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监管范文

银行业监管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外银行业监管体制现状的比较，指出了我国目前银行监管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具体从五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建议。

一、国外发达国家银行业监管现状

在世界各国银行监管领域，美国的银行监管被公认为是最成熟、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

(一)监管组织机构

目前，美国银行监管体系是一个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主体包括其他政府金融管理机构共同参加的庞大的金融管理体系。这一巨大的管理体系控制着美国所有的银行，建立起了一个有系统分工的、纵横交错的金融管理网络。其目标是适应银行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建立既保障银行业安全又富有竞争性和活力，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健全的银行监管体制。“两级多元化”的监管体制是美国银行业监管最突出的特点。法律一方面赋予联邦监管商业银行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授权各州政府行使监管职责。美国的银行也因此分为“国民银行”和“州立银行”。“国民银行”依照联邦法律登记注册，接受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监管。“州立银行”依照各州法律登记注册，接受各州政府的银行监管机构监管。银行监管具有明显的“两级”监管特点。另外，“多重化”是美国银行业监管的另一特点。除前面所介绍的两个基本监管主体之外，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联邦储备理事会(FRB)等也都从各自的职责出发参与商业银行的监营。

(二)监管措施

1各监管主体之间，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之间定期进行信息交流。通过交流，既加强了不同监管者之间监管信息的交流和沟通，避免监管漏洞的发生，又通过直接与金融控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人员的沟通，及时获取必要的信息。

2金融控股公司要定期向监管者递交自身内部风险评估报告。通过对公司自身评估报告的阅读和对报告内容的核查，监管者可以了解公司面临的风险以及公司的风险管理程序是否有效。在此基础上，监管者可以对金融控股公司或整个金融行业的风险状况做出评价。

3为确保商业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获得商业银行关于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的足够信息，监管者可以实施现场检查。检查的内容包括对商业银行的信息收集系统、决策系统的评价，以确保建立在信息收集基础上的银行风险管理和控制程序的有效性，并将现场检查的评价结果与现场检查前的评价结果进行比较后，决定未来的监管策略。

4对资产流动性的监管是美国金融监管当局防止商业银行发生信用危机的另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美国金融监管当局为了分散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要求商业银行将单一借款与银行自身的资本量挂钩。美国的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对单一客户的贷款不得超过该行自有资本的10％。

5资本充足率管理始终是监管者控制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重要内容。美国监管当局除了按照巴塞尔协议对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监管商业银行以外，正在试验一种新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方式——预先承诺制。即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商业银行在测试期初向联储承诺其资本量水平，在整个承诺期间内，只要累计损失超过其承诺水平，美国监管当局将对其给予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惩罚。这一方案主要适用于内部风险管理和控制较好的银行。这样就减少了监管成本，激励商业银行强化对风险的自我控制。

二、我国银行业监管现状

(一)我国银行业监管发展情况

1在总结以往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监管理念，即“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其中，坚持促进银行内控机制的形成和内控效率的提高，坚持以风险为监管主线，是银监会及其派驻机构重要的监管原则。银行监管工作的重心正在从合规性监管向提高内控有效性和坚持以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转变。

2在新的监管理念下，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正进行着监管制度、方式和手段的创新，系统规划和科学设计了一系列审慎监管的规章和指引，全面加强了银行业监管工作，与一些境外金融监管部门建立了监管合作和信息交流机制。新的监管理念及其实践措施在探索建立中国有效银行监管的新框架过程中产生了积极效果。银行业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了平稳运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余额和比率双双下降，银行业改革和开放取得了新突破。

(二)目前我国银行业监管存在的缺陷

1银行监管法律法规尚待健全。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在现已出台的银监法中，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法规。有些法律法规条文的可操作性不强。如对不遵守审慎经营规则的银行业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发现银行经营有问题不能进行接管。另外，法律法规出台的速度落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往往是新的金融产品出现以后才开始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银行的经营行为，这个矛盾在混业经营日趋发展、新业务新产品层出不穷的今天表现得尤为突出。

2银监会与央行的关系需进一步理顺。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关系，一是监管信息的共享问题。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是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财务状况和风险控制情况及企业与个人的信贷行为。这些信息应来自监管部门上，由于两个机构存在一定的摩擦，信息共亨困难。二是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救助问题。中央银行是最后贷款人，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银行监管部门应当在对金融机构风险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及时审慎地向中央银行提出向高风险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中央银行资金支持应尽量减少直接发放信用贷款救助，而是通过再贴现形式或某一中介来发放救助资金。因此，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有关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欠缺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3监管技术指标欠缺。目前，我国银行业监管人员在对银行监管过程中，科学利用指标体系对银行机构的风险状况进行分析的能力还不强，同时，银行机构还未完全建立系统的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模型和预警系统。银行信用风险评级工作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创新产品日益增多，现有的监管手段已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的需要。

4监管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银行监管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层次低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具备扎实的金融财会知识并掌握现代分析工具的复合型监管人才极度匮乏，已严重制约了我国银行监管水平的提高。

三、国外银行业监管的启示

1进一步完善与现代商业银行监管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力求使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银行监管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们应大量吸取国际上监管法律法规的优点，最大限度地完善我们的监管法规体系。

2银监会与中央银行之间应当保持紧密合作。银监会与央行保持紧密合作，尤其在信息收集方面的合作，尤为重要。一方面，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所需要的许多信息均来自于银行监管当局对银行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另一方面，银监会也需要央行的信息资料。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英国英格兰银行和FSA在信息共享方面的做法。因此，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之间要及时沟通有关金融市场风险和运营情况，通过信息共享和相互提供服务避免重复，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3借鉴和运用国际经验和国际监管惯例，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风险分析系统和监管指标体系。银行监管机构应对银行业的有关信息进行量化管理，使用相关的经济分析方法如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构成分析法及贷款规模预测、风险集中度预测、流动性预测等对数据进行科学的量化分析。监管指标的设计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银行机构以及不同的风险特征来确定。监管分析指标应充分体现科学性、准确性、及时性和真实性。

4提高银行监管人员素质，建立一支合格的银行监管队伍。银行监管工作不仅需要监管人员自身要有风险监管的专业知识和处理具体事务的技巧，更需要熟知金融与资本市场的专家、风险评估专家、信息技术处理专家以及有丰富业务经验的银行家来充实监管人员队伍。为此，应借鉴国外经验，大力实施人力资源培训计划，为监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从而提高我国银行监管工作的整体水平。

银行业监管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银行业

中图分类号：F83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177-01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日益开放，银行业的监督管理面临着专业化、国际化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虽然银行监管部门在体制上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实现了金融与货币政策的分离，强化了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但目前我国银行监管体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银行业监管目标模糊

在监管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银行业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存在一定差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为实现宏观目标服务，为保持币值稳定，相应调节货币政策工具。而银行业监管的目标则为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重点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银行业监管目标多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作为监管目标，这就使得两方面的监管兼顾不周。银行业监管在保障国家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和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的同时，还要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公平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就造成了将银行业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视为同一目标，过分抢夺了货币政策目标，忽略了银行业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银行业监管的功效。

二、银行业监管内容狭窄，手段单一

银行监管形式主要有银行业内部监管、外部监管、银行业的自我管理以及社会监督。手段主要有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相对而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方式却较为单一，即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外部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经济处罚为主要方式，行业自律组织极为少见。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无法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而社会监督机构也尚未形成对商业银行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

三、银行业监管专业性不足

监管工作信息未能形成专业化系统管理，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统一对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信息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监管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监管档案未形成电子化自律加以管理和使用，没有一个平台能提供被监管机构的情况全面的历史资料，仅能依据曾经管理过的监管人员的经验来了解被监管机构的历史情况。

在银行监管中，不论是非现场监管分析、现场检查、日常监管审批，还是监管政策把握，都需要有一支精通监管业务的监管队伍。只有监管人员既精通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又熟悉相关业务的经济政策、行业发展和市场背景等，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及相关市场变化可能对金融机构带来的潜在影响，真正发挥风险预警、识别和控制的监管作用。监管人员的专业性不足表现在监管人员并非经过特定的培训，只要有一定能力，均有可能被配备到监管岗位，只要工作需要，人员就有可能被调整到另一个岗位，而专业才能很少被提及，更没有设立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监管人员培训机制，没有建立分等级的监管人员资格考核标准，相当部分监管人员知识难以跟上市场发展的需要。

四、银行业监管组织缺乏有效的配合

银行业监管部门、市场监督和内部审计三股力量没有实现有效的联合。一方面，内外监管部门之间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人民银行、监事会、审计署及银行内部的审计稽核部门均对商业银行进行现场检查，但检查项目的对象和计划在事前未充分沟通，检查时间不统一，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在事后也无法做到及时交流，极大浪费了监管资源，造成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的情况经常发生。另一方面，未充分发挥市场监督和中介机构的作用。除上市银行外，我国大部分非上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不够规范和完备，甚至存在一些恶意虚假信息，使得存款人、债权人、投资人、股东等市场参与者对商业银行的分析和判断出现混乱和偏差，难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而外部中介机构如外部审计部门拥有大量专业资源和信息，监管部门尚未充分利用这一渠道来提高监管效率。

五、提高银行业金融监管的对策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

发挥银监会新的管理体制的优势，拓宽金融监管覆盖面，实现本外币、境内外金融机构、表内表外业务、现场和非现场的统一监管；建立被监管机构档案，实现监管信息共享。完善日常监管、风险预警、资信评级、监管责任制度体系，增强监管效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以新业务、新知识培训为重点，努力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坚持持续性监管和审慎性监管原则，努力发挥监管在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2.加强监管合作

加强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者间的联系、协调与合作，增强我国金融监管的合力和实效。三大监管当局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金融信息报告和披露制度，增强金融机构经营及财务状况的透明度，明确报告与披露的基本数据、指标、范围及时间频率等。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与有关经济综合部门积极配合，建立对金融机构有关信息质量的公告制度，增强金融机构会计、统计和审计大家力度，以过硬的金融机构会计、统计和审计质量与国际金融接轨，建立有别于中介机构公司治理评级的监管部门公司治理评级体系。

3.加强金融立法，健全我国金融监管的法规

我国要继续完善金融法规体系，一是对照已有的金融法规，认真结合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要求，制定我国详细、全面的金融监管实施细则，突出可操作性，以确保监管工作规范、统一。二是结合当前快速发展的金融业务实际，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监管经验，尽快制订完善有关的金融监管法规，可建立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1]张乐,权永辉.金融危机背景下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若干对策建议[J].海南金融,2010(09).

[2]周文.官方监管、市场监督和内部审计是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J].科技资讯,2011(04).

银行业监管范文第3篇

1.利率政策

我国利率改革的方式是明确的,即渐进、有序,原则上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大额、后小额的步骤。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明确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时间表。利率市场的起步较晚,从1996年开放同业拆借利率开始,此后又开放了银行间债券利率。2000年开放了外币利率(小额外币存款除外),2004年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至今也尚未形成基准利率体系,自然也没有简单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期权和期货。这使得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差距。

2.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不能跨区域经营。《城市商业银行暂行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在地级以城市设定,一个城市只能设立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第二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主要为本市中小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

分析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是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与此同时还承担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的重担。城市商业银行人员素质较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风险高度集中。这是监管政策明文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不允许跨区经营的背景。

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商行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城商行提出了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跨区域发展的要求。对此,银监会与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达成共识,城市商业银行完全可以走出城市。2009年4月,银监会调整了中小商业银行的准入政策。规定中小商业银行的机构发展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设定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从而实现了基本上统一监管标准,实施同质同类监管。

3.混业经营

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最初期,我国金融业并不是分业经营的。当时,商业银行可以设立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比如,交通银行和太平洋保险就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后来金融业出现了一些混乱情况,当时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这些混乱来自于混业经营,因此就逐渐把金融业务切分开来;同时在立法上加以保证,形成了一种比较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1995年通过并于2003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相关思路

我们正处于一个金融市场迅速创新、竞争不断加剧的年代。这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业法规建设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监管部门应当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明确相关政策法律改革调整思路,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

完善调整金融市场主体关系的主导性法律制度。首当其冲的即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法律制度的调整。这些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银行业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不仅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也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风险控制、财务管理、薪酬激励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由于进行市场主体制度设计过程中主要按照政府意志展开改革,而未按照私法原理明确主体权利与义务,导致体制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改革在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未来几年,法律需要在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出资人制度、股东权利与义务、股东行为约束、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在深刻理清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作出科学明晰的规定,在私法层面明确银行在市场中的商事主体地位,保护其自治权利,维护市场对于市场主体的选择和对于金融资源的配置。

建设开放性市场准入制度,培育多层次金融市场主体。银行业是有限持牌的行业,我国银行业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这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但过高的准入门槛也容易导致市场垄断,我国现有金融机构之间在服务方式上、组织构架上、经营模式上、服务对象上、产品设计上、业务流程上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质化情况严重,供给动力不足。因此,如何实现经济的平等性是今后中国银行业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方面。作为国际政府管理的长期趋势,放松管制对于银行业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丰富可以使优质资本进入银行业,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实力;另一方面,各类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实现服务多样化,从而解决金融市场供需矛盾。

借鉴国际银行监管先进做法,不断改进风险监管法规。本着“提高战略性、前瞻性、实效性”的原则,我们要密切关注国际上监管法规发展的新动向,重视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和立法的良好实践,逐步推行国际最佳做法。中国要从自身国情考虑,进一步研究如何创造条件逐步实施新协议。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公布了《国际会计准则39号》,这个准则对全世界各行各业都会产生震动和影响,尤其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和资产证券化的影响更加明显,这对我国银行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又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和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修改,都与银行业监管和改革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银行业监管范文第4篇

一、银监会各项职能的正面效应

（一）整合银行业监管力量，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银监会成立以前，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多元监管体制，人民银行有关监管司局负责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督，中央金融工委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干部监督管理，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专门的外部监事会负责监督管理。由于多头交叉监管，一方面导致金融机构疲于应付各部门的监管，另一方面却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银监会的成立，有效地整合了各部门的监管力量，克服了多头监管的弊端，有利于形成统一全面的监管框架和对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督管理。

（二）进一步确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单独设立银监会，不仅是为了将央行的双重职能予以分离，加强银行业的系统监管，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中央银行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提高相关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透明性，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央行具有监管和货币政策双重职能的时候，央行有动力予以救助以减轻其监管责任，但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甚至诱发通货膨胀。将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单设银监会的做法，将有效地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利于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三）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监管专业化水平，以应对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浪潮。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浪潮此起彼伏，对银行业监管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增加了新的监管对象——外资金融机构，并改变原有监管对象的行为，加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不仅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而且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由于不同业务的交叉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监管的难度也日益加大。因此，建立专业化的银行监管机构，使监管者的工作职责更专一、工作目标更明确、范围更集中，可以更好地防范金融机构的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使监管效率大为提高。

二、银行业监管体制运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障碍

应当指出的是，机构变革仅仅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组织保障，单纯的监管组织机构改变并不能代替深层次的改革。监管机构如何设置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二位重要的问题，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技术和监管模式的变革才是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巴塞尔协议》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认为，有效银行监管的必要条件是：法律赋予的独立性，制约平衡机制，相对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相应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从银监会的体制框架看，我们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信息的共享问题。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是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财务状况和风险控制情况、企业与个人的信贷行为。而这些信息来自于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在信息来源上，两个机构也许会存在一定的摩擦和障碍。因此，建立银监会与央行之间充分、及时的信息沟通机制至关重要。二是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救助问题。由于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问题，在银监会成立以后，牵涉到两个部门的协调与配合。银监会应当在对金融机构风险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及时审慎地向中央银行提出对高风险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形式应当逐步向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靠拢，尽量减少直接发放信用贷款救助，而是通过再贴现形式或某一中介（如设立的风险救助基金、存款保险机构）来发放救助资金。否则，在救助问题上，可能出现央行拯救过度造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或是拯救不足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有关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业务分工与配合问题。随着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有必要对各个监管机构的职能明确分工，对交叉业务协调配合落实监管职责。

（三）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与银监会应当在制度上明确监管的层次与次序。地方政府应当定位在大股东的位置，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重大问题实施内部监督管理，银监会作为外部监管者应当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为目标，要防止大股东侵犯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小股东利益的做法。否则，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运用当地金融机构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而将金融机构的风险向中央银行转嫁的风险。同时，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关系到银监会独立行使其监管职责的重要问题。

（四）银监会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尽管已经搭建机构的组织架构，但银监会的独立性、监管理念、监管文化、激励机制与监管技术等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如何才是决定银监会体制是否能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银监会的设立已经打破了原有多头监管的体制，原有的监管理念、监管文化也势必要经历改革扬弃的过程。

三、实施深层次制度变革，完善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实现监管的独立性。我们在加快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尽快建立可信赖的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准和一定规模的现场检查队伍，负责组织对各地区之间的机动交叉检查。其目的是避免目前监管当局的分支机构的监管者与当地的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监管的弱化。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建立对监管者定期的异地轮换制度，但考虑到人员流动的高昂成本，实际工作中很难行得通。相反，可替代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强有力的现场检查队伍，实行异地交叉检查，这应是体制约束下的最优方案。

（二）分阶段逐步设立银监会的分支机构。在省一级建立一支业务精良、规模强大的监管队伍。待今后随着监管业务的发展，再根据需要逐步延伸到地市或县一级机构。这样，将有效地减小机构变更带来的不必要的震荡和机构设置过多导致的高昂成本。

（三）更新监管理念，真正实现三个“转变”。即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为基础的监管转变，从不透明的监管向高透明度的监管转变，从仅以审慎为目标向审慎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双目标转变。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监管只注重对金融机构合规性的监管，对风险的监管相对比较弱，一定程度上造成金融机构受条条框框限制，金融创新不足，但另一方面经营中的风险却被忽视，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放大。风险监管的理念就是要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借鉴国外风险监管的评级制度，将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结合，把工作重心放在对金融机构风险的识别、评价与管理上。其次，要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在不涉及商业秘密的前提下，要定期向公众公开金融机构的一些财务经营和统计资料，进而通过市场约束规范和制约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这也是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的基本要求。增强监管透明度，既有利于增进外部监管者之间的信息共享，也有利于约束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行为，强化可置信的监管威慑力，而且透明度较高的金融监管可向公众表明监管机构对当前金融运行情况的判断和政策取向，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和公众的投资和理财行为，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银行业监管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银行监管 博弈 均衡

一、银行监管的界定

银行监管是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简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监督是察看督促，管理是指照管约束。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Supervise是指照看、主管或检查。Regulate是指决定、确立或控制；依一定的规则、方法或确立的模式进行调整；依规则或限制进行指导；受管理性原则或法律的管辖。Banking Supervision是指监督银行的运行状况和要求银行必须持续不断地按照法规和政策经营。Banking Regulation是指制约银行运作的法律、规则的框架。有学者认为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依法利用公权力对银行及其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行为的总称。还有学者认为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依法对银行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经营活动实施规制和约束，促使其依法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又有学者将监管分为宏观监管、中观监管和微观监管。宏观监管是指国际性的联合监管，目前以巴塞尔银行监控委员会及其一系列法规、文件和准则为代表。中观监管是指各国央行对本国的银行业监督管理。微观监管是指银行业的自律管理。

二、银行监管与博弈论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博弈论（game theory）就是研究利益冲突的主体人对局的理论。如前所述，笔者认为银行监管的实质是对银行业相关主体利益均衡，银行监管法实质是银行业相关主体的利益反复博弈的结果。

博弈论的经典例子“囚徒的困境”说明社会中每个个体只为自身利益打算时，即使大家都遵守社会规则，个体的行为是不一定符合集体或社会的利益的，甚至也不一定真能实现个体的最佳利益，所以政府协调监管是不可缺少的，并由此对银行监管进行博弈分析。

金融市场主体的个体理性和金融市场的集体理性之间、金融主体之间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一般而言，一个金融主体对待另外一个金融主体的态度是不合作的非理性选择。

银行能够保持稳健经营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存款者对它有信心，只有存款者不同时提款，才能使银行将资产持有至到期日，不因银行提前变现而发生亏损。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存款者的利益不受损害。但如果出现了突发性事件，使提款加速，那么对每一个存款者的理性选择就是趁银行没有倒闭之前加入挤提行列，而挤提行为是集体的非理性，其最终的结局就是存款者与银行同时受损――存款者全部或部分存款无法兑付，银行破产，甚至引发系统性危机。

三、银行业监管的博弈分析

1、银行监管必要性的博弈分析

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论证银行监管必要性的理论不少，但运用博弈论及相关模型去计量银行内在的不稳定，得出了监管银行经营活动必要性结论的研究不多，戴蒙德和戴维格D（Diamond & Dybvig）银行挤兑模型堪称代表。下面就运用博弈论对银行挤提的必然性进行简要具体分析。

两个投资者每人存入银行一笔存款D，银行已将这些存款投入一个长期项目。如果在该项目到期前银行被迫对投资者变现，共可收回2r，这里D＞r＞D/2。不过，如果银行允许投资项目到期，则项目共取得2R，这里R＞D。

有两个日期，投资者可以从银行提款：日期1在银行的投资项目到期之前，日期2则在到期之后。为使分析简化，假设不存在贴现。如果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1提款，则每人可得到r，博弈结束。如果只有一个投资者在日期1提款，他可得到D，另一人得到2r-D，博弈结束。如果两人都不在日期1提款，则项目结束后投资者在日期2进行提款决策。如果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2提款，则每人得到R，博弈结束。如果只有一个投资者在日期2提款，则他得到2R-D，另一人得到D，博弈结束。最后，如果在日期2两个投资者都不提款，则银行向每个投资者返还R，博弈结束。

现在一般性地分析这一问题的解题思路。两个投资者在日期1和日期2的收益情况（作为他们在那时提款决策的函数），可以用下面的两个标准式博弈表示。注意这里日期1的标准式博弈是不规范的：如果在日期1两个投资者都选择不提款，则没有与之对应的收益，这时投资者要继续进行日期2的博弈。

从后往前分析此博弈。先考虑日期2的标准式博弈。由于R＞D（并且由此可得2R-D＞R），“提款”严格优于“不提款”，那么这一博弈有惟一的纳什均衡：两个投资者都将提款，最终收益为（R，R）。由于不存在贴现，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一收益替入日期1的标准式博弈双方都不提款时的情况。由于r＜D（并且由此可得2r-D＜r），这一由两阶段博弈变形得到的单阶段博弈存在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一是两个投资者都提款，最终收益情况为（r，r）；二是两个投资者都不提款，最终收益为（R，R）。从而，最终的两阶段银行挤提博弈就有两个博弈精练解：一是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1提款，两人的收益分别是（r，r）；二是两个投资者都不在日期1提款，而在日期2提款，两个在日期2的收益分别为（R，R）。

前一种结果可以解释为对银行的一次挤提。如果投资者1相信投资者2将在日期1提款，则投资者1的最优反应也是去提款，即使他们等到日期2再去提款的话两个的福利都会提高。这里的银行挤提博弈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囚徒的困境：虽然两个博弈都存在一个对整个社会是低效率的纳什均衡；但在囚徒困境中这一均衡是惟一的（并且是参与者的严格占优战略），而在这里还同时存在另一个有效率的均衡。从而，这一模型并不能预测何时会发生对银行的挤提，但的确显示出挤提会作为一个均衡结果而出现。

因此，在市场中，银行业会出现大量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性等导致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果让银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进行自发地配置金融资源，金融资源会因为市场失灵而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所以，为了纠正市场失灵问题，必须对银行业进行监管。

2、监管工作各主体的博弈策略

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是主要的博弈双方，它们在监管工作中形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地方政府是不请自来的第三方，它更多的扮演一个仲裁、调和者的角色。在监管工作中，监管者、被监管者和地方政府都权衡自己的利益成本，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博弈策略。

（1）监管者。在监管工作中监管者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依法严格监管的主要收益：获得单位领导和上级部门承认，取得所谓政绩，得到被监管者的尊重，维护一方的金融秩序，在目前的收入分配体制下，依法严格监管者并不会得到应有物质利益。主要的成本：得罪被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关系紧张，如果地方政府站在被监管机构一方的立场上，也会与地方政府形成一定的对立，在今后的工作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衡量成本与收益，如果监管者的劳动得不到领导和上级的承认，监管行为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根据趋利避害、有利于己的原则，一些监管者会采取这样的策略：上边既能过得去，下边也不去开罪，检查走过场，感情多联络，使监管工作处在低效、失效的状态，见表1。

（2）被监管者。实际工作中，如果只对被监管机构提出整改意见，被监管者大都可以愉快接受，如果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则对被监管者来说只有成本没有收益，成本主要表现在：罚款经济上受到损失，处理人个人前途受到较大地影响，向上级领导无法交差，机构声誉受到损坏。根据依法监管的原则，配合监管、主动交待金融机构只会博得一个态度好的虚名，依然逃脱不了被处理的命运，说情、抵赖也许会加重处罚，也许会绝处逢生，各拥有50%的机率，权衡利害得失几乎所有的被监管者都会选择抵赖和说情的策略，见表2。

（3）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监管博弈中可以说是不请自来的第三者，它无需付出成本，不论结果怎样都会赢得各种方式的收益：如果把情讲得下来，金融机构自然会感恩戴德，在支持地方上项目融资中尽最大地努力，政府的威望在金融机构中会直线上升，以后工作中金融机构如不配合，再遇到麻烦政府就不会再予以协调；如果情讲不下来，反正我已尽了最大地力量，心已尽到了。因此在监管的博弈中，地方政府总是站在金融机构的一边又打又压乐此不疲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协调，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见表3。

3、监管工作弈的均衡分析

在分析了监管工作中各主体的博弈策略后，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监管工作中的博弈模型，更深入地分析监管博弈中的均衡情况。监管者、被监管者和地方政府的三方博弈模型如模型1、2。

（1）子模型1的均衡解是a2。在监管博弈中，地方政府几乎毫无例外要选择调和的策略，因为它毫无成本付出，选择调和可以很轻松地在金融机构中先得一分。对当事金融机构而言，选择合作和监管部门处理好关系诚然十分重要，但是在面对行政处理、经济处罚和声誉受损的时候，大多数金融机构还是选择了抵抗和说情，正面的反抗可能导致监管者更严厉的惩罚，但是侧面的说情、诉苦往往会引起监管者的同情，对检查结果作一些技术性处理，逃脱法律的惩处。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个别情况说情可能会遭到惩处，但是逃生的机率也很大，二者分别占40%和60%的机率。因此，子模型1.1的均衡解是a2，这是各方均理性的选择对自己最优策略的结果。

（2）子模型1.2的均衡解是a4。同样的道理，政府会选择调和的立场，我们对此不再赘述。即使在比较宽松的监管氛围下，如果监管者把检查出来的一些问题逐级上报，按法律和程序进行办事，被监管者仍然不能避免受罚受损的结局，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选择说情仍是其必然的选择，宽松监管、关系良好更增大了说情成功的可能性，在地方政府的斡旋和压力下，监管者似乎也找到了退一步与人为善的理由，因此，a4也就成为子模型1.2的均衡解。社会就像一个生态圈，三方都是智者，但是却造成了监管的低效和失效。

（3）严格监管和宽松监管的选择。严格监管还是宽松监管？这是很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严格监管的主要前提条件：一是监管者所辖金融运行不太良好，金融秩序混乱，有可能酿成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监管者担心背负较大的责任；二是具有严格的监管问责制，对监管者的再监管比较到位；三是被监管者藐视监管者，两者关系紧张，监管权威受到挑战；四是主要监管领导年富力强，事业心强，想做出一番政绩；五是具有良好的绩效考核机制，监管者的劳动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承认。宽松监管主要的形成条件则与此相反，主要有如金融运行良好、与被监管者具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绩效考核不合理、监管问责不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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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监管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当前银监局的监管手段主要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随着商业银行的改革、管理、风险控制的逐步到位以及国际上的通行做法，非现场监管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银行非现场监管是监管当局对银行机构实施余融监管的基础方式之。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监管的发展轨迹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频发的国际背景之下，“风险监管”逐步成为当今监管主流理念，其大力倡导的监管手段便是非现场监管，亦即存在由现场监管为主向非现场监管为主的逐步过渡趋势。非现场监管是有效银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持续银行监管的重要手段和方。法2003年，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接银行监管职责后，有必要针对非现场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修改和完善，以进一步提高银行监管的质量:和效率。鉴于此，笔者一对非现场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

一、非现场监管的概念及内容

所谓非现场银行监管，是指监管当局运用现代化的监管工具，建立科学合理、符合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的监测指标体系，并对银行机构的经营情况进行持续监测、分析、判断和预警，以及时掌握银行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风险因素和突出问题，并采取防范和纠正措施的监管行为。非现场监管作为一种事前监管，其目的在于认识、监测与控制银行业务的内在风险。通过非现场监测，阅读和分析审慎报告、统计报表及其他包括公开信息在内的有关信息，审查和分析银行的财务状况等手段，监管当局可以实现对银行经营与风险状况及发展趋势的持续跟踪。非现场监管常常能反映出银行潜在的问题，特别是现场检查间隔时期发生的问题，从而提前发现风险并在其恶化之前迅速要求银行拿出解决办法。由此可见，非现场监管是贯穿于整个银行业监管流程的主线，也是构建持续性银行监管体系的重要基础手段。

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LS）《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有关内容和当前各界比较一致的认识，一个完善的非现场监管体系应包含以下内容：具有通畅的渠道能获取真实、有用的信息，在单一合并表的基础上收集、审查和分析相关银行信息，并能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具有审慎经营的指标监测体系，通过制定和利用审慎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具备非现场监管信息分析评价系统，能运用统计监管信息，对银行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进行持续监控。2004年中国银监会成立以后，着手建立统一规范的非现场监管工作标准和程序，不断强化非现场监管功能。

二、我国银行业非现场监管概况

我国银行业的非现场监督，主要是银行机构按照监管当局的要求，定期报送有关业务经营状况的资料和报表，监管当局对银行机构报送的资料进行审核、整理、分析，写出监管报告。

根据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非现场稽核暂行规定》，我国的非现场监督制度主要包括风险性和合规性两个方面的内容。（1）风险性监督。主要考核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资产流动性、资产质量、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状况。（2）合规性监督，主要核查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额、资产负债比例的执行情况等。我国的非现场检查非常重视对银行的风险性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场监管在这方面的缺陷。

我国银行的非现场监督制度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不同部门来分工实施的。现金和信贷计划统计分析报表是由调统部门负责收集、写出统计分析报告，资产负债比例执行情况、信贷质量、大额贷款风险等报表则由金融管理部门负责，并写出监管报告。损益表和财务状况年度会计报表则由会计部门负责。因此，银行机构必须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分别向有关部门报送报表资料。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一些部门还会要求银行机构提交一些特别报表。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非现场监督，主要依据《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检测指标和考核办法的通知》的附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检测指标”实施监控和考核。这套指标借鉴了国际一般惯例和我国国情对比例管理指标的考核。其人民币主要监控指标有8项：（1）资本充足率指标：资本净额和表内、外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不得低于4%，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100%。（2）存款比例指标：各项贷款与各项存款之比不得超过75%。（3）中长期贷款比例指标：余期一年期以上的中长期贷款与余期一年期以上的存款之比不得超过120%。（4）资产流动性比例指标：各项流动性资产与各项流动性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25%。（5）备付金比例指标：在人民银行备付金存款和库存现金与各项存款之比不得低于5%。（6）单个存款比例指标：对同一借款客户的贷款余额与银行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对最大十家客户发放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净额的50%。（7）拆借资金比例指标：拆入资金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之比不得超过8%。（8）贷款质量指标：逾期贷款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之比不得超过8%，呆滞货款不得超过5%，呆帐贷款不得超过2%。此外还设置了6项检测性指标，即风险加权资产比例指标、股东贷款比例指标、外汇资产比例指标、利息回收率指标、资本利润率指标和资产利润率指标。

但是由于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各业务职能部门都有专门的报表收集与分析功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健全的体系，所以无法有效地发挥非现场监督的作用，突出表现在：（1）监管报表无统一标准的格式和要求。各部门的报表均有所不同，而且判断和评价标准各不一样，不够规范，这必然会影响监督的质量。（2）信息分散和割据。非现场监督电脑体系未联网，信息资料不能共享，部门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分散和割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督的效率，增加了银行重复报送的现象。（3）个别金融机构统计和会计监督报表不够真实和准确，还有粉饰经营的情况，严重影响非现场监督的准确性和预替性。各种报表信息资料的虚假性一直是我国非现场监管存在的一个难以克服和避免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监管的成败。

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业非现场监管体系

建立国际先进水平的非现场监管体系需要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是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内控制度，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二是金融监管当局有从事非现场监管的高素质人才，并具有能够及时、准确地分析预警风险的现代化手段。当前，我国金融业在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因此，非现场监管体系的构建应在我国金融业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现场监管体系。

1．明确非现场监管内容

就是建立起能及时、准确预测和预警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风险以及系统性与地区性风险的指标体系。根据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在非现场监管内容设置上要注意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风险性监管内容与合规性监管内容相结合

具体在非现场监管内容设置上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风险性监管，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资产质量、风险集中程度及内控制度有效性；②效益性监管，包括对金融机构的损益情况的分析和对金融机构成长趋势的分析；③合规性监管，包括资金来源与运用是否符合监管当局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规定及业务行为是否合规等内容。

（2）明确对不同监管对象的监管重点

以银行为例，政策性银行实行规模管理，有国家信誉作保证，因此监管工作的重点是合规性监管，在风险性监管方面，要考核其信贷资产质量和内部控制制度。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己经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并实行全面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但出于历史原因，各项指标要达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还要有一个过渡期。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监管重点应该是:资产质量、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合规性情况及管理水平:对其他商业银行则对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资产流动性、财务状况、内控制度的有效性、经营的合规性、管理水平等进行全面监控。其中，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要特别关注其支付能力。

2．建立数据采集系统和处理、分析系统

各监管当局应建立渠道畅通的非现场监管的信息采集制度，建立数据采集系统和处理、分析系统，各余融机构按指标体系向监管当局报送的金融统计数据，该系统提供的信息应能满足非现场监管的需要：监管当局要实现非现场数据源从手工报送到数据来源电子化的转换，对各金融机构报送非现场监管报表的内容和格式进行规范；监督当局在做好非现场监管软件开发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尽快建立非现场监份电子监控系统，实现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到风险预警整个非现场监管过程的电子化。

3．加强非现场监管工作的基础建设

第一，在制定和完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于一些无法量化的监管内容,可以用问卷、面谈、质询等方式收集信息。此外，还要建立并规范非现场监的基础档案。第二，加快非现场监管手段的开发。要加紧非现场监管软件的开发。要在监管当局系统内配备非现场所需设备。第三，完善监管当局的组织实施。要进一步落实监管当局非现场监管的分级责任制，明确监管当局各级机构的监管对象、监管内容和监管重点；要建立完善的非现场监管工作程序，对监管信息定期进行反馈和通报，对存在问题进行处理；要加强各监管部门（特别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部门）的协调，保证监管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发挥金融监管的整体优势。第四，加紧非现场监管人员培训。非现场监管是一项技术性强、业务水平高的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金融、财务、计算机等多种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第五，建立综合评价制度。在非现场监管工作步入正轨后，要建立金融业综合评级制度。

4．加强国际合作，提高监管水平

适应银行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对内全面推行银行监管的国际化标准，对外加强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协调、合作与息共享，实施对跨境银行的有效监管

银行业监管范文第7篇

银行体系本身的脆弱性使得银行业市场失灵现象甚为严重，政府通过提供银行监管，可以缓解不完全竞争所导致的高贷款利率、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还有外部性所引发的银行挤兑的蔓延以及监管中的“搭便车”现象，保证银行业安全稳定，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尽管银行业监管是必要的，但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商业银行和存款人如何相信这一公共产品确实能保证银行系统的有效运行，保护存款人利益呢?商业银行或者更倾向于回到19世纪的自由银行业时代；或者在既定的经济体制中不得不接受政府监管，存款人却可以选择不把钱存入银行，由此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借款人则可以选择不从银行融资，尽管这可能是最经济有效的融资渠道，也因此影响银行的持续发展。可见，无效的银行业监管甚至比不监管产生的问题更大。事实上，由于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与社会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并且监管过程中存在着包括信息不完备等外部条件约束，监管也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因此，监管者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面临着是否具有公信力的问题。本文将对监管者的声誉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试图回答为什么要关注银行业监管者声誉的问题。

二、声誉理论概述

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由于假定了信息完全和零交易费用，任何背叛的行为都能马上被察觉，因此，在竞争均衡的市场上不可能存在欺骗、不守信誉等行为。上个世纪中后期，随着对新古典理论的修正和与不完备市场相关理论的兴起，声誉问题相关的研究逐步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受到重视。

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中，声誉能够提高市场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声誉作为信息显示机制能够缓解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并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机制约束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一)信息显示功能

声誉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同时充斥着质量好、质量中等和质量差的产品和服务，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只有卖者知道自己商品的质量好坏，而买者对此一无所知。产品价格成为购买决策的主要参考，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劣币驱逐良币，质量好的商品并不能找到买家。于是，建立于过去长期交易基础上的声誉就成为另一个更有效的信号显示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企业建立起良好声誉，从而向市场发出信号以显示自身所出售的产品为高质量产品，与低质产品区分开来，进而促使买者做出购买决策；反之，买者可能做出不购买的决策。可见，声誉是一种反映行为人历史纪录与特征的信息，在市场交易中，信誉反映的是不可观察的商品或服务质量的一个信号。有关声誉的信息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换、传播，形成声誉信息流、声誉信息系统及信誉信息网络，成为信息的显示机制。声誉信息的流动可以拓宽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范围，降低搜寻成本以及减少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问题，有效限制了信息扭曲，增加了交易的透明度。

(二)降低交易成本功能

声誉机制通过环境约束下的自我实施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如果交易者获得的准租流的贴现值大于违反契约的短期所得，契约将得到实施，契约机会主义行为将不会发生。这种状况使得契约关系处于自我实施范围之内，其中声誉起了很大的作用。声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声誉是个人与环境达到一致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以“说真话”的形式出现，减少了信息搜集、信号显示、信息甄别、合约签订从而达成“合作”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第二，声誉是保证合约实施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以“做实事”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了合约实施和行为监督的履约成本及考核成本(Sauermann，1978)；第三，声誉使得长期契约代替短期契约成为可能。经济主体的声誉可以使其他市场参与者对它的行为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预期，别人可以从他的行动中判断其履约的能力，并由此决定是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有利于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了谈判的次数和签约的频率，这也促使了谈判成本和签约成本减少。

(三)隐性激励功能

Fama(1980)认为，声誉是一种隐性激励机制，声誉的存在使经济主体愿意放弃短期利益以维持长期的交易关系。Holmstrom(1982)论证了在关系中，声誉可以作为显性激励的替代来约束和激励人行为，降低成本，这为声誉在激励方面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具有良好声誉的市场主体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也容易与其他经济主体建立长期的合作和交易关系，从而带来长远的利益。当交易一方违背了关系契约所作的承诺并被发现，就会导致声誉受损，因此失去“声誉租金”。从处罚机制看，合作的另一方会终止与他的合作关系，或者违约的一方被排除在特定的社会组织活动之外。因此，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声誉与其拥有者未来收益流密切相关，声誉投资可以带来“声誉租金”，并激励长期利益的参与者之间建立信用关系，避免机会主义，因为合作的收入流足以支撑交易主体放弃采取欺骗行为获得短期利益的企图。

基于声誉的信号显示、降低成本、隐性激励等方面的功能，声誉理论被比较广泛地应用于产品质量、企业和政府融资、货币政策、金融中介等方面的研究。

三、监管者声誉

早期监管理论起源于“公共利益监管理论”，政府管制能弥补市场失灵的命题，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之上的：第一，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是大公无私的、仁慈的(benevolent)；第二，管制者是无所不知的(omnisciente)，拥有完全信息，譬如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成本、需求弹性、最优的价格定在什么地方，等等；第三，管制者说话是算数的(pre-commitment)，管制政策具有公信力。事实上，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并提供有效监管的问题是与监管者的自身目标函数和外部信息约束密切相关的。

(一)监管者目标函数与监管者声誉

监管目标定位是有效实施银行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监管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Goodhart，1998)。传统银行监管目标理论主要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视角，建立在市场失灵论和银行体系脆弱性理论之上，认为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公共利益和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认为监管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然而，在现实的银行业监管中，社会公众将自己监督金融机构的权利委托给监管者，以实现他们的利益；同时，他们通过纳税的形式给予监管者一定的报酬，从而形成社会公众与监管当局之间的委托一关系。事实上，监管者的目标函数很可能与社会公众不一致。监管者本身作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利益的理性经济体，在监管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贿赂收买或屈服于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其行为可能偏离社会公众最优化目标，出现监管政策的

扭曲，损坏社会福利(Stigler，1971；Peltzman，1989；Becker，1985)。

监管或者成为一种存在需求和供给的商品，“政府是这种商品的供给者，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如生产者、消费者、政治家等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成为管制的需求者，他们都希望管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监管当局的自利性使他们倾向于将商品供给那些能够提供愿意支付高价的利益集团，而监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这种倾向存在实现的可能性，这集中表现为监管过程中的设“租”行为。“租”或者叫“经济租”，在经济学的原意是指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在银行业监管中，监管者利用手中拥有的监管权，通过设租获得私利。比如对潜在的进入者抬高市场准入限制，人为地提高新银行的进入成本，对银行的运营实行过于严苛的监管等。

当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与社会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时，监管者可能滥用监管权谋取私利，损坏社会福利，社会公众对监管当局在银行业监管中纠正市场失灵，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保护公共利益的作用自然会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监管者具有公信力是指监管者作为公共权力或公共权代言者信守规则，履行契约的能力，由此表明其对法定权力和职责的履行程度和实际“践约”状态。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从社会民众的角度分析，是社会组织、公众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是政府行为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由此评判监管者守信的程度和政府形象的优劣。因此，具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作为公共权的代言者是不会滥用监管权力的；而社会民众一旦判断监管者具有良好公信力，就会自然形成预期，即拥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履约能力强，监管更有效。这种预期的形成是因为监管者是否具有公信力是社会民众对其过去所提供的监管服务的记录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判断。只有监管者始终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在根本上保证监管政策公正而不被扭曲，才能有效地防止监管中存在的权力滥用。由此可见，监管者的目标函数和监管者的公信力是互为因果、紧密相连的，越是无私的监管者其监管公信力越强，而拥有良好公信力的监管者越有激励避免腐败行为，提供有效的监管服务。在一般的论述中，公信力也被称为信誉，或者守信的声誉。

(二)信息约束与监管者声誉

监管者目标函数与公共利益的不一致是影响监管政策公信力的重要原因，但是，即使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监管政策具有公信力。实际上，由于监管过程中存在着包括信息不完备等外部条件约束，监管也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

银行业监管的主要内容是运用市场准入限制、存款利息率、资产组合限制、资本充足率、存款保险等各种监管工具对商业银行市场准入、银行业业务运营以及市场退出实行限制和保护，以纠正银行系统中由于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但是，由于存在监管人员不能发现信息的知识不对称，以及金融机构刻意隐瞒信息的披露不对称，监管当局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委托――关系。监管当局掌握的金融信息虽然比社会公众要多，但相对于人的金融机构来说仍然不完备。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甄别问题，为了诱使被监管银行披露所有信息，以尽可能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一般而言，监管者会以有关法规为依据审查银行的经营资格，规定银行业务范围，要求银行定期报送相关信息，不定期地进行现场检查，并对违规银行进行惩罚。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获得的信息的真实性，可能使监管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次，作为人，被监管银行具有信息优势，比监管者拥有更多的业务经验，也更清楚如何才能以最低成本达到监管目标；进一步地，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造成了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产生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转嫁激励和不稳定(Kaufman，1996；Kane，1997)。总之，监管当局对银行的有限信息直接影响着监管的效率。

由于信息约束的存在，即使监管者是无私地行使公共权力，存款人对于金融机构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仍然存在质疑。这种情况下，监管者的声誉则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种信息约束条件下不必要的质疑声。监管者声誉是一种显示信号，反映着监管者的目标类型，同时也是监管者监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重要信号。存款人常常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声誉良好的监管者，其监管水平也高，服务质量也高，监管也越有效。他们在监管过程中可以更有效地获取信息，减少外部约束，减少甚至避免监管中的政府失灵。因此，面对监管中的外部约束问题，声誉机制对监管者的有效监管有着重要意义。

四、结论及启示

文章对声誉以及监管者的声誉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试图回答为什么要关注银行业监管者声誉的问题。声誉能够缓解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并作为一种隐性激励约束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可以提高市场机制的有效性。

银行业监管范文第8篇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成立银监会。据介绍，本次改革主要考虑人民银行主要职能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更好地发挥其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2004年4月，中国银监会对外挂牌履职。

改革出发点与进程：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职能分离，加强央行独立性

成立银监会一个方向性、原则性的理由，就是我国向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的转变。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确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原则和计划安排。1998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撤销，其全部职能及中国人民银行对证券经营机构的监管职能同时划归证监会。199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对保险业务、保险机构和保险市场的监管交由新成立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朱F基总理在2000年1月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上指出，“银行、证券、保险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并相应建立各自的运行机制和监管体系。”但笔者认为，“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不是成立银监会的直接理由，人民银行和两会体制也可以认为基本实现了分业监管框架。

笔者认为，成立银监会的直接原因是有意见认为央行不宜兼任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个职能。2001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筹备小组办公室组织9个研究小组，并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监管问题。课题组研究报告提到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适度分离的建议，并讨论研究了金融部（委）、银监会和银监总局三种模式。报告执笔人称更倾向于中间方案。其在有关文献中提出如下理由：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适度分离是要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提高中央银行地位。银行监管者主要职责是从规范性和安全性的角度来监管商业银行，防范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如果中央银行身兼货币政策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于一身，更易仅仅从维护商业银行的利益决定利率高低和货币供应。同时，货币政策属于短期政策，应灵活善变;银行监管属政府行为，应当持之以恒，不能忽紧忽松。此外，可以防止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同步振荡，双松或双紧。

改革方案据称也是借鉴了有关发达国家经验。课题组研究报告是在国内调研和出国考察基础上形成的。经过研究，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最近几年纷纷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将银行监管职能分离。

改革后续问题与影响：“一行三会”模式不仅造成微观不审慎，更导致宏观不审慎;金融风险失控

改革当年就遇到有关问题。2003年8月，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在一次发言中提到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这既是来自实践的认知，也证明有一定预见性。“银监会成立后，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仍要充分发挥其他金融监管部门不具备的独特的作用。这是因为：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密不可分。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健和存款人的合法利益，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货币政策的决策者必须关注银行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商业银行体系的不稳定会对支付系统的安全运行构成威胁，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影响信贷资源配置。银行监管对货币政策的成效有重大影响。规定最低资本金比率会限制银行增加资产，对扩张性货币政策起抑制作用。经济不景气时，银行不良资产可能增加，这时银行监管当局要求采取增加呆账准备金、改善资产质量的措施，将导致克服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实施。维持流动性的审慎性要求，可能会制约银行的放款能力。货币政策对银行监管的成效也有重大影响。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降低银行清偿能力;实行过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泡沫经济，会加大银行潜在危险。中央银行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调节货币供应量、有价证券的流动性和市值，对银行的流动性和盈利性都会产生直接影响。此外人民银行还承担着最后贷款人责任，因此也要对银行的运行有所了解。”

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分离易出现的潜在问题，也体现在法律法规中。2003年12月，根据改革修改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第三十四条规定，“当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有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但事实上，13年来这两条从未使用过。

笔者认为，金融协调机制建设方向主要着眼点应在于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监管部门之间，而不是三个监管机构之间。我国1998年就已实现分业监管格局，即“一行两会”分别负责银行、证券、保险业监管，但协调机制建设的实际需求并未显得很迫切。在2003年实行“一行三会”体制后，各种需协调的实际工作明显增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五中全会（2005）和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反复强调，“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之间以及同中央银行、财政部门的协调机制。”但协调机制建设曾一直主要体现在三会之间。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达成《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2008年1月，银监会和保监会签署了《关于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我国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协调机制建设相关问题。2013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三会和外汇局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

2008年新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探索大部门体制的机构改革，但金融部门没有实施。国务院对有关部门进行了整合，组建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据介绍，实行大部体制，对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整合，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但一度有呼声的“一行三会”金融体制改革并没有纳入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表示，此前有关媒体关于金融领域正考虑建立“大部门制”，对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进行整合的报道是一种误传，实践证明，国家关于银、证、保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思路是正确而有益的，一个行业里设4个正部级机构，这是适应当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繁重任务和金融安全需要的。实行分业监管，有利于划清责任。

银行业监管范文第9篇

关键词：银行；金融；监管

一、金融监管存在的体制问题

我国在1993年以前的时候，银行金融业根据当年的市场环境，曾近进行过有关银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相关性尝试，但是，当时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当时形成了国家经济相对过热的局面，但是银行业和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却监管的水平相对较低，在1993年左右，全国性的范围之内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投资热的经济形势，当年银行中大量信贷资金没有流向生产经营的企业，反而并用于在市场中从事投机买卖的行为，导致当时国家的金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在1993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开始下决心整顿当时的金融秩序，重点对银行等金融企业进行整顿。随后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相互之间实行分业经营的经营模式。为了有效的加强管理，政府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工作。随后我国的人大会议分别颁布实施了《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确立了在我国金融行业进行分业经营的相关模式。“

我国金融业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实行分业监督管理的体制对于我国当时的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性的促进作用和效果。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相应的问题：在我国的大多数基层地区，监督管理机制还是很匮乏的；在一些城市当中，对金融业进行重复性监督管理的现象也是十分的显著；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政府相关监督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往往不能有效的实现共享；机构型的监督管理部门与当时金融业务发展多样化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矛盾；在一些地方明显的存在监管资源浪费的情况。因此，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利用好现有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资源，防止相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出现盲目性扩张的情况，避免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出现“各自为政”、“滥设机构”的情况，并将这些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综合利用，争取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家督管理效果的最大化。

二、对金融监管的认识不充分

根据我国对国外金融监督管理的学习可以发现：我国在对银行业实施金融监督管理过程，会出现因为实施监管工作任务的当事人个人在自身的学识水平、自身所处的金融地位、监管者本人的职业特征、国家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出现的差异，在认识上所发生偏差等而出现了不同的金融监管者就有不同的行为表达。如果我们从社会中经济环境和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自身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进行考虑，往往是金融监管当局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在监管过程中，缺乏通盘性的考虑，再加上在一些基层地区，被监管者自身对监督管理工作不够了解，认识也不到位。就出现了在一些基层地区，有些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时常出现违规经营的事情，在我国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当地政府对金融监管不够重视，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特殊意义。

三、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不适合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仍然是对金融业进行分业的监督管理工作。这种体制有其自身的优势：能够让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一时间内就可以根据景荣市场的变化，来调整相关的货币政策，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障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但是，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不得不面对要对外开放我们的金融市场，允许国外的资本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来，这样，我国现行的分业金融监管就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了，一些不断也就逐渐的显现了出来。例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不能有效的进行沟通，相互之间不能做到互通有无，而监管部门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又会出现监管重叠的现象，很难对实行混业监管的金融机构实现有效的监管工作。

四、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借鉴国外对金融行业的监督管理的成功经验，并对我国的金融监管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相关结论：目前，导致我国金融行业处在潜在威胁的，主要存在两大方面的原因，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广大的银行顾客对银行内部的信息不是很了解，甚至是知之甚少，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在银行业等金融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监管方面的漏洞，这两方面的原因是造成现在金融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步伐的最主要原因。要想有效的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要维护顾客知情的权利，

五、宏观审慎性监管问题

我国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的时候，往往都是采用宏观审慎监管实体的方式方法，往往很难产生高效全面的效果。宏观审慎监管的好处就在于：政府相关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金融市场有着很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随时掌握最新的市场动态，对于金融市场中可能产生的行业危险进行必要性的防范。但是问题也依然存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所有银行业都归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央行自身有足够的权力对这行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的银行金融机构是遍地开花，金融机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强进势头，各家银行金融机构，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之下，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进行有效的调配工作，这就对央行的监管权力提出了相应的挑战，无形之中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压力。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的原有秩序。

参考文献：

[1]廖崛著.对危机后银行业“行为监管”的再认识[J].金融监管研究，2012（01）：15-17.

[2]刘春航，苗雨峰，朱元倩编著.银行业同质性的度量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J].金融监管研究，2012（02）：22-25.

银行业监管范文第10篇

目前，关于金融监管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假设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具有完全信息。然而，现实中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从而造成金融监管的激励缺失与失灵。我们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对此进行论证。

1.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间的监管博弈。

假设金融机构有两种选择：遵守监管规则或违反监管规则。假定判断金融机构遵守监管的概率为ξ，则金融机构违规的概率则为1－ξ。

金融机构获得的单位资产风险净收益：R，违反监管获得的单位资产风险净收益：R＋r，r为超常收益；如果金融机构违反监管被发现后，将受到监管当局的处罚，单位资产罚金为F。由于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具有完全信息，而监管当局并不确切知道金融机构是否遵守监管，只能通过现场或非现场调查数据对其是否违规进行概率上的判断。在该概率条件下监管当局面临的是否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点监控或采取听之任之的宽容战略，如果监管当局要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点监控仍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工作并可能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需要支付重点监控成本C；如果采取宽容战略则不需要支付监管成本，但是一旦金融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动荡，监管当局则会受到批评和谴责。假定监管当局得到固定的低报酬I，如果金融机构违规而监管当局进行了处罚并得到了较好纠正时，监管当局受到好评和奖励的收益为θ；如果出现金融动荡受到批评和谴责的成本为η。他们之间的博弈扩展式如图1所示。

图1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间的博弈树

遵守监管者1-违规金融,银行-[飞诺网]

监控宽容监控宽容

（I-C,R）(I,R)（I+-C,R-F）(I-,R+r)

该博弈中，存在两个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

（1）当监管者实施重点监控战略的净收益大于采取宽容战略的净收益时，即ξ（I－C）＋(1－ξ)（I＋θ－C）(ξ×I)＋（1－ξ）(I－η)时，也即是ξπ（θ＋η－C）／（θ＋η）时，监管者的最优战略选择是实施重点监控战略，在金融机构知道监管者选择重点监控战略时，其最优选择是遵守监管规则，该博弈存在唯一均衡，即监管者努力进行监管，金融机构遵守监管。

（2）当ξθ（θ＋η－C）／（θ＋η）时，监管者的最优战略选择是宽容，在金融机构知道监管当局选择宽容战略时其最优选择是不遵守监管规则，该博弈存在唯一均衡，即监管当局宽容，金融机构违规。

在国家的高度信用支持和保护条件下，金融体系出现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并且金融监管的透明度较低，一方面很难对监管当局的努力程度及其业绩进行准确衡量与判断，即θ与η都很低；另一方面监管当局实施有效监管的难度较大，即监控成本C较高，因而监管当局选择宽容的净收益一般高于选择进一步监控的净收益。所以当前金融监管的博弈均衡主要是第二种均衡，即监管当局宽容，金融机构违规。

2.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关系。

金融机构之间有着很强的博弈关系，参与各方既有各自独立的目标，彼此之间又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及相互作用，一方的行为是影响其他方目标实现的关键变量，金融机构的行为动机是部门、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了这个目标，金融机构有足够的动力进行违规操作，例如私自变动利率，进行不符合政策的金融创新，借以获得竞争优势。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只存在两家金融机构，设这两家金融机构为：A和B。在市场透明度低、监管者选择宽容战略的情况下，违规行为被监管当局发现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双方都遵守监管规则，A获得净收益为RA，B获得净收益为RB；如果双方都违规经营，A获得净收益为（RA－C），B获得净收益为（RB－C）；如果A遵守监管规则，B违规经营，则A的净收益为（RA－CB），B的净收益为（RB＋CB）；如果B遵守监管规则，A违规经营，则A的净收益为（RA＋CA），B的净收益为（RB－CA）。一般而言，双方都违规经营（如在资本充足率监管下保持较低的资本充足率）所造成的金融体系不稳定给双方带来的成本C是潜在的、间接的，而服从监管（如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所带来的成本增加进而造成的市场占有率的降低给它们带来的损失CA或CB是现实的、直接的，因而对于竞争双方，CA或CB是高于C的，所以（RA－C）(RA－CB),(RB－C)RB－CA)。它们的博弈支付矩阵见图2。

该博弈中，无论金融机构B选择何种战略，金融机构A的最优战略都是违规经营；而无论金融机构A选择何种战略，金融机构B的最优战略选择也是违规经营，因而该博弈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即金融机构A与B同时违规经营。可见，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监管当局的宽容必然导致金融市场普遍的违规经营和监管失灵。

综上所述：在市场透明度较低、监管者选择宽容战略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将会出现金融机构同时违规经营的激励和监管失灵，“囚徒困境”带来的金融不稳定将会发生。我国目前的银行监管体系改革与制度选择基本上套用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模式，目前实施的是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模式，也存在着因市场透明度较低而导致金融机构同时违规经营的激励和监管失灵等严重缺陷。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预示着建立于30年代以政府主导、分业监管为特征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化、自由化条件下迅速膨胀的金融业发展要求，同时也使政府部门承担了巨额的金融机构经营损失。譬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承担的储贷协会造成的损失高达1800亿美元，约占GDP的3.2%，发生银行危机的日本，政府用于处理坏账的支出高达GDP的10%以上，另外还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东南亚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等等事件。中国2000年“债转股”剥离的银行不良资产也达到了13000亿人民币，占当年GDP的16%以上。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结论：为纠正市场失灵、保护存款人及投资者利益而建立的金融监管体系并没有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却进一步出现了监管失灵，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与设计的目标是矫正市场失灵，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即在完备信息及对称信息、监管当局能够完全代表存款人和投资者利益的条件下，监管目标的实现是必然的。但在复杂的金融体系和现实社会中，上面的假设条件是不能成立的。完备信息及对称信息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成立的。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与信息租金是不可避免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期望金融监管能够完全校正市场失灵是不现实的。如果要进一步考虑决策主体（特别是监管当局）的有限理性和不合理的监管制度安排，监管目标的实现可能更加遥远。

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博弈分析框架，研究金融监管的激励缺失与失灵，并试图解释中国金融监管中激励严重缺失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形成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机制的基本思路与政策框架。

三、我国金融监管现状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的努力是显著的，无论是法规体系的完善及其制度安排，还是监管方式、指标的设立及人员的配备，都接近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并且现场检查的力度远高于这些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监管行政命令色彩明显，监管绩效不能令人十分满意，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居高不下。其原因有三个方面：

1.信息供给短缺。

信息是决定监管效率的关键,信息供给不足会产生监管的高成本和低效率。而目前中国在政府、市场披露和社会信用评级三个信息渠道中,后两个渠道是不畅通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资产质量低下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好转,风险管理尤其是资产风险评估制度尚未完善,各类金融机构作假账,向监管部门报告假情况、假数字的事情屡见不鲜,信息披露还很不准确、不及时、不完整。信用评级体系才开始起步,目前我国还未形成一个广泛的信用评级市场，仅有的几家信用评级公司业务范围窄，公信力不足。即便是象标准普尔、穆迪这样国际著名的评级公司在我国也缺乏足够的数据积累，信息供给的严重不足会极大地削弱市场对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督,引起普遍的道德风险问题。

2.监管激励不足。

虽然监管部门付出了较大的努力,但有效的监管供给严重短缺,这一方面来自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监管者的行为较少受到监督与约束,也没有相应的指标衡量他们的业绩,没有形成公众与监管者之间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使监管者缺乏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另一方面，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加大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步伐，但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目前除了4家上市商业银行和少数几个股份制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向社会披露的信息非常有限。在国家充当了金融安全网角色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最优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8%的巴赛尔标准，造成金融机构普遍的风险转嫁和服从监管的激励严重不足，同时也形成了监管当局的高成本。

3.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建立风险硬约束的基础,也是进行有效监管和恢复市场纪律的前提,但目前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定位不清,治理与管理一身二任,外派监事会制度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与约束,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样缺乏良好公司治理的基本素质,董事会因问题不可能形成保护股东权益的激励,引起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这些缺陷将直接导致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与外部监管的失效,丧失市场纪律对其的有效约束。

四、我国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安排

激励相容监管制度在我国银行监管制度中的引入，无疑能较好地解决上述我国银行监管制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但是，现阶段我国激励相容的监管方式的实施还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撑。要提高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还必须配合相应的监管手段和制度安排,通过加强市场约束机制才能实现银行监管的帕累托效率。

1.推进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建设。

Kane(1994)认为恢复市场纪律的核心任务在于向社会和监管者提供金融机构、存款保险机构、监管部门的及时而准确的信息。我国学者许成钢(2001)、陆磊(2000)的研究也表明，监管的关键是信息披露。我们通过不同信息透明度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和平均股本收益率的比较（见表1），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透明度相对较高的上市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和平均股本收益率是较高的；透明度较低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和平均股本收益率是较低的。通过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上市前后指标比较发现二者资本充足率都大幅度提高，而不良资产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见表2）。因而解决监管激励相容的关键是要通过监管当局及金融机构客观公正地向社会充分披露能够反映金融风险水平及其控制风险的成本与绩效的数据资料，避免报喜不报忧的信息公开方式，使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到最低。这需要国家在信息披露的立法及其制度安排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健全相应的银行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对《公司法》、《会计法》、《统计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中不适应现阶段发展要求的款项进行适当修改，严格规范银行的会计财务信息，制止由于不正当行为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金融交易和风险转移，使监管当局在行使监管职责时有法可依，规范执法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重视外部评级的作用，培育市场化的专业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此减少金融机构与社会公众、监管当局的信息不对称，增强市场监督。另外在我国可能还需要增强政府及监管者的声誉和统计资料的权威性。

2.对监管当局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

由于金融监管很难通过金融市场自发形成,监管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到了政府(中央银行)身上,成为公共物品。然而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公共物品的供给是缺乏效率的。那么如何才能避免监管的低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上述目标呢﹖一是改革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通过最优监管契约的设计,建立监督、考核监管者的体系,形成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以金融效率作为监管目标,制定相应的奖惩指标和制度,将监管的业绩与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直接挂钩,然后根据业绩来确定奖惩方案和数额。同时，还应委托相关部门（如人大财经委员会或中央银行）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对监管当局进行监督和业绩考核，形成对监管当局及其人员的有效约束，避免监管中的寻租行为及其与被监管者的共谋。二是出台相应的监管法规，如《金融监管法》，一方面保证监管当局的相对独立性，避免金融监管受到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的压力而造成监管激励的扭曲，另一方面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监管当局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范监管行为，使金融监管真正建立在法制轨道上。

3.对商业银行服从监管的激励。

一是发行次级债券。CalomirisandKahn（1991）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大多数小储户能够有效地甄别和控制银行的风险,所以可通过银行发行次级债券来增强市场约束力,因为次级债券的持有人与政府监管者面临同样的风险敞口,从而形成两者在银行监管中的激励相容。

二是大力培育银行经理人市场。在实行激励相容监管制度下，由于监管机构不干涉各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模型的选择和运用，这样，就存在领导人的短期行为的选择损害银行长期利益的可能，因为他可以获取短期利益而让离任后的银行来承担长期成本。为避免上述短期行为的发生，应创造条件，力求形成活跃的、公平竞争的银行经理人市场，打破职务“终身制”、“能上不能下″的束缚，变任命制为市场遴选，对在职银行管理者产生强大压力。

三是对银行机构管理者实施管理补偿制度（ManagementCompensationSystem）。从短期来看,金融监管会造成金融机构资产收益的下降,从而使管理者的收益减少,形成管理者逃避监管的激励(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在金融业尤为突出)。如果逃避监管受到的惩罚成本低于这一激励,理性的管理者将会选择逃避监管。另外,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监管者较难准确掌握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进一步降低了逃避监管所承担的惩罚成本。因而要提高监管效率,还应该实施管理者补偿制度,对管理者遵守监管标准进行必要的补偿,消除管理者逃避监管的激励或提高逃避监管的机会成本。补偿的数额应至少等于管理者逃避监管获得的收益。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