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技术监管范文

影视技术监管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著作权；网络影视；法律规制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网络影视的技术特征和知识产权保护与传统数字作品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追溯网络影视侵权行为的难度要比传统数字作品的更大。如今，网络影视著作权的保护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通过改革和新技术来打破这种困境。2018年，区块链技术被正式引入到著作权保护运用中的司法领域，为网络影视著作权的保护提供了更多的问题解决思路。但是作为技术手段，区块链技术还需要政策和制度的辅助，以及更完善的法律规制，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区块链技术的优势作用

在理论层面上，区块链技术能够在网络影视著作权保护中发挥巨大的优势作用，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登记确认著作权。网络影视作品产生之后，便拥有了著作权，但是传统的著作权主体确认流程比较繁琐，时间周期较长，效率低下，而且由于作品的数量以及质量，并不是所有的影视作品都能够进行注册。区块链技术通过智能合约进行哈希运算，得出带有影视制作者信息、作品内容以及时间戳的哈希值，为网络影视制作人提供了保障。提高数字资产存储的安全性。传统数字资产存储在数据库中，虽然具有检索使用的优势，但是安全性不足。区块链技术采用P2P数据存储模式，采用不同节点存储的方法，即便其中一个节点被黑客攻击，也不会改变存储内容的真实性，提高了数字资产存储的安全性。有利于网络影视作品著作权的交易行为。首先，区块链技术允许作品交易只需要加密数字，减少了数据信息的大量传输和存储，节约了交易的时间成本；其次，网络影视作品被上传到互联网之后，只要作品带有哈希值并参与了交易，影视制作者都能够获得收益和反馈，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更加准确地判断出作品的实际价值，包括短时效益、长期回报、IP价值等等，避免作品价格虚高或者过低的情况出现，为购买者和制作人提供保障。区块链技术能够为每一个网络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加上身份信息以及对应的时间戳，分布式的存储也有利于对侵权人的身份追踪，有利于著作权的维护。但是目前区块链技术在网络影视作品著作权维权领域中，还缺少大量的实践和相关的法律规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区块链在网络影视著作权保护运用中的问题

（一）区块链的规范标准不足

目前区块链技术在网络影视著作权中被广泛应用，但是在著作权保护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证明。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型网络技术手段，本身就拥有一定的知识产权问题，比如美国的高盛投资银行、花旗银行等都申请了区块链技术的专利，各个银行机构纷纷效仿银行巨头的做法，抢注专业注册，实际上这种行为并不利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1］。在我国，区块链技术主要应用于网络影视的出版，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区块链技术并不成熟，技术专利方面远远不如其他发达国家。由于巨大的差距，我国在区块链技术的实际应用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我国区块链技术目前还处于初级实验的阶段，技术的运用过程实际上都是自我设计，本身并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因此区块链技术的标准规范成了重要的问题。

（二）区块链无法完全遏制网络影视的侵权行为

由于当前我国的区块链技术运用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和初级实验阶段，因此其智能合约、数字资产存储以及资产的证明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和完善。首先，区块链技术目前存在着一定的技术问题，作品稍加修改之后可能就不会被系统认可，节点化的记录方式很容易导致著作权的限定过于严格，限制自我发挥。其次，区块链技术可以追溯侵权行为，但是却无法确定侵权人的真实身份。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属于技术弊端，为那些熟悉区块链技术的盗版者提供了技术漏洞，使盗版者能够对别人的网络影视作品稍微修改之后进行上传，获取不当利益。比如盗版者可以在某段视频平台上下载视频，然后通过简单的剪辑和配音，重新加密之后匿名上传，由于视频内容是重新编辑过的加密内容，而盗版者又采取了匿名方式，导致侵权行为并不会被轻易发现。

（三）限制自由表达

技术本身就具有僵硬化、程式化的特点，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实现对网络影视著作权的保护，但也会限制作者的思想表达。区块链技术通过重点时间戳以及数据节点实现网络影视作品的即时保护，但也会造成作品的思想在构思阶段就因为技术的限制而发生固化，网络影视作品的思想内涵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就被重点时间戳确定了著作权。这就会导致其他公众无法表达类似的题材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络影视作品的自由创作。当采用这种节点性的著作权保护时，如果无法科学合理地控制节点范围，就会扼杀一部分人的灵感，限制思想的传播。而且不合理的节点限制还会使人们无法正常接触公共领域的网络影视作品，造成技术垄断或者思想僵化的问题，阻碍著作权市场的良性发展。

三、网络影视作品著作权保护中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法律规制建议

区块链技术下的著作权保护有两个作用，一是确保网络影视的制作者享有对应的著作权；二是计算机程序的编写以及运算的参与者能够在没有国家职权部门的帮助下自主制定规则。但是，区块链技术不能脱离公共政策和法律规制的规定，否则不法分子就可以利用程序和技术的漏洞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2］。针对目前规范标准无法有效遏制侵权行为以及自由表达的问题，除了继续研究区块链技术之外，还需要从法律政策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完善。

（一）国家政府部门制定规范标准

政府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部门在建设区块链技术规范标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家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是推动标准的制定，并加强应用推广，完善政策环境并构建区块链技术标准体系。通过国家政策的驱动，实现区块链技术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并完善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例如河南省政府就和百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与区块链技术的融合，研发出更多有价值和规模的区块链应用。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和大型互联网企业展开合作，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特点，进一步完善区块链技术的相关规范和标准。

（二）合理运用区块链技术履行智能合约

作为技术手段，只有合理运用区块链技术，才能切实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网络影视盗版行为泛滥主要是因为数字作品的易复制性和易传播性，技术手段可以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也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漏洞完成盗版。因此，将区块链技术中的智能合约纳入法律政策规定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想要利用区块链技术保护自己的网络影视作品，仍需要在健全的法律规定和政府职能的帮助下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区块链技术的自由化设计虽然给予了更多发展空间，但是漏洞过于明显，因此需要国家政府部门的干预，进行确定和实施。政府部门和法院应该具备超越技术的权力，在特殊情况下允许人为更改区块链技术的内部程序，避免技术绑架社会正义的情况出现。

（三）完善区块链技术的监管模式

在网络影视著作权市场中采用区块链技术，需要应用智能监管模式，技术的限制使区块链技术无法治理化，只能在其中加入更有效的监管逻辑，加强监管力度。为了解决匿名盗版现象，网络监管部门可以要求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进行实名认证，比如网络影视的制作者、小说家等等，匿名的参与者也需要进行身份验证。网络监管部门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建立网络影视作品的交易数据库，有效减少那些匿名侵权的行为发生［3］。除此之外，其他行政监管部门以及著作权保护管理组织等也需要加入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完善中，若有人举报或者是发现了侵权作品，及时采取行动，形成合力监管模式。综上所述，任何新技术的使用都会同时存在着利与弊，区块链技术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创新技术，还有许多有待研究和完善的地方。在理论层面上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保护网络影视的著作权，但是在应用过程中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政府部门、知名企业和开发人员积极实践，进一步完善区块链技术的法律规制。

参考文献

［1］陈郭祯．试论区块链在影视版权保护中的应用［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4（1）：23-27．

［2］王清，陈潇婷．区块链技术在数字著作权保护中的运用与法律规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3）：156-163．

［3］杜煜，罗琰炜，李开欣．网络影视行业运用区块链保护著作权引发的诉讼问题研究［C］//福建省商贸协会．福建商贸协会2019年座谈会论文集．厦门：福建省商贸协会，2019：139-144．

影视技术监管范文第2篇

从覆盖优势向受众优势转变。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最直接地体现在与受众的关系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不能只追求外在形式的改变，而应强化受众意识，为受众精心服务，与受众共创价值。随着信息技术的演进，广播影视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努力增强有效传播能力和抵达受众能力，不断巩固扩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要以服务受众为核心，致力于改善受众体验，提升服务用户的质量；以受众为本，时刻关注受众需求变化，做好受众行为习惯分析，做到量身定做、精准传播；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交流，提高受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在互动中参与、在参与中传播。

从数字化成果优势向传播力优势转变。先进技术是驱动广播影视发展创新的关键要素，必须紧盯技术前沿，瞄准发展趋势，不断以新技术新应用引领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当前，我国广播影视数字化改造取得了长足进步，节目内容不断丰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为提升传播力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已从数字化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逐步向智能化、万物互联和大数据演进。广播影视要巩固和扩大数字化成果，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努力提升面向多终端、多用户、多业务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广播影视的生产力和传播力。

从媒体优势向平台优势转变。媒体平台化是融合发展的重要趋势。从以新闻传播为主要功能的媒体转变为集信息生产、交换、消费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服务平台，有利于使广播影视在新的传播格局中不断拓展提升自身价值。要始终坚持“内容为王”，打造一体化、多元化平台，在传统业务基础上开发融合视听节目、社会服务、民生信息、医疗健康、互动游戏等多种业务形态的内容资源，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从内容安全管理优势向全媒体融合管理优势转变。安全播出是广播电视的生命线，广播电视历来高度重视安全播出工作。当前，广播影视业务形态、用户需求、监管对象日趋复杂多样，给科学管理、依法管理带来新课题。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过程中，必须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要加强融合发展中的内容监管和播出安全保障，实现对融合网络、业务、终端、用户的统一监测监管和多层级联动、跨区域协同的监测监管；加强新媒体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研究，全面掌握信息安全状况，及时发现信息安全隐患，不断强化全行业信息安全风险防控意识，并提高信息安全防护水平。

影视技术监管范文第3篇

从近日热播的《杜拉拉升职记》到《非诚勿扰》、《手机》、《天下无贼》等影视节目,“植入广告”大有成为影视界行业运行的“主营业务”的趋势。然而,我国目前对这类广告尚无监管的法律法规,“植入广告”也仍未纳入工商监管者的视野。

但目前北京市工商局下属广告监测中心的违法广告分析显示,市工商系统还未将电视剧、电影等“植入广告”纳入到监管的视野。对此,市工商局有关人士指出,工商机关要依法行政,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很难把影视作品中的“植入式广告”定义为“商业广告”,因此,工商部门也就缺乏法律依据对这些内容进行监管。

业界专家表示,1994年制定的《广告法》在“植入式广告”等监管方面明显滞后。《广告法》正在修订中,有望将以前所没有涉及的新类型的广告纳入监管范围,但2008年提交给国务院,至今还没有出台。“植入式广告”是否会被纳入新《广告法》的监管范围还不明确。据透露,广电总局传媒司已进行“植入式广告”等新问题的研究,并表示将尽早提出规范政策。本刊编辑特以关于“植入式广告监管问题”为话题,约此稿。

我以为所谓的植入式广告其实就是一种新的表现形态的广告类型,是一种内容嫁接模式,即将某品牌商品或服务融入媒体的非硬性广告的其他具体内容形态之中,成为媒体内容的一部分,传播给消费者,尤其在影视媒体中表现尤甚。

它终归是广告!

植入式广告在影视中刻意地插入企业的商品或品牌形象,可以是静态的摆设,可以是画面的背景,也可以是演员使用的道具。它身着大众文化的隐身服,摆脱了传统广告直白诉求的模式,以更加隐蔽、积极、动人的形态潜入了观众的视野。

有人这样描述广告:在消费社会里,广告越来越具有这样一种功能:消费者在广告中,就像在神奇的魔镜中一样,时刻能读到自己,读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魅力、自己的美丽动人之处――它们是什么,它们在哪里。他(她)被那铺天盖地的影像、广告、图例所规划、所启发、所引导或所涵养,也许过去他或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现在恍然大悟了,并且立即去实现它。也许他或她早在与生俱来的广告中潜移默化地弄熟了程式和规则,实行起来驾轻就熟。所以,从“想”到“做”其间没有距离,是瓜熟蒂落,是水到渠成。这样的描述完全适用于影视植入式广告传播。

植入式广告的营销美学内涵是通过产品功能、产品中心信息或产品物理构造起作用的。它的原则就是隐藏营销的主角――产品、服务、观念及相关的信息的主体性,暂时让消费者忘记产品广告背后的功利性而沉醉于被置物的欣赏中,然后不知不觉地引向营销主体。当然,与营销美学相反,如果影视中的许多植入式广告太过直白,严重缺乏合理性、情节性,视观众的欣赏心理与美学原则于不顾。那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其文化的根基,完完全全地成了庸俗的产物。

总之,影视植入式广告的市场化与影视的艺术性、文化性是此消彼长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其本身就是悖论!如何更好地协调二者的关系,使影视与产品的宣传真正实现双赢,将成为媒体、制片人和商家共同思考的重点。

万事万物总有悖论,艺术与市场也是矛盾的统一体,艺术与市场本身就是一对不好调和的矛盾统一体,而大众媒介作为两者的天然结合体,也就意味着它本身具有冲突性。影视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一方面,作为一种美学文化载体的影视,它承载着提高审美认识,完善审美教育,提供审美娱乐的文化性责任;另一方面,它又巧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呈现着商业性的特点。

广告是以纯市场化的角度进入影视的,虽然植入式广告不是传统的硬性广告,它必须与影片的情节、人物结合起来,不能使自己凌驾于影片之上;但她在无形中劝导着、诱惑着观众去购买,这种纯市场化的动机自然会在已有冲突的基础上加剧艺术性与市场化的对立场。

它最终的属性毕竟是广告!

其实,不光是植入式广告这种特殊的广告类型,即便是对广告本身而言,从不同的标准与目的出发,广告从业者、专家学者、企业广告主、监管部门也会对广告有不同的理解。

广告概念融纳着浓厚的文本逻辑,刘慧雯在台湾《新闻学研究》第66期《电视广告「效果再论:语言游戏的观点》一文中指出,广告效果一方面背负着市场逻辑所赋予的行销任务;另一方面又因为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密切结合而带有塑形文化的力量。

不管是传播学术界、广告实务界;不论是斥巨资广告的广告主,还是普通消费者,都希望接触到的广告既有欣赏力又有销售力,但事实上却难得完美。

我以为,单就广告是广告主付费的传播活动来看,可能我们需要更多地按广告主的标准与目的来讨论广告效果,在广告欣赏力与销售力难求完美的情况下,评价广告效果好坏的标准,更多的是广告的销售力,尤其是在企业发展初期,追求更大的销售力也是企业广告投放的最重要目的。

广告不是万能的,它只是企业整体市场营销行为的一部分,多年的营销实践让我看到众多本身同时具有欣赏力和销售力的广告却因为企业的管理和营销实施等因素出现问题而销声匿迹。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评价广告的标准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能够明确自己的认识标准与目的,对于影视植入式广告的见解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

虽然植入式广告传播的运作随着大众媒介市场化与制片人意识及技术的提升,会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到达消费者面前,但这毕竟需要一个过程。在中国,从它自身的发展阶段看,它毕竟还是个“孩子”,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是正常的,不能因为孩子有点成长错误,我们就一棍子打死,孩子的成长需要指导,需要鼓励!而监管者如何恰当地处理制片商、放映方及观众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是考验监管者能力的难题。不管出台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我们都需要深度思考。

影视技术监管范文第4篇

CCBN是国内广电行业的盛会，对指导广电行业的发展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展会开幕的首日，副部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聂辰席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田进、吴尚之来到现场参观指导。 CCBN的主题报告会一直被业内誉为“引领广电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对于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向性作用。在本届CCBN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提出，广播影视未来发展要继续聚焦“融合创新、转型升级”这两个关键词，当前和今后广播影视行业的发展应当将广播电视媒体和传输网络的融合创新、转型升级作为重点，同时加快广电监管体系和技术标准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

本届展会充分展现了国内以及世界广播影视行业的最新成果。在制作领域展出了融合媒体制播和服务云平台、中央厨房采编系统、4K超高清节目制作等内容；在传输网络方面主要关注有线无线融合一体化、超宽网络、移动互联网、融合接入、物联网与智慧城市、智慧家庭与智能终端等；在监管体系方面侧重于融合业务监管、全媒体融合监管云平台系统和广电网络安全评估技术等方面；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标准研发应用方面则展示了智能电视操作系统、中国数字版权管理生态系统、CDR数字音频广播、应急广播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及标准体系。 除了产品和技术的展示，CCBN2017还举办了19场主题报告会等专题会议，邀请广播影视、互联网、金融、IT、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专家和企业，针对广电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开展交流、探讨与合作，参与观众达一万余人次。

本届CCBN2017的海外观众明显增加，国际知名广播电视机构和行业协会的代表纷纷参会进行考察交流，促进了中国广播影视的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高。 CCBN2017规模宏大、覆盖广泛，全面展示了广播影视产业科技创新成果，充分展现了广播影视产业发展水平。随着广电行业融合、升级、转型速度的加快，今后还将会有更多的新技术成果来到人们中间，助力数字生活。

本届展会论坛活动丰富，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皇家大饭店三大会场同期举行CCBN2017主题报告会、CCBN2017有线数字电视运营商国际峰会、CCBN2017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发展论坛（BDF）等高峰对话及专题研讨，内容包括媒体融合、有线数字电视产业发展、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智慧城市与物联网、家庭数字教育与娱乐、智能终端与互联网电视、移动互联网、未来视听新技术（VR/AR、4K等）、台内数字化网络化、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信息安全、版权生态、广电内容产业聚合发展、数字音频广播、广播电视投融资及运营管理创新以及影视动画后期制作技g等多方面。会期共举办专题会议21场，演讲嘉宾200余人，观众1.5万余人，会议场次、嘉宾人数、听众规模将再创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