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方案范文

时间:2023-03-17 09:19:23

新医改方案

新医改方案范文第1篇

酝酿了两年之久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即俗称的“新医改方案”,终于在10月14日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大众征求意见。

对这份长达1.3万余字的文件,社会各界褒贬不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方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认为,它态度不明确、重点不突出,前后矛盾。不少网民则表示,新医改方案写得有些“不明不白”,难以看懂,难以提出意见。

不同观点的碰撞,表明各界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下一步进程,尚未能达成一致。

如何增加政府投入

在中国既往的医疗卫生体系中,“看病难”“看病贵”的病根之一,被归结为政府投入不足。

据卫生部近年有关数据,在卫生总费用当中,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远远高于中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居民个人负担沉重。在卫生总费用的分配中,亦存在重医疗而轻预防、重城市而轻农村、重大型医院而轻社区卫生的倾向。

因此,新医改方案提出,要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

对于卫生费用的流向,方案提出,新增政府卫生投入重点用于支持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公共卫生服务主要通过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均等化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合理分担费用。特需医疗服务由个人直接付费或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支付。

有舆论对新医改方案未提出政府投入的硬性约束表示失望。但也有表示理解的声音,称中国“地大事多”,与其提出无法完成的指标,不如随机应变。

在新医改方案的形成过程中,曾有过政府“补供方”还是“补需方”之争,即政府投入的主要流向是“直接补助医疗卫生机构”,还是“补助社会医疗保险等医疗服务的买方”。此争论体现了“政府主导分配资源”和“市场化分配资源”两种不同思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激烈碰撞,其背后则反映了卫生部门与医保部门争夺财政资源的诉求。

对此,新医改方案最后定调为“兼顾供给方和需求方”,既要完善政府对公共卫生、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机制,落实公立医院政府补助政策,还应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此,刘国恩表示怀疑,“很多方面其实是不可能并存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则认为,中国巨量人口流动,外加行政效能不高,所以,医疗补贴制度一定以简单为上,以直接补贴需方为优。

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实现“补供方”与“补需方”的优势互补,还需要新医改方案在征求意见之后给出更明确的答案。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深为业内所关心。在新医改方案中,也提出了要“积极促进非公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鼓励社会资金依法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参与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院在内的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

不过,一些专家担忧,整个新医改方案将重点放在公立医疗卫生系统上,并提出政府对于医药市场的颇多干预措施,这将可能导致医疗机构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从而使“鼓励多元办医”失去意义。

公立医院改革两条路径

如果说解决筹资问题只是中国医改的第一步,那么治理机制――如何让投入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用――是重要的第二步。

新医改方案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分为四个部分,即“四梁”――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物供应保障。其中,公立医疗服务机构管办不分、产权不清,投入缺乏保障,监管缺位,激励机制扭曲,内部管理制度落后,已成为医疗体制改革中的“短板”,严重制约着另外“三梁”的改革效果,被认为是新一轮医改的重点所在。

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启动公立医院改革,是最难的部分,但又是必须做的事情。“如果公立医院的机制和体制,不能让这支队伍履行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产品的使命,长此以往将难以为继。”

恰恰对此关键性问题,新医改方案出现了“管办分离”和“加强行政干预”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

所谓“管办分离”,方案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责权,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有责任、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机制”。

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告诉《财经》记者:“在医改方案中,最受医务人员欢迎的,就是‘管办分离’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也认为,这是方案中的“亮点”。在法人化“管办分离”的制度环境下,医院可以独立决策,自我管理,参与公平竞争;如果配之以按人头、按病种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医院自然会在降低医疗费用与提高服务效率之间寻得平衡。

但是,方案还提出,对有条件的医院,开展“核定收支、以收抵支、超收上缴、差额补助、奖惩分明”等多种管理办法的试点;同时,对社区医疗机构改革,要严格核定人员编制;实行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补助的财务管理办法;探索实行收支两条线;全部使用基本药物;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在很多专家看来,这又意味着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行政干预。

支持“行政干预”的一方认为,要实现“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就应该“以维护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性质为核心”,因此政府必然要对医院严格考核、直接补贴、控制药物使用。

支持“管办分离”的一方对此强烈反对。刘国恩认为,医疗服务是否具有公益性,和它的生产者――医院的产权没有必然联系。公立医院可以提供公益,非公立医疗机构同样可以:只要通过公共财政筹资,加大对社会医疗保险补贴,通过医保为患者买单,帮助患者获得服务,同样可实现公益性。

他认为,建立全民医保,再通过公开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购买服务,在提高公益性方面应该更加有效和合理。因为通过“坚持以公立医院为主”的思路,必然导致通过体制内的计划预算手段配置资源,不仅会抑制体制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也会因为缺乏合理、公平的竞争机会和平台,不利于调动非公社会资源的积极性。

政府监管能否到位

政府如何履行好监管者的职能,关系着改革的成败。对此,新医改方案有意强化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责。

一个重要的规定是实施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即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均由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准入、统一监管。省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同时,方案还规定,要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多方参与的监管体制。其中,政府部分包括健全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行为和质量监管;加强对生活饮用水、职业卫生、食品安全等社会公共卫生的监管;加强对医疗保险经办、基金管理和使用等环节的监管;严格药品生产、流通、价格、广告和使用的监管;加强政府对药品价格的监管,有效抑制虚高定价。

方案也同时提出,鼓励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个人对政府部门、医药机构和相关体系的运行绩效进行独立评价和监督,加强行业自律。

部分网民表示,上述规定有利于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然而,针对政府的职能是否“越位”,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朝晖质疑,政府很难制定出合理而详细的区域卫生规划。“即使一个最高明的投资人,带着最有名的医生开医院,审批人完全能以‘区域内医疗机构数量超标’为借口拒绝发放许可证。”董朝晖担心,“区域卫生规划将成为社会力量办医的一道‘玻璃门’。”

对于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统一定价,规定使用比例的基本药物制度,亦有人表示反对,认为这会导致基本药品生产和配送的行政垄断,将严重损害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竞争。没有竞争约束的行政垄断所必然产生的低效率和腐败,最终只会导致药价的进一步抬高和基本药物的进一步短缺。

此外,新医改方案提出,非营利性机构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分级定价、定期调整;对新药和专利药品逐步实行上市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在药品外包装上标示价格;严格控制药品流通环节差价率。

有专家表示,这固然体现了政府要实现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的决心,但也同时显示着政府要强化对于医药价格的干预,其中存在着扭曲医药服务价格信息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医药服务供需的进一步失衡。

事实上,改革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形成机制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减轻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是为让医生凭借自己的医术获得合理的薪酬,从而斩断其与“大处方”“大检查”之间的利益联系,实现“医药分开”。然而,要达到这一效果,是否应由政府出面制定各个环节的价格,却仍有待商榷。

周其仁就曾指出,医疗服务的品质难以考核。因此,不如在公平开放医疗市场、允许医师自由流动行医的基础上,把形成医疗服务价格的任务交给市场去完成。如此一来,政府更可以集中力量,发挥好监督者的职能。

在新医改方案中,公平开放医疗市场的探索尚嫌不足,关于医生人力资源改革也是点到即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表示,看了新医改方案,感觉不到什么激动的心情,因为“不认为自己的处境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实际上,医改作为关系着每一个国民基本权利的大事,目前社会上对于方案的争论远不止于上述几点。

针对很多人“看不懂”新医改方案的反映,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卫生处的任伟表示,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方案中既有概括性的内容,又有专业性的内容,普通百姓确实不容易看懂。

他表示,随着医改方案的相关配套文件出台,这一问题会逐渐得到解决。

获得民意的认同,也是医改顺利推进的必要因素。有识者表示,政府机构不仅应在医改方案修改过程中倾听不同的声音,更应在医改方案本身加入更多的“民众监督”因素。若不能真正善待民意,政府关于卫生的承诺,必然难以兑现。■

新医改方案范文第2篇

新医改公开哪些利好?

政府主导:维护百姓健康政府责无旁贷

[医改意见] 《征求意见稿》指出,要坚持政府主导,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加强政府在制度、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促进公平公正。同时明确要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

[新闻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曾一度对卫生医疗机构实行放权、让利、搞活,实行鼓励创收和自我发展的政策,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缓解“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等突出矛盾。但随之出现的是,政府投入不足,医疗机构趋利明显,医药费用迅速上涨,老百姓负担加重。

[专家解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强化政府责任是《征求意见稿》中一个明确的方向。政府很好地肩负起规划的责任,医疗资源的布局就会更合理;政府投入责任不断强化,群众的医疗负担就会逐步降低。

倾向基层: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和社区是重点

[医改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将建立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积极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大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征求意见稿》同时提出,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新闻背景] 大医院门庭若市,社区医院则门可罗雀。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导致“看病难”突出。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没有真正改变,不少群众长途跋涉,异地就医,增加了就医困难,也加大了经济负担。

[专家解读]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林洪生:大力发展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和城市社区医疗服务体系,不仅是平衡卫生资源的分布,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缓解老百姓“看病难”之苦。如果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院、三级医院都能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一些多发病常见病在基层就能解决,老百姓就不用进大医院了。

但她同时表示,农村和基层卫生机构不仅要以方便、廉价吸引老百姓,保证服务质量、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更为关键。

全民覆盖: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覆盖城乡居民

[医改意见] 《征求意见稿》指出,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共同组成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人口和城乡困难人群。

[新闻背景] 我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绝大多数居民靠自费看病,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2003年,中国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为2622元,而平均一次住院要花去2236元。

2003年开始,国家组织在全国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已覆盖全国农村地区90%以上的人口。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也基本建立。

[专家解读]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征求意见稿》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并且也已经着手在做了。“这点确实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因为医疗费用高,往往是一个人生病全家都被拖垮,如果有比较好的医疗保障体系,‘看病贵’就能有所缓解。这项制度是在看病就医方面给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说,新农合制度、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这三者为实现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奠定了基础。实现“全覆盖”关键还要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更加有效地发挥功能。

均等化:城乡居民均享受公共卫生服务

[医改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公共卫生服务主要通过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均等化提供。健全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向城乡居民提供疾病防控、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新闻背景] 一段时间来,我国卫生工作中的“重医轻防”“重城轻乡”等弊端明显,我国基层公共卫生机构功能弱化,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只有1/3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有1/3甚至瘫痪。2003年的“非典”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严重缺陷。

[专家解读] 葛延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这意味着我国居民将不受年龄、地域、职业等限制,均能享受到同等的公共卫生服务。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是实现“重治疗”向“重预防”转变的前提,坚持预防为主,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提高卫生投入绩效的最重要手段。

公益性:为公立医院改革标定航向

[医改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从有利于强化公立医院公益性和政府有效监管出发,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多种实现形式。同时明确,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优化服务流程,规范用药检查和医疗行为,深化运行机制改革。

[新闻背景]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机构的主体,但面临着经费不足、自谋生路的压力。据了解,目前政府每年投入约占公立医院经费的15%,其余部分都得靠挣钱自筹。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出现一些“趋利”行为,“公益性”弱化。一些公立医院中,药品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半壁江山。大处方、大检查等现象屡见不鲜。而且医院的趋利动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专家解读] 葛延风: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原则是《征求意见稿》一个明确的方向。“如果医院只想着赚钱、盈利,群众‘看病贵’问题就难以解决。” 他同时指出,由于公立医院的改革比较复杂,《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一个稳妥的做法,那就是近期先开展试点,然后通过实践、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找到符合国情的方案。

林洪生:作为一名医务人员,我支持公立医院坚持“公益性”。如果公立医院不用费心去自筹经费,医务人员就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治疗病人、提高业务,也就会更多考虑患者的利益,医患关系也将得到缓解。

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减轻群众药费负担

[医改意见] 《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水平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确保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用药。

[新闻背景] 成本只有几十元钱的药品,经过定价、销售等环节后,到患者手里可以高达几百元。近年来,药价虚高成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

[专家解读] 林洪生:生产环节的混乱无序和使用环节的不规范是导致药价虚高的重要原因。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这将规范药品的生产,保障基本药物的供应,同时还将减少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有利于挤掉药价中的水分。

同时,还要逐步改革以药补医的机制,切断医生、医院与药品销售商之间的利益链条,以降低老百姓的药费负担。

(10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为该报记者)

[编者按]:新医改方案开始征求意见,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其改革步伐清晰可闻,但妥协和争论也隐匿其间,所谓的“保守派”和“市场派”的利益杂处。如何在各个利益主体之上,求得最大公约数,还公众最大福利,是医改决策者之艺术;但各方利益清晰表达并博弈共进,更是此中之要义。

医改第一辩:药改之惑

对如何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新医改方案中勾勒基本的方向――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按照一定原则,确定出我国基本药物品种和数量。

回归“统购统销”?

“如果按目前方案,将使我国30年来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改革,全面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朱恒鹏对“基本药物供应体系”,即政府组织的“定点生产、统一价格、统一配送”制度,归结为“药物统购统销”模式。

他分析,如果用“统购统销”模式可能会导致很多体制弊病。如行政部门掌握了确定定点生产和配送企业的权力、确定配送价格和配送费用的权力等等,无疑为其增加了大量的寻租和腐败空间。

其次,“统购统销”的做法必然会导致药品生产和配送的行政垄断局面。更重要的是,朱恒鹏担心这种模式可能导致“全方位垄断”的局面。“这意味着行政部门将垄断全国基本药物,而这部分药物可能占全部药品消费的70%以上”。

对此,政策部门有关人士表达了不同看法。

“基本药物本质是关于药物的分配政策。”医改政策制定部门的有关人士称,基本药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应该保证,不管是什么身份,都能获得。

对于“定点生产”,该人士并不同意朱恒鹏的判断,他称基本药物供应体系思路“相当于资格预审制度”,即现在有4600多家药厂,良莠不齐,这种预审相对于给了一个资格门槛。

同时资格预审过程中有竞争,一两年后还会重新审查,也不是终身制的。“当然审查标准要合理,过程要公开、公平、公正。”

“定点生产也有利于监管。”该人士称,政府集中力量监管几十家药企,从监管方面也易于操作。对于专家们呼吁的市场竞争机制,如招标采购不应由政府直接举办,而应该委托第三方中介组织,上述政策制定部门人士辩解称:“直接采购还是委托中介采购?取决于能力和效率,委托中介并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

操作问题

除去理论之争,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在操作上面临着诸多难题。

一些价格合理、治病必需的药品逐渐消失在医生开给患者的药方中,通俗而言是“买不到廉价药”。这种现象用卫生经济学家的学术总结是“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较低”。为了解决这一局面,医改方案的思路是,构建基本药物整体的生产供应体系,包括生产、采购、配送、定价和使用。

一位医改相关部门的官员表示: “尽管现在方案有了基本思路,但具体如何操作还不清晰。”

首先,哪些是基本药物?如何遴选基本药物?就是难题之一。“什么叫临床必需,怎样确定?”一位医保部门的有关人士对“如何操作这个遴选原则”提出了疑问,如高血压药,不同人群可能适用不同的药品,到底哪种药品可以进入“基本药物”行列?

其次,是怎样定点?如何定价?为了保障基本药物“可获得性”,新医改方案给出了解决路径,即国家基本药物制定统一价格,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怎样选择定点生产企业?是全国统一定点,还是各省市自己选择定点?”朱恒鹏分析,中国地域范围这么大,肯定很难全国统一定点,但如果是各省自己选定点生产企业,不可避免的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即都选自己当地药品生产企业,何谈竞争?

相比选择定点生产企业,如何定出“基本药物”的价格,显得对定价部门而言是更大挑战。“药物经济学评价在我国发展不成熟,真正核算企业成本,给药品一个合理定价,还比较难。”定价部门的官员坦言,如何确定企业成本利润,企业的真实成本在哪里?包括定价是遵循市场最低价原则?还是分产品质量分级别定价?都是定价难题。

怎样保证医院使用基本药物?

无论基本药物采取何种生产供应体系,如果医院不使用基本药物,基本药物所有的政策目标如控制药费,促进合理用药的意图都会落空。因此,如何保证医院使用基本药物成为其关键环节。

这个重要性已经被政策制定者们关注到。在新医改方案中,对保证医院使用,给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并确定使用比例。

“这一比例大致想法是不少于40%。”一位参与医改政策制定的专家向记者透露,非社区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的思路是,强制规定其按一定比例使用,即该医院每年药物使用量中基本药物不得少于一定比例。

医改第二辩:市场药如何对接公立医

10月15日,原本是全国医药行业协会会长和秘书长的联系会,但恰逢在新医改方案公布后第二天召开,联席会自然成了对新医改方案的讨论会。“只看到加强了医院的垄断地位,没有对体制性问题给出根本性的解决思路”,“政府直接干预药品生产流通的做法,背离了市场经济规律”等意见频频传出。

在通读新医改方案后,医药界明晰看到“行政干预药品流通市场”的思路,并对此产生了担忧和质疑。

“以药养医”体制未除

在医药界草拟的“上书意见”的讨论稿中,对于造成药品流通问题的症结表述是:我国近80%的药品销售在医院,而医院实行“以药养医”政策,使得药品收入成为医院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产业链中处于强势垄断地位。医院追求药品销售的高加价和高回扣,带来了药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

“公立医院究竟怎样改革思路未明。”一位医药协会会长分析,解决药品流通体制目前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医疗服务体系改革,但这点在新方案中模糊不清。如“怎样政事分开?怎样管办分开?”

“在这两处事关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关键点上,没有明确给出政策操作方案。”北京医药集团代表称,既然新医改方案是用来指导全国医改,就应该明确具体操作性思路。

即“政事分开”“管办分开”要求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身份,从办医院到监管医院。同时,新方案应该明确出“公立医院谁来办”的问题。

“要单独设立一个机构去履行出资人身份。”上述北京医药集团代表称,如果出资人不明确,方案中提到的“改制和参股,医院法人治理结构”这些目标怎样落实?

基本药物体系违背市场规律

相比公立医院改革思路,新方案用“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来重构药品流通体系,引来医药界更多“强烈”的反应。认为,在解决缺少基本药物的问题上,方案没有“抓到”根本环节。

“我国药品生产不存在生产不了,不是没有生产基本药物的能力。”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委副会长于明德称,我国药品制剂生产能力严重供过于求。“而是定价和医疗服务体系问题。”于明德分析,解决了这个关键性环节,根本不需要政府来指定谁来生产和供应。

除去基本药物供应体系,方案中的对于基本药物的使用规定,也引起了医药界关注。“是否用基本药物应该根据病情需求,怎么能看比例使用?”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朱长浩对新医改方案中“社区医疗机构全部使用,其他医院按一定比例使用”的描述很困惑,“一种药怎么能按比例去使用?”

此外,基本药物在社区“零差率”“卖出”,也让医药界担心,社区变相成为一个零售药店。“医院垄断地位更强了。”东部地区一位医药协会会长表示,按医改方案思路,社区医院全部用基本药物,而且是零差价“卖出”,这意味着直接和4万家零售药店产生竞争。

“医药分开首先应该体现在社区医院,社区医院不应该卖药。”王长浩表示,“国外医院是不卖药的。”

医改第三辩:医院谁来办?公立医院怎么办?社会资本怎么进入?

构建怎样的医疗市场格局是一个国家卫生体系的核心,但新医改方案并未给出完整的思路。

“政事分开、管办分立”作为核心字眼出现在新医改方案中,与之相关配套的具体政策安排却没有呈现清晰逻辑链条。

卫生行政部门如何转变即办又管的角色?公立医院如何改革?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是事业单位还是法人机构?公立医院该承担什么医疗服务任务?数量该是多少?社会资本如何进入医疗市场,能占多大份额?会和公立医院享有相同的政策环境?

在医改专家看来,上述一系列问题不仅没有给出清晰答案,而且分散在各处的表述,前后出现矛盾。

如何定位公立医院?

构建怎样的医疗市场格局,首当其冲是明确公立医院的定位、功能。“为什么方案中把公共卫生的公益性里面加了‘医疗’两字?”10月16日,全国医药行业协会年会上,东部地区一位协会会长“纳闷”医改方案“原则”部分的提法。“如果加入这两字,意味着和公共卫生实施类同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

“征求意见稿对公立医院的定位上存在前后矛盾。”北大医改方案负责人李玲表示,方案既强调医院的公益性,但又明确医院的独立法人制度,这两者是矛盾的。独立法人制度是企业的规则,那么它一定要以盈利为中心,公益性就很难落实。

如何“管办分离”?

新医改方案对公立医院定位模糊外,对于公立医院怎么办?即医疗服务管理体制改革路径也比较模糊,并在前后表达上出现矛盾。

“管办分开”在于厘清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之间关系、权责。对此,卫生界和专家们还存在争议。而在地方实践中,也有不同的模式。

如“无锡模式”和“海淀模式”,都是在卫生局外单独成立一个医院管理部门。而“潍坊模式”是在卫生局内部成立专门管理医院的处室,并在其内部新设监督医院的处室,形成内部“管办分离”。这些都和上海的“申康模式”不同。该模式的特点是,成立了一个类似“医疗国资委”医院管理中心。

“各种模式都有利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张莉博士称,其承担的《我国公立医院法人治理及其路径研究》课题结论显示,“管办分开不分家”模式是出资人的权力相对集中到卫生行政部门,管办职责分开,机构不分家。好处是有利于保持管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内部管办制度和职责划分必须非常明确,否则可能换汤不换药。但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如医疗新增财政投入先进入专司“办医”的部门,再流向公立医疗机构,“管医”主体卫生行政部门被游离在外等。

“是在卫生部门内部管办分立,还是外部分立?”一位参与医改制定的专家向记者分析,这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医改协调小组内部还存在争议。而无论是哪种管办分离,由于虚弱了行政部门“直管”权力,也受到相关利益部门争议。如果“管办”不分,那么政府在医疗领域的定位,即呈现在新医改方案中的卫生行政部门角色定位无法“对接”。

“监管必须是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完全分开的。”10月16日,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余晖向记者分析,既然卫生部门在“办”医院,那么就没法履行医改方案中,赋予“卫生行政部门未来对全行业进行监管的职责”。

社会资本准入困惑

“社会资本如何进入医疗市场,没有看出具体政策安排。”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于宗河对记者表示,新医改方案对“社会资本参与医疗市场”的规定没有超过上一轮医改。

此外,也有专家注意到,关于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规定散见在方案各个段落中,前后出现了矛盾。“新方案中,从中央、省、市、县、镇、乡,政府都要举办公立医院。”医改专家、北大教授顾昕对记者分析,如果真要这么做,非公立医疗机构要进入这个行业无疑就有很大的障碍,这和前面的指导思想又是相违背的。

“投入机制部分,大量叙述了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实质上是支持了宿迁医改。”顾称,但这是否和“公立医院为主矛盾?”(王世玲)

(本组文章摘自10月15、16、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为该报记者)

网友热议

只有政府买单,我想公共卫生才能走向健康良性的发展道路。

――金德定

医改主要需要解决:1.医患关系的问题,如“回扣”和“红包”的问题、互相信任的问题等,要确立医生的权威地位,要发挥医生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医生内部的管理和监督。2.加强药品的价格管理,特别是确定药品的价格。

――王林

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方向重点是引入竞争机制,公立医疗与私立医疗是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群众可以去公立医疗也可以去私立医疗机构治病。公立医疗突出一个保障功能,主要以县为单位建立。精简公立医院,将一部分资源投向私立医院,促进私立医院的发展壮大。

――潘石头

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问题:每人向上交纳15元钱,这15元中有10元是可在医疗点购药时用的,这有点麻烦,不如变一变,每人就交5元,取消自购药的报销部分(10元钱),这样一来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朱建文

本轮医改,兴师动众弄了近10个分别提交方案的群体,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于是,这个改革方案研究本身就成了一次不可避免的利益分肥。卫生部主张加强供给,补助作为供给方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而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而劳社部则主张强调需求,补助作为患者方的居民个人,也在改革的利益分一杯羹。可是,这里面核心的人物――也就是国民,却没有利益博弈的有力渠道、场所、手段和机会。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一再重复旧调?改革进入深水区,要用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当中遇到的问题,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潘伟

此轮医改既然目标群体已经从城市居民向城乡居民转变,那么决策过程,就需要9亿农民,至少是其中的代表的参与和达成共识,才是符合基本的民主要求。否则,这一轮的医改,仍旧对最大的目标群体的诉求和意见视而不见。何况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利益博弈的政策法律,其公信力和公正性,更是难以保证,会不会沦为一些利益群体变相合法地剥削损害另一些弱势群体的护身符,也是难以保证的!

――王天然

新医改方案范文第3篇

“千呼万唤始出来”,备受关注的中国医改方案终于在2009年春节前夕亮相。

1月21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前者是改革的总体框架,后者是近期的实施方略。

1月21日的会议决定,从2009年到2011年,中国政府将重点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5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3年内使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2010年时,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

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

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县级医院(含中医院)、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从2009年开始,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增加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经费标准,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

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今年开始试点,2011年推展,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根据初步测算,为保障上述5项改革顺利推动,3年内中国各级政府预计要为此投入8500亿元。

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权威人士的话报道,新医改方案的实施细则将在全国“两会”后正式公布。

近20年来,中国的医药改革进程一直走得跌跌撞撞,引发了政府、学界、民间等多方面的争议,时至今日,中国“看病难、药价高”的问题依然未获得解决,这点在偏远地区尤为严重。此次的医改措施若能在未来数年取得良好成效,将成为胡温任内的一项重要政绩。

畸形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弊端可谓臭名昭著。近年来,民间流传着一首讥讽某些改革之举的顺口溜:“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这则民间顺口溜绝非胡编乱造。

2005年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在浙江台州打工的外来女工尤国英因看不起病,无奈之下被家人送往殡仪馆的人间惨剧。当时,尤国英因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抢救,3天内花去1万多元医药费,经济窘困的家人无法再筹集医疗费,无奈之下,便将尤国英送往殡仪馆。虽然后来由于殡仪馆主任的阻止和众多好心人的捐款,尤国英又被送回医院继续治疗,但这条“活人死葬”消息披露后,却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中国普通人看病看不起、吃药也吃不起的事例,比比皆是。就连卫生部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

2000年,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

2006年9月,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上海披露的一组数字更令国民倍感人间悲苦。殷大奎说,根据中科院的调查报告,在中国政府本就不足的医疗投入中,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这一系列数据都表明,中国目前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殷大奎说,一个国家的卫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政府在制定卫生政策时,必须考虑卫生公平问题,“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在世界银行看来,包括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网络的欠缺,是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2005年11月,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对大多数中国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已成为家庭负担中的最主要部分,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未来养老、医疗及教育成本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的储蓄,而只有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才能促进个人消费。”

医改方向一锤定音

“市场化非医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

的最近一次讲话,并冠以这个让人注目的标题。

而医改话题被真正引爆是在2005年6月20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引用《医院报》5月份的报道,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观点,传递给了大众。

这一观点,被迅速地解读为卫生部的表态,一时间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刘新明的观点是,“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中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此后,《中国青年报》在当年7月28日又刊出报道,“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再次引起关注。国务院的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20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路向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

在这两篇报道之后,公众开始纷纷猜测,国务院关于医改的政策、方向是否要作大的调整?新一轮的关于医改的论战,随即暗流涌动。

2006年8月,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14部委(后增加至16部委)成立医改协调小组,标志着中国式医疗改革方案制定工作正式进入起草阶段。

为集思广益、保证方案科学性和合理性,2007年年初,医改协调小组决定委托独立、平行的6家海内外研究机构参与制定医改方案。

此后,医改协调小组共选择了包括北大、复旦、北师大、人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麦肯锡咨询公司等8家海内外独立机构起草的医改方案。

据曾担任北师大版医改方案主笔的顾昕透露,2007年5月30日-31日,8套医改方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过堂”结果完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原先主张“政府主导”的6套方案在最后时刻“临阵倒戈”,在当时所有的8个方案中只剩下一个半“政府主导”方案;其中,北大的方案一分为二,一半主张政府主导,一半主张市场主导。

2007年6月,清华大学联合哈佛大学起草了第九套医改方案呈交到医改协调小组上报国务院,供决策层参考。

虽然9套医改方案大部分都主张“市场主导”,此后风云突变,“政府主导”的态势原来越明朗。2007年10月,中共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更明确要“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对医改方向一锤定音。

利益博弈使医改方案难产

虽然对医改的目标指定了方向,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各部委的分歧仍较大。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教授周子君介绍,新医改面临两大改革对象:一是要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二是要建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据了解,卫生部原打算提出的方案是:基层的医疗保障、服务体系都由政府来承担,以此为基础,构建三层医疗体系。第一个层次,保障基本医疗是医改新方案的核心,即政府出资或筹资、政府直接举办医疗机构,免费向全体国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药品和治疗;第二个层次,通过立法强制全体劳动者加入,以家庭为单位参保,保费由雇主和雇员分担,以解决大病风险问题;第三个层次,商业医疗保险,满足高层次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需求。

但该方案没有得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认同。因为按照这个方案,当前正在进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将面临重大调整。而且,由于目前社区和乡镇卫生院门诊是由卫生部主管,如果按照这个方案,将来国家用于提供社区和乡镇卫生院门诊免费医疗的约2000亿元的资金也将交由卫生部来操作。对于这种政府集免费医疗的出资方和操作方于一身的做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持保留意见。

据了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倾向于“德国模式”,即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分离,雇主和雇员向作为第三方的医疗保险机构缴费,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可以签约以提供服务,不能参保者才由政府提供医疗服务。

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也想综合各方意见提出自己的医改方案。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认为,医改涉及的部门较多,各部门都有自身的利益,很难在部门间协调,遇事非要更高层次的组织出面才可以进行协调。否则,各部门之间就会缺乏总体的统一改革方向、目标和操作步骤,使设计改革的思路从各部门角度出发。

2006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14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成立。这个协调小组,设在国家发改委,由时任发改委主任马凯和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十余部委。

2007年10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分别在南昌、天津召开了南北两大片区的“医改座谈会”。据悉,南北方各省区市的主管副省(市)长,发改委、卫生、财政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均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最终确定了医改方案将在融合9家独立机构草拟的医改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一套中国式的医疗改革新方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2008年10月14日,国家发改委《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09年1月12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召开的2009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强调,“让人民群众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得病后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病有所医是中国卫生体制改革的两大最终目标”。

1月21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张茅履新助推新医改

新医改方案出台后,“非典”期间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位置上临危受命空降到卫生部担任党组书记的高强也正式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由于医疗卫生的复杂性与重大性,高强在2月6日临近卸任之际,笑称自己在卫生部工作的6年,“脑细胞已经耗尽”。

接替高强的是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茅。他将与派出身的卫生部部长陈竺成为“新搭档”。在此时接过卫生部党组书记这副沉甸甸担子的张茅,站在医改的“门槛”,无疑将面临着更艰巨的考验。

履历显示,现年55岁的张茅长期在经贸系统工作。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的一位官员在评价张茅时说,尽管张茅没有医学专业背景,但最近几年一直负责相关领域的管理,“在掌控卫生领域全局上,已经积累丰厚经验”。

在公众视野中,张茅首次涉足医疗卫生领域是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2003年5月,“非典”进入全面防控阶段,张茅被任命为北京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医疗组组长,并向北京市人大汇报防治情况。

2006年6月,张茅从北京市副市长转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此时,恰逢新医改讨论、制定方案之时。十多个部委组建成了医疗体制改革协调领导小组,发改委和卫生部成为小组的“双组长”。张茅分管的社会发展司,正是参与医改起草、制定的职能司局。因此,张茅成为国家发改委参与医改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此结缘新医改。

一位发改委官员透露,在制定医改方案时,张茅多次指示发改委系统认真研究卫生规律,多重视地方实践。

“他对卫生改革全局很熟悉,有利于开展工作。”一位卫生系统人士分析,新医改将于2009年正式起步,卫生部门将解决更多棘手问题,卫生不单涉及一个部门,还涉及物价、财政等资源掌控部门,张茅的经历,有助于卫生部与国家发改委在医改进程中的合作。

“为什么医改方案这么久才确定下来,说到底还是多部门之间的利益纠葛难以平衡。”广东省委党校张洁教授指出,张茅熟悉发改委系统是个不可多得的优势,将可能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卫生部与国家发改委在医药价格改革、公立医院改革等领域有更多的合作。

新医改方案范文第4篇

亮点一:价格竞争机制

在《意见》里,提出了我国将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的决定。关于这一点,据了解。国外很多国家都建有基本药物制度;而在我国,以前只有医保药物目录,却没提出过基本药物制度。所以,这一决定具有划时代意义。

关于基本药物的问题。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指出:由国家定点生产、集中配送。统一制定零售价。但在《意见》中改成了“国家制定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招标情况确定本地区的统一采购价格”。对于这样的改变,业内相关人士分析。这样做遵循了市场规律和价格竞争机制,是很大的进步,避免了“定点生产必然带来行政垄断”的弊端。关于价格竞争机制的引入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非营利性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余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一是对仿制药品实行上市药品价格从低定价制度。

亮点二:多处体现了市场机制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牛正乾认为,在《意见》里,体现了多处“市场机制”。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他认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医保体系的管办分开。大家都在关注医疗机构的管办分开,却很少谈及医保的管办分开。而这次的新医改中,就体现出了“医保体系要管办分开”。从而使市场机制发挥强大的作用。

另外,在《意见》中还提及了“所有医疗卫生机构,不论所有制、投资主体、隶属关系和经营性质,均由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准入、统一监管”;并且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积极探索建立医保经办机构与药品供应商、药品机构的谈判机制,发挥医保对医疗机构和药品费用的制约作用等。以上举措说明在医疗服务领域充分引入了市场机制,让市场机制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亮点三:新医改的三个“第一”

牛正乾还认为,现在公布的新医改方案和“征求意见稿”相比,修改达130多处。而且其中有几处内容意义重大。他说,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于会长曾经总结了新医改方案的三个“第一”。即:第一次如此明确、清晰地在十七大党代会报告中表达了医改;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首创性地就方案本身向全民征求意见;第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全民医保”。

关于“全民医保”。业内相关人士分析,这是缓解“看病贵”顽疾的良药。根据《意见》,我国将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首次实现医保的全覆盖。国家还将把关闭、破产企业和困难企业职工、大学生、非公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或居民医保范围。建立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目的在于实现医药费用的合理分担,这是解决老百姓“看病贵”最核心的措施,医保覆盖全民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明年。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增幅为50%,并逐步提高政策范围内的住院报销比例和门诊费用报销范围和比例。另外,城镇职工或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分别逐步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新农合最高支付限额逐步提高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

亮点四:异地医保

《意见》第六条中提出,“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以城乡流动的农民工为重点积极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以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为重点改进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关于异地医保涉及退休老人异地养老问题和农民工流动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韩克庆指出:解决异地医保问题。更多的是依靠制度层面的衔接问题,同时也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将城乡居民、城镇和乡村统筹合一,就必须缩小城乡和地域之间的差距。

亮点五: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

关于这一“破冰”之举。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可谓是盼之太久!这意味着我国医师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助于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从而也将大大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同时还将大大缓解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供需矛盾。曾经有媒体报道,北京某家医院的一名主任医师,为了在工作之余弥补收入的不足。在异地两天内连做了20小时的手术。这种“异地行医”的行为在《医师职业法》中是不允许的。其实在新医改方案推出之前。上述案例中涉及的医师异地行医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在现实中却不胜枚举。而“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给了上述行为一个合法的定位,可以让医师光明正大地异地行医。

煤炭总医院院长王明晓表示,实施这样的“破冰”之举,可以将目前医生专门供职于一家医院的封闭式人才管理的现象彻底扭转。医生可以灵活多处执业,自己开诊所。这样不但增加了自己的经济收入,使自身价值得以充分体现,更方便了患者。其实。也相当于变相地落实了医师下乡,为基层患者提供高水平的服务。

亮点六: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

在《意见》中明确提出的“从改革方案设计、卫生制度建立到服务体系建设都要遵循公益性的原则,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改革基本原则,是新医改中的第六大亮点。“这就强化了政府的责任,同时也说明我国的公共财政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说。“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既要加大政府投入,还要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也就像《意见》中体现的那样,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完善医疗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和规范财务收支管理办法等。

要想让老百姓的权益真正得到维护,从新医改方案中真正得到实惠,贾康认为,应该从多个方面调动积极性,充分落实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认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是我国第一次明确从“基本制度”的高度保障人民健康,对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必然覆盖全民、公平享有,而且制度一旦确立,就是长期稳

定的。

另据有关人士分析说,坚持公益性,强调政府的责任和主导作用,为全民提供均等的基本医疗服务,是新医改的最重要突破。

亮点七: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

《意见》中指出,投资多元化,国家制订公立医院改制的指导性意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多种方式参与。包括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并且,2009年4月7日出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里提出,“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要积极稳妥地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民营医疗机构”,“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业内相关人士分析。“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和继续教育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对其在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一视同仁”,说明给予了民营医院国民待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亮点八:“以药补医”现象将退出历史舞台

“以药补医”是造成“看病难”和医患紧张的重要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新的医改方案里明确提出,“通过实行药品购销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等多种方式,逐步改革或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同时采取适当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增加政府投入、改革支付方式等措施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药事服务费主要用于补偿其向患者提供药品处方服务的合理成本,与销售药品的金额不直接挂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说,对于患者来说,虽然增加了几元钱的药事服务费支出,但却大大减轻了医院以往多开药、开高价药带来的负担。而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使其真正反映医疗服务成本。将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和劳务价值,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就是说,通过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解决“以药补医”机制,切断医院、医生与药品购销之间的利益关系。关于这一点,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认为:公立医院作为政府职能的载体,应当追求政府的社会公益性目标,但完善补偿机制是实现公益性的根本保证。要根本扭转“以药补医”的机制,就要落实医改方案中提出的增设药事服务费、适当调整部分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增加财政投入和改革社会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等多种措施。使医疗服务能够得到合理补偿。如果没有合理的补偿机制,只是让公立医院通过自身经营,用药品加成收入和检查收入对患者的诊疗费用进行补贴,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

亮点九:公立医院的法人化

公立医院的改革是举目关注的重点和难点。新医改方案在其“指导思想”这一部分重申了“四分开”原则,即“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认为。“管办分开”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推动公立医疗机构的“管办分开”,一方面能促进公立医疗机构改革: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硬起来。他说,要实现管办分开,推进公立医院的法人化势在必行,这很重要。

新医改方案第九条中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责权,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有责任、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机制。”顾昕认为。这就是医院与行政脱钩,也就是公立医疗机构与行政部门脱离行政隶属关系,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从此以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不再拥有行政级别,只有专科与综合、规模的大与小、名气的大与小等区分。

顾昕说,医院在与行政脱钩后。医院理事会(或医院管理委员会)是法人治理的核心,由医院的所有重要利益相关者代表(包括投资方、医护人员、消费者或社区代表等)组成,而政府作为公立医疗机构的投资方。是理事会中的一员。医院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院长,由理事会选聘并且向理事会负责。医院管理者的身份就从干部变成了职业经理人。那么他就会真正关心其管理的机构在竞争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自然就不会操心其行政级别了。这样一来,对广大的医护人员以及医疗机构的管理者来说,医院法人化也可以让他们高收入合法化。在法人化体制中,医护人员(尤其是医生诚为自由职业者:一旦受聘,他们便成为医院的全职或兼职员工:兼职者自然可以多点执业。

顾昕还强调说,对于“引入了社会资本后,是否还能保障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这种让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其实是没必要的。因为,任何一家医院如果故意想“宰”患者,医保机构就完全可以取消其定点资格。

他说,根据国际经验和国内近年的探索,管办分开有多种具体实现形式。主要有在卫生部门内或外设立专门监管公立医院的机构。从行政职能上分开;也有“社会办医,政府管医”,采取企业化管理模式等。

亮点十:首次确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目标

从今年开始,国家“逐步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力争让群众少生病。同时,国家将免费给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为3岁以下婴幼儿做生长发育检查,为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疾病、艾滋病等人群提供防治指导等服务。

业内相关人士分析。“均等化”意味着每个人,不论性别、年龄、种族、职业、收入水平等,都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前。中国面临着双重疾病负担。一是传统传染病,如肝炎、肺结核;二是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同时。慢性病威胁越来越大,慢性病治疗占卫生总资源80%,如不进行早期干预,慢性病的疾病负担将难以想象。

医改回眸

2003年

非典型性肺炎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学术界开始反思1997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2005年

从2005年开始,我国新医改可称得上是“漫漫征程”。

这一年成为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起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看病难、看病贵”从此成为社会焦点议题。

2006年9月

国务院成立由10余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由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卫生部部长任双组长,新一轮的医改正式启动。

2007年1月

由卫生部主导制定的医改新方案披露,强调政府主导。该方案引发激烈争议。随后,医改协调小组决定委托6家海内外研究机构独立制定方案。

2007年5月底

8个独立医改方案接受医改协调小组及国内外专家评议。

2007年9月

国家发改委宣布,最新医改方案已形成。并上报国务院。

2007年12月

卫生部部长陈竺透露:确立公共医疗公益性,逐步取消“以药补医”。

2008年2月

国务院决定,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扩大到全国50%以上城市。

2008年6月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扩容和“新农合”全覆盖,使得新医改的进程大大提速。

2008年10月14日

新医改征求意见稿出炉,共收到反馈意见3.5万余条。这份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医改总体目标: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2009年1月21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2009年4月6日

新医改方案范文第5篇

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体系成为新医改一大亮点

医改方案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建设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有四个组成部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体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认为,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体系是此次医改方案的一大亮点,“在方案中的第六项――‘加快医疗保障体系’,这不单是亮点的支柱,而且它最清楚,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能看懂。”

医保体系:责任明确分担合理

《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中还提到“走向全民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究竟如何覆盖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体系,国家新医改课题组组长顾昕谈到:“它建立在现有的已经存在的三个公立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再加上城乡救助制度。三个公立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农村合作医疗。这三个都是民众要缴费的,政府也给予一定的补助,其中城镇职工医保政府没有给予补助,是由用人单位支付一部分,但是国家给予一定的免税政策,也相当于政府补助。这三个医疗保险的筹资渠道是多元的:国家、单位、个人都掏钱,这里表述为‘责任明确、分担合理’,具体到每一个是不是非常合理,另当别论,总之大家都掏钱建立医疗保险体系。”

全民医保解决看病贵问题

顾昕表示,新医改的最大一个亮点在于走向全民医保就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看病贵就是一次支付的钱数额巨大,有些患者可能支付不了巨额的医疗费用,而有些疾病治疗起来费用是比较高的。有了医疗保险费用风险就可以分摊了。慢慢随着筹资水平、保障水平的提高,看病、吃药的费用大部分由医保机构来支付,就可以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了,这个道理很明显。所以走向全民医保是非常重要的,是改革的突破口,在这个突破口上方案写的非常清楚,这个‘亮点’的颜色非常明确,在我看来就是‘中国红’。”

医保基金的功能:筹资 购买

医保机构来支付大额度的医药费用。顾昕认为,医保的功能首先是筹资,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其次是解决医疗服务的购买问题。“医疗服务必须充当‘团购’的角色,如果个人去购买医疗服务,费用就会比较昂贵,很多患者会认为医院多开药、开贵药、检查太多,这些问题应如何解决?想办法‘团购’就可以解决。以个人和医院、医生交涉恐怕问题比较难以解决,那么就用“团购”的办法来解决。医保机构就是把钱汇集起来,扮演‘团购’的角色。用通俗的话讲,‘团购’能力提高了,就可以商讨降低医疗费用,降低费用的能力和方式就可以多元化了。换句话说医保的付费机制改革。这是重要的一环。拥有资金、如何付账,极大的影响了医疗机构的行为。我们总是抱怨医疗机构行为不合理,那要如何促使医疗机构合理的行为?最重要的是要合理、科学的付账。拥有资金并能想办法引导,这是一个很适合的应用方法。”

付费机制改革是医保的重要一环

顾昕认为,付费机制改革是医保重要的一环,“这个问题也写入了医改方案,第六项就是要进行全民医保。医保的资金筹集到以后还要想办法合理支配。这个放在医改方案的第十二项,说的是监管,其中起草报告人认为如何支配医保的资金是应当对医疗机构形成一个有效约束机制,这是强化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这个理解是否恰当我觉得可以商榷。但至少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监管。我认为这是一个买卖,购买的一方要想办法如何买到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使其买得十分符合参保人的利益。医保机构是参保人的‘代言人’或者说‘经纪人’,是要替参保人的利益说话的,是要想方设法将医保资金支配好。而这个办法就是改革付费机制。”

顾昕提到,“现行的付费机制是按项目付费,这个机制普遍评价不好。按项目付费就是数帐单,帐单拉长,就要派人审批,审批中不可避免的就产生了‘扯皮’现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改革付费机制。医改方案中提到:‘强化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完善支付机制,积极探索实行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总额付费等方式,建立激励与奖惩并立的有效机制。’我认为这是改革的大亮点。”

医疗机构体制如何完善?

对于医改总的指导思想顾昕解读道:“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分开”,这四个分开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换句话说这是党的政策。这个政策是非常英明的。管办分开就是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指导方针,这个指导方针确实写进了意见稿,“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第七项,建立高效规范的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这一段话意思就是说医疗机构体制现在存在效率低、较为不规范的问题,需要想办法解决。”

建立和完善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

方案中提到“建立和完善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顾昕认为,所谓法人治理结构,首先医院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它要独立的为他的决策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不是任何机构的下属或者上属。顾昕提出:“现在很多公立医院是各地卫生局的下属、直属机构,当然还有部属机构,像北京医院都是部属的,换而言之就是是政府机构的下属,由上面来任命,虽然也有法人代表,但是能否真正的独立呢?这很难讲,因为医院的很多决策都不是自己做出的。”

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医疗机构用药来源问题,顾昕认为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十分有必要。“现在公立医院用药是通过招标。不中标的东西不能乱用。而曾经的一次‘齐二药事件’,病人住院使用了招标通过的药品引起死亡事件,事件发生后家属医院、药厂、用药的配送商,却惟独没有卫生厅,而事实上在程序中,药品招标是由卫生厅招标办负责的。医院用药是被指定的,而卫生厅招标经过的多项程序,大批的专家表示药物没有质量问题、疗效较为显著,那怎么能只责怪医院呢?这个典型案例就说明了现有的制度不是独立的法人。那么我们具体应该如何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以理事会制度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就比较可行,理事会由公立医疗机构的利益相关者组成,这个和企业董事会的组成略有不同。假定是公立的医疗机构,建立、出资者就有权任命理事成员,但不是所有理事都由他任命,出资者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可以任命几个理事来代表自己,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就是我们的雇员,医师代表、护士代表等。当然可能还有社区代表、公众代表、药品经销商代表等等,就是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理事会。理事会聘请管理

层,换而言之就是院长和其他管理层都属于职业经理人,而不是干部。现在有些媒体报道很多院长抱怨自己四不像,既不是干部,也不是经理人,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其他的职位,角色界定十分模糊,这就体现了改革中不顺利、不规范问题。他们的准确角色定位十分必要。”

管办分离办法成为新期待

推进管办分离,能够促进我们医药卫生的监管体系的改革。新医改方案中提到,要求医院加强监管体系的完善,卫生行政部门要成为全行业的管理者或者监管者,成为监管者的前提条件是管办分离。“监管者不是任何人的上级,监管就是裁判员,包括制定规则。管办分离,一方面促进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医药卫生监管体系的改革,这是一箭双雕之举。”顾昕对此举表示十分赞赏。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医学院院长吴广华认为,只有管办分离公立医院才能焕发活力,“现在部分公立医院的院长不是在担任院长,而是在担任官职,他们总是想办法稳住自己的位置,甚至谋求将来在政府部门充当何等职务,这恰恰是医疗卫生体制管办不分、政事不分弊端的体现。”吴广华认为,院长和官职是两码事。官是政府官员,负责制定宏观政策;而院长应该是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分子,负责微观管理。医疗机构改革的重点包括三大方面,即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但是,目前医疗卫生行业还是在实行计划经济中的套路,从院长人选的任免,到医务人员工资标准的制定,再到医疗机构产权的归属,全都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这个“婆婆”说了算。

吴广华强调说,医疗机构不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彻底脱钩、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难以焕发活力,新医改方案提出的目标也将不可能实现。

医药分家难几分

医药分开应率先在社区医疗机构中试行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军认为,“医药分开”呼吁了很多年,但因无法解决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而迟迟不能付诸实施。目前,药品销售零差价陆续在全国社区医疗机构中推行,为试行医药分开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北京的3000多家社区卫生站、200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行了药品零差价,这对北京的医药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

徐军建议,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的社区卫生站中,不要再设置药房,要把这部分药房的功能转由社会零售药品企业来承担。如果坚持零差价的话,可以把差价补贴给社会零售药品企业。

同时,应继续加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最基层的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要先行实行医疗保险,满足这些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另外,允许社会零售药品企业和民营医疗机构公平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谁来给药品零售企业应有的肯定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说,他最关心的是新医改方案推行后,药品零售企业的命运如何。遗憾的是,新医改方案对药品零售企业只字未提。

目前,我国80%的药品销售份额被医疗机构所垄断,社会药品零售企业只占整个份额的20%。由于医药不分,以药养医成为药价虚高的根源。同时,医疗机构还垄断了公费医疗以及医保定点的资格,进一步制约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强化了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院在药品零售中的垄断地位。老百姓看病贵在所难免。

“我认为,衡量医改成功与否,关键要看广大人民群众对‘医’和‘药’这两种产品的价格及服务的满意度。”谢子龙说,医药市场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最后一个有着浓厚的计划色彩的堡垒,认真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四个分开”,是打破这个堡垒的必由之路。

谢子龙建议有关部门在修订新医改方案时充分重视全国34.1万家药品零售企业在平抑药价、为老百姓提供便利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药品零售企业应有的肯定,而不要再让药品零售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收支两条线和总额预付制的探讨

在基层的卫生医疗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政府主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核定任务的基础上探索收支两条线和总额预付制的两个办法。收支两条线相当于政府行政干预的手段,总额预付制是通过购买服务实现医院的盈利,这两种方式从本质上讲,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差异,或者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现在同时被列入医改可以探索的方向,这是为了平衡来自不同方面观点的结果。但是这样两个相互有矛盾的路径放在同一方案中,是否会对以后方案实施带来影响?

付费机制需引入竞争

顾昕认为,其实基层也好、非基层也好,公立医疗机构的运作道理都是相同的,也不存在基层另一种机制。如果我们对基层实行收支两条线,这是在许多医疗机构中建立一个行政化体系。实际上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让医院成为独立的法人,为他自己的决策来负责,这是一种市场机制,要让它竞争起来。所谓有竞争、有活力,每个医院都是独立法人,大家一视同仁、一起竞争,哪家医院医疗服务质量好,资源就多,哪家医院医疗服务质量不好,资源相对就少,所有医院倒是应一起为更多的人好好服务。

顾昕表示,如果推行收支两条线,这是行政激励措施,社区医院继续自己收费,但是收到后就要把钱交给行政部门,由行政部门再进行分配。这样的管理体制有些人称之为“财务管理体制”,会出现体制混淆。实际上它是不同的组织来配置资源,这是行政化的方式。如果作为一个机构,单独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科室是管收费的,而另外一个是管支配的。一个组织内部收支两条线管理,这是组织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因为组织内部的管理制度和不同组织之间的资源配置体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对于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经费的总额预付制,顾昕认为,这两种服务体系的预付方式并不相同。政府花费钱财来进行公共卫生服务,在此同时也要进行基本医疗服务,这两笔经费放在一起,再向某些机构来购买这两类服务,采取总额预付,这是一种购买方式,这和行政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不太一样。当然具体来说,总额预付这种购买方式是否合适,能否有比它更好的方式,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有竞争性的按人头付费’比总额预付制这个方法更好,如果总额预付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机构所在的地方,周围有多少人,就给一笔固定的额度,这个总额预付就没有竞争性,除非这部分人流动性较大,另外一种是在固定的环境下,预付的质量问题就没有竞争了,也就没有保障了。参保人可以选择医疗机构作为定点,谁吸引的人多就给的额度就高,这样就能促进竞争。这是两种不同的机制。这两个不同的机制现在都可以探索。”

收支两条线的实施存在技术问题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余晖表示,如果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只靠各个政府直接举办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远远不够,那么就要发挥现有的存量资源,包括其他的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党政机关办的医院等,都应该视为为社区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很明显现在这些医院的产权不属于卫生体系管理,那么未来建全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时候,作为一个卫生行政部门如何对这些机构进行收支两条线呢?这在操作上和技术上,也是没有办法执行。

除此以外,既然要管理这些医院,如果以所有者的身份来进行管理,那么肯定是没有办法履行意见里面赋予卫生行政部门未来对全行业进行监管的职责的。监管必须是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完全分开,否则没有办法保证监管的中立性。“这次《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实施方案中专门提到了医疗机构监管司,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管理,同时执法监管这些医疗机构,这涉及到监管这碗水如何端平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模糊点。”

基本药物制度是否重返“计划经济”时代?

10月14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公布,其中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论述引起各方广泛关注。《意见稿》表明:政府将统一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统一制定零售价,并且规定各类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的比例,同时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药物报销目录,明显提高其报销比例。可以看出,基本药物的生产、流通以及使用的各个环节均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以政府为主导”是《意见稿》所描述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针对“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业界也有不同的声音。坚持“以市场为主导”的一方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和强制使用”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与医改所必须坚持的“管办分离”的基本原则不符,并且很可能导致医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时也为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客观条件,有重返“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之嫌。

基本药物制度的产业意义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无疑将会引起医药行业一次巨大变革,制药企业将逐渐分化为两大类,即专利药或创新药生产企业与非专利药或普药生产企业。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所坚持的“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方向有其必要性与现实性,但为保证其顺利实施,我们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阻力,提前制定应对之策。

“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医改总目标决定了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其“公益性”,而要坚持“公益性”,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众所周知,市场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却很难自发实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对于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来说,更是如此。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早已建立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但由于并未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国家基本药物政策,同时与之配套的政策也未落实,导致我国基本药物制度流于形式,并未真正起到保证基本药物可获得性和降低居民药品费用支出的作用。而医疗服务体系改革与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滞后,则是造成我国基本药物制度流于形式的更深层次原因。

基本药物制度的改革与实施必须与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同步推进。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已日渐明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基本合作医疗保险的“三险合一”,报销比例不断提高,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将是一个大的趋势。而以“政事分离、管办分离、医药分离、赢利与非利性医院分离”为指导原则的医疗体系改革却举步维艰。《意见稿》中并未明确提出针对医疗体系改革“四分离”的具体措施,如果医疗体系的改革不能实现“四分离”,那么基本药物制度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从有关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试点企业的报道来看,定点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的积极性很高,但试点医院并不积极,在政府补贴不到位的情况下,强制提高试点公立医院基本药物的用量显然不能持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对于基本药物制度顺利实施的巨大影响。

基本药物目录的制定、定点生产企业和统一配送企业的确定直接关系到部分企业的生死存亡。为了使产品能够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了能够成为基本药物的定点生产企业,为了能够成为基本药物的配送企业,一部分企业肯定会不惜代价对重点政府部门与重点工作人员进行公关,如何保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则是对政府部门的又一次严峻考验。

实践证明,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建立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制衡机制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措施。基本药物目录、定点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的选择标准、评估过程以及最终的评估结果必须要通过信息平台予以公开,并且接受相关企业、医疗机构和消费者的监督。同时,招标定点生产和配送企业的周期不宜过短,否则一方面企业疲于应付,将增加企业不必要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与生产规模的扩大,2~3年为一个招标周期比较合适。

如果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统一采购、定点生产与统一配送以省为基本单位,很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形成条块分割的医药市场,不利于医药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所以,建议国家基本药物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购、定点生产与统一配送,这样企业也容易形成规模、降低生产成本,造就一批全国知名的大型生产企业与流通企业。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无疑将会引起医药行业一次巨大变革,制药企业逐渐分化出的专利药或创新药生产企业与非专利药或普药生产企业获利方式势必不同。专利药生产企业主要依靠大量的研发投入,通过新药上市后的较高定价来获利,而非专利药生产企业主要依靠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利。前者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新药研发能力,后者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生产规模。

可以预见,随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医药资源将向优势企业集中,产业集中度提高的步伐将大大加快。那些具有一定规模与知名度、普药品种系列比较齐全的大型企业将不断发展壮大,而那些既无能力进行新药研发投入、又没有成本优势的企业将不断消亡,一场行业内的洗牌将不可避免。

编后话:

新医改方案范文第6篇

这份为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医药卫生体制,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新方案有哪些新意和亮点?又将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惠?本刊记者特邀有关专家,从洋洋洒洒上万言的新方案中择取精华,与您一起深入解读新医改方案。

全民覆盖“三合一”

打破城乡壁垒

[摘录]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共同组成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人口和城乡困难人群。从重点保障大病起步,逐步向门诊小病延伸,提高保障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统筹层次,缩小保障水平差距,最终实现制度框架的基本统一。

[点评] 医疗保障是医改的核心。以往只有城镇职工医保,这两年国家大力发展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三块加起来基本覆盖城乡,称为“全民医保”。但三者筹资水平、保障水平差别很大,而且分属社保、卫生部门管理,不利于统筹协调。这次方案不仅提出明确的参保率指标,更描绘了最终实现医保“三合一”的制度前景。

基本药物制度

防止医生滥开新药贵药

[摘录]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水平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确保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用药。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确定使用比例。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药物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直接配送覆盖面力争达到80%。完善基本药物的医保报销政策,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减轻群众基本用药费用负担。

[点评] 目前,我国药物80%是由医院“开”出去的。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有利于防止医生滥开大处方、新药贵药宰患者。为了避免“一刀切”,医改方案对医院“区别对待”:规定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全部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级医院如三甲医院按一定比例使用。

公立医院公益为主

改革以药补医

[摘录] 探索建立比较规范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采取有效方式改革以药补医机制,加大政府投入,规范收支管理,使药品、检查收入比重明显下降。改进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明显缩短病人等候时间,实现检查结果互认。

近期要力争在探索公立医院管办分开、改革以药补医、规范运行机制和卫生投入机制等方面取得突破。

[点评]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属于医改的“大头”,公立医院改革得好不好,直接关乎医改成败。新方案提出公立医院改革在方向上必须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坚持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方向,同时加大政府投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政府如何补助、如何提高公立医院投身医改积极性,涉及面广,难度大,各地还是要进一步试点,通过实践探索出符合国情的改革方案。

社区医院“药品零加价”

“收支两条线”

[摘录] 采取改善服务能力、降低收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等综合措施,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

政府举办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明确规定使用适宜技术、适宜人才、适宜设备和基本药物,为广大群众提供低成本服务,维护公益性质。实行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补助的财务管理办法,并探索实行收支两条线、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经费的总额预付等多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点评] 现在看病难,其实是到大医院、看名专家难。一边是大医院门庭若市,一边是社区医院门可罗雀,医院资源不合理配置。这次提出的措施并不新颖,广州、深圳等城市已经开始类似改革,但成效还不明显。关键原因是社区医院“庙小没菩萨”,缺乏人才。而“药品零加价”“收支两条线”等措施效果则值得期待。

药事服务费

是“拆东墙补西墙”吗

[摘录] 要改革药品加成政策,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公立医院要实行医药收支分开管理,探索有效方式逐步改革以药补医机制,通过实行药品购销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等多种方式逐步改革或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同时采取适当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增加政府投入、改革支付方式等措施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地方可结合本地实际,对有条件的医院开展“核定收支、以收抵支、超收上缴、差额补助、奖惩分明”等多种管理办法的试点。

[点评] 公立医院体制改革是难点。这次明确提出“医药分开”,但具体怎么操作还有待探索。至于医院没有药品加成收入以后,怎么填窟窿?除了政府加大投入,是否还要老百姓掏钱?有市民担心:取消药品加价固然好,可又设立所谓“药事服务费”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或“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最后患者负担还是重。

投入机制政府占主导

实现多元化

[摘录] 明确政府、社会与个人的投入责任,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公共卫生服务主要通过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均等化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合理分担费用。特需医疗服务由个人直接付费或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支付。

建立和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增加对卫生的投入,并兼顾供给方和需求方。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使居民个人基本医疗卫生费用负担明显减轻;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使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新增政府卫生投入重点用于支持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

[点评] 医改动辄几千亿元的投入谁来出,这是关键。经过多年“医改市场化”争论后,这次国家终于明确“政府主导”的方向。但专家指出,财政投入仍然缺乏硬性指标。另外,卫生投入“地方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很多穷地方的财政能否负担,也考验中央和省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应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

专家视点:

新方案仅仅是打好了水泥框架

对于新医改草案,不少专家强调,这个方案最大特点是融合了各方意见,架构很全面,也留出了地方试点改革的多项选择空间,如争议比较大的领域―“收支两条线还是购买服务”,地方均可自主选择。

“怀胎两年多,终于生下来了!”这是因开博客直言医改得失成为“医改问题专家”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感慨。

此次草案说亮点,有政府加大投入、全民医保、公共卫生机构“吃公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控制医生“滥开药”等等。但其实这些措施大多数这两年已经实施或者酝酿,比如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进展顺利,医保制度“三合一”的趋势倒是新提法。

而“医药分开”“收支两条线”这些公立医院改革难点,这次虽有触及,但没有确切的“药方”,操作性不强。比如“收支两条线”,大医院医生担心收入锐减,专家担心重走计划经济“大锅饭”老路,所以这次草案只提基层医疗机构可以探索,而公立医院则只是强调政府加大投入,地方可对有条件的医院开展“核定收支、以收抵支、超收上缴、差额补助、奖惩分明”等多种管理办法的试点。

“水泥钢筋的框架是有了,但最后究竟盖成什么样子,就仍有待各方长期和艰苦的努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北京:65岁以上老人享11项优待

9旬老人享高龄津贴

京宝

2009年1月1日起,65周岁及以上的京籍老年人可免费乘坐北京市内地面公交,免费游览市区县公园、风景区、博物馆等;9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还将享受每月100元至200元高龄津贴。

沈阳:将设立老龄事业发展专项经费

沈婉

沈阳将设立老龄事业发展专项经费,用于老龄事业研究、老年文体活动、特困老人救助等。前不久,沈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透露了上述消息。

据悉,今后沈阳市将通过逐年提高退休人员待遇,扩大医疗保险范围,解决倒闭、解体企业实行医疗保险单独统筹,实现农村老年人参合率100%。2010年,沈阳市90岁以上老年人有望享受高龄补贴。该市还将逐步增加居家养老服务公益性岗位,增加日间照料站数量。并全面推行“一号通”老年人应急呼叫系统,力争三年安装5万户。到2012年,养老机构床位数力争达到老年人口总数的3%。

山东省:实施“银铃助老工程”

潘思兴

山东省老龄办不断加大为老年人办实事的力度,决定从省级财政专项公益金中争取资金用于“银铃助老工程”。

前不久,他们确定将30万元省级财政专项公益金全部用于淄博市该项目建设。淄博市老龄办与网通合作已建立了助老呼叫网络,且网络先进、人员齐全、管理服务规范、有较大规模的服务对象,起点高,基础好。

新医改方案范文第7篇

2008年,是一个跌宕起伏、喜忧参半的不平凡之年,奥运盛会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而陆续发生的几场天灾人祸,也给所有的中国人不平静的内心割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尤其是汶川地震和三鹿毒奶粉事件,在国人的心头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痕。在这样一个多事之年,面对着史无前例的汶川大地震,我们既感到震惊、彷徨,同时又充满着自信和希望;而面对着被三鹿毒奶粉戕害的婴孩,我们在感受愤慨、痛惜的同时,更多的是失望与悲伤。面对孕妇难产而家属不签字,医务工作者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孕妇和婴儿的死亡,这一切一切的悲剧缘何而来?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旧有的医疗制度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宗旨,不符合尊重生命、并以生命为至高的原则?在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在尽一切办法为抢救受害婴儿施政和施救,但这也仅仅是亡羊补牢的事后措施而已,真正保护那些还没有被伤害以及正在被伤害的儿童的办法,只能从重新立法开始,从建立完善、科学、以人为本的医疗制度开始。

在这个心情复杂而沉重的冬天,欣喜地获知新的医疗制度正在酝酿并即将出台,尤其是听到三鹿集团主要负责人和一些黑心奶商得到法律的严肃审评的消息,高兴中又有着沉重的心酸。假使我们的医疗制度健全,假使我们的医务工作者能够把“以人为本”作为事业的指南,假使社会的相关职能部门及方方面面能把尊重人的生命和生存权作为第一位的,那将会遏制多少悲剧的发生?将会有多少本可以被抢救的生命得到救助、生命得以延续?假使我们的医疗制度要是早些强调以人为本,或许就不会出现三鹿毒奶粉事件,就不会反复的重演“肖志军事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家庭重演悲剧的人生。虽然此次医疗制度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没有太大的改变,具体内容上调整的力度也不大。譬如:推进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五方面及其细则,等等,似乎都很原则,但我们还是期待着细则上人性化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这是医疗制度改革的宗旨,更是改革的本意,是与科学发展观所相符的。因此,尤其期望这次在医疗抢救制度上的修改,真的能够做到救死扶伤,使三鹿毒奶粉事件以及“肖志军事件”能够得到有效的、法律的遏制,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从口号变为现实,达到真实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我们期盼着新医改的出台,能够惠及百姓,能够补救漏洞,能够在保障人民的生命权方面有所完善,并带来医疗事业的春天。

新医改方案范文第8篇

应该承认,新医改方案凝聚着相关部门、

专家学者及广大民众的智慧,是官智和民智的结晶。新医改方案可谓很全很专业,六大方面二十四条。可普通民众不是专家学者,普通民众即便非常关注新医改方案,恐怕也不大可能字斟句酌地“研究”它。因此,普通民众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吗?到最后,可能也就是少数专业人士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征求意见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能否在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同时,对此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读”呢?或者同时一个“通俗版”新医改方案呢?比如,可将方案中的哪一年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归纳在一起,让老百姓一目了然;再比如,可将老百姓从新方案中能获得的利好集中在一起,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看到好处……这样,才能让民众既有兴趣又能看得懂,在此基础上提意见和建议。

方案越通俗,参与越广泛;参与越广泛,方案越完善。事实上,并不是期待已久、广受关注的方案一公布,就会收到有效的意见与建议,应充分考虑到“方便阅读、容易理解”等因素。公布只是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接下去的参与权、表达权的发挥还依赖于“引导”。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是让所有公民能“看得懂”,有兴趣看,这样才会有话说、说到点子上。

新医改方案范文第9篇

应该说,对医改新方案发生争执是很正常、也很必要的。中国人口众多,如何保障“病有所医”,确实有非常大的难度。在这一意义上,医改新方案“难产”一些并不是坏事,新方案在经过充分争论之后再产生,远比没有争论便悄然出台更能让人觉得放心。

而且,即便从常识分析,卫生部所提思路的缺憾也的确一眼即见:首先从道理上看,真正让老百姓“因病返贫”的多是大病。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真正需要保的是大病而不是小病。而在卫生部的方案中,小病免费,大病却要依靠商业医疗保险。但众所周知,商业医疗保险需要平时便缴纳不菲的保费:而且,商业保险也有其一定的保险额度。简而言之,商业医疗保险一是会增加百姓入保的负担,二是未必真正保得了百姓从此不再会“因病返贫”。

自从几天前由卫生部传出“医改将借鉴‘英国模式”’的消息,笔者一直就存有这些疑虑。因此,当看到“医改新方案难产,卫生财政社会保障三部起争执”的标题时,笔者本能地以为: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定是看到了卫生部方案的缺陷而提出了质疑。然而,仔细看几部门争论的焦点,却又令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怎么看,几部门的争执好像也距新方案本身的合理与否、效果如何等本质问题甚远,而是有着明显的“部门利益之争”的影子。

比如劳动和社会保障提出的异议是:“现在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是既保大病又保小病,如果按照卫生部的医改新方案,那么现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里用来管小病的这笔钱,又该如何处置?”“将来国家用于提供社区和乡镇卫生院门诊免费医疗的这2000个亿,无疑就要全部交由卫生部来操作。对于这种集免费医疗的出资方和操作方于一身的做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持保留意见。”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质疑确实是有道理的,“集出资方和操作方于一身”的确容易发生问题。但虽如此,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其所真正关心的,原来是2000亿资金的管辖权!由此亦或可理解:卫生部为什么要提出“保小病,大病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的思路,因为实现这一思路的前提是必须建立起庞大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和乡镇卫生站体系,进一步则是卫生部门可以由此而管辖起庞大的可能高达2000亿的资金!

财政部则质疑道:“按课题组测算,2000亿只管小病,可是相应的医疗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养等等,这些难道不要钱吗?如果把这些也算进去,2000亿够吗?如果不够,那到底需要多少钱?”由此不难看出,财政部惟恐卫生部的方案是“钓鱼方案”,即一旦开始实施,财政投入便欲罢不能,有可能成为无底洞。应该说,财政部的质疑是比较“靠谱”的。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几部门的争执,其深层原因都是为了本部门今后不落于被动,因而所谓“模式”之争,本质上仍是权力之争。

其实,只要能让2000亿元真正发挥出效率,老百姓并不关心这2000亿元由谁来管更合适。所以,对于医改方案本身来说,这是一个最为细枝末节的问题。然而,正是这个细枝末节成为几部门争论的焦点,成为新方案合理与否的判断标准,不由令人一声长叹……

新医改方案范文第10篇

按照国务院的工作部署,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在深入调研、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组织起草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现已全文公布开了,向社会征求各大意见。(新华网10月14日)

应该承认的是,新医改方案凝聚着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及广大民众的智慧,是官智和民智的结晶。新医改方案可谓很全很专业,六大方面二十四条。可普通民众不是专家学者,普通民众即便非常关注新医改方案,恐怕也不大可能字斟句酌地“研究”它。因此,普通民众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吗?到最后,可能也就是少数专业人士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征求意见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能否在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同时,对此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读”呢?或者同时一个“通俗版”新医改方案呢?比如,可将方案中的哪一年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归纳在一起,让老百姓一目了然;再比如,可将老百姓从新方案中能获得的利好集中在一起,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看到好处……这样,才能让民众既有兴趣又能看得懂,在此基础上提意见和建议。

方案越通俗,参与越广泛;参与越广泛,方案越完善。事实上,并不是期待已久、广受关注的方案一公布,就会收到有效的意见与建议,应充分考虑到“方便阅读、容易理解”等因素。公布只是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接下去的参与权、表达权的发挥还依赖于“引导”。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是让所有公民能“看得懂”,有兴趣看,这样才会有话说、说到点子上。

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参与政策和改革方案的制定是权利,也是一份责任。政府尊重民意、采纳民智,让民意民智为科学决策服务也应成为政府制定政策制度的常态。但在如何调动民众参与积极性上,在如何激发民众参与兴趣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不妨从新医方案的意见征求过程中进行尝试和改革,用通俗的方案吸引民众广泛参与,说不定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能让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的方法方式上的变革,成为今后政府征求意见、民众参与意见的成功样本,那新医改方案便有“意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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