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论文范文

银行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体制；民营化

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而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股份制银行则是国有银行之外最具实力的“第二梯队”，股份制银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资产增长率、人均利润率、资产收益率、不良资产率等主要经营指标都领先于国内同业水平，显示出自己独特的经营活力和发展潜力。但是从银行市场结构上看，无论是存款、贷款还是资产额度上，国有商业银行都牢牢地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在市场集中度上，除利润指标外，资产总额、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都超过了70%的水平。这说明国有商业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的规模相对过大，市场结构垄断程度太高。

股份制银行难敌国有商业银行的原因何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关键在哪里？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国有商业银行占据市场主体原因分析

我国银行业改革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另一方面则是从体制外因素开始的。目的是随着体制外因素的发展壮大，进而影响和带动传统体制的变革，股份制商业银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展的。但是，这些银行并没有成长为能与国有商业银行抗衡的力量，主要的原因如下：

1．国有银行的传统垄断优势。国有银行曾占据完全垄断的地位，拥有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良好的客户基础和长期的合作关系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客户资源，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政府的有关项目也都向国有商业银行倾斜。例如部分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内部文件，指定预算资金只能存在国有银行；央行和财政部对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不良资产处置政策扶持等，股份制银行都无从获得。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成立时间晚，规模小，资本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缺乏规模效应，在经营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如果现有的各种限制还继续实行，股份制银行发展后劲不足问题就将突出。

2．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经营理念，在推进企业化、市场化改革方面有长足发展，开始有了效益观念、竞争观念和风险观念，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经营思想、经营作风和经营方式，树立了为客户服务的宗旨。例如：为吸引居民存款，国有银行扩大服务范围，大多已经变成了“金融超市”，其业务包括了银证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银行保险、代售基金、代收电费、代收话费、住房贷款与汽车消费贷款等。

3．国家信用优势。4大国有商业银行背后是国家信用作为基础，谢平（2002）研究发现，工、农、中、建在我国是典型的寡头垄断，他们同属于一个“父亲”，他们的竞争是兄弟之间的竞争。由于在实质上是国家最终为银行的经营成果承担责任，因此存款人不必担心4大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而贷款的资金是部分来源于存款的，这就造成了4大银行存的越多，贷款越多，不良资产越多的循环。而股份制银行要凭借自身的信用开拓市场，难度就大了许多，由于没有建立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股份制银行无法享有国有银行的国家信誉担保。

4．金融产品同质化。在我国分业经营的政策下，各个银行间的产品同质性很强，加上利率尚未市场化，中间业务收费未全面推行，银行在金融产品的创新上空间非常狭窄。在这一背景下，股份制银行在经营理念上也没有大的突破，依然把“存款立行”作为经营的重点，没有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所处的竞争环境进行有效的分析，大多采用了与国有商业银行雷同的营销方式，使得体制的优势没有充分得到发挥。

综上所述，目前的银行市场结构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整个银行业的面貌，加入WTO后，虽然引进的外资银行都是世界上比较著名、历史长、信誉比较高的大银行，他们的管理、金融产品的设计等等都十分先进，但是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以及外资银行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短时间内对4大商业银行造成的威胁并不大；但4大银行的改革是迫切的，不仅关系到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效率和资源配置都将具有重大的影响。

二、技术模仿与制度创新

1．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是制度结构。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产权的基本观点可以表述为：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产权制度决定了经济组织的类型和形式，也决定了该组织经济效率的高低；私有产权和共有产权都是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一种产权形式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核心在于该产权制度安排能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实现产出的最大化。私有产权制度会产生出复杂且合作效率极高的组织，因此，私有产权的明确界定为求解最优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国有产权名义上为全民所有，而实际的产权主体是政府。中央政府是国有产权的真正主体，但在实际操作中采取委托的管理方式。

2．技术模仿优势难以持久有效。杨小凯（2002）指出，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4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借鉴了发达国家银行的运作模式，并在一定时期内效果显著，但由于没有好的体制加以保障，这种技术模仿所带来的优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也不能在本质上解决银行家的激励和约束问题。

3．体制再造可以为技术模仿提供更优化的平台和条件。制度创新和技术模仿并不是对立的，制度的创新可以为技术的模仿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而技术的模仿又对体制的再造产生要求，发生作用，促使制度的优化。当然，制度创新解决的是银行发展的根本问题，即产权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体制再造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它是银行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

三、国有银行改革关键——民营化

1．民营化是现代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营银行已经成为银行业的主流（张新，2001）。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发展局从1998年开始，用3年时间对世界上107个国家的调查显示，2000年末，国有银行在全球银行资产中仅为30%，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北美和澳洲，国有银行比重低于10%。

欧阳卫民、李茂生等（2002）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一般以私人资本为主，产权明晰，权责明确；而国有银行的所有者虚位，对经理人的监督形式化和弱化，造成了较高的“内部人交易”的道德风险；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竞争力现状不如人意，机制能力不强，制度改革不到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2．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再造具有积极的意义。产权不改变，产权主体缺位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产权主体缺位，使得委托关系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产权不改变，国有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分离，国有银行必然会受到政府的垄断性保护以及政策性负担的约束；如果没有触动产权制度的改革，体制再造也就无从谈起，因为产权代表的利益是银行的最终目标，而产权的不同形式，也就决定了不同产权下寻求各自利益的方式的不同以及交易效率的不同。

在国有独资的产权制度下，国家是唯一出资人，资金来源单一，致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能达到国际标准；而且，这种产权占有具有不可转让性以及经营责任的无限性，这一方面使国有商业银行有效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化法人治理结构的形成不可能，职业银行家选择机制的产生不可能；另一方面，也使银行的金融风险完全集中于国家，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可能形成的危害性。另外，目前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因此造成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之间的严重错位。

3．上市不是民营化的必然选择。目前轻改制、重上市的风气很盛，很多人以为原来的国有商业银行或国有法人控股银行只要能够多少吸收一些中小股东成功上市，就能够改善银行的经营和提高银行资产质量。事实上，如果仅仅着眼于融入补充资本金，这种预期是不现实的。许多国有控股企业在包装上市以后，虽然得到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原有企业并没有经过实质的改造，新的企业制度没有建立，机制也并未得到改变。

应把商业银行改制（产权重构）放到优先于上市融资的地位，为了促进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的实质性转变，当务之急是依赖民营化实现公司化，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吴敬琏（2002）强调：改造银行业就要着眼于根治制度缺陷。国有银行上市不能沿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老办法，把国有企业中的优质资产剥离出去上市，然后让存续的劣质资产公司控制上市公司。应在剥离核心资产中的不良资产后整体上市。而且，上市银行要避免一股独大的现象，在组建股份公司时要吸收足够的民营企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参加。

4．民营化过程中的注意点。在国有商业银行民营化的过程中，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一是严格选择股东。非国有股东和外资股东的引入，一方面实现了产权的多元化，促使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内有效制衡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借鉴先进的经营理念和银行技术。但是，也应防止借入股国有商业银行“方便融资”（国内企业）和控制我国金融市场（外国资本）两种现象的发生；二是严格监管。美国法律规定，在一家商业银行持股超过10%要由监管部门进行审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民营化必须加强监管，特别是对单个股东在商业银行的股份进行监管，其目的是不能让一家股东对银行有过大的掌控权，因为那样不利于管理层把商业银行当作一个健康的公众企业来管理。

参考文献：

1．唐旭等．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范伟强．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估与比较．南开经济研究．2001，（3）．

银行业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文章从绩效评估与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的特点入手，着重分析了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措施。

商业银行的绩效评估是指银行通过建立一整套科学、客观、易操作的指标考核体系，对经营者和员工的工作作出系统的评价，进而公平地决定他们的地位、待遇和发展。它可以促进银行的人才开发和合理利用，是人力资源的监督、反馈系统，起着最终提高组织绩效的作用。

一、绩效评估与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的特点

（一）绩效评估的基本内涵

绩效评价工作属于管理工作的范畴，本质上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的。绩效评价工作的产生、发展与绩效评价工作所处的社会经济、人文环境密不可分。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所有者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对经营者的经营绩效做出评价。因为企业的约束机制即使很健全，由于不存在强势的资本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使得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和经营水平不能够被所有者完全了解。在约束机制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时，业绩评价制度可以在对经营业绩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对经营者的努力结果进行相应的奖励，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约束机制的缺陷，激励经营者更好地完成所有者要求达到的目标。绩效评价工作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而逐步得到完善。

（二）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的特点

9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主要的是价值链之间的争夺，企业必须考虑其战略目标，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保持竞争优势受到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更多的是非财务指标，这些指标在传统的财务指标为主的绩效评价体系中难以得到体现。此时，企业在生产阶段的利润已经很低，一些管理咨询师、投资者不再单纯地以利润和现金流量进行企业业绩评价，而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关注公司现时和未来价值的判断，更加注重对企业的智力资本、创新能力、市场占有率等非财务指标的关注，以财务指标为基础信息，从市场角度来全面地评价经营者的业绩。此时绩效评价中占主导的方法主要有美国的卡普兰和诺顿提出的“平衡计分卡”及由思腾思特公司提出的EVA评价法。

二、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的现状与问题

随着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不断完善，竞争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的商业银行已在绩效评估方面进行了诸多的尝试，为商业银行绩效评估理论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在逐步放开的金融市场中和进一步深化的金融改革中，商业银行也日益暴露出绩效评估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绩效评估过程中的平均化倾向严重，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我国银行业上下级之间不能充分进行考核沟通，考核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另外我国银行业的业务80%以上由国有银行把持，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和本身银行工作的复杂性，我国银行业有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平均主义思想偏好，尤其对于大多数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只考虑劳动时间的投入，不顾及实际劳动的投入的多少，以工龄的长短作为定岗定级的重要指标，而淡化经济个体的工作效益的多少。一些做出突出贡献的，具有较高劳动技能的职工，并不能获得相应的物质收益。

（二）绩效评估方法落后，评估结果失真状况大量存在

我国商业银行由于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的时间较短，绩效评价方法还很不完善，许多银行在绩效指标的设计上存在权重不合理，过分重视银行短期经营绩效的考核，忽视银行的成长性及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忽视银行在资源配置中的管理作用，考核指标体系僵化。绩效评价基本上是对历史经营绩效的总结。同时由于这些财务指标很容易被人为调节、操纵，加上银行的一些管理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过多干涉绩效评价工作，因此信息失真现象大量存在。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三）绩效评估内容设置不全面，缺乏相配套的激励措施

由于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过程随意性大，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绩效评估结果应用不系统，没有将绩效评估结果与绩效工资、奖金挂钩，银行业绩效评估内容设置得不全面合理。我国银行业进行经营绩效评价，不是为评价而评价。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的激励奖励措施普遍存在约束方法僵硬、激励与约束不对称、激励方法未与风险揭示相联系的现象。激励奖励措施制定、实施的不当对提高商业银行的绩效不但不会产生促进作用，相反有可能产生促退作用。

（四）一小部分银行存在着按计划比例分配评估结果的问题

由于我国部分银行的核算体系还不健全，核算不能反应银行真实经营状况，绩效评估体系也不完备：没有从制度上明确绩效考核者、绩效被考核者、绩效考核周期、绩效考核内容以及绩效考核结果应用等各要素，一少部分银行存在着按计划毕业分配评估结果的现象，使得银行绩效评估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样不仅造成业务部门对人事部门的不信任，还把绩效考评的结果当做“机密”对待。人事考核不公开性加重了员工对考评的不安心理和对人事部门的不信任感。

三、解决我国银行业绩效评估问题的对策

（一）以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为绩效评估的工作创建体制基础

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是指国有商业银行。我国商业银行中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四家银行存款、贷款占全部银行存贷款的比例分别为68.4%和61.6%。做好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评价工作对做好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绩效考评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公司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按照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管机构相互分离、互相制衡的要求，建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行长和监事会组成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有效地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经营权和监督权，从而使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

（二）借鉴国外先进方法，创建适合我国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

国外绩效考评已经从简单的财务指标考评发展到以财务指标为主，非财务指标为辅，将评价方法同企业发展战略及企业最终经营目标相结合的评价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应用EVA法也应该落实到位，具体方法如下：

1．考核范围可控制：也就是在责任中心的自控范围内，不管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的行为结果，都应归属于该中心，由其负责；超过自控范围内的一切行为后果，即使是在其工作范围之内发生的，该责任中心也不承担责任。转2．责任与权利相一致：拟构建的EVA责任中心，其管理者应有充足的决策权，以对此EVA中心的业绩负责，保持此中心的决策权、业绩考核和激励体制三者根本一致，确保获取资源的单位和部门是对资源利用的结果负责。

3．考核业务要完整：在确定EVA中心的边界时尽量保持其业务的完整性，任何一个完全的EVA中心或者部分的EVA中心所包含的产品或者服务，应该是完整的，在一个EVA中心，服务或者业务的流程全部实现。

（三）建立完善的激励奖励制度，增强绩效评价工作的效力

为协调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利益，西方国家主要推出了两大类措施：第一类措施是通过外部力量约束经营者行为或提高企业家的素质；第二类措施也是治本措施，是采用利润分享式的激励机制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趋同。实行以EVA为中心的绩效考评体系，需要建立与考评办法相适应的激励奖励制度。建立适合的激励奖励制度就是处理好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与一般行员的关系；处理好银行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利益的关系。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引进竞争机制，结合商业银行的具体特点采取多样化的分配制度。采取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办法，激励机制要体现贡献率、体现价值创造。将公司的经营绩效与员工的收益挂钩。对于银行管理人员的薪酬，在商业银行没有完全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前，可以采取工资、奖金结合绩效工资的办法，将银行的绩效与管理者个人收入相结合，在股份制银行，对于管理者报酬可以考虑采取工资奖金与股票期权结合的办法；对于银行的普通员工也应该制定完善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可以借鉴作业成本法的具体方法，将指标分解到人，实行员工考核日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四）重视非财务的价值驱动因素，完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

对于我国银行业来讲，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里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很难确定它们的可信价值，比如：员工的积极性、灵活性、创新能力，银行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可操作性等，这些通被排除在资产负债表之外，但是这些无形资产成为商业银行在今天和明天的竞争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关键。经济增加值尽管考虑了业务的真实成本，但仍侧重于衡量短期绩效，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被考核机构或个人重视短期业绩而忽视长期成长性要求，使银行战略执行力弱化。

综上所述，我国银行业绩效考核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它应该与其他绩效沟通方法相互结合，并贯穿于目标考核的全过程。在绩效实施沟通中，既对本阶段目标执行情况进行沟通，又会对上一阶段绩效改进情况进行总结，这样员工绩效改进就更有利于工作目标的实现。我国银行业绩效考核一定要借鉴其他先进经验的同时，立足于自身特点，走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贺春临．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绩效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孟建民．企业经营问题绩效评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3]刘伟，黄桂田．银行业的集中、竞争与绩效[J]．经济研究，2003，（11）．

[4]张蕊．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变革[J]．会计研究，2001，（12）．

[5]陈元平．试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J]．国际金融研究，会计研究，2007，（7）．

[6]黄明喜．我国商业银行如何构建新的绩效考核机制[J]．新金融，2007，（2）．

[7]赵旭，蒋振声，周军民．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绩效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7，（3）．

银行业论文范文第3篇

监管与审慎经营是相辅相成的｡从监管者角度来看,对银行业的监管是全方位的､外在的监管,其目的是维护银行业正常运行秩序,防止出现系统性或区域性金融风险,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金融机构实施审慎经营来实现｡从被监管者来看,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自我约束,谨慎经营,保护自身的整体利益,其目的是实现稳健经营,有效规避各种风险,这也是金融监管的目标和监管重点所在｡为此,我们认为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首先要树立审慎监管理念,将其作为持续性监管的一项内容加以高度重视;其次,切实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审慎经营规则方面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力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要依据有关规定做出采取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限制分配红利､限制资产转让､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利､责令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等措施,以确保这些审慎经营规则得到认真落实;三是对现有银监会制订“审慎经营”规则执行情况进行动态跟踪､评价和改进机制,定期对监管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并根据银行业的发展需求对需要完善的及时提出改进建议和意见;四是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审慎经营”规则情况进行考核,对未严格履行职责的做出严肃处理｡

二､监管与支持改革的关系

当前我国银行业主要面临三大风险,即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对这些风险的化解,最关键的是要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提高银行的内部控制能力,而做到这些,要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支持银行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是银行业监管当局监管职责所在｡但是,支持改革,必须在国家经济､金融政策允许范围之内,金融机构不能打着改革的旗号搞违规违法经营活动｡监管不是阻挠改革,而是推动改革｡监管部门要在银行业改革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经济金融政策,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不能无原则的支持改革｡一是监管不能缺位,要密切关注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及时进行风险提示,保持金融稳定;二是监管不能越位,要根据其改革进程和风险管理状况适时调整监管思路和政策;三是监管要强化指导,重点督促其建立功能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科学务实的内部控制机制和灵敏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从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四是监管要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为改革顺利进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发展环境｡

三､监管与鼓励创新的关系

监管与创新是现代银行业发展的两大永恒主题,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银行监管刺激创新,银行创新在提高效率时所带来的风险又不得不要求有效的监管｡如果单纯地强调创新而放弃监管,就会产生新的风险甚至导致危机;如果单纯地强调监管而放弃创新,就会抹杀金融的活力甚至遏制金融发展｡只有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掌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点,在监管中创新,在创新中监管,才能实现“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良性循环发展的路子｡

四､监管与提高效益的关系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通常是从资产的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方面来加以检验｡直接的经济利益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监管效果的体现方式之一｡银行业金融机构追求经济效益的前提是必须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经营,规范管理,不能单纯为了盈利而违反规定,甚至触犯法纪｡监管部门通过持续､有效的监管,使银行业金融机构转变传统的经营理念和经管方式,各种统计数据更加真实,贷款分类更加准确,经营管理更加扎实,从而使经济效益得以提高｡在监管原则上,监管部门必须按照“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的监管思路,运用银监法赋予的行政审批､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强制纠正和处罚追责等权力的职责,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程序和控制方法､合理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和灵活多样的绩效考核制度,确保银行业机构在审慎经管的基础上,寻求绩效经管的最佳利润增长点和创新发展点｡在具体监管操作上,一要督促各级国有商业银行加大信贷投放,真正建立起以效益为中心的运营机制;二要督促商业银行积极配合货币信贷政策､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实现银行经营效益和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贯彻实施的双赢目标;三要督促加强增量贷款管理,切实提高贷款效益;四要督促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各种内部控制制度,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价,监督其落实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五要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负债成本核算,优化负债结构,改变总量比例和期限对称比例不合理的状况,积极发展多元化负债,提高稳定性负债和低成本负债的比例,实现业务发展由粗放型､松散型管理向内涵型､集约型管理的转化;六要督促商业银行下大力气压缩费用开支,强化压缩措施,努力降低非生息资产占用数量或使之转化为盈利性资产,提高整体经营效益｡

五､监管与服务的关系

监管与服务,实质上是统一的｡所谓监管服务,就是要通过依法行政､对银行业的规范管理､营造健康有序的金融环境,来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目标统一的有效方法｡离开服务单纯地搞监管,监管就失去了目的和方向,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监管去谈服务,服务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应正确理解二者的辩证关系,牢记监管的宗旨与目的,寓服务于监管之中｡

首先,要从监管入手｡要树立“严格监管就是最好服务”的观点,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使银行业金融机构清楚的认识到,监管约束不是鞭子,而是缰绳｡要按照“管､帮､促”的原则,对发现的问题,帮助被监管单位查找原因,说明危害,提出完善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其提高管理水平｡

其次,要将落脚点放在服务上｡一是努力营造和谐的金融环境,促进金融机构之间公平竞争｡二是确保市场信息公开化,按照金融监管制度设定了金融机构信息路的各项规定和要求,进行合法､有效的信息披露,使广大存款人全面了解金融机构的资本状况､资产运用､内部控制及管理能力｡三是从政策和机制上引导各金融机构面向世界､面向社会,找准自身市场定位,调整发展思路,转变经营战略,促进自身发展壮大｡

第三,要做到监管和服务“双到位”｡要正确处理严格把关和热情服务的关系;要努力解决提高监管人员的整体素质问题;要大力加强队伍的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要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多方位､多层次地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积极推行监管标准､监管程序､监管结果公开透明,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论文关键词:银行业监管;创新改革;金融创新;银行经营

银行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银行竞争银行业稳定风险转嫁授信行为危机传染

近二十多年来，西方各国银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同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发展趋向：一方面，管制放松后，银行竞争程度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经过数次并购浪潮之后，银行市场集中度显著提高①。一般认为，增强竞争可以促使银行业以更为低廉的价格向社会提供更多金融产品，能改善社会福利。但就金融监管部门而言，保证银行业稳定似乎更为重要。他们长久以来的信条是。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存在着权衡（Trade-off）关系，竞争可能会导致诸如银行破产、银行恐慌等不利于社会的后果②，基于这种信条，他们通常会采取某些限制银行业竞争的政策措施。显然，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涉及到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基础理论问题，即，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一、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转嫁

通过将吸纳活期存款与发放贷款两种业务置于同一组织机构之下，银行可以为社会提供特性资产转换服务③，这也决定了银行具有财务杆杠比率高的资本结构特征。根据委托-理论（JensenandMeckling，1976），企业财务杠杠比率越高，其风险转嫁（RiskShifting）的期望收益越大，从事高风险活动的激励就越强。

就银行而言，其财务杠杆比率很高，且其债权人主要由众多分散的小额存款人构成，一般不了解银行经营行为以及潜在风险。当竞争加剧导致银行利润水平下降时，银行股东和经营者将风险转嫁给存款人的动机就可能增强，从而承担过量风险，给银行业的稳定带来潜在威胁④。

因此，考察银行市场竞争状况是否会影响银行业的稳定性，首先就必须考察竞争对银行转嫁风险产生怎样的激励。

早期研究（Rhoades＆Rutz，1982）发现，美国1960～1980年间区域银行市场上，市场集中度与承担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Keeley（1990）研究了1980年代美国放松跨州设立分支行限制后的银行竞争与大型银行持股公司风险转嫁激励问题。通过构建一个存在存款保险制度条件下的两期状态偏好模型，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和广泛影响力的假说，认为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此后的一些研究（Allen＆Gale，2000，Hellman，Murdock＆Stiglitz，2000，Repullo，2003）进一步证明，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的关键因素在于银行承担过量风险的支付结构，即风险收益主要是归银行股东。而发生损失则主要由政府或存款人承担。

Allen和Gale（2000a）在Keeley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即便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许可证价值（ChatterValue）本身也可以解释竞争加剧条件下银行更多承担风险的行为⑤。在他们建立的存款市场Cournot-Nash竞争模型中，竞争加剧将会使得每家银行的资金规模相对于资金市场而言显得非常小，这让银行在作决策时市场利率变动的重要性降低。其结果是，银行经营行为近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行为，并且只要还能获得正利润。银行就会扩大其业务。均衡状态下，市场利润收敛为零，这反过来意味着为了获得正的利润，银行会有非常强的激励去承担风险。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2000）考察了存在资本管制环境中的许可证价值问题⑥。通过建立存款竞争动态模型，他们发现，如果存款利率是由市场决定的，银行会倾向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扩大其存款来源。存款利率的提高意味着资金成本的增加，这会侵蚀银行的利润，降低其许可证价值，从而会促使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Repullo（2003）对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2000）模型作了进一步扩展，银行可以在“性”资产（高风险）和“审慎性”资产（低风险）之间进行投资选择的情形。该模型证明了，如果不存在资本要求，在高度竞争性市场和高度垄断性市场上，银行只会选择投资“性”资产，而当市场状况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时，“性”资产或是“审慎性”资产都有可能称为均衡状态下的投资决策。这一结论与前述论文基本一致，但当在该模型中引入资本要求之后。则无论市场竞争状况如何，银行通常会选择“审慎性”资产。

针对上述模型，Boyd和DeNieolo（2003）提出了批判，认为这类模型仅考虑了存款市场的竞争，是以银行通过贷款形成资产的违约风险和预期回报给定不变为前提的。因而忽略了银行竞争对贷款市场的影响，也忽略了借款企业在市场竞争状况发生变化之后的反应及其对银行竞争策略的影响。他们扩展了Allen和Gale（2000a）模型，将借款企业纳入到模型中，并得出了与Allen和Gale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随着银行数量增加，均衡的风险转嫁是递减的。

二、银行竞争与授信行为

银行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持有资产的质量。而资产质量不仅受银行转嫁风险动机的影响。还直接取决于银行的授信行为。已有文献关于银行授信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领域，一是竞争对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Lending）的影响；一是竞争对银行甄别、监督（Screening＆Monitoring）借款人的影响⑦。

关系型贷款是指银行与借款企业建立长期信贷关系，其本质是借贷双方之间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信息交换，这种信息交换有助于克服一次性契约（Single-ShotContract）的低效率，进而有助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和银行系统的稳定。通过建立长期信贷关系，银行可以从借款人处获取必要的属性信息，并能够发展特定产业专门技术（Sector-SpecificExpertise），这有助于银行更加准确评估它对特定借款人授信的风险。对于借款企业而言，由于银行在与其合作过程中可以了解信息，并且更为关注企业未来现金流而非现值，企业可以克服现期信息不透明、资产现值低以及缺乏担保品等困难，以较低的利率从银行获得信贷。

Petersen和Rajan（1995）提供了颇具影响力的实证证据，他们发现，在美国银行集中度高的地区，信贷可得性也较高。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具有垄断性的市场中，在位银行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希望从与新成立企业建立的长期信贷关系中获得长远的利益。但一旦市场竞争加剧，银行因为所获取的借款人属性信息租金价值降低，就会转向“交易型贷款（TransactionLending）”，仅根据可观察信息对借款人进行“保持距离”的授信。近期研究（Boot＆Thakor，2000；Yafeh＆Yosha，2001）认为，竞争加剧并不必然导致关系型贷款减少，相反，在竞争的环境下，银行可能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其理由是，竞争加剧后，银行的关系型贷款和交易型贷款收益都会下降，但前者下降幅度要小于后者。

授信过程中对借款人的甄别和监督是银行发挥其经济职能的基本途径（Diamond，1984）。通常认为，如果赋予在位银行以许可证价值或强制提高其承担风险损失的比例，为保证持有资产的质量，银行会降低风险转嫁激励，并会加强甄别和监督。而当竞争加剧后，在借款人投资项目风险状况既定的条件下，银行为了尽可能多地放贷，其甄别和监督激励会相应降低，最终结果可能是，原先在垄断市场条件下无法达到银行授信资格的借款人也能获得贷款，银行授信总量提高了，但资产质量却会大幅度下降，银行业稳定性会因此降低。

Cetorelli和Peretto（2000）建立了一个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银行市场的最优竞争结构。模型中，银行具有甄别借款人的激励以区分借款人的质量，然而甄别是有成本的。因为银行可以通过观察竞争对手是否对某个借款人授信来判断该借款人的质量，所以可能会出现“搭便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最优战略是，仅对部分借款人进行甄别。并同时对已经甄别“安全”借款人和未经甄别“风险”借款人授信。在这个模型中，银行数量的增加将会对资本积累增长速度产生负面影响。而当银行数量减少时，信贷可得的总量会减少，但银行甄别激励会增强，从而可以提高“安全”借款人的比重，提高银行业资产的总体质量。

有些文献讨论了所谓的“赢家倒霉（Winner''''sCurse）”效应问题，认为即便银行贷款甄别激励不受竞争影响而保持不变，只要甄别技术存在缺陷，诸多银行就贷款展开竞争，最终获胜的银行或许只是赢得了对一个质量差的借款人的贷款机会。这种结果意味着，在竞争程度高的市场上，一个曾经被其它银行拒绝申请的借款人有更大的可能从另外一家急切赢得竞争的银行那里获取到贷款。Cao和Shi（2001）提出，在银行就贷款展开竞争时，它们有可能获得关于借款人质量的噪声信息，如果银行对这些噪声信息错误估值，并以此为基础在竞争中对借款人作信贷投标，则获得的噪声信息越多，倒霉的可能性就越大。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赢家倒霉”的外部性愈发增强，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威胁更大。Shaffer（1998）描述了这样的银行市场，虽然每家银行的甄别技术都存在缺陷，但银行却能只对那些被甄别认定为“好”借款人的企业提供贷款。借款人被一家银行拒绝贷款申请后，仍然可以向市场上其它的银行提出告贷申请，银行并不能了解借款入是否曾经被其它银行拒绝过。Shaffer说明了，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贷款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银行数量越多，任何给定的借款人无法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预期贷款损失也就成为银行数量的增函数。

Cordelia和Yeyati（2001）研究了银行竞争对监督激励的影响，赞同竞争会导致银行减少对监督的投入，此外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如果要求银行披露其资产组合风险状况。因为风险的增加会提高信息披露成本，所以无论在哪种市场结构下，银行都会有强烈的监督激励管理其风险。该文讨论了两类信息披露机制。公共信息披露（PublicDisclosure）会向公众尤其是存款人提供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状况的信息，当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程度高的信息传递给公众后，存款人可能会要求银行对其支付更高的存款利息以补偿其存款的风险溢价，或是选择其它方式对银行加以处罚。预期成本的增加会迫使银行重视监督；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下（Risk-basedDepositInsurance），风险的增加会导致保险费率的提高，因而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⑧。

银行竞争与危机传染

危机传染（Contagion）是指银行业可能发生的一种现象。起初仅对一家或数家银行（或是某个区域）的小冲击，会迅速通过银行体系在所有银行间扩散。最终冲击整体经济。银行危机传染与Diamond＆Dybvig（1983）提出的银行脆弱性的“太阳黑子论”有密切关系。当银行业很脆弱时，一个很小的冲击就有可能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甚至会摧毁整个经济。目前对银行竞争与危机传染的研究并不深入，相关实证研究也较少。但已有的理论文献大多认为两者之间是存在权衡关系的。

Allen和Gale（2000b）建立了一个以银行同业市场为传染渠道的危机传染模型，在该模型中，一家银行受到的流动性需求冲击之所以能够传染给系统内其它银行，原因在于银行除了持有Diamond和Dybvig所假定的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之外，还持有同业拆借的存款，并按照资产流动性的强弱来满足储户的提款要求。他们证明了，如果整个银行体系在下一期的提款要求总量既定的话，通过一定的资产组合。同业市场可以为银行体系提供额外的流动性。但是，这种系统也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即如果下一期实际提款要求超过预期。且在某个区域出现银行支付危机，危机会迅速在整个体系内蔓延，导致大规模银行支付危机。至于银行竞争到底会对危机传染产生怎样的影响，则主要取决于同业市场上每家银行相互之间建立完全关联关系的程度：发生危机传染时，如果市场上银行间关联度高。即每家银行都与其它银行建立同业拆借关系。则竞争越强（银行数量越多），对任何一家银行的）中击就越小，整个系统稳定性就越高；如果银行间关联度低，则当一个区域爆发的危机扩散到邻近区域时，其溢出效应会增强，危机更容易进一步扩散，在这种市场结构下，银行竞争加剧，其结果与银行间关联度高的情形截然相反。由于在现实世界中，市场上存在银行数量较少时，同业市场高关联度才更容易实现，因此，从防止危机传染的角度来看，Allen和Gale模型暗含的政策倾向是，银行业应该保持一定垄断性。

此外，Saez和Shi（2004）也认为，当市场上银行数量受到限制，当一家银行爆发支付危机时，其它银行才有采取战略性行动的激励，他们会对问题银行提供流动性，防止危机传染的蔓延。而Boyd，DeNicolo和Smith（2004）则在其提出的一般均衡货币模型中证明，在竞争性或是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银行危机发生概率都有可能很高，主要是取决于通货膨胀率。

四、实证证据

在考察银行竞争与风险转嫁方面，Keeley（1990）认为导致美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间发生银行破产的部分原因在于银行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侵蚀了在位银行的垄断租金，降低了许可证价值。许可证价值的降低增加了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他发现许可证价值与银行资本正相关、与银行风险负相关⑨。Demestz，Saidenber和Strahan（1996）在Keeley的基础上。用不同方式来测度银行风险，同样发现许可证价值与银行资本以及风险的相关关系。Salas和Saurina（2003）应用同样的方法检验了西班牙的银行体系，发行较高的许可证价值与较低的信贷风险相关。DeNicolo（2000）检验了银行许可证价值与银行规模的关系，发现，在大银行可能运用其市场势力施加影响的情况下，许可证价值和银行规模是正相关的：但银行规模同时也与更低的许可证价值和更高的偿付能力不足风险相关。因此，虽然他也支持许可证价值会对银行审慎经营产生激励，进而降低系统偿付风险的观点，但同时还说明了。银行规模或是市场势力并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必然原因。

在考察银行竞争与授信方式方面，Petersen和Raian（1995）运用美国的数据考察了他们提出的关系型贷款理论，他们用市场集中度来表示市场势力，发现在一个集中度高的市场上，新成立的企业比在更具竞争性的市场上获得的信贷要多，并且还发现，在集中度高的市场上，银行会以平滑的方式向企业收取利息，即当企业处于新建阶段时，征收利率较低，而在企业处于成熟阶段时，征收较高的利率。近期的研究（Cetorelli＆Gambera，2001）采用了跨国、跨行业的数据以检验银行市场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总体上市场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具体到不同产业的增长上，集中度带来的影响不同：对于新成立的企业更多依赖银行贷款的产业而言。如果所在国家银行体系集中度较高，其增长速度更快。这一证据也支持了关系型贷款的观点。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3）将银行脆弱性定义为银行危机的爆发，考察了79个国家1980—1997年间的面板数据。他们以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银行集中度及一系列宏观经济和结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估计了Logit概率模型，发现，集中度与银行危机概率显著负相关。同时他们还发现，对新银行的准入限制会显著提高银行危机的概率，这让他们提出能否将集中度作为市场势力的单一测度指标的质疑。DeNicolo等人（2003）采取了新的实证方法，并得出反面的证据。他们发现，银行个体倒帐概率与银行集中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其它条件不变，集中度高的市场中银行更加脆弱。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在具有如下特征的银行体系中，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较低：（1）具有集中度的银行系统；（2）竞争程度高的银行体系，竞争程度用准入和行为管制限制少表示；（3）司法体系较为成熟。

这说明，市场集中和市场竞争都能增进银行系统的稳定性。

结语

虽然在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是否存在着权衡关系这一问题上，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已有研究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可用以改进银行管制政策：一、关于许可证价值的研究表明，无论在那种市场竞争结构下，管制性资本要求都有助于减少承担风险行为：在关于甄别的理论文献中，类似的结论也存在。

二、具有市场势力的银行部门或许有更强的甄别激励，但是，即使是在竞争的环境下，提高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信息披露政策以及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也能提高甄别激励。因此，无论银行市场结构怎样，诸如资本要求、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等管制性政策都有助于银行业的稳定性。

三、在银行竞争程度既定的情况下，提高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上各银行间的关联度有助于防止金融危机的扩散。

借鉴上述观点，在我国制定和实施银行监管政策的过程中。对于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问题，我们不应该过份关注市场集中度、银行数量等结构性因素。也不应该只看到市场势力某一方面的好处或是引发的成本。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基础性制度应该成为工作的核心，该制度包括管制性资本要求、信息披露机制、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的同业拆借市场以及减少市场准入限制等。通过这种制度建设，实现既有助于我国银行业通过竞争提高效率。

又能有效保持银行业稳定的目的。

注释：

①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范式，市场集中度高意味着市场的垄断程度高。

②欧洲中央银行执委会委员Padoa-Sehioppa（2001）在一次银行业竞争国际研讨会上致辞介绍道：“在二十世纪30年代爆发银行和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采取了立法变革以应对危机。变革举措的思想基础是，为了保持银行业和金融产业的稳定，必须对竞争加以限制。这一基础性命题正是美国、意大利和其他许多国家在当时引入立法变革的根源之所在。”

③特性资产转换（QualitativeAssetsTransfer）是指银行可以通过发行期限短、流动性强、采用顺序服务原则的存款契约为社会提供资产，以转换借款人发行的长期、流动性差的标准债务契约资产。

④当存在存款保险制度或其它政府干预行为时，银行会将风险转嫁给政府。

⑤银行业的许可证价值除了源于具有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赋予在位企业运用市场势力攫取垄断租金之外。还可能源于银行通过关系性贷款（RelationshipLending）获取到的客户属性信息，以及银行管制机构为鼓励接管问题银行而对接管银行给予的价值补贴。许可证价值越高，意味着退出该行业的机会成本就越大。

⑥较高的资本要求意味着一旦风险承担导致损失的话。银行股东分摊损失的比例显然会比较低资本要求情况时要高，这就是所谓“在险资本效应”。但与此同时，较高的资本要求也会降低在位银行的许可证价值，因而会增强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这是所谓的“许可证价值效应”。

⑦根据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关系型贷款、甄别和监督行为，都是银行用来克服授信过程中借贷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对称信息的基本举措。所以，这部分的研究的考察实质是，给定借款人市场风险结构，银行竞争对于银行克服不对称信患效率的影响。

⑧Diamond和Dybvig（1983）在其著名的流动性保险模型中证明了银行天然脆弱性，即存在一种均衡结果，银行会因为诸如太阳黑子等某种外生因素而发生挤兑。

⑨银行的许可证价值通过托宾的Q值来测度，定义为一家银行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银行风险通过银行所支付的保险费费率来表示。

银行业论文范文第5篇

所谓非现场银行监管，是指监管当局运用现代化的监管工具，建立科学合理、符合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的监测指标体系，并对银行机构的经营情况进行持续监测、分析、判断和预警，以及时掌握银行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风险因素和突出问题，并采取防范和纠正措施的监管行为。非现场监管作为一种事前监管，其目的在于认识、监测与控制银行业务的内在风险。通过非现场监测，阅读和分析审慎报告、统计报表及其他包括公开信息在内的有关信息，审查和分析银行的财务状况等手段，监管当局可以实现对银行经营与风险状况及发展趋势的持续跟踪。非现场监管常常能反映出银行潜在的问题，特别是现场检查间隔时期发生的问题，从而提前发现风险并在其恶化之前迅速要求银行拿出解决办法。由此可见，非现场监管是贯穿于整个银行业监管流程的主线，也是构建持续性银行监管体系的重要基础手段。

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LS）《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有关内容和当前各界比较一致的认识，一个完善的非现场监管体系应包含以下内容：具有通畅的渠道能获取真实、有用的信息，在单一合并表的基础上收集、审查和分析相关银行信息，并能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具有审慎经营的指标监测体系，通过制定和利用审慎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具备非现场监管信息分析评价系统，能运用统计监管信息，对银行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进行持续监控。2004年中国银监会成立以后，着手建立统一规范的非现场监管工作标准和程序，不断强化非现场监管功能。

二、我国银行业非现场监管概况

我国银行业的非现场监督，主要是银行机构按照监管当局的要求，定期报送有关业务经营状况的资料和报表，监管当局对银行机构报送的资料进行审核、整理、分析，写出监管报告。

根据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非现场稽核暂行规定》，我国的非现场监督制度主要包括风险性和合规性两个方面的内容。（1）风险性监督。主要考核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资产流动性、资产质量、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状况。（2）合规性监督，主要核查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额、资产负债比例的执行情况等。我国的非现场检查非常重视对银行的风险性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场监管在这方面的缺陷。

我国银行的非现场监督制度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不同部门来分工实施的。现金和信贷计划统计分析报表是由调统部门负责收集、写出统计分析报告，资产负债比例执行情况、信贷质量、大额贷款风险等报表则由金融管理部门负责，并写出监管报告。损益表和财务状况年度会计报表则由会计部门负责。因此，银行机构必须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分别向有关部门报送报表资料。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一些部门还会要求银行机构提交一些特别报表。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非现场监督，主要依据《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检测指标和考核办法的通知》的附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检测指标”实施监控和考核。这套指标借鉴了国际一般惯例和我国国情对比例管理指标的考核。其人民币主要监控指标有8项：（1）资本充足率指标：资本净额和表内、外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不得低于4%，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100%。（2）存款比例指标：各项贷款与各项存款之比不得超过75%。（3）中长期贷款比例指标：余期一年期以上的中长期贷款与余期一年期以上的存款之比不得超过120%。（4）资产流动性比例指标：各项流动性资产与各项流动性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25%。（5）备付金比例指标：在人民银行备付金存款和库存现金与各项存款之比不得低于5%。（6）单个存款比例指标：对同一借款客户的贷款余额与银行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对最大十家客户发放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净额的50%。（7）拆借资金比例指标：拆入资金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之比不得超过8%。（8）贷款质量指标：逾期贷款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之比不得超过8%，呆滞货款不得超过5%，呆帐贷款不得超过2%。此外还设置了6项检测性指标，即风险加权资产比例指标、股东贷款比例指标、外汇资产比例指标、利息回收率指标、资本利润率指标和资产利润率指标。

但是由于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各业务职能部门都有专门的报表收集与分析功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健全的体系，所以无法有效地发挥非现场监督的作用，突出表现在：（1）监管报表无统一标准的格式和要求。各部门的报表均有所不同，而且判断和评价标准各不一样，不够规范，这必然会影响监督的质量。（2）信息分散和割据。非现场监督电脑体系未联网，信息资料不能共享，部门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分散和割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督的效率，增加了银行重复报送的现象。（3）个别金融机构统计和会计监督报表不够真实和准确，还有粉饰经营的情况，严重影响非现场监督的准确性和预替性。各种报表信息资料的虚假性一直是我国非现场监管存在的一个难以克服和避免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监管的成败。

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业非现场监管体系

建立国际先进水平的非现场监管体系需要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是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内控制度，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二是金融监管当局有从事非现场监管的高素质人才，并具有能够及时、准确地分析预警风险的现代化手段。当前，我国金融业在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因此，非现场监管体系的构建应在我国金融业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现场监管体系。

1．明确非现场监管内容

就是建立起能及时、准确预测和预警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风险以及系统性与地区性风险的指标体系。根据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在非现场监管内容设置上要注意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风险性监管内容与合规性监管内容相结合

具体在非现场监管内容设置上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风险性监管，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资产质量、风险集中程度及内控制度有效性；②效益性监管，包括对金融机构的损益情况的分析和对金融机构成长趋势的分析；③合规性监管，包括资金来源与运用是否符合监管当局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规定及业务行为是否合规等内容。

（2）明确对不同监管对象的监管重点

以银行为例，政策性银行实行规模管理，有国家信誉作保证，因此监管工作的重点是合规性监管，在风险性监管方面，要考核其信贷资产质量和内部控制制度。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己经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并实行全面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但出于历史原因，各项指标要达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还要有一个过渡期。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监管重点应该是:资产质量、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合规性情况及管理水平:对其他商业银行则对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资产流动性、财务状况、内控制度的有效性、经营的合规性、管理水平等进行全面监控。其中，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要特别关注其支付能力。

2．建立数据采集系统和处理、分析系统

各监管当局应建立渠道畅通的非现场监管的信息采集制度，建立数据采集系统和处理、分析系统，各余融机构按指标体系向监管当局报送的金融统计数据，该系统提供的信息应能满足非现场监管的需要：监管当局要实现非现场数据源从手工报送到数据来源电子化的转换，对各金融机构报送非现场监管报表的内容和格式进行规范；监督当局在做好非现场监管软件开发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尽快建立非现场监份电子监控系统，实现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到风险预警整个非现场监管过程的电子化。

3．加强非现场监管工作的基础建设

第一，在制定和完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于一些无法量化的监管内容,可以用问卷、面谈、质询等方式收集信息。此外，还要建立并规范非现场监的基础档案。第二，加快非现场监管手段的开发。要加紧非现场监管软件的开发。要在监管当局系统内配备非现场所需设备。第三，完善监管当局的组织实施。要进一步落实监管当局非现场监管的分级责任制，明确监管当局各级机构的监管对象、监管内容和监管重点；要建立完善的非现场监管工作程序，对监管信息定期进行反馈和通报，对存在问题进行处理；要加强各监管部门（特别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部门）的协调，保证监管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发挥金融监管的整体优势。第四，加紧非现场监管人员培训。非现场监管是一项技术性强、业务水平高的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金融、财务、计算机等多种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第五，建立综合评价制度。在非现场监管工作步入正轨后，要建立金融业综合评级制度。

4．加强国际合作，提高监管水平

适应银行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对内全面推行银行监管的国际化标准，对外加强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协调、合作与息共享，实施对跨境银行的有效监管

作者单位：武汉工业学院

参考文献：

[1]程康宁.对加强非现场监管工作的几点认识[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12：15-17.

[2]李坷.对银行业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方式的探析[J].金融实务，2005,7:28-30.

论文关键词：银行；非现场监管；监管

银行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市场结构；竞争；寡头垄断；银行业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逐步形成了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1995—2002年期间，资产、贷款、存款各项CR4指标均大于75％，按照贝恩(Bain.JoeS)对市场结构集中度指标分类法进行判定，CR4指标大于75％，说明我国银行业处于高度集中的寡头市场。这种情况近年来出现缓慢而明显的下降趋势，截至2004年底，CR4的贷款指标降至63.32％，仍处于较高的寡占状态。但是，随着人世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银行业已经全面对外开放，外资正在加紧以各种方式进入我国银行业，同时，民营资本也在借监管逐步放松的国际趋势，写作论文逐步向银行业渗透，我国银行业正处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之中。那么，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国银行业高寡占的市场结构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发生怎样的演变?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优化目标该如何判定和选择?对此，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分析。其中较为主流的一种观点认为。垄断竞争是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必然选择。本文对此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论证。提出寡头垄断依然是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优选目标。

二、对主张我国银行业垄断竞争结构观点的几点不同意见

认为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应选择垄断竞争的观点。大多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长期以来形成对竞争的偏好，对垄断的排斥。按照西方经典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只要不存在外部性，完全竞争的市场就会自动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竞争成为效率的前提，完全竞争市场是经济效率最高的市场形态。而垄断作为竞争的对立面，总是与扼杀竞争、阻碍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从不完全竞争的两种市场形态来看，寡头垄断更偏重于垄断，而垄断竞争更侧重于竞争。所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竞争成分的增加，垄断竞争被认为是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必然演进结果。

2、按照产业经济学SCP理论进行倒推，认为银行业的寡头结构是造成我国银行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因此，写作毕业论文主张垄断竞争结构。按照SCP分析范式。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影响市场绩效，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效率低下，由此归因于高度集中的寡占市场结构，因此，主张降低准入壁垒，增加竞争成分。

3、对垄断和竞争存在两种偏颇的理解。一是将竞争定位于潜在进入者和在位银行之间的竞争。而忽略了在位银行之间存在着更为激烈的竞争，认为增加竞争成分就是放低准入，增加竞争主体和银行的个数。二是将垄断结构和垄断行为相混淆。将反对垄断行为替换为反对垄断结构。因此，认为垄断竞争结构更有利于竞争和反垄断。

对于第一种观点，就垄断和竞争的关系而言，垄断虽然是竞争的对立面。但它的存在并没有消灭竞争。寡头垄断改变的只是竞争的形式。而非竞争的本身。垄断结构产生后，垄断者仍然面临着各种不同程度的竞争，即使是完全垄断，也不能把竞争排斥在外。有学者认为任何一种垄断地位都不可高枕无忧，垄断地位只能凭机敏和精力赢得并得以保持。从国际范围诸多产业来看，寡头垄断反而会使竞争大大加剧，在经济开放背景下，外资银行的进入无疑会加剧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而激烈的竞争足以使寡头垄断银行尽可能地努力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尽可能地降低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价格，而并非像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的垄断一定会破坏竞争、降低市场效率，阻碍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对此，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寡头垄断企业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一事实，指出“垄断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的观点，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假设前提上的，而这个前提缺乏现实性，因而此观点的正确性大打折扣。

对于第二种观点，20世纪70年代SCP理论就受到质疑。实践中。世界各国银行业普遍是高度集中的寡占性市场结构，但效率却差异很大。20世纪80年代，W.J.Baumol和.C.Panzar提出可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决定市场绩效的并不是现有的市场结构，而是市场的可竞争性或是竞争程度，在理论上弥补了SCP分析范式的缺陷。产业经济学大师HaroldDemsetz也从另一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写作硕士论文高效率的企业可以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并伴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优秀企业的良好绩效是因为效率而不是市场垄断结构造成的。秦宛顺、欧阳俊(2001)所做的MP和ES假说检验结果也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绩效水平主要取决于银行效率，市场结构与银行绩效水平无显著的统计关系。因而，按照SCP倒推，将我国银行效率低下的原因归于寡头市场结构，以此主张银行业选择垄断竞争结构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从理论上看，银行业SCP分析范式也没有考虑到银行业相对于制造业等产业组织的高负债高风险的特点，没有考虑到不无完全信息和委托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会对银行厂商行为、结构和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产生影响。可见，银行业的SCP框架需要进一步修正。

对于第三种观点的两个误区，首先，根据迈克尔•波特的观点，一个行业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即除了潜在加入者、代用品的威胁、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供应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外，还有现存厂商者之间的抗衡。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高资本的准入壁垒和高风险的政府规制，来自于潜在加入者的竞争并非构成主要的竞争威胁，其它几种竞争也因为银行业独特的业务模式和产品的高同质化的减弱。而真正的竞争压力来自于在位银行之间的竞争。因此，增加竞争成分并不意味着放低准入，增加低实力的主体。

其次，从垄断的本质看，垄断是指特定经济主体为了特定目的通过构筑市场壁垒从而对目标市场所作的一种排他性控制状态(戚聿东1999)，分为垄断结构和垄断行为。垄断结构是指目标市场上的市场主体不是众多。而是为数有限。按照主体数目的有限程度，垄断分为完全垄断、双头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等多种形态。垄断行为又分为经济性垄断行为和行政性垄断行为，前者是指市场主体的一致行动。串通合谋，制定垄断价格谋取垄断利润的活动：后者是指政府与市场主体进行合谋的行业垄断行为。实践证明，阻碍和限制竞争的只能是垄断行为，而不是垄断结构，垄断结构不一定必然产生垄断行为，垄断行为既可以产生于垄断结构，也可以产生于竞争结构。反垄断主要是指反对寡头企业的垄断行为，而寡头垄断结构的效率已经被现代市场结构的实践所证明。

综上分析，主张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应选择垄断竞争的观点是缺乏理论根据的。寡头垄断非但不排斥竞争，而且促使竞争在更高层面上展开，从而提升市场效率和社会福利。

三、从国际银行业与我国银行业集中度变化的实证视角看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选择

1、国际银行业的寡头垄断趋势不断增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寡头垄断逐步成为发达国家产业市场的一种普遍的市场形态。国际银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并购浪潮，随着信息技术创新、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银行业的边界发生变化，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际抑或国内范围，银行之间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并购日趋频繁，单个银行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银行业的金融机构数目显著下降，集中度上升。从收入角度来看，表1的数据显示出，无论是写作医学论文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银行业集中度指标存款CR5都很高。

从发达程度比较。表2数据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存款CR5反映的银行业集中度都在60％以上。

以上不同角度的数据说明了同一个事实，即各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都很高，寡头结构是不争的事实。

2、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近年来不断下降相比之下。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呈现出下降趋势，如表3，前四大银行即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和资产的CR4指标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2005年和1993年相比，存款份额下降了27.8％，贷款份额下降了28.5％，资产份额下降了24％。

在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的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其它银行类金融机构数量不断增加，市场份额呈扩大趋势，如表4。

2006年11月中国银监会网站公布的数据(如图1)，清晰地反映了我国银行业的分散程度。

可以看出，与国际银行业集中度的情况比较，我国银行集中度并不是很高。即使使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集中度指标看，我国银行业目前的集中度已经不足60％。与欧洲国家相比处于中等水平，并且，我国银行的集中度还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中。由此看来，盲目反对垄断，通过降低准入标准、增加金融机构数量、扩大竞争成分、分解寡头结构并非理智之举。在金融市场开放和银行业重组融合的国际背景下，各个国家提高银行业国际竞争力都成为迫切的需求，而一个国家银行业竞争力难以依靠数量多、但规模小的银行结构做支撑，而是更需要拥有巨额资本实力的大银行。其实，寡头垄断结构是银行业的业务结构和自身特质的内在要求。从理论上讲，寡头垄断结构适宜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银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且风险高，对资本规模有更高的要求，银行业复杂的风险控制、繁琐的审核程序、较长时问的信息收集过程等因素要求银行在面对不同规模、不同需求性质的信贷业务上拥有高度灵活的贷款机制。规模小、实力弱的银行是难以应对的。

3、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逐步分散的主要因素是内资金融机构数量增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金融业顺应金融自由化的国际趋势，金融管制逐步松动，从银行业来看，一方面是写作职称论文降低市场准入，发展多元化的内资信贷机构，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银行。从实际运行机构看，内资金融机构增加的速度远远大于外资机构，成为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逐步分散化的主要原因。自1994年开始，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各类信贷类金融机构不断增加，到2006年底，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社、邮政储蓄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五类金融机构资产份额已经占到38％。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虽然经过多年的开放，但其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分散化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的。截至2006年底，在中国注册的外资独资和合资法人银行业机构共14家，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业务品种超过100种，在华外资银行存款总额397亿美元，贷款余额616亿美元，本外币资产总额1033亿美元，仅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8％，即使考虑到2006年金融业全面开放的因素，外资银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很难成为改变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主导因素。

无论是增加内资金融机构的数量，还是引入外资银行，其内在的政策逻辑是要增加银行业的市场竞争，通过竞争刺激银行业的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提高银行业的整体业务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从而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但从实际效果看。并没能够较好地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外资银行虽有先进的银行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但由于其比例较小，对我国银行业形成的实际带动效应微弱：而内资金融机构增加的主要是中小银行和合作制城市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虽然增加了银行业市场竞争的成分，满足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但由于规模小、资本实力弱，金融创新能力差，业务模式雷同，产品同质化严重，并且自身处于缺乏经验、技术水平低、业务运营能力差的阶段，致使竞争只能在低层次、低水平上展开，不仅不利于提高银行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而且，积累了诸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见，这种通过降低金融门槛，增加金融机构数量来增加金融竞争的做法对于提升我国银行业应对激烈国际竞争压力的能力，保持长久、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四、从理论层面看银行业选择寡头垄断结构的优势

1、寡头垄断结构可以避免银行业的无序竞争，减少资源浪费

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银行的数目相对较少。竞争建立在竞争主体实力相当的基础之上。因此，竞争更多的是在资金、技术、产品、服务和信用度等综合层面展开，而不是低层次的价格竞争。在垄断竞争结构下，市场主体多，规模小，竞争更多是在价格、产品差异化方面展开，而金融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技术投入和智力投入都较大。没有一定实力的金融机构是难以实现产品差别化的。

2、寡头垄断结构给银行带来规模经济优势

寡头银行由于资金实力雄厚，有利于建立良好的风险防控体系，信用水平高，在资金筹措上具有成本优势；写作英语论文在贷款等资产盈利性业务上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容易获得更好的收益水平。Shaffer(1993)在对欧洲和加拿大的银行业进行了研究之后认为，大银行也可以通过兼并与收购来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加拿大许多学者对寡头割据的银行市场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得出，巨型银行仍然保持了市场竞争力。实践证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银行业合并浪潮，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大规模增强竞争力。

3、寡头垄断结构使银行获得范围经济优势

垄断对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主要是通过范围经济来实现的。范围经济是指厂商在一定规模下同时生产经营多种不同商品和劳务的成本低于多数厂商分别生产经营其中一种商品和劳务的成本总和。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只有寡头银行拥有实力涉足多种金融领域，进行多角化经营，无论是利用现有技术、特长和经验开发新产品，增加经营品种的同心多角化。还是利用不同技术开发金融新产品的水平多角化，从业务类型到产品种类，再到提供多种金融服务业务，使银行获得分散风险的操作余地和范围经济的福利。特别是在全球金融混业的背景下，银行通过购买、兼并、合资等方式实现规模扩张，是向更广泛金融领域扩展的需要，通过集团多角化，达到增强竞争优势的目的。

4、寡头银行有较大的金融创新能力

在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由于强大的财力支持，寡头银行可以投入大量的研究和开发费用，更有可能进行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寡头垄断银行并非独占市场，其不得不追求高效率，进行研发投入，从而推动技术进步。据资料统计，写作留学生论文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几乎所有的重大技术创新都源于寡头垄断性大企业，在日本资本在10亿元以上的大公司承担的科研和设计工作占到全国总量的86％(文青，王述英2006)。超级秘书网

五、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选择提出以下建议：

1、制定产业政策

遵循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选择与其相适应的市场结构和产业政策应是我国制定银行业产业政策及规制的主要出发点。寡头垄断结构是银行业自身特质的内在要求

。选择寡头垄断结构符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的客观要求。

2、明确市场结构

寡头垄断也是银行业国际化竞争的客观需要。我国银行业选择寡头市场结构是顺应国际化趋势的必然要求。在国际银行业结构从分散走向集中的大变革中，面对加入WTO后的挑战，我国银行业应顺应市场潮流。明确寡头垄断结构是我国银行业的优选目标，设法提高国内市场的集中度，塑造少数有竞争力的银行集团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寡头垄断结构。增强银行业的稳健性，形成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为此，需要从提高我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制定银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写作工作总结确定政府规制原则，而不能盲目放松市场准入。

3、培育市场主体

银行业论文范文第7篇

(一)理论认识仍有误区。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部分认识误区，即认为银行业垄断经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的需要，是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不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追究。如有人提出，银行业应该是垄断法适用豁免的对象，其主要依据是公共利益要求和垄断的经济效益性。【8】当把银行业垄断与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时，商业银行的重要性即被凸现出来，银行业垄断的合理性似乎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脚。但问题是，公有制与银行业的垄断经营有没有必然联系，不能只从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中去找答案。适合理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信用并不适合现实中的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对此给出了有力证明。必须看到，放松管制已经是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把银行业整个行业纳入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并不妥当，对金融安全并无益处。多年来，银行业垄断不但未能减少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反而成为其巨额不良资产产生的重要原因；不但未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稳定，反而使“地下金融”愈演愈烈使金融市场更为混乱。行政权力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不但限制了市场竞争，而且扭曲了市场行为，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深、干预的时间越长，反而越加大了金融风险。因此，不能把银行业垄断与国家金融安全划等号。

(二)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法理论发展的产物。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公司是由股东、债权人和公司本身三者构成的利益平衡体，现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突破了这一狭隘的看法，引入了更多的利益相关主体，承认了公司经营对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要求公司承担更广泛的责任。我国现行《公司法》顺应了这一趋势，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强化了公司的社会责任。【9】由于《公司法》同样构成银行法的重要法源，因此，无论是《公司法》总则第5条的规定，还是其后分则中第45条、第52条、第68条、第71条、第109条以及第11条等规定，对银行设立、治理、运营、重组等各个环节都应有约束力，银行应予以严格执行，并注重弘扬社会责任精神。但从目前的实践看，利润和股东收益仍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目标，银行业垄断行为的出现与《商业银行法》等专门金融机构立法对银行社会责任的规定缺位不无关系，与商业银行及其高管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更有着直接联系。

(三)反垄断法制不够完善。反垄断法是保护市场竞争，防止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但在《反垄断法》出台以前，有关银行业反垄断的相关法律规范却主要散见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中。这些法律、法规的特点是：部委规章居多，立法的权威性不够；立法形式散乱，不统一甚至冲突；立法内容存在疏漏；禁止性规范多于制裁性规范，导致责任追究不足。如《商业银行法》第9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这样的规定只是表明了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活动同样适用竞争规则，但在反垄断领域明显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一些商业银行之所以明目张胆地实施拒绝交易等垄断行为无视广大消费者和小企业的利益，显然与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方面经济法制的不够完善有关，司法介入乏力的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法制的尴尬。

二、当前我国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表现及其危害

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已经出现区别于过去以国家垄断形式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垄断行为，这些垄断行为给金融市场和消费者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具体表现在：

(一)相互串通收费，形成价格联盟。以银行卡跨行收费事件为例，2006年6月1日，跨行查询收费正式开始实施。但几乎与此同时，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媒体对这一收费提出了“究竟是‘国际惯例’还是‘垄断行为’”的质疑。透视该收费标准的制定过程，我们发现，银行卡跨行收费实际上是中国银联与大银行协议一致的结果，其事先并未征得广大客户的同意，而属于此类收费的还有小额账户管理费、借记卡年费、跨行取款费等。应该说，价格竞争本身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方式，但价格联盟在反垄断法中却是一种本身违法的卡特尔类型。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在我国，小公司在银行开户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说，小公司注册登记后，商业银行对小公司开户往往设置资本金、存款余额等限制，即开立企业基本存款账户的最低标准是50万元或100万元，并保证在账户中维持3万元到50万元不等的存款余额。难怪有人评论说，商业银行通过提高开户门槛的作法，将小公司拒之门外，这直接促成了为小公司办理开户手续一条龙服务的中介公司的火爆。【1】然而，商业银行设置开户门槛并不符合有关规定属于歧视政策。【2】应该看到，拒绝交易只是当前我国一些银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种表现，捆绑式搭售、强制交易、价格歧视等其他行为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即使市场主体拥有的不是市场支配地位而是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这种经济优势仍然有可能被滥用，而传统的民商法在交易自由与自愿精神的指导下很难对这种滥用行为进行规制。【3】

(三)并购重组使银行集中加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外资并购逐渐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方式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也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有助于巩固银行的资本基础、促使中资银行股权结构多样化、提升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和全面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外资银行的参股和并购战略有以下几个变化值得关注：一是被参股银行的规模和地域性不断扩大，逐渐从沿海省市、发达地区向内地扩展；二是参股的对象由商业银行向其他金融机构扩展，如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三是参股的途径趋于多元化，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机制的实施以及中国商业银行上市进程的加速，为外资银行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并购提供了可能。【4】我们必须看到，金融机构跨国并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迅速获取市场上的相对垄断地位，以获得定价权或提供领先服务的竞争优势，因此加强对银行业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和管理日显重要。

(四)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行政性垄断是一种制度性的、具有取消竞争功能的垄断情形，在中国不仅种类多、范围广，而且危害大。【5】以房贷强制保险为例，消费者要获得所需购房贷款，必须对整个房屋(按房款算)进行全额保险，并将保单交给银行。一些商业银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5月9日颁行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在其本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中作出了上述规定。2005年2月22日，浙江省消费者协会、浙江省律师协会、浙江大学法学院联合向央行发出建议书并抄送银监会，要求重新审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中有关不适当的内容，提出无论从合法性还是必要性角度，作为部门规章的《办法》都不应将购买房贷险作为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强制性条件。【6】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于同年4月4日进行了复函，并表示对该问题非常关注，但至今仍未与银监会对该办法进行修改。笔者认为，该办法的规定直接限制了房贷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自由竞争，已然构成了行政垄断行为。

上述垄断行为的存在直接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限制了市场竞争，使金融市场的供给严重不足，加剧了资金供应的紧张程度，为“地下金融”提供了机会，从而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影响了金融稳定。【7】事实表明，加强我国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三、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及其化解

《反垄断法》的出台，为我国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可靠的法律保障。重视并有效化解银行业反垄断中的执法难题，是今后贯彻执行《反垄断法》，完善银行业反垄断法制的关键。

(一)反垄断执法机构与银监会的管辖分工和协调。与美国的司法模式不同，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借鉴了欧共体的作法，采取了行政模式。早在《反垄断法》的起草过程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管辖问题即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现在，解决该问题变得更为实际和迫切。银监会作为我国银行业的行业监管机构，旨在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保护银行业的公平竞争，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因此，银监会对银行业的反垄断案件理应有一定的管辖权。就银行业反垄断执法而言，问题直接表现为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与银监会的案件管辖权所面临的冲突与化解。有学者提出，行业监管机构主要处理市场准入和与互联互通相关的案件，而在企业并购、垄断协议以及一般的滥用行为等方面，管辖权则应交给反垄断执法机构。【10】笔者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笔者认为，为减少摩擦和节约执法成本，两个机构应就银行业反垄断案件的管辖权进行合理划分，避免越俎代庖，禁止随意扩大或缩小管辖范围。在这一问题上，有赖于将来国务院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予以明确。笔者建议，凡涉及银行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的审批，涉及对“问题银行”的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涉及对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银行的撤销，以及涉及对擅自设立银行或非法从事银行业务活动的取缔等案件，应由银监会予以管辖；而涉及银行并购、垄断协议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案件，则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管辖。二者之间是特殊管辖权与一般管辖权的关系，其中银监会的管辖权属于特殊管辖权。特殊管辖权确定的意义在于限制行业监管部门依据特别法排除反垄断机构管辖权的可能，从而明确反垄断法对行业竞争事项上的一般适用原则和只在特定事项不予适用的例外原则。【11】另外，根据《反垄断法》第31条规定，对银行业中的外资并购等经营者集中行为，如果涉及国家安全则必须进行双重审查，即反垄断审查和国家安全审查，此类案件的双重管辖权并非上述排斥关系，而是一种并列关系，因其审查的目的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因此还应加强反垄断执法机构和银监会之间的深层对话，创建双方的反垄断协调机制。

(二)竞争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机协调。《反垄断法》的出台，使国家的相关竞争政策实现了制度化和法律化，为银行业的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然而，竞争政策的推行并不是孤立的，在银行业反垄断执法中，竞争政策的执行会受到国家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环境政策等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是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城乡、地区、不同产业和行业、不同利益群体、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也表现在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民营和外资、大中型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由于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其相互之间能否实现有机协调，能否在磨合中实现各自的政策目标，是银行业反垄断执法将要面临的又一难题。在欧共体，竞争政策较其他政策有优先适用的地位。【12】欧共体条约强调保护欧共体市场的有效竞争，强调其成员国以及欧共体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与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相一致，因此，欧共体竞争政策的优先适用性与其市场经济的发达和成熟状态是相适应的。我国的国情则有所不同，尽管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仍处于转型过程中各种经济变量因受变革因素的冲击而更为活跃，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存在着结构性缺陷，金融控股公司还处于试点阶段，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因此赋予竞争政策在银行业发展中的优先适用地位显然不合国情。笔者认为，不同的经济政策有着不同的功能，金融政策以货币政策为主，旨在维护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核心手段和工具，故在银行业反垄断执法中应较竞争政策优先适用。鉴于竞争政策与金融政策之间的互动性，笔者建议，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执行竞争政策时，应优先考虑国家金融政策的落实，这样才能避免竞争政策对金融政策的负面冲击，确保国家金融调控的有效性和宏观调控的差异性，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以实现国家金融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银行业垄断行为的量化标准。银行业反垄断执法中，“度”的合理把握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其直接触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银行利益以及消费者利益。因此，对于该问题的分析研究，必须采取理性的态度，克服狭隘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以及民族主义情结，将其进行必要的量化处理。从世界范围看，德国和日本在该问题上比较严格，而美国则相对比较灵活。透视我国的《反垄断法》，其在垄断行为的认定和处罚上借鉴了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在第19条、第22条等一些条文中进行了一定的量化处理，规定了具体的量化标准。根据该法第27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审查经营者集中时，应主要考虑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份额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相关市场的市场集中度、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经营者集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这就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被指控的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结构——行为——效益的经济定量分析。这些经济定量分析的引入，对反垄断中的定性分析有着直接影响，因此银行并购是否构成垄断，对相关指标进行定量调查分析时量化标准的确定至关重要。但此时第22条的量化标准是否科学，对银行业集中是否适用，则需要采取灵活态度进一步研究确定。笔者认为，必要的技术分析需要因时、因地而做出，决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把限制竞争与成本优势、规模优势进行区别。有学者曾提出，反垄断法中的量化问题必须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手段和途径予以解决。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度与条文设计包括量化问题的设计，并不是越细越好，越具体越好，更不是越严格越好。就我国来说，采取什么样的反垄断政策，何时宽松，何时严格，都应该由民主的机制适时因地而作出。【13】笔者赞同该种观点，故建议在这一问题上赋予法院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其在处理银行业反垄断案件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不应将《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认定的量化标准绝对化，应在追求法律稳定性的同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四)银行业垄断的行为豁免。《反垄断法》第15条、第28条等对垄断协议和经营者集中等垄断行为豁免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构建出了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旨在抑制过度竞争，以免资源浪费，其并不构成市场进入壁垒，只是采取了一种避免激烈竞争的规制方法。【14】因此，该制度是反垄断法中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调国家产业政策等经济政策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根据该法第28条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当然，我国《反垄断法》直接将垄断行为的豁免决定权交给了反垄断执法机构。从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看，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豁免同样适用上述规定。但需要强调的是，2006年8月8日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其第54条对并购申报豁免所作出的具体规定对银行业垄断而言具有重要价值，银行业垄断的行为豁免应在《反垄断法》第28条的基础上，以该规定为蓝本进行合理构建。笔者建议，就垄断协议而言，应将登记或批准作为其豁免的形式要件，并适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对经营者集中而言，应严格执行申报程序规定，并以获得批准为豁免的必要条件。另外，在禁止行政垄断方面，较之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而言，【15】《反垄断法》在第五章中增加了四种行政垄断行为，如滥用行政权力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强制经营者从事规定的垄断行为以及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等，从而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和可喜的勇气。但不足之处在于，其没有规定适用除外制度。因此笔者建议，在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时应增加一条规定，即“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运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除外。”

(五)《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从实际情况看，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问题已成为目前各国反垄断法发生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国反垄断法一方面允许甚至支持、鼓励本国企业对外国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又严格管制外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为了能够在跨国公司限制竞争的活动中保护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各国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域外适用本国的反垄断法。【16】当前，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突发性、区域性和关联性已成为金融国际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理所当然地成为构筑我国金融安全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对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格局下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第2条关于域外适用的规定十分重要，但从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看，还应作出必要的限定，尽量避免片面的、极端的做法而引起不应有的法律冲突。有学者曾提出，在我国的反垄断法中，可考虑将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外从事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直接的、实质性的且可以合理预见的”限制或者不利影响作为对其适用的基本要件，并确立利益衡量原则作为对该基本要件的补充。【17】该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必须兼顾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和经济利益，尽量避免并着力化解各国相互之间在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中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建议在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中借鉴和吸收该观点，把外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所从事的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限制或不利影响的垄断行为，以“直接性”、“实质性”以及“合理预见性”作为必要条件予以限制，尽量减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的不必要冲突，使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免受国际上一些人为因素的侵蚀和恶意伤害。

注释

【1】《商业银行提高开户门槛向小企业强加风险》，资料来源：http：///g/20060708/16082716238.shtm，l2006年7月8日。

【2】《拒绝存款人的开户请求商业银行涉嫌违法》，资料来源：http：///g/20060708/16252716252.shtm，l2006年7月8日。

【3】孟雁北：《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反垄断法研究》，载《法学家》2004年第6期。

【4】苗燕：《外资银行并购倾向于中小银行》，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1月10日。

【5】曹士兵：《论中国反垄断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3期。

【6】参见《住房贷款强制保险政策有望调整》，载《法制日报》2005年4月12日。

银行业论文范文第8篇

一、经济管制理论

（一）社会利益论。

社会利益论亦被称为市场调节失败论（marketfailuretheory），是最早试图说明政府管制合理性的管制理论。根据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在严格的市场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同时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即达到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成立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市场经济并不满足资源配置效率最佳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大企业的垄断，同时又出现了过度的市场竞争，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失去了效率，社会消费的公正原则也遭到破坏，即微观经济学中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s）。西方微观经济学把导致“市场失灵”原因归结为外部性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等。矫正市场失灵的办法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从政府干预经济、也就是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所强调问题的不同方面来看，我们可以把管制的社会利益论分为管制的利益论和管制保护论。

管制的利益论，在于说明为防止某些产业危害社会利益，需要通过管制消除差别价格，以达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对于利益论的解释又可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公共利益理论。公共利益理论以市场低效率为前提，认为需要通过政府管制来保证市场的效率和公平。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放任市场会出现低效率和不公平，政府管制的实际成本为零。政府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以，应该由政府采取管制行动来弥补市场低效率和不公平的缺陷。二是利益集团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政治行为过程中，管制当局往往受产业界或其他利益集团的支配，所以管制不可能实现公共利益，而必定沦落为特定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保护论是从受保护者对管制的实际效果这一角度来分析的。根据受保护的对象可以分为消费者保护理论、生产者保护理论和中立论。消费者保护论认为，管制的实际效果如价格下降、服务质量提高、差别价格消失、效率提高以及企业利润减少等，维护了消费者利益；生产者保护论认为管制的实际效果是现有企业结成卡特尔，阻止新企业进入，结果反而起到了加强（最低程度也是维持）产业支配力的作用。管制的实际效果保护的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管制中立论则认为，保护对象依条件不同而不同。当某产业实力大到足以支配管制当局，管制对该产业将不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对于管制前是垄断型市场结构的产业来说，管制的实际效果是保护垄断，如果对管制前是竞争型市场结构的产业来说，管制的实际效果就是保护竞争。

（二）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的管制理论。

管制的利益论和保护论通常被人们称之为传统的管制理论。这种传统的管制理论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工具，只是根据经验而提出的，没有一套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

从纯经济学角度，也就是从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成本和收益角度探索管制问题，美国经济学家、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属于这一领域的开创者。他以电力等公共企业为对象，研究管制的成本和收益问题。他对经济法规如何影响市场作了探索，其独特的研究成果，使他被公认为“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

斯蒂格勒是采用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方法来探讨管制理论的创始人。他研究的是政治市场上的管制问题。其分析前提是：（1）国家是强制权的基本源泉，利益集团确信国家运用强制权能使该利益集团的处境得以改善；（2）政府选择使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斯蒂格勒认为，政治意志的决定可以被看作是政治产品的生产过程，在政治产品市场上，产业界是需求者，政党是管制政策的供给者。政治意志的决定过程即政策的制定具有强制性，与经济市场上的意志决定过程完全不同。在经济市场上，是通过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连续的经济行为使供求围绕价格上下波动，产生均衡价格与均衡产量。而在政治市场上，则是多数人同时决定的过程，利益关系涉及到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政党作为权力的专职代表，在了解、掌握选民政治要求的基础上，向选民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政治恩惠，这就形成了政治恩惠的供给。作为代价，政党则要向选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以获取选票和资金；而产业界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恩惠，须向政党支付一定的价格提供选票和资金，最终在某一水平上达成政治市场的均衡。

二、银行监管理论

银行监管理论在于阐明对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原因，回答政府有没有必要对银行进行监管，现代经济体系中为什么需要并出现了大量的银行监管等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金融理论家提供了一些理论支持。这些理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两大类：一是建立在正统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基础上的银行管制理论；二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银行管制论。建立在正统经济学基础上的银行监管理论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1、金融市场失灵论。该理论认为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一样将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银行业也会出现大量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垄断、公共品、规模经济递增以及外部性等问题。如果让银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进行自发地配置金融资源，金融资源将因为金融市场失灵而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因此，为了纠正上述金融市场失灵问题，必须对银行业进行管制和监督。通过强制性信息披露、市场分割、业务分类、区域划分以及提供金融基础设施等措施纠正这些缺陷。

2、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该理论认为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所面临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垄断、公共品、规模经济递增以及外部性等问题不仅仅会导致局部“市场失灵”，而且会导致社会性的“经济崩溃”，金融系统具有强烈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使它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从而通过干扰国家的货币供给机制和信贷形成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强烈的冲击，并且由于金融系统的放大作用，将使这些冲击具有毁灭性的副作用。因此，国家应当对银行业进行全面的管制。第一，利用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控制和法定准备金制度等工具控制货币发行量，从而控制物价和投资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第二，通过存款保险金制度、资本充足率、银行破产救济以及投资限制等工具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健性，防止个别金融机构的破产传递金融风险，提高存款者的信心，减低系统性风险，防止金融崩溃现象的出现。

金融市场失灵论和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基本上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来构建的理论，并假定了国家和其他监管主体具有监管的能力，且它们的目标是与社会利益一致的。因此，这两大理论构成了主流经济学家银行监管理论的基础。

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银行管制论又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政府掠夺论。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的上述两种理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一是它们都无法解释银行业管制和监管制度的演变和来源，不能辨证地处理监管制度动态发展的规律；二是它们都是“天真的新古典主义”，都天真地假定监管者的目标是社会利益最大化，并认为它们有能力实施各种监管工具；三是它们都只是30年代大萧条的理论产物，它们只能为大萧条时期改革所实施的大部分管制措施提供理论基础，并不足以解释80年代以来银行业监管的模式和结构；四是在政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社会利益（麦凯·里德，1999）。政府掠夺论（Roe，1990，1996）指出，如果通过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清楚政府对经济的作用，那么我们无法了解现代金融管制出现的原因。事实上，任何管制和监管都是由政府推行的，都是政治家一手策划的，因此，政府和政治家的行为模式是了解银行业管制出现的关键。政府和政治家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社会利益的代表，他们有自已的利益和自己的效用函数，并且与社会利益有着很大的差异。政府之所以要对银行业进行管制，其直接的目标不是“金融市场失灵论”和“金融市场崩溃论”所宣称的那样，要控制各种市场失灵、控制物价水平和投资水平为经济增长打下宏观经济基础，为保护存款者的利益、为防止各种金融风险的传染，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康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而是自身收益（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这体现在：第一，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是为了扩张政府可支配的资源，以利用多发行货币对财政赤字进行融资；第二，国家实施法定准备金制度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存款“税收”；第三，政府实施的其他的管制在于要为政府创造干预经济的借口，扩张权力的范围，同时为获取“租金”创造机会，例如对银行业务和区域的限制以及开业资格的审查都可以为政治家创造向银行获取额外“收益”的机会。

2、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佩茨曼，1976，Stockman，1991）。这种观点是在政府掠夺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认为政府掠夺论将分析的立足点放在“抽象的政府这个集合”上，将无法对各种金融管制的产生过程给予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许多政党和利益集团组成的，因此，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认为，对于银行业的管制是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斗争而形成决策的产物，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是金融管制和监管的需求者，而政府中的政治决策机构是银行业管制和监管制度的供给者。例如特明（1991）等人就对美国金融归案制和监管制度的演进作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第一，美国之所以会对银行业进行区域和行业的反垄断管制，关键的原因在于小银行在国会中享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他们是小银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产物。第二，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寡头为了进行金融掠夺的产物，他们想通过存款保险金制度为自己不负责的行为开脱，把自己本身应当承担的任务让所有的纳税人来承担。第三，分散化的银行业是分散化的政治格局的产物，特别是美国双重监管机制是美国联邦体制的产物，是各州与国会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第四，Q条例和其他利率管制是储蓄银行为了自身利益发动相关利益集团进行院外活动的产物。在这些例证下，特殊利益和多元利益论认为，银行业管制工具和监管制度是一个需求和供给不断变化的匹配过程，只有把握清楚了各方利益的结构以及政治力量的分布，那么我们才能了解这些工具和制度变迁的过程，并在过程中确定这些工具和制度的效应以及效应的分布。

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基础上的两种分析方法具有最大的优点就是，它通过将政治纳入金融和银行业监管制度的分析，可以从动态的角度把握这些工具和制度演变的动力机制以及产生的政治过程，虽然这些理论的代表人物认为他们的观点与建立在新古典分析框架上的理论存在着本质性的对立，但是它们在认识金融监管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形成过程上应当是互相补充的。

如果我们把银行监管理论和经济管制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对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研究，基本上是把经济管制理论直接移植过来。也许是由于银行业本身的特殊性，上述银行业监管理论虽然在某一方面说明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原因，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

当然，人们一直在努力从规范的经济学分析角度寻找银行业监管的理由。戴蒙德和戴维格（Diamond＆Dybvig）银行挤提模型就是在现代经济学分析基础上，运用不对称信息和博弈论分析范式，研究银行不稳定的内在原因，得出了政府干预银行经营活动必要性的结论。我们认为，戴蒙德和戴维格的分析才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的银行监管理论，戴梦德和戴维格的银行挤提模型堪称经典。

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只能得到关于经济管制的一般理论，而对于为什么要对银行业进行监管，这方面的文献十分有限。对于银行监管的必要性分析，一般的做法是把经济管制理论移植过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银行监管的理由归纳为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防范银行业系统风险，保持一个稳定和有效率的银行（金融）体系；二是保持广大中小储户（往往也是知情较少者）利益不让其受损害，正如卡瑞肯（Kareken，1986）提出，银行业监管的“官方”理由是：需要给银行提供一个“安全网”，以保护存款者免遭其银行倒闭的风险。如果把考虑问题的层次提升到更高的角度，那么，银行监管的目标仍然是一般的公共政策目标的一部分，因而也可以概括为经济运行的效率、公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三、银行管制的“辩证法”

“金融创新”这个词在目前是人们经常提到的。那么，金融创新的含义是什么，它又是针对什么问题而提出的呢？管制的“辨证法”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

西方经济学认为，不仅存在市场失灵，而且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政府失灵也就是“管制失灵”，意即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斯蒂格勒的一篇题为《管制者能管制什么？——电力部门的实例》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政府对电力部门管制失灵的结论。但是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作为有特定利益目标的监管者来说，它不可能自动退出社会舞台，而是重新为自己寻找管制的新手段，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以加强管制。这样，被监管者又从管制者制定的新的游戏规则里面寻找破绽，从而规避管制，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监管者又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更新的游戏规则，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相互博弈可以无限期地进行下去。

把上述思想运用于金融管制领域，并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管制的“辩证法”，首先是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恩（1977、1981年著作）作出的。他描述了一个在特定经济条件下受到许多旨在限制获利机会的管制的金融体系，当经济压力使这些管制措施具有约束力时，市场必须设法逃避管制以求得利润，这样就会发生市场与管制的冲突，从而促使市场金融创新。根据凯恩的定义，金融创新常常指市场或政府提供的新型金融资产和服务，但是他又强调，市场改革常常先于管理者改革，而且创新过程常常更是一个市场的现象，市场是“创新的”，而政府却是“防卫”的和“被动”的，金融创新将用于为追求利润机会而形成的市场改革。

从某种角度来看，金融手段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监管放松的标志，因为这些创新部分抵消了政府管制。在实践当中，随着银行管制的放松，发生了更多的银行危机，因此，一些国家又开始加强银行监管的力度。凯恩斯把他的理论作了下面带有浓厚哲学味道的总结：市场机构和政治上强加的种种限制以黑格尔的方式不断变形，在经济与政治权力两者的斗争中，在解决矛盾的同时又挑起一系列新的矛盾。这种方式将不断地重复逃避管制（或称为寻找漏洞）和再管制这样的过程，使静态平衡根本不可能实现。

凯恩的上述思想，我们可以从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凯恩的管制辩证法的特点是不能获得稳定的平衡。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认识到，银行监管不是静态行为，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银行监管制度的设计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相应改变。在设计中国的银行监管制度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银行业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应对策略

事实上，按照先将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思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这几年，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如，放开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允许金融机构自行确定除活期和定期整存整取存款外的其他存款种类的计结息规则、推出利率互换试点等。这些措施无疑为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但与此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渐行渐近，国有商业银行也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如：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2006年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方面，将实施多项对市场影响极为明显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包括：长期大额存款的利率市场化和建立实施动态调整再贴现利率机制。这便将对企业融资和银行的资本运用产生重大影响：国有商业银行资金成本高、运作收益低困境可能加剧。这无疑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从容应对利率市场化形势，提高利率风险管理水平，在日益开放的经济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已成为当今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中的重要内容。

一、当代利率政策理论综述

利率市场化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作指导。古典利率理论、新古典利率理论、凯恩斯以及新古典综合派利率决定理论的长期争论，分别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利率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一根本问题。麦金农和肖以及新制度金融学也分别从自己的角度，论证了利率市场化的客观要求。诸多理论的争论和回归，论证了一个核心观点即利率市场化是客观规律。这也为发达国家乃至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此相比，中国利率市场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滞后，但经过一批批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终于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并指导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1.利率的内涵

利率到底是什么？这是在研究利率市场化理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的一个问题。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对利率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它包含的范畴实在太广了。从微观来看，利率是借贷资金的价格，是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从宏观来看，利率是调节资源（资金）配置的重要手段，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枢纽，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这里，我们将利率定义为：对于金融债务（信贷、债权等）所支付的利息占债务本金额的比率，它是衡量利息高低的指标，也是货币的时间价值的具体表现1。正是由于利率隐藏着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利率历来是经济学家们探索和研究的经济领域，也是各国政府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2.利率决定理论

利率市场化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古典利率理论、新古典利率理论、凯恩斯以及新古典综合派利率决定理论的长期争论，分别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利率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一问题。

古典利率理论的理论核心在于储蓄和投资共同决定实际利率，并且利率具有自发调节经济失衡的作用。由此可见，其实质是一种市场化的利率决定理论，是现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理论的雏形。但这一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凯恩斯提出了他的流动偏好理论。

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利率理论认为，利息是对人们放弃流动性追求收益性的补偿，而利率则是衡量人们的流动性偏好的指标。利率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他决定于人们意愿持有的货币量与现实中的货币存量相等，也就是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之时。利率水平的失衡会通过人们对于货币和债券的选择来自发进行调整。基于对凯恩斯观点的分析，有的学者认为，凯恩斯强调利率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而货币需求是受政府操纵的，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赤字或货币扩张（放开货币发行）来扩大投资，影响利率，并把利率保持在低水平。于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凯恩斯的利率决定理论成为了各国利率管制的理论渊源，世界各国纷纷以此为指导思想对经济和金融进行严格管制。但与此同时，他将利率视为纯粹的货币现象，这一点受到了诸多批评。

在凯恩斯之后，他的学生罗伯逊（D.H.Roberson）等人又提出了可贷资金利率理论，其将利息视作是借贷资金的代价，因此，利率应当由可用于贷放的资金的供求来决定。可贷资金的需求主要包括投资和货币的窑藏，而供给主要来源于储蓄、货币供给增加的反窑藏。可贷资金市场的供求达到平衡时，均衡的利率水平也就随之确定。其实质也是强调利率是由整个社会的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也即利率由市场决定。但是他在兼顾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同时却忽略了两个市场各自的均衡。

为弥补上述缺点，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希克斯和汉森的IS-LM模型分析是相对最为成功的一种。IS-LM模型认为，应当以投资需求函数、储蓄函数、流动性偏好函数和货币供给为基础，借鉴流动性偏好利率理论和可贷资金利率理论，综合考察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情况，考察收入和利率的相互决定关系。其强调利率由市场决定，另外又要求控制利率上限，便于央行进行控制。

上述传统的利率决定理论贯穿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背景是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来源于不同阶段的发展的矛盾与问题。虽然最终认为利率由供求关系决定，从而实现利率市场化。虽然，上述理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但对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上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麦金农和肖的利率抑制与利率自由化理论

麦金农和肖是最早关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经济学家，在其1973年的著作中，他们指出金融抑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其中利率抑制2是金融抑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在金融抑制的环境里，一方面，过低的存款利率抑制了人们的储蓄愿望，造成资本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利率的限制，借款人可以按照很低甚至是负的利率得到贷款。但这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为投资分配储蓄能力。麦金农和肖主张，为了刺激金融增长，应该实行利率自由化的金融改革措施。他们认为，利率自由化提高了国内私人部门的储蓄的报酬，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分散持有国内金融资产。储蓄率的提高扩大了金融机构的规模，给更多的物质资本投资者提供了资金的支持。

4.赫尔曼、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与利率控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赫尔曼、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8年提出了金融约束论3。金融约束理论与金融自由化理论针锋相对，主要从信息不对称、监管的角度强调政府适当控制利率上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金融市场最有可能存在市场失败。一定程度的政策干预不仅使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有助于提高各部门的经济绩效。

5.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理论研究

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但在宏观层面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学术理论，从而指导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开展。

(1)关于利率市场化的界定

由于利率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利率市场化改革自然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李扬认为4利率市场化改革至少包括如下四个要点：①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变革融资活动的风险②由于融资活动的多样性，“一步到位”的方案很难找到，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利率“双轨”并存不可避免。③通过促进货币市场的发展来促成基准利率形成，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④由市场放任自流决定的利率水平并不能自动保证国民经济达成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因此，货币当局始终都必须保持对利率的控制权。在市场化条件下，主要表现为拥有足够且有效的市场手段，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利率走势。

(2)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时序与条件研究

大部分学者都不赞同激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路径，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被认为是一种更为稳妥的方案。之所以激进的方式不可取，钱小安认为5，这是因为全面放开利率后可能造成以下三个方面的冲击：①由于长期存在的资金缺口，投机因素和与其因素的影响会推动资金的需求，从而加大资金缺口。②利率的大幅波动，从而产生对金融资产保值的要求，并出现金融衍生工具，导致投机的出现，投机因素进一步加剧利率的波动。③利率的上升会给国有企业的经营带来困难，社会资金可能从产生领域流向流通领域或虚拟领域。

也有学者认为利率市场化要遵循一个特定的顺序。①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市场化；②是国债利率的市场化；③是确立市场化的中央银行基准利率；④是开放贷款利率，紧接着放开存款利率。

二、利率市场化的实践

利率市场化是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客观需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西方国家大多出现了政府放松利率管制、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更多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市场化趋势，形成了一股国际范围的利率市场化倾向。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率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金融杠杆，利率自由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利率市场化的实施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管理体制都朝着国家管理日益放松、市场自由决定的范围和程度日益加深、利率日益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率在市场化实施过程中的差异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利率自由化，但二者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发达国家，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由于某些特定的原因，对利率和金融实施管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率管制和对金融机构的管制都要放松，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没什么大的障碍，其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开放的时机选择。如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就经历了较长时间，从1970年开始到1986年才结束，但在抑制“金融脱媒”6、增强利率敏感性及银行业间竞争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类国家的利率开放对总体经济产生的震荡较小，成熟的市场能较为迅速地吸收利率市场化的负面效应，而使利率市场化的正效应较为突显。

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就较为复杂，利率自由化以后会大大地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与货币的真实收益率，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由于可能不够完全具备其他的配套改革措施，而使得金融自由化的进一步推行变得困难，带来总体经济的不稳定。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利率自由化之前必须首先培育实施利率自由化的前提条件，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注重防范风险与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发生。

2.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历程和改革思路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确定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央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改革的原则是正确处理好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好本外币利率政策的协调关系，逐步淡化利率政策承担的财政职能。确定改革思路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7。

通过整理几十年来央行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已为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了漫长而充分的准备：

1996年6月，我国放开了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实现由拆借双方根据市场资金供求自主确定拆借利率，揭开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序幕。此后我国利率管制逐步放松，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陆续出台。

1997年以后，我国先后开放债券市场利率和银行间市场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利率；放开了境内外币贷款和大额外币存款利率；试办人民币长期大额协议存款；逐步扩大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

2004年1月1日，央行再次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3月25日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10月29日放开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3倍，实行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制度，实现了“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

2005年1月31日，央行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报告》。同年3月16日，央行再次大幅度降低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并完全放开了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允许金融机构自行确定除活期和定期整存整取存款外的其他存款种类的计结息规则。

2006年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2006年，央行将一如既往地遵循渐进原则，采取一系列措施，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具体包括：适当简化贷款的基准利率期限档次，推进长期大额存款利率市场化；研究推出利率衍生产品；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提高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能力等等。

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央行为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于06年1月24日起允许国内商业银行开展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同年4月27日央行更是10年来首次将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5.58%调高至5.85%8，在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同时，也改善了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联想到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公开坦陈，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相较其他改革慢了一些，央行希望这个过程走得快一点，并且正在积极推动商业银行朝这个方向发展；而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学会对自己的存贷款价格做出决策。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正在渐行渐近。

三、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

我国在“入世”协议中承诺，利率在三年内逐渐开放，对外资银行在五年内开放全部市场。利率市场化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都将面临更为激烈、严峻的竞争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完善市场体系的同时，也必将重塑中国的银行业。

1.利率市场化为我国商业银行创造良好发展机遇

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为我国商业银行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可以扩大商业银行的经营自，可以促进商业银行从粗放的经营模式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可以降低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创新，从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1)利率市场化为商业银行创造规范的经营环境

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培育金融市场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转化的过程，而国外改革的经验也告诉我们，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和完善得益于金融的自由化，其中利率市场化功不可没。2006年2月，央行为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对利率互换交易进行试点“开闸”，其为商业银行管理利率风险提供了工具，也满足了贷款客户债务利率风险管理的需要。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冯国勤表示上海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建设于2006年力争突破9。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必将最终促进完善金融市场的形成：融资工具品种齐全、结构合理；信息披露制度充分；赋有法律和经济手段监管体制；金融市场主体充分而富有竞争意识。这些都将为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利率市场化可以促进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变革

利率市场化改变了以往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商业银行预算的软约束，有益于落实商业银行的经营自，进一步确立银行的自主经营地位，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同时，利率市场化会使银行间、乃至金融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只有银行的预算约束强，内部风险、成本控制制度健全，定价科学合理才能适应利率市场化，这将促进银行的经营机制发生根本性变革。

(3)利率市场化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

在利率市场条件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预测市场趋势，建立负债组合，提高主动负债比重等，对利率水平做出控制并及时调整，通过差别定价，利用风险补偿机制，获取更多利润；也可以利用利率的价格杠杆作用，使一些效率低的项目知难而退，从而达到降低金融风险的目的。

(4)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利率市场化提高了银行之间的竞争，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有利于商业银行推出新的金融工具、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商业银行能逐渐适应新的金融环境。减少在大批外资金融机构涌入时，由此带来大量新的经营方式和对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工具而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冲击，有利于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2.利率市场化为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挑战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留给中资银行的过渡期将尽，而能否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银行资金，是中资银行能否在未来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率市场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发展机遇时，它又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为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挑战。

(1)市场化改革导致利率风险使利率管理的难度加大

利率风险是市场化为商业银行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利率的变化和资产负债期限的不匹配给商业银行带来净利息收益损失的可能性。目前，商业银行经营中面临的利率风险主要有以下表现：利率敏感性缺口风险、利率结构风险和客户选择利率风险。

利率敏感性缺口风险即成熟期不匹配风险。它是指在某一时期内银行需要重新调整利率的资产与需要重新调整的负债数量不相等，两者存在一定缺口时，银行再吸收存款或再贷款时所蒙受的利率风险。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期限是严重失衡的，存款中定期存款和储蓄占了相当的比重，而贷款中，短期贷款则占了绝大多数。这表明，我国银行业的利率敏感性资产大于利率敏感性负债，利率风险的暴露部位偏大，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易受到利率敏感性缺口风险的影响。

利率结构风险。这种风险有两种表现形式，①指在存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不一致的情况下，存贷利差缩小导致银行净利息收益减少的风险；②在短期存款利差波动与长期存款利差波动幅度不一致的情况下，由于这种不一致与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不相协调而导致净利息收入减少的风险。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八次降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但是每次调整时各种期限档次间利率变化的幅度不同，总体上存款平均利率的降幅大于贷款利率的降幅，中长期贷款（尤其是个人消费贷款）利率的降幅大于短期贷款利率的降幅。如最短期的6个月贷款利率由1996年初的10.08%降到2006年4月前的5.04%，降低了50个百分点；最长期的5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初的15.12%降到2006年4月前的5.76%，降低了62个百分点，不同期限存贷款利率波动的差异，带来了商业银行经营上利率的结构性风险10。

客户选择利率风险。这种风险是指随着利率的波动，银行将由于客户行使存款或贷款期限的选择权而承受的利率风险。当利率趋于下降时，客户将以该期低利率获得的新贷款提前偿还该期以前高利率获得的贷款；当利率上升时，他们会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再以较高的利率存入新的定期存款。尽管商业银行可以对提前还款或提前取款设定一定的限制条款，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各商业银行为了稳定自己的存款大客户和优质客户，很难采取相应的政策阻止客户提前还款或取款。

根据先前国外经验，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极有可能上升。那么商业银行必定会遭受利率上升带来的资产收益的损失，这便向商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

(2)利率市场化导致利差减小，主营业务收入缩水，生存压力增大

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主营业务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存贷款利差是其营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平均占主营业务收入90%以上。中间业务品种少，档次低，科技含量不高。据统计，2001年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平均占比仅为8.5%。利率市场化后，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家银行为增加存款，存款利率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同时，为抢夺优质大客户，贷款利率却不会有什么显著提高甚至还可能出现下降。这将大大影响商业银行现有的资金平衡关系和利率配比关系，利差空间也随之减小。在我国商业银行利差收入占利润构成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成本增加，息差缩小，势必影响经营效益。不仅如此，利率的市场化必将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一部分原有储蓄者将不再看重含有低风险价值的储蓄利率，风看重含有高风险价值的货币或资本市场的收益。传统的存贷款与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相比不再具有竞争力。这些都将是商业银行现有的主营业务受到巨大冲击，生存压力日益增大，原有的盈利模式必须调整。

(3)利率市场化加大“逆向选择”风险的产生

利率自由化进程中,利率水平的上升使对贷款合约违约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从而产生借款人的“逆向选择”。这是因为在信贷活动中，不同借款人违约拖欠的可能性是不同的，但银行无法知道谁的违约可能性更高，随着实际利率的升高，更高比例的喜欢冒险(收益很高)的借款人将更愿意向银行借款，而风险较小的安全借款人则可能退出申请者的队伍，这也就是所谓的借款人的逆向选择。经验表明，随着对任何一类借款人所收取的实际利率的增加，对贷款合同违约的可能性也增大。有两点原因：①更多的喜欢冒风险的借款人可能出来接受贷款人的出价，而那些不喜欢违约、较安全的借款人则可能退出申请人的队伍；②任何借款人都倾向于改变自己项目的性质（因为银行不可能全面地对借款人的行为进行监控），使之更具风险。这就是所谓“逆向风险选择”。由于存在这样的“逆向风险选择”，银行的实际预期收益率11就可能低于其实际贷款利率。尤其是那些预算约束软化的国有企业，当它们在资金的成本和收益性上作权衡时，首先考虑的是收益，而不是成本的大小。如果这种企业在市场占主导地位，利率市场化会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多麻烦。

四、就国有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所提出的几点建议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也日益显露。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结合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从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及开拓金融创新两大方面入手。

1.切实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本文先前已指出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利率风险使商行利率管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那么，如何进行利率风险管理，是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商业银行必须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结合国外先进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为此开展以下工作：

(1)建立和完善以利率风险管理为中心的管理模式

利率市场化加剧了银行的所面临的风险，利率风险成为银行生存和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对利率风险的各种管理技术的应用意味着需要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门的技术人员，各商业银行也应该成立专门的利率风险监管部门12。西方商业银行利率决策机构大多数为资产管理委员会，其任务包括进行全面的利率敏感性管理；定外部及内部利率；确定总行对分行机构的利率授权。如汇丰银行在其本部和各分行均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整个集团和各个分行利率风险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西方银行的经验表明，利率风险管理对于资产负债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监测、并预测利率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调整资产负债管理方案，从而大幅度提高组织分析效率，最大限度地优化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我国目前有一部分银行已经成立了资产负债管理部门，可以对利率风险进行适当的管理。但其职能分散、专业性不强，在一定程度上与资金计划职能重叠，缺少对利率风险管理的专业化职能。对此，国内商业银行应该采取措施成立专门的职能机构：一部分是利率预测组织，其作用主要是根据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产业改革及国际国内时事来准确预测利率变动趋势；另一部分是利率风险控制组织，其作用主要是用来评价商业银行所承受的利率风险暴露，确定利率变动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程度，并通过缺口管理方法13等对银行资产负债的调换或购买相关金融衍生产品来减少利率风险。

(2)建立合理定价机制以提高利率风险管理能力

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影响即为使其获得了对存贷款的定价权。然而，经过多年的利率管制，我国的商业银行已经习惯了利率管制体制下利率的定价机制，这便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必须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定价机制的建设，加快存款定价机制、贷款定价机制、服务定价机制和授权定价机制等的完善。例如，在管理机制上，可以由总行公布或规定适于全行的基准利率，分支机构在总行基准利率基础上，通过受权，在规定的浮动范围内，根据各自的成本情况、不同客户的资信差别、同业竞争程度以及目标利润水平等因素进行确定。在定价策略方面，可以采取差异化定价策略，即实行客户差别定价、服务差别定价、地理差别定价等；在定价方法上，可以采取以成本为导向的定价法14、以需求为导向的定价法15、以竞争为导向的定价法16等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金融产品的定价目标，即财务目标(利润最大化、资金平衡)和市场营销目标(保持或提高市场份额)。

2.重视开展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商业银行的发展之源。在我国利率严格管制的时代，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缺乏金融创新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因而金融创新的成效甚微。我国开展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则将商业银行向前推向了金融创新的舞台。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认识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积极开展金融创新，才能扩大在业内的影响力，进而稳定并扩展其市场份额。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开展金融创新:

（1）金融业务的创新

利率市场化后，必然带来商业银行利差收益的减少。然而从目前来看，存贷款利差收益还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占全部收入的80%以上。为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加快业务创新步伐，拓展业务经营空间，拓展客户市场领域，不断开掘新的效益增长点，实现经营结构、客户结构和收益结构的多元化，以降低利差缩小对经营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减免利率波动带来的损失。

①商业银行在保持基本业务稳定的基础上，应该逐步减少对利息收入的依赖，寻求其他的新的金融业务，可积极发展表外业务和中间业务。要从服务功能、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重点发展投资理财、财务顾问、资产管理国内外结算、担保、保险等附加值高的业务品种，使经营收益从以赚取利差为主逐步向以赚取服务费为主的方向转移。

②要开拓个人客户市场领域，调整客户结构，调整服务中心。以个人理财为中心的个人金融业务是国际上一些大型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如美国花旗、香港恒生等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对全行的利润贡献都在50%左右17。因此可以大力增大零售业务比重，开展汽车消费信贷、资信、按揭等个人金融业务，拓展个人金融业务利润增长空间。

③要积极创新资产负债业务，改变资产负债相对单一的结构。从资产的运用情况看，目前国有商业银行除了上缴各类存款准备金外，几乎只用于发放贷款与上存资金。从负债来源看，各项存款占到90%以上18。这使得商行在控制和规避利率风险时缺乏必要的应对手段。为此，国有银行应积极推进资产负债等传统业务的创新，拓展融资渠道，增强筹集应急资金的能力；拓展投资渠道，开发资产可紧急变现的投资产品。如发展票据业务和同业拆借业务，因为以票据为基础的融资利率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率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票据利率体系中的各种利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是反映市场利率变化的重要指标。据统计，金融机构间短期资金融通的90%以上是以同业拆借方式进行的，相信同业拆借市场将成为是利率市场化下商业银行的重点发展领域。

④要大力发展网上业务。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网上（电子）银行及其相关业务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中国电子商务服务环境等级仅为5.9，世界平均水平为7.5。可见，我国电子金融服务在各方面的发展还相对滞后。随着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进行，国有商业银行更应加大发展步伐，与国际接轨，完善网上银行、在线交易、网上支付系统、网上证券信息服务等业务，以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2）金融营销的创新

包括主要业务市场营销的创新、产品营销的创新、服务营销的创新等。要改变传统的金融营销理念，以动态营销取代静态营销，以市场开发取代市场占有，以关系营销取代产品营销等等。加快产品包装和组合营销，努力打造精品名牌，力争以独有的特色和优势业务赢得市场和客户。

（3）金融工具的创新

利率市场化带来的阶段性风险主要是由于利率的变动不居，使得商业银行缺乏金融工具来规避利率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开展金融工具的创新，如利率期货、利率互换、利率期权、远期利率协议等，以规避利率风险和其他金融风险。

2006年央行为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已对利率互换交易进行试点“开闸”，同年上海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建设也将力争有所突破，国有商行适时应把握契机，创新金融工具，控制金融风险。

五、结束语

2006年，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继续稳健地向前迈进：长期大额利率市场化的推行、利率互换试点的“开闸”、衍生品交易市场的突破等，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渐行渐近并必将最终促进一个融资工具品种齐全、结构合理；信息披露制度充分；赋有法律和经济手段监管体制；金融市场主体充分而富有竞争意识完善金融市场的形成。这些都将为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006年底，我国银行业即将全面地对外开放，届时中国银行将面临与外国金融机构更激烈的竞争。然而我国商业银行还不够成熟，望能牢牢抓住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契机，深化体制改革，严谨求实、开拓创新，为中国金融产业的崛起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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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小安.《中国货币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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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康书生.《银行制度比较与趋势研究》：中国金融出版，2005年.P52-83.

[14]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利率实用手册》，2003年.

[15]罗文辉.上海：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建设今年力争突破，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2月10日.

银行业论文范文第10篇

为什么银行业的创新就不如证券业？原因之一应该是银行业一直由国有银行垄断，受巨额呆帐、呆滞帐之累，已经到了身染沉疴、积重难返的地步。与之相比，证券业简直是一张白纸，可以写最美的文字，画最美的图画。当然证券业从一开始就走了弯路：上市公司都必须是国有企业（特权化）；股票得分A股和B股（市场分割），或者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等级化）；只要有风险，就弃用或者不启用某项金融工具--比如我们的国库券回购市场曾经一度关闭，股指期货迟迟未推出（单方面强调防范风险）。但是，证券业较年轻,病症相对而言要比银行业轻了许多，只要药方对头，不仅可以痊愈，而且可以轻装上阵。

银行业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银行内部的调整。从方法论角度看，领导者所遵循的解决问题思路是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tructure-behavior-performanceparadigm)：即局限于先从银行结构看各银行的现有功能及其行为，然后看其行为所实现的绩效。对于银行改革来说，遵循这种范式是有其局限性的，它主要着眼于原有结构内部的修修补补、拆拆装装，或者把杂牌军收编到正规军系列当中，比如把城市信用社改头换面为城市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看作为准国有银行。这样，银行改革举措不少，老问题却还没有改掉。此外，这种改革思路导致有大一部分需要发挥的功能还没有银行或者其他信用机构去发挥。举一个例子：在我国农村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在从农村收缩业务，农村合作基金会去年已经清理撤并，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发放三农贷款的最主要机构，但已经基本失去合作金融的性质。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课题组对全国五个省中五个村的金融服务需求最新调研结果，这些现有正式金融机构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五个村中，唯独温州的一个村的金融服务需求满足得好，其原因是当地的地下钱庄和非正式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得好，尽管它们?quot;非法"的（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年）。最近江苏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采取了撤销基层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资格，实行县联社一级法人制度。却勿论撤销基层法人资格是否合法合规可见，农村信用社试点结果将是信用社离农民越来越远那是肯定的。结构视角下的银行和信用体制改革忽视了回答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银行和信贷业作为一个系统（system）到底应该承担什么功能(function)这类基本的问题。一种更好的银行和信用体系改革思路应该是从该系统的功能出发，探究需要什么样的信用制度、信用机构、规则等等来承担这些功能。

证券业的改革除了其现有结构内部的改革之外，有更大一块内容涉及在现有证券业务边界之外的增量改进，也就是大量的金融创新。开放式投资基金即将出台，《基金法》即将出台，私募基金出台问题也提到了日程上。这种原有证券业务边界之外的增量改进，从方法论上看，实际上是无意识地遵循功能-结构-范式(functional-structuralapproach)的结果；如果从演化角度看，有些像是无意识地遵循功能-发生学-范式(functional-geneticapproach)的结果。功能-结构-范式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曼(NiklasLuhmann)提出来的，功能-发生学-范式的形成也与他的贡献有关联（Willke,1993年,第6-7页）。笔者去年年底曾向德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梦笔教授探讨过这类方法论问题。最近美国著名金融学家博迪在北京作报告，也建议我国金融学家多注意从金融的功能出发去看金融问题（博迪，2000年），这一方面为我国学界开阔了思路，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直来重视不够，不能把一些已经规范、成型的东西及早吸收，以至于博迪教授能够语境四座。看来我国经济学家应该多从其他学科吸收方法论养分，包括从社会学。

功能-结构-范式的要义在于：在一个系统(system)形成过程中，得关注系统与环境(environment)的功能关系，比如证券业系统与整个金融业系统的功能关系、或者与整个中国经济乃至与全球经济的功能关系；从系统的功能出发，我们为实现这些功能而发展一些规则和制度，对系统结构化，这一方面包括对现有系统内部构造进行优化，另一方面在系统中加入一些现有系统中尚未存在的必要因素，这类因素可能是随后构成一个子系统。实际上，我国考虑开放式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和股指期货出台，均属于此意义上的增量改进；如果我们从功能出发来看我国证券业制度、机构和规则从无到有的演化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从演化角度看证券业功能的实现过程，那么功能-发生学-范式与上述功能-结构-范式一样适用。两者均强调系统形成过程(Systembildung)，只不过后者更强调生物学特征，如演化/进化(evolution)和发生学(genetics)的维度。

私募基金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它能满足这样一种需求：有一部分投资者拥有万贯家财，看中某一高风险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在基金管理人的安排下，共同为该项目筹资，至于它的销售与赎回（涉及投资者的退出机制）都由基金管理人私下与投资者协商进行。包括监管者在内的证券业人士恰恰是因为看到了私募基金的某种功能，从而考虑到?quot;零星构建"（在哈耶克的意义上）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终将促成证券业系统中这一"子系统"的形成。

功能视角与一般经济学中的需求导向(demand-orientation)观点是一致的：市场上的供给者必须面向需求，类似地，制度供给者必须面向制度需求者的需求。这里，需求的满足就是实现功能。上述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与下?quot;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是截然不同的，有着质的差别：有些决策者今天认为我要这么来，明天想那么来，干脆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得了，这不也是功能视角的结果吗？问题没那么简单。前一种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面向的是制度需求者/消费者的需求，在其中，消费者发挥了作用；后一种"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所面向的是制度供给者本身的"需求"，因为不成其为真正的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而体现一种专断独行的自行裁量权，在其中，制度生产者在行使本该由消费者行使的""。

据《中国证券报》最新报道，随着中国证券市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思路发生了从控制风险思路转向揭示风险思路的转变。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这正是投资者/需求者所需要的。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不同，有些人属于风险中性型，有些人属于风险偏好型。一般来说，风险与回报存在对称关系：低风险，低回报，比如国库券市场情况；高风险，高回报，比如股市的情况，私募基金的情况，股指期货的情况。让不同风险偏好的人都能满足其需求，就需要多种多样的投资工具，包括私募基金、股指期货等等。

如果银行主管部门能够从各种制度安排的功能、需求出发看问题的话，我们的银行改革可能就会走得快一些，目标取向也会明确一些（那就是金融服务需求取向）。如果银行主管部门多学一点证券业主管部门，思路也能从控制风险思路到揭示风险思路，那么能够更多面向民营企业（这就是一种功能！）的民营银行就会加入我国的银行业，温州的地下钱庄和成会就会正式化和合法化，它们可以通过风险定价来提供金融服务，获得相应回报。监管部门就可以通过加强风险监测和监管取?quot;不发展"战略。而恰恰是由于我国银行主管部门片面重视现有结构/系统的稳定，即片面重视抑制金融风险和保持金融与社会稳定，从而抑制和禁绝这方面的制度创新--于是制度供给者的"需求"（即对稳定和听话的"需求"）替代了制度需求者的需求（即民营银行这一制度安排的需求），银行系统本身也因此陷入一种国有银行垄断、坏帐率高、效率低的低水平"均衡"当中，而尤其说这是一种"均衡"，毋宁说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因为国有商业银行高额不良贷款问题仍在累积，"火山"仍在冒烟。看来是银行主管部门学习运用功能论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Willke,Helmut:Systemtheorie:eineEinfuehrungindieGrundproblemederTheoriesozialerSysteme,4.ueberarb.Auflagage,GustavFischerVerlag,Stuttgart/Jena1993

2.博迪，兹维："金融学研究的新方法：功能观点"，载《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2月1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