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考古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8 15:26:35

艺术考古论文

艺术考古论文范文第1篇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四)其他关注艺术考古学推向一般院校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的人文教育,推向综合性院校(包括理工科)的素质教育。加强和文物考古科研单位的联系,掌握最新的考古出土情报信息,使艺术考古学紧盯田野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收获。加强国际交流,及时掌握国际的有关学科动向。加强艺术考古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加强与哲学、美学、人类学、民族民俗学、社会学等的互相渗透和促进发展,在学科上确立艺术考古学和诸如美术考古学、设计考古学、音乐舞蹈考古学等学科层级关系,在促进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同时,也大力推进相关子学科的向前发展。根据地域特点、教学科研特点以及具体任务,建立和健全艺术考古力量。目前,我国高校和有关省市考古文博科研单位已经建有几所艺术考古研究所(或称美术考古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应当更充分地服务于高校科研,服务于艺术教学,并且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充实提高自身。各个有关研究所要互通情报,共同进步提高,为确立和发展艺术考古学科做出更多的努力。

艺术考古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安特生 彩陶 文化西来说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项目“仰韶文化彩陶蛙纹、鸟纹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JK110)。

安特生发现彩陶

1921年4月,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灰土中发现了彩陶片及石器,撰《中国远古之文化》一文,肯定了中国石器时代的存在。1920年《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是所知安氏最早的一篇考古学论文。[1]他发现“河南与亚诺石器相比较,有其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出于一源之感想。”[2]他曾征求过当时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陶瓷专家郝博森和德国考古学家、安诺遗址的发掘者施密特的意见。郝博森的观点和安特生的猜想一致。 [3]

于是,安特生选择去新疆至河南的通道甘肃地区考察。根据安特生发表于1925年的《甘肃考古记》“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两年(1923-1924),足迹所涉,几及甘省大半”[4]。此次考察让安特生确定了自己的猜想,“谓中国人民乃迁自中国土尔基斯坦,(即新疆)此即为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但受西方民族之影响。[5]”在这种结论下,处于中西交通要道上的甘肃地区,必然有早于处于中原的河南地区的彩陶文化类型,当他发现没有彩绘的齐家文化类型陶器时,便认为它早于仰韶期,把他在甘肃考察中所见到的六种彩陶类型顺序定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6]并把半山期的彩陶归为葬地用器。

中国彩陶研究的权威

根据尹达于1955年发表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中“我国部分的历史学者以为安特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权威’,因之信而不疑”[7]。

我们采用安特生由这研究而编成的甘肃仰韶文化年代表作为讨论的出发点。[8]虽然1931年春,梁思永已经发现后冈遗址中“上层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的遗物,中层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的遗物,下层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的遗物”[9]。梁思永还是在安特生所列年代表的基础上出发,足见他对安特生的信任。

吴金鼎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中,已经正确分析出不招寨属于龙山文化遗存,也认识到仰韶村遗址可能分属两个时期,但却只是把它看成同一文化的延续,没能突破安特生的窠臼。这其中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对安特生的信任。[10]这些足以说明,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学术界,安特生基本处于中国彩陶研究的权威位置。

中国学术界对安特生所持观点的质疑

1927年西阴村发掘后,李济在研究报告中对仰韶文化的流向发表过与安特生不同的意见。[11]尹达写于1937年发表于1947年3月《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也对安特生的分期说有所怀疑。

20世纪40年代,考古资料已经明显能够证实安特生在分期上的错误。1945年5月,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洋洼湾发现了两座齐家墓葬,第一次准确无误地证明了安特生把齐家文化当成仰韶文化第一期的错误。[12]1947年裴文中调查甘肃史前遗迹,他认为就地层及所采陶器之观察,皆不能证明齐家坪遗物代表彩陶文化系统中最早的一期。[13]1948年荆三林又在《大中华》发表《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一文。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 20世纪40年代安特生的权威地位已经动摇。他自己在1943年出版的《史前中国之研究》一书中,也写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秀文化带给中国统治民族的时候,那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也是丢脸的。”[14]

对于安特生的“住地”和“葬地”说,安志敏于1956年发表《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半山、马厂代表着不同的时期,安特生“住地”和“墓地”的分法是缺乏根据的。[15]1962年,杨建芳又发表《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分期》,否定了“住地”与“墓地”陶器不同的说法。[16]1963年在兰州青岗岔遗址发现了半山的房子、窑址、窖穴等遗迹,彻底纠正了半山无住地之说。

1965年,苏秉琦先生通过研究仰韶文化彩陶花纹的变化指出:“仰韶文化遗存在甘肃境内的移动方向是自东部到中部。”[17]1978年,严文明就甘、青地区彩陶的源流,不同时段的花纹特征及风格流变等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讨论,初步归纳出,中国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是从东向西不断扩散的,年代学的检测结果亦证实“西渐说”是可信的。[18]

“文化西来说”批判之矛头所向

随着裴李岗、磁山等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及其他不符合事实的观点被。1948年贾兰坡在世界日报撰稿《彩陶文化东来西向,甘肃考古获得结论》[19];尹达发表于1955年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也明确把矛头指向“文化西来说”[20]。1959年10月出版《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在《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的后面,专门增加了编者后记“我们知道这表是建立在安特生的那一张表的基础上。安氏的表是凭着主观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制造出来的”[21]。安志敏在发表于1972年的《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中有“仰韶文化的发现,宣告了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中国无石器时代’谬说的破产,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又转而推迟仰韶文化的年代,妄图为反动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寻找新的理论依据[22]”。

不难看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安特生的观点成为众矢之的。加上其中掺杂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安特生一度成为矛头所向。1977年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原始社会》,前言部分就有“如瑞典人安特生在20世纪20年代仰韶文化发现之初,就主观虚构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为我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造成了很大混乱”[23]。一直持续到80年代安特生还被很多人所排斥。

尘埃落定后的重新评价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仰韶彩陶相关的很多问题有了基本清晰的脉络,同时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也相对放松,对安特生开始倾向于重新给予评价。陈星灿在1991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985-1949》中,肯定了安特生“对仰韶文化性质的判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具有重要的意义”[24]。对安特生所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这与其说是安特生和阿恩的错误,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错误”[25]。

2007年2月2日安特生博士纪念馆在甘肃天水成立,2月7日《天水日报》公开报道,对安特生的评价是: “1921年底,他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了我国史前彩陶,否定了当时国外‘中国无石器时代’之说。这些陶器的发现,把中国历史推前了千余年。受时代局限,安特生在学术上也曾出现过失误,并多年受到非议,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当今考古学家严文明说:‘对安特生在中国从事的考古工作,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给予应有的评价。’[26]”不论是学术界还是通俗的报刊都开始站在历史的角度给予安特生以公允的评价。

惊弓之鸟——安特生对目前中国彩陶研究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安特生对中国彩陶的研究是受到历史局限的。然而在彩陶研究中,仍然还存在很多顾忌。尤其是跟美术史相关的彩陶纹饰研究,在涉及到不同文化时,总是显得谨小慎微。

以我国彩陶纹饰中常见的蛙纹为例,汤惠生在《青海史前彩陶纹饰的文化解读》一文中,就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的蛙纹在世界范围内找取资料。“在法国南部三兄弟洞穴发现的镌刻在动物骨头上的图案中,便出现了蛙形人。在法国南部凡泰尔也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刻在骨头上的蛙形人形象。”[27]该文中提到的不论是写实的蛙纹还是蛙形人纹饰在中国的彩陶纹饰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纹饰,对这两种纹饰进行探讨的文章有很多,在内涵上有过不同的观点,在形式上有过不同的分类,然而从世界范围内进行探讨的文章却是比较少见的。

自从安特生“仰韶文化西来说”被批判之后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来看,很少有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再放到世界范围研究,似乎确定中国彩陶文化自成独立体系之后,即使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相似之处,也很少有人去做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研究。而另一方面,我们面对彩陶纹饰,可以产生很多联想。

新石器时代彩陶研究中这道大家都有意回避的鸿沟不能不说是安特生对目前中国彩陶研究仍然存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年)[J].生活·读书·新知,1997,6:87-88.

[2]刘大有,刘晓龙.安特生评传[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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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2-3页.

[5]同[4],36页.

[6]安特生《黄土的儿女》,转引自刘大有 刘晓龙编著《安特生评传》,文物出版社2008年2月,,19-20页.

[7]尹达.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J].考古学报,1955,10:1-12.

[8]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1月,555-568页.

[9]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R].安阳发掘报告,4:,609-625.

[10]同[1],282页.

[11]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

[12]同[1],295页.

[13]同[6],295-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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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J].考古学报,1956,6:9-19.

[1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分期[J].考古学报,1962,1:49-80.

[17]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J].考古学报,1965,1:51-82.

[18]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J].文物,1978,10:62-76.

[19]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0:595.

[20]尹达.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J].考古学报,1955,10:1-12.

[21]同[8],91-98页.

[22]安志敏.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J].考古,1972,6:35-44.

[23]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原始社会[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2:6.

[24]同[1],116页.

[25]同[2],132-133页.

[26]同[2],76页.

[27]汤惠生.青海史前彩陶纹饰的文化解读[J].民族艺术,2002,2:143-156.

艺术考古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岩山寺壁画 案例教学策略 临摹 创作 评价

一、岩山寺壁画的艺术价值

山西省繁峙县的岩山寺又名灵岩寺、灵岩院,于1982年被列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金、明、清碑刻记载:金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年)在此设水陆道场,建殿并绘制水陆壁画,以超度阵亡将士。壁画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完成。壁画主笔者是金“御前承应画匠”王逵等人,耗时十载精心创作而成。岩山寺壁画高达3米以上,布满四壁,总面积98平方米。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下方及北壁靠近门窗处损毁严重,东壁基本保存了原画的风貌。西壁匠心独运,全幅以一座宫城为主体,把释迦一生中的种种活动巧妙地布置在宫殿的四周,构图新颖,一气呵成;东殿则以本生画为主;北壁西侧绘500商人遇难图,东侧绘塔院一组;南壁两侧绘有殿阁楼台,供养人像。纵观全幅,内容翔实、匠心独运、笔墨生动、设色雅致,为宋金绘画的难得佳作。

岩山寺壁画卓越的艺术表现力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艺术性和科学性的高度融合。壁画通篇用笔以书入画,笔笔生发,格调高雅,焕发着诗性的智慧。正如工笔画大家潘兹在《灵岩彩壁动心魄――岩上寺金代壁画小记》一文所述:“壁画总的印象是内容丰富,人物生动,布局精巧,设色妍雅,不同于一般寺观的做法,十分接近于卷轴画,是典型的北宋院体。”[1]全幅的绘制精巧、布局严谨,更多地追求了科学精神。“更令人惊叹的是,这样大面积的工笔重彩画,一丝不苟,找不到起稿和粉本痕迹,而且线条变化多样,无一废笔。”[2]所绘景物比例、透视更是准确。难怪中国工程院士傅熹年在《山西省繁峙县的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一文中惊叹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现存的宋、金、元壁画和传世绘画中,就建筑物的透视关系和画面的集中紧凑而言,除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外,少有能超过它的了。”[3]

2.多种绘画技法的相互融合。相比较其他壁画,岩山寺的绘画语汇更为丰富。就笔法而言,与其遥相呼应的永乐宫壁画的笔法多为硬毫,线条劲健挺拔,提按顿挫无明显变化,而此壁则软硬兼施,注重起止转折、轻重疾徐、顿挫使转的变化,追求书法用笔的韵律。使得通壁既有其他壁画的恢弘气势又不失宋代院体画的节律。岩山寺壁画的设色也充满变化,除传统的双勾填色外,还大量运用了沥粉贴金和镶嵌技法。武将铠甲、衣服花纹、瓶炉;建筑的鸱尾、脊花、兽头、走兽、檐口、瓦当等全部为沥粉贴金。画面辉煌而生动,客观上增添了画面的艺术表现力。

二、岩山寺壁画案例教学策略

岩山寺壁画案例教学策略分四阶段进行(表1)。

1.实地考察、收集资料阶段。此阶段掌握好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相结合的原则,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入手尽量收集好第一手资料,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的课堂教学学生所用的临本多是印刷品,在和传统艺术对话的过程中总是隔了段距离,缺少与经典力作面对面交流的真实之境,也很难把握传统艺术的精华。久而久之,工笔临摹成了应付学分的作业,学生求学的兴致减退了。然而,课堂教学的成败决定于学生对其兴趣的高低,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原料,发不出蒸汽,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把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相结合(校内教学提前让学生临摹永乐宫、岩山寺等壁画的线描稿,然后再让学生进入实地考察临摹。)激发起学生的兴趣是此阶段的重点,也是岩山寺壁画案例教学的前提。

2.壁画的临摹、默写阶段。这一环节是案例教学的核心部分。此阶段应遵循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学习的重点是岩山寺壁画的动人之处:(1)典雅的意境。岩山寺壁画以青绿为基色,红黄等暖色嵌于其中,再加上风化的朦胧、残破的人文痕迹,使壁画散发着淳厚的古雅之美。这种古典质朴画风契合了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精神的审美情趣。如同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所述:“中国的艺术有更多的时间去达到雅致和微妙,因为公众并不那么急于需求看到出人意表的新奇之作。”[4](2)书法用笔的写意精神。相比较其他寺观壁画而言,岩山寺壁画更注重书法用笔写意精神的传达。其用笔一改传统的铁线描为主的单一笔法,全幅以书入画,运笔注重轻、重、缓、急的传达;行笔追求提、按、顿、挫的变化。画面中均根据材料的不同质地采取了不同的笔法。例如,西壁的酒楼小景“野花簪地处,村酒透瓶香”的招牌运笔顿挫有力,仿佛招牌真的在空中飘荡,可谓“吴带当风”重现。多情的仕女、推车的老汉、担物的壮丁、摆摊的商贩、持杖的盲人……在这里,仕女的圆润婉转、老者的生涩沧桑均通过不同的笔法刻画得活灵活现,体现了“精而造疏,简而意足”的中国画写意精神。(3)生活化的人文关怀精神。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思路是岩山寺壁画的成功之处,酒楼市井、牛禽圈养、牧女挤奶、清扫街市、驱妖除邪、水磨作坊、山间驮骑、婴儿戏耍、大海行舟……画面均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风尚。这种巧妙的创作思路使得壁画远离了说教式的呆板,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意趣,从而使壁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3.总结、评价阶段。经过前期的实地考察、资料收集、临摹、默写之后,学生对古代经典绘画的认识无论在感性上还是在理性上均有了一定的收获。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对其所取得的阶段成果及时加以总结、评价,为下一步的进展指明方向。总结、评价要掌握好校内与校外教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4.创作、毕业论文的撰写。最后一个阶段是科研成果的应用,通过大量的考察、临摹、写生、默写,师生对以岩山寺为主的五台山壁画的立意、笔墨、设色、构图等均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继承传统经典的基础上激励学生积极地把水墨实验、色调实验、构图实验等成果及时运用到自己的毕业创作和毕业论文的写作中。特别是临摹、默写、笔墨实验的日志整理,这些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手材料。条件成熟时举办专题画展,推广阶段性科研成果。

(注:本文为忻州师范学院2010年科研项目《五台山佛教绘画案例教学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024)

参考文献:

[1][2][3]郭俊卿.忻州考古论文集[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7:35,75,77.

[4]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M].范景中,译.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8.

艺术考古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专题片;《大辽河》;文化传播与发展;历史地位及影响

甲申十月,22集历史文化专题片《大辽河》满载金秋的收获在通辽首映。一部以北方文化为主体,集历史研究、学术成果、文化现象为一身,第一次把辽河文明以意识形态的电视作品形式表现的大型历史文化片问世。

《大辽河》的拍摄成功,开创了地方台拍摄大型历史文化大片的先河,在电视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为地方台跻身国内电视领先行列奠定了腾飞的基石。《大辽河》的间世对北方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一、三年磨一剑,《大辽河》一部气势磅礴的开山

之作22集历史文化专题片《大辽河》是由四平电视台、通辽电视台、吉林师范大学东北文化研究院跨省联合拍摄,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内蒙古五省区十家电视台通力协作,历时三年,耗资百万,精心打造的历史文化大片。他以生动的纪实手法全面展现了辽河厚重的历史文化,是继《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之后,近二十年来用电视形式拍摄大河文化系列专题片中的力作。《大辽河》之所以成为历史文化大片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辽河》以广阔的历史空间,全面展现了大辽河的沦桑巨变。它以详尽的史实阐述了从春秋战国的群雄逐鹿到秦汉以来的“三燕之都”。在“燕都怀古”篇中就阐述了封建社会始创郡县时北方已有燕郡。“燕国进人强盛始于燕赵公。他是实行郡县制的首创之君。他先后建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位于辽河流域腹地的辽东郡自燕昭公始至明代中叶,一直是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对内线长城作了陈述:“万里长城永不倒。人们望长城就想起了秦始皇。但修筑万里长城并非秦始皇的首创。燕昭公为了巩固打败东胡开拓疆域的战争成果,阻止东胡再度南下,从辽东先行修筑了一道绵延千里的长城。所经之地山高谷深,坡陡路险,被史学界称为内线长城”。

从辽金的草原皇都到大明前卫以至清初的叶赫氏衰落,《大辽河》以史实展现了古代北方各族人民与中原汉民共建共荣的历史。从契丹人的金戈铁马到明统一后的祥和辽东都司时代,北方社会进人繁荣发展时期。

在近代的历史发展中,《大辽河》以中日甲午战争、抗美援朝为重大历史事件,讴歌了北方无数仁人志士为写就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从而使北方的历史由远古、中古至近代现代有了纵向的沿革与承袭,为文化的发展铺下了浩瀚的历史空间。

(二)在表现历史人物上,《大辽河》以鲜明的形象,推出一大批推动历史发展的人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努尔哈赤、孝庄文皇后等都成为《大辽河》重笔渲染的历史人物,并高度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及地位。比如在“草原黄都”中对辽太祖的评价:“耶律阿保机是中国北方最杰出的创业英主,他一生致力于废除旧制,统一契丹;完善国体,建章建制,选贤任能,发展经济,创制契丹文字,将辽河文化带人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阶段”。在“大漠双鹰”篇中说:“孝庄文皇后一生饱经沧桑,波澜壮她历时三朝,辅立两帝,运筹后宫而不临朝擅顺应时势而不固守旧制:以执著的政治信念,屏弱的血肉之躯,像纤夫一样拉动着中国历史之船闯过了激流险滩”。《大辽河》承载历史,记录文明。从史学角度讲《大辽河》是一部辽河文明史诗。

(三)《大辽河》从文化的沿革上,跨越式地展现了北方多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红山文化,满汉文化,满蒙文化,汉族文化。从关东“三大怪”到满人的子孙绳,从服饰到米糕,又从瀚林到行伍将军,直至清代文学巨著《红楼梦》的诞生,可谓由小到大,巨细皆收,以文托史,文史并貌。多民族文化交融,构成“了《大辽河》文化传播的主旋律。

讲述远古的故事,奏响大河神韵。从辽河的涓涓细流,道出咆哮奔腾的激流。世纪的变迁,人文掌故。不同的地域,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时空交错,上下六千年。大辽河的奔涌把我们从远古的洪荒带到了现代文明。(大辽河》成为地方台以实力打造历史文化精品篇章的典范。

二、探寻北方文化的来龙去脉,展现千古文明长卷

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始于远古。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发展经历是文化差异的客观因素。以大河文明为主流的文化起源说,作为文明发展的主导观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多元学术观的产生,尤其考古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文化起源的认识。(大辽河》以北方的红山文化为佐证,探寻北方文化发展的源头,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其目的在于探寻北方文化的来龙去脉,展现千古文明长卷。

(一)《大辽河》以史为证来探源求根。“历史的天空闪烁着红山文化熠熠生辉的星辰。红山文化与其它文化在时空上互相碰撞,融合演义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曙光。”时空变换,斗转星移。历史将失去的文明淹没。

北方文化源起何时是《大辽河》的寻根所在。在“红山瑰宝”篇中,《大辽河》以红山文化考古为史学根基,展现了红山文化遗址。大量的出土石器、陶器、玉器。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凤、以及牛河梁女神庙、女神头像等红山文化瑰宝都成为中华文明史前文化的代表,是北方文明的基石,进而将中华文明史向前跨出了一千年。

(二)农耕文化与游状文化的共存是《大辽河》表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丈化探源。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创造古代北方灿烂文化的两大根基。农耕文化封闭、细腻、内向和精美娟秀;游牧文化开放、粗犷、外在和大气豪放。正是有了两种文明的交织,才有了北方文化的多民族共融的地域特征。《大辽河》以辽、金、元、明、清作为北方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阐述了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与游牧文化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此消彼长的渐进过程。北方文化在两大文明逐步融合的过程中,伴随着王朝的交替更迭,历史人物的兴衰沉浮,在毁坏与创新中,在逐步同化中得以延续发展并形成了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民族与地域特征。

(三)从远古的宗庙到民间歌舞,体现了文化的传承。北方辽阔的科尔沁草原,马背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安代舞成为民族文化之林中的奇葩,是现代民族舞蹈的创作之源。广为流传的东北大秧歌和二人转,作为北方艺术的代表,成为中华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辽河》从女神庙的圣婚仪式到萨满教至安代舞,进而又从娘娘庙会的大秧歌,演变为二人转,其文化传承清晰可见。

三、以文化为先导地方台打造大船出海

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电视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以电视为载体,以历史文化为主题反映地域文化的大型专题片相继问世。以央视为代表的大型历史文化专题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成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是溯源追流,谈古论今,把历史与文化、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经济与社会融为一体,从而展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长江及运河流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其作用和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大辽河)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运用电视艺术手段来打造《大辽河》这艘文化大船。它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瞰大辽河。从源至流,从古到今,从庙堂至江湖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大辽河流域的历史变迁,社会变革,文化兴衰与繁荣的历史,把北方悠久灿烂的文化推向全国,进而推动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大辽河》之所以成为地方台打造的大船就在于:

首先,《大辽河》大题材,大气魄,大手笔。《大辽河》之大,不仅在于其流域之大,更在于它作为一种河域文化现象,其源起与地位是史学界文化界学术争论的焦点向题。《大辽河》以考古学术成果为史学依据,以“两个第一”即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凤之说作为文明起源,从而澄清了以往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北方文化发祥史,使人类文明史向前跨越了一个世纪。《大辽河》将辽河文明形象地展现给世人是旷世之举。

其次,《大辽河》大流向,一泻千里,载着恢宏的历史,浩瀚而澎湃。

马孟山纵横流淌的燕山乳汁,辽河之源的老哈河以及大辽河流经的灵山秀水,山林荒漠,滋养的草原与平原。特定的自然环境造化了辽河独特的历史文化。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千古流传的诗句,让世人感受到南北文化的巨大差异。北方文化长期拒正史门外的局面,以及汉文化中心说牢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大辽河》以敢为人先的气魄,站在考古学前卫,大胆地将北方文明越进中华文明之先,并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能说不是一次文明起源观念上的一次革命。

《大辽河》在文化上的融合观念,是站在辩证唯一物史观上,既承认历史以来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同化,也更加强调多民族文化的兼容,在此基础上突出地域与民族特色。这完全符合北方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

再有,《大辽河》以历史人物的群英谱来表现北方人杰地灵。

历史上北方民族出现过许多历史人物。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有的被写人正史,有的则载人野史。这些叱咤风云、名声显赫的人物,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却是众说不一,有的是毁誉并存。然而《大辽河》却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评价和赞扬他们的历史地位与功绩,肯定了这些民族精英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重要作用。

《大辽河》是一部大片。但由于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客观条件的局限,使《大辽河》在表现历史文化上也不免存在着某些局限和不足。、

首先,《大辽河》在叙述考古方面,对作为典型文化象征的文物多横向的直观表述而缺少纵向的历史沿革与具体的故事演义。如牛河梁女神庙、猪首龙等重要的较有说服力的文物。无论是文物还是文化现象,这种凸现而没有历史传承的过程,犹如消失的玛雅文化。这必将带来更多的文化与学术争议。

其次,在纵向表现历史文化上缺少完整的脉络,出现历史与文化的明显断代与大跳跃。比如从庄严的史实一跃跳到欢快的民间秧歌舞,缺少必要的脉络链接。这其中说明北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一个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也许正是多民族文化更迭而造成文化断层的客观因素。战争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从史学角度,战争是政治经济范畴,将其作为文化背景未尝不可,作为诸多独立部分写人绚烂的文化篇章,破坏了整体布局与和谐。

再有,大型历史文化专题片,多以史托今来传承文明,沟通未来,为现实服务。《大辽河》忽略了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辽河流域翻天覆地的巨变,使《大辽河》观后难免有厚古薄今之感,也使鲜明的主题失去了终极落脚点,隆起的大山少了制高的巅峰。

此外,大凡反映河域文化的片中,往往是沿河而下,从源至流顺次有序。而《大辽河》在布局上突出两头,忽略中间。有波澜壮阔的发源地和海口奇观,却没有沿河而下的一泻千里之势,使部分篇章有珍珠脱线之感。

艺术考古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认识、技术传统、传统机械

在古代,不同的文明区域有着不同的知识和技术传统。要认识中国的技术传统,首先要探讨中国的技术发展史。刘仙洲、梁思成等学者在20世纪前半叶开创了中国技术史研究。但是,技术史至今在中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学科①。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和现存的传统技术也就是认识或者说发现中国的技术传统,我们至今对这一传统的认识还不充分。本文从回顾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入手,进而探讨技术传统的一个认识途径——调查现存的传统机械。

一、对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的研究

关于中国机械传统的的记述和传说长期流传于世,引起了历代擅长技术者和文人的注意和好奇。三国时期的马钧曾再度发明前人的指南车、翻车,明末的王徵试图复原指南车、木牛流马等。王祯撰《农书·农器图谱》,薛景石撰《梓人遗制》,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记载了他们所了解的机械。艺术家的作品也使古代机械的技术信息留存下来。比如,五代《闸口盘车图》仔细绘制了水磨图,《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代都城汴梁(今开封)的船舶、车辆、桥梁等技术。

中国古机械较早地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1909年起,格里(giles)、摩尔(moule)、朗基斯特(lanchester)等人先推测过指南车的传动机构[1]。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家、机械工程学家和文博专家开始了中国古代机械的文献研究和专题研究。1925年,张荫麟翻译了英国人摩尔的论文《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且撰写了《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刊载在《清华学报》上。1935年,刘仙洲在清华大学出版《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初步整理了汉语古籍中关于机械的记述。王振铎则根据古文献的记载,试图复原古代的机械装置。1936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汉张衡候风地动仪制法的推测》,并在北平研究院复原指南车、记里鼓车[2]。这些早期的工作开创了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

1949年以后,科学技术史在中国成为一项有组织的事业,实现了初步的建制化,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3,4,5,6]。其中,刘仙洲、王振铎的工作代表了机械工程史的学术水平[7]。

1950-60年代,刘仙洲开展了机械原动力、计时器、齿轮、凸轮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基于这些研究,他撰写了通史性著作《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展史》[8,9],初步勾画了中国机械技术发展的大致脉络。书中收入了关于耧、辘轳、独轮车等方面的调研成果。后来,刘先生曾组织学者从2万余种古书中查找古机械的线索和记述,留下了大量的卡片。近今来,清华大学图书馆学者对这些的资料进行了

复原是古代机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振铎等长期从事古代机械史的专题研究和复原。在文献分析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了地震仪、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仪象、水排等机械装置,其主要成果收入他的文集《科技考古论丛》[10]。

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dham)注意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这一视角,审视中国古代的机械和技术传播,同时探讨机械技术与其它知识的关系。他参考了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王铃的协助下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工程分册[11]。该书初版于1965年,后被翻译成日文和中文,是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机械技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窗口[12]。

在刘仙洲之后,机械工程史的专题研究和调查工作仍有进展。同济大学陆敬严在古代兵器和其它机械装置的复原研究以及立轴式风车等传统机械的调查方面均有新的进展。中国科学院和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对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研究,西北农业大学等单位对秦陵铜车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1990年代,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全国的科技史家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集中展示中国学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时,陆敬严、华觉明等学者,编著了该丛书的机械卷[13]。该书继承了刘仙洲、王振铎等中国学者的思路,适当参考了李约瑟和其他学者的著作,在技术内容和构造原理分析方面均有进展。

刘仙洲、王振铎、李约瑟、陆敬严和华觉明等所撰写的专著主要基于古籍的记载、考古资料和部分传统机械的调查资料。未来的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研究还可以在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发掘、整理和解读明清时期汉文典籍和某些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的史料;第二,充分利用现有的和将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开展科技考古研究;第三,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现存的传统机械,探讨它们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第四,开展技术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有连续的文化传统,保留了繁浩的古籍。有关古代机械的记载,散文见于多种体裁的典籍之中。然而,关于技术的文字记述或绘图大多过于简略,时常仅有只言片语,甚至找不到任何记载。考古发现能够提供某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内容显然是有限的。多数古代机械的制作材料是木、竹等不易长期保留的材料,只有少数零件是用石头和金属制作的。这使得我们在考古资料中很少有机会找到结构比较完整的机械。像古代车辆和铜车马这样的发现毕竟是少数。

古代典籍和考古资料的缺憾限制了人们对机械技术传统的认识。因此,单纯基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技术史研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进一步发现技术传统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调查现存传统技术,且从科技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去展开讨论。

二、前人对传统机械的调查

中国有着连续的技术传统。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在东南沿海和一些内地城市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工业体系,而在广大乡村,尤其是边远地区还延续着传统的产业和技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既有现代的运载火箭,又有传统的耕作机具。那些现存的传统技艺是古老技术的延续,至今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机械而言,其原理、构造、制作工艺和用途基本上与古代一致,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为便于与现代机械区别,我们称那些遵循古代技术传统的机械为“传统机械”,它们及其相关的工匠和使用者是机械技术传统的主要载体。

只要稍加调查研究,我们就可以发现,传统机械和工匠的手艺中保留了完整的技术信息,其内容远比任何古籍的记载丰富得多。要想深入地认识技术传统,补充文献的不足,澄清古代机械的详细构造原理、制作工艺和使用方法,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调查研究现存的传统机械。

可以说,古人已经调查和记录了传统技术。很多技术被《考工记》、《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典籍记述下来,流传至今。同时,我们不难想到利用现代的条件,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和方法,调查记述传统技术,保留文化遗产。

西方和日本学者早就开始做传统技术的田野调查,并将调研成果整理出版。20世纪,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技术给予了关注。霍梅尔(hommel)调查了中国的若干种传统技术,1937年出版了一部专著(china at work),其中收录了不少机械装置的图片资料[14]。尽管记述仍不够详细,但毕竟为我们保留了当时的技术资料。类似的论著还有西方学者撰写的江苏传统犁、牛转龙骨水车等技术的调查报告[15]。伍斯特(worcester)在1940年发表的论文里,描绘了在四川测绘的一种船磨[16]。这种船磨似乎已经失传了。李约瑟不仅参考了这些学者的调研成果,还亲自到乡村考察了筒车、水磨、车辆挽具等技术,为他的中国机械工程史准备了详实的资料。

日本学者对中国华北、东北和西南等地区的传统机械和相关技术做了分门别类的调查,将它们拍照、测绘和记录成册。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人调查了华北和东北等地的农业机械,出版了调查报告,如中田圭治的《北支の??Iと作?I?C具》(1940年)、二瓶?一和松田良一的《北支の?具に?すゐ?查》(1942年),它们被当代日本学者渡部武整理为《?北在来の?具》一书[17]。这两部书内容丰富,收录了华北的各种农业机具,包括共用一根驱动轴的五个龙骨水车、驴转龙骨水车、铁匠制作的畜力水车铁齿轮,等等。书中记述的有些机具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渡部武还到西南等地做了新调查,完成了《西南中国传统生产工具图录》[18]。在日本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唐立(christian daniels)等调查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制糖、造纸、榨油等技术,撰写了若干调查报告,对制糖技术的起源和明清的制糖技术均做了研究。他的调查研究汇集成《云南物质文化》生活技术卷[19]。日本学者调查和测绘的机械种类多,对一些构造比较简单的机械和工具的形制描绘尤其细致。他们的调查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1958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并主张推广到一切地方去[20]。在他鼓动下,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同年9月,农业部编辑了4卷本《农具图谱》,汇集了当时全国各地使用的和新改进的的各种农具,以交流改进、创造、推广和使用农具的经验,促进农具改革运动[21]。该书介绍了各种农业机械的构造特点、规格性能、使用方法、产地、造价等。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其他关于传统技术的出版物和一些独立的调查报告,比如关于立轴式风车的调查报告[22]。刘仙洲这样的机械工程史家更是重视民间技术的史学价值,对河北、山西、河南某些地方的传统机械做了调查[23]。

期间,大陆的学术研究陷于停滞。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学术活动和研究再度兴起。20世纪80年代,在农业部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博物馆在山东、云南等省调查了多种农业技术和机械,拍摄了录象。他们征集到的传统机械陈列或保存在北京的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杭州)、苏州丝绸博物馆也调查和征集了不少传统纺织机械,使之成为重要展品或演示工具。同时,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对传统机械做了专题调研。

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考古、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推动了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出现了不少调研文章。研究生学位论文使调查研究工作更系统、更深入[24,25]。尹绍亭、何学惠主编的《云南物质文化》丛书汇集了尹绍亭的农耕卷、唐立的生活技术卷、罗钰的采集渔猎卷等,其中描绘了很多工具和机械装置[26,27]。这套书的风格与日本学者的调查专著有相似之出,农耕卷描绘了许多耕作机械、筒车、龙骨水车、风扇车等,但很少涉及水碾、水磨、水碓等结构比较复杂的机械。

20世纪80年代,科研院所和文博部门的学者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调查、抢救和保护中国的传统工艺。1994年成立了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经过酝酿和准备,《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在1996年被列入中国科学院的“九五”项目“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传统机械的调查研究》就是该丛书中的一卷。

三、调查传统机械的经验

1991年,笔者会同冯立升、钱小康、张治中等开始了传统机械的调查研究,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这一工作结束后,我们在“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继续有选择地调查传统机械。1998年以来,笔者开始与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合作,调查中国的力学知识与机械技术传统。

现存传统机械种类繁多,同种机械还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这方面的调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以几个人的微薄之力和有限的经费,在课题规定的有限时间内,要调查各地的各式传统机械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不得不确定一个目标适当的研究路线。

我们不是选定某一地区做多种机具的调查,而是选择若干种机械,了解它们的机构设计、材料、制造工艺和使用等技术细节,将实物的调查与走访工匠结合起来,以求在认识或发现机械技术传统方面真正有所突破。调查对象的选择取决于课题的目标。一般说来,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比较典型的、技术上特点突出的、代表传统技术水平的机械,它们大多是结构相对复杂的机械。如果某种技术濒于绝迹,就优先安排调查。中国古代的纯金属机械装置不是很多。为了反映这方面的技术,我们选择了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朝制造的浑仪和简仪。

传统机械大多属于农业和手工行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各级政府的农机、机械、纺织、文博等部门及研究机构,了解传统机械的分布、制作和使用等情况,得到调查线索,初步选择调查对象和要寻访的民间匠人。例如,1993年,通过原机械工业部和连云港连云区科委,我们得知传统风车在江苏赣榆的使用情况,到海边的盐场做了调查[28]。那里的工程管理人员又向我们提供了去浙江开化县考察的线索,促成了水碓、油榨等机械的调查[29,30]。同年,根据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提供的线索,在云南省农机管理局、大理农机局、丽江农机局的帮助下,我们调查了云南的若干种传统农业机械[31]。1998年,在中国科学院、中国计量研究院、北京通州计量局的支持下,我们帮助德国合作者调查了北京通州的传统杆秤制作技术[32]。2001年,在广西民族学院万辅彬副院长的帮助下,我们到广西融水县调查了苗寨的水碾。

调查者的机械工程专业背景对深入开展工作,辨识技术细节是很有帮助的。为了比较全面地实录技术细节,须拍摄机械的整体照片和各重要结构的局部照片,测绘出机械视图,记录工匠和使用者口述的设计与制作思路、方法、选材要求、技术窍门,用摄象机拍摄机械和采访工匠的过程。比较理想的是,拍摄、记录机械的制作过程。笔者曾与德国学者合作,拍摄、记录了北京和长沙工匠制作传统杆秤的全过程和使用情况。这种少而细的做法可以为将来复制这些机械提供完整的技术信息,是对传统技术的一种抢救。

采访工匠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在浙江、云南、山东、内蒙古、北京、广西都曾采访过制作和使用传统机械的手艺人和农民。在采访之前,我们阅读了有关的文献资料,参观或测绘了实物,从而拟订出要向工匠提出的问题。否则,所提问题可能落不到点子上,或者不够深入,采访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有时,由于方言的限制,双方可能出现交流的困难。这时,就要找“翻译”来帮忙。

电影、电视等技术的传入,为我们带来了保存和表现传统技术的新手段。一些非科技史专家策划拍摄的电影、电视片或多或少地纪录了一些传统技术,或者为进一步调查提纲了线索,值得留意。例如,电影《柳堡的故事》以大量的画面表现了立轴式大风车带动龙骨水车提水的场景。立轴式风车已经绝迹,这部电影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卧轴式风车的场景出现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但镜头很少。近些年,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影视作品中偶尔也有筒车、水磨等机械的镜头一闪而过。科技史专家策划的专题片更有目的地记录了传统技术。比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刘仙洲和故宫博物院的帮助下,于1960年代拍摄了一部关于清宫机械钟表的纪录片。近来,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制作了一部包括中国杆秤制作在内的《力学考古》电视片。

实地调查所得到的丰富资料须经过系统的整理,进而与古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相互印证、补充,追本溯源,探讨技术的演进和传播,或进行其它视角的研究。需要查阅的资料包括地方志、正史、野史、笔记、考古报告等。我们在浙江开化县调查的两种水碓与元朝王祯《农书》所记述的“撩车碓”和“鼓碓”相符,油榨则与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记载一致。《开化县志》对水碓也明确记载。

当然,我们还可以运用现代的知识和方法,对传统技术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比如,对一种机械做动力学、运动学分析,探讨其零件的受力状况和结构特性,推算机械的传动效率和整个装置的功效,等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传统的技术,我们可以说它符合现代科学原理,但却不可轻易地断定它应用了什么科学原理。通常,工匠们知道怎么做,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技术规则,掌握什么样的窍门,却未掌握那些经过科学家描述的原理和定律。

在调查和分析过程中还须辨识那些参入传统技术中的现代技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曾鼓励改良传统技术,发展现代技术。1950年代,中央政府更是提倡改进各式传统机械,举行过改良成果展览。随着现代化的浪潮不断冲击社会的各个领域,现代技术向各地传播,甚至影响到很偏僻的地区。传统机械的整体设计基本上遵循古制,但有些机械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技术的影响,有的零件改用现代的材料制作,有的零件属于现代技术产品。比如,江苏赣榆风车的木卧轴被钢管轴取代,龙骨水车的木质刮水板改为橡胶板。苏州丝绸博物馆收藏的一架纺机上的一对木齿轮换成了塑料齿轮。云南、广西水车上都用铁丝来加固水轮的叶片。广西融水县杆洞乡水碾的水轮立轴上安装着现代的滚珠轴承,碾轮与轴的连接采用了现代的螺栓。杆秤加工过程中,匠人有时要借用现代的手电钻、钢锯、砂纸。现代文明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在研究传统机械时,一定要区分哪些是传统的,哪些是现代的;在总结传统技术的时候,注意把现代技术“剔除”出去。

在采访工匠时,须注意防止近代知识“窜入”口述的知识中。比如,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工匠在解释杆秤的时候,他可能要用现代力学概念和杠杆原理来解释秤的原理和刻度划分,而这些却不属于中国古代的知识传统。在采访那些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工匠时,我们就比较容易避免后世知识的混入。

四、调查中的发现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仅就若干种传统机械做了实地调查,所得到的发现超出我们事先的期望。可以说,每次调查都有新的发现和惊喜,结束调查计划时往往又发现新的调查对象,深感意犹未尽。归纳起来,我们在江苏、浙江、云南、广西、陕西、北京、山东、内蒙古等地调查得到了如下发现:

1.机械的详细构造和不同地区机械的相似性和差别,比如石磨盘、水轮、齿轮的构造;

2.整个机械及其零件的准确尺寸参数,如水碓、水碾的尺寸;

3.零件制作的选材要求和注意事项,如用杉木制作龙骨车;

4.零部件的制作工艺和加工工具,主要是木作工艺和金属工艺;

5.零部件的各种连接方式,如榫、楔、铆、箍、销等;

6.轴承的构造以及冷却方式,如浙江水碓、云南水磨中的轴承;

7.机械的控制方法,如水轮转速的控制、水磨粮斗与磨盘间隙的调节;

8.各种技术窍门,如长沙制作杆秤的秤星的方法、五味子用做涂料;

9.工匠解决技术问题的思路,如秤星刻度的划分与计算方法;

10.机械的其它用途,如水碓用于加工木粉、辣椒粉、纸浆等;

11.机械的操作要领与维护保养要求,机械的使用寿命;

12.匠人们的“讲究”,如杆秤刻度与福、禄、寿之间的关系的说辞;

这些内容绝大多数是古籍中没有或很少描述的。这类活的史料向我们展示了生动的技术画卷,提出了新的有待调查的问题、思考的线索和文献研究的方向,值得珍视。

中国已经为实现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现代化”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可以说,现代化就意味着掌握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与技术。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传统技术被淘汰或濒于消失。社会上轻视“老古董”,有的传统技术已濒于消失。无详细记录的传统技术一旦失传,就难以挽回文化上的损失。立轴式风车的绝迹就是一个教训。调查和实录那些濒于失传的技术传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科技史界、考古界、文博界和有关产业部门有责任开展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抢救、保护。国家应该建立有自己特点的科学技术博物馆,传统技术当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机械工程史学者曾呼吁建立中国的机械博物馆。

五、基于调查资料的研究前景

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开展多视角的研究,包括史学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探讨、技术起源和传播的分析、技术社会学的讨论、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等等。

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技术有很多一致性和相似性,也有差异。这一现象与文化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而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与不同的民族相对应。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与自己民族有关的文献资料不多甚至很少。在此情况下,纯粹的历史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技术及其与其他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却是非常有潜力的。国外学者做过传统知识和技术的深入调查,较早将人类学的方法引入到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称作“科技人类学”,强调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出路之一[33]。近年来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科技史论文”多少都有田野调查和文化人类学的色彩,只是深入系统的工作还不是很多。我们主张开展“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技术传统”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中国的传统机械,分析传统技术与其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这是认识中国机械技术传统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本文作者只是做了若干初步的田野调查,视野更为开阔的技术与文化互动的研究还有待尝试。该文旨在就教于学界同仁。

参 考 文 献

1. 陆敬严,八十年来指南车的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第6卷(1986)第1期,第52-58页

2. 李 强,王振铎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科技模型的复原工作,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1991年)第2期,第63-71页

3. 席泽宗,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席泽宗,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9-43页

4.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3期,第75-76页

5. 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6卷(2000年)第2期第58-62页、封四,第3期第51-55页

6.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3卷(2001年)第3期,第88-94页

7. 张柏春,对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11卷(1994年)第3期,第36-38页

8.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

9.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

10. 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4, part ii,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12.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机械工程,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3. 陆敬严、华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14. hommel, p. r. 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whose life is tail, and thus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bucks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doylestown, pa., 1937; john day, new york, 1937

15. rewi alley and c. c. bojesen, agricultural implements used in southern kiangsu, the china journal, vol. xxvi, no.2 (1937), pp.87-96

16.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4, part ii,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412

17. 渡部 武 解?,(?涂蹋┤A北在来の?具,大日本??C具?f会、?北??I科学研究所·?北?事??场,1995年

18. 渡部 武、渡部顺子,西南中国传统生产工具图录,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ヵ言语文化研究所,历史·民俗丛书iv,?c友社,2000年

19. 唐立(christian daniels),云南物质文化,生活技术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84页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具图谱,第一卷,前言,第1页,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8年

22. 陈立,为什么风力没有在华北普遍利用——渤海海滨风车调查报告,科学通报,第2卷(1951年)第3期

23. 刘仙洲,有关我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的几项新资料,农业机械学报,第7卷(1964年)第3期,第194-203页

24. 易颖琦、陆敬严,中国古代立轴式大风车的考证与复原,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

25. 李克敏,张小泉、王麻子剪刀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第13卷(1992年)第2期,第70-84页

26. 尹绍亭,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上、下),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7. 罗钰,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8. 张柏春,中国风力翻车构造原理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4卷(1995年)第3期,第287-296页

29. 张柏春,中国传统水轮及其驱动机械,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1994年)第2期,第155-163页;第3期,第254-263页

30. 张柏春、冯立升,“南方油榨”的初步考察,古今农业,1994年第4期,第23-27页

31. 云南几种传统水力机械的调查研究,古今农业,1994年第1期,第41-49页

32. jürgen renn and matthias schemmel, waagen und wissen in china, 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preprint 136, 2000

艺术考古论文范文第6篇

看过谢天成的画,无论是山水,还是人物,水墨又或者重彩,你会惊叹,为什么他会捕捉到自然界那么美妙的瞬间。在他的画中有林中婆娑的光影,有潺潺的溪流,有和煦的春光……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幅幅作品使你仿佛走进了人间的仙境。

艺术创作,形成自己的风格面貌,表现手法,并非易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谢天成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他深知慢工出细活的道理,也确信“十年磨一剑”、“水到渠成”。他自幼习字,坚信“书画同源”,深刻认识到“书法比画难”、“书法是绘画的基础”,废纸三千是他高度认同这些观点所付诸的实际行动。不管生活多么艰苦,儿时的他除了练字学画,他还学习音乐和舞蹈,上小学的时候就能有板有限地拉出《江河水》这样很难的乐曲。这些和美术看似并不搭界,其实却有很多相通之处。如唱歌的音色刚不刚,亢不亢;舞蹈怎样才叫美?这些都和美术创作“隔行不隔理”,对他今后的美术创作影响很大。

在广州美院附中的日子,谢天成日以继夜,刻苦求学。后来“”来了,当时同学们都参加了“红卫兵”,去搞斗、批、改,由于谢天成出身中农家庭没有参加上,只能做他的“逍遥派”。一天,中山大学的“造反派”进入广州美院,他们“破四旧”,“烧字画”、“烧书籍”、“烧画册”、“砸古董”,很多同学闻声后都赶紧逃离了,而此时的谢天成没有马上离开,当“红卫兵”稍有松懈,他就以最快速度进入“红卫兵”堆放“战利品”的房间抢回一些书籍和画册。

在赴美定居前,谢天成听说曾经提供给他住宿画画的国宾馆由于经营不好,效益差得都难以维持正常的运转了,宾馆要将以前他馈赠的一幅作品以六万元的价格对外出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形势下,六万元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为了不使自己重要的作品外流,他还是不顾碰壁,四处借钱筹款,最终借到六万块钱自己将作品收了回来。

谢天成有今天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1995年谢天成是揣着仅有的600美元走出国门闯荡美国的。当时的他在国内已经很有名气了,为什么出国?他是带着用中国画征服西方的抱负去的,他要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了解和喜欢上我们的中国画!1996年,谢天成已定居美国洛杉矶,刚去美国的艺术家都是很困难的,美国经济萧条,卖掉一幅画都不容易,生活很艰难。有一次,一位台湾富商听说谢天成是刘海粟的得意门生,便请他画一幅山水画,作为赠送给李登辉“总统”的礼物,台商要求他在画上题“贺李登辉‘总统’竞选成功”,但天成老师不假思索地就回绝了这一笔―万美金的交易。任何情况都是无法分割他对祖国那份深厚的民族感情的!

纯粹的中国传统绘画在美国是很难打开市场的。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大地上成长的中国画家,中国的传统无论如何也不能丢的。人只有意志是坚不可摧的,毅力就像一把大斧,它能劈开理想的大门。在经历了初到美国时,政治上的挑衅、经济上的困窘、生活上的婚变和艺术探索上的彷徨这一系列炼狱般的挫折之后,谢天成并没有消沉,而是积极投入到书画创作中,并异想天开地将中国画的宣纸和西洋画的水彩、染料并用,把中国画的泼彩、泼墨技法与西洋画的强调整体造型相结合;同时大胆地采用现代化的装裱手段,创作出了一批既有西洋画的浓烈色彩,又有中国画特殊肌理和韵味的作品。《远古的神秘》《陈旧的盛装》《雨季的情思》等20多幅作品,以梦幻一般的色彩、斑驳的肌理和全新的技法,构成了一幅幅具有东方情调的抽象画,谢天成的画以其在艺术上的特色,博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喜爱,并成功地在洛杉矶亚洲太平洋博物馆和印弟安那州博物馆举办了他的画展,在美国的画廊哪怕标出高价也能售出。美国人衡量一幅美术作品有两个标准:首先必须要有艺术水平;二是一定能卖得出去。美国人很欣赏他的作品。中国画讲究神韵,西洋画讲究整体;中国画讲究空白,用空白表达构思,西洋画要求有深度的光、色空间。谢天成很好地运用这些空白和深度,把两者巧妙地揉和在一起来表现风景和人物。亚历山大艺术家杂志有一篇评论说:“谢天成的绘画艺术,是超时空的、超国家民族的、超个人意识性的。”这个“三超”的评价,也许是代表了美国艺术评论家对他的共同看法。在美国拿到绿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画家在美国呆了十几年也没有拿到,而他在美国仅呆了40天,就获得了美国政府特别批准的长期居留绿卡。随着他在海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世界各国的很多政要和艺术机构、博物馆都纷纷收藏他的作品。

谢天成虽然一直久居国外,但是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祖国的形势和发展。2005年,他得知宁夏地区还有许多学生因家庭贫困不能顺利完成学业时,毅然决定捐出价值约8万元的四幅书法作品,由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自治区希望工程办公室组织义卖,所得善款用于帮助一些贫困学生完成学业。2006年11月25日为了启动和开展“西部阳光助学工程”,广西帮帮忙教育扶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笔会活动,谢天成再次捐赠其书画作品,拍卖所得善款用于助学工程。2008年5月22日,广西文艺界举办一个四川地震抗震救灾义卖、捐款活动,他得知后,主动要求参加,表达对灾区人民的一份关爱,为抗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谢天成的这种爱心行动不胜枚举,他表示只要祖国需要,他永远都会乐此不疲地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

在美国,谢天成成功了,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停下自己的脚步,他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祖国。他没有因为之前取得的成就固步自封,也没有去追求自我膨胀的肥皂泡般的声誉。他仍然谦虚诚朴,笃信造化无极的艺术真谛,敢于突破,不断求新、求变。只要你看着他的作品,就能窥到他奔腾的心脏和激情的火焰,就能望见他艺术人生的心境之旅。

20lO年3月1日是个值得高兴的日子。应法方邀请,谢天成在法国巴黎世界著名华人画家赵无极大师家中与其进行了绘画交流,赵无极对谢天成的绘画天赋和艺术造诣极为赞赏,并希望在法国举办两人联合画展。

同谢天成老师在一起的日子,感受着他的亲近、随和、儒雅、对大自然,对祖国那份深深的爱。他一直在艺术标准与时代审美的道路上苛求着自己,奉献着爱。他的人品、人格都已定格在其作品中,也定格在了我的心中。谢天成已经取得了令同行画友们刮目相看的成绩。我深信,他今后的发展高度和对当今中国画坛的贡献更是不容忽视的!

艺术考古论文范文第7篇

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

9月19日清晨,出发前,用早餐时,同桌的文史专家海先生说了句谚语:“新疆老头去赶场,骑上毛驴揣上馕。”提醒学者们对前往库尔勒的艰苦行程要有心理准备。大家早就听过“不到新疆,不知道祖国之大”的说法,所以,没有人表现出惊讶或忧虑;相反,都欢欣雀跃——包括年近80岁的历史学家陈国灿、陈应时和年龄稍轻但也年过古稀的柴剑虹、耿昇等诸学者。他们精神饱满,谈笑风生,大多是学术问题,也互相开玩笑。柴剑虹说起耿昇先生早年当驻法国大使时的往事。那时,耿先生回国休假,英姿飒爽,衣着入时,引起两位小偷注意,尾随到家中,手持作为装饰用的古剑胁迫他交出“巨款”。耿先生说存款单夹在书中,让他们寻找。小偷翻很多书,累得满头大汗,一无所获,沮丧离开。大家畅笑,求证。耿先生说当时剑尖直逼喉咙,刺疼他了。我读过一些先生翻译的文章,尤其通读了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算是神交已久,便问:我可否将这件事写到文章中?耿先生严肃地说:我们不玩花絮,搞学术!参会代表中胡子最长的宗教文化艺术史学家张总先生开玩笑说:“你要写,得付给耿先生一些稿费。”耿先生是当事人,而提供材料的则是柴剑虹先生,稿费该给谁,是个问题。

说着,笑着,汽车驶出闹市,驶离近郊,一头钻进天山。大家望着窗外的红山巨岩,陷入沉思。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导刘进宝先生却像只快乐活跃的兔子,热情洋溢,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内容涉及敦煌学史和学界人事。我很佩服他的精确记忆力。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华瑞先生和原《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宋超先生连续拍照,企图把天山的千姿百态收尽。有一阵子,车里不断响起咔嚓咔嚓声。但持续最长的还是张总先生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翎博士密密实实的谈话——他们座位与我毗邻,考察期间,就佛教文化相关问题他们谈了一路,谈了两三千公里。

不觉意间,车子已经穿越天山,眼前又豁然开阔起来。我对路牌上标示的地名产生浓烈兴趣。于是,边欣赏草滩、荒原,边记录这些似曾相识的地名。“榆树沟”比较常见,显然,这是汉族人取的名字。汽车经过一片辽阔沙碛。柴剑虹先生扶着座椅走过来,指着外面说:这就是著名的银山碛,由此可往罗布泊。罗布泊可是绝地啊,多少年来,很多勇士只有冒着生命危险才可以到达,现在呢,借助越野车和高科技,普通人都轻易抵达。《新疆大学学报》副主编李蕾女士就曾经在罗布泊岸边的楼兰故地住过一晚上。“周边都是古代墓地,很安静,但内心总是不安,回来后病了七天。”她说。

汽车驰过一片荒原,进入另一片荒滩。单调的景色使人困意顿生,不知谁歪着脑袋睡着了。偶然,成群的野鸽子闪现疾飞,划着弧线,瞬间掠过天空,快得让人不能确定这是真实还是虚幻。路牌,标准的路牌不断报告地名:清水河大桥、黄水河大桥、六十户、开都河大桥,甚至还出现了博斯腾湖!从地图上看,这条路距离博斯腾湖不会太远。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将柏思腾湖称为“大地的眼睛”。博斯腾湖是开都河与草原共同造就的眼睛,也是焉耆古国的眼睛,更是野马和葡萄酒的家乡。在纷繁喧嚣的历史中,那里演绎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但生命力最强的却是一个民间传说:年轻恋人博斯腾和尕亚相爱,天上的雨神仰慕尕亚之美,要抢她为妻。尕亚誓死不从,遭到雨神报复,草原大旱。博斯腾与雨神大战,最终获胜,却因过度疲惫,累死了。尕亚痛不欲生,眼泪化作湖水,后来也悲愤而死。牧民们为纪念他们,将该湖命名为“博斯腾湖”。故事老套,听来却依然感动。遐想中,又看见路边闪过几个地名:包尔海、四十里城子、相思湖大桥、紫泥泉、塔什店和莲花湖。我想,这些地名的背后都有一段悠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故事。而来来往往的过客,只能瞥一眼简单肤浅的表面文字。

下午3点,汽车终于驶进库尔勒(维吾尔语,意思是“眺望”)。午餐后,稍事休息,即乘车考察铁门关。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水经注》称铁门关所在峡谷为“铁门关”,后人称为“遮留谷”。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曾路经铁门关,班超曾饮马于孔雀河,因此,人们又称孔雀河为饮马河。岑参也曾赋诗一首:

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

关旁一小吏,终日对石壁。

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

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

现在,这首诗被刻在石壁上,赫然醒目。对铁门关的险要,近人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记录得比较生动:

两山夹峙,一线中通,路倚奇石,侧临深涧,水流澎湃,日夜有声,弯环曲折,时有大风,行者心戒。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率领西北科学考察队部分队员从孔雀河乘船漂流进入罗布泊,曾在铁门关遭遇险情。根据这位曾受诺贝尔资助的游侠的测量记录,1934年4月19日,在铁门关河流分岔处,河宽69.6米,最大水深3.63米。如今,山势依然凶险,且有坍塌痕迹,但孔雀河既不澎湃,也无声响,更像一只温顺恬静的小鹿。

参会代表分乘两辆车,此前,很多人彼此不熟,到铁门关,依山傍河,唯此一道,生熟夹杂,没了分别,说说笑笑,向峡谷内走去。柴剑虹先生1968年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工作过10年。1980年夏天,他背着书包从库尔勒步行到铁门关考察,次年写了《轮台、铁门关、疏勒辨》,我从柴先生于2000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学论稿》中读过这篇文章。柴先生说那次还搭顺风车考察了库木吐拉。一个学人有这样的历史,值得自豪。可是,柴先生始终很沉静。

对面走来一位维族男子,牵着一头驮载家什的毛驴和两条狗。他是牧羊人。两条狗没有凶相,但令人生畏。耿昇先生却坦然走过去,要与毛驴合影。我真担心两条狗失去理智,咬伤他的腿肚子。照相结束,安然无恙。继续前行,道路越来越窄。尽管岁月变迁,但古道的大概形势依然可寻,狭窄无法通行时,便过渡到对岸,继续依傍奇石前行。古老的驼队,也是如此吧。河床抬高,出现一片小盆地和茅草棚。河边,沙枣树托着一身身金黄的果实,谦恭慷慨。品尝几颗,每棵树的沙枣味道都有不同的清香。黑色的喜鹊飞来飞去。大家就“孔雀河”的名称进行讨论:这里以前到底有没有孔雀生存?耿昇先生坚定地说:“孔雀河与一个民间传说有关。”那是《塔依尔与卓赫拉》的故事。传说,古焉耆国王公主卓赫拉与牧羊人塔依尔相爱,丞相卡热汗唆使国王抓捕塔依尔,要将他处死。卓赫拉设法救出,夜奔出关,不幸坠入深涧。后人在铁门关对面公主岭上造了塔依尔与卓赫拉“麻扎”(阿拉伯语,意为“参拜之处”,指圣徒的墓地),缅怀这对为爱情和自由而死的恋人。但这与孔雀何干?难道塔依尔与卓赫拉变成了两只孔雀,飞到温暖的南方?刘进宝教授的学生孙宁博士表情严肃,他说心灵得到洗涤,将这个故事记得烂熟。在孔雀河大转弯的地方,部分学者返回,我与陕西考古所赵西来先生、孙博士拾阶登山。孙博士突然说了句很经典的话:“北方的山太孤独了。”我说:“这里的山尽管荒凉透顶,但是,我非常迷恋。”他说了句更经典的话:“大概荒凉是生命的本质吧。”这时,早到山顶的刘进宝、李华瑞等先生,迫不及待地开始迎风而呼了。

返回宾馆,晚宴中,认识了学者李树辉。他在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通晓突厥语、维吾尔语。他写过一篇文章,说古代文献中提到的“金山”实际上就是这几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天山。迄今为止,没有学者举出反证。李树辉先生幽默风趣,热情健谈。初次见面,他就对我说:“你们甘肃人很低调,喜欢说‘甘肃没啥路,就一条丝绸之路;甘肃没啥书,就一本《读者》;甘肃没啥城,就一座东风航天城;甘肃没啥戏,就一台《丝路花雨》;甘肃没啥面,就一碗牛肉面;甘肃没啥古迹,就一座莫高窟;甘肃没出来什么人,就出来水均益、朱军、李修平这些主持人’,是不是?”我被逗乐,说你听到的是早期版本,后来不断创新,发展到科技、资源、矿藏、农业、历史、草场、藏书、葡萄酒、演艺等领域,目前已经超过100条了。不过想一想,都有事实根据。

阿克苏会议

9月20日,两辆车依偎天山,向西疾驰。这一线很多地名,反复出现在斯文·赫定笔下。这位坚韧不拔但又不失诗意的瑞典探险家在中亚大地上游荡大半辈子,进入暮年时,又于1927~1934年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亚洲腹地漫游。他曾设想,在敦煌、楼兰故地、孔雀河、库尔勒之间修一条公路,让古代商队曾经使用过500年的一段重要商道恢复生命。这个想法极富诗意。诗人海子最喜欢读的书中,就有斯文·赫定著作《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我一边欣赏天山的雄姿体态,一边冥想那位自称把自己嫁给中亚的单身汉的游历生活。现代人,像柴先生那样背着书包考察故址都很难,怎敢奢望带领一支驼队长年累月亲密接触这些荒山枯岭?斯文·赫定,一位高尚的异乡人,舍弃气候宜人的瑞典,“反把他乡作故乡”,用全部的热情和生命感受了中亚大地,他是多么的幸福!唯一遗憾,终生未娶。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我在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里将美丽神女楼兰嫁于,举行诗意的婚礼,并在他即将殒命沙漠时相救……斯文·赫定离开中国后,直到去世,都念念不忘这片荒凉的土地和共同探险的陈宗器等中国伙伴。

汽车途经阳霞、铁热克巴扎、雅克拉末、库车、大尤都斯、羊塔克库都克、拜城、温宿等地,下午,抵达阿克苏。简单午餐后,参观由上海市援建的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博物馆于一所学校相连,外观有现代感,很气派,这种风格在上海世博会中比较多见。博物馆内部陈列的文物反映了古代龟兹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龟兹又称丘慈、邱兹、丘兹、从这些异名考察,龟兹读音为“qiuci”或“qiuzi”。研究语言的李树辉先生在陕北调查时却发现,当地农民把龟兹乐称为“guiziyue”。龟兹北依天山,南临大漠,是古代西域大国,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辖境大致包括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这个著名故国绚丽多彩,美轮美奂。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提到龟兹,都无法绕开乐舞、石窟、铁器、鸠摩罗什和安西都护府,等等。因此,在敦煌学、丝绸之路学之后,又衍生了龟兹学。敦煌学以地名命名,丝绸之路学以“路”命名,龟兹学以古国名命名,三者各有千秋,以点、线、面网罗了西部文化的概貌。

第二天上午,研讨会在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多功能厅正式开始。开幕式上,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温玉成先生的发言引起我的注意——他强调学者应该到田野里去。近两年,他在川西寻找成吉思汗陵,跑坏了一辆吉普车,“谜底即将揭开”。茶歇时,我不失时机,与温先生协商,能否把川西考察随笔在《丝绸之路》上发表,最好透露一些最新发现成果。温先生坚定地说,有位成都的女作家跟踪他两年,书稿备齐,单等谜底公布,即可出书。如此,就不能夺人之爱了。但心有不舍啊。

柴剑虹先生发言前,转达了冯其庸先生的祝贺信。他针对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霍旭初先生著作《滴泉集》谈了几点体会。霍旭初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敦厚的长者,虽然首次见面,但以前读过他的《龟兹艺术研究》和其他一些论文,并不陌生。霍先生是龟兹学会的发起人、指导者、组织者,为这次会议付出了极大心血,他未与我们同车前往,提前飞赴阿克苏,亲自协调安排会议接待等各项事宜,以确保万无一失。学者的治学精神贯彻到方方面面,令人感佩。柴剑虹非常认同《滴泉集》中谈到的文化发展“回授”,并且进一步强调。习惯上,大家认为佛教文化由印度传入后,一路向东传递,可是,往往忽略了,文化传播过程中,在创新发展后又“回流”过来。龟兹文化中就有这种现象。

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于志勇先生展示了他近两年的田野考察成果。他考察地域涉及14个地州,在高昌故城发现了吐蕃文简牍,在库车北山发现冶炼遗址,考察博克拉达山庙遗址,还发掘1200多座墓葬。报告结束后,他马不停蹄,奔赴正在作业的考察现场。陈国灿先生谈安西都护府的驻军问题,对唐朝时军、守捉的兵员编制做了非常详实的考证。我从2009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野马,尘埃》,涉及军与守捉的问题。而陈先生引用的一些有关当年士兵超期服役、逃窜、兵源等方面情况的出土文献资料将给我新的启发。陈先生还谈到《张君义告身》。张君义是敦煌人,因对吐蕃作战有功,被封为沙州防御使,屡建战功,不得赏,反而因功受罚,气愤之余,自断左手,包在绢中,埋入地下。1941年,张大千在敦煌发现这只手臂。一些史书记有他的资料,但其告身系我首次得知。

耿昇先生介绍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中有关库车地区的记述。目前,他正在翻译、审订《伯希和探险日记》。伯希和曾于1906~1908年在西域探险,但他的日记直到2008年才在巴黎出版。这也是我多年来关注的题材。耿先生谈到翻译之苦,案头摆着沙雅、库车、温宿等地地方志,花大量时间对地名。而且,伯希和喜欢掉书袋,引经据典,东拉西扯很多东西,令他“备受煎熬”。尽管先生再三喊苦,但谁都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新疆大学教授周轩教授长于言谈,在赴会的路上经常与刘进宝教授谈古论今,信息量很大。他的论文是考据佚名之作《戎幕随笔》作者并非俞浩《西域考古录》转录的谢济世,另有其人。我推测,作者应该是类似于蒋孝琬那样的文人。蒋孝琬因为协助斯坦因盗买敦煌藏经洞文书而从众多“师爷”中浮出,实属偶然。或许,《戎幕随笔》的作者成了永远的问号。但周轩先生雄赳赳气昂昂,信心十足。我们期待他早日破解谜团。

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展示他破译的五弦琴谱。很多人都对乐理不熟悉,但是陈教授通过幻灯片播放其中一曲,古朴典雅,大方优美。几天后离会,因为等车,我与陈先生有过大半天交谈时间,向他请教一些古代音乐方面的问题。段安节著《乐府杂录·序·歌》记载大历年间才人张红红以“小豆数合,记其节拍”,其他资料转引为“以豆记之”。我不能确定“豆”是不是现在食用的豆子。曾经请教过几位年轻的音乐教师,她们没有听说过用豆子纪录乐拍的事,所以推测“豆”应该通“逗”。陈先生断定,张红红使用的“豆”就是现在可以食用的豆子。他还演示如何记录。其后又谈到席臻贯、叶栋、牛龙菲、庄桩等研究古乐的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王子今教授企图考证龟兹地区曾有野生孔雀。孔雀有个别名,叫“孔都护”,可见作为众鸟之王,由来已久。但是,龟兹地区气候干燥,冬天寒冷,如果有野生孔雀,它们如何抵御严寒?如何觅食?茶歇时,大家继续就这问题进行讨论,各持己见。

连续两天,热烈气氛中,黄夏年、李树辉、刘进宝、王博、徐时仪、韩金科、宋超、海、史晓明、任平山、陈爱峰、任克良、贺艳等参会代表都作了精彩发言。我注意到,陈国灿、霍旭初、柴剑虹、耿昇、陈应时、海、温玉成等年过古稀的学者不但认真准备了学术论文,而且,自始至终,从不离席,都专心致志地听会,谦和地提出问题,与大家讨论。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些醉心于民族文化的先生,或儒雅,或严谨,或率性,或内敛,他们不温不躁,“皓首穷经”,多年来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恬然淡然地享受着清淡的乐趣,根本不关心外在世俗的一切。

我发言中所谈的问题与霍旭初、韩金科先生的发言有相通之处,他们希望以后在文化创新方面下大功夫,这是时代的需要。我觉得,创新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无论文学创作、舞剧艺术还是影视改编,都离不开学者们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他们为文化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文化创新是一个庞大的文化工程,需要多个领域的人才真诚配合。其实,这次会议确实也显示出学者们开阔的胸怀和视野,发言涉及符号学、人类学、图像学等学科。我想,待以时日,更多的年轻学者会承前启后,将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晚上,耿昇、刘进宝先生意犹未尽,把宾馆大厅变成会议分会场,讨论到深夜。

艺术考古论文范文第8篇

贾后当权与“殊礼”之加

据墓志,郭氏丧于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徐氏逝于元康八年(298年),此二墓志皆作于贾后当权时期。《晋书》卷四十《贾充传》载:“惠帝即位,贾后擅权,加充庙备六佾之乐,母郛为宜城君。及郭氏亡,谥曰宣,特加殊礼,时人讥之,而莫敢言者。”(《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所谓“特加殊礼”盖即志中所言“附葬于皇夫之兆,礼制依于武公”。郭氏作为当朝皇后的生母,殊礼之加,人之常情。并不多见的是,乳母徐氏也被“殊礼”眷顾。

徐美人墓志中详细记录了皇后对这位乳母有着不同于一般的尊崇。在宫中“委以庶绩之事,托以亲尼。宰膳同于细御,宠遇殊持”。徐氏寝疾还家后,“使黄门旦夕问讯,遣殿中大医、奉车都尉关中侯程据、刘I等,就家瞻视。供给御药、饮食众属,皇后所瞰珍奇异物,美人悉蒙之”。据周一良先生考,程据为贾后之心腹(《周一良集》第2卷《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害愍怀太子亦此人,贾后使程据前去瞻视慰问,实是派遣她身旁最信任的人代表自己对乳母尽心。徐氏去世后,“皇后追念号啕,不自堪胜。赐秘器衣服,使宫人女监宋端临亲终殡。赐钱五百万,绢布五百匹,供备丧事”。仅从“赐钱五百万,绢布五百匹”的数目上即可看出皇室给予的殊礼。羊祜羊太傅去世时,仅钱三十万,布百匹而已(《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张学锋在《中国墓葬史》惊叹于徐美人墓的规模:“由于贾皇后的专权,其乳母徐美人的墓葬规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中国墓葬史》,广陵书社,2009年)另一位学者更为客观:“徐美人的特殊身份,使她单身葬的丧葬规格不同寻常,其墓规模也很大。”(张承宗、陈群:《中国妇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

徐氏进府乳养贾后在甘露三年(258年),此亦贾后出生之年份,此后一直随侍在侧,一直到元康七年(297年)患病出宫,两人相处四十年,当真是“抱勖养情若慈母,恩爱深重过其亲”,况徐氏在杨骏之乱中有护主之功,因此皇后对乳母的“殊礼”也在情理之中。

墓志行文之异

皇后的生母与乳母去世相隔仅仅两年,同样加以殊礼,两篇墓志形制相同――碣首圭形,碣座方形,但在墓志行文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异。

郭氏墓志不足二百字,除简述其出身与传统的道德溢美外,几乎未有任何余笔,连贾后在其中的痕迹也仅用“仍援妃后”一笔带过。我们很难想象贾后对生母墓志的撰写一无所知或与它毫无关联,最起码这篇墓志该得到只有两个女儿的郭氏(据《晋书・贾充传》,郭氏育有两子皆天)的长女――贾后的首肯。如果这篇墓志单独出现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对比徐美人墓志就会发现问题。

徐美人墓志洋洋千言,把徐氏的人生经历叙述得极为详尽与清楚,故事性也很强,简直可以作为史传来读。本来由于作者不同,墓志行文自然各异。但考虑到郭、徐身份的相似,不禁对这种差异感到好奇。按照常理,郭氏作为皇后的生母,地位要比徐氏尊崇,尽管徐氏的乳母身份极为特殊,但毕竟无法与其生母相比,这一点也可以从两人的封号上得到印证。徐氏封号为美人,据陈直转引《宋书・后妃传》序云:“晋武帝采汉魏之制……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陈直:《晋徐美人墓石考释》,《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郭氏为广城君。

按《世说新语》卷上《贤媛》第十九“贾充前妇”条刘注引《贾氏谱》曰:“郭氏名玉璜,即广宣君也。”李慈铭按云:“郭氏先封广城君,病笃改封宜城君。无广宣之号。”(《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今按墓志,“宣”当为郭氏之谥号。《贾氏谱》盖合“广城”与“宣”为“广宣”。又按,检《晋书》卷十三《地理志》,宜城为县,属襄阳郡下,则郭氏为县君。

且其“礼制依于武公”,既是三公之礼,自非美人可比。但身份尊卑不同并不能解释墓志行文的差异。除了撰者个人因素,是否存在另外的原因?

葬与独葬:贵族与凡庶

《晋书・贾充传》载:“及充薨后,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衬葬,贾后弗之许也。及后废,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为贾充之正妻,与郭槐同等地位,郭、李女分为太子妃与齐王妃,故有武帝特许置左右夫人之事。贾充去世后,李氏女想让她们的母亲衬葬,乃时人丧葬之礼俗,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确认李氏的嫡妻名分。而贾后的反对正是贯彻了母亲郭氏对于李氏一贯之态度,即不承认李氏的名分。那可以想见的是,贾后乃欲令自己的母亲衬葬。

《世说新语・贤媛》云:“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李氏乃衬葬,遂定。”“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说明了贾后的意愿。《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了李氏最终得以衬葬的结果,而《晋书》的“李氏乃得合葬”并未说明郭氏的情况,《世说》却似乎暗示郭氏不得衬葬。事实上,郭氏葬在贾后废之前,今据出土的墓志《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以及志文中“衬葬于皇夫之兆”,故最有可能的是,郭氏、李氏并得合葬。

徐美人的丈夫在墓志中仅言“娉处大原人徐氏为妇”,盖其夫徐氏本凡庶无名之人,故只著其姓氏,未言其名。而徐美人地位高其夫甚多,以是徐美人不衬其葬而得独葬。而郭、徐两人丧葬形式的不同是造成墓志行文差异的重要原因。

郭氏衬葬贾充,其墓葬身份为贾充之妇而非皇后之母,所以墓志之题首为“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这也是墓志中言及贾后甚少,而颂其事迹只有针对“嫔于武公”的妇德“虔恭粢盛,缉宁邦家。武公既薨,亲秉国政,敦风教,明褒贬,导德齐礼。十有余载,飨兹二邦”的缘由。徐美人不依其夫,故其主要身份为皇后乳母,墓志题首为“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叙其事迹以与皇后之关系为主。其中对贾后多有溢美之词(皇后天姿挺茂,英德休康),又详细地叙述了贾后对乳母的慰问与哀悼,这既衬托了墓主徐氏地位之尊崇,同时又彰显了皇后“慈仁矜愍”之美德。

同时,郭槐本出大族(太原郭氏),又嫁作平阳贾氏贾充之妇,其夫为元老三公,其长女为皇后,论其门第家世与实际地位,可谓兼美。其事也必为家谱所载,众人所悉。也正是由于其不证自明的贵族地位,不待大书特书而彰其光彩。但徐美人本自低微,家谱史传皆不可能著其事迹,必待此墓志而昭示,故撰者详述其经历。又皇后对乳母特加殊礼本富传奇性,亦是值得褒美之事。撰者洋洋千言,叙事完备,亦有“铭之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境”,向皇后献美之意。

赵君平在《洛阳出土墓志研究》说徐美人墓志“从内容上开创了墓志记事的先河”(《全国首届碑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所谓“墓志记事”,除了撰者的匠心,实是有墓葬形式、墓主身份、历史背景之具体原因。

艺术考古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越族青铜文化;人面纹饰;农业祭礼

【作 者】谢崇安,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3-0168-005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Yue People’s Bronze Vessel with Human Facial Stripe Decorating and the Agricultural Worship

――Analyzing concurrently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Pan Gu Incarnation Myth

Xie Chongan

Abstract: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yue people’s bronze vessel with human facial stripe decorating in the ancient times was concerned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ancestor and grain god worship,this tradition could be traced down the epoch before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Han period . Actually it is the style reflection of the decorating art,which was concerned to the blood sacrifice in the primitive agriculture. The yue people’s bronze vessel with human facial stripe decorating and the Pan Gu incarnation myth are also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he agricultural sacrifice culture.

Key words:bronze culture of the yue people;human facial stripe decorating ;agricultural sacrifice

上古越族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中习见人面纹装饰主题,它究竟起源于何时,能反映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与含义,笔者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学人。

一、越族青铜器人面纹饰的源流

越族青铜器中首见人面纹饰,可追溯到晚商青铜礼器,即著名的《大禾人面方鼎》,出土于湖南宁乡寨子山,器壁内有“大、禾”二字铭文①。

过去,学者们多认为它与所谓的“宁乡铜器群”都是由中原内地输入湘江流域的商代典型青铜礼器,但据铜器的合金成份分析,表明这些铜器为当地所产②。近年湖南宁乡“炭河里文化”的发现证明:商末周初,中原的华夏族已融合到湘江流域的越人之中。

“炭河里文化”的青铜礼兵器既有商周文化的特点,又具有地方的独特风格,其输入可能性的排除就意味着,远在商代中晚期,长江以南地区的古越族,就已能熟练地掌握青铜冶炼技术了。

宁乡“炭河里文化”的内涵较为丰富,属商末周初――西周晚期的城址,规模较大,内外都有壕沟,城内有几个时期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有铸铜作坊,其产生于本地的青铜器与过去发现的著名“宁乡铜器群”属同一类型,可定为殷周式青铜器的地方类型。

耐人寻味的是,宁乡“炭河里文化”的陶器群与越系陶器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共性。例如,为数不少的几何印纹陶就属于南方系统,其中的釜形器,如敞口束颈、鼓腹圜底绳纹陶釜;敞口束颈、折腹圜底釜;敞口束颈、圆鼓腹圜底釜等器类③,都可以在广西的大化北景崖洞葬④、那坡感驮岩⑤、武鸣马头元龙坡⑥等地遗存中见到。这表明分布于湖南湘江流域的炭河里文化,是殷周式文化与百越系土著文化的融合类型。

长期以来,华南地区先后出土过大量的殷周式青铜礼器。最著名的就有湖南“宁乡铜器群”,其中有虎食人卣、兽面纹卣、《戈卣》、兽面纹瓿及铜斧、兽面纹大铜铙等等。再如,还有安徽嘉山、阜南等地出土的龙虎尊、觚、爵、等殷商器。此皆表明,远在商代中期,商文化已渗透到五岭以北的许多地区。

《吕氏春秋・恃君篇》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这指的是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许多地区为古代百越族群故地,这些地区自夏商周以来就不断接触华夏文明,因此,至迟在商代中期以后,越人的许多地区先后进入了青铜时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江西清江吴城文化及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化遗存。多数学者认为:“吴城文化”是先秦时代百越支系――“干越”的青铜文化遗迹。

用人面纹主题作装饰,一直都习见于岭南等地的越族文化遗存。对此,罗坤馨诸先生都先后作过专题论述⑦。其代表性的器物有以下例子。

1.湖南资兴旧市金井干圹坳出土,春秋越式扁茎一字格人面纹短剑⑧。

2.广西贺州市马东村周墓出土,越式人面纹短剑⑨。

3.广西灵山石塘乡出土,越式人面纹弓形格短剑⑩。

4.广西柳江木罗乡出土,越式人面纹短剑[11]。

5.越南清化东山出土,人面纹铜短剑[12]。

6.广东四会鸟旦山战国一号墓出土,人首柱形铜器[13]。

7.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早期墓出土,人面纹羊角钮铜钟[14]。

8.越南中部茶邱遗址出土的汉代人面纹瓦当[15]。

从上述例子可见,它们与晚商的《大禾人面方鼎》,都一并构成了上古越族人面纹饰的文化源流关系。就此,蒋廷瑜[16]、覃彩銮[17]、李龙章[18]诸先生都曾先后指出过,岭南越族上古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来自于岭北内地中原的殷周式青铜器。例如,宁乡“炭河里文化”的兽面纹铜卣,就与广西武鸣马头勉岭所出的兽面纹卣如出一辙。

二、越族人面纹饰考释

1.《大禾人面方鼎》是为祈祝农业丰饶而祀的礼器

2.原型:与农业血祭有关的头颅崇拜和猎头风俗

属“宁乡铜器群”的晚商《大禾人面方鼎》,它的造型纹饰是殷商式的,但人面纹主题及铜器铭文所反映的礼俗却是古越族文化的特点。因此,该器实为华夏族与越族文化融合的象征物。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大”字本义为大人之象,也有广大、尊大之意。“禾”字为禾苗之象形字,也有嘉谷之意。商代见有“壬申贞禾于河”的卜辞,是祈求之意,音近拜,禾是为谷物获得好收成而作的祈求之祭[19],这是商代有“禾”祭礼的确证。

此外,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有一个用来表示谷物成熟和时间概念的名词叫“年”,作从“禾”从“人”之象。它是用具有季节变换特征的栽培谷物来指事、象征流逝轮回的时间周期。“年”字作从“禾”从“人”之象,也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关系。《大禾人面方鼎》的“大禾”徽铭,“大”即为人形的正立之象,所以“大禾”铭文合体实为“年”字[20]。因为在甲骨文、金文中,出于书写的随意性,其构字的偏旁部首是不固定的,如著名的“司母戊方鼎”,唐兰先生认为其当改称为“后母戊方鼎”就是一例。在商代卜辞中,屡见有“求年”、“受年”的祈、报祭祀的记载,《大禾人面方鼎》也应与其相类似。

上述表明,宁乡《大禾人面方鼎》应当是为祈祝农业丰饶而祀的礼器。

事实上,“禾”在古汉语中是水稻的专称,据水稻专家丁颖、语言学家游汝杰等人的考证,古汉语的“禾”是来自原始壮侗语的借词,也就是说,中国最早的种稻民族是侗台语族先民,“禾”一词是随稻作农业的向北传播才植入古汉语当中的[21]。同时,“禾”在古汉语中也泛指人工栽培的各种谷物,所以汉语中许多栽培谷物的名词都从“禾”(如黍、稷等)。由此一来,农业民族文化中也派生出各种相关的农业祭礼。所不同的是,北方民族的农业主祭对象是“稷”(小米)神,其多见于《礼记・祭法》等记载,故《说文》称“稷”为“五谷之长”。与此相对,南方则不宜栽培耐旱的小米,所以古往今来之南方民族,其农业主祭对象都是“禾”神。宁乡《大禾人面方鼎》的发现,表明南方越族主祭“禾”神的农业礼俗真可谓源远流长。

那么,《大禾人面方鼎》的装饰主题“人面纹”与“禾”祭礼有何关系呢?笔者认为它应当是南方侗台语族先民――越族“禾”神与始祖神的象征,这就如同姬周民族将其始祖神――“弃”,视为农业“稷”神一样。《礼记・祭法》云:“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孔颖达疏:“故祀以为‘稷’者,谓‘农’及‘弃’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就此,徐旭生先生曾指出,直到现代,陕西渭水附近地方还供奉有农神后稷的偶像,它是在一小屋里面塑一高约四五尺的大人头像,无身躯,俗称“大头爷”或“后稷头”[22]。其例子就如爱德华・泰勒所说,偶像崇拜源于万物有灵观,其本质是象征的,是人们用来作为某种精灵或神物的造像。而且,在地方性的祭祀、神喻等记述中,神和偶像是彼此的混合物,崇拜者大部分想像神生活在偶像之中[23]。

徐中舒诸先生认为,甲骨文的“年”字,是“会年谷丰熟之意”。又据刘源诸先生考证,在甲骨文中,祈求丰年之祭的主要对象也往往是同高祖先公、先王联系在一起的[24],如商代卜辞载:“贞于王亥年”,“王亥”即是商人高祖。这表明,考古与民族志资料与《礼记・祭法》的记载是相可印证的,也足证《大禾人面方鼎》的装饰主题“人面纹”当与“禾”祭有关。

为何人面、人首纹主题能作为祖神的象征?这与汉民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一度盛行的头颅崇拜――万物有灵信仰有关。

在甲骨文中,“页”字为人之头颅的象形字,故古汉语的“颁”、“颂”等字皆从“页”。《说文》云:“颁,大头也”;“颂,(同貌)也。从页,公声”。段玉裁注:“下曰:‘颂,仪也。’古作颂,今作容(貌),古今字之异也。”故古文中“颂”也作“仪容”解[25]。

由于祭祖神之时需用人头偶像,故《诗经》之祭祖的庙堂乐歌又称为“颂”。《礼记・檀弓下》云:“君子谓之善颂善祷”;孔颖达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祷者,求福以自辅也。”

百越系民族中一直有盛行祖先头颅崇拜的习俗,其艺术表现就是常见有人首偶像。对此,陈国强诸先生早有论述[26]。中国史前时代的仰韶文化宝鸡北首岭、红山文化的石祭坛等遗址也曾出土过神人的面具偶像。事实上,南方民族志中所见众多的诸神面具就是上古偶像崇拜习俗的孓遗。

人牲祭祀、头颅崇拜的习俗首先是源自原始民族万物有灵的观念。许多古民族都认为人之躯体、头颅皆具有神力。例如,在阿斯马特文化中,人们通过割下敌人的头颅寻求力量,认为这样做能把储藏在敌人头颅中的性能量传递给胜利者和他们的孩子[27]。

东亚南部多民族源远流长的“人祀”、“猎头”风俗也是因此观念演变而来。如《楚辞・招魂》载:“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注:倏、忽,是庄子寓言的两个神名,《庄子・应帝王》曰:“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

“猎头”民族皆认为,猎获人头后所举行的祭头典礼都是以促进谷物生产为直接目的(如华南之佤族、高山族人),故《南州异物志》说:“交广之界,民曰乌浒……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转引自《粤西丛载》卷24)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农业祭礼的人牺牲也同样包括部族的首领。而且,古今民族志中屡见不鲜的为了部族共同福利而自为牺牲的神灵、圣王或祭司王典故,都与农业的祭礼有关。

例如,在古代埃及,农神奥西里斯的崇拜仪式便是以该神被阉的阳物为中心而展开的。神话说奥西里斯死后,其尸体被分解为碎块遍埋于全国各地,农业的好收成即取决于奥西里斯生殖力的传播。孟加拉的达罗毗荼人的农业祭礼,则是将人牺牲被肢解或焚化的每一部分散分到田地、谷仓等处,形成为一种共同分享的社群活动[28],与云南近代佤族的“猎头农业祭礼”颇为相似。

中国古代商王成汤祷雨于桑林的故事,就是象征性的献身祈雨。如《尸子》(辑本)卷上载:“汤之救旱也……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帝王世纪集校》第四载:“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文选・思玄赋》注引《淮南子》云:“汤之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

叶舒宪先生指出,圣王、神尸、人牺三者本为一体,这是原始农耕祭典的一个世界性原型,其信仰根源是:圣王作为植物神或谷物神的替身,象征性地演出农作物生命的年周期的循环运动,藉此确保和促进大自然生殖力的更新与旺盛,求得生产的丰收与社会的繁荣。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等人认为,这种仪式性的杀死圣王的礼俗在西亚地区形成了农业宗教的基本节庆,从中又派生出基督教思想核心的“死而复活”(耶稣复活)的主题。同样,在中国农业文明中,也留下了以“死而复生”为中心的农神稷的神话及相关祭典[29]。

三、越族人面纹饰与化身神话的关系

根据上述人类学家的论述,它自然就使我们联想到南方民族流传已久的化身的神话。郑超雄诸先生认为,在南方壮侗语诸民族中有关的神话之一,就有所谓的“碎胎化生创世”传说,它与徐整的“垂死化生创世”说可谓相似乃尔,说明两者之间必有密切关系,或者说,“垂死化生创世”型就是从“碎胎化生创世”类型演变而来;而“碎胎化生创世”神话类型很可能是从古代越人吃人肉而葬人骨习俗中演变而来[30]。

笔者认为郑氏诸说有较大的合理性,但论证还没有涉及到我们前述有关原始农耕祭典的这一世界性神话原型,以及产生这一创世化生神话的认识论根源。

据前人考证,“”当是南方民族的始祖神,也是开天辟地的创世神人。从“”的得名也可以与之相印证。

蓝鸿恩、农学冠诸先生认为,“”是讲古老故事的音变。今据布依族型神话的神名“戛”考,“”的“古”从“戛”音转变过来是可能的。布依族语音的“戛”有“独个”、“老祖宗”的意思。傣族的“盘”有首领之意,壮族的“盘”有“辈分”之意。

据古文献和民族志可知,“”有神通广大的神人、先祖、先知之意,其社会生活的原型是氏族部落的祭司首领。

关于“”的化身神话,最早见载于(三国・吴)徐整《五运年记》,南朝任《述异记》采录的“”神话内容更为丰富驳杂。清・马马肃《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云:

“元气鸿蒙,萌芽滋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

这便是“垂死化身创世”类型的神话。事实上,化身的神话,更多的是与农业耕作联系在一起。例如,常任侠先生《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象研究》引《盘王歌》云:

“起记盘王先起记,盘王起记造犁耙;造得犁耙也未使,屋背大塘谷晒芽。

“起记盘王先起记,盘王起记种苎麻;种得苎麻儿孙织,儿孙世代织罗花……”[31]。

总之,华南与东南亚民族的化身神话很多,大多与农业耕作相联系。

例如,彝族崇拜虎图腾,其神话《梅葛》有“虎化身”的内容。神话说天地形成之后,以虎头做天头,虎尾做地尾,虎……左眼为日,右眼为月……血为水,大肠为江,小肠为河……皮为地皮,硬毛为树,软毛为草,细毛为秧……”。此相类于化身的神话。再如,布依族开天辟地的始祖神――力戛,其化身的神话,也实为化身神话的翻版[32]。

日本学者大林太良等人曾指出,栽培植物的起源神话中,栽培物是由人的尸体化生或生物的呕吐、出血、分泌等变成,这类起源神话在中国南部及东南亚民族间都有着密集的分布,而这些地区恰好就是古代铜鼓的分布区[33]。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还不能把古越族的人面纹饰及其偶像崇拜与化身神话相等同,但前者与农业祭礼有关应当是无疑的。而且,化身神话的内容之一,也明示它与古代的农业祭礼――血祭是密不可分的,前后者都存在着一种原始思维的互渗律[34]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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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先秦崖洞葬综述》,《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⑤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10期。

⑥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2期。

⑦罗坤馨《人面纹羊角钮钟考》,《广西博物馆文集》(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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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蒋廷瑜、彭书琳《历史的足迹――广西历史时期考古手记》,P6-7,广西人民出版社。

[17]覃彩銮《骆越青铜文化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2期。

[18]李龙章《湖南两广青铜时代越墓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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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P100-108,上海人民出版社。

[2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P44,文物出版社1985年。

[23](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P538-5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4]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P120,商务印书馆2004年。

[25]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

[26]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P65-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27]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P439-539,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8][29]同[27]

[30]郑超雄《神话与历史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1期。

[31]《说文月刊》第10-11期。

[32]农学冠《岭南神话解读》,P4-10,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

[33](日)大林太良编《东南亚的民族和历史》,P128-150,东京,山川出版社1984年。

艺术考古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汤丘垣曲商城有莘亳尸乡沟商城

〔中图分类号〕K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9-0100-08

2015年4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公布了新一批整理成果。这批成果共收录《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竹简六篇。这六篇除了《命训》见于今本《逸周本》以外,其他五篇均为传世文献、以往出土材料所未见之逸篇。其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显然属于先秦时代流行的有关商汤和伊尹的传说。自清华简公布起,已有六篇关于商汤和伊尹史料被整理了出来。这六篇分别是《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尹至》《尹诰》文辞古奥,从词汇和句法特征来看,当属于西周或西周以前的资料;而《赤鹄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三篇文辞较浅,属于战国时代流传的商汤、伊尹故事。不过,即便是战国时代的传说故事,也会有可能闪现出某些上古时代的史影。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曾指出:“在关于伟大人物们的传说中,事实和神话传说的混合,证明着带有怪异性虚构的传奇却能具有历史事实的基础。”①王国维也认为:

研究中国古史最为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②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很多学者都认为在神话传说中可能包含着部分信史,因此,从传说中剥离出所隐藏的史实便可成为一种治史的方法。在当代中国学界,许多学者都尝试过以上述观念来研究人类早期的历史,如王锺翰《中国民族史》把氏、伏羲氏、女娲氏、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等神话传说称作“父权制阶段以前的史影”,③黄懿陆也将《山海经》

*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清华简与古史新建”(2015RC27)

①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③ 王锺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5页。

当中的神话视为远古历史文化的载体。黄懿陆:《〈山海经〉考古:夏朝起源与先越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页。单就清华简而言,也曾有学者试图从其中的一些传说故事中挖掘史实遗迹,如刘国忠就认为:“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虽然是一篇属于‘怪力乱神’的文献,但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所以,他尝试根据篇中所述的伊尹与夏桀、商汤的关系,去分析古史传说中“伊尹间夏”的有关情形。刘国忠:《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伊尹间夏》,《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就《汤处于汤丘》中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来研究分析夏商之际的一些历史悬案,并以此求教于俊秀群彦。

2015年第9期

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与商汤始居地考辨

《汤处于汤丘》由19支竹简组成,简长约445厘米,宽约06厘米。此篇与另一篇《汤在啻门》形制、字迹相同,内容相关,当出于同一抄手。清华简整理人员指出:“《汉书・艺文志》载《伊尹》五十一篇,已佚失不存。历来学者多以为《吕氏春秋・本味》篇是道家或小说家伊尹派之言。《汤处于汤丘》与《汤在啻门》两篇皆讲述了伊尹故事。本篇中的一些内容见于《墨子・贵义》、《吕氏春秋・本味》、《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不排除有可能为《伊尹》书的佚篇。……作者强调‘敬天’、‘尊君’、‘利民’思想,与战国时期黄老刑名思想很接近,这对于研究早期黄老刑名之学的产生,乃至形成,有一定的参考意义。”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第134、135页。《汤处于汤丘》虽然属于战国时代的伊尹传说,这一历史文本中也会包含着一定的原始资料,从中发掘出殷商时代的某些历史信息也并非是无稽之谈。首先,《汤处于汤丘》文本主体部分与《墨子・贵义》大体相似,这说明此篇文献并完全不是战国中期某些文士所臆造。其次,《汤处于汤丘》某些词汇还保留这一定的古老痕迹,如文献出现的“如台”一词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代用语。如《盘庚上》中有“卜稽曰其如台”之句,《高宗肜日》中有“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中有“今王其如台”。《汤处于汤丘》尽管打上了战国时期黄老刑名之学的烙印,但保留原始信息的特点也一样能使我们寻找到某些隐匿于历史深处的有价值的信息。

《汤处于汤丘》一开始就说:“汤处于汤丘,取妻于有莘。有莘媵以小臣,小臣善为食,烹之和。”④这是“汤丘”一词首度出现在文献典籍当中。那么这个“汤丘”在什么地方呢?汤之妻所在的“有莘”又在什么地方?有关这两个地点,《汤处于汤丘》一文并没确定其位置所在。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探讨,以期给出相对准确的答案。

汤取妻于有莘氏,有莘氏以小臣伊尹媵之,伊尹为厨人。这些说法在先秦时期甚为流行,如《墨子》云:“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墨子・尚贤上》。又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中》。又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下》。《楚辞・天问》当中也说:“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吕氏春秋・本味》中有更为细致的描述:

有晔吓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J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晔希有晔喜豢伞R烈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晔舷玻以伊尹媵女。

按照传统的说法,伊尹曾协助商汤灭夏,在灭夏前,伊尹或曾有间夏的举动。如《竹书纪年》谓:“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方诗铭、王修龄辑证:《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页。《国语・晋语一》谓:“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伊尹在探得夏虚实后回到商汤身边,并向商汤报告了夏的情况。清华简《尹至》就记载说:“惟尹自夏徂白(亳)”,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第128页。可见,商汤在灭夏前已然居亳,但按照清华简《汤处于汤丘》的记载,商汤最初以娶妻的形式得到小臣伊尹,其时是身处汤丘,而不是灭夏前夕所居之亳。那么,这里的“汤丘”应该是在哪里呢?

“汤”和“唐”在上古音韵系统里属于端母阳部,故可通用。在殷墟甲骨文中“汤”往往作“唐”,如“卜,上甲,唐,大,大甲”(《通纂》253),如“贞,勿大,贞于唐,……”(《通纂》254),如“甲寅卜,贞,于唐,牛”(《通纂》256),如“辛亥卜,出贞,其鼓酉彡告于唐,牛。”(《通纂》257),又如“丁酉卜,大贞,告其鼓于唐衣,亡,九月”(《通纂》258)。上述“唐”即“汤”也,对此,王国维曾有十分经典的论证:

唐与大丁、大甲连文,而又居其首,疑即汤也。《说文・口部》:“埃古文唐,从口易。”与汤字形相近。《博古图》所载《齐侯D钟》铭曰:“成唐,有严在帝所,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处禹之都。”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汤其孰能当之?《太平御览》八十二及九百一十二引《归藏》曰:“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荧惑曰不吉”,《博物志》六亦云,案唐亦即汤也。卜辞之唐, 必汤之本字,后转作埃遂通作汤。”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9,中华书局,1961年,第428~429页。

既然“唐”系“汤”之本字,那么人以“唐”为名,当有所本。甲骨文有“贞:作大邑于唐土”(《英藏》1105正)的记载,有“贞帝唐邑”(《合集》14208)的记载,又有“贞使人往于唐”(《合集》5544)、“丁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合集》12400正)的记载,则“唐”为一地名,其义明矣!由于商汤居之,则以之为名号了。“汤丘”即“唐丘”是也,“唐丘”为商汤始居之地,因而其有“唐”之名。清华简《汤处于汤丘》的出现,使得王国维“唐”系“汤”之本字的推断更为坐实。

既然商汤的始居之地为“汤丘”,那么这个“汤丘”在何方位呢?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恐怕还得认真考证。《史记・晋世家》记载曰:“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左传》定公四年则云:“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性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史记索隐》有解释曰:“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这一传统说法在考古学层面也有证据支持,邹衡认为位于山西翼城县城西的曲村――天马遗址就是西周所封之“唐”。邹衡:《论故绛与唐》,《夏商周考古论文集(再续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6页。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整理者从“翼城西”这一说法。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第136页。

如果说周初叔虞所封之唐在“翼城西”,那么商代的唐又是在哪里呢?这一问题恐怕还得到甲骨文卜辞中去寻找答案。我们来看下面几条卜辞:“自长、友、唐,方征……a示易,戊中亦有来自西告牛家……出设新星”(《合集》6063反),“癸[卯卜,,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四日丙午[允有来艰自西,长]友、唐告曰:[方征我奠],入于苋,[亦a]”(《合集》8236) ,“……来艰自西……方征我……苋,亦a”(《合集》6062),“唐告曰:方……于苋,亦a……申亦有来自西……”(《续存》下297)。以上几条卜辞显示,“长、友、唐”等邦国自西前来报告有关方的军情,鉴于商代晚期统治的核心地区在豫北,则其西为晋南之地。根据上述卜辞,不难判断“长、友、唐”与方皆在晋南。按照陈梦家的说法,“”即“邛”,“邛在中条山,东界b而西邻唐”,而武丁时代的“唐在安邑一代”。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274页。安邑,即今山西夏县西北。

据说帝尧初封于陶,后迁于唐,故称陶唐氏。甲骨文中的“唐”写作“”“”“”等,从字形上来看,放佛是一个有盖子的陶器。上古时期的陶器主要用作煮汤的炊具,故又会演化为“汤”字。甲骨文中并无“陶”字,所以可推断“唐”字就是“陶”字之初文。甲骨文中的“尧”写作“”,放佛一个人肩扛陶器的形态。故“陶”“唐”“尧”关系紧密,标示着陶唐氏乃是一个制陶业相当发达的部落。今人何光岳也曾指出:“陶唐氏制陶技术相当进步。正因其擅长制陶器,故被称为陶氏族。”何光岳:《陶唐氏的来源》,《河北学刊》1985年第2期。

《帝王世纪》称:“尧为天子,都平阳”,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第38页。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市。近年来,随着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尧都平阳的历史痕迹逐渐显露了出来。陶寺遗址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史前时代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都城遗址。其“王都”气魄与观象台基址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帝尧时代。苏秉琦就指出,晋南的陶寺文化,标志着中国的古史传说进入了“协和万邦”的尧舜时代。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7年,第133、134页。陶寺遗址坐落在山西襄汾县的陶寺乡,此地正在翼城县西北不远处。不过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商代后期的“唐”却在夏县一带。这一差异如何解释呢?我们猜测,商代后期的“唐”或许已经不是陶唐氏,而是殷人的同族邦国,正如西周初期叔虞所封之唐乃姬姓国一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夏立国后,陶唐氏势衰,因此发生了迁徙:

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陶唐氏衰落后,迁出了晋南地区。唐地遂有新的诸侯入驻。西周如此,商代可能也是如此。钟柏生就曾指出甲骨文中的“唐”,“不论是在翼城或夏县,两地相距甚近,殷之唐地则定于翼城、夏县附近。”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90年,第192页。若武丁时代的“唐”在翼城、夏县附近,那么商汤所居住之“汤丘”也当距离这一地域不远。

《说文解字》对于“丘”字解释说:“,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象形。”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69页。《尚书・禹贡》云:“降丘宅土”,对于此句,郑玄和孔颖达均解释为洪水退后,居民下丘居土。顾颉刚也认为“丘”这个名字是和水患有关系的。顾颉刚:《说丘》,《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第5~6页。钱穆则认为:“盖古人自畏平地低湿,故居丘,不因洪水也。”钱穆:《中国古代山居考》,《中国学术思想论丛(一)》,《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5页。且不管古人居丘是否与洪水有关,但“丘”为高地却是不争的事实。“汤丘”即使不是丘陵,也一定是相对四周较高的台地。

1984年,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南关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这一古城遗址“位于镇南亳清河与黄河之间陡起的台地上,台地高出亳清河河滩约55米,高出黄河河滩约50米,海拔高度约为240-250米左右。台地之上北高南低,西部略平坦,与鸡笼山等丘陵相连。其余三面环水。”⑦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编著:《垣曲商城(一):1985-1986年度的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74页。从地貌角度着眼,此处是符合“丘”的一般特征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对垣曲商城有关标本进行了碳14测定,其结果表明,垣曲商城的二里头晚期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而二里岗下层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800±80年,也就是说,其早商文化要早于晚夏文化。⑦这与与夏商交接时代的特点比较吻合。邹衡曾指出:

此城的南墙下压有属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灰坑,可见此城的始建期有可能早到二里岗期下层。再从几年来出土的陶器来看,虽然属二里岗期上层者居多,但属二里岗期下层者亦不少,由此也可以旁证二里岗下层的绝对年代一般属早商早期,也可到夏代末年,应该包括成汤在内。邹衡:《汤都垣曲亳说考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更有学者根据“垣曲商城遗址时间早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这一情况,提出垣曲商城应该是亳都。陈昌远、陈隆文:《论山西垣曲商城遗址与“汤始居亳”之历史地理考察》,《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不过,鉴于垣曲商城规模远远小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其为亳都的可能性不大。王睿通过研究指出,垣曲商城“城址的地理环境、本身的结构、布局和墓葬情况充分说明了它是一个军事性卫城。”不仅如此,他还推断说:“从当时的文化背景分析,垣曲商城应该是为控制当地的夏人势力而修建的。”王睿:《垣曲商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8年第8期。这一看法十分有见地。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垣曲商城非常有可能就是商汤所居住的“汤丘”。另:垣曲东南也就是今垣曲商城附近又有瓠丘,《左传》襄公元年记载:“彭城降晋,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置诸瓠丘。”“瓠丘”大概是与“汤丘”一样的隆起地带。

《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记载“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可见,先商文化中以鸟为图腾,这一特征也已被甲骨文所证实。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而东方的二集团也以鸟为图腾,于是早就有学者提出先商文化源出自东方。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3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1~234页。近来也有学者认为承袭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系而来的岳石文化就是先商文化。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人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先商文化虽受岳石文化影响,但却不是承袭岳石文化而来,如属于下七垣先商文化类型的鹤壁刘庄墓地所呈现的面貌,就与岳石文化十分不同。李伯谦:《先商考古的重大突破:读〈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有感》,《中国文物报》2012年7月27日,第4版。

先商文化最早来自何地,除了已经大致否定的“东方说”,还有“幽燕说”“幽燕说”论者认为,契母名简狄,为有皇现女,“狄”和“弧倍加斜狈绞献逯特点。又契为玄王,玄为北方之色。有皇现女作北音。这些都是商人起于北方的讯息。《荀子》和《世本》都说契之子昭明居砥石,砥石据干志耿等考证,在今之辽河水域,正与红山文化区域相对应。且红山文化的祭祀与玉器文化与商文化也有渊源关系。见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冀中说”“冀中说”论者认为,在王亥和王恒的时候,商人曾迁徙至保定一带,在那里放牧牛羊,并和当地的有易部落发生了冲突。顾颉刚通过研究《周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和旅上九“丧牛于易”,认定有易部落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1929年第6期。等几种。关于殷墟卜辞中常常出现的“C”,很多学者都认为其乃为“商”之来源。关于“C”,有学者认为是古漳水流域。杨树达:《释滴》,《积微居甲文说》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7页。发现于河北磁县的下七垣文化类型应该是漳水先商文化的代表,有学者精确指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第一期开始的先商文化,很有可能只是商先公冥以来的文化遗存”。王震中:《先商的文化与年代》,《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不过有的学者如李学勤先生认为“C”乃是沁水,原因是与“C”临近的盂、雍、向、榆、宁等地皆在沁阳一带。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3页。在现今沁河下游流域也散布着很多先商文化遗迹。这些遗迹被统一命名为“辉卫型”,其与“漳河型”同属于先商文化。邹衡:《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7期。邹衡曾认为先商文化的中心地点“应该就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但它后来南下发展,其趋向是自北向南,由“漳河型”发展到“辉卫型”。杨贵金:《沁水下游的夏文化与先商文化》,《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辉卫型”先商文化沿沁河北上,便可到达晋南,因而出现与夏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452页。这一局面。沁阳市向西行不久便可以达到垣曲商城,其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夏商之际,商汤出现在垣曲从先商文化的迁移轨迹上来看,是比较有合理性的。这也说明,垣曲商城其为“汤丘”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汤处于汤丘》云:“汤处于汤丘,取妻于有莘”。“有莘”又作“有辍保关于“有莘”,不但在前述《墨子》《天问》《吕氏春秋》等文献中有所记载,而且在《孟子》和《世本》中也有也屡见提及。《孟子・万章上》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世本》曰: “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秦嘉谟辑补:《世本》卷1,《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5页。在出土彝器中也不乏有莘的身影,如西周晚期的《叔向父簋》记载:“叔向父作姒尊簋”(《集成》8149-8152)。“”即“莘”是也,从《叔向父簋》来看,有莘乃是姒姓国,与夏同宗。《世本》“夏启封支子于莘”秦嘉谟辑补:《世本》卷7中,《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263页。的记载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那么这个有莘国其地望又是在哪里呢?《元和郡县图志》有关“陈留县”条有记载曰:“故莘城在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古莘国地也。《国语》:‘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7,中华书局,1983年,第177页。陈留县在今河南开封东南,杜金鹏就认为夏商之际的有莘国就在陈留县一带。杜金鹏:《商汤伐桀之史实与其历史地理问题》,《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张富祥通过考证进一步指出:“莘族作为夏后氏的属族,应该很早就向东部地区迁移,大概至迟到夏商之际,其主支已以今豫东与鲁西南交界地区为活动中心了。”张富祥:《古莘国推考》,《烟台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莘族主支在夏商时代有没有向东迁移先不考虑,我们关心的是,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莘族生活过的迹象?如果没有,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周文王“在洽之阳,在渭之濉比⒌搅溯饭之女太姒?旧注皆以《诗经・大雅・大明》中的“莘”在今陕西合阳南,也就是说陕西合阳这个地方直到商末还存在一个古莘国。《水经注》有云:“河水又迳A阳城东……故有莘邑矣,为太姒之国。”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4,中华书局,2007年,第105页。《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夏阳县”条有解释云:“古有莘国,汉A阳县之地……县南有莘城,即古莘国,文王妃太姒即此国之女也。”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中华书局,1983年,第39页。以上皆可为陕西合阳一带有古莘国存在之佐证。我们判断,古莘国最早的封地当在陕西合阳一带,但在后来,有一部分莘族人东迁,形成东莘国,莘人东迁时间待考。陕西合阳一带的古莘国一直延续至周文王时代。

《楚辞・天问》当中说:“成汤东巡,有莘爰极”,当是被东莘国所误导。商汤应该没有深入东方到陈留县一带娶妻,而是娶妻于陕西合阳一带的古莘国。如果垣曲商城为“汤丘”的话,那么商汤娶亲于陕西合阳一带的古莘国就十分合理了。今之垣曲与合阳只相隔夏县、临猗两县,就两部族的姻亲关系来言,起码地理位置是十分合适的。

《孟子》曾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葛”肯定是距离商汤所在区域不远的封国。《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关于“葛城”一条释曰:“垣曲县西南五里。汤始征葛即此。俗名葛伯寨。”《大清一统志》卷一一八也云:“葛寨桥,在垣曲县南五里。”《山西通志》卷五又曰:“县南四十里葛伯寨,在汤山下,相传葛伯阻兵。”以上众说虽系晚出,亦可备注于此,以供考证。

在先秦的历史典籍中,皆称汤灭夏之前居在“亳”之地。如《墨子・非命》当中说:“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孟子・滕文公下》则云:“汤居亳,与葛为邻。”《管子・轻重》云:“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荀子・王霸》云:“汤以亳,武王以z,皆百里之地也。”《战国策・楚策四》中谓:“汤以亳,武王以镐,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逸周书・殷祝》则曰:“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不仅如此,出土文献中也屡见有关于“亳”的记载,如殷墟卜辞中多次出现“亳土”(《甲骨文合集》28106-28113),又如有卜辞曰:“今步于亳”(《甲骨文合集》36567)。“薄”与“亳”皆为并母阳部字,故可相通。但是这个“亳”具体在什么地方,相关的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致使后世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在先秦时代,并没有任何典籍涉及“亳”的地望,只是在汉晋以来才有了这方面内容的探讨,而且说法越来越多,可见这其中的确有层累形成的痕迹。要想对“亳”有更深入地了解,恐怕还得从“亳”的词义角度入手去认真研究。

在甲骨文中,“亳”字作“”“”“”“”“”“”“”,对于这个字,学者们有不同的解说,如丁山以其为“小城之上著有台观”,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第27页。刘蕙孙以其为“手建的观”,后来逐渐演化为社稷亭。刘蕙孙:《从古文字“亳”字探讨郑州商城问题》,《考古》1983年第5期。张锴生则以其为长满树木的祭坛,张锴生:《商“亳”探源》,《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商志认为“亳”字像高楼重屋,应该是商都的专有称谓。商志:《说商亳及其它》,《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196页。朱彦民也认为“亳”系有特殊意义的高台建筑。朱彦民:《商族的迁徙与冀中南之亳》,《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袁广阔认为“亳”为社庙。袁广阔:《关于商代亳都的思考》,《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00页。李维明指出,“亳”是设置在商都特殊的祭祀场所。李维明:《“亳”辨》,《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总之,这些解释均把“亳”理解为建筑物,部分学者还认为“亳”为特殊的建筑,应与祭祀等宗教行为有关。商族在历史上常常迁徙,不常厥邑。王国维对先商社会“自契至于汤八迁”曾有详细的考证。见王国维:《说自自契至于汤八迁》,《观堂集林》卷12,第515~518页。大概商族搬迁到哪里,这个具有宗教意义的“亳”也就随之到哪里。但到了商汤伐夏桀的前夕,“亳”应该被固定在了某处,成为商汤部落中心的专指。

围绕着“亳”在何地这一问题,古往今来总共形成“郑亳说”“西亳说”“北亳说”“杜亳说”“南亳说”“内黄说”“商州说”“汤阴说”“幽燕说”“博县说”“濮阳说”“垣亳说”“濮亳说”“磁县说”“焦作说”“大师姑亳说”等16种说法。刘琼:《商汤都亳研究综述》,《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在这16说法当中,只有“西亳说”“郑亳说”“垣亳说”“焦作说”“大师姑亳说”具备大型商城遗址。大师姑遗址一般被认定为是夏代城址,王文华、陈万卿、丁兰坡:《河南荥阳大师姑夏代城址的发掘与研究》,《文物》2004年第11期。而垣曲商城与焦作府城商城规模相对较小,故皆可排除,于是只剩下偃师“西亳”与郑州“郑亳”最具备“亳”的特征。

“西亳说”与“郑亳说”都有考古学的支持。“西亳说”的提出者为徐旭生,其将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大致定为商汤之亳都,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4期。1983年偃师尸乡沟商城发现后,愚勤又将此商城定为亳都。愚勤:《关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年代和性质》,《考古》1986年第3期。“西亳说”由此而形成,其支持者有方酉生、孙飞、田昌五、黄石林、高炜等人。“郑亳说”的提出者为邹衡,他认为郑州二里岗商城即汤都亳,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随后有郑杰祥、李维明、张国硕等学者跟进力挺并反对“西亳说”。如邹衡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文化,而非先商文化或早商文化。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4页。对于偃师尸乡沟商城,他认为其应为“太甲所放处桐宫”,邹衡:《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因此否定“西亳说”。当然,持“西亳说”的学者对“郑亳说”也多有质疑,在“郑亳说”创立之前安金槐指出郑州二里岗商城为商代第十任君主仲丁所迁之J,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J都》,《文物》1961年第Z1期。并非是亳都。方酉生也郑州二里岗商城为J都。方酉生:《论汤都西亳――兼论探索夏文化的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1期。田昌五等认为郑州商城早期为太甲城,晚期为J都。田昌五、方辉:《论郑州商城》,《中原文物》1994年第2期。李锋从地望、周围环境、早商文化分布等角度分析,认为郑州商城为J都是十分合理的。李锋:《郑州商城J都说合理性辑补》,《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仇士华等人根据碳14测定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因此不可能是亳都。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年代分析》,《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

综上可见,“西亳说”论者和“郑亳说”论者都有考古学意义上的遗址为支撑,因此各执一词,互有攻守。当然,无论“西亳说”还是“郑亳说”,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才出现了互相质疑的局面。不过,就双方具体论辩的情况来看,“西亳论”者对“郑亳说”的质疑要更加强势一些,但却也没有有力的证据把“郑亳说”彻底压倒。也就是说,自“西亳说”和“郑亳说”形成对峙起来,这种格局便基本没有被打破。要想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则有待于地下出土资料的进一步发现,而清华简《汤处于汤丘》的公布,为我们判断商汤始居地及其灭夏前所居之亳的具体方位,提供了某些宝贵的信息。

如果商汤娶有莘之时所居住的“汤丘”是今垣曲商城的话,则可为偃师“西亳说”提供重要的证据支撑。一般来说,在河南、山西一带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类型正好对应着夏人活动的区域,其上承中原龙山文化晚期,下接二里岗下层早商文化。这种青铜文化为夏文化遗存的观点目前已被史学界普遍接受。其中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表现出高度的集权、社会阶层分化和行政机构内部专业分工,这正是早期国家所应有的特征”。许宏:《从二里头遗址看华夏早期国家的特质》,《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所以学界一般以二里头遗址为桀都斟。方酉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与桀都斟》,《考古》1995年第2期;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70、229页。如果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桀都斟,商汤所居“汤丘”在垣曲商城的话,商汤果欲谋夏,挥师东南直取斟就可以了。垣曲商城所在地垣曲县古城镇与偃师的直线距离在90公里左右,与郑州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60公里。处于“汤丘”的商汤,果欲谋取斟,实在没必要舍近逐远,挥师到郑州一带建立亳都,然后再打回偃师来。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偃师尸乡沟商城内的人骨、兽骨、木炭进行碳14测定,得出的数据并拟合后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60年之间,用AMS测得的数据并拟合后在公元前1605年至公元前1365年之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第67~68页。其上限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确定的夏商分界公元前1600年高度吻合。在1900年,考古人员在1983年发现的尸乡沟商城城址内发现了一个时代更为久远的小城,这表明尸乡沟商城大城是在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扩建时间就指向公元前1600年,即商汤伐夏桀特定的时间段。这说明,偃师尸乡沟商城作为“亳”建立于商汤伐夏桀的前夕,但其并不是商汤始居之地。商汤始居之地是在垣曲的“汤丘”,之所以要离开“汤丘”来到洛河北岸建立一座新的亳都,就是为了与桀都斟隔河对峙,等待适当的时候谋取斟。

《诗经・商颂・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对此,郑玄笺曰:“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韦”即“豕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孔甲时代的刘累被封在豕韦。《括地志》云: “刘累故城在洛州缑氏县南五十五里,乃刘累之故地也。”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3,中华书局,1980年,第171页。洛州缑氏县南五十五里,即偃师的缑氏镇和府店。顾国也当距离此地不远,可见韦、顾两国是拱卫斟的重要力量。商汤在偃师尸乡沟建立亳都,势必会与韦、顾二国发生冲突。翦除韦、顾二国后,商汤又战胜了来自东方的夏桀同盟军昆吾。《左氏》昭公十二年曾谈及昆吾“旧许是宅”,则昆吾为夏人的东方盟国。或许昆吾从东方发兵来救夏桀,商汤于“J”迎头重创了昆吾。《吕氏春秋・简选》记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J”,这里的“J”当在河南荥阳的成皋一带。

不过论述到这里容易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商汤在偃师尸乡沟建立亳都,夏桀首都是在二里头的斟,这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甚至可视为一地,那么为什么在清华简《尹至》《尹诰》中,为什么要称“夏”为“西邑”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第128、133页。或者“西邑夏”④呢?我们推测,商汤由“汤丘”南下,在偃师尸乡沟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都邑“亳”后,迫于压力,夏桀应该是采取了西退的策略以避其锋。商汤伐夏桀最后的几次战争尽是发生在洛阳西北方向的河曲之地,就很能说明问题。《尚书・汤誓序》云: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z”,上博简《容成氏》记载商汤伐桀,“自戎遂”,⑦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1页。郑杰祥通过考证指出,“z”其实就是“戎遂”,戎山就是z山,也就是现在的中条山,“此山位于黄河由南向东的拐角以内,因此又称为河曲之地,与黄河西岸的‘莘之墟’”⑧⑨郑杰祥:《商汤伐桀线路新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隔河相望。《国语》佚文说:“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莘之墟”在陕西合阳一带,不必赘述;《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鸣条在安邑之西”,安邑,在今夏县一带,“鸣条”当距离此地不远。上博简《容成氏》记载:“桀乃逃之鬲山是(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述(遂),以伐高神之门。”这里的“鬲山氏”,李零认为在今山西垣曲、永济一带,⑦而“高神之门”,按照郑杰祥的考证在中条山一带。⑧又按照《史记》记载,鸣条战役之后,商汤又讨伐了三,“三”,郑杰祥考证其在山西闻喜县一带。⑨这些大战均发生在河曲之地,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夏桀退出斟西迁的证据。夏桀之所以要退出斟西迁,合理的解释则是商汤从“汤丘”南下,于偃师尸乡沟建立亳都,兵锋直指斟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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