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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客家人 迁川 大迁徙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3-0111-01
客家人祖先原本生活在黄河流域，后因战乱向南迁徙，来到闽粤赣边区，由此成为汉民族中稳定而富有特色的一支民系。为区别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被称为“客家”，后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
一、客家谱系与在川现状
巴蜀之有客家，开始于清代初年的著名运动――“湖广填四川”。当时迁来四川的，不仅有客家人，还有其他省区的移民。相对于四川土著，外来移民都属于客籍。只有清初以来，从闽粤赣边区迁移而来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这部分人才被特指为四川客家。四川是中国西部的客家大省，如今约有300多万客家人。四川客家人由以下五部分组成：清初以来从闽粤赣边迁入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抗战时期迁入的客家人；1949年以后迁入的客家人；改革开放以来迁入的客家人；海外归国迁入的客家人。
判断客家人的标准主要有四条：是否有客家血缘；是否说客家话；是否保留客家习俗；是否具有客家自我认同意识。[1]这其中，客家话是客家区分于汉族其他民系的最基本特征。
二、迁徙的发轫与方式
客家人大举迁川事件，发生在清初康、雍、乾三朝，属于和平时期由朝廷批准的移民行动。原籍湖南的客家人唐氏，在定居安岳县后编修的《唐氏族谱》中，保存了一件“圣祖仁皇帝招民填川御诏”。根据文献记载，雍正、乾隆皇帝也多次针对四川颁布过移民诏书。[2]他们毅然离开围屋，肩挑手推，扶老携幼，翻山越岭，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他们迁徙的坚定步伐。
举家长途迁川，绝非易事。在开始出行之前，还要经过周密的家庭商议和一系列祈求神明的仪式，择吉日而行。
家庭商议。闽粤客家人行事果断，计划周密。在萌生外迁意向后，一般还要通过各种方式，专门了解目的地四川的真实情况。在做决策的过程中，还需要商之于家庭，谋之于族众。
求助神明。决意辞家远行的客家人，出于对吉凶祸福的未可卜知，少不了要谋于神明，祈求上苍庇护，以获得精神支持。按照传统习俗，他们一般还要到庙里烧香拜神，求签占卜，找星士指点迷津。
随着闽粤客家移民入川高潮的掀起，雍正年间在广东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专门以游说粤人入川为职业的人――包揽棍徒。他们利用粤民求富的心态，怂恿粤民入川，并从中牟利。
三、迁川教育与精神遗留
迁川的客家人面对跨省的长时间、远距离跋涉，为增强同一地域的自卫力量，在上路时往往招亲聚戚，结伴而行，充分依靠团体智慧和力量。路途中需要大量盘费，为了筹集这笔盘资，许多客家不得不变卖原乡房产田土，或者辗转借贷。苦于缺少银两，而难倒在旅途，乃至变卖随身衣物，或靠务工以补盘费的现象时有发生。
“树挪死，人挪活”。客家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跋涉的族群之一，在人迹罕至的穷山恶水之间穿行一千多年，始终没有停下前行的步伐。三百年前，当滚滚移民潮席卷巴蜀大地之际，在被视为“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上，又重现了客家人成群结队，不畏艰险、跋山涉水的动人场面。亲身经历过大移民的客家人，将迁川经历视为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家族中时刻不忘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移民史”的传统教育，以便将艰苦创业精神，世代传承。[3]邓小平、郭沫若、韩素音等在自己的著作中，就讲述了各自客家祖先迁川的感人故事。
清初以来迁入四川的客家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结合四川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四川客家的居住范围，小至一个村庄，大至一个县乡、乃至于若干县乡连成一片。这些连成一片的县乡，又构成了四川版图上的“客家方言岛”的景观现象。
四、结语
客家人迁川，填补了“土著惮于远行”的空白，他们或负贩经商，或亦耕亦商，通过各种会馆公所、行帮，活跃在四川城乡，在棉麻织染行业、酿酒业、烟草业、蔗糖业、盐业、冶矿业、铁器制造等行业取得了不凡的成绩。“落带”，因传说蜀国刘禅落带于此而得名，后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洛带”，距成都市中心城区18公里，是东山客家聚居区中首屈一指的商贸古镇[4]。二十世纪末，洛带镇以客家文化作为主题，开发旅游业，着力打造“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
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客家人大迁徙中形成的不惧艰难的坚毅品格将始终激励着他们的后人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1]黄友良.四川客家人的来源移入及分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83-90.
[2]刘大可，周明.论清代客家人的迁徙及其历史影响[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6）：63-67.
[3]刘春喜.客家人的迁徙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J].广西民族研究，1998（1）：74-76.
忠魂何在?仰望星空!是的,我相信。我相信理想的召唤能“燃起希望的烈焰”,信仰的力量将激发“永恒的炽热”;我相信,在璀璨的民族星空里,一定会有祖国的好女儿冯理达和她的父亲――爱国将军冯玉祥。
2008年2月8日,83岁的医学专家、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冯理达因病逝世。隔着整整一个甲子的遥远岁月,她追随父亲而去了。她的逝世,引发了全国众多媒体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浪潮。人们仿佛刚刚意识到,这位身世传奇的老人原来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她既是那样朴素,那样平凡,又是那样伟大,那样美丽,她生命的足迹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怀念和深长的思考。
信仰之源――父亲母亲的言传身教
冯理达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他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早年反对袁世凯称帝,讨伐张勋复辟。后追随孙中山,改所部为国民军。并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兵潼关,会师中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数次致电南京政府,反对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初,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编、整顿了察哈尔省的零散部队、义勇军,于1933年5月,在张家口正式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任总司令。经过浴血奋战,察省失地全部光复,推动了全国的抗日运动。1946年,因反对内战,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被迫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但依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写下《》。1948年,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携带家眷准备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当“胜利号”航行到苏联敖德萨附近的黑海海域时,一场蹊跷的火灾突然降临,冯玉祥和小女儿不幸遇难。冯玉祥将军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献身,令一切进步力量扼腕痛惜。
冯理达的母亲李德全是河北通州人,1924年经人介绍与丧偶经年的冯玉祥结为夫妻。当时冯玉祥握有重兵,声名显赫,许多显贵都想和他攀亲。他却定了三条择偶标准:一是不许穿绫罗绸缎,只穿粗布衣裳;二是会纺纱织布;三是要精心抚养前房子女。28岁的李德全当时正在贝满中学教书,冯玉祥听过她的课,对她颇有好感。李德全也十分赏识冯的人品。婚后,李德全一方面相夫教子,一方面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冯玉祥遇难,幸免于难的李德全带领子女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卫生部长。后来,又先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共养育了四个子女,女儿理达、颖达、晓达,儿子洪达。夫妻俩特别疼爱理达,但要求她也非常严格。从很小的时候起,冯理达就在父亲的要求下开始练字,每周要写100个大字,1000个小字,而且每天还要到室外耍大刀,即使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也不例外。父亲常常要求她给警卫员拆洗被褥、洗袜子。父亲对孩子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当小姐,要自爱,要自强,要靠自己的双手去生活。”
作为长女,冯理达深受父亲爱国行为的影响。五六岁时,她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一本厚厚的书递给母亲,由母亲念给父亲听。这本书的名字叫《资本论》。在家里,她还经常听父亲与同仁讲革命,谈共产党,她虽然不懂共产党的真正含义,但从父母的谈话中隐约感到共产党人是令人钦佩的。父亲还经常教她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教导她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人要有志气、有骨气。将门之女的豪情、气节、忠诚,深深融入冯理达的血液中。
冯理达23岁之前一直与父母在一起,亲眼目睹和见证了冯玉祥将军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父母爱国的言传身教中,从父亲对中国前途探索的坎坷经历和深刻反思中,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1945年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期间,曾多次拜访冯玉祥。为推进国共合作的进程,、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共产党领导人经常到冯理达家中与冯玉祥共商国是,还为冯理达题词“艰苦奋斗,好好学习”。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的精神和可亲可敬的形象,对冯理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她进一步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1946年冯玉祥因反对内战与彻底决裂后,冯理达跟随父母前往美国,一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系学习,一边协助父亲进行反蒋救国运动。
1948年,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临行前,他们让冯理达选择是回祖国还是留在美国。冯理达坚定地表示,“做爸爸一样热爱祖国的人,回到新中国的怀抱”。回国途中,父亲和妹妹晓达不幸遇难,血的事实让冯理达体会到追求光明与真理的艰辛。回到祖国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她的全家。党中央为冯玉祥将军隆重举行追悼会,、、等亲笔题写了挽联。不久组织又将她和弟弟冯洪达作为新中国首批留学生送到苏联深造培养,这使她更加坚定了终生追随共产党的信念和决心。
冯理达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每每总要谈及自己的信仰之源:“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受父母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在父亲的引导下,我对中国共产党从了解到热爱,再到执著追随,历经风雨不改志。”“献身给国家,不怕刀砍和枪杀,唯愿粉身碎骨。民族生存,我方生存。我身虽死,换得民族生存。国家自由,我方自由。我身虽死,换得国家自由。”这是冯玉祥的诗句,也是冯理达最珍视的父亲遗训。向往光明,追随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从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再到冯理达身上,有着一条百折不挠、历久弥坚的信仰传承红线。
事业选择――为患者“打开生命之门”
1939年,冯理达的母亲李德全不慎将手臂摔伤,久治不愈。后来请来了著名中医杨济生先生,用针灸治好了母亲的病。从此,冯理达迷上了医学。她认为,医生可以为患者减轻痛苦,为他们“打开生命之门”。高中即将毕业时,她把自己想报考医学院想法告诉了妈妈,得到了妈妈的支持。李德全郑重地对女儿说:“就去做个医生吧,将来给老百姓谋点福。”
悬壶济世,福泽苍生。大仁大爱,斯心永恒。从青丝到白发,几十年奋斗之路,冯理达始终牢牢记着父亲《示女》的殷切嘱托:“真诚不虚,做人根基。勤俭耐苦,天助自助。自学有德,平民生活。小姐太太,害人自害。”
1949年,冯理达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与弟弟洪达一起被派到苏联学习。她在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免疫学。列宁格勒冬季非常寒冷,加上当时物质匮乏,市民普遍营养不良,致使白喉病流行很严重。苏联医学界采取了各种防治措施,效果仍不明显。冯理达主动请缨,担任该市白喉病防治工作负责人。她大胆研究探索,创造性地运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针灸、中药一齐上,防治效果大为显著,最终使列宁格勒白喉病发病率降到了零。年轻的冯理达被授予“列宁格勒科学大奖”,为年轻的新中国争了光,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真理报》《红星报》都曾报道过她的事迹,社会各界也纷纷寄来感谢信,感谢这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当年,国家副主席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驻苏大使馆接见留学生时,紧紧握住冯理达的手说:“你不仅有很好的学问,还有很深刻的思想,我为中国有你这样的专家而高兴。”
1958年毕业后,获得免疫学副博士的冯理达归心似箭。她毅然谢绝苏联有关部门的真诚挽留,回到祖国。作为年轻的西医专家,她怀着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挚爱,把探索运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国免疫学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倾其所学,竭尽全力。她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工作期间,组织筹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消毒研究室,并担任该室和流行病科负责人。她先后作为中央、国务院和卫生部防治传染病工作组负责人,29次带队奔赴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北京郊区等血吸虫病、流脑、霍乱、浮肿、痢疾等重疫区一线,以及邢台地震中心区,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与农村基层干部同吃同住,深入偏僻公社和生产队,挨家逐户防病治病。期间,她的14份经验总结和研究论文,被国家卫生部转发用于指导全国防疫工作和被学术期刊转载,为我国免疫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率先提出中国特色免疫学学科建设思想,创立了免疫物理学、免疫宏观学、免疫微观学、免疫康复学和部队免疫学等基础理论,创造性运用电学、力学、电磁学等知识,进行机体免疫研究,取得一批开拓性成果。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两次到冯理达工作的免疫中心,与她一起探讨交流运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人体信息流的体会,并在给冯理达的信中对她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冯理达先后主编学术专著8部260万字,发表研究论文60余篇,3项课题获军队科技进步奖。
冯理达属牛,不仅钻研业务有股“牛”劲,对待病人也像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吃得了别人吃不下的苦,受得了别人受不住的累。她说:“我愿做中国劳苦大众的‘牛’,为党的事业拉车不止。”
1973年,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关怀下,冯理达调到海军总医院工作,当时她已经48岁。刚到医院时,被分配到传染科当住院医生,专业并不对口,但她拖地板、倒痰盂、救治患者,样样工作抢着干,从未叫苦叫累。有一次抢救一名肝病患者,整整五天没能回家,大家让她去值班室睡一会儿,她却说:“你们去吧,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年龄大了,睡眠够了。”1974年冬天住进来一位病毒性疟疾的病人。这种患者经常会把大便弄得到处都是,护士们多少有些畏怯心理。冯理达知道后主动要求负责这个病人。那天恰好护士李永妹值班,已经晚上11点了,她看到冯医生还在整理病案,就劝她赶快回家。谁知冯理达还是不放心病人,转身又进了病房。一开门,一股恶臭迎面扑来,病人身上、床上沾满了粪便。冯理达毫不犹豫地赶紧把病人抱起来,清理脏物,还打来热水,为病人擦拭身体。等收拾完,已是凌晨一点了。李永妹填好当天的病情日志正准备休息,却发现冯医生在洗手间正为病人清洗刚换下的脏衣服……
大爱无声。这种爱,冯理达给了第一次临床针灸不敢下针的护士王瑞,她后来成了免疫中心的针灸骨干;给了结核性脑炎患者王惠,本来被判为没救的女孩,经过冯奶奶精心治疗,奇迹般恢复了健康;给了畸形习武、燃烧着复仇烈焰的王玉洁,使她化解心结,走上正常的奋斗之路;给了大同散岔村的那些“党娃”,孩子们至今记着冯奶奶的话:“我们的社会没有丢下你们,你们一定要成为对党、对祖国有用的人啊!”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临终遗言――“妈妈是党的女儿”
在海军总医院设立的冯理达事迹展览馆,一张标有“中组部0002501”号的党费收据格外引人注目。收据上写着:“冯理达同志自愿多交党费计人民币一万元,特此证明”。时间落款为2008年4月22日。
冯理达的儿子罗悠真清楚地记得,2008年1月20日下午,妈妈病情恶化。她紧紧拉着儿子的手说:“你要永远记住,妈妈是党的女儿。我死之后,帮我代交一万元党费……”
“妈妈是党的女儿”,冯理达的临终遗言凝聚了多少深沉的情感!“妈妈是党的女儿”,这句朴素的话语表达了冯理达毕生秉持的坚定信念!
起点在哪里?或许定格于父亲《》发表之际,或许就升腾在“胜利号”一片火海之中。冯理达从青年时代就追随父亲,向往光明,渴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坚定追求,无怨无悔。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她始终坚定对党的信赖。即使在“”期间,家庭受到严重冲击,母亲被批斗,自己被污蔑为“双料特务”,失去了工作权利,甚至被软禁,她依然痴心不改、执著如初。冯理达把加入党组织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949年赴苏留学刚到苏联,就向时任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出了入党要求,并向中国留学生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1951年回国探亲时她又向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提出入党要求,以后每年都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73年到海军总医院工作后的一年多时间,就先后五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当时她的入党介绍人问她,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要坚持入党。她饱含深情地说:“我母亲62岁加入党组织,我比母亲年轻多了。我只要活着,就要入党。”她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总要谈及自己的入党认识:“我亲身经历了两种社会制度,所以,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只要我活着,就要入党,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1975年12月23日,冯理达得知组织批准自己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后泪流满面,激动地说:“我终于入党了,我终于实现了自己26年的夙愿。”这一年她整整50岁。
冯理达是党的女儿,她一生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主义”已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出来人们也许不大相信,冯理达对党忠诚老实,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入党后更是时刻提醒自己“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一本《选集》书中夹满了用纸条做的书签,书页上写满了心得批注;一本《邓小平文选》不知翻阅了多少遍,书的边缘都磨破了……她用毛笔正楷恭录党的十四大以来历次全文,15次用毛笔手书“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她把向党组织汇报作为严肃的政治纪律,严格按照规定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每年主动向组织递交自我鉴定,如果外出,时间超过一周,都以书面形式汇报,从1949年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直至去世从未改变。
这些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形式吗?回答当然否定。难能可贵处在于它承载着冯理达坚定的信仰,坚强的党性,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常态。认识冯理达的人都说共产党好,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风范和为人民服务的作风。1983年,冯理达担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早期归国定居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虽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但为党工作的匆忙脚步从未停歇。
她心中时刻装着人民,对孤残儿童、贫困学生、重病患者、受灾群众和困难家庭,总是不遗余力地关爱帮助,被人们敬称为“爱心妈妈”“爱心奶奶”。
她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20年。20年间,她进工厂,下农村,深入基层搞调研,倾听群众呼声,围绕关注弱势群体、普及健康教育等问题,提出议案155项,书面发言53份。
耄耋之年,她潜心研究健康健美长寿学,撰写大众健康读本,进行辅导讲座,总是那样信心百倍,充满活力。然而,她一辈子为他人奉献,惟独忘记了自己。2007年12月18日,她积劳成疾住了院,只住了一周时间,病情刚有好转就要求出院。出院后,又像往常一样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终于,2008年1月11日,因老年间质纤维化改变伴感染,病情严重,她倒下了。就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她每天的工作仍排得满满当当:1月13日,修改健康健美讲课稿;1月14日,听取北京市抗癌乐园工作人员的工作汇报;1月15日,接待广东从化市市委书记,联系广州中医药城落成签约仪式;1月16日,与衡水市委书记商谈社区健康健美活动开展情况;1月18日,去领“迎奥运科学健身奖”证书……
然而,这位年逾八旬的“党的女儿”再也不能去完成这些任务了。2月8日,她离别我们而去,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
人生境界――“80岁的小姑娘”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冯理达不是这样,她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却将微笑常挂在脸上。
豪情万丈的冯理达,也是柔情万端的冯理达。
历经坎坷的冯理达,也是笑面人生的冯理达。
一位记者写道:“她不是一块毫无表情丰碑伫立的奖章,也不是一个散发光芒却高高在上的光环。她是一位普通的老人,生动的老人,生活中充满魅力的女性。她爱听《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是个不折不扣的女高音;她爱兰花,更愿意亲手画兰花之美,悟兰花之神韵;她喜欢听新闻,床头永远放着一台收音机;她年逾八旬,像所有健康的老人一样,骑自行车上下班;她疼爱自己的孙子,共享天伦;她也会任性,和老伴拌嘴,而后释然一笑。”
儿子罗悠真切地感知冯理达、罗元铮夫妇携手相伴50多年的笃爱真情,外公当年送给一对新人的对联是“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他们用一生相爱来守护这祝福与期望。罗悠真这样讲述父亲去世后母亲对父亲的怀念:“每天早上出去妈妈都和爸爸说话,说再见,跟在的时候一样,回来的时候也是先问候爸爸。晚上把爸爸的被子给撩一截,拖鞋放上,然后到那个骨灰盒前,就和爸爸轻轻地说话,好像爸爸还没走一样那种感觉。”
同事潘晓雯回忆说:“冯理达最不欣赏把工作身份带回家了。她自己就是一个特别有女人味的人,真的是不笑不说话!她说起话来声音特别甜、特别柔、特别年轻,根本不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我曾经应邀到她家吃过西餐,那天她亲自下厨,我记得那天吃的是黄油果酱面包、牛排,喝的是红菜汤。她是个非常有情调的人。”
同事陈淑英解释:“院长的工资是公私不分的。她的工资也是我们免疫中心的经费。就拿非典我们整理的那个资料来说吧,我们收集了4447条,A4纸摞起来43公分高。这一个东西就花了一万多块钱,这个全部都是院长出的。另外,她看见谁有困难,就送钱给谁。她的工资说起来也不少,一个月一万多块钱,但她的生活非常简朴,买衣服大部分都是100元以下的,一般都是几十块钱一件,一条毛裤穿了20多年,两边都磨得这么大窟窿了,还穿着。她对军装特别珍惜,参加哪儿的活动,全穿军装,平时穿的便装非常简单。”
1949年,冯玉祥遇难后第二年,按照他的遗愿,李德全将丈夫和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给了国家,包括京郊和通县土地151.33亩,北京西城井儿胡同求知中学全部房屋地基等。“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爱国爱家,自立自强,60年前冯玉祥为冯理达留下的是无价的精神财富。如今,冯理达也已离我们而去,她留给儿孙的又是什么?是一张仅余85.46元余额的建行工资卡,是一腔深爱祖国、深爱亲人、深爱人民、深爱事业的情怀,是一种“少小即怀报国志,毕生几曾敢息肩”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目光和蔼、心地纯洁的“80岁的小姑娘”的美丽风采。高尚而纯粹的她,以坚定的信仰、平民的心态、踏实的作风塑造起一座伟大的精神丰碑,冯理达人生境界可谓高矣!
她在日记里写道:“思想不服老,气度不老,志趣更不老。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她为患者留言:“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画出的是彩虹,擦去的是眼泪。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
她对我们说:“正直是幸福,信赖是幸福,劳动是幸福,爱情是幸福,贡献是幸福,知识是幸福,快乐是幸福,生活是幸福。”
她还说:“只拥有事业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亲情、友情是生活的基石,是人性光辉的一面。”“要小心,要谨慎,学吃亏,学让人,遇事能忍,生活勤俭,不自夸,不骗人,诚诚恳恳,厚厚钝钝,乃是根本。”
她去了,飘然而羽化,飞临我们心空之上。这颗星,明亮璀璨,给我们光和热,给我们激情和诗意,给我们人生的动力和生命的启迪。
记者了解到，延边人民为感激这支英雄部队在延吉机场扩建、布尔哈通河清淤、抢险救灾中所做的贡献，把部队营门前一条通往市区的主干道命名军民路。记者行走在这条路上，石刻的“生前所在部队”九个大字刚劲有力。步入营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全国战斗英雄烈士的塑像。凝视烈士手举炸药包坚定的神情，听着不远处训练场上传来的阵阵呐喊声，记者仿佛看到了这支英雄部队在战场上的英姿。
翻阅该旅旅史，记者发现这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部队，曾哺育出舍身炸碉堡的、独闯敌群显神威的郅顺义等12位全国战斗英雄。和平建设时期，部队发扬英雄“舍身为国、奉献为民”精神，先后圆满完成了唐山抗震救灾、大兴安岭扑火等急难险重任务。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部队1992年移防延边以来，为了更好地学习弘扬精神，他们像那样把“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光荣”作为一种最高追求，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今年5月25日，是牺牲64周年纪念日。记者采访期间，目睹了生前所在连组织官兵进行晚点名的一幕：“！”连长梁栋第一个呼点的就是的名字，随后全连官兵齐声答：“到！”“到！”“到！”接着“班”班长就以庄严而激动的心情高喊：“是我们的老班长，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让我们踏着英雄的足迹……”而后全连官兵高呼：“奋勇前进！”记者听到这奋进的声音，就犹如出征的号角雷响大地一般，顿感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随行的刘科长告诉记者，这样的点名仪式全旅每个连队都是如此，尤其部队执行重大军事任务、参加演习、比武竞赛前，还要组织官兵在英雄塑像前集体宣誓表决心。
为了不断向官兵灌输英雄精神，旅里重点打造了独具特色“英雄文化”：每年的牺牲纪念日，都要组织纪念活动。新毕业学员报到、新战士入伍，观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学的第一首歌曲是《当兵要像》、读的第一本书是《》、参观的第一个景点是纪念馆，写的第一篇体会是“如何接过老班长的枪”，并组织官兵背记英雄战例、讲活英雄事迹、传唱英雄歌曲、争戴“存瑞奖章”，潜移默化的“英雄文化”，增强了部队爱军精武的氛围，激励了官兵的斗志。
顽强的战斗精神铸造钢铁的部队，崇敬英雄的部队锻造优秀的军人。细细品读英雄文化在这支部队各项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难发现，他们的立功都与参加军事训练比武和急难险重任务有关，都是响当当的训练尖子、战斗尖兵。该旅现任旅长刘绍利，是所在连的第17任连长。的英雄本色和男儿血性，在刘绍利和他的战友们身上得到延续。
从记者采访团团长到军中文化人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在弥漫的战火硝烟中，由上海文学社、中流社、文丛社、译文社这四家最大的文学杂志社联合创办的《呐喊》周刊大声疾呼：“四社同仁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这是中华民族不屈的声音，铿锵激昂，振聋发聩。其时，黄源正是《译文》主编，那呐喊中自然便有他的和声。
不久，因父病重，黄源匆忙返回老家浙江海盐。《海盐报》记者闻知后立刻前往对他说：“炮声响了，你该对乡人说些话。”这是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作为鲁迅学生的黄源，其时已是家乡的骄傲，有振臂一呼的作用。他当夜即写了《炮声响了―告警中敬告全邑同胞》一文，吁呼抗战。黄源知道，纵有一腔桑梓情怀，但烽火连天的眼下却非依巢恋栈之时。他的视野在于整个华夏大地。于是，他留下《赴火线去―临别给亲友家族》一文，义无反顾地选择前行。当家乡熟稔的一切渐离视线时，他心底的声音是：国破家何在？
黄源来到武汉，成为《中央日报》特派记者和《新华日报》特约记者。此后，他便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敌后战场。1938年的一天，黄源前往浙江省政府军事、文化机关所在地金华采访。金华是东南抗战的重要枢纽，其后成为与重庆、桂林、西安、兰州并称的战时全国五大“文化驿站”。金华有着浓烈的抗战文化氛围。创刊不久的《钱江潮》称，“将以奔腾澎湃的雄姿、排山倒海的气势，推动浙江三千万民众踊跃参加抗日自卫，争取最后胜利。”犹如波涛汹涌的钱江涌潮，强烈震撼着身临其境的黄源。年底，金华文化界组织了一个文化新闻代表团，将前往皖南采访新四军。黄源被推选为团长，成员有《新华日报》记者石西民、经济学家骆耕漠、《新蜀报》记者汪瑛，均为业界翘楚。人数不多是因为这是一次远征，路途曲折艰辛，不适宜大规模的队伍。访问对象新四军，虽组建不久，却是一支新的抗日力量，因而倍受媒体关注。
一辆军用卡车奔驶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黄源眺望着远处烟雾笼罩着的黛山密林，一任思绪飞扬。在武汉时，他就对新四军颇多关注。也许是出于记者的敏锐，他觉得这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必将承载着历史使命，挥戈跃马在抗日疆场。其中，叶挺、项英以及袁国平、李一氓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走进他们，感受他们，一直是黄源的心愿。随着时断时续的皖南徽派建筑以及山径小溪渐入眼帘，黄源知道目的地云岭不远了。
新四军军部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欢迎这支人数不多的采访团。卡车甫停，众多战士便云集而前，簇拥着他们来到一处已为军用的民宅堂屋。欢迎会随之召开。致欢迎词的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黄源代表采访团致答谢词，并介绍了代表团成员。黄源说：“新四军是中华民族新的抗日力量，将士们保卫国家的意志和英勇牺牲的精神，与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一脉相承的。新四军必将在叶、项首长的领导下，取得伟大的胜利。我们期盼这一天的到来。”
初冬的皖南，寒意袭人。但黄源感受到的却是温暖和欣喜。在云岭移步所至，即有故交旧友、左翼文坛同仁不期而遇，欣慰畅然。这其中有创造社时期的朱镜我、李一氓，有黄源编辑《文学》杂志时的撰稿人夏征农、彭柏山，还有他所熟识的薛暮桥、徐平羽、聂绀弩、丘东平、陈辛人、辛劳等。黄源觉得如此文人云集，一定是新四军巨大的感召力使然，而这感召力的源头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黄源显然已经喜欢上云岭了，虽然它还没有展示出春天般的叠嶂染蕴、林茂竹翠以及山涧小溪流水潺潺的那种自然景观，但人文的魅力、熟悉的文化圈以及迥然有别于国统区的抗战氛围和那种溢于官兵间的热情足以产生强大的磁场，让黄源伫足，走近，进而融入。而继之发生的一件事则让黄源充满感动。
转眼已是1939年元旦。这天，项英在军部所在地的陈家祠堂向团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其时在皖南的众多知名文化人均为中共党员，且享受团级待遇。特殊的是黄源，既是外来文化人，又不是中共党员。是否通知他参加听报告，颇让宣传部长朱镜我为难。他为此专门请示项英：“黄源是否参加？”项英毫不犹豫地表态：“当然参加！”这一破例的表态，充分表达了项英对黄源的信任和尊重。后来黄源知道后非常感慨，对项英也更加起敬。不久，项英又特别邀请黄源一同前往视察所属各部队。在苏南茅山地区的新四军一支队，黄源见到了久仰其名的司令员。是一位儒将，特别喜欢与文化人交朋友，加之他精通诗文，性格豪爽，所以与黄源一见如故。黄源一连数日跟随到基层部队视察，晚上他们则抵足而眠。黄源由此得以彻夜聆听饶有风趣的言谈。
从前线回到军部，黄源面临着去留的抉择。聂绀弩、丘东平、彭柏山等文坛旧友都希望他能留在新四军。而有人觉得作为鲁迅学生和进步文人，黄源在国统区的作用要比在新四军更大。项英闻知这一情况后，果断而坚决地说：“黄源不能离开。此前，吴大琨团长率上海各界慰问团仅仅是来新四军慰问一下，就被三战区扣留了。况且吴大琨还有杜月笙做靠山，黄源出去就更不安全了。”
项英所说的吴大琨，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总干事，不久前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托，率上海各界慰劳团抵云岭慰劳新四军，返程中遭特务绑架，以后被辗转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在狱中，他与冯雪峰、郭敬唐、王闻识、计惜音、叶亦辛、杨良瓒等文化人被单独关押，狱友称为“集中营七君子”。后吴大琨被保释出狱。
有吴大琨的前车之鉴，项英就更加注意保护黄源了。项英关切地给黄源分析道：“你没有到共产党这边来时，算是一个进步人士，还可以作为《中央日报》的特派记者在社会上活动，但现在不同了。”项英这里说的“现在不同了”，指的是因黄源在《中央日报》上发表题为《打着鲁迅的旗帜前进，打回钱塘江去》的文章后，被该报取消了他的特派记者一职。
项英的态度加重了黄源留在新四军中的砝码。经与重庆《新华日报》联系，最终黄源决定留在新四军，成为军中文化人。他担任军部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主管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工作，同时主编《抗敌》杂志文艺版和《抗敌报》文艺副刊，以后又分工负责军部印刷所。令黄源欣慰的是，一年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介绍人是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与《抗敌报》主编冯定。
特别有创意的《新四军一日》征稿活动
黄源加入新四军期间，军部的文化活动还是较为丰富的，尤以戏剧、美术为最，文学活动稍显逊色。由于印刷、出版条件的制约，军中一些作家的作品大多投寄到大后方的重庆、桂林、广州等地，由茅盾、适夷主编的《文艺阵地》和上海的《译报周刊》等发表。军部《抗敌报》副刊因容量小，只能刊登一些短篇通讯和千字散文。由李一氓主编的《抗敌》杂志和以后彭柏山主编的《文艺》，也受制于出版条件和出版周期，并不能适应抗战文学创作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新四军的文学活动还仅仅局限在一些成名作家的创作上，而这并不能反映新四军丰富的战斗生活。
置身其间的黄源对此窘况颇有感受。他以后如是说：“我们考虑到要搞新四军的文学创作运动，确实必须首先明确新四军广大干部和战士，他们的实际需要是什么。他们是在大江南北、敌后的游击区，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们要求文学反映他们的战斗生活，这是肯定无疑的，而这任务决不是少数几位成名作家的创作所能概括得了的。”
黄源与彭柏山、石西民、夏征农、冯定等经常在一起讨论此问题，希冀有好的突破方式。最终他们策划编辑《新四军一日》一书，并向全军征稿，以求从各个侧面反映新四军抗战的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
此灵感来自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高尔基曾经发动群众，要求他们选择自己参加建设社会主义中最动人的那一天生活，把它描写出来，后来累集成书，反映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茅盾抗战前在上海也曾编辑过《上海的一日》这类书。应该说，编撰《新四军一日》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活动创意。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其时兼文委书记，他与宣传部长朱镜我闻知后均大加赞赏与支持。
黄源随之与大家一起商讨相关事宜，并由石西民执笔起草了为编辑《新四军一日》向全军征稿的《缘起》，发表在《抗敌报》上。征稿范围规定为：“从各地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的那天起，直到你写稿那天止，截稿期为1940年底。”征稿内容非常宽泛，明确“无论你在长江南北，无论你工作在军事、政治、民运、教育、卫生、后勤等哪个岗位上，关键是选择你参加战斗中最难忘的一天，描写出最动人的人和事，包括你自己的亲身战斗经历。”《抗敌》杂志社为此设立《新四军一日》编辑部。
新四军每个指战员都可以拿起笔来写自己，这事颇有些新鲜。全军上下议论纷纷，跃跃欲试。是第一时间被感染者，他率先用“绛夫”笔名写了《十月十五日》，发表在《抗敌》杂志和《文艺》上。的引领作用为《新四军一日》开了一个漂亮的好头。指战员的热情则完全出乎黄源等人的意料。领导的一支队二团，在茅山地区的溧阳打了一个漂亮仗。以此为背景即有许多来稿，从战斗开始到打扫战场，都有人写。而且都是指战员们亲历的战斗生活，可谓生动活泼，真实可信。黄源收到这批稿后很兴奋，他说：“将它们组合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军事报告文学。”编辑部很快又收到报告文学《夜袭浒墅关》等类似稿件。而最让黄源动容的是有一篇描写河南确山竹沟惨案的《平江的血》。这是一个六七万字的中篇，写得让人震撼，后发表在《抗敌》杂志文学专号上。
《新四军一日》征稿时长一年半，来稿百万字。这在战争环境下可谓奇迹，也充分彰显了新四军的文化自信和整体素质。来稿均由黄源保管、整理、选刊。在黄源眼中，这些稿件既可称为新四军的战斗文献，又是生动的文学作品。黄源将所有来稿编辑成书，只待付印。这书稿可是黄源的宝贝。在皖南北撤途中，黄源有一担行李，主要是《新四军一日》书稿以及文委摄影组所摄的全军历史的影印片和史沫特莱在新四军所拍摄的照片。遗憾的是它们全部毁于之后发生的皖南事变，成为黄源每每忆及便扼腕叹息之事。
黄源与军长叶挺的直接交往较迟，那是在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到皖南后。一天，叶挺陪同史沫特莱访问新四军三支队，他特别邀黄源随行并担任翻译。因为黄源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时，即在鲁迅的介绍下与史沫特莱交往、相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女记者在部队自然引起战士们极大兴趣。叶挺在向指战员们介绍史沫特莱及其同鲁迅、茅盾等人的友谊后，还隆重介绍一旁的黄源是鲁迅学生这一特殊身份。这让黄源很意外，也感受到叶挺对他的尊重。由于叶挺爱读鲁迅的书，所以他与黄源之间很快便找到共同语言，也走得更近。
皖南事变中的非常经历
皖南事变前夕，军部要北撤了，紧张气氛在四周弥散。然而，黄源还有文人气息作祟，他在请示政治部后，刻意印了许多《行军日记》，发给政治部所属单位每人一本，要求大家记录下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以便以后在《抗敌》上连载。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很快便被严峻的斗争形势所冲淡。
1941年1月2日上午 10时，军部正式下达命令，深夜12时出发。政治部的行军序列在军部秘书处之后。军部一走完，政治部就开始行动，黄源率印刷所列政治部直属队最后。天色很快暗了下来，部队随之亮起火把。远看，蜿蜒如游动的火龙。新四军北撤由此拉开序幕，同时也是一场悲剧的幕启。精心准备与包围的顽固派向这支转移的部队打响了第一枪。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黄源成为仓促应战队伍中的一员。此前，项英已发给他一支枪，以备万一。枪响之时，黄源一扫文人气息，俨然一名战士。
战斗异常激烈，在收缩包围与冲破缺口之间拉锯鏖战。混乱中，敌工部长林植夫匆匆找到黄源，要黄源代表政治部立即去三团传达命令，组织有关人员去做瓦解军工作，以牵制他们的进攻力量。黄源从三团返回时，已经找不到政治部的人了。后来打听到由于石井坑制高点被军占领，政治部已移至对面山顶。黄源拼命爬上山顶复命，见到组织部长李志芳、秘书长黄诚、宣传部长朱镜我、敌工部长林植夫、统战部部长夏征农等，正在商讨如何应对眼前局面。黄源已经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但大家仍然坚定地相信叶挺军长会将他们带出重围。周边枪声疏密不定，凸显形势诡谲。
黄源突然看到不远处山洼中走出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其中有叶挺与项英的身影。黄源眼看着他们远去，身边也有人追随而去。黄源一脸茫然，没有命令，他不知何去何从？此时天色渐渐暗黑下来，眼前到处是闪耀的曳光弹，鬼魅般的流弹随时会飞来，耳边则听到密集的枪声、凌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黄源被冲散了。他看见东南局以及一些地下党的同志都在换装突围。此时，军部已经发出分散突围的命令，但没有人向黄源传达。混乱中，黄源身边只剩下项英给他安排的警卫员和一名马夫。他们三个人，两支枪，目标反而小了。在突围过程中，他们竟意外地抓获了部队的一名士兵，并以他作向导，一步一步远离了包围圈。在一家酱园店里换上老百姓给的衣服后，他们蛰伏在一个村子里度过了春节。节后，黄源花钱托人买到一张良民证，独自从丹阳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惊心动魄的皖南突围于此结束。这可算是个奇迹，相对于长眠皖南的新四军数千名将士来说，黄源是幸运的。
黄源长时间的与外界隔绝，竟然衍生出一段让他啼笑皆非的事。
此时的叶挺已被囚禁牢房。他依旧惦念着黄源。在这样惨烈的战斗中，他想一文弱书生必定难逃此劫。由于消息不明引发的讹传，叶挺便在秘密带给的纸条里写道：“被围时已不见黄源，大概是阵亡了。”后来，叶挺于囚牢中写就的《囚语》中，还专门提到了“鲁迅学生黄源”，还沉痛地写道：“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 黄君工作努力，成绩也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黄源阵亡”的消息传到重庆，曾与黄源一起到云岭新四军慰问的石西民，在1941年4月1日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悼黄源》特稿，开头便云：“一个不幸噩耗终于得到证实，鲁迅先生的高足、《译文》杂志主编者黄源先生在皖南突围时牺牲了。”以后，黄源知道此节，不免动容。一为皖南幸存，二为众人牵挂。
黄源历尽艰难抵达上海后，找到了鲁迅夫人许广平，并经许广平安排，见到了新四军在上海的联络员、原军部印刷所支部书记陈昌吉。他是皖南事变前离开云岭的。听了黄源的突围经历，陈昌吉动情地说：“事变后，不知你的下落，都以为牺牲了，军部很挂念你，我马上把消息转达苏北。”
在等待往苏北的期间，黄源致信正在福建协助黎烈文办出版社的妻子许粤华，告知突围情况并希望能与她在苏北会合。许粤华与黄源是海盐同乡，她在海盐城隍庙女子高等小学教书时与黄源恋爱，1929年他们结婚。上海战乱时，黄源安排妻子去福建，在好友黎烈文主持的改进出版社工作。这一别竟有两年多时间。黄源忙于新四军文化事宜，无暇他顾，亦疏于联系妻子。未料到因此致变，许粤华与黎烈文日久生情。故黄源接到妻子许粤华的竟是一封分别信：“我们离别已数年，各自找到生活的所在，今后彼此分离各走各的路，永别了吧。”长期的战乱分离，黄源没有责怪对方。他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与冷静，在复信中说道：“我们曾有过十年春天的幸福，但幸福被战乱打碎，被迫分离。现在我只能尊重你的自由。我邀你同去的地方，并不是现存的福地，需要艰苦的创业，你不去也就罢了。我惟一可告慰的是鲁迅逝世后，国难又当头，我终于找到了那条正确的道路，我将继续地走下去。永别了。”
黄源以“我将继续地走下去”来抚慰伤痕和坚定目标，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意志和境界。所幸后来在苏北，黄源遇见了1938年入伍、入党，在云岭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的女战士巴一熔。由志同道合而生情相爱。两人后来执手度过了风雨六十载的人生路。
担任华中鲁艺教导主任的风波
1941年5月初，黄源从上海乘船来到盐城，在新四军新军部所在地泰山庙见到了代军长。敌后重逢，感慨颇多。而的开场白竟然是：“我们以为你尽忠报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这个大活人。”两人都不免大笑起来。为庆祝黄源的“死而复生”，送给他一盒早已准备好的外国上等雪茄。这在当时可是奢侈品，黄源眼睛为之一亮，连连称谢并笑纳。稍作寒暄后，领着黄源见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以及军部和华中局其他领导人，包括宣传部长彭康以及文委书记钱俊瑞等。
黄源安顿下来后，便顺着泰山庙往东，开始欣赏盐城老街。百米之行便来到盐城著名的“登瀛桥”。过桥便达市区，小桥流水般的苏北平原水网风情扑面而来。盐城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因盐而名的城市。古称“盐渎”，指运盐的小河。南北走向的串场河、范公堤等地域盐文化遗存让黄源充满浓厚的兴趣。当时的盐城又被称为“敌后文化城”，有着强烈的地域文化氛围。苏北文化协会、鲁迅艺术学院、江淮日报社以及部队、地方文工团等文化组织，集中了大量抗战文化精英，从而使新文化运动在盐阜大地蔚然成风。那天，黄源敞开胸怀，一任春风拂面，心情怡然，便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盐城，我来了！”
黄源开始被安排在华中局宣传部工作，主管新闻出版，并负责筹备华中新闻社。其间，他与彭康、钱俊瑞一起到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参加过一次文艺大众化的座谈会。他深切地感受到华中鲁艺已经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艺术院校，而且是刘少奇亲自兼任院长。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即被调到鲁艺任职。
当时的鲁艺教导主任是作家丘东平，他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新四军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故一直要辞去鲁艺教导主任，以事专心创作。黄源来盐后，刘少奇批准了丘东平的辞职，经与商量，决定黄源接任鲁艺教导主任。刘少奇为此亲自找黄源谈话，告知这一任命。他说：“我已要军长代我管鲁艺，工作上的问题，你找，行政上的事情，你找我的秘书刘彬转告我。”
黄源表示服从。但他没想到这一任命的背后却有着一场复杂的人事纠葛。原来现任文学系主任早就想当教导主任，他私下搞宗派活动，反对黄源接任。黄源对此情况可谓一无所知。那天，专门到鲁艺开会，既宣布对黄源的任命，也严厉地批评一些人的宗派活动。说：“委派黄源为教导主任，华中局是凭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决定的。鲁迅在30年代选定黄源他编辑《译文》月刊，茅盾也选定黄源实际负责编《文学》月刊；他参加新四军后是皖南军部的文委委员、《抗敌》杂志的编委、《新四军一日》的主编。政治上他参加过鲁迅先生领导的反文化围剿运动，最近又接受了皖南事变的考验，这都是客观事实。华中局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要支持黄源同志工作，绝不允许再搞私下的宗派活动和自由主义，否则将要严厉处分。”旗帜鲜明的表态，给了黄源很大的支持。
以后又单独找黄源谈话说：“你要有魄力地干。第一个任务是带全体师生下乡，少奇同志指定盐城五区为你们下乡地点，这是党的农民运动的试点区，你们的任务是组织全区农会，限期一个月完成。”此后，鲁艺师生开始执行军部指示，到农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战。他们在五区一个月，完成了建立农会任务，奉命转移建阳县湖垛镇附近。
时间已到6月底，日军开始对盐阜根据地大扫荡。这时，军部也转移至湖垛附近。为了开展反扫荡斗争，军部随即召开会议，决定将鲁艺分成两个队，院部和文学系、绘画系由黄源与何士德、莫朴率领，随军部行动。戏剧系、音乐系组成另一个队，由孟波、丘东平、许晴率领，仍到五区参加反扫荡斗争。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群众基础。会议后，黄源立刻返回鲁艺住地率队启程。以后他曾如此回忆：“在奔赴军部指定地点会合时，敌军已侵入这地区，在行军路上，边走边探听情况，果断地处理行动，经受了考验，最后总算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对我来说，没想到上半年经受了皖南事变的锻炼，下半年在苏北反扫荡中起了作用。”
而鲁艺另外一个队则没有这样幸运。他们在北秦庄与日军遭遇。丘东平、许晴等30多名师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黄源得知这一噩耗后，悲伤大恸。他与丘东平既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界同仁，又是皖南军部时的战友。彼此可谓非常熟悉。作为鲁艺教导主任的前后任，他们在盐城尚未畅叙，即阴阳相隔。黄源不免伤感，唏嘘不已。
黄源是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消息的。他立刻带领一个通讯员前往军部报告。他向刘少奇和汇报了二队遭遇战的情况，并说“伤亡和被俘人数还来不及统计，东平、许晴已牺牲是确切的。奔回来的师生一致反映，东平牺牲得很英勇。他本人已冲过桥头，在桥头指挥部队突围而被敌弹击中的。”简明地说：“我们已知道情况，将电告当地组织妥善处理善后事宜。你马上回去，收容撤回来的师生，待命出发。我马上派一个班到湖垛接你们。”见黄源身边只有一个通讯员，便对一旁警卫队长说：“派两名带驳壳枪的警卫员跟黄源同志去，战后归队。”黄源当即领命而去。若干年后，有人在写丘东平的传记文学时，称他是自杀身亡。这是作为东平战友的黄源怎么也不能接受的。他随即写了《关于东平之死》，以正视听。
这次反扫荡结束后，囿于战争环境的残酷，鲁艺分院停办。黄源之后担任华中局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942年华中局办《新华日报》，又推荐黄源与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陈修良一起负责。著名文化人阿英在阜宁文化村筹办《新知识》杂志，黄源亦列编委。这年底，军部转移淮南黄花塘。根据需要，黄源携新婚妻子巴一熔，与政治部的其他干部一起前往浙东根据地工作，从此离开盐阜区。
当时浙东是新开辟地区，缺少干部。黄源在浙东担任了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行署文教处长，以后又担任浙东鲁迅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黄源随部队回到苏北淮阴，任华中文协主要负责人。
内画鼻烟壶，是中国特有的皇家艺术。它是运用特制的微小钩形画笔，透过细小的壶口在烟壶内反向作画而成，具有内画、反画、微画等多重艺术特点，被世界誉为“中国一绝、鬼斧神工的艺术”。在清代，内画鼻烟壶为皇室所独享，被皇帝视为“第二生命”，同时还是皇宫贵族地位与身份的象征。当前，它又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重点保护。
王习三、王又三两大内画领袖联手
王习三，新中国第一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当代内画第一人。其作品被多次选为国礼赠送给美国总统里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等众多外国元首。王又三，中国内画艺术大师，中国鼻烟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其作品屡获金奖，并被选为国礼赠送给普京、布什等7国领导人。此次，王习三、王又三强强联手，耗时数年，联袂研制出内画鼻烟壶珍品“中华十大吉庆名画”。
海峡两岸两大故宫国宝合璧并获新生
作品以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和的10幅国宝名画为题材，包括《白鹰图》《岁朝欢庆图》《宝相观音图》《八骏图》《平安富贵图》《松梅双鹤图》《锦春图》《荷花图》《鱼藻图》和《蜂猴图》，分别寓意鹏程万里、阖家团圆、佛光普照、马到成功、平安富贵、松鹤延年、前程似锦等。每个烟壶长、宽、高规格为6.2×3×10.2cm，壶盖为和田青玉，制作上运用皇家内画技艺，并融入王习三所创“油彩内画技法”与“撕毛技法”，前后历经切割、掏膛、构图、着色等上百道纯手工工序，堪称当代内画经典杰作，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
国礼规格成就盛世收藏价值典范
当前鼻烟壶已成收藏投资新贵。2011年，一只清乾隆鼻烟壶拍出了2530万元天价。而当代内画领袖王习三和王又三的鼻烟壶作品单只拍卖价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内画鼻烟壶“中华十大吉庆名画”由王习三、王又三严格按照国礼鼻烟壶的规格研制，在制作上融合了内画、玉雕、烧瓷等众多高端民族技艺，并完美再现了海峡两岸两大故宫十幅国宝名画的神韵，具有内画国粹和故宫名画等多重收藏价值。内画鼻烟壶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问世后获特发整版邮票纪念并入藏博物馆。
关键词：民族文化血脉；传统村落；更新；表达；棠越
1引言
城市更新（urbanrenewal）一词最早来源于二战后的西方，最先是西方利用战后重建的机会，重新审视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战略，对城镇空间进行局部的、有计划的、循序渐进的保护和改造。后期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进入到西方的城市中生活，使得西方城镇需要有更高的包容水平。基于此背景，城市更新这一概念也扩大到城市文化保护和解决城区内不同种族之间社会文化冲突的领域[1]。由此看，城市更新不仅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状态写照，也自身存在着强烈的文化传承责任。换言之，城市内的文化传承需要通过城市更新来进行有效的落实。民族文化血脉在城市空间的体现是通过各个现象表达出来的。在具有历史文化深厚底蕴的传统村落更是如此。传统村落的形成本身就受到了自身文化观念的影响。所以，保护好传统村落就是保护其民族文化血脉的根基，传统村落只有在更新过程中，才能表达出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性[2]。
2传统村落中的民族文化血脉延续
传统村落的更新过程，同时也是其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过程，二者相辅相成。民族文化血脉是否得到延续，是判断传统村落更新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2.1传统村落更新的基本特点
传统村落指的是经过长时间历史岁月发展，逐渐形成并保存下来的古村落。中国的传统村落具有浓厚的农耕色彩，具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包含文学、艺术、建筑等。这些历史遗产是村落自身的宝贵记忆，也是村落对外展示身份的标签。近些年来，传统村落的保护依然面临着挑战，从保护的操作层面来看，具有紧迫性，繁琐性和长周期性的特点[3]。针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困境，国内学者尝试用更新的角度来引导和判断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更新的“更新”一词，其实质是指城市的发展不能造成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同时须增加土地和现有城市设施资源的利用率。其反对城市的大拆大建，倡导利用物质层面的再利用和精神层面的文化保护来引导城市建设。该理念在传统村落的更新中，又有了具体的含义，其包含以下特点：首先，传统村落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传承自身的文化，不能迫使文化的流失，同时须要自身文化进行再创新。其次，传统村落的发展须使得各方的合理利益得到适当保护，原住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不能过大激化社会矛盾。最后，传统村落的整体结构和空间对后期的时代要求有相对的适应能力，设施结构和空间规划不被淘汰，从而避免村落的衰败。
2.2延续民族文化血脉的实质
传统村落的更新，须对村落形成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追根溯源，才能准确把控传统村落内在的“生长规律”，做到可持续的发展。其中，文化环境对于传统村落的形成至关重要，只有找准传统村落的文化本源，以及村落空间与当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就能认识和把握传统村落更新的方向。换句话说，传统村落中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传统村落更新的重要表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实质上就是延续民族文化血脉。“文化血脉”一词指的既是传统村落当初形成的文化环境的本源，也是传统村落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精神支柱。民族文化血脉的核心是当地的传统文化，在时代的变迁中，其自身需要被“有选择的吸收、发展和创新”，从而适应传统村落的更新。
3棠越古村的民族文化血脉延续
民族文化血脉的形成和延续，一定与当地地域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笔者以棠越古村为例，借以说明棠越古村自身民族文化血脉的形成原因和延续方式。
3.1棠越古村与鲍氏宗族
棠越村，古时又称“唐越”，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郑村镇，村落的历史须追溯到棠越鲍氏宗族的形成过程。根据《重编歙邑棠挺鲍氏三族宗谱》显示，鲍氏宗族大约形成与宋元之际，起初，由于宋代小农农业经济的影响，棠越鲍氏基本以农耕为主。到了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同时鲍氏宗族人丁兴盛，宗族中的部分人口开始“由农转商”、“弃儒服贾”。清朝乾隆期间，棠越鲍氏宗族盐商达到兴盛，促使棠越鲍氏宗族成为徽州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大宗族[4]。鲍氏宗族的势力扩大和声望提高，也直接推动了棠越村的繁荣。盐商鲍淑芳是众多徽商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其不仅在商界颇有影响，同时具有政治头脑，与朝中政治人物均有往来。鲍淑芳对于财富的管理，明显体现了徽商对于家乡建设和宗族繁荣的关心和重视：即商业利润一般不多用于资本的扩张，而是用于家乡的“土木新建”，尤其是宗族祠堂和书院等的修复和扩建。可以说，鲍氏宗族的兴盛对于棠越村的发展影响巨大，一方面，鲍氏宗族中的商贾对棠越的建设毫不吝啬，经济上促使棠越村不断修缮，村庄的建设直至民国时期都未曾间断。另一方面，鲍氏宗族所贯彻的宗族家法对棠越村的地域文化具有明显的影响，棠越村的空间规划和建筑构件的建造讲究章法，遵循朱程理学，极为重视“忠、孝、礼、义”价值观的权威性[4]。
3.2棠越村宗族文化的延续本质与体现
宗族文化是同宗族人经过长时间磨合沉淀所约定的民俗文化，棠越村的宗族文化是村落的内在价值，也是棠越民族文化的具体形式。所以，宗族文化的传承的实质就是棠越村民族文化血脉延续的实质。虽然经历时代变迁，传承的体现方式略有不同，但传承背后的文化精神却是统一的。笔者以棠越村的祠堂和牌坊群为例，来说明棠越村宗族文化的延续本质与体现。3.2.1祠堂棠越鲍氏对于宗族家法的权威一直以来都坚持维护，并通过建设祠堂来象征家法的权威。棠越鲍氏宗族的祠堂分为宣忠堂、翰林祠、敦本堂、清懿堂和世孝祠。这些祠堂不仅供奉祖先，同时也承担多种社会功能，包括祭祀、执法、集会等，这些活动均有严格的规则秩序。大多民居均围绕祠堂兴建，体现了祠堂在棠越村的中心地位。这种祠堂与周边民居的空间关系反应了宗族文化殊的社会关系，即宗族文化中抱有强烈的地方宗氏政权的色彩。同时，由于棠越村的宗族是由父系血缘连接，孝文化是宗族文化的核心。棠越鲍志道在乾隆年间捐建世孝祠，刻有赞颂鲍氏孝子的诗文，借以警示后人[4]。这种孝文化一直留存在棠越村宗族文化的血脉之中，一直至今。因此，如今祠堂在棠越村中的社会地位依然重要。棠越村历经上百年的发展，虽然祠堂具有维系棠越宗族纽带的象征意义，但是直到现在，祠堂的实际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棠越村的宗族文化形成于封建时期，当时的宗族若要兴旺强盛，需要建立完整的社会管理体系。因此，宗族须要对族内人员设定家法祠规，反之，家法祠规也成为宗族自我管理的重要依据。祠堂在此过程中，是管理者对族内人员进行奖惩和教化的唯一场所，对族外人员具有排斥性，对族内人员具有神圣性[4]。封建社会瓦解后，原先的宗族发展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从事农耕的村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棠越村人口的流动范围和频率相应扩大和增加。同时，由于旅游业的开发，棠越村的业态多元化趋势明显。祠堂作为棠越村内重要的场所，其本身的文化旅游价值也上升，促使其成为棠越古村旅游的重要旅游资源。由此，祠堂的对外族人员的排斥性降低，并提高了对公众的开放程度。作为家法祠规的重要执行场所，祠堂由原先的执法场所，逐步转变为宗族文化的象征性场所，其先前倡导的宗法失去合法性，但其引导的“孝顺”“诚信”“朴实”等价值观深入棠越鲍氏后人心中。同时，在对族内人员的价值观引导过程中，祠堂所崇尚的精神文化也对族外人群产生教育和警示意义。可以说，棠越祠堂的宗族文化本质依然存在，但体现方式发生了改变。宗族文化的神秘性消失，其中的普世价值被弘扬和歌颂，又由于祠堂代表了这种棠越宗族的普世价值，促使了其文化价值的上升，进而使得祠堂维护和更新得到了更多的资本投入和舆论关注。3.2.2牌坊群棠越牌坊群是鲍氏宗族文化的重要体现。棠越牌坊群共有七个，俗称牌楼。牌坊群陆续建于明清时期，风格统一，宛如一气呵成。同时牌坊的结构均中轴对称，极具威严。棠越牌坊群是棠越人“忠、孝、礼、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棠越牌坊群的建立，在当地社会风气的树立中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因为牌坊群的建立须具有明显的法理性，即歌颂赞扬的对象具有被公认的品行和操守，巩固了宗族制度的合法性；同时，牌坊群的捐建过程也极其复杂，须通过族长上报到州县，再上报到知府，最后由中央政府批准[5]。所以，一个牌坊的建立也代表着朝廷中央对宗族的社会认同，容易推动棠越人对家乡的认同和热爱。棠越七大牌坊分别纪念不同的人物和品行，体现了徽州礼教的价值观思想，其背后的故事对现今世人具有教化意义。鲍灿孝行坊记载的“鲍灿事母”，子替母吮吸浓疮，孝心感动后人；鲍象贤尚书坊歌颂鲍象贤平定战乱，屡立战功，爱国精神深入人心；鲍文渊继吴氏孝坊向世人诉说着吴氏“立节守志”的故事，使世人“借古鉴今”，除了为吴氏的“贞洁精神”感慨以外，也对女性的社会地位进行深刻的反省[4]。可见，牌坊相比于祠堂和民居，其的实用功能相对较弱，但其的象征性作用较为明显。棠越牌坊群不仅象征着棠越宗族背后的价值观的权威，也象征着伦理纲常的秩序；通过朝廷对牌坊群身份的“御赐”来神圣化和合法化棠越村的宗族制度，通过徽商对牌坊群实体的“捐建”使得这种象征性被更好的物化。至今，牌坊群在棠越村中保留完好，屹立在村落之中，成为棠越村的“地标形象”，让世人通过牌坊群对棠越村熟知。综上所述，牌坊群与棠越村的宗族文化、空间格局关系十分密切。牌坊群的保留，使得棠越“牌坊群文化”所代表的宗族文化产生了延续。从时间的发展来看，延续的本质一直都是棠越人崇尚的优秀品质：“忠、孝、礼、义”的核心价值认同。而延续的体现则从对个人的“歌颂”，“表彰”转变为对棠越整体文化的纪念和对后人的警示教育。
4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在传统村落更新中的表达模式
棠越的宗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在棠越的地域性表达。由于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与传统村落的更新的目的相同，促使二者的过程相互融入，密不可分。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是为了保留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品质，维护积极而崇高的价值观，使得民族内部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而传统村落作为村民文化活动的发生场所，是村落“民族文化血脉”的空间载体。在当今的传统村落保护和更新过程中，除了要满足建筑和设施的物理机能以外，还须承担传承其背后的民族文化延续的使命。因此，棠越延续文化血脉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棠越村的更新来进行表达。具体分为两种表达模式：棠越村落空间的保护和棠越文化价值观的传承。
4.1棠越村落空间的保护
棠越村落空间是蕴含棠越历史文化的宝库，也是凝结棠越村人智慧的结晶。棠越民居在古时只是私人的住宅，仅仅满足家庭的生活需求。而今，棠越民居因其宝贵的文化艺术价值而再次得到世人的关注。如毕德修宅，其保留大量的明时民间建筑技术工艺，包括三跳插栱挑檐工艺和鹰嘴榫工艺，为后人研究明朝建筑技术留下珍贵资料。静修堂保留了大量的徽州砖雕，美工精美，是徽州棠越人祖传的艺术遗产。棠越的祠堂和牌坊群因其珍贵的文化价值被世人所铭记，同时也是世人了解棠越文化的窗口。不仅如此，文化价值所催生的文化旅游也带动了棠越村的业态繁荣，民宿、餐厅、文化商店层出不穷。而棠越村将商业收入又投入到祠堂和牌坊群的维护中，使得宗族文化得以继续延续，这也对保护棠越宗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棠越村落的空间布局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棠越村空间布局体现了徽州人对朱程理学的推崇，村落四周环绕水系，不仅解决生活生产用水问题，同时对村落内的微气候具有调节作用，牌坊在村口依次树立，井然有秩，祠堂与一般民居尊卑有序，体现棠越人对祖先的尊敬和对“忠、孝、礼、义”价值的推崇。棠越村落空间环境的保护，不仅是维护其内部建筑、街道、设施等的考古文化价值，也是延续了棠越村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价值。
4.2棠越文化价值观的传承
棠越鲍氏是一支非常重视“忠孝”的宗族，围绕着这一价值观有着严格的奖惩制度。同时，鲍氏也注重对子孙的价值观教育，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尊敬长上，关爱族人，重视祭祖，孝顺父母，守卫祠堂，保护环境”系统的价值观体系[4]。此外，鲍氏注重自身的血缘关系，不准外戚作为家族的继承人；要求族人奋发图强，不能贪享安逸，违反家族条例者以家法严处。执法场所设在祠堂，掌管祠堂的为祠总，由族内一定资历和能力的人担任。棠越鲍氏在近代受到了重创，首先是由于战争，宗族人口锐减，根据谱谍记载，棠越鲍氏由乾隆年间的1000余人减少到民国时期的70人左右。其次，完整且相对封闭的社会管理体系在近代逐渐瓦解。这主要是由于太平战争的爆发，使得族田大多成为荒地，而同时徽商衰落，战争又使宗族不少人留难他乡，这导致了棠越宗族的持续衰败。宗族统治者难以自保，多项宗族家法无法执行到位，如宗族对孤寡残独等族内百姓的谷粮分配制度几近荒废。建国后，立法代替宗族家法，成为约束族人的基本法规[4]。与此同时，宗族文化对族人的约束逐渐表现为道德约束和价值观倡导。棠越村在旅游经济的影响下，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前来居住或旅行。在此过程中，棠越村成为了徽商精神的展示窗口，使世人对棠越，乃至徽州的历史文化，以及徽商故事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具有良好的教育警示作用。同时也这促使棠越的文化价值观具有普世传承的意义，使得世人学习和继承棠越鲍氏对人对己的准则和观念。
5结语
民族文化血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同时它也通过具象的空间秩序和建筑构件来进行传达。而文化血脉中的核心就是民族的价值观念，是民族耐以生存的基本行为准则。棠越村的宗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中所提倡“忠、孝、仁、义、礼”的观念相互契合，这是棠越文化能延续至今的基础。棠越村的发展悠久而曲折，经历多个大时代的变迁，村落也经历了各种考验。村落的持续繁荣是棠越文化延续的重要保证。在城市更新的语境下，棠越村的繁荣具有可持续性。例如，在棠越村的发展过程中，须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好本族和外来人口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的动态调整、平衡和优化同时也是棠越村进行城市更新的本质。作为棠越文化的见证者、参与者和保护者，从棠越村的更新作为切入点，有利于认清棠越民族文化血脉延续的真实表达，以及推动当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血脉的延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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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辛灵美.贞节牌坊考论[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关键词：解读汉语姓氏文化蕴涵
汉语姓氏，是与其他语言姓氏（如英语姓名等）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它是中华民族称名道姓的独特方式，是中华炎黄子孙源远流长的重要符号。汉语姓氏的书面符号是汉字，汉字具有形、音、义紧密结合的独特风格，通过汉语姓氏的字形、字音和字义，可以解读到它所积淀的中华民族之血脉、国脉与文脉。
一、解读汉语姓氏字形中积淀的中华民族之血脉
所谓血脉，其引申义指血统，即有血缘亲属关系或比喻极亲近的关系。我们从姓氏的字形，可以解读到它所积淀的中华民族之血脉。
（一）姓
1、“明图腾”的文化蕴涵姓，甲骨文写做，画的是一个女人双膝跪地，欲抱双臂高举的小孩。许慎《说文解字》说：“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意思是，小孩因母亲所生而得姓。班固《白虎通德伦》卷九等文献记载，远古时期，原始先民以为“圣人无父”，或感天而生、或神物所赐，于是把崇拜之物当作部落的图腾敬奉。姓最早是部落图腾标志，表明同姓的人有相同的血脉、血统和血族，它发挥着“明图腾”的作用。2、“别婚姻”的文化蕴涵在“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部落内部实行杂乱群婚制，原始人群发现它的蒙昧，不避血缘近亲繁殖的遗传恶果。于是，制定了“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的规则，此时的姓具有“别婚姻”的作用。这是人类开启蒙昧，走向文明的开端。它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文明曙光的民族。
（二）氏
1、“辨贵贱”的文化蕴涵氏，甲骨文写做，像物体欲倾倒而将其支撑住的形象。《通志·略·氏族》记载：氏族公社进入父氏社会，男子成为原始部落酋长，族长或有权势者享有一夫多妻的特权。于是出现了同一姓所衍生的分支，这就是氏。当时贵族才有氏，平民无氏，氏起着“辨贵贱”的作用。2、“标郡望”的文化蕴涵由于氏的名称大多来自君主所赐爵位、所任官职、所封领地、所在郡望等，所以氏具有“标郡望”的作用。顾炎武说：“氏，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它一针见血指出了姓与氏的区别，中国人根据姓可寻到族根溯到血源。
（三）古代名、字、号的区别名，是幼年时父亲所起，供长辈呼唤的符号；字，是成年后供社会上的人呼唤的符号，以受人尊重。取字要注意与名在意义上有相同、相辅、相反、相对等联系。号，即别号或绰号。取号，不像姓氏名字那样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它可以自由抒趣和标榜志向，所以，封建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
据最新统计表明，中国使用过的姓氏高达22000个，其中不少姓氏都有起源和有上千年的历史。汉语姓氏绵延不绝的传承，使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得以传承和保留，使得华夏子孙通过姓氏可以寻到宗祖的血脉之源。
二、解读汉语姓名字义中积淀的中华民族的国脉
中华民族的国脉，就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华夏文化。汉语姓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我们从姓氏的字义中可解读到它所积淀的中华民族之国脉。
（一）同姓保存着相同遗传密码
历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主任袁义达说，姓氏是人类重要的文化传承符号，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姓氏传承得像中国这样完整而有内涵。有专家在姓氏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国许多遗传疾病只在同姓氏人群中传播，这是中国5000多年姓氏随男的传统形成的结果。由于姓氏的血缘性特点，男性将Y染色体连同姓氏一起遗传给了男性后代，使同姓氏人群保存着相同的遗传密码，它为人类遗传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二）姓名学蕴涵民族文化心理。中国民间有“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的说法，它真实反映了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独特的姓名文化心理，它发挥着民族凝聚力和粘合力，使众多的海外华侨根据姓名字义，在家谱中找到了血族，在族谱中寻到了自己的祖根，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他们在捐资修家谱或族谱的过程中，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解读汉语姓名字音中积淀的中华民族的文脉
所谓文脉，即指一种文化的脉络。中国姓氏的读音，自古就有严格的规范传统。中华民族把正确呼读姓氏看做理应遵守的礼节，中国姓氏读音的规范是《百家姓》。 通过诵读《百家姓》可以培养见人识名的本领。汉语姓氏读音流传的文脉有如下特点：
1、 纯粹做姓氏，既不做词语，也不做语素，且读音唯一：如：彭péng、逄páng、蒋jiǎng、等；2、既做姓氏，又做词语或语素，且读音唯一：如：李lí、郑zhèng等；3、既做姓氏，又做词语或语素，且读音不是唯一：如：仇Qiú；冼Xiǎn、朴Piáo、万俟MòQí、任Rén、等。4、字同音不同而宗祖有别：如，乐，读yuè的，分布于华北一带,读lè的，分布于南方；召读zhào为云南傣族姓氏，读shào为汉族姓氏。不了解汉语姓氏文化，容易错读姓氏。
总之，汉语姓氏文化具有起源最早、历史最长、传承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等特点，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通过中国语言文字网、华夏民族文化网、中国取名网、华夏田氏网等可以了解中华姓氏文化的常识，为传承中华文化传统贡献一己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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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外活动；传统文化
语文课程可以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更加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提高学生的修养、素质。语文教师应该更加细致地教授传统文化。
一、强化写字训练，认真写好汉字
汉字是中华传承的关键，汉字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汉字的认识，让学生们了解到汉字形态优雅、意义深远；鼓励学生多学习名家书法作品、多临摹、多看，提高眼界，掌握学习技巧，长此以往才能形成自己的字体风格。
二、加强对联教学
对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意境相合，对仗工整，是民俗风情的重要体现方式。重视对联教学，更可以让学生了解我国各地的风俗民情，开阔学生视野。对联教学可以按照以下几点去做：（1）收集与对联有关的经典故事，让学生对对联产生兴趣。（2）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交流经典对联，品评同学的对联。（3）进行对联有奖竞技，教师学生一起参加，可以让教师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水平，促进学生学习热情。（4）平时多加训练，把对联应用到平时的生活当中，为亲朋好友写上几幅对联，节日为自家门庭添几分与众不同的风韵。
三、做好谚语传承
谚语是我国流行最广的传统文化固定语句，往往简单的一句话却蕴藏着深刻的道理，且更加生动形象。现在的谚语却只有在农村才广泛流传，很多学生甚至连谚语是什么都不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哀，所以加强谚语的教育刻不容缓。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收集谚语，平时教学中也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谚语来教育学生一些深刻的道理，引导学生模仿、学习，进而发掘更多的谚语。学习过程中要让学生感觉谚语的贴近生活，像气象谚语中的“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马上就来到”可以让学生自己观察雨前燕子是否低飞，增加学生在生活中寻找谚语的兴趣，让谚语真正走进学生心里，让学生乐于运用谚语，如此才能更好地传承谚语。
中华五千年的精髓带领学生在文化嘈杂的环境里开辟出一条长久的血脉传承道路，不遗弃民族文化，是语文教师最重要的职责。
参考文献：
陆志平.语文课程标准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认清红色基因蕴含的厚重价值，切实增强接力传承的政治自觉
红色基因，是我党我军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孕育、积淀、形成的先进本质、思想路线、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凝结着先辈们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卓越的智慧品格，是确保党和军队事业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特有政治优势和传家宝。每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都应主动到红色基因中寻根溯源，学思践悟、悟懂通透，不断增强接力传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红色基因是砥砺初心、继续前进的政治营养。中国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好的营养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曾激励无数革命先烈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喀喇昆仑精神也曾鼓舞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现在，这些红色基因又成为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初心之源，时刻提醒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始终把理想信念作为照亮前路的灯、把准航向的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红色基因是承接历史、昭示未来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是我党我军红色基因的理论源头。沿着这个思想脉络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也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红色基因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是我们站在新起点、再铸新辉煌的重要引领和支撑。
红色基因是凝聚意志、强国兴军的动力源泉。“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红色基因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就在于它集中表达了中华优秀儿女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追求卓越的情怀，有着“垂式范而励来兹”的强大功能。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红色基因都是驱动理想帆樯的风、凝聚精神磁场的源，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行。
红色基因是提纯党性、肃清流毒的思想武器。彻底肃清郭徐流毒影响，说到底就是要回归本真和本色，恢复优良传统和作风，把被颠倒的观念扭转过来，把被污染的空气纯正过来，让党内正能量充沛，让歪风邪气无所遁形，让党内关系全面回归正常化、纯洁化。对表红色基因，才能找回价值原点、校正立场坐标，才能从灵魂深处“除杂草”“育新苗”，真正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聚焦红色基因贯穿的实践指向，牢固立起接力传承的时代标准
红色基因最深厚的来源是实践，最鲜明的指向也是实践。当前，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就是要适应强军目标要求，把握新形势下铸魂育人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立起“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时代标准。
感悟信仰归宿，强固政治灵魂。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传承红色基因，首要任务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成为官兵的精神之钙、压舱之石、立命之本。这两年，新疆军区部队广泛开展“学主席讲话、讲强军故事、做四有军人”群众性理论学习实践活动，着力用系列重要讲话这部传承红色基因的教科书培植官兵的精神家园，起到了夯基固本的作用，是用红色基因筑牢信仰基石的一个成功经验。
汲取精武之源，锤炼打赢本领。能打仗、打胜仗是军队存在的根本价值。传承红色基因，最重要的就是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天然属性，使部队练就过硬的打赢本领。近年来，新疆军区坚持把实战化训练作为激活红色基因的基本途径，每年都整建制组织部队赴高原高寒地区开展实战化演练，真正把能打胜仗的本事逼出来、压出来、抓出来。
解读制胜密码，砥砺战斗血性。战斗精神是我军战胜强敌的重要法宝。传承红色基因，关键是要磨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利刃，养成练兵不懈怠、备战不松劲、打仗不怕死的昂扬士气。在新疆，遂行戍边守防、稳疆治乱使命任务，时刻面临苦与累、血与火、生与死的现实考验，却也成了锤炼官兵血气的绝佳平台。可以说，越是使命艰巨、任务繁重，官兵就越能从中找到对话红色基因的现实基点，也就越能激发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豪情。
凝聚价值认同，纯洁思想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是红色基因的内核，也是革命军人基本的思想品德。传承红色基因，永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是重中之重。军区部队驻守新疆这片热土，始终把纪律严明、作风严实、诚信爱民作为一种政治要求来践行，得到了全疆各族群众的衷心爱戴。这也启示我们，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迫切需要发挥红色基因的正面引领作用，把革命军人的德行操守牢固立起来，为提振人民军队的形象增添内力、修炼内功。
把握红色基因赓续的内在规律，紧紧扭住接力传承的着力重点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新形势下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课题，是一项灵魂工程、奠基工程、战略工程，必须透过现象在最本质的环节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着眼“深学”强化红色记忆。这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基本动作，必须常抓不懈。在内容上，要抓住党史军史这个红色家谱，读史增智、学史励志、悟史思责、以史铸魂，使官兵真正掌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在方法上，要注重c核心价值观培育、主题教育活动、经常性思想教育、党团组织生活等结合起来，多管齐下、多维培育，增进学习理解，增强教育实效；在形式上，要建好网络这个新载体、用好馆室这个大平台、调动基层这个活力源，切实让红色基因在常态滴灌中印入官兵脑海、融入官兵血脉。
着眼“真信”培养红色情感。这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突破方向，也是解决青年官兵对红色基因传承出现动摇的根本之道。做好这方面工作，就要理论武装追溯红色传统，既讲清我军红色传统有哪些，又讲清每个传统的来龙去脉，让官兵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增强情感依归。政治教育突出红色传统，始终把我党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官兵在全面系统的学习中了解传统、熟悉传统，自觉继承传统。文化建设承载红色传统，把红色因子植入军队文化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让官兵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走进传统、接纳传统、融入传统。
由国家曲艺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发起主办，苏州市评弹团承办的“首届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2007年7月4日至6日在江苏省苏州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40多个曲艺表演团体、曲艺教学机构、曲艺研究机构及部分省市曲艺家协会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论坛。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于平、副司长蔺永钧，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姜昆，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刁惠香，以及江苏省和苏州市等有关方面的领导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祝贺。陕西省曲艺家协会等单位给论坛发来了贺信。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苏州市评弹团团长孙惕分别主持了论坛。参与论坛的代表根据“拓展曲艺研究学术视野，探讨曲艺创演经营实践，交流曲艺演出经验教训，强化曲艺行业协作意识”的宗旨要求，围绕“曲艺的传承与我们的责任”这个主题，交流了他们在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对曲艺表演艺术团体功能定位的新理解与新认识。论坛结束时，通过了《首届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苏州）宣言》，酝酿成立了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为主席单位，与会各曲艺表演团体、曲艺教学和研究机构为理事单位，参与论坛的各地曲艺家协会代表为观察员的协作组织“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理事会”，为论坛的持续举办确立了必要的机制，搭建起相应的平台。这里刊发有关领导讲话和部分发言摘要，其间传达的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编 者
2006年7月4日至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发起，全国30余个曲艺表演团体、曲艺教学机构、曲艺研究单位和部分地方曲协参与，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了旨在“拓展曲艺研究学术视野，探讨曲艺创演经营实践，交流曲艺演出经验教训，强化曲艺行业协作意识”，主题为“曲艺的传承与我们的责任”的“首届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
论坛的创办和首届会议的举行，是在世界范围因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刺激而奋起保护包括曲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语境下，基于强化各地各类曲艺表演艺术团体在传承曲艺艺术、保护曲艺文化、推动曲艺创演、繁荣曲艺市场和促进曲艺研究方面职能与责任的考虑，组织发起的。目的是通过论坛的形式，给曲艺文化的保护和曲艺事业的繁荣，提供一个持续强劲的思考交流平台和宣传舆论讲台。让各地的曲艺表演艺术团体不分规格与级别，平等参与，切磋研讨，通过工作交流和理论探讨，建立横向联合，加强行业协作，共谋发展繁荣。
首届论坛在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取得圆满成功，形成诸多共识。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曲艺表演艺术团体是传承曲艺艺术的专业大本营和繁荣曲艺创演的重要工作母机。在当今保护和弘扬包括曲艺在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潮流中，更是扮演着延续曲艺血脉、孵化曲艺人才、创演曲艺节目和传播曲艺文化的重要角色。要继续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这种核心地位，强化自身的专业身份和历史责任，充分发挥艺术重镇和业务中坚的功能作用，承担组织领导工作的曲艺团团长们，更是肩负着至为崇高而又艰巨的使命！同时保证：将通过自身的有效组织和努力工作，为曲艺文化的保护和曲艺艺术的繁荣，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会议认为，在当今曲艺文化的传承出现巨大困难和严峻挑战的情势下，加强研讨交流，凝聚理论共识，对于指导曲艺保护和繁荣曲艺创演至关重要。通过论坛交流，互相切磋启发，可以减少工作盲点，提升工作效能，是当前做好曲艺工作的有效手段。
与会代表密切联系曲艺事业在当前和今后的发展实际，紧紧围绕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本身职能和行业责任，踊跃而又充分地交流了各自团体的生存状况与发展前景，热烈而又务实地讨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曲艺表演艺术团体传承保护曲艺艺术的艰巨任务与崇高使命。大家认为，新世纪新时期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职能和作用，不再是仅仅通过创作和表演曲艺节目为社会和观众提供相应的精神食粮，在推动曲艺事业不断繁荣的过程中丰富和繁荣文化市场；而是同时担负着深刻传承曲艺艺术、不断孵化曲艺人才和广泛传播曲艺文化的多重任务。近些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对于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生存与发展给予了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持，但由于全社会对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功能认识和职责定位，还局限在过去传统的窠臼之中，没有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语境下重新确立其作为传承曲艺血脉和保护曲艺文化核心机构的全新地位。所以，才出现了现实中是完全被推向市场还是相应扶持保护的不同对待与两极思考，出现了是属事业发展中间还是产业发展对象的迷茫与尴尬。这些问题如果不从政策层面到实践环节都能够予以明确和厘清，则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当展势必无法真正承担起传承曲艺血脉的核心重任。大家一致强调，曲艺要在当代持续健康繁荣，首先要本质地继承其艺术的传统，然后才能发展和创新，同时也才具有持续繁荣文化市场的资源与资本。尤其在当今时代，不立足于全面深刻地保护和传承其艺术血脉，仅仅靠着单纯地创作和表演曲艺节目，会使自身的文化生态更加恶化，会使艺术的创演之路失去依托乃至迷失方向。与会者呼吁，有关方面要全面研究和及时明确曲艺表演艺术团体在新形势下的这种新职能和新定位，尽快颁布和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为曲艺表演艺术团体在新时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提供保障。
会议注意到，一些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由于一味趋向产业化定位和市场化经营，在创作演出曲艺节目较难养活自己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排演了一些不属于曲艺艺术形态的戏剧和歌舞节目。这对增加演出团体的经济收入、展示曲艺家一专多能的艺术风采并无不可，但对曲艺艺术的传承和曲艺文化的传播却很不利。许多采用曲艺手段创作演出的戏剧和歌舞节目，因为是“化我为他”而非“化他为我”，致使艺术活动的“手段”和“目的”在经济效益上实现了统一，却给艺术的认知带来了混乱，给曲艺团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稳住曲艺的创演阵脚，迫使曲艺团为了“养家糊口”纷纷改行经营，传承和保护曲艺的这些核心阵地就会逐渐“失守”。观众如想再去欣赏优秀地道的曲艺节目，就会成为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这种为短期的经济效益考虑而放弃自身经营本分并牺牲自身艺术传统的做法，对于当下的生存或许有益，但对曲艺的艺术传承和文化保护，却是十分不利的，有必要提起大家的注意。
首届论坛期间，还酝酿成立了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为主席单位，与会各曲艺表演艺术团体、曲艺教学和研究机构为理事单位，关注和参加论坛的各地曲艺家协会为观察员单位的协作组织――“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理事会”，为日后持续不断开展论坛交流，确立了必要的机制，搭建起相应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