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兼职履职报告范文

时间:2023-02-27 12:44:12

员工兼职履职报告

员工兼职履职报告范文第1篇

尽管代表法实施15年了,但是关于人大代表职务的内涵,在许多人包括有些人大代表的心目中并不清晰。人大代表的作用,离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较大的距离。

最近,天津发生了196名选民要求罢免人大代表的事件。事件的主角丁冰,不仅是人大代表,同时也是天津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按理说,人大代表是选民选举出来的利益代言人,理应伸张和维护选民的利益,但在此事件中,丁冰扮演的是与选民争利的另一方利益的主角。而事实上,这种人大代表角色的冲突,不仅仅只是开发商与业主之间的个案,也同样发生在其他领域,如企业主与员工之间、垄断行业受益者与消费者之间,等等。

除了角色的冲突,还有人大代表角色的缺位。近些年来,关于取消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制度、关于养路费“违法”征收、关于停止春运涨价等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往往是以 “公民上书”的形式引起全社会关注的。虽然以“公民上书”的方式对公共部门进行质询或提建议,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但类似群体利益的诉求如果由人大代表来做可能更合适、更有民意代表力,同时也更具有建设性的效果。人大代表此时成了“看客”,不免处于尴尬境地。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兼职代表制,作为兼职代表,履行代表之责乃是其“副业”,是从属其主业的,因而人大代表具有较大的自行选择角色的空间。这在一定意义上让代表对自己的代表职务内涵的认识处于“凭良心干活”的“初级阶段”。即使自己当“看客”,也没有太多的负疚感。同时,人大代表干得好不好,作为选民很少知情,也就没有选民对代表的“偷懒”去“发难”了。日前,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推出代表履职考勤登记制度,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是,以人大常委会而不是以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名义去监督和考核代表的履职行为,却难免有“越俎代庖”之嫌。 由此可见,让人大代表从“凭良心干活”到“不干活不行”,还有许多路要走。在选举制度、兼职代表制等政治制度尚无法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要避免人大代表角色的尴尬,目前最需要建立的是选民监督代表的可操作的机制,置代表于选民的监督之下,让代表履职处于“阳光”中。

首先,要建立公开代表履职情况的制度。一个代表到底当得好不好,首先要让选民或选举单位知道。从去年开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推出了“议案、建议全接触”栏目,将代表议案在提请人代会审议并做出决定之前,先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民众评议。这样,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和建议就不敢敷衍了事。这的确是监督人大代表的有效“抓手”。除了议案、建议的提交情况,代表的其他履职情况也应当在媒体上公开。在如何公开的制度建设方面,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

其次,有必要建立和完善选民或选举单位对代表的监督制度。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尝试的“代表述职”等活动,不能搞形式,要让“述职”向“问责”推进。2005年开始,湖南省衡阳市的省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述职。在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部分省人大代表的述职报告后,按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3个等级进行测评。继选举投票过后,对代表履行职责是否满意或称职进行“第二次投票”,意味着“问责代表”机制的启动。相对于那些走过场的“代表述职”而言,这样的机制无疑有更强的约束力。

员工兼职履职报告范文第2篇

一、支行履职中存在的困境、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畅通、职能定位不够清晰

(二)监督机制不适应维护地方性金融稳定和防范风险的要求

(三)人员结构不适应高效履职的要求

(四)激励机制不适应支行更好履职的要求

二、制约县支行履职能力发挥的原因分析

第一,人民银行县支行普遍存在货币政策传导不够畅通、职能定位不够清晰的问题。贯彻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的手段普遍较为单一,没有操作货币政策工具的自,不能实行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难以激励约束辖区金融机构。另外,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县支行职能权限大幅缩减,新增加的职能授权不清,导致对辖区金融体系的主导功能弱化,货币政策传导不够畅通,职能定位不够清晰。

第二,目前,县支行在金融监管及风险监测中的主导地位、政策不明确。特别是缺少监管职能的有效配合下,县级金融机构只是表面应付人民银行的工作,真正全力主动配合的较少。首先表现在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时效性难以保证,同时对证券、保险整个金融领域的统计难度很大。其次是在征信系统管理中,金融机构存在不及时向人民银行数据库录入重要信息数据的问题。三是与银监部门、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协调和沟通不畅,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四是县支行相关职能范围不十分明确,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所需的工作制度、岗位设置、岗位职责等也不清晰,致使县支行监督机制不适应维护地方性金融稳定和防范风险的要求。

第三,我行人员年龄、知识结构严重老化,岗位适应能力不足,干部队伍逐渐萎缩,从1997年至今未进新行员,人员调配、岗位整合往往捉襟见肘,导致从事一项工作一干到底的状态,有的岗位只由一名工作人员兼职,人员多岗兼职现象非常普遍,无法完全按照上级行的要求开展工作。

当前人民银行大力倡导“调研兴行”,但支行人员紧缺、知识、年龄老化,且所处的地域环境狭隘,调研的实际效果往往不理想,很难写出有价值、高水准的调研报告。从以上原因可看出人员年龄、知识结构老化已不能适应支行高效履职的要求了。

第四,当前,人民银行虽然已经自上而下建立了绩效工资分配的激励机制,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操作标准和实施细则,在实际操作并未拉开差距,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平均主义,势必挫伤一部分员工的积极性。其次,考核机制缺乏科学性,目前人民银行实行的是自上而下逐级考核制,上级行负责对下级行工作考核,但现行考核办法刚性不足,缺乏科学的量化考核指标,考核弹性大,对县支行工作的优劣难以客观真实的予以评判,有一定的随意性,为应对考核,县支行消耗了大量精力,力求形式上的“完美”。第三、人员晋升机制不合理。县支行受行政级别的限制,能晋升到一定级别的人员少之又少,极大部分人员到退休已只是一名科员身份,如我行已经退休的多名老同志都是科员。这也是影响支行更好履职的原因,现行激励机制已不适应支行更好履职的要求。第四、职工队伍士气低落。究其原因:一是人民银行职能剥离,东川支行降格,由大行变小行,观念没有根本改变;二是东川降为支行后,大量人员分流,致使支行16年没进人,12年没人提拔使用,人员不流动,支行平均年龄46岁;三是正向激励的少,肯定的少,挫伤积极性。

三、提升县支行履职能力的方法途径

提升县支行履职能力,要从立足县域经济金融的发展实际着手,明确其自身定位,抓住制约县支行履职能力的主要矛盾。

(一)定位清晰、职责明确

明确县支行主要职能定位于执行宏观信贷指导政策,突出基层特色。总、分行、地(市)中支和县支行根据所处的层次不同,工作内容应各有侧重,“上下一边粗”是不科学的。要使县支行更好地把握中心任务,适应人民银行职能的调整,应以改革和发展的观念和思路指导人民银行县级支行的职能定位,把部分应付性、事务性职能从县支行剥离出来,集中精力建设特色支行。积极构建“小而精”、“专而精”的基层央行机构体系,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激活动力。

(二)改善金融环境,建立健全监督服务机制

建议建立和完善维护金融稳定的工作协调机制,从法律上赋予基层行一定的监督权限,加强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密切配合与合作,定期召开辖区金融协调会议,搞好辖区经济金融预测预报体系建设,定期对辖区经济金融运行状况进行调研、评估和分析,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制定辖区应对金融风险预案,不断提高应对金融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一方金融平安。

认真履行好国库、支付结算、货币发行等金融服务职能,制定梳理岗位业务人员的行为准则,使各环节、岗位有明确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质量要求,岗位人员要明了自身职责、要求和纪律规定,满足金融服务的要求。

(三)优化职能调整,健全激励机制,提高员工履职能力

第一,根据县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地区条件和履职的切实需要,合理确定县支行的人员规模。在人员结构无法大幅变动的情况下,可从职能调整着手来改善县支行的履职能力,建议上收部分业务至中心支行统一管理。如宣传群工、人事劳资、监察内审、反洗钱现场检查等可尝试上收到上级行对口部门统一管理,既可以减轻县支行工作量,又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允许县支行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兼职兼岗,有利于业务开展,又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提升综合业务技能。

第三,创新用人机制,对县支行人员管理实行“一行两制”,即分“正式行员”和“合同制行员”,由上级行依据具体情况,酌情分配县支行“合同制行员”指标,并提供录聘、费用等配套保障,将操作性强、无风险或风险低的岗位交给合同制职工承担。

第四,建立职工培训长效机制,区分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岗位,采取有效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培训和学习,注重培训质量。

第五,拓宽“退”的渠道,用好、用活、用足相关文件明确的提前退休政策,在导向上鼓励那些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能力较弱、不适应履职要求的职工自愿退出,同时适当为县支行补充新行员。

第六,建立差别岗位制度,对县支行现有岗位的工作量、工作难易程度、可能存在的风险等进行归类分析,调整现有的岗位系数,并以此为基准进行收入分配,使岗位权、责、利相对等。

员工兼职履职报告范文第3篇

搭建人大代表知情、知政的平台,让代表跳出企业了解全局,让人大代表及时地、准确地获得重要信息,积极发挥作用。我们建立了各界人士联席会议平台,为人大代表了解各类信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综保区挂牌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后,自贸区成为了热点。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请新区商务委副主任专程到金桥开发区作报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近300人聆听了报告,有个别代表还与报告者作了交流,询问一些情况,快速了解了政策和信息。

又如:为响应新区挥师南下、进军临港的号召,金桥集团公司在临港接受了任务,有4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开发。我们安排了金桥临港公司副总裁详细介绍了金桥临港的规划情况、战略目标等的PPT和详细数据,以及阶段性开发目标,让代表们了解整体情况,更加深了对市政府、新区政府对临港开发区重要意义的认识。同时我们还组织代表实地考察。

搭建人大代表与选民沟通的平台,让人大代表紧贴实际、反映实情、了解实况。我们依托金桥综合党委和金桥工会联合会两个完整的组织体系,为人大代表提供信息,基层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是选民意见的来源,通过组织体系把开发区企业和员工的意见带给人大代表。我们每年都要召开两次以上的选民座谈会,让基层书记和工会主席把情况带上来,人大代表联络室把大家集中的意见整理好,形成书面意见和议案初稿,经代表小组“合议”后,提交区人大。区五届人大以来,金桥11名人大代表共提交了33件书面意见,26件有回复(回复率79%),其中15件已解决,正在解决的有6件,列入解决计划的有3件,留作参考的有2件。

金桥的人大代表确实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代表们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1、社会治理,环境、交通教育、卫生等,占60%左右;2、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土地规划、功能配套、信息智能化腾笼换鸟、老厂房改建等占30%左右:3、流动早餐摊、蓝领公寓、停车场占10%左右。

代表为选民呼吁办事,我们也要为代表排忧解难,要处理好三对关系:1、既要牵线主动服务,又要避免包办替代。选民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联络室为准备材料、起草出面意见,要让代表们仔细看、修改等,我们觉得主动服务、减轻兼职代表的压力,不能包办写书面意见。2013年7月座谈会后联络室整理了三大类8个方面的意见,让代表搞明白后上交书面意见。2、既要体现热情介绍,又要避免强加意志。开发区员工有五大需求,合法权益维护的需求、技能提升的需求、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的需求、文化交融的需求、择偶成家的需求,开发区还有难点、热点,让代表把握好全面情况,而不是把我们联络室的意见强加给代表,让代表自我把握情况,认真履职。3、既要体现细心组织,又要避免喧宾夺主。听取意见座谈会、代表履职报告会、情况沟通会等,都是联络室依托党委、工会两大组织进行,但到会议开始全部让代表唱主角,我们退居幕后做服务工作。

员工兼职履职报告范文第4篇

《董事会》:独立董事作用发挥得如何,将直接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效率。在您眼中,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许立荣:我觉得用“相得益彰”来形容最为贴切。一个优秀的企业,必然有一个优秀的董事会,有一群优秀的董事,独董也不例外。一方面,独董以他们的专业经验和职业素质来促进和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公司董事会充分尊重和认可独董们的意见和建议,为独董充分施展才干提供了舞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公司发展共同努力。

为了保证独董履职,中远航运也像其他上市公司一样,通过制定《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各项制度,明确独董的权利和义务,从制度上给独董履职提供保障。但我认为,制度只是基础,中远航运形成的公司治理文化更为重要,也更为关键,那就是尊重独董、敬畏独董,为独董履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选用合适的人,完善相应的制度,构建以创新和责任为核心的董事会文化――我们一直在进行积极地思考和探索。

《董事会》:身为董事长,您如何做到尊重、敬畏独董,引导他们发挥作用的?

许立荣:独董是个特殊的群体,如何更好地促进独董发挥作用,很多上市公司在努力尝试,作为董事会成员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作用发挥好了,对公司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发挥独董的作用,我觉得关键是“尊重”和“遵守”。尊重,就是充分尊重独董们的意见,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意见,都要尊重他们,让他们在董事会中树立威信,发挥作用;遵守,就是要严格落实公司各项制度赋予独董们的权利,为独董开展工作、发挥作用提供平台。在中远航运,薪酬激励、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重要事项,主要是独董们在主导和发挥作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越来越高,开会次数越来越多,开会时间也越来越长。

我是2007年2月正式当选公司董事长的,第一次参加董事会,第一个发言的独立董事谭劲松教授不是向我表示祝贺,而是提出了关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建议。他提出,董事长的首要职责是制定和把握好公司的发展战略,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独董们这种勤勉尽职、仗义敢言的精神,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不敢有任何的懈怠。

其实,这已经不是独董们第一次这样做了。中远航运成立初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国企分配制度的影响,经营班子思想有压力。但以独董为主的薪酬委员会认为,公司要追求卓越,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有激励作用的绩效评价制度。为此,从2002年开始,薪酬委员会经过先后三次的积极探索,在公司建立起较为科学完善的绩效评价系统,实行了长短期相结合的薪酬体系。这一薪酬制度,应该说是中远航运近几年得以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的助推器。

《董事会》:说到薪酬,董事会为何会对独董采用浮动制津贴,并与考评结果挂钩?

许立荣:说实话,我们这些独董都“不差钱”,独董津贴的多少对他们来说并无实际的意义,他们注重的应该是他们的声誉。对独董进行考核,其实是独董自己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既然对董事、监事、高管和全体员工都有考核,作为公司的一个部分,为何就独董没有考核?我想,他们既然有这种责任意识,考核的结果肯定是非常优秀的,因为他们是在为维护自己的声誉而努力。

《董事会》:除了制度安排和治理文化,突然间很想了解,你们究竟如何找到这些优秀的独董的?

许立荣:我们非常注重独董的行业背景和经营管理团队协作精神,一个具有多元化专业背景的董事会,有利于促进和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质量,为战略决策的制定增加价值。但寻找优秀的独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选择独董的标准关键是两点:实用和实在。实用,就是不选大牌,不选明星,而是选择适合公司、热爱公司、愿意为公司发展付出努力的人;实在,就是人品好,不偏激,不献媚,实实在在做事。

就像金立佐博士,他为人低调,从担任独董起,每年均花费一定的时间到公司开展实地调研,撰写专题调研报告,这样的独董,估计不仅国内上市公司少见,恐怕国际上也不多见。

《董事会》:现在很多上市公司的独董仍逃脱不了“花瓶”的形象,而有些独董还兼职很多,您对此怎么看?

员工兼职履职报告范文第5篇

摘 要 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组织以盈利为目的。国有企业纪检监察组织开展以发现问题、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效能监察,是企业获取经济效益的一个有效途径。

关键词 参股股权 效能监察 提升 水平

企业效能监察是企业监察机构针对影响企业效能的有关事项,监督检查相关经营管理者和企业所辖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职能的情况,纠正行为偏差,发现管理缺陷,促进企业规范和完善管理,提高企业效能的综合性管理监控工作。

企业党组织的纪检监察部门以提高企业效能为目的,对监察对象在生产管理活动中的行为、能力、运转状态、效率、效果、效益等方面的监督检查活动,即对监察对象执行指令、履行职责、完成计划情况和依照企业规章制度进行生产经营管理的效率、质量、效果、效益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对企业下属经营管理者履职行为的正确性、管理缺陷、行为偏差自管理监控以及对企业管理工作中违纪违法和失职渎职等行为的查处活动。

企业效能监察工作属党政纪检的范畴,概括来说是为促进企业管理,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廉洁建设,增强企业各个生产经营板块各级干部和管理人员勤职廉洁意识和责任,适应企业新发展需要的再管理、再监督的党建工作科学经营管理科目。它是对企业管理组织和管理人员在管理活动中的行为能力、运转状态及产生的作用、效果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进行监察,及时纠正管理工作中的偏差,保证企业管理工作计划、任务、目标较好实现的一种有效管理形式。

企业效能监察的最终目的是运用科学管理的手段、制度和载体,调动企业下属各个生产经营管理阶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和工作能力,加强企业系统执行力,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一、开展参股股权投资风险管控效能监察是公司纪检监察组织使命与责任

宝钢党委一直强调:党组织要“围绕中心抓党建、进入管理起作用”,宝钢纪检监察工作作为企业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职工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纳入公司改革发展稳定和生产经营管理之中,统筹谋划、整体部署,为企业健康发展发挥积极的保证和促进作用。”

2009年以来,公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了公司的跨越式发展将以资源投资为引擎,持续保持公司业务稳定的年复合增长水平。随着公司对外长期投资不断增加,截止2011年底,公司参股子公司已达十几家,占投资企业总数的47%,公司参股股权投资金额数十亿元,占股权总出资额的50%。投资方式主要有参股、控股、IPO、SPV,投资意图的类型主要有商权型、投资回报型、混合型(商权+回报),投资的对象有国企、民企及联合体等,被投资的公司分别处于筹建期、基建期、营运期等不同阶段。主要特点是投资金额大、管控难度高、区域分布散。

2011年9月,监事会对公司参股股权管理现状作了专项调研,形成了《关于宝钢资源参股股权管理现状专项调查的沟通意见》书面报告。报告对公司参股股权管理通过样本点的抽取和实证分析,对公司参股股权管理的内部控制设计有效性及运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作了提示。公司纪检监察组织“‘基于公司价值链实现的管理转型’之相关安排,对公司参股股权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程序(尤其是基础工作)作必要的梳理,并根据公司科学发展目标和自身面临的环境,持续优化提升公司基于‘企业价值持续增长’的内部控制基础工作水平,为实现公司战略规划和愿景,提供具‘国际化’等效的合理保证,促进实现公司发展‘从优秀到卓越’”依职主动开展参股股权投资风险管控效能监察,履行保障公司战略目标的达成的使命。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参股行为就已经在发达国家中盛行。然而直到现在,国内企业借鉴参股模式开展经营活动仍存在不少问题。调查显示,国有企业参股股权投资存在着一是投资决策不规范。有29.9%的国有企业投资参股决策没有经过集体决策程序,其中有7.9%属主要领导个人决策。二是投资参股决策方向存在偏差。有三成参股企业投资目的不明确,有近一半参股企业与主业无关。三是投资参股覆盖面过宽、过散。参股行业跨度达76个,与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突出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等战略目标不一致。四是效益低下。大部分参股行业的效益普遍较低甚至亏损,有61.1%的参股企业亏损或非持续经营。五是监管不到位。超过53%的国有股东没有派人员参与管理,38.7%的国有企业不能获取财务报告,55.2%的国有企业不能获取审计报告。六是党组织设置不健全,党建工作较为松散。没有设立党组织的参股企业占65.8%;在设有党组织的参股企业中,有125家党组织未属地化。七是非国有控股的参股企业比重过高,私营控股的参股企业效益低下。非国有控股的参股企业占58%,经营效益明显低于国有控股企业。

针对国有企业参股股权投资七大问题,公司纪检监察组织按照惩防体系建设要求,依据公司战略发展、投资效率、股权管理等重点工作依职主动开展参股股权投资风险管控效能监察,履行防范类似覆辙重蹈的责任。

二、开展参股股权投资风险管控效能监察,提升公司内部运行有效性水平

公司纪检监察组织对公司涉及参股股权投资的主要管理事项开展了一是参股股权管理内部控制的设计有效性分析。主要包括:股权投资管理责任链接机制、流程的优化(如:部门和岗位职责对股权投资管理权责设置的全面性、系统性)。股权投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优化(如:提升绩效评价考核对股权投资管理效率和效果的可视性)。完善建立股权投资管理台账等。二是参股股权管理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分析。主要包括:对股权投资管理责任主体工作负荷量作必要评估(或测试)(如:公司资产财务部及其投资管理相关岗位是否存在工作负荷原因导致的管理轻触之或有风险)。提高股东义务履行至股东权利行使过程中内部控制评价的“可验证性”(如:“其他应收款”记录的股权出资,到“长期股权投资”会计记录;51%及以下的参股股权收益确认到返利实现过程中,各责任主体权责链接情况和忠诚勤勉的履职情况,能够被内部控制评价更清晰、完善地验证),择机进一步规范参股股权企业同公司法人间的信息与沟通机制等工作的责任分工、角色分配,确保各项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关键环节得到有效把控。

(一)改进参股股权管理内部控制设计

1.完善制度管控。对公司以往参股股权投资项目的管理制度主要集中于项目的过程管理,即“优育”阶段,对前期项目策划和选择、后期项目绩效回报未明确管控要求采取了一是改进管理方式。对原先参股股权投资企业以“优育”(即项目过程管理)为主的工作内容,扩展到从“优生、优育、优报、评估、预警和退出”的全流程管控。二是对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重新梳理和审核,设计构建了投资管理全流程制度体系建设的“三重架构”模式。

2.规范信息数据。对公司以往参股股权投资项目按职能分段实施管理,数据、资料多部门管理,缺乏全局性的视野,采取了对投资项目的选取、把关及控制,从前期“优生”环节进行规范,并通过加强对项目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使用,确保后台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为“优育”“优报”工作提供支撑。

3.明晰权责要素。对公司以往参股股权投资实施时,没有与派驻的专兼职董监事、财务经理的权责链进行有效结合,降低运行效率采取了改进沟通方式。将派驻人员工作汇报型的信息收集方法,优化为参股企业同股东间的信息沟通机制,提升除董监事层面信息沟通外的参股企业信息沟通的即时性、规范性。

(二)评估业绩指标体系“投资引擎”价值

1.设计管控模式。对公司以往参股股权投资以商权型、混合型为主的参股子公司,设计了《宝钢资源参股股权管理制度流程明细表(建议稿)》,从责任体系、指标体系、标准体系、考核与评价体系入手,制定了有责任单位、责任人、胜任素质、KPI、工作内容的模板,为相关单元的标准化工作提供参考。

2.完善管控机制。对公司以往参股股权“出资-运行-收益-返利”管理内部控制程序采取建立投资管理台帐,修订优化返利、商权管理措施以及投资活动专题分析制度,完成了对参股股权的股本出资额与入帐期情况、投资收益率、返利率暨明细分析汇总等基础工作。同时,通过细化完善已出资股权投资分析管理流程,有效提高了股权投资出资后或有风险的受控性。另外,在对公司前期投资管理工作作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境外投资后对子公司的管理流程和投资、资产管理的规划提出了建议。

(三)关注风险管控,监督派驻人员履职以及参股公司运行

1.规范董监事权利运行。对公司以往参股股权董监事(兼职)人员的集中度较高,在行使董监事权利的过程中,存在本职与兼职诸多工作要素的风险敞口,导致兼职董监事更多地“表决器”“手延伸”表现,采取了在派驻人员的管理上,进一步明确了对派驻人员的配置标准和管理要求。一是强化资产管理职能,提出了根据资产管理设置资产管理代表制的设想。二是设置专职董监事,增强派出董监事的力量。三是优化完善董监事履职管理办法,明确了专职、兼职董监事的权利、责任、义务和具体的工作,并增加对专兼职董监事的评价。

2.建立数据信息管控机制。对公司以往未建立对参股股权投资在不同阶段信息一体化管理的工作机制,参股股权投资过程中会计记录的完整性和可控性不足,不易被独立第三方验证。公司对子公司的运行情况的掌握主要依靠派驻人员工作汇报的方式收集信息,反映速度相对滞后,采取了健全投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公司对参股股权投资项目一体化、全流程、高效化、协同性管控和建立健全参股股权投资在不同阶段分类下(基建期“投资、工期、质量”及经营期“预算完成率、收益、返利”等倾向性、趋势型的“发现”、剖析和风险预警型识别提示)的信息管理工作机制。

3.加强“或有风险”管控。对公司以往参股子公司发生各类安全、环保事故时,董事、股东意见表达合规性不足时可能会使股东面临社会责任或有风险、兼职董监事“脑延伸”功能发挥不充分等使公司“或有风险”几率加大的现象,采取了加强风险管控机制建设,即健全公司投资管理风险、派驻人员廉洁风险、企业“或有风险”应对机制;建立健全企业经营风险管控机制;管理人员履职风险监督机制;社会责任“或有风险”预警应对机制和加强对股权企业同公司法人间的信息与沟通机制暨公司预警型风险识别提示机制规范性分析。

三、结束语

员工兼职履职报告范文第6篇

(一)进一步完善培训保障制度。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务必把地方人大代表培训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制定届内培训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增强培训工作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地方人大代表所在单位对代表参加学习培训,应予以保障。使地方人大代表培训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的轨道。

(二)进一步完善考核制度。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务必建立和完善地方人大代表学习培训考勤、考核制度和学习培训档案。把地方人大代表在任期内参加学习培训情况纳入代表述职、接受选民和选举单位监督的重要内容,并将代表学习培训与本单位工作考评挂钩,与代表评先评优结合,激励代表参加学习培训的内在动力。

(三)进一步完善培训网络。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务必建立梯形培训网络,明确重点,分级指导,分层培训。上级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基层人大代表培训工作的指导,制定地方人大代表学习培训大纲,编写地方人大代表学习培训教材。建立地方人大代表培训基地,为地方人大代表学习培训提供稳定的场所。充分利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工作经验丰富、思想理论水平较高、业务能力较强的优势,发挥他们在地方人大代表学习培训中的作用,并根据需要聘请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讲授有关课程。逐步形成起一支适应地方人大代表培训工作需要,高水平的专、兼职培训师资队伍。

(四)进一步完善培训内容。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务必在地方人大代表当选后,根据不同阶段的工作内容,届内科学合理安排每个代表参加以下的学习培训:

1.任职学习培训。任职培训是新一届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之后举办的基础性学习培训。通过任职学习培训,使地方人大代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代表的性质、地位、作用及其权利、义务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与认识,尽快进入代表角色,树立代表意识。任职学习培训以集中培训为主。任职学习培训的主要内容:(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理论和宪法基本知识;(2)人大代表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权利、义务;(3)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规程;(4)地方人大常委会职权的内容。

2.履职学习培训。履职学习培训是地方人大代表在参加本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的履职期间内,为全面履行人大代表职责而组织的应用性学习培训。通过履职学习培训,增强代表执行职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代表进一步掌握履行职责的方式和内容,掌握履行职务的手段和程序等,从而提高代表的履职能力。履职培训的主要内容:(1)宪法、代表法、地方组织法、监督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履行代表职责必需的法律法规知识;(2)怎样审查本级市人大常委会、本级人民政府、本级中级人民法院、本级人民检察院等工作报告;(3)怎样审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及预算;(4)质询案、罢免案、选举案的提出和处理;(5)代表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的提出及处理;(6)开展闭会期间代表如何行使职权,开展活动。

3.专题学习培训。专题学习培训是针对本级人大代表履职需要和形势发展,有针对性地组织的单项学习培训。专题学习培训可通过书面辅导、专题讲座、观看录像或光盘等方式进行。专题学习培训的主要内容:(1)中央和各级党委关于人大工作的意见或要求;(2)地方各级党委中心工作和政府重点工作;(3)本级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执法检查、集中视察、专题调查、部门工作评议等重大活动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4)地方人大代表如何履行职责,如何发挥作用;(5)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专题;(6)新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

(五)进一步改进学习培训方式。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务必针对代表兼职性、本职工作任务重和工作地点分散、时间紧的特点,切实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坚持集中培训和分散学习并重。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着重抓好人大代表集中学习培训,系统地学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知识和代表相关的履职知识,这是提高代表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的主要方式;在集中学习培训之外,指导并支持代表小组和代表个人学习,做到集中辅导与分散自学相结合,使学习培训成为代表

工作的一项重要的、经常性的内容。 2.坚持系统培训和专题培训并重。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除了抓好代表有关人大制度理论、法律法规、党的方针政策等全面的知识培训外,还应就某一专题,聘请专家学者进行重点辅导,或者邀请本级和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专业人员从人大工作的政策性、方向性上进行辅导,或者聘请本级人大有经验的代表从实践性、操作性上进行宣讲,增强学习培训工作的针对性。

3.坚持理论学习与具体实践并重。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务必加强对代表学习培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履职中遇到的一些具体、疑难问题,要促使代表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分析、解决,巩固所学知识、提高代表参加学习培训的积极性和增强做好代表工作的自信心,不断增强地方人大代表学习培训实效。

4.坚持传统培训与网络培训并重。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加强传统培训的同时,应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提高代表学习培训的效率。利用中国人大网以及地方各级人大网站的网络平台,开设代表学习培训的网上视频等网络课程和专题讲座;在网上提供地方人大代表履职的基本知识,供地方人大代表自学;建立地方人大代表履职网上论坛,搭建地方人大代表履职经验交流、共享信息的平台,努力提升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履职能力。

(六)进一步改善培训条件。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进一步改善培训条件,为持续开展地方人大代表培训工作创造良好物质基础。培训机构、师资、教材、经费等都是代表培训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1.在机构方面。要加强领导,对培训机构设置进行统一要求并制度化、规范化。地方人大应建立专门的代表学习培训工作机构,以保证地方人大学习培训工作的正常开展。

2.在师资方面。应采取与党校联合办学的办法,长期聘请高等院校专家学者、人大代表、代表工作经验丰富理论扎实的工作人员为兼职教师,组成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促进代表学习培训工作规范化、专业化。

3.在教材方面。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教学中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力量编写切合地方人大代表的实际需求,富有可操作性的培训教材。

员工兼职履职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工作;履职成效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9-0110-03

作者简介:潘国红(1966-),男,江苏启东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研究生,江苏省启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研究方向:选举与人大制度理论。

陕甘宁边区政权由参议会和政府两部分组成,分边区(相当于省)、县(市)、乡(有的地方称村)三级。边区参议会是边区权力机关和民意机构,是边区人民参与国事管理、实现当家作主的主要组织形式。边区参议会依法保障参议员行使职权,积极探索参议员履职途径,提升了参议员工作实效,充分发挥了参议员的主体作用和民意代表作用。边区参议员密切联系群众,依法履行职权,积极参与国事管理,使参议会在发展民主、团结民众、巩固政权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成就为世人瞩目,也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参议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方面,本文拟对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的工作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对当前各级人大代表的工作提供借鉴。

一、参议员的产生经由公正且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强化了参议员的民意代表性

1937年5月12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提出了“采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的选举原则。[1]“普遍”是指选民“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之区别”,除了汉奸、判刑被剥夺公民权利和精神病患者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是指各级参议员都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无中间环节。“平等”是指选民在边区政权选举中享有平等权利,一人一票,效力相等。各级参议员每一名议员所代表的人口大致相等。无记名,亦称“秘密”,是指选民在选票上只写出被选人的姓名,而不写自己的姓名。识字的选民采取划票法,识字较少的采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则采用投豆法、烧洞法等。

参议员的产生经由公正且具有竞争性的选举。一方面选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愿在竞争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竞争性的选举对当选者形成了很大程度的监督和制约,使其不得不谨慎行使选民赋予的权力,听取并传递民意,而不敢,损害选民权益。边区参议员候选人的提名,采取各抗日党派、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一定数量的选民联署推荐三种方式。正式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名额,边区和县参议员的候选人数比当选人数多两倍,乡村候选人数规定为当选人数的两倍,进行差额选举。候选人名单提出后,由选举委员会张榜公布,让全体选民讨论批评,决定取舍。在选举活动中,候选人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同台阐述,并接受选民的咨询、提问。台下百姓尽可对候选人品头论足。县和边区的参议员还可通过集会和媒体为自己拉票,进行竞选。竞争性选举保证了选民更直接地行使民利,保证了选民意思表达的自主性和真实性,也有利于候选人与选民的互动交流,有利于选民与参议员之间的相互负责与监督。

竞争性选举极大地提高了广大选民的参政积极性,陕甘宁边区1931年、1941年、1945年的三次普选中,参选率逐次提高:第一次达70%以上,第二次达80%以上,第三次达82.5%。1940年晋察冀边区7个县的选举统计,参选率达81.4%。[2]

优化参议员构成,扩大参议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从党派看,为改变在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机关里共产党员的“清一色”现象,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3]从1941年开始,边区各级参议会的选举和边区各级政府的行政工作人员都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了选举和调整,吸收了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参与到参议会和政府中来。从阶级阶层看,三次乡、县到全边区三级的民主选举运动中,当选的参议员不仅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商人、地主、名流学者和自由职业者、宗教界人士、外国友人等,自然科学院、东方民族代表会、学生联合会、华侨联合会等团体也有人当选参议员。[4]从男女性别看,边区政权重视鼓励妇女参政,规定妇女当选人数应占有一定比例。边区政府发出通令,各级议会选举,应尽可能达到妇女参议员占百分之二十五。从民族构成看,在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少数民族具有平等的选举权,且在选举区域和选举参议员的人数比例上有特殊的倾斜。1939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少数民族有法定人数五分之一以上者,单独进行该民族居民之选举,得选出正式议员一人。”[5]参议员的结构优化,保证了各个不同利益群体都有适当数量的参议员参与参议会,或者说选出的参议员能够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最大程度地增强了边区民主政权的合法性、包容性和适应性。

二、积极立法,为参议员履职提供法律保障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于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召开,标志着边区参议会制度正式确立。边区参议会先后召开过三届四次大会。参议会历次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议规程》等法律文件,以及有关会议文献和的指示决定等,就参议员和参议会的职权、议事程序作了规定,其立法宗旨是充分发挥参议员和参议会作用,保障参议员和参议会行使职权,保障人民实现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利。

参议员和参议会具有重大职权。1943年4月25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各级参议会为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政府服从各级参议会之决议。”[5]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正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明确规定了边区参议会的职权:“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之公务人员,创制及复决边区之单行法规,批准关于民政、财政、粮食、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计划等各项计划,督促及检查边区政府执行参议会的决议,决定边区应兴应革之重要事项等。县和乡市参议会也拥有类似之职权。”[5]

参议员的言论自由权得到保障。《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各级参议会议员在议会中之言论及决议,对外不负责任。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修正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各级参议员在任期内,除现行犯外,非经各级参议会或常驻委员会之许可,不得逮捕或罢免。这次大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议规程》也同样作出规定,参议员在会议内自由发表言论,不受任何限制。

群众议员和非党参议员的发言权得到保障。在参议会中,官员参议员由于自身地位的优势往往掌握着话语权,而群众议员的发言机会比较少,不利于各方意见的充分表达。为此,《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在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大会上“不让小组会及大会上的发言人多数属于官方的干部及少数名流人物,而要使得纯百姓议员代表无话不说无意见不讲,一变去年干部发言占多数的偏向”。[5]林伯渠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的筹备讲话中,要求参议会中的共产党员“与非党人士团结合作的方法要采取诚恳的态度,要和非党参议员好好地商讨,各种问题要避免那种摆老资格的态度”。对参议会上非党参议员的批评,“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不应掣肘他,而要启发他,帮助他,在参议员分组讨论的时候,要他们有话说,假使两百人只有政府工作报告和党员讲话,非党员就不讲话,那像什么呢?”[5]群众议员和非党参议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可使政府得到更多真实情况的反映。

三、重视教育培训,提升参议员的履职意识和能力

参议员履职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必须通过严谨而富有成效的教育培养才能实现。在陕甘宁边区,“老百姓在官治下压迫久了,虽然受了民治洗礼,但一般的文化尚未普遍提高,尚没有养成反抗非民主的的认识与能力。”[5]所以,提高参议员的民主认识和参政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提高议员参政议政意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前,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边区参议会开会至各县信》,强调每个议员要认清自己的责任,“边区参议会是一件大事,到会的议员不是参加完会就完事,而是代表全边区人民来决定边区抗日救国的大计。因此,每个议员都必先有准备,‘心中有数’。”[5]副议长谢觉哉会后发表文章要求参议员广泛联系群众,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做人民利益的代言人。通过加强职责教育,提高了参议员的履职意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参议员“以无拘束,无成见,无强制,无私情的精神,批评了政府的工作,指出了政府许多的缺点”。[5]

为参议员知情知政创造条件。知情方能出力,参政必先知政。由于时局影响,参议会很难做到按期开会,因此,充分发挥常驻会的作用就特别迫切和重要。1940年6月边区参议会开始设立常驻会,并建立了常驻会向非常驻议员报告工作制度。常驻会每隔3个月或半年,要进行工作总结,报告给各非常驻议员,对于非常驻议员的来信,常驻会必须做出答复。加强常驻会与非常驻议员之间的信息沟通,非常驻议员要经常给常驻会写信,各级参议会或常驻会要经常取得联系,边区常驻委员分工到各县各区乡出席各级参议会会议,“这样,一方面常驻会经常有新的人民意见反映;另一方面,各级参议会或常驻会互相了解工作,能取得帮助和改进的效果。”[5]为加强参议员对民情信息的了解,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检查,常驻会吸收一些参议员组成考察团,到各县各乡开展视察考察活动,了解人民实情,了解政府工作实施的效力。

指导、传授议员参政技能。提出提案(即议案和建议)是参议员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途径。中共和边区参议会对参议员如何提出高质量的提案进行了具体的指导。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大会通过了12件重要提案,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400余件具体的提案,但是,由于缺乏指导,提案“未能集中在几个中心问题上布置,展开讨论,以致提案多而乱,浪费时间精力”。[5]为提高提案质量,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开之前,中共西北局给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提出“鉴于去年大会提案多而不精”的状况,要求“各县应好好准备提案,择几个中心的提案,收集充分材料(有实例说明),提出具体办法(不只是原则的)”。提案“要能反映多数的下层意见,要在议员小组或常驻会上民主讨论(不是党包办)”。[5]《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强调了提案提出的原则即重大性、普遍关注和可行性,社论指出“大会的提案,应该是大的,有原则性的”,“不要提得太零碎。要根据事实,切合老百姓需要的提案,通过了,便能按着行得通”。[5]由于对议员提出提案作了具体的指导,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参议员们不仅对政府工作报告作了审慎周详的讨论,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切实可行的提案,有力地推进了参议会和政府的工作。

四、搭建履职平台,提高闭会期间参议员履职成效

参议员履职包括参加参议会会议和闭会期间开展经常性参议活动两个途径。由于大会会期较短和参议员的“兼职”特性,参议员履职大量的是在闭会期间进行的。闭会期间的参议员活动,是参议会不可分割的整体和延续,是参议员履职的重要部分。在参议会闭会期间,参议员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传达参议会通过的决议、纲领。各级参议会闭幕以后,参议员必须向自己的选民传达大会精神。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闭幕会上,参议会要求参议员把参议会的各种决议,“用最通俗的、群众最容易懂得的言语,传达给全边区的人民”,“必须向着自己的选民传达大会的一切决议,要求大家起来研究与拥护,一次传达不够,来二次三次,有机会就说”。[5]二是检查督促各级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参议会闭会期间,参议员要“帮助与检查、督促各级政府的执行及其执行程度”,保证参议会的决定具体的实行。[5]三是联系群众,集中群众意见。参议员要深入基层和群众,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做群众利益的代言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闭会后,副议长谢觉哉发表文章指出,“边区参议员代表民众而来,又回到民众中去。除尽个人应尽义务外,还应经常把所看到的:如公务人员溺职或执行不力,民众中有何疾苦与隐情,民众中有何新的意见,随时告诉边区参议会常驻会以便通过政府使之实现。”[5]

为了更好地联系群众,许多地方成立了议员小组,将参议员与所属辖区的选民联系起来。“把每一个议员应该管辖的居民固定起来,使居民与议员发生密切的联系,征求居民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充分发挥议员的作用”。“每县的边区参议员应组成小组,两个月会商一次,汇集意见,送边参常驻会审议,转达政府。”“这不仅为着时局紧张,减少劳费,而是使得参议员经常和人民联系,使得常驻会经常和各参议员联系,使得召集的大会或代表会更有准备和更有效果。”[5]各议员小组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那里的公务人员是否称职,法令是否执行,有无违反人民利益的坏例子及其能帮助人民的好例子,上级是否来检查过或深入检查过工作等情况,然后将各个方面的意见综合起来,形成符合实际的提案提交各级参议会。

五、加强选民监督,推动参议员认真履职

权力不加监督和制衡,就会滥用和腐败。同样,选民对于其权力委托人和政治代表人――参议员也要实施监督和制约。选民对各级参议会参议员的监督制度原则体现在边区历届参议会制定的宪法性法律文件中,具体监督制度安排则集中在三个《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中,监督的主要形式是检查参议员工作、候选人竞选和选民行使罢免权等。

参议员向选民报告工作是选举的一项必备程序,同时也是选民监督参议员的重要途径和方式。《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第三条明确规定,“各级代表对选举人负责”。[6]“一般是在选举会上先由上届政府向选民作详细的工作报告,说明政府法令的执行及去年参议会的提案的执行程度,哪些做了,哪些没有做,什么原因等等。要报告参议员的工作,哪一个尽职,做得好,哪一个不尽职,做得不好等等,发动老百姓来热烈地讨论。”[7]在选举运动中发动选民检查批评政府工作和参议员工作,“不仅发现了问题,而且知道了人民对什么满意,对什么不满意,今后应努力的方面是什么,为我们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认识好人、搞好自治打下了基础。”[8]这是选举(法定改选)前的检查,而选举本身又是一种最直接最彻底的检查监督方式,称职继续当选,不称职则肯定落选。通过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让选民更好地了解候选人的能力和工作成绩,在选好参议员的同时也监督了参议员,促使参议员对选民负责,认真履行职权。

边区选举条例赋予选民对参议员的强力监督权――罢免权。“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这是真正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对于一切代表会议都是如此。”[9]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和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均规定:“各级参议员在任期内如遇有不称职者,得由该级各参议员之法定人数十分之一以上之选民提议,经由该选举单位投票罢免之。”[6]“边区各级参议会与政府,是老百姓选举的,但做得对不对,应该向老百姓报告,请老百姓检查,看要你不要。”[10]

结语

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工作的宝贵经验,对当前各级人大的代表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他们履行职务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权力机关作用的发挥和人大制度优越性的彰显。我国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等法律对人大代表的权力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近年来,人大代表在参政履职、建言献策等方面的能力不断提高,代表作用的发挥也越来越好,但仍有一些代表不愿履职、不会履职、不敢履职,部分代表成为了“挂名代表”、“哑巴代表”,与宪法法律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党的十提出了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增强代表依法履职能力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指出,要加强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借鉴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工作经验,进一步健全代表工作机制,密切代表与群众的联系,推进代表履职监督,提升代表工作实效,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作用和制度优势。

参考文献:

[1]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243.

[2]刘政.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运动[J].中国人大,2002,(3).

[3]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742.

[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G].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133.

[5]《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G].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6]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G].科学出版社,1958.

[7]中国现代史学会.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M].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455-456.

[8]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588.

[9]列宁全集(第26卷)[M].人民出版社,1986∶314.

员工兼职履职报告范文第8篇

从2016年万科独董张利平自称因存在潜在关联利益回避表决,到今年5月12日深交所修订独董备案制度强化独董忠实履职,再到5月22日民生银行因未按相关规定聘任独董受到上交所监管关注处理,与独董相关的事件似乎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视线。

自2001年8月证监会颁布《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独董指导意见》),独立董事逐渐成为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标配。然而在此后该制度实行的16年里,从红顶独董到高校独董再到专家独董,从独董不“懂”到独董不“独”,独立董事制度暴露出来的缺陷被不少市场人士诟病。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为此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再升科技独董范伟红,瑞益荣融(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东湖高新独董马传刚,围绕独董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上市公司独董为何不“独”、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等进行探讨。

地位“尴尬”的独董

独立董事制度,是一项从国外引进的制度。然而自在国内建立以来,似乎一直面临着窘境和尴尬。

“2005年10月,立法机关把独董制度写进了《公司法》。如果从证监会《独董指导意见》算起,独董制度已经走过了16年的历程。”马传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然而,从独董制度建立之日起,人们对其议论就不绝于耳,且几乎所有与独董有关联的当事方,都对这一制度颇有微词。

马传刚分析说,“一些上市公司认为独董制度只是个工具,独董只是凑凑数、签签字、领领钱;中小股东和市场人士认为独董是个花瓶,中看不中用;监管机构也经常说,独董未能做到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独立’和‘董事’做得不到位;很多独董也常常抱怨,上市公司及大股东没把他们当回事,得不到尊重,责任太重,权力太小。”

各关联方的吐槽并非没有根据。以独立董事为例,今年3月13日成城股份因未按期披露2013年年度报告,证监会对其下发了行政处罚书,独董郑江明、姜明辉、艾勇等3人也被给予警告,并领到3万元罚单。独董艾勇申辩说,自己任职时间短,年度报告并非其所能控制,成城股份也尚未支付独董报酬,从权利义务对等角度来说,其未享有权利,应减免责任义务。这种说辞似乎不是没有道理,但证监会并未采纳认可。

与以往在类似事件中独董只受到警告等行政处罚不同,这次对独董进行了罚款,独董的责任认定在加强。事实上,今年以来,有关加强独董监管的信号也频频出现。

5月22日,上交所对民生银行在信息披露、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的违规行为下发了监管关注函。其中比较严重的是民生银行没有按照相关规定聘任独董:其一,公司董事会由18名董事组成,按规定应聘任至少6名独董,但实际独董仅3名,且长期未能补充;其二,这3名独董中有两名任期超过6年,违反独董任期年限规定。

在此之前的5月12日,深交所修订了2011年以来实施的独董备案办法,进一步细化了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的相关要求。这被不少市场人士解读为监管层在独董制度方面监管将趋严的信号。

更早之前的5月4日,上交所公告称,旗滨集团独董周金明在股份买卖方面存在违规事项,对其公开谴责,并通报湖南省政府,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不过,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监管层对独董制度缺陷的修补以及对违规公司和独董的轻微处罚,很难从根本上阻止上市公司和独董违规现象的发生。据相关统计,独董违规主要表现为内幕交易、超限兼职、兼职不报和隐瞒不报等行为。

“任性”的独董津贴,差距近2000倍

独董的津贴一直被市场关注,也被认为是影响独董积极性和独立性的重要因素。范伟红教授告诉记者:“独董津贴很重要,津贴过高势必影响独立性,津贴过低又不能覆盖履职成本,不符合市场规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Wind资讯数据,对3115家上市公司2016年的独董津贴进行了统计分析:这些公司总共支出独董津贴7.85亿元,平均每家公司支出津贴为25.21万元;从单个公司的独董津贴支出来看,中国平安支出394万元,位居第一;从独董人均津贴来看,分众传媒以69.24万元位居第一。

总体分布来看,有2790家上市公司独董津贴支出在10万元~49.99万元,独董人均津贴在1万元~10万元的上市公司有2580家。

分行业来看,无论是每家公司独董津贴支出,还是每家公司独董人均津贴支出,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均位居前列。

在2016年报告期内,共有8923名独董领取津贴(不包含0元)。如果不考虑一人兼任多家公司独董情况,曾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郑海泉在民生银行所领取津贴为95万元,位居A股独董津贴第一名;大华会计师事账合伙人叶金福和上海汇石投资董事长王晋勇在利亚德所领取津贴仅为500元,垫底A股独董津贴;最高独董津贴是最低独董津贴的1900倍。

根据《独董指导意见》,“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发现,大多数的独董在不超过5家上市公司任职,不过,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也有个别独董违规兼职超过5家上市公司的,如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教授邵瑞庆兼职6家公司独董,包括城投、东方航空、华域汽车、广聚能源、凯众股份和第一医药。

如果考虑一人兼职多家公司独董情况,北京华明富龙财会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葛明从分众传媒和中国平安两家公司领取津贴137.48万元,位居A股独董津贴第一名;中兴财光华会计事务所丁小银在*ST智慧(601519.SH)领取津贴为600元,最高独董津贴是最低独董津贴的2291倍。

在《独董指导意见》中,对津贴有简单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董适当的津贴。津贴的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订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年报中进行披露。”

不过,有一些专家认为,这项规定存在很大缺陷,“一是对于独董的津贴问题缺乏强制性规范,而是交由公司自行处理;二是规定模糊,对于独董津贴的支付形式、来源及标准等问题缺乏统一规定。”

独董提名的“熟人机制”是祸根

独董不“独”被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是独董制度的缺陷。在范伟红教授看来,除了津贴会影响独董不“独”外,独董选任、独董地位、独董权威性和执业上的规范性等都与独董的独立性相关。

范伟红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无论是盛极一时的官员独董,抑或是高校独董,还是专家独董,都没有改变提名上的熟人机制。尽管经过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选聘表决程序,但根据‘由谁选任,对谁负责’的选举逻辑,独董履职的独立性还是会受到一定影响。人家控股股东或董事长请你来,你若把独董做成‘对立董事’,至少面子上会有顾虑。”

因此,范伟红向监管层建言,“可将独董归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管理,改选任制为委任制,按照行业地区建立独董花名册,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委任并统一收取上市公司独董费,这样一来,一方面能强化独董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另一方面,也能解放独董的束缚和顾虑,让独董真正独立履职。让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统一独董这一服务手段和服务途径,加强对独董的服务与监督也是顺理成章的。”

高明华也认为,当前对独董制度的修修补补起不到多大作用,“长效的解决办法是建立董事会备忘录制度。该制度是把董事会集体责任转化为个人责任的制度,即每次董事会上,都要求董秘把每位董事的发言、投票、会前与其他董事和相关者(如股东、员工等)的沟通、是否做了可行性报告等行为都记录在案,并经每位董事核实无误后签字。这样,一旦决策出现错误或失误,可以判定谁负责任以及责任大小。需要注意的是,对责任的处罚力度要足够大,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三重责任,要使每位董事认识到违规、犯错的成本很大,不值得。”

他还呼吁,“独董要更多地来自经理人市场,市场要透明,这样的市场具有信号传导和惩戒作用。减少从退休公务员、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学者中聘请独董,因为他们不能受经理人市场约束,干不好退出,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影响。职业经理人担任独董,做好了有利于他们的职业发展,身价上涨,而做不好则不利于他们的职业发展,身价会大跌,甚至不得不退出理人市场。”

员工兼职履职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信社总部;授信管理;问题分析;改进建议

农信社由原有两级法人改革为一级法人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授信业务也得到了快速增长,资产规模、质量不断扩大和提高,不良率持续下降,这与法人总部加强授信管理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向深层次推进,原先在经济景气时期开展的与农信社传统“小额、流动、分散”经营原则相背的大额授信业务的风险已不断显露,潮退石出,新发生大额不良授信业务大幅上升,已严重威胁农信社的健康发展。由于总部相关部门、岗位、领导均直接参与大额授信业务调查、审查、决策等工作,这也暴露出了农信社总部授信管理工作仍存在较多突出问题亟待改进。

一、存在问题分析

(一)法人治理在授信管理中作用落实不到位。近年来,在银监会的大力推动下,农信社“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基本完善,但是“三会一层”在授信管理中如何发挥作用、承担什么责任还不是很明确。理事会给经营层授信审批管理中的授权并不充分,更多是理事长个人对经营层高管的授权,授权很大程度由理事长个人决定。显然,理事会的授权已流于形式,而监事会在法人治理中的职能已弱化为了承担内部稽审工作,在授信管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理事长具有所有者代表和经营者双重角色,在法人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无法得到监督和约束,这为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产生提供了可能,使得垒大户、傍大款,发放大额授信业务冲动不减,也造成农信社总部授信管理规范难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二)组织、流程不完善,部门及岗位职责不清。一是农信社在较长一段时期,由于总部审贷不分,授信业务拓展与管理职责均归口业务部门负责;即使在银监会要求农信社成立风险管理部门之后至今仍有农信社继续延续归口业务部门管理的做法。二是一些农信社“重授信拓展,而轻授信管理”现象,为缩短授信业务审批链,在流程设置上随意性大,不再设置独立风险审查岗,造成流程严重不合理。三是由于风险管理部门介入授信政策的制定、风险审查等职责还不明确;部分农信社以业务拓展为由,不断弱化风险审查职能,造成风险审查流于形式,专业性不够。四是一些农信社总部业务部门不开展对大额授信的现场复查或复查流于形式不提供书面报告,而即使有风险审查,但仍以业务部门意见作为审查意见,不提供独立的风险审查报告;其他岗位也多是提风险、提建议以规避责任。

(三)总部授信审查委员会运作很不规范。一是授信审查委员会定位不准确,不能很好落实授信业务决策的议事机构职能,以及发挥对有权审批人进行制约以及提供智力支持的作用;而成为为有权审批人决策提供免责借口的“集体研究机构”。二是审查委员会成员组成结构复杂,出现了选自己人、以职务代替资格、风险审查岗重复参与审查等凑人数现象,部分审议人员专业水平低、责任心也不强。三是在审查委员会运作方面,时常出现审议提出突然、时间急,无法确保审议人员深入了解审议的授信业务情况;审议时存在“一言堂”审议、授意审议、以投票代替专业审议等具有道德风险、非科学化的审议操作;存在审议记录不详,签字不全,责任无法落实,审议流于形式现象较为普遍。

(四)总部授信相关岗位责任人的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现有农信社总部由原来为乡镇法人信用社提供授信管理咨询服务的县(市、区)级法人转变而来,大多数管理人员一直以来带有授信业务产生风险与本级无关的思想,造成部门、岗位、高管责任意识不强。二是农信社总部授信相关部门在授信管理中的责任与基层分支机构的责任划分不科学,出现不论总部是否有直接介入授信业务操作流程中,绝大部分或全部责任仍是由基层分支机构承担的现象,造成总部有权力决策但不需承担过多责任,权利与义务不相匹配。而在现实中,基层分支机构对大额授信业务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很多大额不良授信业务风险产生原因,与总部相关部门、高管履职不到位是分不开的。目前,农信社在授信业务追究责任方面,有权审批人多是只追责到基层分支机构负责人,而“责不上高管”现象十分普遍,除非案发。

二、改进建议

(一)落实法人治理要求,防止内部人控制问题产生。一是理事不得以任何形式获得农信社授信,包括为其他客户担保(防止变相获得授信),防止利益被绑定,确保履职超然。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农信社理事在授信管理中的责任,加强对授信有权审批人履职的监督;要以各理事所拥有同等量股权若干倍数金额为限,为理事会给经营层的授信授权提供担保,倒逼理事会发挥作用,解决农信社长期以来内部人控制问题。二是要实现所有者代表与经营者两种角色相分离,实现理事会对经营层在授信管理方面的充分授权,对于超授权权限的,要召开临时理事会进行决策,理事长要代表所有者把好方向、做好监督。三是除理事会、监事会加强对经营层各级有权审批人的审批权的监督外,还要明确经营层授权人对受权人的监督责任,形成对授信审批权矩阵式监督,确保有权审批人正确履职。

(二)落实审贷分离制度,提高总部授信管理专业化水平。农信社授信业务经过多年发展,已成规模,原有统一由业务部门承担授信业务拓展与管理的粗放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要求。在当前经济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做好授信行业、客户的科学化选择,以及授信业务涉及宏观、微观风险的专业化管理,已是农信社总部迫在眉睫要做的工作。落实审贷分离制度,重新梳理总部授信流程和部门、岗位职责,形成既兼顾流程效率又发挥部门职能的矩阵式精细化管理模式是目前农信社授信管理变革的一种现实选择。总部业务部门应专职地承担起授信业务工作执行职能,并向专业化的营销拓展方向转型;有条件的农信社可将职能制业务部门改制成准事业部制,承担起面向客户、富有竞争力的营销体系建设的责任。风险管理部门应专业化地承担起授信管理工作职能,进一步完善授信风险垂直管理体制,对授信实行统一管理。两个部门在授信管理中应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不得相互替代。

(三)强化风险管理部门在授信管理中的事前、事中的作用。一是风险管理部门要设立风险经理岗位,专职开展风险审查工作;也可派驻其他部门(含业务部门、基层分支机构等)开展风险审查工作;对不同等级的风险经理只能开展审查能力范围内相对应风险程度的客户及授信业务,低等级的风险经理不得审查高风险的客户及授信业务。二是风险管理部门要承担起分支机构授信审查、放贷审核岗位的培训指导与条线管理工作,要定期收集各级风险经理在审查中发现的风险、问题等,及时做好通报提示与培训工作。三是对于有条件农信社,风险管理部门可下设授信审查审批中心,建立不同等级的独立审批官专家库,通过单人、双人、会审、会议等形式,履行专业(专家)审查、审议、审批职责。四是风险管理部门要与业务部门一起做好授信调研工作、具体牵头拟定授信政策,按区域、行业、贷款品种等维度建立风险限额管理,并落实执行、开展检查。

(四)规范授信审查委员会工作,切实发挥审议职能。一是委员会成员必须明确准入条件,实行资格管理,不能以行政职务代替资格;要建立审查委员会专家库,确保委员会审议的专业化。二是要明确委员会成员的审议职责以及主任委员的会议召集职责,主任委员不得由审议涉及授信业务权限内的有权审批人担任,防止有权审批人操控审议会议。三是审议前,委员会秘书要提早将关键材料及总部相关部门的报告等材料发给各参会审议人员,确保审议人员有足够时间进行独立审查。四是对于上会审议的授信业务必须由调查评估岗、授信审查岗相关人员到席参会并回答有关质询,确保审议不变成对资料的审议。五是有权审批人必须列席本人审批权限内的授信业务的审议会议,确保有权审批人能倾听多方意见、客观决策。六是审查委员会还应加强对业务拓展、授信管理、风险评估、制度建设以及授信的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切实发挥自身作用;此时参会人员可扩大至委员会专业成员(专家)库全体人员。

(五)要建立阳光高效、风险可控的总部授信管理操作流程。一是农信社总部要建立起“阳光透明”的授信审批流程,各岗位要将授信业务的受理时间、顺序、办结时限等进行内部公开,确保“机关为基层服务”理念得到落实。二是要建立“风险到我为止”的风险控制办法,审批流程中的前一手岗位要尽责履职,有责任加强对授信业务进行分析评判,对于已发现的风险要进行排除或要求前一手采取弥补措施化解,不得因未尽职而将风险传给后一手,相反,对于前一手授信工作岗人员未尽职的以及已揭示的风险未排除或未采取措施化解的,后一手要拒绝并退回,对于未拒绝并退回的,并继续让审批流转下去的,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三是稽审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总部授信管理运行机制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对于基层反映的问题,要加大查处力度。

(六)提高总部授信工作人员素质与岗位要求的匹配度。一是农信社总部要根据授信管理组织体系建设要求,对授信工作相关部门内设岗位进行定岗定编,明确授信工作岗位的准入资格以及退出条件,对授信工作相关岗位全部实行持证上岗。二是要建立起客户经理、风险经理、审批官等职务的等级制度,根据授信业务的风险程度,由不同等级职务员工来履行相对应风险程度的授信业务审批流程岗位职责,确保员工的素质能与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标准要求相匹配。三是要建立起分类别、分层次的授信管理培训机制,总部高级别职务的员工在聘任期内必须开展对基层低级别职务员工的培训授课、交流等工作,并将其作为建议聘任、续聘、岗位调整的基本条件之一,带动全辖授信队伍员工素质的提升。

(七)明确总部授信相关重要岗位责任,切实提高责任人的履职责任意识。一是针对同一授信对象的调查评估工作,要明确业务部门调查评估岗与基层分支机构调查评估岗一样承担连带责任,其中分支机构负责人与总部调查评估岗负责人均为调查评估岗第一责任人。二是对于上报总部审批的授信业务,风险管理部门的风险审查岗责任人(含部门负责人)承担尽职审查第一责任人责任;对于多人审查的,相关审查责任人承担连带尽职审查责任。三是委员会审议人员未尽职审议,使有瑕疵的授信业务通过造成风险的,与授信审查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会主任委员要对审议会议的顺利召开负责,监督人员要对审议会议的程序、所有参会人员履职、相关入档材料的完整性等进行监督,对于履职不到位的,要进行更换,并承担相应责任。四是有权审批人要结合受权人的风险管理能力等来进行分级授权,对于受权人履职不到的,要及时收回全部或部分审批权限,防止风险扩大,对于授权人过度授权或监督受权人不到位的,要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有权审批人审批的授信业务产生不良率超过不同容忍值的,上一级有权审批人必须给予关注、调查、任中审计、收回权限、追究责任等措施强化责任监督。

员工兼职履职报告范文第10篇

2006年10月,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明确了我国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目标,督促银行业加强合规文化建设和合规风险管理。从我国基层商业银行执行情况看,各银行机构均能按照监管部门及上级行的要求,从加强合规宣传、开展员工教育培训、完善合规组织架构入手,采取诸多措施推进合规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一)合规部门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目前,我国基层商业银行包括政策性银行、各国有商业银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分支机构等非法人银行机构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联社)等法人银行机构。从基层商业银行合规部门设置情况看,主要有二种模式:一是设立单独的合规部门,主要是一些已经改制后的地方法人银行机构,如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少数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二是与相关部门合署办公,一般与法律、内控或监察等部门合署办公,也有少数将合规职能放在办公室,这些模式多见于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邮政储蓄银行分支机构以及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从人员配备情况看,设立独立的合规部门的机构均配备了专职合规人员,一般在3-5名左右;而未设立合规部门的机构,有的配备了1-2名专职合规人员以及少数兼职人员,也有个别机构均为兼职合规人员;从绝大多数银行看,合规人员数量一般占全行总人数的比重在1%-2%,最高的达到5%左右,合规人员配备行际间差异明显。从合规人员组成情况看,大部分从事合规管理的人员是从其他部门抽调过来,合规风险管理专业知识普遍缺乏。

(二)几种典型的组织架构及流程非法人银行机构。大部分非法人银行机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主要采用了集中化的组织结构和矩阵式的报告路线:在分行设立正式的合规部门,合规职能与法律、监察事务或风险管理职能等合一,形成法律与合规部或风险与合规部等,在各业务条线上延伸配备兼职的合规人员;在上述组织架构中,分行合规部门或人员除直接向银行高级管理层(分行行长、支行行长)报告外,同时向上级行合规部门报告。

法人银行机构。法人银行机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组织结构以分散化为主,报告路线则存在两种形式:

一种为条线式的报告路线,合规风险管理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其特点为:在总行设立独立的合规部门,在各支行、总行各业务条线配备兼职合规岗位;支行以下机构合规岗位向支行合规岗位报告;支行合规岗位向总行合规部报告,总行各部门向合规部报告;总行合规部向高级管理层报告;总行高级管理层向董事会报告。若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按照《重大突发事件报告制度》规定进行报告。

一种为矩阵式的报告路线。多见于农村信用联社,其特点为:员工向其所在信用社(部门)的合规联络员或者负责人报告合规风险;合规联络员向所在单位负责人和合规管理部门双线报告工作;合规管理部门向联社负责人和上级管理部门合规员双线报告工作;对经调查发现的异常情况或可能的违规行为,合规管理部门可绕开通常的报告路线直接向董(理)事会或其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监事会报告,必要时可随时向上级管理部门和(或)行长(主任)、董(理)事长、监事长报告。

(三)合规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

确立合规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一旦内化为员工的习惯,却可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各基层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充分认识到加强合规风险管理对提高全行风险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目前主要从三方面加强合规建设。一是落实领导机制。在监管部门的督促引导下,各基层商业银行落实合规管理领导机制,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明确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赋予合规管理部门一定的职责,并制订一系列工作制度。二是传播合规理念。各基层商业银行通过会议宣传、编写简讯、召开专题研讨会、读书班、合规演讲、征文比赛等形式多样的合规建设活动,传播合规理念;同时,加大对员工行为的考核力度,对违规行为严格责任追究,从而使“诚信、正直”、“合规有奖,违规受罚”的文化理念渐入人心。三是持续开展培训。在各地商业银行自办、请进或外出培训班的形式,邀请专家教授、监管人员或其他先进银行的专业人才,对本行高级管理人员、合规管理人员、信贷人员以及其他人员进行培训,以期达到提高合规风险管理水平的目的。

二、基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基层商业银行高度重视合规风险管理,合规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近年来,部分基层商业银行违规事件频繁发生,合规风险管理不到位的情况较突出,合规建设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合规经营理念的认知尚不适应合规风险管理的要求

主要是“合规人人有责”等合规文化理念尚未完全得到基层员工的充分重视,并内化为员工的日常习惯,而“以信任代替管理、以习惯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纪律”等不良文化具有较深的影响力,从而导致部分人员合规风险意识不强,对如何促进“合规文化建设和合规风险管理的良性互动”缺乏明确认识。体现在:一是重案件防范轻合规风险管理。不少管理人员简单地将合规风险管理等同于案件防范,对合规风险管理的特性和价值认知较低。二是对合规风险管理具体操作缺乏明确的认识。三是

如何处理业务开拓、服务顾客和控制风险的关系存在模糊认识。有的员工有意无意地在合规经营和违规经营之间打“球”,主动合规意识不强,被动合规行为居多。

(二)现有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制约合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一是法人银行机构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尚不健全。

近年来,中小法人银行陆续实施了包括授权授信、审贷分离、内部审计等在内的一系列风险管理措施,风险管理能力得到了强化;但作为风险管理重要传导载体的组织系统仍较薄弱,集中统一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的基础还很不稳固,风险管理政策的推行及业务操作还缺乏纵横贯通的组织网络和结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合规风险管理部门与相关业务部门职责关系界定不清,职能交叉重叠,存在管理盲区。这种风险管理体系的不健全,不仅抑制了以此为依托的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更阻碍了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战略思想的实施。二是非法人银行机构在合规风险管理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融合方面尚缺乏有效手段,制约了合规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部分非法人银行机构虽然对合规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但是在如何处理合规风险管理和其他风险管理的关系、如何将合规风险纳入到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缺乏系统性的手段,“就合规论合规”的现象比较突出。

(三)合规人员数量及素质尚不能满足要求其一,专职人员少、兼职人员多。

当前大多数基层非法人银行机构合规人员占各行总人数的比例在1-2%左右,但从具体情况看,专职人员较少,个别行专职的合规人员仅有1人,甚至无专职的合规人员。由于合规人员大都为兼职人员,在工作开展中存在顾此失彼的情况。其二,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专业人才匮乏。据了解,目前基层商业银行精通法律、风险管理、信贷、财务、计算机等业务的复合型的合规管理人才较少,因此职责难以进一步细化,真正落实合规风险管理建设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难度。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人才缺乏的现象尤为突出。人才不足限制了合规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重定性计量、轻定量监测”、“重事后管理、轻前瞻性分析”、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普遍存在。

(四)合规风险管理方案仍处在向“流程中心”转变的初级阶段

大型金融企业和小型金融企业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合规方案正由“以任务为中心”向“以流程为中心”转变,以流程为中心的合规方案要求将合规建立在持续测试和验证的基础上。但非法人银行和区域性中小法人银行仍然处在从“任务中心”向“流程中心”转变的初级阶段。由于没有明确、科学的计量模型充实到合规风险管理流程中,流程化的合规风险管理方案没有正式确立,导致合规风险管理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在合规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认识误区,比如“重案件防范轻合规风险管理”、“重合规宣传轻实务操作”等现象,大多与此有关。

(五)合规部门职权和考核体系独立性不足影响履职主动性

有效的合规风险管理应当赋予合规部门独立于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的工作权限,包括独立的报告路线、独立的调查权力及独立的绩效考核。但是,从基层商业银行的合规建设情况来看,不甚理想。一是合规部门缺乏独立调查权。大部分基层商业银行合规部门对于内部可能存在的合规风险尚不能完全独立地开展有效的调查,合规部门履职浮于表面。二是独立的、系统化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尚未建立。对合规部门和人员考核仍然主要集中在案件防控方面。上述两方面原因的存在,导致基层合规人员缺乏加强合规风险管理的内在动力,被动合规现象突出。

三、加强基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重视合规文化建设,加强与合规风险管理的联动

合规文化建设与合规风险管理一脉相承、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合规文化建设,要在全行上下推行诚信和正直的道德观念,强化“合规人人有责”、“主动合规”、“合规创造价值”、“合规与监管有效互动”等理念、意识和行为准则;同时,必须深入探索合规风险识别、计量、评估、监测的有效模型和手段,强化合规风险管理的科学性。此外,应加强同质同类比较,开展合规建设交流活动。在非法人银行机构和法人银行机构之间开展形式多样的合规交流活动,加强同质比较,总结先进的合规经验,改善合规建设薄弱环节。

加强合规制度建设,完善合规运作机制

一是探索合规建设与全面风险管理相融合的方式、方法,搜集合规风险管理的相关数据,提高识别、计量、评估、监测和报告的水平;二是完善合规风险报告路线,重点是合规报告内容、范围和路线。在总行制定相关制度的情况下,结合本地实际,明确合规部门的报告路线、范围、内容和频率。三是确立合规部门的考核和合规问责制度,明确合规绩效考核指标,提高合规部门在全行合规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要将合规性操作过程指标纳入对基层网点负责人关键业绩指标和网点经营业绩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同时实行条线责任问责制,将基层机构合规性指标考核结果与市分行各条线职能管理部门的考核挂钩,纳入机关部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改善合规人员配备,加强合规队伍建设

一是选拔有一定资质、经验、从业经历和专业素质,能正确理解法律、规则和标准,具有诚实正直品格的人员担任合规部门负责人,提高合规工作的权威性。二是改变目前专业合规人员偏少的现状,将既懂法律又懂业务的人员、诚信与正直的人员充实到合规人员的队伍中,探索专职和兼职合规人员开展合规管理的具体方式,及时明确合规建设的成效和不足,持续改进合规建设。三是强化全员合规培训,提高一线员工和管理人员的合规能力,逐步使一线员工和管理人员具备与岗位合规要求相匹配的职业素养,不仅能时刻保持自身行为的合规,更要支持和协助合规管理部门识别和管理合规风险。

正确界定合规部门职责,确保合规工作独立性

上一篇:人才工作履职报告范文 下一篇:药品采购履职报告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