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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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钱存训 中国出版史 述评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0)06-0011-05
钱存训(Tsuen-Hsuin Tsien)先生，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52年、1957年分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钱先生赴美前曾先后担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图书馆南京及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赴美后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兼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远东图书馆馆长和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等职，现任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英国李约瑟科技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美国中国出版服务公司董事长等职。
钱存训先生是海内外闻名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专家，著有《书于竹帛》《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东西文化交流论丛》《留美杂忆》等著述。钱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曾有一个总结：“我的研究范围主要环绕两大主题：中国图书印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而两者的结合，从高度和比较的观点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中国出版史这一研究领域，钱先生在海外为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具体成就表现在下列方面。
1 对纸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及对中国书籍制度的影响做了全面研究
在印刷术发明前，世界各国的文字记录可谓丰富多彩。中国也是如此。王国维先生《简牍检署考》(1912)、罗振玉与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1914)等对简牍实物与文献记述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涉及书籍制度的所有方面。《书于竹帛》的出版，对纸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做了全面研究，探讨了纸前记录方式对中国书籍制度产生的影响，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书于竹帛》的底稿是钱存训先生1957年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和图书》(ThePre-printingRecordofChina：A Study of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dons andBooks)，经过修改后以《书于竹帛》(WrittenonBamboo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Inscriptions)为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62年正式出版。该书共分9章。第一章是《绪论》，对中国古代文字记录方式进行了总体上的介绍。第二章是《甲骨文》，介绍甲骨文的起源和性质、甲骨文的形势和契刻、卜辞的内容及排列等。第三章是《金文和陶文》，对金文和陶文的性质、用途、款式等进行研究。第四章是《玉石刻辞》，对石鼓文和古代刻石、玉器刻辞等进行研究。第五章是《竹简和木牍》，对简牍的形式、整治、行格和书体、编装方式等进行了研究。第六章是《帛书》，对帛书的起源、发现、材料、形式等进行研究。第七章是《纸卷》，对纸的发明与改进、古纸的材料和制作、卷轴制度等进行研究。第八章是《书写工具》，对毛笔、墨、书刀等工具进行研究。第九章是《结论》，对中国书籍的起源与发展、书写和复制技术、文字的演化等问题进行研究。该书英文本出版后，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好评，除不断重印外，还被译成中、日、韩等其他文字。2004年，该书的英文第二版也再次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于竹帛》指出：“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竹简和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向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使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的所谓‘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这一观点，理清了书籍的源头，可以避免将早期“书籍”的范围无限扩大。
目前，《书于竹帛》已有4个不同的中文译本。1975年，根据周宁森博士译稿修订的《中国古代书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1987年，由郑如斯教授增补的《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由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1996年，台湾汉美图书公司以《书于竹帛》为名，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2002年，上海的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以《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为题，出版了该书的第四个增订本。这些不同的译本，充分显示了该书具有的不朽生命力。尤其是“世纪文库”本的《书于竹帛》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二版英文本“Written onBambooand Silk”，以近年出土的考古实物为主，补充了新发现的殷墟以外和周初的甲骨、战国及秦汉墓中出土的竹简、帛书、各类古地图、敦煌遗书中最早的抄本等内容，更使该书具有新的生命力。
此外，收录在《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汉代书刀考》，对简牍时期整治书写材料和删改文字的书刀做了全面考证与分析，认为“书刀的功用在删除写错的简面，以便改正重写，或者削去旧简已经书写的旧面，取得新的简面，以便再行书写”，从而纠正了以往文献中认为书刀或刀削是简策上刊刻文字的工具这一错误说法。2对中国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做了全面研究
在《书于竹帛》一书的基础上，钱先生应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之约，为李氏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造纸和印刷》分册，198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祖慰教授的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199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拓、汪刘次昕的译本《造纸和印刷》。2004年，该书由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编订、增加了新材料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为名出版。
《中国纸与印刷文化史》堪称《书于竹帛》的姊妹篇。该书对印刷术发明后的中国书籍和文字记录进行研究。全书十章。第一章是《绪论》，从宏观上对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
原因等进行介绍。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有关纸的研究。第二章是《纸的性质和演变》，对纸的定义、造纸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第三章是《造纸的技术与方法》，对造纸的原料、工序等进行介绍。第四章是《纸的用途和纸制品》，对各种纸的用途进行介绍。第五章至第七章是对印刷术的研究。第五章是《中国印刷的起源与发展》，对印刷术的发明及历展进行宏观介绍。第六章是《中国印刷的技术和程序》，对雕版印刷的材料和工艺、活字版的种类和方法、中国书的版式和装订等进行了研究。第七章是《中国印刷的艺术和图绘》，对木刻版画、年画、套色复印技术等进行了研究。第八章至第十章是有关纸与印刷的传播史。第八章是《纸与印刷术的西传》，谈论纸与印刷术传向西方的过程，以及西方现代印刷术起源的中国背景。第九章是《纸与印刷术的东渐和南传》，谈论纸与印刷术传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过程。第十章是《纸与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探讨纸与印刷术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作用。
《中国纸与印刷文化史》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全面探讨纸和印刷术的专门著作。虽然此前已有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1908)、贺圣鼐的《近现代印刷术》(1933)、美国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1925)、日本中山久四郎著的《世界印刷通史・支那篇》(1930)等书问世，但钱先生的这一著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比上述著作深入。
《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了一些因篇幅受限而未能在上述书籍中展开论述的文章。如《纸的起源新证》，对1975―1976年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战国秦墓出土竹简中所见的“纸”字做了考证，认为它同1935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漆马内的纸胎，可以作为战国时代有纸的证据。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对1966年韩国庆州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该印本“为唐代中国所印制”。钱先生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有力地驳斥了韩国有人认为印刷术是韩国发明的论调，维护了中国是印刷术发明国的国际地位。由于韩国庆州出土该经时，中国国内正开始“”，对韩国的这一发现一无所知。1979年，钱先生回国访问时，特意将他自己收集的该经的复印本全份和有关报道、研究资料等赠送给上海图书馆保存，以供国内专家研究，更体现了钱先生博大的胸怀。
3 从世界文明比较的高度，阐述了中国出版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钱先生国学修养深厚，又受过严格的西学训练，因此，善于将中国出版史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探讨，通过国际比较，揭示文字记录与中西文明之间的关联。这种比较方法，大大拓宽了出版史的研究路径。
在《书于竹帛》一书中，钱先生特别提到中国文字的排列方式。中国文字的竖排、自右及左与西方文字的横排、自左及右完全不同。钱先生在《书于竹帛》一书中认为：“这种直行书写的原因虽不可确考，但可推测这一特点应和中国文字的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体、动物、器皿，大多纵向直立而非横卧；毛笔书写的笔顺，大多是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策，只能容单行书写等等，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大概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这一解释，合乎情理，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钱先生在《上海版新序》别指出：“中国古代的书籍和文字记录的多姿多彩、源远流长，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有的奇迹。可是由于近代中国所受的外侮和屈辱，使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丧失自信而盲目自贬，甚至现在还有人认为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是文字演进的规律和迎合世界的潮流，却没有深思汉字的特殊功能。假使没有汉字形体所独具的延续性和凝固性相维护而采用拼音文字，中国早已成为许多以方言立国而分崩离析的国家了。近代欧洲各民族以方言立国，足资证明。”钱先生的告诫，对保存中国传统出版文化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很早就出现了印章，但为什么没有发明印刷术?钱先生同样从比较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很早就应用印刷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很早就发明了纸，对印章和墨拓的运用奠定了印刷技术上的基础。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书写复杂性造成对机械复制的需求，由于科举而需要标准的儒家经典，以及手工抄写无法满足社会对大量佛经复制品的需要。在西方，纸到了很晚的时候才传入，印章没有移用作复印的用途，拓印到了19世纪才传入，印刷工人被形形的行会所束缚，字母拼写文字的相对简易性减轻了对机械复印的需求。……在欧洲不存在诸如和佛教有关的那种对大量复印品的需要作为动因；西方对书籍的需要手工抄写就能满足。直至15世纪中叶所有因素才有所改变”。中国的印刷术和西方印刷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不同作用，其原因何在?钱先生认为：“在西方，印刷术同时激发理智思潮，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以及在文学上的应用，并鼓励了民族主义和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行动。相反，在中国，印刷术帮助书写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成为保持文化传统的重要工具。”此外，“中国的印刷事业一般由政府机构或私人主持，重在‘传先哲精蕴，启后学困蒙’，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欧洲的印刷业则多为谋利经营，因此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出版工业。这些不同的动机，使得印刷术的发展与应用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钱先生的这些论述，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印刷术对社会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中，钱先生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16世纪末开始的西书中译活动进行研究，分析了“译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反映出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人文和社会科学在过去的译品中占主要地位，其总数达70％，而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仅占27％。……翻译的素材代表25个国家以上的著述，以英、日、俄文的作品为最多，其中有些是转译而非译自原文……。这一结论，也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过程以及出版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4 指导了一批从事中国出版史方面研究的博硕士论文，丰富了中国出版史的研究
钱先生在身体力行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同时，还在芝加哥大学指导了一批博硕士生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写成了多篇研究中国出版史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多个层面，丰富了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
在博士论文方面，潘铭粲(Poon Ming-sun)197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Books andPrinring in SungChina,960-1279”(《宋代图书印刷史》)，对宋代图书印刷史进行了研究。许丽霞(Lee-Hsia Hsu Ting)
196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GovernmentControlofthePressinModemChina,1900-1949(《现代中国之出版自由》)，就晚清和民国政府对新闻出版业的管理进行了专门研究。该文1974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正式出版。蔡武雄(DavidTsai)197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A Study of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1912-1949)(《中国政府公报研究，1912-1949》)，对民国政府出版的政府公报进行了研究。何凯立(Herbeit Hoi-Lap Ho)197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1912―1949：A studyoftheirprograms operations andtrends，对1912-1949年间在华传教士的角色和活动、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历史及其组织、出版物的内容及其特色等作了探讨。该论文1988年由香港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re)出版。2004年由陈建明、王再兴翻译为《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中文本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硕士论文方面，马泰来(Ma Tai-Loi)1972年完成的Censorship ofriction in MingandCh’ing China,ca.1368-ca.1900(《明清两代(1368―1900年间)小说的禁毁研究》)，对明清时期禁毁小说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康馨(Florence Chien)1968年完成的TheCommercial Press and Modern Chinese Publishing1897--1949(《商务印书馆和中国现代出版业，1897～1949~)，对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及对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马庭理(Edward Martinique)1972年完成的硕士论文“Chinesetradi~onal bookbinding：a study of its evolution andtechniques”(《中国传统书籍的装订术》，卢秀菊(Shaw Lu Shiow-jyu)1974年完成的The Imperialprinting D，early Ch’ing China，1644―1805(《清初殿版书籍考(1644―1805)》，米乐(Constance R.Miller)1975年完成的An inquiry intothe technicMand culturalpre-requisitesfortheinvenHonofprinfng in China andthe West(《中西印刷发明的技术和文化先决条件》，上述3篇论文，1983年曾由旧金山市ChinaMaterial Center出版单行本，收入StudiesinEastAsianLibrariansh加丛书中。此外，成露茜(LucieCheng Harata)1964年完成的A compara6ve study ofthe press in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China，illustratedwiththeCentralDallyNewsandthePeople’sDaily(《(中央日报)和(人民日报)的比较》，李连挥(MariaLien―HuiLi)1968年完成的A Study of the PeriodicalPublish，ing in Mainland China，1949-1966(《1949-1966年间中国大陆期刊出版研究》)，对中国的报纸和期刊出版做了研究。
印刷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印刷史;出版史;图书馆学家;印刷工业;中国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onBambooand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and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andChemical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300年往上延伸5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频出。由北京方志编撰委员会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印刷志》(2001年)，该书史料详实，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印刷业渐进的演变过程，从而也折射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脉络，为后人研究北京乃至中国的印刷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国家设立了多项印刷史研究的项目来鼓励开展印刷通史的深入系统研究。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基地的印刷史研究活动也在我国印刷工业界的一些老专家的坚韧努力中得到持续进行并发扬光大。
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印刷出版行业的大型高等院校——北京印刷学院充分利用在出版印刷方面的知识资源加强了对印刷文化、出版文化的研究，由学校领导挂帅立项研究印刷史，并成立了印刷史研究室、出版印刷文献研究中心来开展出版印刷历史与文化方面的文献建设与学科研究，学校先后完成了北京社科规划项目“北京印刷史”和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与撰述工作。2009年北京印刷学院又申请成功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印刷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2010年8月上旬将在北京召开由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印刷史研究的官方支持、民间氛围、学术队伍、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在不断加强和壮大。
印刷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学术期刊 优先出版 现状 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社会对信息快速传递的需求，数字出版这种新型的出版模式，在国内外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发展。其中，学术期刊作为科技知识和文化信息传播的载体，其数字化进程也逐渐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从便于检索的网络数据库、预印本数据库，到知识快速传递的开放存取，再到方兴未艾的数字出版，学术期刊不断进行自身的反思与调整，以期从中探索知识传递的有效途径。而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优先出版，则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优先出版也称On-line First，指以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出版方式提前出版印刷版出版物的内容。[1]优先出版目前广泛应用于期刊、图书等多个出版领域，本文主要探讨基于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学术论文的优先出版。
一、我国学术期刊优先出版的现状
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为研究目标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共有1 010家学术期刊加入优先出版计划，其中自然科学类期刊623种，社会科学类期刊387种。如《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等高校学报以及《地理学报》《农业考古》等科研机构主办刊物。以中国知网收录的9 744种期刊而言，优先出版期刊占到期刊比例的10.4%。共优先出版学术论文58 912篇，平均每种刊物优先出版论文58.3篇。就从酝酿到实施仅两年时间而言，可算是一个不小的发展，由此可见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对于优先出版工作的认可与重视。
以《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例，从2011年6月7日开始，截至2012年5月28日，共优先出版学术论文79篇，其中16篇已在2012年第2期出版印刷版。这16篇论文共被下载次数为1 168次，篇均73次，其中优先出版产生的下载次数为334次，篇均20.9次，平均提高下载率28.6%。也就是说，优先出版的效果至少实现了篇均20次以上的全文阅读，在使用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至于在实践中被应用的具体情况，根据学科性质的差异和实验工作进度的不同，还需在以后的统计分析中来验证。
二、优先出版存在的意义
1. 优先出版可以保证作者的优先话语权
在现代社会，信息以光速进行传递，每一秒钟都可能有新的科学技术问世。每一位科研人员都在想方设法争夺优先话语权，以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出去，从而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以及进一步的讨论空间。但传统的学术期刊由于其制作流程的限制，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发表周期长：审稿到确定刊期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甚至三个月；从确定刊期到终审出版一般需要三个月左右；印刷装订最少一个星期；即使不计算邮寄时间，一篇论文的发表周期最少也需四个多月到半年，一些稿件流动量大的学术期刊时间可能会更长。而在这段时间内，很有可能有其他学者获得同样的研究成果并抢先发表；或由于社会整体技术的进步或调整，该研究项目失去研究意义，研究人员多年心血付之东流。
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优先出版，其根本的目的便在于快速地进行信息传递，使著者的观点得以通过一定的大众媒介传播出来。由于数字出版脱离了纸质印刷的制作工艺，将以往的出版流程简化为只需要进行稿件审核即可，通过审稿确定采纳的稿件，由编辑部专业人员进行排版后，上传到数字出版平台，可将稿件的传播期提前四个月左右。这是保证研究人员优先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知识产权的重要维护，有效地保障了科研人员的自身利益。
2. 优先出版可以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学术期刊的传播模式如下：
如图所示，以学术论文为信息，学术论文的著者为最初的信息传播者，学术期刊为传播媒介，读者为受传者，完成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过程，应在读者阅读论文后，对作者或者学术期刊产生一个信息反馈，也就是常说的学术交流。通过对论文承载信息的认可、质疑或修正、完善，与信息源进行沟通，或通过利用产生社会生产等效应。以往由于学术期刊的时滞性，读者阅读论文时可能已时过境迁，或者已有的知识已完全替表内容，致使沟通不畅，学术信息的传播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造成传播障碍。长此以往，学术期刊的传播功能必将丧失，失去生存的意义。
而优先出版可以较好地解决传播障碍的问题，通过出版平台将作品优先发表后，读者可在第一时间内检索阅读，迅速与学术界产生一个交流沟通的过程，从而加强信息的传递、接受、反馈，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
3. 优先出版可以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
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包括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顾名思义特指期刊的社会知名度，而学术影响力则是学术期刊实现有效传播的具体表达。没有影响力也就没有读者，也就没有所谓的交流和评价。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除对市场有精确定位和宣传外，最重要的是提高影响因子等期刊评价指标的数字。优先出版以其高效率、权威性等特质，吸引科研人员积极投稿，使大量的新知识得以以最快的速度公开出版，并以此使习惯依赖网络进行信息检索的研究人员，自然而被指引到学术期刊的网络链接上，通过频繁大量的访问、检索和下载提升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从而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扩大期刊的知名度。
三、目前我国优先出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 优先出版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可
尽管优先出版计划自推出以来得到多方参与，但不可否认，优先出版还未能得到大多数学术期刊和研究机构的重视和认可。仅以目前而言，还有九成的学术期刊仍没有加入到计划当中，即使在已加入优先出版的学术期刊中，仍有部分期刊未能真正开展优先出版工作，依旧是以往出版纸质文献后上传至中国知网数据库终端的传统模式，所谓“优先出版”，不过是挂在期刊简介的一个标语口号，形同虚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优先出版的本质功效未能参透，只是出于新奇、赶时髦的想法参与其中，但对于工作如何开展毫无热情；另一方面则是编辑部资源、精力有限，只能在现有基础上维持传统出版模式，而无更多能力同步开展优先出版。
另一个阻碍优先出版工作顺利展开的重要原因，是社会对于优先出版的成果认定仍持有疑虑。以高校为例，在对教师进行学术论文的成果认定时，往往以省级学术期刊为底线，根据学科方向、评定等级设置SCI、EI、SSCI级别要求，这些认定都是建立在传统纸质正规出版物基础之上的。优先出版首先在形式上与此大为不同，作为数字出版的一种，它没有具体可触摸的形态，仅仅是数字符号在互联网终端的排列组合，高校机构在进行成果认定时，需投入更多精力来识别论文是否具有伪造成分。此外，虽然优先出版同样立足学术期刊本身，但对于数字出版是否等同于正式出版还有所争议，尽管中国知网规定优先出版的编审流程、论文内容应与印刷版内容一致，但经过实际调研，仍可发现优先版本与印刷版本存在内容差异的情况，因此优先出版是否认定为正式出版在一些科研机构中仍处于讨论地位。这种政策的不明确使得一些作者对于优先出版疑虑重重，宁愿多花一些时间等纸质期刊出版，也不敢贸然尝试优先出版，这也令部分学术期刊对于是否要花费时间精力增设优先出版业务思虑甚多。
2. 优先出版制度与技术尚不完善
优先出版从酝酿到实施，不过两年时间，在出版制度上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如对优先出版内容与印刷版内容一致的严格控制这一项规定，在目前来看仍有瑕疵，一些刊物将优先出版等同于预出版，匆忙上网后在印刷版中修改内容。再如，出版证书管理规定得很完善，但具体到编辑部工作中，何时下发出版证书，如何确保证书被认可，以及在撤稿删除后如何对证书的作废工作进行跟进，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
另外，在目前各期刊实施优先出版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技术、细节上的不足。首先，从页面设置上来看，各期刊的优先出版目次略有不同，有按照上网时间顺序排列的，也有按照栏目设置顺序排列的，也有将两种方式整合排列的。整合排列是一种比较清晰的排序方式，既可让读者迅速找到所需论文，亦能够一眼看出各学科的发表情况以及时间依据。其次，从优先出版导航栏来看，分为单篇出版和整期出版。设置这两个链接的目的是方便读者查看各栏目下的出版情况，比如整期出版，那么这一期的整体情况（包括出版的所有论文、栏目、页码等信息）都应在进入链接后有所体现，不能缺失。单篇出版也是一样，应细化出分期出版链接，譬如某期刊优先出版了10篇论文，其中5篇属于2012年第5期，5篇属于2012年第6期，那么在设置了分期出版链接后，应该将对应的论文列入设置的链接目录之下。但现在很多优先出版的期刊在这一部分做得并不到位，整期出版的或者丢失文件，或者将优先出版和印刷版的目录混淆，导致一期的目录中出现多个重复文章；而单篇论文有的设置分期链接目录后，仅仅有一部分的论文相对应，有的甚至干脆不设置分期链接目录，需读者挨个点击查看，这种编排的随意性，显然给检索、统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3. 优先出版版本和印刷版本的主辅关系难平衡
优先出版最终还是要以印刷版为表现形式。姑且不论优先版与印刷版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容差异，仅从标注规范和影响指标计算层面而言，两个版本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服从的关系。谁占据主导地位，谁应为辅助？一般来说，由于印刷版具备有形特质和最终权威性，应以此版本为后期研究工作的首要参考依据，而优先版则是印刷版未面世之前的“预售版”“抢先版”，以及作为未来研究中对比参照的必要补充。再者，优先出版是建立在印刷版期刊的基础之上的，不能扼杀扶持网络版信誉的印刷版，也就是不能使期刊的品牌被扼杀。否则不仅印刷版期刊的品牌受损，网络版也缺少了依托。[2]
到目前为止，中国知网在具体操作中对印刷版主体地位的体现有待斟酌。以题名检索为例，如果一篇论文优先出版过，又经过印刷出版，那么在检索时，会出现几种情况：同时检索到两个题名相同的论文，分别标注“优先出版”和无标注（即印刷版）；出现两个优先出版版本；出现两个无标注版本。其中第一种是比较明确版本的一种结果，后面两种则非常混乱，进入链接后究竟是两个优先版本还是两个印刷版本抑或各存其一，完全没有规律可言，让人一头雾水。仅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又存在着问题，在实际进入链接之后，发现两个版本之间的切换是依靠一个文字提示的超链接实现的。在两个版本的介绍页面，也存在着摘要、关键词等要素的不同。这种设计对于实现快速跳转有帮助，但对两个版本之间的主辅关系则缺少明确的指示，读者在检索时，未必会以更为成熟的印刷版为参考依据，印刷版的权威性无意中被忽略了。
4. 优先出版的学术质量难控制
出版速度的提升为保障作者的优先话语权提供了支撑，但同时也吸引了一些急于获奖励、晋职称的功利性作者的注意。为不让优先出版成为“功利发表”的另一个舞台，要求编辑人员在稿件审核过程中，遵循与传统出版模式相同甚至更为苛刻的原则，严格把关，仔细筛选，坚决将学术价值不高或不具备优先发表价值的稿件拒之门外。但由于商业利益的诱惑，以及人情往来的考虑等因素，如何在具体的工作中真正实现“好稿上、劣稿下”，依旧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
四、对优先出版未来发展的思考
优先出版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能成为阻挡其前进的障碍，反而可根据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给出解决的方案，并由此对优先出版的未来发展进行思考。
1. 增强对于优先出版的正确认知
想要在学术期刊领域中进一步开展优先出版工作，首要任务是加强社会对优先出版的正确认知，明确其重要性。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在学术期刊内部形成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认可，更需在社会范围内强化优先出版的概念，推动学术界将其纳入正常的学术成果发表轨道。这项工作需从两个方面同步进行：一方面，首先对优先出版的理念、优势、出版模式、管理制度等基本概念进行广泛宣传，以使社会对其有明确的认识和了解，深刻领会优先出版在科研成果的首创性、时效性、前沿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及其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另一方面，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相关行业单位中，树立一种清晰深刻的理念，即：无论在晋评职称还是常规奖励等工作中，优先出版成果必须被计算在成果统计的范围之内的理念。只有这样，优先出版的社会地位才能真正被确认。
摘要：
网络文化的多元特征使电子书刊在编辑方式上更趋于大众化，其编辑方式既要迎合读者欣赏品位、吸引广告商，又要极力张扬个性。编辑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可更多地给读者提供个性化选择。电子书刊这种对个性的强调与大众审美行为的统一，正是其最终编辑效果与最佳商业价值的统一。
关键词：
2006年以来，我国电子书刊发展迅速，其吸引眼球的视觉设计、优美动听的音乐，升级了读者的视听体验。与传统纸媒相比，电子书刊没有刊号的限制，也不需要印刷，发行成本也相对廉价，电子书刊的这些优势使其迅速成为一种流行的大众传播媒介。
一方面，电子书刊这种将多种媒体元素结合起来，多方位地组织编排内容，贴近了网络时代、电子时代的读者需求，也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认知渠道。随着电子书刊行业的逐渐成熟和完善，其编辑方式也在不断满足读者、广告商更深层次的诉求，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其版面的动态化要求打破以往的编辑、发行和传播方式。
另一方面，网络文化具有平等、虚拟、开放、多元、弱可控和商业性，而这些特征使得电子书刊在编辑方面不得不综合考虑，比如对受众的细分、广告商的分析等等。一份没有读者、吸引不了广告商的电子书刊便没有多大价值。所以，在网络文化大染缸中电子书刊在编辑方式与版面设计上多趋向于大众化，既要迎合读者欣赏品位、吸引广告商，又要极力张扬个性。在电子书刊的编辑过程中，编辑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更多地给读者提供个性化选择。电子书刊这种对个性的强调与大众审美行为的统一，正是其最终编辑效果与最佳商业价值的统一。[1]
尽管我国电子书刊的兴起从时间上来看并不久，但这个行业才刚起步就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进入了一个产业整合的高速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的媒介与新兴产业来说，其未来的发展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
一、电子书刊内容的编辑创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交融
从理论层面，与传统的书刊相比，电子书刊具有十分强大的信息传播潜力，但目前国内电子书刊的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原创性的内容乏善可陈、没有建立起健全的采编体系等，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误导了网民对电子书刊的认识。毋庸置疑，即使是在大众化的网络时代，电子书刊的内容仍是其核心价值，更是其编辑方式创新的关键。在这个新媒介不断涌现的时代，媒介载体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只有专注于内容建设，实现书刊的市场细分和专业化发展，才能发挥电子书刊的相对优势。
回顾传媒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所有新媒介在产生之初往往都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甚至是“旧媒体的降格形式”（麦克卢汉）。[2]在渠道过剩的媒体竞争时代，文化和经济的重心正在加速转移，对受众群体的细分化传播是未来媒体发展的大势所趋，目前电子书刊的目标受众主要是青年读者，该群体兴趣广泛，既关心主流热点，又对一些非主流的内容感兴趣，鉴于电子书刊的受众群体特征以及网络文化的大众化特征，创新电子书刊的内容是最根本的出路，而要做到内容编辑的创新，则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首先，由于电子书刊在内容的编辑上要凸显网络媒体的特点，因此，书刊编辑就应根据网媒的特点去策划书刊选题、筛选内容，同时在书刊内容的编辑手法、文章结构、语言风格上也应独树一帜，体现电子书刊的风格。在具体的内容选择上，从电子书刊的主要受众群体（主要是青年读者）来看，可倾向于娱乐和休闲，但是作为书刊，其体现的内涵仍应是一种精英文化，这也是电子书刊区别于普通网页的最显著之处，因而，在内容的编辑上应当适当地增加一些高科技含量的文章或深度报道的文章，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电子书刊的自身品位。[3]
其次，应建立健全电子书刊的采编体系。在当前电子书刊的采编系统的架构上建立起一支健全的、专业化的采编队伍。就目前来看，由于电子书刊专业记者稀缺，因而既要提升现有记者的专业素质，也应加速培养一批在一些高端的、专业性强的领域能够提出精彩的技术分析视角的优秀采编人员。
再次，在某种程度上，电子书刊的内容与版面设计是创意理念与情感思想最直观的体现。电子书刊的内容与版面设计在最大程度迎合读者欣赏品位的同时，也要极力张扬个性。通常越是具有创意的内容与越是个性化的设计越能赢得读者的喜爱。电子书刊内容和版面设计对个性的强调与大众审美行为是辩证统一的，这种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也正是电子书刊内容与版面设计追求的最终效果。
二、电子书刊整体效果的提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
发展电子书刊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内容上的创新，而且还要对电子书刊与传统书刊在版面编排、整体设计、稿件选择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4]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电子书刊在编辑效果上既要有传统文化的体现，也要有现代文化的渗入，做到新旧文化的交融，因而，在电子书刊整体效果的控制与编辑上，要做到继承与创新，实现与传统书刊的共同发展。
第一，继承并扩展传统书刊编辑思维。在电子书刊的编辑过程中，随着互动技术的广泛应用，在继承传统书刊编辑方式的基础上也极大地扩展了书刊编辑思维，为电子书刊的编辑与设计在视听呈现上带来无限的创造空间。但是电子书刊作为书刊的一种存在形式，其编辑与版面设计无法真正地脱离传统书刊形式。电子书刊在结合网络互动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继承传统与大胆创新的完美统一。
印刷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CN：11-3136/TS）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1、3、5期主要刊登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主要栏目有：出版传播、设计艺术、人文社科、经济管理、文化产业等；2、4、6期主要刊登理工科基础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学术论文，及时反映印刷包装领域有特色的研究成果，推动学术交流。
印刷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申报》 印刷媒介 电子媒介
一、研究缘起
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局面由来已久。20世纪是世界新闻传播技术发展最快的100年，本文试考察旧中国电子媒介初露端倪时，印刷媒介对电子媒介的兴起的反映。选择时期的《申报》作为研究对象理由有如下几点：
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19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也给旧中国带来了新的传播技术。从19 世纪末开始，西方现代摄影技术、电影摄制技术、无线电传声技术传入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摄影已经被广泛运用于新闻、插图和招贴画中。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境内最早的广播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这些媒介因其生动的表现方式，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
《申报》的影响力：它记录了晚清以来中国发展历程，是旧中国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史量才在1912接手《申报》后，大力改革，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本文选取的1919年到1924年正是《申报》处于发展繁荣的阶段。以此为研究对象，可以管中窥豹，从中了解当时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共存的情况。
促进了全国民众的思想解放，民众对于新思想的渴求以及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限制，使得大众媒介得到迅速发展。本文选取及之后共计6年（即1919-1924年）的《申报》中，有关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的报道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在电子媒介兴起之初，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之间是如何共处，并寻求发展的。
二、现有研究综述
（一）“《申报》中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研究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申报》印刷媒介”“《申报》电子媒介”为主题进行精确搜索，找不到相关论文。分别以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所包括的具体表现形态为主题进行精确搜索，在1999年到2011年的期刊中以“《申报》报纸”、“《申报》杂志”、“《申报》照片”、“《申报》录音”、“《申报》录像”为主题词都没有相关论文；以“《申报》书籍”为主题词可以搜到5篇相关论文，以“《申报》电影”为主题词也仅搜到5篇相关论文。
（二）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申报》中与媒介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将《申报》当作一种历史资料，通过《申报》的相关内容，了解某一媒介发展情况，如：李道新的《影像与影响——〈申报〉与中国电影研究之一》；
（2）通过《申报》中相关报道，侧面反映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如张晓玲的 《从〈申报〉影评看民国社会对〈孤儿救祖记〉的社会认同》；
（3）通过《申报》中的相关报道，研究书籍、电影产业情况，如梁玉泉的《清末上海的书籍市场（1898—1901）——以〈申报〉书籍广告为例》以及叶宇的《历史的另一种面貌——从〈申报〉广告看20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的商业类型建设》。
现今对《申报》上关于印刷媒介及电子媒介报道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研究的角度较为单一，多是针对具体媒介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缺乏整体宏观的研究；
2、在《申报》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共存的情况，没有给予关注。
3、研究者不多，有些作者是针对《申报》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研究，如叶宇就从《申报》中有关电影新闻的报道，发表了2篇相关论文。
综上，有关于《申报》中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研究论著较少，对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共存时体现出来的特点也没有给予充分关注。虽然，关于《申报》的研究很多，但是从媒介发展角度来考量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共存状况的研究却是从未进行过的。
三、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既对《申报》中关于印刷、电子媒介报道的整体状况进行全面统计，也对其中的一些典型个案进行读解，以求点面结合探讨《申报》中有关印刷、电子媒介的报道。
四、结果分析
（一）定量研究
1、由表1可以看出：《申报》有关电子媒介的报道数量在1919年开始稳步增长，1920年到1922年之间报道数量基本持平；报道数量从1923年开始突增。相较于有关电子媒介的报道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趋势，印刷媒介展现出一种持续增长的态势。虽然在1919到1923年之间有所起伏，在1921年最低；在1924年到新高峰。
2、电子媒介，分为电影、无线广播。由表2可以看出，作为新兴的电子媒介，在刚引入中国的时候，有关的报道数量不多，1919年—1922年间有关电子媒介发展的报道屈指可数。但报道数量增长速度极快，1922年《申报》上关于电影的报道只有11篇，1923年就增长到258篇。但是同期，有关无线广播的报道数量的增长幅度就没有电影大。这也体现出电影媒介相较于广播媒介的优势，一是对接收设备要求低；二是声画结合，更好的现场感，受到受众的欢迎。
3、印刷媒介，分为报纸、图书出版。由表3可以看出：印刷媒介作为传统媒介，大体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申报》中有关报纸这一印刷媒介的报道呈现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申报》中有关图书出版的报道数量在1920年这年有所增加，随后又有所降下，是由于在1920年《申报》对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给予极大关注，有关报道分别为18篇和11篇。总的来说，除特殊情况外，《申报》关于印刷媒介的报道数量呈现平稳的增长态势。也反映在新兴的电子媒介出现的情况下，有关印刷媒介的报道数量没有出现明显减少。
（二）定性分析
对《申报》中关于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报道内容进行梳理，发现《申报》从多个角度报道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
1、《申报》涉及到媒介发展的内容，版面分布在《申报》的新闻、言论、广告三大块
（1）在新闻报道中大量的反映当时媒介的发展情况。这些报道从与媒介发展相关的各方面对当时媒介发展给予充分关注：有关于媒体经营活动，如1924年3月27日《中美无线电台将发行债券》；涉及到媒介管理活动，如1924年4月14日《商务印书馆股东年会选出董事及监察人》；还有很多关于中外媒介交流活动，如1923年1月7日《东京朝日新闻之解剖》；电影在旧中国引发观影热潮后，还有很多影评，《如观〈荒山夺金〉影评》，当然还有涉及媒介技术的革新，如1924年5月21日《美国电传照相新法》，1923年4月27日《摄取影片音浪器之发明》1923年2月2日《造纸进步与新闻界关系》；《申报》报道反映当时已经开始注重媒介人才培养，如1924年11月30日《北京燕京大学设新闻科 聘美国教授任教》；有媒介相关政策法令，如1923年4月4日《出版法与著作权法之修改》；在20年代，已经开始关注受众研究，如1923年12月4日《纽约电影及戏剧观众统计》。
（2）《申报》刊登有关媒介发展的言论，如1923年6月21日刊登的《一份报纸与一盒香烟》、1923年12月17日刊登的《取缔无聊印刷品之我见》。
（3）在《申报》发展过程中，广告一直占有很大的分量。广告也是反映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在《申报》中可以看到有关当时媒介的广告。如照相馆的广告，还有电影公司的广告，尤其要说的就是《申报》书籍广告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大量的这些广告也反映出媒介在当时的发展状况。
2、《申报》开始关注媒介的社会功能
《申报》中关于媒介的报道也涉及到利用媒介进行教育，如1923年3月25日《用电影办通俗教育之先声》；还有诸如媒介与社会风气的关系，1923年12月12日《影戏与社会》。
通过对《申报》中的有关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报道进行统计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申报》对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报道涉及范围广、内容多，其中不乏具有深度的评论，可谓是几乎囊括了媒介本身的发展，媒介发展环境等所有内容。
五、讨论
通过对《申报》在时期对于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报道数量统计和内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申报》对于其他媒介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申报》中有关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报道、广告等信息对媒介发展有宣传作用，但《申报》对于印刷、电子媒介的关注，没有意识到二者间的协同发展问题。
《申报》中关于印刷、电子媒介报道为我们当今媒介发展提供了借鉴：每一种媒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新媒介通常不会消灭旧媒介，媒介融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借助其他媒介来发展自身，才能有利于媒介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①《申报·上海书店影印本》[M].上海：上海印刷厂七厂，1958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1级研究生）
印刷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出版技术；出版自由；权利
一、机印书时代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和出版自由价值观的确立
按照西方的主流观点，出版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天赋人权”的延伸，彰显着媒体或个人言论免受政府干涉或控制的独特价值。然而，出版自由的理念并非自古有之，它是在机印技术出现后并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才最终确认的。
出版在印刷文化时期经历了两个阶段：手抄书时代和机印书时代。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把一台酿酒机改造成一台活字印刷机，并印刷了《42行圣经》。自印刷机发明以来的40年间，印刷机进入6个国家的110座城市。50年之后，机印书籍达到八百多万册。①由于机印书时代印刷品生产的成本大幅降低，书籍等印刷品逐渐成为大众消费品，贵族和僧侣垄断知识的局面开始动摇。《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认为，印刷机与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紧密相关。仅以宗教改革为例，印刷机出现后，印数庞大的《圣经》使得民众能够自己阅读和理解圣经的文本，摆脱僧侣们有意无意的曲解。机印书时代和手抄书时代出版物在宗教宣传方面的巨大差异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宗教改革。可以说，印刷机宣告了理性时代的来临，打破了神权的统治枷锁，播下了出版自由理念的种子，使西方文化走上了一条充满活力的道路。
印刷机带来知识普及的同时，也让王室看到其日益加剧的统治危机。为了维护现有统治，封建王权采取了一系列扼杀出版自由的法令和措施。在出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坚定地发出了争取和捍卫出版自由的呐喊。在欧洲大陆，出版自由的话题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充分讨论，涌现了大量学术论著。从要求取消出版物的事先审查到提出出版自由的边界及其伴随的义务的讨论过程中，出版自由的本质获得了最充分的阐述。在有关出版自由的理论中，出版自由是“观念市场”得以建立的前提，有益于激发人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在有关出版自由的自我实现论中，出版自由是人作为精神存在的表征，有助于个体的自我实现；在有关出版自由的民主论中，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有利于促进政府的善治。
在自由主义理论不断演变及欧美国家政治民主的进程中，出版自由从一种思想理念逐步发展为实实在在的权利。1695年，英国废除了1662年制定的《许可证法》，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英国出版自由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出版自由的精神和理念通过源源不断的出版物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开去。在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出版自由得到确定无疑的承认和保护。尤其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正式生效奠定了出版自由的地位。在“国会不得制定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有关法律”的明确条文下，美国出版业成为唯一受该国宪法保护的私营经济形式。其后，美国在有关出版自由的司法实践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基本体现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而且，出版自由先后被写进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有关出版自由的制度建设和日常实践是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事情，一定会存在差异，然而，出版自由被写进多国家宪法的事实无疑昭示了出版自由的普世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版技术史上印刷机的出现不仅促成了出版产业的诞生，而且引发了人类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珍视和追求。出版自由最终被奉为人民的重要基本权利之一和民主政治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和关键。
二、机印书时代出版企业对个体出版自由权利实现的制约
从传播学角度看，人类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与出版产业的成熟和发展密不可分。在近现代出版史上，建立在印刷技术基础之上、以打造文化产品为主业的出版企业担负了向公众传播思想、知识和信息的文化使命。然而，在以机器印刷为特征的传统印刷时代，基于大规模生产行为的出版活动垄断了整个出版业。被拒绝于大规模生产之外的个体表达无法实现经济可行性，必须通过出版企业这一中间环节。又因为出版企业的运转会受到复杂社会系统的制约，因此个体思想通过出版物自由表达的权利会受到以下不同层面的阻滞。
1.出版企业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可能会出于经济考量而放弃文化。
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始终贯穿于出版企业的出版活动中。一方面，出版企业的产品是要作用于人的心灵的，因此必须具有思想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作为“理性经济人”，出版企业也和所有市场主体一样，受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出版商决定出版图书之前，会综合分析作者名望、图书内容、读者阅读需求等多项指标，从而预计图书的成本和收益。当成本大于收益时，一些出版商就可能选择放弃没有经济收益的出书计划。因此，从经济层面而言，“出版自由仅限制于市场空间内”的说法是有其合理性的。现代出版业中，经济与文化的冲突更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个较具代表性的实例是，1921年，当代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未成名前写就《逻辑哲学论》一书并准备出版，然而却多次遭到出版商的拒绝。后来，维特根斯坦的老师，已经享有巨大学术声誉的罗素为此书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论。这部著作最终在附有罗素导论的前提下以一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了。此书一经出版，即在德国、奥地利、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②《逻辑哲学论》因为罗素的导论而得以出版，为当代哲学宝库留下了一部经典之作。然而，我们可以想象：还有多少类似的作品出于经济因素而被出版业以“不正当”的方式拒绝？
2.出版企业的出版活动会受到强大政治力量的破坏和钳制。
出版属于文化范畴，而文化历来都是与政治纠葛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分界。“维持国家靠笔而非刺刀”的现代政府致力于通过国家舆论和国家机器来引导、规范文化的走向。因此，与统治意志相背的思想和观点必然会遭到扼制或扭曲。这在出版自由精神极度贫乏的时代和民族国家表现得尤为显著。1530年，哥白尼写就《天体运行论》。虽然在今人看来，这只是一部提出“日心说”的天文学著作，但它却以一种颠覆性的宇宙观对中世纪的封建教会提出了挑战。由于担心自己的发现与教会的宣扬相左，哥白尼迟迟不敢将之出版，只允许其在几个同仁中传阅。最终，他在学生的说服下同意印刷手稿。此书的出版者是教会的人，他不满太阳中心说，因此替换了哥白尼原版的序言，肯定了地球是静止不动的，而哥白尼原著中关于地球绕太阳运转的说法只是纯粹为了计算方便而做的假设。③这完全违背了哥白尼的理论。1543年，这部著作终于在哥白尼临死前得以出版。由于作者思想被篡改，《天体运行论》出版后并没有引起罗马教廷的太多注意，甚至许多天文工作者也只把这本书当作编算行星星表的一种方法。如果没有后来布鲁诺和伽利略对日心说的公开宣传，自然科学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会被进一步推迟。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更是被扭曲的幻像。1952年，斯大林接见苏联作家团体，有作家问，“现在应该写什么？”斯大林回答说：“写真实！”随后，就有数百名作家因为想“写真实”而被逮捕或被杀害。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新旧作品一律被禁止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不准在苏联发表。虽然他们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是他们被认为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敌人”，因而无法拥有在本国发表作品的权利。当今，政治因素对出版自由的压制呈愈演愈烈之势。英国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对出版自由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有其深刻的洞见。他认为，现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审查时代”④，“出版自由”理论必定要与国家对公共舆论的种种干涉进行妥协。在政府所圈定的几大限定范围内，出版企业不能也不愿越雷池一步。
3.人类认知的不完善性会导致出版人（或编辑）做出错误的出版取舍。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依靠思想构建了庞大、复杂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其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包含了精密的计算和逻辑。知识领域的无限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个体认知的不完善性和片面性。此外，对他人文本的理解是以历史为根基的，很难脱离已有的传统和成见。基于以上两点，出版人或编辑对手中稿件的判断不可能正确无误，尤其是对于那些质疑权威和传统的稿件的判断。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的正式发表宣告了信息经济学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论文也险些被国际专业权威期刊淘汰。据阿克洛夫本人讲，该文发表前曾经先后被《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评论》等三份期刊拒绝。四年之后，《经济学季刊》才最终接受了这篇论文。阿克洛夫认为期刊编辑们拒绝该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担心将信息的考虑引入经济学而使经济学丧失其精确性，二是他们不喜欢论文易懂的风格，因为它不像通常的经济学论文那样“一本正经”。⑤
在建立于印刷复制技术基础上的机印书时代，出版业对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技术发展水平对个体表达自由的某种限制。即便在出版自由精神和理念深入社会每个细胞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也存在着个体出版权利无法顺利行使的情况。因为即使排除政治、经济和出版人专业素质等固有阻碍因素，个体作者也存在着向公众正确表达自己的现实困境。根据《作家文摘》（Writer's Digest）的资料，60%的大出版社不给作者最后认可文字编辑工作的权利；在23%的出版社，作者无权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名；20%的出版社在设计书籍封面时不征求作者的意见。⑥这一切都源于传统出版企业对出版的技术垄断：繁琐的排版工作或昂贵的排版软件、可观的印刷成本、与个体作者隔绝的发行渠道等都在技术层面上制约着通过出版物表达自我权利的实现。因此，在出版自由度较高的欧美国家，自助出版模式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三、数字印刷出版时代为个人开辟了更大的表达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出版业经历着出版技术的大洗礼。比出版形式、流程和商业模式重构更为深刻的变革是，新型出版技术的出现为个体提供了更进一步接近出版自由理想的技术支持。肇始于传统印刷的数字印刷技术让按需出版成为可能，自助出版者可以不再受制于代价不菲的初始印数。技术门槛的降低为自助出版提供了发展契机。如今，全球出版业正在迈进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出版时代。从技术层面而言，网络空间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理想的“观念市场”，因在其中实施的表达活动所受到的限制最小。数字出版对于个体的意义在于：它在技术上打破了传统出版企业对出版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垄断，为个人拓展出新的表达空间。就出版技术层面而言，传统出版空间不能实现的出版权利能够突破各种羁绊得以顺畅实现。维基百科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直到今天，可能很多传统出版人都拒绝接受维基百科模式，也无法理解其成功之道。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超过一半的谷歌搜索都会把维基百科的相关页面排在第一位。相比之下，《大英百科全书》的搜索结果则差强人意。维基百科的成功就在于它相信人类的理性，并通过有效的机制为那些坚持内容原创和知识共享理念的个人提供了一块自由表达的园地。“自由的百科全书”也只有在数字出版时代才能以维基百科的名义实现。
维基百科的“知识共享”并不意味着数字出版时代版权的终结。相反，数字出版为个体获取经济收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数字出版发展最好的美国，不少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都体验到了自助出版带来的收益。他们无须得到出版商的首肯，就可以将作品投放到市场，等待读者的评价。在技术实施环节，作者只要掌握了并不复杂的电子书制作软件，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将作品到数字出版平台上。事实上，已经有不少的作者，尤其是那些屡被出版商拒绝的作者选择绕开出版商投身自助出版。随着免费电子书制作软件的不断，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可以利用功能强大、操作简便的电子书制作软件来完成以前必须由出版商完成的工作。与印刷、发行打交道的工作已经被简单的上传操作取而代之。至此，技术的发展已经将除编辑环节在内的所有出版环节都个人化了。作者在充分表达自己的同时，也收获了市场给予的丰厚回报。相比于出版社支付的10%左右的版税，自助出版平台许诺的自主定价和70%的版税，着实让一些作者赚得盆满钵满。最近的、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无疑是阿曼达·霍金。这个生活拮据的“八零后”女孩曾经多次被传统出版社拒之门外。2010年4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将自己的作品放到亚马逊和其他电子书网站。6个月后，其定价仅为0.99美元的作品为她带来了20万美元的可观收入。截止到2012年2月，阿曼达共售出150万本电子书，收入250万美元。⑦阿曼达作为“草根”一族的成功，让“自助出版”这一在美国文坛地位低下的行当变成了一份令人期待的工作。中国的“网络文学”与美国的“自助出版”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网络作家先在网上免费作品的小部分文字，吸引读者后，剩下的大部分内容则须读者付费才能阅读。这种模式已经成就了不少网络作家。他们通过数字出版不仅获得了读者的认可，也取得了可观的版权收益。
四、结语
在人类持续不断追求出版自由的过程中，出版技术的变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随着出版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通过出版物表达自我的自然权利得以最终确认，表达自我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阻碍和限制被不断打破，表达自我的能力也因此逐步提升。
（作者系北京印刷学院教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 [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5.
② 韩秋红、王艳华、庞立生编著.现代西方哲学概论——从叔本华到 罗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3.
③ [英]约翰·O·E.克拉克、迈克尔·阿拉比等编蓍.世界科学史[M]. 马小茜、张晓博、张海译.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123.
④ [英]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M].刘士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3：85.
⑤ 陈钊编著.信息与激励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5：17.
⑥ 参见.
印刷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数字出版；稿件采编系统；网络监督；期刊推介；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1-0067-03
技术决定论者坚信传播技术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深刻改变[1]。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正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许多方面。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印刷版中国科技期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在许多环节进行了各种积极尝试及措施以应对网络的深刻影响，并正在发生着各种发展转变。
一、对科技期刊传统稿件处理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中国科技期刊在网络应用及普及前，对稿件的投稿、审稿、退修、编校等环节均在纸质稿件上进行，并通过邮局邮寄方式联系，费时费力。
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网络的运用逐渐推广并在近十余年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学术期刊稿件的处理方式也悄然而不断发生改变。
在21世纪初，有期刊就开始尝试通过网络，利用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作者、专家进行稿件的传送，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稿件的处理时程；之后，逐渐出现专业的开发软件公司，制作并推广使用期刊网络采编系统。
该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期刊门户网站和期刊采编业务集成化信息平台，将在线投稿、查询和在线审稿、流程监控等采编业务整合在一个系统平台上，以实现传统平面期刊的数字化存储、网络化传播和个性化利用的目标[2]。
目前采用稿件采编系统的期刊已较为普遍，这种方式易于实时查阅稿件处理进度，而且快捷、方便，提高了稿件采编流程的效率，有效缩短论文编审及发表时滞[3]。
二、对科技期刊编辑策略及传统印刷出版方式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互联网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及方便快捷和可主动选择等优点，正在深刻影响着科研工作者查阅文献的方式，即不只是受限于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获取科研学术信息，而是充分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或各种专业数据库，主动检索并查阅所需内容。科技期刊编辑必须积极改进并提升编辑策略，以应对这种转变。如对网络检索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篇名及摘要等正投入更多精力，编修中不断提升其关注度，以便于科研工作者查找到相关单篇文献，提升论文的传播效果[4]。
同时，网络普及也促使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发生着深刻转变。由于网络的即时快捷，可避免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发排、印刷装订等过程延搁。为了使科研论文及时与传播，现今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正处于印刷版期刊与数字出版并存的阶段，并逐渐走向定量印刷或全部数字出版的未来。
目前，有些科技期刊在保存传统印刷版期刊的同时，自建期刊网站，应用网络即时论文，随后再按期印刷出版。2007年，我国上网期刊已有6000余种[5，6]。也有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网络数字化期刊或论文平台。自20世纪末以来，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这种全新的学术论文传播模式大规模兴起，促进了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取得长足发展[7-8]。如中国科研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http：），即通过网络即时来自不同作者和不同领域的电子版论文，并逐渐开始尝试同时也出版纸质期刊。
此外，优先数字出版也是一种迅速发展并得到认可的科技期刊网络化数字出版模式。这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数字期刊。目前大多数期刊选用的优先出版模式是录用并完成编修的经编辑定稿的稿件，一般以期或单篇论文为单位出版。目前，国际上许多著名学术期刊都有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如Springer创办了“Online First”， Nature的“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的“Express”， Elsevier的“InPress”；国内期刊大多采用中国知网平台进行优先出版。这种即时发行且灵活的出版方式，节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时间、排版印刷时间、邮发邮寄时间、图书馆编目上架时间，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与读者见面[9-12]。这些不同的网络数字化出版方式，顺应了科研工作者在网络上查阅信息并阅读的现状，也便于利用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读者主动推荐、推送，有力促进了期刊论文影响力的提升。
三、科技期刊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监督的发展转变
随着网络应用及对期刊出版方式的影响，逐渐出现了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出版是否是正式出版以及缺乏相关法规制度等方面的新问题，并进一步产生了大讨论和新的思考[13-17]。例如，互联网普及之前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仅在答辩后收藏于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图书馆，学术期刊和司法界都将之视为未公开发表。因此，国内外学术期刊传统上并未将学位论文内容再次发表认定为重复发表。但近年来，随着网络出版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建立了硕博士学位论文库，读者可以检索并阅读全文，这一传统认识已受到挑战。张小强等[18]认为学位论文被收录进网络数据库属于正式出版——网络出版。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一法规或规范，但中国科技期刊界的很多编辑工作者，已对其学位论文内容的研究论文投稿采取尺度不一的拒绝。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硕博士研究生对此不能理解，或产生不满而抱怨甚至责问期刊编辑部，或者对毕业时学校要求上传电子版学位论文并网络产生抵触情绪，但为了顺利毕业而委曲求全并被动放弃投稿期刊。这些均对科研工作者的情绪、工作热情等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科技期刊及相关各方均急需重视并积极应对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如完善规范制度和机制，形成共识，达到有据可行，避免混乱；目前也并非所有高校都提供研究生毕业论文电子版全文，故是否应全面考虑各方利益，如研究生只提供毕业论文摘要或应有自主决定权提供全文，或数据库按研究生论文下载支付给研究生费用等措施，以期达到互利共赢。这些均需进一步深思并转变。网络普及在提升中国科技期刊所刊发论文质量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网络数据库检索的广泛性及文献不端检索软件的应用，均有效避免了刊发抄袭、文字复制等不端行为，保证期刊的原创性和首发性，提升了期刊论文质量和传播效果。
四、中国科技期刊利用网络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和影响力并有望促进学术交流
利用网络的无地域、时间限制的优势，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占主要份额的中文科技期刊走国际化之路并减少知识产权外流，是一个有利时机，必须积极利用互联网，寻求走出国门的方法和途径。
目前侨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近三十年来迁往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新时期移民逐步增长，这一时期的移民大多具有高学历或为技术移民。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含中英文版）的国际化进程，可为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查阅和了解中国科研成果的机会，也利于增进国际化传播。
中国知网数据库正在积极探索将中国科技期刊推介到世界各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此外，科技期刊也应进一步开拓各种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拓展更广泛的读者、作者和审稿专家。如高校科技期刊应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国际间校际交流和科研合作优势，将其科技期刊网站在对方院校或研究单位的互联网站上建立广泛链接；或借助海外科研工作者及编委等，在其名片、电子邮件末尾签名处或博客主页等，标注上相应中文科技期刊的网址等，通过其与其他科学家交流或参会等机会，便可以使中国科技期刊得到积极推介，并逐步扩大国际传播及影响力。截止到2006年，已有超过500家的大型海外机构用户通过互联网使用中文期刊，中国的传统期刊在通过互联网发行到世界各地。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知名院校及皇后图书馆、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等海外大型图书馆的借阅者们，可通过互联网阅读到了中国的科技期刊。而且，很多中国科技期刊也已拥有国际编委或审稿专家，正是利用了网络的便利，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也促进了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中国科技期刊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广泛传播，也将对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产生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内科技期刊以这种方式走出国门，特别对不容易收录入以英文为主的SCI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中文版期刊，通过利用网络的各种方式推介，将极大促进中国科研成果的传播，并为世界各地掌握汉语或以汉语为母语的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科研发展的窗口。在增进国际科研工作者了解中国科研成果及期刊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吸引更多海外华裔科学家将其科研成果以其熟悉的中文撰写，并投往中国科技期刊，从而形成科研成果共享与期刊发展共赢的良性循环。随着其在国外推广力度的加大和提升，对国内科技期刊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推动；而且也方便世界各地华裔或他国的科研工作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开辟并寻找更多与国内同行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中文版科技期刊还应进一步重视并提升论文的英文摘要的编辑加工和规范，为不掌握汉语的国际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解中国科研进展的窗口。相信科技期刊在传播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发挥其促进交流的作用，这也顺应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到中国声音“走出去”的需要，避免科研领域购买国外试剂、仪器而将科研论文成果发表在国外英文期刊的“两头在外”的弊端。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等知名学者建议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重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改革旧有的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对国内外期刊一视同仁，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双重标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深刻影响及积极应对转变的进程中，这些无疑又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要坚持世界一流和国家需求方向，要关注科学前沿和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好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中国科技期刊是国际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并采取各种应对方式，不断转变思路和运营模式，建立自己的科技文献品牌体系及学术期刊评价的国际话语权。目前，利用网络平台，将以往小而散的期刊进行整合并实现集约化发展，也是目前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又一个趋势，并正在不断发展。这必将使中国科技期刊经历深远而有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更高效地发挥科研成果的传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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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书是人所阅读的，人通过各种书籍得到不同的信息，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
《辞海》中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古代中国作为礼仪文明之邦，对于“人文”有着独特的理解。《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上是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等级关系的伦理概念。这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即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塑造教养有素的、多才多艺的人。同样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在古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就开始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实行全面的文科教育。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的千年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上的束缚与奴役，被禁锢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驱散中世纪黑暗，建立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武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也确立了个人的价值，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
上述历史语境下的人文精神之旨趣，在于强调人的尊严，注重人的感性生活追求以及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现在，人文主义已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文主义在中国书籍形态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中国书籍设计历史就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最好例证。
装潢工艺的产生、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简牍装被卷轴装取代、卷轴装被册页形式取代等，都表明了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的作用及意义。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简牍始于周代，至秦汉最为流行，直到东晋末年才被纸取代。中国古代许多著作都是写在简策上的，如《诗经》、《礼记》、《春秋》等，但由于竹木的分量很重，长篇的文字翻阅和携带很不方便，并且时间长了编绳容易折断，易产生脱简和错简的现象，很难复原。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寻找其它用于书写的材料，这样就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书籍形式——卷轴装。为了方便人们查阅，卷轴装的结构更加明确，分为卷、轴、、带四部分，并且每个结构上都进行充分设计，以满足阅读的不同需求。但卷轴装同样存在不易查阅中间部分的缺点，由此又产生了龙鳞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等，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现代书籍形态结构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的包背装、线装。
从以上可看出，书籍形态的更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需求。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怎样将二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既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设计之源泉所在。在现代书籍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人类发展的规律。人是社会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此为人的设计不是一种片面的行为，而应充分总结前人经验，不能认为书籍设计是一个简单的包装过程，装个封面，美化了事，应充分考虑“为人的设计”，以人的需求为设计的出发点，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去创造和满足人的更高需求，创造出消费生态和观念的有序化。人文主义精神在设计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应以此为基础进行思考、设计、创新，其创造性则更能够给人以启发，进而引导人们赋予生活以不断更新的内容。
成书的手段一般是通过印刷，而纸是印刷的载体之一，但不是惟一的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印刷系统被桌面系统所取代，使以前种种不可能印刷出的效果成为可能，印刷方式的发展使得能够印刷的载体更加丰富，在书籍设计过程中，可根据内容选择纸、布、皮革、海绵、有机玻璃、塑料等。只要是能够运用于不同印刷手段，使读者更易于理解所讲授内容的材料都可应用。在现代印刷中，单是纸的种类便十分丰富，要考虑诸多要素选择纸张、确定开本，不同的主题，都有其适合的纸张。
一本书不单单是几十张或几百张印有文字的纸装订在一起，而是一个“活体”，并且是一个极富“表情”的“活体”。在这个活体中承载着写书人和做书人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合体”，可如君子之交般的淡然，可如暴风骤雨般的猛烈，可如清泉流淌般的平稳，亦可如浪花拍打岩石般的碰撞。写书人已运用文字将内容、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做书人则要充分运用书籍的要素，构成人们享受这些内容的特有空间。书籍是人们交流的平台，实现这种交流，就要使读者融入其中，而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书籍的结构设计。可以通过一些独特的设计，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走入这个“世界”。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一些行为、动作使阅读成为一种互动，使读者的阅读方式成为主动接受。
在书籍这个“舞台”上，文字、图形、色彩都是其中的角色，它们的不同组合、搭配能够达到各种效果。在文字、图形、色彩的编排过程中，则要符合人的一般视觉习惯，并设计出与同类书籍不同的视觉流程，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读者接受信息的程度，营造该书特有的阅读氛围，使阅读成为一种享受，并在享受过程中实现对知识的把握。不同种类的书籍，视觉流程的特点是不同的，如文学类的小说，其视觉流程应具有连贯性，在设计过程中应把握其“单线条”的整体性 ；而信息较多的杂志，其视觉流程可以是多条的，可并列而行、可主次有别、可正反相对。这其中的种种变化，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提高人的阅读效率。另外还需考虑版面的调性变化，通过调性的变化使人的视觉得到调节，达到松弛有度。
书是人所阅读的，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如今“超文本”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颇具发散性的技术。这种技术具有相互沟通和多声渠道的性质，从而有利于对确定词语的多元对话，并使读者从作者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超文本的读者和作者被称为是互相学习者、共同创作者。由此可看出它同样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永存。
参考文献：
印刷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书是人所阅读的,人通过各种书籍得到不同的信息,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
《辞海》中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古代中国作为礼仪文明之邦,对于“人文”有着独特的理解。《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上是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等级关系的伦理概念。这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即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塑造教养有素的、多才多艺的人。同样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在古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就开始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实行全面的文科教育。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的千年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上的束缚与奴役,被禁锢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驱散中世纪黑暗,建立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武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也确立了个人的价值,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
上述历史语境下的人文精神之旨趣,在于强调人的尊严,注重人的感性生活追求以及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现在,人文主义已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文主义在中国书籍形态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中国书籍设计历史就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最好例证。
装潢工艺的产生、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简牍装被卷轴装取代、卷轴装被册页形式取代等,都表明了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的作用及意义。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简牍始于周代,至秦汉最为流行,直到东晋末年才被纸取代。中国古代许多着作都是写在简策上的,如《诗经》、《礼记》、《春秋》等,但由于竹木的分量很重,长篇的文字翻阅和携带很不方便,并且时间长了编绳容易折断,易产生脱简和错简的现象,很难复原。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寻找其它用于书写的材料,这样就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书籍形式——卷轴装。为了方便人们查阅,卷轴装的结构更加明确,分为卷、轴、、带四部分,并且每个结构上都进行充分设计,以满足阅读的不同需求。但卷轴装同样存在不易查阅中间部分的缺点,由此又产生了龙鳞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等,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现代书籍形态结构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的包背装、线装。
从以上可看出,书籍形态的更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需求。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怎样将二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既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设计之源泉所在。在现代书籍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人类发展的规律。人是社会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此为人的设计不是一种片面的行为,而应充分总结前人经验,不能认为书籍设计是一个简单的包装过程,装个封面,美化了事,应充分考虑“为人的设计”,以人的需求为设计的出发点,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去创造和满足人的更高需求,创造出消费生态和观念的有序化。人文主义精神在设计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应以此为基础进行思考、设计、创新,其创造性则更能够给人以启发,进而引导人们赋予生活以不断更新的内容。
成书的手段一般是通过印刷,而纸是印刷的载体之一,但不是惟一的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印刷系统被桌面系统所取代,使以前种种不可能印刷出的效果成为可能,印刷方式的发展使得能够印刷的载体更加丰富,在书籍设计过程中,可根据内容选择纸、布、皮革、海绵、有机玻璃、塑料等。只要是能够运用于不同印刷手段,使读者更易于理解所讲授内容的材料都可应用。在现代印刷中,单是纸的种类便十分丰富,要考虑诸多要素选择纸张、确定开本,不同的主题,都有其适合的纸张。
一本书不单单是几十张或几百张印有文字的纸装订在一起,而是一个“活体”,并且是一个极富“表情”的“活体”。在这个活体中承载着写书人和做书人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合体”,可如君子之交般的淡然,可如暴风骤雨般的猛烈,可如清泉流淌般的平稳,亦可如浪花拍打岩石般的碰撞。写书人已运用文字将内容、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做书人则要充分运用书籍的要素,构成人们享受这些内容的特有空间。书籍是人们交流的平台,实现这种交流,就要使读者融入其中,而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书籍的结构设计。可以通过一些独特的设计,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走入这个“世界”。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一些行为、动作使阅读成为一种互动,使读者的阅读方式成为主动接受。
在书籍这个“舞台”上,文字、图形、色彩都是其中的角色,它们的不同组合、搭配能够达到各种效果。在文字、图形、色彩的编排过程中,则要符合人的一般视觉习惯,并设计出与同类书籍不同的视觉流程,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读者接受信息的程度,营造该书特有的阅读氛围,使阅读成为一种享受,并在享受过程中实现对知识的把握。不同种类的书籍,视觉流程的特点是不同的,如文学类的小说,其视觉流程应具有连贯性,在设计过程中应把握其“单线条”的整体性;而信息较多的杂志,其视觉流程可以是多条的,可并列而行、可主次有别、可正反相对。这其中的种种变化,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提高人的阅读效率。另外还需考虑版面的调性变化,通过调性的变化使人的视觉得到调节,达到松弛有度。
书是人所阅读的,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如今“超文本”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颇具发散性的技术。这种技术具有相互沟通和多声渠道的性质,从而有利于对确定词语的多元对话,并使读者从作者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超文本的读者和作者被称为是互相学习者、共同创作者。由此可看出它同样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永存。
参考文献:
印刷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数字化印刷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 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7.03.050
Exploration on the Teaching of Printing and Graph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Printing
LI Jing
（Yuncheng Polytechnic College， Yuncheng， Shanxi 044000）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digital products gradually occupy more market share，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printing industry， digital printing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under thi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echnical level， teachers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literacy， students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seek the opportunity of social practice， the theory of classroom knowledge into practical use.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will combine many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printing technology， printing and graph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aching innovation analysis， hoping to hel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digital printing； graph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aching innovation
印刷g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发展史，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数字化成为当今印刷技术发展的基础，数字化是印刷产业的关键性技术，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活动中，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在数字化成为主流技术的背景下，其教学弊端越发明显，因此应该就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创新措施。
1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硬件教学设施不完善
用于印刷产业运行的设备都是非常专业的大型机器，由于高等院校教育经费紧张，不少高校实验室中根本没有为印刷专业的学生购置完善的教学设备，导致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过程中过度依赖理论教学，负责任的教师会利用多媒体教学工具为学生展示与印刷产业有关的设备机械图，但是这对于学生来说只能满足他们对机械设备的感性认识，而不能让他们近距离地接触和感受与印刷行业有关的运行和操作流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对于培养学生实践操作和动手工作能力有着不良影响，使得教育和实践相脱节，这也是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诸多不顺的原因之一。
1.2教师普遍缺乏实践经验
高等院校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的教师在理论领域都拥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却普遍缺乏实践经验，教师难以在教学活动中传授学生更多的实践经验，只能在理论研究领域为学生解决困惑。教师缺乏实践经验与他们自身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高等院校在招聘教师的过程中过分注重学历要求，一般情况下都是聘请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的人才作为学校的教师，但是这样的人才往往由于将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学术研究上而忽视了实践经验积累。另外，由于教师常年在学校开展教学活动，很少有时间到社会中积累实践经验，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导致如今很多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1.3学校实践氛围不佳
在实践活动组织事项上，不少高校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导致整个校园实践活动氛围不佳。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过度依赖理论知识学习，而忽视实践能力培养，在这种状态下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由于他们缺乏工作经验，导致他们在求职过程中屡屡碰壁，有的学生即使能够找到工作，由于自身实践能力不强，导致企业对其失去培养兴趣，进而对其所在学校的教育品质产生质疑，无论是对于学生个人还是其所在学校，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对于学生自身而言可能会失去这个工作机会，对于学校而言可能在社会上形成不良声誉，对学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 教学创新措施
2.1建立全新教学课程体系
目前，我国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的主要课程包括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制图、图像处理软件、印刷色彩学、印刷材料学、平版印刷原理与工艺、印刷概论、平板晒版原理与工艺、印后加工技术、印刷机械、柔性版印刷、丝网印刷、广告包装设计以及数字印刷与数字化工作流程等，主要偏向培养掌握印刷图文信息计算机处理理论与技术及现代印刷工艺等综合技能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但是从上述培养课程和目标来看，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还是比较偏向理论教学，学生能够切身感受这个行业的机会很少，甚至于在印刷色彩培养上近乎完全是理论传授，所能够达到的教学效果非常有限。因此在教学创新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建立全新的教学课程体系，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提高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实力。
在建立新的课程体系之前，应该事先针对市场印刷企业运行现状进行调研，充分了解市场行情，才能制定出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课程体系，担任制定课程体系的相关人员最好要与企业一线技术人员进行深度访谈，才能全面了解本专业在工作岗位最需要掌握的技能和必备理论知识，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岗位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全新的课程体系包括素质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以及职业证书要求四大方面，其中素质结构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即要求本专业毕业的学生都要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要懂得遵纪守法、要具备事业心、进取心以及创新精神；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即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承受强调的工作压力，能够胜任企业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工作等；文化素质，即要求毕业生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文字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并且具备基本英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等；职业素养，即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增强他们的职业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等。知识结构包括培养学生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学生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英语水平能够达到英语应用能力B级以上，能够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技术资料并且要能够达到基本会说会听的水平；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及应用，并要通过全国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水平以及以上考试，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数字化印刷技术运用中的基本技能水平；要求学生掌握图文信息处理的基础理论知识，要对整个印刷流程非常熟悉；要求学生掌握应用文写作知识，能够自主创新和书写相关论文等。能力结构包括要求学生具有基本色彩图形处理能力、文字和多媒体信息处理能力等；要求学生具有从事制版、印刷、印后加工等技术能力；要求学生具有一定印刷工艺方案设计和创新能力等；要求学生具备一定检验印刷材料质量以及印刷品质量的检测能力，并具有一定的印刷市场营销能力等。在职业证书要求上，主要是针对电子图像处理工和制版工，两者都需要持证上岗。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确学校制定全新课程体系的原委，要让学生重视自身综合能力培养和提高，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要让他们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
2.2加大知识结构调整力度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的知识结构是由基础知识、理论知识以及专业技能三大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都是专业教学中应该注重培养的知识模块，从目前市场发展需求和前景来看，应该针对学生在印刷色彩、设计以及操作水平上进行大力调整，在注重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加强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帮助学生接触更多生产实践，帮助学生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从而更加贴近生产实际。另外还应该针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进行培养和提升，不断提高本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为数字化印刷技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3根据市场需求，优化课程内容
一方面，教师要根据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指定教材开展教学活动，另一方面教师也要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变化，及时调整课程内容，使得教学质量和效果发挥最大优势。为了最大程度保证本专业毕业生能够顺利就业，学校应该多安排和组织实践课程，比如说与企业建立长期人才培养合作计划，企业给本院校学生提供实践实习的机会，学校按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制定培养计划，目前一般采用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能够培养出更多符合企业要求的应用型人才。
2.4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
学校应该树立先进的教学观念，教师应该积极改革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目前比较流行的人才培养方式主要有订单式、实训式、基地式，为学生提供多途径学习渠道，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通过实习和实践活动，逐渐提升学生的动手操作水平，激发的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通过订单式的人才培养途径，不仅能够解决学生实践能力发展问题，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生就业问题，帮助学生尽早适应社会工作环境，全面提升大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2.5加强师资建设
优秀专业的教师团队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学校应该注重引进全方位教师资源，不仅要有学术理论知识扎实的教师，还要聘请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充当学生的技g指导教师，基本上可以保证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接触到实际生产经验，以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发展。
3 结语
数字化印刷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主流趋势，数字化印刷技术给当代印刷产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了适应市场发展需求，高等院校开设的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要不断进行创新改革，不断寻求进步和调整，才能培养出专业素质高、应用技能强的高素质人才，才能促进我国印刷产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范丽娟.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模式探讨[J]. 印刷质量与标准化，2012.5：21-23.
[2] 范丽娟.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模式探讨[J]. 出版与印刷，2012.2：40-42.
[3] 吴伟. 印刷电子学发展背景下印刷工程专业教学改革[J]. 包装学报，2014.4：88-92.
[4] 焦利勇. 基于印刷产业数字化发展下印刷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的研究与实践[J]. 轻工科技，2015.1：131-132+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