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

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1篇

一、工作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

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守好意识形态工作这块“责任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综合目标考评中并认真落实党组书记意识形态工作述职制度，实行“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辨析思想文化领域突出问题，分清主流支流，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中的苗头倾向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

（二）狠抓学习教育，提升思想认识

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学习计划，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认真学习党的精神及系列讲话，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活动。学习和党的纪律规定及党的光辉历史等知识。二是认真学习党的精神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精神，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行动上真正理解党，推动党的政策落地生根。

（三）强化宣传教育，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一是加强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进一步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大力宣传时代楷模、身边好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增强宣传的的吸引力感染力。二是牢牢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严禁在qq、微信圈反动消极的言论、低级庸俗的图片、视频。三是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建立党务政务公开制度，认真开展党务政务公开工作，依托党务、政务信息公开网，宣传栏等形式，及时公开本单位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财务预决算等相关信息。四是及时做好重要节点和敏感时期的舆论监管。建立重大政策及项目的舆情风险评估机制，及时搜集、研判、处置可能引发和社会动荡的言论。

二、当前形势

一是疫情原因，面临形式不容乐观。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影响，可以预见，各类不安全、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很可能呈名次按上升态势。一旦应对处置不当，极易引发连锁反应。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不容乐观。

二是网络安全隐患不可低估。当前国际形势风云诡谲，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大肆散播反动有害信息，妄图煽动政治安全事件，给社会安全稳定带来了严峻考验。

三、存在不足

我社意识形态工作虽有一些成绩，但也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理论学习坚持不够经常。存在以干代学，以忙挤学现象，不能持之以恒，理论联系实践有差距；二是工作抓得不到位。工作上存在很多的薄弱环节，安排部署多，督办检查少，缺乏条理性，工作力度不够；三是缺乏深入调查研究的精神。对一些难点问题解决办法不多，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力度。四是心系群众、为民执政意识还有差距。 

四、下一步打算

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2篇

（二）坚持党建关键引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抓好党建始终是关键。围绕新形势、新要求下党建工作的重点制定《“党建+”工作要点》，周密谋划全年党建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将意识形态相关内容纳入干部职工学习的重要内容，及时传达上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组织开展党的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大讨论及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县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精神、党建工作会议等专题学习，加强帮扶干部脱贫攻坚政策学习宣传。通过党建教育这个关键，进一步抓牢审计机关意识形态工作。

（三）突出做好学习教育。年初以来，局党组统揽，常态开展学习活动，持续探索新的方法，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与审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使意识形态工作扎实到位。一是切实抓好理论学习。局党组把学习党的精神作为理论武装工作的重点任务，印发《2020年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计划》，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达到局机关每名党员，同时认真组织学习党规党纪，全面推进法治教育，健全完善会前学法制度，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以学习贯彻推动实际工作，以实际工作促进学习教育，推进新时代审计事业发展。二是坚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规范落实“”制度，开展了“520，我向党表白”、“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我和国旗合个影等主题党日活动。三是完善意识形态综合平台。疫情期间，把信息化手段利用作为疫情防控阶段党员学习的有效方法，及时推送转发上级文件。通过微信工作群、钉钉工作群、协同办公系统转发正向舆论引导，用好学习强国APP、充实审计文化书屋、整合建成党员活动室，积极参与审计署“审计大讲堂”等审计特色文化活动，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交互式审计干部学习平台。截至目前开展集中理论学习10余次、专题研讨交流4次、收听收看审计大讲堂等5次。

（四）以信息公开引导网络意识形态。落实党务政务公开制度，认真开展党务政务公开工作，依托党务、政府信息公开网，宣传栏等，及时公开本单位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财务预决算等信息。2020年公开各类信息200余条。

（五）把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坚持“一把手”亲自抓，根据审计监督职责引导网民客观评判热点问题，营造导向鲜明的舆论氛围。适时掌握“县长信箱”、县级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论坛等网络舆情，及时回复“县长信箱”交办件1件。充分利用各类宣传平台，深入宣传审计部门围绕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的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一卡通”等审计监督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合法性 说服 意识形态 框架分析 中国

导言

近年来，在关于威权主义韧性的讨论中，说服对于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说服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却未能得到充分讨论。为此，本文将框架分析视角引入政治合法性的讨论，希望能填补这一空白。框架分析视角源自社会运动理论，它只是在极少情况下被用来分析国家机构的说服尝试。尽管有人提到，话语框架被国家用来进行合法性再生产，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表述。

依据比瑟姆（David Beetham）的合法性理论，本文认为，官方话语框架通过影响民众关于政治精英的核心信念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例如，重建民众对政治精英的领导能力及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决心的信念。官方话语框架化尝试发生在一个持续性的反馈循环中，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合法性的欠缺，当局通过传播话语框架来消除民众的不满。此外，本文还认为，官方话语框架促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框架，这种话语框架在解释具体政策和事件方面起指导作用，并将它们整合进一个大的图景以赋予其意义。在政治体系处于社会和经济急速转型的情势下，意识形态的框架使得政治领袖能够平息民众观念中对于政权的不满，否则这种不满将会损害民众对其领袖的信任。尽管我们认为这一模式适应于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两种政体，但是在缺乏选举合法化模式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在威权政体中，官方话语框架在重建合法性方面扮演着一个更为紧要的角色。

本文的第一部分意在澄清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两种政体下官方话语框架和合法性的关系；第二部分，我们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最近10年的说服尝试。中国对于我们的理论论证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因为：第一，近10年来，中共在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以及党的官方意识形态现代化上倾注了大量资源，这显示了政治说服对于中共的重要性。其二，尽管普遍认为威权政体一般缺乏合法性，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中国的统治者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合法性，这一事实或许与其持续的说服尝试不无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确认中国的党和国家在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传播的那些官方话语框架，并指出这些话语框架旨在重建我们理论中所提出的那些核心理念。本文还表明，中共的官方话语框架十分依赖党的意识形态，从而也在不同的话语框架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宏观的图景，以在政权的过渡进程中引导民众。说服和合法性关系的概念化

在爱德曼（Murray Edelman）的观念中，“社会是……一个存在多种潜在现实的万花筒，其中任何一种现实都可能因为改变观察的框架和分类方式而被激发”。据此，本福特（Robert D.Benford）和斯诺（DavidA.Snow）将“框架”视为“一种解释性图式，它通过有选择地对客体、情势、时间、经验和行为序列进行强调和编码，简化和凝聚‘外部世界’，并由此引导个体去‘定位、感知、识别和确认’发生在他们生活空间和这个世界的各种事件”。因此，通过界定问题，分析原因，作出道德判断和建议补救措施，框架提供和修正了处理问题的方式，并提供了一个前景更好的视角。

因此，通过战略性地部署和重复某一类信息，或者通过将它们与“熟悉的文化符号”联系起来，框架化进程决定了人们如何关注一个问题，如何解释和记忆这一问题，以及如何相应地作出评价和反馈。话语框架研究起源于社会运动理论，起初它仅仅关注如何去动员社会力量，仅有少量的研究涉及官方的话语框架。尽管有研究已经指出官方话语框架意在重建政治的合法性，但是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阐释。我们希望借助比瑟姆的合法性理论来填补这个空白。

在比瑟姆看来，民众的信念对于政权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因为提供了权力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他假设，忽略政治体系的差别，权力在如下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合法的：（1）它符合既定的规则；（2）这些规则可以被正当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的信念；（3）特定的权力关系是由被统治者充分认同的。

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取决于两个原则：“差别和分离的原则”以及“共同体和共同利益原则”。按照比瑟姆的观点，差别原则关系到这样一些特性，它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以及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的权威而辩护。在这一原则的要求下，权力规则只有在选择了合格的、排除了不合格的，并且确定了强者的统治和弱者的服从性的条件下，才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共同体原则要求统治者的权力应当服务于共同的利益。它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联系起来，并表明，通过与前者合作，后者在既定的权力统治下是可以获得好处的。

如果民众在这些原则上的信念与政权的权力规则不协调，那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就是有缺陷的。合法性的缺陷有可能来自权力规则的变化，或者权力规则不变，而“信念的变化剥夺了支持规则的基础”，或者“环境的变化让现存的对权力规则的正当化不再可信”。基于这一背后的动力，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次性且永恒地确立的，而需要在一个持续的合法性进程中不断重建。

将比瑟姆的合法性理论运用于对官方话语框架的研究，我们认为，推行官方话语框架旨在回应政治精英所觉察到的合法性缺失。政治精英通过恢复民众对精英的领导能力及其服务公共利益的意志的信念，将自身的权力运作框架化，从而应对普遍的不满。这样一个持续的合法化进程可以被描述为政权的领导者和民众之间一个永久的反馈循环。如果民众对新话语框架的反应显示，精英们没有能使权力规则与民众的信念相一致，而被感知的合法性缺陷依然存在，或者出现了新的合法性问题，那么精英们也就需要修正他们的框架化活动，以便创造更具说服力的话语框架。话语框架的成功或共鸣取决于它们的一致性，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社会的“文化储备”，也就是它们能否顺应现存的文化表述、文化遗产和文化象征，以及它们是否与受众的日常生活和经验紧密相关。

由于官方话语框架的发声者绝不是唯一的，我们认为，在国家媒体和宣传中传播的官方话语框架，是一个政权下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为解释支配权而进行斗争的产物。一旦统治精英决定采用一个特定话语框架，就意味着它进入了不同政治行为体为解释性权力而相互争斗的公共领域。由于具有威权和使用媒体的特权，国家被认为在这种争斗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威权主义政权下尤其如此，例如，在中国，媒体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党中央和国家机器可以利用广泛的宣传系统传播框架。尽管这一情形也适用于民主国家，但是官方话语框架化在威权主义之下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威权主义缺少合法化的另一手段——选举。

为了巩固合法性，官方话语框架不仅力图强化民众对统治精英领导能力和他们服务公共利益的意志的信念，也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以主导对具体政策和事件的解释。通过将个别的框架整合进一个大的图景，这一总体的意识形态框架，不仅确保了不同的框架之间的协调，也将它们纳入了国家的集体记忆，并以此保证了它们与国家的“文化储备”相一致。

在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上，我们采用了米歇尔·弗雷顿（Michael Freeden）的定义，他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建立在他对政治观念的理解的基础上。这些观念“本质上是可以争论的”，因为针对不同的观念环境，它们允许不同的诠释。因而，意识形态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容许争论的政治概念的组合，它通过将不同的政治概念放入一个特别的观念背景之下，从而赋予这些概念以涵义。在这一概念组合中，既存在对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起着重要作用的核心概念，也存在重要性较小的概念。因此，当有新的概念进入意识形态，或者原来属于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概念被放大或者剔除，以至于意识形态的中心和边缘发生了变化时，就会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变动。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将官方意识形态看作一组经过整合的政治概念，它通过官方的阐释和更新，被用来强化政治合法性。尽管官方话语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就发声渠道和目的而言区别不大，但是它们在观念范畴上很不相同。官方话语框架处理具体的对象、问题和情况，而官方意识形态要抽象和复杂得多，因为它需要将不同的概念纳入一个更大的图景。因此，官方话语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看作是相互支持的：官方话语框架将意识形态的一般性概念运用于日常政治生活，从而以实在的内容充实了抽象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官方话语框架的理论背景，通过在不同话语框架与它们的主要概念组成之间建立联系，创造出了一幅更大的图景。

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些理论背景尤其重要，因为，共产党通常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组织，标榜其政策制定源于理论基础。⑩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生急速转变的时期，官方意识形态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要为话语框架提供观念基础，正是这些话语框架主导着对转型过程中的成就和问题的阐释。这样一个长期的视野，或者说一个大的图景，将举国的集体历史记忆与一个被允诺的美好未来联系了起来——它的实现则有赖于领导者为公共利益而奋斗的决心。

由于在合法性的背景下，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官方话语框架追求的是同一目标，因而我们认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与官方话语框架的变动是相对应的。另外，考量它们是否成功的标准也是一致的：为了产生共鸣，它们需要建立在既有的文化叙事上，同时需要兼顾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变化。因此，官方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框架的变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适应和连续交替发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案例

在本节中，我们将用上述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案例。中国领导层的政治说服值得加以分析，首先是因为，中共在近些年里更新了宣传机器，同时也致力于将党的意识形态现代化，这显示出，它认为政治说服是应对被察觉到的合法性缺失的重要方式。其次，尽管长期以来威权政体都被认为缺乏合法性，但是对许多研究者而言，这一普遍结论并不能适用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都保持了非同寻常的高度合法性。

尽管中共领导的政府总体上获得了很高的政治信任和普遍的支持，但是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精英中对合法性危机的讨论还是非常活跃。除了诸如苏联解体这样的外部因素，因合法性危机产生的担忧主要源自经济增长下降的可能性，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构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另外，数十年来快速而不可持续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如社会不公、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这些转型过程中的缺陷不断被发现，并诱发了广泛的不满，而这在中共看来，已经对政权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中共通过革命创造的历史合法性的耗尽也困扰着统治精英们。对于年轻一代领导人而言，他们不具备与中共的革命历史相关的个体关联，对他们而言，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很多要素不过是明日黄花。针对这一状况，最近几年来，中共日益重视政治说服的作用。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明确并分析近10年来那些被中共用来为解决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而进行宣传的主要框架。

数据和方法

我们对话语框架的分析建立在2001年至2011年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原文的基础上，全国人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核心议程就是听取国务院总理报告一年来的政府工作、成绩以及来年的具体计划和目标。尽管这些工作报告并不由中共授权，但是它们的草拟是在党的领导层的密切合作之下完成的，并由党的领导层批准。

全国人大及其工作报告也是向民众传递党的政策和党的核心理念的主要方式，政治精英的表现也由此传递给公众。该会议在中国被看作是重大的新闻事件，媒体会向公众做广泛的报道，核心的文件也会通过网络。这些在工作报告中运用的核心概念和表述会给媒体报道党的政策和政府的工作提供导向。因此，这些工作报告对于中共的政治合法化而言至关重要。此外，因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年度会议只简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5年才召开一次，所以上述工作报告是可进行年度比较的主要官方文件。

尽管我们主要分析执政时期传播的官方话语框架，但是为了认识官方话语框架的动态和变化，我们也分析了时代的工作报告。通常情况下，这些工作报告会大量地袭用之前的工作报告，以显示连续性和保持叙述的一致性。为了看起来更自然，报告的基调也会根据作报告的总理的个性和风格做部分的调整。在我们的样本中，2001年到2003的年度报告是由朱镕基总理作的，因而它们也被算入任期内。在2004年至2011年，报告是由作的，它们出现在任期内，后者在2002年接替成为总书记，并在2003年接替成为国家主席。

我们的分析集中于与国内的事务相关的话语框架。为了确立主要的话语框架和相关的概念，依照框架分析方法，我们用了定性数据分析软件MAXQDA，通过多轮的开放式编码来确立核心话语框架和概念。然后，在由此确立的图式基础上给数据再编码。为了检验时期内既有的概念被进一步发展或者引入新的概念的事实，我们在一致的概念上引入了字数统计。这是以开放编码时分配给每个概念的关键词为基础的。接着，我们比较在三个相同长度时期每个概念被提到的次数：时代的一个时期（2001—2003）、时代的开始时期（2004—2006）和任期后期（2009—2011）。

话语框架是可以信赖的：治下的官方框架化

根据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研究，我们确立了六大话语框架。与我们的主要观点相一致，这些话语框架均致力于统治合法性的再生产：其中一些话语框架侧重领导者对公共利益的奉献，而另一类则突出政治精英的领导能力（参见表1）。

究其实质而言，所有的这些话语框架都促进着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建构着更大的图景，这一图景将单个的框架联系起来，并赋予其总体意义。变革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各项政策因此也就被嵌入一个长期的视角中，这个视角既具有历史维度，又具有未来向度。对党领导中国走向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历史使命的暗示和对中共致力于造福全体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强调，突出了政治精英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指出党的政策具有理论基础、它应对挑战的表现以及它克服种种缺陷的意愿，又突显了领导精英的能力和素质。接下来，我们要仔细地考察单个的框架，之后再讨论它们的连续性和适应性。

历史使命

和的统治均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识框架的基础，这一框架主导了对改革进程中种种问题和成就的解释。这一框架旨在提供一种长期视角，将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与未来的图景相联，二者都将党描述为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辉煌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合法权威。因而最高的公共利益和党的领导能力也就通过与革命的历史和中共领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使命的联系而得到界定。在这一背景下，重复民族主义的话语强调中国共产党决心服务于公共利益。

用朱锫基的话说，“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迈上新的辉煌征程”。他强调，“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步伐”。同样，也强调中共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斗争的“崇高而神圣”的使命和“艰巨而光荣的责任”。他指出：“回顾五年成就，令人鼓舞；展望未来发展，催人奋进。伟大的祖国已迈上新的历史征程，前景无限美好。让我们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理论基础

与共产党自我描述为一个科学组织的传统相一致，朱镕基和都将党的政策描述为一个综合战略规划的一部分。两任总理都强调，党的政策具有理论基础，而这也是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的要求。党的科学性及其指定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具有理论依据的发展战略，就是将中共界定为有能力领导中国的政党的话语框架的核心特征。这一论据在时代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明确指出了党的理论基础和党作为科学组织的领导能力。

朱镕基和均致力于消除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主义只是无关中国现实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遥远的思想。他们都意识到了过去的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不再那么动人，因而急于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切实”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的可行方式。中共强调它制定政策时的“现实和实用方法”，并许诺“使各项政策更加符合实际、经得起检验”。为了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主义的实际益处，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社会主义在这里也就被理解为具体政策措施的指导性理论基础，它考虑到了不断变化的环境。还说：“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作为灵丹妙药的发展

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和都将经济发展作为使中华民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梦想的灵丹妙药。通过提及邓小平的著名路线，朱镕基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同样认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

尽管发展被界定为主导性的政策目标，但是现代化和经济改革也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产生的必要条件。朱镕基和虽然都将发展视为首要任务，但他们在发展战略的细节和发展的直接目标上并不一致。为了回应改革初期的快速经济增长产生的问题，朱镕基主张更加“综合的发展”，以平衡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虽然同意这一点，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加宏大的思想，即“协调发展”。面对中共面临的合法性挑战（这一挑战源于社会不公和经济滞后造成的公众不满），更关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和地区均衡，更强调党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方面的决心。治下对这些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与的意识形态创新（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密相连，它们都强调党在认真处理人民的问题，并且有能力制定一个长期的、具有理论基础的战略来解决这些问题。

人民的首要地位

经济增长并不被认为是目标本身。面对着中共统治遭遇的日益加剧的挑战，两代领导集体都承认，不能再以革命历史为由，将人民对党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相反，人民依据政府解决其急切需求和问题的能力来评价政府。为了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和执政时期，都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党的唯一宗旨，是满足人民的日常需求，并增进人民的福利。

朱镕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实现一个较为谨慎的目标，即保证“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通过切实改进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保证人民群众向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迈进”，来实现邓小平说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执政时期又更进了一步，不仅将解决关系人民福利大局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放在首位，而且提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在更大程度上造福人民。因此，提出：“我们要牢记……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

此外，执政时期不仅关注人民的福利，而且关注人民的幸福。将社会和谐的思想与幸福联系起来，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通过和谐这一概念，儒家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被纳入了党的框架中，由此也将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储备联系起来。为了实现社会和谐和稳定，必须让全体人民都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强调：“必须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统一。”

面对挑战的表现

强调政治精英面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威胁时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就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朱镕基和都强调，不论是复杂的国际局势，还是自然灾害和流行病之类的威胁，都没有能使中华民族停止发展的脚步。通过几乎将每一年都描绘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两任总理都在几乎所有的工作报告中强调，中共的成就“来之不易”。这些“克服重重困难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巨大成就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因此也就凸显了中共的独特的执政能力，并且这种能力会随着克服每一个障碍而获得的实际经验不断得到加强。

中共取得的成就还要归功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中国经济才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率先实现回升向好”。这也就强调了中共选择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提出：“这些辉煌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极大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奋勇前进。”

克服缺陷的意愿

尽管在面对挑战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共也承认在政府工作中存在不足。朱镕基和都强调政府非常愿意进行自我改革，以克服这些缺陷，因此也就假定中共具有高度的自我批评意识和道德优越感，从而证明了中共领导中国人民的卓越能力。此外，还提出，领导的工作应该考虑到人民的期待：

“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连续性与适应性

和时期所推行的官方话语框架显示出高度的连续性。他们的主要目的都在于构建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党的历史基础上的、一致的顶层框架，由此凸显中共领导中华民族完成过渡阶段的独特资质。尽管这些话语框架通过不断被修正以适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并符合党的各项政策，它们仍然被嵌入了这样一个大的话语框架中，这个总的话语框架将所有强制性的政策变化和过渡阶段产生的潜在困难，都描述为党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是在中共的领导下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经之路。

尽管政治精英的总体框架化尝试强调的是连续性，但在话语框架内部，在一些相关概念上，甚至是党的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关键的渐进性修正。这种适用性是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的要求，也是对困扰着中国政治领导层的合法性危机这一核心问题的直接反应。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迁带来的问题，这些话语框架方面的修正针对的正是这种社会意识，它回应了人们日常的社会经验、问题和不满，因此也确保了话语框架的适用性。最重要的修正在于人民在决策和总体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这些适应性话语框架也被纳入总体的话语框架内，它们允诺修补损失、改善前景，从而最终让人民感觉到暂时遭受一些困难是值得的。

在治下，执政时期所承诺的“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进一步被提升为承诺在决策和发展进程中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从而实现了从“服务人民的基本权益”话语框架到“人民至上”话语框架的转换。中共领导层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承诺不再局限于人民的基本权益，而是包括了人民的幸福和总体社会和谐，后两个概念都是时代新引进的（见表2）。

同样，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在时代并不是官方话语框架的中心，在时期则成为了核心概念。时代的政治精英虽然也将经济发展框架作为关系国家繁荣的灵丹妙药，核心的观念却在于协调而非综合的发展，强调可持续性、社会公正和稳定，由此也与“发展”和“人民”的话语框架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也被称为保证民生的核心战略，在上面考察的两个时期，上述这些概念和改革开放都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发展过程。时期的中国政府对人民的强调，也包括了人民在决策过程中的优先性和许诺通过政治改革来打造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后一概念是在时期被显著强调的。与这一变化相应是在执政的后期对“党和人民的团结”的强调。政治改革的较为特殊的层面，例如民主化和法治，除了在时期的前期被稍微强调外，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些概念转换和发展也反映在的意识形态创新方面，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个创新有助于将不同话语框架整合到一个更广泛的观念框架中去，并取代早期的意识形态概念，如邓小平理论和的“三个代表”。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稍稍予以强调，但是社会主义概念在时期的后期受到了明显的排斥。虽然乍看上去，这似乎与对顶层意识形态框架的强调相矛盾，但这一概念转化是出于精英政治面对临近的合法性危机的第二个重要考虑。面对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下降，以及中共建立一种革命历史合法性能力的削弱，时期的中国政府急于将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描绘为一个宝贵的理论指导路线，在不可或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它通过实用主义的决策最终将解决人民的日常生活问题。因此，与其说执着于作为抽象意识形态观念的社会主义，不如说更为具体的理论路线（例如科学发展）更受青睐。

结论

政治说服对于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承认。但是，至今仍然缺乏用来解释这种联系的观念框架。本文通过将框架分析引入政治合法性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空白。以比瑟姆的合法性理论为基础，我们认为，政治领袖推行和传播一套框架，通过重建人民对精英执政能力及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决心的信念，进行合法性的再生产并缓和社会矛盾。为了对觉察到的合法性缺陷作出回应，政治领袖在一个持续的合法性进程中，不断修正自身的框架化尝试。

此外，政治精英的框架化还依赖于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单个的、被修正的话语框架纳入一个宏大的政治图景中。对于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这样一种顶层的框架有助于平息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否则这些不安定因素将导致政治领袖的信任危机。一方面由于话语框架对于社会文化记忆的依赖，另一方面也由于它们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官方的框架化尝试和意识形态创新都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连续性和适应替出现的过程。

中共的案例证明了政治精英的官方框架化尝试，其首要目标在于重启人民对政治领导层领导国家度过转型时期的能力，以及他们服务于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以加强人民至上观念为核心——的信念。全面强调以广泛的意识形态框架和党的革命历史为基础的连续性，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精英的框架化尝试存在着局限，它不容许突然的背离。不过，面对转型时期的变革社会，以及崇高革命理想（曾经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的贬值，话语框架的适度适应和概念转化也属于总体认知框架中的逐渐转换，它们反映了现实决策中的变化。

尽管上述考察远非完备，我们的话语框架仍然为将政治合法性研究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实际决策二者联系起来提供了分析工具。它不仅在理论上说明了政治说服对于合法性的重要性，还使得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发展和政治适应的背景下分析说服尝试和意识形态创新成为可能。对官方话语框架（及其相关概念）的局限和转换进行研究，会给研究该国的政治发展前景提供有益的视角。

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概念隐喻 时政话语 意识形态 翻译策略

一、引言

隐喻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指出：“隐喻字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比字。”（Aristotle，罗念生译，1986：47）而柏拉图则认为，隐喻属于花言巧语，至多是修饰性语言，只适用于表达感情;政治辩论、科学论述不宜使用隐喻。（林书武，1997：12）尽管两位哲学巨匠对隐喻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无一例外都是从修辞层面对隐喻展开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突破传统观点，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实现了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为隐喻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感受某一类事物（Lakoff&Johnson，1980：5），即人们往往用日常生活中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了解新生的、无形的、抽象的概念，运用不同概念之间互相关联的特点来进行认知。相对诗歌、小说等文体，时政话语态度严谨，用语正式规范，普通民众理解接受起来会有一定难度，而隐喻的运用使抽象的政治思想概念化、具体化，使复杂的政治事件简单化、明确化，从而使整个政治语篇立体生动、形象鲜明，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更易引起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美国国情咨文均是国家领导人每年度发表的具有总结性和导向性的工作报告。一方面对过去一年国家的各项事务和工作成果进行概括性的总结，另一方面又对政府未来将要采取的政策措施作前瞻性的阐释，集中反映两国政府各自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价值观，是两党集体智慧的发挥和体现，受到民众的高度关注。本文选取以上两种政治文献作为语料，权威性毋庸置疑;又因其各自的语言、文体和结构特点一脉相承，窥一斑而见全貌，也因此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种语料中主要概念隐喻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差异，并具体研究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译者在翻译汉语时政语篇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二、概念隐喻及其意识形态性

从修辞学到语义学，从语用学到认知科学，隐喻研究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发展历程。继亚里士多德提出“对比论”之后，又出现了“替代论”和“相互作用”理论， 此后Richards和Black 对此进行了扩充（肖莉，2010：31）。直至1980年，美国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合著出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可堪称隐喻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将国内外学者的隐喻研究推向了顶峰。在此书中，他们提出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这一理论，即一个概念以隐喻的方式结构而成，与概念相应的活动也以隐喻的方式结构而成，且表达这个概念和活动的语言也以隐喻的方式构造而成（胡壮麟，2004：45）。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方法，更是人类的认知机制和思维方式，是我们认识世界、阐述世界的重要手段。隐喻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在思想和行动中无时不有，我们赖以思想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的。概念隐喻是指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mapping）。所谓映射，可以想象成将B屏幕上丰富的影像（包括通常所说的特征或复杂的形象）投射到A屏幕上（王寅，李弘，2003：8）。其中，具体的概念域被称为源域（source domain），而抽象的概念域就是目标域（target domain）。源域和目标域是隐喻的两个组成部分，目标域通过源域得以理解。例如，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概念隐喻中，“时间”是目标域，“金钱”是源域，“金钱”对于我们来说是具体的、已知的或比较熟悉的概念，而“时间”则是抽象的、未知的或比较生疏的概念。通过将“金钱”宝贵这一具体特点映射到“时间”这个概念上，我们能够因此获得确切的理解和感受：时间去而不返，不可复得，需要倍加珍惜。

隐喻具有意识形态负荷（Scott&Katz，1996：64）。意识形态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框架，控制着其他社会认知，包括知识、意见、态度甚或偏见在内的社会表征的形成、转化和应用（van Digk，2008：34）。所谓意识形态，是指某一阶级、政党、职业内的人（通常是知识分子）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它是某一国家或集体里流行的信念，潜藏在其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道德等是它的具体体现。同时，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的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也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辞海》，1997：56-61）。一种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观必须和这一文化中最基本的概念即隐喻结构相一致。我们的价值观并非是独立的，必须形成和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概念系统相一致的体系（Lakoff&Johnson，1980：22）。概念隐喻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会形成特定的独具特色的隐喻，隐喻的使用基于文化、语境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当然更受使用主体意识形态的选择和支配。隐喻的使用与选择与隐喻主体的认知模式有着密切联系，隐喻主体控制着始源域与目的域的相似点，而始源域与目的域之间没有客观的相似性，只有经验的相似性（van Digk，2008：52）。在政治领域，隐喻被比作人的血管，向政治输送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和血液（林宝珠，2009：242），政治家们借助隐喻可将晦涩难懂、严肃隐秘的政治概念和政策措施变得更加具体和明晰，既传达了其欲传达的信息、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又不至使受众不明所以，甚至是产生抵触心理，可谓一举两得。总之，隐喻可以帮助政治家们对现实进行重组，创建一个隐喻性的现实，从而影响人们的思维，重塑人们的态度，框定人们的观点和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行动。（贺梦依，2014：17）

三、英汉政治话语中典型概念隐喻的比较分析

在Fairclough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分析模式”基础之上，Charteris-Black（2004：69）概括总结出批评隐喻分析的三个步骤，即隐喻识别、隐喻描述和隐喻阐释。借鉴此步骤模式，笔者通过仔细阅读两种语料，对其中概念隐喻的使用情况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美国国情咨文中出现频率最高、使用最广泛的概念隐喻主要有旅行隐喻、战争隐喻、建筑隐喻、机器隐喻、有机体隐喻、水流隐喻等。其中，两种语料又分别拥有比较典型、特色鲜明的概念隐喻类型，如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圆圈隐喻和家庭隐喻，美国国情咨文中出现的竞赛隐喻和宗教隐喻。下文中，笔者将选取两种语料中共同的和独有的概念隐喻类型进行重点分析（例子中标有下划线的部分是隐喻表达），探求意识形态在概念隐喻的选取和运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旅途隐喻

Lakoff把“旅程”定义为“某种长期而有目的的活动”，即人们沿着一条路径向目的地出发的路程（Lakoff，1993：202-251）。想到旅程，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春花烂漫或是冰雪纷飞的美好情景，以及旅途上所遇到的新奇有趣的事物，愉悦之情油然而生;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一路上不可能总是平坦大道，总会有泥泞与荆棘，所以，我们还要有不畏艰险的勇气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例（1）中，目标域是“现代化建设”;例（2）中，目标域是“individual achievement”，源域“旅途”的诸多特点一一映射到两个不同的目标域上，可以看出两国各自的意志与心态。

（1）统筹推进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建设，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步伐，加强国防科研和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发展。

（2）Sometimes we stumble;we make mistakes; we get frustrated or discouraged.But for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we have put those things aside and placed our collective shoulder to the wheel of progressCto create and build and exp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individual achievement.

（二）战争隐喻

战争隐喻一直是政客的钟爱，如Howe所说：如果政治不得不被刻画成无情与危险，演讲者们就不得不求助战争隐喻了。战争隐喻的选择暗示了政治家们对某一特定社会事件的本质与难度的评估，旨在激励人民为完成政治目标要积极参加并作出牺牲（胡家英，李海艳，2013：47）。战争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输有赢，要想获胜，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策略。例（3）和例（4）分别从“战略”“edge（战线）”出发，将“开放”和“创新”隐喻为“战争”，鼓励人民能置身于战争搬的紧张、残酷的氛围中，只有努力拼搏，不屈服、不放弃，在“开放”和“创新”中取得胜利、独占鳌头，才有生还的希望。

（3）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4）We know that the nation that goes all-in on innovation today will own the global economy tomorrow.This is an edge America cannot surrender.

（三）宗教隐喻

宗教隐喻是英语语料有的概念隐喻之一。“政治即是宗教”的隐喻运用得较为普遍，一则是有关宗教的内容和宗旨已经深入广大民众的骨髓，民众对于和宗教相关的政治政策能够自觉接纳，产生共鸣;二则是宗教故事和教义给人以启迪，让人充满信心。约98%的美国人信奉基督教，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不仅塑造着他们的意识形态，还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多数美国人都以《圣经》中的教条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处世准则，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美国是山巅之城，俯瞰一切。例（5）和例（6）中“God-given”“better-positioned”的运用就体现了政治家们利用宗教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

（5）We must all do our part to make sure our God-given rights are protected here at home.

（6）After five years of grit and determined effort，the United States is better-positioned for the 21st century than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

（四）家庭隐喻

家庭隐喻虽然不是汉语政治话语有的概念隐喻，但是所占比重却要比英语语料中大很多，而且是一种能深刻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隐喻。究其原因，家庭伦理观念是中国主流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核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家庭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团圆、和谐、幸福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是每个人对家庭生活的渴望，也是每个人毕生的追求。例（7）中，“一家亲”“同胞”和“家园”隐喻的运用，表明了大陆人民对台湾人民的骨肉亲情和对家人早日团聚的期盼。

（7）我们将全面贯彻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维护骨肉情谊，凝聚同胞心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美好家园、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四、时政话语中隐喻英译的策略

翻译活动很难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翻译作为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行为，其实质是向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的文化意识形态（王东风，2003：16-23）。时政话语作为一国之喉舌，思维缜密、行文正式，既要表达出一国的政治策略和精神风貌，又要符合目的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受众的心理接受能力，如果差之毫厘，则谬以千里，将会毁坏国家形象，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隐喻是时政话语中有力的认知工具，政治家们以其激起民众情感，在民众心中构建意识形态，以期最终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隐喻本身即具有意识形态性，这种意识形态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行文，甚至连译者呼吸的空气都有可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操控（Bassnett&Levefere，1990：13）。源语中隐喻的选择和使用体现了政治家们想要传达的信息和意识形态，译者在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有必要采取恰当的翻译方法，使其中的信息和意识形态尽可能地得到展现，这也是译文优秀与否的关键所在。

Newmark（2001：113）曾指出：“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进行修改，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林林总总，而这一切又与语境因素、文化因素如此密不可分，与隐喻的文内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隐喻翻译绝不简单，所要考虑的因素错综复杂，如语境、文化、文体风格等，当然还有意识形态。结合前人关于隐喻翻译的深入研究和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中国译者对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翻译实践，本文总结了意识形态操控下，时政话语中隐喻翻译常用的几种策略方法：一是对于英汉语言中均普遍常见的、且不会对目的语读者造成负面影响、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形象声誉和国际关系和谐稳定的概念隐喻，可以作保留处理，采取直译法，进行对等翻译。二是对于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内涵浓郁的概念隐喻，如果直译可能会与目的语读者的价值观、审美观等产生冲突，此时，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走向，译者需要顺应译入语的主流意识形态，选取合适的概念隐喻来替换掉原文中的概念隐喻。三是对于汉语时政话语中引经据典、极度夸张或隐晦的隐喻表达，因与英语重实证、思维严谨的表达方式格格不入，翻译时可省略，平铺直叙即可。

（一）保留概念隐喻，采取直译法

当汉语隐喻能够在英语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时，可以采取直译法。隐喻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和认知，由于世界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所经受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大体相同，尽管语言文化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人类逻辑思维的相对一致性使得他们语言表达的逻辑也具有相对的一致性。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正是由于逻辑思维的相对一致性，在用语言对客观世界及其认识加以描述时，语言的基本形式也就具有了相对一致性。因此，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时，就会出现不同语言间对同一隐喻表达中的意象的契合（刘宓庆，2003：86）。此时，概念隐喻的保留留住了源语中隐喻的民族和文化色彩，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信息和主旨，使得政治政策更易广泛传播和接受。

如例（8）中所涉及到的概念隐喻为“国际环境是建筑”，一座稳定坚固的建筑，地基与承重墙是关键，方方面面都不能马虎;要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必须解决全球性的热点问题，这在不同民族人们的认知中是一致的，因此该隐喻可以直译为“constructive”。

（8）原文：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将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事务，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切实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译文：As a responsible power，China will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multilateral affairs，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resolving global and hotspot issues，earnestly safeguard international fairness and justice，and work to mak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more just and equitable.

（二）替换概念隐喻，采取意译法

功能对等中的最高值是指目的语文本的读者能够以与源语文本的读者基本相同的方式理解和欣赏译文（Nida， 2003：87）。译者所关注的这种对等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是指在接受语中用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以求得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虽然人类的日常生活体验和认知基本相同，逻辑思维也具有相对一致性，但是汉语中有些隐喻的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风俗习惯、组织结构、历史传统、生活方式和等方面，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审美习惯有相异的地方，反映在概念隐喻上，就是对同一事物产生了不同的隐喻表达形式。此时，译者要寻求的就不再是语义的对等，而要注重文化的交流与意识形态的传递。因此，转换喻体采取意译法，使用目的语读者熟悉的隐喻形象，译文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例（9）中，“鱼水情谊”“坚如磐石”是汉语中独具文化特色和内涵的隐喻表达，主要形容军政军民之间极其密切的关系，如果直译，读者反而会产生困惑或错误的联想。

（9）原文：各级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密切鱼水情谊，使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

译文：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continue to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and support strengthen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armed forces，forge closer tie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rmy，and build unbreakable uni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rmed forces and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rmed forces.

（三）省略概念隐喻，采取加注或解释的方法

如果汉语概念隐喻在英语中既不能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又不可以替换成英语中意义相似或相同的概念隐喻时，我们可以省略此隐喻，采取加注或解释的翻译方法。特别是一些涉及历史事件、文学典故，或来源于经典著作等体现文化心理个性的隐喻，在目的语中会出现语义空缺。目的语读者没有类似的体验及认知，缺乏相应的背景图式，此时，硬译或死译会造成读者的误读或无法解读。尤其是时政话语中的此类隐喻，译者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传播和交流，反而要舍弃汉语语言特色和民族特征，通过加注或解释的方法，帮助读者正确解读隐喻的含义。如例（10）中的“四两拨千斤”原是武术技法术语，属于道家哲学，此处则指政府投资对于社会建设、国家发展的巨大作用。在目的语读者看来不免有夸大其词的嫌疑，译者直接省略了这一概念隐喻，转而只解释其表面显化的含义，其中蕴含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也就不用费力斟酌了。又如例（11）中“紧紧围绕”这一圆圈隐喻，反映了中国强调个人和集体并重，并优先考虑集体人权的政治倾向。而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每每都要高喊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他们认为人权只能是个体，强调以个人为中心。为避免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进一步加剧，译文中可省略此隐喻。

（10）原文：投资重点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重大水利、中西部铁路、节能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发挥好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

译文：Investment will be mainly invested in government-subsidized housing，agriculture， maj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railway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programs.We hope that such government investment will attract more investment in these areas from other sources.

（11）原文：新的一年，要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译文：This year，with the Party's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armed forces under the new conditions in mind，we will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五、结语

通过对英汉时政话语中典型概念隐喻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概念隐喻的选取和使用上，二者有相似的地方，如旅途和战争隐喻;也有各自的偏好，如家庭和宗教隐喻。相似是因为人类共享宇宙环境，有着十分接近的历史演变过程、心理架构;而各自的偏好则是因为时展过程中，英汉语言使用者出现了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偏差。总而言之，其根源均在于意识形态的操控。考虑到历史、信仰、社会认知、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固有差异，在翻译汉语时政话语时，我们要特别注意隐喻的意识形态性。鉴于此，本文着重分析了三种隐喻英译处理方法：保留概念隐喻，采取直译法;替换概念隐喻，采取意译法;省略概念隐喻，采取加注或解释的方法。在保证时政话语中隐喻翻译准确贴切的前提下，尽量向译文读者传达出原文的神韵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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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译.诗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47.

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翻译；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的德译；政府工作报告

外宣翻译运用目的语为语言介质翻译外宣材料，使源语国家信息在目的语国家得到传播，从而达到源语宣传主体的意图。政治文献的翻译作为我国外宣翻译的客体之一，其中的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是外宣翻译的难点所在。在当今各国文化交流亦更加频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特征应得到更多的展示。本文将从文化翻译观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的外宣德语翻译实例，阐释文化翻译观对政治文化专有项翻译的重要指导作用。

一、文化翻译观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体现文化内涵的载体。就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杨仕章先生已在其《略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中主要就语言语境外的诸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和过程的促进或干预的作用做了很好的阐述。因此，翻译活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语言所涵盖文化的交流过程。简单而言，文化翻译观提倡在翻译过程中保留源语文化信息。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中所蕴含的许多鲜明的文化特质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是缺失的。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出发，这些信息是值得并需要保留的。

二、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原则

本文根据艾克西拉对于文化专有项的定义，将政治文化专有项视为在源语意识形态、惯用法或使用频率等方面差异于目的语文化，从而具有不同文本地位的源语政治文化中的语言项目。

（一）采用“中国德语”

对于政治外宣翻译中具有中国色彩的政治专有项，可按照文化翻译的观点，保留其文化特色，译为“中国德语”。该提法是笔者从葛传先生在1980年首次提出“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这一概念转用而来。为了更好地在外宣翻译中保留中国文化信息，政治文化专有项的德译同样可以采取英译界的观点。以规范德语为核心，大胆使用“中国德语”，采用音译、译借等翻译策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外宣传的目的。

（二）体现外宣原则

政治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不仅要逻辑清晰、忠诚正确地传递达源语信息，表达外宣主体意图，同时也要到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认知和心理因素。文化翻译的观点是为了更好促进跨文化交流，但并不局限于从源语文化向目的语文化进行文化信息输出，而是同时强调两者之间的交流。即言，外宣译者应考虑翻译策略的选择，并非一味采用音译与直译的异化方法，而应根据目的语语言习惯和读者接受能力选择其他诸如补译、套译或归化处理的翻译方法，从而更好达到外宣效果。

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的文化翻译

以下将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德译版为例，分析在意识形态、惯用法两方面与目的语产生差异的中国政治文化专有项的德译，借此体现文化翻译观在外宣翻译中的导向作用。

（一）体现意识形态差异的政治文化专有项

本文根据艾克西拉对于文化专有项定义中“意识形态”的提法，结合“意识形态”于哲学认识论范畴的中性定义，即：“意识形态”为观念性活动总称，是一种观念体系与价值体系。那么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亦是意识形态差异的一种表现。

例：“米袋子”、“菜篮子”

德译：“Reiss?cken”und“Gemüsek?rben”

虽然中德两国饮食文化有所差异，但如今“Reis”在德国亦被人们所熟知。因此直译并不会影响目的语读者理解，而会引起目的语读者通过对“Reis”和“Gemüse”的联想而明白其比喻日常饮食，从而推倒出确保“米袋子”、“菜篮子”是为保障人们基本生活质量的含义。因此，把“米”译成“Brot”并无必要，直译反而能更好促进源语文化传播。

（二）体现惯用法差异的政治文化专有项

汉语中有许多惯用法是德语中所不常见或是缺失的，如，使用数字缩词或四字短语这类概括性的词语来表达复杂概念。在翻译此类文化特色的词汇时，也可多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进行思考，更好地体现源语特色。

1.数字缩词

数字缩词在政治文献中十分常见，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新人”等。笔者通过总结，发现数字缩词主要有以下两种译法。

一为直译，即译文中保留源语专有项中的数字成分，体现源语语言文化特点。

例（1）一国两制

德译：Ein Land，zwei Systeme

例（2）三个代表思想

德译：Ideen des“Dreifachen Vertretens”

上述两例在首次出现时都应进行补充翻译，体现出专有项内涵。如例（1）应补足以下内容：“Der Hauptteil（Festland）des Landes innerhalb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sein sozialistisches System fortsetzen wird，w?hrend Hong Kong，Macao und Taiwan das kapitalistische System beibehalten.”但随着上述两词在十年来的外宣翻译中频繁出现，译语读者已对该词逐渐熟悉便可不加补义。

二为删去数字，意译全义。当直译无法准确表达专有项的内涵，且可能给目的语读者造成理解困难时，译者可考虑摆脱源语形式，删去数字，把实际文化含义表达出来。

例（3）“两高”行业

德译：Die Branchen mit hohem Energieverbrauch und hoher Aussto?menge von Schadstoffen（2010政府报告）

在翻译数字缩词时，译者应首先要把握专有项的正确文化内涵，再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翻译策略，选择直译法突显汉语语言文化特色，或采取意译传达其中文化内涵。

2.四字短语

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四字短语多两个以上为组合同时出现，表达并列或是递进含义。前文已提及由于政治外宣翻译所要求的“忠诚”度较高，因此在能直译的情况下多采取直译保留信息量，也能体现源语的语言文化特色。

例（1）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德译：Die demokratische Wahl，die demokratische Entscheidungsfindung，die demokratische Verwaltung und die demokratische Kontrolle

以上四字短语遵循源语的语言结构进行字面直译。但并非所有情况都适合完全对应的字面直译，也可调整源语动、名词的先后语序。

例（2）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德译：Die Gesetze den Standards entsprechend，gerecht und zivilisiert durchgeführt werden.

如上例，在必要情况下，无需重复四字短语中反复出现的成分，也可改变常见的名词化译法，采用动词结构。

四、结语

文化翻译观并没有固定某种译法，并非说一定采取异化、意译才是好的，而应该是只要能更好地传递文化信息、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这就是好的译法，无不拘泥于那种具体的译法。应该说，每一种翻译策略，包括异化、归化、硬译、死译、零翻译等都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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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6篇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

我局领导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成立以主要领导任组长、副职领导为副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落实领导班子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由主要负责人牵头，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其他成员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明确工作责任，狠抓责任落实，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为推进住建局全面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召开专题会议，全面安排部署

按照意识形态工作相关要求，每季度定期组织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及时学习传达贯彻有关文件精神，重点学习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实施方案》，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使全体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同时针对我局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并强调：一是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起来，切实抓好学习，积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全体干部职工进一步提高认识，不断增强责任意识；二是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在微信、抖音、QQ等网络平台、转发政治敏感信息或其他具有负面影响的信息，不以职务身份在网络平台上注册账号、建立群组，避免在论坛、群组等平台上暴露单位职务等身份信息；不得通过政务邮箱、微信等网络通讯工具传输信息、处理工作内容；需在网站上的政务信息，要经主要负责同志审核通过才能在网上；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妄议。

（三）加强理论学习，提升思想认识

我局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并作为重要学习内容，切实抓好干部职工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和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理论学习第一位，利用职工大会、自主学习、讲党课等方式进行多样化学习，使学习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开展，确保学习领会精神学以致用。

（四）狠抓党建工作，落实党委意识形态责任

我局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切实将意识形态与“五位一体”建设和党的建设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主要针对：一是科学部署党建工作。按照我局2020年工作要点计划，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围绕新形势、新要求下党建工作的重点，制定了全年的党建工作计划，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以机关党的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建设为着力点，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切实促进机关党建工作；二是严格实行组织生活会，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相关条例，严格落实“”、民主生活会、党员积分评定等制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切实增强干部职工政治觉悟和党性思想。三是充分发挥“学习强国”平台，按照积分排名方式，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各具特色的在线学习，开展学习达人评选活动，定期督促全体干部职工学习理论知识。

二、存在的问题

1、干部职工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思想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

2、进一步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理论知识学习，学后有心得体会。

3、局互联网、手机微信等新媒体的引导和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下一步计划

在今后工作中我局将从三个方面做好意识形态分析研判工作，

1．加强看齐意识和责任意识，牢牢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向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看齐，并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到党组工作报告、纪律检查、干部考核，以及平安建设考核当中去。

2．强化担当意识和战斗意识，加强正面宣传，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做好意识形态宣传，真正把社会义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落地落实，

3．加强短板意识和创新意识，汲取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先进做法，补齐短板，做好创新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7篇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认真组织学习政治理论。镇理论中心组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要求各班子成员领悟精神实质，2020年共召集班子成员中心组专题学习2次，班子成员做到了学习“有计划、有笔记、有体会”，写学习心得体会8篇；全镇召开网络意识形态传达部署会议1次；组织机关干部集中学习网络意识形态2次，参与人数85人。

（二）强化意识形态组织领导。镇党委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实行意识形态工作党委主要领导负责制，认真落实“书记抓”和“抓书记”工程，切实担负起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年初成立了党委书记、镇长、人大主席任组长，副职干部任副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并指派党政办公室2名同志专门负责指导支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村级配备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党建专职16人。全年召开研究分析研判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党委会议2次，对全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社情民意中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做出安排部署，召开全镇班子成员意识形态工作培训会议1次；副职领导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分管领域工作“一岗双责”，分别负责分管部门行政管理、社会管理意识形态工作，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发现问题及时向镇党委报告；镇党委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镇村干部工作绩效考核，全年开展督导考核2次，分别计入年终总评。

（三）夯实意识形态阵地管理。镇建立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清单。努力做到清单完整详尽，无遗漏，同时明确管理部门，落实管理责任。目前，全镇有“魅力”微信公众号和镇政府网2个网络宣传阵地。为此，我们加强选题管控和内容监督，建立意识形态内容审核把关机制，确保所刊载内容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凡上报的信息，均需主管领导签发后方可报送，强化对乡镇信息的审核，确保不出现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积极开拓党建对外宣传阵地，充分利用镇党员先锋工作群和16个村组干部工作群的全镇网络政策宣传主阵地。积极转发意识形态相关信息129条，发挥党建宣传舆论引导、统一思想、振奋精神的积极作用。

(四)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坚持严格落实网络信息机制，加强对微信群等平台管理，主动设置议题，营造清朗和谐的网上舆论氛围，在群里宣传党的政策，传播正能量。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团员青年和志愿者在网络媒体上发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热点事件和有害信息的监测处理。加强学习教育。镇长曲贵海召开2次专题会，深刻学习领会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和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学习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集中收看网络安全典型案例视频，强化网络安全意识，准确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加大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力度，成立由镇党政办公室、各村党建专职组成的网络安全管理机构，并制定印发了《镇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制度》，做好网络正面思想舆论，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夯实思想道德基础，让网络安全意识根植于心、增强基层干部职工风险防控意识，提高网上议题设置能力和舆论引导水平，切实加强网络信息管控。加强宣传教育，利用镇QQ群、微信群、网站等方式进行宣传学习教育，引导广大网民开展网上热议话题跟帖2350人次，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强网络诈骗防范能力，不断提高广大网民网络安全意识。全面加强网络信息管控，开展网络安全学习宣传教育，不断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充分发挥各支部党建专职网络安全管理员作用，常态化开展网上热点信息和有害信息监测处理工作，截至目前共禁止微信传播不良信息354条，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五）严肃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处理。在加强正面教育和引导的同时，加强对重点人物的排查，及时关注并发现镇村干部思想问题，妥善处理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开展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其转化。对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错误思潮和言论，及时有效地开展思想舆论斗争。由镇长带领班子成员组织开展2次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检查，并将检查情况进行通报。通过考核督导，从未出现镇村干部在公开场合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非议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及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等情况。

（六）强化网络意识形态队伍建设。选优配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员队伍建设和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道路，镇党委首先将宣传干事、站所长、村党建专职、文化大院负责人纳入了宣传思想文化联席会成员。专门成立了镇宣传思想文化领导小组，制订了相关制度，召开联席会议4次，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得到了层层分解，做到了责任到人，任务明确。发挥党外人士引领作用，全力做好非公经济人士、在外能人等统战人士联系沟通工作，广泛听取了他们为全镇社会经济发展提出好的思路与建议，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为此，党委、政府定期向他们通报全镇经济发展情况，请他们为家乡经济发展献计献策。通过联系沟通，激发了广大在外能人回家乡办厂兴业的积极性。2018年5月，通过党外人士在河洼村成功引进水域面积占地3500平方米小龙虾养殖基地，发展小龙虾养殖产业，为今后集体经济快速发展注入动力。做好先进典型的推介与宣传。积极宣传，深入报道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典范。他们分别是：诚实做人、诚信做事的王福银；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执着奉献的乡村会计陆永强；23年不离不弃，默默守护患病妻子的模范丈夫李书华；孝敬公婆的“最美儿媳”白春娜，弘扬孝道文化，努力营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氛围。

（七）狠抓考核检查追责问责。镇党委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全面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一是建章立制。镇长曲贵海同志带头贯彻落实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组织制定了《镇年度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计划》、《镇落实<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工作方案》，并将工作纳入镇党委年度工作报告安排部署。为意识形态责任制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真正履行了岗位职责，形成“一把手”负总责、相关科室密切配合的工作合力,进一步把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细化、量化、具体化。二是健全研判考核机制。把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镇纪委执行党的纪律工作责任制，纳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监督检查范围，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坚持“四同”机制，全力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目前广大干部撰写心得体会7篇以上，查摆问题整改率达100%，开创镇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新局面。三是严肃考核追责。党委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内容，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镇村干部绩效考核，明确考核内容、方式和程序。对未能切实履行工作职责，意识形态出现严重错误和问题，并造成严重后果，在年度考核、党员民主评议及各类评比时实行一票否决，对出现“十种情形”的党组织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问责。

二、存在突出问题

（一）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党委对抓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但仍未达到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认识的高度，少数党员干部自身的局限对意识形态认识模糊。

（二）社会价值观面临着各种思潮的冲击。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现阶段的社会价值观错综复杂，总体上是积极的、进步的，但也在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消费主义、金钱至上观念的蔓延等。

（三）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开展难度大。无论是理论武装、社会宣传，还是理想信念教育，都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部分党员干部对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还不够强。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提高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各支部要学会站在讲政治高度来理解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牢牢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使我们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有更清醒、更坚定的认识。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对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承载社会正能量，涉及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覆盖各个社会层面不同人的精神需求，只要广泛宣传，一定会赢得群众的支持和认可，使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坚定立场、明确方向、坚定道路。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在身边”、身边好人推荐评议、“我们的节日”等活动，深入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工作，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继续加强公益广告展播工作，推动意识形态具体化、鲜活化、文艺化。

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互联网+ 主流意识形态 挑战 建设 路径

Abstract "Internet plus" as a new form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innovation driven， open all connections； ecology； remodeling of structure， respect for humanity and other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new form of “Internet plus"， the dissemina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discourse， there challenged the declining influence，"market share"， mode of transmission， reduce the need to change the security issues continue to upgrade problems. Therefore， we must speed up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to the new form of “Internet plus" pace， form and discourse system change the spread of mainstream ideology，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mainstream ideology.

Keywords Internet +； mainstream ideology； challenge； construction； path

“互联网+”既是时展的产物，更是实现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强大助推力。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由此开启“互联网+”发展新时代。“互联网+”具有鲜明的特征和传统媒介平台无法比拟的优势，因而，在“互联网+”时代，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势在必行。

1“互联网+ ”的主要特征

2012于钤谝坠鄣谖褰煲贫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演讲《互联网+》，由此开启了互联网连接一切、改变所有传统和服务的新格局；而2015年两会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的聚焦更使“互联网+”成为各方关注点、一时万众瞩目。“互联网+”旨在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以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务体系、重构商业模式等途径来完成经济转型和升级。总的来看，“互联网+”具有如下鲜明特征：

1.1 跨界融合、连接一切

“+”本身就是一种跨界、变革、开放和融合，“互联网+”的融合也即融合到每一个行业里，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并逐渐建立起一个连接一切的生态，使互联网真正成为连接人与物的核心节点。

1.2 创新驱动、开放生态

“互联网+”的目的是最大程度释放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因此必须强调协同创新、跨界创新、融合创新，充分重视和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建立各种协同创新机制，并最终形成业内、业外良好的生态环境。

1.3 重塑结构、尊重人性

“互联网+”不仅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关系结构、地缘结构、文化结构等，而且随着创新的驱使，“互联网+”更加重视对人性的尊重、对用户体验的敬畏、对人的创造力的重视，使人性贯穿于思考、开发、设计、运营、创新和改进的全过程。

2“互联网+ ”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

以“跨界融合、连接一切”为特征，“互联网+”强调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更加突出互联网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使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真正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因素。但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及通信技术方面却存在以下问题：

2.1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遭遇挑战

当下，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信息技术不断革新，思想文化交流频繁，意识形态发展进入到“互联网+”全新时代，并且随着“互联网+”语境内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兴盛与推崇，传播界内的斗争更为激烈，境外敌对势力及国内各思潮纷纷“染指”互联网，意图争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决定社会舆论走向。

一是西方价值观念强势渗透。“互联网+”新形态领域内，各移动互联网平台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即时性、覆盖性、海量性。但，当前信息技术的优势并不在我，国际舆论话语权被牢牢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全球互联网渗透率已超过30%，互联网信息85%以上来自美国、90%的信息为英文。有人指出当今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少数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影响力决定话语权。以强大技术实力做支撑，文化媒介为载体，西方国家大肆宣扬“普世价值主义”，极力外推西方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达到消解他国意识形态的目的。此外，用不实言论蛊惑受众。西方国家除了利用信息技术向外进行“意识扩张”、“文化殖民”之外，还通过强大的“制信息权”，用歪曲事实、蛊惑宣传等方式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争夺。在国际话语体系内，“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争霸论”等论调相继登台，直接抹黑中国国际形象，打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外传播；此外，对我国革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存在的问题无限放大、故意扭曲、错误解读、混淆视听以丑化党和政府形象、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二是国内非、反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加o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各种新媒体的盛行，其双向互动传输、准入门槛低、用户主导性强的特点不仅使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能轻易进入到用户的生活情境，成功转移了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注意力，而且还扩大了自身影响力。受众通过便捷地交流平台，一方面，可以更多地接触、了解这些思潮；另一方面，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受众可更便捷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通过“转发”、“点赞”等方式受众还能进行小范围的互动交流。

2.2 井喷式的信息量消释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市场份额”

“互联网+”时代不仅是“信息大爆炸”时代，而且是全民信息时代。可谓时时有信息，信息传播的时效达到随时可以的水平；处处传播，地域和空间的限制越来越少，用户只需设备和传输信号，就可以接受和信息；人人传播，信息的传播不再是机构、媒体的专属，每个用户都可以参与进来，都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舆论场。而且这些信息不单是文字或图片，还覆盖到音频、视频等多触觉通道，足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时代，传播的目标群以及能达到的传播效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相对于时时处处更新的信息内容来说，主流意识形态较为滞后的翻新速度对用户没有足够的“吸睛点”。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利用“互联网+”新技术进行信息传播的水平不够，对很多新的平台、载体，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时还是采取审慎保守的方式，互联网新技术并没能很好地加以应用。

2.3 “私人订制”式的传播方式拔高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准入门槛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通信技术的使用，拉近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使备受诟病的“最后一公里”逐渐缩短；同时，它使得信息的传播变成了一种去“议程设置”式的传播，无固定的用词模式，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传播的内容与呈现的强度，从而导致议题难把握，热点难预料；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往往需要借助议程设置的权力，通过显著位置或黄金时段，用准确性、固式化的语气引导受众，以达到宣传的目的。此外，“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更注重贴合用户的接受习惯，善于对信息进行具象化、通俗化、故事化、生活化、碎片化的加工；在表达方式上讲究“嵌入式表达转变”，不断寻求“多元对话”信息传播模式框架的建构；在信息推送上面，实行“点对点”的“订单式”发送，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今，为了更方便用户掌握自己需求的信息，“互联网+”各平台还可通过用户使用的数据“痕迹”，通过复杂的数字演练推算出用户的兴趣喜好等各种指标，最终通过终端设施为用户提供人性化、精准化的信息和服务。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内容上政治色彩浓厚，说教成分厚重，较偏离受众的生活情景，容易产生“曲高和寡”的现象；表达方式上习惯于“高势位灌输”的方式，不细分传播对象、不善于运用传播技巧，呈现出“一元独白”的传播态势；而且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技术层面的应用还不是特别广泛和普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还需要一场技术革命的洗礼，才能实现传播效果的大突破。

3 “互联网+”时代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

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因此，为紧跟“互联网+”时代的步伐，使主流意识形态真正融于“互联网+”时代的浪潮中，需：

3.1 坚持“破”与“立”相结合，筑牢主流意识形态融入“互联网+”新生态的基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通信技术，抢占新生态领域内宣传高地、占领话语权；另一方面，“打铁还须自身硬”，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更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

一是强化问题意识，正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各种平台、技术挑战。我们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充分认识到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残酷性和重要性，时刻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做好斗争准备。一方面，抢占阵地，引领方向。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通信技术，旗帜鲜明地“亮剑”，理直气壮地发声、有理有据地批判。另一方面，掌握主动，增强话语权。指出“名者因时而变，智者随时而制”面对各种挑战，我国主流媒体应适时进行变革，在尊重信息传播规律的同时及时更新自己的“战斗工具”，要充分利用更广阔的“互联网+”平台以及更为先进的互联网通信技术，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积极主动回击的姿态，在一些突发性和敏感性问题上敢于发声、勇于斗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做到事事主动、处处积极，在舆论引导、信息披露和观点阐述等方面树立主动意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建设和斗争的主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

二是努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现实性、大众化、通俗化。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但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域” 。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创新的实质在于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适应“互联网+”时代“创新驱动、开放生态”的要求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深化发展。在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层面，首先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因此，我们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加强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同时，特别注意研究互联网网络舆论的热点话题，把握网络舆情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切实做到将追求崇高理想与关注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此外，要加快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进程。不能将主流意识形态“束之高阁”，而是要使其走下“神坛”、走出“书斋”，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范围之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高深的理论，使主流意识形态能够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3.2 坚持“传承”与“创新”相协调，变革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形式与话语体系

当前，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就必须深入研究、把握“互联网+”新生态的发展趋势与管理方法、“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规律，深谙“互联网+”传播平台的特点，这样方能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经久不衰”。

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阵地。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是国民认识和了解世界的决定性视角。因此，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任何时候不偏废。

二是转变话语体系，贴合受众的接受习惯。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大多采取高势位灌输的方式，内容一般较为抽象、宏大且晦涩，一则超乎受众的理解水平，二来有悖受众的阅读喜好。因而，在“互联网+”移动终端日益智能化的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遵循“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规律以及“互联网+”重塑结构、尊重人性的鲜明特征，及时进行传播方式、表达形式的更新，从语言风格、文章体裁、表达技巧等方面进行创新，解决好应用互联网新技术的‘本领恐慌’问题，并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技术新方法的行家里手，才能更好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三是构建多主体互动关系，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传播。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内容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过半数中国人已经接入互联网。我国不仅网民规模巨大，而且其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具有十足的个性特征，他们表达自我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参与表达的途径越来越多，网民已成为一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意识主体。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尽可能融入“互联网+”新生态，转变思维方式与传播理念，与用户建立参与式、探讨式、主题式的互动关系，使用户能够加入到主动转发和传播的链条中，通过交流、互动、沟通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由用户的被动接受到主动宣传。

3.3 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配合，增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影响力

当前，在风云变幻的新时代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主流意R形态话语权与引导权的争夺不仅限于一国之内，对于任一国家，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同样重要。因此，加强“互联网+”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就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纳入整个国家战略层面。

一方面，坚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理念，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因此，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就需依托互联网平台，利用最新的通信技术，不断增强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介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融合的力度，使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借力“互联网+”的优质与领先力量，不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打造中国文化精品，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同时，争取和赢得国际话语权。指出，“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借鉴吸收国外意识形态建设经验的同时，也应积极利用“互联网+”跨界融合、连接一切的特征，打开与外界交流互动的窗口，并真正融入当今时代主导性话语元素，系统收集、认真分析、仔细研判、及时反馈全媒体舆情的基本动态，积极参与国际议题的设置与意识形态的引导，不断扩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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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9篇

一、坚持党的领导，维护领域安全

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种好“责任田”、守好“主阵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全面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一）抓好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全面落实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健全落实工作责任、工作报告、分析研判、检查考核、工作保障、征地管理、应对处置“七大机制”，抓好网络内容管理、网络空间治理、网络舆论引导、网络阵地管理和网络统战工作“五项重点任务”。

（二）强化阵地意识，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责任，也是使命，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始终把学习贯彻党的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加强理论学习，深化理论宣传，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风险点，加强预警监测分析研判，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守好阵地，管好队伍，要让主流思想舆论占领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增强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筑牢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思想基础，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二、聚焦新思想引领,深化理论武装

认真贯彻关于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思想,引导民政系统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新思想新精神,充分彰显新思想推动沁源发展的主心骨、定盘星、度量衡作用。

（一）要健全制度,制定中心组学习实施细则,强化规范管理。要创新模式,将中心组学习和领导干部专题调研相结合,提高学思践悟新思想的综合素养。要推广典型,挖掘中心组学习的创新做法,推广创新做法和亮点经验,推动民政工作中心组学习提高到新水平。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广泛开展有特色、务实效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构建“层层推动抓学习、步步做实全覆盖”的学用新思想大格局

（二）要用好平台,充分发挥“学习强国”平台推广运用，将“学习强国”覆盖全部党员干部。

（三）要强化意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标新思想关于民政行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找准学以致用的结合点和突破口,加强学思践悟,总结亮点经验,撰写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的理论文章。

三、聚焦主流舆论壮大，强化“四力”提升

认真贯彻关于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要求,进一步塑造民政美好形象。

（一）对标中心点,提升引导力。一要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全县发展凝心、聚力、鼓劲。

（二）内外相结合,提升影响力。一方面要善借外力,借助党报党刊主要媒体等权威平台,通过传统和网络两条渠道,传递民政声音,另一方面要苦练内功,创新民政工作宣传的理念、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

（三）下好真功夫,提升公信力。信息报送要坚持真实准确,把好“准入关”,确保每一条信息准确,经得起推敲,展示民政工作的良好形象。

四、聚焦文化繁荣,打造民政精品

加快新时代文化强粮建设,把振兴文化作为民政工作新时代新征程的战略重点,坚持文艺精品创作、文化惠民服务、非遗传承保护整体联动、协调发展,为我县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文化支撑。

（一）文艺创作要追求高度。要加强主题创作,集中我县创作力量,紧扣党的精神,抓住建国7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围绕县委中心工作,立足项目建设、脱贫攻坚、环境保护,创作一批讴歌民政工作的作品。

（二）文化传承要承载厚度。不断弘扬、传承、挖掘、巩固民政特色文化,彰显深厚文化历史底蕴,大力推进“民政志”的编纂工作，抓好红色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五、聚焦强基固本,加强民政工作建设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思想,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提升能力素质,不断深化作风建设,为做好新时代民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1.加强党的建设。自觉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按照县委安排部署,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上当好表率。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主题党日活动,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第10篇

一、主要工作

(一)坚定政治站位，强化加强组织领导，抓实意识形态工作。我局始终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一是在组织保障上狠下功夫。调整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党组书记、党组成员、部门负责人的职责。每季度召开1次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意识形态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听取意识形态情况汇报，主动应对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及时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动向。二是在统筹管理上狠下功夫。局党组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最首要、最突出的位置，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报告和年终综合目标考评，与司法行政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做到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二)强化理论学习，筑牢思想防线。局党组持续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学深悟透《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及时学习贯彻最新讲话精神和省委、市委、市委的最新贯彻举措，认真开展学习活动。一是健全学习制度。印发了《2020年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2020年干部学习教育培训计划》，推进党组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二是创新学习方式。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领导干部上党课制度，单位班子成员前往帮扶联系村和其指导党支部开展上党课活动，常态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方针。利用固定党日组织单位党员干部前往爱国主义基地、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锤炼党性，坚定信仰，已组织参观年画村和市第二中医院教育基地。三是夯实学习主体，做深做实干部职工学习教育。将学理论、学业务、学党建专题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定时召开中心组会和全局干部职工大会，重点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精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上半年共学习20次。四是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让全系统党员干部养成“每日必学”的良好习惯，真正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三)坚守舆论阵地，做优舆论引领。一是强化舆情管控。全面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网络信息管控，做好司法行政系统负面信息的调查核实、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社情民意倾向苗头性问题，定期开展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牢牢把握话语权，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二是加强阵地建设。确保系统内宣传栏、广告牌、电子显示屏、活动场地等意识形态阵地内容及时更新，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和导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三是严格考核问责。加强对各股室、司法所及公证、律师行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和检查，严格落实对系统内各部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进行定期督促问效、严格考核，对履职不力的部门和个人进行严格问责追责。四是加强外宣工作。打造一支政治坚定、工作负责、业务精通的外宣队伍，及时完成各项宣传任务，大力宣传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和特色亮点，充分展现司法行政系统工作实效和良好形象。

(四)立足服务民生，提高工作质效。一是常态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积极组织开展“送祝福、送春联、送科技”三下乡法治基层行，发放宣传单宣传册2000余份，宣传口袋300余个，宣传挂历3000余份，宣传教育群众4000余人次。开展“防控疫情、法治同行”专项法治活动，利用微信微博平台，宣传疫情防控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开展“疫案释法”16期，编印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指引资料2万份，组织年画工作者创作年画疫情防控画，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疫情防范宣传。举办市“法律进企业”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专题法治培训会。到龙佰钛业、龙蟒大地两家企业开展复工复产法治宣讲，提高企业疫情防控期间生产安全意识。二是全力保障做好疫情期间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扩大援助范围，对抗击疫情做出贡献的中小企业，以及对疫情防控一线人员等优先受理办理法律援助。大力拓展民生领域法律服务，重点做好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人，军人军属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强化根治农民工欠薪工作联动机制，持续开展法律援助“进项目进工地进企业”。组织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开展“春风行动”，共接待解答农民工咨询1565人次，受理农民工讨薪案件69件，办结38件，群体案件8起，涉及人数216人，共计为农民工讨回欠薪、挽回损失300余万元。三是强化疫情期间特殊人群管控及心理疏导，加强特殊人群意识形态管理，组织开展教育学习1125人次，个别谈话教育951人次，进行心理辅导187人次，指导就业就学2人次。对全市102名刑满释放人员，按照其实际情况进行了合理安置，确保重新犯罪率不超过1%，积极开展疫情防控期间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上半年全市开展矛盾纠纷调解817件，调解成功808件，成功率达98.8%。四是推进执纪监督常态化。制定了《2020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计划》，明确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主体。开展“清廉机关”建设工作，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制定《关于全面开展2020年度A级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查找A级风险点4个、确定A级风险点岗位5人，完成“三重一大”记实监督15次。五是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全局干部职工深入帮扶村共计60余天次。

二、存在问题

一是政治站位不高。有的分管领导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偏差，说话多，实策少。往往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软任务，没有真正摆上应有位置，一定程度上存在重视业务工作，轻视意识形态工作。

二是舆论工作机制建设滞后。虽建立了相应的外宣队伍，但工作开展乏力，舆论舆情等意识形态专题分析研判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范工作有真空地带。

三是对内对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形式、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宣传思想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战斗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强化主体责任的落实。围绕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定期分析研判、推进部署意识形态工作，将意识形态的学习纳入中心组学习内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带头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形成党组统一领导、部门共同参与、全系统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加大对部门和个人的监督考核力度，以压力带动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是加强新闻宣传，巩固意识形态主阵地。建立完善宣传机制，统筹推进全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联动机制，形成行业宣传一盘棋。牢牢把握领头作用，贯通上下联系，高效整合资源，提升宣传效率。加强外宣队伍业务培训，提高外宣信息质量，引导舆论方向，弘扬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