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托合同范文
时间：2023-03-09 19:29:12
银行信托合同范文第1篇
连环合同信托增信
2009年9月某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根据某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资金需要实际情况，制订城市河道综合治理项目信托集合计划，确立该信托计划资金采取信托贷款方式运作以获取投资收益，预计规模为人民币4000万～500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为二年，自信托推介期结束次日至《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信托贷款到期日止。信托文件约定了加入信托计划的条件、成立、资金的运用、资金收益来源、保障、风险及防范措施、信托计划的管理、信息披露、终止与清算等等，其中资金收益来源主要是开发公司每年的商品房销售收入及其应收工程款，同时该项目由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尚某提供不可撤销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信托资金全部交由信托公司当地某城市商业银行保管。该信托计划推介期为2009年9月10日至9月25日共15个工作日，推介期未满某信托公司即已集合50名客户资金，共计人民币5000万元。2009年9月15日该信托计划成立。
2009年9月17日，信托公司与开发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借款用途为城市河道综合治理项目，并约定违约责任，其中违约救济措施中约定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有权宣布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全部立即到期，要求借款人偿还全部贷款本息或者直接行使担保权利。同日，信托公司与借款人法定代表人尚某签订《保证合同》，保证范围包括开发公司借款5000万元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担保权全部费用（包含律师费），在尚某的协调下，同日某商业银行第一支行（以下简称第一支行）与开发公司签订《信托增信合同》，与信托公司、开发公司签订《三方协议书》、与信托公司签订《抵押合同》。《信托增信合同》约定为保证借款人与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切实履行，借款人将自己开发的300套房产（包括住宅、商铺，评估价值为13000万元）过户给第一支行，由第一支行为信托公司设立的城市河道综合治理项目信托集合计划进行抵押，协议书将《信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作为第一条款，约定对所有房产评估、过户、证明、公证、保险等一切税费等均由开发公司承担，第一支行无需支付房屋价款，第一支行合法持有房产，并委托开发公司进行销售，销售款的40%（抵押率）作为信托计划还款来源，若开发公司违反《信托借款合同》约定，第一支行可以直接销售、拍卖、执行名下房产偿还开发公司借款，如有剩余资金将无偿偿还开发公司。《三方协议书》又将《信托增信合同》条款作为主要内容，在违约责任中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因开发公司、第一支行原因致使抵押无法登记生效或者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开发公司、第一支行应当赔偿给信托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抵押合同》约定：第一支行自愿为信托公司《信托借款合同》债权提供担保，第一支行承诺抵押房产产权合法、完整，并承担一切因担保登记等产生的费用，第一支行违约，信托公司有权解除主合同、有权依法拍卖、变卖抵押房产，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超出价款由第一支行清偿。
2009年9月18日，在开发公司运作下，开发公司以支付相关费用为条件，向登记机构出具虚假购房款收据及购房合同，将300套房屋全部过户至第一支行名下，并办理《房屋预告登记证明》，预告登记权利人为第一支行，预告登记义务人为开发公司，抵押登记中权利人为信托公司、第一义务人为开发公司、第二义务人为第一支行，并在房屋登记薄中登记，房地产交易中心分别出具300份《房地产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备案证明》。2009年9月25日某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信托公司指令将5000万元信托贷款分两笔划入开发公司在第一支行的账户，随后开发公司将100万元用于支付开发房屋拖欠的购买土地使用权费用，其余4000万元全部用于房地产开发。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开发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未能实现预期销售，并因拖欠多家施工单位工程款而被诉，第一支行得知后，于2010年2月17日向信托公司发送关于依法不承担信托借款担保责任的函，并敦促信托公司及时行使抵押权人、保证权人权利，明示不承担保证责任和信托公司未能及时行权而导致损失扩大的责任。此后，抵押合同约定财产中的170套房屋被法院查封，40余套房屋被法院裁定给相关当事人。
2010年3月21日，开发公司以河道综合治理项目受洪水影响不能按期交工、市政府不拨付相关款项无能力支付信托贷款利息为由违约，经信托公司多次催要亦未能按约支付借款利息。2011年10月份，信托公司在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开发公司和第一支行，请求两被告偿还信托贷款本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费用等共计6770万元。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信托贷款合同》合法有效，《信托增信合同》、《三方协议书》、《抵押合同》因违法无效，第一支行抵押担保意思表示不真实、信托资金保管银行应当承担责任等免责抗辩缺少法律和事实依据，信托公司亦存在过错，故判令第一被告开发公司承担借款本息6100余万元，因第一支行、信托公司在《信托借贷合同》履行、《三方协议书》、《抵押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过错，判令第一支行在第一被告开发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处置合同约定抵押房产后、不能偿还贷款本息20%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信托公司向第一支行请求的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费用等其他主张不予支持，分别由第一被告开发公司承担诉讼费用70%、第一支行承担20%、信托公司承担10%。信托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至省高级人民法院，目前某省法院尚未做出终审判决。
当事人法律责任简要分析
本案虽涉及信托集合计划业务，实质上是一宗商业银行为信托借款提供担保引发的合同纠纷，是信托公司为了规避业务风险，利用第一支行设计的连环合同增信行为，一系列合同的标的指向即为第一支行为信托公司信托贷款提供除抵押房产之外的补充保证担保，信托公司、开发公司、第一支行三方对信托计划资金不能如约偿付的后果均存在过错责任。
借款人开发公司的偿还责任。借款人开发公司以河道综合治理综合项目名义向信托公司借款，双方签订《信托贷款合同》，依法应当受到保护。借款人开发公司却将合同约定款项全部挪用至其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擅自改变借款用途，是造成合同不能完全履行乃至违约的根本原因。因此，依据法律规定和双方合同约定，借款人开发公司应当承担偿还借款本息和一定的违约责任，第一支行参与其借款担保并签订系列合同，并不能免除开发公司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责任。一审对开发公司责任的认定和裁判符合法律规定。
信托公司的受托人责任。信托公司作为特殊的金融主体，其信托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案中河道综合治理项目信托集合计划符合《信托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信托集合计划依法成立并有效。但是，信托公司是否全面履行法律规定及信托文件约定的义务是信托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重要前提。《信托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事前应进行尽职调查，就可行性分析、合法性、风险评估、有无关联方交易等事项出具尽职调查报告。
本案中，信托公司对河道综合治理项目并未作出翔实的尽职调查，对项目真实性及所需资金缺少基本论证，对借款人挪用借款行为未能进行有效监督，借款人挪用借款相关信息亦未向委托人及时披露。据此，信托公司发现借款人开发公司违约后，应当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依据信托公司与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尚某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有权宣布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全部立即到期，要求借款人偿还全部贷款本息或者直接行使担保权利，但信托公司没有及时行使上述合同约定的相关救济权利，尤其是在第一支行律师函发送后，信托公司对该律师函置之不理，错误认为第一支行无论如何都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直拖延到2010年10月份方才开发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信托公司接到第一支行发送律师函后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抵押物中的170套房屋被法院查封、40余套房屋被法院裁定给相关当事人的后果发生，该损失部分信托公司无权请求第一支行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支行的责任性质。第一支行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县级分支机构，并非独立法人，是否有权提供保证或者抵押担保？从本案合同订立过程可以看出，《增信合同》并没有明晰第一支行担保责任，增信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增加或增强信用、信贷，也可以解读为增加增强信用担保或者信贷担保，从后续合同约定上看，第一支行始终以开发公司所有房产提供抵押，《三方协议书》、《抵押协议书》所约定的主要是抵押事项，故该纠纷形式上应当属于抵押担保纠纷。尽管《三方协议书》中三方确实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因开发公司、第一支行原因致使担保无法登记生效或者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开发公司、第一支行应当赔偿给信托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该约定亦不能视为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是否为第一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该宗纠纷涉及的系列合同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支行并无任何利用自己财产为信托贷款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抵押财产仅限于信托公司明知的、属于开发公司所有的300套房屋，信托公司通过系列合同将第一支行嵌入信托贷款担保行为之中，尤其是在借款人开发公司同意抵押、其法定代表人同意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形下，似有恶意串通之嫌，第一支行人应当进一步收集相关证据，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规定，提出抗辩。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所涉及的抵押担保合同及房产均已办理房屋抵押登记，该登记行为因信托公司、开发公司、第一支行对产权属性明知、且第一支行并没有支付房屋转让对价，向登记部门提供房产买卖收据、合同均系虚假，故登记行为依法可以撤销。信托公司与开发公司行为虽疑似恶意磋商，第一支行的担保行为亦值得深究，因对外提供抵押担保造成的法律后果十分严重，第一支行完全免责不仅缺少事实证据，从银行内部管理责任而言，既不利于银行合规经营，也不利于存款人利益的保护。
抵押担保责任是否因为另有无限连带责任保证而免责？本案中除《三方协议》和《抵押合同》之外，在《信托贷款合同》中，借贷双方还约定“由借款人法定代表人尚某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物的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或者担保物因不可抗力的原因灭失而没有代位物的，保证人仍应当按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可见，保证人保证担保责任在所难免，形式上的抵押人依法承担过错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第一支行并不因此免除抵押担保过错责任。
第一支行作为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是否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事实上，无论该第一支行以信用保证担保，还是以自身财产作为抵押担保，作为金融机构的信托公司应知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其担保合同均属无效，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第一支行应当依法承担提供抵押担保的过错责任。
关于登记在企业法人分支名下财产抵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未经授权以登记在名下的房地产为他人提供的抵押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问题请示之答复》曾规定：根据我国房地产法律关于登记确权规定之精神，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以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地产为他人债权设定抵押，该抵押设定行为符合《担保法》规定的抵押权生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据此，第一支行抵押登记行为是否符合担保法规定的条件则成为焦点。从系列合同形成过程分析，即便抵押有效，信托公司的抵押权的范围也仅限于开发公司名义上转让给第一支行的房产，并不会因最高人民法院此规定而扩大第一支行的“担保责任”。《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作为法人的分支机构，明知参与信托担保行为可能会产生担保责任，仍确认系列合同，并协助开发公司办理房产过户，其过错亦明显存在，一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判令第一支行承担部分损失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至于赔偿责任的比例应该属于法官自由裁量之范围。
信托资金保管，银行有无责任。依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信托计划的资金实行保管制，对非现金类的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可约定实行第三方保管。本案中某城市商业银行担任河道综合治理项目信托计划资金的保管人，应当履行安全保管信托财产、对所保管的不同信托计划分别设置账户，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的职责。同时依据办法规定和协议约定，应当对信托公司的业务监督与核查。从案件基本事实上看，信托资产保管银行并无违反上述规定情形，第一支行提出某城市商业银行作为信托资产保管人应当承担责任主张没有足够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民事诉讼基本程序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
银信合作风险不容忽视
近年来，银信合作已然成为中国银行业融资服务、理财服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的新宠，银信合作在给银行和信托公司带来巨额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潜在风险。安信信托《河南新凌公路贷款信托计划》引发的对光大银行太原分行等当事人的诉讼，已经为银信合作风险敲响了警钟。本案诉讼标的、当事人及其法律关系亦不简单，相关法律事实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变化，当事人的相关主张亦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二审尚在审理之中，但是银信合作基本风险已经暴露，充分认识并有效防控银信合作风险，对于银行业、信托业稳健经营以及保护委托人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全面梳理银信合作风险
为防范信托业经营风险，银监会根据《信托法》等法规，先后制定并下发支持信托公司创新发展、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提示、加强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监管、进一步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等一系列的文件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既是信托业合规经营基准，也是银行业开展银信合作的合规基础。商业银行应当组织相关人员认真研究学习信托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合规要求，系统梳理银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预测、评估、缓解并监控相关风险，尤其是对合同签订、履行、担保等状况认真地进行风险排查，全面掌握银信合作项目主体变化、资金使用、项目进展、预期违约状况等，努力做到对银信合作风险状况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
及时化解银信合作风险
正常银信合作的前提是互利共赢，有合作就有收益，更有风险。对于银信合作中存在的或有风险，商业银行应当在识别、评估的基础上，组织公司、信贷管理、法律、合规等部门人员组成专门工作小组，认真研究银信合作风险节点，有针对性地制订风险应急预案和风险化解预案，如对信托借款保证、抵押等担保不足的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增信，对出现预期违约的合同宣布合同提前到期等，有针对性对采取银信沟通、协商等措施最大限度化解信用风险、法律风险以及声誉风险，确保银信稳健合作。
审慎收取银信合作费用
受商业银行发展理念影响，商业银行已经习惯了将银信合作作为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的重要路径，收取手续费、担保费、费等往往成为银信合作的最原始动力，银信合作收费是法规赋予银行的权利，银行也要依法合规履行其义务。在一定意义上，银行是否收费对银行的义务具有直接的影响。若在本案中第一支行收取信托公司或者借款人开发公司担保费用，一审法院对相关责任的认定将会出现变化。尤其是2012年以来，中国银监会下发了《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提出了不准以贷转存、不准以贷收费、不准转嫁成本等“七不准”，对银行业规范经营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当依据银监会的有关规定，清理与信托等行业的合作收费，确保各项收费符合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要求，并有效防范收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乱收费等违规行为的发生。
提升银行高管合规意识
本案中，第一支行通过一些合同约定，为与自己无关的信托信贷行为提供抵押担保，该支行负责人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其商业银行内部授权规定、用印制度规定，也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禁止银行业工作人员违规担保的规定，银行不仅要依法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还应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为维护银行合法权益，银行还应依据《商业银行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要求第一支行负责人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损失。禁止违规担保是各商业银行合规管理的一项最基本要求，为什么在银行业监管严格的条件下，还会出现违规担保？值得银行业管理者和监管者深思。由此可见，提升银行业高管人员合规意识是一项长期工作，各商业银行应当在开展案件防范教育过程中，强化合规教育，把合规经营作为银行业高管人员业绩考核的关键指标，对存在违规行为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实施一票否决，通过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合规素质的提升，促进银信合作业务的依法合规经营。
银行信托合同范文第2篇
借款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称甲方）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贷款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称乙方）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为支付_________项目所需外币资金，向乙方申请使用_________贷款。乙方经审查，同意按_________与_________签订的国外借贷协议约定的条款向甲方转贷贷款。甲、乙双方遵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经协商一致，按以下条款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贷款币种、项目、种类、金额、用途、利率、期限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条 开立帐户
甲方应在乙方的营业部门开立贷款帐户和本外币存款帐户（包括人民币和外汇还款准备金户），用于办理用款、还款、付息及付费等。
第三条 甲方使用借款的前提条件
在具备下列全部条件后，甲方方可按本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
1．“国外贷款协议”已生效并允许支款；
2．本借贷合同已生效；
3．对外签订的有关本“项目”的“商务合同”已经有关部门批准生效；
4．乙方已收到甲方送交的，按照“商务合同”规定列明用途的“用款计划表”和“还款计划表”；
5．甲方已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开立有关帐户。
第四条 借款使用
甲方使用借款，应按“用款计划表”列明用款日期提前个营业日向乙方提交“用款单”。乙方自收到甲方“用款单”之日起应在_________个营业日内按用款计划向甲方提供贷款。
第五条 还款资金来源
甲方用下列资金归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及有关费用：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条 还款方式
甲方应在本合同约定的还期限内按“还款计划表”偿还借款本息及支付费用，甲方偿还借款，应于约定每次偿还借款本息前_____个营业日将与应还款项等额的资金存入甲方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开立的存款帐户中，以保证按时还款。
第七条 还款币种
甲方应以与借款币种相同的货币偿还借款本息和支付费用。
第八条 计息方式
按照_________与_________签订的“国外借贷协议”的约定，本合同项下贷款采取如下方式计收利息：_________________。
第九条 费用支付
本合同项下下列费用由甲方用与借款币种相同的货币向乙方支付：
1．承担费：根据借款的未用金额，按年率_________％支付，自“国外贷款协议”签订日_________天后开始，到每次实际支用贷款日止。在每个付息日与利息同时支付。
2．管理费：按借款总额的_________％支付。自“国外借贷协议”签订后_________天由甲方通过乙方对外一次性支付。
3．转贷费：乙方为提供本贷款收取的转贷手续费为年率_________％，由甲方按尚未偿付的贷款发生额与支付利息相同的方式和时间向乙方支付。
4．出口信贷项下发生的保险费用，由甲方向乙方如数支付。
5．“国外借贷协议”项下发生的其它费用及国内转贷过程中在本合同项下发生的费用均由甲方按乙方要求支付。
第十条 还款担保
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及相应费用，由取得乙方认可的担保人以保证（或）和抵押的方式提供担保，并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和“抵押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第十一条 监督、检查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有权检查、监督本合同项下贷款的使用情况，甲方应按乙方的要求向乙方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十二条 保险
甲方应将使用本合同项下借款购置的设备在到货、建设和还款期间的风险进行投保。保险金额应不低于乙方贷给甲方全部贷款的本金。甲方投保后，应将保险单项下的权益转让给乙方。
第十三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
1．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
2．甲方如因特殊原因需延长本合同约定的用款期限，应在用款期结束前_________个营业日向乙方提出申请，经乙方同意，双方办理延期用款手续。
3．甲方不能按还本付息计划偿付借款本息和费用，需要延长还款期限时，应在约定的还款日期前_________个营业日内向乙方提出申请，经乙方审查同意，双方签订延期还款协议。
4．甲方如要提前还款，应提前_________个营业日书面通知乙方，经乙方同意，双方签订提前还款协议。
5．甲、乙任何一方需要变更本合同其它条款或解除本合同的，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合同解除后，甲方已占用的乙方贷款和应付利息和费用，应偿付给乙方。
6．变更和解除合同的协议未达成前，本合同各条款仍然有效。
7．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因实行承包、租赁、兼并或其它原因而改变经营方式时，最迟应于_________天前通知乙方。乙方有权参与清产核资和承包、租赁、兼并等合同（或协议）的研究签订。甲方如要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接受单位、新设单位或其它任何第三者时，应经乙方书面同意。同时，受让人应无条件地遵守本合同的任何条款，承担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的用款期限提用借款，又未按本合同第十三条第2项的约定办理延期用款手续，或虽提出延期用款申请，乙方经审查不同意延长用款期限的，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用款
计划提供贷款，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而违约金数额不足以弥补所受损失时，还应给予赔偿。上述违约金数额，根据违约数额，按实际违约天数每日以万分之___计算。 2．甲方如不按本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乙方有权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全部或部分已发放的款项，并对违约使用部分，按银行规定收取_____％的罚息。乙方提前收回贷款，可直接从甲方存款帐户中扣收，需要其它金融机构协助扣收的，可商请其它金融机构代为扣收。
3．甲方擅自提前归还贷款，乙方可以拒收，并可根据违约金额，按实际违约天数每日向乙方支付万分之_____的违约金；乙方擅自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应根据违约金数额，按实际违约天数每日向甲方支付万分之_____的违约金，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而违约金数额不足以弥补的，还应给予赔偿，但出现本条第2项、第6项、第7项、第8项和第11项的情况时除外。
4．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按期按额偿还借款本息和费用，也未按本合同第十三条第3项的约定与乙方签订延期还款协议，或所延期限已到仍不能归还借款本息和费用时，乙方有权限期和主动追收逾期贷款本息和费用。对逾期贷款，乙方按银行规定在原利率基础上加收_________％的罚息，并可从甲方存款帐户中直接扣收逾期贷款本息、费用和罚息。需要其它金融机构协助扣收的，可商请其它金融机构代为扣收。
5．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擅自变更合同其它条款，或擅自解除合同，其行为无效，并应按贷款总额的万分之______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因一方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且违约金数额不足以弥补的，还应赔偿对方所受损失。
6．甲方向乙方提供报表和其它资料不真实，经乙方指出且拒不改正的，乙方可停止发放贷款，收回已发放的部分或全部贷款。乙方收回贷款可直接从甲方存款帐户中扣收。
7．甲方在使用借款中如造成物资积压、损失浪费，乙方可按规定收取______％的罚息，并可直接从甲方存款帐户中扣收贷款本息费用和罚息。
8．甲方因经营管理不善发生亏损或虚盈实亏，或与第三者发生债务纠纷，无力向乙方偿还借款本息和费用时，乙方可停止发放贷款，收回已发放的贷款本息。乙方收回贷款本息可直接从甲方存款帐户中扣收。
9．甲方未按本合同第十条的约定按期按额支付费用，乙方可直接从甲方在乙方营业部门或其分支机构开立的本、外币存款帐户中扣收尚未支付的金额。
10．甲方违反本合同第十三条有关保险的约定，乙方可视情况采取下列一项或几项措施：责令甲方限期纠正；停止提供贷款；收回全部或部分贷款。
第十五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六条 双方商定的其他条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七条 甲方向乙方提交的借款申请书、用款单、用款还款计划以及乙方要求甲方提供的与本合同有关的其他材料，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十八条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九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______________ 乙方（公章）：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银行信托合同范文第3篇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对信贷资产证券化进行了界定，即“在中国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活动”。所以，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以信托模式开展的。因此对其会计处理应考虑《信托法》对信托业务的规定，并遵循《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
然而，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结构复杂，其会计核算在细节上仍存在许多难点和模糊之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信托项目下，信托资产何时初始确认。
一、信托资产的初始确认时点
由于信托的特殊性，要确定信托资产的初始确认时点需要先明确关于信托的四个概念，即信托合同成立、信托成立、信托合同生效和信托生效。
（一）信托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经过要约、承诺过程，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意向，因承诺生效而合同成立，并使得订立过程完结。
（二）信托成立。《信托法》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式成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采取其他书面形式成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信托成立”。所以，采用书面合同的形式设立信托时，信托的成立与信托合同的成立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信托合同不成立，信托也不成立。
（三）信托合同生效。是指针对已经成立的信托合同，如何产生法律效力的过程。有的合同是自成立时即产生效力，有的合同成立以后并不是自然有效，其可能是无效的、附条件生效的、可撤销的或者是效力待定的。对于信托合同生效的构成条件；法律上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根据合同法，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合同依法成立时即生效，以及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生效条件、生效期限，在条件成就、期限届至时合同生效。另一类是合同成立后，还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
（四）信托生效，指信托行为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一般在信托成立基础上还要有以下要件：
1、交付信托的财产权转移，并办理相关手续；
2、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
3、信托合法性，包括信托目的合法、信托财产合法等内容。即在合法的条件下，依据合同设立的信托自财产权转移至受托人并办理了相关手续之日起生效。
也就是说，信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设立信托关系的行为，信托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首先约束合同当事人。信托生效的结果主要发生在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将受益人纳入信托关系之中。受益人是信托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方，没有受益人的信托是无效的。只有信托生效，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信托关系才真正形成，当事人才能根据《信托法》和信托合同的规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此时，承诺信托的财产转移到受托方，信托财产才真正形成并具有独立性。
因此，信托项目成为一个独立的会计核算主体是在信托生效时，此时应在信托项目下确认信托资产，开始对信托项目根据《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进行会计核算。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两种不同的模式
就信贷资产证券化而言，采用的信托模式不同，信托生效时点就不同，相应的信托资产确认的时点也就不同。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通过以下两种信托模式开展：
（一）模式一
1.银行与受托机构签订合同，承诺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信托成立。同时将信托资产转移至受托人，信托生效，并规定受益人为该银行。
2.受托人以受托资产为支持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购买资产支持证券。
3.如果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失败，受托人将收到认购资金退还投资人，则银行仍为受益人。如果发行成功，受托人将投资者支付的认购资金划付给银行，银行将受益权转让给投资人。此时，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成为受益人。
（二）模式二
1.银行与受托机构签订合同，承诺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信托成立。
2.受托人以受托资产为支持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购买资产支持证券。
3.如果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失败，受托人将收到的认购资金退还投资者。如果发行成功，受托人将投资者支付的认购资金划付给银行，银行审核后，将信贷资产转移给受托人，信托生效。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
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在模式一下，在信托成立的同时，委托人将信贷资产转移至受托人，信托生效，委托人先作为信托资产的受益人，该信托是自益信托。投资者认购资产支持证券发生在信托生效后，是受益权转让过程。如果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失败，则委托人仍为受益人，该信托仍是自益信托。如果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成功，委托人将受益权转让给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人，自益信托转变成为他益信托。
在模式二下，投资者认购资产支持证券发生在信托生效前，并决定了信托是否能够生效。如果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失败，银行不会将信贷资产转移至受托人，信贷资产仍归属于银行，信托不能生效。如果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成功，银行转移信贷资产给受托人，信托生效，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作为受益人享有信托资产产生的利益，该信托为他益信托。
三。不同模式下信托资产初始确认时点和相关会计处理
（一）模式一下的信托资产初始确认时点和相关会计处理
在模式一下，完成步骤1时，信托成立并生效，信托项目成为独立的会计核算主体。此时，受托人应在信托项目下确认信托资产，开始对信托业务进行会计核算，相应的会计处理为：
借：客户贷款
贷：实收信托——受益人（银行）
对于步骤2和步骤3，由于是受益权转让交易，属于参与受益权转让双方的核算范围，并非是信托项目下交易，不属于信托项目核算的范围。受托人接收及划转资产支持证券认购资金应作为自营业务中的代收代付业务，相应的会计处理为：
1.如果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失败：
收到投资人支付的认购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账款——银行
将认购资金归还给投资人时
借：应付账款——银行
贷：应付账款——投资人
借：应付账款——投资人
贷：银行存款
2.如果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成功：
收到投资人支付的认购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账款——银行
将认购资金划付给委托人时
借：应付账款——银行
贷：银行存款
在此情况下，由于受益人发生了变化，信托项目也应对其进行会计处理，变更“实收信托”受益人明细科目：
借：实收信托——受益人（银行）
贷：实收信托——受益人（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
（二）模式二下信托资产初始确认时点和相关会计处理
在模式二下，完成步骤1时，只是信托成立，信贷资产尚未转移，不存在受益人，因此信托没有生效，信托项目没有成立，不能确认信托财产。
此后如果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失败，信托不能生效，自然也就不存在信托项目，因此受托人接受及划付资产支持证券认购资金应作为自营业务中的代收代付业务，相应的会计处理为：
收到投资人支付的认购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账款——银行
将认购资金归还给投资人时
借：应付账款——银行
贷：应付账款——投资人
借：应付账款——投资人
贷：银行存款
如果发行成功，受托人将投资者支付的认购资金划付给银行，银行核对后，将信贷资产转移至受托人。此时，信托生效，信托项目成为独立的会计核算主体，受托人应在信托项目下确认信托资产，开始对信托业务进行会计核算，相应的会计处理为：
借：客户贷款
贷：实收信托——受益人（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
由于受托人受托接收及划转资产支持证券认购资金发生在信托生效之前，信托项目尚未设立，因此不属于信托项目的核算范畴，应作为自营业务中的代收代付业务，相应的会计处理为：
收到投资人支付的认购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账款——银行
将认购资金划付给委托人时
借：应付账款——银行
贷：银行存款
（三）两种模式下会计处理的比较
虽然两种模式设计不同，但是对其会计处理原则是一致的，即只有在信托生效时，才能确认信托资产，受托人接受和划付资产支持证券认购资金的行为不属于信托业务的核算范畴，应作为自营业务中的代收代付业务进行会计处理，这样做可以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符合《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要求，同样也便于监管部门对资产证券化资金予以监管。
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信托生效的时点以及实收信托的明细科目不同。模式一下，信托合同成立时信托同时生效，此时确认信托资产和实收信托。由于是自益信托，实收信托的明细科目的受益人为委托人。待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成功，转为他益信托后，实收信托明细科目的受益人由委托人转为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人。
若发行失败，实收信托的明细科目的受益人仍为委托人。模式二下，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成功且银行确认并将信贷资产转移至受托人后，信托才生效，并在信托项目下确认信托资产和实收信托，实收信托明细科目的受益人为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人。
四。两种模式的风险比较
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成功的情况下，两种模式都可以使银行达到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目的，即提前收回贷款，提高资产流动性。如果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银行还可将信贷资产从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收到的资产支持证券认购金额作为出售信贷资产获得的收益。如果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银行也可将信贷资产作为抵押，筹集到资金，提高资产流动性。
但是，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失败的情况下，银行采用模式一要比采用模式二承担更大的风险。
采用模式一：如果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失败，信托仍然存续，委托人继续作为受益人。此时，银行作为信托受益人承担了信贷资产的所有风险和报酬，信贷资产已转移给了受托方却没有收到资金，不能变现资产。这样对发起银行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作为唯一的受益人，也可以选择解除信托，使信贷资产重新归属于银行。但这样的话，从设立信托到解除信托需要耗费银行大量精力和财力，对其产生不利影响。
银行信托合同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商业银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
我国实行金融分业经营，商业银行不得经营信托业务，《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各商业银行的营业范围内，普遍存在“委托贷款”这一项，委托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长期存在的业务品种。笔者认为，委托贷款业务和信托贷款业务的相似程度较高，商业银行可以借鉴信托贷款的运作模式，大力发展委托贷款。
一、信托与委托的异同
（一）信托的定义
《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从《信托法》对信托的定义中可以得知：信托关系从属于委托关系，信托活动是一种基于信任而产生的委托活动。
（二）委托的定义
我国法律中没有关于委托的定义，比较接近的有《合同法》对委托合同的定义。《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合同法》对委托合同的定义，可以很容易得出委托的定义：委托，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行为。
《辞海》对委托定义为：委托，是指将自己的事务嘱托他人代为处理。
（三）信托与委托的相同之处
信托和委托都基于信任而产生，都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而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行为。
信托从属于委托，信托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委托的内涵和外延已将信托全部包含。
（四）信托与委托的不同之处
信托的内涵与外延更窄小，委托则更为宽广，具体为：
1、信托是一种财产权委托，只处理财产管理事务；委托所涉及的事务没有特别限定，除了财产委托事务之外，还可以委托其他事务。
2、办理受托事务的名义不同。信托事务是以受托人名义办理的，委托人不直接与第三人发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委托事务既可以用受托人的名义办理，又可以用委托人的名义办理受托事务。
3、法律赋予信托以独特的制度优势，信托具备了财产独立化、受托机构组织化、信托受益权的证券化等法律特色。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使得委托人或受益人在有限度的风险内享受信托财产利益，并且免于受益人之债权人的追索，建立了有效的破产隔离机制。这是信托相对于其他金融手段的制度优势，也是信托的魅力所在。而委托的范畴过于宽泛，处处皆可应用，反而失去了特色。
二、信托贷款与委托贷款在法律概念上的异同
（一）信托贷款的定义
信托贷款是指委托人出于对受托人(信托公司)的信任，将其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的目的，将委托资金放贷给约定的借款人，并按照贷款合同约定收取本金和利息的行为。
信托贷款的定义中，受托人专指信托公司，所委托的财产专指资金，委托财产管理的方式专指贷款。
（二）委托贷款的定义
委托贷款是指委托人出于对受托人(商业银行)的信任，将其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商业银行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的目的，将委托资金放贷给约定的借款人，并按照贷款合同约定收取本金和利息的行为。
委托贷款的定义中，受托人专指商业银行，所委托的财产专指资金，委托财产管理的方式专指贷款。
（三）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在法律概念上的异同
从二者的定义上看，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几乎相同。都是基于信任而产生的委托活动，都是对资金的委托，都是由受托人发放贷款。唯一的不同点是受托人不同。信托贷款的受托人是信托公司，委托贷款的受托人是商业银行。
从字面上看，信托贷款，是一种信托行为；委托贷款是一种委托行为。信托行为从属于委托行为，所以，从字面上很容易推导出结论：信托贷款是委托贷款的一种，信托贷款从属于委托贷款。实际上这种推论并不正确。
信托法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委托贷款完全符合这项法律规定，因此，委托贷款实实在在是一种信托行为。
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二者，同属于信托业务，也同样属于《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调整范围。因此笔者得出结论：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除了经营主体不一样外，二者的法律关系完全一致。
三、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业务经营模式的不同
尽管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的法律关系一致，但由于信托公司与商业银行的生存状态不一样，通过较长时间的实践，逐渐使二种业务各自形成了区别较大的经营模式。
（一）信托贷款的经营模式
在2006年以前较长一段时期内，信托公司生存状况较差，信托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传统银行信贷业务的补充，信托贷款业务在信托业务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权重。
信托贷款业务的经营流程，一般为：接洽借款人协商利率、期限、风险控制措施等寻找出资人，发行单一信托募集资金；或者发行集合信托，向众多投资者募集资金发放贷款。
信托贷款业务的合同文本主要有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首先由委托人与受托人（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再由受托人与借款人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签约日可以在同一天，也可以在不同日期。
完成一笔信托贷款业务，信托公司要付出较大努力，包括对借款项目的营销、寻找资金对接、与客户就价格和风险控制措施的博弈、内部审批等等，工作量非常大。信托公司办理委托贷款，收益率一般在一个百分点以上。
（二）委托贷款业务的经营模式
相对于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的日子好过得多。商业银行主要从事存贷款业务，在内部一般对委托贷款业务进行单独考核。委托贷款属于中间业务，而基层银行完成中间业务的手段有很多，比如依托于信贷业务收取财务顾问费。所以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对委托贷款业务缺乏足够的重视。
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形成的委托贷款的业务流程一般为：出资人与借款人已事先谈好借款事由商业银行介入，提供过桥服务。
委托贷款业务的合同文本一般只有《委托贷款合同》，在同一份合同中，出现三个签约人：委托人（出资人）、受托人（商业银行）、借款人。
完成一笔委托贷款业务，商业银行的工作量非常小，一般仅需要填合同、收费、放款，委托贷款业务甚至不需要通过内部审批流程，只要不更改格式合同的文本，基层银行可以直接办理。相应地，商业银行的收益非常低，一般仅收取万分之二到千分之五的过桥费。
（三）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在经营模式上的不同
1、受托人的业务主动性不同。在信托贷款中，信托公司积极营销出资人和借款人，积极撮合二者交易，主导了交易进程；在委托贷款中，出资人和借款人一般已达成交易，商业银行只提供过桥服务，商业银行没有主导交易过程。
2、业务创新能力不同。信托贷款业务的合同文本经常根据交易内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业务创新活动是一种常态的活动；委托贷款业务的合同文本属格式合同，长期以来很少变动，基层银行如果有变动需求，要付出较大的沟通成本。
3、受托人信息地位不同，进而导致套利空间不同。在信托贷款业务中，信托公司先与借款人谈，谈妥了再去寻找出资人。出资人与借款人很少沟通或者不沟通，信托公司分别代表二者洽谈价格和风控条件，在交易过程中信托公司明显处信息优势地位，信托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主导了利益分配过程，并尽可能为自身留出足够的套利空间。
在委托贷款业务中，银行被动地参与交易，属信息劣势人。银行没有像信托公司一样建立信息屏障，因而银行难以在这样的制度下获得满意的套利空间。
四、商业银行可以借鉴信托贷款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委托贷款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金融许可证》的形式规定商业银行可以经营委托贷款业务。但是目前商业银行对委托贷款业务的经营模式，和信托贷款业务大相径庭，委托贷款业务蕴藏的生产力潜能没有发挥出来。商业银行可以借鉴信托贷款业务的经营方式，对委托贷款业务模式进行革新。
1、改单一合同模式为多合同模式，商业银行分别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与借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合同》。这一改变虽然简单，但意义重大。
2、借鉴信托业单一信托与集合信托的分类，对《委托合同》进行创新，创造出“单一委托”和“集合委托”的概念。
3、改变委托贷款只作为“委托人与借款人过桥平台”的业务状况，按照“项目营销风控审查寻找资金对接”的模式开展委托贷款业务。
如果辅以激励措施，按照这种方式运作，自然而然地，委托贷款的盈利能力和业务规模将大幅上升。
委托贷款是商业银行现成的业务手段，商业银行可以借鉴信托贷款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委托贷款。唯一的问题在于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二者文化的差异，如果商业银行能适当借鉴信托贷款的考核和激励方式，委托贷款业务必将成为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业务品种。
银行信托合同范文第5篇
【关键词】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法律效力；法律规制；行政规章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信托制度的应用价值越来越多地受到金融市场的青睐，导致信托制度已经渗透到各类金融机构的创新产品中。银信合作理财信托产品便是其中之一，自产生以来，在我国发展呈现出爆炸式增长，一路高歌猛进。目前的银行理财产品中，银信合作类的理财产品占比很高。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信托资产20440亿元，银信合作业务13294亿元，占全部信托资产的65.04%。此外有数据表明，2010年5月共有32家银行和36家信托公司参与发行了银信合作产品413款，预计全部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在6149.01亿元，①到2010年信贷类银信产品在银信合作产品中的占比近70%。②事实上，建立在秩序之上的繁荣潜伏着危机。在2010年7月初被口头紧急叫停，紧随其后一份名为《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文件8月5号，这份标有“急件”字样的红头文件在2010年8月10号转发到各银行和信托公司，对银行和信托公经理财合做业务做进一步规范。在银信合作理财已经形成规模的情况下，此举对信托公司和银行来说影响很大，但“规制”不是“取缔”，银信合作理财的未来值得研究。
从法律角度而言，暴露出问题是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法律性质界定不清晰，以及《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信托法》等民商法与金融监管规章的脱节。在契约自由原则下，还存在包括“通知”在内的一些级别较低的行政规章的强行性规范，这些是否对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效力能否产生影响？将与投资人、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利益和责任休戚相关。一旦此等信托合同被判定无效，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获得保护，银行、信托公司怎样承担责任，在当下的法律法规中无法找到答案。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很多理财产品出现了亏损，引起了银行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因此急需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风险进行确划分和适当分配。
二、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中的信托合同本质
信托制度是源自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极富弹性的财产管理制度，在当今社会里，已经渗入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由于其在资金融通、投资安排、协调经济、服务公益等方面的卓越功能，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关注和青睐，并将其移植在商业领域里。从传统信托发展到现代信托，信托的主要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了信托的契约性日益彰显，信托已经演化为财产管理的契约；现代信托与合同开始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信托也体现了合同的基本要素，即合意的形成和确定，更重要的是，合同和现代信托在功能上日渐趋于一致。但信托合同具有着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特殊性，我国《信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③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一个信托合同是由三方主体构成，即委托人（设定信托、转移财产所有权的人），受托人（受让财产所有权、并承诺为第三人的利益管理财产的人）和受益人（因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而享有所生利益的人）。在信托的基本构架下，人们可以充分的利用其灵活性衍生出很多所谓的“金融衍生产品”，他们往往会因不同的目的而涉及到更多的当事人，进而以信托合同为核心形成了由多方主体组成的“合同群”。
银信理财合作理财产品是金融市场主体创新的金融衍生品，其实现路径是通过订立系列合同，借道银行和信托公司为投资人进行理财。在《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将银行理财业务分为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其中，关于综合理财服务的解释是，指商业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理财顾问服务的基础上，接受客户的委托和授权，按照与客户事先约定的投资计划和方式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的业务活动。关于“银信合作理财”的涵义，“官方”的解释体现在银监会于2008年颁发的《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第6条规定，所谓的银信理财合作，是指银行将理财计划项下的资金交付信托，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并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的行为。然而在2010年8月，银监会又下发了《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0〕72号文件，以下简称“通知”）中称，本通知所称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将客户理财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并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的行为。上述客户包括个人客户（包括私人银行客户）和机构客户。商业银行代为推介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不在本通知规范范围之内。有学者认为，根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银行在银信合作中是委托关系，而根据《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第6条规定则是信托关系的委托人。我们认为这是对“指引”第6条规定的误读，该条规定的原文中的“银行将理财计划项下的资金交付信托”，显然不能从该规定推出银行是银信合作信托合同中的“委托人”，联系该“指引”的第14条规定：银行按照理财协议收取费用后，④应当将剩余的理财资产全部向客户分配。同时，“管理办法”第16条也规定，信托公司推介信托计划时，可与商业银行签订信托资金收付协议。委托人以现金方式认购信托单位，可由商业银行收付。
我们认为，上述行政规章中关于银信合作理财的解释十分模糊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分析出这样的结论，银信合作理财中建立是信托合同法律关系，而且分为以下两类：
（一）单层式银信合作理财产品
亦可称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型，它是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将两个以上（含两个）委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运用或处分的资金信托业务活动。⑤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由信托公司设计的，然后利用银行的柜台优势面向不特定的投资者发售，他们与商业银行签订信托资金收付协议，委托人以现金方式认购信托单位，由商业银行收付。银行根据委托协议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银行在银信合作中只能扮演“中介”或投资人的委托人角色，利用其平台向客户推介，间接地参与信托计划，尽管有些情况下，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是由银行代为订立的，但信托合同委托人和受益人仍然是投资人，信托公司为受托人，投资的风险由委托人承担，反之，银行不承担任何风险责任。这是典型的、合规的银信理财合作。在这种模式下，委托人应当是合格的投资人，即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依法成立的法人组织，受益人也必须是委托人本身，⑥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将委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和运用，信托公司履行着积极的信托义务。银行因其仅为“中介”，由此产生的利润自然会放在“表外”，不属于“表内”业务。
（二）复合信托式银信合作理财产品
前述集合资金计划式的银信合作只是他们的最初的或浅层次的合作，更深层次的银信合作理财一种最原始和浅层次的银信台作。2006年，随着监管当局实施步步紧缩信贷规模控制政的策，促使银信合作理财向深层次发展，“复合信托”式的银信连结理财产品跃然而出。所谓的“复合信托”即先由委托人（投资人）与商业银行以人民币理财产品为载体建立第一层信托关系；然后再以商业银行为单一机构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以单一资金信托产品为载体建立第二层信托关系。这种产品一经推出便方兴未艾，集合信托产品规模显得相形见绌。银行在此成为了主导，而信托公司仅被当成了工具或通道，根本无法参与并积极管理信托资产，更无法做到尽职调查，导致此种模式下银行可以“为所欲为”，将其做成了“表外业务”，可谓“一箭双雕”，既脱离了银监会对贷款的监管，突破贷款计划指标，又无需按照贷款计提拨备，增加了银行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复合信托”式的银信理财产品获得了学者们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是“银信之间这一创意无限和无比精巧的制度合作与产品设计”，完全适应混业经营趋势和市场运行规则要求，为银信实现战略融合开创出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和想象空间，形成了个人投资者、银行、信托公司、项目提供方等多方共赢的局面，对银信在战略高度实现紧密型融合，共同拓展我国理财市场，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的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法》第43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因此，这种模式绕开了此项禁止性规定，借道信托公司，参与了信托投资业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分业经营’的限制，但却仍然对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监管，但是这种金融监管显然已经无法面对复合式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复杂性，反之，如果禁止银行理财产品进入信托业的话，绝大多数理财产品就不复存在了。正因如此，“通知”采取了折中的原则，要去银行将复合式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并入表内，并按规定计提拔备。
三、规避法律的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效力
所谓的规避法律行为，在我国台湾地区习惯译成“脱法行为”，是指某种迂回的手段，绕开强制性法律规范所禁止的效果相同的行为。信托制度在今天仍然难逃“规避法律”嫌疑，由此使得信托合同的效力边界与一般商事合同更加的模糊。很多学者从信托制度流变中考察到，信托诞生于因为规避法律而产生的“用益制度（user）”，进而推理出信托制度亦天然地具有规避法律的功能，因此对于以信托创新的金融产品的“规避法律行为”更会引人注目，但在笔者看来这是对信托制度的误读。信托是普通法与衡平法的财产制度的分野，“用益制度”引起的“涨落（Fluctuation）”打破普通法财产制度的稳态结构大法官的干预放大了这一“涨落”。《1535年用益法》铸就了“用益（Use）的亚稳态结构（Substructure of Stability），也抑止了用益的发展用益的复设（Use Upon a Use）将“涨落”推到了旧的财产制度的远离平衡态（Equilibrium State）。17世纪，衡平法院对第二项用益权的承认，生成了一种新的财产稳态结构（Stable Structure）——信托自身功能对环境的适应性，变异出了丰富的结构，其过程是寻求到了另一个“规范体系”，至此信托制度从“用益制度”中蜕变成了独立的法律制度，其名称亦由“user”改成“trust”，真正的信托制度已经没有“用益制度”规避法律的功能，仅承继了它的灵活性和高度的弹性，在现代社会里它更是完成了金融工具的嬗变。以信托制度为核心构造设计的银信合作理财产品虽然是一种利用信托制度的金融创新产品设计，仍然不能摆脱“规避法律”的阴影，因为它的确绕开了现行法律法规之下的某些障碍，游离在监督机构的监管视线边缘，但不能因此得出所有的金融信托涉及都是在规避法律，否则就抑制了信托制度的自由创新因子，使其失去了价值。
当然在金融活动中，依托信托制度设计的银信合作产品可能会出现规避法律的行为。规避法律是当事人用一种形式合法的外衣，来企图绕过法律对其在某种场合下实施意思自治的禁止，以期达到目的。所以，调整规避法律的强制性法律规范的任务就是在于“刺破这个面纱”，挫败当事人规避法律行为的目的，将其破坏的“公序良俗”得以修复。对于规避法律行为的后果，法律界存有争议，台湾学者洪逊欣认为，有一种规避法律行为常常是因为强行性法律规范已经不适合社会生活了，尤其是经济交易导致的，所以要判断避法行为是否有效，应对其所回避的强行法规的理想和该行为的社会经济上的意义加以比较，从而地作出判断；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切规避法律的行为均无效。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坚持认为规避法律的信托合同不容许任何“通融”，其所触犯的是国家的“公序良俗”，必须判定此等信托合同无效。虽然合同法的精髓就是鼓励交易，其一贯坚守着意思自治原则，但同时还要兼顾保护交易的安全。无效合同制度是体现该原则的具体法律制度之一，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彻底给予否定，也是国家对合同自由的一定干预，使其得不到法律的认可，维护法律所要规范的包括金融秩序在内的社会秩序。我国《信托法》明确规定信托当事人进行信托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即使在其发源地的英美国家里，信托目的合法规则亦是英美信托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英国信托法将该规则表述为：信托在目的合法的范围内才属有效，如它具有非法目的，则不能有效成立，已经设立也不能被强制履行。总之，如何厘清金融创新与规避法律边界，以及此种场合下的“法律”的含义，都将影响着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效力。
四、违反金融监管的强制性规章的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效力
监管们强调金融秩序，自由派们青睐信托市场的活力，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成为世界性难题。银信合作理财下的信托合同中如何协调契约自由与金融监管的冲突问题暴露出来。那么违反金融监管的强制性规章的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之效力？
强制性规定是指其适用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不能通过约定予以排除或变更的规定，具有对合同主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用之价值。我国《信托法》第11条规定了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信托无效。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合同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强制性法律法规”范围，系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包括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而且仅指“效力型强制性规定”。换言之，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行性规定，才会导致合同无效，如果违反了管理性强行性规定，仅需要对当事人的行为予以纠正或取缔，并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其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依然是有效的。从位阶上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到对强制性法律规范进行划分，进一步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
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因而在法律的层面上，银信合作理财属于商法和金融法交叉领域。通常情况下，出于对金融市场安全考虑，各国政府都会对金融业进行必要的监管，区别在于监管力度的强弱，相比西方国家，我国对金融市场历来坚持从严原则，随着美国次贷引发金融危机，更加证明我们金融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也必然要求银行、信托公司等被监管的对象严格恪守银监会制定的行政规章，否则我国的金融市场和竞争秩序就难以维系。有鉴于此，肩负着对金融市场监管重任的银监局制定了一系列行政规章、指引、通知等。从法理上看，它们都属于位阶较低的行政规章，按照《合同法解释一》的标准，似乎不能成为人民法院认定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按照《合同法解释二》的标准，它们则属于管理性或取缔性的强制性法律规范，不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因为只有矫正其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并触犯刑法，自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例如，《管理办法》第47条规定，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不遵守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金融许可证。如果这一推理成立的话，就意味着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订立，即使有违于上述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信托合同的法律效力，必然会导致银监会的规章被架空，这一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上述银监会的、低效力级别的行政规章在发挥着对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规制作用，然又与两个合同法解释相悖。这是很有必要明确的问题，它直接关乎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该类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依据，极易导致实践中判决结果不一。我们认为，基于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处于信托法与金融法的交叉，理应受到金融法的监管，否则势必将影响我国整体的金融秩序。而问题的症结是《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以及合同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和不现实性所致。
上述《合同法》条文及司法解释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的，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我国的私法精神长期缺位，而大量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乘虚而入”涌入私法领域并直接影响着对私法行为的效力评价，加之某些地方政府的法制意思尚不健全，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有违法或侵害市场交易参与者合法权利的内容，而且有些地方政府任意扩大制定规章的范围，致使对合同的行政干预过于宽泛、严格，不利于交易的进行，“违法即无效”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司法审判中的合同无效率居高不下，一直颇受学者诟病。为了矫正这一误区，从《合同法》到两个《合同法司法解释》，不断地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这种极端化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时过境迁，当社会发展到今天，一人再试图通过位阶限制来缩小无效合同范围、促进契约自由，就难免会出现问题。况且，这种立法的背景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也已转变观念，鲜有地方政府以立法形式干预市场交易。实际上，在西方国家里对违反法律中的“法律”均做广义说。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4条中的法律泛指一切法律规范。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178条评论a的解释，其中包括了任何有立法权的机关所制定的所有法律规范，这其中不仅包括制定法，还包括宪法、地方法令，以及据此而制定的行政规章。可见，机械地以法律法规位阶判定合同效力显系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具体到有关银监会有关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行政规章，属于其上位法的授权，《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8条就明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应当按照规定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或者备案。需要审查批准或者备案的业务品种，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作出规定并公布。因此，一切对银监会的行政规章的违反行为都视为对该上位法的违反，即使行政规章并未言明违反此项规定即无效，此乃《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以及合同法解释不合理性的体现。此外，在浩瀚的法律法规中，严格区分效力性强制法律规范和管理性法律规范是极其困难的，这些有力地证明了《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以及合同法解释不现实性。
有鉴于此，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法律规范的词句上做先入为主的主观区分，需要对具体的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设计目的、价值等综合考虑，以公共利益为原则进行甄别，如果违规订立的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继续履行将导致损害国家金融秩序，那么一定要判断这类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无效。金融监管的强制性规章是对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的规制，是国家对于商事合同的一种必要理性干预，体现了现代合同法中的公法和私法的交融，另一层面上也是商事合同得以自治的最可靠保障。一旦银信合作理财信托合同因违法金融监管的强制性规章且触犯了我国的金融秩序即告无效，修复遭到破坏的金融秩序，同时投资人的利益亦能通过无效合同获得法律救济。
注释：
①参见金融时，2010年07月10日。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2010）》。
③尽管关于“委托给”这种用词比较模糊，没有明确说明委托人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转移，深受我国信托法研究者的诟病，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诞生于英美法系的信托制度的本质就是信托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导致了所谓的“双重所有权”。
④一般情况下，银行与投资人在理财协议中都有相关收取费用的条款，根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第32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可根据相关规定向客户收取适当的费用，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应在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明示。商业银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需要统一调整与客户签订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时，应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客户；除非在相关协议中另有约定，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投资管理情况，需要对已签订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进行调整时，应获得客户同意。
⑤见《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2条。
⑥《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6条：前条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人：（一）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二）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三）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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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忠.合同自由与公共政策—《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对违法公共政策合同效力的展开[J].环球法学评论，2010（5）.
银行信托合同范文第6篇
协议单位：
供货单位（简称甲方）：_________
需货单位（简称乙方）：_________
受托单位（简称丙方）：_________
承兑单位（简称丁方）：_________
乙方为_________事需向甲方订购_________货价_________元。因暂时缺少资金，而甲方要求及时收回货款。现根据财产信托业务的有关规定，甲方特将上述乙方订购的设备（物资）信托给丙方，丙方受托后按甲方的要求出售于乙方，并相应提供融资，乙方以分期付款方式向丙方支付货款，丁方同意承担乙方延付货款的承兑责任。为此，四方共同订立本协议，以资信守。
一、订货
乙方按照自己的需要向甲方订购上述设备（物资），甲、乙双方已于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签订了_________号供货合同。双方确认供货合同的各项规定。丙方受理上述设备（物资）的信托后，对有关交货日期、数量、质量、维修保养等事项概不负责，由甲、乙双方按原供货合同的规定处理。
二、信托
甲方向丙方提出的财产信托总金额为_________元，信托期限为_________年_________月。甲、丙双方有关财产信托的具体事项，另订“财产信托合同”。
三、延付
丙方受理甲方提出的财产信托后，负责向乙方出售，由于乙方暂时无力支付货款，要求延期付款，并愿承担相应的利息。丁方同意担保乙方到期付款责任。有关延期付款事项，由乙、丙、丁三方另订“延期付款合同”。
四、融资
上述信托财产的交付，仍按甲、乙双方原订供货合同的有关规定，由甲方直接发运乙方。但甲方应将发票、运单等交易单证交付丙方，由丙方转送丁方，再由丁方督促乙方按规定办妥银行承兑手续，丙方在收到银行承兑汇票二天内，按承兑汇票的总金额一次向甲方垫付货款。
五、还偿
乙方向丙方延期支付的货款，视同丙方对乙方的贷款，以月息_________‰按季计收利息。延付的货款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乙方于承兑汇票到期日前将承兑票款交存丁方，丙方于承兑汇票到期日主动向丁方收取承兑票款。乙主如不按规定向丁方交存承兑票款，丁方除应于到期日凭票支付外，即按银行承兑契约的有关规定，对乙方执行扣款，并处以罚金、罚息。
六、费用
甲方向丙方支付财产信托手续费为信托金额的_________‰，共计_________元，于甲方收到丙方垫付财产信托货款后二天内支付。
乙方向丁方支付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手续费_________元，于丁方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时付清。
七、附则
本协议经甲、乙、丙、丁四方正式签章生效，任何一方不得中途解约，违约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办理。
甲方（盖章）：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
丙方（盖章）：_________
丁方（盖章）：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
附件
附件一：财产信托合同
立合同人：
委托单位（简称甲方）：_________
受托单位（简称丙方）：_________
甲方向丙方办理财产信托，除确认财托字第_________号“财产信托基本协议”的各项条款外，有关财产信托的具体事项，补充订立以下条款：
一、甲方将准备出售给_________单位的设备（物资），向丙方提出财产信托，并要求丙方在购货单位延期付款期间提供融资。
二、甲方保证执行供需双方订立的供货合同。凡发生脱期交货或产品质量等违约事项，概由甲方负责处理。
三、丙方同意按“财产信托基本协议”第四条规定，在收到需货单位的银行承兑汇票后的二天内，按承兑汇票金额向甲方一次垫付全部货款。
四、甲方收到垫付的乙方货款后的二天内，一次付清丙方财产信托手续费_________元。
五、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丙方全部收回融资本息止为财产信托期，在此期间如发生任何意外事项，而使丙方无法按期收回融资本息时，甲方确认丙方有权向甲方连带追索尚未收回的融资本息。
甲方（盖章）：_________
丙方（盖章）：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
附件二：延期付款合同
立合同人：
购货单位（简称乙方）：_________
受托单位（简称丙方）：_________
承兑单位（简称丁方）：_________
乙、丙、丁三方为执行财托字第_________号“财产信托基本协议”中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特补充订立以下条款：
一、乙方因暂时无力支付货款，要求分期付款。丙方同意接受财产信托，并相应提供融资，代乙方先向供货单位垫付货款，丁方同意承担付款担保责任，并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二、乙方延付货款期限为_________年_________月。分_________次还清，具体还款日期和金额为：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金额_________元；_________。
三、丙方按“财产信托基本协议”第四条规定收到供货单位递交的发票、运单等交易单证后，即转送丁方，由丁方通知和督促乙方于五日内办妥银行承兑申请手续，并按前条分期还款的日期、金额相应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及时送达丙方。
四、丙方垫付的信托财产货款，视同对乙方的贷款，比照银行贷款收息办法，按6‰月利率直接向乙方收取融资利息。
五、乙方应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按规定将承兑票款足额交存于丁方，以备丁方按期兑付。如乙方不能按时交存，丁方除比照签发空头支票的规定，对乙方处以票面金额1％的罚金外，并即主动在乙方的银行帐户扣收承兑的票款和延付期间按月6‰的利息及利息金额20％的罚息。
六、丙方于承兑汇票到期日通过联行代付报单直接向丁方划收承兑票款，收回融资，丁方应无条件支付承兑款项。
乙方（盖章）：_________
丙方（盖章）：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
丁方（盖章）：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银行信托合同范文第7篇
协议单位：供货单位（简称甲方）____
需货单位（简称乙方）____
受托单位（简称丙方）____
承兑单位（简称丁方）____
乙方为____事需向甲方订购____货价____元。因暂时缺少资金，而甲方要求及时收回货款。现根据财产信托业务的有关规定，甲方特将上述乙方订购的设备（物资）信托给丙方，丙方受托后按甲方的要求出售于乙方，并相应提供融资，乙方以分期付款方式向丙方支付货款，丁方同意承担乙方延付货款的承兑责任。为此，四方共同订立本协议，以资信守。
第一条订货
乙方按照自己的需要向甲方订购上述设备（物资），甲、乙双方已于__年__月__日签订了__号供货合同。双方确认供货合同的各项规定。丙方受理上述设备（物资）的信托后，对有关交货日期、数量、质量、维修保养等事项概不负责，由甲、乙双方按原供货合同的规定处理。
第二条信托
甲方向丙方提出的财产信托总金额为____元，信托期限为__年__月。甲、丙双方有关财产信托的具体事项，另订“财产信托合同”。
第三条延付
丙方受理甲方提出的财产信托后，负责向乙方出售，由于乙方暂时无力支付货款，要求延期付款，并愿承担相应的利息。丁方同意担保乙方到期付款责任。有关延期付款事项，由乙、丙、丁三方另订“延期付款合同”。
第四条融资
上述信托财产的交付，仍按甲、乙双方原订供货合同的有关规定，由甲方直接发运乙方。但甲方应将发票、运单等交易单证交付丙方，由丙方转送丁方，再由丁方督促乙方按规定办妥银行承兑手续，丙方在收到银行承兑汇票二天内，按承兑汇票的总金额一次向甲方垫付货款。
第五条还偿
乙方向丙方延期支付的货款，视同丙方对乙方的贷款，以月息__‰按季计收利息。延付的货款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乙方于承兑汇票到期日前将承兑票款交存丁方，丙方于承兑汇票到期日主动向丁方收取承兑票款。乙主如不按规定向丁方交存承兑票款，丁方除应于到期日凭票支付外，即按银行承兑契约的有关规定，对乙方执行扣款，并处以罚金、罚息。
第六条费用
甲方向丙方支付财产信托手续费为信托金额的__‰，共计__元，于甲方收到丙方垫付财产信托货款后二天内支付。乙方向丁方支付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手续费__元，于丁方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时付清。
第七条附则
本协议经甲、乙、丙、丁四方正式签章生效，任何一方不得中途解约，违约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办理。
甲方__（公章）乙方__（公章）
代表人__（签章）代表人__（签章）
丙方__（公章）丁方__（公章）
代表人__（签章）代表人__（签章）
签约日期：19__年__月__日
附1 ：
财产信托合同
立合同人：
委托单位（简称甲方）
______
受托单位（简称丙方）
______
甲方向丙方办理财产信托，除确认财托字第号“财产信托基本协议”的各项条款外，有关财产信托的具体事项，补充订立以下条款：
一、甲方将准备出售给______单位的设备（物资），向丙方提出财产信托，并要求丙方在购货单位延期付款期间提供融资。
二、甲方保证执行供需双方订立的供货合同。凡发生脱期交货或产品质量等违约事项，概由甲方负责处理。
三、丙方同意按“财产信托基本协议”第四条规定，在收到需货单位的银行承兑汇票后的二天内，按承兑汇票金额向甲方一次垫付全部货款。
四、甲方收到垫付的乙方货款后的二天内，一次付清丙方财产信托手续费__元。
五、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丙方全部收回融资本息止为财产信托期，在此期间如发生任何意外事项，而使丙方无法按期收回融资本息时，甲方确认丙方有权向甲方连带追索尚未收回的融资本息。
甲方_____ （公章）
代表人____（签章）
丙方_____ （公章）
代表人____（签章）
签约日期：19__年__月__日
附2 ：
延期付款合同
立合同人：
购货单位（简称乙方）
______
受托单位（简称丙方）
______
承兑单位（简称丁方）
______
乙、丙、丁三方为执行财托字第号“财产信托基本协议”中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特补充订立以下条款：
一、乙方因暂时无力支付货款，要求分期付款。丙方同意接受财产信托，并相应提供融资，代乙方先向供货单位垫付货款，丁方同意承担付款担保责任，并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二、乙方延付货款期限为__年__月。分__次还清，具体还款日期和金额为：
第一次偿还日期：19__年__月__日，金额__元。
第二次偿还日期：19__年__月__日，金额__元。
第三次偿还日期：19__年__月__日，金额__元。
第四次偿还日期：19__年__年__月，金额__元。
三、丙方按“财产信托基本协议”第四条规定收到供货单位递交的发票、运单等交易单证后，即转送丁方，由丁方通知和督促乙方于五日内办妥银行承兑申请手续，并按前条分期还款的日期、金额相应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及时送达丙方。
四、丙方垫付的信托财产货款，视同对乙方的贷款，比照银行贷款收息办法，按6 ‰月利率直接向乙方收取融资利息。
五、乙方应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按规定将承兑票款足额交存于丁方，以备丁方按期兑付。如乙方不能按时交存，丁方除比照签发空头支票的规定，对乙方处以票面金额1%的罚金外，并即主动在乙方的银行帐户扣收承兑的票款和延付期间按月6 ‰的利息及利息金额20% 的罚息。
六、丙方于承兑汇票到期日通过联行代付报单直接向丁方划收承兑票款，收回融资，丁方应无条件支付承兑款项。
乙方____（公章）
代表人____（签章）
银行信托合同范文第8篇
进口押汇的法律性质分析
欲研究进口押汇的风险问题，就必须首先厘清进口押汇的法律性质，即押汇银行为进口商融资后对货运单据及货运单据下代表的货物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对此，学术界和实务界各执己见，争论了相当长的时间，至今没有权威性的定论。
一、 从相关案例看部分法院的观点
案例一：工商银行福田支行诉三佳公司、深圳市物资公司进口押汇担保纠纷案中[1]，原告工商银行福田支行与两被告三佳公司和深圳市物资公司签订《进口押汇协议书》，约定原告为被告三佳公司提供进口押汇额度，被告物资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对进口押汇信用证项下的货物享有质权。后被告未归还押汇本息诉至法院。深圳法院虽然认定原告和两被告签订的进口押汇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三佳公司未依约向原告还清押汇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偿还欠款及利息的责任，被告物资公司作为被告三佳公司的担保方，对被告三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法院又认为押汇行为是一种以货物抵押为特征的融资方式。原、被告签订的押汇协议也约定，原告对信用证项下的货物享有质权，因此，对于押汇款已设立了物的担保关系。由于原告在被告三佳公司申请押汇之后 ，签订押汇协议之前，自愿将抵押物的有关单证交回被告三佳公司处理，签订协议后，又未对该批货物尽到监管义务，致使失去对抵押物的控制，原告对此应承担责任。应视为原告已放弃了物的担保，被告物资公司在原告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案例二：交通银行北京分行诉北京华联商厦有限公司、海南南光进出口公司信用证项下押汇纠纷案中[2]，原告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为第二被告南光公司对外开立信用证，由第一被告华联商厦提供连带保证。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依约对外开立信用证并对外支付信用证款项后，因南光公司无力支付全部款项而订立了《进口押汇合同》。合同中约定原告同意为南光公司办理信用证进口押汇；南光公司向原告出具《信托收据》，声明在其偿还本息前，信用证项下的货物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南光公司只是受原告的委托代为处理和销售货物等。后因南光公司未如期履行还款义务而诉至法院。法院判决认为“……因交行北京分行为南光公司开立信用证并发生的垫付款而签订进口押汇贷款合同中的各项约定，未有不合法律规定的内容，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南光公司理应偿清余款本息并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华联商厦为代开信用证及续作的押汇贷款所进行的担保亦属合法有效，应承担相应的担保保证责任。”
从以上二个有代表性的法院判例来看，类似的案件法院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第一个案例中，法院认为押汇银行在为进口商融资后对货物享有质权。而在第二个案例中，法院认定双方签订《进口押汇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实际上也就是承认银行依据进口商出具的信托收据享有货物的所有权。
二、学术界的理论之争
与司法界对进口押汇法律性质理解混乱的状况相比，学术界的理论纷争更是繁杂。纵观近年来关于进口押汇法律性质的不同学术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七种学说：
（一）货物抵押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提单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代表其所记载的货物的所有权，谁合法持有提单，谁就对提单项下的货物享有物权。……提单在托运人手中，是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的凭证，在银行手中，它是抵押权的凭证，在买方不支付货款赎回提单时，银行将依法有权将提单项下的货物进行折价或变卖，从而获得补偿”[3]。但此观点有两个问题难以回避，一是设立抵押权，抵押人（进口商）必须对货物拥有所有权或充分的处分权，但在银行为进口商押汇并对外付汇前，进口货物所有权的归属根本就没有确定，何谈进口商以此货物向银行抵押。二是即使银行同意以进口货物抵押，为进口商办理押汇，但依照银行押汇流程之规定，货运单据始终掌握在银行手里。没有货运单据，进口商提货不着，根本无法向银行抵押。更不必说还得根据《物权法》第189条“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动产抵押的，应当向抵押人住所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规定办理工商登记等手续。
（二）货物所有权说。持此观点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又细分为两派。一派学者坚持“谁占有提单就占有提单代表货物的所有权”[4]。他们认为银行在为进口商叙做进口押汇之后，就占有了提单，进而拥有了货物的所有权。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和海运界争议很大，因为提单究竟是物权凭证还是债权凭证尚无定论。目前的主流观点是提单非物权凭证，占有提单不代表拥有货物所有权。况且在国际货物运输中，货运方式也不单是海运，空运和铁路运输等也是很常用的运输方式，而空运单和铁路运单从性质上看都不是物权凭证。另一派学者在对信用证业务流程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认为“银行对外付款，通过买单行为取得单据的所有权”[5]。该观点实际上是引入了英美法系的对价理论，即由于押汇银行向出口商支付了对价，从而取得了单据及单据所代表货物的所有权。虽然对价理论颇具科学的理性，但按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所有权取得的方式是继受、买卖、赠与、继承、遗赠、先占、无主财产等，由于押汇银行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银行也无意甚至避免卷入其中），因此银行办理进口押汇并对外付款的行为，并不能出现货物所有权转移至银行的法律后果。从司法角度来看，虽然青岛法院曾在进口押汇纠纷案的判决中采纳了对价理论，但该理论尚没有得到司法界的一致认同。
（三）留置权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由于银行在押汇后必须将货运单据交由进口商代为处置，如果此时银行还主张质押权的话，根据《担保法》第28条之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银行难免会陷入人保、物保都不能保的窘境（工商银行福田支行诉三佳公司、深圳市物资公司进口押汇担保纠纷案的法院判决结果就是有力的证明）。这部分学者建议银行为保障自身的权益，应根据我国《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第109条“债权人的债权已届清偿期，债权人对动产的占有与其债权发生有牵连关系，债权人可以留置其所占有的动产”之规定，主张留置权为妥[6]。但此观点也有不足之处，一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主张留置权只能基于法定的原因。《担保法》第84条明确规定“因保管合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留置权。”，而进口押汇合同不在其列。二是押汇银行行使留置权有很大的操作风险，《担保法》第86条规定“留置权人负有妥善保管留置物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留置物灭失或者毁损的，留置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于押汇银行而言，为实现债权而要承担更多的、额外的法律义务，不是最优选择。
（四）质押权说。持该学说学者认为押汇银行通过与进口商签订《进口押汇合同》等合同文本，约定了押汇银行对进口货物享有质权，如果进口商无法到期归还押汇本息，押汇银行有权行使质押权，对质物进行处理。然而此观点有两个问题无法回避，一是由于进口押汇业务的特殊性，银行在押汇后不得不将货运单据交由进口商提货并销售，以销售回笼款作为主要还款来源。如此，货物的占有状态就由押汇银行转移至进口商，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7条之规定：“出质人代质权人占有质物的，质押合同不生效；质权人将质物返还于出质人后，以其质权对抗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在约定动产质权的情况下，押汇银行是不可避免的要放弃质押权的。二是即使押汇银行享有质押权，如进口商不归还押汇本息，银行实际上也行使不了质押权，因为此时货物已经被转卖，根本没有质押物供银行处理。
（五）所有权保留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担保法和信托法中都无法体现进口押汇的独特法律特征，应参照所有权保留之规定来进行规范。该学说进一步提出，押汇银行和进口商应在押汇合同中约定将货运单据及货物所有权转让给银行并附有条件，即如进口商未偿还押汇款项时，所有权发生转让，归银行所有。“所谓保留所有权，指动产买卖契约的当事人约定在买受人全部价金清偿前，买卖标的物虽已交付，出卖人仍保留其所有权”[7]。所有权保留制度作为非典型担保制度形式之一，在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的担保实务中使用的非常普遍。此理论的前提条件是押汇银行取得了货物所有权，然后转让货物的占有给进口商，从而以所有权担保押汇债权，显然这种担保方式不由《担保法》进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权保留说比抵押权或质押权说更能保护押汇银行的利益。但此观点有个致命的缺点，即所有权保留存在于买卖合同中，且一般只适用于分期付款买卖和买卖租赁关系。押汇银行与进口商间并不存在以买卖为目的的合同关系，明显不符合所有权保留的法理。
（六）信托关系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进口押汇业务流程中，存在两个先后关联但不同的法律行为。首先是押汇银行的对外付款行为，即“买单”行为，然后是押汇银行的信托行为，也就是银行将货运单据及单据所代表的货物信托给进口商的行为。通过对外付款，押汇银行取得了单据的所有权；通过信托行为，银行将货物转移给进口商，由进口商代为处理货物且受益权属于押汇银行。从保护押汇银行利益的角度来看，该学说的设计是比较科学的。一是提出押汇银行取得货运单据不是基于抵押或质押，而是因为给付对价取得了单据的所有权。如此一来，对于押汇款项的担保便不是货物的抵质押权，而是以货物的物权为保障，从而避免了前面学说所论及的当转移单据给进口商后，出现的“人保”、“物保”与《担保法》冲突的现象。二是银行通过信托收据将单据及单据代表的货物信托给进口商后，进口商对货物进行销售、管理和处分，销售货物的受益权属于押汇行。按照《信托法》的规定，此特定货物独立于受托人（进口商）的其他财产，除法律规定外不得被强制执行；受托人发生解散、撤销和破产等情形时，信托财产不属于清算财产等。三是如果货款不足清偿押汇款项，则可按照押汇合同和信托收据的约定，由进口商用其他资金补足或是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该学说也有几点颇具争议的地方需要在实务中予以完善。一是押汇银行取得货物所有权是否基于“买单”而产生的。笔者认为押汇银行取得货运单据及代表的货物所有权，是基于进口商出具的信托收据，这需要押汇银行在拟定法律文本时，拟定相关条款加以明确。二是由于货物的所有权归押汇银行，进口商仅仅是代为处置，如果市场行情发生了巨变，所得货款不足以归还押汇本息时，银行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如果进口商确无还款能力，押汇银行进而向担保人追索，担保人极有可能提出如下抗辩理由，即根据信托收据的约定，货物的所有权归属押汇银行，押汇银行应该承担货物的市场风险，而不应由担保人来承担责任。因此押汇银行在与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时，应前瞻性的要求保证人明确放弃此类抗辩理由。三是信托收据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如果第三人出于善意且支付正常对价的情况下，押汇银行就无权取回货物，这种情况就需要押汇银行根据《信托法》的规定，加强货物监管的力度。
（七）让与担保说。持此学说的学者的观点与所有权保留说类似，也认为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之内，尚无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进口押汇业务，必须借鉴吸收德国和日本已经成熟的让与担保制度。“所谓让与担保，即以担保为目的，而依信托约款，将标的物所有权让与债权人，而于债务履行时，返还于债务人，如不履行时，则就该标的物受偿”[8]。可见这种所有权的转移只是一种担保方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让与，只有在债务人（进口商）不履行债务时，让与才会真实地发生。与让担保制度是以担保债权为目，在不转移担保标的物占有的情况下，债务人将担保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与所有权保留相比让与担保适用范围更广、更灵活，很符合进口押汇这种特殊的业务方式。可惜的是，虽然《物权法草案》第279条增加了让与担保的定义，即“让与担保是指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将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财产转让债权人，债务履行后，债权人应当将该财产返还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并规定了让与担保的内容，然而最终出台的《物权法》却将此部分内容删除，从而使让与担保成为我国物权法上的空白。
综上所述，在总结和分析法院的判决案例以及各类学说的优缺点基础上，笔者认为押汇银行在为进口商叙做进口押汇业务之后，对于货运单据及其所代表的货物是享有所有权的。而且押汇银行正是通过与进口商签订信托收据的方式，一方面取得了货物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又透过信托收据将单据释放给进口商，由其代为押汇银行处理货物，并以销售货款作为主要的还款来源。
进口押汇的风险控制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押汇银行的风险控制措施主要是应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完善担保机制，根据《担保法》、《物权法》及《信托法》等法律规定，重新设计进口押汇相关法律文件，并在认真分析进口押汇流程风险点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风险状态及时触发维权机制，采取相应的法律保障措施。同时银行也应采取措施规避行政处罚、企业信用、业务操作等方面的风险。
一、完善进口押汇流程和相关的法律文本
（一）押汇银行不应与进口商签订质押合同，应该重新设计合同文本，即与进口商签订《进口押汇合同》。合同中应列明押汇银行与进口商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押汇金额和币种、押汇期限、利率和利息、担保条款、法律适用、违约事件、争议解决及司法管辖等内容。押汇银行通过《进口押汇合同》表明，无论是信用证或托收或汇款项下的进口押汇，其与进口商之间都是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虽然在信用证业务中英国的权威判例认定开证行在进口单据上具有默示的质押权(Implied Pledge)[9]，但根据我国《担保法》第64条“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之规定，我国法律是不承认默示质押权的，因此只要押汇银行不与进口商签订书面的质押合同或类似条款，就不会出现如前述案例中，法院判决押汇银行放弃了质押权的情况。
（二）押汇银行应要求进口商出具信托收据。信托收据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根据《信托法》的规定信托收据应载明信托目的；委托人、受托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信托财产的范围、种类及状况；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形式、方法；信托期限；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信托终止事由等事项。二是对以下内容进行约定：表明进口商将单据及货物的所有权连同有关的保险权益归押汇银行享有，并且不因此而减少、免除或抵消进口商对押汇银行所承担的债务；作为押汇银行的受托人代押汇银行保管和处理进口货物，同时还应保证以押汇银行名义代办货物存仓或处理；以押汇银行的名义购买保险；在债务清偿完毕之日前，在押汇银行要求下立即退回有关文件；以押汇银行名义进行货物加工并在加工后重新存仓；承担货物管理期间产生的所有处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代购保险、存仓、保管、运输及销售费用等)；进口商无权向其他任何人抵押或质押该货物及货款，或使该货物受到任何留置权的约束，或无偿/低于市场价处理货物，或将货物用于抵偿进口商其他债务；押汇银行对进口货物的数量，重量、价值的短缺、减少、灭失及质量的伪劣等概不负责；接受押汇银行工作人员的贷后调查；安排出售货物，并立即或在规定期限内用销售收入归还全部押汇银行融资款；在融资债务清偿完毕前，若进口商发生破产清算，以该信托收据提取的货物及其销贷款不属于破产财产；信托收据作为从押汇银行取得有关单据的收据和明确银行权利的书面证据，是进口押汇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如果进口商在押汇银行没有综合授信额度的话，押汇银行应要求进口商提供担保人并与之签订《保证合同》，当然押汇银行也可以让进口商提供另外的抵质押物品，并签订《抵质押合同》。上述合同中明确约定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及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连带责任保证的方式、保证担保的范围等。
二、防止进口货物被留置的措施
留置权的发生基本上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进口商故意使留置权发生，如进口商与仓储公司、加工企业等恶意串通，以表面形式合法的合同行为，实质上侵害押汇银行的利益。押汇银行应针对上述不法行为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如将货物送往银行指定的仓库存储或将货物交由经银行审查同意的企业加工等。二是在采取上述措施基础上，押汇银行还应该防止善意第三人行使留置权。银行应该在整个货物境内流转过程中加强对货物的监控，对于必须的合同行为应以相关的法律文书来进行控制，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7条：“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排除留置权，债务履行期届满，债权人行使留置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押汇银行可在每个物流环节文件中明确表明进口货物的信托财产的属性，并要求相应第三人出具放弃留置权的书面承诺。对于境外运费的问题，押汇银行可在事先建议进口商采取运费预付的价格条款，或是事后在押汇融资前，要求进口商以自有资金偿付运输公司的运费，避免境外运输阶段留置权的发生。
三、防止进口货物被善意取得的措施
押汇银行应根据我国《信托法》第10条：“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之规定进行信托登记，由此产生了信托公示的法律效力，向社会公众公开表示押汇银行与进口商之间的行为是信托行为，其所涉及的财产是信托财产，从而使买受人在与进口商交易时，必须尽到调查义务。当然，在目前尚未有相关部门负责信托登记的情况下，押汇银行可采取打刻、粘贴标签的方式进行公示，而且这个做法是有法律依据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中第八条就明确规定“查封、扣押动产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控制该项财产。人民法院将查封、扣押的动产交付其他人控制的，应当在该动产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足以公示查封、扣押的适当方式。”
另外，为避免进口商与买受人恶意串通，假借买受人的“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权利侵害押汇银行的权益，押汇银行除了采取措施，严格监控进口商销售货款的去向，还可以在进口商的销售合同中加列相应条款，表明银行的信托利益、定义货物的合理价格，最好还需明确规定买受人应将货款汇入押汇银行指定的账户中。如果进口商和买受人没有按照条款中约定的价格和支付方式进行交易，押汇银行便可以主张该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
四、防止进口货物及销售所得款项被混同的措施
押汇银行应首先建立信托登记制度，通过信托登记这一手段，将哪些财产是押汇银行的信托财产，哪些财产是进口商的固有财产明确下来。其次，押汇银行应积极行使撤销权保护自身利益。押汇银行通过信托这一形式对外放单，其实际上是银行的一种自益信托行为，因此押汇银行可根据《信托法》第22条之规定：“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以及第49条规定：“受益人可以行使本法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委托人享有的权利。”等法律规定，对于进口商的恶意处分行为行使撤销权。再次，银行与进口商之间应建立进口货物出货、加工、销售等台账，对于进口商加工销售货物的成本及增加值进行准确计算，从而杜绝销售货款混同，无法分离的现象。
五、防止违反外汇管理法律法规的措施
押汇银行在为进口商叙做进口押汇业务之前，应仔细审核基础的进口贸易合同及相关证明，确定所涉及的商品是否为国家允许进口，进口商是否申领了进口许可证（我国对许多产品如原油、成品油、农产品等的进口有特殊规定）；进口商是否在进口付汇名录中等等。银行为进口商叙做进口押汇业务并付汇时，必须严格按照《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等外汇管理法规的要求进行业务处理，认真审核付汇项目所需要提供的各种证明材料，对于规定不明确的项目，必须经当地外汇局批准同意方可办理。
六、防止进口商信用风险的措施
押汇银行在给进口商融资前必须要清楚认识到，任何担保机制都是为预防最后不能清偿债权的补救措施，最优选择还是在于事先了解进口商的信用和业务经营能力。目前我国的信用体制尚不完善，进口商违约、变相逃废债务的现象层出不穷。押汇申请人与国际贸易对方串通、与担保人的串通，编造虚假贸易背景、提交虚假提单、贸易货物虚高报价等都是不诚信企业常用的套钱手段[10]。押汇银行应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相关有效信息，如进口商的历史交易记录、信用机构的评级和公司财务数据等，建立起本行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如果进口商本身不存在道德风险即基本的诚信风险，则考察其业务经营能力就应该是押汇银行关注的另一焦点。对于那些市场运作能力不强、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对商品变化敏感度低以及倒买倒卖的进口商，押汇银行应尽量将其排除在本行的客户准入程序之外。
七、防止银行业务操作风险的措施
押汇银行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防范内部操作风险，一是专业人才储备方面。银行业务人员必须应认真研习专业知识，深刻领会和掌握UCP600及ISBP681等国际惯例的相关知识，不断提高审单技能，避免出现审单不严给进口商以违约理由。二是严格内部操作规范。单据的审核要有预审和复审两道程序。对审出的单据不符点，根据国际惯例可联系进口商放弃不符点。如进口商同意放弃不符点，银行业务人员必须要求其出具书面的放弃不符点声明，以防范其信用风险。
八、防止进口货物减损或灭失的措施
进口货物之所以出现减损或灭失，不外乎两个因素，即“天灾”或“人祸”。 “人祸”方面押汇银行应加强货物的出仓和货款的交接，杜绝进口商私下处理货物并转移货款，却谎称货物被盗等现象的发生。押汇银行还可以委托合格的商参与到货物流转的各环节中，如进口报关、通关入库、仓储保管、销售出库等行为都可以由银行亲自委托合格的第三方来操作。如此，不但可以保证货物的顺畅流转，及时回笼货物收回押汇款项和利息，而且第三方商还可以作为银行的合作方，对进口商的加工和销售行为进行实时监督，如商未尽责处理业务，押汇银行还可依约追究其违约责任，强化了对债权的保全。“天灾”方面，押汇银行可以自行或要求进口商以银行名义，将进口货物向保险公司申请加保，约定保险利益归银行享有。通过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押汇银行就可以转嫁货物减损或灭失的风险。
结 论
进口押汇业务的法律保障问题，表面上看是我国的《担保法》与信托收据之间的冲突，实质上还是我国的法律建设远远落后于银行产品创新的步伐，使得进口押汇业务没有一套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给予调整。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之内，押汇银行还是可以通过对进口押汇业务流程再造，对相关的法律文本进行再设计等手段，来实现规避法律风险、保障债权的目的。总结以上论述内容，本文形成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押汇银行叙做进口押汇业务后，通过与进口商签订信托收据的形式取得货物所有权。
（二）在进口押汇实务中，押汇银行的法律风险并不仅限于担保制度方面。货物被留置、货物和货款被混同、货物被善意取得、货物减损或灭失、行政部门的罚没、进口商信用缺失、违反国际惯例等其他风险，也会损害银行的利益，银行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押汇银行应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内，修订及完善自身的法律合同文本，建立法律风险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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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托合同范文第9篇
在我国银行国际业务实务中，进口押汇是银行为信用证开证申请人提供的一种短期融资。在信用证项下单到经审核无误后，开证申请人因资金周转关系，无法及时向银行提供对外赎单的款项时，可以向银行申请进口押汇。客户申请办理进口押汇，一般须向银行出具押汇申请书和信托收据，将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银行，同时还须提供保证人；有的银行还要求客户与之签订《总质押书》，然后银行将提单等货权凭证交给客户，并代客户付款。
从上述办理进口押汇的程序来看，银行的风险似乎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因为客户不仅要提供保证人，还要签订《总质押书》，将货权凭证质押给银行。对于银行来讲，这种“双保”的业务风险是很小的。但是，进口押汇的特殊之处在于，虽然货权凭证质押给了银行，但银行毕竟不是贸易合同的当事人，进口商（也即信用证开证申请人）才是货物的真正需求人，他必须取得并处理货物。于是，在进口押汇中，信托收据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纸法律文件。通过信托收据，进口商将货物的所有权转移给银行，银行再将货物信托给进口商处理。这时，法律风险就出现了，因为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根本没有信托收据这个概念；而且，货权凭证既然已经通过《总质押书》质押给了银行，那么又根据信托收据将货物的所有权转移给银行，银行拥有的到底是质权还是所有权呢？很显然，这些同时存在的法律文件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是有冲突的。可以说，目前在我国银行业广泛使用的“信托收据”完全是个舶来品，是一种借用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践的做法，在我国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制度规定。因此一旦出现纠纷诉诸法律的话，银行的资金安全并不必然能够得到确实的保障。通过下文的有关案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其中的症结所在。
A银行应B公司申请开出不可撤销信用证，金额为80万元。在收到受益人寄来的单据时，B公司资金周转出现困难，遂向A银行申请进口押汇资金80万元。为降低押汇风险，A银行要求B公司向其出具了一份《贸易融资总质押书》，B公司承诺将信用证项下有关的提单、运单和货运收据等物权凭证质押给银行，作为押汇款的担保。同时，B公司还向A银行出具一份信托收据，约定信用证项下货物的货权归A银行所有，B公司只是代表A银行处理这些货物的运输、保管、保险以及出售。B公司保证将该货物出售后所有敕．项专户存储，一次或分次归还A银行，在A银行的款项未获偿付前，有关货物的销售款将由B公司代表A银行持有，并随时可为A银行取得。为确保债权的实现，在A银行的要求下，C公司向A银行出具了一份担保书，承诺对B公司因申请押汇而欠A银行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且保证范围不因A银行持有任何其他担保、保证、抵押、质押和留置而受影响。
在落实了上述担保措施后，A银行为B公司办理了进口押汇，将货款付出，同时将货权凭证交给B公司，由B公司提货并销售。然而B公司销货后，没有偿还A银行的押汇款，A银行在向B公司及担保人C公司追讨未果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讼，要求判令B公司偿还押汇款及相关利息、罚息，C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这是一个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案例类型，案情很简单。在对于B公司应该承担还款责任这一点上，一般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C公司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法院的判决却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会出现两种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一：法院认为，C公司为B公司出具了担保，原本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A银行把质物交给了B公司处理，对质物失去了控制，其行为是放弃物的担保。我国《担保法》第28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因此，C公司对于80万元的货款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而只对债务中超出80万元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注：参见中国工商银行福田支行诉三佳公司一案，载于经贸资讯网2001年8月1日。）。
判决结果二：法院认为，《总质押书》和担保书都是合法有效的，在担保书中，C公司明确承诺对B公司因押汇而形成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且该连带责任不受A银行持有的其他担保的影响。该承诺与《担保法》第28条规定虽有不同之处，但该项规定实质上是赋予保证人一项权利，而保证人明确放弃该权利，即放弃当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时的先诉抗辩权，是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虽然A银行放弃了物的担保，C公司作出的保证仍然有效，应对B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注：详见1997年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罗湖支行与深圳宏通公司、昌喜公司信用证纠纷案，载于《深圳特区报》网站。）。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在我国都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且都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在我国实践中，作出第一种判决的情况比较多，而这也是银行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从这两种判决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我国法院都回避了正面论及“信托收据”的问题。他们只认定了银行将货权凭证等质物交给了债务人处理这一事实，但却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认定，银行根据信托收据将质物交给债务人是以设定信托的方式交付的，银行还享有货物所有权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法院没有对信托收据的性质和内容进行认定。
从上述案例及判决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我国进口押汇业务中普遍使用的这些银行自认为比较保险的操作方式，并不必然能够防范银行面临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法律问题实际就是担保问题。
二、进口押汇业务中担保方式与类似担保方式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进口押汇业务的了解，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与普通的担保方式有些不同，而且还一定程度地超出了我国担保法律内容的框架，从而法院无法对这种担保方式作出全面的认定；如果要找到实践中的对策，那么我们不妨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业务实践，对进口押汇中担保方式的特点和性质先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从传统理论上讲，质权的设定因转移占有而生效力，质权人不能让出质人代自己占有质物。我国《担保法》第63条就规定：动产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这种传统担保物权制度，虽因债权人直接占有担保物或控制担保物之担保价值等长处而具有极高的安全系数，但其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却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诸多缺陷，例如难以协调经纪人融资需求与占有用益 担保物要求之间的冲突，无法满足现代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减低交易成本或制度成本的要求。[2]这一点从我国进口押汇实务中就可略见一斑：银行若占有提单等物权凭证，固然有助于保障债权的实现，但是债务人却无法实现其在国际贸易合同中的预期利益。商业实践的发展促使当事人选择的担保方式不再拘泥于原来的传统，而是逐渐开创新的动产担保途径。
我国进口押汇业务中，债务人将提单等货权凭证质押给银行后，又根据信托收据，将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银行，银行作为信托人，再将货物交给债务人处理，债务人以受托人的身份占有并处分货物，然后用销售款归还银行债务（注：在进口押汇中，债务人的身份复杂。他既是基础贸易合同下的买方，即进口商，又是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同时还是质押关系中的出质人，信托收据下的受收人。）。这种担保方式的特点就在于，债权人（也是质权人）并不占有动产（质物），而是以所有人的身份将动产信托给债务人处置。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有权随时撤销信托并占有该动产或等值货款。从性质上来看，这是一种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方式。其实，这种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方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早已存在，并且已经反映在成文法或判例法中。这些担保方式虽然不是传统典型的担保类型，但却都是商业实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一）德国和日本的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制度
《德国民法典》中对质权的规定，必须以转移占有为要件。但是，为满足担保债权的需要，德国在实务上发展出现了两种重要的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制度，即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3]这两种制度没有在德国成文法中进行规定，但却已经成为德国担保实务中被利用得非常旺盛的担保方式，并且被法院以判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日本和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国家，这两种担保制度在日本民法典上也并不存在，但在实际的金融担保中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这些担保方式也被逐渐予以承认。[4]
所谓所有权保留，就是指动产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约定在买方清偿全部价款之前，买卖的标的物（即该动产）虽已交付给买方，但是卖方仍然保留其所有权（注：原文为：“所谓保留所有权，指动产买卖契约的当事人约定在买受人全部价金清偿前，买卖标的物虽已交付，出卖人仍保留其所有权。”见参考文献[5]。）。在这种担保形式中，与占有相脱离的标的物所有权，被作为一种手段，用于保证价金余额的清偿。
所谓让与担保，是指以担保债权为目的，债务人不转移占有，而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债务履行后，所有权返还给债务人，如果债务人未能清偿其债务，债权人（即被担保人）可以以这些权利受偿（注：“所谓让与担保，即以担保为目的，而依信托约款，将标的物所有权让与债权人，而于债务履行时，返还于债务人，如不履行时，则就该标的物受偿。”见参考文献[5]。）。可以说，让与担保是一种为了担保而进行的“买卖”。[6]但这种所有权的转移只是作为一种担保，不是彻底地让与。换句话说，只有出现了担保所旨在防止的事由，比如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让与才真实地发生，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被担保人才可以行使这种被让与的权利。
很显然，所有权保留与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虽然都是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但是仍有诸多不同之处。第一，适用对象不同。所有权保留一般适用于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进口押汇中银行与债务人之间并没有买卖合同。第二，担保标的物不同。所有权保留这种担保方式中，担保标的物是动产的所有权，与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一致的；在进口押汇中，主合同是贷款融资合同，其标的物是货币，而担保标的物是信用证项下代表货物的货权凭证，二者是不同的。第三，担保的消灭不同。所有权保留中，买方偿清全部价款后，即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而进口押汇中，债务人偿还银行贷款后，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消灭，不存在再返还信用证项下货物所有权的问题。
比较而言，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与让与担保更为类似一些。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担保的手段相同，都是以担保债权为目的，在不转移担保标的物占有的情况下，债务人将担保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但二者仍有不同之处：在让与担保中，双方当事人是直接签订让与担保的书面合同，约定这种不转移占有的担保方式；而在进口押汇中，双方当事人不可能直接约定不符合我国担保法律规定的担保方式，所以先签订质押担保合同，然后债务人向银行出具信托收据以转移质物所有权，再由银行将质物信托给债务人处置，以期达到不转移质物占有而照样进行质押担保的结果。另外，同样在债务人履行债务后，让与担保中还必须进行所有权的再次让与，返还给债务人；而在进口押汇中则不存在货物所有权的再次转移。
显而易见，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是特殊的非传统的新型担保方式，如果一定要用传统的担保概念来解释的话，这两种方式可以说是对动产的所有权进行质押，而非对动产本身进行质押，因为被转移占有的不是动产，而是动产的所有权。所以，对于债权人（即担保权人）而言，他既有质物的担保权，又有质物的所有权，在传统担保理论上，这当然是一种悖论。但是这些“悖论型”的担保方式却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原来动产质押的典型性担保形式反倒变成“只有文化欣赏的意义”了。[7]当然，对于德国这样立法风格严谨的国家，不会在成文法中作出自相矛盾的规定，但是却不能否认实践的需求，所以德国法容忍了现实中这样非典型的担保方式，并通过判例发展了这种担保形式，在理论上也一直在进行有益的探讨（注：德国法学界对此一直在进行探讨，而且争论长达百年，这在关于德国法的各种论著中均可了解到，例如罗伯特·霍恩等著的《德国民商法导论》，沈达明编著的《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法国、德国担保法》，孙宪忠的《德国当代物权法》等。）。
（二）美国和英国的信托收据做法
在美国和英国，信托收据还不是一种制度，只是一种代表一定动产担保权益的书面文件，以这种文件来保障在不转移动产占有时债权人的担保权益。针对传统担保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美国立法者走在了前列，曾经先后制定《统一动产抵押法》、《统一附条件买卖法》和《统一信托收据法》。后来，美国法律协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于1952年提出制定《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于第九篇规定担保交易(Secured Transaction)，建立了统一的动产担保制度。[8]根 据法典的规定，在动产上设定担保权益，既可以转移动产的占有，也可以不转移其占有，其中就包括通过信托收据设定的担保权益。信托收据(Trust Receipt)是由借款人向贷款人出具的，表示他是以贷款人的受托人的身份代贷款人保管货物，承认货物的所有权属于贷款人，并承诺货物出售所得应交给贷款人的一种书面文件。美国的进口商，汽车、器材的经销商，往往使用这种融资方式。[9]
英国法律上，物的担保可分为三类：占有担保、产权担保以及其他负担和非占有性留置。其中，产权担保的客体既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10]允许债务人保留占有并允许他自由使用担保物，但债务人将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有限财产权益授予给债权人，在合理的期限内，如果债务人不偿还债务的话，债权人就有权去占有并出售担保物，或者由他自己保留它归其所有，从而免去债务人承担的债务。目前的英国法律下，针对信用证进口贸易中银行和开证申请人之间的融资担保关系，采用的措施就是信托收据。[11]根据英国历史上Kxpatre Hubbard一案的判决，信托收据不是独立的担保合同，银行的质权在存放提货单和其他所有权文件时已经完全得到。这些信托书只是这些事情的纪录：银行授予公司接受的权力，说明出质人接受权利代受质人变卖货物的条款。银行的质权和它作为受质人的权利根本不是根据这些文件所产生的，而是根据原来的质权所产生的。[12]
可以看出，我国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借用了英美的信托收据这一名称和做法。稍有不同的就是，在英国，信用证开证银行在向提交单据的议付行付款赎单，取得提货单和其他有关物权凭证时，就被默认得到质权；而在我国，开证申请人往往还和开证银行再另行签订一份《总质权书》，明确确定开证银行享有质权。但相同的是，信托收据都不是独立的担保合同，而只是整个动态的担保中的一部分，它所约定的内容就是将质物交还给出质人处置及其相关条件。
（三）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动产担保方法
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也都分别通过立法和判例的形式确立了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方式。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仿效了英国的信托收据的做法。
台湾在立法上一直沿袭大陆法系的传统，但是在动产担保这个问题上，借鉴采纳的不是德日的让与担保制度，而是美国的相关做法。台湾1965年施行的《动产担保交易法》“制定于台湾地区经济起飞的60年代，突破传统民法体系，继受美国法，在比较法上尚属罕见，具有特色，有助于了解如何创设一种新的担保制度，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13]《动产担保交易法》参照美国法创设了动产抵押、附条件买卖和信托占有三种制度。该法第32条规定，称信托占有者，谓信托人供给受托人资金或信用，并以原供信托之动产标的物所有权为债权之担保，而受托人依信托收据占有处分标的物之交易。
可以看出，在台湾，信托占有是一种动产担保制度，其本身就包括了担保和信托的内容。而在香港和我国内地，信托收据还不是一种制度，其内容也仅局限于信托，需要与之前的已经确认的担保物权一起构成一种动产的担保。而正是由于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在台湾，动产的担保交易必须登记加以公示。《动产担保交易法》第5条明确规定：“动产担保交易，应以书面订立契约，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在香港，信托收据由于不是独立的担保合同，所以无需登记。
三、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法律风险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担保方式，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固然有其先进性和适应性，但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其理论构建还不够完善。因此仍然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德日的让与担保制度、英美的信托收据做法和我国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莫不如此。因为作为担保物的动产不转移占有，债权人无法直接控制担保物，那么在债务人破产而又将担保物处置（出售或者再次进行担保等）给第三人的情况下，债权人如何才能实现担保，以确保债权的落实呢？这就是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方式面临的最大的法律风险。
面临这样的困境，大陆法系目前似乎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在实务中发展起来的让与担保制度无须登记，没有解决公示问题，但却发展长达百年，并成为庞大复杂的制度，堪称一奇。但也正是因为公示问题未能解决，一贯沿袭大陆法系传统的台湾地区才没有采纳这种担保制度。[14]
在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中，动产担保是一种担保物权，而物权是一种对世权，物权的设定和转移必须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来完成。这种公示方法一般于不动产而言是登记，对于动产则是交付占有。也就是说，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和根据动产的占有，我们可以推断出物的正确权利人。而让与担保中，由于担保物不转移占有，也不进行登记，所以权利的变动及其存在的负担，对第三人而言都处于不透明的状态，因此让与担保很容易诱发无权处分行为和违约行为，损害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并危及交易安全。一旦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担保物已被第三人占有时，债权人很难以让与担保合同来加以抗辩。所以，进行公示是理论上完善让与担保制度的一个办法，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让与担保的担保动产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采纳怎样的公示方法较为合理，也同样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英美的信托收据做法能够一定程度地保障银行作为债权人的担保权益。根据信托收据，银行拥有该信托的货物以及货物出售后收取款项的权利。所以银行可以根据衡平法上的原则追及货物以及货款，即使该货款已经进入混合账户。[15]由于信托财产与受托人自己的财产是必须分开的，因此即使受托人破产，银行仍然可以根据信托法要求将信托财产从破产财产中分离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债务人破产或者将货物出售后不返还贷款时，信托收据可以帮助银行向债务人追及信托财产，落实债权和担保权益。
我国《信托法》第22条还规定，如果受托人违反信托的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根据这条规定，在我国信托人有撤销权，不仅可以向债务人追及信托财产，对于非善意第三人，即使其支付了对价，也可以要求返还信托财产或进行赔偿，极大地保护了信托人的利益。
因此，相比较而言，我国进口押汇中采纳的信托收据的做法在我国《信托法》已经出台的情况下，能够较好地保护银行的利益。但是，由于信托收据并不进行登记，从而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如果进口商将货物处置，善意第三人不知道该货物是信托财产，支付对价并接受货物以后，银行无法向善意第三人追及货物及货款。在我国台湾地区，这个问题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动产担保交易，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样，对于标的物价值重大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办理登记，第三人可借登记明了标的物的权属状态，从而保护交易安全。
四、完善我国进口押汇中担保方式的思路和对策
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这种新的非典型担保方式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中，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新的担保方式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并至少已在立法或司法上予以确认，而这种担保方式在我国却尚未得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认可（注：我国在立法传统上也更多地体现了大陆法系的特征，《合同法》和《民法典》起草人之一、法学教授费宗棉先生在南京 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谈到，在我国正在起草的《物权法》中，学者们对于是否将让与担保列入也在进行着探讨。）。所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理论和实践对这个问题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防范这种担保方式本身存在的法律风险，但是在我国，实践中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更好地保护进口押汇中作为债权人的银行的利益。
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案例中，银行与债务人签订了《总质押书》，同时还与保证人签订了保证合同，并约定该保证不因银行持有任何其他担保方式而受影响。银行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一旦出现债务人将货物出售后不返还贷款、无法实现质押权的情况，银行可以向保证人主张连带保证责任。在银行看来，信托收据并不表示银行放弃质权，相反，在既要把货物交给进口商处置以使其获得资金来归还贷款，又要保护银行在货物上的质权的两难境地里，信托收据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法院却认为银行这样做就是放弃了质权。即使是在我国目前立法不承认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样的判决也是值得商榷的。我国《担保法》第64条规定：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出质人代质权人占有质物的，质押合同不生效。”根据这些规定，法院只能认定银行与债务人之间的质押合同无效，而并不能直接认定银行放弃了质权。这两种看来似乎差不多的认定却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如果认定质押合同无效，那么物的担保不成立，保证人就应该在全部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认定是银行放弃了质权，那么根据《担保法》第28条的规定，保证人则在银行放弃权利的范围内不承担保证责任。虽然有的法院认为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已经声明该保证不受其他担保的影响，因而应该承担全部债务的保证责任（本文案例中的第二种判决结果），但实践中这种判决是少数的，而且很多情况下，保证人并不一定会作出这样的声明。
鉴于我国立法上不承认不转移占有的质押，目前银行这种“双保”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又面临着诸多的法律风险，而我国又已经出台了《信托法》，因此银行可以按照《信托法》来修改进口押汇和信托收据制度以及相应的标准格式合同，通过对制度的重新设计来尽可能地减少风险的发生。笔者建议银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
首先，结合进口押汇业务的实际情况，既然货物及货权凭证必然要给债务人占有并处置，建议银行就不要和债务人签订《总质押书》之类的质押合同。当然，就信用证业务的制度设计的本意来说，法理和判例均承认银行在进口单据上至少应该有明示或默示的质押权。[14]即使双方没有明确的约定，由于开证行控制了单据，且银行有权要求开证申请人付款赎单，因此开证行相当于有质押权。英国的权威判例干脆直接认定开证行在进口单据上具有默示的质押权(Implied Pledge)。[16]但是在我国，进口押汇不是开证行对外买单，也不等同于开证申请人付款赎单，它是一种与信用证有关但又独立于信用证的融资行为。这其中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其一，开证行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的信用证关系。开证申请人在向开证行申请做进口押汇业务后，开证行对外垫款买单，开证申请人“赎单”取货，至此，信用证交易结束。其二，银行与进口押汇申请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关系独立于信用证之外。在这个法律关系中，银行并没有默示的质押权；而且根据我国《担保法》第64条和第81条的规定，质押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协议订立。因此，银行不与债务人建立质押关系，就不会产生银行放弃质权的结果。
其次，银行与进口押汇申请人签订一份关于进口押汇的书面文件，比如说《进口押汇合同》，对双方在进口押汇中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该文件应包括：押汇金额和利率、保证条款、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与《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类似，相当于一份进口押汇的主合同。
第三，要求进口押汇申请人向银行出具一份书面的信托收据，约定银行享有货物所有权，进口押汇申请人作为受托人持有货物及销售款应到期返还；并按照《信托法》第9条的规定，载明信托的目的、双方当事人名称住所、受益人、信托财产的范围、种类及状况，以及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形式和方法。结合进口押汇的主合同，这份信托收据可以看成是银行和进口押汇申请人约定的偿还押汇本息的还款方式，即用货物销售款来偿还债务。
第四，可以要求进口押汇申请人提供担保人，与之签订《保证合同》，作为进口押汇主合同的从合同，并明确约定该保证人对押汇项下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通过上述法律文件的安排，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进口押汇业务中的法律关系：银行与进口押汇申请人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保证人为银行债权提供担保，是担保关系；银行与债务人之间的信托收据是对债务履行方式进行的约定，内容实质上并不构成物的担保，而且银行与债务人之间也没有别的任何书面质押或抵押合同，形式上也不存在物的担保。因此，如果债务人没有按照信托收据的约定偿还押汇款项时，银行可以主张保证人承担全部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而保证人也无法以物保先于人保来加以抗辩，从而能够很好地防范银行所面临的保证人脱保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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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托合同范文第10篇
随着《信托法》的正式实施，信托产品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产品，其具有的相对高收益、低风险特征吸引了广大投资者，信托产品的热销成为投资市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应该看到，信托产品的热销只意味着其在发行市场上的成功，而在信托产品的流通性安排方面，却不尽如人意。按照现有的转让模式,加入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者要转让手中的信托合同，必须由投资者自己寻找买方，双方谈妥后，再到所购买信托产品的信托投资公司营业大厅办理过户手续。信托产品这种流通性安排与其它金融产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流通市场发展的滞后严重制约了信托产品的进一步发展。流通创新已经成为信托业者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监管逼迫下的创新
通常而言，金融产品投资价值可以用流通性、收益性和风险性这三性来评价。金融产品只有通过流动，才具有变现能力，才能规避风险，而信托产品的流通由于受“一法两规”的严格限制，远远无法满足投资者日益增长的转让需求。
根据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信托公司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以发行委托投资凭证、投资凭证、受益凭证、有价证券代保管单和其它方式筹集资金”，这意味着现有的信托受益权只能以信托合同，而不是信托受益凭证的方式成立。由于受200份的限制和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万元（实际每份合同要求的最低金额远远高于这个最低限，如最近发行的华宝信托磁悬浮产品要求的最低合同金额为50万元，其它信托产品的最低合同金额也为十万元级别），使得每份合同的金额相对较高;在转让时受益权不能分割，只能一次性转让;由于“不得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其它公共媒体进行营销宣传”,信托产品的认知程度和受众面相对较为狭窄，使得寻找转让交易对象的成本极高。这些都限制了信托流通市场的形成，不难想象，信托产品的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发展速度一旦出现失衡，流通机制的建立跟不上投资者的需求，则反过来必将制约一级市场的发展，最终导致信托业的发展受阻，违背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所以构筑信托产品的流通机制刻不容缓。
信托产品从诞生之日起，便天生具有“绕开”监管的特性。上述限制并没有改变信托产品的这种天性，相反，正是因为认识到流通机制的不足对信托产品发展的不利，对信托产品在现有法律和市场环境下的创新一直没有停止。
创新之一：降低单份合同金额
根据现有法律，信托受益权是以信托合同形式存在的，这导致信托合同不能像信托受益凭证那样被分割，只能整体转让。而受制于项目融资的规模和人民银行对信托计划不能超过200份合同的限制，使得单个信托合同的融资规模通常高达几十万元，这实际上抬高了未来转让过程中交易对手的门槛，导致了寻找交易对手的难度。降低单个信托合同的资金规模无疑有利于转让的顺利实施，为此爱建信托在推出“上海外环隧道资金信托计划产品”中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即按照与委托人签订合同的先后顺序，每200份合同设置为1期信托计划，通过多期信托计划的名目筹集资金满足项目融资需要（如图1)。
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降低了每份合同的金额，既保证了项目融资的资金需要，也符合人民银行每期计划200份合同的限制。这种创新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其它信托公司的模仿，随后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新上海国际大厦资金信托计划”2.3亿元的融资和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5亿元的“北京CBD开发资金信托计划”,也是采取了这种方式。
信托公司的这种变通方式，直接导致了信托参与主体的范围扩大。较低的发行门槛使得很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投资者也参与到信托产品的投资中来，引起人民银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作为信托业的监管当局，人民银行一直对信托产品可能的高风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信托合同200份的限制就是为了通过私募的方式将信托产品可能形成的风险控制在抗风险能力较强的机构投资者范围内，避免可能的风险对社会造成太大的冲击。而各信托公司这种分期发行的“创新”方式无疑偏离了人民银行监管的目标，蕴涵着潜在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于2002年10月出台了《关于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在通知中明确规定“属于同一信托投资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集合信托计划不得同时运用于同一个法人或同一个独立核算的其它组织；不同信托投资公司的集合信托计划可以同时运用于同一个法人或同一个独立核算的其它组织，但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只能有一个集合信托计划运用于该法人或该独立核算的其它组织。 上述‘运用’是指以贷款、股权投资和租赁等方式运用信托资金”。这一规定意味着原有的分期发行的方式被彻底禁止了。
《通知》颁布以后，在200份的严格限制下，通过降低单位合同金额来提高产品的流动性的尝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信托产品流通机制的创新向构建流通平台的第二个阶段发展。
创新之二：构建交易平台
影响信托产品流通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寻找交易对手的搜寻成本太高，阻碍了信托产品的潜在买方和卖方的信息交流，所以通过构建信托产品转让信息的集中披露平台，降低潜在交易客户的搜寻成本，是促进信托产品流通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各个信托公司通过在营业部或公司网站上提供转让信息，由交易双方自主洽谈成交来实现。但由于这些信息都是以各个公司开发的产品为主，各个公司产品之间的信息互不相通，受公司影响力及客户资源的限制，效果并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一个能容纳各个公司信托产品转让信息、扩大潜在需求客户范围的开放性信息披露平台成为了各方关注的重点。
这一潜在的需求被西南证券飞虎网敏锐地把握住，并迅速联合重庆国信推出了命名为“信证通”的业务。“信证通”业务利用西南证券飞虎网现有的网上交易平台和庞大的证券交易客户资源，为重庆国信开发的“四川回龙水电站贷款资金信托”提供了销售客户资源和转让信息披露的平台，一定程度具有了集中统一的信息披露平台的雏形。（如图2）
西南证券飞虎网的网络平台作为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可以接纳各个公司开发的信托产品，所有的转让信息集中在这里披露，各信托产品的客户可以在这里共享，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降低了信托产品转让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尽管目前只有一家公司的产品利用了这个平台，但这一模式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仍然被各方看好。
应该看到，西南证券飞虎网现阶段发挥的只是集中信息披露的作用，具体的交易还是需要客户在意向确定后到各个信托公司办理，如果信托产品交易能够像证券交易那样通过网络集中的话，无疑会极大地促进信托流通市场的发展。但这涉及到参与各方的经济利益，而且西南证券飞虎网作为一家商业机构履行类似证券交易所的职能, 这本身存在很多法律争议，所以这种职能在现阶段还不可能实现。
尽管西南证券飞虎网的“信证通”业务极大地方便了信托产品的流通，但毕竟寻找交易客户本身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由于信托合同不能分割，在资金的匹配上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信托产品的流通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
创新之三：发展做市商
为了减少转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流通过程中引入类似“做市商”的制度成为了推动信托产品流通机制的一大创新。在这一模式下，不光原有信托产品的投资者变现成为了可能，而且其他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购买“做市商”手中的信托产品成为新的投资者。
这一创新最早是由中煤信托在其推出的“车公庄危房改造贷款信托”中使用的。中煤信托在产品发行时承诺将提供不超过信托计划资金20％的固有财产（资金），用于受让持有期在6个月以上（含6个月）的信托受益权，这意味着中煤信托需要拿出2000万的资金用于购买该信托产品，以维护该产品的流动性。中煤信托的这一设计不但解决了部分信托产品投资人的变现需求，而且用自有资金购买产品本身作为一个信号，也反映了中煤信托对自身产品的信心。
但应该看到，用自有资金购买自己公司开发的产品本身与信托所具有的“代人理财”的职能是不符的。由于每个公司开发的产品不止一个，而且受《信托法》关于信托受托人不能成为信托计划唯一受益人的限制，信托公司以自有资金提供流动性安排的资金相对于信托计划发行额是有限的，不能满足以后信托产品大发展的需要，引入第三方承担“做市商”职能成为了必要。
一种方法就是设立“信托的信托”。通过设立投资于已发行信托产品的信托计划来解决资金和购买主体的问题，通过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将信托公司作为“做市商”可能承担的风险分散。中原信托推出的“阳光信托理财计划”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按照该产品计划书的规定，其投资的范围包括了该信托公司已开发推出的基础设施类的信托产品，从而该信托计划一方面可以作为已有信托产品投资者变现的交易方，另一方面也为新的投资者投资已有信托产品提供了渠道，扮演了“做市商”的职能。值得一提的是该信托产品2000万的额度是固定的，而能够投资的老信托产品的数额是不确定的，这之间的差额为该信托投资于中原信托新开发的其它基础设施类的信托产品提供了可能。正如前面所提到的，200份合同的限制使得融资规模较大的信托产品面临着很大的销售压力，通过这种“信托的信托”方式，该信托作为大额投资的单一投资者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银行对于信托合同200份的限制对产品销售形成的压力，有利于信托产品符合相关规定并顺利销售出去（如图3)。
另一种方式就是引入商业银行，通过为信托产品办理质押贷款的方式履行单向“做市商”职能（只能卖不能买）。商业银行为投资者提供的是短期融资服务，而不是买断服务，这一点与前面所说的“做市商”职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对需要临时变现的投资者而言，这是最方便也是最常用的方式。
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推出的“债券投资资金信托”是第一个具有这一功能的产品，为了增强信托产品流动性，北京国投与中国民生银行签订了“信托合同质押贷款协议”，参加其债券投资资金信托计划的受益人可持信托合同到民生银行申请质押贷款，以解决临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
其实,采取通过银行质押贷款的方式增强信托产品流动性的做法，很多公司都尝试过，但由于信托产品的非标准化，银行对其风险和收益状况评估有一定困难，而且以信托产品作为质押物本身还存在争议，所以一直没有突破。而这次民生银行愿意为北京国投的信托产品提供质押贷款服务可以看作一个信号，信托市场发展的广阔前景使得商业银行不得不认真考虑其中蕴藏的潜在商机和利益。如果这一模式能够被普遍采用，那么对于解决信托产品的流通性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未来趋势
可以说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各个信托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各种创新方式来增强自己公司开发的信托产品的流动性，以此吸引投资者，赢得市场份额。正是这种机制缓解了信托产品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推动了信托市场不断地扩大与发展。但是应该看到，现有流通机制的创新只是为投资者提供一种转让的渠道，对于金融产品流动性好坏的判断需要考虑变现时本金和收益受损的程度，这实际上关系到信托产品在转让时的定价问题。
如果以投资者双方协商的机制来实现信托产品的变现，这不存在太大问题，但是引入类似“做市商”的交易机制后，作为“做市商”而言，与投资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可能因为单方垄断损害投资者利益，所以在国外采取引入多个“做市商”的方式通过竞争来达到保证价格的公正性。但在目前，信托产品的信息披露严重不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巨大风险使得除了开发该产品的信托公司和部分关联机构以外，其它机构并不愿意参与其中、承担这一职能。这种局面使得交易的市场价格并不存在，投资者在转让时承担着较高的转让折价风险。
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两个思路。首先是“只融资不转让”的模式，即由于交易价格存在太多不确定性，不妨以信托产品作为质押物按照一定的折扣为暂时需要资金的投资者提供短期融资服务，到期由投资者赎回，就像民生银行为北国投的产品提供的质押贷款服务一样。但是考虑到信托产品的风险，能够为信托产品作质押贷款的银行可能并不多，所以这一职能的履行可能还需要信托公司自身来做。这一做法类似信托公司以自有资金购买信托产品，尽管会占用一定额度的自有资金，但并不导致产品所有权的变更，并不违背信托的本质和相关法律的规定，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另一种思路就是履行“做市商”职能的机构对信托产品的定价机制予以公示，按照一个双方可接受的收益率，根据投资者持有信托产品的期限和转让金额给予定价。收益率的确定低于信托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但应该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具体的浮动可以根据不同时期信托产品风险收益状况来确定。确定的方式最好引入外部评级机构，由他们对信托产品进行跟踪性的风险评级，收益率的界定就更具有透明性和公正性了。定价机制的公示有利于对处于垄断地位的“做市商”给予自我约束，通过一个双方认可的收益率，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可以定价的基准，平衡双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