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饭堂厨师总结范文

幼儿园饭堂厨师总结范文第1篇

随着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从1970年7月之后，经北京方面批准，这些老干部及其亲属陆续返回北京。整个接待工作历时一年有余。

这次接待工作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人数多，共24户近百人；二是身份高，其中除、董必武、李富春这样的建党、建军和开国元勋外，其余也都是军队的老将军或中央各部门的老领导；三是时间紧，从下达任务到客人抵达，只有一天时间，军区、省革委会的领导人和机关毫无准备，一时手忙脚乱；四是情况特殊，这些老干部都是“”后就“靠边站”的，他们的去留等重大行动，概由北京遥控。

就广州而言，这次接待任务的来龙去脉本来一清二楚。但是，从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有人却说这些老干部是因妨碍篡权而被赶出北京的，因而他们来到广州后备受冷遇、刁难，甚至遭到软禁!这类传说不胫而走，而且越传越邪乎，听来令人发指。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传说都是无稽之谈。

如今事过37年。当年被疏散来广州的老人们，绝大部分已经作古：参加接待工作的人员也有部分去世，仍然在世的，最年轻的也是花甲老人了。死者长已矣，但是，当年参加接待工作的生者，却不愿苟活于世。他们对那次接待任务记忆犹新，对外界关于此事的某些传说，他们极端反感、愤慨，认为不但有违历史，也是在政治上对他们的莫大侮辱、陷害。他们强烈要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当年老干部疏散来广州时，笔者是广东省革委会和秘书部门的负责人之一。我虽未直接参加接待工作，却了解事情的始末，又与接待班子的多数负责人相熟，曾多次听他们谈过接待工作情况。我深感自己有责任将这个不算小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世，以正视听。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总理的指示

1969年10月19日清晨。广州北郊山区前方指挥所驻地，一片幽静。

就在六七个小时之前。接到总参谋部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名义下达的关于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第一个号令”。军区党委常委立即开会，决定由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副政委萧元礼率领精干作战指挥班子，连夜进驻郊外战时指挥位置。丁盛一夜没睡，天刚放亮，他便同萧元礼一起谈工作。忽然，秘书陈宏康跑来请丁盛到值班室接电话。

电话是亲自打来的，他通知丁盛：根据战备形势和的指示，中央决定将一批在京老干部疏散到外地，其中疏散到广州的有21户。他们将于20日乘两架专机直飞广州。对如何接待安置，布置得极为细致，他要求：这些老干部抵达时，请军区主要领导和地方的陈郁、王首道、林李明去机场迎接，然后在机场吃顿便饭，饭后稍事休息，便直接送往从化温泉安置。他还特别提示：这些老干部在广州要住较长时间，不同于以往的短期冬休，而且他们还带有家属，他们又都有工资，因此，军区和省革委会对他们的伙食都不要给予补助了。最后，他一再叮嘱：这是中央赋予的一项光荣任务，意义重大，务必做好。

放下电话，丁盛立即去找党委一把手、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传达的指示。刘兴元决定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进行研究，刘兴元在会上称这些老干部是“、送来的客人”，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曾是军区领导的老首长，困难再多再大，也要把他们接待好。他提议由资历最老的军区副司令员杨梅生挂帅，组织一个接待班子，这个班子可以直接向军区各有关单位要人要物。下达任务。杨梅生要求让李维英当他的助手。李维英是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党委办公室主任，他在军区机关不仅关系熟，而且对军区主要领导意图领会深。

最后，刘兴元特别叮嘱大家：“不要在这些老同志们面前提‘九大’的事!”――这些老干部凡是参加“九大”的。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像、李富春、张鼎丞就曾被称为“老机”，会议期间受到奚落、嘲弄。

散会之后，各有关人员立即分头进行准备工作。

刘兴元去了省革委会，找来办事组长(相当于秘书长)邵云升，交代了两件事：一是通知广州市革委会，要求其所属的从化县革委会切实做好对从化温泉的副食品供应工作：二是20日招待北京客人的午饭要吃好。邵云升马上把办事组下属的几个宾馆中接待能力最强的迎宾馆主任(经理)张长清找来，共同研究拟制了一个菜谱，又立即亲送刘兴元审查。

丁盛来广州工作的时间不长。对从化温泉情况不甚熟悉，他当天下午便叫邵云升陪他赶往温泉。在省委宾馆和军区招待所负责人的陪同下，丁盛把准备安置客人的每栋房舍都看了一遍。对发现的问题，丁盛一一提出整顿要求，直到深夜才离开温泉。

杨梅生主要是抓班子落实。接待班子设接待、医务、保卫三个组，分别由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负责组建。杨梅生要求：参加接待工作的人员。必须是政治可靠和业务、作风过硬的精兵强将；所有人员必须于次日下午到从化温泉报到。

当天下午，三个组的组长人选便都去李维英那里报到：接待组组长是管理局招待科副科长陈良顺，医务组组长是军区总医院门诊部主任刘继才，保卫组组长是保卫部警卫科副科长刘继发。

机场欢宴

10月20日一早，接待工作人员兵分两路：一路直奔白云机场贵宾楼，布置首长休息室和安全警卫工作；另一路由李维英亲自率领，赶赴从化温泉，清扫布置20多户的住房。不久，丁盛又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原定的两架专机。有一架因故需晚几天出发，今天只有一架飞往广州。客人少了，接待工作自然从容了许多。

中午1点多钟，一架苏制伊尔18飞机在白云机场降落。乘坐这架飞机的7户客人是：

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人称“红军之父”的元帅及夫人康克清，孙女一人，秘书一人，警卫员两人；

原国家主席董必武及夫人何莲芝，孙女一人，警卫员两人；

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及夫人、女政治活动家蔡畅，小孩一人，秘书一人，警卫员两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及夫人何素行；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张云逸及夫人韩碧，小孩三人，警卫员一人；

曾任铁道部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滕代远及夫人林一，警卫兼秘书一人；

曾任军事法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

上将军衔的陈奇涵及夫人卫彬，小孩一人，警卫员一人。

最先走出机舱的，看到恭候在舷梯两侧的绝大多数是他熟悉的老部下，满脸挂笑，和大家一一握手。随后走下舷梯的董必武，是广州的常客，“”前几乎每年都来广州过冬，军区和省革委会的领导人他都熟悉，这次见面自然格外亲切。

军区和省革委会负责人在休息室同客人们稍事寒暄，便进餐厅吃饭。入席后，董必武突然冲着杨梅生问道：“怎么没见刘坚?”

刘坚是杨梅生夫人。他解释说：“机关今天开会，她不好请假。”

“什么会那么重要?”董必武大声说：“叫她来!你告诉她，就说老总要见她!”

康克清也叫道：“叫她来，叫她来，她不来不热闹!”

夫妇、董必武夫妇和杨梅生夫妇有一种特殊关系：刘坚出身贫苦，性格刚强，办事有主意。她13岁参加红四方面军，15岁便当了领导下的川陕省委妇女部长，是有名的红小鬼中的高级干部。红军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率红一方面军之一部与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一起行动。杨梅生是警卫营长，他尽心尽力保卫朱老总。夫妇认识了刘坚，并对她产生了好印象，以后经他们两人撮合，刘坚与杨梅生结为夫妻。康克清在行军中得了重病，高烧昏迷，走不了路，也骑不了马，不闻不问，不好讲话，刘坚组织几个女兵，做了一副土担架，抬着康克清走了几天。救了她一命。从此刘坚与康克清情同姐妹。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原是刘坚手下的女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何莲芝与董必武结合，刘坚是媒人之一。――刘坚最终也没来机场，以后她专程去从化温泉看望了、董必武夫妇。

餐桌上摆了茅台酒，但说他不能喝酒，于是把酒撤下。大家边吃边谈，气氛热烈。菜肴相当丰盛，迎宾馆几位烹饪高手的高超技艺更让客人们赞赏不已。大概他们从“”以来已经与此无缘了。

饭后，军区和省革委会领导人又陪客人回到休息室，向他们汇报一些广东的情况。这既表示对老领导的尊敬，也是为了让从化温泉的工作人员能有更多时间，把迎宾工作做得更充分些。

太阳已经偏西。去从化的车队在贵宾楼前一字摆开。停在最前面的是开道的警卫车，杨梅生和朱老总同坐一车紧随其后。汽车开动之前，刘兴元一再交代坐在警卫车上的刘继发：“大刘，别开急了，要确保安全。”

车队的汽车供温泉专用，其中包括两台“吉斯”、三台“吉姆”。这都是从苏联进口专供高级干部使用的顶级豪华轿车。

小医院

从白云机场到从化温泉约70公里，车队不急不慢，走了近两个小时。

客人们刚一住下，医务组组长刘继才便带领医生、护士挨家访问，了解客人们的健康状况，并当场向客人明确专职或分管的医务人员。、董必武、李富春都各指定一名内科副主任和一名老护士，专门负责他们的医护工作。

各家走完，刘继才发现所有老干部都没带病历。依这些老人们当时的处境，看来很难向他们原来的医疗单位借调病历，只有尽快重新建立。这是难度很大的工程。刘继才迅即组织人力，忙了一个通宵，终于为老干部和他们的夫人每人新建了一份病历。

第二天上午，医务组的医生、护士们开始按照分工到各家探视、巡诊。“”开始后，这些老干部原来享受的保健待遇，有不少被作为“特权”取消或“改革”掉了，现在他们又享受到热情的上门服务，人人都很激动。有的客人用试探的语气提出：能否解决点稀缺药品?事情反映到刘兴元那里，他毫不迟疑地表示：只要军区有的，充分保证；没有的，到地方医疗单位找；还没有的，到香港去买!

第二架专机始终没来，原定乘坐的14户客人是分散乘火车或民航客机来广州的，持续时间达一个月。他们是：

曾任防空军司令员的周士第上将及夫人张剑，警卫兼秘书一人；

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的陈伯钧上将及夫人陈琳，女儿一人，警卫员一人；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郭天民及夫人窦科，秘书一人；

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李涛上将及夫人李焕明，女儿一人，警卫员两人；

曾任政治委员的朱良才上将及夫人李开芳，女儿一人，警卫员一人；

曾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的周纯全上将及夫人郑坚石，小孩一人。警卫员一人：

曾任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的彭明治中将及夫人段琼枝，女儿一人：

曾任副司令员的陈正湘中将及夫人康捷，女儿一人，警卫员一人；

曾任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的钟赤兵中将及夫人于陆琳，警卫员两人：

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熊伯涛少将及夫人李文，警卫员一人：

曾任总参谋部管理部长的查国桢少将及夫人张完成，警卫员一人；

已故元帅夫人林月琴，小孩两人，警卫员一人：

已故赵尔陆上将夫人郭志瑞，小孩一人，警卫员一人：

曾在中央苏区任秘书的女红军曾碧漪，小孩一人。

这14户到达后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又通知增加两户：曾任铁道兵司令员的李寿轩中将和曾任空军副司令员的谭家述中将。两人此前已在军区珠江宾馆住了一段时间。此外，还有一位辽宁省副省长黄达。此人与前司令员黄永胜都是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上井冈山后两人都在红4军31团。黄达曾任的马夫，以后黄永胜便戏称他为骑兵元帅。他老年多病，不适应东北气候，通过黄永胜的关系，从1964年便来广州长住军区珠江宾馆。这样，集中在从化温泉的老干部就共有24户，连同家属、随员近百人。

对后入住的老干部，医务组也都立即为他们新建了病历。

这年已是84岁的老人，他患Ⅱ型糖尿病，离不开胰岛素；高血压，高压200；经常低烧，浑身无力，不愿走动，常打瞌睡。刘继才指定内科副主任修浩川和五好护士李双莲专管的医疗保健。修浩川和李双莲每次上门，康克清都闻声到门外迎接，则站起来让座。二人哪里能坐?康克清便说：“快坐下吧。你们不坐，老总也不会坐。”二人只好赶快坐下。人老了，肌肉松弛，血管难找，护士总有些紧张。这时总是笑着说：“别急，别急，你们打针一点都不痛。”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治，的身体和精神好了许多。一天上午，忽然由康克清搀着来到设在翠溪大楼的医务室。这里距住的松园5号约有五六百米。一进屋，康克清便高喊：“老总看望大家来了!”工作人员都围拢上来。提起他的手杖，左右挥动了几下，高兴地说：“你们看，我又能走路了!”此后，他和康克清的身影便不时出现在流溪河畔。这位老人越走越来劲，后来竟能一气走到一公里之外的军区招待所，找住在那里的董必武聊天。

董必武主要是心脏不好，需服花旗参。这是稀缺药材，在北京很难解决。杨梅生派人从

香港买来一斤，董必武夫妇高兴得不得了。

李富春两年前被打成“”重要成员，长期心情不好，睡不好觉；假牙又坏了，吃不好饭，痛苦不堪。经过医生和护士每天上门针灸，他的睡眠逐渐改善；总医院牙科主任戴策安又亲自为他做了一副假牙，一试便很合适，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为了全面掌握每一位老干部的病情，医务组安排他们分批到军区总医院作了体检。为减少老人进城往返乘车之苦，一些单项的比较简易的检查，则尽量在医务室做。为此，从军区总医院搬来不少仪器、器材。总医院的心电图机不够，特地进口了两台西德机器。

当得知老人们大多喜欢中医、中药和推拿按摩，总医院领导便要中医科副主任崔殿普每周到从化巡诊一次，又通过卫生部向罗浮山疗养院借调了一名推拿技师和一名专司煎药的护士，并在医务室的天台上搭了一个棚子，砌起煎药的炉灶，每天为服中药的老人统一煎药。

温泉医务室常驻工作人员共有内科正副主任7人，其中包括曾受之托赴河内为越南胡志明主席看过病的内科主任张孝：主任医师和医师5人；技师、护士、助理员14人，其中有五好护士6人。此外，总医院领导还指定该院各科室的20名正副主任、5名医师、3名技师、2名技术员、1名护士、1名助理员和2名司机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去从化增援或换班。

刘继才曾不无得意地对李维英说：“我们这个医务室，也可以算个小医院了!”

冬天来了。考虑到温泉所处的山区冬天气候多变，医务室给所有老干部、夫人以及孩子，都注射了防感冒的丙种球蛋白。这在当时可是市场上买不到的稀缺药品。

刘继才是个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人。在他1970年7月26日的书面总结中，记录了一大串反映医务组工作情况的数字：在10个月的时间内，共为20多户老干部和他们的亲属肌肉注射1195人次，静脉滴注362人次，煎中药3712服；做心电图102人次，各种化验600次；陪送住院14人，其中做手术8人；拔牙17人，镶牙16人……数字是枯燥的，却能说明很多问题。

过日子

这24户老干部，虽然与一般冬休人员有所不同。又对他们的生活待遇作了明确指示，但军区领导决定还是要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较舒适的环境。接待班子对此作了具体安排：凡住独立房舍并有小伙房的10多户客人，各配一名厨师，单独起伙；对住大楼的客人，则每两三户配一名厨师；随员在工作人员食堂就餐。从化县革委会遵照广州市革委会指示，专在温泉开设了一个临时供应点，包括当时对城市居民定量供应的肉油禽蛋等，一律敞开供应。客人们都对的指示精神有所了解，生活上很少提出要求，作了居家过日子的长期打算。

接待组组长陈良顺对笔者说：“我理解，总的精神就是要注意节俭，不要铺张。说是不给补助，小伙房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两块五毛，哪够开销?实际上，亏空最后还是得军区补。另外，还有些补助是没有算进去的：招待所生产的水果、蔬菜，塘里养的鱼，分给各个小伙房，都不算钱；还有，温泉北面的山上有野猪，招待所副所长许佩初是打猎高手，我多次和他上山打野猪，一般都不空手回来，打回的野猪也是一家分一块，老首长都喜欢吃。当时大家就一个想法：都是自己的老首长，哪能和他们去算细账!只要他们高兴就好。”

老干部的夫人们多数不肯闲着，既然要在从化长住，许多人便想弄点家庭副业。温泉草地、坡地多，适于养鸡，凡住楼下和独门小院的，多数都养了鸡，把鸡放出去吃野食，接待组再帮助解决一些饲料，加上剩菜剩饭，不费多少劲，鸡生长很快。陈良顺说：“养得最多的是张云逸夫人，足有二三十只，到后期，她每天收的鸡蛋都吃不完。”温泉四面环山。有时一些夫人还结伴上山，挖野菜、采蘑菇。康克清早年打游击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她一看就知道，夫人们都尊她为师。

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她既要照料已经84岁高龄的董必武，又要看管好一个刚刚会走路的小孙女，因而较少参加夫人们的集体活动。她随带一只笸箩，装的都是针头线脑和碎布。工作人员去他们那里时，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小孙女睡在床上，何莲芝满怀怜爱之情守护在一旁，手里还不停地飞针走线，董必武则专心致志地用旧报纸练他的书法，老少三代。其乐融融。

这批老干部都曾有过辉煌骄人的往昔。如今，他们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疏散出京，而且“规矩”很多，又不知何日是归期，他们不可能没有一些想法：更何况环境骤变也给他们生活上带来很多不便和困难。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历经磨难的革命家，很快便适应了环境的变化，生活中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听广播、看报纸是每天的必修课。

突破“老三战”――文化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的文化艺术作品，在“”中几乎一夜之间都成了“封资修”的“大毒草”。以电影来说，公开放映的只有《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3部，被群众称为“老三战”。有老干部提意见：“这几部影片我们都能背下来了。从化不是北京，这里又不对外，军区能不能挑点‘封存片’给我们看呀?”意见反映到杨梅生那里，他沉思了一会儿，一拍桌子说：“行!出了问题我负责。你们到电影站挑几部没有挨过批的影片去放。不过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密呀!”杨梅生所说的电影站，即军区政治部电影放映站，那里保存着“”前军区放映过的大量国产片和进口片。

放映封存片，开始是每周一次，每次一部，以后增加到每周两次，每次两部。一些老干部和夫人们高兴地说：“在北京可没这个待遇呀!”

军区战士杂技团技艺斐声军内外。过新年时，军区领导派他们到温泉进行专场演出。杂技团有不少小演员，有些老干部和夫人拉着他们的手，问长问短，宛如对待自己的孙辈。经历动乱之后重新组建的国家乒乓球队到广州来，也被请到温泉作表演赛。

接待办公室还组织过几次参观活动。参观温泉附近的一个农场时，已是78岁高龄的张云逸大将，看到农场管理混乱，又得知还赔了钱，登时气得发昏，大骂场长是败家子，场长连连检讨。又参观了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新建成的“星火燎原”纪念馆(即党史展览馆)。参观交易会，让人看到中国建设的成就，看到希望；而参观纪念馆却引起和一些老干部的不快。纪念馆的展出内容是从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照抄的，自然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根据这“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在展览的内容中，突出了，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史中无足轻重的人物，有时甚至还站到了“革命路线”的反面。一向面容慈祥的，一进入展厅便面色凝重，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有人见他在看“井冈山斗争”部分时，重重地顿了两下手杖。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无

不感到尴尬。

光荣使命

参加温泉接待工作的人员，领导对他们都有“约法三章”：工作主动，保证服务质量；在温泉不准往广州打私人电话：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温泉。这三条中。比较难的是后两条。从广州派往从化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半数以上是已婚及有孩子的中层干部。长期不能顾家，怎么办?

但是，困难再多，没人叫苦，没人讲价钱。大家都把参加接待工作视为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当作政治荣誉。在众多工作人员中，医务组组长刘继才的情况很有代表性。他妻子长期患病，基本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每天接送两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到饭堂打饭，都是刘继才的事儿。受领接待任务后，刘继才一狠心，把两个孩子带到温泉，送进地方上一个条件简陋的幼儿园。至于妻子，他只能叮嘱一番，再请单位的同志们费心关照一下，其它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作为接待组组长，陈良顺更多的是和老干部的夫人们打交道。一天，张云逸大将夫人韩碧来找他，说她的两个孙子缠着要买辆自行车。她知道自行车是凭票证供应的紧俏商品，所以请陈良顺想想办法。陈良顺为此去找了副司令员、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黄荣海特批由专为外宾服务的友谊商店出售一辆小凤凰自行车。两个孩子一个十二三岁，一个将近十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自从有了这辆宝贝车，两人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温泉区骑车兜风。孩子高兴，张云逸夫妇也高兴。

工作人员殚精竭虑为客人服务的精神和行动，极大地感动了在“”中失去了昔日尊严的老干部和夫人。过年了，各家各户纷纷请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医护、警卫人员吃饭。被请者婉言谢绝，有的老干部竟然发了脾气。于是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是这批老干部中最受关注的人物。夏天来了，常伫立河边，看着缓缓流淌的清澈河水，不时发出赞叹声。终于有一天他提出要下河游泳。保卫组的工作人员经过请示报告，又征求康克清的意见，终于同意了老人的要求。先在房前的河边砌了一个水泥台阶，又找来一个汽车内胎。游泳时，刘继发先下水清除掉河道中的杂物，另一位警卫员为套上汽车内胎，扶他下水。刘继发水性很好，他缓慢地在前面领游，岸上还有一名善于游泳的保卫干部密切注视着动向，康克清也在岸上跟进。水中的仿佛忘了年龄，不时欢快地叫喊。每次游罢上岸，他都握住刘继发的手，说些感谢的话，并盛赞流溪河水的清凉，“游一游真痛快呀”!

在20多户老干部中，情绪最差的是张鼎丞夫妇。张鼎丞是闽西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与邓子恢齐名，是1945年“七大”之后历届的中共中央委员，20世纪50年代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但是，“”中他却被称为“老机”，屡遭批斗。这次他来广州，既未带随员，也未带子女。大约是住下后的第二天，接待组组长陈良顺去看望。张鼎丞神情呆滞，手里拿着一顶厚厚的棉帽。陈良顺感到不解：“张老，广东这里天冷还早着呢，您这么早就准备好冬帽了?”

张鼎丞没有回答，他的夫人何素行却脸色骤变，继而泪水涟涟。她望着陈良顺悲戚地说：“他在单位经常挨斗，还罚他清厕所、扫院子，一些不懂事的孩子扔石头打他，好几次打到头上，这才给他做了这顶棉帽戴上。他现在离不开这顶帽子了!”

陈良顺什么都明白了。这种处境，哪里还有什么随员!陈良顺怕两位老人过分悲伤，不敢多问，说了些宽慰的话，赶快告辞。

情况反映到杨梅生那里，这位老将军也眼圈发红。沉默片刻，他突然对陈良顺高声说道：“北京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他们到了广州，我们不能不管!你马上通知军区警卫营，给张老选个警卫员!”

警卫营选了一个叫刘元勤的战士到张鼎丞处工作。警卫营的战士都是经过层层挑选和严格训练的。这个战士对张鼎丞夫妇极为尊敬，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两位老人极为高兴，他们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随带的两名警卫员，都来自(中央警卫团)，其中一个很有些“造反派”的味道，对态度简单粗暴，有时甚至对老人口出不逊。康克清忍无可忍，向警卫组组长、工作人员临时党支部书记刘继发讲了，刘又报告了李维英。李维英在向刘兴元、杨梅生汇报从化接待工作情况时，讲了此事。杨梅生立时拍了桌子，叫道：“反了!老李，你马上给王良恩打电话。要他们换人!”

王良恩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负责老干部疏散工作。李维英向王良恩转达了军区领导的意见，话讲得委婉而明确。那个年轻人很快便调回北京。

军区和省革委会领导不时有人去温泉看望这些老干部。去的次数最多的是刘兴元，他有时还小住数日。刘兴元看望最多的是董必武：董必武是书法名家，刘兴元也喜爱书法，常携自己的作品向董必武求教，董必武也不时以作品回赠。

1970年春节到了。刘兴元带领军区和省革委会领导人到温泉挨家挨户拜年，然后请老干部和夫人们吃了一顿团圆饭。很高兴，拿出用山上挖来的老竹亲手制作的三根手杖，送给刘兴元、丁盛、杨梅生每人一根。

小兵

跟随老干部疏散来广州的有十多个十几岁的男女青少年，多数是老干部的孙辈，也有子女。他们大部分是在校学生，但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而他们的家长绝大部分又是“靠边站”的。在校的不知学校何时开学；还有几个名义上已经毕业的，则面临着出路问题，倘若等待统一分配，很可能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正当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操心烦恼之时，年度征兵开始了。“人民是个大学校”，特别是“”中，军队地位空前提高。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兵!孩子们都央求老人快想办法。信息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杨梅生那里。他明知此事阻力不小，却不容有半点犹豫和推托。他动情地表示：你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把这些孩子都安置好!

杨梅生亲自出面给接收单位的领导做工作，总算都分配下去了。接收小兵最多的单位是兴宁的一个野战医院，共有七八个人。管理局派了一辆大吉普车，由接待组组长陈良顺亲自送去。的一个孙女先安排在军区总医院口腔科，不久送军医大学学习，后来成了一名军医。

返京

1970年3月，提出要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随即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在7月份被接回北京，参与研讨大会的筹备工作。

杨梅生夫妇和李维英代表军区主要领导去温泉送行。此时的同9个月前他刚来广州时判若两人。康克清高兴地说：“老总现在的身体比去年强多了。老总说，军区的接待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这里的医生、护士们。技术好，责任心强。”这时说：“请你们代我谢谢刘兴元、丁盛同志!”

医务组派护士李双莲随机护送。到北京后，夫妇不准李双莲住招待所，一定要与他们同住同吃。李双莲知道单位人手紧张，领导已为她安排了新任务，只住了一天便要求返回广州。夫妇坚决不准，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地说：“回去对你们主任讲，就说这是我的决定!这点权力我总还有吧?”这一留就是一周。叫秘书陪着李双莲坐上他的汽车，逛了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还特别嘱咐：“一定要看看北京的夜景。”李双莲终于不能不走了，又亲自交代大师傅烙了几张油饼，煮了lO来个鸡蛋，像对儿孙似的叮嘱道：“火车上的饭又贵又不卫生，你把这些带上，在车上慢慢吃。”李双莲说不出话来，她的双眼模糊了。康克清也在忙活。7月正是北京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她一下子买来200多斤大水蜜桃，分装成5筐，叫警卫员办了随票托运，告诉李双莲要“让从化温泉的同志们都尝一尝”。

1972年，李双莲结婚，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孩。康克清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特意托人给李双莲带来一顶漂亮的小花帽。

从返京开始，被疏散到从化温泉的老干部陆续有人离开。197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于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一些具有中央委员身份的老干部于8月中旬离开从化赴会，然后返回北京。这是同时离开从化人数最多的一次。董必武走时，医务室为他开了多种在北京难求的紧缺药品，老两口十分欢喜。其他各家也都对工作人员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9月下旬，周纯全、彭明治因病经批准返京住院。此前，朱良才因警卫员擦枪走火被打伤。也回北京治疗；这样，到国庆节前，已有半数人家返回北京。

到1971年初，又有几户人家被批准返京。最后剩下三四户却不肯回去，他们已习惯了广州的生活。以后逐渐纳入正常接待任务，由军区招待部门管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