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3 05:55:06

原则管理论文

原则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顾客营销顾客原则实施

当前,以产品为中心的产品导向营销理念已逐步转变为以顾客为中心,全方位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为内容的顾客导向营销理念,新世纪的顾客具有良好的教育前景和追求个性化的价值观念。虽然他们总体上保持同质化的产品或服务消费,但他们更期望产品或服务在功能和特点上更能满足其特别的、个性化的、完全符合其要求,并融入其思想,使其得到极大的身心满足,富含其物质的产品或服务,而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实现这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持,这就是顾客营销的社会基础。在当今只有让顾客十分满意,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忠诚。

顾客营销的内涵和意义

顾客营销就是一切以顾客为中心,全方位地满足顾客个性化的需求为内容的营销。顾客营销理念是以“顾客的需求都是不同的”,“产品或服务最终要满足顾客的需求”为理论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保障的营销模式,这就要求企业要根据每一个顾客的要求,进行产品或服务的不同开发设计、制作、制订相应的营销组合策略,以实现与每一个顾客一一映射的销售活动。而电子商务,网络技术为实现这种顾客营销提供了优秀的操作平台。

顾客营销比较成功的企业,如美国的戴尔电脑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顾客营销理念符合现代营销思想,在与大众营销的博奕中,它更具生命力。

顾客营销的原则

顾客营销必须是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理念,符合现代营销成本、方便、沟通的原则。具体为:

顾客营销遵循“顾客为中心”的原则

顾客营销是以顾客为中心顾客导向营销,与产品为中心的产品导向营销不同。顾客营销是一切从顾客开始为顾客找产品,而不是为产品找顾客。这彻底地改变了大规模地生产产品,再通过分销、促销、广告等大规模的营销手段,销售给目标顾客的大众营销模式,而是以顾客为先导,建立与顾客的联系,运用不同的方式收集、整理顾客的需求,然后再根据需求生产出按照他想象的,融入他的思想,最大限度地满足其渴望的产品。并且在这个产品的价值中就蕴含了顾客特质的因素,同时也反映了顾客营销模式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它将挑战大众营销中的产品占有率模式。

顾客营销符合现代营销中心成本领先的原则

哈佛商学院的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一个企业的产品要取得竞争优势要实施三个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初密集型战略”,否则,企业无法在竞争中取胜。由于“顾客营销”目标顾客群的个性化,它就可以抛弃不必要的大众营销手段,省去漫无边际的费用,避开愈演愈烈的价格战、促销战、渠道战,显然节省了成本实现了成本领先,最终降低顾客的购买成本,为顾客提供了更为超值的利益,取得了“顾客营销”与“大众营销”在成本上的比较优势。

顾客营销符合现代营销中的“方便”原则

“量身定做”为顾客营销解决了顾客为买一双鞋,或一台电脑桌有多少个抽屉都要进行比较,甚至是多个商场地比较选择问题。省去了顾客在眼花缭乱的商品品牌海洋中不知所措的烦恼。顾客营销就是一切为顾客要求而展开营销活动,其宗旨是为顾客节省了时间,为顾客方便购买提供超值服务。并且将顾客的个人资料,个性化的要求等信息,存入数据库,随时根据顾客的现实要求和数据库的数据资料等综合起来为顾客提供更为超乎想象的服务,实现了物超所值的真正意义上的方便。

顾客营销符合现代营销的“沟通”原则

顾客营销避开大众营销中通过大规模的广告或等促销手段与顾客沟通的方式。而是能通过把握每一个顾客的要求,了解每一个顾客对产品服务的意见、建议,直接掌握顾客的动态,与之形成互动,形成一支稳定的忠诚的顾客队伍。顾客营销要求企业具备个性化的沟通能力,这种能力是将现代科技(如互联网技术等)、信息和企业资源再整合的能力。

顾客营销的实施

归纳起来,顾客营销的实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展开:

选择目标顾客群

在经济学上的“二八”法则。即一个企业20%的优秀忠诚顾客可以为企业带来80%的利润。所以顾客营销第一步就是要根据人文、地理、行为等要素框定出自已的目标顾客群。寻找谁将成为企业的优秀目标顾客群,使具体的业务操作能够有的放矢。顾客营销在选择目标顾客时体现的是密集化的营销策略,以便配合生产上的全覆盖策略。

目标顾客群的细分化

将目标顾客群的需求细分筛选出最有价值的细分顾客群,最终形成具体个人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收入、住址、个人爱好、个性特点等,在完成第一次交易后还需要有更为详细的个人数据,因为“量身定做”细分理论基础是“每个顾客的需求不同”,基于这种理念,就要对顾客实现数据库管理和CRM管理,同时研究影响顾客个性化的需求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影响“量身定做”的深层次要素,在细分目标顾客群时都必须把它考虑进去。最后形成详实的顾客档案系统、顾客数据系统和顾客研究系统。

与顾客互动沟通

顾客营销中的顾客沟通形式区别在于大众营销中的广告促销沟通方式。主要表现为:电子商务。互联网突猛进的发展,使现代社会的供求关系处于动态的互动之中。顾客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将自己个性化的需求,以电子商务形式传给制造商,而制造商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将信息资讯以电子商务形式传达给顾客,实现双方互动沟通。人际沟通。人际沟通需要企业有良好高素质的销售人员,与顾客建立良好的第一次惠顾,然后通过介绍、展示、洽谈……争取建立业务关系。再按照CRM管理,建立数据库,以便沟通。电话沟通。顾客营销的沟通方式中电话沟通也是一种重要手段,如美国戴尔电脑公司的接洽中心每天处理6万个顾客电话业务。

产品制做

“产品制做”是指顾客营销业务流程的物化过程。企业按订单要求制做,设计生产出完全符合顾客需求,融入了顾客思想,使顾客得到极大身心满足的富含其特质的产品。

服务

“顾客营销”本身就是一种融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服务系统。这同样可以提供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它的个性化就是把每一个单一的顾客当成一个长期的投资来对待。所以它的服务更具针对性,是具体的“一个顾客”,而不是无数无名顾客群。顾客营销中的“老顾客的回访”服务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建立稳定的顾客关系,保持一个老顾客远比争取一个新顾客要经济得多,并且使顾客更具可衍生性。而互联网技术,数据库管理为实现这种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良好的服务能够形成良好的口碑,形成良好的人际传播。

顾客营销以顾客为中心,是一种“人本理念”的回归;个性化的产品服务是现代工业设计的回归;同样充满商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每个企业都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对顾客进行研究,力图全方位满足每一个顾客的需求。同时把顾客当作一项长期资产进行创新开发与管理。只要作好了顾客营销,得到顾客绝对的忠诚,那么就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参考资料:

1.陆雄文、庄莉主译,服务营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美)克里斯托费H洛夫洛克,服务营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原则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和谐企业文化以人为本公平正义诚信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转换的影响,企业文化显得格外混乱,诸如信用水平低下、破坏生态平衡、劳工问题日益突出等,在此情况下,需要建设一种新的企业文化来积极引导各种思潮,整合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员工、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日趋多元化思想。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社会的一分子,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化时时刻刻对企业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对企业文化提出了注重“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谐、合作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基于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要求以及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的需要,企业应构建一种新的和谐的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塑造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一、和谐企业文化的内涵及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的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文化的提出到现在,企业文化已经被学术界和管理者内化为管理思想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界和企业界对企业文化的界定林林总总,一般地说,企业文化就是一个企业的主流理念和主流行为方式的总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企业文化被介绍到我国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界、理论界人士开始注重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一股企业文化热潮,企业文化建设的和谐性问题也正在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理论界关于和谐企业文化的内涵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和谐的企业文化就是指以和谐思想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强调企业各个部分的有机结合、适度调整、和谐统一,使员工的需要和向往同组织的要求和目标统一起来,使企业得以和谐发展,企业管理者以人为本、企业员工“和谐敬业”,企业进入市场是“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企业与社会和谐相处。和谐的企业文化应体现企业文化本身不同层次之间的高度和谐、企业发展的各项战略与企业文化之间应该互相适应和促进、企业和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企业内部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等的和谐相处。构建和谐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和谐企业文化的构建是建设和谐企业、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保证

长期以来,企业管理者不断地追求着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的高度一致,当人们把人类行为的内驱力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联系起来后,人们找到了企业文化这种能促进企业发展的有力武器,但当管理者把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重要价值取向简单化以后,各种矛盾冲突就尖锐化、复杂化了,如企业的恶性竞争、不讲商业道德、利益分配不公正、破坏生态环境等,这就极大地危害着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企业与消费者等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企业就失去了核心竞争力。要解决各种利益主体的矛盾,仅仅从单纯的物质利益出发是不行的,还必须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寻找平衡点,必须追求各方面和谐发展的企业文化,和谐的企业文化可以展示企业员工个人行为与个人价值观的关系、企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个人行为与企业文化氛围的关系、个人行为与企业行为的关系、企业行为与企业形象的关系、企业形象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关系。和谐的企业文化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重要保障,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强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可以说,和谐的企业文化是明天的经济,要实现企业的振兴、赶超国际一流企业、增强综合实力,就要借助和谐企业文化,在21世纪,谁拥有文化优势,谁就拥有竞争优势、效益优势和发展优势。

2.和谐企业文化的构建是建设全社会的和谐文化的需要

建设和谐文化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子系统通力合作,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企业、学校、家庭、社区等“社会细胞”组成的,所以,构建全社会的和谐文化,首先需要实现各社会细胞内部的和谐文化,其中,企业和谐文化处于牵动全局的中心地位,一旦企业和谐文化建设取得了成功,就可影响和带动其他各“社会细胞”形成健康的、和谐的文化,最终促进全社会和谐文化建设获得成功。因此,和谐的企业文化的构建对探讨整个社会和谐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二、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的伦理原则

1.“以人为本”的原则

只有把具有丰富创造性的人作为管理的中心,通过对人的文化导引,使企业的共同价值观渗透到物质和制度层面,才能真正振兴企业。具体说来,这种“以人为本”的伦理原则的主要内容是:(1)以职工为本,就是把职工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通过各种文化教育形式增强职工的责任感,企业领导者要能够以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为核心,以职工群众共识为基础,根据企业的目标和发展战略来转变观念,培养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2)以人民为本,就是说企业必须满足用户需求才能生存和发展;(3)以人类为本,就是说企业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才能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以人为本”的本质是如何看待股东、职工、顾客和公众的问题.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的核心问题是解决职工和企业的关系问题及如何看待企业职工的权力和需要的问题;在企业外部,“以人为本”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企业和自然环境及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如何达到三者综合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本管理的核心是尊重人和激发人的热情,其着眼点在于满足人的合理要求,从而进一步调动人的积极性,人本管理的实质是强调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使员工在保持心情舒畅的情况下高效地达成企业的目标。构建和谐企业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凝心聚力,把企业治理、建设和发展的目标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融为一体。

2.“公平正义”的原则

“公正”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和品质,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性质。通俗地讲,公正就是指处理事情、解决问题合情合理、不偏不倚。通常的理解,指对既有的自然法则的不带有任何偏见的,自由并合理的遵循,即认同所有人平等权利,对任何人的任何形式的侵犯都是不公正的。“公正是同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善的行为,是等利(害)交换的善行。公正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交换。社会对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分配的依据是每个人的贡献;社会应该按照贡献分配权利,按照权利分配义务”。“正义”主要涉及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当代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指出,正义主要是属于伦理学的一种价值观念和“有关道德情感”的一种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的原则。他认为,正义不仅是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理论,而且也是道德感情。正义的事业会得到人的道德认可和赞同,正义的观念具有统一人们的意志,使之同心同德,“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的基本要求。构建和谐企业文化,必须要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认真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利益问题关键在于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每个职工对企业的殷切希望,公平公正可以使职工相信自己的付出会有公平回报,自己与其他人得到同等对待。因此,在构建和谐企业文化时,我们要坚持“公平正义”的伦理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在利益分配上、任用选拔上等一视同仁。

3.“诚信”的伦理原则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道德文化的核心,为历代思想家所推崇。诚信的基本内涵包括“诚”与“信”两个方面。“诚”原指胸怀坦荡,真实无伪。《孟子》有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信”原指诚实、不欺。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并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规范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在传统伦理文化中,诚实守信为“立人之本”,对于现在的企业来说,

“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足之本,诚信理念是和谐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企业的生命。企业应该着力塑造“诚信为先”的企业文化,从企业生产、经营、销售各个环节抓起,实行诚信经营制度,遵守诚信经营公约,并建立起相应监管机制。通过“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建设来增强企业凝聚力,树立企业品牌,才能不断赢得市场和消费者,使企业获得蓬勃发展。现在由于市场行为的自发性没有得到合理的限制,使得某些人有机可乘,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个人目的的实现。有些企业至今尚未从头脑中树立起重合同、守信用的经营理念。“重合同”本是天经地义之事,可是某些企业中的“合同”形同虚设,市场经济中企业信用缺失的案例比比皆是。诡诈、欺骗等恶劣行径扰乱着市场经济秩序。其个人也许一时获利,但从长远看,企业想生存下去,很难;想做大做强,只能是异想天开。对一个企业而言,技术可以超越,人才、资金可以引进,但惟独信用是无法引入的,它必须通过以诚信为原则的和谐企业文化创造为人信赖的诚信品牌。诚信是一种社会责任,既对他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诚信不只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它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财富。要构建和谐企业文化,一定要坚持“诚信”的伦理原则。

原则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利益传播文明政治文明公开传播

[Abstract]AdiscussiononHuangJin-gaocaseitselfandaprobeintoitsrelatedreportwillbringaboutacertainpracticaleffectbothonjournalisticpracticeand,onthestudyofjournalism.Asfarasthejournalistsareconcerned,itmeetstherequirementsoftheprinciplesof“timelyreporting”toreporteventsbeforeeverythingisrevealedwiththehelpofauthoritativenewssource,tellinguswhat’sgoingonandwhatislikelytobethetruthduringthechangingprocess.Inthedeeperlayer,HuangJin-gaocasehasbeinginvolvedintheconstructionofcommunicationcivilizationandtheintroduceofpublicinterestsprincipals.Thepublicinterestprincipleisthecrucialdemurreasonswhenthemediarevealsomesensitiveinformation,andexotericcommunicationisthebestwaytosafeguardthepublicinterestsandmeanwhileactsasanimportantmannerofanti-municationcivilizationaimstobuildaninformation-interactiveandcirculatingnetwork,formingapositivecommunicationecosystemforthepoliticalsystemtointeractwiththesocietyandtofeedbackwitheachother.Theconstructionofcommunicationcivilizationwillenrichandreinforcethecurrentanti-corruptionsystem.

[Keywords]:publicinterestcommunicationcivilizationpoliticscivilizationexotericcommunication

黄金高事件该不该报道,从浅层次上来谈,涉及到一般的新闻理论与业务问题;从深层次来谈,涉及到公众利益原则在政治文明与传播文明中的地位的问题。本文准备在这两个层次上讨论黄金高事件的报道,但主要是由此探讨公众利益原则与传播文明这个在新时期日显重要的问题,因为确认公众利益原则在新闻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会把我国传播文明推向更高的水平。

一、黄金高事件报道引发的思考

2004年8月11日,《人民网》以《福建一县委书记遇黑社会威胁穿防弹衣查腐败》为题,发表了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为查自己辖区内的腐败大案,一方面受到上头压力,另一方面受到黑社会威胁,6年带着防弹衣上班。无奈之下,他投书人民网,请求声援。信中说,他在担任福州市财委主任时,查处轰动全国的福州“猪案”时,受到威胁。后来从福州财委调任连江县委书记,在查处连江县江滨路改造建设腐败案件时,再次受到威胁,下乡、外出又得都随带防弹衣。(此事以下简称“黄金高事件”)

在黄金高的信发表仅三天,即8月14日,福州市政府便做出回应,在《福州晚报》等报纸以及网站上,以市政府的名义发出关于《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致信<人民网>事件有关情况的通报》,该长文对黄金高所反映的连江地案做了说明,并对黄金高这种“非正常手段反映问题”,做了批评,指出,黄的行为是“不讲政治、不讲大局、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极端错误行为”。并认为,这次黄金高投书《人民网》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了社会政治不稳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page_break]

2004年12月12日,黄金高被纪检部门“”。据香港大公报2005年2月7日报道,纪检部门已经查出黄金高在经济方面:贪污受贿二百余万元,另有六百多万元个人财产来源不明;在生活腐化方面:他有六位情妇,其中一人还是上门向他伸冤的女上访户。黄金高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还花了二十万元巨款,请人拍摄了一个名为《人民的好官、苦官猁猁黄金高》的记录片,并制成光盘,向海内外广为散发。他还花费三十万元请北京一位出租车司机帮他“搞来”所谓中央领导支持他的“批示”。而随着这名“的哥”请朋友冒充中央某领导写批示的假戏被揭穿,黄金高打着反腐败旗帜以掩盖自己腐败行径的画皮,迅速被一层层剥开。

据新华社2005年11月10日报道,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连江县原县委书记黄金高受贿、贪污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黄金高受贿、贪污款物总共达500多万元,判处黄金高无期徒刑,。

回顾15个月前,黄金高的信在《人民网》发表后,曾引起网民强烈关注。《人民网》留言近2000条,新浪网和搜狐网的留言更是超过了一万条,几乎所有网民都对黄金高的举动表示支持。此事也引起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以及中央电视台都作了报道。但这事的报道很快被叫刹车,连网上有关黄金高事件的报道都被一律删除。以致黄金高被“”,被查出有严重问题以后,任何媒体都不再报道。直到黄金高一审判决以后才由新华社报道出来。不准报道的原因从来没有公开说明过,但这样做符合以往处理这类事情的报道模式。

按照这类报道被叫停的通常的理由,可以作如下解释:报道黄金高事件已经足以说明,不是什么揭露腐败的事情都可以报道的,因为黄金高所揭露的一项工程建设腐败案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当时并不清楚。何况它最终证明,这原来是一件贼喊捉贼的事,报道这样的事会误导社会。最重要的理由是,这种报道把组织已经定过的事(连江县江滨路改造建设中的问题)捅到媒体上,内外不分,影响社会稳定,不符合社主义新闻的要求。

黄金高事件出来以后该不该报道?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在媒体提供的监督信息量很小导致媒体公信力很低的今天,非常值得就这个问题作一番讨论。即使在当时,笔者即认为,从新闻学的原理来看,黄金高给人民网反映问题应该加以报道;黄金高被“”以后,仍应该报道;将来交司法机关审判不管他有罪无罪,自然更应该报道。

要阐述以上的“应该”,必须回答以下的一系列问题:

1、真相未搞清楚之前能不能报道事实?

2、黄金高揭露的事实如果不实,能证明报道此事是媒体的过失吗?

3、如果最终查明黄金高是坏人,就能证明报道黄金高事件是不应该的吗?

4、即使是真实的,作为党的干部的黄金高向媒体揭露腐败,应该说符合公共利益原则,但这是否应按违背党的纪律论处?

前面3个问题,本文首先就会做出简单的回答,因为不搞清这3个基本问题上的是非,读者可能没有耐心跟着笔者去探讨第4个问题的答案。但笔者把前3个问题看作较浅层次的问题。第4个问题说明,在揭露腐败问题上,确实有一个公众利益原则和党的纪律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这是我国特殊国情下才有的。这是与政治文明和传播文明建设相联系的深深层次问题。探讨深层次问题的答案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二、浅层次问题:真相未搞清楚之前能不能报道事实

一个六年随身带着防弹衣以防不测的县委书记向媒体披露本县的一个建设工程存在腐败问题,对于这样极具新闻价值的新闻,能否因为事实真相还未搞清楚就拒绝报道呢?换句话说,黄金高揭露的事实如果不实,就能证明报道此事是媒体的过失吗?或者由于最终查明黄金高是坏人,就能证明报道黄金高事件是不应该的吗?笔者的看法非常明确,真相未搞清楚之前也可以报道事实。[page_break]

结论一:在事物发展进程中报道事物和披露本质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求新求快是新闻的基本特点。一般情况下,一件新闻事件刚刚发生,记者就会去报道。而对刚刚出现的事物,要求记者对其有深刻认识,能够把握其本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对本质的认识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认识存在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每篇新闻报道都能够完整地揭示全部事实,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要求。如果非要等到新闻工作者对事件有比较清晰地认识和结论才能报道,新闻早已变为旧闻,甚至由于延滞而不适合报道。这既违背新闻规律,又不利于廉政建设,从更高意义上来说,不利于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创造历史的作用。

一篇新闻报道做不到的事情,持续不断的求证的新闻报道可以做到。1843年,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写道:“一个新闻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随时准备详尽无余地叙述事情的一切细节和论证全部原因与根源。何况这样做需要许多时间和资料。”“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全部工作,而是由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担负一件不大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1]马克思的这番话说明,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要求每篇新闻都要完整地揭示全部事实,只要媒体连续不断的报道某一事件,这一要求就会在不断的报道中实现。媒介可以通过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提供及时、客观、充分的报道,和受众一起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去认识事物的性质、本质和规律。

就黄金高事件来说,事件一开始,黄金似乎是一个反腐败英雄;事件中间,他表现为一个贼喊捉贼的流氓政客;事件结束(司法机关审判以后),他很可能表现为一个狡猾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也有可能有司法机关还其清白)。无论如何,这件事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在发现黄金高是个狡猾的贼喊捉贼的腐败分子以后),会使全社会受到震撼,能使人们深切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不可等闲视之。只要传媒坚持在事实真相搞清楚之前不煽情,不作一边倒的报道,不搞“新闻审判”,而是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注意运用平衡报道的手法(而这些确实是我国媒体常常不习惯做到的),此事的全过程的报道就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全社会收益。

结论二:有权威的新闻来源就可以报道

记者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报道一定要真实准确,这是从新闻院系到新闻媒体都反复强调的新闻守则。但是,“新闻活动必须讲究时效,许多见报稿件都是‘急就章’,还由于新闻采访活动不同于司法调查、行政调查,完全没有强制力,是建立在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的,收集材料的难度更大。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因素,要求报纸做到一碗水还一碗水,没有任何出入,不出任何差错,不给任何人带来丝毫损害,就等于要取消舆论监督。”[2]为此,在新闻界,对新闻来源的考察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人民网是“按照《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的处理程序处理这封信的,”[3]首先当然是确认这封信是黄金高本人写的。对于一个县委书记亲自投书媒体,反映巨额工程中存在的问题这样新闻价值很高的稿件,媒体当然要及时地报道。

为保护舆论监督的有效进行,同时为了维护保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做了明确规定,即:“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个规定意味着,只要客观准确地依据以上两个信息源,就不应当再为报道内容真实性负审查责任。黄金高以县委书记身份向上级媒体公开反映关于公共事务的情况,应属于“职权行为”之列,媒体所作实属正常报道。以黄金高的信中有不实之处来否定媒体报道的合法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何况福州市政府所做的公开通报也并未称黄金高所反映的事是虚假捏造,只是与事实有数字的出入。[page_break]

对于全国其他媒体来说,新闻源还有特殊之处。黄金高事件引起轰动是由于人民网登载的来信引起媒体后续报道造成的。也就是说,对于后续报道的媒体来说,新闻源已经从黄金高自身变为黄和人民网,当人民网——全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的网站——成为新闻源的组成时,新闻价值陡然间增大,应该也值得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

三、深层次问题:公众利益原则的实施要求较高的新闻自由度

现在需要回答作为党的干部的黄金高向媒体揭露腐败,在符合公众利益的同时是否违背党的纪律的问题。

《中国共产程》第十五条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但有权向再上一级组织报告。

从该条文来看,黄金高似乎违反了的规定,反对上级的决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应该属于“上一级组织”,向上一级组织反映问题是党员的正当权利。

现在的问题是,媒体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问题上揭露腐败的人和事,应该不应该纳入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轨道?一旦出现报道不准确或失误的情况,能否得到宽容和谅解?这正是下面要探讨的问题。

结论一:“公众利益”是国际新闻法中通行的抗辩理由

“公众利益”(PublicInterest)是新闻法、大众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公共利益原则是媒体披露某些信息有以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的原则。它在英美法系中是一种传统,在世界上的很多国际和地区也被广为接受。对于媒体实施舆论监督来说,公共利益既是目的同时也是一种保障。国际上普遍认可新闻媒介拥有“有限特许权”,即在一定条件下,发表某些言论不受诽谤指控,条件之一就是“所报道事项与公共利益有关”。英国学者斯皮尔伯利所著的《媒体法》一书,在言论自由、国家秘密、隐私等20多处谈到公众利益的原则,绝大多数都是用来为媒体披露某方面的新闻提供理由。[4]我国台湾《刑法》第三百十条则规定:“意图散布于众,指摘或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之事者,为诽谤罪”,“对于所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但涉于私德而与公共利益无关者,不在此限。”台湾法制属大陆法系,此条款却充分吸纳英美法系诽谤法的特点,将不成文的英美法系诽谤法条文化,肯定了公共利益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位置,颇具代表性。[5]2003年7月5日,香港特区政府对《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作出三项修订,其中一项是:“为加强保障公众人士,特别是传媒界的利益,在有关非法披露官方机密的条文中,加入以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强调公共利益原则在新闻报道中的特殊意义,“一项保密资料,如果在公共利益下予以公开,便失去了保密责任的保障,法庭也不会阻其公开。”[6]如前文所述,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作了有关新闻特许权相似的规定,可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们对于该条文的认识并不统一,在审判实践中经常有不同的判决认定结果。此外,该条文的适用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

结论二:公开传播是公众利益的有效保证途径、反腐败的重要方式

在公共利益实现的目标下,公共行政与大众传播有一致性。公共行政的本质要求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实现公众的利益。而信息的自由传播能够确保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得到平衡,这对于规范公共权利的运行、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不可或缺,大众媒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黄金高事件凸显传播与公共利益维护的关系:当在权利系统内发生在有关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或是事务的处理时,是仅仅只能通过公权系统内部协调播解决问题,还是同时也可以以公共利益实现为目标主动公开传播,在公民参与和监督下实现公共事务的公正性呢?当局部组织利益和公共利益冲突时,能不能以公共利益作为公开传播的方向舵,突破局部利益的束缚呢?在反腐败的斗争中,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的看到公开传播的必要性。[page_break]

下级服从上级的决定,是政治、社会组织中的通行规则,是必须承认的。不这样就不能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行。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决定”这一规定,不能视为金科玉律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如此。一个明显腐败的做法,一个违法犯罪的做法,下级没有维护的责任,维护这样的决定最终只能造成对组织的损害和破坏。为了维护公众利益,下级可以寻求走得通的路子,来与腐败行为、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现在,我们与腐败斗争的办法不少,但很有效的办法不多。仅从党的十五大到2003年11月初,中纪委、监察部就制定了有关党风廉政方面的规范性文件120多项,[7]但正如有的文章所说的,“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觉得太难”。[8]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必须同时要采取其他的对付腐败的方法。

实践证明,听任腐败的做法、违法犯罪的做法发生,也必须循着下级服从上级决定的路子走,不得向外张扬,更不能向媒体透露,这正是多年来腐败分子愈来愈嚣张的原因之一。或许有人会说,应该采取越级上告的办法,而不能向媒体透露。但是坏人往往结党,上下串通一气,上告者或者被告知查无实据,或者是泥牛入海,没有回音,更有甚者,腐败分子一边销毁证据,一边加害上告者。所以,尽管司法、纪检机关都向社会公布检举电话,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其“不公开”的特性。同时,匿名电话、匿名信很难核对证据。写检举信,处理程序是逐级向下交办,层层往下转,到头来检举者很可能为被检举者所知晓。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越级上告和检举揭发风险不小,却收效不大。所以在侦破审结的腐败案件中,靠告发的并不多,主要是由别的案子咬出来的。在黑龙江绥化市的买官卖官案中,所涉及的众多腐败分子的落马并不是由于党内的直接监督的结果,也不是来自于群众举报,而是由于案件的牵连,这种比较滞后、被动地查处腐败高官,结果表现为高官落马时,国家已经遭受巨大损失,反腐成本过大。绥化买官卖官案并不是个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资料显示,在有资料可查的36起高官违纪违法案件中,有29件是被牵连发现的,比例达到了80.6%。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量的腐败案件都可以经历一个很长的潜伏期。1993-1997年被发现的22起案件平均潜伏期为3.32年,37名高官中有22人在腐败中得到提拔;1998-2002年期间被发现16起案件平均潜伏期竟然达到了6.31年。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公布的66起省部级干部违纪违法个案,涉案金额不断上升。[9]这表明,腐败是由于不能及时得到揭露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

与依靠告发形成对比的是媒体的监督。媒体若抓到线索,去进行采访时虽然也会碰到阻力,但是总会有一些知情人肯向记者透露真情,一是因为群众了解记者是专门从事舆论监督的,他们与有关当事人没有瓜葛;二是因为他们知道坏人坏事一旦见诸媒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不能作威作福了,也就不能打击报复了。所以许多人宁可向记者讲,也不愿走上告的路。黄金告向上多次反映问题,没有结果反而处境不妙,于是认为不如诉诸媒体,这本身也是证明。但是由于官员们毕竟都存在着一种服从组织、服从上级的决定的心理,而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又没有形成为了公众利益可以向媒体揭露腐败的氛围,所以媒体采访仍是困难重重。这就需要在领导层中打破关于舆论监督的顾虑和误区,让舆论监督真正发挥其作用。

结论三:把政治系统建设为开放的系统,保证公众利益原则的实现

几乎每个腐败的案件都共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体系内外的信息流通与传播不畅通,或者说传播效果差,信息传播得不到回馈,产生不了效果。

系统论认为,整个社会是个大系统,而这系统又是由很多子系统组成。各种系统相互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公共权利系统。封闭系统是无法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因此无法像高等生命体那样的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缺乏反馈、自我调节的能力。这意味着封闭系统本身是无法以自身的不断发展去适应系统外的变化,一旦有外力介入或能量供应不足时,系统将会衰败、整体均衡将遭受破坏。现实社会中,这仅是科学的假设,并不存在完全封闭的系统。但系统开放程度与开放动机决定系统的发展程度与效率。公权系统也是如此,积极地、主动地与社会环境交换信息是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条件,拒绝交换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闭环境,将会问题丛生,走向衰败。[page_break]

系统内部信息传播的迟滞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系统内、外缺乏交换的结果。这个问题更多的表现为公权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信息交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共行政缺乏相应的公共性,同时公民、媒体也很难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大众媒体无法实现沟通政府与社会的功能,信息的交换与反馈不充分导致公共利益被搁置甚至被侵害。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严重集体腐败的现象屡见不鲜。“腐败窝”案的出现往往是“一把手腐败”的结果,一旦一个地区的“一把手”有腐败行为,有可能整个领导班子都会受到腐蚀。在全国有名的黑龙江绥化地区买官卖官一案中,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疯狂敛财折合人民币603万余元。另有报道说,此案中共有265名官员涉案,其中包括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10]

事实上,“绥化马德案”事发前,关于马德腐败的信息一直都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传播着,“在他跻身权力的高峰时,针对他的怨言和传言也达到了高潮”。[11]但是在一个集体腐败的系统中(绥化市包括下辖十个县市有50%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卷入了马德案),集体腐败会严重导致集体内部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完全失灵,这样的传播根本不会得到任何反馈。绥化市是不是就没有干部根本不想卷入买官卖官呢?当然不是。绥化市第一次以常委投票方式产生的某县县委书记,到任半年就离职“改行”。个中原因,据知情人透露是他觉得在绥化当官“风险太大”、“太可怕”。[12]可以设想到,这位县委书记跟着当贪官风险大;清廉自守,同僚担心他会坏他们的事,就会一起算计他,风险也大;干脆向上告发风险也大,事实证明,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省人事厅长都收过市委书记马德等一伙贪官的钱。告发弄不好,官当不成还性命难保。于是,他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所以在一个邪气压倒正气的系统中,可能出现渣滓留存,精英淘汰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是有很强战斗力、有严肃的组织纪律,是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值得引起讨论的问题是:在面对某地方组织内的腐败问题时,能不能给处于系统内外的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通过媒体进行披露的优先权?当与事实有出入时,能不能得到宽容?

2004年1月4日,针对政协委员反映的鸡西市政府欠工程款的问题,总理批示要逐一核查,限期落实。接到温总理批示的消息后,黑龙江省委立即批示鸡西市认真对待,并派出调查组。但鸡西市委市政府的不配合使得省委派出去的调查组无功而回,直到总理再次批示并派出联合调查组,问题才得到部分落实。逐级向下批示处理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一国之总理批示查问题尚且如此之难,何况下面层层叠叠的权力机构呢?让每个地方公权系统形成一种良性的监督环境,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将监督意识融入日常活动,使得腐败的数量和规模都在未成型之前被监督、被曝光,这是符合反腐败规律的最佳选择。逐级开放腐败信息的公开渠道,将党内和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并对腐败现象的公开监督形式予以宽容,允许由于对事实了解不全面而发生的误报道、错报道,只要这样的报道的出发点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对于有证据表明是出于恶意炮制虚假报道毁人名誉者,由法庭绳之以法。这就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新闻自由。海外有人撰文指出,“可以说,在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新闻监督,就不可能有吏治清明。要想切实整顿吏治,保障新闻自由是基本功。”[13]

政治系统本身具备一般系统的特性(有边界、有层次、互动),但其自身还有其特点。政治系统分析科学家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运行,输入和输出是政治系统与其环境的互动,输入表现为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刺激或影响,输出表现为政治系统对环境刺激的反应或对环境的反作用。[14]政治系统唯有在输入与输出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时,才能正常运行。政治系统不能成为一个封闭的液压系统,尽管因为不与外界交换能够获取想要的压力,但却无法得到一个平衡的状态,结果任何微小的疏漏或是强制的交换都将导致整个液压系统的崩溃。只有通过反馈网络,政治系统不断进行输入、输出、再输入、再输出,才能使系统自身生生不息,无限延续。[page_break]

建设传播文明就是构建这个互动、循环的网络,传播文明从根本上是针对公共事务、形成公共决策的有效信息的传播。从政治系统分析的角度,大众媒介在社会环境和政治系统之间的双向传播能够扩大需求(民意)的传通渠道,避免需求的超负荷,经过反馈后能够提高支持的输入,并使这个过程循环,维系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必要的时候大众媒体能够充当社会和政府之间的“缓冲带”,避免社会动荡发生,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传播文明体系的构建在政治系统中主要有两个功能:[15]一,在政治系统中起着整合的作用。每个政治系统都有一个传播网络,由数条主渠道和分渠道组成,信息从决策者向系统内部和外部流通,正是藉由这个传播网络的运行,政治系统内部的各个部分才能有机的连接,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才能进行互动,并且才能把系统的现状与过去及未来联系起来。二,在政治系统中有着驱动的功能。政治系统只有在获得和发送反馈信息的基础上才能运行,没有信息的流动也就没有政治系统的运动,正是信息良性的传播才会使整个系统能够生存和繁衍下去。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系统的所有功能都是借沟通而得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传播文明以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要求公权系统内传播、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传播、以及大众传播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上形成良性的传播生态,以加强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和监督。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设是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制度建设应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以政治参与为途径的,以法治为其保障制度。从这个意义上,传播文明的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必要保证,传播文明的构建将丰富和强化当前的反腐败体系。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212页。

[2]孙旭培:《舆论监督与新闻法治》,《法制日报》,1988年12月31日

[3]刘万永:《黄金高:我给党报网站写信没有错》,《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12日

[4]参见斯皮尔伯利:《媒体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5]引自魏永征:《大陆新闻侵权法与台港诽谤法之比较》,《人民网》,2003年9月5日

[6]梁伟贤、陈文敏:《传播法新论》,香港,商务出版社,1995年3月,212页

[7]孙承斌、邹声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初步实现“有法可依”》,新华网,2003年11月7日

[8]夏长勇:《制度:监督“一把手”的最终选择》,新华网,2004年9月6日

[9]以上数字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2003年。该报告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为主要研究对象。

[10]刘畅:《绥化马德卖官案侦查终结透视绥化畸形官场生态》,《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25日

[11]金焱:《马德其人》,《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9月16日。

[12]同注释10

[13]黄钟:《整顿吏治:大陆政改之首义》,《凤凰周刊》,2004年第20期

[14]参见[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37页,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

[15]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71-7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参考文献:

1.梁伟贤、陈文敏:《传播法新论》,香港,商务出版社,1995年

2.张祥生、肖厚智编:《系统科学》,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

3.[英]斯皮尔伯利:《媒体法》,周文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4.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5.[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

原则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我们通常所说的提单的准据法多指的是提单的债权关系的准据法,这是由于现实中关于提单的纠纷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关系方面,此外,关于提单的公约以及不少国家关于提单的立法多集中在提单的债权制度方面。同一般债权合同准据法的效力范围一样,提单债权关系的准据法的效力范围应该包括:债权的成立、效力、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债权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时效等等。至于提单的其他方面是否也适用同样的准据法是值得探讨的。

关于提单物权关系的准据法,在国际私法上向来也有两种不同见解。一种为“分离说”,即认为提单的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应适用不同的准据法,提单的物权关系应依“物之所在地法”决定。另一种为“统一说”,即认为若将提单法律关系分割为二,各有不同的准据法,适用上非常不便。提单的物权关系依从于债权关系而存在,因此其准据法应和债权法律的准据法相同。就实务而言,采用“统一说”比“分离说”方便;但从理论上而言,提单的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是分别独立的两种法律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有从属关系并无依据。如果采用“分离说”,国际私法上最常用的原则是“物权依物之所在地法”,但运输途中的物是移动的,在发生某种物权法律关系时,很难确定货物正通过哪个国家,即使能确定,这种关联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是有关当事人无法预料的,因此也是不尽合理的。所以有学者认为由于运输途中的货物终极目的地是送达地,对在途货物进行处分行为,一般也要等到运输终了,才会发生实际后果,以交货地法确定运输途中货物物权关系的准据法较为合理。笔者基本上同意“分离说”的理论,但运输终了未必是交货地。所以仍应以“物之所在地法”为原则,在物权行为发生地无法确认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以“交货地”、“货物扣押地”等为连接点确定货物物权关系的准据法。

提单的法律行为主要包括提单的签发、转让和注销。各国法律对此规定也是有所不同的。在提单的签发上,有的国家法律规定法人的签名可用盖章来代替,有的国家法律规定法人签名必须是法人代表手签;在提单的转让上,我国法律规定“记名提单:不得转让”,但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法律均规定,记名提单可以背书转让。这样提单的法律行为是否有效有赖于法院地法对提单行为准据法的选择。按照传统的国际私法的“场所支配行为”原则,法律行为的效力适用行为地法。晚近发展的国际私法摒弃了那种固定的连接方式,而是采用了多种连接因素,以更为灵活、弹性的方法,来确定法律行为的准据法。如1946年《希腊民法典》第11条就规定:“法律行为的方式如果符合决定行为内容的法律,或者符合行为地法,或者符合全体当事人的本国法,皆认为有效”。同样,提单法律关系中的有关当事人在签发、转让提单时当然也是希望其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是有效的,此外提单的流动性很强,其效力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提单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法律适用也要尽可能采用积极、灵活的方式。比如可以采用选择式的冲突规范,规定:“提单法律行为的方式如果符合提单债权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或者符合提单行为地法,或者符合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本国法,或者符合法院地法,皆认为有效”。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提单债权关系的准据法一般并不适用于提单物权关系和提单的法律行为的效力。这是我们在解决提单纠纷案件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在以下讨论的提单法律适用原则及其序列仅指的是提单债权关系的法律适用。因为几乎所有国际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都能适用于提单的债权关系,同时由于提单的特殊性,又使得这些原则在适用提单债权关系时又有独特的表现。而提单的物权关系和提单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适用相对而言就比较简单,本文就不再作展开论述了。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笔者所言及的提单的法律适用和准据法实际上指的是提单债权关系的法律适用和准据法。

法院在解决提单法律适用问题时,通常会提及某些“原则”,但提单法律适用究竟有多少原则应该遵循,它们适用的先后序列又如何,这方面的探讨并不多见。虽然每个国家或是不同的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或不是任何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同时他们的国内法律规定的国际私法规范也不同,不是什么原则都能适用。但各国在采纳提单法律适用的原则上还是遵循了一定的规律。本文拟探讨大多数国家都能适用的提单法律适用原则的序列以及这些原则的具体适用。

一、内国强制性规则最为优先原则

一般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涉外法律都会有专门的条款规定本法的适用范围,如波兰海商法规定,本法是调整有关海上运输关系的法律;我国《海商法》第二条也相应规定了本法的适用范围。但这些条款都不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适用条款,也即它并没有规定那些案件必须适用本法。但也有国家直接在本国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中用单边冲突规范的形式规定了法律适用规范,其中主要是由于某些参加国际公约的国家,为使公约生效,将公约的内容列入各自的国内立法,在二次立法的过程中,往往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其法律的适用范围作出不同于公约规则本身规定的法律适用范围的强制性规定。

如澳大利亚1991年COGSA第11条规定:“提单或类似所有权凭证的当事人,凡与从澳大利亚任何地点向澳大利亚以外的任何地点运输货物有关的,……均被视为是有意按照起运地的现行法律订立合同的。”因此,从澳大利亚出口的提单和其它单据,只能适用该国法律,从而排除当事人选择适用其它外国法律或国际公约。英国1924年COGSA第1条亦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以英国港口为航次起运港的所有出口提单均适用该法。英国1971年海上运输法亦相应地把原来只管辖与适用出口签发的提单的条款改为也适用进口。最典型的是美国1999年的COGSA(CarriageofGoodsbySeaAct),该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中作为进出美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据---提单或其它权利单据受本法的约束。关于其强制性,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就可见,即世界各国的许多班轮公司在其经营美国航线的班轮运输的格式提单上专门列有地区条款(LocalClause),规定对于运自美国的货物,提单的条款受美国的COGSA约束。中远的提单也不例外,其背面条款第27条就是LocalClause。当然,美国COGSA的这个强制性法律适用规定,只在其本国发生诉讼时具有强制性,因为它毕竟是一国的国内法,班轮公司之所以要制定这样的地区条款,是为了使进出美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纠纷案件即使不在美国行诉,也能用同样的法律解决提单的纠纷,因为其它国家不一定有这样的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而可能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可保证这类业务所引起的纠纷在法律适用上的一致性。除美国外,这类国家还有比利时、利比里亚、菲律宾等。在这些国家,只要外贸货物运输是进出其国内港口的,提单就须适用其国内法化的海牙规则,而不论提单签发地是否在缔约国。

因此这类国家法院在审理以上所言及的法律所规定的某些案件时,是直接适用这些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向的国内法,一般是排除当事人的选择和其它法律适用原则的,因此具有强制性,这也是本文将这类规范命名为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的原因。

这些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向的法律被称为“强制性规则”,当事人是不能通过任何手段排除其适用的,对于某些案件,内国的国家将直接适用“强制性规则”,而不考虑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因此“强制性规则”在法国等国家通常又被称作“直接适用的法律”

此外,这类国家在依据所缔结或加入的国际公约制定内国法时,同时也是在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因此制定这些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并没有违反公约的规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

二、缔约国的法院优先适用国际公约原则

关于提单的三个公约均是实体法性质的国际公约,公约既然是国家制定的,按照“合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的原则,缔约国负有必须实施其所缔结的国际公约的责任。缔约国在其域内实施其所缔结的统一实体法公约,在许多情况下都意味着缔约国的法院必须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适用该国际公约。但是也有例外,某些国际公约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全部或部分排除该公约的适用,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有这样的规定。但有关提单的三个公约没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条款,在法律效力上,属于强制性的国际统一实体法规范,缔约国的法院有义务对符合公约适用条件的案件优先适用公约,也即这种情况下,缔约国的法院是排除当事人选择的其它法律的。1983年的“Morviken”一案就是如此,在该案中,货物是装在一艘荷兰的货船上,自苏格兰的一个港口起运,提单上是注明适用荷兰的法律,并且阿姆斯特丹的法院有管辖权。但本案的货方在英国法院提讼,英国是《海牙—维斯比规则》的缔约国,而且本案符合该公约的适用条件,(货物从一缔约国起运,提单也是在一缔约国签发)。本案若适用荷兰的法律(荷兰当时还没参加《海牙—维斯比规则》,适用的是1924年的《海牙规则》),则降低了承运人的责任。因此本案以该理由驳回了承运人主张中止诉讼的请求。结果,承运人依《海牙—维斯比规则》进行了赔偿。

但这项原则的适用仍是有例外的,《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的第五条都规定:“承运人可以自由地全部或部分放弃本规则各条中规定的全部权利或豁免,或其中任何部分,或增加其所应承担的任何责任与义务。但是这种放弃和增加,需在发给托运人的提单上注明。”众所周知,就承运人的责任和义务而言,《海牙—维斯比规则》比《海牙规则》重;《汉堡规则》比《海牙—维斯比规则》重。因此对于本应适用《海牙规则》的提单,当事人同意《海牙—维斯比规则》或《汉堡规则》或其它承运人的责任和义务较重的国内法的,那么后者的规则中增加承运人的责任与义务或减少承运人的权利与豁免的条款一般应予以适用。当事人若在提单中直接规定了增加承运人责任与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与豁免的条款,尽管与应适用的国际公约冲突,也是应被采纳的,因为公约本身进行了这样的规定。当然大多数承运人已在其格式提单中对这一情形进行了排除。如日本一航运公司在其提单背面规定“…如果其它任何国家的法令被判定适用,则本提单受该法令条款的约束,在此法令下,本提单任何内容并不认为是放弃公司的权利和豁免权或对其责任和义务的增加。如果本提单的任何条款与上述法令或法规的规定不一致,这些条款将无效,但不影响整份提单的执行。”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关于提单的三个国际公约是同时并存的,有不少国家同时是几个公约的签字国,目前这种混乱的状况还难以消除,公约本身也未对这种情况下,公约应如何适用作出规定,不过,各缔约国一般都通过制定国内法加以解决。有的将国际公约转为国内法,对涉外贸易中进出本国港口的海商案件强制适用指定的国内法,如美国;也有的采用双轨制,对来自《海牙规则》国家的货物实行《海牙规则》,对所有出口货物则适用《海牙-维斯比规则》,如法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原则与缔约国根据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而适用本国法并不矛盾,因为这些国家在适用国内法的同时也同样在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只是这些强制性法律适用条款将导致某些根据公约规则本身的规定并不适用公约的案件,事实上也适用了公约,而且是强制性的。正因为如此,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向的内国强制性规则最为优先原则在顺位上应列在第一。

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应适用的法律。该原则是法国法学家杜摩林(Dumoulin)首先提出的。从19世纪末以来,该原则在国际私法的许多领域被采纳,尤其成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的重要原则之一。

但该原则在提单的法律适用上比较复杂,争议也较大。其中有学者认为,提单通常都是由承运人所准备的格式文件,法律适用条款早就印在提单的背面,并没有经过当事各方的协商,尤其在提单流转到第三人时,更不可能是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认为这种条款是应该被法院否定的。在实践中也有这样的案例,如在台湾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例中,承运人甲是委内瑞拉人,从印尼的某港口装运一批货物至台湾。提单上载明适用美国法。台湾进口商(托运人以外的第三方提单持有人)持提单向承运人索赔货损,法院认为不应适用美国法,因为该法律适用条款不是提单持有人参与共同选定的,因而不应约束提单持有人。法院最后选用了提单签发地印尼的法律。当然大多数国家在一般情况下是承认这种条款的效力的。笔者也认为应该承认这些条款的效力。单据的流转是海上运输的一个特点,因此承运人不可能和每个有关的当事人都坐下来协商法律适用条款,各国制定有关的法律和缔结国际公约,规定了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限制承运人的缔约自由,从而保护货主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否定提单上的法律选择条款。对交易而言,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比公平性更加重要,况且,大多数航运公司的提单条款都是固定的,经常打交道的客户对这些条款也是明知的,因此也可以事先作出对策。此外,大多数提单在提单正面右上方或右下方都印有“托运人、收货人以及提单持有人接受或同意提单所有内容”的声明接受条款以加强提单上法律选择条款的效力。总之,承认这些法律选择的条款对于当事各方而言,利是远大于弊的。

(一)法律选择的方式

1、单一法律选择

有的提单的背面条款规定提单适用一个法律(体系)。如某提单规定:“本提单应按照1924年《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简称海牙规则)的规定发生效力”这样的规定清晰明了,受理案件的法院根据法院地国的国际私法原则,在案件的法律适用上没有前两项原则可适用的情形下,一般就可以直接采纳了。又如:广州海事法院在审理“柯兹亚轮迟延交货纠纷”一案中认定:“五矿公司、班轮公司一致同意以1924年的海牙规则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法律。五矿公司与班轮公司双方选择法律适用的意思表示,不违反中国法律,应确认其效力。…”

但对法律适用条款指明受我国没有承认的国际公约约束时,(对中国法院而言,尤其指海牙规则)该法律适用条款的效力如何,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应承认其效力并予以适用。理由是我国《海商法》只规定第四章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并没有规定其强制适用于出口和(或)进口提单。所以,即使约定的海牙规则中的每件或每单位100英磅的单位责任限制低于《海商法》规定的每件或每货运单位666.67计算单位的限制,也不能认为是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否认其效力,理由是我国没有参加该指定的国际公约,该国际公约在我国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不应算是一种实体法。因此提单首要条款所指向的该国际公约的内容只能作为提单的条款并入到提单中,提单上的其它条款原则上不能与之相冲突。但是,该国际公约的法律效力却需依法院地国冲突规范指向的准据法的规定来确定。公约条款与准据法不相违背的,则有效;如有违背的,则违背的部分无效。该学者因此认为,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的法律似应指国内实体法,不应包括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有关提单的三个公约是统一的实体规范,当然包括在法律的范畴中,那种认为当事人可选择的法律不包括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中的一般法律适用条款中就明确规定,提单或提单所证明的合同规定适用本规则时,该规则便适用于此提单。如果公约不能适用于非缔约国,公约又何必作此规定呢?实际上,多边的国际公约被非缔约国的当事人选择适用更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航运界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也反映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只有当事人才能根据自身利益,在不同的法律中选择出适用于提单的法律。只要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法律规范,都可作为当事人法律选择的对象。如果因为国际公约在非缔约国没有强制性而不能被选择,那么任何他国的法律在内国都是没有强制性的,为什么可以被选择呢?基于同样的原因,将提单首要条款指向国际公约看作是提单的并入条款也是没有根据的,提单的法律选择条款指向某国际公约时,该国际公约对于提单的法律关系就具有了法律约束力,提单的条款与公约内容冲突的部分无效。而提单的并入条款则完全没有这种效力。

此外还要再区分一下两种强制性规则:一类是内国法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它们在本国法律体系内,不能通过合同排除适用,但是,如果它们并非合同准据法的一部分,则不具有这种效力。另一类则是冲突法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它们不仅不能通过合同排除适用,同时也不能借助法律选择而排除此类强制性规则的适用。只要合同满足一定条件,该强制性规则就直接适用。显然本文中所论述的第一项原则论述的强制性规则就属于第二类。我国《海商法》的第四章的大部分条款确实是强制性条款,但该法并没有规定什么样的提单必须强制适用本法。只有我国《海商法》被确定为提单的准据法之后,这些强制性的法律条款才能起作用,因此,我国《海商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属于第一类。在我国《海商法》未被指定为提单的准据法时,《海商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对案件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因此那种认为《海牙规则》减轻了承运人的责任,违反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所以不能被适用的观点是混淆了这两种强制性规则的结果。而且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不光《海牙规则》不能在我国适用,任何他国的法律与我国的强制性规范冲突的,均不得在我国适用。事实上,我国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是普遍存在的,这样一来,几乎没有什么他国法和国际公约可以在我国适用了。这样的结论与国际私法的目的和精神相违背的。

当然为了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我们也可以效仿美国等国家,在《海商法》中规定:“对外贸易中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必须适用本法”。这样,提单上规定适用《海牙规则》的条款自然无效了。但在法律修改之前,我们应该遵守现有的法律。

2、复合法律选择

复合法律选择是指当事人在提单中选择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体系)。这是在提单的背面条款常见的情况。这又分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称分割的法律选择。国际上关于合同的法律适用有两种理论,即“分割论”与“单一论”。总的来说,“单一论”主张对整个合同适用同一法律,“分割论”则主张合同的不同方面适用不同的法律。“单一论”与“分割论”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分割论”反映了合同关系的各个方面和诸要素之间往往相对独立又特点各异的复杂情况,对合同的不同方面加以科学的划分并适用不同的法律,有利于合同纠纷的妥善解决。当然分割也必须有适当的尺度,即只应对于明显易于且可能区分的方面加以分割,对于一些内在联系紧密且不易或不宜分开的问题便不宜硬性分割。“单一论”则力求克服分割论可能带来的缺陷,使合同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法律状态,它符合现代国际经济生活所要求的快速和简捷。但“单一论”往往忽视合同关系的复杂性,难以满足当事人的正当期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分割论”和“单一论”就应该取长补短,配合作用,才能最终达到合同法律适用的目的。这一作法是有利于维护国际合同关系的统一和稳定。

一般来说,只要允许当事人进行法律选择,那么他既可以作单一的法律选择,也可以作分割的法律选择──规定他们之间的国际合同的不同部分受他们选择的不同法律(体系)的支配。不少国际公约就有这样的规定。如1980年欧洲共同体在罗马签订的《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规定,合同可以分割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适用于合同的全部或部分的法律。又如1985年在海牙签订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7条第1款也规定:“买卖合同受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支配,…这种选择可限于合同的一部分。”

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提单背面条款第2条规定:“本提单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本提单项下或与本提单有关的所有争议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裁定;…”,第3条又规定“有关承运人的义务、责任、权利及豁免应适用于海牙规则,即1924年8月25日在布鲁塞尔签订的关于统一提单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该两条规定应表明当事人同意在案件涉及承运人的义务、责任、权利及豁免的方面适用《海牙规则》;案件的其它方面适用中国法律。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两种条款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称法律选择条款(ChoiceofLawClause),又叫法律适用条款,是提单中指明该提单引起争议适用某国法律解决的条款。这一被选定的某国法律即为提单的准据法(applicablelaw);后者称首要条款(ParamountClause),是提单中指明该提单受某一国际公约或某个国家的某一特定法规制约的条款。他认为首要条款是作为当事人议定的合同条款被实施,而且该条款仅调整合同的某些事项或在特定情况下适用。首要条款是否有效力,应根据提单的法律选择条款中约定的准据法来决定。只要首要条款的内容不与该准据法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应该承认首要条款的效力。否则,首要条款无效,不予适用。

这种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知道,关于提单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几乎都是强制性法律规范,三个公约和各国的国内法在承运人的责任、义务、权利及豁免方面差别较大,这样一来首要条款规定某些方面应适用的法律几乎肯定要和法律选择条款中规定应适用的法律相冲突,按照上面学者的观点,首要条款被适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当事人又何必在提单背面费尽心机订立首要条款呢?笔者认为,既然要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就应该尽可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从中远提单中不难看出,当事人显然希望在案件涉及承运人的义务、责任、权利及豁免的方面适用《海牙规则》;而案件的其它方面适用中国法律。

此外,首要条款即是法律适用条款是海商法界的约定俗成,重新为它定义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种区分是没有根据的。笔者认为这两个条款都是“法律适用条款”或“法律选择条款”,只是当事人在此作了分割的法律选择。

第二种情形称重叠的法律选择,这种情形是指当事人选择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体系),但这些法律(体系)并非分别支配提单,而是共同在整体上支配提单。比如日本某航运公司的提单背面条款规定,本提单受《1957年日本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和《海牙规则》的约束。又如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万宝集团广州菲达电器厂诉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无正本提单交货纠纷案中认定,本案所涉提单首要条款约定,因本提单而产生的争议适用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或1924年《海牙规则》,该约定没有违反中国法律,应确认其效力。上述两个提单上的规定就是典型的“重叠法律选择”。虽然“重叠法律选择”似乎可以用来满足各方当事人的愿望,但是,显而易见,在所选择的法律规定相左的情况下,就会使提单关系的稳定性受到损害。因此,有关当事人应当尽量避免作“重叠法律选择”。一般来说,如果所选择的法律规定是相互抵触的,由于提单是一方制作的格式文件,根据现代的合同法精神,应该适用于不利于提单制作人的法律规定。

第三种情形称随机的法律选择,是指当事人选择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体系),但这些体系并非分别支配提单的不同部分,而是分别在不同的条件下,各自从整体上支配提单。例如,中远提单第27条规定:“关于从美国运出的货物,尽管有本提单的任何其它条款,本提单应遵守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规定。……”(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地区条款)显然,中远提单背面条款的规定已经构成一种特殊的法律选择,称之为“随机的法律选择”。“随机的法律选择”是在充分地考虑将来某种事件的出现的基础上作出的,它可以照顾到当事人所从事的国际交易发展变化的不同情形,富有灵活性,因而也是有实践价值的。

(二)选择特定具体的法律还是选择某一法律体系

当事人在提单的法律选择时可以选择某个特定具体的法律,如,《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1924年《海牙规则》;也可以选择某个法律体系,如中国法律、英国法律。选择后者,比较容易处理,因为一般一个法律体系都包括审理案件所涉及的各种法律问题。但当事人如果选择的是前者,这里又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选择特定具体的法律只能称作“法律并入”(incorporationoflaw),意为这种法律选择的功能是将所选择的法律并入到提单中,成为提单条款的一部分。因此被选择的法律对该提单而言已经不再是支配其的法律,支配提单的法律只能是当事人另外选择的,或按照其它的有关规则(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所确定的其他法律。如果“并入的法律”与支配提单的法律相违背,自然是无效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有违当事人选择具体法律时的初衷,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违背的。既然当事人选择了某具体的特定法律,那么,该特定法律就应当是支配提单的法律。当然,任何特定的法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通常不可能支配提单的所有方面的法律问题,这是正常的。对于当事人所选择的特定法律客观上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自然应当依据当事人另外选择的,或按照其它的有关规则(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所确定的其他法律。这与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分割论”的理论是一致的。

当然,当事人可以将某些法律规范并入到合同中,成为合同的条款,这在租船合同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是由于调整租船合同的各国法律大多数是任意性规范,因此合同中的条款通常也就是约束合同当事人的最终条款,所以在此类合同中采取“法律的并入”是有意义的,即使如此,也需要当事人在合同中作出“法律并入”的明确意思表示。而对于提单,这种“法律并入”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调整提单的各国法律规范或国际公约多是强制性法律规范,而且彼此差异较大,被“并入的法律”通常无法得到适用。因此,当事人在提单条款中选择某一具体的法律,是不希望被作为“并入的法律”处理的,除非他们明确表示愿意这样。

除了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中会遇到这个问题。在适用前两项原则时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强制性规则”和国际公约都是具体的特定法律,它们都不可能解决提单所有方面的问题。因此同样在适用特定的法律无法解决的提单的其它方面,也应依据法院地国的其它的法律适用的原则所确定的法律解决。还有一个问题是,在第一项、第二项原则被适用的情况下,与其冲突的当事人法律选择条款是不被适用的,但它能否支配这两项原则所指向的具体的法律规范无法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是想支配整个合同的,前两个规则的优先适用并不能完全否定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去支配提单剩下的其它方面的法律问题。

四、硬性法律适用规范原则

无论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还是“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规范,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在解决法律适用问题过程中所具有的灵活性,亦即柔性。与此相反的是,在历史上以及在现实中,都存在着一些确定地规定着国际合同适用某法或不适用某法的规范,通常称作“硬性法律适用规范”。从这个意义而言,本章中的第一原则的法律适用规范也是“硬性法律适用规范”,之所以与前者区分开,是因为前者是单边冲突规范,是强行适用的和排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而这里所指的“硬性法律适用规范”是双边冲突规范,是不排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往往是在当事人未就法律适用达成一致时才被采纳。此外,并不是各国的提单国际私法规范都有“硬性法律适用规范”,如我国《海商法》第269条只规定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但仍有不少国家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之后,“最密切联系原则”之前规定了“硬性法律适用规范”。因此,笔者将该原则作为提单法律适用原则的第四序列,和大多数国家的规定是一致的。“硬性法律适用规范”的连接点通常主要有:

(一)船旗国

在本世纪之前的早些时候,英国法院常常倾向于以船旗国法作为支配国际海上运输合同的准据法。1942年意大利的《海上运输法典》第10条也规定:在当事人未作其他的意思表示时,租船合同或运输合同受船舶国籍法律的支配。然而,现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却表明:以船旗国法作为提单的准据法,已经略显过时了。之所以如此,除了别的原因以外,一些国家奉行“方便旗”制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方便旗”制度下,船旗已很难再表示船舶国籍的归属。这样,“船旗国法”就可能与船舶的真正国籍国法相背离;而且随着船旗的变换,有关提单的准据法也发生变换,这种情况显然是人们避犹不及的。

(二)承运人营业地(住所地)

按照波兰、捷克、前民主德国等国的法律,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时,国际运输合同应当受承运人的营业地(住所地)法的支配。以承运人营业地(住所地)法作为国际海上运输合同或提单的准据法的最大优点,是富有稳定性,因为承运人营业地(住所地)一般是比较固定的。它的另一个优点,是富有可预见性—只要托运人了解此种规则的存在,那么,他就知道了在未作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提单受什么法律支配。但按照此规则,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时,托运人便被置于承运人营业地(住所地)法的支配下,这看来是不公平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可以被人们指责为该规则的一个缺陷。

(三)合同订立地

按照某些国家的法律或司法实践,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时,他们之间的国际海上运输合同受合同订立地法的支配,例如,根据1968年《苏联海商法典》第14条第11款的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协议,则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应受合同订立地法律的支配。但是,如我们早已看到的,合同订立地的确定,有时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在国际海上运输交易中也是这样。比如,承运人可能在不同的国家有其当地人,而当地人可以承运人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这样,不同的当地人在不同国家订立的海上运输合同,就须受不同国家的法律支配,虽然合同的承运人并没有变化。这样显然是不合理的。

(四)法院地

按照1970年《保加利亚海商法典》第12条第1款的规定,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有关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应受保加利亚法律的支配。这一规则似嫌武断,而且也是有违国际私法精神的,目前,很少有国家这样规定。

五、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本章所讨论的法律适用原则的先后序列中的位次是靠后的,各国的法律通常将它排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及硬性法律适用规范之后,但在实践中这项原则被广泛地采纳,理论界的成果也较多。“最密切联系”原则学说是在批判传统冲突规范的机械性、僵硬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比,具有灵活性,从而有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然而,由于“最密切联系”这一概念本身的抽象与模糊,若不对该原则进行适当的限制,就无法减少或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同样也是不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的。因此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要尽可能做到既能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能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合理。

我国海事法院在审理涉外提单纠纷案件时,经常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但在运用此原则确定提单应适用的法律时,却有较大的随意性,有的案例中,仅写明:“原告与被告未在合同中约定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应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解决本案纠纷。由于本案货物运输的目的港是中国汕头港,故本案适用中国法律”,也有案例只是简单地写明:“综合考虑,中国与本案合同纠纷的联系最密切,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这种适用法律的方式是违背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的,这也容易在个别法官中形成一种法律适用的僵硬的公式:只要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一般就适用法院地法,只是罗列几个连接点,把“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依据而已。显然这与创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初衷相违背的。

针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灵活有余,确定性不足的特点,欧洲国家发展了一种“特征性义务”(“特征性履行”)的理论,即是指以履行合同特征义务当事人的营业地法或住所地法来支配该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特征性履行”的方法,一般总是排它性地或选择性地以单一具体的连接点为据来确定支配国际合同的法律的,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连接点是抽象的,不具体的,因此两者的本质应该是不同的,但“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把“特征性履行”作为推定其连接点的一种方法,即将履行合同的特征性义务当事人的营业地所在国或其惯常居所地国推定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这样“特征性履行”方法就成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组成部分之一了。1980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合同债务法律适用的公约》就有这样的规定;我国198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第6款就用“特征性履行”的方法规定了13种合同的法律适用规范。虽然这种方法有可能保证法律适用结果的公正与合理,但当某一合同纠纷表明其与他国或地区的法律有更密切的联系时,仅依这一原则显然是不能达到目的。因此1987年《瑞士国际私法》以及上述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解答中都规定,如果情况表明合同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有更密切的联系,就可使该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之法得到适用;对法律未以“特征性履行”方法规定的其它涉外合同关系,仍要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指导,以确定其准据法。

对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提单法律关系,不同国家的法律或国际公约在运用“特征性履行”的方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结果都不同。如,197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国际民事、家庭和劳动法律关系以及国际经济合同适用法律的条例》第12条规定,对于货物运输合同、承揽运送合同,其合同应当分别适用运输人、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但也有的法律对运用“特征性履行”方法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进行的推定,规定了较严格的条件,如欧洲共同体于1980年6月19日在罗马签订的《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公约》第4条规定,货运合同在订立时,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也是装货地或卸货地所在国,或者也是托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应推定这个国家为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1986年德国民法实施法第28条第4款规定,货物运输合同得被认为与合同订立时承运人的主要营业地国家有最密切联系,如果该国同时也是货物装运地或卸货地或收货人主要营业地所在国。我国法律则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提单的法律适用未进行推定,因此法院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特征性履行”方法毕竟只是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一种推定的方法,在具体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仍必须对案件事实所反映出来的合同要素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客观地看,所谓“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指的是与合同本身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但合同本身是由各种合同要素构成的,所以上述“最密切联系”便只能通过合同要素与一定国家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要用“合同要素分析法”来具体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合同要素分析法”通常包括两个部分,即“量的分析”和“质的分析”。

1、量的分析

一般来说,对合同要素进行量的分析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确定有关的具体合同的基本要素总量;第二步,分析这些合同要素在有关国家中的分布数量。以海上货运合同为例,其合同的基本要素可归纳如下:

(1)合同的谈判地;

(2)合同的订立地;

(3)提单的签发地;

(4)货物的装运地;

(5)货物的卸货地;

(6)合同标的物所在地;

(7)当事人的住所地(营业地、惯常居所地);

(8)当事人的国籍;

(9)合同的格式特点;

(10)合同中使用的术语;

(11)合同使用的文字;

(12)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条款;

(13)合同中所约定的支付价金的货币;

(14)合同的经济与社会意义等。

确定合同基本要素的总量是对合同要素进行量的分析的基础,受案法院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运用“合同要素分析法”作进一步的分析。

接下来,就要分析合同要素在有关国家中的分布数量,任何一个国际合同,它的要素都不可能集中于一个国家,而只能分布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假如有这样一个案件:日本货主与中远公司在广州经谈判协商,订立了一个货物运输合同,装货港在日本,目的港在中国,提单是中远公司的格式提单,是用英文制作的,提单上载有“受中国法院管辖”的条款,支付运费的货币是美元。货物到达中国港口后发生纠纷。在这个案件中,合同要素的分布的情况是这样的:与中国有关的合同要素是:合同的谈判地、合同的订立地、合同当事人之一的国籍和营业地、货物的目的港、合同标的物所在地、中国公司的格式提单、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条款;与日本有关的合同要素是:合同当事人之一的国籍、营业地、货物的装运港;与美国有关的合同要素是:支付合同价款的货币及使用的文字;与英国和其他英语国家有关的合同要素是:合同使用的文字。上述情况表明,合同要素的相对多数是集中在中国的,而合同要素的相对少数则分散在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来说,应当认为: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相对多数的合同要素常常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些合同要素的集中通常就已经客观地表明了:合同本身与有关国家的联系是更多一些的。但是,这一结论并不具有绝对性,因为关于合同要素的质的分析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结论作出修正。

2、质的分析

对于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而言,这些合同基本要素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合同的要素地位较弱,如合同中使用的文字和支付价金的货币。有的合同的要素地位较强,比如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条款。这是由于合同当事人选择了某一特定国家的法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他们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赖。而且,当事人选择了某一特定国家的法院,这通常就排除了其他国家的法院对该合同案件的管辖权,使被选择的国家的法院对该合同案件具有了管辖权。这种管辖权使该国法院与该合同案件之间产生了紧密的司法联系,这种司法联系是其他任何合同要素所不能造成的。

但大多数合同要素的地位是随着不同种类的国际合同或同一种类的国际合同发生不同的争议而变化的。比如,争议是关于合同是否成立,那么,“合同订立地”或“合同谈判地”这样的合同要素便应予以充分注意;倘若争议是关于合同履行的,那么,“合同履行地”这一合同要素便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等等。

通过对合同诸要素的量的分析和质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对于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这个连接点来说,各合同要素的意义是有所相异的。不仅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相对多数的合同要素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那些地位较强的合同要素也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至于那些分散于不同国家的相对少数的合同要素,以及那些地位较弱的合同要素,他们一般是没有决定性意义的。

应当指出的是“合同要素分析法”只是为具体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模式,有了这种方法,人们在具体运用该原则时就会有所遵循,而不至于无所适从。然而,采用该方法的实际效果如何,最终还取决于实践者的智力、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实践经验。

六、结束语

原则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不以事小而不为

小事,对办公室主任来说,不存在该不该抓的问题,只有抓的角度、力度的区别。对举轻若重的小事,就应一抓到底,但又不能沉湎于琐碎的事务工作之中,既能入手其内,又能出手其外。抓小事,必须做到:

1.知大知小。办公室主任要胸有全局,用大局的天平来运筹谋划办公室的工作,分清主次、深浅、难易,有的放矢地制定对策,确定工作目标。这样才可能避免指挥一盆浆,工作一团麻,结果一片糟。

2.小中见大。小事中孕育着大事,这是办公室工作的显著特点.如值班、会议通知、次序安排、后勤服务、接待等,不能不说是小事,但稍有不慎,就会捅大漏子,若出现疏忽就会引起麻烦和非议.因此办公室主任必须掌握宏观,把握大局,洞穿事物本质的能力,做到政治敏感、头脑冷静、眼光税利、小中见大、以大代小和以小促大.

3.举轻若重。对着看似小事的经常性工作,要建章立制,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记在心上,抓在手上,形成规矩。同时,还要注意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高屋建瓴,举一反三,抓一项带动几项,管原则不管具体,督结果不查细节,使老工作有新意。

4.默默无闻。做办公室工作要求具有奉献精神,抓小事更是不显山露水,做好了没人知道,有了失误谁都可以指责。因此,办公室主任除了要"俯首甘为孺子牛"默默无闻地奉献外,还必须具备较强的"受过忍责"的心理素质。

二、不以事杂而乱为

办公室工作头绪很多,任务琐碎繁杂。要避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办公室主任头脑里必须有一张清晰、规则的运行图。哪个该为,哪个不该为,哪个重点为,哪个非重点为,须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不能乱为。

不乱为,就要知重知轻。避免"来者都是客",力量均衡使用,重要工作没抓住,没干到点子上;次要工作用力过了劲,使劲过了头,吃力不讨好。

不乱为,就要知上知下。领导意图不了解,是盲人骑瞎马,干不好还会南辕北出。吃过了上情,办事才有方向,才有主心骨。下情不掌握,就会脱离实际,有悖事理。摸透了下情,办事才会有的放矢,迎刃而解.

不乱为,就要知规知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办公室主任更应成为讲规矩的楷模。不管事情再多再杂,采用什么方法解决,都不能忘了规矩,该请示的要请示,该当家的敢拍板,该反馈的不截留。切勿忘乎所以,误了大事。

三、不为事急而盲为

办公室固定式、程序化的工作多,但意外的、突发性的事情也会随时出现,特别是加大重要情况及时反馈报告力度以后,办公室主任成为急事和突发性事件的第一知情者,位于处置的第一道工序。在这种情况下,办公室主任必须敏感、冷寂,不能盲为。

一是要泰然处之,切忌慌了手脚。不管事情多么突然,多么紧急,首先要冷静地进行分析,根据上级要求和平时掌握的情况,及时提出解决预案,供领导决策。

二是沉着应付,切忌丢三落四。在处置急事和突发性事件时,要边请示,边按领导要求协调相关单位,边组织力量进行处置。三者要有机结合,穿行,不能丢三落四,使问题复杂化以致妨碍问题的解决。

三是要有主见,切忌唯唯诺诺。而对急事或突发性事件,不能退缩,要大胆地往前站。但必须胸有主见,既不能乱表态、乱许愿,又不能唯唯诺诺,态度暧昧,避免在解决一种问题时埋下另一种隐患。

四、不以事难而怕为

在处理各种事务中,有时会出现一些超出预见、超出职责、难以预料的事情。对这些事,一个称职的办公室主任,一个胜任参谋、助手作用的总管,就必须坚持做到:不回避矛盾,敢于冲在前面,不怕丢面子,个人受点委屈也在所不辞;不怕得罪人,将自己的荣辱名利抛于脑后;不怕麻烦,跑断腿、磨破嘴、俄扁肚子也心甘情愿。能否做到这些,还得用以下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1、讲职责,义无反顾。办公室主任是干什么的,职责是什么,心里要始终清楚,遇到的事件不管多难,都应义无反顾,挺身而出。2、讲品质,身先士卒。办公室主任就是领导的延伸,在关键时刻,就应该代领导冲锋陷阵,替领导分忧解难,这是职责和义务,更是对办公室主任品质优劣的检验。3、讲艺术,左右逢源。要带着感情做工作,大道理要讲,小道理也不可不说,既讲原则,又讲灵活,因人因事施法。4、讲精神,敢于碰硬。办公室主任要讲究柔中有刚,当好人是对的,但不能当"好好先生",特别是在大事大非面前,要坚持原则。否则,一味追求"和为贵",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协调苍白无力,处事优柔寡断,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什么事也办不成。

原则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电视新闻;真实性;表现

一、电视内容的真实性

如果要体现电视新闻真实原则,首要的就是内容的真实。新闻内容的真实,是第一位的真实。新闻的真实性具体要求做到:报道中的新闻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过程)必须真实准确;新闻背景的介绍,包括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必须真实;情节描写、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思想变化的介绍必须真实,不能渲染夸张,不能以想象代替事实;不能以偏概全,以点代面,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情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做到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的统一,杜绝片面化和绝对化的报道;新闻解释要合乎客观事实本身的逻辑。

在中外新闻史上,新闻失实现象不乏其例。近年来,随着各地新兴报道杂志的纷纷创刊,传统媒体的争相扩版,乃至“第四媒体”网络新闻传播容量上的巨大扩充,使稿件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各类虚假新闻的出笼也有了可乘之机。人民日报所办的网站《人民网》和上海的《新闻记者》杂志等,每年都要在年初评出上一年的“十大假新闻”,搜集了全国各媒体出现的虚假新闻。仔细分析,这些失实的新闻主要有三种类型:非故意失实,主要属于业务性,由于编辑、记者、通讯员等工作作风不踏实,造成失实;编造性失实,基本是通篇捏造,纯属子属乌有;片面性失实,新闻报道的事实并不是假的,但是只报道了客观事实的一面,而隐去了另一面。虽然从这些年涌现的假新闻中来看,90%集中于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很少有电视新闻,但这并不能证明,电视屏幕上没有出现过假新闻,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放弃或松懈对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的坚守。

如何防止假新闻的出现?从新闻史上大部分情况及当前的电视新闻的实践来看,搞好新闻及防止假新闻的主要保证还是品格端正、具有良知、新闻素质高的新闻工作队伍。新闻从业者的道德素质及其新闻专业主义的教育乃是杜绝假新闻的关键。在全球媒体的道德准则中一般都会有这样的规定:真诚、真实、准确、客观;并认为对读者、观众笃诚守信是一切名符其实的新闻工作的基础,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和新闻从业者追求的最终目标;新闻工作者必须公平待人;新闻工作者必须对公众利益负责,必须尊重礼仪,具有高雅情趣等。这些原则有些是从新闻理论派生出来的,有些是随着新闻工具的不断发展变化而进化的,而有些则来自整个社会的一般道德观念。但这只是条文,要印到从业者的脑海中还需要对其进行新闻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这同时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之一。在我们社会已有的新闻规则和新闻道德准则中,对假新闻及有悖于新闻准则的行为都已有明确的规定,可以说我们对付假新闻的规定不是不多,而是不够深入人心。新闻从业者中除了一部分人是对新闻准则缺少了解之外,大部份人是因为缺少职业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可使新闻工作者不致被社会压力和个人私利弄得东倒西歪,站不稳脚跟,也可使他们免受功利主义的影响,而且只有这样才会使自由不致变成放肆,才会使事情做得合情合理。所以说我们要对新闻从业人士进行新闻专业主义教育的时候,就意味着不仅是对其进行业务素质的教育、业务技能的培养,还要对其进行新闻职业道德的教育,并最终在专业主义的潜移默化中使其自觉的把新闻道德准则付诸实践。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新闻立法的问题可能还要等各方面的条件更加成熟的时候才可以考虑了。事实上,如果新闻工作一旦丧失道德价值,新闻一旦变成不真实的信息,它即刻便变成一种对社会无用的东西,就会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但新闻评论体系的建立、各种新闻批评自由的出现、读者意见调查制度的建立,以及新闻道德核心原则(即以充分而真实的新闻报道来为大众服务)的魅力加上更具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教育,都使得我们有信心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新闻工作今后会继续得到改进,人们依然可以依靠新闻报道来获得关于不断变化的周围世界的真实情况。

二、电视新闻图像的真实性

与报纸新闻、广播新闻相比,电视新闻的手段最丰富,语言最多样,其中最大的也是独特的优势就是图像。电视新闻运用图像、解说、音响、文字等声画符号,融形声于一体,图文并茂。传播学研究的成果指出:阅读文字能记住10%,收听语言能记住20%,观看图画能记住30%,边听边看能记住50%。由此可见,“图像”是电视新闻最大的竞争优势。

一是“图像”的独特性,使电视新闻的真实性更强。以前曾出现过已经入围推荐参加全国“好新闻”评比的一篇通讯《百元钞票被风吹走以后》,后经查实,却是作者编造出来的。这篇发表在报纸上的通讯,描述了在街道上一位粗心的市民的几十张百元钞票不小心被大风刮走散落一地而在钞票面前出现的众生态,拾金不昧的,偷偷捡走的,冒名来领的……,这篇情节十分巧合的文章,能骗过许多编辑、总编、评委、读者的“火眼金睛”,过五关斩六将,入围全国好新闻评选,自然有许多原因,而文学语言的无法证实性肯定是原因之一。报纸新闻除了书面语言与少量的图片之外,便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工具,受众只能从这些书面语言或图片上获取信息,而不像他从电视新闻中可以看到生动、确实的画面,了解来自现场的第一手信息。同样一个题材,有一家电视台播出了一条电视新闻短消息《9400元人民币飘落之后》,报道了一名家住五楼的居民不慎将藏在棉被中的钞票抖落,楼下的行人与附近居民纷纷追捡,几乎将全部的钞票都交还给了失主,反映市民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当时正在居民楼对面的电视记者反应迅速,拿起摄像机,抓拍下了这一过程。由于有十分真实而珍贵的现场画面,使这条新闻有着十分的可信度,也使这条新闻在全国新闻年度评比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全国电视奖消息类三等奖。通俗地说,电视是用画面讲话,很难造假,也就是说,电视新闻图像真实,为电视新闻真实性的体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电视新闻记者,自然应该努力提供最真实、最鲜活、最有说明力、最有信息量的图像。这也是优秀的与平庸的电视新闻记者的区别所在。

二是技术的发展,使电视画面的可信度减弱。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是每个记者当然包括电视记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在一些利益的驱使下,如金钱的承诺、评奖的诱惑……一些电视记者也借助日益发达的电视技术,炮制假图像、假新闻。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播出的《纸做的包子》报道被证实为虚假新闻,令人震惊,令人愤怒。6月初,北京电视台临时记者訾北佳在《透明度》栏目组选题会上提出,曾接到过群众电话反映“包子有掺碎纸”的问题,引起栏目制片人的兴趣,遂被确定为报道专题。此后訾北佳先后在北京四环路一带进行调查。十几天里,他每天早晨都买包子吃,从西四环到东四环,走访了许多卖包子的场所,每到一处,就购买一元钱的包子,但始终没有发现包子的质量问题。由于选题已上报,压力很大,加之刚到北京电视台,既想出名,又想挣钱,而他本人调查的结果令其十分失望。期间,栏目主编以时限为由,催促其抓紧拍摄专题节目。于是,他化名“胡月”,找到朝阳区太阳宫乡十字口村13号院,并以为民工购买早点的名义,要求来自陕西省华阴市的卫全峰、赵晓彦、赵江波、杨春玲等人为其制作包子。6月底的一天,訾北佳携带秘密拍摄设备,邀请其朋友、无业人员张沄江假扮工地老板,在朝阳区康家沟市场购买了肉馅、面粉等物后前往13号院,要求卫全峰等四人做包子。拍摄过程中,訾北佳要求卫全峰等人将其捡来的纸箱经水浸泡剁碎掺入肉馅中,制成包子喂狗。因效果不佳,便随机找到一名农民工,授意其编造了有关“肉和纸比例关系”的谎话,并编造使用火碱的台词,以增加视觉、听觉效果。

电视技术的发达,电视表现手法的日益丰富,只能用于创作更好的电视节目,而不能违反真实性原则,用于造假制假,模糊真实与想象的界限,破坏电视新闻画面的真实性。电视新闻之“真”不容利用高科技技术所作的任何造假的站污。

三、电视新闻音响的真实性

电视新闻中的音响包括同期声、采访声、音乐等,它们也是电视新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音响的成功运用,可以营造观众面对面交流的亲切感,从而提高观众对于新闻传播的参与性。

如浙江电视台、中央电视合制作的大型电视现场直播节目《钱塘江潮》,多次采用现场转播的大段大段的气势磅礴的潮声,与气势恢宏的涌潮画面相呼应,十分具有冲击力。如果不用这些现场音响,而是节目从头到尾“灌”上主持人的解说词,节目的真实性、现场感和感染力都要大打折扣。又如,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过程在电视上播出,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无不为之震动。宇宙飞船耸立、待发、发射、观者欢呼,突如其来一声爆炸过后碎片坠落。观看者(包括宇航员的亲友和学生)刹那间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失声痛哭。短短的4分4秒的电视新闻中,欢呼声、爆炸声、哭泣声,连续出现,使每个电视机前的观众的情感和心理无不为之牵引,这样的真实的完整的音响,是任何美妙和细致的文字都无法代替的,它能传递给受众更多真实的新闻信息。

电视新闻贵在声画同步,真实的音响也是它优于报纸新闻的特长所在。追求真实的音响效果,也是电视新闻记者捕捉新闻的要求之一,因为真实的音响也是真实和重要的新闻信息。

参考文献

[1]张国涛等.电视新闻直播:从事件到核心竞争力[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07).

[2]赵怀艳.影响电视新闻真实感的因素[J].视听界,2005,(04).

[3]詹超.如何做好电视新闻的深度报道[J].山东视听,2005,(06).

原则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一、成立数据小组

大型数据库数据元素多,在设计上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数据小组。由于数据库设计者不一定是使用者,对系统设计中的数据元素不可能考虑周全,数据库设计出来后,往往难以找到所需的库表,因此数据小组最好由熟悉业务的项目骨干组成。

数据小组的职能并非是设计数据库,而是通过需求分析,在参考其他相似系统的基础上,提取系统的基本数据元素,担负对数据库的审核。审核内容包括审核新的数据库元素是否完全、能否实现全部业务需求;对旧数据库(如果存在旧系统)的分析及数据转换;数据库设计的审核、控制及必要调整。

二、设计原则

1.规范命名。所有的库名、表名、域名必须遵循统一的命名规则,并进行必要说明,以方便设计、维护、查询。

2.控制字段的引用。在设计时,可以选择适当的数据库设计管理工具,以方便开发人员的分布式设计和数据小组的集中审核管理。采用统一的命名规则,如果设计的字段已经存在,可直接引用;否则,应重新设计。

3.库表重复控制。在设计过程中,如果发现大部分字段都已存在,开发人员应怀疑所设计的库表是否已存在。通过对字段所在库表及相应设计人员的查询,可以确认库表是否确实重复。

4.并发控制。设计中应进行并发控制,即对于同一个库表,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人有控制权,其他人只能进行查询。

5.必要的讨论。数据库设计完成后,数据小组应与相关人员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来熟悉数据库,从而对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控制或从中获取数据库设计的必要信息。

6.数据小组的审核。库表的定版、修改最终都要通过数据小组的审核,以保证符合必要的要求。

7.头文件处理。每次数据修改后,数据小组要对相应的头文件进行修改(可由管理软件自动完成),并通知相关的开发人员,以便进行相应的程序修改。

三、设计技巧

1.分类拆分数据量大的表。对于经常使用的表(如某些参数表或代码对照表),由于其使用频率很高,要尽量减少表中的记录数量。例如,银行的户主账表原来设计成一张表,虽然可以方便程序的设计与维护,但经过分析发现,由于数据量太大,会影响数据的迅速定位。如果将户主账表分别设计为活期户主账、定期户主账及对公户主账等,则可以大大提高查询效率。

2.索引设计。对于大的数据库表,合理的索引能够提高整个数据库的操作效率。在索引设计中,索引字段应挑选重复值较少的字段;在对建有复合索引的字段进行检索时,应注意按照复合索引字段建立的顺序进行。例如,如果对一个5万多条记录的流水表以日期和流水号为序建立复合索引,由于在该表中日期的重复值接近整个表的记录数,用流水号进行查询所用的时间接近3秒;而如果以流水号为索引字段建立索引进行相同的查询,所用时间不到1秒。因此在大型数据库设计中,只有进行合理的索引字段选择,才能有效提高整个数据库的操作效率。

3.数据操作的优化。在大型数据库中,如何提高数据操作效率值得关注。例如,每在数据库流水表中增加一笔业务,就必须从流水控制表中取出流水号,并将其流水号的数值加一。正常情况下,单笔操作的反应速度尚属正常,但当用它进行批量业务处理时,速度会明显减慢。经过分析发现,每次对流水控制表中的流水号数值加一时都要锁定该表,而该表却是整个系统操作的核心,有可能在操作时被其他进程锁定,因而使整个事务操作速度变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的办法是,根据批量业务的总笔数批量申请流水号,并对流水控制表进行一次更新,即可提高批量业务处理的速度。另一个例子是对插表的优化。对于大批量的业务处理,如果在插入数据库表时用普通的Insert语句,速度会很慢。其原因在于,每次插表都要进行一次I/O操作,花费较长的时间。改进后,可以用Put语句等缓冲区形式等满页后再进行I/O操作,从而提高效率。对大的数据库表进行删除时,一般会直接用Delete语句,这个语句虽然可以进行小表操作,但对大表却会因带来大事务而导致删除速度很慢甚至失败。解决的方法是去掉事务,但更有效的办法是先进行Drop操作再进行重建。

4.数据库参数的调整。数据库参数的调整是一个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应由有经验的系统管理员完成。以Informix数据库为例,记录锁的数目太少会造成锁表的失败;逻辑日志的文件数目太少会造成插入大表失败等,这些问题都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5.必要的工具。在整个数据库的开发与设计过程中,可以先开发一些小的应用工具,如自动生成库表的头文件、插入数据的初始化、数据插入的函数封装、错误跟踪或自动显示等,以此提高数据库的设计与开发效率。

6.避免长事务。对单个大表的删除或插入操作会带来大事务,解决的办法是对参数进行调整,也可以在插入时对文件进行分割。对于一个由一系列小事务顺序操作共同构成的长事务(如银行交易系统的日终交易),可以由一系列操作完成整个事务,但其缺点是有可能因整个事务太大而使不能完成,或者,由于偶然的意外而使事务重做所需的时间太长。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把整个事务分解成几个较小的事务,再由应用程序控制整个系统的流程。这样,如果其中某个事务不成功,则只需重做该事务,因而既可节约时间,又可避免长事务。

7.适当超前。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数据库的设计必须具有一定前瞻性,不但要满足当前的应用要求,还要考虑未来的业务发展,同时必须有利于扩展或增加应用系统的处理功能。

原则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有效成立以后,因当事人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

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有悖于诚实信用(显失公平)时,应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

者解除合同。它旨在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切实贯彻民法中的公平原则、

兼顾诚实信用原则。本文自情势变更原则的历史起源入手,简要介绍二十世纪以

来,该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及英美法系国家的发展情况,并从情势变更原则的适

用条件、情势变更的效力及情势变更原则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三方面对情势变更原

则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对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的适用的现状及发展过程给予了一

定的介绍。但由于包括《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我国现行法律未作明文规定,

故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我国今后设立情势变更制度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奠定基

础,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情势变更原则利益平衡诚实信用显失公平

论民法上的情势变更原则

有约必守原则是一条古老的民商法基本原则,结合民事法律而言,对于已成立之债,债务人必须全面、正确地履行债所规定的义务,使债权人的权利得到完全实现。然而,有约必守并不是绝对的,情势变更原则便是有约必守的例外。所谓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债成立后至履行完毕前,债存在的基础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致使债的履行变得艰难或不必要,若维持债原有的效力并履行之,将导致双方利益均衡根本改变,显失公平,基于此,故允许变更或解除已成立之债。这一原则,究其实质是“公平、诚实信用”及“平等、等价有偿”之原则的具体运用,目的在于消除因情势变更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

一、情势变更的起源与发展

契约严守,历来为人们信奉,古罗马法时就确立了这个原则,它要求合同一经法定程序生效,无论出现何种客观情况的异常变动,都必须恪守合同信义,严格履行合同,这一原则体现了法律思想上坚持纯粹形式主义僵硬的严格规则主义的特征。相反,如果遵循情势变更原则,那么一定情势变更可以影响合同的效力。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罗马法时期不存在情势变更原则。但实际上,罗马法在坚持契约严守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排斥合同法的补充原则—情势变更原则。因此在罗马法时期,情势变更对契约效力产生一定影响是必然的,只是没有作为一种原则被确立下来。

情势变更本起源于西方法律,它包括各国以及国际上处理契约在经济,法律和商业实践中发生变更时所依据的一系列法律原则,如美国的“商业不现实”、德国的“交易基础废止”、法国的“不可抗力”和“不可预见说”,英美法的“合同落空”,以及瑞士的“无过失履行不能”等理论,及国际上的公约和仲裁实践。按照通说,情势变更原则源于12、13世纪的注释法学派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解》中的一项法律原则---情势不变条款。情势不变条款认为,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总有一个默示的条款作为合同履约的前提,这个默示条款为缔约时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这个默示条款虽然在合同上没有写明,但是它是合同当事人默认的,是成立合同的必要条件,在履约时,这个条件必须继续存在。如果合同签订后,这个默示条件不再存在或改变了,结果导致当事人无法履行合同,当事人并没有违约,他的合同债务可因情势变更而准予变更或解除。到十六、十七世纪,西方自然法思想盛行,受其影响,情势不变条款在法律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程度之广,用台湾学者史尚宽的话说:情势变更于17世纪在判例及学说已成为法律格言。1756年巴伐利亚民法典第四编“其他给付义务之负担”就有情势不变条款。1794年普鲁士普通法第379条、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936条均是情势不变条款。到18世纪后期,情势不变条款呈现滥用趋势,对法律秩序的稳定反倒构成威胁,于是受到严厉的批评,并逐渐被法学家和立法者所摒弃。19世纪,历史法学派兴起,极力贬低自然法思想的价值,该派代表人物萨维尼在其巨著《罗马法体系》中,甚至根本未提及这一法律原则,后起之分析法学派强调实证法主张形式的正义,重视契约的严守及法律秩序的稳定,因而情势变更原则被遗弃。①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1923-1933年的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消亡,冷战的潮涨潮落,使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摆脱各种“情势”的“变更”。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经济凋敝,物价飞涨,市场情况变动剧烈,致使许多合同无法依法履行,各国法院均面临大量无成文或先例可循的案子,立法者的置之不理使法官们不得不自行寻求合乎公平的解决方法。如果因守契约,坚持绝对合同责任理论可能需要强制债务人实际履行合同,势必加重债务人的负担;但如不因守契约,如何解决又成为一大难题,大批合同纠纷不仅把“法律不足”的现象摆在了法官的案头,也推到学者们面前。这使契约的神圣,致使情势变更原则重新受到了法律界与实务界的重视。在此历史背景下,学者借鉴历史上的“情势不变条款”理论,提出了情势变更原则的多种学说,并经法院采纳为裁判理由,使情势变更原则重新具有了法律约束力。

大陆法系首先开启先例的受战争影响较深的德国,最初德国法官并不承认所谓情势变更原则,而试图用履行不能来解决大战后大批的合同纠纷,但最后到1921年欧特曼的“法律行为基础说”和二战后拉恩茨的“修正法律行为基础说”等,成为德国情势变更原则的主要理论依据后,即为法院判例采纳,成为裁判上的固定见解。德国法院把情势变更用于审判实践,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21年的“铁丝案”。此案原告于1918年向被告订购若干铁丝,合同生效后,铁丝价格暴涨,被告拒不给付。下级法院判决被告必须履行合同义务,德国帝国法院改变了下级法院的判决,重新决被告免责,理由是法院不仅应当从履行的角度考虑合同的履行问题,还应当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看情势变更后的履行是否属于订立合同的期望,当事人订产合同,目的在于达成一份公平交换的契约,合同双方同意在给予对方以完全相当于对方给予自已的给付。但是如果情势如此变更,特别是货币价值如此变更,债务人得到的作为自已给付对方的价远离合同设想的等价,在这种情形下,债权人坚持要求履行就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由此可以看出,德国法院发展出情势变更原则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外衣的。二战后,德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特别立法,如《第三次新订金钱性质法》、《第三次紧急租税命令》、《法官协助契约法》、《抵押权及其他请求权增额评价法》等,都涉及到情势变更原则。可见德国明确采纳了情势变更原则。此后,情势变更原则很快被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采纳及发展。

英国法系国家最初也没有情势变更原则,而是坚持“绝对合同责任理论”,绝对合同责任理论要求合同一经当事人合意定立,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必须严格履行,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有与之类似功能的“合同落空”或“合同挫折”原则和理论。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标准合同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合同绝对责任”原则与社会现实日益显得格格不入。1863年,英国法院对泰勒诉伽德威尔一案的判决标志着其法律师事务所思想的过度。该案中,原告泰勒租用被告伽德威尔的音乐厅举办演奏音乐会,但在合同到期前,音乐厅突然被火毁,被告无法履行合同,原告诉至法院。英国法院裁定:上述契约以音乐厅实际存在为默示条件,物已不存在,故合同不能履行,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这判例使英国合同法上形成了一项“履约不可能”原则。至1902年克雷诉亨雷诉亨利一案中,英国上诉法院的裁新局决最终形成了英美工法现行的“合同落空”原则无论是大陆法系的情势变更还是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原则,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目的在于使合同的履行符合合同订立时当事人所能考虑的情势,从而作到诚实信用,公平合理,救济不正常所带来的显失公平。相比之下,英美法系国家的合同落空原则较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

从以上情势变原则的历史沿革来看,情势变更原则经历了萌芽,发展、衰落直至20世纪的重新崛起,可以说它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是社会发展提供了它的土壤。情势变更原则打破了僵化的“契约严守”的信条,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并授权法院将新鲜因素补充正在运作的法律之中,使法律能实现与社会的信息交流,并根据社会新的信息进行调整,以绕过由于社会快速发展而带来的潜流与险滩,最终实现法的目的----公平正义。

二、情势变更原则的基本内容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

即表明其是以弹性形式的出现在法律当中,因此,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也没有铁板一块的统一运用标准,但笔者认为,适用情势变列原则,须符合以下条件:

1、须有情势变更的发生。所谓情势,针对债而言,是指债的环境或基础的一切情况。如价格、市场状况、汇率、利率、行政措施(政策)等。在买卖合同中,给付与对待给付价值之近似不变为一种情势,买卖的特定标的物正常存在也为一种情势;借用合同中,特定标的物存在并能正常使用即为此合同之情势。所谓变更,是指作为债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剧烈变动,以致于在履行时成为一种新的情势,这种新的情势须为客观的情况发生剧烈变动,以致于在履行时成为一种新的情势,这种新的情势的出现须为客观的事实,与当事人的主观意思无关。情势变更的发生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前提,是否出现情势变更,可从是否导致债的基础丧失,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价关系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来判断。情势变更的适用情形可综合为:(1)履行不能的情况,如法律、法令、战争爆发、自然灾害等;(2)债的目的不能的情况,要根据具体的债来认定,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债发生时,明确约定的债的目的或根据债的发生的情况推断出债的目的。(3)履行确实困难的情况;(4)履行不切实际的情况。

2、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对情势变更无法预见和防止,若是因为一方的过错所致,则该当事人应承担过错责任,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这就要求当事人在引用情势变更原则请求免除责任的时候,负有举证责任。证明情势变更非因自已的主观过错而产生。各国民法典多体现了这种精神,如《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之规定。②例如:甲、乙签有汽车借用合同,约定一周后甲借给乙一辆汽车运送货物。在此期间,汽车被丙破坏,甲不能按时借车给乙赔偿损失。在这处情况下,甲不能以标的物被坏,引用情势变更抗辨乙赔偿损失的请求,而只能请求如追加丙为第三人或在赔偿乙损失后,再向丙追偿。

情势变更的发生虽然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但是双方均负有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如果由于一方的过错而使对方的损失扩大时,应当赔偿对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因此,使自已的损失扩大到时,相对方不负任何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14条体现了这种精神。

3、情势变更的发生,在债发生时不可能预见。如果情势变更已经为当事人所预料,则表明当事人愿意承但情势变更的风险,自然不能适用情势变理原则。例如:股票交易、期货交易。如果情势变更在客观上是可以预料的,当事人却没有预料到,则当事人有过失,也不得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但例外情况有:(1)期待当事人在合同上对某项风险做出具体规定是不合理的。(2)期限待当事人把这项事态视为他们应该冒的一般风险是不合理的。③

4、情势变更的发生是在债成立后,履行完毕前。“情势变更须发生在债成立生效后,债关系消灭以前。④如果债在成立前已发生情势变更,则该债是在变更后的情势基础上成立的,不涉及情势变更问题。当事人已不知情势已变更,可视为重大误解。在债履行完毕之后出现的情势变更,已与原债履行无关,故也不能认为情势变更。若因一方过失,致使债延迟履行,在延迟期间发生情势变更,有过失方不能主张情势变更。

例如:甲公司与乙公司订立了买卖合同,约定甲于10月1日供货,但甲迟至11月1日还未供货,10月15日左右,合同标的物的国际市场价格暴涨,国内市场也相应暴涨,甲主张情势变更认为乙再按原合同给付导致严重不公。本例中,甲无权主张情势变更,不仅如此,还应承担违约责任。

5、情势变更的发生将使履行原债显失公平,导致双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所谓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明显不对称。包括债务人履行困难,债权人明显受领不足及其履行的债权无利益等。设置情势变更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体现公平性,情势变更是否造成显失公平,却很难确定,而双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不是一般的价值不等之意,以一个具体的“量”去衡量是很难的,但我们可以借鉴。

(1)根据美国大部分州的判例,当合同价格为商品零售价格的2.5倍以上时,法院宣告合同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⑤

(2)在法国,根据民法典1674条的规定,出卖人因低价所受的损失超过不动产价金的7/12时,即达到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的标准。⑥

6、别无其它救济。情势变更原则是有约必守原则的一个例外,它对契约神圣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如果被滥用,对经济交易秩序的稳定将造成严重的破坏,所以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应该项从严掌握。当事人如果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一般就不允许他依赖情势变更原则寻求保护。例如,农场主因旱灾不得不花费极大代价保住粮食产量以使早就签订的农副产品购销合同获得履行,但他花费的成本已大大超过卖粮食所得,当然有权主张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然而,如果国家基于保护、扶持农业的政策考虑,为此专门发放了农业补贴,农场主就无要权因此主张情热势变更,因为他的损失已从其它途径获得了弥补。

(二)情势变更的效力

两大法系的规定大体相同。从目的上看,情势变更原则指在消除债履行中出现的严重失衡现象,从而使合同在公平基础上得到履行或解除。从效力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由法院或当事人对债的内容变更或调整后继续履行债,从而使债在公平基础上得到履行,此为第一选择。变更债主要表现为:(1)增减履行标的的数额。主要适用于债标的价值在量上发生了变化,并且可以通过价值量的增减使当事人的利益达到平衡;(2)延期或分期履行。此种情况实际上是履行期限的变更,主要适用于在债履行期限内发生了情势变更而阻碍债如期履行的,当事人希望继续履行债务。同时情势的发生只是短暂的;(3)拒绝先为履行。主要是指债的一方当事人负有先作出履行的义务。而在履行期到来时,他方当事人因情势变更导致财产明显减少,信用发生危机或其他情况,难以作出对待给付,则一方当事人在他方没有提供能够按期作出对待履行的担保时,可以拒绝先作出履行。(4)变更标的物。因情势变更而致使当事人一方不能交付标的物,如果是种类之债,应允许一方当事人以同种类的其他标的物代替标的物。如果是造成特定物不能交付,我个人认为,此种情况应由债权人决定。

2、若第一选择仍不足以消除不公平后果,或者继续履行债已不可能,或者当事人一方认为债的变更更有悖于订约目的时,则应采取债务措施一消除不公平的后果。因情热变更导致债的解除,当事人双方或一方都不存在违约行为,不能追究任何一方的违约责任。但,一方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要求解除债,消除了对其造成的不利益状态后,也不能因解除债而使对方蒙受不合理的损害。所以,笔者认为,行使终止或解除权一方,受有损害时,也可在积极损害范围内请求对方补偿。

(三)情势变更原则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1、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都强调不可预见性不可归责性。英美法上的合同落空原则就包括大陆上的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事由。全国人大法律师委员会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汇报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情况时说:“情势变更是不同于不可抗力和商业风险的一种情况。”因此,在我国,有必要将其加以区分:

(1)在内容上,情势变更主要是指经济方面的事件。主要表现为经济因素的剧变。如:物价陡涨、货币严重贬值、市场异常风险、经济政策突变等。而不可抗力主要指非经济方面的事件,表现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如战争、革命和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等。

(2)不可抗力除不可预见外,还具有不可克服性,而情势变更原则主要是债的履行制度,即在债履行过程中因情势变更的出现仍迫使当事人履行义务,有悖公平原则,应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债,其本质是使当事人享有请求变更或解除债的请求权,而同时授予法庭或仲裁庭公平裁量权。

(3)不可抗力导致债不能履行,当事人的责任免除是绝对的;而情势变更使合同变更或解除,责任的承担考虑公平原则。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在其对6.2.2条的解释中说:“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应由受到这些事件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决定寻求何种救济手段。如果主张不可抗力,其目的在于使其不履行获得免责,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主张艰难,则首先是以重新谈判合同条款为目的,以便允许合同经修改某些条款后继续存在。”(⑦该解释对区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是有意义的。

(4)不可抗力属于法院法定免责事由,即可以免除违约责任,也可免除侵权责任。情势变更仅是民法的制度。

2、商业风险是指经营者在商品经活动中因经营失利所应承担的正常损失。是一种正常风险,是市场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这种风险,从商者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就能预料到,往往是由于经营者主观上了解市场信息、市场行情不足,未能遵循价值规律所致。而情势变更不可预料,固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引起的,是由于经济事件剧烈变化所致,已非价值规律所影响。英国的一个判例就认为,价格上涨20-30%是普通的商业风险,假如上涨一百倍或天文数字,则或许可能成为不可抗力,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⑧

三、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我国自建国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情势变更,多为计划变动所致,解决情势变更主要靠行政手段。改革开放后,逐步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势变更问题逐以种形式浮现出来,纠纷逐年增多。学界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司法审判中亦有若干成例。1980年制订的《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一款第四项曾规定:“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允许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这是一条可以理解为情势变更的法律规范,但在1993年9月修订《经济合同法》时却把此条规定删除掉了。删除的理由主要有:一是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难以区分;二是有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危险存在。200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设计农村土地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明文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发生变化的客观情况,按公平原则处理。该条既借鉴了情势变更原则,为在制定中的民法典规定情势变更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进行情势变更问题研究的人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明确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经济交往中难免会有些合同依约履行将显失公平,为了维护正常交易秩序,法院已经有依情势变更原则判决的需要。另外,由于我国已加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无论从审判实践,还是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立法需要来讲,该公约第79条规定的情势变更原则应为我国在处理涉外合同关系时所遵守。因此,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应当把情势变更原则明文规定下来。其次,民法典作为基本的民事法律,应当符合法律的发展趋势。综上所述,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期待着立法者在将来的民法典中能够付诸实现。

因此,笔者建议,此后在制订民法典时,应把情势变更定为础原则,而在制订或修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时,均得相应增加情势变更条款,使我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情势变更事件有法可依。

以上我论述了情势变更原则有关问题,文中难免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请专家批评斧正。

注释

①梁慧星《合同法的情势变更问题》载于《法学研究》88年第6期

②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团组织1999版第290页

③沈达明《英美合同法异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217页

④耀振华《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法学研究》1992扩第4期

⑤、⑥李永军《合同法原理》中国人民合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⑦周晓燕《国际商事合同规则》,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23-129页

⑧.王传丽《涉外经济合同的经济效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合同法的情势变更问题》载于《法学研究》88年第6期

(2)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团组织1999版

(3)沈达明《英美合同法异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版

(4)耀振华《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法学研究》1992扩第4期

(5)李永军《合同法原理》中国人民合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周晓燕《国际商事合同则》,法律出版社1996年

原则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社会信用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也是《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但这一原则的理论阐述和现实的实践活动存在差异。分析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背景

1、最大诚信原则的落实已成为时代难题

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不和谐问题也日益显现。不和谐的原因是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风险是因为竞争。竞争有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本身不是把对手击败,而是比对手领先。但当前保险竞争主体越来越多,却没有一家是又快又好稳健经营的领跑者,几乎全都成为恶性竞争的追随者。恶性竞争就好像一个险恶的漩涡,大家都往里跳,谁都迷失了方向。这是因为产品同质化和费率市场化,导致可供竞争主体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恶性竞争的结果是行业内相互抵毁,违背价值规律高抬手续费、降低费率。

保监会从今年四月开始在广东、湖南试点打击三高:高回扣、高返还、高手续费,以维护市场有序和行业形象。同此,“诚信危机”已成为道德伦理之外的商业景观,“失信”已经是中国社会中很普遍的现象、很危险的事实、很可怕的后果。人们惊呼保险不保险。

2、失信惩戒已成为热门话题

对于诚信危机的出现,尽管已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但终究不能被道德伦理所接受、不能被人们良知所接受。从法制建设的角度、从风险机制建设和行政方面的态度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在今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为了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为实现保险业做大做强,保险监管已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为三大支柱的监管体系框架[1].其中之一就是市场行为监管,其核心内容就是诚信有为、失信惩戒。

3、诚信建设已成为共同主题

商品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品质问题要求当事人能否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在法制建设机框架下自控、在伦理价值下自主、在风险机制下自省,否则导致契约品质问题出现。尤其是保险业,由于契约的附合性和射幸性,更容易诱发这问题的出现。诚信体系建设已成当务之急,诚信建设评价标准已纳入监管的常规检查内容。人们普遍认识到:今天的诚信、明天的市场、后天的品牌。

二、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目的

1、解决保险经营中信息不对称问题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一方对自己的认知远远高于另一方对他的了解。保险经营尤其如此,对于保险人而言,投保人转嫁的风险性质和大小直接决定着其能否承保与如何承保。然而保险标的是广泛且复杂的,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保险人却远离保险标的,而且有些标的难以实地勘查,而投保人对其保险标的的风险及有关情况却最为清楚;因此,保险人主要也只能根据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是否属实来决定是否承保、如何承保以及确定费率。于是要求投保人基于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告知义务。对投保人而言,由于保险合同条款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一般难以理解与掌控,对保险人使用的保险费率是否合理、承保条件及赔偿方式是否苛刻难以了解。因此,投保人主要根据保险人为其提供的条款说明来决定是否投保,于是也要求保险人基于最大诚信履行其应尽的此项义务[2].

2、解决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射幸性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

由于保险合同是附合合同,保险人应履行其对保险条款的告知与说明义务。另外保险合同又是典型的射幸合同。由于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而投保人购买保险仅支付较少的保费,保险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标准是保费支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因此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已远远高于其所收的保费,倘若投保人不诚实、不守信,将引发保险事故陡然增加保险赔款,使保险人无法承担而无法永续经营,最后将严重损害广大投保人或被保人利益[2].

3、基于保险产品特殊性的需要

尤其是寿险产品它是无形产品,是将无生命的产品赋予生命的意义。永续经营永续服务是其特有的职能,诚信便是其生命意义的组成部份。

4、满足客户购买的心理安全需求

保险是客户不需要时购买为需要时使用,寿险购买的还是一份期望、一份尊严、一份生活品质。特别需要保险人用诚信满足客户的心理安全需要,以减少客户的心理成本。

三、最大诚信原则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最大诚信原则产生初期主要是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为了平等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现代立法已予修订,即最大诚信原则同时适用投保人和保险人。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增加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3].所以,保险诚信原则运用的主体应当同时是保险活动当事人即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同时涉及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目前,虽然《保险法》对当事人双方的诚信行为提出了法律要求,但保险理论的阐述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较为全面,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关系人的要求则不够,而在现实中保险公司存在的诚信问题较多,它产生的负面影响辐射较广。

一般理论认为,最大诚信原则由三条重要的法理组成,一是告知,二是保证,三是弃权与禁止反言[4][5].最大诚信原则主要针对投保人或被保人而言,为了保持合同的公平原则,后来才产生了对保险人具有约束力的自动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4].这一内容明显与社会现状相违背。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投保行为规范是保险活动的开始。新《保险法》对投保人这一主体在该环节的诚信要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必须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合同是典型的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就是告知。实践证明,保险人危险负担的有无或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保人能否恪守诚信原则。因此,为避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就首先要求投保人在合同订立之前,如实、准确、无保留地向保险人告知其投保标的的一切重要情况。其次,投保人必须履行通知的义务。《保险法》第22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另外《保险法》有关投保人应按合同的约定交付保险费、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规定也体现出法律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

诚信原则对保险人也有明确规范要求。《保险法》第106条、第131条规定:“保险公司及工作人员、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应自觉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不得“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得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承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归纳起来,《保险法》对保险人的诚信要求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客户如实告知义务,二是对保险合同内容如实说明、解释的义务。

1、诚信原则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对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一是造假问题屡禁不止。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现象在保险经营过程中屡见不鲜。保监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打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甚至开展专项打假活动。尽管如此,造假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二是惜赔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保险公司理赔手续繁琐,服务不到位,个别案件拒赔不合理,客观上表现出惜赔现象,在客户中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中形成投保易、索赔难、收款快、赔款慢的恶劣印象。三是误导问题并未根治。由于营销机制的不完善,营销员误导问题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实质上并未得到解决。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在一些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投资意识较差的客户中,误导、欺瞒现象并不罕见。

(2)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道德风险防范困难。近年来,我国保险知识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但有的人在了解保险后竟打起了骗保骗赔的主意,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现象屡见不鲜,骗赔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2、不诚信行为的原因分析

(1)社会信用基础薄弱影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信息数据采集困难,数据开放没有明确规定,信息资料数据库建立滞后,信用法规缺乏,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治。薄弱的社会信用基础势必影响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阻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现实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及不完善,高速发展的保险业带来许许多多新现象、新问题,有些问题是直指诚信的,比如回佣,为了争夺客户资源造成遵纪守法遭受了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了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制约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制度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必要信息采集制度缺失。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削弱了诚信的制约机制。人性弱点是天然存在的,商务领域仅仅靠道德良心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刚性的信用管理机制,管理者就不得不为人的素质及品质伤脑筋,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对于保险人来说,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对于投保人来说,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投保人无法掌握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只能道听途说地片面了解保险。

(4)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陈旧落后不利于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目前国内一些保险公司的经营思想仍停留在盲目扩大保费规模上,上级公司对下级的考核体系突出强调保费收入、完成保费收入指标。为达目的,在竞争中任意抬高手续费、降低费率,弱化对营销员的诚信教育等,无暇顾及公司的社会形象、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5)保险营销机制不完善困扰着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保险营销员的数量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绝大多数,这支销售大军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尤其是寿险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然而,现行的营销机制随着市场的扩大,其弊端也日益暴露,主要表现为缺乏对营销员的保障制度,缺乏长效激励制度,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提取不合理等等。这些问题诱发营销员产生背信弃义、误导欺瞒客户行为[6].

四、贯彻最大诚信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保险业的顺利发展,需要加强保险活动当事人的诚信教育与体系建设。现实中,人们感到社会缺少诚信,并不是诚信内容和法律规定不存在,而是缺少对诚信行为的激励和保护。尽管国家在加强法制保障、加大诚信宣传、加大失信惩戒、考核保险诚信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并没有对诚信行为起到有效的保护和推动作用。为此,必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1、把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契机,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建设保险业诚信体系,必须结合现代化社会信用意识,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展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国家六部委曾于2003年9月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恰逢其时,应把握契机,一方面不断完善自身的诚信体系建设,一方面为全社会的信用建设做出贡献。

2、加强保险诚信法制建设,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在诚信方面已经加强,对失信惩戒的力度也在加大,已经出台《保险营销员管理办法》,行业自律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度也在加大。但在如何站在维护行业的整体诚信形象方面、政府机关职能部门如何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加大惩戒方面的具体措施尚未出台,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并加大惩戒尺度。

3、建立保险诚信管理制度,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条件

一是要建立刚性的诚信管理制度。对经营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要有制约制衡机制,用制度保证诚信得以实现。二是要建立信息采集及披露制度。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个人诚信数据的管理制度,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道德风险无法规避。对保险人的信息披露已取得初步成效,尤其是营销员持证上岗规定的出台,建立保险营销员专用网络,强化了营销员的诚信行为,但各保险公司之间还应建立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平台,如公众网站,现场常设咨询台等[7].

4、结合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大诚信宣传教育

保险行业应按照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友爱”的要求,联系客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员工进行诚信有为教育。

5、改革保险公司营销体制,为保险业诚信体系的建设注入活力

目前,各保险竞争主体的营销体制普遍采用保险人制。保险营销员处于“城市边缘人”的尴尬地位,无法在社会中树立诚信形象。同时由于首期高佣回报的利益冲击,使一些营销员没有将诚信植根于保险职业的生命之中,见利忘义。如果采取职员制营销,改变营销员身份,将会大大提高诚信水平。

6、加强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考评工作

目前保监部门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针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行为考评体系,也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与之相对应的考评指标,更没有形成一套常规的考评考核工作程序。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行业协会应建立一系列严格的考评体系与科学的考评指标。在这方面,广西保险行业协会进行了两年的诚信考评工作,考评体系按3大类36项量化成100分制的考评指标,以80分以上作为合格标准,对达不到合格要求的保险公司将上报中国保监会和相应的总公司,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吴定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创新性行业,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Z]2006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文件,中国保监会办公厅,20065

[2]吴定富保险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84-85

[3]穆圣庭,徐亮关于保险合同主体中的最大诚信原则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287-290

[4]朱应芬,王瑞兰,王时芬等保险学教程[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55115

[5]许谨良保险学原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106

[6]盛清才诚信原则是保险业的立业之本[J]保险研究,2003,(7):51-53

原则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小学数学活动课的开设原则

原则之一

小学数学活动课,必须以小学生的个性要素得到发展为宗旨,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课程方案》对小学阶段的教育提出了明确的培养目标,这个培养目标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为体现小学阶段性质和任务而设计的国家要求,也就是国家关于知识和能力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是为体现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个性发展要求。落实到小学数学课,国家质量标准就是要求小学生具有初步的运算技能、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观念,以及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四项,这个任务主要由小学数学的学科课(或者叫必修课)来担当。至于发展小学生个性的要求,《课程方案》明确提出主要由活动课来担当,其教学目标就是“增强兴趣,拓宽知识,增长才干,发展特长”。有人会提出,这个要求在学科课所包含的实际活动中就能做到,或者开展课外活动就可以实现。我认为这是误解。诚然,小学数学学科课所包含的实际活动,诸如观察、实验、练习等,也能培养学生某些个性要素,但它服务的目的不同,它只是为学科课的教学目标而服务的一种教学手段,是学科课教学活动的一部分,没有具体教学时间的界限;而小学数学活动课应是以发展学生个性要素为首要目标的课型,每节课教学时间与学科课的教学时间相配合。还有,活动课也不同于课外活动:①活动课属于课程的范畴,课外活动则是“在教学大纲范围之外由学生自愿参加的各种教育活动的总称”,它不属于课程的范畴;②活动课有一定的结构性,它有特定的教学目标、内容和活动方式,而且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随着年级的上升而具有层次性,而课外活动则没有这种有序的要求;③活动课的设计和实施要具有一定的规范,那就是活动课必须有教学纲要和活动课指导书,并严格按此规范实施教学进程,而课外活动则不具备这个要求。

原则之二

小学数学活动课,必须淡化选拔教育,做到“人人受益”。小学阶段的教育是义务教育的初级阶段的教育,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指出:“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普及教育,平等教育,应当强调其普及性,淡化其选拔性。”这个要求不仅在小学阶段的教育活动中要落实,更要在各科的教学活动中落实。学科类课程的教学活动做到人人受益,比较好操作,因为学科类课程所担负的国家关于知识和能力的各项规定,由统一的大纲和教材所列举,由国家规范的教学、考查等计划予以落实和检查。而活动课是以培养个性特征为标志的新课型,系统的操作硬件尚在建立之中,有一定的难处。但是,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小学数学活动课所说的“人人受益”,不应当以分数、成绩的提高来理解,应当从学生的个性要素得到发展予以解释。从活动课参予程度讲,不要像组织数学课外活动小组那样,只允许少数数学爱好者参加,而应要求每个学生都参加。从活动课的课程设计讲,在学科课为每个学生打好共同基础的条件下,为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兴趣爱好提供发展空间;从活动课的教学效果讲,通过小学数学活动课,有的学生数学知识、能力和爱好都得到提高,这是受益。通过小学数学活动课,有的学生数学知识和能力提高不甚明显,但是通过数学的橱窗对观察课外天地,观察实际生活的兴趣产生了,这也是受益。更有甚者,通过小学数学活动课,虽然没有引起学习数学的兴趣,但这种活动课教学尝试在学生记忆中留下思维印象,能成为今后处理问题的一种思维参考,这也应该说是受益。纵或阻塞了他们对数学的爱好,但通过小学数学活动课促使他们去爱好其它学科,也同样属于受益之列。一言以蔽之,小学数学活动课的受益,就是指小学生的个性要素,主要指兴趣和情感,通过数学的载体而得到发展。

原则之三

小学数学活动课,必须注意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充分保护“童心”。小学生的年龄阶段(6~11、12岁),在心理学上称为儿童期(或称学龄早期)。这一阶段,小学生不但身体发育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阶段,而且由于从一个备受家庭保护的幼儿变成必须独立完成学习任务、承担一定社会义务的小学生,这就促使儿童心理特征产生质的飞跃,概括起来,就是产生了在幼儿期没有的“好奇、好动、好胜”的“童心”。这三个“好”只有“好奇”“好动”充分得到发展,“好胜”的儿童价值特征才能得以建立。但是要注意,要使“好奇”“好动”的心理状态健康成长,就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控制:①调控环境,促使小学生总是保持向上振奋的心理状态。小学生向上振奋的心理状态的形成是立足于好奇感,而好奇感的永恒程度又依赖于环境(包含教学环境)对小学生接受知识是否有一种愉。因此建立一种愉快接受教育的氛围是调控环境的关键。小学数学活动课基于数学学科的抽象特点,愉快教育氛围的建立,特别要注意杜绝成人期望值的强加与过量过高数学材料的灌输。就是说,不要设想通过小学数学活动课的教学,个个都成为数学神童;也不要认为,实施小学数学活动课教学,就是灌输小学数学之外使小学生难以接受的成人处理数学的材料。②树立模仿典型,促使小学生形成稳固的知识、能力体系和健康的行为与习惯。小学生的“好动”,是建立在模仿基础上的好动,通过模仿,一旦成为小学生稳定的心理成分,就左右小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因此为了促使小学生形成稳固的知识、能力体系和健康的行为习惯,我们的教学活动就应当提供学生认为有趣的、益于拓广知识的模仿典型。小学数学活动课所提供的模仿典型,就是根据数学的特征以及小学生的知识、能力条件,通过游戏、观察、拼图、制作、不完全归纳等思维及操作办法,让学生得到学科课内所没有的、又能激发学生求知兴趣的数和形的一些结论(但是不要证明)。这些结论,要求学生都记住它是次要的,掌握得到的过程则是教会模仿的本意。只有这样,“好动”的心理特点才可以说在数学活动课里得到健康地培育。

原则之四

小学数学活动课,必须突出具体形象思维,给学生以能力的钥匙,不给知识的包袱,促进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的过渡。小学生的思维,在四年级之前,是以认识“具体实例”、“直观特征”为标志的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在四年级之后,则向掌握“主要属性”、“种属关系”、“实际功用”为标志的抽象逻辑思维过渡,不过这种抽象逻辑思维还是以具体形象为支柱。作为小学阶段思维训练的一门主课,小学数学的学科课和活动课,责无旁贷地要促使小学生思维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为了实现这种过渡,可采取下列措施:①提供充足的有趣的数和形的具体形象材料,让学生拓广知识,扩大眼界。怎样选择这些材料?荷兰数学教育家凡·希勒(VanHiele)认为:人类认识数和形有五级水平,小学四年级以前学生,应选择认识“形象级水平”的材料,就是学生通过图形和数的整体形象,而不是通过性质去认识数和形。四年级之后的学生,可选择“性质级水平”的材料,即通过图形和数的性质去认识数和形。至于后三种水平材料的认识,则是中学以后的事情了。这种认识可作为小学数学活动课选择充足有趣具体形象材料的依据。②通过设悬念,设问题情境,积极启发小学生从已知到未知,促使从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的转换,同时让学生在解决具体问题中体会到成功的乐趣,以及让学生掌握不完全归纳法之类的数学方法。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活动课的思维材料的选择上,一要“不超纲”,即所涉及知识不应超出小学数学教学大纲之外;二要“不超前”,即活动课的教学进度与学科课的教学进度基本保持一致,知识与能力训练尽量做到前后配合。在活动课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就表现为要当学生智慧的启迪者,不要当真理的恩赐者,更不能藉活动课之机,把学生当成“仓库”,拼命向学生灌输他们不愿接受的成人化数学知识,从而使学生受压,感到不耐烦。否则,数学活动课就不能促使学生个性要素的发展,增长才能的数学目的就会落空。

二、小学数学活动课的开设形式

1.数学游戏。

数学游戏是对四年级以前学生进行活动课教学的一种好形式。好的数学游戏应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理,凝聚学生的注意力,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应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兴趣与数学知识自然而然地同步增长。为此,设计数学游戏的思路,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游戏内容要通过丰富而新颖的形象来包装。大家都知道,一切知识都是从感知开始的。然而,数学教师惯用的数学概念形象化方法,虽然最初的数学概念能从形象化入手,但最后总下降为单调而呆板的数学概念和“符号”,成人化的思维痕迹很深,这种教法特别不能激发低年级小学生的兴趣,我们教育中应当尽量避免。正确的数学概念的形象化包装,必须结合低年级小学生思维在具体形象方面占优势的认识特点,结合他们的实际生活爱好来制定关于数学概念的教学形象设计,要不显露抽象的数学概念和“符号”,而是把它化解在小学生喜闻乐见的丰富而新颖的游戏之中,从而起到充分调动小学生的感官,在小学生头脑中树起鲜明的形象,达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最佳效果。②游戏展开要通过生动活泼的戏剧性活动来实现。低年级小学生,刚由家庭进入社会,一切都新鲜,好动和不满足是他们进步的第一要素。数学活动课教学要抓住这一特点,设计适合他们口味的戏剧化数学游戏,把学生引入求知的好动中,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通过戏剧化处理这座在具体与抽象间的桥梁,把学生从具体形象思维引到抽象思维,让学生自己思考,自己理解,自己消化,自己吸收,使思维永远处于兴奋之中,实现活动课的目的。③游戏结构要是美的结构形式。数学游戏美的结构,是指美的语言、美的教学态度、美的板书设计及教具运用。最能直接打动低年级小学生心灵的是美,因此美的教学结构形式,是一股推动低年级小学生接受教育的力量,数学活动课的游戏结构也应按此来设计。

2.数学讲座。

小学四年级后开展数学讲座,这是有利于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也是有利健康品德形成的好形式。这种以数学讲座为内容的数学活动课取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取材于学科知识的扩张,发展学生能力。这类教学内容可分为三种类型:①智力型,如找规律填数,奇数和偶数运用,巧妙计算等;②实用型,如利用图形的合理分类的计算题,金融投资的基本计算知识等;③动手型,如绘制图表,用图形解应用题等。另一方面是取材于数学名人的故事,取材于数学史上的典型成果。通过讲述这些故事,能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行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从而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

3.数学实践。

小学四年级后的数学活动课可开展数学实践活动,这是拓宽学生视野的又一种好形式。如去银行了解什么是年息?年息为什么采用“%”的记号?什么是月息?月息为什么采用“‰”的记号?也可到市场去了解怎样用统计表处理变化的市场价格?怎样利用已学过的图形拼成优美的商标图案等等。诸如此类的实践活动,不仅会丰富学生的知识,而且能使学生知道数学在实际生活中有广阔的应用,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实践这一大课堂的锤炼,锻炼学生的能力,培养学生勇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坚强个性。

4.数学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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