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健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22:13:08
医疗保健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作者：叶向明徐芸徐盛鑫胡希家工作单位：浙江卫生经济研究杂志社
扩大医疗保健消费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众所周知，医疗经济负担是指居民就医自付医疗费用给居民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从上述分析可知，医疗服务消费包括基本医疗消费和特需医疗消费。基本医疗消费属于自发消费，价格弹性较小，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特需医疗消费属于引导消费，价格弹性较大，在生活中可有可无。试想，居民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根本不会浪费金钱在点名手术、住高档病房和购保健产品上；同时，即使居民收入较高，也不会过度消费特需医疗服务，使自己陷入贫困境地。因此，让居民感觉有医疗经济负担的主要是基本医疗消费。消费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在一些领域，公共消费和居民消费具有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公共消费上升，居民将大量替换出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并将其转化为其他方面的消费，居民的消费由此扩张，产生消费的“挤入效应”[2]；如果政府的公共消费不足，那么对居民来说，将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花费更多，其他方面的消费就会被迫减少，表现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当前，由于公共消费不足而导致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已是一个客观事实。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居民看病费用主要由自己负担，导致医疗经济负担沉重。扩大医疗保健消费主要是通过扩大医疗保健公共消费，加大政府对预防服务领域的投入，使居民少生病、甚至不生病，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居民就医费用支出；同时加大政府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投入，完善医疗保险体系，以更加优惠的措施甚至免费向社会全体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从而减少居民在基本医疗消费方面的个人支付。反过来，基本医疗服务价格下降，可以释放由于支付能力不足而压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使基本医疗消费总量增加。同时，居民用于基本医疗消费的个人支出减少，可以通过培育新的医疗保健消费热点，将其转化为特需医疗消费、保健服务消费，产生医疗保健消费的“挤入效应”，从而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因此，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可以减轻居民医疗经济负担，而居民医疗经济负担减轻又可促进医疗保健消费的扩大，两者并不矛盾，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医疗保健消费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社会经济有直接拉动作用，同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提高劳动力身体素质，间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三是消除疾病隐患，减少疾病经济损失。直接拉动经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的《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显示[3]，受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深等因素推动，预计“十二五”期末，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到47%左右，超过工业成为经济增长最大贡献力量，届时中国将迎来一个“服务经济时代”。医疗保健服务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医疗保健行业从业人员的劳动，可以直接拉动GDP增长。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左右，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不仅低于OECD国家，而且低于巴西、古巴、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4]。同时，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卫生总费用占世界卫生总费用仅2%，因此我国医疗保健消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国外的发展经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保健消费将会不断升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会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也会大大增强。
间接促进经济发展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健消费的增加会提高就业人员的健康水平，提高其劳动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993年世界银行在研究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后提出，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提高各国的经济增长率[5]。伊罗（Arora）运用9个发达国家100～125年的62个健康相关时间序列考察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健康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非常相关，由健康相关变量导致的增长在26%～40%之间[6]。世界银行1995年采用的国民财务测量方法将国民财富分为三类：一是物质资本，二是自然资本，三是人力资本。根据世界银行对192个国家的评估，物质资本占国民财富的比重为16%；自然资本占20%；人力资本占64%。德国、日本、瑞士等高收入国家，人力资本占国民财务比重的80%左右。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就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资源素质，保证有更多、更好的劳动力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增加整个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有学者估计，1950～1982年，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从35年增加到69年，由此可创造经济价值24730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大约773亿元，相当于GNP的22%[7]。2.2.3减少疾病经济损失疾病经济损失不仅包括看病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包括患病人员工作效率下降及其他行业需求萎缩导致的间接经济损失。例如，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对我国的经济影响非常严重，不仅对旅游、餐饮、交通、娱乐等行业带来致命冲击，而且对多数产业部门也带来不利影响。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估计，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0.3～1.0%[8]。又如，我国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流行形势也非常严峻，对经济持续增长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据兰德公司估计，艾滋病等各类传染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1.8%～2.25%之间[9]。另外，日益增多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力损失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可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阻止疾病传播和恶性转归，从而达到减少疾病经济损失的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面提供，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在政府保障居民基本医疗的背景下，鼓励在经济上尚有“余力”的居民投资健康，扩大医疗保健消费，不仅可以减少政府在非基本医疗方面的负担，从而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有更多财力来保障居民的基本医疗，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而且可以提高居民整体健康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稳步发展，从而保证政府有更多财力投入到医疗卫生行业中，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当前扩大医疗保健消费是与时俱进，国家应切实出台相关措施，鼓励居民投资健康。
医疗保健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老干部；医疗保健；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221-01
一、做好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的重要性
干休所老干部是共和国的奠基人，是人民的功臣，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同志为了建立新中国，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做出巨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们的国家有今天，是无数革命先烈和今天还健在的老同志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换来的。因此，敬爱他们，尊重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医，老有所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政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责任。做好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必须具备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树立竭诚为老干部服务的思想，努力为老干部排忧解难，不断提高业务技能，更新保健工作的内容和方式，适应时代变革和要求，才能确保医疗保健工作顺利完成。
二、目前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需求提高
由于干休所老干部处于高龄、高危、慢性病高发期，因而控制慢性生活方式疾病的健康管理班纳入日常工作程序。目前诊断技术不断提高，对各种疾病的认识及治疗方式也日益完善，所以对老干部日常保健工作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老干部患大病、急病多，身体的不适以及对疾病的忧虑、子女的关心程度、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家庭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使老干部的心理问题日渐突出，这就给卫生保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干休所专业医务人员少，对于日渐提高的医疗需求难以达到满足。
（二）对保健人员要求提高
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不仅仅是诊断、治疗的问题，还涉及疾病预防、心理疏导、康复理疗、运动饮食等方面，要求保健人员不仅具有丰富的临床知识，还需要流行病学、康复医学、保健医学、心理学等知识，因而新时期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包括了身心两方面的预防、诊断、治疗与康复，医疗保健工作设计疾病预防、心理疏导、康复医疗、运动饮食等诸方面工作，这就要求医疗保健人员具备全科医疗技术水平。
（三）经费保障难度加大
个别老干部一人持卡全家吃药，还存在迷信高价药、进口药、保健品的现象，甚至有老干部治病吃药跟着广告走的情况，加大了经费保障的难度。
三、加强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常态化管理的有效措施
（一）规范化管理，深化优质服务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如值班制度交接班制度、寻真制度、送诊制度、抢救制度、体检制度、计费管理制度、药品采购等，制定急救急诊预案、传染病应急预案、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各类疾病保健应急预案等。医务人员轮流分片包干，入户上门巡诊服务，为老干部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心电图等，指导老干部正确用药，解答疑难会打字虚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积极为老干部配备急救卡片、服药卡片、急救盒等；有条件可配发电子血压仪、体重计、血糖仪、家用制氧机等医疗仪器；开展并建立家庭病床。有初级水平服务向优质高效服务转变，变被动为主动服务，提高老干部生存质量。
（二）智能化管理，完善档案资料
根据老干部的健康状况，评价健康危险因素，建立危险因素评价体系和危险度评分标准。更新完善老干部医疗及心理保健档案，由纸质基础资料逐步推进，建立标准化电子健康档案，做到及时收集、及时记录、统一编号、专人保管。通过每年定期身体检查，评估身体状况，提出健康保健方案，制定个体化综合保健措施，并将老干部的基本情况、心理测量结果、个人性格分析、日常咨询情况，及时补充到心理档案中。
（三）科学化管理，不断提高医疗水平
以老干部医疗保健需求为导引，以解决医疗保健难处为重点，利用各种手段，提高医务人员业务技术水平，努力打造一支高标准、高质量、具有过硬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队伍。可采取在职训练学习、外出进修培训及自学相结合；如每周开展读书报告会，交流心得体会，切磋业务技能；加强急救模拟演练，着力通告一线救治成功率；针对老干部常见病、多发病的特点，定期派人到中心医院进修、学习，每年派人参加老年病、急诊急救等短期培训班学习；鼓励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会等，更新拓宽知识，开阔视野，提高医疗水平。同时抓紧自学，制定个人业务学习计划，鼓励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激励医务人员积累经验，撰写论文[1]，开展科研项目。
（四）群防式管理，开展扎实有限的健康教育
干休所成立健康教育管理小组，制定健康教育计划，试试健康教育措施，保管健康教育资料。健康教育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医疗保健人员通过培训、外出学习、自学、或请专家讲课等方式，提高自身健康知识水平，掌握沟通技巧，与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不同疾病的老干部进行很好的交流，以保证健康保健指导顺利进行。二是利用多种教育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如宣传栏、板报、刘相片、影像资料、多媒体健康知识教育讲座，发放宣传手册、健康教育光盘等方法进行保健防病治病知识的普及，使老干部对老年常见病、多发病有更多的了解，转变老干部旧观念，转变老干部旧观念，帮助老年患者认识和改变不良行为，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三是将老年病常见知识的预防保健传授给老干部的家属和子女，尤其是建立家庭病床后，更需注重对家属子女进行危重计征的临床早期表现及抢救知识的普及，把过去淡出有医务人员抓保健，便问人人参与，群防群治。把老干部就医模式从以往单纯躯体被动治疗，想高质量全方位健康保健主动管理转变。
参考文献：
医疗保健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杠杆效应；股指收益率；平滑概率；医疗保健行业
中图分类号：F224.0；R19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世纪60代，Fama（1965）发现投机性的资本价格变化和收益率变化具有显著的时变性，即价格波动呈现集聚性和条件异方差性，且呈现出尖峰厚尾分布特点。Fama于1970年提出了随机游走模型，并把该模型运用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研究中。近年来的大量研究也发现，金融时间序列数据并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股票市场波动具有显著的条件异方差性。针对波动的这种特征，Engle（1982）提出了ARCH模型，用以刻画英国通货膨胀指数变化的特征，有效地刻画了通货膨胀率变化的集聚性和条件异方差性；Bollerslev（1986）提出了ARCH模型的扩展形式，即GARCH模型。GARCH模型误差项的条件方差不仅仅是滞后误差项平方的函数，也是其滞后条件方差的线性函数，它既考虑了前期波动大小的影响，又考虑了波动的变化趋势，基于GARCH模型的扩展形式演化发展形成了ARCH模型族。随着金融市场波动性研究的深入，国外学者发现金融市场中易受影响的收益率序列，存在着和经济周期一样的波动状态转换特征。这种波动特征是ARCH模型族不能准确刻画的，但是股票市场中这种波动状态变结构又是实际存在的，比如股市收益率序列的高波动往往持续较短的时间就会恢复到低中波动状态。大量实证分析发现ARCH族模型存在往往会高估波动持续性的缺点，这主要是由于ARCH族模型忽略波动状态变结构，导致其高估了波动持续性，这大大降低了其波动的长期预测精度，特别是当出现异常收益时，导致估计参数极不稳定。为了更好地捕捉时间序列的波动性特征，Hamilton（1994）提出了区制转移的ARCH（Regime―switching ARCH，SWARCH）模型，并以美国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结果证明SWARCH模型大大降低了ARCH模型高估的波动持续性。
国内学者在考虑模型中结构转变因素时，也将马尔可夫结构转换引入到了ARCH模型中进行实证研究。蒋祥林、王春峰、吴晓霖等（2004）运用SWARCH模型，对中国股市的波动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SWARCH对股市波动性的刻画和预测能力优于ARCH类模型，刘金全、刘志刚（2005）将区制转移引入GARCH模型中，分析了我国沪市指数收益率序列的区制转移特征，发现沪市波动存在着显著的波动区制持续性和转移现象。严太华、陈明玉（2009）通过非线性和结构性变化检测发现了上证指数波动的变结构特征，又进一步利用马尔可夫切换模型模拟数据，识别出上证指数收益率波动有三种主要的状态：慢涨、慢跌和快涨，结果证实马尔可夫切换模型在刻画股市波动的阶段性特征上比较有效。郑廷国、刘金全（2008）讨论了非对称SV模型的扩展Kalman滤波的估计方法，并对沪深股市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沪深股市存在波动的杠杆效应，证实了这种估计方法的有效性、准确性。刘金全、李楠、郑廷国（2010）将区制转移SV模型的MCMC估计方法应用于上证综指周收益率序列分析，较好地刻画了沪市波动性特征。由于国内对于股价波动的模拟与刻画多数是针对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展开的，对股市行业板块的股价波动研究没有深入到变结构特征的刻画层面。本文将SWARCH模型应用于股市医疗保健板块波动的计量检验，并与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波动特征进行比较，探究医疗保健指数波动特征。
二、我国股市医疗保健行业股指与沪深综合股指波动的统计特征分析本文选取我国医疗保健行业股指，1999年12月30日到2010年10月22日的日交易收盘价，所选指数序列记为{Pt}，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网。另外，大盘股市的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圳成分股指数选取的是2000年1月4日到2010年10月22日雅虎财经网公布的日收盘价数据，下文简称为综合指数。股指收益率序列{Rt}的计算公式为：Rt=100×log（Pt/Pt―1），根据该计算公式算得的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有 2607 个观测值，图1、图3、图5 分别给出了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上证综指收益率、深证成指收益率在样本区间的趋势图，图2、图4、图6 分别给出了相应的各收益序列的Q―Q 图。图1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趋势图图2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Q―Q图图3上证综指收益率序列趋势图图4上证综指收益率序列Q―Q图
从图1与图2可以看出医疗保健指数的日收益率序列波动呈现出显著的时变性与集聚性特征，特别是2007年到2010年间收益率呈现频繁的高波动状态，这说明来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股市强烈的影响作用，已嵌入到了我国股市行业层面。另外，在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年初这一时段，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波动集聚表现也很突出，这主要是由于时逢1997年以来的证皇谐〖喙苣辏以及7月份申奥成功、9月份美国“9・11事件”和11月份通过加入WTO的审议等诸多颇具影响力的事件，股市受到强烈频繁的冲击，各行业板块出现了暴涨暴跌的现象，医疗保健板块受到不可避免的冲击，将图1、图2表示的医疗保健指数的日收益率序列，与图3、图4表示的上证综指收益率序列，及图5、图6表示的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比较，可以发现医疗保健指数日收益率序列波动呈现的时变与集聚特征时段与我国股市综合指数的日收益率序列波动的时变与集聚时段几乎相同，且在观测区间内高波动集聚现象几乎同时期发生。
下面对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序列与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进行基本统计描述分析、平稳性检验 （ADF） 和 ARCH 效应检验，揭示我国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的波动特征，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图5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趋势图图6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Q―Q图
从表1可以看出医疗保健指数日收益率的偏度为负值，峰度大于3，即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呈现出左偏、尖峰分布特征，且其Jarque―Bera检验值及其伴随概率P=0也表明其收益率序列不服从正态分布。另外，图2还给出了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序列Q―Q图，更加直观地显示了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明显地偏离正态分布的特征，即呈现出厚尾分布特征。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在ADF检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序列，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ARCH―LM检验的伴随概率为P=0，拒绝其原假设，这说明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存在着显著的异方差性，即ARCH效应。从表1可以看出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序列的统计特征，与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序列和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呈现的波动特征是一致的。由标准差度量波动上看，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的标准差与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比较接近，略大于上证综指，这意味着医疗保健板块的平均收益波动率要高于上证综指，但略低于深证成指，这说明对于一直受制于国家政策的医疗保健行业，其发展过程呈现出比较稳定的特征。
三、基于 SWARCH 模型的医疗保健行业股指波动特征与杠杆效应计量检验由于股市在不同环境和不同时段会产生一定的波动特点，表现出波动持续性和波动状态区制持续性。下面利用马尔可夫区制转移ARCH模型（SWARCH模型），对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波动存在的持续性进行检验，并进一步测度不同波动持续状态的持续时间长短，及不同波动持续状态间的转移特征等。
以往大量研究表明ARCH模型族（Engle，1982）对于股市波动时变性中的波动集聚性、波动持续性，及波动非对称性都给出了很好的刻画效果，然而金融时间序列总是复杂的并伴随偶发性结构突变，这在两大类模型中并未得到刻画。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认为条件方差的持续性被高估，可能是由于存在不能被ARCH模型解释的结构突变。Hamilton and Susmel（1994）提出一个新的ARCH模型，马尔可夫区制转移ARCH模型 （Markov Switching ARCH Model） 即SWARCH模型，该模型将波动的持续性分解成了两个部分，即每个波动状态的持续性和每个波动状态下波动性冲击的持续性。此外，SWARCH模型还刻画出了不同波动状态的持续期和不同波动状态间的转移，从而刻画出了波动结构的突变性，更好地描述了波动的特征。Hamilton提出的SWARCH模型，是在ARCH模型的基础上允许条件波动过程在一个有限个数的区制间随机转移，即ARCH过程的参数是可以随机改变的。
首先，将均值方程中的误差项ut改写成：ut=gst×t，st为一个潜在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依赖于t的取值1，2，…，K。假设st服从一阶马尔可夫链，则st的转移概率矩阵可以表示成以下形式：
其中pij=Prob（st=j|st―1=i），且∑Kj=1pij=1；变量st是在t时刻的“状态”或者是“区制”。
其次，假设t服从标准的ARCH―L（q）过程：
t=htvt
h2t=a0+a12t―1+a22t―2+…+aq2t―q+ξdt―12t―1
如果t―10，则dt―1=1，反之dt―1=0，vt是一个均值为零，单位方差的独立t分布。ARCH―L（q）过程的变量t系数是根据st的取值决定的，当处在st=1代表的状态时，变量t的系数为g1；当处在st=2代表的状态时，系数为g2，以此类推。对于j=2，3，…，K，gj1，第一个状态g1正则化为单位1，这种思想就是像改变过程比例因子一样刻画区制转移。
在已知当前和过去状态的条件下，误差项ut的条件方差为：
E（u2t|st，st―1，…，st―q，ut―1，ut―2，…，ut―q）=gst{a0+a1（2t―1/gst―1）+a2（2t―2/gst―2）+…+aq（2t―q/gst―q）+ξdt―1（2t―1/gst―1）}σ2t（st，st―1，…，st―q）
如果ut―10，则dt―1=1，反之dt―1=0，称ut过程服从一个K状态q阶的马尔可夫区制转移ARCH过程，即ut～SWARCH（K，q）。当ξ≠0时，波动过程存在杠杆效应，此时称ut过程服从SWARCH―L（K，q）。
下面运用SWARCH模型，对我国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为了看到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条件波动的随机转移和捕捉内生的转移点，本文选取了带杠杆效应、t分布的SWARCH―L（3，2） 模型 （蒋祥林，2004），模拟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波动的方差，SWARCH―L（3，2）模型的转移概率pij满足条件0pij1，并且∑Kjpij=1。
表 2 给出了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的ARCH（2）―T模型和SWARCH―L（3，2） 模型估计统计量。为了将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波动的持续性与股市综合指数进行比较，分别对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与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益率进行 ARCH（2）―T 模型和 SWARCH―L（3，2） 模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2中的AIC和SC准则值比较结果，可以看出SWARCH模型对医疗保健行业指数和综合指数收益率序列的模拟结果明显优于ARCH模型。收益率序列SWARCH模型的拟合结果中持续性参数明显低于ARCH（2）模型，这说明考虑了波动状态转移的SWARCH模型大大降低了ARCH模型高估的部分波动持续性，说明SWARCH―L（3，2）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包含t分布的SWARCH―L（3，2）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g^2和g^3的估计结果十分显著，这表明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指数波动呈现出明显的三种波动状态。系数g^2表示中波动状态（st=2）的方差是低波动状态（st=1）方差的3倍，同时高波动状态（st=3）是低波动状态（st=1）的11倍多，这说明三种不同的波动状态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指数波动三种不同的波动状态之间的差异性明显大于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分综合指数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之间的差异性。ξ值的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板块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利空信息引起的收益率波动显著的大于利好信息，而上证综指与深证成指的收益率的杠杆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4给出了我国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和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不同状态的转移概率，其中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分布在低波动状态的转移概率值为0.9847，分布在中波动状态的转移概率值为0.9830，分布在高波动状态的转移概率值为0.9688，这些较大的转移概率值意味着每个波动状态非常稳定，不同状态之间的转移并不很频繁。另外，还可以看出我国医疗保健指数和综合指数收益率波动分布在低、中状态的转移概率p11、p22都在0.98以上，分布在高波动状态的p33值也达到了0.96以上。这些较大的转移概率值意味着每个波动状态持续期都很长，不同波动状态之间的转移并不很频繁。特别是低波动状态到中波动状态和高波动状态到低波动状态的转移概率p12、p31几乎为零，这说明发生高波动状态到低波动状态转移跨区制转移的概率几乎为零，并且稳定股市受经济环境冲击发生状态转移时，极大可能是转移到高波动状态，并持续一段时间才会恢复，这也说明我国股市波动存在着显著的杠杆效应。
从图7的平滑概率显示的不同波动状态看，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板块波动在观测区2001年1月至2010年11月间主要分布在中波动状态，在这期间也发生过多次中波动状态向低、高波动状态的转移。2000年7月，我国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从中波动状态（st=2）转移到低波动状态（st=1），并维持了一年多的低波动状态持续期；2002年7月份，我国医疗保健指数从波动状态（st=2）转移到波动状态（st=1），同样维持了一年多的低波动状态；随后，波动状态一直在中、高两状态间转移，2004年到2007年间波动状态较多的分布在中波动状态（st=2），2007年到2009年则处于高波动状态。虽然不同状态之间的转移比较频繁，但分布在波动状态（st=2）的时段最多，且其持续时间也相对较长。
另外，可以进一步的估计每一个状态的平均持续期，状态（st=1）、状态（st=2）和状态（st=3）的持续期1/1―pii分别为65、59和32天。三种波动状态的持续期中，我国医疗保健指数处于波动状态（st=3）的持续期最短，处于波动状态（st=1）、（st=2）持续期较长，是高波动状态持续时间的两倍。三种波动状态平均持续期的不同与波动状发生转移次数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波动的非对称性。从股市医疗保健指数波动状态转移上看，我国医疗保健行业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行业，虽然前期大致是处于低波动状态（st=1），随后中波动状态（st=2）和高波动状态（st=3）之间的转移比较频繁，但主要维持在中波动状态。图7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三种波动状态（st）的平滑概率图8上证指数收益率三种波动状态（st）的平滑概率
下面将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板块的波动与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与深证成指收益率的波动状态进行比较。观察图7和图8、图9可以看出医疗保健板块收益率和沪深综合指数收益率序列的平滑概率图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区制转移趋势，其波动区制持续性在样本观测区的大多时期与综合指数表现出共同的波动状态持续特征。如2000年6月份到2001年8月份之间主要维持着低波动状态，2003年9月份到2007年初波动主要分布在中低波动状态，2003年10月份到2010年10月份，医疗板块与沪深综合指数收益率大体在中波动状态与高波动状态间发生区制转移。2007年4月份至2009年初这段时间收益率主要分布在高波动状态，2010年收益率则主要分布在中波动状态。
医疗保健板块收益率与沪深综合指数收益率波动状态的时间一致性反映了股市医疗保健板块与大盘沪市与深市之间的波动呈现联动效应。医疗保健板块收益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大盘影响，其独立性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股民从众行为依然普遍存在。从平滑概率图我们可以发现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与沪深指数收益率波动在总体趋同的情况下也偶存差异，股市医疗保健板块状态转移频率较高，平均持续期较短。2000年3月份到2000年6月期间，医疗保健板块经历了一次较短的高波动状态向中波动状态后向低波动状态的区制转移过程，这一过程在上证综指收益率波动中有所体现，但上证综指收益率在中波动状态的持续期明显偏短，而这一时期深证综指的收益率一直维持在低波动状态，并未发生类似的区制转移。2000年12月份到2001年2月份期间，股市医疗板块收益率发生一次短暂的低波动状态转向中波动状态转移，之后又向高波动状态发生区制转移的过程，上证综指与深圳成指收益率均未发生转移。图9深证成指收益率三种波动状态（st）的平滑概率
四、结论
本文对我国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描述，发现我国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与沪深股市共同呈现出显著的时变性与集聚性特征，且具有显著的左偏、尖峰厚尾分布特征。ARCH 模型与 SWARCH 模型的比较显示，SWARCH 模型能够有效刻画异方差过程的结构突变特征，有效降低在 ARCH 模型中被高估的条件方差持续性，AIC 值与 SC 值的估计表明 SWARCH 模型能够获得更好的估计结果。利用 SWARCH 模型模拟的实证结果发现，我国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的条件波动过程表现出显著的区制转移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板块风险程度和风险特征的变化，易受来自整体经济环境转变、国家宏观政策冲击、突发事件和国际金融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区制转移的波动性特征。
另外，从我国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与沪深股指波动特征的比较结果看，我国医疗保健板块波动与沪市更为接近，并与两市都有着共同的波动状态持续特征。然而与沪深股市相比，医疗保健板块收益率波动区制转移更加频繁，在低、中、高，三种波动状态的持续性概率均小于沪市与深市，每一种状态的平均持续期均短于沪市与深市，相对频繁的波动状态转移，意味着投资于医疗保健板块收益的不确定性略高于大盘，医疗保健板块收益对传导至股市的各种信息的反应更为灵敏。从波动状态区制的转移概率和持续期来看，不同的波动状态持续时间、状态之间的转移次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指数波动的非对称性。
参考文献：
[1]Fama E F.The behavior of stock market prices[J].Journal of Business，1965，38：34―105.
[2]Fama E F.Multiperiod Consumption―Investment Decision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 16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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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ollerslev T.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J].Journal of Economics，1986， 31：307―327.
[5]Hamilton J D，Susmel R.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and changes in regim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4，64：307―333.
[6]蒋祥林，王春峰，吴晓霖.基于状态转移ARCH模型的中国股市波动性研究[J].系统工程学报，2004，19（3）：270―277.
[7]刘金全，刘志刚.我国股票市场收益波动性的区制转移分析[C].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第12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005：326―330.
[8]严太华，陈明玉.基于马尔科夫切换模型的上证指数周收益率时间序列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09，17（6）：33―38.
[9]郑挺国，刘金全.基于扩展Kalman滤波的非对称 SV 模型估计及其在沪深股市的应用[C].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联谊会2008年年会暨青年经济学者论坛论文集，2008：272―272.
[10]刘金全，李楠，郑挺国.随机波动模型的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在沪市收益率序列上的应用[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0，29（6）：1026―1035.
Volat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Leverage Effect of Stock Index Returns of China′s Healthcare Industry Based on Markov Switching Model
JIN Chun―yu1，GUO Pei2， CHENG Hao2
（1.Quantitative Research Center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SWARCH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stock index returns of China′s healthcare industry， and we compare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stock index returns of healthcare industry with the results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Composite Index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Component Index.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The volatility of index returns of healthcare industry demonstrates low， medium and high states， the sample of returns series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medium―volatility state， and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low―volatility state is the longest， the medium―volatility state is in the medium， the high―volatility state is the shortest， leverage effect of volatility in healthcare index returns is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ce of returns volatility states of healthcare industry index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Composite Index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Component Index. Regime switching features of returns volatility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Composite Index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Component Index are similar to healthcare industry， but there are subtle differences. The three regimes of healthcare index returns shift frequently， and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each regime is short， meaning that healthcare index returns is more sensitive to new information.
医疗保健论文范文第4篇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1909年，IrvingFisher提交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提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个财富的形式。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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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论文范文第5篇
殷大奎，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等职。长期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对呼吸系统疾病、重大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及干部保健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20多篇，行政管理专业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专业学术论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主编《中国就医用药指南》、《口岸传染病控制》、《中国不明原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追述》等7部专著，曾经在全国各地进行多次讲演。
“预防为主”，这是全球疾病控制的战略思想。为了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对病因明确疾病的预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而绝大多数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疾病的病因，都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比如，吸烟、饮酒、喝高脂、高糖、高盐的食品等等，都是不良的生活方式，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疾病。想必这个道理很多人已非常清楚。因此，减少和改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预防这些疾病的最好办法。
实际上，健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为此，科学家还专门使用了一个公式来表示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具体公式如下：
健康状况=函数（环境+医疗保健+个人生物学因素+生活方式）
上面公式中的函数是指一个特定的关系数字，而括号里的四项都是与健康成一定比例关系的。其中，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医疗保健包括预防、治疗、康复和自我保健等；个人生物学因素包括机体生理、遗传因素等；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活动、睡眠、娱乐、社交及有无不良嗜好行为（如吸烟、酗酒、性乱、药物依赖等）。
从公式的内容看，有些因素是个人不可控制的，比如，环境因素、个人生物学因素等。而个人的生活方式，则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一因素对健康状况的好坏起到关键的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结果对各项影响健康因素的重要性做了提示：个人的健康和寿命有60%取决于自己，15%取决于遗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的影响。这充分说明，个体的健康主要与自己做出的与健康有关的选择有关系，这也有力地印证了健康离不开健康生活方式的说法。
正因为如此，要特别提醒人们，应该树立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健康在你手中”、“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多靠自己，少依赖医生”等。
事实上，自我保健医学（人称第四医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相对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而言。它不局限于自我消除疾病，也不局限于单纯健康的范畴，具有相当的社会性，是人类健康观认识上的一次飞跃。自我保健医学的出现顺应了人类近些年来慢性非传染疾病不断增多的趋势。它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和养生保健手段，依靠自己和家庭、社区（不住院）的简易条件，对自己进行自我观察、诊治、护理和预防等工作而达到健身祛病、延缓衰老和延年益寿的目的。
医疗保健论文范文第6篇
一、医疗保健的10个公平性指标
诺曼•丹尼尔斯的“医疗保健公正论”是将罗尔斯（JohnRawls）的正义理论延展到医疗保健领域的结果。丹尼尔斯认为，保持和达至公平平等机会（fairequalityofopportunity）为医疗保健的基本原则，医疗制度是守护这一社会正义的机制，而所要达到的正义目标就是让每一位公民在正常的物种功能之下即在公平的机会之下对社会资源进行竞争。因此，一切的医疗政策和设施都可将这个原则作为评断的依据。[1]他的医疗保健公正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将西方主流的正义理论有力地延伸到医疗保健领域，结合大量经验研究成果，丰富了正义理论的阐释力度。[2]二是通过对医药资源合理分配的理论探讨，提出了“10个公平性指标”的衡量体系，以对各种医药改革方案进行评估，因此具有重要的指导国家政策的作用。[3]下面对丹尼尔斯的医疗保健公正理论之“10个公平性指标”略作介绍。从1991年开始，丹尼尔斯与另两位学者莱特（DonaldW.Light）、克普兰（RonaldL.Caplan）共同依据公平性的理念，对一些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作出比较分析，藉以评价不同方案的公平性。1996年，他提出检视美国医疗保健改革方案的“10个公平性指标”（benchmarkoffairness），旨在厘清在医疗保健改革中，与公平性相关的重要因素有哪些，并进一步说明应被考虑的理由，并依此予以分析、评估各个健康照护改革提案的合理性，进而建立一套符合社会公正的健康照护系统。这10个公平性指标涵盖的内容如下：[3]
1．全民覆盖———覆盖与参与（Universalaccess—CoverageandParticipation）
2．全民覆盖———尽量减低非财务的障碍（Universalac－cess—MinimizingNonfinancialBarriers）
3．保健的全面性与利益统一（ComprehensivenessandU－niformBenefit）
4．财务之公平性———以社群订定保费比率（EquitableFinancing—Community-RatedContributions）
5．财务之公平性———依付费能力订定保费（EquitableFinancing—ByAbilitytoPay）
6．经费所取得之价值———医疗上之效率（ValueforMon－ey—ClinicalEfficacy）
7．经费所取得之价值———财务上之效率（ValueforMon－ey—FinancialEfficiency）
8．向民众负责（PublicAccountability)
9．与其他开支之比较（Comparability）
10．病人具有的选择的程度（DegreeofConsumerChoice）
上述“10个公平性指标”虽然是丹尼尔斯的医疗保健公正理论所演绎出来的具体指标，但却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自1997年起，丹尼尔斯又与多位学者合作，运用这10个指标作为评估基准，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如1997年于巴基斯坦，1999—2000年分别于泰国、墨西哥、哥伦比亚，2001—2003年于危地马拉、中国云南、斯里兰卡等等。
这10个指标中，“全民覆盖”被丹尼尔斯视为公平性指标的首要指标。在丹尼尔斯看来，健康或疾病的差异会深刻影响一个人取得社会资源的机会，所以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提供每个人公平平等的机会，而为达到公平，在医疗保健上有必要采取强制式的全民保险制度，以弥补由教育、收入、社会经济地位等所致的各种不平等。医疗改革方案也应该以如何达到最广泛的参与为目标，消除人民因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而不能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全民覆盖”作为首要指标虽然非常重要，但必须与其他指标相结合进行系统分析才更为有效。由于篇幅限制，下文仅从“全民覆盖”这一指标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作初步分析。
二、“全民覆盖”指标与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公平性
（一）全民覆盖———覆盖与参与。丹尼尔斯认为，医疗保健不仅是一种福利，而且是一种权利，医疗保健权利就是要保障每个成员都能获得合理份额的医疗资源的权利。丹尼尔斯还指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要求拥有医疗保健服务，因为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个正义的社会结构不仅要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还要保障每个人都能享有公平均等的机会，而医疗制度的安排是使每个人达到公平均等机会的一个重要条件，获得和使用医疗资源是一种权利，因此丹尼尔斯提出每个人都有获得医疗保健资源的权利。[4](p4-9)经过几十年来的卫生体制改革，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在我国城乡基本建立，制度规定的覆盖人群范围涵盖了所有公民，不同从业状态、不同年龄状态的公民，不分性别、不分健康状况都有一个可以参加的基本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城职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城居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共同组成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人口和城乡困难人群。随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近4年来我国三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参保人数不断增加。截至2010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43263万人。其中，参加城职保人数为237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97万人；参加城居保人数为1952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319万人。与2003年相比，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提高了近3倍，保险覆盖率在人群中的分布不均的现象有改善；城市地区基本消除了医疗保险覆盖率的性别差异；儿童、无业人口及低收入人群的参保率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农村地区基本消除了参保率在人群间的差异。尽管医疗保险覆盖的人口在逐年增长，但截至2011年，我国仍有12.9%的人口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参见图2）。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未实现全民覆盖与参与的标准，显然与现行体系的制度设计有关，全民覆盖一开始并不是制度设计的目标。我们可以分别从现行的三种医疗保险制度进行考察：1998年建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对象为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而乡镇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可见此制度的重心是为雇员（职工）投保，没有考虑到无工作的雇员家庭成员，因此儿童以及原来没有单位的老人成为此制度实现普遍覆盖的盲点。即使是正对政策锁定的目标人群，社会医疗保险也没有实现应有的强制性参保，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和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拒不参保的情况并不鲜见。②此外，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没有加入社会医疗保险，这与我国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正处于转型之中有关。
2003年开始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主要原则是自愿参加，多方筹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遵守有关规章制度，按时足额缴纳合作医疗经费；乡（镇）、村集体要给予资金扶持；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每年要安排一定专项资金予以支持。新农合与城职保制度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强制性与自愿性，而非强制性恰恰是影响普遍覆盖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的合作医疗制度中，虽然也遵循自愿性原则，但由于当时强大的行政动员力量，具有事实上的强制性，因此大多数农民得到了保障。但新政策从强制性回归自愿性后，它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逆向选择问题。很显然，老弱病残者更愿意参加，因为他们受益的几率相对更高。但他们的收入通常较低，缴费能力有限。而年轻健康者收入较高，支付能力强，但其受益可能性较低，因此参与意愿也较低。任其自由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大量健康者不愿意参加，而参加者多为体弱多病者。
2007年开始试行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国务院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最新举措，这一大型政策如果顺利推行，可以成功覆盖被其他保险遗漏的人群，是向着全民保险迈出的重要一步。现有统计数据及研究显示，有相当大一部分符合参保条件的城镇居民实际上没有参加保险。[5]在对城居保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的调查中显示，居民个人特征如性别、教育程度和工作状况对参与意愿没有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和身体状况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居民参加保险的意愿不同。西部地区居民的参与意愿要比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强。此外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和政府补贴水平的回归系数十分显著，且为正，这说明随着收入水平和补贴水平的增加，居民的参与意愿更强。目前，城居保采取的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的筹资机制，在自愿原则下，能够参加的是经济上相对富裕的群体，而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则会被排斥在外。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更有可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及相应的医疗保障，这样客观上形成了富人既富又有保障。穷人越穷越没有保障，政府对参与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这将会加剧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6]
（二）全民覆盖———尽量减低非财务的障碍。丹尼尔斯认为医疗保健的道德重要性就是保护机会平等，保护机会平等是医疗保健资源分配的目的，应该依据机会平等原则制定最低限度的医疗保健。在丹尼尔斯看来，政府有积极的义务提供医疗保健，并通过设计保证所有人尽可能接近正常的医疗保健制度。因此，一个公平的医疗保健系统应该尽力阻止因疾病、不健康、或受伤而减少对个人开放的机会范围，医疗保健资源的分配应该通过机会平等来确保公正。从指标1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不是丹尼尔斯所说的强制性的全民医疗保障，而是一种城乡分割、群体分割的“碎片化”制度。这种多元分割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城乡居民在医疗保健的权利和医疗资源占有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直接损害了医疗体制的公平性。以下利用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说明不同保险制度对覆盖人群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两周就诊率医疗保障差异。以公费医疗人群的两周就诊率为最高达18.7%，其次为新农合和城职保险人群，分别为15.5%和14.6%，以城镇居民、其他社会医保和未参加社会医疗保险人群的就诊率相对较低。城市地区城职保覆盖人群的两周就诊率为14.5%，公费医疗为19.0%，参加新农合者最高达20.2%，城镇居民为10.4%，无医疗保险人群的两周就诊率仅为8.3%①。不同医保人群住院率。城市地区城职保覆盖人群的住院率为9.2%，公费医疗人群为14.0%，城居保险人群为4.9%，无社会医疗保险人群的住院率最低为4.0%。农村地区合作医疗覆盖人口住院率为6.9%，高于无医保人群的4.8%。无论城乡，公费医疗人群的住院率均很高（参见表1）。
应住院未住院比例医保差异。城市地区城职保人群应住院未住院比例为24.0%，城居保为32.5%，而无社会医疗保险人群的比例为最高达36.8%。农村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群的未住院比例为25.1%，与无社保人群的比例接近。不同类型城市中，无社会医疗保险和处于试点期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未住院比例均较高；不同类型农村地区中，四类农村的新农合未住院比例明显低于无社会医疗保险者（参见表2）。以上数据表明，不同医疗保险人群之间的医疗服务利用差别比较明显，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的门诊和住院率是最低的，而享有公费医疗的人群医疗服务利用率最高。不同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人群医疗服务利用变化程度也有差异，城居保覆盖人群因经济原因选择自我医疗病人比例明显多于城职保的参保人口，新农合覆盖人群中仍然存在大量应利用卫生服务而未利用的人群，而且经济因素依然是重要原因。丹尼尔斯为我们研究医疗保健公正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我国正在不断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以公平均等机会原则作为医疗保健的道德原则，保证全体公民的医疗保健享有权，尽快实现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公正目标。
医疗保健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水电医学》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季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以促进水电行业职工健康和安全为宗旨，是水电行业中很有声望的学术刊物。
中国水电医学杂志的主要刊物内容包括职业病学、卫生毒理学、卫生环境学、公共卫生学、流行病学、预防医学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和实践经验介绍。该杂志的特点是注重实用性，刊载的内容贴近水电行业实际工作，针对行业特点和工作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和推广。该杂志主要涉及的研究方向包括水电医学理论、水电医学应用技术、水电病的研究和治疗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性。
该杂志的受众主要是水电行业的职工、科研人员、疾病防治和医疗保健服务人员，以及其他职业卫生管理者、医学研究人员和医学教育工作者等。中国水电医学杂志为水电行业职工提供了一个了解职业健康和安全、保护职工健康和安全、提高职工科技素质和管理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医疗保健论文范文第8篇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Arrow,KennethJ.(1963),“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AmericanEconomicReview,53(5):941-973.
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三、Fuchs,VictorR.(2000),“TheFutureofHealthEconomics,JournalofHealthEconomics,19(2):141-157.
四、Fuchs,VictorR“TheHealthSector’sShareoftheGrossNationalProduct”?
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六、Iglehart(1999)“TheAmericanHealthCareSystem:Expenditures,”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340(1):70-76.
七、Culyer,AnthonyJ.andJosephP.Newhouse(2000),"Introduction:TheStateandScopeofHealthEconomics,"inCulyerandNewhouseed.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pp.1-8.
八、Culyer,A.J.andJ.P.Newhouse,(2000),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and1B.
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十八、维克托，R,福克斯，《谁将生存？健康，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罗汉、焦艳、朱雪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医疗保健论文范文第9篇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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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论文范文第10篇
女，1955年出生。总医院副院长，少将军衔，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教科文卫体专业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兼职副主任；卫生部保健局兼职副局长；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学会常务理事兼老年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保健医学》杂志主编；全军保健医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立足实干做奉献
范利同志1969年参军到301医院工作，一干就是43个年头。在老年医疗保健工作岗位上，范利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卫生员到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一名战士到将军，她四十余年如一日，兢兢业业、甘于奉献、深入临床、刻苦钻研，抢救了无数重危病人的生命。以其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丰富的临床经验，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在病人和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她多次被评为中央保健先进个人，荣立二、三等功，并获得中央保健委员会荣誉证书及全军医疗保健特殊贡献奖，2005年获得军队优秀专业人才一类特殊津贴，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担任该院南楼临床部主任和副院长8年期间，既做专家又搞管理，还承担重大专职保健任务，是一位懂业务、擅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她性格开朗而又富有内涵，作风泼辣而又严谨实干，在医疗质量管理方面，凭借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出色的管理、协调能力，狠抓医疗护理质量管理，大力加强医德医风教育，确保了临床部医疗、保健、教学、科研工作全面协调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各项医疗保健任务；南楼临床部200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疗保健集体”荣誉称号。她所领导的老年医学学科被教育部评为部级重点学科，范利于2006年被评为总后先进师旅团主官，2007年被评为总后优秀共产党员，2008年当选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及十一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专业委员会委员，2013年再次当选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政协委员、医卫界的代表，在五年的履职生涯中，她的视野从农村到城市，从患者到医生，从青少年到老人，提出了“让每一个农民工都能医有保障，让每一个青少年都能健康成长，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医，让每一位医生都能重视临床，关注患者的身心健康”，她提出的许多高质量提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教学科研两不误
在长期从事老年心血管专业以及医疗保健的实践中，范利作为第一负责人先后承担国家和军队课题8项，共200余篇。主编了国家卫生部2009年研究生统编教材《老年医学》《新编心血管疾病鉴别诊断学》《老年常见疾病诊治策略》《老年常见心血管疾病诊疗手册》《老年心血管病急症》等12部专著，其中主编的《老年医学》被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主编的《老年周围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获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主编科普书籍14部，其中《冠心病防治320问》分别获首届金盾版优秀畅销书奖和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老年多器官衰竭的综合救治研究、JM301研究等2项成果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老年和高龄老年急性心肌梗死危重症综合救治系列研究获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高龄重症心力衰竭的综合救治研究、老年周围动脉硬化闭塞性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难见难治性老年心血管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学研究等3项分别获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获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6项；2007年获牟善初保健科研基金奖；2009年获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等三个学会联合颁发的牟善初教授医学特别奖。
范利教授的获奖项目先后得到国家卫生部、军队十五、十一五课题的资助，现做为首席专家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保健特殊需求关键技术及设备研究》重大课题，现有课题总经费189219-，培养硕、博士研究生35名。她致力于人才培养和慢性病防控的推广宣传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在全国各地进行五十余场慢病防治的科普宣教，听课者达5万余人，为医院和军队带来良好的社会声誉。
链接：中国人民总医院（301医院）创建于1953年，是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院。医院担负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部首长及部分驻京部队官兵的医疗保健任务，承担各军区、军兵种转送的疑难、危重病人的诊治工作，收治全国各地的患者。医院同时又是医学院，是全军唯一一所医院办学单位。医院先后有7位专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有1千多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其中，技术三级以上专家74名，博士生导师184名，硕士生导师293名，有135人次担任全国、全军各医学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26人次担任国家科研重点项目首席科学家。医院共为军队培养了3700多名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为军地医院培养临床进修生1万多名，专修班学员近万人。医院涌现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模范医疗保健集体”―南楼临床部、“模范医学教授”一姜泗长院士、“模范医学专家”一卢世璧院士等先进群体和个人，有6人次被中央军委荣记一等功，两人荣获“南丁格尔奖”。医院先后被评为“国际模范爱婴医院”“全国百佳医院”“全国百姓放心医院”“全军为部队服务先进单位”。
中国人民总医院全面贯彻党的十精神，在全国率先提出创建一流现代化研究型医院的发展战略，经过探索实践，形成了以《创建研究型医院一301医院管理与实践》为标志的理论体系，确定了以高危疑难病症诊治基地、高新技术研发基地、高复杂战创伤救治基地、高级干部保健基地、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基地、高速快捷情报信息基地等“六个基地”为目标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以军民融合为特色的发展道路，打造了以“规范医疗、集成医疗、安全医疗、温馨医疗”为基础的服务模式，构建了以“百位名医、百名新秀、百项优势、百病妙诀”为支撑的学科人才体系，提出了以平均住院日、药费比等“十率”指标为导航的医疗质量标准体系，建立了以HRP信息系统为平台的管理机制。创建研究型医院的做法被作为全国重大典型，进行深入宣传。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中国人民总医院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推进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卫勤战斗力和为军服务保障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坚持“姓军为兵、服务人民”宗旨，秉承“允忠允诚、至精至爱”核心价值理念，更加注重控制规模、转型升级，拓展内涵、优化结构，改进方式、融合发展，推进医院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人才聚合型、技术叠加型向优势集成型转变，朝着一流现代化研究型医院的发展目标不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