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范文

阅读笔记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写作素材 观察 阅读 笔记 日积月累

【中图分类号】G63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1-0125-01

目前，学生的作文状况堪忧。学生在作文中普遍感到最头疼的问题是无内容可写。每到写作练习时便搜肠刮肚，穷思冥想，无病，矫情作秀。究其根源，乃是平时不知如何积累写作素材。叶圣陶说过：“生活犹如泉源，文章犹如溪流，泉源丰盈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泼地流个不歇。”唐代诗人杜甫有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积累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写作需要素材，“无内容可写”，自然头疼。“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生活是写作的源头，写文章就是写生活。学生只有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不断积累写作素材，从而对生活有所感触，有所发现，有所领悟，才会产生强烈的写作欲望，才会有内容可写，才会写出精彩的词句。那么，我们怎样帮助学生积累写作素材呢？

一、引导学生用心思考生活

要引导学生理清生活层面。我们当然应该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注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机会去拓宽生活面，参加社会实践，多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多交朋友，多接触大自然，但是我们更应引导学生理清生活层面。层面一旦理清，生活便厚爱于我们了。它如万花筒，五彩缤纷、千姿百态。学生关心，了解，发现，寻觅，感知……大脑中采集的自然与社会的信息越多，写作的素材就越丰富。这样，生活的源头活水流淌，作者笔下就会佳作迭出。

要引导学生不仅要“深”入生活，而且要用“心”去观察生活，思考生活。观察是人认识生活的基础和起点。它不同于一般地看看，而是一种积极的智力活动，需要做“有心人”。需要对周围的事物有高度的热情和敏感性，这样才会了解周围的人和事、景和物，才会有所发现。否则，即使看到的东西再多，也只能是无动于衷或视而不见其妙。这就是观察对捕捉素材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引导学生对接触到的人和事有浓厚的观察兴趣，不仅要用眼睛、耳朵、鼻子、手去充分感觉生活，去看、去听、去嗅、去摸，而且要用心去感受，去捕捉并蓄积生活中难忘的“每一细节”和“每一刻”。因为“感觉到的东西，我们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东西，才能深刻的感觉它”。写作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真人真事。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感受才真切，体会才深刻，写出文章才是真挚情感的流露，只有自己受感动的事情才可能去感动别人。“生活是海洋，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要让生活成为学生真正的创作源泉。

二、引导学生用心多读

阅读对写作有多方面的意义。大量的写作实例也证明：阅读是一种积累素材、获得间接经验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不少作家都在自觉、频繁地使用阅读这种手段去撷取材料。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这要求写作者更迅速广阔地反映现实，否则就会目光短浅、两耳闭塞、观念陈旧。所写文章很难满足社会需求。所以，对于学生来说，一要通过阅读名家名作间接地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思考生活，检验自己对人、事、社会等的看法。文章是人格的表现。读这样的文章是一种人格上的熏陶、情感上的操练。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在每一个艺术家的身上都有一颗勇敢的种子，没有它，就不能设想会有才能。”学生在书本上接触的这些语言作品，大都来自阅历深、见识广、语言驾驭能力强的作者之手。作品的内涵也必然大于学生的阅历、见识和语言驾驭能力。学生通过学习会受到一种无形的陶冶，有时它比获得“技巧”更为重要。大家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尽力地不让别人看到他们在写作，而在尽力地让别人看到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二是要通过浏览报刊杂志上的各类文章来丰富学生的日常生活内容，及时掌握当今世界的各类信息，使思想观点处于世界前沿。这类文章范围宽广，旨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其素养，为进行专题性阅读发现线索。鲁迅也强调“不要专门看文学”。他说，专看文学书，会变成连常识也没有，要“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因此，我们要善于广泛地浏览各种书籍，从中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三、引导学生多记笔记

笔记是文章的信息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马克思写《资本论》读过1500种以上的书，而且本本有笔记。要引导学生在深入观察生活的基础上，理清生活的内容、条理，写出系列观察日记或笔记。在思考生活的过程中，要敏于抓住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善于记下系列的生活笔记。在博览精读的过程中，可摘抄、可质疑、可随手记下心得，写出一篇篇读书笔记。这些笔记，都应是我们平时观察思考阅读的结晶。通过这些笔记，学生们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感记下来，不仅理清了生活中的千头万绪，锻炼了语言的书面表达能力，形成了思考、写作的习惯；而且还能够逐步加深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也能锤炼自己的思想和提高认识生活的敏感度。

积累素材务必主动，被动不能聚积起丰富的材料，所得的材料也是零乱、笼统、肤浅、模糊的。这就要求我们主动采集（捕捉）写作素材，只有细致地观察了生活，精细地体验了生活，深刻地思索了生活，所得的素材才丰富、深刻、细致、系统。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只有抱着自觉采集态度的人，才能把无意注意迅速转化为有意注意，对采集到的好材料认真审视、思索，发现它表层和深层的意义和价值。写作素材也是日积月累的，要下艰苦的功夫，才能养成经常性积累的良好习惯。积累写作素材的方法和途径多种多样，但无论哪种方法和途径，都应抓好观察、阅读、笔记三个环节。

参考文献：

[1]黄大盛，引导学生多记笔记的方法及对策[J]；河南教育；2010年02期

[2]宋斌骏，利用网上教育资源库积累写作素材的尝试[J]；中国远程教育；2010年07期

阅读笔记范文第2篇

关键词：《暗恋着》 小说集 知识分子

晓苏的短篇小说集《暗恋者》属于他创作领域中的“大学系列”小说，在这一系列小说中，又尤其突出了他生活、工作、熟知、研究的大学中的“知识分子”系列。小说中以冷峻的感触、解剖刀式的手法，黑色幽默式的叙述方式，表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在方方面面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尤其表现出这些大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形态下，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的浮躁，表现出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良知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细小、轻松、幽默的事件中将当前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有意思”的娓娓道来之中，将笔触深入到知识分子的灵魂之中，可谓是四两千斤。

一、学而优则仕的幽灵

“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梦想。“为仕”，就是为官。官，在旧时的中国，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治理天下的必备要素。特别是旧时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不全是坏事，因为他们要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只有借助仕途，否则是无法施展抱负的，这种本可以理解的知识精英一类的官本位思想，到了近现代却成了“官位――资源――享乐”的代名词。

尤其是当今社会，权力代表着一切，本应在象牙塔中潜心学问的教授们，也加入到权力争夺的大军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学校的官员一直以“相当于某级”而存在，比如部级大学校长，相当于副部级；学校内部也设置了处级主任，科级处长等职位。这些职位的设置与当下某级官员下台后仍享受某级职务待遇是极其一致的。特权思想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本应该潜心学问，治理好学校的学校领导，它“必然带来知识分子目标的偏移、人格的扭曲和价值的失范”（汪政《 暗恋者序》）。

《唱歌比赛》中看似有意思、荒诞的行为，却正诠释着当今大学知识分子对权力的追求。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为了唱歌，可放弃自己的正常业务，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博导，为了当副院长；年轻的宋小吟，不顾自己孩子的疾病，甚至将生病的孩子托给别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当工会副主席。众人的积极，不是为了学院争光，而是为了区区价值千元的演出服。相对而言，做得最为冠冕堂皇，最为隐蔽的是吕步云。先是利用职权邀请人才为学院指导老师，然后，又大言不惭的要求大家必须夺得第一名。对于不太合格的人，也毫不含糊地将其踢出。看似为了“艺术”的背后，实则是各自在规划着自己的仕途。当大家各自为仕途在奔波，在追逐的时候，吕步云则不动声色，十分平静。直到小说结束，大家才恍然大悟：其实这场比赛最大赢家是吕步云，其他的不过是他实现目标的一个棋子罢了。“他现在已经是副校长了，升成副厅级”了。

追逐权力的欲望，让平静校园里的人们的目光游移不定，他们无法静下来读书，静下来思考，静下来探讨，只是试图借助各种手段来寻求谋取权力的机会；一旦成功，名利双收。自然他会把这种浮躁的心态传递给同事，且成为人人效仿的对象，于是浮躁如同瘟疫一般在知识分子中弥漫开来。那些手中无权的人就拼命地向权力靠拢，力争使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打捞记》中相公身为大学教师，却没怎么读过几本书，也没写过什么像样的文章，但凭着自己的玩得转，名利双收，不仅不到四十就评了教授，而且还当了博导，享受国家的专家津贴。大和则靠着进京寻找权力的依靠，不仅拿下了重点项目，还有可能被评为博导，甚至连他送礼的钱也被权力者从项目经费中返还。更可笑的是《主席台》中的朱自明，为了让儿子看到自己能坐在主席台上，为了稍稍显示一下自己向权力的靠拢，拉人凑数也要搞一次所谓的学术报告会，甚至拉上了食堂的工人师傅。其目的就是要坐一回主席台。第二天晚上，当他看到“学校电视新闻”中自己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他便有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满足和自豪。“他无比高兴，简直有点心花怒放了。”且不说这次报告会的含金量有多少，单就朱自明为了向权力靠拢所付出的代价，就可以看出他内心中该有多么的浮躁，――为了这次报告会，他甚至把儿子存钱罐中的用来买玩具的钱都搭上了。对于朱自明来说，能上主席台已经成了他能在学院生存下去的前提。“这种感受越深，动力就越大，行为就越荒唐，喜剧性也就更为强烈，对权力崇拜的讽刺当然也更有力。”（汪政《序言》）

二、独立精神的滑坡

对于大学知识分子而言，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自由独立的精神。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把知识分子比做是“自由漂浮物”。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重性。同质性是指他们有大致相近的文化背景，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异质性指其主张可能迥异，可以像未附着在“皮”上的“毛”，在天空自由飘浮。蔡元培治理北大的时代，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其根本点，也是强调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独立的精神。但当今知识分子在大都成为体制内的“有机成分”的时候，其独立精神正在逐步的消弱，以致于成为商业化、政治化、功利化、世俗化的工具。

尤其在今天，当手中的知识一旦能与物质利益挂钩的时候，做为大学教授最为为人称道、最为显著的独立精神往往会荡然无存。学术研究、课题实践，乃至，一切都取决于经济价值的大小，而不在于学问本身。《两个研究生》中的“我”，论文没有一篇是独创的，大都是东拼西凑。出版过一部专著，但把直接引用，间接引用，乃至书前书后的序跋，参考文献拿走，十八万字的专著，仅有二万多字是自己独立的写作。自然，这两万多字中所包含的“独立精神”，也就要大打折扣；而“我当博导的条件，竟然是屈从于权力，交换条件是招收院长的儿子，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立场、原则。更可怕的还在于“象我这样水货博导多得是，实事求是讲在我们学校一百多位博导中，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个，其余的跟我一样，都是水货。”

大学者，大学问也。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大学精英们的独立精神完全丧失时，人们所期待的大学可以产生传承文明、创造新文明的大师愿望，便化为了泡影。而一旦独立精神的缺失，剩下的当然就是屈从。屈从政治、屈从世俗、屈从功利。对于政治的屈从，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暗恋者》中并没有涉及，可以理解为也是一种屈从。而实质上，当今大学中缺乏像鲁迅、胡适、蔡元培等等一代精英身上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人们又向社会、世俗低头，去寻找能为自己带来利益，享乐的东西。《打捞记》中，几个人沉迷于麻将，甚至在外包房玩麻将，舍不得散场，而不是坐在书房中做学问、孜孜以求。《天边的情人》中，钟求实在学术研究方面并不出众，而关于情人的理论却是一套一套的，被广大情种们奉为经典。《我的丈夫陈克己》中的董学礼，在谈到专著时说：“你可以东拼西凑一本专著嘛，好多教授的专著不都是用剪子加糨糊弄出来的吗？……现在的所谓专著，十本中间有八本是东拼西凑的。”这里就不仅仅是独立精神滑坡的问题了，而是更可怕的人格缺失。试想一个教授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充斥在内心的东西就是屈从、屈从、再屈从，那么他们身上所担负的文明的传承、民族的复兴的责任还剩多少呢？

陈克己（《我的丈夫陈克己》）是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人物。他忠于妻子，即使糟糠之妻，也一直相守相望；坚守学术底线，绝不做东拼西凑的专著。但就是这个令人同情，让人唏嘘的好人，其实是最缺乏独立精神的人。因为自己的文章与导师的观点相悖，既使书稿受到好评，且有可能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也绝不拿出来出版，一定要等到导师百年以后再出版。这里，他把对导师的培育之恩，与学术的独立精神相混淆，毫无坚持真理的勇气。其实他的独立精神的缺失绝不是源自于外部。洪教授也好，周围同事也罢，没有人对他施加任何影响，他完全是自愿放弃学者应有的独立精神。也许有人认为可以说他没有独立精神，但不能说他有浮躁的心理。其实在他表面看起来平静的背后，其浮躁的心理是十分明显的。外面的会议不敢参加，原因是害怕通讯录上填“副教授”三个字。回家走小路、钻树林，不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检废纸而感到丢人，而是怕别人问起自己职称。当听说洪教授病危时，他翻出自己的书稿，只等洪教授归天……可以说在他平静的背后，一直有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一直在为自己的教授职称而操劳。但上天捉弄人，意外的车祸，既结束了一个好人的生命，也完结了一颗浮躁的心。

三、学术人格的异化

大学教师是学术人格的载体和主体。知识分子虽然不具备道德的优先性，但作为人类精神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大学教师的学术人格是其对社会发言、成为社会的独特个体的基础。但由于受到社会浮躁的影响，当今大学中部分知识分子出现了学术人格的异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部分人的身上，看不到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反思，看不到他们对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应有的批判与匡正；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标新立异”，其结果自然是脱离现实，远离了为社会服务的宗旨，自然也就毫无价值可言。《粉丝》中的老韦，表面上清高威严，最初对所谓的侄子冷眼相看，对侄子的吹捧还能严正对待，“快打住吧，太肉麻了。”但随着侄子周人杰把住了老韦的要害，老韦就变得服服帖帖。老韦写了一本《变态心理探微》，自然反响者了了，为了标新立异，不顾客观现实，不顾科学。“眼下但是倡导标新立异，谁头脑发热了，谁心血来潮了，谁神经出了毛病了，都可以创建一门学科”，由此而杜撰出来的书的价值可想而知，自然也就没有了反响。而周人杰正是抓住这一点，又说是他的“粉丝”，又是请他签名。总而言之，老韦所需要的一切虚荣，周人杰都如数送上，自然也就敲开了老韦的大门。尽管后来老韦知道周人杰不是自己的妻侄，但因为自身虚荣的需要，他不仅为周人杰销售产品，而且还让这个压根看不懂书但却会奉承人的“侄子”成了他的座上宾。《捞尸》中的何日休同样如此。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不去做理性的分析，却专心研究“死亡哲学”，并且家中堆满了有关死亡的书籍，就连墙上的大照片，也是“一片辽阔的坟地，墓碑如林，花圈如海”。这也难怪他在原学校郁郁不得志，只好另投他门。

在功利化至上的今天，学问成了个人沽名钓誉的工具，“学术不再以其严谨性和神圣性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牵绊，学问不再是作为一个人知识修养的标志，学问几乎成了人们谋取名誉利益乃至人生快乐的一种工具和途径”。如此的“学术研究”，使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人格异化也就在所难免。《暗恋记》中很多篇目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两个研究生》中的“我”，出版的专著弄虚作假，十八万字的书中，自己仅有二万多字，课题是靠自己托关系，送经费弄来的。但还是因为这种学术人格的异化，使我得了好处，成了博导，并且还招了领导的儿子，与领导搭上关系，可谓前途无量。《打捞记》中，相公的博士生涉嫌论文抄袭，且署了相公的名字，被记者调查，被弄得焦头烂额。其实相公看似冤屈的背后，正是学术人格异化的表现。博士的论文，哪个敢不署导师的名字，当今社会中因署名打官司的案例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大学中导师强迫学生的成果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不是个例。《保卫老师》中的林柏吹，真是人如其名。虽出版了好几本专著，但课讲得“东拉西扯，浮光掠影，花拳绣腿”。因此他的那几本所谓的专著就该打上问号。而小说的后面，就给予了回答，博士写了大部分内容，林柏吹却偏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面，贪天之功，并且还有脸找博士算帐，大暴粗口，骂自己的学生“不要脸”。究竟谁“不要脸”，读者自己会有公论。

其实知识分子学术人格的异化远不只这些，特别是近些年，为了一己之利，将真正学术世俗化、商业化、虚假化（不是指署名虚假，是指学术研究的数据、结论造假，贻害社会）层出不穷，学术化的大学变成了利益化的学校。这些方面小说集中有所涉猎，但不算突出，我们期待作者拿起手中的手术刀，将学术人格的异化全方位的剖析出人，给当事者以警醒，给疗救者以靶标，给社会以希望。

四、学术评价体制的缺陷

当前学术评价制度的设计，往往是以老师的科研成果来量化教师的一切，包括工作津贴、职务晋升、课题分配等等。它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就出现了偏差。大学在对教师成果的考核中，尤其以量的要求最为突出，这自然就带来了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产生。虽然说行为个人负责，但导向的力量却是强大的，让当事人无法逃避的。

试想，在大学中哪种人最容易上位？哪些人最容易晋升？列出几类来，请大家评判。一类是教书深受学生欢迎，但较少的人；一类是教书一般，但较多的人；一类是教书敷衍，但却出版了专著的人，一类是善于钻营，出版的所谓专著论文一大堆的人；一类是甘于寂寞，厚积薄发，少而精的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就无怪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要发论文、出专著，因为有了这些，就有了晋级的机会，有了晋级，自然也就名利双收。西安外国语大学王天宝教授，针对当下的体制造成的弊端指出：“大家在一起谈论的不是房子孩子，就是如何找关系发论文，学问连提都不提。”

由于体制的原因，受到最大伤害的要属陈克己了。当年评教授不需要专著时，他把指标让给了别人，再下来评教授则“一定要有一本专著才行”。可自己虽有专著又不敢出版，怕伤害到自己的老师。因而一天到晚在焦躁不安中度过。他怕开会，因为通讯录上填“副教授”是一件脸上无光的事，他怕见人，因为怕别人问起自己的职称。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最让陈克己感到没面子的还不是我捡废纸这件事。他最在乎的是他的职称。”尽管陈克己的学生提出可以帮老师弄出一本专著来，但还能够坚守学术道德底线的陈先生还是拒绝了学生的好意。陈克己最后的丧生，不只是个人生命的结束，也是他在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的学术生命的彻底完结。试想假若洪教授不死，再残喘几年，那么陈克己的专著仍然不能出版，他的教授评选仍然是遥遥无期，这和他职称生命的完结又有什么两样呢？

正是由于这种评价机制的弊端，才诱导了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只问收获，不问耕耘。他们难以坐上十年的冷板凳，难以在浮躁的社会中把持自己，有的是抄袭剽窃、钱学交易，项目分赃等学术腐败。具体表现为学生作文，导上挂名；凭空捏造，无中生有；东拼西凑，争当文抄公……这种现象固然源自于他们内心的浮躁，但学术评价机制设计的不合理，导致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

《两个研究生》中的“我”靠东拼西凑，成了博导，由一个文抄公，一下子成为了“国家的栋梁”。《打捞记》中的相公，因博士生剽窃论文，且将导师的名子写在前面而接受调查。其实这个没有正儿八经写过什么文章，一天到晚出没于各种娱乐场所谓的博导及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难道真的不知道博士生的剽窃及论文上的署名吗？《保卫老师》的陈柏吹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自己本无多少功劳的论文的第一位，不惜与学生大暴粗口。更可笑的是《主席台》中的朱自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五十五岁的他只是一个副教授，为了能坐一次主席台，在校电视台露脸，提高一下人气，可谓殚精竭虑，最后连儿子的零花钱也被他挪用。终于露了一次脸，却被儿子骂为“神经病”。

其实由于评价体制的缺陷带来的还不只这些。近年来见诸媒体的国家重点项目芯片制作造假、大学校长虚报成果、师生对簿公堂的案件时有耳闻。就大学日常管理而言，不少深受学生欢迎，潜心教学的教师往往是副教授职称却难以提升；而专著颇丰，名气稍大的博导，又往往不受学生欢迎。这不能不说由于制度的缺陷，已经影响到了对下一代的培养，甚至有些不良习气也开始了承传。《两个研究生》中的两位学生，连环设计，谋取利益。《帽儿为什么这样绿》中的“我”的学生陈晓，为了让“我”评上教授，甘心给我再戴一顶绿帽子。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考虑下去，那结果该是多么的可怕啊！

五、教师自身道德的缺失

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大学与社会更加紧密的联系，当生活在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走向社会时，他们猛然发现社会现实是如此的美好，光怪陆离的现象是如此的诱人，于是以前潜藏在内心中的私欲便如火山爆发式的迸将出来，而且爆发得更为猛烈，更为露骨。随着整个社会的开放，人们对大学教师也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当然也可以说是失望，他们不再是社会道德的楷模，也不再是清高特立的化身。“为天地立命，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业已成为一个过去时，甚至他们比社会走得更远。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办法，更机巧的谋略，更多的资源，让自己的道德滑落得更彻底。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暗恋记》中表现的是十分充分的。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物欲和情（性）欲上。

应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先出现的“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得到了纠正，大学中的教师群体的收入，应属于小康水平，在物质方面国家给予了优厚的政策。但由于私利的无限膨胀，人们在物质方面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于是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身份优势和知识优势来尽可能的为自身谋取利益。当然正当的谋利无可厚非，而在浮躁情绪支配下的谋利很难说是正当的。大和进京为自己申请课题，先是送礼以争取课题；课题有了，自然经费也有了，并且得到好处的人还在拨款中将大和的送礼钱也一同拨回。大和可以说是名利双收，而且是一种空手套白狼式的收获（《打捞记》）。小说集中，许多人为争取教授职称或博导资格，投机钻营，除了为名所累之外，恐怕就是物质利益的驱动，因为教授比副教授要多大几百块甚至上千块钱。还可以在住房、课题、加工资等等方面占优势（《帽儿为什么这么绿》）。这也就无怪乎一些大学教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评教授，去争博导。

道德缺乏的另一方面，也是人们一直诟病的对象，那就是部分大学教师在方面的不加节制。《电话亭》中，匡乃吉和朱小尔，利用白夜教授的好色，投其所好，谋取利益；而白夜教授看到朱小尔“眼珠子都会掉出来”。为了得到的满足，白夜教授与二人展开了可笑的斗智斗勇。《卖豆腐的女人》中的教授，一直为自己妻子的胸太小而不满，当看到卖豆腐的女人特别大时，“两颗眼珠子一下子就飞了出去”。并因此而想方设法地勾引，想入非非地。

《红杏是怎样出墙的》中的梅亢美，因为看到了教师进修班的美女，本没有他的课程，硬是让教学秘书加开了这门课。更可怕的是这位梅教授公开让女学生做他的情人，当被拒绝后，又上演了一出跳楼的闹剧。试想当一位知名教授爬到楼顶，大呼学生名字要她当自己的情人时，他的道德已经从人人敬仰的高山之上滑落到了道德的圈外。

此外像《吃回头草的老马》中的老马，《南下记》中的老薛，《暗恋者》中的傅立石，《天边的情人》中的锄禾，《保卫老师》中的陈伯吹等等，他们虽然表现各一，情形不同，但都不约而同的表现出自身道德的缺失，充满着对的渴望。开放的社会中不断上演的故事，又在他们身上不断上演着。这恐怕不能单纯地归咎于外部的影响，自身甘愿坠落，彻底抛弃了自身的职责，自身欲望基因的存在，才使他们呈现出各种令人不齿的嘴脸的真正因素。

六、浮躁的延续

如果说中老年知识分子的浮躁，除了其它所有因素，可怕的、荒唐的时代及开放之初的脑体倒挂给他们物质生活带来的巨大的伤痛和记忆的话，那么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浮躁又该如何去理解呢？物质贫乏的年代，给知识分子带来的伤痛，让人记忆犹新；改革开放之初，大学里授卖饼子的声音犹在耳边回响，所以一旦有了机遇，他们内心长期被压抑的浮躁便喷薄而出，为己谋利，相互倾轧，追求名利等等背后，无外乎是自身的欲望实现最大化而已。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浮躁，他们的拼命“钻研”，他们的计谋迭出，又是从何而来呢？除了自身的因素外，他们在大学中的耳濡目染，对上一代欲望的代代相因，应该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当下的一些年轻人，在急速发展变革的面前，往往束手无策，他们嫌自己的成功太慢，怕自己的层次不高，又无力解决自身前进中遇到的各种阻力，于是纷纷效仿，积极钻营，而且脑袋之灵光，智力之非凡，手段之巧妙，令人昨舌。

《电话亭》中匡乃吉和朱小尔这一对情人，为了从教授那里套出试题，投其所好，巧设美人计。同时又不想让教授得手，借助公用电话，威胁教授，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既要得到试题，又不能让教授占了便宜。当其伎俩被教授识破后，又故伎重演，其结果，读者可以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帽儿为什么这样绿》中的陈晚，做为学生，先是与老师同居，虽说孤男寡女，又不违犯法律，但总让人感到别扭，尔后更进一层。当她知道手握评职大权的人对自己的美色垂涎之时，便毫不犹豫的让自己心爱的老师再戴一次绿帽子，当然，也为自己的老师挣来了“教授”的头衔。当她游走于心爱的教授与色鬼组长之时，当他拉关系，请吃饭，甚至有些大义献身之时，你不能不佩服她的胸有成竹与游刃有余。

更令人惧怕的是两个研究生。男的运筹帷幄，老谋深算，女的则巧施美色，投其所好。从表面看两个毫不相干，甚至还是竞争对象；但暗地里二人狼狈为奸，相互配合，唱出了一出绝无仅有的双簧。水向东在幕后策划，蓝天在前台表演，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逼得老师只能用学生自己命的题考学生；还要在蓝天的威胁之下破格录取了她。可以说一位大学教授在与晚辈的较量中，彻底败下阵来。这也就无怪乎教授发出由衷的感慨：“从某些方面说，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简直可以反过来对我进行指导，我应该拜他们为师才是。”

青年知识分子的可怕之处在于，他能从根基上伤害到民族的文明。在社会的高速发展之中，他们往往会以群体的方式展示出浮躁的一面，从而彻底溃烂一个民族的肌体。因而，拯救他们就显得迫切而重要，汪政教授指出：“自梁启超首倡中国少年说之后，少年、青年、孩子在文学中一直承担着革命与未来的喻义，岂料百年之后，天翻地覆，这一形象可能要发生主题学和美学上的大改变了。他们或许要被赋予沉沦腐朽，失望与未老先衰的新的定义。鲁迅曾经急切地呼告‘救救孩子’，这一声音今天又将响起，不过，语义已经不复当年。”

七、结束语

大学知识分子，在看似平静下的浮躁，其实是一种暗流，是一种比当今官场、商场中更加可怕的暗流。如果说官场、商场的浮躁还有政令、市场的巨大调节作用的话，大学的浮躁，则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机制下的管理模式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大成果；另一方面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迎合需要，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地浮躁起来，因而，单靠他们自律式地去净化自己的心灵，远离浮躁是不可能的。

正因如此，晓苏在小说中并没有给出治疗的良方，在这看似悲观、失望、沉重的背后，实则是作家的一种无奈。如果有人认为单凭作家的一己之力，就可以拯救一代人的灵魂的话，那几乎是痴人说梦。但作家的良知又促使他们不能不正视眼前可怕浮躁，不能不表现浮躁背后的种种丑陋的现象，以及浮躁可能带来的可怕的后果。所以，小说更大的价值恐怕如鲁迅先生所说：“揭露其病痛，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阅读笔记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语文阅读 读书笔记

一、读书笔记的作用和意义

善于读书的人，总是在书上勾勾画画，圈圈点点，书写提纲，加注批语，从而提高自己的读书效益和收获。在书中做笔记，是一种简便而实用的读书方法，用好了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做好读书笔记的好处很多：

1.随读随写的好处有。随读随写，帮助理解；随读随写，启发思维；随读随写，产生联想；随读随写，产生创造；反复批注，升华创新。

2.随读随划记号的好处有。随读随划，巩固记忆；随读随划，思想集中；随读随划，重点突出；随读随划，便于重读；反复勾划，不断深化。

二、读书笔记的常见形式

做读书笔记形式应根据阅读的需要而定，常用的形式有：

1.记号式。就是在书上用图示符号表示自己思索的内容，也就是做记号，这样做有利于明确重点，加深印象，加深理解。在读书的时候，就要善于用记号标出书中的重点字、词、句、段，要善于运用一些图示符号促进阅读质量。如：①需要重读或摘抄的，可以在前边加。②需要特别引起注意或记住的，可以在后面画上一个“”。③用“——？”表示有疑问；用“——!”表示感叹或惊奇。④节内分层可以用隔开，在逻辑段末尾可以加√，并写上（一）、（二）、（三）等序号。⑤标自然节可以用1、2、3……用这些图示符号把疑点、重点、难点、收获表示出来,留下阅读过程中的思维轨迹,一旦进入对课文的深层探究,这些直观形象的符号便迅速刺激思维神经,让学生思维立刻有所警觉。

2.批注式。指在阅读过程中，对文章内容、语言、修辞等方面进行评注。批注可以是“眉批”（文头），也可以是“旁批”（文侧），还可以是“尾批”（文后）。批注多是把读书感想、疑难问题，佳句妙用等批写在书中的空白地方，这种形式有利于对文段内容的理解，学生能从多角度理解、揣摩、体会语言的内涵与精妙，往往闪现出学生创新思维的火花。

3.摘录式。就是选择需要的部分记下来，便于今后的查阅与运用。摘录内容非常广泛：好词佳句、哲理性的段落、文章知识、作者资料、写作背景等等，把它记录下来，记在搜集本上，对今后的学习用处特别大。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储蓄力量。

4.摘要式。摘要又称概要，是以提供文章内容梗概为目的，用确切简明的语言记述文章重要内容的短文。其基本要素包括对象和范围、手段和方法、结果和结论，有时也包括具有价值的其它重要的信息。这种笔记形式能让学生很快把握住内容的精要部分，让阅读更省时、更有效。

5.提纲式。是一种概括地叙述文章纲目、要点的结构式文字。它不把全文的所有内容写出来，只把那些主要内容，概括式地写出来。记这种笔记，能帮助我们理解并记住原文的主要内容，把握文章的谋篇布局和结构。

6.概述式。是对文章的一种概括表达，就是把全篇文章或全书内容用自己的话精炼扼要地叙述出来。它比提纲详细，比原文简要。这种笔记既可检查对已读内容的真正理解程度，又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7.心得式。是在读书后产生的心得与感受，以及对内容的理解与感悟。这种笔记形式能帮助学生获得创造性的知识，特别对学生的写作、情感表达、观点阐述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经常写读书心得能不断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读书笔记的注意事项

1.做记号要精少醒目。做记号要精少。要切记做记号不宜过多，过多不但不能显出重点，反而会弄得眼花缭乱。记号也要醒目。每一次阅读时，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加以勾划，记号明显醒目，才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和记忆。

2.批注要精准简明。写批注时，一定要做到有的放矢，写批注并不是写得越多越好，要写到点子上。要选择好角度，要有侧重点，评论要精准，不能泛泛而谈。鼓励学生写出自己的感悟，联系生活实际，适当引用名言，引用读书时读到的有价值的例子。

3.摘录要省时简短。摘录的原文文字如果简短，要求求全，如果摘录的文字过长，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也可以采取缩写的办法，然后在笔记本上做个索引，以备以后查考使用。

4.提纲要详略得当。提纲的详略要根据需要来决定。如果原文有提纲，就可以按原文提纲记，有些句子也可以照抄。如果没有，在深层次理解的基础上用简洁的文字概括出来，提纲一般要有一定层次性，要体现详略得当的特点。

5.心得要联系实际。无论怎样写读书心得，首先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心得的关键。然后要联系自己的学习、生活实际，实事求是，不可空谈，这样的心得才会有血有肉，才能触及灵魂。

阅读笔记范文第4篇

他的分享中提到了三本书，其中一本书标题就是说如何打造你的独特观点，这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马上就去翻看这本书。

这是一个日本作家写的，然后我也用自己曾经学过的阅读方法去看这本书。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熟练，所以还是用原来的方法阅读，不过我加了一点，就是手写笔记。

因为我看的是电子版，以往都是直接在手机中画线就好了，但基本上画完线之后，我很少再去看第二遍。这次我就形成一个习惯，就是边看边抄，结果一个小时才看了30页左右，手机屏幕上的30页其实是非常少的。

我觉得自己速度有点慢，但我倒是觉得慢没问题，关键是真正的记住了多少。要有质量也有速度，其实以前读过一本书上说与其想复制一本书的100%，还不如说记住其中的1%，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你可能真的就只能记住其中1%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刚看完的前面30几页，其实根本就没记多少，但当看自己写的笔记的时候，反而让我坚定的认为写笔记是一个看书时候特别必要做的事情。

因为你在做笔记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抄写书本上的文字，还要写出自己的一些感想。当自己再重新去看的时候，就会更觉得有亲切感，更容易了解。

阅读笔记范文第5篇

爱是无形的，它需要用心灵去感受；爱是永恒的，它使人终身难忘；爱是伟大的，它给人无穷的力量。这个单元的课文把我们带入爱的世界。

我喜欢《永远的歌声》这篇课文。同学问为了治好老师的病，私自到大人告诫的东山去为老师采药、捉鱼，我感到很感动。我想，作者在描写这个情景时，心中一定充满了对老师的感激。课文中有一句话“老师一下楼主我们脏乎乎的身子，哭了，泪水一滴一滴掉在我们脸上”这句话中的“搂”字，把老师对同学们的感谢表现了出来。

环江县第二小学六年级:韦雅瑜

阅读笔记范文第6篇

第四周2011年9月21日星期三

今天，我读了《读者》2011—18，总第503期九月下的这本读者，我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叫做《七年四个月零十二天》。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一个老人因脑中风瘫痪多年，常不停地住院、出院、再住院。现在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老伴却常常陪伴在左右，直至他生命的最后。

这篇文章使我最感动的是这位老太太已经是80多岁了，每天都一歪歪地来去，七年四个月十二天是老爷爷住院的时间，她都在坚持着，能多久就多久。他的这种坚持的力量最使我感动了。

鹏权中学高一:伍东莹

阅读笔记范文第7篇

她整天都郁郁寡欢，她每天都有100个担心；她的种种不幸，使她感到余生可怕。她就是美国的一个老妇人。让我来叙述一下2010年十一月上名叫《意林》里的一篇乐观的文章《每天豁然开朗100次》。

《每天豁然开朗100次》主要叙述了美国的一个老妇人，她的丈夫在她54年那年去世。子女为遗产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丈夫生前的加油站宣告破产，他为了抵偿债务，不得不卖掉大房子以及各种值钱的东西。寂寞、贫穷、疾病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不幸，使她感到余生可怕。他每天都有100个担心，后来得了病，又没钱，医生介绍她去医院做零工，每天目睹了他人的灾难，干了三年，对病人的心理了如指掌，于是医院聘请她当心理咨询师，她76岁时已经有了这个医院51％的股份了。

在她的办公室里有这么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的“昨天的痛已经承受过了，还有必要反复兑换吗？明天的痛，尚未到来，有必要提前结算吗？”。

读了《每天豁然开朗100次》之后，我们在生活中无论遇到这样的挫折与痛苦，都要记住每天豁然开朗100次。

阅读笔记范文第8篇

潘伟先生的文章看起来不是一篇研究性论文，它属于“政体构想”或“计划建议”，文章追求的目标主要不是解释，而是经世致用的实践操作。初步的印象是，这篇文章涉及到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规划，因而对于政策实践相当重要；同时，这篇文章涉及规划需要尊崇的原则，包含不少研究性问题，因而对于理论探讨也相当重要；再者，这篇文章还具有历史资料的价值：它可以反映在当代历史的某一个时期，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政体架构的认识。但我对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有不同看法，因为政体设想事关重大，需要认真讨论。这里的讨论主要是从上述第二个方面进行，即提出一些在构想政体时需要研究的问题。

（1）

在潘先生的建议中，明显包含了一些不同以往那些我们长期实践、而且相当熟悉的政治架构，这些东西对于中国政体的实践而言是新经验：比如建立相对“自主”或“中立”的、受法律保护并限制的公务员、司法、反贪、社会咨询及传媒系统。潘先生主张按照功能、权力分立的原则设置这些机构，他论证这样做的目的，是削弱政治和行政、乃至裙带关系对公务系统的影响，并称这是未来政体的五大“支柱”。我在这里谓之“新”，理由不在理念，因为这些理念曾经被人们反复提起，我的意思是，潘先生强调机构、组织的“自主”或“中立”，是一种分立结构设置，它们不同于以往通行的一元化结构。但分立原则的基本目的，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消除系统间的相互影响，不如说是建立他们之间相互的、基于自主性基础上的制度化影响，以便让这些影响能够在力量上大致平衡──避免某一方面的影响力过度膨胀。我以为，潘先生表达的“中立”设想重在解决“分离”问题，但没有在平衡（影响）力量配置方面着力，因而其设想的后果很可能只是，增强了体制中行政部门自我反贪部分的力量，而不是多方力量的平衡。

比如，潘先生建议，建立自治的司法系统，让它具有法律争议的最后裁判权和高于人大的最后审议权。此一项设计增加了司法系统的权力，目的在于避免其它权力干扰司法权。但“给予”它权力与“保证”它公正司法仍然不是一回事，原因是对如何约束司法权力本身的变质、如何避免司法权威的过度膨胀，还没有进入这个设想的考虑中。基本上，潘先生的假定是，官吏可能腐化，需要整治并排除其影响司法过程的权力，但司法部门本身是公正的，因此似乎无须对司法机构设置监督。这种假定并不可靠，因为它必然使未来政体的公正性极大地依赖于司法机构的自我完善及道德感。很多社会的实践证明，社会公正的维系无法依赖于权力单位的自我完善和道德感，而必须是依赖于结构制约关系的形成。虽然我们期望、尊重并倡导社会道德，我们也可以对自己提出相当高的道德要求，但是对于公共社会治理，依靠道德解决在实践上并不成功。如果我们尊重事实，就无法假定所有的人（在行为上而不是嘴头上）都遵守一元道德，也无法相信道德总是战胜利益。因此，结构建制需要建立在不信任和道德多元的假定上，即假定任何人或机构一旦面临道德和利益的冲突，就有机会选择利益而不是道德和公正，因而必须建立一种防范性结构约束这种选择。

潘先生也主张监督性结构，但他建议的防范要素来自于社会咨询系统和媒体，应当说，这些组织能够发挥作用，相比过去也有一些进步──毕竟增强了信息公开或社会质询的牵制。但以往政体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证明，这还是不够。不够的理由在于我们不清楚媒体监督的动力在哪里，以及媒体是否是自主、成熟的组织，媒体的价值观是否多元，媒体的消息来源是否多元，媒体是否是负责的媒体──它是否非常重视对信息的多方证实，以及它对谁负责──等等。在社会咨询方面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清楚它的代表产生方式，他们是否反映真实的组织化利益，他们是否能够平等、顺畅、有效地提供社会意见，这些意见对于决策的真正作用……，等等。仅就监督司法部门而言，由于法律的专业性，需要监督部门也具备专业知识和专门权力，否则将很难承担重任。但潘先生建议的社会咨询系统和媒体，看起来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他们都不是法律专业性的团体，因而虽然有法律“批准权”和“舆论权”的设置，但实际上可能只是行使议论权。非专业人员、尤其是大众的议论对于造就一种声势有用，但未必能真正强有力地约束司法权力，原因很明显，法律的专业化发展，已经越来越使得大众式的监督议论（舆论）无能为力。法律专业化和大众监督的紧张关系已经出现，过去一年中对于人大是否应当介入司法监督的争论就是证明，对于希望职业化的司法部门来说，社会咨询究竟是“监督”还是“干扰”充满了意见分歧。

我以为，这两方面都是法治建设需要的，不过它们解决不同的问题：专业化解决法律辨别中的理性、利益无涉、非个人性及一致性标准问题；大众监督解决的是法律原则反映社会中多数者持有的价值、法律和公共利益的关联、法律过程的公开性问题。二者都涉及到对于“公正” 的要求，但前者是非利益牵连的公正，后者是有利益牵连的公正，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它们各自解决问题的程序、途径和范围。在一些体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前一个目标通过法律专业化──划分在一个资格特定的、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领域来完成，而后一个目标则通过立法辩论和议员投票制度──这些活动被强制性地划分在利益政治的活动领域，集中在由政客组成的代表会议、即政治领域；大众监督则通过公民陪审团和媒体的作用来完成。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结构中，前一个专业化领域的作用，是尽可能排除利益政治的影响渠道，以保证司法人士的专业中立，后一个领域的作用，则是通过设置利益政治的影响渠道，以保证法律不至于远离社会利益诉求。

设计需要考虑，如何把这些需要分设在不同的专业组织及法律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例如将立法程序交给政治领域，允许法律条文和政治活动的衔接，以使其原则不脱离社会多元利益的需求；另一方面，将司 法程序交给专业领域，允许法律专业人士的独立解释和处理，以使法律成为摆脱任何个人和集团利益影响的中立过程。而这种中立和专业，是其受到公共信赖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较为成熟的体制都将立法安排在政治领域，或者说，将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局限在立法阶段；而将司法判断和解释安排在职业法官领域，或者说，局限在经过专门训练的、经过严格资格确认的法律团体中间。由于专业活动需要以法律条文（立法）为依据，司法人员没有单方面立法或改变法律的权利，而立法权又是由多种团体参与组成的，这样司法人员的权力受到立法的制约。而一旦法律确定，司法人员处理法律事件的权威就是第一位的，这样可以有效地排除利益政治对于司法判断的影响。准确地说，是将利益政治的影响限定在法律规则的制订和确认方面，不允许其“扩大”至依据规则进行的判决方面。我认为，这样的划分特别重要，它意味着人们认识到了政治活动的本质、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因而采取措施限制其活动范围。显然，没有这样的限制，司法判决就无法成为中立的专业活动，它很容易转化为一种利益政治活动。

但限制又不能扼杀了利益政治的长处：它使得法律规则不至于背离利益需求，因此保持立法建基于不同集团的利益和议也很重要。这些利益相互竞争的现实，使得立法在本质上成为一个多种利益的“合约”，而这个合约性的法律，制约着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权力。人们发现，利益要求的参与权利覆盖越是广泛、专门和自主，监督关系越是有效，任何方面的独断权力越不容易形成，这就是说，建立在力量平衡基础上的秩序越是稳定。比如，让司法界享有专门化的权利，独立从事（参与）对社会公正的判断工作，同时又让其受到立法机构的制约──它只能遵循立法确立的规则判案，无权自立规则，既保证了这类人群的“参与”不受其他权力的干扰，也使其自己可能膨胀的（专门利益）权力受到约束。这就是秩序，它符合公共利益，但并不见得最有利于司法机构自己的利益。就设计来说，不能不考虑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需要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连接，但怎样连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议题上连接很重要；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法律系统的职业圈，以发展其特有的专业标准，如何使得这些专业标准不被利益政治所袭扰，这也很重要。

潘先生的构想缺乏一个有约束的政治活动领域发挥上述重要的功能。他希望排除政治活动对司法过程的干扰，因而主张其与政治市场隔离，可以说是有利于法律系统的专业性发展，但并不能解决对司法权力本身的约束、以及法律原则和公共利益的联系问题。因为在这个方案中，政治活动的代表（社会咨询系统么？）并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并通过辩论和投票来确立法律规则。排除利益政治对司法过程的干扰，应当是通过结构建制划分他们各自的行动和权利领域，既防止政治在司法过程的某一些过程或环节的干扰，又在另外的一些过程或环节上，保持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连接──这后一个方面，不仅是法律更新的动力源泉，而且是使法律原则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制度化保证。

（2）

就法律系统和社会利益的联结而言，如果我们不用“民主”去建立这种联结，还有什么其他的更优选择吗？客观地说，民主确兼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作用，但区分这些作用的性质、并让它发挥正面作用是设计的职责。潘先生的讨论显然主要基于民主的负面作用，在他看来，政治活动对于秩序是有害的，更会导致司法过程的腐败，所以他建议把法治建设圈定在行政系统内，而大众参与等任何政治活动需要排除在圈外。从潘先生对“法治”的看法──割断司法机构和党派、行政团体的裙带关系──就可以看出，他的“法治”目标，主要是以司法组织本身的力量，去治理系统内部的腐败问题。这样法治建设在他的设想中就成为官吏的事情，而不是社会的事情。

把“整顿吏治”看成是可以在民主途径之外完成的任务，这样的认识可能来自于对“民主”的一种简单认识。民主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些不同的要求表达、一些抗议活动、一些挑战执政权力的主张，而不是一项处理社会冲突的建制、一项导致影响力平衡的权利配置制度。前一种意义上的“民主”只是一些行为现象，但这些行为起到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要看设计的水平。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不同的政体结构中，民主的作用有极大差异，而好的制度导致民主发挥健康作用，并使其负面作用发挥不了什么大影响。事实上，健康的“民主”制度是有规则的，它是一种理性秩序，是一种有利于优化人们理的组织结构。这种民主的基本作用是，通过一系列程序将暗中的利益、需求和意见转化为公开主张，将暴力企图转变为和平行动，将价值分歧转化为共同承认的程序一致，从而确立程序正义的权威，将冲突转变为合作，将极端行动转化为温和妥协。最后的结果就是，将混乱冲突转化为有秩序的、人类可控制的、在某种条件下可以预期的、文明式冲突。

如何利用民主的这些建设性方面，是设计的政治智慧。但是在潘先生的理解中，民主对于秩序的正面作用被忽视，它被定义为秩序的对立物：“民主”往往刺激夺取政权的行动，是挑起社会冲突的，因而同秩序是对立的。很显然，潘先生把“法治”和民主（制度）的目标看成是对立的，参与二者的主体也是分割的（法治是国家或政府行政范围里的事、民主是民众的事）。而实际上，这两种制度的目标都在于建立秩序，只不过，前者建立的主要是社会秩序，而后者建立则主要是政治秩序。法治和民主都是建立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制度化途径，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法制和民主的不可分割表现在，“民主”有助于解决法律的正当性和权威性问题。正当性和权威性并不能仅仅通过自我论证证明，因为它涉及到社会的承认、尊重和服从，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认同完成。法治建立秩序，但只有政治上可接受的秩序才能稳定，否则它就成为刺激冲突的“秩序”，在社会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这类产生冲突的秩序。对于权利的任何配置都是政治行为的后果、并会引起政治反应，所以法治秩序的稳定需要有深厚的利益政治背景，它是以政治上的利益认同为基础的。在广泛而不同的、乃至冲突性的社会团体中产生立法代表，将社会不同利益反映到立法过程中，以法律的语言反映并保护合理利益，以取得认同，是法律正当化的重要途径。只有解决了法律的正当性，取得了多数集团的认同，法律才能生成权威；有了法律规则本身的权威，而不仅仅是法律专家、行政职位或官吏的权威，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原因很简单，人们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和服从，不仅仅取决于法律的威严，还取决于他们中的多数是否认为法律维护了他的合理权益，他们是否同意法律体现的基本原则、以及是否同意法律的生产程序。这个意义上的“法治”，自然也就成为不同人群和组织──包括政府组织之间的“合约”，它未必能完全满足某一部分人群的利益，但可能建立在各家最低限度的共识上。而确立这种共识，我们迄今所知的途径就是通过政治活动的理性化安排、即我所理解的民主制度达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不是排斥、对立于政府的单纯民治，而是不同力量、包括官吏、社会精英和大众多元力量的“共和”之治。

（3）

进一步说，法治就是依据法律治理社会，而法律是关于权利的分配，它的形成不能不涉及一些设计的基础问题：各种权利怎样并由谁定义？怎样并由谁来分配？谁有公共认可的分配权？如何测量这种认可？这些都是民主制度试图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立治作为新世纪治国安邦的基石，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基石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制转折点，我们就有理由对它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不能不解决由谁参与立法，如何形成参与者共识的立法原则，如何形成参与者同意的立法程序，如何通过参与性辩论将行政立法议案转变为法律──等等重大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到立法参与权、解释权、批准权等等在公共社会中的配置问题，没有民主和议程序，我们无从知道什么是公共认同的利益，甚至也无法形成公共利益。

这些重要问题，潘先生没有涉及，但是当他将“法治”和“民主”的目标做对立理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排除了社会及其团体参与定义上述问题的可能性。在他的假定中，法律的正当性不是通过政治活动确认的，好象法律如何反映各方面利益的问题已 经解决，因此不再需要对参与立法的权利问题作出分配，只在执行（执法）和审判（司法）权利的分离方面作出安排即可。我还是那句话，这样的“法治”，仅意味着在原有的行政系统内部分拆或分配权力，它的基本局限是无法解决法律的公共承认问题。社会咨询系统的批准权本应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潘文的方案中，看起来，这项任务还需极大地依赖社会“代表”的角色、他们的产生方法以及他的代表性范围。而对这些问题，潘先生也没有详尽讨论。

没有详尽讨论的原因，我推测还是目标有限造成的。潘先生的政体设想为的是治理“官吏”腐败，而不是通过构造关系寻找安邦的长远政治秩序。但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政治秩序，我们的体制可以不断清除败吏，也可以不断产生败吏。要减少这种情况，严格的法治是一个途径，利用政治竞争的人类本性建立一种互相约束的平衡力量体系，不失为另一种途径。这就又回到法治和政治的关系上来了。在我看来，法律虽然解决秩序问题，但是对于维护政治秩序的作用还是有限，原因是法律已经分配的权利格局往往相对稳定，但政治力量变化后──当社会上一些人或一些集团认为，修正法律内容更能反映多数者利益的时候，就会产生新的权利配置（修正法律条文）要求。如果这些法律内容没有及时改变，法律就在行动者中失去权威性。影响法律内容变化的政治因素有：利益组织化方式的改变，公共空间的发展，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权利分布格局的不平衡出现，以及外部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可能使法律正当性的公共定义发生改变，因为新的力量可能提出不同以往的法律正当性原则，来使本身受益，不受益的群体当然不接受这些原则，这就是利益政治冲突的原因。因此在进行构想时，一方面，需要考虑到法律和政治有距离的合理性（避免政治对法律的过度影响，特别是对法律稳定性和统一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法律和政治承认的联系，因为对于任何权利的重新定义或配置，本质上都有一个政治承认的问题。

而健康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处理这一问题。它聚集了社会中的不同利益，在讨价还价中产生共同承认的价值、即公共利益，使得法律提案得到“公共”的认可，合法化为有效法律行为规范。所以民主和法治无法分开，更无法对立，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则是法律内容脱离民意认同的危险信号，政体所要做的，正是避免这种危险发生。在香港和新加坡二者可能分开，也许是因为各方面社会力量对移植来的法律之基本精神没有太大的分歧性立场，公共认同的问题因而降低了重要性。显然，中国缺少这样的条件，如何将分歧性立场统一在各方认可的最低限度上，即将不同的集团利益整合为各方同意的公共利益，并设计方法促进这种公共协议的达成，不能不是中国法治必须面对的问题。一些国家的政体实践表明，公共利益只有由公共代表参与定义才能够确立，如果立场分歧，公共利益往往是一些冲突性的社会群体间、经激烈辩争后达成的妥协协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各家都要讨价还价。但漫长不见得是坏事，它可能把激进的情绪冷却下来，从极端对立转而求向少许改变立场，最后的结果不能不包含各方面的部分利益要求、以及部分退让──给它方利益要求让出空间，否则就形不成公共认同。这些过程允许政治理性获得发展，在这些烦琐漫长的过程中，任何团体都被不断训练遵循──坚持、妥协、说服、合作、责任──等等原则，否则它甚至无法实现自己的部分目标。正是这一点，促成了利益共识产生，确保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如此看来，如果没有公民的组织化参与和交流，人们不仅无法知道所谓公共利益是什么（因而很可能把自己的利益当成公共利益本身），而且，建立在公共同意基础上的公共原则之确立也将成为难题。这些“参与”以及交流的过程，解决的正是公共利益和公共原则的形成和认同问题，然后才有将这些利益需求反映到法律及国家政策中去的问题。这也正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民主”之核心部分──它的任务是让（或迫使）法律反映公共利益和公共认可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夺取政权”可以看做是参与失败（即“民主”政体未能有效运行）的后果，一些人的意见无法通过正规渠道、经由辩论被承认（或否认）、并反映（或否决）为决策或法律，他们就可能谋求极端行为。换句话说，当社会中部分人感到，法律和政策不能反映其利益要求、而且通过建制中已有的渠道无法改善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们就倾向于采取激烈的行动──比如夺取权力──来达到改变政策的目的。因此，当政体没有提供有效公意上达渠道的时候，当没有群体可能通过竞争参与政策制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刺激”激烈行动的发生，就是说，没有健康的民主制度才是酝酿社会动乱温床，而“民主”政体对于社会稳定的效用是正面的。

和潘先生一样，我们都认识到，权力竞争在提供巨大的发展和监督动力同时，也可能对人类生活造成巨大伤害。但不一样的是，我认为，对于权力的追求和竞争并不是“民主”政体刺激起来的，如同市场竞争一样，它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相反，在民主制度下夺权更不容易。讨好一两个上级和讨好大量选民哪一个更容易呢？要降低人们对“夺权”的兴趣，一方面要使权力和责任紧密结合，另一方面要使权力和民主选择（授权）紧密结合，前者使得夺权的动机不是捞取资源而是向人民尽更大的责任，后者使得夺权变得不容易，它必须先取得大量选民的信任。民主政体使“夺权”必须按照公共同意的程序和平进行，如果谁违反了这项合约，必将损害他的夺权形象因而失去公众（选民）的支持。而失去支持必将导致夺权者的失败，这就限制了极端行为发生的动机，他们不得不考虑未来利益：怎样做才能赢得广泛信赖，不得不约束自己的极端倾向，结果就是竞争者也不得不理性化。这正是政体设计希望的景象。从长治久安的理想来看，公共参与机制的建立是避免暗中极端性发展，迫使任何政治活动都处于公开有序监督之中的保证，更重要的，它是将团体利益要求引向健康、建设、负责方向的安排。在这种机制中，小范围利益的不负责任和非建设性的夺权运动无法得到公众大范围的支持，除非它确实代表公共利益。而试图竞争的“夺权”者造成的巨大监督压力，又有利于当政团体谋求政策和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以保持获得人民的支持。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建立法治秩序，不仅不是民主的对立物，而且正是民主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反之，秩序的混乱不是民主刺激的罪恶，而是健康的民主制度贫弱的结果。就这一基本目的而言，民主和法治是互补且相互加强的，它们都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它们互相依赖对方而生存，它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工作的。没有广泛的参与，公共利益及其原则根本无法建立──因为无从知道这些利益和原则是什么、是否为公众同意，那么，建立在一种公共认同原则上的法律就无从谈起；而没有，民主不可能是健康有德、有规则、有秩序的民主。

（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当社会中意见分歧、存在多样化利益时，政治家的重要任务是寻找一些安排，促使分歧通过权利的界定和交换（甚至交易）达成最低限度的合意，以追求政治的有序和均衡。人们发现，不建立一个政治市场，没有办法使这些交换发生，不设计一系列规范政治市场的制度程序，没有办法使这些交换活动合乎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程序必须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同属于政治市场和法治建设。它的运转，通过利益的交流和交换促进了合作和一致，通过公开公共形象降低了暴力的必要性，通过竞争和相互监督增加了对腐败行为的约束。不进入政治市场，分歧的利益无法通过竞争、交流和交换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公共意志、合意），它们储存在社会中可能转化为危机，民主制度则缓解了将分歧长期储存于社会的危险。在民主制度中，这些分歧有专门的渠道不断转化为政策制订的讨论主题，因此它有利于政治稳定，而不是相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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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笔记范文第9篇

《静悄悄的革命》的第一章“教室里的风景——向创造性学习迈进”，佐藤学重点讲述了以“应对”为中心的学习和教学来超越“主体性”神话。

佐藤学如何破解这个神话的呢?他的思路是用交往的模式，也就是他所说的以“应对”为中心的学习和教学模式，换言之也就是用师生交往、生生交往的方式，“以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为轴心，向着活动的、合作的、反思的学习方式转变”

。而教师则需要“从单方面要求学生发言的想法中跳出来，转变为“在组织、引出学生发言之前，仔细地倾听和欣赏每一个学生的声音”，要创造“用心相互倾听的教室”。

“倾听”是佐藤学反复强调的重点。教师不仅要倾听学生的声音，而且要倾听学生未能表达的内在声音，“教师边与每个学生谈话，边倾耳静听每个学生尚未说出的话语”。对于“那些在学习上不多言语，然而善于倾听的学生”应该被评为优秀。

佐藤学为什么如此重视“倾听”?这是他的教学理论所决定的，因为他所看重的是对话，师生之间的对话，生生之间的对话，他认为只有在一个相互协作、充满活力的对话式教室中才存在真正的教学，才有所谓的学习的快乐和教育的幸福。在他眼里，教学方法包含四个要素：教师、教材、学生(及其同伴)、学习环境，这四个要素的相互变化构成了教室里的生活世界。而“主体性”神话却只关注了学生这一个变量，割裂了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导致了“单向度”的教学。“学生自立、自律的学习必须在与教师的互动中，在与教材、教室中的学生以及学习环境的关系中来加以认识。学习只在与教师、教材、学生、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够得以生成、发展，”儿童的主体性要在这些关系相互作用中才能产生。

佐藤学是在这个教育的理论背景下来观察课堂的，他并没有使用什么高深的教育理论的词语，反而从教室里的现象中透视出教育理论，这是他深入浅出的高明之处。他从教师的手势、身体语言、教师与学生的对话等等教学细节中分析教学现象背后的含义，揭示教师行为的动机和所寓含的教育观念。他尤其谈了很多教师与学生交往的过程中的问题，他注意到很多教师“只注意自己教学的进度，并没去想准确地‘接住’每个学生的发言，未能与那些倾心‘投球’的学生的想法产生共振。”他认为教师的倾听“不是听学生发言的内容，而是听其发言中所包含的心情、想法，与他们心心相印，从而产生共感共鸣”，并且教师在与学生对话的过程中，“竭力以自己的身体语言和情感去与学生的身体动作和起伏的情感共振”。

佐藤学特别提到教师要注意倾听“异向交往”的语言。所谓“异向交往”的语言是指教师在教学时有他讲授的思路，如果教师只顾自己授课，不顾学生的反映，就像大一统的教学模式中发生的那样，就是单向交往；如果学生发言了，但是教师根本没有听学生说什么直接说学生错了，那就是“反向交往”；如果教师用他的思路讲课，而学生却按照学生的思路理解，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那么这种交往就是“异向交往”。因为教师往往为了自己的教学进度，不去理解学生的想法，这种异向交往下的学生发言就非常容易被教师所忽略，此时这个发言的学生的积极性就容易受到打击，其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学生的发言或行动，都有他自身的‘逻辑世界’”，教师要细致耐心地倾听学生，当学生发出不同的声音时，要善于使用“连接性的询问”，巧妙引发出学生的思考，让“教学中的交往丰富而深刻地展开”。

教师如何才能做到如此有效的倾听呢?我想教师首先要有这样的意识，其次要有属于自己的教学机智。教师的爱心和机智就要体现在和学生的交往互动上，体现在倾听得到学生发出的和未发出的声音，体现在让学生自立、合作地进行活动，体现“在教室里构筑这样一种关系，即学生在相互交往中共同成长的关系”。“让学生的看法和想象相互碰撞激荡，回响共鸣”，形成教室里的“交响乐团”。

“教师的精力集中在深入地观察每个学生，提出具体的学习任务以诱发学习兴趣，组织交流各种各样的意见或发现，开展多样化的互动，以让学习活动更加丰富，让学生的经营更深刻。”教师要培养孩子从他人那里学习的能力，也就是“从个体出发，经过与同伴的合作，又再返回到个体的学习”。

总之，佐藤学给了我们一个观察课堂、分析课堂现象的理论工具，尽管这些都不是讲课的具体方法和经验，却是我们理解课堂、分析课堂和改进课堂的很好的理论出发点和方法。教师理解了这些想法，开展教学反思就有了基础，构建有效课堂就会变成构建有效而欢乐的课堂，因为仅仅讲究效率是不够的，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要一起形成交往的整体，使得日日生活其中的教室成为“润泽的教室”。(选自《教育在线》)

注：佐藤学，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日本教育学会前会长。作为“付诸行动的研究者”，他遍访日本全国各地学校，深入课堂，与教师一同研究教学，倡导创建“学习共同体”。三十年如一日，每周至少两天深入学校，扎根中小学实地观察，是日本学校教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阅读笔记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报刊阅读；读书笔记；方法技巧；阅读能力

读书笔记，是指人们在阅读书籍或文章时，遇到的值得记录的东西和自己的心得体会，随时随地把它写下来的一种文体。古人有条著名的读书治学经验，叫做读书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这里所说的“手到”就是做读书笔记。读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后，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写好读书笔记。做读书笔记在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及技巧方面有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在以往的英语课堂阅读教学中，我们关注的是对学生阅读技巧的培养和篇章中词汇、句型的归纳和讲解。在课堂外，我们希望学生能够通过大量阅读英语报刊文章，提高他们的阅读速度、拓宽词汇量和知识面。但是，有时很难掌握学生在课外阅读的数量和阅读的效果。因此，我们开始尝试让每个学生写英语读书笔记（book report），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随时跟踪和掌握学生阅读的效果。

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所提供的英语报刊，基本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但是因为学生的学习程度不同，阅读能力不同，同样的文章可能不同层次的学生阅读难易也会有差别。因此，在做英语读书笔记时，要求学生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的读书笔记必须包含有以下几点内容：文章名及作者；阅读内容，可以摘抄，节选一段也可以；阅读心得，学生可以写写自己的感受想法，字数不用太多，根据文章的内容来定；星级，给所阅读的文章标上星级，以表明文章的难易度或重要程度。

第二，写出推荐指数和学生认定的文章难度。因为学生阅读和理解能力的差异，以及兴趣爱好的不同，可能同一篇文章对于不同的学生阅读后会有不同的感受。首先，写出推荐指数（从五星到一星，表示强烈推荐到一般推荐不等），从而可以掌握学生对于文章的喜好程度。其次，写出此文章的难易度。主要分为三个：easy（简单），medium（中等），difficult（难）。当然学生也可根据自身情况再细化为：too easy（过于简单），easy（简单），medium（中等），difficult（难） 和too difficult（太难） 五个等次。通过同一篇文章不同学生阅读的笔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些同学需要在词汇方面加强，哪些同学适合推荐稍难一些的课外读物或文章。有了对比，对于不同层次学生阅读的指导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了。

第三，用2-3句话概括所读内容的梗概，并指导学生使用一般现在时态来概述。要求学生用2-3句话来总结故事大意，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一篇文章要说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要归纳为2-3句话，学生就要学会分类哪些信息是最重要的，哪些是可说可不说的。故事的五要素who，when，where，what，how在2-3句话中可以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句数的要求会激发尤其是程度较好的学生的热情，使用定语从句、名词性从句等较高较难的句式，以使文章的信息更丰富，表述更准确。此外，教师对于学生讲述内容时所用的时态一定要有指导。学生喜欢用过去时来讲述故事大概，但是在书评时应该用一般现在时才准确。这个指导必须是长期不断的过程。

第四，写出此篇文章阅读后最喜欢的事物和原因。这部分可长可短，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表达能力和较强的思维逻辑能力。指导学生运用好主题句，并分层次对主题句进行补充说明。此外，还要用好连接词，如，firstly， secondly， finally， besides， in addition等以使文章连贯流畅，条理清晰，有逻辑。

第五，用3-5句话概括此篇文章能让学生联想起类似、有趣的经历或记忆的东西。这是选做部分，因为有些文章叙述的内容很难让学生产生共鸣，或者学生还不能完全理解。这部分可由学生自由写作，有感而发。要求学生尽量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写的言简意赅、通顺流畅、语句正确。可以尝试使用不同颜色的笔，或者使用一些简笔图进行形象记录。也可以使用一些笑话做简单信息录入，以减少长期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无聊感。

第六，记录所读文章中常用的词汇和句型，要通过阅读文章复习日常学习中的词汇和短语句式等。读书笔记所记录的信息要简明扼要，要点清晰，能有效地达到扩展知识、提高阅读概括能力和写作能力的作用。如果需记录的信息量过大，就要有主次之分。要通过读书笔记的方式使学生掌握一些省略、速记、缩写等学习技巧，充实整个阅读笔记的信息量。

第七，创建一个笔记系统，学生通过快速阅读文章，记录文章主要情节概况，以便读后能快速找到所需要的信息，顺应相关考试的要求。使用一个大纲格式，便于区分学生笔记的不同部分，使教师在批改时可以比较不同学生读书笔记的优劣。培养学生学习或创建一个自己的速记模式，快速记下所需信息的能力。

每两周写一篇报刊阅读后的读书笔记，对于上述几条，可以全写，也可以填写其中几个部分。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有所选择。同学之间可以先相互传看，合作小组内修改，然后分批由教师批改和记录，在班级展板上展示优秀读书笔记，由优秀笔记的书写者在全班面前大声朗读或叙述笔记内容。通过三个月左右的指导实践，不同层次的学生有了不同方面的提高：优秀学生不但能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型报刊阅读任务，其写作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是在小组活动的报刊阅读读书笔记的展示中，优秀学生能大胆在全体同学面前口头汇报笔记成果，既提高了报刊文章阅读和书面的写作能力，又强化了英语口语的表达能力，同时还锻炼了这些优秀学生在小组内兼做小老师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效率和效果。普通学生也能够在教师指导型的文章阅读中找到阅读的基本中心内容；通过词汇、短语、句型的摘抄，复习积累了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基本知识；同时在写作表达上也有了一定进步，阅读的兴趣也极大增强了。有阅读，有笔记，阅读的效果才能真正体现出来。有展示、有共享，合作学习的积极性才能提高。因此指导学生做好报刊阅读笔记，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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