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难以走向世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四个层次的失范,从浅层次的引文注释少;到深层次的,论题大而无当,原创性研究少;学术伦理失范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规范有距离。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也使得学术规范难以改进。论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该不该有本民族的特色,“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等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Abstract:ThefactthatChinese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failstoadoptinternationalstandardspreventsourachievementsfromwellrecognizedbytheworld.Theacademicabnormalityofdomestic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canbeclassifiedinfourlevels,whichgoesfromtheshallowandobviousonelikelackingofnotesandcitations,tothedeeperandhidingonelikefocusingonover-extensivetopicsandlackingoforiginality.Besidesthat,Chinesetraditionalthinkingmodelandresearchhabitdiffergreatlyfromtheinnerrequirementofmodernscientificresearchstandard.DiverserealisticstatusquoalsorestrictstheimprovementofChineseacademicnorms.ThisarticlefinallyproposesitsownanalysisonthequestionofwhetherChineseresearchmethodshouldbeon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andwhether“should-be-styledresearch”deservesitsexisting,aswellaswhowillbethemostpotentialacademicgroupinChinatoimprovethecurrentsituation.
Keywords:Journalism&Communication;AcademicNorm;ResearchMethodology;AcademicEthic
我国设有新闻传播学院系或专业的大学数以百计,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数以千计,博士生、硕士生难以计数,但打入国际一流刊物的论文很少,在国外出版学术著作的也很少听说。这种现象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原因吗?传播学重在传播效果的研究,意识形态的成分少得多,为什么也同样如此呢?
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因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与西方缺乏对话的空间,学术规范的欠缺限制了对话的可能。杨玉圣、张宝生认为,各说各话是无法建设学科的,只有在同一概念下,同一文献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讨论,才能推动学术交流和讨论[1]。香港中文大学苏钥机教授认为,大陆新闻传播研究属封闭型,写作的格式和内容均与西方学术传统要求相去甚远;[2]新闻传播研究甚至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话中也难以交流,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认知缺乏使对话与交流的平台难以搭建。
一句话,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者难以参与国际对话,只能“自言自语”。当然,这是针对大陆学人中的情况而言的。香港、台湾传播学人经历了西方实证研究训练,能够登上与世界主流新闻传播学界对话的平台,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已发表过不少成果。
本文准备主要研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哪些方面失范,以及产生失范的原因,并讨论若干有待明确的问题。
一、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四个层次的失范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少就贬低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量的方面有着很多累积,在质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我国庞大的学术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或者说不规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由浅层到深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为具体操作的层面,表现为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等。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篇平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闻传播学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无引文的文章之比为(50.5:49.5),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学术规范中技术层次的规范,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等,虽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内容、道德水平,是基础性、核心性的要求[4]。学术论文规范的注释、引用,一方面体现对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脉络,实现知识增量。在国外的许多论文中,有引文注释四五十条是很常见的。
其二为内容问题,许多论题大而无当,实际上是在做重复研究;从小问题入手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识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论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创新,像拉斯韦尔整合出“五个W”的理论,像罗杰斯整合出创新扩散理论,那是大师级的整合,因为这些整合性研究发现了其他人多项研究的共同的本质性联系、规律性特征。而我们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一般性的归纳(还不一定都标出是别人得出的结论),稍加一些个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论文。其论点随意、论证松散,完全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最近一个时期,“时评式论文”更是见诸学术期刊,实际上是一些随笔或政论型的作品,针对某一问题、事件表达个人的观点,论文并没有经过严密逻辑的论证过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内对于事物性质作出判断,有些观点初看令人新目,但细品之下难以信服。
其三为学术伦理上的失范,包括学术品质、学术责任等方面。前文讲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论文引文、注释少的状况,实际上其中包含一种现象,就是作为论文重要论点出现的观点,明知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该观点就是这位作者的创新观点。这种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做法,严格说起来有剽窃之嫌,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人,并无真知灼见,却搬来一些国外的或外学科的连自己也没搞清的词汇装点文章,结果是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论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发表,也有人在不该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问题却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
其四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不规范。对于那些以学术为职业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不会在上述几个层次上多有欠缺。但由于研究方法使用的不规范,影响他们出高层次的成果,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成果,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方法的失范是问题最大的失范。本文随后会分析这方面的情况。
二、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
前面已经谈到,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规范的强调,须和研究方法运用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对研究成果的质量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研究方法的失范是最严重的失范。新闻传播学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笔者以为有三种:思辨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其他的研究方法,许多是这三种研究方法的变化形式。三种研究方法不能分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它们分别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而我国学人在运用这三种研究方法中都有失范之处。
(一)思辨研究中有诸多毛病
我国学人最喜欢、最擅长的是思辨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把思辨研究做得很规范。常见的毛病是:1、不严格使用定义方法,重要概念在运用中其内涵时大时小,捉摸不定,影响了全文的逻辑性。有人在界定舆论监督时,把群众来信来访也圈定在舆论监督的内涵之内,然后又大谈舆论监督的特点是公开性。2、对源自西方的概念,不考察其源和流,对着翻译出来的中文望文生义,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比如,断言源自西方的出版自由(Freedomofthepress)不包括新闻自由,并推论,出版自由既是自然人的自由又是法人的自由,而新闻自由则不是自然人的自由,只是法人的自由。更有人讲新闻自由的说法不通,因为新闻是名词;只有出版自由的说法通,因为出版是动词。实在莫名其妙。3、对国外的或国内历史上同类研究的主要文献知之甚少,就开始洋洋洒洒,结果是在浅水滩上翻跟头,看上去很热闹,却逮不着一条大鱼。4、用领袖的话或者当前政策作为逻辑起点,进行推理,结果形势和政策一改变,“学术成果”很快成了垃圾。5、一篇论文提出若干命题,却没有一个进行充分论证,那就只是提出一些“假说”——“看上去有道理的陈述”,如果连这些假说都是别人那里搬来的,那这篇论文就不过是“经常讲,反复讲”的宣传品而已。6、大胆假设,却不肯小心求证。习惯于提出一个论点举一两个例子,以为这样就算立论成功。作这样没有说服力的简单论证的文章多得很。因为社会生活极端复杂,人们对任何论点几乎都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加以证实或者证伪。“”中通过报道不上大学的人做出成就,来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进而证明大学可以不上、可以不办。这只是一个新闻报道方面的例子,但有些研究者实质上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运用相同的思想方法。
以上不规范的现象不能说很普遍,但也绝不是很罕见。
海外学者还注意到大陆的研究中有太多的“应然”研究。美籍华人学者李金铨教授认为大陆传播学学术研究有着假、大、空的现象,传播学者许多人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新闻传播研究者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should)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is)什么[5]。于是有人将其称为“应然”研究。“应然”的方法是一种从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的方法,而“实然”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的方法。但“应然”研究要以“实然”研究为基础。否则会导致理想代替现实,价值判断替代现实判断。脱离了“实然”的“应然”是空洞、无意义的,没有说服力的。
(二)对定性研究产生误解
我国有些学人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擅长定性研究,他们举出的例证是新闻学中大量存在的党性、阶级性的分析。把定性研究看作使用阶级性、党性等概念来对新闻进行思辨研究,这显然是陷入了误区。更有人又把思辨简单化地理解成有感而发,这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实际上,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举出许多事实和其他例证),主要使用演绎的方法。而主要使用归纳方法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样,都属于操作事实,都是有严格操作规范的实证研究。可见,定性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更不是有感而发的随感录。
较早在国内介绍并倡导定性研究方法的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1996年在对国内外定性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后指出,定性研究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定性研究方法虽不像定量研究那样要检测大量的因果变量,但也不是随意而为的方法,必须遵循严格的研究程序,以保证其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定性研究的过程一般包括:确定研究对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撰写研究报告等。定性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步骤和方法在形式上与定量研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6]。
陈向明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中说,“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为了与这种所谓的“定性研究”划清界线,她将qualitativeresearch重新界定为“质的研究”。她还指出,“‘质的研究’十分强调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或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纯粹的哲学思辨、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总结。非常遗憾的是,陈教授所指的有感而发式的所谓“定性研究”,在新闻学论文中非常普遍。规范的定性研究比规范的定量研究还要少得多。
(三)量化研究最受冷漠,且多有不合规范的
定量研究是西方人发明的,在美国新闻传播学中是最正宗、使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但在我国,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广泛介绍,不少大学还开了传播学研究方法课,但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至今不多。从1995—2004年研究科技传播的论文中,在选择的366个样本中,只有两篇实证性论文。[7]在非常需要实证研究的报业集团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在296个样本中,运用人文研究方法的论文高达212篇,占到总数的72%,实证研究论文只有84篇,占论文总量的28%,但真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只有一篇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8]。
我国新闻传播的定量研究不但比较少,而且其中做得很规范的也不多。比如进行抽样调查,有的安排考核的维度、变量不足以回答假设;或者是同类的定量研究,其维度、变量设置每次都有变化,难以做连续调查和比较研究;有的抽样的科学性不够,致使信度不够高;有的在安排调查人员时没有重视对他们的素质的要求,调查人员中竟有不入户认真进行调查,想当然填数字者。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规范,都会影响抽样调查的质量。
进行实证研究的比较少,笔者以为,原因首先在于它们要花的金钱和精力都很多,有些研究如内容分析,也许不要花多少钱,但精力消耗大。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来说,也是喜欢读思辨研究的著述,而不喜欢看一大堆数目字。
但定量研究的意义不可小视。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曾经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切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的证明是建立在更高的精密的逻辑推理上,具有逻辑严密性和结论确定性,这种推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完全不容争辩的和确定无误的。所以定量研究只要操作完全符合规范,它发现的原理和结论就能保证科学性,就能为不同国度的人所接受。我们要想打开通往国际学术的大门,定量研究必然是重要途径之一。
由于我国在定量研究上过于不足,笔者在这里作了倡导,以求有所弥补,但笔者也不希望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热潮。在量化的方法论原则下,“真理是不断发现的事实的积累这一信念压倒了一切其它的假设”[9],单纯的定量研究由于有时过于微观以至于割裂事物间普遍联系的弊端,西方学术界自己都感觉到了。思辨研究正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最好方法。我国学人的特长不可丢失。需要看到的是,客观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一种方法论是完美无缺的。有的项目适合定性,有的项目适合定量,有的适合多者结合。正如吴廷俊教授2006年在一次讲学中所说的,“无论用哪种方法,它的终极价值诉求是要最方便地、最大化地逼近真理”。
三、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的距离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许多不规范现象,有着传统的和现实的原因。本节谈一谈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距离。
(一)中国人缺乏逻辑性、分析性的思维传统。在用概念、范畴去固定和网络自己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时,主要不是以形式逻辑为依据,而是通过意会和体悟来达到对其特性的系统说明。古人的意会和体悟无需辨析、说明,不像西方人基于认识论的认同而生发出的科学精神。[10]个人的体悟、意会是一种直觉思维。没有形式逻辑作为基础,只能运用大量直觉思维,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比较轻视经验考证和逻辑推理,也没有产生出用以把握对象世界的严谨的概念系统和逻辑规则,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对世界本体的理解,还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始终带有挥之不去的神秘性和模糊性[11]。以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例,它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思想,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说法的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哲人都论述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仍在继续论证。但是从直觉思维出发的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却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前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12]
(二)中国人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例如,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就没有人说,人之初,无所谓善恶,或亦善亦恶。中国自古以来就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其实大量的人是芸芸众生,既算不上君子,也不至于是小人。“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实,对芸芸众生来说,其死既不重于泰山,也不轻于鸿毛。总喜欢把文学艺术作品分为香花、毒草两类,要么就捧,要么就灭,其实整个绿色世界中大量的是不香的花和不毒的草。对事物作两极判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现代传播学的统计方法可以表现出无数个梯级层次,如实反映事物多样化的特征,从而克服简单化的毛病。
(三)中国人崇拜权威,喜欢借经立言。中国人在数学和医学上两千多年前就有很高的成就,在汉朝就有《九章算术》和《黄帝内经》。这些被奉为数学、医学领域的最高峰的经典,后人就不敢突破,充其量不过是通过注释经典的方式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以至于后来一直没有超过这两本经典的著作出现。在文科领域更是如此。孔孟思想奉为经典后,没有人敢于突破。一千多年中的科举考试,考生们无不是借孔孟之经立言。不敢挑战经典,只能借经立言的风气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古人以上缺乏形式逻辑,依靠直觉思维,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的思维习惯,以及崇拜权威,借经立言的治学方式,不难看出会导致以下几个缺点:其一,论证的主题往往是宏观话题,古代思想成果多是对于天地人的论述,议题重复,且因循守旧。而具体的社会问题则被搁置。由于思维不是从现实出发,因而得出的结论对于实践难以有适用性。其二,论证是从概念到概念,缺乏现实的具体内容,论证过程弱化,论据以一些“原概念”为主,尊奉经典,最终的论据还原为天地、阴阳、五行等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其三,中国文人往往停留于一般的思辨,停留于想当然。讲究求证,肯动手做试验的人少之又少。由于不肯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对知识总量贡献甚少。对这些古人的思维习惯和治学方式,如果现代学人不能意识到其不足,在现代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受其影响,就必然会出现前面提到的那些不规范的现象。
四、学术规范难以改进的现实原因
(一)党报学的传统——重心是领会宣传方针和策略
学术失范本身,是主客观因素,或者说是研究者与研究环境交织的产物。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缺乏某种规范的原因,公正地讲,客观的原因甚至比学者们主观的原因更具决定性[13]。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性程度如何,对于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能否确立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我国新闻学的起源来看,新闻学研究的政治意涵对于新闻学的限制是明显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发端于延安解放日报时期,“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建立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即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体系”。[14]从此新闻学变成党报学,学科的重心在于领会执政党的宣传方针和策略。“术”,即新闻业务,成为研究的焦点。而“学”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因而产生“新闻无学”的说法。随着近二三十年新闻改革的发展,新闻改革实践与新闻学产生积极有益的互动。阶级论逐渐淡出新闻学研究;信息概念的引入,在新闻实践层面开始厘清宣传与新闻的关系,对于新闻学研究有直接影响;媒介企业属性的增强,拓宽了新闻学研究的领域。但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并没有改变,党报理论依然处于新闻学的核心位置。在各国新闻理论或新闻哲学中都会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新闻自由问题,包括如何用法律调整新闻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在内的新闻法问题,在我国仍很少有人研究,因为在这方面出了成果也很难面世。好在随着改革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思想解放之风也渐渐吹进了新闻学领域,新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得到拓展。
(二)政府学术基金有可能变成“遵命学术”的指挥棒
学术基金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的力量,但我国学术基金除了政府的几乎没有民间的。政府学术基金研究指向比较单一,大部分是与促进新闻管理与控制的课题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单一的学术基金把许多人才引向比较单一的课题,造成大量的重复研究,比如几乎每个省、市都有课题组研究突发事件报道、传媒与和谐社会等,这些课题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新闻传播研究过于追逐“政策热点”、“理论热点”,浪费大量国家资源作重复研究则是不必要的。有的学人把各级政府学术基金这样使用,称为搞“计划学术”。这当然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事。“计划学术”、“规划学术”的现象[15],充斥整个社会人文学界。这在课题的申报和评审中尤其明显。“计划学术”意味着学术评价的易位,行政的而不是学术的标准占据主导位置,课题申请前的指导性的课题指南设置了学术研究的议程,其中诸多研究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宣传需要,对于现行制度或者思想进行“科学性”或者“学术性”的诠释。在这种微妙的上下互动中,行政体制掌握着学术的议题权与评价权,在学术资源的调配中,不仅隐含着研究的目标与方向,甚至已经预设了方法与结论,课题的意识形态意涵以及实用性被强调[16]。学人为了中标,获取经费,在申请中主动追逐与臆度审批者的思路,结果真正的社会需求被搁置,甚至研究结论被扭曲。在这样的互动中,学术发展的内生逻辑被遮盖,其结果是泡沫学术与垃圾知识的出现。
(三)业界刊物的文章算作学术论文传出不利于学术规范的信息
在我国新闻业界,至少省部级以上媒体都有刊物,这些刊物上的大多数文章是媒介从业人员所写,多是实践感想、政策诠释和经验介绍,写作者的身份以及题目的性质就决定它们不会遵守学术文章的规范。这些文章对业界的作用当然不可抹煞。但媒体工作者在评中、高级职称时必须交学术论文,而这些文章都算作了学术论文。长此以往,在青年学人中,这些文章也就成了学术论文的样本。不但青年学人,即使一些大学新闻院系,也把它们看作学术论文。比如,某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把新华社的《中国记者》、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这样业务性的刊物列为新闻学的权威学术刊物,而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竟算不上。他们区别是否权威学术刊物,其标准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而不是按学术规范、学术水准。学术规范被何等轻视由此可见一斑。
五、几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能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
西方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引入是必须的,但我们不必完全照搬。这是一些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是有些道理的,但还值得作进一步分析。对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笔者赞成取这样的态度。正如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吸收输入”却也置于“不忘本来”之前[17]。但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属于操作规则,毕竟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有所不同,接轨与引入是发展的前提。就像踢足球、打乒乓球,你不能强调民族化,而自立一套规则。只有武术、中国象棋你可以自立规则。当然,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不能排除我国学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会发现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
尽管学术规范与竞赛规则多有相似,不能有明显差异,但考虑到我们的治学传统与西方差别较大,笔者还是认为,适当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也未尝不可。现在举一个笔者身边的事例。考虑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理论色彩的讲究和追求(通常认为这才显得有学术性),笔者的博士生何志武在撰写博士论文《大众媒介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机制研究——以武汉市取缔“麻木”(三轮车)的政策过程为例》时,在进行问题讨论中,与国外同类的定性研究的博士论文相比,增加了很多思辨研究的内容。这是为了适应环境呢,还是本来就应当这样做,也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
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新闻制度定型几百年了,所以大量的是“实然”研究。批判学派对现行制度作了不少批判,却没有做出像样的“应然”研究,因为他们无法提出改变现存局面的办法。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闻改革千呼万唤二三十年,学术界参与其中,发了多少文章出谋献策,才有今天这样较好的局面。我们不能反过来把那些“应然”研究一概否定。它们至少为新闻改革增加了舆论力量。那些在实践中还没有或很不充分,在过去甚至连提也不能提的事物,如新闻自由、新闻立法、媒体创办改革等,难道不能作一些“应然”研究吗?理论研究不仅仅是总结实践,还要指导实践,自然有一部分成果是对于新的实践提出设想和主张。
只是许多作者总爱在文中或文末谈应该如何如何,这种“应然”研究确实不甚可取。某些“应然”研究,完全可以也应该改为写研究报告。比如,多花些功夫,进行现实调查资料和中外对比研究资料的大量搜集和深入分析,提出某一方面的改革意见,这种“应然”研究,岂是那种在文中随感式地高论应该如何如何的文章可比的?
(三)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
如果从硕士生、博士生算起,包括新闻院系的教师在内,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群体是很庞大的。这个群体中,硕士生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会继做作学问,老教师中对大部分学术规范遵守得很好,但在研究方法上习惯于走老路,发挥老方法(主要是思辨方法)的优势,除了少数已熟悉新方法者以外,要他们去做规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全面地掌握现代学术规范,登上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希望寄托在中青年学人身上,特别是正在培养的博士生身上。
要求博士生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做学位论文,是培养新的学术群体的重要环节。现在有的导师鼓励博士生一毕业就能将论文出书,结果博士生将学位论文一味地加大篇幅,实际上是大量堆砌一般化的资料,结构松散,逻辑主线不清晰,常常是在支线上“炫博”、“吊书袋”。出了书也很快进入半衰期,即文章受关注、被引用的期限十分地短。在一个场合,李金铨教授曾问一位博士生:根据你的博士论文大纲,哪是你的创新点。对方回答:我归纳的六个特点啊。李教授问:这六个特点中,哪一个是你研究出来的。对方无语。李教授指出的问题,在笔者看到的不少博士论文中都存在。宁愿归纳六个特点,也不肯以一个特点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是我国一些博士论文论题大而无当、文章长而空洞,充满假说而无创新点的原因。
笔者曾请两个博士生(滕朋、张振亭)从网上下载国外优秀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论文各100多篇(只是自用),研究他们的学术规范,并撰写和发表了相关论文,作为博士生们写学位论文时的借鉴,大家感到颇受启发。
笔者相信,只要学人们认识一致,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规范会比较快地得到改观。
[注释]
[1]杨玉圣,张宝生(2004).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引论.
[2]转引自: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3]段京肃,任亚肃(2006).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现代传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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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谦(2004).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直觉性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12]孙旭培(1999).新闻学要讲究规范与方法.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13]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14]吴飞(2002).时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与局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09-08.
[15]参见:许纪霖(2004).计划学术何时休.中国新闻周刊,(2);喻大翔(2005).“计划学术”膨胀伤害了什么.文汇报,2005-05-25;江晓原(2005).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科学时报,2005-04-27.
[16]王焱(2005).知识生产机器与行政支配下的课题审批制.中国书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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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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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新闻学研究领域而言,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但迄今却一直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致使其成为愈演愈烈的棘手难题。
为社会所强烈关注的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最后以药学院原副教授贺海波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其所在的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理茂被解聘,现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任期届满,不再续聘而告一段落。①针对此事,教育部部长周济痛心疾首地说:“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行‘一票否决’。”②为此,教育部还首次专门就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发出通知。
“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虽然发生在医药学研究领域,但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显露出普遍存在于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规范问题的严重性。换句话说,对任何学科研究领域来说,学术规范问题都是一个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问题。
就新闻学研究领域而言,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但迄今却一直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致使其成为愈演愈烈的棘手难题。
目前,新闻界对涉及新闻学学术规范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如新闻学研究是否需要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学术规范体系等尚存在争论,本文拟对这些问题阐述看法,希望能够对我国的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对于新闻学研究是否需要学术规范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其实,这一争论的焦点根源于对学术研究是否有规范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学术规范“是通过专业认可的‘入场券’”,即“一套‘做活’的规矩,而且必须与学术界当下的认可结合”。另一种观点认为,“‘规范’虽则对建立学术秩序、发展常规研究有意义;但毕竟是一种束缚(尽管是必要的束缚),故成熟的学者往往部分逾越‘规范’。”③
面临整个学界的质疑和争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对于规范是否有存在必要的争论。古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对“规范”的最朴素的表达。尽管在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但是这不足以成为使学术研究抛弃规范的理由,新闻学学术规范的存在是有其理论和现实依据的。
首先,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理论依据是规范论。
关于规范与自由的关系,历史上有过很多论述。托克维尔在探讨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时,曾说过“既要自由也要法律”。他认为得到前者的最好方法是借助于后者,“自由和顺从并不互相抵触;正相反,自由包括对自己所立法律的服从。”?④这里托克维尔所指的“法律”更多地是具有与“自由”相对的“规范”的含义。涂尔干也说过,“正因为规范可以教会我们约束和控制我们自己,所以规范也是解放和自由的工具。”⑤这些论述都认为“规范”是“自由”的基础,二者不是绝然对立的。
正在此基础之上,规范论得以发展起来,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规范、规则以及制度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有人提出规范“是调控人们行为的、由某种精神力量或物质力量来支持的、具有不同程度之普适性的指示或指示系统。”⑥也有人提出:“规范是集体共有的行为准则。”⑦这些定义其实都设定了一个前提,即规范是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学术规范同样是必需的,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出现,它都是通过合理的框架设定和制度体系来保证新闻学研究在“轨道”内进行的规范,看似是具有限制性的规范,但却是学术对话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新闻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其次,新闻学学术规范存在的现实依据是学术失范现象的客观存在。
目前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同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也还存在不少失范现象,如重复发表、抄袭剽窃、忽视学术积累、缺乏学术批评、引文及注释失范、学术评价标准不一,以及低水平重复和“泡沫化”倾向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严重制约了新闻学研究的深化,同时也大大损害了新闻学的学术声誉,影响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
例如,“新闻无学论”的产生和影响的扩大与新闻学研究中的学术失范现象屡有发生就有很大关系。由于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不强,导致新闻学论文的独创性较低、书籍内容重复较多,所以尽管近些年新闻传播学科已被列为一级学科,曾经甚嚣尘上的“新闻无学论”的影响也已大幅减弱,但是“新闻无学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不但许多新闻从业者不大认可新闻有学,就连一些新闻领域的研究者也对新闻学的学术性产生怀疑,更不用说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对新闻传播学科的科学性表示质疑了。
正因为如此,阐释新闻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学术规范,以及探求新闻学实现学术规范化和管理科学化的路径与策略,应当是当前的一个急需破题的工作。
二、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实事求是地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其中包括一些认识上的障碍。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以新闻学学术失范研究取代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统观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成果,有相当部分是对学术失范现象的评价,并以此为依据提出要继续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但是,究竟何为学术规范?新闻学学术规范的内容是什么?学术规范的保障机制何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反而没有得到回答。或者说,新闻学学术失范首先要有“范”可“失”,然而,目前的研究却避开这个较难回答的问题,直接进入对学术失范的研究,这在研究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第二,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缺乏宏观视野,陷入细节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并非只是那些简单的“规定”、“规则”、“条例”,而是一个结构严密的体系。但是对这一点,现有的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并未体现出来。其实,新闻学学术失范中的一些问题的确可以通过操作层面的规范进行约束,例如“抄袭剽窃”、“注释规范”、“一稿多投”等,然而,有更多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某个环节的细节研究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新闻学学术规范不仅有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有理念、道德、结构、保障等各层面的问题,以及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这些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而不仅仅是对技术操作细节的研究。同时,也需要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缺乏宏观视野,使得研究者的思维产生了某种惯性,即将学术规范研究局囿于表面的技术研究,甚至仅仅将学术规范看作是对学术论文的格式规定。
第三,缺乏将英美学术规范研究经验与我国现实状况的有机结合。英美的学术活动被加以规范的历史比较长,其所积累的经验可以给我国的学术规范研究提供借鉴,但是有的研究一味地以英美学术规范为标准,却不考虑我国政治、经济现实以及学术活动的现状,因此,基于此探讨我国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往往缺乏实用性,难以实际应用。所以,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需要以西方为参照,同时也要以我国学术界的现实为基础。
第四,缺少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特有问题的针对性。美国哲学科学家库恩说过,如果你得出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门科学就不能发展了,因此就不能叫做科学了。⑧同理,新闻学研究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色之处,这也决定了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不能仅仅取得与人文社会其他学科的共通点,而且需要着眼于新闻学研究的实际需要,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才能对改善学术规范现状有所作用。
上述四个问题是当前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不得不正视的,需要我们调整研究思路,能够从固有的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
三、建立结构严密的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
开展学术规范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闻学取得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这其中,建立结构严密的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是破题之道,也是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要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为基础,建立新闻学学术规范结构严密的体系。新闻学科只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在学术规范上具有与其他学科相同的问题,许多学术失范的现象也并非新闻学所独有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可以对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提供捷径。
同时,目前,我国关于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和肤浅,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尤其是对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内部的运行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的研究非常欠缺,而这些恰是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体现学科特点。新闻学学科具有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相应地,在学术规范研究上也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的针对性应该更强一些。例如,“一稿多投”的问题在新闻学研究领域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虽然“一稿多投”毫无疑问属于“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种,但是,由于新闻学是与实践联系紧密的研究领域,而不少论文都是用新闻理论来分析即时发生的新闻报道事件的,这些论文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具有时效性的,而现在期刊普遍的审稿期都在两个月以上,所以,一些作者不得已采取一稿多投的方式来保证论文可以更快地刊出。这种做法虽然是有违学术道德的,但是就新闻学领域而言,这种现象的发生却是充满无奈的,因此,在“一稿多投”问题的讨论上,新闻学学术规范应当体现出自身学科的特点,寻找更能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法。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新闻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体现学科特点,建立适合新闻学研究现实的学术规范体系。
总之,我国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现状迫切要求在理论研究上能够有所突破,不断深入,能够透彻地研究学术规范体系的内容与机制,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体系,并且通过完善的学术规范管理和保障制度,提高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提升新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以促进新闻学学科的整体建设与发展。
为了对新闻学学术规范问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门将“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一个重大课题立项,本文就是该课题项目研究最初的成果之一。今后,课题组将就新闻学学术规范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系统和规范的研究,也期望新闻界的朋友们能够予以关注和积极投入,共同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出力献策。
[注释]
1/2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3月16日。
3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提炼自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讨论。参见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269-279页。
4[美]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2页。
5[法]爱弥尔?涂尔干著,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6王刚:《科学认知规范的理论及其基本问题》,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11月,第2页。
摘要:死刑的存废问题,已逾二百年的历史。现在,死刑存废之争已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笔者也仅在此借助前人的精辟的理论与学术成果,表述一下对死刑存废的浅显看法。
关键词:死刑制度死刑复核存废之争
一、引言
死刑属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刑罚种类——主刑与附加刑两类之一的主刑之中,是所有刑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它剥夺人的生命,而生命一旦被剥夺,人就消失了,以人为载体的一切就不复存在,因而历来受刑法学家的重视。在当前世界上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二、笔者认为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但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
人民网上关于废除死刑问题投票中有9.7%的人赞成立即全面废除死刑,尊重生存权;6.9%赞同废除死刑,但要循序渐进,先限制、再废除;24.8%认为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58.7%反对废除死刑,要加大刑罚力度。笔者赞同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笔者认为立即在我国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第一,我国现在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我国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被执行死刑人数是全球其他国家执行人数之和。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立即在全社会废止死刑,全国范围内的各层人民和司法机关必定会有所不适应。并且从人民网的民众投票来看,有90%以上的人不支持立即全面废除。第二,我国现在仍需要死刑来对犯罪进行威吓。尽管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和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死刑并不能对罪犯起到威吓作用。但笔者认为,人毕竟是怕死的。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死刑对于一些犯罪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威吓力。使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所顾忌。
其次,笔者认为加大死刑执行力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太严厉不仅不能够遏制犯罪反而会让犯罪行为更加猖獗,更加残酷;且会让人们对被执行死刑者产生怜悯之心。
第一,从犯罪产生的根源来看,犯罪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关系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所互相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中国清末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就曾指出:“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从潜在的犯罪人对死刑的态度来看。死刑对激情犯、情境犯、亡命徒有明显的威慑力。如某些杀人、伤害、等,犯罪人多是由于某种矛盾激化或情境刺激,以致丧失理智,感情冲动而一时控制不住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往往不能准确地去酌量其犯罪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和权衡犯罪所得与因此而承受的刑罚之苦之间的得失比例。对这些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无法发挥。而对“亡命徒”的犯罪人来说,虽然明知自己的行为严重性并且确信犯罪后必然被判处死刑,却仍然要孤注一掷实施犯罪。对这类犯罪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是明显没有意义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就死刑与凶杀犯罪案发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实行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的国家之间,或实行死刑的州与废除死刑的州之间就凶杀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横向比较。第二种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州之内对废除死刑或恢复死刑前后的凶杀案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纵向比较。大多数研究者的报告,都否认死刑的存废与凶杀犯罪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死刑对犯罪有遏制力。还有人研究过使用死刑的频繁程度与凶杀发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二者相互关系不大。
第二,死刑的执行过多反而会不利于遏制犯罪甚至会引发更多的犯罪。比方说,一个抢劫别人钱的人如果也被判死刑,就有可能引发抢劫对象被杀死,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司法部门无法有效地侦破犯罪,因为抢劫是死,杀人也是死,索性抢劫的时候把人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同样,如果女人的人被判死刑,也会引发女人被杀死,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社会上的群众和公安部门对案件的侦破。
三、对我国死刑执行现状的一点看法
在部分地区,死刑在群众聚集的地方执行,如我国古代就经常将罪犯游街示众再拖到菜市口处以死刑。因此,在部分人眼里,死刑变成一场表演,死刑执行时被执行者的痛苦表情使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占据观众思想的主要是这两种感情,而不是法律所希望唤起的那种健康的畏惧感。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当怜悯感开始在观众心中超越了其他情感时,立法者似乎就应当对刑罚的强度做出限制。贝卡里亚认为用终身苦役来代替死刑,如果把苦役的受苦时间加在一起,痛苦程度与死刑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苦役有一个好处,它使旁观者比受刑者更感到畏惧,因为,前者考虑的是受苦时间的总和,后者则分心于眼前的不幸而看不到将来。在前者的想象中,刑法的恶果变得昭彰了;而后者却从他那麻木不仁的心灵中汲取旁观者所无法体验和理解的安慰。再从我国的执行程序来看,我国法律规定在执行刑罚中的变更措施很多,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人有的被关15、20年就放出去了。再加上有关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一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借助关系逃脱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前几年,媒体披露的因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后改死缓,绰号“虎豹”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在投监后买通监狱领导,将死缓改为有期徒刑,还在高墙内住高级套间,专人伺候,召妓,乘豪华轿车随意出入,最终又在社会上滥施,杀死一人。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刑罚执行中也有变更程序,但执行比较到位,透明度高,程序严格,因此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轻易出狱的事极少发生。
最后,笔者认为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对于非人身暴力犯罪或情节不严重、过失犯罪增设长期刑或者终身刑。借鉴国外的制度,有期徒刑最长30年以上,一些国家甚至上不封顶可判几百年。无期徒刑完全可能终生不放。而罪行极为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分子,再次回到社会会造成社会危害的处以死刑。另外,笔者还认为要做好被处有期徒刑的人回到社会后的一系列工作。例如:指导就业,给予一定就业指导和安排等。因为,被判20、30年的人,回到社会后大多已经50、60岁。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就业指导或心理疏导,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无保障,受到歧视很有可能再次犯罪。因此,这类人出狱后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考虑。
现在且不论废除死刑是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因为目前很难做出绝对肯定的答案,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发展变化,总有自身的规律性。死刑作为应对犯罪的一种极端手段,也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理论和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如何改革是复杂和曲折的,这还需要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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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笔者以全国著名的3大数据库,即维普网:仓储式在线出版平台、中国知网: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以及大型文献搜索及获取服务平台“读秀中文学术搜索”作为统计分析数据的资料来源,对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工作者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学术研究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这些统计数据和分析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研究论文的发表状况,并可从中分析和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用以指导和推动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可为其他省市区的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并为了解全国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年度学术研究状况提供基础条件。由于统计数据所采用的检索词精确地选用到具体图书馆,所以,对于图书馆作者的单位仅标注到学校的情况难以纳入统计数据。另外,此统计数据不包括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产生的相关研究论文。
二、发文图书馆状况统计分析
1.发文整体状况统计分析
河北省目前共有高职院校图书馆51所(不含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工作者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共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01篇。其中共有23个图书馆发表有学术研究论文,占全部高职院校图书馆的45.1%,平均每馆发文4.4篇。尚有28个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发文数量为零,占全部高职院校图书馆的54.9%。由此可见,没有发文量的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所占比例在半数以上,这说明近55%的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缺乏必要的学术研究能力。在有发文量的23个高职院校图书馆中,高于平均每馆发文量的图书馆有4个,低于平均每馆发文量的图书馆有19个。从以上统计数据来看,说明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学术研究能力总体上尚需加强。究其原因,一则,在于高职院校成立历史较短,且大多数是由原来的中专院校合并升格而来,因此,高职院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相对比较弱;二则,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组织成立的并不晚,但成立后所开展的相关学术研究活动和业务培训工作数量较少,往往仅是为开会而开会,这些也正是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需要努力提高和改进之处;三则,由于目前在公开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基本上都需要付费,对于在无法报销相关费用,全部由作者个人承担的情况下,作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影响。许多论文的发表只是由于受到职称评定条件所迫,因此其学术研究必然不具有可持续性。当然,也有的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研究能力较强,如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图书馆和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这4个图书馆的发文量占到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发文量的半数以上,达到56.4%,可见其学术研究能力是较强的。
2.各馆发文状况统计分析
对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各馆发文状况的统计分析,有助于了解各馆的学术研究状况和水平,及其在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研究中的整体地位和作用。在具有发文量的23个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中,发文1篇的有7个馆,发文2篇的有3个馆,发文3篇的有6个馆,发文4篇的有2个馆,发文7篇、14篇、15篇和21篇各有1个馆。参考布拉德福文献分散定律的区域表示法,并结合具体情况进行适当修正,可以将发文14篇以上的图书馆确定为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发文核心图书馆,将发文3-7篇的图书馆确定为2012年的发文相关图书馆,将发文1~2篇图书馆的确定为2012年的发文边缘图书馆。其中2012年的发文核心图书馆有3个,它们占发文图书馆数量的13%,发文50篇,占全部发文量的49.5%。由此可见,发文核心图书馆的不到1成多的数量小比例和近5成的高发文量之间的效果十分明显。因此,发文核心图书馆对于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带头和引领作用;2012年的发文相关图书馆有10个,它们占发文图书馆数量的43.5%,共发文38篇,占全部发文量的37.6%;其余10个图书馆为2012年的发文边缘图书馆,它们占发文图书馆的43.5%,共发文13篇,占全部发文量的12.9%。各馆发文统计数据见表1,表中数据按发文量及发文单位名称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序。
三、发文作者状况统计分析
1.发文作者队伍状况统计分析
作者是学术研究论文的直接创作者,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构思,并参考相关的资料,运用自己的技巧与方法,直接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并产生出体现作者思想特性的学术研究作品的人或团体,因此,作者是学术研究论文产生的源泉。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共有23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01篇,共产生了具有85人的图书馆研究作者队伍(注:1.合作发文的作者分别计入个人及单位统计;2.非图书馆作者11人不计入统计)。其中发文8篇的作者3人,发文6篇、5篇和4篇的作者各1人,发文3篇的作者2人,发文2篇的作者19人,发文1篇的作者53人。人均发文1.2篇,馆均发文4.4篇。其中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人数占到作者总人数的62.4%,说明有6成以上的作者没有进行持续性的学术研究。
2.发文核心作者状况统计分析
作者队伍中的核心作者,是在学术研究中发文数量最多,最具有带头、示范和引领作用的骨干作者。他们对于相应的学术研究具有积极的带头和促进作用,也会产生相应的示范效应,往往会带动某学术研究领域加速研究的进程。参考确定核心作者的普赖斯定律,并加以适当修正,依据作者发文的数量多少,即发文的重要性程度,可以将全部作者划分为核心作者、相关作者和边缘作者3种类型。其中,发文3篇以上的作者可确定为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研究发文的核心作者,共有4人,占全部作者人数的6.7%,共17篇,占全部发文量的28.3%。由6.7%的作者发表了28.3%数量的学术研究论文,可见核心作者的带头和示范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发文2篇的作者可确定为相关作者,共有9人,占全部作者人数的15%,共18篇,占全部发文量的30%;发文1篇的作者可确定为边缘作者,共有47人,占全部作者人数的78.3%,共47篇,占全部发文量的78.3%(注:由于合作发文的作者分别统计,故统计总数会有溢出现象)。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发文作者统计表见表2。表中作者的排序规则为:按作者的发文数量多少排序;作者发文数量相同时,按作者的发文位置排序;相同的作者发文位置时,按作者的姓名汉语顺序排序。
四、发文期刊状况统计分析
1.发文期刊状况统计
对学术研究论文的发文期刊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了解学术研究论文发文期刊的分布特点和研究论文分布的层次、类型、地域分布状况。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研究论文的发文期刊共有61种,其中发文8篇和6篇的期刊各1种,4篇的2种,3篇的5种,2篇的12种,1篇的40种。参考确定核心期刊的布拉德福文献分散定律的区域表示法,可将这些期刊划分为核心期刊区、相关期刊区和边缘期刊区3个区域。其中,发文3篇以上的9种期刊为核心期刊,共发文37篇,占发文量的36.6%;发文2篇的12种期刊为相关期刊,共发文24篇,占发文量的23.8%;发文1篇的其余40种期刊为边缘期刊,共发文40篇,占发文量的39.6%。发文期刊统计数据见表3,均按期刊发文数量和汉语拼音次序排序。
2.发文期刊状况分析
在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研究论文的61种发文期刊中,其中有6种为各类核心期刊,占发文期刊数量的9.8%,共发文7篇,占全部发文量的6.9%;非核心期刊有55种,占发文期刊数量的90.2%,共发文94篇,占全部发文量的93.1%。这说明在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研究论文中,有不到7%的论文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它们应当属于更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论文。在61种发文期刊中,有10种属于图书情报类专业期刊,占发文期刊数量的16.4%,共23篇,占全部发文量的22.8%;有6种属于高职院校学报类期刊,占发文期刊数量的6.8%,共13篇,占全部发文量的12.9%;其他45种发文期刊则属于教育类、科技类及其他类期刊,占发文期刊数量的73.8%,共65篇,占全部发文量的64.4%。图书情报类期刊和高职院校学报类期刊的数量约为1/3,而其他类期刊的数量则约占到2/3,这说明图书情报类期刊和高职院校学报类期刊并非是2012年河北省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研究论文的主要发表渠道,同时也说明高职院校图书馆学术研究论文在图书情报类期刊和高职院校学报类期刊上发表仍然具有相当的难度,更多地是选择在其他各类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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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瑶,王立洪.国内文献计量研究的特征分析[J].现代情报,2012,(2):81-84.
1.高等教育体制自身的存在的弊端
虽然高等教育阶段比基础教育阶段教学水平及各种硬件软件的水平要高很多,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决定了高校学生的学术研究兴趣不会很高。在高等学校,我们仍然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还是采用应试教育的考试方法,学生们发表自由言论发表自己见解进行学术研究的机会很少。我们在大学里的课堂上并没有学到很多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和技能,实践能力也很缺乏,而一旦我们到达研究生阶段就硬性的要求我们要具有学术研究兴趣具备学术研究能力并且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不合理的。在整个高等教育阶段我们几乎没有培养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培养,可到了一定时间却硬性的要我们出成果,这样的成果是不会包含学生自己的兴趣点在里面的,即使有也是很少的一部分。
2.论文的要求过高
有些高校对于大学生盲目的提要求,没能充分考虑到尚处于学术生产“初级阶段”的大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因此,在论文写作中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及不切实际的规定。比如在部分高校里,规定研究生必须在指定的核心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才允许论文答辩和毕业,这给研究生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动机,影响了学习效果。而像一些著名的学术研究专家,穷其一生可能只发表一两篇具有真才实学的学术文章,但是在现阶段我国高校里这种情况是不被接受的,作为学生我们要面对毕业就业的压力,必须按照学校的要求去完成规定的论文数量,为了完成任务我们的兴趣只能先被抛在一边。
3.学术研究的功利性
任何的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纯粹的、非功利性的。在学术研究中一旦掺杂进这样的因素,学术研究的兴趣就会大大减弱。作为学生,我们的学术研究也不是单纯的,写论文是我们在校期间的一项重要的学习任务,如果我们达不到学校要求的学术论文数量我们就会面临难以毕业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去研究。如果我们是业余的研究人员,没有毕业的要求,没有学校的压力,即使我们达不到学校规定的要求也不会对自己的学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现实是我们不可能忽视这些问题,为了学业,为了晋升,只能放弃兴趣。因此,学术研究的功利性是导致学术研究兴趣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4.学术研究成果解决现实问题的滞后性,减弱了学生的学术研究兴趣
众所周之,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研究现实是生活中存在的热点问题,然后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使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但是,实际上很多学术研究成果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
二、提高大学生学术研究兴趣的途径
1.健全完善现有高等学校教育体制,创造有利于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
高等学校要改变原有的教育体制,开展灵活教学,活跃课堂气氛,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积极性。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已经比较成熟,不必再采用本科和基础教育阶段满堂灌式的教育方式,而应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开发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教给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技能。从开始就交给他们简单的学术课题进行研究讨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慢慢培养他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学术研究能力和研究兴趣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长期培养。而不是等到必须要他们进行学术论文写作的时候再强硬的教给他们死板的写作方法和硬性的写作要求,这样不仅无兴趣可言,写作的内容也只是流于形式,质量更不会很高。
2.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
学校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聘请各专业的专家到学校进行学术讲座,高质量的学术讲座会让学生从中学到很多在课堂上无法了解的知识,不仅是涉及本专业方面的专业知识,也会了解到专家对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潜移默化的学到很多相关的知识。同时,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对他们各自感兴趣的话题组成不同的小组,定期开展学术讨论会,让他们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最后,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在任何情况下老师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课堂上师生间可以就某一问题进行讨论,各自查资料发现问题然后各自发表意见,形成自由的学习讨论氛围;课后,老师可以组织各种小型的沙龙讲座,对学生或老师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大家在进行讨论,在这些过程中不知不觉就能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也能让他们明了自己的兴趣点在哪,这样对他们的论文写作和学术研究都会有很大帮助。
3.适当降低对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硬性要求
针对我国31个省委党校图书馆在期刊和会议上发表的论文(1982—2011),分别从发表的年代分布、论文类型分布、论文作者的地区分布、论文篇数及作者人数分布、高产作者分布和高频被引论文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揭示我国31个省委党校图书馆学术研究的现状。
[关键词]省委党校图书馆;科研状况;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4-0043-04
学科研究论文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的研究状况、研究水平和发展速度[1]。 为了解我国31个省委党校图书馆学术研究的现状,笔者以CNKI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和中国引文数据库为统计源,以“省委党校图书馆”和“市委党校图书馆”作为检索机构进行查找(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为准),以1982—2011年在期刊和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检索时间2011年11月3日)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图书馆的名称有变化,检索词除“图书馆”外,增加了“文献中心”“文献信息中心”“情报中心”和“文献资料中心”[2],如检索“黑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时,也要将“黑龙江省委党校文献中心”等进行检索,将检索结果分别从的年代分布、论文类型分布、论文作者的地区分布、高产发文的机构分布、论文篇数及作者人数分布、高产作者分布和高频被引论文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期揭示我国31所省委党校图书馆学术研究的现状。
1 的年代分析
我国31个省委党校图书馆专业人员1982—2011年共1 471篇,其年份分布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1982—1991这10年共52篇,最少是1982年、1983年和1985年的1篇,最多是1991年的11篇,年均发文5.2篇,这期间党校图书馆员的科研意识较弱,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少,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可看成学术研究的起步期;2)1992—2001这10年共443篇,最少是1992年的14篇,最多则是2001年的70篇,年均发文44.3篇,这一时期随着党校图书馆员素质的提高以及职称评定的经常化,[JP]许多馆员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来了,这一期间论文的数量较起步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一时期可看成学术研究的成长期;3)2002—2011这10年共976篇,最少是2011年的69篇(主要原因是2011年的数据还不完善),最多是2009年的115篇,年均发文97.6篇,这期间随着党校图书馆信息化程度的加快,馆员学术研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取得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一时期可看成学术研究的发展期;4)总体来说,三个时期符合我国省委党校图书馆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它体现出从简单到复杂、从数量到质量的发展规律。[JP]
2 论文类型分析
我国省委党校图书馆专业人员1982—2011年发表的1 471篇论文分布在以下2种论文类型上(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省委党校图书馆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为主,其次是以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为辅,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党校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全貌。
3 论文作者的地区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1)最多的三个图书馆分别是黑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和山东省委党校图书馆,这三个图书馆的累积百分比达22.42%;最少的三个图书馆分别是省委党校图书馆、海南省委党校图书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图书馆,其累积百分比仅占0.75%。2)数在前7名的图书馆都集中在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数在后8名全部是西部区和新建省份,西部地区只有贵州省进入前8名,从而说明省委党校图书馆的科研产出力还是以中东部地区为主,西部地区和新建省份较弱。3)4所直辖市党校图书馆科研产出力处于中下游的状况,分别位于第12名、19名、22名和27名,从而说明这4所直辖市党校图书馆学术研究能力与本市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还不相适应。4)31家省委党校图书馆都有,平均每个图书馆47.45篇,有14个图书馆的发文达到了平均数,其余17个图书馆的发文数都没有达到平均发文数,黑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的发文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图书馆发文量的71.50倍。
4 论文篇数及作者人数分析
据统计,我国省委党校图书馆专业人员1982—2011年发表的1 471篇论文共有作者369人,其分布见表4。
5 高产作者分析
本文将10篇(含10篇)以上论文的作者界定为高产作者,共有22人入选(见表5)。
一、存在的问题
(一)、档案人员对于参与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缺乏积极性
1995年学术论文报送数量为303篇,到2000年仅有60篇,总体呈下降趋势。档案学术论文数量的减少,反映出档案人员撰写论文和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逐渐减退,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档案人员对学术研究重视不够。许多基层单位的档案人员因自身业务工作繁忙,如档案馆、室的达标升级以及本行业系统的业务指导任务较多,还要负责其它日常事务性的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再者,很多单位处于机构改革时期,档案部门人员变动较为频繁,档案人员无法专心于研究工作。
2、档案人员缺乏自信心。有的同志认为撰写学术论文是一件很难的事,而参加学术评奖就更是高不可攀,于是不敢投稿;还有的同志虽然多次投稿,但因始终未能获奖,而逐渐失去了信心和兴趣。
3、档案学术成果奖自身缺乏激励机制。由于档案学术成果奖与职称评定不挂钩,不作为档案人员考核晋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档案人员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一些同志认为,不写学术论文,不参加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对自己无任何妨碍,评奖活动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有的同志认为档案学会要求会员写论文是-种压力,久而久之对学术成果评奖产生抵触情绪。
(二)、参评学术成果形式单-
北京市档案学会1996年2月实施的《北京市档案学术成果年度奖奖励办法》试行第二章评奖范围中的第五条规定参加评奖的档案学术成果形式包括三大类:档案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实验报告类;档案学著作类;软科学研究成果类。而几年来的学术成果评奖所征集到的855项学术成果中,学术论文为841篇,占98%;调研报告14篇,占2%。其它形式的学术成果如:实验报告、档案学著作及软科学研究成果等则严重匮乏。
参评成果形式单一,反映出我市档案人员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深度不够,涉及领域不够广泛。
(三)、获奖学术成果推广不够
其一,每年经过评委们精心评选出的获奖成果,虽然学会也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但时间明显滞后,读者不能及时看到获奖论文。二三年之后,当大家看到论文集时,文中的很多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了。其二,大部分论文集只下发给学会的会员,而非会员则不知道学会出版论文集这一信息。因此,获奖学术论文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还有些论文,虽然不能获奖,但是论文中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值得提倡,但却也因为没有获奖而被束之高阁。
(四)、档案人员写作功力欠缺
1995年至2000年,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征集到855篇学术论文,而仅有119篇论文获奖,占论文总数的14%。多数论文质量不高,反映出大部分档案人员的写作能力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选题不当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进步。”①对于一篇档案学术论文,有没有提出新的论点和问题,对档案工作是否具有指导意义,选题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在没有获奖的论文中,很多论文在选题上存在问题。有的论文作者将别人已经研究多年的问题作为选题,而自己又不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这一题目已经研究了好多年,如果不能有独到的见解则很难有所突破,而且容易出现抄袭的现象,让人一看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有的作者选题过大,在写作过程中往往不能坚持始终,无法驾驭全局。如一个基层单位档案人员的论文题目为《中国档案馆的演化及其依据》,这个题目需要作者对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起源、发展及其变化有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篇文章最终因作者的材料依据不足,而没有写作成功。
2、文章缺乏新意,论述不够充分
这方面问题在大多数论文中普遍存在,也是导致论文写作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现象:一是文章缺乏独到见解,观点陈旧,信息量小;二是文章论述一般化,洋洋洒洒数千字,却都是泛泛而谈,浮语虚辞,空洞无物;三是论点与论据不相协调,论据不够充分,文章缺乏说服力。
3、档案工作经验不能上升为理论
“档案工作经验是档案工作者在从事档案工作的实践中,对档案工作过程的各种表面现象的初步认识。”②“经验不是科学,只是处于较低层次的感性认识,它代替不了理论的指导作用”。③
档案人员所撰写的论文,都能将自己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叙述清楚,但是能将这些问题分析、总结并形成理论者甚少,因此许多文章缺乏理论深度,致使论文既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对档案工作实践也无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基层档案人员长期在某一个单位从事档案工作,其工作经验不免带有-定的局限性,缺乏普遍意义;二是有些档案人员平时阅读档案业务书籍、报刊较少,对学术界发表的论文内容了解甚少,不能在较高的水准上作进一步思考;三是档案人员之间的交流较少,除定期参加协作组或学会组织的一些交流活动外,档案人员没有更多的机会就档案业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分析与交流。写作缺乏理论基础,也就很难将工作经验升华为理论。
二、几点建议
档案人员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档案人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档案学术团体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档案人员应加强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动笔。档案工作者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多阅读业务书籍、资料,善于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一个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思考,并加强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新知识、新观点的学习与了解,掌握档案学研究发展动向及学术动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为促进档案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便利条件,协调、处理好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让学术研究工作在全市档案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把档案学术成果评奖与职称评定联系起来,将会更有效地激励档案人员从事档案学术研究。
(三)、北京市档案学会应针对每年的学术成果评奖召开讲评会,邀请参加评奖工作的评委对论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让作者知道自己的论文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通过论文讲评会,档案人员可以系统地掌握如何选题,如何调研分析、如何谋篇布局等要领,逐步提高写作技能。
(四)、北京市档案学会要鼓励、带动我市档案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究,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如制定课题,组织人员开展调研等,提高我市档案学术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五)、市档案学会及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学会分会及各专业学术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根据会员的知识需求,有针对性、目的性地组织学术研讨、学术论文交流、学术论文写作培训等活动,使档案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交流,互通有无,博采众长。
(六)、市档案学会应加强档案学术成果的推广
首先要及时出版论文集,加强宣传。学术成果评奖之后,学会应及时将获奖学术论文出版发行,并将这一信息刊登于相关刊物上,让更多的部门和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档案学术成果的信息。其次要加强学术观点的交流与推广。对于那些虽然未能获奖,但是论文中包含一些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对工作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学术观点,学会可以对其进行归纳、汇总,然后组织会员及档案人员围绕这些观点展开讨论,并可邀请档案界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并及时解答档案人员提出的问题。
随着我市档案事业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工作也需要不断完善和规范,从而为全市档案人员从事学术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①林清澄《档案学术论文写作概要》,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②尔东《论档案工作经验》,《广州档案》1993,3.
【关键词】高校 学术研究 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每一位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素养。总书记针对新时期党员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弄虚作假的行为作了一系列讲话,其实质是要求真务实的作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现实中不仅某些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弄虚作假,学术研究不实的问题也相当严重。
一、学术研究不实的表现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针对学术不实行为进行激烈的批评,并倡导建立学术规范。中科院成立了科学建设委员会,向社会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100多个全国性学会和200多家科技期刊签订了《科技期刊公德条约》;教育部社科委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要求各高校根据规范,结合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学术规范及其实施办法,对侵犯知识产权或违反学术道德的学术不端行为加以监督和惩处。然而,在每年的职称评定、科研成果申报奖励、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遴选过程中这些学术不实行为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研究主体的不实。在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成果是获取奖励、获得科研经费和评选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的必要条件,是晋升职称的决定性因素。成了重要手段,包括学位、晋升职称、加薪晋级、申报课题、完成项目任务。为此,很多人不惜违反学术道德,弄虚作假。如有的人请人而成就了“代人提刀”的学者,靠卖文(非稿酬)而生的商人;有的人抄袭剽窃,使“天下文章一大抄”成为普遍现象;有的人一稿多用,将一篇文章的题目稍加改动,变成两、三篇文章来发表;有的人顺便搭车,一篇文章署上好几个人的名字,形成了发表文章“大锅饭”。学术研究主体的不良行为已引起学术界自身的不满。
2、学术期刊不实。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载体,是传播学术,活跃学术气氛,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促进学科理论发展,指导实践活动的学术研究园地;可近期学术期刊却出现了唯利是图的现象。有的学术期刊,不论文章质量如何,收取版面费就刊登文章,花钱就可以买到核心期刊的版面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假冒学术期刊和非国内正式出版物层出不穷,很多学术刊物变成了评职称的工具,学术尊严和学术价值荡然无存。这样就有很多质量低劣,甚至是文理不通的东西也会以学术论文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学术刊物上,成为“学术成果”。
3、科研评价不实。科研评价是对某个人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认定。我国现行的科研评价多用于职称评定和成果评奖等方面。学术研究本应重创新、重质量,然而,近些年高等院校的学术评定运作已失去创新标准,申请科研项目预期成果一栏内要写明在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的篇数,项目结题时按预期成果规定的发表文章的数量与层次验收,在评定硕导或博导等方面同样要看发表的文章数量和刊物层次,简单地以刊物的级别来认定成果质量,把不能量化的东西硬性量化。对某个人的学历、职称、科研项目的考核时,也仅以学术成果的数量作为评定标准和要求。在职称指标少而竞争对手多的情况下,文章的多少和刊物的级别对晋升职称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学术研究不实的危害
1、研究主体不实的危害。高校学术研究的主体也是教育的主体,他们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素质的高低,是制约受教育者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素质的高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如果教育者自身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素质不高,学术行为越轨,无法对受教育者提出合理的学术道德规范要求,难以得到受教育者认同。这样高校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的研究人才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2、学术期刊不实的危害。学术期刊本应客观、公正地为一切学术成果提供发表与交流的公共园地。学术期刊不实,内部稿、关系稿、人情稿、收费稿等弱化和淡化以至沦丧了它的学术载体功能,使之成为学术垃圾堆积的阵地,创新之作少而平庸之作、克隆之作多。
3、科研评价不实的危害。高校对专业人员进行评价、考核是必要的。但“以数量论英雄,以刊物级别讲优劣”的评价方法,导致科研教学人员不能把精力放搞科研上,而是为完成规定的论文数量奔波“找捷径”。结果助长了平庸,生产了赝品,孳生了浮躁情结,淡化追求真理的精神,使不良风气蔓延,使科学系统低效运行。
4、学术不实给整个学术界造成的后果。判断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研究成绩,不但要看科学技术研究论文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看科学技术研究论文的质量。如何衡量科技论文的质量,ISI(称科学信息研究所)建议用后被引用的次数表示论文的质量和影响。从国际上的权威统计来看,D.V.King(Nature,2004-07-15)受英国科技部委托,根据ISI搜集的36种语言的8000多种科技刊物,从中找出科学和技术中最重要的材料,做了近十年31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统计,我国的科技论文数量和引用率几乎是最低的。从数量看,美国或欧盟1人发表的论文等于中国5人发表的,日本1人等于中国3人。从质量看,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和技术家4000人,而中国只有13人,其中香港11人,内地只有2人。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颁奖情况看,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2002年度和2003年度分别评出一项后2004年又轮空,最高科学技术奖也出现空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曾经连续六年出现空缺,“两弹一星”等特殊的国家科技大奖都是几十年前的成就。从国际性的科学大奖(诺贝尔奖)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尚未实现零的突破。在我国留学生中,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几万名留学生里出现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后半叶的几十万名留学生,竟无一人与诺贝尔奖有缘。我国科学研究缺少高水平成果的落后状态,无疑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学术不实造成的。因为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的虚假行为,而国家又缺乏相应监督审查制度。我国科学技术研究的落后状态也已充分暴露出学术界弄虚作假所造成的后果。
三、解决学术研究不实问题的措施
学术研究不实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大学领域中存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整治关键是一个“实”,求真务实是任何学科的先决要求,科学研究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学术研究主体务实,学术期刊要务实,学术评价更要务实。
1、倡导求实精神。要解决高等院校学术研究不实的问题,学术研究主体求实是根本。1978年邓小平在主持教育工作期间多次强调指出:科学本身就是实事求是,不许弄虚作假。我们搞学术研究,是为了解决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问题方法,而不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写一些毫无意义的文字,作为获取职称、奖励的“敲门砖”。自然科学研究要求实,社会科学研究也要求实。我们要积极倡导学术研究主体的求实精神,学术研究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直面现实,着眼于社会的进步,研究真问题。
2、整顿学术期刊。要解决高等院校学术研究不实的问题,学术期刊求实是关键。任何刊物,只要编辑具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长远眼光,真实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努力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行,就能使期刊承担起启迪民智、传递信息、传播知识、更新观念、积淀文化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和谐发展。只有学术期刊编委们实事求是地审稿、用稿,杜绝关系稿、人情稿、利益稿,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求真务实才能保证,整个社会学术腐败之风才能扭转。由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中国经济问题》,“为保持和维护学术杂志的尊严与严肃性,对失范的学风文风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坚持重质量择优用稿,公开声明不凭关系,拒收版面费,谢绝游说疏通,并声明恕不刊用二人以上合署的论文,以杜绝搭便车现象”。40多年如一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和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探讨、有新见解的学术论文,从而为全国学术期刊树立了榜样。
杜绝学术期刊不实的现象,最重要的是加强学术期刊管理工作。国家期刊奖的评奖已举行了三届,评奖要规范、客观、公正。对学术性、理论性、现实性强的获奖期刊要大力表彰;对那些比较平庸的、文章缺少原创性,没有独到的、深刻见解,不顾学术价值而堆积学术垃圾,惟利是图的学术期刊要予以批评、整顿。通过评奖促进期刊的规范化管理和期刊质量的提高。
3、改革学术评价体系。要解决高等院校学术研究不实的问题,高校评价体系求实是导向。我们不能将学术不实的非正常现象完全归咎于高校学术评价体系的不完善,但评价体系的不科学和不完善给学术研究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的高校已经走向了重科研而轻教学的极端。其中有合理的客观因素,比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学是科研的主力军之一,自然需要鼓励教师搞科研;但也有不合理的因素,那就是忽略了学校数万学生的利益。事实证明,既著好书又讲好课,只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大多数人很难做得到。自古以来,学校以教书育人为根本,教师以授业解惑为职责。一所好的大学,应该兼顾科研和教学,这就需要建立两套不同的评价体系。那就是在科研与教学上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使从事科研和从事教学的教师各安其位,各施其能。高等院校求真务实的评价体系不但能提高真正的科研水平,还能防止学术腐败,消除虚假的学术泡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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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事求是;学术造假;科学研究
实事求是是我们进行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针对目前学术造假的种种行为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准则,是维护学术尊严的重要保障,也是维护人格尊严的重要保障。
1. 学术造假的主要形式
近年来,有关科研工作者学术造假的现象越来越多,某些著名高校的教师也加入了造假者的行列。目前学术造假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三种:
抄袭剽窃别人的成果⑦。大篇幅的抄袭或翻译别人已经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会议报告、著作等;原封不动的采用别人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得到与别人稍微不同的研究结果;把相关内容的数篇文章加以“融合”,或把外文资料中的重要成果或发现翻译成中文变成自己的科研成果。
伪造篡改实验数据⑦。在实验数据、图表分析中,随意编造数据或有选择性地采用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或预测;购买别人现有的原料,伪造成是自己在某些实验条件下设计或制备的;用直尺直接测量别人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的图表数值,通过修改软件的相关参数模拟仿真出类似的结果。
随意侵占他人科研成果⑦。包括在学术论文被录用或科研成果获奖后修改作者顺序和所属单位顺序⑦;以领导,朋友或同事的关系,在自己并无实际贡献或与自己的研究方向根本不相关的论文或专利中署名,把他人的科研成果据为己有;为增加论文数量,文章作者之间的相互挂名等。
究其学术造假的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在客观方面,在某些科研机构中,学术量化的管理制度为学术造假提供了条件。
第一,在学术奖励、职称评定或申请相关部级项目或省市级项目的活动中存在注重论文数量的硬性指标,这使得某些学者在得到了一系列完善的实验数据后,但为了追求论文的数量,把这些数据分割在几篇文章中,使得原本清晰的实验过程,却因为实验数据的人为分割,让读者感到迷惑不清,从而使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第二,在招聘新进人员时,往往注重求职者过去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论文数量越大,意味着求职者科研能力越强,因而得到相应职位的概率就越高。
第三,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也成了某些科研机构判定其科研工作者是否合格的硬性指标之一。科研工作者必须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如核心期刊、省级期刊等,发表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学术论文。
第四,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利于申请到考研保送生资格。某些具有考研保送资格的高校,在审核保研生的个人资料时,的数量往往成为能否争取到有限保研名额的“砝码”。
此外,论文数量也成为了不同科研机构之间综合实力比较的“衡量器”。
在主观方面,一些科研工作者的虚荣心理成了造假的内在驱动力。
某些科研工作者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往往过度追求学术论文的数量,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论文的数量是自身科研实力最有力的表征。为了达到追求学术论文数量的目的,他们选择的捷径之一就是学术造假,即通过学术造假在短时间内“制造”出“合格”的学术论文或科研成果。
学术研究功利化是产生学术造假的根本原因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过分地将学术研究、科研成果与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甚至政治权利直接挂钩,导致人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动机异化⑧。例如在某些科研机构中,发表学术论文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奖金,并且论文的影响因子越高,所得到的奖金额度也就越大。在一定程度上,论文的数量与行政职位的升迁也存在某种联系。
2. 学术造假的危害
学术造假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亵渎行为,它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学术造假严重阻碍了学术事业的发展。学术造假主要是通过粗制滥造、自我重复、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手段制造出所谓的学术成果⑤,这些仅是在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或者在前人或自己的工作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数据“改造”。这种行为不仅不能提高学术水平, 反而还会影响或迟滞学术创新成果的出现,甚至可能误导同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此外,学术造假还会使得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研究难以得到全方位的支撑,从而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
学术造假造成某些学者自身研究水平的下降以及道德的沦丧。学术造假所带来的快速科研成果,使得一些人不再愿意从事漫长艰苦的科研工作,而专门走学术造假的捷径,从而造成自身研究水平的下降。同时,学术造假这种最大的不诚信行为, 败坏了学风文风, 导致学术道德的沦丧⑤。
学术造假妨碍了社会的发展,严重制约了科技、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的提升④。学术造假使某些具有真正学术研究价值的专业或领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科技创新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从而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学术造假行为的存在也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体系和价值体系④。
3. 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
学术造假的根本问题是不尊重事实, 不实事求是①,而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探求真理应该是每个学者或科研工作者的崇高职责。因此,只有把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贯彻于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才能有效避免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的出现,才能维护学术界良好的声誉。
首先,科研工作者要树立求实的态度。科研工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赢得别人,尤其是同行的尊重,同时自己的科研成果才能真正的得到广泛应用,学术研究才能真正起到对科学技术的直接作用力。因此,科研工作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道德,在科研工作中,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维护学术尊严,不急于求成,以抄袭、剽窃、伪造数据等学术造假行为为耻。
其次,科研工作者所在的单位要以求实精神综合评价其研究水平。科研机构对科研工作者研究水平的评价不能单以论文的数量为指标,要实事求是的考虑其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不同,因为不同的研究领域难度不同,尤其涉及到基础性学科或者新的研究领域,这需要科研工作者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因此对科研工作者研究水平的评价,既要考虑实际的研究成果,还要综合考虑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其他因素,从而建立起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
再次,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要坚持实事求是。学术批评应坚持实事求是、学术为公精神,这是学术批评的生命线⑩。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学术批评就起不到推动学术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⑩。学术评价也应坚持实事求是。学术评价应坚持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评价要以学术价值或社会效益为基本标准①。每个科研人员应当高度珍惜自己的信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学术成果和课题申请,形成高度自律的科研环境[11]。
最后,建立科学的反学术造假机制。科学完善的反学术造假机制可以有效防止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使妄想学术造假的科研工作者望而却步。建立学术论文验证机制,对学术论文中的实验数据、图表等进行反复论证,以证明结论与原理的正确性或实验的可重复性,以此排除所得到的实验数据并非偶然性结果,从而也有效的遏制了学术造假。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论文反剽窃反抄袭系统,使某些心存侥幸的学者不再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调整语句顺序或者添加英文字母的缩写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求是”装饰成自己的“求是”。
“实事求是”是学术防伪、打假的有力武器,也是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是每一位科研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才能使我国的科研事业稳步前进,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快、更好的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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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记录.钱大昕“实事求是”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3):43-47.
[3] 黄安年.实事求是 学术为公——学术批评的生命线[J].学术界(双月刊),2001,(5):158-160.
[4] 刘易.论我国科研学术造假的问题及对策——以陈进等事件为例[J]. 实证分析,30.
[5] 唐捷,陈婕,龚云.论我国学术造假的成因及杜绝对策[J].中国集体经济,2007,(11):181-182.
[6] 竺宗科.尊重实验结果,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J].新课程,2010:136.
[关键词] 学术期刊 学术论文 编辑选择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与学术研究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学术期刊回应的是学科发展与学术交流的需要,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呈现的平台,供研究者发表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持续的发表形成的累积,达至学术知识的增长与学术传统的积淀;同时,它应当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供研究者对话、交流,开展学术批评,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并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相应地,学术期刊的运行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学科发展状况和学术研究水平的制约。学科发展的问题、矛盾必然反映在学术期刊上,学术期刊的编辑取向也必然受到学科理论取向的限定与制约。
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这种相互关系,主要通过学术论文的发表得以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编辑对论文的选择与判断尤为重要。编辑对学术论文的判断,应当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与内在逻辑,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学术论文研究的问题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应当是基于学术研究基础的理论表述,而不是感想式或评论式的随感或杂谈。所以,优秀的学术论文一定要有扎实的学术研究作支撑。而所谓的研究,简而言之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然学术研究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比较复杂,不一定都能求得明确的解答,但是只要能向解决问题的方向推进一小步,对解决问题有所启发、有所助益,就是很好的。
所以一个好的问题是一篇优秀论文的核心要素。编辑拿到一篇论文,也总是首先去寻找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而且要判断这个问题是否具有研究的价值,也就是很多学者所强调的是不是“真问题”。寻找与发现真问题,研究者首先必须具有“问题意识”。关于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学者张旭东提出,“所谓的问题意识,说穿了就是在学术思想的脉络中为时代性问题做好准备,同时在历史发展的时代性框架中为学术思想问题做好准备。”[1]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要有一种现实关怀,同时要有一定的理论准备,要在学术思想的历史脉络中为研究寻求定位,在当下的、时代性的危机与学术思想传统的交叉点寻求所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学术研究的问题,不论来自理论还是来自实践,总是要能与学科的传统相连接,同时要有现实关怀,这样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才能体现一个学者的责任与担当。
笔者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的编辑实践中也一直在做一种尝试,那就是努力使刊物关注的选题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在笔者编发的主题专刊中,“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网络传播的文化效果”“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与社会动员效果”等议题,回应的是网络传播迅猛发展的趋势,以及传播技术进步及传播方式变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及媒介形象”“社会冲突议题的媒介建构与呈现”,以及其中的传媒偏见等问题,与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阶层分化,不同利益群体社会资本差异凸显、社会冲突频现的社会现实直接相关;而与这两个议题相交叉的问题,则体现在“新媒介技术对弱势群体的意义与影响”专辑中刊发的《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研究》《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研究》《电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修补”》等文章里[2]。近两年,微博在技术赋权与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在笔者编辑的选题中也相应地出现了 “微博中的舆论领袖”“微博的政治功能及其限度”“公众事件中微博的社会动员功能”等议题;同时,“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途径”与“新闻生产中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审查”等议题,连接的是当前社会环境与传播体制下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想与现实困惑。
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真问题”是学术论文的核心要素,而“真问题”既要有现实关切,又要与学科的传统相连接。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有一个好的问题至关重要,而对于一篇学术论文来说,还应当对所研究的问题及所使用的概念进行明确清晰的表述与界定,至少要就问题的指向性(即“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和问题的描述性(也就是“这个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作出明确的说明,而不能只给出空泛笼统、大而化之的议题。
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适用
有了明确而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一篇优秀的论文还应该呈现出围绕问题的研究设计、方法选用以及理论分析。编辑要据此判断论文是否对研究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也就是说研究者对问题是怎样分析的,有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一定要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适用,即针对特定的研究问题,恰当有效地利用各种研究方法,而不应该拘泥于量化还是质化,定量还是定性。有一个青年学者曾经问过笔者,《新闻与传播研究》对定量或者定性研究有无偏好。就笔者个人而言,偏好是没有的,因为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但要求一定会有。那就是:定性研究也要有经验证据,不能在所谓的纯粹理论中天马行空,从抽象到抽象,不知所云;而定量研究一定要有好的选题,同时要注意数量化事实与解释性问题之间的相关性,不能为定量而定量,使研究成为无意义的炫技。
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也称为定量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总体特征进行数据化统计、分析,验证假设、构建或修正理论的过程。其主要方法有社会调查、实验研究和结构观察;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也被译为定性研究,“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3],主要包含文献分析、深度访谈、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思辨研究不能等同于定性研究。思辨研究是以逻辑推导的方式进行的纯理论、纯概念推演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用于厘清基本概念、确定基本制约因素、建构理论体系等方面。思辨研究往往不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依赖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辨方式,研究结果也自然表现出思考式、哲学式或指示性的特点。[4]
无论是量化还是质化的研究方法,都致力于系统性地,也就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或程序,收集资料,为建立或检验理论提供经验证据。而系统性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避免个人观察易于出现的错误,比如过度概括,选择性观察,等等。量化方法可能更多地考察研究对象的共有属性,而质化方法则更多地考察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当共有的属性重要到足以忽略其本身的独特性,或者那些独特性不是当下研究要考虑的因素时,研究就应当选择量化的方法,反之,则应当选用质化方法。不过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应该是为解决问题而采用的。[5]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一直都强调质化与量化研究的相互结合,因为两者不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能够相互促进,科学研究的对象往往是研究者通过非量化观察发现的自然现象。[6]近年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两种方法也逐渐超越了哲学上与理论上的争议,出现了整合研究的趋势。事实上,在研究实践中,也很难清晰地界定某项研究为纯粹的量化或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可能需要在观察基础上建立测量指标,而质化研究也可能需要通过测量对观察作进一步的说明或阐释。质化研究通过对特定对象观察分析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作为量化研究的前提与假设,经大样本统计分析而得到考察与检验;而量化研究的结论也可以给质化研究提供有关研究对象的一般结构和分布状况,为质化研究选取更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提供依据。某些研究问题既可以采用量化方法,也可以采用质化方法,采用不同方法可以从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观察和解释,对同一个问题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的研究,可以大大丰富对该研究主题的认识。综合使用量化和质化方法,亦可能改善研究结果的效度。[5]
研究者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应综合考虑自身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所长,针对不同的问题和条件,依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和自己对研究方法的了解与掌握程度,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
三、学术论文的理论资源与理论贡献
一篇论文以有效的方法获得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适当地选用理论可能会对经验材料的解释,或者研究结论的获得有所帮助。著名学者黄宗智以自己的研究经验阐释了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历史探究要求在经验和概念之间不断地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的用处就在于帮助一个人在证据和观点之间形成他自己的联系。理论也许是我们的动力、陪衬或指南,它从来都不应当成为现成的答案”。而对于理论的运用,他认为“我自己的经验是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7]。中国的传播历史与传播现实,传播学理论,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都是我们重要的学术资源。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径、观察的视角,或者分析的工具。运用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建构并分析现实的问题,我们可以由此深入中国社会现实,深入传播实践,去发现、探究真问题,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贡献我们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只是将理论当作现成的答案,机械套用,那就只会产生注脚式的理论消费品,而非学术精品。
这是学术论文中理论工具的运用问题,对于一个学术研究,我们可能还会对它的理论贡献有所要求。
关于学术研究的理论贡献,现在提倡学术创新、理论创新,创新几乎已经成为了流行语。笔者认为,真正有价值、有必要的创新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没有一定的积累很难达成。而注重发现真问题、研究真问题,比一般地强调创新可能更可取。能发现一个真问题,并能就所研究的问题在研究视野、分析方法、理论解释的任何一个方面上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就可以算是理论贡献了。所以,编辑评判一篇文章的理论贡献,无论是在问题、方法还是观点上,只要提出自己的理解,能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新的视野、示范、议题,或者研究动力,对其他的研究者有所启发,就可以算一个理论贡献,累积起来,都会对学术知识增长、学术传承积累有所助益。
四、不仅只有形式意义的学术规范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转型,经过90年代的学术规范大讨论,规范问题在学术界已有一定的共识,研究者对学术规范的运用也已经比较纯熟。但是还是有一种声音认为学术研究拘泥于规范,使得学术论文过于程式化,有渐成八股之势。事实上,从整个的研究过程及其理论表述的完备性来看,一篇学术论文所应具备的各个部分都不仅仅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比如,文献综述是以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依凭,为研究问题定位、建立学术背景的一个过程。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知识绝不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8]任何踏实的研究都应建立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把要研究的问题纳入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中,这样可以为研究限定一个边界相对明确的论域,使研究成果在特定的学科领域内,能与其他的研究者展开对话与交流,而不会沦为无意义的自说自话。此外,前期文献分析的缺失,还可能导致很多重复研究的出现;引文注释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可以从中看出本研究的知识脉络与证据链条;研究设计与方法说明,可以使人看到具体的研究过程,明了研究结论是怎获得的。这些部分并不只具有形式化的意义,而是学术研究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学术论文必备的基本要素。
显然,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问题是研究的逻辑起点;而对于一篇学术论文来说,问题是论文的核心要素,而研究方法与理论资源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和实现途径。编辑对学术论文的选择与判断也大体是循着问题、方法、理论、规范四个方面来把握的。
注释:
[1] 张旭东.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参见2009年第1期《新闻与传播研究》。
[3]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 谭天.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5).
[5] 孙五三,刘晓红.量化VS质化 是非七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
[6] 冯天荃.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7] 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 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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