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9 15:04:16

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

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1.1当前我国护理绩效考评机制的基本内容

在我国,医院护士的工作任务与方式是多样化的,所涉及的人员与部门也是多元化的,因此护理工作的绩效考评应该注意考评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当前,我国护理绩效考评主要包括对护士长的考评以及对护士的考评两个层面,对护士长的考评包括德、能、勤、绩几个方面。“德”主要是指敬业态度与敬业精神;“能”主要是指组织领导协调能力,带动组织提升绩效的能力;“勤”是指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程度,是指对工作勤奋的程度;“绩”就是指最终的绩效,即考评最主要的内容;对于护理人员的考评主要包括工作质量、知识与技能、工作责任心与主动性、集体合作能力与态度、工作的服务意识等。质量是指工作在数量与效果;知识技能是指岗位专业工作的水平与能力;责任心是指敬业精神与工作态度;合作能力是指与同事间合作相处的能力;服务意识是指对于病人的服务态度。虽然不同部门的护理工作有所差异,其绩效评价指标制定的分值与重点也有所差别,但是以上几个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有的部门考核内容包括病人的直接护理、护理文件书写质量、个人专业成长以及职业道德4个方面;有的考核内容包括医德医风、业务能力、工作量、夜班数、出勤率、继续教育学习、护理教育、护理科研、病人满意度等。对护士长考核内容包括分析与判断能力、领导能力、观察能力、沟通与协调能力、人才应用与人才培养能力、考核能力、主持会议能力、工作态度与表现、品德与健康共1O个方面。等等。绩效评价的内容分类方法与采取的具体绩效评价工具与方法是相关的。平衡计分卡(出现太突然,应该说,在所有的考评方法中,平衡计分卡…)的评价方法就包括:财务、顾客、内部经营过程和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具体的指标就是按照这样四个方面来分解的。

1.2当前我国医院护理绩效评价存在问题

在国外,无论在企业还是在医疗机构中已经普遍采用绩效考核的方法进行护理人员的管理工作。国内只有少数医院对绩效考核进行了一些尝试与实践,并且与国外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下面综合阐释它们的进展情况。目前国内医院还没有出现比较通用、权威的护理绩效考核评估体系。传统考评的方法主观性强,弹性较大,考评重点在于规范化培训考核,考评结果往往与实际存在差异。目前我国护理绩效考评的主要方法还停留在传统阶段,它们主要有:量化考核法,三维量化考核,秩和比法综合评价,质量、效益、效率评价法等。这些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考评标准趋同,不同职别与级别的护士考评标准相同,岗位关系模糊,责任不清;(2)考核指标单一,当前绩效考核已经逐渐从单一量化向综合化发展,但考核指标仍局限于任务绩效的内容,忽略相关联绩效内容,如社会、心理等,未能体现综合素质;(3)考核主体不全面,大部分为直接领导评价或院科两级评价,缺乏患者对护士的评价、医生对护士的评价及相关科室的多维度评价。总体来讲,绩效考核的信度与效度不高。对于绩效考核工作,我们护理行业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一些基层的医院对于绩效考核工作了解较少,都是按照传统的简单评比与检查维持对人员的管理。对于新的绩效评价理论基本上没有了解,医院管理者与护理人员的素质本身也限制了绩效考核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执行。医院的管理者缺乏进行考核体系构建的能力,同时不重视绩效考核的积极作用。医院没有建立起全面的考核指标体系,不重视考核指标的修订以及总结工作,考核结论与工资等联系不够紧密;考核的主体不明确,大部分都是由科室自主进行考核,考核执行不到位,经常很长时间不去进行考核,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基层的医院中;考核的精确度极差,很难从数据上反映实际问题,导致总结时人为因素参与,进而否定数据考核结论等。这些导致考核的体系权威性受到挑战。

1.3当前影响护理人员绩效的几个因素

在绩效管理中,绩效的影响因素是制定绩效评价指标的参考依据,也是绩效的主要元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绩效评价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而且是变化的。当前,在护理行业不同的医院,其影响因素也就有所差别。通过对护士的问卷调查发现:护士们普遍认为缺乏公平公正的考核制度,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工作态度与贡献等,会对护士积极性产生不良的影响。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护理管理者对工作量考核不规范,不能产生内聚力与影响力,常会使护士感到不公平而产生消极情绪。同时,护理管理者以完成任务为目的,忽视护理的过程管理与总结性评价,使得绩效评价难以发挥促进激励作用。调查还发现:不同护理岗位所面对的风险和难度均有不同,同一岗位的不同工作内容其风险和难度也不尽相同,中、夜班工作难度和风险为最高。不同班次的护理人员工作绩效不一样,全日制白班护理人员绩效最好,其次是全日制晚班,而参加轮班的护理人员的绩效最差。而原有的评价体系没有体现这些工作差别,全部采用单一的标准进行评价,使得护理人员感到不公正。通过对各医院护理部门绩效评价结果的分析发现,不同的职称与年龄的护理人员,其工作绩效差别较大,工作年限与工作绩效呈正相关,即工作时间长的护理人员工作绩效高于工作时间短的护理人员。同时,护理人员职称对护理人员工作绩效的预测力最强,为工作绩效总分的20.3%,进一步支持上述观点。?另外,护理人员对于工作的成就感及满意度,对于绩效影响非常大。对工作的倦怠感严重导致绩效偏低。而这种满意度不仅来自与护理管理人员的激励,来自于医患家属的认可以及同事的认可,而且来自于自身的职业认识与心理素质等。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绩效评价体系要真正起到激发护理人员的积极性的目的,就要不失时机地结合这些影响的因素,使得评价指标更加全面客观公正,评价的指标要精细化、差别化,评价主体要多元化,要重视过程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的结合。只有通过综合评价体系,才能提高护理人员对于工作的成就感与满意度,有力地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

二、我国医院护理绩效考评工作的优化

2.1充分认识优化护理绩效考评的必要性

从必要性来讲,对当前的医院护理工作进行科学的绩效考评,构建考评的指标体系,对于处于改革发展中的我国基层医院来讲,是比较重要和迫切的。首先,我国的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的管理水平不高,缺少科学有效的绩效考评方案,直接影响了医院的发展,成为医院发展的瓶颈。其次,医院的护理人员占据医院人员的大部分,当前我国的很多基层医院的护理人员素质不高,工作的质量与责任心都需要提升,缺乏科学的绩效管理制度,不利于医院的形象与服务的质量。再次,未来医院的竞争日趋激烈化,医院的服务质量更为重要,关系到医院的形象以及病人的权利。加强绩效管理,通过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是当务之急。从锦绣护理绩效考评的价值来讲,开展绩效考评对于社会与医院的内部管理工作具有较大的意义。

1)促进组织与个体绩效的提升。

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制定合理的目标,为护理人员提高绩效指明了方向,帮助护士了解和实现医院期望行为并通过考评寻找差距及其原因,使护理人员工作明确目标,改善工作表现,促使人才自我成长与工作表现的认知。通过绩效考核体系,管理者能及时对下属的阶段性工作给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发现每一个护理人员工作中存在的长处与不足,以便通过各种方式对员工进行激励与纠正,促进员工之间形成竞争态势。

2)具有甄别作用。

管理者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可以对员工进行区分,为医院护理人员的使用、培训、晋升等人事决策提供依据。发现其中的优秀人才,淘汰一些不合格的员工,促使部门工作的发展。绩效评价体系也可以促进员工自身发现自己的不足,寻找差距改进自己的工作。

3)更促进管理流程的优化。

绩效评价指标如果用到人的管理上,就是激励与约束问题,如果用于事情的管理上就会使得流程得以优化。通过绩效管理,可以明确每个人负责的每件事情,以及每个人在流程中所担负的责任。由于管理者会从整体利益出发,尽力提高业务处理的效率,使得流程在绩效管理过程中被优化。

4)通过绩效管理,还能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

由于绩效管理把护理部门的整体目标与长远目标进行了分解,帮助各级护理人员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基本要求、工作内容、工作目标,提高护理人员的组织意识和主人翁意识。落实到每一个人员的身上就成为每一个人的工作具体目标。这个目标的制定是管理人员与员工共同制定的目标,如此就有了一个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环环相扣,形成合力,保证了整体目标的完成。

2.2坚持绩效考评工作的基本原则

护理绩效管理工作要坚持一定的原则,执行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无论在绩效管理过程中还是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这些原则都是需要的:首先,绩效考评要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统一。绩效评价体系的指标与其落实等,需要以管理人员与护理工作人员的共同认可与认同,这样的评价体系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果这个体系有部分人员是不认同的,那么绩效的执行在她们看来就是不公正不公平的,这样的绩效评价起不到应有的效果。那么如何保证认同率呢?就是要把民主与集中集合起来,在制定绩效评价方案之前,征求集体的意见,形成一定的共识,绩效草案出台以后,需要进行征求意见程序,让大家讨论并不断完善修改。这样的方案才能够让大家在民主讨论中缩小理解的差距,形成最佳的评价方案。其次,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定性评价能够使得评价体系有一个基本的方向,而且有很多的工作无法进行定量评价,所以定性是不可少的一部。但是定性评价有着主观判断成分较大,弹性较大的可能,一旦滥用会造成不公正,偏离合理的轨道。所以,在可以量化的部分要尽量形成量化指标,较少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未来绩效评价的发展方向。再次,坚持评价与奖惩的结合。绩效评价的过程与结果只有通过落实到工资、奖金、福利、表彰等具体的利益上,才具有实际的意义。所以,绩效评价的结果必须与实际的奖惩制度、奖惩执行结合起来,让评价与职工的实际利益挂钩,才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最后,要坚持评价的信度与效度。绩效评价的主体要多元化,不仅注重自评、领导评、同行评,也要主意病人评价,这样才能平衡评价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信度;同时,绩效考核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须根据护理工作的需要及发展进行及时调整修订考核标准,保障考核的有效性。所以,要注重评价指标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把分级与直接考评结合、过程公开与公平结合、定性和定量结合,抓住关键指标,坚持科学性、客观性、独立性、实用性、公平性、可操作性、可测性、可比性及重要性的结合,保证绩效考评的科学合理。

2.3积极提高护理绩效考评工作的质量

绩效考评质量的提高除了与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好坏有关,与绩效考评的程序等有关以外,还与与绩效考评有关的其它很多工作有关。所以,要提高绩效评价的效果,不仅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适合部门需要的指标体系,还要做好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

1)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绩效管理评价机构。

在医院要成立院级与部门的两级绩效评价管理机构,成立医院绩效评价管理委员会,在各部门设立委员小组,进行垂直领导。有了医院级委员会组织制定医院绩效管理总体的框架以后,才能确定每个部门的评价要求与范围,确立评价采取的管理工具与方法,建立网络评价的及时收集与反馈的平台。才能确定质量标准与评价目标、制度、流程、落实奖惩的要求等。有了各个护理部门的委员小组按照院方的文件,认真学习,集中员工的意见,才能建立部门具体的考核目标、流程与落实奖惩的方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整体上自运行的组织机构。

2)开展学习与培训工作。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如果走马观花地看是看不出什么方向与思路的,要真正让评价体系成为激励员工的工具,就需要员工对评价体系了然于心,并转化为自己工作的基本准则,落实到自己的行为方式与成长方式之中。所以,加强对制度指标等的学习培训是绩效评价体系落实的关键一步。要让员工参与制定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深刻理解指标的用意,要向员工宣传如何提高自己考核指标结果的方法,让员工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这样才能让绩效考评取得预期的效果。

3)要强化落实工作。

要注意及时的反馈,要建立相应的绩效质量评价例会制度,院方与部门的绩效考评委员要经常性地组织例会,在不影响工作情况下,频率越高越好。在例会中,要定期逐条检查各种指标记录情况,及时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与个人,并及时落实经济等奖惩条例。要想真正提高护理质量,就要构建绩效管理的权威地位。质量检查决不能走形式,要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抓住这个关键指标,在奖惩执行上及时、到位,确保评价体系的权威性。

4)要做好考核结果的反馈与纠正。

在绩效考评过程中,要及时对考评中发现的先进予以激励,对发现的问题予以解决。所以及时公开的反馈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绩效考评结论的反馈分为过程反馈与总结性反馈。过程反馈可以有护士长在每周或者每天的质量例会上公布考核结果,针对存在的问题寻找原因并提出整改措施,同时依据考核结果公布奖惩结果,反馈要注意时效性与公正性,才能启动真实的效果。在绩效考评的结果中,可能会有人提出对结果的怀疑,在实际实施中绩效考评也很可能存在着结论的误差与偏差。事实上这就是所谓考评工具的信度与效度问题。在实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现象主要有:(1)中心化趋势,即由于定性考评中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导致结果趋中,无法拉开差距,难以达到激励效果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要加强评价主体对评价体系的认识,加强对被考核人员的了解,加强评价主体的素质培训等方法进行纠正;(2)以偏概全现象,由于对某一个方面的印象,导致整体评价的偏差,这要求我们评价者要对指标进行详细的研究,不能马虎了事,如一些人缘好的人往往评价结果好等;(3)任人唯亲现象,在评价中受到个人关系与主观感受影响,导致评价不公正,这就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从不同的角度淡薄主观片面性的影响;(4)暗示效应,领导与权威或者熟人的暗示,往往在可有可无中形成对评价的影响,引起考核的偏差,所以,在评价过程中,领导等应该保持沉默。当然这些效应在绩效考评中一定会遇到的,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它们,才能逐步使得绩效评价指标更加科学,执行更加到位。

三、相关护理绩效考评方法及理论的实践运用

3.1医院绩效考评相关方法简介

医院的绩效考评理论主要是针对考评方法的研究,当前在护理绩效考评上常用的考核方法主要有:等级法、因素法、评分法,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也有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近年来,评分法使用的比较多。当前医院的绩效考评主要注重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对岗位的分析是绩效考核的基础工作。在绩效指标制定前,要做好岗位分析工作,通过观察法、访谈法、工作写实法或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岗位工作的性质、任务、责任、相互关系及任职者的知识、技能、条件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次,科学合适的绩效考评工具。当前,绩效考评使用的主要方法有:360度反馈考核:即从所有可能的渠道搜集信息,从多个视角对员工进行综合考评并提供反馈的方法,目前360度绩效反馈已经被越来越广泛使用;“六西格玛”管理:是一项以数据为基础,关注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实施效益最大化,通过消除错误,减少浪费简化流程而追求持续成功的方法;关键业绩指标法:是通过对组织内部流程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衡量流程绩效的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目标管理法:指组织的最高层领导根据组织面临的社会形势和需求,制定出一定时期内组织经营活动所达到的总目标,然后层层落实。此法要求下属各部门主管人员以至每个员工根据上级指定的目标和保证措施,形成了一个目标体系,并把目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的依据;平衡计分卡:将企业战略目标逐层分解为各种相互平衡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并对这些指标的实现状况进行不同时段的考核,从而为战略目标的完成建立起可靠的执行基础的管理体系,平衡计分卡反映了财务与非财务之间的平衡,长期目标与临时目标之间的平衡,外部与内部之间的平衡,结果和过程中的管理业绩和经营业绩的平衡。此法能反映组织综合经营状况,使业绩评价趋于平衡和完善,利于组织的长期发展。

本文以当前在企业与医院管理中经常使用的平衡计分卡评价方法,对护理绩效考评工作进行研究与实践。下面对这一方法的理论内涵详细介绍之。

3.2平衡计分卡绩效考评理论的特点与内容

1、该理论的主要特点

平衡计分卡是一个对企业长期战略目标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它同时也是一个从价值和战略的角度,对企业各个部门和员工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引导,以便形成正确的决策,共同为实现企业的战略价值而努力的管理体系。目前在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医院中已经普遍采用了平衡计分卡作为绩效管理的工具,取得了很好的管理效果。平衡计分卡这一工具比较适宜医院这种非营利性机构,因为它不以单纯的财务指标为重点,而是强调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结合,同时将医院的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结合在一起,对医院战略的制定者非常具有吸引力。

2、护理绩效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的内容

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1)顾客满意指标:外部顾客满意度,内部顾客满意度;(2)业务流程:岗位量化指标完成率;护理操作规程执行率;护理常规执行率;病人风险措施、安全措施执行率;年护理纠纷发生率;护理差错事故发生率;(3)员工成长:全勤率;从医德医风、工作能力、绩效结构(专业知识水平、知识更新水平、组织协调能力、教学科研、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方面进行评价;(4)成本效率:服务项目的增收节支;护理项目合理收费率;(5)激励指标:获奖,文章被录用,杜绝差错事故等项目给予加分。按照平衡计分卡的指导思想,可以将平衡计分卡的4个维度(财务维度指标、顾客维度指标、内部流程维度指标、学习与成长维度指标)进行细化,结合医院与部门自身的发展情况确定4个维度的具体二级与三级指标。例如:在顾客维度,患者信任度和零缺陷管理成为其二级指标,同样,该二级指标也被细分为患者回头率、患者满意率、门诊患者增长率、住院患者增长率、患者投诉率和医疗赔偿率6个指标,由此能够提高患者的信任度,降低患者的投诉。再如:学习与成长维度,将其分解成科研技术和员工成长这两个二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又建立5个三级指标,如新项目开展评分、科技产出评分、职工年培训小时、职工满意度、学历及支撑结构。护理部门在坚持医院的一二级指标基础上,可以建立自己的三级与四级指标。例如:我们基层医院以三级指标护理零缺陷管理为例,该项管理工作主要由护理工作和病区管理两块内容组成,具体到护理工作则包括基础护理、特殊护理和一级护理合格率超过90%,护理技术操作合格率超过95%,5种表格书写合格率超过95%这三项内容(把意思说明白一些)。

3.3基层医院护理绩效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案例分析

仁怀市人民医院是一家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一所综合性医院,国家二级乙等医院,该医院有护理人员203人。为了提高医院管理的水平质量,医院在全面推进绩效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在护理部门开展的绩效管理方面实行平衡计分卡指标管理方法。具体内容如下:

1、评价指标的内容

A顾客满意度。从医院内部顾客(医生、医院管理者和其他工作人员)、医院外部顾客(住院病人、门诊病人)和其他方面(与医院客户紧密相关者,比如家属)对护士进行满意度综合测评。设计了平衡记分卡该卡内容包括内部顾客对护理人员满意度调查表、病人满意度调查表等方面的内容,该法实际上是一种采取问卷调查法与现场访谈法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仪表、业务水平、服务意识与态度、职业道德、健康教育、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7个方面,请科内医生和病人对护理人员进行评价,护理人员之间进行互评。评价由病区护士长主持,每月一次,评价要体现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B工作流程。科室成立考核评价组,由护士长任组长,护士长或考核组成员通过跟班抽查每个护士的工作质量,每月综合评价一次。C员工成长。使用平衡记分卡护士规范化培训手册和护理人员继续教育手册,由护士长对护理人员的成长进行综合衡量。培训手册内容包括:个人工作简历、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不同阶段及不同层次人员培训考核内容、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个人成长培训情况(岗前、病区培训、科内培训、院内培训、自学、外出进修、学习、护理科研、、护理“三基”理论、操作培训考核、急救技能、专科技术、新技术掌握、学分情况)等。

D成本效率。每月由护士长对每人分管物品的保养质量、护理项目收费的合理性(有无因收费不合理而引起的投诉)、一次性物品耗材管理等项目作出考评。

2、激励项目

每月评选一次病人最满意护士,病区设立评选意见箱,护士长每月到病人床边收集病人评选意见。优秀护士每年评选一次,病区根据优秀护士评选条件评选。病人最满意护士可得到当月绩效加分,优秀护士可得到年度绩效加分,并给予物质奖励。

3、考评标准及要求

A综合分及4个维度分值分配:综合素质考评满分为100分,各个维度所占分值根据所占权重定出分值。顾客满意占25%,工作流程占35%,学习成长占30%,成本效率占10%。B各维度中的细项内容须根据本项的权重定出分值和扣分标准。C每月由护士长通过综合考评评出月综合分,综合分与当月的奖金挂钩;年底评出年度综合分,综合分与晋升、评优挂钩。护理人员每年的综合素质考核分要求≥85分,低于此分值按照医院的相关规定处理(如高职低聘)。

4、实施的效果分析

A平衡记分卡综合评价的思路,用于护理人员绩效考核,充分调动了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增强了护理人员主动服务的意识,提高了护理人员团队合作精神。2010年该院病人满意度达到98.5%。2010年临床护士的流失率比2009年下降了80%,使护理人员安心在医院工作。B实施平衡记分卡以后,护理人员更注重业务流程的优化和各环节护理质量的提高,2010年护理流程改造达30多项。流程的优化,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和护理水平。2010年该院护理差错次数下降30%,护理纠纷次数下降50%,确保了病人安全。C学习成长的评价为护理人员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相互促进的工作及学习氛围。护理人员自身价值得到体现,医院领导更加重视护理人员的培养,为护士提供许多学习、进修的机会。2010年全院选送护理人员外出进修、培训150多人次,比2009年增加了50%。护理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创新意识、科研意识增强,高质量的护理达30%,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护理论文数比2009年提高20%。总之,通过使用平衡记分卡对护理人员进行综合绩效考评,使护理工作逐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阶段,实现了医院的“优质、安全、高效、低耗”的综合管理目标。

3.4护理绩效指标构建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

1)要注意几个结合。

绩效评价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注意对于各个因素的综合考核问题。例如在平衡计分卡的运行中,要注意将平衡计分卡的4个维度的指标与护理质量指标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把其中的顾客满意度、工作流程、员工成长、成本效率等有机结合起来。平衡计分卡的优势在于跳出了仅仅重视财务指标的局限,将各种指标体系及医院发展的各个方面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平衡的整体,促进护理人员与部门以及医院的全面协调发展。同时,它还要注意将平衡计分卡的一般性指标与护理专业的特点、部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如果将企业的平衡计分卡指标直接套用到医院或者将医院的指标直接套用到护理部来,根本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效果。在实践中,我们应该依据工作的难度与风险对护理工作从数量与质量上进行科学合理分析,对中班夜班、难度大风险大责任重的岗位以及长期从事疑难病症与重病症护理的人员都要进行倾斜,对一些没有正式编制的护士不能在评价指标上进行歧视,这样才能充分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要把好学习培训关。

对于医院以及护理部门的人员来讲,运用平衡计分卡等进行管理是一个新鲜事物,而平衡计分卡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工作的潜能。所以,要在绩效评价方案实施之前对员工与管理人员进行认真的培训,让职工充分了解这个评估体系的细则、执行方法步骤、细则制定目的以及在这样的评估系统下获得较高个人绩效的方法。由于绩效评价涉及到护理人员的工作报酬与工作奖励等,所以大家对于进行绩效评价体系的培训学习应该是非常踊跃的,如此可以激发大学对绩效评价体系的具体讨论与分析,这样既有利于大家理解绩效评价体系,在评价指标的引导下做好本职工作,也能够使得绩效评价体系在大家的评价中修改完善,更好地为本医院本部门的工作服务。

3)要注意过程的总结评估。

在各项指标的执行过程中,要建立一个过程性的总结反馈机制。可以通过每周的绩效评价例会,对各项指标进行逐一公布,也可以利用每个月的大例会进行阶段性总结,同时及时把总结的结果与利益分配以及医院的其他各种奖惩结合起来。只有长期地进行总结与落实,绩效评价指标的效果才能真正起到激励员工的目标。另外,还要积极吸取银行在日常管理评价中的经验,注意客户对于护理人员评价的重要性:银行对于每一项业务,都会通过电子系统让客户对满意度进行评价,这样让评价融入其具体的业务当中。医院护理部门的评价也应在护理的最后环节中加入评价环节,让病人对护理工作进行评价,并由电子平台汇总的评价结果,纳入到职工的阶段评价当中。同时,要维护绩效评价体系的权威性。绩效评价应该成为医院的核心评价系统,既然建立起来了,就要尽量让其他的评价体系纳入到这一评价体系中来。在绩效评价体系运行的同时要尽量减少其他形式的评价体系对本绩效评价体系的干扰与冲突,尽量围绕绩效评价进行奖惩落实,树立评价体系的权威性。也使得护理人员的工作目标与奋斗方向更加明确,真正形成部门的绩效管理文化。

4)要做好绩效评价体系的修正工作。

一方面,绩效评价体系的运行对于我国医院来讲,尤其对于医院的一个部门来讲,其评价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完善与修正才能够逐步成熟。护理部门工作繁忙,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不断磨合。同时,绩效评价系统的建立在当前来讲不仅仅是为了让医院护理部门的人员得到激励与发展,而且还有一个探索研究的意义,即逐步积累经验,为其他单位的绩效评价提供一些普遍性的指导。另一方面,绩效评价体系需要与具体的医院整合,在不同的医院护理部门中要根据具体的实际进行微调与完善。鉴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护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从实践中逐步发现问题、修正问题、进行指标体系的优化工作。那么,到底如何优化这些指标体系呢?首先,要与绩效评价的总结工作结合起来,因为在具体的绩效评价总结过程中,尤其是落实的初期一定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员工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与建议,此时要激发员工进行讨论,慎重地对指标体系进行论证,并提请民主大会进行修改,上报院方进行审批工作。其次,要经常邀请一些有关绩效评价体系的专家对评价工作进行指导与分析,及时发现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对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进行论证,并随时予以修改完善。因为如果仅仅依靠职工进行民主修正,往往会顾及不到一些比较隐蔽的问题,使得绩效评价最终会背离绩效评估的初衷。

四、结论

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 文档管理 范式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改革的深入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文档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信息记录方式不断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档案部门在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文档管理的作用越来越为社会所重视,这就需要我们应从不同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和反思文档管理理论与实践,从而满足社会发展对文档管理新的要求。文书与档案管理即文档管理与公共管理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文档管理来看,公共管理属于其上位,文档管理处于公共管理大环境中,公共管理的一些理念、思维、方法可以对文档管理进行有效的指导。从公共管理来看,文档管理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出现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受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是公共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从公共管理视阈审视和研究文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是可行的,它可以为文档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新的思路。本文针对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从公共管理视阈下或运用公共管理理论来研究文档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论文,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内容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1论文统计分析

由于有些研究文档管理论文的内容只部分涉及公共管理方面,关键词不能完全体现出其含有这部分内容,所以,为了提高论文的查全率,本文选择多组检索词,分别是公共管理与文档管理、公共管理与档案管理、公共管理与文档、公共管理与档案、官僚制与文档等,以“关键词”和“主题”为检索项,选择在中国知网CNKI的总资源库进行查询调研。笔者通过调研发现,一部分学者是在论述公共档案馆的职能和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对档案馆的公共管理属性进行阐释,这部分论文大多以公共档案馆建设为主题,故没有算在内。经过剔除重复、整理得到,从公共管理视阈研究文档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论文41篇,以下是详细的统计分析。

1.1时间与数量分析

通过对时间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出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和进展。根据本文的检索方法,从中国知网CNKI的总资源库中检索出有关论文41篇,其中硕士论文9篇。其时间分布如表1、图1所示。

表1 发表文章的年度分布表

从发文总数量看,从公共管理学角度探讨档案学及文档管理策略的文章还比较少,专门论述的就更少。从发文数量的整体走势来看,研究起步于2004年,相对于一些传统档案学理论研究较晚,2009年的研究成果最多。自2004年以来,广东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深圳市档案馆、沈阳市档案馆等进行了新一轮的档案馆建设,使档案馆不断向真正意义的公共档案馆靠近。同时,自2003年开始,对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理论讨论氛围也逐渐形成,如2003 年上海举办“新时期公共档案馆建设”论坛、2004 年上海举办“面向未来的城市档案馆”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 年沈阳举办公共档案馆建设专题报告会、2006 年陕西省举办“公共档案馆——档案资源建设研讨会”、2009年上海“3+1”档案论坛举办的以档案馆建设发展的经验、方向和对策作为主题的研讨会等。正是随着政府和学界对公共档案馆建设的重视以及公共档案馆公共性的思考,以公共管理为视角的文档管理研究才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可以说公共档案馆建设理论与实践为从公共管理角度审视文档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不断深入以及社会化发展,从公共管理视角研究文档管理的论文还会不断增多。

1.2论文来源期刊的分布

通过对来源期刊的分布和期刊类型的分析,可以为研究人员提供阅读指导,还可以揭示出研究该方向的学科领域。期刊来源分布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发表文章的期刊分布

表3 发表文章所载期刊类型分布

从表2可以看出,《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是登载有关从公共管理视角研究文档管理论文最多的两个期刊。《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是我国档案学科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其发文数量和发文导向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档案学科现实研究水平以及未来研究方向。还可以看出,登载量在7~3篇的期刊全部为档案学科的核心期刊,这是由于核心期刊的载文水平较高,对一些新观点、新思路和新视角捕捉比较敏锐。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从公共管理视角研究文档管理的论文主要集中在档案学科期刊,其载文量也是最多的,占全部文章的75.8%。除此之外,大学学报类期刊也登载了这一新视角的文档管理相关论文,这说明了我国高校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文档管理研究的新视角。还有两篇在档案馆论文集,如《贵州省档案局、贵州省档案学会“纪念贵州省档案馆成立50周年”学术交流会论文集》和《2009年甘肃省档案工作者年会论文集》,这说明我国档案工作者在实践工作中也已经认识到从公共管理视角来分析文档管理工作。此外,其他类型的刊物,如商业、医药等,也已经登载相关论文,这说明公共管理和文档管理越来越受社会各个行业的重视。

从检索到的硕士论文的专业来看,从公共管理视角研究文档管理的相关论文9篇,其中公共管理专业的硕士论文6篇,档案学专业的2篇、行政管理的1篇。可以看出从这一视角研究文档管理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专业,档案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专业所限,较少地从这一新视角来研究文档管理相关问题。

1.3研究论文的主题分布

本文以论文的题名、关键词、摘要以及内容为基础对其所发的论文进行分析(对于涉及多主题的论文,依照研究重点归类),可以将从公共管理视角研究文档管理细分出10个研究主题:文档管理与公共管理基础性研究、档案文化研究、官僚制与文档管理研究、档案馆公共服务研究、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档案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工作管理机制研究、档案信息化建设研究、人事制度与人事档案研究、民生档案与企业档案管理研究。如表4,图2所示。

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优秀的管理者能变草为金;低劣的管理者却恰恰相反。It]这句名言反映出管理者对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政府与公共组织承担了实现公共利益,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人类共同福祉的重任。公共管理者受国家和人民所托,代表组织行使公共职权,从事日常公共管理活动,其一举一动牵涉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公共管理活动的效能更是关系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社会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兴衰成败。上世纪9O年代以来,信息社会逐渐建立,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信息科技密切联系了地球的每个角落,全球化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这个高速发展和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公共管理者需要具有系统的思考方式、广阔的知识视野和高超的管理能力。一句话,公共管理者必须具有主动学习的能力,通过有意义的学习实现个人成功和社会成功,承担起自身的重担。现代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促进学生知识的量变积累,而且要培养学生创造性学习的能力、自己主动汲取任何所需知识的能力。从国外教育经验来看,已经对新社会环境下学生所应具备的综合能力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包括:批判性思考,获取信息,解决问题,反思和改进自己的工作,以及创造新的想法、产品和解决方案瞄。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具有项目管理、收集信息、使用工具、系统思考、自我定位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具备这样能力的人才能顺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实现职业化、专业化与社会化的统一。•从2000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等24所高等院校为首批MPA培养试点单位以来,我国MPA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截止2010年底,MPA培养院校达到146所,覆盖了28个省(市、自治区);截至2009年共有65147名MPA研究生走出校门,服务于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活动;按照我国现有公务员680万人计算,可以说大约1%的公务员都接受了MPA教育(根据中国MPA教育发展报告计算而得)。MPA教育在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公共管理者能力提升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十年的教育实践也暴露出MPA专业学位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体现在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

第一,教学模式上主要呈现出两方面的不足:一是课堂互动交流不够充分。现在大部分MPA课堂仍以“讲授式”教学方式为主,这是一种知识从教师向学生单向流动的教学方式。由于教师需要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讲授大量基础知识,教学任务繁重,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教学形式还不普遍,教师无法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充分的互动交流。二是教学案例本土化程度低。MPA最早起源于美国,至今已有87年历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专业,已经开发出足够的案例等教学资源。我国MPA教育历史较短,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案例采集模式,没有建立起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案例库,教学过程中需要引用国外案例,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影响了MPA教学质量。

第二,教师教学内容总体上偏学术性、重理论性。我国MPA专业学位的设立大多依托于培养公共管理学术型人才的教育体制,MPA任课教师大都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研究轻应用,重科学轻技术的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他们有着浓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研究激情,但在MPA教学中,难免会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的重要性,忽视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不同需要。这并不是说MPA硕士不需要学习理论,而是说不能脱离实际地学习理论,使学生困惑于多种理论和原则的争辩。没有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过程,理论就会丧失生命力和光彩,成为屠龙之术。

第三,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无法提高。首先,根据我们的了解,MPA研究生虽然多来自公共管理部门,但来自基层的比例并不高,他们大多具备部门管理经验,却缺乏综合管理经验。当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没有实现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的有效衔接,既无法通过管理实践的经验来深化和发展理论,也无法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应用能力。其次,学生互动交流不够深入。受限于有限的教学和课堂讨论时间,学生尽管对教学案例有兴趣,也会在讨论中自说自话,难以真正分享宝贵的管理经验,更难以通过深入交流求得思想共识。再次,学生研究能力提高不显著。研究能力的提高不是体现在学生撰写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上,而是体现在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从目前MPA教育总体情况看,并没有有效的途径切实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学生仍被动接受理论和知识,既没有很好的消化理论和知识,更谈不上运用理论与知识分析实际管理难题,没有切实参与研究课题的经验,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最后,学位论文形式单一,偏离工作需要。虽然相关文件允许学生以调查报告、案例和设计等形式完成学位论文,但实际中大多数学生仍选择撰写学术论文,教师也习惯于用学术型硕士论文的标准去要求学生,很少结合学生本身的工作需要,更无法解决学生在实际中面临的问题。

总之,我国MPA教育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公共管理专门人才,但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范围扩大、难度加大,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要求越来越高,但MPA教育培养模式单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够紧密,人才培养质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进行教学改革,创新培养模式。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是解决教育目标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构建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途径。因此,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可以全面提升学生能力,为学生提供一种允许他们探究现实生活情景以及重要问题的学习环境I3J,实现有意义的学习;可以为教师提供实践经验,改变教师的知识结构,全面提升MPA教师教学水平;可以促进高校知识整合,学科与资源重组,实现知识的创新与融合;可以加强政府与学校的联系,更好地开拓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新领域,建立长期有效的实习基地和合作平台;可以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输送具备现代政治学和管理学素养的复合型、应用型公共事务管理人才;可以通过培养高素质、学习型公共管理者,以个人带动组织,引导全社会共同学习。

二、“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依据与创新

能实现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人才培养模式应包括内外两个循环圈:内循环是学生从社会回到学校的学习过程。MPA研究生具备工作经验,可以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带到课堂上,以现实存在的问题为起点,结合教师讲授的知识和理论,大胆提出假设,认真观察反思,运用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方案,指导实践工作。内循环过程重视实践经验,以现实问题为契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同时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在“做中学”,将客观的理论知识转变为主观的个人经历,这种有目的的学习才是有意义的学习,才能切实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外循环是学生从学校再进入社会学习的过程,是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点。在课堂教学中,学生会将所学理论与现实经验相对照,会产生验证理论或解决现实问题的冲动,对这些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汇总和提炼,就形成了调研课题,学生重新回到社会中开展课题调研,在无形中就把现实问题与理论知识结合了起来;调研过程也要求学生增强规划和管理复杂任务的能力,从而提升学生团队合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调研过程还要求将机关和学校结合起来,密切沟通,切实解决机关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寻找适合解决问题的理论前沿专题。调研有助于发现并形成具体案例,慢慢积累,形成本土化的公共管理案例库,反馈到教学活动中,为前人理论提供现实佐证或者为未来理论发展提供思考方向。两个循环密切联系,缺一不可,两者不断循环,协同发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促进学生理论知识的扩展、思维训练的养成和价值观念的形成。这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可称为“双循环”(DoubleLoop)模式,是一种旨在充分发挥学校、政府和社会共同作用,实现社会实践和理论知识双向融合、双重循环,实现个人学习与团体学习协调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双循环”培养模式的提出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在既有理论基础之上,结合MPA教育规律和培养目标提出的。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双循环”模式与学习循环圈理论、“三基于”探究式学习方法和学习型组织理论之间的关系。

(一)“双循环”模式与学习圈理论

1984年,大卫•库伯(Da~dK0】b)在总结了约翰•杜威0ohn.Dewey)、库尔特•勒温rtLewin)和皮亚杰(JeanPiage0经验学习模式的基础之上提出经验学习圈理论(如图2)。他认为学习过程由两个基本结构维度——领悟维度和改造维度组成,由领悟方式不同和改造内容不同形成四个适应性学习阶段: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抽象概括、主动应用,这四个阶段循环往复,“螺旋升”,不断推进。同时,他还认为,不同的人在学习风格上存在个体差异,不同学习风格的人对于各个阶段的偏好不一样,他们在各个阶段中学习的效果也有不同,根据这种不同,学生可分为主动型、反思型、理论型和应用型。经验学习圈理论立足于经验的学习,透彻分析了如何将经验带到课堂上进行学习的过程,但这只是一个“单循环”学习过程。“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与学习圈理论一样,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持续不断、分阶段、分层次的循环过程,也重视学习者的既有经验,学生从工作实际中发现问题,到最后解决问题的过程符合经验学习圈理论的学习过程。具体经验是让学习者完全投入一种新的体验,带着实践工作经验投入学习;反思性观察是学习者在校学习时对工作经历与实际问题加以思考;抽象概念化是学习者必须达到能理解所观察的内容的程度并且吸收它们使之成为合乎逻辑的概念,这是将理论转化为自身知识的过程;到了主动实践阶段,学习者要验证课堂习得的知识并将它们运用到制定策略、解决实际问题中去。“双循环”中的内循环正是从感知的具体经验到通过看与思考进行反思观察,再加上课堂理论知识学习,领悟、概括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最后回到实际部门中,具体实施解决方案。与学习圈理论相比,“双循环”模式增加了外循环圈,把学生由单纯的学习者转变为研究者,要求学生带着经由反思而产生的理论问题返回实践,在实地调研过程中采集现实素材,寻求解决问题,同时也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和创新理。

(二)“双循环”模式与“三基于”探究式学习方法论

“三基于”探究式学习方法是达林•哈蒙德教授领导其团队在探究学习方法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三基于”指的是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设计的学习。这三种方法旨在促进学生学会如何高效学习,为了有意义的学习而学。“双循环”培养模式主要沿用了基于项目和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应该说,“双循环”借鉴的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宣传一种观念,借助这样的观念和方法,探索、实现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目标。托马斯(Thomas)认为,基于项目的学习(PBL)应该以课程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的主动性,组织学生接触涉及核心概念或者原理的真实世界的问题和人们关心的问题,引导学生不断深入探究并且尝试建构知识体系[41。“双循环”模式重视项目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将学生分组后长期研究探索某一项目(或问题),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连续性,锻炼学生自己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培养现代社会所需的技能。基于问题的学习是基于项目学习的“近亲”,可以理解为特殊类型的项目,为了教授学生界定和提出解决策略Is]。MPA研究生大多来自实际公共管理部门,在实践中发现很多问题,这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契机和起点,更能促进学生充分理解理论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提高学生专业化、科学化水平。

(三)“双循环”与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由彼得•圣吉(PeterM.Senge)提出的。他认为学习型组织是指一个不断创新、进步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人们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学习型组织的本质是深层学习环路。“双循环”培养模式充分认可深层学习环路,并将其运用到培养MPA研究生学习与实践中。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伟大的团队就是学习型组织,是一部分人相互信任、亲密关系、相互接纳、齐心协力共同创造的符合他们共同价值观的东西。成功的团队往往建立在团队成员个体深层学习循环基础之上的。“双循环”培养模式为了培养能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处理复杂公共问题的未来通才,从而建立高效率、重服务的公共管理组织。“双循环”培养模式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深层学习循环,通过课堂教授、项目调研等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技能和能力,改变学生主观感知与认知,并鼓励学生回到工作部门,结合实践增强自身态度和信念的转变,完成个人的学习循环。学生个人学习循环的实现,改变了这个人的行为方式,将学习作为日常习惯。学生毕业后仍然会保持这种习惯,通过与人接触交流带动周围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带动周围团体乃至整个组织的共同进步。这样就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把个人的学习进步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MPA研究生带动公共管理组织再到带动整个社会的共同学习。

三、“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与优势

“双循环”培养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模式,也是一种适合于MPA研究生培养的教育模式。“双循环”模式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研究性学习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依托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机制发展起来的,必然受到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深刻影响,比如强调对理论知识的系统把握却忽视实践能力的提高。但无论是学术型研究生还是应用型研究生,终归都要符合“研究生”的共性要求,都应该把增强研究性学习能力放在突出位置上。就MPA教育来说,要有效提高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就应该以问题为导向,用具体的科研任务驱动学生在“做中学”,通过调查研究完成科研项目,通过科研项目提高研究能力。“双循环”模式以科研项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驱动学生主动学习,由学生去寻找身边存在的问题和自己思考所得的困惑,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研究计划,认真分析问题、收集信息、调查研究,然后形成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成果。“双循环”培养模式注重利用真实问题和项目为学生提供独特的机会,由学生自主性学习来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研究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研究性学习要求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不仅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更是合作研究的关系,科研项目会激发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带动教师与学生共同学习成长。

(二)团队式学习

“双循环”培养模式强调学习团队的作用,将学生按照项目的内容和个人兴趣爱好分成项目小组,让学生在项目组中不断认识自我、认识他人,树立团体意识、合作意识,共同研究学习,生产和传播知识。团队学习是从自我超越和自我认知开始的同。MPA研究生首先要进行自我定位,充分认清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在科研项目申报阶段,学生就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项目要求组成若干团队,共同设计研究计划,分配研究任务。一旦团队获得了有价值的任务,也便有了奋斗的方向。每个学生都需要参与到分工明确的集体任务中,团队成员既要在增进友谊过程中完成任务,也要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相互学习。实践证明,集体学习比个体学习更有效率。集体崇尚开放式的学习氛围;反对把学习看作孤立和封闭的行为;倡导学习者之间的交流、沟通;重视学习者的相互启发、分享知识。学习者具有不同的学习风格,他们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不同思想的“交换”使得每个学习者得到更多的思想。毋庸赘言,这种集体学习的学习模式有利于学生演练未来的集体活动,抛弃自我为中心的观点,重视集体合作;有利于学生亲自实践、沟通交流,相互宽容;更有利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三)社会性学习

MPA专业学位教育旨在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理论联系实际是不二法门。以往教学改革中比较强调案例教学等方式,试图在课堂中模拟社会现实。但事实上,课堂终究无法替代现实,案例研讨也无法替代社会实践。“双循环”模式把人才培养从课堂拓展到社会,把在课堂中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与在社会发现、分析和解决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是前人长时间亲身体验、实践的成果,但对学生而言,这是间接经验,应允许学生带着批判、发展的眼光去分析思考。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与外界相互交流,将前人经验和当代社会无缝隙对接,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这样更加贴近理论的本质、贴近现实、贴近本真、贴近学习的真实意义。“双循环”培养模式打破学校与政府的壁垒,将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循环”模式中问题和项目着重来源于政府机关或咨询部门和学生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将这些问题汇总成若干个项目,到实际工作部门进行调研,把问题放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做中学”,最终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塑造和提高学习能力。

(四)创新性学习

传统教育中,学习被理解成知识的获得和记忆过程,但是“双循环”模式提出了一种新的学习:帮助人们学会如何去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完成深层学习循环。“培养了新技能,人们的认识和感知也将得到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后,当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态度看待并体验这个世界时,就会有新的信念和假设,从而进一步促成新技能的培养。”t~MPA教育通过“双循环”培养模式,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技能,培养学生具有公共精神、法治意识、全球视野、国情意识、务实作风,影响着学生价值观、世界观。学生将这些观念和能力带回到工作岗位上,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传播,使自身态度和信念发生转变,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中国现实,为中国特色道路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促成国家、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发展。

四、“双循环”模式的实施流程、预期成效和保障措施

“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以科研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为主线,通常要经历包括6个阶段的培养周期:

1.项目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有设立机构和建章建制。机构是改革推进的载体,在准备阶段要成立项目工作小组和教学指导委员会,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持续发展。规章制度是规范项目的保障措施,是为了项目有秩序、有条理的发展。

2.项目启动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确立项目选题库。选题可以来源于多个渠道:当地政府招标的政策咨询项目;人才培养单位的教师申报的项目中应用性较强的子项目;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尤其是跨领域、面向现实、涉及公共部门的有价值的选题;人才培养单位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研究方向,申报的重大项目中的部分实践性问题。二是项目申报。将学生4-6人分为一组,形成科研团队,自主申报项目。三是项目评审。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性和最佳研究团队进行评定,并及时给予师资支持,鼓励使用“双导师”制和支持青年教师作为指导老师。

3.项目实施阶段。各项目小组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和小组讨论。各个研究团队在指导教师的领导下,制定研究计划,实施实地调研;围绕计划和实地调研结果进行交流,做汇报准备。在这个阶段,学生亲身体验实践,能直接感受到理论和实践的碰撞,积极参与,将明显地提高自身能力,促进个人学习的循环。

4.项目交流阶段。在这个阶段,可以以“公共管理论坛”的形式为各个研究团队提供交流平台,做调研汇报,促进学生之间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沟通,带动下一届学生的学习循环;同时,应该加强项目基地的建设,及时收集学生调研反馈的结果,提供项目的单位机关协商合作,建立校地合作研究基地,这是为人才培养提供长效机制,使研究长期化、制度化。

5.顾目评估阶段。评估就是要奖优惩劣,鼓励认真研究、效果明显的团队,惩处敷衍了事、项目中断或没有实际效果的团队。最后将优秀成果汇编,形成案例、调研报告。这个从正负激励手段出发,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保障研究科学性和持续性。

6.项目推广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将研究的各个项目应用到实践过程中。将成熟的案例和调研报告结集出版,向学术界推广项目成果;在课堂教学上,用学生的亲身体验去解释项目、学习案例;针对来自实际政府部门的项目,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政府部门共同举办研讨会,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善于利用新闻媒体的作用,将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带动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

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大问题”的提出与早期争论

从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菲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的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2]“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

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

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

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

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

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

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

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

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

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五、价值与启示

毫无疑问,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来说,无论是普遍性问题的总结和回答,还是分支学科问题的延伸研究,“大问题”讨论的意义都是显然的,它不仅体现了公共管理学为摆脱“认同危机”、建构统一哲学基础所做的努力,也为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视野、内容和活力。尽管这种努力和成就仅仅代表了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侧面,且存在着持续深化以及如何使对“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相匹配的压力,其学术价值特别是方法论意义却已经开始彰显出来,即使在应用性较强的实践领域也不例外。譬如,登哈特(2001)曾将“大问题”范式引入公共管理教育领域,颇有成效地提出并阐述了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经常出现的四个基本问题:我们追求使我们的学生尊重理论还是尊重实践?我们培养学生以他们适应第一份工作为准,还是以学生未来可能追求的长远目标为准?什么是MPA(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合适的供给机制?作为公共管理教育者我们应当做出什么样的个人承诺?[12]526-534譬如,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遭受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和洪水袭击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伤亡后,席格勒(2007)借用“大问题”范式思考引起这类公共灾难的原因以及预防和灾区恢复问题,将其与自然和人类对环境的改变联系起来,认为是人类和自然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这场灾难的产生,灾难的预防和灾区重建也应当在这种关系中寻求方案。“大问题”在此不是具体的哪位个人应当为生命财产的毁坏受到责备,而是个人角色、政府和私人市场应为类似的“自然”灾难的发生与治理承担责任。[13]64-76

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从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菲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的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2]“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五、价值与启示

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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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加强教员与队干部交流,构建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倪谷炎,冯良贵,罗建书,NI Gu-yan,FENG Liang-gui,LUO Jian-shu

32.运用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培养创新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姚文轩,滕召胜,YAO Wen-xuan,TENG Zhao-sheng

33.深化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金丰年,张强,王文龙

34.培养合训学员领导管理能力的课程体系建构探索 郑旭东,周剑波,杨国兴,董磊

35.中外初级指挥生长军官领导管理能力培养比较研究 许立堂,李功淼,王正军,王宏颖

36."联合作战基础知识"课程教学设计 王文龙,蒋斌,贾卫,滕永超

37.军事理论课程应大力倡导战例教学 张小平,陈崇荣,赵和平,汪泽焱

38.军校学员体能训练与心理训练一体化的探讨 赵年生,张爱华,胡澄,张仁祥

39.综合大学军事基础训练环境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倪靖,孙振武,张国胜,陈武生

40.军事体育课程体系的现状与改革对策 斯迪虎,蔡文伟,吴晓农,张爱军

1.军队综合大学教育转型的回顾与展望 张亚非,赵俭,华丹

2.运用先进理念、科学方法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教学名师谈科学发展观在人才培养中的指导作用 龚盛辉,卢绍华

3.关于素质教育几个相关概念的辨析 匡兴华,吴东坡

4.探索"合训分流"人才培训规律提高指挥人才培养质量 魏兴

5.着眼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完善军事基础教育体系 赵荣,陈磊,尹健

6.信息化条件下军交运输指挥人才区域化联合培养模式探讨 龚正,方芳,杨荫

7.军校新学员强化训练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朱建业,王浩宇

8.军队工科院校学员管理能力的培养 张龙,谷庆民

9.从冲突走向和谐:谈教学控制与教学自由的平衡 陈明贵

10.借鉴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加强对军校教育质量的监管 林瑞华,袁佩球

11.基于AHP和加权TOPSIS的工科本科毕业设计质量评定 胡谋法,张志勇,肖山竹

12.浅议本科毕业论文成绩评定中的几个问题 吴石林,张玘

13.积极开展新生心理测评工作努力提高军校学员心理素质 王芙蓉,曹玉萍

14.研究生工程科研能力培养问题探讨 熊辉,安玮,马东堂

15.工程系统工程研究生课程教学体系研究 潘星,康锐

16.浅谈研究生教学中的"学""研"分离现象 刘鲁华,孟云鹤

17.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探析 熊玲,扶雄,李忠,谢明磊

18.导师如何看待学生在科研中的作用分析 潘余,钟方程,李清廉

19.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类本科生课程体系分析 田正雨,李桦

20.MIT本科教学活动的若干特点及启示 张峰,项军华,韩大鹏,刘昆

21.MIT"推进"系列课程设置方案的研究与启示 李清廉,孙明波

22.国内外"空气动力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对比分析 刘伟,姚莉,杨小亮,易仕和

23.大学生学习有效性探微 李云龙,邓石华

24.社会调查在军事任职教育院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苏卫东,张宇,龚正,方芳

25.本科高年级专业导论课特点分析与教学模式探索 葛斌,唐九阳,汤大权,戴长华

26.本科生课程教学中的互动——"航天器轨道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法简述 郗晓宁,王威

27.面向应用的计算方法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唐玲艳,宋松和

28.大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认识与实践 齐紫微,罗俊芝,易良海

29.专业技术课程案例教学方法研究 朱涛,马恒,刘强

30.军校青年教员课堂教学质量探究 孙德军,王春迎,东珂

31.机械类专业学生创新素质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宋继忠,喻子敬

32.《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李琦,王基,刘永葆

33.《信号与系统》课程群的建设与教学改革探索 马赛,李方能,吴正国,卜乐平

34.理工类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王壮,雷琳

35."计算机仿真技术基础"双语教学体会 段红,李革

36.本科量子力学双语教学改革实践 梁林梅

37.战士学员《结构力学》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袁端才,段金曦,陈北雁

38.《光电子学中电磁场理论》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思考 叶卫民,朱志宏,刘肯,袁晓东

1.抓好研究生培养顶层设计推动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2.紧扣高层次创新军事人才培养需求全面落实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 王雪松,李俭川,钟海荣,甘可行,赵文武,夏放怀,张立杰

3.构建我校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赵文武,王雪松,李俭川,甘可行

4.研究生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的思考与实践 唐国金,谢凯,汤国建,唐乾刚,李九天

5.导弹飞行动力学与控制课程建设的思考 孟云鹤,陈克俊,郑伟,汤国建

6.面向新型军队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建设与改革——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若干特点探讨 项军华,韩大鹏,张峰,刘昆

7.材料物理课程建设的思考 万红,白书欣

8.理学院2009研究生培养方案特点分析 杜艳玲,张智宇

9.力学一级学科2009研究生培养方案工程力学方向的设计与思考 冉宪文,卢芳云,汤文辉,张舵

10.《系统科学》学科核心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 段晓君,赵城利,易东云

11.优化和完善交叉学科专业知识结构积极创造条件培养研究生的创造力 贾红辉,张智宇,李修建,杨建坤,常胜利

12.机械工程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的特点与思考 王贵林,郑子文,吴宇列,尹自强,彭小强

13."回归工程"背景下的《数字化制造技术》研究生课程改革探索 陈善勇,戴一帆,彭小强,解旭辉

14.《机械信号处理》课程实验教学的探讨 陈仲生,胡政,杨拥民,李岳

15.构建实践性教学环节加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 王威,龙志强,辛华

16.如何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实现"科学品味"和"军事特色"的统一——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的思考 苏绍璟,杨俊,王跃科,张玘

17.凝炼与创新——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的几点思考 刘继斌,李高升,周东明,韩建涛

18."摄影测量与遥感"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分析与思考 陈荦,李智勇,景宁,李军,杨力斌

19.依托信息学科优势突出军事通信特色——军事通信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工作总结 马东堂,魏急波

20.把握学科前沿突出军事特色科学制订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2009研究生培养方案特点分析 王新峰,徐珂

21.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如何体现军事特色 王瑞

22.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军事运筹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研究 徐培德,邱涤珊

23.依托学科建设咨询专家组科学制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生培养方案 苑洪亮

24.关于研究生培养方案优化方法的思考 张鹏飞

25.落实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几点思考 汤建勋,许光明

26.又好又快培养高素质人才 陆启生,刘勇波

27.努力培养德才兼备、道器兼容、文理兼通的哲学社会科学一流人才 李绍新,杨建成,盖立阁

28.明确外语人才培养战略目标促进我校人文学科的发展——谈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点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订 刘晶,柳晓

29.对国防经济学科制订与实施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思考 曾立

30.彰显军事特色和科学品位培养高素质心理学研究生——《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 王芙蓉,韩立敏

31.落实新培养方案加强外语教学中的信息能力培养 李洪乾,赵文武

32.俄军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马建光,李俭川

33.使命与创新:兵种战术学学科新培养方案论析 傅光明

34.依托我校学科群优势努力打造一流的军事学学科——新一轮军事教育训练学培养方案介绍 赵荣,黄方,汪长传,郑治国

35.新一轮作战指挥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情况介绍 黄文伟,尹健,鲁赢

36.论研究生军事公共课程方案的特色 李正军,陈磊,赵文武

1.试论办学理念、办学特色、校风、校训之间的关系 洪庆根,李世改,马天翼,HONG Qing-gen,LI Shi-gai,MA Tian-yi

2.加强院校领导办学能力建设的思考 蔡晓东,潘绍龙,唐后祥,CAI Xiao-dong,PAN Shao-long,TANG Hou-xiang

3.清华大学国防生培养的实践与启示 朱启超,康娜,熊剑平,ZHU Qi-chao,KANG Na,XIONG Jian-ping

4.高校学生评教现存问题剖析:发展性理念缺失 黄晓慧,唐见兵,赵惠君,HUANG Xiao-hui,TANG Jian-bing,ZHAO Hui-jun

5.非战争军事行动对深化军校教育训练改革的启示 庞志兵,尹全亮,李宏雷,李旭,PANG Zhi-bing,YIN Quan-liang,LI Hong-lei,LI Xu

6.关于开展国防MBA教育的思考 李孟军,LI Meng-jun

7.刍议"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在军事任职教育院校的运用 董魁,鲍利平,DONG Kui,BAO Li-ping

8.军事基本技能教学训练课堂管理的思考与实践 汪长传,黄成军,张明,WANG Chang-Chuan,HUANG Cheng-jun,ZIIANG Ming

9.精神激励法在军校学员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谢梅芳,胡涛,刘锋,XIE Mei-fang,HU Tao,LIU Feng

10.创建"三位一体"综合性实验室的探讨 刘海峰,杨欣毅,LIU Hai-feng,YANG Xin-yi

11.军校院级档案管理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 孟梅,张智宇,MENG Mei,ZHANG Zhi-yu

12.美国专业科学硕士学位(PSM)教育发展探析——加州州立大学为退伍军人提供PSM教育 陈瑶,甘可行,CHEN Yao,GAN Ke-xing

13.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分析与建议 耿辉,GENG Hui

14.军地院校国防教育方向研究生培养比较研究 柳艳鸿,LIU Yan-hong

15.《信息资源管理》精品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汤大权,唐九阳,程启翔,肖卫东,TANG Da-Quan,TANG Jiu-Yang,CHEN Qi-Xiang,XIAO Wei-Dong

16.《光电技术》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江文杰,曾学文,施建华,JIANG Wen-jie,ZENG Xue-Wen,SHI Jian-hua

17.当代军校学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刘茂艳,LIU Mao-yan

18.运用《人民军队光荣传统与历史使命》课程教学培育军校学员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刘凤健,LIU Feng-jian

19.论在《法律基础》课教学中贯彻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 毛国辉,高娜,MAO Guo-hui,GAO Na

20.关于教师经常性思想和管理工作的思考 郭波,胡生明,王晖,李国辉,张涛,GUO Bo,HU Sheng-ming,WANG Hui,LI Guo-hui,ZHANG Tao

21.基于融合定位的高校心理咨询与德育工作优化之对策 米亚岚,MI Ya-lan

22.大学生诚信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王会兰,WANG Hui-lan

23.生物工程与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夏金兰,XIA Jin-lan

24.关于高校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创新教育的思考 洪华杰,柯冠岩,HONG Hua-jie,KE Guan-yan

25.浅谈高校教师教学方法创新途径 洪巧红,HONG Qiao-hong

26.加强理工院校本科生科研素质培养的思考 彭蕾,孙波,PENG Lei,SUN Bo

27.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学历教育合训学员《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陆昌辉,刘青宝,邓苏,黄宏斌,LU Chang-Hui,LIU Qing-Bao,DENG Su,HUANG Hong-Bin

28.香港理工大学双语教学的启示 向友君,徐向民,XIANG You-Jun,XU Xiang-Min

29.词块教学法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粟进英,段新颖,SU Jin-Ying,DUAN Xin-Ying

30.数学公共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与探索 冯良贵,易东云,杜艳玲

31.多层次、多类别教学体系下代数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屈龙江,李超,戴清平

3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精品课程建设的思考 杨文强,吴翊

33.军校工科概率统计课程教学实践的几点体会 王春玲,汪雄良,陈挚

34.物理公共基础课教学团队建设进展 陆彦文,李承祖,曾交龙

35.《大学物理》课程建设的思路和成果 袁建民,陆彦文,江遴汉

36.在大学物理教学中提高学生思维品质的探讨与实践 张晚云,曹慧

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1、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

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与当代中国城市的基本特点是分不开的。

首先,当代中国的市与西方的city并不是对等的概念。中国的市本身具有特定的政治法律定位。所谓中国的市,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的建制城市,即它首先是国家的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不单纯是具有城市功能的城市,中国城市也不与某一学科定义中的城市完全吻合。照西方的标准,中国许多形成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实体的居民聚集地,都可以称之为城市,但许多这样的地方恰恰还不是城市。美国的city一词可以包含中国全部建制市和建制镇,而中国的市只是美国City和Municipality(自治市)概念中的一部分。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才有建制市663个,而1997年,美国的自治市就达19372个,其中伊利诺伊州(面积为14.6万平方公里)为最,有1288个自治市。该州人口约为1300万,平均每个市仅有1万多人。而与该州面积相等的我国辽宁省,包括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在内,同期总共有31个市。美国建制市太多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形成的自治传统,对多地方政府和小地方政府情有独钟,从而导致公共行政的极端地方主义倾向。在美国,即便人口只有几千人,只要公民联合向州议会提出纳入自治市的申请,大多数情况都能获准。

其次,当代中国城市有行政层级之分,西方国家一般没有这个特点。据200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行政区划和区域分布表所列,城市行政级别分组有四:即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这四类城市的后三类具有经有关部门核准得到行政升级(直辖市不再升级)、合并以及被撤消的可变性特点。例如,建国初全国设立直辖市14个,1954年撤消其中的11个,天津直辖市曾一度被撤消降为省辖市达9年(1958-1966),后又恢复;1998年又增设重庆直辖市。此外,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对中央所划定的若干县(包括县级市)分别具有行政管辖权,此即所谓中国市管县的市政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使城市的行政范围延伸到广大农村,不仅其行政范围十分广远,也造成了管辖人口的剧增。仅以1997年为例,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有226个,按市区人口统计,年末全国城市总人口为23905万人,平均每个市只有106万人;而加上市管县人口,全国则达89772万人,平均每个市则有350万人。1998年重庆建直辖市后,管辖4个县级市、8个县和14个区(其中大多数为城乡混合区),行政管辖总面积为82403平方公里,总人口达3090万(2000年底),可谓世界“超级城市”之最。

由于我国市管县体制的建立,使得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范围,既包括具备城市功能的城市主体,也包括城市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延伸不到的那些广大农村。这种既管城市,又管农村;既管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事务,也管以农民(也可以叫做广义市民、虚拟市民)为主体的各行各业及其公共事务的城乡并蓄和城乡共管,旨在城乡共同发展的体制,彻底打破了西方城市建制及其发展模式,即早期以城乡对立为前提的发展,以及20世纪以来对周围的县乡进行兼并的模式。市领导县体制造成了城市社会基础的改变与模糊、公共服务的拓展以及市政体制运行方式的多样化。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是集权的大政府、大市长(平均要负责几百万人管理与服务);而美国则是众多的小政府、小市长(平均仅负责1万人左右的管理与服务,象纽约、芝加哥等那样的几百万以至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仅有几个)。必须说,中国市领导县体制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为中国城市的空间扩展从政治上铺平了道路,而绝不会产生美国城市发展中与其周围的县乡进行艰难的协调而带来的麻烦。而另一方面,它也为城市的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上的有力支持。当然,同时它也给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新的问题和因素。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市长们,能象中国的市长要做那么多决策,管理那么多公共事务,中国的市长在市民与农民及其他各阶层、群体利益关系上,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谨慎权衡与协调,这一切都增加了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特别是造成市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操作难度,同时对市长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艺术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市长的职能和权责范围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市长倒象那里的一个省长、州长或郡长。

第三,中国城市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有一定差距。西方国家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在20世纪初就已趋于基本平衡。例如,英、美、法、德等国各个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及其服务水准大同小异,市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需的主要产品在大多数城市都能同样获得,并不因为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而受到很大影响。而我国,由于城市自然条件有优劣,资源有穷富,文化素质有高低,开发有先后,历史活动影响有强弱,不仅使我国城市的分布及规模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东西南北、内地、沿海与边疆各地区城市,在其基础设施、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水平以及该城市对国家的创造和贡献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比如,大上海与大西北高原上的某座城市的市民生活质量指标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国各地的市长素质、能力、施政艺术及其管理风格也存有较大差异。在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21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们迫切需要具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公共服务,从而为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提升找到更广阔的拓展空间。21世纪向中国城市公共管理提出的巨大挑战就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各地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要趋于相对平衡。

第四,中国的城市形象差异。所谓城市形象,即城市这一物质实体的外显,以及包括市民素质在内的整个城市内在精神的展示。城市形象的高低优劣跟城市规模有一定关系,一般说来,城市大,人才多,创造大,具有声名远播的基础,但明星城市也有中小城市,例如珠海、威海、张家港、中山市等。这些明星城市的形象更多凭仗现代城市综合指标的人均方面,靠的是基础设施、环境、市民素质的优化,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闪光亮点来树立形象,特别是市长形象对整个城市形象的影响。如果说,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外在形象是一笔巨大有形资产,那么,作为市民精神和市民综合素质融汇表现的城市内在形象,则是一笔巨大无形资产。在一定意义上,市长形象本身也属于该市的巨大无形资产,体现该市的城市精神,是整个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一个杰出的市长名字本身,就是该城市精神、城市形象以及该城市地位及其影响的代名词。市长的管理和施政活动及其业绩对整个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市长的管理和行政艺术对大连市城市形象的提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尽管他因某种需要离开了这座城市,但这笔城市无形资产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一个才干超群的杰出市长可以使城市这一巨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值,而一个低能平庸的或者声名狼藉的市长却使该市的城市形象受到损害。21世纪对中国城市形象的要求就是,包括市长形象在内的整个城市形象在较高的水准上趋于相对平衡。

2、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空,中国市长应具有三重身份。

其一,市民的政治领袖。

这里的“政治领袖”,有其特定内涵。所谓“政治”即城市公共管理。作为全面负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城市政府首脑,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体市民的政治领袖。市长的身份和职能,既是市民意志的表达,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市长的政治权威是城市本质力量的确证。根据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市长负责制原则,市长拥有最高行政决策权、指挥权、以及统一协调权、人事提名和任免权、最后决定权和城市最高代表权。市长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具有不容质疑的法理性。

在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市长作为市民的政治领袖,其本质就是一连串公共服务。西方公共管理学家称这种服务是最高的和最难的服务。如何能做到最佳服务,即市长管理艺术的最佳探求,诸如城市公共管理社会化和政治发展民主化方面的创造性举措等。城市政府改革已向企业放权,并继续向社会进行一定的放权,但放权并非一定是“大社会”、“小政府”、“小市长”和“虚市长”,21世纪的中国城市需要的是强政府和强市长,以及强有力的市民政治领袖。

在中国城市,实际上就存在两个“市民的政治领袖”,而且各有其成立的依据。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权威是并行不悖的。这里说市长是市民的政治领袖,并非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核心领导,而恰恰遵循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统一原则。当然,从政治改革的观点讨论,市长、市委书记这两个市政角色由一个人担任也是可以的。就我国城市公共管理的历史考察,既有实现这种“合一”的现实社会基础,也有这种市长与市委书记合一的经验先例。

其二,城市管理的专家。

21世纪的我国市长必须是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专家。

由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广入性,即公共事务进入城市社会生活领域的范围广,涉及面大,造成了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

尽管21世纪的中国市长已不能再象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充当市场规则的教练员、宣传员和裁判员,但由于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挑战,特别是由于“经营城市”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市长仍然负有使城市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时代重任。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也可以视为一个使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大公司,市长则是这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21世纪的中国市长尽管不再会对本市各个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号施令,但却要对城市这个虚拟的大“公司”一丝不苟地进行指挥和调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城市管理专家的中国市长,一半是英明的政治家,一半是精明的企业家。

21世纪的市长,必须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家里手。这要求市长要致力于解决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问题,把智慧和精力更多地放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公共设施、交通与住房,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防灾减灾等具体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完善上,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和市民生活质量,有效地协调城市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使广大市民更多受益,所谓市长是城市管理的专家的更确切说法,应是中国特色的市政管理专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市情,以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背景,21世纪的中国市长,远比美国的所谓城市经理所面对的公共管理客体及其环境复杂。因此,我国市长也要比美国的城市经理所要求的素质更高,知识更为全面和丰富,其技能更多样、更高超,其公共行政的方式和手段更加追求卓越。

其三,市民的伦理楷模。

所谓市民的伦理楷模,即市长在其管理和行政活动中,其言行举止特别是在其与国家、与广大市民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不仅在较高层次上遵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的道德准则规范,同时具有超越城市公共行政领导干部一般道德要求的闪光亮点。中国官德传统,不只是唐太宗式的纳谏、包拯式的公正、清廉以及清康熙式的勤政,同时更有当代共和国市长的礼贤下土,彭真市长的务实爱民,王鹤寿市长的严惩。21世纪的市长一定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敬业勤政,不说假话,永远把关心市民福利、百姓疾苦牢记在心,跟腐败、堕落、作彻底的决裂,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最清廉、最爱民、最进取、最务实,最高效的城市首脑。

二、我国市长的培养和塑造

1、大批市长的培养和塑造迫在眉睫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将提高市长的地位。改革开放20年来,由于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化的巨大发展,已使沿海和内地不少地方出现“农村工业化”的迹象,加之实施“离土不离乡”的户籍政策,结果一方面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双低水平线上,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又高于城市化。正是由于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对我国国民经济、科教、文化以及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的更大发展造成一定阻碍。

为此,我国投入巨大资源,全力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随着新建城市的不断增加,以及原有城市人口及空间的扩张,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城市行政管辖总人口达97426.88万人(市区与辖县合计),其中市区总人口为26018.47万人(不是全国城镇总人口),分别达到同年全国总人口125909万人的77.3%和20.7%。这就是说,一方面,市长的公共服务要面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义市民,一方面,因建制市的市区人口(狭义市民)所占全国人口比例相对较低而需要增大。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整个国家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每个城市具体分担和落实的。由此,市长的地位和职责也必然提高和加重。

其次,是我国加入WTO后,由于全球客商对我国城市投资环境优化的需要,以及与此相连的强化城市公共管理职能改革的必然要求,对市长的综合素质和施政水准的提高也提出了挑战。可以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城市的市政体制经过不断探索和改革,特别是在市管县、计划单列市、区街体制改革、城市政府机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方面,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各城市在市政体制和市政职能的改革中也存在某种缺憾和不足,由于上述大都是一个模式,明显缺乏创造性和本市的地方特色。实际上,有关公共服务的各项改革在与中央精神一致所谓前提下,还是应有各地城市的创造性。诸如,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全体市民提供最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如何处理下放权力和强化权力的关系,把城市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率的强政府,而不是城市的弱政府和虚政府;如何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及如何改善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运作方式,以促进城市经济的更快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市长都要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者,加速推进城市化,是本世纪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也是西部开发战略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西部开发的城市化不能走传统的城市发展老路,也不应是一个统一的模式。鉴于各地市长的综合素质、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平衡,特别是西部市长的管理艺术及服务水准与发达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1世纪中国市长培养及其能力表现的重大改变,就是市长素质和管理水准趋于相对的平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部和全国的市长都要努力学习新知识、新理念,学习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以使自身的管理理论及其实践能力得到提升。政府如何支持西部城市化建设的市场化运作、科学技术进步及发展教育怎样成为西部城市化进程的有力支撑、西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如何协调、西部城市与东南沿海以及中部城市怎样合作与互补、如何创造西部城市开发的新亮点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向广大西部市长以及全国的市长提出了挑战。

2、市长选任的历史回顾

建国以来,市长对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发挥过巨大作用,上个世纪的每个时期都有一些杰出的市长载入共和国城市史册,但由于极左思潮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市长的权威及其职能的发挥长期存在不稳定和不平衡的状况,其施政水准及其业绩也常常因人因环境而异。1982年宪法规定实行市长负责制后,市长职能有明显的增强和扩大,特别是从1983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举办了数届市长研究班,对市长素质和服务水准的提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了城市领导干部学习管理理论的风气。80年代中期李铁映同志的关于“研究城市学,建立社会主义城市”,“现代城市是一个大系统”的理论;包头市市长乌杰同志关于城市研究的系统辩证思维及其城市管理理论和实践,以及同期许崇德、夏书章、徐理明等专家学者对市长职能及市长形象的探讨,都具有一定开创性,可谓城市公共管理现代化和市长建设现代化的舆论先声。由于种种原因,或许说关于市长选任的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及市长(包括副市长)的职能范围及其权责内容,在立法上是否应加以明确等课题,在上个世纪最后几年还未来得及深入探讨。

3、市长的任职资格——全才加通才的水准

市长资格形象的内涵结构应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信仰、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的把握为依据的政治素质、以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为核心、以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为基础的综合知识素质、以战略头脑和开拓创新意识以及组织能力等因素为前导的综合能力素质。市长资格形象,包括智商素质,也包括情商素质;既有身体素质,也有心理素质,同时也包括上述综合素质的外部表现形式,诸如市长的谈吐、举止风度、人格魅力方面。市长资格形象,是服从21世纪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城市广大市民的政治领袖、城市管理的专家、市民的伦理楷模)需要的政治素质、综合知识素质、综合能力素质及其外部表现有机融合的统一体。当然,市长的任职资格形象,必须符合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这是选任党和国家各级各类干部的普遍原则。但这一方针和原则,在干部队伍的不同领域,还应有其特定内涵。

所谓“全”即全面,知识面宽,可以涵盖城市社会生活运行的各个领域;所谓“通”就是将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同文理工科知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知识、社会与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就在于,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本身就涉及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诸多方面。西方学者关于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的区别的论述,对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给我们做了经验性的提示。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欧文.E.休斯认为,公共政策分析人士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更加关注分析的方法和数字,而公共行政是有才华的业余者的领域,这个领域需要通才,英明和有效的统治与任何一种方法和统计都无关。无疑,休斯的观点含有偏激成分,因为在公共管理上所表现的任何所谓“天才”,都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灵感”,英明的和有效的管理一定要有科学的思维和经验的积淀为前提,而“经验”基本上是可以用统计学等科学方法验证的。

新世纪大批“全”“通”市长的产生,将使城市管理更科学、更文明、更高效,同时也彻底改变传统的大智若愚的贤者模式,从而推动和促进城市管理主客体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至于,任职前的市长资格形象到底要具备那些知识,其全面和贯通达到什么程度,其细化标准如何,国民教育如何适应市长培养和市长资格形象的塑造,则需要有关部门和专家包括广大市民深入探讨和论证。

市长资格形象的全才与全通,实际也是对市长的专业化要求。所谓市长的专业化,即市长工作内容的专业化,它是基于国家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分工要求,以及市长任职所必须把握的知识和技能的普遍要求,对市长职能及其权责内容所作的明确规定。这就是说,全国的市长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同类性,具有相同的职能和权责。当然,市长的专业化需用立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形式明确地固定下来。“全”、“通”市长的任职,是21世纪市长专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必须说,目前我国“全才”和“通才”的市长还很少,至于在任职前符合上述市长资格形象要求的则更少。因此,市长选任前的综合素质培养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21世纪的中国市长是需要特殊培养的,包括学校培养和实践培养,不能全靠干中学。所谓“干中学”,是共和国大规模建设初期,各种人才奇缺,党和国家迫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人才应急手段,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21世纪,为了广大城市有更科学、更文明、更高效的公共管理,为了给广大市民带来更多福祉,“全才”和“通才”市长产生的第一环节,就是进行科学地特殊培养。

4、市长培养的途径和方法——学校培养加实践

本文认为,对未来市长进行科学的特殊培养,可采用高等学校前期培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其做法就是,在国家指定的高等学校的院、系设“市长专业”,学制可长一些,或者把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衔接起来,招生对象可基本确定在有几年工作经历的公务员范围。学生在指定课程修满,考试合格,可颁发市长专业毕业证,作为选任市长的资格证书。市长专业毕业生可到市党政部门应聘公务员,经一定期限的实践锻练后,可参加市长等级序列最低一级的考核,以后可根据情况参加市长序列中较高级别的考核。市委所通过的市长候选人提名,须从持有市长专业毕业证并通过实践考核的公务员当中确定。为此,国家应有相应的立法保证。在上个世纪,市长这一职务几乎可以由来自任何从业领域的干部担任,其经历和阅历也是各有千秋,绝大多数市长没有受过公共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培养。

由于未来的市长具有共同的前期专业培养经历,为“全才”“通才”市长的选任以及市长管理艺术的完美表现打下良好的基础,市长职能也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跟交响乐团的指挥基本来自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毕业生相类似,又如当司机必须要有驾驶证一样,获得驾驶证书的人可以不开车,但开车必须要有驾驶证,当然,需要获得市长专业毕业证书的城市领导干部还应有: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市长助理,市长秘书、市委书记、副书记及其他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市人大常委。这样做,可以为市长的管理和施政活动,进行更有效的配合和监督。在上个世纪,各种市政会议的出席人,常常对自己陌生或知之甚少的领域中的提案也要进行讨论和表决,不得已受别人意志左右,议决中的从众现象,实是出于无奈。在21世纪,由于全才全通的城市公共管理者不断增多,市长职能以及整个城市公共服务水准都将会有划时代的改观。

市长的专业化培养以及“市长资格证书”的颁发,是21世纪中国的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城市总数已达663个,建制县为2074个。按我国入世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发展趋势,在21世纪前20年将全国县城总数的一半(1037个县城)升格为市是极有可能的。这样,在2020年全国将有1700个城市。假定每个市有市长1名、副市长平均5名,我国将有1.02万个正、副市长任职。按20年换届4次,新任和连任概率为50%计,全国需有2.04万个正、副市长先后任职或连任。同时,需要获得“市长证”的市领导干部的数量也会成倍扩大。假定,市政府正副秘书长、市委书记和副书记、市人大正副主任等领导,按每个市平均各10名计,每个市将另增30名领导干部持市长资格证书上岗;这样,需获“市长证”的城市三大班子领导则增加5.1万人(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需持市长资格证书的人数未计)。依照前面换届4次,新任和连任概率为50%计,需获市长资格证书的市领导干部又将增加10.2万人,再加上前面的新任和连任的正、副市长2.04万人,总计需持“市长证”的城市公务员数量可达12.24万。如果每个市政领导岗位有3个竞争者,那末,本世纪前20年将有36.72万人应持“市长资格证书”。

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在本世纪前20年,广义市民,即城市行政管辖范围的全部人口所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80%的条件下,全国城市几千万公务员队伍中,有几十万人持市长专业毕业证书不能算多。虽然持有“市长证”者不一定能被选任为市长和副市长,但持有“市长证”的大多数人将在市政领导岗位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其他岗位上工作,这对加速和正在实现城市化的我国,的确是件好事,它将改变和优化城市公务员的素质结构;并使其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公共服务水准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城市领导干部及全体公务员的竞争机制。

由于市长在现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市长必然成为城市管理者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职务和职位,同时它也应成为一种职业。长期在市长的岗位上工作,使市长的工作成为一种稳定的职业,即市长的职业化,本文认为,应提倡市长的职业化,这是我国市长建设的发展方向。市长作为一种职业,市长的任职、晋升以及工作调动还应是市长或副市长,尽管变动后的职务行政级别或相同或不相同。当然,也不排除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优秀的在任市长因国家需要,选任其它岗位。市长的职业化,还应有严格的市长职称制度相配合,市长既是一类职务,同时也是一种职称,市长职称还应有序列化等级,比如,设见习市长、候补市长、一级市长,二级市长、三、四、五、六、七、八级等级别以及荣誉市长等称号。同时,市长任职也应实施程序化。诸如,其职务与职称可以一起晋升的情况和条件,晋升职称而不升职务的情况和条件,市长职称和职务可越级晋升的情况和条件,市长的职务和职称的高低极限及其相互关系、晋升细则,市长连任的晋升规定,以及晋升程序与选举、任命怎样结合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回答都应通过有关部门和专家的科学论证,并从立法上加以明确和保障。

必须说,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也是与市长的职业化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市长的职业化是市长任职的稳定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也是市长职业化的保障。这是因为,城市的建设与管理的最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长期的艰巨的事业,培养和塑造市长亦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此外,杰出市长的形象魅力的产生和增强,及其影响的扩大需要一定时间;市长的管理和服务经验的积累及其业绩创造,也需要一定时间;而保证市长施政方针的连续性,以及由于市长工作出现某种失误而改正错误、检验和评价市长的功过,都需要一定时间。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主张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上个世纪,许多市的市长走马灯似的频繁变换,有的市甚至在八年之中,竟换了六任市长,尽管不少市的市长任职变动,也有其合理性,但在许多情况下给城市建设和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应在21世纪重演。为此,我们主张市委在市政府班子换届进行市长的提名时,应支持、鼓励市长连任,由此保证和促进市长任职的稳定性。

三、结语

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管类专业 人才培养模

式 教学改革 地方教学型高校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1C-

0097-03

普通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大学教育面向基层服务社会的创举。经济管理类专业是应用型学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十分紧密。近年来,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基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树立全面素质观,面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管理类人才的需求,以“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为总体指导思想,拓宽基础,培养人才的主动适应性,体现创新教育、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理念;融教师和学生能力素养、专业知识素养培养为一体,相互协调、综合提高;突出“课程结构显重点,课程设置多维度”的课程体系定位,注重知识内容的基础性、系统性与先进性以及创新实践运用能力的提升,从理论基础、实践应用、方法技能三个方面形成独特的课程体系;坚持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注重学生建立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能力的培养,以培养学生具备“职业基础力+学习力+研究力+实践力+创新力”为核心目标,逐步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使学生成为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协调发展的具有自我学习能力、自我更新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外向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一、人才培养模式定位:“四位耦合互动”

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指导下,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某种标准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从2004年开始,先后5次对广西,主要是对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域的企事业单位和私人企业进行人才需求的调研,了解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建成背景下的人才需求情况;并且每年对已毕业的学生进行跟踪调查,了解进入社会的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状况以及对学校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意见。在调研的基础上,逐步确定人才培养改革方案要面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管理类人才的需求,探索培养复合型、外向型、创新型、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模式。

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实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广适应”的人才,即“能主动适应基层市场需求干什么”,从而成为有广泛适用性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精心构建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模拟实验―专业实习实训”四位耦合互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即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模拟实验、专业实习相结合,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理论教学方面主要突出学生理论素养的培养,通过加强基础理论、基本概念的讲授,体现厚基础的要求,为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奠定基础。案例教学通过案例分析讨论,理论联系实际,在问题分析中深化理论,提升创新能力,以案例教学模式实现教师资源、课时资源、学生资源等的整合。模拟实训通过让学生运用模拟实训软件,进一步加强对理论内容的理解,提高课程学习兴趣,提升知识的应用能力。专业实习包括课程见习和毕业实习两部分,通过专业实习,学生直接接触工作实际,在工作中提高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

二、课程体系改革:“1.5+2.5”和“3+0.5+0.5”

多年来,普通本科教育普遍采用“3.5+0.5”教学模式,即用3年半的时间学习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用半年时间从事毕业环节的工作。近年来,“3+1”模式成为专业人才培养的重点模式,即大学前三年完成专业所需的基本能力训练,后一年通过产学研结合的实践培养模式。在调研和教学实践中发现,这两种模式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融会贯通所学知识、进行创新实践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仍然比较薄弱。

在充分讨论和调研的基础上,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开始探索构建“强调横向厚基础与宽知识域,纵向强能力与深专业力”的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由学校通识类课程、学院优秀教学资源配置的平台课程、“能力本位”的专业基础课程和“动手中学习”的专业课程共同构成“四层次”课程体系。设置有大学通修课、学科群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方向指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文化素质公共选修课和实践环节7个课程模块。专设东盟国家的语言和知识性课程。

2009年,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提出并扎实推进“1.5+2.5”的培养模式。即在前3学期(一年半)设立学科基础课程模块,将专业基础课程打通,打牢基础;后5个学期(两年半)进行专业课程教育,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专业选修课、应用型课程的比重,并增设涉及东盟方面的课程,构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课程平台。在课堂教学过程强调问题讨论及互动交流,着力提高专业技能。该模式在第四学期允许部分学生在经济管理专业内进行专业的重新选择,第五学期课程见习或顶岗实习,第七、八学期(包括大学三年级暑期为期两个月的专业实习)完成课程设计、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等综合实践训练,并结合实习实践撰写毕业论文。该模式以培养复合型、外向型、创新型、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为主线,按照共性培养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学分制改革,实施“贯通基础,分流培养,逐步到位”的培养方式,实现人才培养从“深井”模式向“大平台”模式转变。该模式实施4年来对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的创新型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更好地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拓展实习空间,安排部分学生赴东南亚国家见习。在“1.5+2.5”的基础上,2010年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进一步推行“3+0.5+0.5”培养模式,即3年的理论学习,第四年可选择0.5年在东盟地区实习,0.5年在国内实习并完成毕业论文。学生通过在东南亚国家进行语言学习、考察实习、社会实践等,增强了对东南亚国家的了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教学内容改革:“三个融合”

积极推进课程教学内容整体优化,强调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突出基础性、综合性、实践性、创新性等特点,力求做到“三个融合”: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为一体;融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培养为一体;融教学、科研和为区域性社会经济服务为一体,努力做到内容新、水平高、效果好。

注重以特色专业建设为突破,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旅游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物流管理专业和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经济管理多专业互动发展,专业特色明显,专业优势突出,形成了面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需要、面向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

教材建设与选用以质量为首要原则,以使用国内外优秀教材为主,以精品教材和教辅材料的编写为重点。教材选用主要有国外优秀教材、“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等。这部分教材主要是使用在学科基础课程教学,而“专业必修课程模块”和“专业选修课程模块”的教材建设,则大力支持,积极组织教师自己动手编写,编写的内容包括教材、习题、案例库、试题库等,也包括教学课件的制作、实验设计及课外学时方案的设计等。在教学中大量引入案例教学,组织老师共同编写了《经济管理专业课程教学案例集》,通过对成功或失败的案例进行剖析和研讨,让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吸取他人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在模拟决策过程中得到训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强化学生综合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四、教学方式改革:“立体化教学”

根据经济管理学科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加快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建立跨学科的互动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知识传授式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如探索实例引入、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等启发式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开展人机互动、人人互动,遵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探究创新”的认知过程,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单向传授为多向交流,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把科学研究活动引入教学,使学生的知识来源多渠道和多元化,引导学生自觉学习,主动学习和创造性地学习;改变传统的单一化教学模式,构架立体化教学模式,如探索理论教学、模拟实验教学、项目引导式大作业、实践教学等相结合的立体化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的教学手段,充分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采用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授课、开发内容丰富的课程教学网站辅助教学等。2011年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分阶段推进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网站、物流管理专业网站、教师学术空间站、精品课程群等网站的建设,以此构建多维立体的教学平台,促进教学资源共享,形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呼应,课堂教学与网站教学相结合的立体化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并以此为平台引导学生参与教师学术研究。

五、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经济管理论坛月”

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高等教育全面系统地进行改革与创新,其中校园文化建设是极其重要的方面。一直以来,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学生工作以培养复合型、外向型、创新型、应用型经管类人才为目标,融合教学、科研、实践等育人环节,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紧扣经济管理专业特点,精心培育“经济管理论坛活动月”这一实践性校园文化品牌。每年5月,举办师生共同参与的精品校园文化活动――“经济管理论坛活动月”,活动月由专业大赛、学术沙龙、职场沙龙、研究生学术论坛、闭幕式晚会暨表彰总结会五个部分组成,其中专业大赛包括:模拟竞聘大赛、导游服务大赛、商业设计大赛、商务礼仪大赛。学术沙龙设立了经管高端论坛,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高管,通过讲座、学术研讨等方式,探讨学科前沿发展,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与趋势,解读政府重要决策,揭示企业经营与人才发展的内在规律。论坛活动月的各项活动紧密结合各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迄今已经成功开展九届,对学生的专业能力建设和综合素质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结合专业特点组织的经管论坛活动月成效显著。活动的影响不断扩大,不仅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报名参赛,也吸引了校内其他专业同学和其他高校同学的参与。广西区内多家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通过活动月平台,建立了与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间的联系,学生、老师、企业家、学者、政府官员等共同参与活动中,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又推动了学院专业学科的发展,为学生与社会、学生与企业搭建了相互交流的平台,取得了多方合作共赢的效果。

六、专业实习实训改革:“立体管理,

科学评价,注重多赢”

实践教学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战略中的重要内容。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设计了一套经济管理类学生专业实习方案,探索出一条“立体管理,科学评价,注重多赢”的专业实习改革道路,强化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现“学习―上岗”零距离。

在基地实践教育环节,除了强化学生对经济管理实践的了解、认识与体验外,强调先在校内进行模拟训练,构建能力基础,然后在专业实践基地进行基本技能训练,如信息获取能力、沟通能力、简单决策能力和管理操作能力等。同时,注重职业操守训练,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职业道德、职业意识、职业规范、职业行为的培养与锻炼。目前,在广西和广东的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已建立了16家相对稳定的校外专业教学实践、实习基地,达到了校企、校政共同育人的目的,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计划协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

实验室建设突出“整合学科资源,一室多种功能”的特色,集实验、训练、模拟、研究为一体。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已建有现代商贸物流实验教学中心、国际贸易模拟操作实验室、港口物流仿真模拟实验室、旅游实验室和案例分析室等5个多功能实训室,涉及物流管理、电子商务、企业管理、国际贸易、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等领域。同时,按照经济管理学科人才培养特点与要求,改变“黑板管理”,进一步调整实验教学计划及大纲,改革实验内容,减少验证性实验,加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改进实验教材与教法,改变过去那种“认识型、单项型、验证型”的实验教学,打破专业内外界线,构建综合性、设计性、应用性为主的实验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安排上,打破课内课外的界线、学期和假期的界线,合理安排实验与训练时数,尤其将第二课堂纳入培养计划,与第一课堂有机结合。

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一批掌握理论前沿、具有较强理论素养的理论型教师,也需要大量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双师型”教师。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制定了多项激励和保障措施,积极推进“双师型”教师的培养,鼓励教师参与社会实践,承接横向课题,报考各种职业资格证,到企业、政府等单位开展产学研等多种实践活动,教师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还聘请外部学者和专家、实业界精英组成兼职教师队伍,充分利用外脑智慧,密切经济管理实践,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能力。

目前,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已经拥有国家和广西及南宁市支持建设的6个项目支撑平台:广西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及课程一体化建设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专业、面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管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物流管理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广西师范学院―钦州港口集团物流管理实践教育基地项目、南宁市物流人才培训中心项目等。

七、保障体系建设:教学管理系统“多层环状”

建立“多层环状”教学管理系统,包括决策、执行、监控和信息反馈系统,构建多层环状、环环相扣、结构紧密、功能优化的教学管理工作“回路”。构建体现整合思想、开放精神、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并建立与评价体系相适应的激励和协调机制。构建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及其优质优酬机制,将教学质量评价结果与教学奖酬和绩效工资挂钩,给予优质优酬。

设计教学信息调查表和听课记录表。调查表在课程结束时使用,听课记录表由课程教学管理负责人教学过程中随机听课时填写。对课程教学管理负责人每学期听课次数定量化,并要求分别对相关教学环节进行评价。根据学生填写的调查表和负责人填写的听课记录,分析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效果,为教学研讨和教学改革指明方向。

构建学生全面素质综合测评体系及其激励机制,建立模块化激励机制,分模块对学生进行测评,设立相应的素质模块奖学金和全面素质奖。构建院系级教学工作评价体系及其奖优扶重机制,对院系教学运行、教学基本建设、教学改革研究和教学管理状态实行科学的、制度化的系统评价。

构建多样化的考核体系是加强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重要手段。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调整了传统的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考核方式,通过构建闭卷笔试、开卷考试、案例讨论分析、调查报告撰写、情景模拟演绎、面试问答等多样化的考核体系,全方位培养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的提升。例如,市场调查与预测、营销企划实务、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等课程,采取“闭卷考试+策划书”的方式考核;商务礼仪、推销与谈判、导游业务等通过闭卷考试+分组展示的方式考核。

经过扎实的专业理论学习和实践环节的训练,学生专业学习兴趣高,专业理论基础较为扎实。学生通过参加各种学科竞赛、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动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等方面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全国、全区多个大赛崭露头角,成绩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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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鸿,韦海鸣.地方性师范院校管理类专业本科实践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高教论坛,2008(5)

【基金项目】2011广西教育厅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项目(2011C0044)

【作者简介】汪德荣,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韦海鸣,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葛教授从20世纪末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知识管理,提出了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平等管理思想、科技进步对就业贡献率方法、泡沫经济模型、时滞生产函数模型族以及回归模型技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葛教授现担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兼任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是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曾入选北京市百千万人才计划、高层次人才资助计划。

本次采访我们主要围绕知识管理基地的建设情况、知识管理与大数据的关系、对知识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建议等相关议题展开,葛教授从经济学这一独特视角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具有普适性的知识管理,令人耳目一新。

采访者:《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KMF)编辑部杜杏叶、刘远颖

文字整理:王铮

受访者: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葛新权教授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24日

采访地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引用格式:知识管理具有普适性――《知识管理的论坛》专访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葛新权教授[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6, 1(5): 400-406[引用日期]. http:///p/1/68/.

1 关于北京市知识管理基地的缘起、建设和发展

KMF:葛教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知道您从20世纪末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知识管理,也发表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同时您也是北京市知识管理基地的首席专家。我们对于这个专门以知识管理的命名的平台非常感兴趣,因为全国其他地方很少见,您能否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知识管理基地的情况?

葛新权:这个平台的诞生要追溯到20世纪末,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我们当时跟著名的经济学家李京文先生、张守一先生这两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一起研究知识经济。我们知道,从知识经济角度讲,知识是第一要素,就像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一样重要。进而我们意识到知识管理很重要。我们知识管理基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筹建的,并于2006年成功入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当时学界有一些专家学者并不认可知识管理这个名字,但是事实证明,我们之后10年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这个平台。相较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比较偏文史哲,我们基地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结合得比较好,这一点对于研究社会经济现象与管理这个复杂系统问题非常重要,它需要跨学科研究,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团队在2008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KMF:目前我们的知识管理基地主要在开展哪些方面的研究呢?

葛新权:目前我们的研究团队有30多人。起初我们主要研究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应用。之后依托于知识管理基地这个平台,我们又延伸了几个方向:

首先,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领域,当“理性人”的假定被打破之后,人的心理行为因素就备受关注。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任何问题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现象,因此我们将博弈实验引入到我们的基地里面,用心理学的实验方法、通过建立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用实验的手段来研究经济与管理问题中的人的心理行为。

其次,依托于基地和2008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我们在2010年后又发展了循环经济的方向,主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利用、有毒有害污染减少、产业绿色发展预测预警等生态文明建设中重要问题,并且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进而我们利用学校大数据学科优势又成立了面向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的重点实验室,现在已经是我们学校的重点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知识管理基地目前有知识管理、博弈实验、循环经济三大研究领域。

2 从知识管理到大数据

KMF:咱们的知识管理基地依托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其实从这所大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我们会非常关注信息这一块,而“信息”和“知识”又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数据、信息和知识的角度,您是如何来看知识管理的呢?

葛新权: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是由原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和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合并组建的。目前学校重视信息及其信息技术研究与应用,并将其融入学校各个学科与专业中,突出信息特色。目前我们与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正在申报北京市重点信息实验室(智库)――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实验室。数据、信息和知识是知识管理中最基本概念,我认为数据是信息的一种重要而普遍表示,而信息与知识具有互不包含又有交集的关系,如股市大盘屏幕显示的是信息,不是知识;股市分析师所应用的理论是知识,不是信息;股市分析的股评既是知识又是信息。知识管理就是从数据与信息中提炼或挖掘新的知识,当然提炼或挖掘本身就是应用知识。可见,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在研究知识管理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KMF:那样很好,和实践一线深度合作,从技术应用层面来提供支持。

葛新权:我去年参加吴庆海博士等组织的中国知识管理联盟委员会,当时开大会时我的感觉就是总体上中国知识管理的应用超前于理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与提升,推动理论研究。在知识管理研究中,我们针对政府部门与企业需求提供的应用及技术服务等实践成果多一些。近年来我们研究基地引进很多优秀的博士、博士后,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理论研究水平。我们会用一些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理论技术、模型、工具和方法来研究知识管理问题,如之前可能也很少有其他人用经济模型来研究知识管理。

KMF:这个正在申报的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实验室的确很顺应当前大数据研究与实践的趋势。

葛新权:是的。无论政府、企业和个人,绿色发展与我们密切相关,从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物流与销售、绿色消费,到绿色回收循环利用。要做到这一点,利用大数据是必然选择。现在我们面临的机遇是:对于海量数据,无论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都确实要针对面临的问题加强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分析和利用,进而解决问题。其中,大数据不仅提供数据支持,同时还提供一种结合实际问题处理这些数据的有价值理论、技术、方法和工具。

现在的海量数据铺天盖地,你今天一条信息,刹那就可能会被淹没。但是作为每一个人,在数据量这么大、数据流这么快的情况下,怎么把自己需要的信息提炼出来,这确实需要一个敏锐、灵巧的方法和工具,这也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我认为大数据的方法和工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传统的统计方法就是广义的,而真正体现大数据狭义的方法应该是全集的方法,我认为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出现。当然,统计其实就是数据提炼、数据加工分析的思想与工具,统计的功能就是对原数据(非决策信息)加工处理,提炼出转换为决策信息(知识)。

3 大数据的本质要求:描述个体异质性,尊重个体异质性

葛新权:过去我们的统计研究是,如要对10万人组成的对象进行研究,不必对10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逐一进行研究,把10万人归成这个总体作为“1”,对这个总体进行研究。但是现在看来这个“1”太综合了,忽视了很多个体差异,研究出的结果和真正的研究对象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

我刚才提到博弈实验,它所研究的就是个体异质性。应该说“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个体”是不变的,因此将研究对象根据差异分成不同类别,对每一类做认识,对症下药,才是有价值的。

过去我们只描述这个总体的“1”,但你要认识每一个个体也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现在有了大数据之后,依托更为强大的运算和分析技术,我们可以认识各大类,而且可以细分更多的类,这样就能更好地把握个体的差异。从而通过对这种差异的认识实现对象总体的认识。

因此,我认为大数据的本质是个体异质性。因此,要求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个体。利用大数据信息处理量比较快,可以更为接近体异质性差异。所以我觉得这跟知识管理的本质要求也是契合的。知识管理尊重人的差异。比如我跟这个人相处,这个人内向不爱开玩笑,我就要懂得尊重他,而不要去改变他。只有这样我们相处才可能长久。

4 从大数据到大知识

葛新权:基于以上这种对于大数据的认识,我们就可以产生出来一些更深远的知识。知识是由人创造的,是人类大脑劳动的成果。你不“以人为本”是不行的,你不了解人的差异也是不行的。这个人再与众不同,你也要懂得尊重他,才能跟他合作。我觉得大数据和知识管理传递出的这种“尊重人”“以人为本”的理念特别好。当掌握了这种知识和认识,你不管是当领导还是做群众,都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相互尊重,相互平等。

5 平等管理是企业知识管理发展的必然

KMF:您刚才从大数据谈到大知识,又谈回到知识管理,其本质都是尊重个体差异、尊重人,这让我们想到您在2003年就发表过文章谈到平等管理是企业知识管理的必然趋势。

葛新权:对。我当时研究知识管理,提到了叫平等管理,定义了职责链的概念。我认为在任何一个组织大家的分工不一样、履行的职责不一样,我们叫职责链,每个人肩负的职责不同,都是组织职责链的一个节点,两个相连的节点为一个链条。只有职责链中所有职责(节点)以及职责关系(连接两个节点的一个链条)都发挥作用,组织的任务才能完成。职责链概念把人与他的职责分离开,职责不同且有相互关系,但人是平等的。这有利于营造知识创新的文化氛围。比如说在大学,校长行使校长的职责,院长行使院长的职责,教师行使教师的职责,大家都是职责链中一个节点,大家的关系是职责链中的链条,大家协同工作才能实现大学功能,但在人的属性上是平等的。大家尽管职责不一样,但是应该互相尊重,知识创新与知识应用是平等的。

我认为未来知识管理的方向是追求有利于知识创新的平等管理,把职责跟人分离开。作为教师的我跟你校长是平等的,只是说在大学这个功能里面,我履行教师的职责,你履行校长的职责,大家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各司其职,才能实现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作用。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当市长就履行好市长的职责,我当市民就履行好市民的职责,这个城市越来越好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而在以前,我们没有将人与职责、人与职责对应的知识分离出来,从而使职责的不对等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也跟中国文化有关,在传统上有个误区,我在职责上管着你,我就管着你的整个人,你的其他方方面面我都要管。这种文化强调要管着你,现在应该注重开放,这样才能充分地让每个人在宽松的环境中、在没有压力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去创新。

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个体,让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在矛盾中合作才能双赢。我觉得知识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激发人的创造性。

我们每个人对知识管理的理解不一样,我产生这种认识也是跟我的学科背景有关。

6 从经济学角度认识知识管理

KMF:您提到了学科背景,我知道您长期以来都在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和工作,那么想请您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对知识管理的认识。

葛新权:刚才提到过我们早期就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京文、张守一等老专家研究知识经济,并且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知识经济与知识产品》《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概论》《知识经济学原理》《微观知识经济与管理》等。我的老师张守一先生生前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他一直力主将知识经济的表述写入政府文件,但是一直没有实现。但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分享经济”,这其实也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新事物,也体现了知识经营的理念。

我学经济学出身,从经济学介入到管理学受益还是蛮大的。我给学生讲课,我引用经济学的思想最多,因为管理都有一个实践问题,而经济学理论能帮着你把管理的思想提炼出来,我觉得有这个最有作用。因此我觉得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基础打扎实了,对你从事社会学、管理学都非常有价值。

回到知识管理,我对于知识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建议,就是你需要掌握一些经济学的知识。从我的研究来讲,你不能只看到企业与市场,你的企业不管知识管理怎么做,最后都是与国家宏观政策、国家经济走向密切相关。

所以我觉得不管做知识管理理论研究,还是在企业做实践工作,都要把自己的知识面打开一点,我觉得经济学就很重要。可以讲它是研究知识管理的基础,如果你经济学不是太懂的话,做知识管理应用和研究还是有局限的、甚至有时功亏一篑。

7 企业知识管理是练内功、增长效

KMF:我们之前采访过很多知识管理业界的专家,他们有的是从软件开发角度、有的是从管理咨询角度、有的是从培训角度、有的是从文化角度来解读知识管理,而您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为我们又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在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您认为这么多年来国内企业实施知识管理都面临着哪些挑战和问题,又存在哪些规律呢?

葛新权:我发现国内知识管理搞得好的企业存在以下几个条件:一般都是经营比较好的企业,机制上比较完善,产权明晰,有战略眼光,相对来说大型私企和跨国公司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在中国做知识管理都是顶尖的企业,他们的收入、利润都比较稳定,都是高端的企业,企业家才会站得高,他也有这种要求、能力与精力,也有资金来支持知识管理,知识管理需要长期投入才能见效,短期是难见效的。一般的国企不怎么做这个,不是说他们没有要求,只是他们的条件与能力有限。但应该要求他们具有知识管理的思想、营造尊重人的文化环境。

在中国很多企业还存在体制机制的问题,还存在着短期行为。一个企业,任何一个组织都是如此。一个领导人在单位里干得年头长了,如10年才可能把这个企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才能做出成绩。如果他就干3年,是很难干好的。大学也是这样,校长要把他的理念、思想、规划付诸实施,起码得有些年头,如10年才能见效。

所以许多年之后,你能预见到知识管理会遇到这个问题。知识管理不是“花架子”,而是练内功、增长效的东西。有能力的企业,企业家才有做知识管理愿景,但还需要给他时间。否则因为短期不见效,只能给别人做嫁衣,大多数也不愿意干。此外,有些有能力的企业由于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以及社会环境与评价、市场恶性竞争、企业家精神缺失也不愿意做。

KMF: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对于国内广大实施知识管理的企业有哪些建议呢?

葛新权:我觉得这跟企业规模有关。华为的知识管理做得非常好,但是一般企业做不到这样。我觉得一般企业搞知识管理,不要追求大企业那种模式,比如像华为那样建立知识库、知识系统等。但是起码可以应用一些知识管理的思想,比如怎么珍视员工、尊重员工,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知识创新来讲,人人具有创新能力。你要给员工一个好的环境、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真正把员工当作企业的主人,他才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你。而且智力劳动和心情是有关系的。一个员工到你这个单位工作,他总希望这个单位好,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受益。一般企业做到这些就可以,具备了这些理念,知识管理就可以做。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创新活动,比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创新方法,但是这个创新方法作用太小,只能为自己服务,不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性。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把某一种创新方法提炼上升到整个企业的高度,那作用就很大了。进而,如果能把企业的创新方法上升到产业乃至社会层面,那么这个作用就会非常大。

KMF:目前很多传统的实体经济企业面对虚拟经济和电商企业的严峻冲击,您是怎么看实体经济和电商呢?

葛新权:我想起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也是非常火,大家都把钱投在股市和房地产,但是大家都这么干,而没人干实体经济,最后肯定是泡沫。但是当时京都陶瓷株式合社的老板稻盛和夫就一直坚持做实体经济,他说我这个人就做实实在在的事,挣实实在在的钱。到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那些从实体经济转向房地产和股市的老板都跨了,而他的坚持成就了两个世界500强企业。虚拟经济应实体经济需要而产生,它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否则实体经济无法支撑,泡沫破灭就是必然的。

不管怎么f,网络确实是一个技术平台,确实把时间、空间、距离缩短了,这是网络的优势。但是网络毕竟是一个工具,都是电商了而没有实体店,那么网络与实体就失去平衡,更重要的是丧失文化。

我认为实体店还是要存在的,因为这是一个人与人交流的环境,这是一种社会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氛围。如果你让实体店都垮了,那一定是一场灾难,因为破坏的东西太多了。我举个例子,妻子要给丈夫买一双鞋,于是她们夫妻带着孩子逛街,这个过程也是培养家庭感情的过程,也是家庭和社会互动的过程,除了买东西的行为之外,还满足了其他的需求,同时会产生其他需求。而如果仅仅是依靠电商,就会破坏很多东西。我认为人有两个属性,一个是自然属性,比如生老病死,到了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另一个还有社会属性,例如维系家庭、社会、民族。这个属性不应该被破坏。

所以我觉得国家对于实体和电商,还是应有统筹规划,有所引导也要有所限制。

8 知识管理与教育、人文

葛新权:刚才提到了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你作为一个社会人,你待在家里是无法充分认识社会的。现在家庭个性化越来越强,需求的个性差异也很大,但是你个性再强,你也要考虑别人,一个人走向社会不能那么任性,你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是有影响的。

而中国的社会教育是有缺失的,从小就让你背唐诗,搞奥数,其实没必要,在小时候最重要的是教你做人正直、诚实、守信与礼仪的道理。这是最基本的社会知识,所以我讲用知识管理来研究幼儿教育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缺乏诚信的知识。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契约和信任,我们恰好缺失这个东西。这尤其对私企特别不利,企业留不住人,员工说走人就走人连招呼都不打,缺乏这种基本的诚信。我们曾经接待一个会计事务所的主任,他跟我说,现在不管哪个学校的实习生普遍都有一个弱点,就是缺少信用。

这跟我们的教育有关,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就应该学习到这些知识,但是现在小学却在注重教奥数,这是不平衡的,独生子女教育更是值得反思。我们知识管理应该从这个角度研究教育,研究在每一个阶段应该让人具备哪些基本知识。

KMF:您所讲的这就上升到文化教育层面了。

葛新权:我们做教育工作的都知道,现在中国继续教育的方向有偏颇,其实终身学习是对的,但是现在在大环境压力下大家都不得不热衷于考各种证。按说他博士硕士学士都毕业了,适应、胜任自己选择的相关专业岗位的工作是没有问题,当然在工作中需要学习新知识,但没有必要用考证要求,而需要结合工作实际学习新知识,这是终身学习的一个方面,当然现在取消了很多考证,我认为力度还应加大。知识管理要求“干中学”很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兴趣选择的职业,在工作中通过努力他的事业就会成长。终身学习的另一方面,我认为是闲暇时间的自由学习,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有喜欢舞蹈的,有喜欢绘画的,有喜欢读书的,有喜欢旅游的,有喜欢运动的,等等,这样的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才有价值,提高国民素质素养、品质与爱好,有利于提升国民生活态度与质量,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现在都是专业教育,都是考证,就有了偏差了,还影响到生活情绪与质量。

所以终身教育应该是每个人喜欢什么就学习什么,提高自己的素养、提升自己内心的东西,不能太功利。

不仅继续教育如此,研究生教育也有偏颇。现在大学培养硕士博士,含金量确实有待提高。比如博士培养,我们强调创新,强化。结果,博士论文反映出在文献阅读与把握上不足,只了解还未必掌握了文献的冰山一角就创新,结论可想而知。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说,做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最重要的是要花几年时间阅读相关文献,真正全面了解、理解与掌握前沿,做到站在巨人的肩旁上从某个点上创新,得到的结论与认识才是有价值的创新,丰富发展理论,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博士论文应该是理论创新,现在情况是应用对策多且缺少学理支撑,由于阅读少,现状都没有搞清楚就创新,显然是靠不住的。

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回归到知识管理,用知识的思想来认识这些问题,在学习掌握应用知识中创造新的知识,在创造新知识中学习知识。

9 知识管理具有普适性

KMF: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知识呢?

葛新权:其实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实际上都是知识应用与知识创新。我跟我的导师张守一研究员在研究知识经济时,有一个基本观点:什么叫知识?我们认为人类大脑活动的成果才叫知识。自然界、社会上没有的,而是人类大脑产生的才叫知识,知识是人创造的。

我们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产生的新观点、新方法、新工具、新模型、新理论等,这些都是知识;制定法律法规、制度与管理办法等也都是知识;制定的规划、计划、评价方法与评价体系以及提出的政策建议等也都是知识产品。特别地,文化是知识产品,与制度是边际收益递减的相比,它是边际收益递增的。不做知识管理的人,他其实也会遵循这样一个程序,而对于掌握知识管理的人来说,他会使这个过程更有序。我感觉学习知识管理的人,掌握了知识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再去研究其他问题就比较专业,很到位,他更能抓住知识的本质,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KMF:所以知识管理具有普适性。那么您是如何将知识管理延伸到其他的领域的呢?

葛新权:在我们经济管理学院,并不是所有老师都专门研究知识管理,但是可以考虑如何将他们的学科专业与知识管理结合。比如研究营销的老师可以考虑在营销管理中哪些地方涉及知识管理问题,也可以反过来思考,哪些知识管理理论与方法可以用到市场营销研究当中。以此类推,所有的研究都是可以与知识管理挂钩的。

其实,回想过去我们小学上语文课,一篇课文学完了,老师问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一段的段落大意是什么?这其实也是知识挖掘,你首先要看懂,并理解,才能概括提炼出来。目前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工程技术科学,统计推断是最基本、最有效、最普遍的方法,它就是知识管理与知识挖掘(发现)的方法,未来的大数据也是如此。其实在艺术文化领域,美与数,美与形的表达也有规律,知识管理也是有作为的。

还有一点,我们为政府部门做课题,遇到的最大挑战也是知识挖掘、知识发现。比如撰写一个报告,3万字、10万字对研究者是容易的,但是政府部门要求你提供精简版浓缩到3 000字、1 000字,甚至800字的核心内容,这就考验你归纳和概括的能力,你需要提取关键知识,把最核心的800字提炼和表达出来,并且让领导看明白,这一点其实很多人做不到。这是极致的知识管理应用,不仅体现在课题研究本身,还体现在对课题成果的高度提炼。

所以我觉得知识管理思想真的很有价值,可以运用于各个领域。而且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会有比较大的作用。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知识管理的意识,应用知识管理的思想与方法,如同在法治社具有法制意识一样。

10 关于知识管理研究

KMF: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知识管理研究?对知识管理研究工作有哪些建议?

葛新权:当前尽管在专业目录中没有设置知识管理这一学科专业,但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目录中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下专门有知识管理的方向。但是研究知识管理与10年前比已经呈现良好的态势,许多大学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专业下培养知识管理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生。

由于知识管理具有普适性,从不同学科专业领域都可以研究知识管理,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运用知识管理来研究,形成不同的特点。有研究理论的,有研究方法、工具、模型的,有研究制度、政策的。

任何一个研究都应该针对理论与现实问题从自己所长出发,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研究。比如说我们基地有研究基础理论,有研究制度,有研究方法技术。知识(产品)往往要汇聚集很多人的智慧。在这几年我们经济管理学院发表了10余篇顶级的A类刊物文章,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很多都是和知识管理有关。我从2008年开始在北京交通大学招收知识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从明年起也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招博士研究生。这也是对于我们研究成果的肯定。

采访后记:

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新文科

作为新文科建设重要组成和典型代表的数字经济学学科,是数字经济时代产生的战略性、交叉性新兴学科。数字经济学学科目前尚处于成长期,如何遵循新文科理念,结合自身的建设规律和特点,大力推进建设步伐,是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将阐释数字经济学学科形成的主要动因,探讨学科建设的目标指向和内在要求,从新文科视域揭示学科建设的理念遵循和路径,并以广东财经大学的学科建设实践为案例,为理清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一般特点和有效模式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样例,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学学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有力的知识、智力、人力支持和保障。

一、数字经济学学科形成的主要动因

(一)技术动因: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产生着颠覆性、革命性的深刻影响。它始于21世纪初,以智能化为实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高速通讯技术(5G)、物联网、云计算、量子计算为核心技术,以数据为驱动源,促进了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和经济体系数字化、自动化与智能化①。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主要经济形态。考察以往历次工业革命与大学教育的互动关系可发现,工业革命对学科布局、结构和内涵调整具有显著的引领作用,催生了一批新兴学科,而学科改革与发展又为深化工业革命在人才培养、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同样,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对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提出新要求的同时,更需要数字经济学学科发挥支撑保障作用。当前,大学的学科组织主要是前几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高校应当进一步推进学科建设服务国家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规划,使学科布局具有前瞻性,引导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交叉发展、灵活合作②。

(二)经济动因:产业变革

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生产、交换、消费、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使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趋势不断凸显,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数字经济及其相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快速上升,农业、工业、现代服务业组织形态因数字技术的应用,转型升级步伐日益加快。数字技术应用从以数据主线为基础形成数字化产业体系、以使用价值为核心构建价值供给网络、以价值供给为载体培育数字化产业生态三个维度推进产业升级③。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9.8%④,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已经非常明显。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对学科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决策服务产生了迫切需求。高校要紧贴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优化学科布局和内涵建设,更好适应和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学科动因:知识创生

学科以知识为基础,是同类或相近知识的专门化体系和集合体,是知识发展成熟的产物⑤。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只是学科形成的外部动因,理论化、系统化的新知识体系的生成是学科形成的根源和内在动因。数字技术普遍应用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有效解释数字经济时代产生的新问题、新现象。传统经济学理论基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分析经济运行过程,并未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无法有效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律和特点。另外,单一的经济学视域已不能有效解释、分析和预测数字经济问题。只有基于实现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统计学、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知识相互交叉和融合的角度,才能认识、理解数字经济学,甚至重建经济学的研究体系①。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数字经济学以海量数据为基础,主要依靠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方法和技术,与以有限样本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差异较大。因此,数字经济学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研究数据、数字技术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②,解释在数字要素参与下,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运行全过程的经济学③。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范式。数字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加速了数字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和成熟进程,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又将汇聚人财物和制度、组织资源,从而推动新知识和理论创生。

二、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指向和内在要求

学科与产品、行业类似,同样具有生命周期。学科生命周期可划分为生成期、生长期、成熟期和蜕变期四个阶段④。在不同发展阶段,学科具有不同的知识形态、组织形态、发展规律和特点,学科建设要确定不同目标和对策。我国数字经济学学科是顺应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浪潮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形成时间较短,数字经济本科专业设置只有几年时间,专业硕士学位正式设置时间更短(2022年9月),尚未正式招生,从总体上说仍处于生长期阶段。处于生长期的学科,研究方向、研究团队初步确立,学科研究的社会价值和对产业的支撑作用初步显现,学科人才培养工作初步开展,学科组织形态和制度日渐完善,逐步迈向规范化、复杂化、高级化。在此阶段,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明晰学科发展目标定位,强化特色,集聚发展资源,加速学科知识体系成熟程度,健全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培育学科文化,增强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能力,使学科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广受认同,尽快实现学科从生长期到成熟期的跃迁。在新时代,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要顺应、把握学科发展周期规律和特点,科学确定学科建设的目标指向,坚持内生驱动与外源促进相结合,创造良好的条件与环境,发挥学科自身的自组织作用,同时在人财物、政策、制度上适度倾斜和扶持,加速数字经济学学科的成熟进程。

(一)目标指向

对于学生个体而言,要把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成为数字经济专业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和摇篮。育人育才是当代中国语境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教育部联合印发的《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指出:“要以育人育才为中心”“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发挥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要求的数字经济高质量、专业化人才,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能够熟练使用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化工具生存和发展,熟悉数字经济学相关理论,胜任企业数字化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工作。对高校而言,要把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成为高校竞争优势的新增长点。学科水平是高校实力的显著表现。数字经济学学科是孕育高校数字经济时代新优势的重要源泉,也为一些高校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增长极作用首先体现在它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当它由需要扶持的学科成长为省级、部级优势学科,就对高校办学水平有直接拉动作用。其次,它对其他相关学科也会产生辐射带动效应。它一方面需要其他相关学科支撑,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其他学科研究内容、方法、范式的变革,创新学科知识体系,更好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从而实现新的提升。对国家而言,要把数字经济学科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引起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革,能够提升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健全现代化经济体系,扩大消费、投资和贸易需求,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和畅通双循环均有重要作用。同时,数字经济也是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新竞争优势。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管制不断抬头,国家对立足中国实际、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数字经济学学科的需求的迫切性不断凸显。因此,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要为数字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自主的人才、智力支撑和服务,以学科的人才培养、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功能带动、引领数字经济发展。

(二)内在要求

1.学科知识体系要基本成熟定型

学科知识的成熟完善是学科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基础,是推进学科生命周期演进的主导力量。学科知识生产能力的提升是学科组织成长的本质①。数字经济学学科生命力存续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科学、独立的数字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尽管理论界对数字经济学学科形成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性以及其理论前提、内涵和研究方法已形成广泛共识,但它的理论体系尚未成熟定型,未能形成像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科分支那样的严密、整全的理论体系。从本体论而言,微观层面的企业数字化生产、经营、管理、创新和资源配置等问题,中观层面的数字产业结构、组织、政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等问题,宏观层面的数字化时代市场经济运行、政府职能和国民经济调控等问题,均需要进一步在发展中理清。从方法论而言,适用于数字经济学研究的海量数据分析处理方法要进一步完善和普及。从社会发展观而言,数字经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形态演进的作用机理等深刻问题也需要形成科学性、真理性的认识。建设数字经济学学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回答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命题,并建构起逻辑严密、体系完整、成熟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构建数字经济学学科的知识体系,要坚持国际前沿性与中国本土性、全球化与自主性、习得性与原创性相统一的原则。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为根本,立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制度、环境、组织等条件,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深入揭示数字经济的本质规律、根本特点、运行机制、发展方式、核心竞争力等关乎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

2.学科组织体系要健全完善

学科不仅是专门化的知识体系,也是“传播和发展同类知识的群团联结起来所建制成的一定的学术组织”②。学术组织有其目标、使命、结构、制度、资源与文化,也与外部环境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学科组织的健全完善能够有效激励、约束学科人员行为,保障、支撑学科发展。首先,要确立学科研究方向和特色。数字经济学学科是新兴学科,找准发展方向和特色,对其今后的成熟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将数字经济学学科知识的演进方向、国家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学校办学定位、特色和学科专业基础统筹结合,确立学科主要研究方向,锚定发展定位,培植学科特色和竞争优势,找准、站稳数字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制高点。其次,确定学科带头人和团队。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人物。学科带头人要根据数字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做好学科发展目标、定位、重点研究方向的规划工作,组建学科团队,健全学科组织管理制度,寻找、获取学科发展资源,提升学科的社会服务能力,加快数字经济学学科成熟进程。同时,学科团队要有合理的年龄、学缘、教学科研能力结构,在学科带头人的引领、指导下,共同推动学科建设。由于数字经济学学科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成员不少是从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等其他相关领域转变研究方向而来。这种特点尽管有利于学科团队适应数字经济学学科交叉融合的性质,促进学科发展,但也存在专业性、方向性不足的问题。高校要完善学科团队专业化发展机制,通过培训、交流、访学等手段,夯实数字经济学学科的专业基础,提升教学科研能力。再次,健全学科组织管理制度。制度建设是学科组织规范发展的重要保障。学科组织管理制度包括战略规划、项目建设、日常管理、岗位考核、绩效评价、职称评聘、工资分配、质量保障、奖励惩罚等一系列环节,涵盖学科建设的全过程、全领域。当然,健全学科组织的制度体系并不意味着需要专门进行大批量的制度设计。因为学校、学院层面一般而言都会有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能够适用于大部分的学科建设环节,学科组织只需针对一些具有紧迫性、特殊性的问题,进行专门的制度安排。最后,协调学科组织内外部关系。数字经济学学科发展需要其他学科滋养和支撑。现代学科组织具有开放、边界模糊、知识流动快的特点,学科之间形成群落生态①。因此,要有开放包容的组织文化和建立跨学科交叉融合的机制,促进不同学科教师共同组建团队开展教学科研合作。另外,学科组织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耦合。大学科层组织拥有资源配置、激励规训等行政权力,既能够促进学科发展,但也存在干扰、制约学科建设的可能性。行政权力与学术自主权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大学的科层组织的行政管理要依据数字经济学科发展规律,尊重学科特点;而学科组织也要遵循学校目标定位,遵守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以学科发展支撑学校发展,回应学校关切,借助科层组织力量加快自身发展。

3.学科资源配置要更加丰富充实

数字经济学学科创立时间较短,教师团队、经费、实验设备和场地等办学资源还不够充足。如果单纯依赖竞争获取学科资源,数字经济学学科将可能无法与其他建设时间较长、优势比较突出的学科竞争。基于其战略意义,高校应当以竞争驱动为主导,坚持竞争引领与行政扶持相结合,采取非均衡发展策略,在资源配置上通过政策手段适度倾斜,加快资源集聚,促进数字经济学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在人才引育上,要优先支持学科带头人和团队引进,优先安排学科成员参加培训进修。在招生指标上,要适度扩大研究生和本科生招生规模,使学科人才培养尽快形成规模效应。在日常办学经费划拨上,要在一段时期内按照新办学科和专业给予建设经费,用于学习调研、图书资料购置、实验场所和设施完善、建设方案编制、教学改革等方面,使学科和专业建设实现从基础建设、规范建设到内涵提升、质量建设转变。在项目申报上,要对学科成员申报专业、课程、教研教改等教学项目,学科建设项目和科研项目给予适度倾斜,提升学科建设成果的显示度和集约度,加速形成学科竞争优势。

4.学科的社会价值应充分显现

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的社会价值获得社会广泛认可,是学科建设成效的标志,也是学科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通过服务社会,才能从社会获得学科建设需要的资源,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促进,使学科发展趋于成熟。作为新兴学科的数字经济学学科,要牢固树立需求导向和服务意识,发挥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服务、支撑和引领作用。尤其是以服务地方为主要使命的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整体实力和资源基础不够厚实,在学科基础知识生产和创新上与部属高校差距较大,更要扎根地方,以知识整合、应用和传播服务产业和区域发展,使学科建设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双向赋能。地方高校要根据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要求确定学科方向、专业定位,构建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和协同育人,为数字经济发展输送契合需求的高质量人才。要以应用研究为主导,推进有组织科研,并通过决策咨询、横向课题、联合攻关等方式发挥科研优势,协助企业解决各种卡脖子难题。

三、新文科视域下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理念遵循和路径选择

包括新文科在内的“四新”建设是高等教育“质量革命”的战略举措,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中国方案”,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①。数字经济学学科是新文科的重要组成。新文科蕴含的丰富内涵和深邃理念,是数字经济学科建设的重要遵循。

(一)理念遵循

1.育人为本理念:完成学科中心任务的遵循

《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新文科蕴含丰富的育人理念,主张从价值引领、专业、课程、模式、质量文化等方面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因此为数字经济学学科培养高质量人才提供了理念遵循。课程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最基本的要素,而课堂教学则是最基本的活动,也是制约人才培养的深层次问题。在新文科理念下,充分发挥学科育人功能,需要推动课堂革命,提升课程质量,彻底改变机械灌输的传统教学模式,打造新“金课”、新模式、新队伍和新质量。要以学生为中心,适应数字经济时代自主、泛在学习的新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为学生赋能增值,促进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提升学生学习的获得感。教师队伍是促进课堂革命的主体力量。要健全职称评定、岗位聘用、工作考核、教学奖励、绩效分配、专业化发展等制度体系,促进广大教师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实现教学科研相互促进,高质高效完成好教书育人职责。

2.中国立场理念:确立学科建设价值取向的遵循

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要回答和解决“为了谁”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价值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学科成员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民族和利益集团,与人文社会现象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体现研究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阶级立场①。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最终目的是要以探求所得的规律性认识,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类本身谋求利益②。新文科蕴含的中国立场理念,是确立数字经济学科价值取向的基本遵循。《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深耕新文科的肥沃土壤。”数字经济学科建设同样要站稳中国立场,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国情,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量,探索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回应中国之问。在人才培养上要坚持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强化学生理解、洞察国情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学科研究和社会服务上,要瞄准国家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积极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聚力攻关各种卡脖子难题,把论文和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为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保持全球竞争优势夯基垒土。

3.融合共生理念:确定学科建设基本方法的遵循

融合共生是新文科的鲜明特点。《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数字经济学学科是数学、计算机、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兴学科,是文理兼容、商技融合的典型学科,其形成、发展都依赖于融合共生。简要而言,融合共生是不同事物之间通过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共同演进、互利共赢的新格局。在学科知识建构与发展上,要持续深化数字经济学学科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理学、工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渗透和融合,完善学科知识体系。在学科建设方向上,要将学科内涵体系与产业体系、科技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有机衔接,增强学科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和服务、引领能力。在学科功能完善上,要将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职能有机融合,实现相互支撑和协同发展。在学科建设主体上,要促进学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企业之间的有机融合,形成以学校为主体、多元协同的发展格局。在学科建设场域上,要突破校内外分隔,使学科建设的“内循环”“小循环”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外循环”“大循环”深度融合。

4.创新驱动理念:增强学科建设动力的遵循

创新是新文科的灵魂和追求,既包括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也包括理论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传承中创新是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不懈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创新也是数字经济学科建设的本质要求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数字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而成的。现代社会技术进步速度快,更新换代频繁,并引致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教学方式、学习方式持续发生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学科的教学、科研需要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步伐。首先,要创新数字经济学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在传统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基础上,建构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针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方法的普及,建构新的研究范式。其次,要创新数字经济学学科的组织形式和机制,灵活采取直线制、矩阵式、事业部式、学部制等形式,虚实结合,适应跨学科交叉融合特点要求,促进学科发展。同时,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数字经济学学科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和创新能力。

(二)路径选择

1.全方位融入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大局,优化学科建设方向

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数字经济学科的发展,要主动融入和服务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大局,以“学校所长”对接“区域所需”,通过扎根地方、服务地方,汲取、汇集发展资源,形成学科建设与区域发展良性互动的发展生态。不同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阶段、重点、结构、特色均存在差异。高校要深入调研和掌握服务面向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并紧扣区域产业需求确立学科建设的方向和内容,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助推器。在人才培养上,要紧跟数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步伐,动态调整专业体系和课程体系,将产业内容有机融入教学内容,为产业发展输送高水平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在学科研究上,要围绕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力量攻坚克难,打造具有引领性、标志性的科研成果,并积极组建高端智库,通过政策咨询等途径建言献策,助推产业发展。

2.全链条贯通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全过程,夯实学科建设内涵

学科是相对独立的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学科建设要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国际交流等方式承担起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责任,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学科内涵建设水平。知识生产的主要途径是科研。目前,数字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仍处于完善阶段,要持续探索数字经济学科的研究范式、方法,加快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对传统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在数字经济领域应用的改造,尽快构建起比较成熟完善的数字经济学科理论体系。数字经济学科知识的传播主要途径是人才培养。要持续深化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平台、质量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高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卓越性。数字经济学科知识应用的主要途径是科研和社会服务。要加强数字经济应用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打造特色咨询专家团队,建设特色新型专业智库,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积极承接相关规划制订、文件出台、绩效评估、各类蓝皮书和咨政报告等重要工作,加强决策报告撰写服务,拓宽报送渠道,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服务能力和水平。

3.全领域协同打造育人和创新共同体,汇聚学科建设合力

借鉴超学科思想,促进不同学科之间以及学科、非学科主体和要素的协同整合,形成融合创新的学科发展新格局。不同学科、专业教师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构建数字经济学科共同体,将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技术和既有理论成果予以融合、渗透和创新,形成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课程内容和理论创新。学校管理部门要完善促进跨学科教师协同联动的组织、资源配置、评价机制,强化学科共同体建设。不但校内要实现跨学科融合,与校外的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等主体也要实现融合,形成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的协同育人和创新共同体。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中指出,“可能进行知识创造的场所的数量大大增加;不再仅仅只有大学学院,还有非大学的机构、研究中心、政府的专业部门、企业的实验室、智囊团、咨询机构共同参与其中”“知识的开放利用要求参与到知识的生产之中”①。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已经成为相互渗透和促进的有机统一体,知识生产早就突破了大学的边界,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才能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学科的教学科研融合创新。

4.全要素整合凝练特色,培育学科建设优势

学科特色是学科优势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对资源和实力比较有限的地方高校而言,更需要找准特色,以特色为突破口和重点方向,集中力量打造优势,在学科竞争中突围而出。数字经济学科特色的形成有多重来源,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方向、科研成果上,要通过对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学校办学传统、学校学科支撑、数字经济学科特点等要素进行全面分析、深入研判和有效整合,探寻符合产业和学科发展趋势且学校又能形成相对优势的结合点,确立学科特色。

四、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广东财经大学为例

广东财经大学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财经政法人才培养高地、现代服务业与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研究重地。学校近年来大力发展新文科,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广州建设部级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的政策、地缘、产业优势,依托经管法为主体、文理工艺多学科协同发展的学科优势,从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学科专业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科研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师资队伍等方面全面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学科建设。学校数字经济学科2021年入选广东省“冲补强”提升计划重点建设学科,是全省入选的两个数字经济学科之一。

(一)构建系统完整的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体系

根据广东省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部署,学校制定“强特色”提升计划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强化多学科横向交叉和融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赋能传统优势学科,整合应用经济学、法学、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师资队伍、科研平台和研究力量,加大建设力度,重点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学科新高地,争取数字经济专业硕士学位点,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数字经济高层次人才。学校在“强特色”建设方案中还专门制定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方案,详细分析学校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目标、内容,擘画了学科建发展的蓝图。

(二)构建协同联动的数字经济学科治理体制机制

适应数字经济学科跨界融合特点,成立由分管校领导作为组长,各相关职能部门和教学科研单位参与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研究生院。小组实行例会制度,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定期商讨学科建设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学校还制定了学科建设管理办法、学科建设奖励办法等制度,规范学科建设的组织、运行、经费管理等行为,并设立学科整体建设奖、学位点建设奖、学科评估奖三类奖项,激发团队成员参与学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促进数字经济学学科快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构建融合发展的数字经济学科专业体系

坚持分层分类、交叉融合、整体联动的原则,构建“一主体、三突出、多协同”的数字经济学科群。“一主体”是指以数字经济学院为主体;“三突出”是指金融学院突出数字货币、科技金融,财税学院突出数字资产、数字财税,经济学院突出数字贸易、数据价值;“多协同”是指以经济学为引领和带动,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法学、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多学科融入支撑、协调推进的格局。在本科专业布局上,新办数字经济、金融科技、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会计学(智能会计)、法学(数字治理)等相关专业或方向,构建数字经济专业群。探索跨学科、跨学院协同共建机制,集中资源和优势,促进各专业集约与融合发展。

(四)构建本硕一体的高质量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

在本科人才培养上,按照专业和普及两个层面分类推进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构建“通识素养—学科基础—专业核心—专业拓展—综合实践”贯通递进的数字经济专业课程体系。以通识课程夯实学生科学、人文、思想道德素养和身心素质;以学科基础课程打牢学生经济学、管理学、数学、计算机等学科理论基础;以数据结构、数字经济学、区块链、大数据挖掘与分析等专业核心课程和大数据与商业分析、大数据资产化、物联网等专业核心课程,使学生掌握数据挖掘等现代数据科学方法和技术,胜任商务数据挖掘、金融风险分析、征信分析、分析模型、结构性融资等财经类数据分析工作;以湾区经济与社会实践调查、数字经济应用综合实践、大数据经济分析综合实训等综合实践课程,培养学生实践应用和创新能力。按照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中国特色、教育规律、时代特征和学校特点,构建价值融合、商技融合、湾区融合、产教融合的“四维融合”人才培养模式。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课程思政铸魂育人作用,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以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重点推进产教融合,创新校政行企协同育人机制。学校还积极提升全体学生的数字经济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与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共同建设“建行—广财数字金融班”,校企双方共同商定培养方案、共同授课、共同指导毕业论文和实习,优秀学生可以优先安排就业。充实数字经济课程群,在部分经管类专业开设“python程序设计”必修课程,在专业选修课设置商技融合特色课程;今后还将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增加数字治理法律、数字监管技术与方法、大数据检索与统计、数字经济风险防范等相关课程。依托广东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新商科实验教学中心,重点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实验环境,构建基础技能型、跨学科综合型、研究与创新型三个层次的实验教学体系,立体化构建新商科实验教学新生态,提升学生数字技术实践能力。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上,着力打通人才链、科技链在产业链上的堵点,激发“三链一体”网络效应,依托应用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等一级学科,设立数字经济与国民经济转型、数字化城市与区域创新治理、产业数字化、数字贸易、数字金融、数字经济统计等十余个数字经济学相关招生方向,大力开展高层次复合型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同时,学校还成立数字治理研究生导师培养组,制定培养方案,开展数字治理研究生培养,加快推进自设目录外二级学科数字经济或数字治理的论证与备案,力争获得学术性学位授予权。下一步,学校将积极申报数字经济专业硕士学位点,并计划依托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组建数字经济方向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小组,结合首届博士生招生开展数字经济领域的博士招生培养。

(五)构建特色鲜明的数字经济学科科研体系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和学校学科优势,着力打造数字金融、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贸易、数字经济理论与人工智能算法等特色研究方向,并在金融科技、数字贸易规则和人工智能算法等研究领域形成一定的开创性。不断完善科研平台集群,在原有三个广东省科研创新平台———广东数字经济研究院、广东省财税大数据重点实验室、大数据与教育统计应用实验室基础上,新设中国数据研究院,柔性引进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教授及团队成员;明确“一体两翼”的发展布局,即以学术研究为主体,以智库研究和培训服务为两翼,力争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打造成为国内数字经济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特色研究机构和人才培训基地。打造高水平科研团队,加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团队等四支与数字经济学科相关的省级科研团队的建设、管理、考核和监督,致力产出高质量、高水平、高引用率精品论文,提升咨询决策报告水平。

(六)构建需求导向的数字经济学科社会服务体系

坚持需求导向和“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理念,打造高质量智库,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学科团队积极就地方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安全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等问题撰写决策咨询报告,并得到中央部委和省委省政府等领导批示或采纳。学校与中国信通院广州分院共同筹建广东省数字经济协会,并成为副会长单位;同时,学校依托粤港澳高校联盟框架组建粤港澳高校数字经济专业联盟,健全社会合作和服务平台,拓展合作深度,提升合作效果。

(七)构建跨界融合的数字经济学学科师资队伍

适应数字经济学学科交叉融合特点,坚持自主培养与引进相结合,打造跨界融合的师资队伍,为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奠定坚实人才基础。从国内重点高校或科研机构引进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影响力且能起到学术带头人作用的人才,聘任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知名教授、专家为特聘教授或兼职教授,发挥其在学科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以重要项目、学科科研平台、课程专业建设等为载体,凝聚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以知识对流、理论互鉴、模式组合、方法碰撞等方式打破单一学术领域界限,对某一现实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催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坚持“破五唯”,深化职称评审改革。把教育教学职责作为教师评价的基本要求,将课堂教学质量作为主要标准,提高教学业绩和教学研究在评审中的比重;推行代表作评价,将社会服务项目、咨询报告、学术专著、教材、发明专利、文学(艺术)作品、报刊理论文章等纳入职称评价指标体系;激发教师高质高效完成教学科研职责的动力。

五、结语

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数字经济学学科,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数字经济教育、科技、人才支撑的关键环节和主要抓手。建设数字经济学学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场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充分吸收国际学术前沿成果,遵循新文科蕴含的育人为本、中国立场、融合共生、创新驱动理念,全方位融入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大局,全链条贯通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全过程,全领域协同打造育人和创新共同体,全要素整合凝练特色;同时,要从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学科专业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科研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多维度协同推进。总之,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学学科走向成熟,并在实践中予以深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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