一次教训,每一期的校刊上,这里还有一两道难题留给读者们,无论你是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语文老师,初一的同学,初二的同学还是高中的同学,狭路相逢智者胜,让我们一起享受学习的乐趣吧!
佳作园地这不仅仅是一个佳作园地,也是一个展示同学们的漫画,书法,摄影作品的天地,以鹿鸣文学社为中心,广大的艺术爱好者们,还等什么,踊跃地投稿吧,总有一天这份校刊也会有你的足迹,show the world you are bright.
2.为某校校刊《鹤仙子》第34期写征稿启事。
征 稿 启 事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第34期校刊《鹤仙子》今天向你们征稿啦!
过去,因为有你们的热心参与,我们的刊物不断改进并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希望这一方小小的舞台,能让你们的才情尽情地挥洒,让我们的心灵彼此真诚地交流。《鹤仙子》的编委们期待着你们的佳作。希望老师、同学们能热心支持我们的工作,用你们手中的笔,抒写着心中的絮语,描绘着这流动的世界。
本期《鹤仙子》的栏目名称,遵循上期,仍为以下内容:校园望塔、教苑杂谈、校园动感地带、四季如歌、人生麻辣烫、青春串串烧、花季解语、真情对对碰、诗露花语、青春书架、科学之窗等等。
友情提示:请关注我校 “科技文化艺术节”的开展,将其中的苦与乐、酸与甜用笔写下来,与我们共享。
欢迎老师、同学们踊跃投稿!学生稿件请上交给本班级的语文老师,由语文老师统一上交至学校办公室陈爱军老师处。
截稿时间:2010年4月5日。
《鹤仙子》 编委会
2010年3月17日
典例解析
例1.(2009年北京市)学生会准备在宣传周出一期以宣传上海世博会为内容的校刊。校刊编辑请你根据下面的材料,在“三言两语话世博”专栏里写出你对上海世博会主题的理解。(不超过25个字)
材料
上海世博会的许多展馆设计都体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例如,中国“主题馆”的屋面铺设了3万平方米的太阳能板,这些太阳能板年发电量可达250万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2500吨。“瑞士馆”是一个用幕帷覆盖的开放空间,这种幕帷是用大豆纤维制成的,在展出结束后可被天然降解,不污染环境。“阿联酋馆”采用“沙丘”造型,展厅中有花床、树木、溪涧,令人仿佛置身于沙漠中的绿洲。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意思是:
解析此题以校刊专栏撰稿的形式,考查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链接材料运用了先总后分的结构形式,先点明上海世博会的许多展馆设计都体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然后通过中国“主题馆”、 “瑞士馆”、 “阿联酋馆”的具体介绍,让读者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有更为深刻的印象。通过具体例子的阅读,可以感受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的意思是注重环境保护的城市可以让生活更美好,也可以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例2.(2009年无锡市)下面是弘毅中学于2008年9月和2009年3月对该校初一学生消费观念及消费现状的调查结果表,请你根据调查数据为该校校刊构思一则新闻,你只需将新闻的标题写在下面的空格中,字数不超过20字。
解析这是一道通过构思新闻标题为载体的综合实践题。解答此题先要仔细研读图表,通过图表发现新闻信息。从调查统计结果表中可以看出,2009年3月与2008年9月相比,以名牌消费为荣、拥有名牌运动服、过生日吃喝宴请、有爱吃零食习惯的学生比例均有大幅下降,进而可以说明学生生活变得朴实了,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所撰写的新闻应围绕此话题撰写,新闻标题要能概括新闻内容,语言要精炼简洁。
模拟演练
经校刊编辑部研究决定,校刊第三期主题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假如让你负责这一期校刊,请你完成下列工作:
1.请你围绕主题和栏目设置拟一则征稿启事。
2.有一栏目准备介绍校友的先进事迹,请你给这个栏目拟一个生动的名称。
3.校刊有固定栏目“本期热点讨论”。这一期你准备围绕什么话题展开讨论?
4.前两期校刊在文字校对上都存在疏漏,就这个问题你怎样得体地向校刊提出建议?
5.在这一期“我主办校刊”的实践之后,你有哪些收获?
参考答案
史铁生原籍河北涿县，出生地北京，但是对于史铁生来说，“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引自《故乡的胡同》。这方圆二里密布着如渔网般的胡同，这些狭窄逼仄的胡同对于史铁生来说，是大半辈子的人生经验：“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引自《故乡的胡同》。
一九五八年。入北京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是年，史铁生搬入了观音寺胡同（也就是后来的前永康胡同）的一个小院子，在这个小院子中，史铁生度过了十九年。这条胡同和这个小院，史铁生在他的作品中被频频提到，不论是在瘫痪前的童年，还是在瘫痪之后的青年时代，这个地点几乎成为了史铁生全部的直接生活经验。尽管年幼，史铁生已与“文学创作”结下不解之缘。十岁那年，他曾“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引自《合欢树》，《南风》1981年。，姑且可以算得史铁生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项。
儿时的史铁生是个调皮好动的男孩子，擅长体育运动，这在他瘫痪之后似乎已经很少提起，只有从早年的散文中可以寻得有限的踪迹，看出那时的活力，“记得儿时曾有一面红砖短墙，墙头插满锋利的碎玻璃碴儿，我们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总去搅扰墙里那户人家的安宁，攀上一棵小树，扒着墙沿央告人家把我们的足球扔出来”引自《墙下短记》，《今日先锋》第4期（1994）。。史铁生一生都没有失掉对体育的热忱，“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引自《我的梦想》，《中国残疾人》1989年第1期。，“其实我是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同上。
一九六七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史铁生是“老三届”的学生，一九六五年进校的他，可以说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刚开学不久，他的作文就已经在全校传诵，组装无线电也是一把好手，绘画也被老师赞扬有专业水平，更兼他声音浑厚，唱歌朗诵都颇具感染力。人高马大的他在学校的体育比赛中还曾得过冠军。称得上风云人物。然而只上了两年初中，学校就因为“”的深入全面停课，直到下乡插队之前，北京所有的中学都处在“战斗”当中。清华附中作为“红卫兵”组织的发源地，革命活动更是轰轰烈烈。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大革命时代，史铁生也曾经满怀忠勇和豪情，“曾和一群同学到清华园里去破过‘四旧’，一路上春风浩荡落日辉煌，少年们满怀豪情”引自《病隙碎笔》，《花城》1999年第4期。。
但是随着出生论的逐渐强化，史铁生在这场战斗里早早地被边缘化了。他的出身并不算好，不在“根正苗红”的“红五类”之列，“楼门内外传来了更为革命的呐喊：‘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这样，几个同学留下来继续革命，另几个怏怏离去。我在离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风有缘，少年们默然无语，开始注意到命运的全面脸色”同上。。的确，对于年少的史铁生来说，命运已经不仅仅是“不让革命”这么简单了，而是一场被批斗和打倒的噩梦。他父母的身份是“职员”，处在“黑五类”的边缘，奶奶的“地主”成分直到“”结束都没能。在史铁生的早期创作中，反思的“伤痕文学”不在少数，如《兄弟》《爱情的命运》以及被研究者看作半自传体小说的《奶奶的星星》等等，都记载或是反映了那段经历给史铁生留下的伤痛的回忆。
一九六九年。到陕西延川县关计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下乡对于出身不好的史铁生来说，是必须完成的任务，然而在踏上征程的那一刻，他还是涌起了满腔的革命豪情，和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然而，清平川的乡亲们对这些知识青年的教育却远远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革命”和“高大”，反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原始乡情，一种艰辛的生活所反射出的乐观和坚强，不是通过颂歌，而是把委婉的小调传递给这些半大孩子。被夸张的大话所笼罩的城市生活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史铁生开始进一步思索生命本身的意义和命运的含义。当然，插队对于史铁生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饿。年轻的史铁生长手长脚，胃口奇大，简直到了贪吃的地步，但是黄土高原的匮乏使他长久地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于是，他在务农的间隙，还为乡亲们画画家具来赚点“外快”，甚至还和老乡分工合作去集市上卖钱，但在那个年代，史铁生的这一举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理所当然地被“割掉”了。
在干了三个月的农活之后，史铁生开始感到腰腿疼痛，但就医后没有诊断出原因，到北京也无法查出莫名疼痛的来由。史铁生只得又回到关家庄。大队干部为了照顾他，给他分配了喂牛的轻活儿，两年之后因双腿疼痛加剧回到北京。史铁生的插队经历是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更对他的写作心态和作品样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那时的插队，和后来的插队还不一样；后来的插队都更像是去体验生活，而我们那时真是感到要在农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码开始的两年是这样。现在想来，这倒使后来的写作得益匪浅。我相信，体验生活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抱着写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许多感想而要写点什么，两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远。从心中流出来的东西可能更好些。”引自《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小说月报》1983年。
一九七二年。因脉管炎导致双腿瘫痪。这对于史铁生的一生来说是最重大的转折点。史铁生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为此，他的母亲曾经多方奔走求告，希望可以让儿子免于下乡，但是没能成功。插队后，陕北的寒冷侵入了史铁生的脊髓，尤其是在他改去喂牛之后，每天必须半夜起床给牛棚添料，睡的也是没有热炕的寒窑，更加重了他的病情。终于，史铁生感到双腿开始不听自己使唤了。据和史铁生一起插队的同学回忆，他曾经有一天和别人竞赛立定跳远，然而跳出去之后，却一下子跌倒在地，史铁生慢慢爬起来，疑惑地喃喃自语：“怎么这腿就不给劲儿了呢？”
等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史铁生再次因为剧烈腰痛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已经只能由别人架着缓缓行走了，很快，史铁生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入院的那一天，他拒绝了所有亲人和朋友的帮助，自己扶着墙，艰难地走进了医院，但是一年多之后再出院的时候，他只能被人抬着出来了。无疑，在医院的这一年多是史铁生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不仅仅是病痛的折磨。对于生龙活虎的史铁生来说，失去双腿是致命的打击，在《我二十一岁那年》中可以看到，史铁生整日卧床的时光里，他思考得最多的便是如何去死。失去行动自由的生活对他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然而，友谊医院的医生给了他最初的鼓励，让他去负责医院的墙报，被需要和被关怀使得史铁生获得了最初活下来的勇气。
一九七四年。史铁生已经出院一年了，和父亲、奶奶、妹妹还有叔叔一家居住在前永康胡同奶奶的居所里。离开医院的史铁生再一次感到了绝望，他没有工作，没有补助，妹妹年幼，奶奶年迈，父亲一个人支撑起整个家庭，母亲还远在云南的林学院，只能时不时请事假回北京。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悲观情绪使得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多次地想到自杀，他曾经吃下过量的药，去摸过电门，只希望能够了结自己的生命。
但就在这段时间，史铁生来到了地坛。地坛的寂静与安详使他平静下来，让他重新深入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史铁生不再寻求死亡，转而寻求生的意义。他开始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给家具画上山水画，将掏空的鸭蛋绘成彩蛋，给古装的仕女像“开眉眼”。除此之外，他开始学外语，开始读书和写作，开始探寻人生的另外一种意义。
一九七七年。史铁生的母亲去世。这是继瘫痪之后，史铁生人生遭遇的第二重打击。在史铁生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史铁生对母亲的深情。的确，这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儿子的病，可以说是操碎了心，她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为儿子寻医问药，但她自己的乙型肝炎却逐渐发展为肝硬化，最终因为并发食管与胃底静脉曲张，胃部大出血而去世。在母亲重病之际，史铁生摇着他的轮椅走遍了北京城为母亲寻找良药，可是母亲还是离开了他。
母亲去世之后，史铁生的父亲从云南回京照顾他，因为史铁生行动不便，由街道出面安排他和父亲住进了雍和宫大街26号临街的两间平房。
一九七八年。小说处女作《兄弟》完成，后来又创作了《爱情的命运》《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一九七九年。公开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于《当代》（1979年第2期）。《墙》即1978年完成的小说处女作《兄弟》。（《今天》1979年4月）《爱情的命运》发表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内部刊物《希望》（1979年1月）。
一九八GA996年。因急性肾衰竭、氮质血症，又因长期尿潴留导致肾盂积水，接受膀胱造瘘术，回家休养。史铁生并没有因为患病而停笔，他不但奋笔疾书，还去当时中国作协所办的“文学讲习所”（即后来的鲁迅文学院）听课。这一年，史铁生发表小说《我们的角落》（《小说季刊》1980年第4期）《我们的角落》即《没有太阳的角落》，此《小说季刊》即后来的《青年文学》。《没有太阳的角落》初发于《未名湖》和《今天》（1979）。，《兄弟》（《花城》1980年第7期）此篇曾名《墙》，初发表于《今天》第4期。，《午餐半小时》（《花溪》1980年第9期），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这已经算得上丰收了。
《没有太阳的角落》和《午餐半小时》的创作原型显然来自于他在街道福利工厂的所见所闻，代表了史铁生早期对“残疾人”主题的主要关注点，着重于描写残疾人对在社会上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以及残疾人内心对公平与美好生活的渴望。行文柔软细腻，精致优美，于温情中透着点点哀愁。着眼点小而涉及面广，有研究者认为具有浓厚的契诃夫色彩。
一九八一年。史铁生病情再次加重，不能再胜任街道工厂的工作，退职回家休养。但“所幸此时有了对病残知青的政策，开始享受工伤待遇，温饱有靠可以安心写作”史铁生：《史铁生小传》，《我与地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但是因为身体原因，这一年的史铁生的作品并不多，仅发表散文《秋天的怀念》（《南风》1981年），小说《树林里的上帝》（《南风》1981年），《“傻人”的希望》（《河北文学》1981年第1期），《绿色的梦》（《钟山》1981年第2期）四篇作品。
散文《秋天的怀念》，仍然延续了前一年小说创作的风格，显得精致清新，是史铁生第一篇怀念母亲的散文，笔触细致，感人至深，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但是其余的小说却显得阴沉晦暗，《“傻人”的希望》写的是一个“缺心眼儿”席二龙对美好生活的幻梦一步步破灭，《树林里的上帝》以很小的篇幅描绘了世间万物命运的无常，《绿色的梦》则有种意识流的色彩，也同样是感伤和无助的。
一九八二年。加入北京市作协。发表小说《黑黑》（《滇池》1982年第11期），《人间》（《花城》1982年第6期），《绵绵的秋雨》（《中国青年》1982年第4期），《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丑小鸭》1982年第10期）。
这一年，史铁生的小说创作，基调更加走向伤感和暗沉，虽然才刚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史铁生就好像已经进入了他创作生命的第一个低潮。从发表的情况看，史铁生见诸报刊的文字并不很多。据朱伟先生《铁生记评》回忆，史铁生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因为其灰暗的主题色彩受到编辑的忽视和误读，常常受到编辑大幅的删改，因而即使发表出来，也并没有获得什么反响。
一九八三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史铁生发表了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神童》（《文学青年》1983年）、《白色的纸帆》（《绿野》1983年第2期）、《夏天的玫瑰》（《丑小鸭》83年第4期）、《巷口老树下》（《青年作家》1983年第6期）、《季节的律令》（《黑明摄影集：青春的故事》跋）。以及创作谈《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关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小说选刊》1983年第7期），另创作有小说《老人》。
这一年是史铁生文学生涯的第一个丰收年，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年就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艺界通讯》刊登了宗淑的书评《这一切都不遥远——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予以评论。《人民日报》刊登《心弦上的歌——读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赞扬作品“深深地反映着陕北人民与陕北地区的生活、心理与风土特点，构成了那个地方独具色彩的生活图景”郭志刚：《心弦上的歌——读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人民日报》1983年8月9日。。将插队所在地的风土人情作为主体，以日常生活为主体，扩大了知青文学的艺术视域，“可见，生活并不总是一种色调。即使在那特殊的年代，在生活中有忧，也有乐，有苦恼的种子，也有希望的胚芽。作者以其敏锐和真诚，把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的五味瓶，全倒出来了，使读者不禁佩服道：这才是生活！”同上。这也许是主流媒体对这篇小说大加赞赏的原因。而从新时期文学的流变来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改变了知青文学控诉和反思的话语模式，代之以那个时代不常见的平淡悠远的气质，重拾了他创作初期的清新精致的语言风格，将插队时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令人身临其境，内心充满感动和温情。史铁生这样谈论他的创作初衷：“我试了好几次，想写一个插队的故事。那时对写小说的理解就是这样：写一个高潮迭起、感人泪下的故事。我编排了很久，设计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诸葛亮式的人物、张飞式的人物。结果均归失败。……通过琢磨一些名家的作品（譬如：海明威的、汪曾祺的），慢慢相信，多数人的历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组成，硬要编派成个万转千回、玲珑剔透的故事，只会与多数人疏远；解解闷儿可以，谁又会由之联想到自己平淡无奇的经历呢？谁又会总乐得为他人的巧事而劳神呢？艺术的美感在于联想，如能使读者联想起自己的生活，并以此去补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史铁生：《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关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小说选刊》1983年第7期。
一九八四年。发表小说《白云》（《小说界》1984年第1期），《奶奶的星星》（《作家》1984年第4期），《山顶上的传说》（《十月》1984年第2期），《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文学家》1984年第3期），《足球》（《人民文学》1984年第5期），《小小说四篇：春夏秋冬》（《南风》1984年第4期）。
这一年可以说是史铁生一九八三年辉煌的延续。首先，小说《奶奶的星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在史铁生以往“”叙事的基础上，又添进了哲学的沉思，从更高的人道主义的视角来回顾“”。其次，史铁生明确了他小说创作的方向。他仍然在以自己的经验创作“残疾小说”，但题材与主题领域被拓展了，这表现在对社会现象尤其是“后时代”的关注上，文体和语言风格也开始了多样化的尝试。《白云》《足球》对对话体的熟练运用，《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的多文体杂糅和黑色幽默，以及《山顶上的传说》的复调叙事可以看出是史铁生文体实验的前奏。因为上一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这年《奶奶的星星》的轰动，陕西省作家协会特地邀请这位半个黄土地上走出的作家回乡“探亲”。他再次回到了他的清平湾，见到了他笔下那些熟悉的人物。
一九八五年。因为连续两年获奖，史铁生的家门庭若市，虽然他是一个渴望交流的人，他的小院子里常常有许多朋友前来把酒言欢，探讨人生、理想和文学，但蜂拥而至的记者、慕名而来的作者还是让在病中的他感到十分疲惫。他不愿接受采访，不愿意被访谈侵占休息与写作的时间，因此，史铁生不得不在家门前贴出闭门谢客的告示。这一年史铁生发表了小说《来到人间》（《三月风》1985年第6期），《命若琴弦》（《现代人》1985年第2期），《合欢树》（《文汇月刊》1985年第6期），散文《杂感三则》（《小说选刊》1985年第5期）。《杂感三则》是上一年所发表的《奶奶的星星》的创作谈。史铁生认为作者在创作时一要相信自己，敢于写出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想法，二要退居幕后，用艺术手法而非直接发声的方法向读者传递自己的信息。这一年发表的三篇小说探讨的都是残疾人的生存问题，但主题已经进一步深化。《命若琴弦》是这一年也是史铁生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是史铁生“过程即意义”生存价值观的典型体现。可以说就是从这部作品开始，不论是“生命”的主题，还是“残疾”的主题，都在史铁生这里得到了升华。同时，它也是史铁生文体探索的重要标杆，有研究者将其作为其“哲思”文学的开山之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全国文学创作奖。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史铁生的第一本文集，收录了1979年以来史铁生创作的全部小说作品，包括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爱情的命运》等作品共20篇。
一九八六年。成为北京市作协合同制作家，生活有了更好的保障。发表中篇小说《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和短篇小说《我之舞》（《当代》1986年第6期）、《毒药》（《上海文学》1986年第10期），以及创作谈《交流、理解、贴近、信任》（《钟山》1986年第1期），《随想与反省》（《人民文学》1986年第10期）。
《插队的故事》可以算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续篇和扩大版，史铁生清淡悠远的散文化叙事显得更为成熟，整篇小说也显得更加壮阔。而《我之舞》与《毒药》则充满现代意味和先锋感。1985年前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蜂起，史铁生是其中的积极实践者，更值得注目的是，《随想与反省》原为次年才发表的小说《礼拜日》的后记，但却具有独立的主题，他认为文学的根在于人类永恒的困境，而文学的出路在于创新。这一年，高原（斯妤）在《当代文艺探索》第5期上发表了《轮椅上的探索与开拓——浅谈史铁生的小说创作》一文，这也许是第一篇对史铁生的小说创作进行全面分析的评论，同为小说家的斯妤，关注的焦点显然是史铁生小说创作的创新手法，将其归纳为散文化写法、对报告文学体裁的运用和对话体的翻新三个方面，可以说是早期史铁生综论文章中较为全面的一篇。
一九八七年。发表小说《车神》（《三月风》1987年第1期），《礼拜日》（《中外作家》1987年第5期），散文《“忘了”与“别忘了”》（《挚友》1987年）。同年由史铁生编剧的电影《死神与少女》上映，这是史铁生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小说集《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史铁生卷》由日本德间书店出版，共收录《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足球》《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午餐半小时》《命若琴弦》六篇小说，由广岛大学松山久雄和水谷一郎、中央大学近藤直子、爱嫒大学三木直大译。赴海南参加《钟山》杂志笔会。
一九八八年。发表小说《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收获》1988年第6期），《原罪·宿命》（《钟山》1988年第1期），创作谈《答自己问》（《作家》1988年第1期），《自言自语》（《作家》1988年第10期），另创作有小说《草帽》，随笔《读洪峰小说有感》。小说集《礼拜日》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台湾版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台湾出版。
与林洪桐共同编剧的电影《多梦时节》上映，同年获广电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作品《毒药》获第三届《上海文学》奖。这一年，史铁生的小说和创作谈都表现出了对生死主题的极大关注。《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原罪·宿命》仍然是以先锋的手法探讨生与死的关系，其语言和手法更加扑朔迷离，大大超越了读者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阅读经验。史铁生也在《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地猜法》的结尾加以注解，请读者将其当作一篇“读物”来看。除了作品之外，创作谈虽然仍然是片段感想式的呈现方式，但相比之前更为完整，在《答自己问》中，史铁生第一次自觉地对自己文学创作的目的、方法以及文学观进行了总结。他将文学分为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三类，认为这三者共同组成了文学的大家庭，各司其职。关于文学形式方面，他认为“形式即意义”，而不是承载内容的容器，审美是主观的活动和感受，因而不论如何创作，都应该以表达作者自身的思考为基准。在《自言自语》中，史铁生进一步细化了他的创作方法，提出了他作品中最重要主题——宗教的作用和人的三大困境。这是史铁生对自己之前的创作进行的回顾与反思，对之后很长时间史铁生创作都有着重要的说明与阐释价值。
一九。发表散文《记愧》（《东方记事》1989年第1期）、《我的梦想》（《中国残疾人》1989年第1期）、《超越几近烧焦的局限》（《三月风》1989年第2期），小说《小说三篇》（《东方记事》1989年第2期）。
一九对史铁生和他的家人来说是灰暗而又光明的一年，他的病情又加重了。他因患附睾炎再次住进医院。从他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仍然会时常想到自杀，他厌恶被当作无用的人被人饲养，毫无尊严地活着。他渴望和正常人一样有正常生活、工作甚至爱的权利。不知是不是上帝听到了他的渴求，当他缠绵病榻的时候，一个来自南方的姑娘陈希米来到了他的身边，照顾他，爱慕他，最终和他结婚。这段婚姻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更是当年史家生活的最大亮色。
电影《死神与少女》获保加利亚第十三届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电影《多梦时节》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优秀故事片、优秀音乐奖、艺术追求特别奖。
吴俊在《文学评论》的第一期发表评论《当代西绪弗斯神话——史铁生小说心理透视》，文章的后面附了史铁生对这篇评论文章的意见。作家和评论家的碰撞并不少见，更何况史铁生对待别人的评价总是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这样的对话让读者与研究者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内心与写作意图。在这一次对话中，吴俊对史铁生的“残疾”主题小说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史铁生这一主题的创作是在自卑的伤感和对宿命的无奈中迸发出的对不公平的命运的抗争与深沉的忧虑。而史铁生则更进一步指出，他所描述的“残疾”，固然是从自身的心理与生理状态出发，但更多的是由此深发出的对全人类广义“残疾”的观照。紧接着，吴俊同一年又发表了《大彻大悟：绝望者的美丽遁词——关于史铁生的小说》（《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4期），这篇评论可以说是前一篇的深入与发展，认为史铁生平和的文字背后是对个人命运的过分焦虑和绝望，而这容易失去真正的宽和与对社会的关注。这一来一往的讨论给史铁生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直到次年他在《给杨晓敏的信》中还曾写道：“文章指杨晓敏的论文《突围：生命的追求——史铁生论》，《中国现代、当代作品研究》1990年第11期。我并非像所有的人估计的那样已经‘大彻大悟’，……我现在还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希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
以上两条引文出自《东岳文库—史铁生九卷本》之《宿命的写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
价值观问题与文艺创新之间有关系吗？我认为，不但有，而且关系还相当密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的不讲，单看我国目前文艺创作的状况，就可得出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新时期文艺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文艺创作中存在较大面积的混浊、苍白和龌龊的乱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近日读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同志的文章，他说：“令人忧虑的是，虽然这些年社会各方面一直呼吁创作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但一些作家尚未表现出拥抱时代的充分热情，甚至存在着某种‘逃避时代’的倾向，体现在作品中便是缺少时代气息与现实温度。”[1]这个判断是实事求是的。造成这种令人忧虑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发生了倾斜，陷入了误区，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的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文艺创作中呈现的脱离生活、境界低下、理想匮乏、信念缺失、情感粗鄙等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于作家艺术家在价值观领域出了某些问题才造成的。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一则需要提高警惕和勇于自省，一则是需要进行反思性的探讨。
文艺要发展繁荣，必得走推陈出新之路。这有无数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证明。但文艺要走创新之路，不只是个技巧、手法、语言、形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则是观念、思想、品格、意境的提升。文艺创作脱离了价值观的进步和创新，必然会“小家子气”，必然会变得“缺钙”，得“软骨症”。有人以为保持“价值中立”、放弃“价值诉求”，专写“超然于世”的作品，就可得到“纯粹”和“永恒”，这是自欺欺人的糊涂观念。鲁迅先生说得好：“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2]可见， 作家逃离价值观选择和培养的做法，实乃自我束缚、自掘坟墓。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用列夫・托尔斯泰的例子加以辩驳，认为他笃信宗教，鼓吹“勿以暴力抗恶”，不还是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解。是的，谁都称赞老托尔斯泰的作品写得好，具有巨大的艺术力量，可不要忘记，当年列宁是这样评价的，说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成了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迈进的一步”[3]，除了天才的描述和“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4]外，同他是一位“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的重大问题”[5]，能“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成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并且在作品里“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6]其遗产中“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7]，是绝对分不开的。列宁曾明确谈到：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但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托尔斯泰小说中的批判特点和意义，正在于他是用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把当时乡村、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观点的急剧转变表现了出来。他的批判“所以这样感情强烈，这样热情奔放，这样有说服力，这样清新、真诚、具有力求‘追根究底’找出群众苦难的真正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8]。我们在这些精准、透辟、辩证的论述中，不是已经看到了价值观的选择对于一位作家的作品具有世界一流水准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了吗？
诚然，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不少观念同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矛盾的。可他的学说的确“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俄国工人阶级研究托尔斯泰的作品，“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而全体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的学说，“一定会明白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9]。鉴于此，列宁尖锐、坦率地批评了那些“把托尔斯泰称为‘公众的良心’、‘生活的导师’”的观点，认为那是“胡说”，是“空话”，是“自由派故意散布的谎言”[10]，认为“这样的话，比普通的庸人论调还要坏。这是用虚幻的花朵来装饰‘烂泥’，这只能用来骗人。”[11]从列宁这种批评方法论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文艺不可能没有价值系统，文艺也不可能表现抽象的价值观。价值问题同作品的优劣是息息相关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在价值观上必定是先进的。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铁律。
二
上述这个见解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揭示社会主义时期核心价值观与文艺创作和创新的关系，就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最近，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12]，并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地区都要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为什么这个时候印发呢？就是因为形势所迫，这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应当提到日程上来了。我认为，这对我们文艺创作来说，确实是“三月风”、“及时雨”，对推动文艺的发展繁荣会起的既醍醐灌顶又润物无声的效果。
从宏观的方面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性任务；从文艺的方面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动文艺成为导引人们前行的灯火，成为为人们提供健康精神食粮的有力举措。我们面临着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这一新情况，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要树立一种能凝心聚力、与时代相契合、与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相承接的核心价值观，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正能量的精神保障，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具有软实力的标志和象征。对于文艺创作来说，营构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系统，正是使之具有魂魄和饱含魅力的秘密所在。毋庸讳言，文艺创作倘若怯懦地采取“价值缺席”或“价值负面”的态度与立场，那么，其作品就不可避免地走上空泛、虚假、消极、低俗一途；反之，作者如果勇敢地采取“求真求美”、“崇德向善”的态度和立场，再施以高超的艺术手段的，那么，这种作品会产生强大的感染人、鼓舞人、教育的人力量是可以预期的。
问题的关键是，创作主体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认知和认同，能做到知行合一。如果一方面想创新，一方面又死守旧观念，不愿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不肯增强价值判断的能力和攀登道德高地的责任感，不愿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分，那么，在全球竞争中就有败下阵来的危险。试想，当高尚的生活方式、理想主义和爱国情怀逐步向人类精神天空回归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文艺仍然让假恶丑“唱主角”，让私欲泛滥的恶臭淹没干净的人性，那么，这种迎合低劣社会情绪与嗜好、对社会发展走向片面理解的“戾气”，必将会扼杀文艺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带来文艺不可遏止的腐朽和堕落。
譬如，有些作者喜欢在作品中展示抽象的人性和人性之恶，热衷于把人性还原为动物性与生理本能，津津乐道地表现人物的阴暗和丑陋一面，完全同精神文明建设不搭界，还自以为这是艺术“创新”。说穿了，这恰恰是创作主体丧失了艺术良知、丧失了“真善美”价值取向的表现。客观地讲，人的生物性一面、龌龊丑恶的一面，作品中不是不能写。问题是看怎么写，秉持何种态度。如果无视作品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环境，把这作为“人性的深度”加以开掘，炫耀欣赏、嗜痂如癖、以丑为美，那就不是在艺术创新，而是在制造腐蚀、瓦解、污染人的“毒药”了。对人性的描写，我们要有唯物史观，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给以鉴别与判断，否则，就有走到剥削阶级旧文艺观老路上去的可能。眼下，带抽象人性论色彩的产品，为何还有一定市场呢？就是因为它在当前价值观的较量中，充当着某种机制和需求“防空洞”和“剂”的角色，形成了一股思潮，所以杜绝起来不容易。我们要抨击和揭露这种思潮，铲除孳生这种思潮的土壤，切实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实行和弘扬。
再如，文艺创作中的，也是错误和消极的价值观作祟使然。表现革命的历史题材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一块。为了表现得好，注意防止公式化和概念化、采用新视角新手法是必要的。但这种创新绝不等于要搞，绝不等于要搞“解构”、“无视”、“戏说”、“穿越”。文艺创作中，倘若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只承认支流而否定主流，只热衷于个别现象而否认事物的本质，一心想把黑暗的历史漂白，把洁净的历史污化， 刻意编造历史，夸大“人祸”，大作“翻案”文章，这种“恶搞”式的“创新”，只能说是创作者的价值观系统出了偏差和毛病。这种流毒，就是在一些热门、畅销或获奖的作品中，同样也是存在的。这类作品，虚无是其“表”，消极理念是其“里”。这种虚无主义的东西，同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
三
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还处在培育和形成阶段。但它的精神实质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文艺产品应该育人化人，传递积极的人生追求，表现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提高作品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品位，已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守则。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界定，如果说前一段时间还在摸索，未达共识的话，那么自从十报告中提出三个“倡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成24个字[13]，可以说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在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都比较明确了。诚然，十报告和《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依然是开放的、有弹性的。因为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价值、基本价值的界定毕竟不同，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如何在界定中进一步增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成分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仍有探讨的余地。但是，毕竟认识越来越清晰了，即无论是讲“核心价值体系”，还是讲“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应当是它的灵魂。这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创新活动，的确具有“发动机”和“指南针”的意义。
因为，有了核心价值观，文艺创作就有了主心骨，文艺创新也有了遵循的轨迹。同时，核心价值观也给人们鉴别作品真伪、质量优劣提供了科学的准绳和依据。文艺作品怎样才算好，怎么才算出新，不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不再是光靠自我吹嘘、我行我素就行了。一部作品是想让人看了愉悦还是想让人看了恶心，是想让人奋发向上感奋提升还是让人受到精神的折磨和戕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给了我们理论上的尺寸和界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可说是社会主义文艺学说的一大进步。
说得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1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它在文化强国的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恩格斯的一段话。他说：“德国人能欢迎和爱护音乐，在音乐中他成了一切民族之王”，那是“因为只有德国人才能从当前时代的深处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隐深的秘密揭露出来，并且表现在音响中”[15]。不难发现，伟大的德国古典音乐之所以如此迷人，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精神征服力，这同它能在其中表现时代先进的价值情感是绝对密切相关的。在德国古典音乐的音响中，若是没能从“时代的深处”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展示出来，那它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是注定要打折扣的。
记得，与恩格斯同一年，马克思还说过这样一段话：“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16]这段动人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一个作家只要深入生活，触摸实际，“接地气”，关心群众的痛痒，倾听底层的声音，就会受到感染，受到刺激，得到熏陶，就可能养成自己的社会使命感和艺术责任感。无疑这是对的。但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个作家若是在生活中培养了艺术良心，占领了道德高地，注意高尚价值观的选择，他就可能摆脱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的束缚和拘囿，就可能自觉地表达人民的企盼和呼声，这对民族的固本强基是极有好处的。如此看来，这不正是文艺创作和创新的坦途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1]李冰：《“文学与时代”随笔》，《光明日报》2014年1月13日第13版。
[2]鲁迅：《答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3][5][7]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第19-23页、第25页。
[4][6]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第181-187页。
[8]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9][10]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2页、第72页。
[11]列宁：《“有保留”的英雄们》，《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12]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见201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13]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2页。
[14]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31日第1版。
[15]恩格斯：《莱茵的庆祝会》（1843），《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