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

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第1篇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定时播放 修改草案 调整

问题的提出

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7月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草案二稿），与2012年3月3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一稿）相比，内容修改了许多，其中草案一稿和草案二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都做出了重大调整。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以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和转播等问题，在播放权中增加了有线播放，同时为避免与广播混淆，将名称由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草案二稿又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改回仅适用于交互式传播，而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方式改由播放权调整，同样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这样的调整并非是单纯地回到原点，信息网络传播权从首次出现在2001年的《著作权法》中，到这两次的修改，都体现了立法者因技术的发展而对其进行的深入思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密切相关。通过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引起了国际关注。1996年12月20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外交会议上，通过了《版权条约》（WCT）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对互联网环境下的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进行了协调。

WCT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其前半句“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采用了“技术中立”的立法方式，即无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传播作品，都应受到作者专有权利的控制。

我国司法实践也表明，需要对在互联网上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进行立法。比较典型的案件是1999年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原告认为，被告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将原告王蒙、张洁、张抗抗、毕淑敏、刘震云和张承志六位作家分别创作的文学作品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通过www服务器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侵犯了其依法享有的对其作品的著作权。被告认为，在国际互联网上应当如何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他人作品是否需经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等问题无法可循。一审法院最后依据1990年《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等方式”，即兜底条款，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我国《著作权法》于2001年修订时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其定义直接来自WCT第8条的后半句，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2001年的《著作权法》来看，被告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有学者指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交互式传播”。这种“交互式传播”在技术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的，受众可以自主地选择信息内容，以及接收传播的时间和地点。二是这种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对特定电影的传输是在这个特定用户和服务器之间发生的，是两个“点”之间的传输，而不是由服务器这一个“点”同时向无数个不特定的“点”进行的传输。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网络环境下产生的新兴权利，其对遏制网络侵权行为，解决网络侵权纠纷，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并未完全解决互联网环境下出现的问题，如网络定时播放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即定时播放行为是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导致判决结果不尽一致。

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利用网络电视软件，节目表，按照节目表规定的时间定时播放节目，使互联网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网络电视软件在线观看播出的节目。

（一）观点一：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种观点认为，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在宁波成功多媒体通信有限公司（简称宁波成功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通过互联网定时播放权利人的32集电视剧《奋斗》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构成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时越公司辩称，其对《奋斗》的使用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的使用范围，因为网络用户不能在其选定的时间观看《奋斗》的任意一集，而只能看到网站定时播放的那一集。

一审法院认为，只要网络用户通过信息网络在其选定的时间可以获得作品的部分内容，作品传播者就构成了《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所规定的“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法律并未规定要使公众在其选定的时间获得作品的全部或任意一部分内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者才构成对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虽然网络用户在其选定的时间不能够获得《奋斗》的全部或任意一集的内容，但却能够获得网站正在播放的那一集的内容。因此，北京时越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奋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

二审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主张，认为，互联网用户通过悠视网能够观看该电视剧的内容，即使悠视网的播放方式系定时定集播放，悠视网未经许可的在线播放行为亦侵犯了宁波成功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观点二：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因而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至于构成对何种权利的侵犯，因现行《著作权法》没有相应的规定，最后只能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兜底权利”。

如在安乐影片有限公司（简称安乐影片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在其经营的悠视网网站上向公众提供涉案影片《霍元甲》的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使网络用户可以在该网站确定的时间和用户选定的计算机终端上观看和下载涉案影片《霍元甲》。法院认定被告北京时越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安乐影片公司对该影片享有的著作权中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提供作品的定时在线播放、下载、传播的权利，因此依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认定被告侵权。

二审中，法院进一步解释了应对“定时播放”适用“兜底权利”的理由：“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针对的是“交互式”的网络传播行为，即网络用户对何时、何地获得特定作品可以主动选择，而非只能被动地接受传播者的安排。本案中，“悠视网”提供的是对涉案电影作品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网络用户只能在该网站安排的特定时间才能获得特定的内容，而不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得到相应的服务，因此，该种网络传播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限定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同时，因该种行为亦不能由《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所明确列举的其他财产权所调整，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调整的范围是正确的。这是法院继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后再次适用“兜底条款”。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印发的《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信息网络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在线播放的，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进行调整”。此外，网络环境下的直播行为和转播行为，由于其不具有“交互性”特征，同样不能由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调整。

著作权修改草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

为了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直播和转播等问题，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方式，表达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包括直播、转播或者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实中已出现的问题，但仍有问题值得探讨。

从草案一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可以看出，其将交互式传播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是在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的基础上所做的扩张，“信息网络环境”可以理解为计算机互联网环境，这样的界定与当前技术的发展水平并不能同步。

首先，信息网络除了计算机互联网以外，还有其他网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的《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条将信息网络定义为“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接收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不特定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

其次，交互式传播并非只在计算机互联网环境下才能实现。如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中，电视机用户除了能够接收电视台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节目表播放节目外，还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好个性化地选择电视台近一周播放过的节目。该公司提供的这一技术，符合“交互式传播”的两个技术特征，即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过自主研发，推出了数字广播服务。数字广播打破了常规的按照节目播出时间收听节目的模式，利用数字信道，将大量的节目下载到数字广播接收器“听立方”内，实现广播错时收听，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喜欢的节目也可收藏起来反复收听。这种数字广播也符合“交互式传播”的特征。

再次，“三网融合”即“三网合一”，已经成为发展趋势，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通过技术改造，其技术功能将趋于一致，网络相互渗透、互相兼容、将逐步整合成为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

草案二稿对草案一稿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内容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的权利”，同时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及转播等非交互式传播方式纳入播放权调整范围。草案一稿关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是以传播介质为基础，对两个权利内容的界定并不清晰。而草案二稿则以传播方式为基础，将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于交互式传播，既解决了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又能符合科技发展特别是“三网融合”的现状和趋势。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海知初字第57号，1999

2.王迁著.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

3.杨静.网络定时播放视频行为的司法认定探究[J].电子知识产权，2009（4）

4.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海民初字第4015号，2008

5.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5314号，2008

6.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二中民初字第10396号，2008

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第2篇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述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产生的产物，它主要是指著作权利人以及相关权利人利用网络传播其作品的过程中所享有的一项新的著作财产权。我国在2011年就制定了与著作权相关的法律，在法律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在进行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进行传播。由上述定义可知，信息网络传播传具有以下特征：（1）传播主体的专有性。传播主体包含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三类，也就是说除了上诉三类主题的授权许可之外，他人在未经权利人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不能擅自将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在网络上进行传播和传输。（2）传播行为的自主性。其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在信息网络环境下的传播行为主要包含，上传、复制、传输、下载、浏览和输出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之中，除了作品的上传是故意而为之外，其他的各个环节均是由使用者自助完成或者计算机网络自动完成。即任何人都可以在作品通过网络传播时，或者传播之后的任意时间获得作品，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与互联网连接的角落获得作品。

（二）默示许可制度的概述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默示许可具有以下特征：（1）默示主要是通过行为来体现的一种许可，主要是指不需要通过语言或文字进行表示，双方之间均是通过行为来进行表示。也就是说，当一方做出行为向对方表示时，对方通过其特定的行为来进行回应。（2）默示许可的使用情形是特定的，不能统一的一概而论。例如，关于沉默、纯粹的不作为的情形，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沉默所代表的是一种作为行为，表明其向使某种法律后果发生效力。其中要突出说明的内容是，在相关的许可制度的制定下，需要能够准确地行使许可的权利，从而能够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权利。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根据上述的说明的相关的概念，可以分析出，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其权利还是不具有开放性的，而且会对其他的权利进行排斥，这与网络的开放性特点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而且信息网络的传播权较为封闭的色彩导致了其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挑战。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推行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在法律层面，信息传播权制度中的著作权人和使用者均是民事行为主体，可见网络传播以及使用网络传播的作品的行为均属于民事行为，而默示许可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达方式，运用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中是可行的，也就是所信息网络传播默示许可制度的推行是可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推行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1）就著作权人而言，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条件下，一对一的交易成本是相当高的，不利于权利人经济收益的增加。而信息网络传播默示许可制度的推行，可使权利人通过该制度默示许可相关主题就其作品进行传播，从而使得其作品成果被社会大众接近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加，从而增加了其作品的分享和使用，实现了未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经济收益。（2）就使用者而言，信息网络传播默示许可制度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的前提下满足社会公众适用作品的需要而提出的，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著作人对作品使用的控制权与社会公众广泛获取知识之间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满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3）适应了时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互联网技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已成为人们传播信息和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一方面就互联网信息的传播方式而言，一一通过许可后方可传播的方式是几乎不能实现的，其与网络传播的实时性、便捷性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等网上商业性信息交流平台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时时存在的侵犯著作人权利的行为，花费了运营者大量的精力和费用进行处理，从而阻碍了商业性信息交流的进一步的发展。信息网络传播默示许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两大方面的问题，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的不足之处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9条规定的基于扶助贫困的许可是我国著作权法律对于默示许可的首次确认，现以该条例为列，说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法律具体表现在：（1）条例中只将被许可人规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并未做相关的规范和界定，可见规定中对于被许可人的界定不清。在实际中，适用基于扶助贫困许可的并非是所有的网站均可，而是指公益性质的、非营利性的网站。因此，应将被许可人的界定进行明确，以便保护著作人的合法权益。（2）条例中规定其作品内容为我国的公民在已经发表了的相关的著作的而对于作品的范围仍然不够明确。众所周知，作品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除了文字性外，其他作品内容如疾病的防止、种植技术方面的文章，应该能够与文化的基本需求协调，还存在多媒体、数据库、计算机软件等多种非文字性的表现形态。在上述形态中文字性的作品作为使用默示许可的对象无可厚非，但是其他的非文字性的表现形态作品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商业性、需经过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开发而成的特点，如果将其同样视为默示许可范围内的作品，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创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进而在社会范围内严重打击该类创作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条例中所规定的相关类型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严重影响其信息化的发展。（3）根据条例中规定表明，著作人只要未提出相关异议就将其视为默示许可的存在，明显存在著作人和被许可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失衡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著作人的负担，这必然需要著作人必须对该环境下的向往有着充分的认知。同时，对于在进行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其之间的失衡必然带来遇到一定的麻烦和困扰，不利于操作的进行。（4）按照规定扶助贫困的许可是需要支付报酬，但是条例中对于由谁进行报酬的支付未进行明确。由于扶助贫困是一项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行为，对于该行为社会要予以鼓励和支持。如果由所许可的网站进行报酬支付，这必然对该行为的积极性给以一定的打击。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完善和优化

（一）改善执法环境正常的执法环境是信息网络传播默示许可制度立法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正常的执法环境下，进行相关的立法完善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否则仍将是纸面上的法律，没有任何的实践意义。因此，进一步改善执法环境，是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优化的前提和基础。

（二）就条例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完善鉴于上述所指出的条例中的不足进行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清晰界定被许可人，同时对其权利和义务进行相关界定。第二，对许可的作品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在作品的内容、形式、性质等方面做出多重的明确和界定，避免出现模糊不清的现象。第三，调整著作人同被授权人之间的权益失衡现象，在立法中对于著作人的默示许可行为进行排除，并进行相关明确的界定。同时在进行公告的过程中可采取其他相关措施，确保著作人对扶助贫困行为的知情权进行维护。第四，对于报酬的来源进行明确，可设立专门的扶助贫困专项基金。在保证著作人合法收益的前提下，维护被许可人的积极性。

（三）建立数字环境的默示许可在进行条例修改的过程中，可借鉴国外相关的法律规定建立数字环境的默示许可。例如，当著作人允许报社、网站及具有特定职责的机构使用其作品时，也就意味着著作人同时许可与其允许的上述机构有合作关系的相关机构对其作品进行使用。同样的，在进行作品使用的过程中，各机构均需向著作人支付已规定的报酬。

五、结语

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在网络上传播的信息有时候会侵犯他人的著作权等权利，所以，应该加以规范，应该通过完善执法环境，对法律条例中存在缺陷的条例进行完善，而且要建立数字化的默示许可。

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第3篇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在研究方面均起步较晚，甚至有在争取“入关”“入世”过程中被发达国家“赶”着提高保护水平，特别是被美国通过四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牵”着走过来的感觉。入世前夕，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准不断攀高，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的保护水平。由于这是我国学界权威与司法、行政自觉不自觉的一次联手行动，故，直到2003年初，当超越TRIPS最低标准的“强保护”在社会实践面前显得尴尬的时候，有关评论也仅仅认为是过去偏于落后，现今“致力于提高本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原因，轻描淡写，并不涉及“攀高”与“超标”的社会背景与人为因素。相反，对一些学者在入世前后从中国立法与实践出发论证与批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偏高，则指责为“多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利益不利的角度出发，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分析与理论上的说服力”（费兰芳，2003）。当然，学术争鸣，各抒己见，轩辕难定；只是，评论过去，当有一定之规，且以不失偏颇为宜。我国2000年学界出现某些指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偏高的学说，联系实际，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TRIPS协定的最低标准以及我国弱势群体诸多方面予以论证（沈木珠，2002），须知要突破我国知识产权界的某些藩篱而发表某些零碎的不同见解，这在中国入世前已属极不容易的事情，何况那些具学理上深入分析的有理论建树的一家之言。

二、劳伦斯·莱格斯关于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的论述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格斯于2000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了《代码及网络空间法》、《未来的观念》两部专著，并发表了一些文稿，对网络知识产权的限制提出新的见解，提出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在网络时代已经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必须对之加以改革以恢复其本来面目的理论。劳伦斯？莱格斯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的理论基于其对因特网对美国社会格局影响的分析。他认为因特网的出现冲击并瓦解了以古典经济学和自由民主为基石、崇尚个人主义的传统社会，使世界呈现互联、开放的崭新面貌，特别是大大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成本，逐步产生了一个资源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共产权与全民所有代替了私人产权与个人主义，人们在其中交流细节不再是经济的或法律的程序，而是资源的共享。

网络的公共领域，属于新型的公共领域，劳伦斯·莱格斯借鉴了YochBellkler教授的三层次社会模型将之分为内容层、物理层与逻辑层。基于此，劳伦斯？莱格斯坚决支持开放源代码运动，并对美国国会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著作权法》中的反规避条款[2]提出批评，认为这一法案是好莱坞、RIAA等商业集团运作推动的产物，它将代码变成了法律，限制了公共领域的范围，违反了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原则。

在具体对策与具体法条的修订上，劳伦斯？莱格斯也分别从物理、逻辑、内容三个层面提出了意见。在物理层的公共领域，他主张限制诸如AOL、WARNER等集团公司的寡头垄断；在逻辑层的公共领域，他主张通过改革公司与分配规则进行维护；在内容层的公共领域，他认为应修订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进一步扩展与丰富公共领域的范围，有效抵抗利益集团的垄断，保护网络创造者、使用者的利益。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对之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其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的理论应当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三、我国学者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理论探讨与趋势

我国学界，目前遑论提出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理论，就是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探讨，也是2000年较多出现对知识产权判例的批评而后引起人们更多思考的。中国学者考虑对知识产权的限制，一般无法跳出反垄断的框架，即在一批反垄断专家的论述中，从反垄断的角度提出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问题并作分析，如中国社科院反垄断专家王晓晔教授等。国内知识产权专家一般较少系统研究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问题，更绝少对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和法规提出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的一代知识产权权威与国家知识产权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关系过分密切的缘故。当前中国知识产权界这四“位”认识一体，舆论一律，无疑已对中国知识产权的学术争鸣与发展构成了影响。

迄今中国学界对知识产权滥用提出批评，力主限制的并不是知识产权的圈里人，而是被称为平民学者（陈虹伟，2002）的沈木珠教授。沈教授主要研究国际经济法，但也对知识产权领域颇为关注。早在1999年，她便对“中国知识产权第一案”[3]，上海“天美时”闹钟侵犯日本著作权等案的判决做出完全不同解释[4]，得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攀高”与“超标”的结论，进而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及中国修订著作权法作出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尽管声音微弱且为权威刊物所封杀，不能有效影响有关法律条文的修订，但毕竟使中国知识产权学界在舆论一律的景况中出现一种不同声音，并由历史证明了这份思考的价值。2002年12月一份来自发达国家的报告在日内瓦会议上正式发表。这份由英国政府赞助，由“知识产权委员会”（CTPR）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利益出发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报告明确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来制定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而不应该盲从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法律和措施；因为即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稍微提升，都会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传播和知识产品的扩散。报告体现的正义精神和主要观点，与我国两年前知识产权研究这支“支流”与另类不谋而合。

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以发达国家的条件和能力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得出在知识产权几个涉及的相关领域，发展中国家一定会吃亏的结论。报告把中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一方面是因为整体技术力量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中60%最贫穷的人是中国人。此外，笔者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之高也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在中国入世一周年WTO专家组的例行年检中，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是专家们认为可以免于审查的。然而，对发达国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及跨国巨头超越实际的不合理定价，报告是持反对意见的。同时，呼吁发展中国家限制知识

产权的滥用，认为在发达国家，对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做法，有复杂和周全的法律制度来制衡，保证公众利益不受伤害，如竞争法、反垄断法等；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特别容易受冲击和伤害的原因。

四、目前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偏高的因素分析

《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该法出台后，中国无论是相邻立法，还是司法实践，社会舆论，均存在使正在制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办法》保护水平偏高的可能。

1.相邻立法方面

同为《著作权法》第58条指定由国务院制定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修订时正值我国加入WTO，知识产权保护相互“竞高”与“超标”之时，其中的权利限制条款，就比《著作权法》缩减了许多。如《著作权法》基本保留了原《著作权法》“权利的限制”的内容，新修订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则删去原《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2条的内容：“因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非商业性目的需要对软件进行少量的复制，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的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使用时应当说明该软件的名称、开发者，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依本条例所享有的其他各项权利。该复制品使用完毕后，应当妥善保管、收回或者销毁，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或者向他人提供”，新设第17条：“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存储软件等方式使用软件的，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里的“学习和研究”，局限在学习研究该“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上，与原条例的学习研究的内涵与范围完全不同。此外，“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非商业性目的”需要的复制，则完全不作考虑。这种提高软件著作权保护水平的做法，可能影响《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办法》的制订。

2.司法保护方面

在有案可查的网络著作权纠纷第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海知初字第18号中，就表现出明显的就高不就低的法律适用趋向，这就是陈卫华诉成都电脑商情报社侵犯著作权案。姑且不论该案本当遵循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由被告所在地的成都市有关法院审理，[5]就是在判决被侵权上也显见开了惩罚之风。该案判决之时，我国并无明确具体的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可供适用，法官判决可依据的，乃从原《著作权法》第11条与第46条的部分规定引伸而来。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原告已经发表的文章《戏说MAYA》上载供阅读下载属于侵权；而且，原告以无方名义发表时注明“版权所有，不得转载”，被告不能适用《著作权法》第32条的“可以转载”，但须“支付报酬”的规定。然而，如何惩罚，《著作权法》与实施细则没有规定，也没有相关案例可以援引。在法无规定的情况下，过分强调被告的“主观故意”显见不妥。特别是惩罚性赔偿金693元，是按国家规定的应付稿酬231元的3倍，属判决无据。若按此比例，陈兴良一案的赔偿金与稿酬，就远不是8万元了。因此，我们以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第一案的经济赔偿，开了一个巨额赔偿的先例。

如果说陈卫华案在维护作者对作品专有权方面作出新的探讨，即从传统的网下侵权向网上延伸的话，那么，王蒙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著作侵权案，则将这种保护的法律依据作出新的解释，对法律适用作出新的运用。如针对被告提出的“我国法律对在国际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是否需要取得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没有任何规定，法院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作品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影响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所明确的作品使用方式中，并没有看到穷尽使用作品的其他方式存在的可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作品载体出现，作品的使用范围得到了扩张，因此，应当认定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是使用作品的一种方式。”“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等传播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之处，但本质上都是为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作品传播方式的不同，并不影响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传播的控制权利。因此，被告作为网络内容提供服务商，其在国际互联网上对原告的作品进行传播，是一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行为。”（胡鸿高、赵丽梅，2003）

以上判决文字要阐述的，实际上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许超先生在第三届海峡知识产权学术交流研讨会上的论文《关于网络传播与著作权的关系》所表述的：“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传播权，但是著作权法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使用作品的方式，也就是说，除了法律列举的方式外，凡公开利用作品，都属于作品的使用。立法时采取列举的形式，而没有采取列尽的形式，是由于当时不可能预见到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使用作品的方式，一旦出现新的使用方式，至少可以由现行法律中的‘等’字来予以调整。”（张玉瑞，2000）张玉瑞先生更是一言中的：“著作权法的现有规定，可以直接适用互联网上的侵权行为。”

以上判词与断论，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前瞻性。但应当指出，这种前瞻，也仅仅局限于对学术研究而言。这里的问题在于，法官的判决与学者的研究，甚至社会的舆论不应当混为一谈。我们是成文法国家，法院判决当依据法律，而不是依据法律外的官员与学者的言论。如果原《著作权法》一个“等”字便可以调整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诸多问题，2001年我国大可不必对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做出增补。王蒙一案判决起码有两个地方是含糊的：一是被告所强调的“刊载原告作品的行为仅属于‘使用他人作品未支付报酬’的问题”，判决书避而不答。二是被告赔偿王蒙经济损失1680元及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166元，这经济损失指的是稿酬，还是经济惩罚金？比较陈卫华案，24427字的《坚硬的稀粥》被上网，1680元似乎是未付稿酬。然而，判决书上强调的是“经济损失”；作为经济损失，1680元的数字似乎又少了一些。尽管王蒙案的赔偿金按侵权字数的比例不如陈卫华案高，然而，在社会影响与对作品在网上的传播权的保护力度上，无疑比陈卫华案大出许多，仅仅是其在法律上尚没有直接适用条文，却在判决书上言之凿凿，似乎现有法律对网上侵权真的“已经足够”所酿造的气势，就足以使陈卫华案相形见绌。两案相比，陈卫华案的判决，似乎在法理上是“蹩脚”的，然也因这蹩脚，却使陈卫华案的判决显得不那么强词夺理。两年后，我国著作权法修改出台，宋木文（2002）在论其修改时终于承认，“法院在审理六作家（包括王蒙）案件中，由于在著作权法中找不到直接的法律依据，只好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宣判王蒙等作家胜诉。”

这种法无依据而变通判决的事情，在西方法制国家似难以通行无阻，如美国合众国诉麻省理工大学生莱马奇亚案。法官造法的学理并不是说法官可以离开法律凭空做出判决。我国在法无依据的情况下变通裁决，说明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从一开始就恃强势，并呈现一丁点儿霸气。这种霸气，一直延续到著作权法修订后的陈兴良案。陈案的霸气表现在对数字图书馆视同第四媒体的强行分析上：本案中，被告某数字图书馆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将原告的作品上载到国际互联网上，虽以数字图书馆的形式出现，但却扩大了作品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接触作品的人数，改变了接触作品的方式，同时在该过程中被告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保证作者获得合理的报酬（胡鸿高、赵丽梅，2003）。

从王蒙案到陈兴良案，中国司法借名人造势的策略显而可见。这种策略的运用，在法制不健全的中华大地上应该说是十分成功的，对推进立法与司法改革也不无作用；但是，如果对名人与凡人使用不同的做法，适用不同的法律，必然不利于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笔者以为，美国对数字图书馆某些例外条款的规定，虽然不定全适用于我国，但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社会舆论方面

自《著作权法》确立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以来，尽管司法界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利的保护总体上仍呈攀高趋势，社会舆论却对之表示不甚满意。这种不满意表现有三：

其一，夸大网络信息侵权的范围、程度与作用，强调网络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比任何问题更大，更混乱，更复杂，“大量的上网作品并未征得版权所有者的同意”，“数以百万计的计算机用户正在利用MP3、Napster及其他技术，通过互联网共享各种资源，其中不仅包括音乐、电影和软件，还包括刺绣图案，而且他们通常并不支付这种权利应支付的费用”，甚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越来越多的信息上网，也为不法之徒提供了可供侵犯的丰富资源。”（王蕾，2002）姑且不论这种舆论重墨描绘网络传播负面作用并不符合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实际，仅就上述言论分析，已可见其实际上并不能正确认识权利保护与资源共享的关系，特别是把数以百万计的最终用户中无数的合理使用，也视同为侵权行为而深恶痛绝。

其二，夸大法律与司法的作用，强调通过法律途径给“网上一大抄”的侵权者以严厉的惩罚，特别是2002年1月24日中国最有势力的门户网站新浪状告搜狐网剽窃、抄袭之后，舆论界对这两个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碰撞拼杀从规范网上行为提高到树立“网上侵权难逃严惩”的高度来进行认识，有律师甚至鼓励“网络界的‘大腕’‘小腕’们都来寻求法律的支持，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认为这类诉讼多起来，网络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有的记者还对该事件作进一步分析，认为世贸规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不严惩侵权者“那就背离了世贸组织，也背离了我国入世的初衷”，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等等（侯召迅，2002）。这种舆论的一点论倾向明显。姑且不说法律不可能完全解决网络行为的规范问题，一个国家的网络规范与该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都有密切的关系，指望通过诉讼和法律的惩治，“一网打尽”不规范行为乃一厢情愿，更何况在几乎没有不抄袭他人网站作品的情况下，国家就是再增加10倍的司法力量也无法处理所有的网上侵权纠纷。平心而论，“网上一大抄”事出有因，在网络出版制度无根、法制不健全、绝大多数网站没有新闻采访权及建立自己的新闻队伍之前，除非宣布关门大吉，否则，不抄袭他人新闻与作品，岂非得在自己网页上开天窗。当法律惩治所有抄袭、剽窃行为且处以重罚时，网站关门了，网络经济萎缩，难道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现象吗？矫枉过正的古训是辩证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为了“矫枉”而打杀一切，特别是对新兴网络上的侵权行为，惩罚可以，从严与从重在目前则大可不必。网络的规范，除了法律途经之外，还有道德观念的重塑、文化氛围的熏陶。在维护网络法律，伸张正义的同时，也要给出时间，让网络经营者提高认识，律己律人。这样，于国于民，才能真正地“有莫大的好处”。浙江大学研究生吴风（2001）论及这个问题时有一段话值得参考：“法律是最昂贵的社会组织工具，它的作用常常产生在事后，这就使法律失去了人们可信赖的共同期望，人们不能指望有法律的存在就能杜绝违法行为的产生，而道德如亚当？斯密所说，是‘出自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道德的实质就是同情心，就是对同胞的爱和对我利益的克制，这是受个人利益支配的命令，它是主动的，而不是被迫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认为道德自律对媒介或对传播者作用大于法律的作用。因为有了道德，人类社会才变的丰富多彩，才会运转有序，才会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时代主旋律。”笔者不认为这段话没有片面性，但认为这段话可以克服上述鼓吹什么都来打官司的言论的片面性。在中国，司法途径的代价已经越来越高，已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承受的了。看不到这一点，不能体恤弱势群体的利益，可能走上另一种形而上学。

其三，有意无意地强调新著作权法缩小了合理使用的范围。新《著作权法》出台，政府官员在论及其比原法缩小了合理使用范围时，一般都采取肯定的态度，甚至为之寻找合理根据、合理解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沈仁于先生就曾于2001年11月16日发表讲话，为新《著作权法》缩小合理使用范围一事做出解释和圈定：根据伯尔尼公约关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合理使用”他人作品“不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可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对“合理使用”的范围又作了限制，例如：将原著作权法第22条第3款新闻媒体为报道时事新闻“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改为“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第4款新闻媒体刊登或播放其他新闻媒体“已经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改为“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而且规定“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又如，将原著作权13条广播电台、电视台非营业性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改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的法定许可。

此后，一方面由于新法的权威性，另一方面由于官方盖棺之论，学术界很少有人探讨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是否出现问题。特别是对网上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尽管因网络新技术的影响和作用，发达国家均在不断地丰富和创新本国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但在中国，似乎仍然是一个不是的。其实，《著作权法》缩小合理使用的范围，意味着《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办法》将提高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水平。事实上中国司法近年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相当部分采取要么侵权要么不侵权的简单判决法，已比《著作权法》更进一步缩小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这种是与否的简单化，有碍于网上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注释：

[1]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版权条约》、《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美国1995年《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建议》报告的思路和做法。

[2]反规避条款指通过创建代码工具，用以规避被设定用来保护内容的代码，将被重罚。我国新著作权法也增设了反规避条款。

[3]香港Pu公司状告广州雅芳公司一案，广东高院一审做出被告赔偿原告1200万美元判决，成为中国知识产权案判决赔偿最高的案件。

[4]参见唐广良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11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沈木珠的两篇文章。

[5]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地和

侵权结果地）或者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4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和被告住所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陈卫华案显非“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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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木文。关于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J].出版科学，2002（1）。

[9]苏号朋。美国商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10]王蕾。论网络传播的负面影响[Z].20021120，http：gbcontent20021120content＿465.htm.

[11]侯召迅。两大门户开打新浪网诉搜狐网侵权[Z].http：xuefajuanminshangfaminshangfa329.htm.

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第4篇

网络转载是一种重要的使用作品的形式，是作者的一项重要的权利。但是，这项本来专属作者行使的权利，却由于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4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受到不合法、不适当的限制。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该“解释”超出了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中关于转载仅限于（传统媒介的）报纸、期刊的范围，没有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或许是考虑了网络公司的发展，其用意或许不坏，但是，它却忘记了司法机关在履行其职能时必须“依法办事”、“维护法制统一”、“不得越权解释”等基本司法原则，而且，网络公司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作者利益为代价。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内容在全球建立了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国家中也难以找出先例。该“解释”实施几年来的后果是，一些网络公司大肆转载有版权作品，却拒绝向权利人支付报酬，而权利人也难以依《著作权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解释”必须尽早废除或者改正。为此，我建议将来在制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时，有针对性地对网络转载做出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越权解释”予以纠正。具体建议是在“条例”中明确如下内容：

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发表的作品，著作权人有权决定是否许可其他网站进行转载、摘编；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通过网络转载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发表的作品的网络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二、关于要求购买侵权产品者承担连带法律责任的规定

针对现实当中一些网络产品的使用单位、个人，明知网络公司或网络经营者所销售的电子产品、电子数据库等包含侵权内容，仍执意购买、传播的行为，应当在制订“条例”时，增加要求购买侵权产品者承担连带法律责任的规定。具体建议如下：

购买、使用、传播明知包含侵权内容的电子产品、电子数据库的单位、个人，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三、关于要求网络公司提供有关经营信息的义务的规定

在最近的多起针对网络公司的维权诉讼案件中，权利人取证面临

诸多困难，而网络公司在被后，对有关在网络上的侵权证据进行修改、删除、隐藏等行为多有发生。针对这些情况，我建议，在制订有关“条例”时，应当增加要求网络公司或者网络经营者提供有关经营信息的义务的规定。具体建议如下：

权利人可以为诉讼或者申请临时措施目的，申请人民法院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其与诉讼有关的自权利人提出保全证据请求之日起前6个月内的全部经网络传播的信息，以及提供其他有关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向人民法院提供或者虚假提供有关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责令其提供，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第5篇

在《传播权条例》和《行政保护办法》中明确区分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内容提供者的内涵与界限,将内容和形式的侵权进行了甄别。信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通常情况下是参与了信息内容的传播,没有经过着作人的同意,侵犯了他人的信息网络内容的传播权。网络服务方式和内容的联系关系密切,但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并不关注传播的具体信息内容是什么,也不会采取相关的措施控制信息的传播,即便在客观上具有控制信息传播与流动的能力。明确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信息网络内容提供者具有实际的意义和作用,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一些信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在某种情况下也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例如在新浪网上刊登的小说、散文、评论等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从这一层面上说,它是信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另外在新浪网上的很多作品包括论坛与博客上的文章、评论、视频等是新浪的注册用户自行上传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来,它也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因而在对侵权行为的界定中,只关注被告的责任主体实际的效用不大,最主要的还是要对其侵权行为的性质予以界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实际适用性要根据侵权的具体情节来判断,其中会涉及到赔偿问题。现阶段,信息网络传播途径的广泛性引发出一系列的侵权问题,在高校校园中也时有发生。例如没有经过着作人的同意将书籍或者是歌曲上传到校园网中供学生下载使用,对于这种行为是否能够进行免责处理也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支持者表示,校园的传播空间还是比较小的,且不具备营利的性质,被侵权人实际上也未曾遭遇严重的经济损失,学生进行下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牟取利润,则可以进行免责处理。毋庸置疑的是校园的传播空间确实不大,无论其目的如何都不能掩盖侵权行为的事实,通过网络将个人的作品放到网络上进行传播,肯定会影响作品正常的销售情况,这对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对待校园网络的侵权行为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互联网、局域网还是城域网,相对于某个区间都具有开放性,如果校园网也对校园以外的空间实行开放,信息网络传播的外延就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侵权行为,就要根据相关的规定对侵权者进行处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对权利人进行相应的赔偿。但是如果校园网并没有对外开放,仅仅是在比较小的范围内的传播,不应该判定为侵权行为。这是因为着作权立法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具有商业性质的侵权行为,这与着作权本身的精神是相符合的。对侵权行为进行界定之后就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惩处,惩处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想获得利益又不愿意付出成本的侵权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校园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大多不具有营利的目的,学生在下载信息的过程中也不用付出成本,因而这种行为可以不被算作是侵权行为,从另一个侧面来思考,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的共享行为,这与着作权的利益平衡原则不谋而合。根据利益均衡论的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本身就有着一定的传播性质,因而在公共空间范围内必然会涉及到资源的共享性,所以维护创造者的利益也显得格外重要。高校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也是创造知识的地方,网络媒体的使用频率不高,对侵权作品的点击率也不高,在侵权作品中植入的广告也不会带来太多的经济效益,侵权信息本身的收益不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评估。但是在经济发展速度快、水平高的地区,侵权作品本身获取的非法利润是相当高的,人们使用网络传播信息的速度也非常快,波及的范围也比较广,因而在实际的审判中还要参照经济发展水平,对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作出较为科学和全面的评估。

对于精神方面赔偿的界定和具体的实施也要根据侵(文秘站:)权行为的性质和造成的结果来加以判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必然会对权利人的精神造成一定的损害,索要精神赔偿是合情合理的。关于精神赔偿的具体额度,还没有出台明确的标准,多是在侵权诉讼案件中由原告提出的,很多情况下,精神赔偿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同,这是因为该项损失难以断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项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对精神赔偿的诉求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关键要看网络传播权本身的性质和精神损害的具体界定尺度。精神损害的赔偿通常是指权利人在遭受财产损害之外,还受到了非物质范围内的损害,包括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受到的损害而导致的精神损伤,以及人身的伤害如残疾、受伤甚至死亡等导致的精神损害,在各种情况下,有些是要进行精神赔偿的,有些则不需要进行精神的赔偿。有些精神损害的程度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就可以进行精神的赔偿。在信息网络传播侵权行为一般不会涉及严重的精神损害,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精神的补偿,例如进行公开赔礼道歉、恢复权利人的名誉等。

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第6篇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获取权　利益平衡

[分类号]D923.4

版权法设立有两个目标：一是保护作者专有权，鼓励作品创作；二是促进作品传播，实现知识共享。随着技术的发展，版权法在模拟空间下实现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共享(自由获取)两个目标的传统平衡无可奈何地在网络空间下被打破，或者说原有的内在不平衡因素被网络技术放大，表现为知识产权过度保护和公众获取信息权利受到诸多限制，引起了学术界对有关协调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资源共享关系论题的讨论。本文着眼于网络空间下的版权法领域，探讨信息网络传播权和信息网络获取权之间利益平衡，这样就既确保了两权概念外延的一致，又凸显了数字环境下版权问题焦点。

1　利益平衡原理

利益是指人们受客观规律制约，为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各种客观需求。社会由不同的利益主体所构成，形成了反映不同利益关系的利益体系和格局，由于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及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利益冲突成为普遍社会现象。然而社会还是能够在繁杂的利益冲突中不断前进，在于社会存在对利益冲突进行协调或平衡的机制，该机制通过以规范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法律来实现。利益平衡就是指在法律的调控下，各利益主体的权利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和平共处、相对均衡的状态。不过利益平衡状态只具有暂时性，大部分时间里，权利之间处于冲突和失衡状态，追求利益平衡是个永恒的主题。

法律是相关利益方互相谈判、互相妥协达成一致并使相互权利义务制度化的结果。版权法就是一部通过设定版权人和公众的权利与义务来调节版权利益平衡的法律。由于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性，网络环境下版权人的权利和公众相应的义务体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公众应有的权利和版权人须承担的义务体现为信息网络获取权，因此追求网络环境下版权法利益的平衡，实质就是确保信息网络传播权和信息网络获取权两权的利益平衡。

2　两权概念辨析

信息网络传播权指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知识产权保护为适应新技术发展而拓展新权能的重要体现，是法律为版权人在网络空间上设定的一种集合权利，“特指互联网络上版权人控制、利用作品的一种形式”。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范围一般包括上载、网络上对版权作品的复制、网站间转载、网络上对版权作品的传播、下载、署名及修改作品等7个方面内容。

信息网络获取权是指网络环境下公众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不同于“信息公共获取权”概念。信息公共获取权是指信息主体有权依法定形式获得政府、国有企事业、图书馆等公共信息机构信息的权利。信息网络获取权和信息公共获取权的关键性区别：前者关注的是信息传输的环境是否是网络环境，并不刻意关注所获取的信息内容是公共信息还是私有信息；后者关注的是信息传输的内容是否是公共信息，并不对所获取信息的环境是网络环境还是模拟环境进行区分。信息网络获取权的实现有赖于创作共享制度、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集体管理制度等制度的实施。

信息网络传播权和信息网络获取权的关系实质上是信息垄断(保护)与信息利用的关系，两者关系在实践操作中陷入了二难困境――“没有合法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利用”。目前我国两者利益关系的现状是：由于人们认识的偏差，致使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过度扩张，本应可以利用网络技术在信息时代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信息网络获取权却日益受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排挤，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利益格局由此产生失衡。把握信息垄断与信息利用的边界或尺度，构建两者的利益平衡机制，是改变利益关系现状，破解二难困境的关键，也是版权法的立法宗旨。

3　两权利益冲突分析

3.1　扩张性与萎缩性的冲突

传统版权法通过对版权人权利的保护与限制，较好解决了版权人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权利人作品被大量地上载、下载和复制，使权利人无法控制自己的作品使用，原有平衡被打破。为更好保护版权人权利，各国纷纷修改版权法，或增设信息网络传输权或重新诠释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对新设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乏力，导致信息网络获取权权利内涵不断缩小，如《版权条约》、美国DMCA(《数字千年版权法案》)、欧盟《协调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指令》以及我国《著作权法》中都有充分体现。2006年，我国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尽管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和信息网络获取权的失衡缺陷，但离两权平衡机制的构建还有一定距离。

3.2　私有性与公益性的冲突

信息网络传播权隶属于知识产权，本质上属于私权，是版权法对互联网技术发展所带来挑战的回应，是版权不断扩张的体现。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个人财产权的性质，一旦经法律授予甚至是无需任何手续便可自动获得，成为一种绝对权，具有私有性。只有权利人自己才可以行使，其他任何人都负有尊重他人版权利益的义务。信息网络获取权属于公权，目标是实现信息资源的自由共享，促进知识自由，解决信息失衡和数字鸿沟。推进信息资源网络获取“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目前广泛存在的社会信息不对称、信息资源浪费和信息寻租现象，减少信息获取的社会成本”，信息网络获取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

3.3　独占性与共享性的冲突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独占性表现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人有权要求独占知识产品的各项权能，无法律规定或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使用权利人的知识产品。版权人的独占性是由版权人在创作作品时投入巨大的智力和财力而产生的，享有通过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作品来获得报酬的权利。信息网络获取的目的就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变私有信息成为公共信息。信息网络获取权是各国法律普遍认可的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体现了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共需求，可见共享性是信息网络获取权的内在属性。

4　两权利益平衡机制构建

4.1　理论原则：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

目前知识产权理论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许多国家修订或重建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制定知识产权战略，

加强保护力度；另一方面，近年来西方国家兴起了知识产权怀疑论、反知识产权论和知识产权僵化论三股知识产权思潮，责难知识产权制度的强保护趋势，这使知识产权在理论研究、制度构建与实务运作诸方面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有学者提出应采用“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来重构知识产权制度。

“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的基本含义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知识产权所有人有权从其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任何人未经知识产权所有人许可，擅自以营利目的利用其作品，权利所有人有权请求其赔偿损失，并依法享有请求该侵权行为人以合理条件与其签订知识产权许可使用合同；只有当该侵权行为人无正当理由拒绝以合理条件与知识产权所有人签订知识产权许可使用合同时，知识产权所有人才有权请求其停止侵害行为；但法律另有规定的或其它特别情形除外。该理论认为，知识产品的存在形式由以模拟空间为主变成以网络空间为主，这是传统知识产权理论(由禁止权加许可权构成)产生困境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传统模拟空间，知识产权所有人对其知识产品相对具有可控制力，而在网络空间，这种可控制力要减弱许多，以至权利虚化，所以以利益分享理论为基础重构知识产权制度，将是保护网络空间知识产权最有效的形式。

4.2　管理模式：创作共享与优化授权

创作共享(creative commons)是在传统公有领域理论基础上的改进，是网络上数字作品的许可授权机制，允许任何人在不需要经过特别许可或付费的情况下，去复制使用或再创造，形成演绎作品，目的在于让任何创造性作品都有机会被更多人分享和再创造，共同促进人类知识作品在其生命周期内产生最大价值。创作共享机制是实现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信息网络获取权之间利益平衡最理想的管理模式。尽管其前景很美好，但由于大多数作品并未加入该共享协议，作品的海量许可困境还是会困扰公众自由获取知识，因此，有必要优化作品授权使用机制。数字时代作品授权方式主要有授权要约、版权补偿金、交叉许可、集体管理等，其中集体管理方式尤为重要，几乎所有的版权授权模式都离不开集体管理组织的参与。

目前我国版权集体管理还很不完善，虽成立或筹备成立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等诸多集体管理组织，实行会员制管理，但较为散乱，不仅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而且还未很好地运转起来。鉴于此，应继续完善我国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一是借鉴国外经验，完善管理模式。如借鉴北欧国家实行的“扩展性集体管理”，图书馆可以获得该机构管理作品领域内的非会员已经发表作品的许可使用权；借鉴法国在1995年推行的“强制性集体管理”，版权人不管是会员还是非会员，只能通过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权利；借鉴意大利的垄断式管理，全国只建立一个可以管理所有作品类型的综合性的集体管理组织。二是实现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的数字化。采纳最新数字技术，开发版权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版权权利信息的集中管理系统，建立统一的版权权利信息查询平台，为公众提供查询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成员的版权权利信息服务。

4.3　法律保障：扩张与限制

在几百年的社会历程中，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知识产权私权保护总的趋势是保护范围越来越大，保护水平越来越高，以激励更多的知识创造。版权法的扩张是技术发展给版权人带来利益损失的法律补救措施和利益补偿机制。由于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版权作品市场规模被扩大，制作复制品的边际成本下降；另一方面作品需求也被放大，作品的潜在市场价值增强，作品传播成本的降低和市场价值的增强导致版权人利益失控，加大了版权保护的需要，促进版权不断扩张。版权法的扩张表现为版权权能的扩张、版权客体的扩张、版权期限的扩张、对个人性使用限制的增强等几方面，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立就是版权权能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扩张。

尽管版权的扩张不可避免地要以牺牲公众对版权作品的接近为代价，但这种代价应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即版权扩张应受到限制，否则将构成不适当的版权扩张和作品垄断，从而会使作者激励和公众接近之间处于失衡状态。目前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和信息网络获取权利益失衡产生的原因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过度扩张，完善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是限制信息网络传播权，扩充信息网络获取权，维持“两权”利益平衡的重要方面。

完善合理使用制度。合理使用制度是版权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平衡器。网络的发展使得作品复制和传播轻而易举，版权人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于是各国纷纷修改著作权法，以重构合理使用制度。重构模式有因素主义(以美国为代表)和规则主义(以德国为代表)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因素主义模式具有灵活性和概括性，但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规则主义模式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但易造成立法的滞后。我国采取的是规则主义模式，版权法规对合理使用只采取列举式条款，缺少对合理性作统一判断的原则性标准，限制了其适用范围。我国应吸收因素主义模式优点，采用原则、要素、规则三者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以利益平衡为总体原则，借鉴四要素为标准，制定适用合理使用的具体规则。

优化法定许可制度。法定许可的实质在于将版权中的一些绝对权降格成为一种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从而在作者的排他性权利和公众的合理使用之间构建一种中间制度。然而立法者出于种种担心，目前我国版权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传统文献数字化和图书馆等馆舍外信息网络传播的法定许可制度，只就网络传播方面规定了实施远程教育和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限制了信息网络获取权。其实我们可以在制度范畴内从多方面优化法定许可制度，化解以上担心：①完善作品使用人付酬制度，制定统一的付酬标准，建立例外协商付酬制度，构建对不依法付酬行为的制裁制度，在诉讼时效适用方面作出有利于著作权人的认定。②适度引进版权补偿金制度，减轻图书馆等公共知识机构背负的沉重经济负担，从而平衡多方利益，优化配置版权资源，体现效率价值。

4.4　技术措施：发展与规避

技术措施是权利人为了防止他人非法接触或使用其作品而采取的技术手段，是在网络空间重新分配权利义务、维持网络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平衡的产物。技术措施保护已逐渐被各国著作权法所接受并被有关国际公约所肯定，如WCT第11条、WPPT第18条、欧盟《著作权指令》第6条、美国DMCA第1201条等都明确规定了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5条、18条和19条规定了故意规避或破坏技术措施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将技术引入法律、司法，创立一种新的利益平衡机制，以保护一种新型权利，既反映了版权发展的必要，也反映了版权保护的进步”。

技术保护措施的广泛实施，一方面有效保证了不断受到网络版权侵扰的版权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措施的过度保障，合理使用制度受到进一步冲击，信息网络获取途径受到更多限制，从而打破在模拟环境下版权法建立的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和信息网络获取权之间的传统平衡，表现为：①违反了公众有权依法对作品进行合理使用的原则。网络空间上的技术壁垒在控制他人对作品的非法接触的同时也妨碍了公众对该作品的合理使用，如果被采取技术措施的作品仅仅以数字化形式存在，而用户又没有其他合法途径获得该作品时，技术措施会使得公众合理使用该作品存在严重障碍。②违反了思想、事实以及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不受版权法保护的原则。技术保护措施与启封许可证或在线许可协议的使用能够用于全面阻止公众对作品不符合版权人意愿的使用。由于无从接近版权作品，公众对不受保护的思想、事实或者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等也无从接近，版权法公共领域受到侵蚀。

从平衡版权人权利和公众自由获取信息权利的角度看，技术措施应该受到一定限制，应当允许公众在特定情形下破解技术措施。如美国DMCA确立的对技术措施的限制就包括非营利机构、政府部门公务活动、反向工程、加密研究、安全测试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等内容。又如欧盟《著作权指令》第10条规定了对技术措施的限制性措施即成员国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使例外受益人能有效地享受下列行为带来的利益：图书馆和文化机构、临时录制、社会机构的广播、教育和研究、残疾人、公共安全和立法程序等。

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第7篇

关键词：网络作品 信息网络传播权 法律保护

著作权保护权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的智力创造，但“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在网络时代已经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我国至从实行“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以来，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当作挣钱手段的现象日趋严重，这势必影响了人类智力成果的创造和网络科技的发展。因此探讨我国现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的形式、趋势以及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和产生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一种新型的著作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传统的著作权所指的作品是指在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可以以有形的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但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作品应运而生，其特征也是具有独创性，但其复制性在网络环境下表现为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脱离了有形的物质载体。因此其独有的特征决定了其不同于传统作品的权利特征和法律属性，比如载体的无形化、传播的高效性以及地域的开放性。为了保护网络作品的著作权，我国在2001年修改了《著作权法》，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在200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专门的行政法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从内容和权能来看，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是权利主体具有专有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特定的受益群体，是著作权人及其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具有排他性。在未经许可和授权的情况下，他人不得随意传播和使用著作人作品，否则会构成侵权行为。第二是权利行使具有限制性。对于网络作品及其著作权人，我们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其创作的积极性，又要保证其作品能充分的传播，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便捷性、开放性的特点，促进社会智力成果的分享。因此，对于网络传播权要有适当的限制。第三是权利行使方式具有特定性。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将艺术作品、信息资源及计算机程序等数字化后，通过网络传播这些具有著作权的信息资料，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使用相关信息，信息网络传播依赖于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第四是权利内容具有复合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传播类权利和复制类权利两种。而权益人作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会产生复制、播放表演、发行、展览展示等一系列涉及作品著作权的行为，这数种对作品的使用方式就构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复合性。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现状问题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出台新的《著作权法》在其中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并随后逐步的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和措施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保护。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根据著作权法授权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这一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正式进入网络时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通过立法活动，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对信息网络传播起保护作用的法律法规制度，保护了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激励了其创作积极性，打击了一些以盈利为目的而侵权的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来立法的，其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是一种管理型的法规。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网络传播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1）关于网络超链接的问题。设置网络超链接者既没有直接传播作品，也没有直接使用作品，只是为用户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去浏览网络内容。因此设链者在一般情况下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这一点已在汤姆有限公司侵犯作品专有使用权纠纷案和博库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讯能网络有限公司案例中得到确认。

（2）关于网络上转载、摘编作品的问题。《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互联网网站可以转载、摘编已发表的报刊文章，但是《著作权法》没有将《解释》中的这一规定纳入体系，必须经过授权许可。这对繁荣网络文化，普及知识都是不利的。

（3）关于侵权通知与反通知的问题。侵权通知对发出侵权通知人来说，如果指控不实，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在收到侵权通知后要立即移除侵权内容。而我国的法律法规仅对侵权通知的内容和效力做出了规定，而没有关于反侵权的部分，明显不合理。

（4）关于侵权损失的计算问题。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赔偿计算法有三种：侵权利益计算法，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来计算赔偿金额；定额计算法，如果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或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无法确认时，采用定额计算法，此方法实用性不大；实际损失计算法，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金额，是现行使用最广泛的方法。

三、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现状原因的分析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现状，形成了现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究其原因，主要是立法主体的局限性，造成了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而且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立法。比如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的著作合理适用范围缩小了《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范围，其合理性存在问题；对于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规定，权利人有权收回许可的权利，这一点实际上没有任何实用性；对于权利人可以通过技术措施保护权利这一规定，但其限制规定却非常有限。因此，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应该合理改进，并要提升到法律的层面上来。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与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系

信息传播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信息的高速传播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动了社会整体的变迁，把人们带入了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而信息网络传播是信息传播的中流砥柱，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以及经济的发展。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将有力的保障信息传播的秩序性和合理性，保护权益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使公众分享和掌握社会智力成果，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五、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法律保护模式

针对国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现状，应该加强对信息网络传播的法律保护，采取一些合理的法律保护模式，寻找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利专有的平衡点，做到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又要保证信息网络传播的有效性。

（1）完善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我国现有的立法模式大多是列举式，无法满足当今网络中快速的变化形式。可以借鉴《WCT》、《伯尔尼条约》和美国的立法模式，结合美国的“四要素模式”和“三步检验法”，制定出有弹性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

（2）完善法定许可制度。《条例》缩小了《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的范围，这对网络作品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阻碍作用，不利于网络文化的繁荣，因此应该扩大法定许可范围，建立法定许可法律制度。

（3）完善网络运营商归责原则。网络运营商作为网络出版者，必须严格执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而我国立法中关于网络运营商的责任方面太少，而其中的“避风港”制度又存在问题。应该将“避风港”制度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并且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同监控力度的网络服务商，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4）对技术措施作出合理限制。政府应大力建设健全的信息平台，监控采用技术措施的作品，同时可以委托网络运营商进行相应的管理，使政府、社会、网络运营商共同对著作权信息进行管理、监督和维护，平衡公众利益。

六、对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的整改建议

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每个涉及其中的人都做出自己的贡献。面对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以通过借鉴“三步检验法”和“四要素模式”来制定需要建立完善合理的立法模式；要扩大法定许可范围，比如规定可以将报刊已发表的文章“转载、摘编”；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可以通过授权网络运营商的方式来简化权利人委托的管理程序；我国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数字化权利信息管理系统，应该着手建立，可以解决许可难和付费难的问题；对于网络运营商归责原则，应该将其中的“避风港”制度的举证责任倒置，而且要根据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监控能力，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不同的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1] 戎蓉 浅析我国网络作品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期刊论文]-南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1）

[2] 鲁晓慧 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及完善[期刊论文]-科技资讯2008，（13）

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第8篇

[关键词]网络传播；邻接权；网络作品

[作者简介]董成惠，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讲师，经济法硕士，广东湛江524005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1―0131-05

互联网具有无地域性、高技术性、虚拟性、开放性和瞬时性，其传播功能较传统媒体有过之无不及，但著作权法对其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没有作出规定。自2000年9月20日国务院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后，随后出台了相关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网络规章，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21日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这些法律主要是侧重于互联网的监管，关于网络传播者的著作权问题，特别是作为新兴的媒体其邻接权的保护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其引发的许多法律问题，对传统邻接权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设立网络传播者邻接权的必要性

网络传播者，泛指在网络上传播信息和提供网络服务的任何人，狭义的网络传播者就是网站。网络传播者既可以制作网络产品发行和出售，也可以提供电子信息和互动平台。邻接权指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所称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是指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的版式设计享有的权利，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

1，网络传播者应具有邻接权的主体资格。网络传播者的网络传播行为是网络传播者创造性地借助数字化技术生产网络作品和信息，并使其在网络上运行。网络作品和信息是以二进制数字编码形式的，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加以复制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智力创作成果。数字化技术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把由文字、数值、图形、图像、声音等形式组成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转换成二进制数字，利用通讯技术加以传送，并在需要时把这些数字化了的信息再还原成文字、数值、图形、图像、声音等形式的技术。可见，数字化过程是一项高科技创造性劳动。一个网站要提高其浏览量和点击率，或是提高其网络产品的销量，就要创作出自己独特的数字化作品、数字化节目和数字化信息平台，并向公众传播、发行。除了网页版式的设计上要新颖独特外，还应对其内容的采编排版独出心裁。其传播行为要求较高技术性和艺术性，这就需要投入大量的创造性劳动。

网络传播者依法进行的这种出版发行活动，有利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实现，并能及时传播信息。网络传播者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其合法的传播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网络传播者对其在传播作品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应给予类似于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制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权等相同的法律地位，即网络传播者对其传播行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也应享有邻接权。因此，网络传播者在网络上传播作品过程也应与其他作品传播者一样，享有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即网络传播者应当成为邻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立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不能很好地保护网络传播者的权益，也不利于网络服务业的规范发展。

2，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网络传播权与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是不同的。著作权人或者邻接权人的网络传播权有赖于网络传播者为其提供因特网服务平台进行传播才能实现，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是对其传播网络作品和信息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享有的权利，因此，主体只能是网络传播者。内容上主要是对其数字化作品和信息享有的权利，具体就是对其网络作品和信息版式设计的专有权以及复制、超链接和下载等数字化权利。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之(十二)、第三十七条之(六)、第四十二条之(三)相关规定，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人或邻接权人的一项财产权，其主体是一般主体，指任何著作权人或邻接权人都有权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是著作权人行使其作品的发表权和传播权的一种方式。两者在内容上也是不同的。网络传播者对其提供的数字化作品享有著作权，因此网络传播者当然享有网络传播权，在特定情形下，网络传播者权与网络传播权也存在互相交叉、互相融合的关系。比如，网络传播者对其自主创作的网络作品和信息，既具有网络传播者权又具有网络传播权，两者合二为一。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网络传播权和其他传统传媒的邻接权，但未规定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为维护网络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应完善现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设立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

3，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解释》第二条规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根据《解释》，网络作品和信息的数字化形式以及新的数字化作品均受著作权法保护，一般称为网络作品和网络信息。实践中，法院在审理关于网页侵权纠纷案件时，一般认定组成网页的各个元素不单独具有著作权，且超文本链接和复制的数字化方式也是通用的网络技术，因此原告很难证明对方侵害了自己的著作权。

如2000年青岛网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青岛英网资讯技术有限公司网页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判决认为：网页的版式设计是通过文字图形等要素的空间组合以取得良好的视觉表现效果，但是网页的版式设计不能脱离了特定文字、图形而独立存在，单独的版式设计不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因此，网页版式设计因缺乏构成作品的基本条件即具体的表现形式而不能单独享有著作权。我国著作权法并未对网页的版式设计单独进行保护，虽然法律规定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报纸、杂志的版式设计享有专有使用权，但是该项著作权邻接权的主体不能作任意扩大解释，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网页著作权人对网页版式设计不享有该著作权的邻接权利。

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有待商榷。因网页版式设计具有创造性，应享有专有权的保护；否则，当出

现相同或者是相似的网页版式设计时。如果不能证明是抄袭，对这种侵犯他人网络作品和信息数字化权的行为就只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兜底保护，其保护的力度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实践中，因非法下载、转载和超链接引发的侵权案件也不少，但现行法律对这些数字化行为都没有明确规范。为保护原创网站的利益，应设立网络传播者邻接权，禁止其他网站通过复制和超链接等数字化方式进行掠夺性的不正当竞争，确立网络服务商的法律地位及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权利。

二、网络传播者邻接权的内容

1，网页版式设计的专有权。网页是由不同的源文件经制作者独创性构思，通过颜色、文字、图案、音乐等不同的元素以数字化的方式加以组合汇编而成为具有美感和独特风格的版面，这种汇编的结构就是青岛网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青岛英网资讯技术有限公司网页著作权纠纷案审理过程中提到的网页的版式设计。有学者认为：网页的版式设计与艺术表演人、录音制品制作人和广播电视组织对作品的演绎创作不同，在特定版式设计下的数字化作品并不具有任何创新的成分。因此，这种网页的版式设计不具有邻接权保护的学理基础，也不为我国法律所认可，因而其不应受邻接权制度保护。

笔者认为，虽然网页制作的程序和技术大体相同，但为达到独特风格的美感效果，对网页源文件元素的汇编不是简单排列，而是一种独特构思的创作过程，需要对不同的元素进行创造性选择、编辑、排列和组合。因此一旦这种网页的版式设计完成，就应对这种创造性劳动成果给予保护。正如法律规定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报纸、杂志的版式设计享有专有使用权，网络传播者对其网页的版式设计应享有专有权。否则其他网络传播者通过超文本链接或简单的复制，就可以把他人劳动成果占为己有。网络传播者的创作成果得不到保护，长此以往必将挫伤为网站的设计、编排、内容收集付出大量心血的网络服务商的原创精神，甚至可能导致该网站再抄袭其他网站的恶性循环，这极不利于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因此，赋予网络传播者网页版式设计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2，网络作品和信息的数字化权

(1)数字化权的权利主体。作品在网络上传播并未产生新的作品，但形成了一种新的专有权利――数字化权，这种数字化权是网络作品和信息的一种使用权。这种数字化权是网络传播者经过创造性劳动而形成的。应为其专有权。对这种权利的行使表现在对数字化网络作品和信息的使用上，主要有浏览、下载、超链接、复制和电子公告等。不论是文学、音乐、影视、美术、学术论文，还是其他信息，只要是经著作权人、邻接权人或提供者同意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和信息，如果没有相反约定，应视为权利人转让了其网络作品和信息的数字化权，以此来实现作品和信息的网络传播，即网络作品和信息数字化权属于网络传播者。

(2)数字化权的内容。网络作品的传播和信息数字化权是作者或提供者自身无法实现的，只有网络传播者才可能做到对网络作品的传输、浏览、下载、超链接、复制和电子公告等技术数字化权的控制。因此，对于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网站有上传、浏览、下载、复制、超链接及电子公告许可权。实践中，大多数网络作品和信息，网络传播者都是无偿许可用户使用其数字化权。但对提供有偿服务的部分网络作品和信息，对网络作品和信息的使用必须遵守与网络传播者的协议，通过注册成为其会员，经付费许可后才可以使用作品或信息。对于未经许可，通过破解安全认证程序而进行非法使用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法律责任。

(3)数字化权的侵权行为。实践中，常见的数字化侵权就是超链接侵权。如将原网页作为链接者网页的大部分或核心部分，并且浏览器IP地址所显示的是链接者的地址，使用户会误认为所阅读的网页内容是链接者所作，此超链接破坏原网页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使用户产生误解和歪曲，结果严重损害了原网页所有者的利益。典型的案例是“华盛顿邮报案”，被告在网站上使用加框技术，当用户经由被告网站上的链接访问原告的网页时，原告的网页会局限于被告设计的视窗内，此时用户的电脑屏幕上不会显示原告的网址，而是显示被告的网址以及被告的广告围绕在原告页面内容的周围。本案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而进行链接，利用原告网页上的内容丰富自己页面内容，增加了被告网站的访问人数，增强了自己广告的宣传能力，吸引了更多的客户。这种行为显然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盗用别人的劳动成果，利用别人网站的内容来增加自己网站的吸引力，以吸引更多的客户。如果设链网站和被链接网站都属于商业性网站而且都是依广告收益作为收入来源之一，这种运用加框技术链接的行为就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另外，如果原网页具有很强的盈利性质，或者原网页的信息属于某种专有的、独特的知识，对它的链接可能会跳过其附带的广告，而对网页所有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害，那么应认定超链接是侵权。如著名的“链接第一案”――谢得兰时报案中，原、被告都是新闻的网站。被告复制了原告网站文章的标题，设置成链接，使得被告网站的用户可以顺着链接，直接访问原告网站的新闻，而不必经由原告的主页。原告原本希望通过出卖主页上的广告版面获利，但由于被告设置的链接绕开了原告的主页，经由被告网站访问原告网站的用户，不会看到原告主页上的广告，使得原告出卖广告版面的能力受损。为防止超链接对原创网站造成侵权，对于这种搭便车的超链接行为应赋予网站的许可权，对于未经许可的超链接如果给原创网站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赔偿经济损失。

3，对传播的网络作品和信息的编辑权和控制权。网络传播者应该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对于其所传播的作品和信息要严把政治关、科学关、文字关。因此应赋予网络传播者对其所传播作品修改、删节等编辑权和控制权。但这种修改、删节不能损害著作权人的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得随意对网络作品和信息作实质性的修改和删节，以免违背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信息提供者的初衷。网络传播者对其传播的作品的控制权在于对于内容不合法或侵权作品，若知道其为非法或侵权作品，应采取移除措施，否则就要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因此，网络传播者对其上传的作品应有编辑权，对内容不合法或是侵权作品，网站有权删除。

4，著作权的法定许可权。著作权法定许可的主体资格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只有法人媒体才享有著作权的法定许可权。《解释》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传播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此规定赋予网络传播者同传统媒体一样具有法定许可权。对于已经发表的作品，在合法合理的范围

内可以不经许可而转载和摘编，但应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网络传播者法定许可权的确立，有利于网络传播者及时传播作品。

5，特定条件下侵权责任的豁免权。由于网络的虚拟性、无地域性和即时性等特点，以至于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监控较传统传播方式更困难。因此，网络传播者承担的风险和责任较传统媒体更大。特别是在遵循合理使用及法定许可下的转载和超文本链接，主要是从其他媒体或服务器上获得的信息。当被转载和链接的网络作品和信息上含有侵犯他人权利的信息时，由于转载和链接客观上使侵权范围扩大了，因而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网络传播者都承担严格责任有失公平。因为被转载和链接的网络作品和信息或是已经过其他途径在传播，或是不在链接者的服务器上，网络传播者不可能对其进行控制。另外，海量的网络信息不可能要求网络传播者对于其所传播的每一条信息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于网络传播者，原则上只可能要求他们对网络作品和信息的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其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不可行的。因此，网络传播者承担的主要是有条件的侵权责任。《解释》第四、五条规定了网络传播者承担共同侵权的情形。

笔者认为，对于网络传播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可以参照美欧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采取有条件的责任减免。如美国1998年的《数字千年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者将用户引向或链接到载有侵权材料网址的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作了限制，适用该限制的具体条件是：第一，服务商不知道侵权材料的存在，或没有意识到侵权活动的发生；第二，如果服务商有权利和能力去控制侵权行为，则该服务商必须没有从侵权行为获得经济利益；第三，在接到侵权声明后，服务商必须迅速撤下或阻挡材料的入口，移除侵权材料或阻止他人获得这种材料”]。德国1997年通过的《为信息与电信服务确立基本规范的联邦法》对于将第三人提供的资料内容转介他人的链接使用，若含有因使用人要求自动及暂时持有该资料等情况，均不承担法律责任”]。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对于网络传播者的侵权责任，应适用有条件的过错责任减免原则。主观上要求其明知是侵权作品，且技术上可行而不采取停止侵权的传播行为才承担责任。若网络传播者在事前不知道是侵权作品，知道后立即停止了传播该侵权作品，应不承担或减少其侵权责任。否则，将加重网络传播者的负担，妨碍言论自由与信息流通。

三、网络传播者邻接权的限制

1，数字化权合理使用的限制。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不仅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还要充分考虑网络环境的开放性、便利性和自由性，放松对合理使用的规制，以利于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参照《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况下对网络作品和信息数字化权的使用行为，可以不经网络传播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网络作品作者和信息提供者的姓名、作品名称及网络传播者的网址，并且不得侵犯原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1)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下载或复制网络作品和信息；(2)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其他网站上转载或合法链接网络作品和信息；(3)为报道时事新闻，其他网站转载或合法链接网络作品和信息；(4)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下载、复制或合法超链接网络作品和信息；(5)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下载、复制或合法链接网络作品和信息。

2，数字化权法定许可的限制。参照我国著作权法和《解释》对网络传播者数字化权法定许可的限制，主要是指有如下情形时，对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和网络传播者许可，但应支付报酬，指明网络作品作者和信息提供者的姓名、作品名称及网络传播者的网址，并且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其他权益：(1)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或教学光碟，除著作权人和网络传播者事先声明不许复制和下载，在教科书或者教学光碟中汇编其传播的网络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网络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2)除著作权人或网络传播者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网络传播者或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

四、网络传播者的审查和监督义务

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第9篇

技术发展带来法律保护的困惑

（一）技术发展影响法律制度变化。在互联网环境下，何种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是否需要刑事措施予以保护等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中均有争议。新技术的出现导致新的作品利用方式诞生，影响已经存在的作品利用方式，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平衡关系。著作权制度无法预期新技术，亦无法预先控制新的作品利用方式，此时应当赋予著作权主体新的著作权类型，或者扩张原有著作权的控制范围应对新的作品利用方式，使失衡的利益关系恢复平衡。著作权法的发展史就是随技术发展而不断扩张的历史。（二）互联网技术要求控制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互联网技术使得传播作品等变得极其容易，复制与传播几近变成零成本，盗版作品在大多数情形下与正版没有实质区别。因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对著作权人利益影响巨大，相关国际公约要求保护著作权人在网络环境下的利益。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已有法律规定存在差异，国际条约不作统一要求，只是要求赋予主体以控制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权利，是将该行为纳入已有的传播权中还是新设专有权利，国际条约不作硬性规定，这就是著名的“伞形解决方案”。2001年中国修订著作权法时选择了新设专有权利，这就是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三）司法解释未考虑法律秩序的统一性。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行为”。上述解释字面理解无碍，但是如果将解释视阈置入整个法律体系中,就值得商榷。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视为“复制发行”未考虑法律秩序的统一性，这造成了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与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在著作权法中，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三者是并列关系，互不包容与交叉，司法解释的理解既不符合著作权法理，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本文运用体系解释规则展开研究，探讨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出路。

复制发行行为无法包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司法解释“无视传统刑法规范与网络犯罪事实之间的差异，混淆刑法解释与刑事立法之间的区别，通过扩张化解释，将传统刑法规范恣意适用于网络犯罪事实”，①将属于立法者的权力不当越位行使，造成了规则体系的错位与法律适用的混乱。笔者认为，应当将著作权法、刑法中的法律规范作为一个内部和谐一致的规则体系来解释“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涵义，以建构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责任体系。（一）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三者为并列关系。“享有著作权的意义应在于：他人未经许可不得以特定方式利用作品”。②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是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的作品利用方式，是新的利益增长点。设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意义在于主体通过权利来控制他人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在著作权法中，复制是指以印刷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复制件的行为。发行是指以转移作品载体所有权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其不涉及作品载体物的增加或载体所有权变动。（二）复制发行行为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有本质区别。在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在既有的著作权无法控制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背景下新设的专有权利。司法解释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违反著作权法理，亦违反体系解释规则。发行系通过买卖或者赠与转移作品载体所有权的方式将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转移至买受人或受赠人。在网络技术出现以前，需要作品之人如果想长期拥有或反复欣赏、阅读作品，必须获得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而能够使其获得作品的行为只有出售、出租或出借作品的有形载体即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等方式。③国际公约之所以要求规定主体有权控制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系因为传统著作权法中的发行权无法涵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使用作品的方式。发行要转移作品载体的所有权，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系在网络空间中通过信息流传播作品，不存在转移作品载体所有权的问题，这是二者本质的区别。（三）技术发展超出立法者预期。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者并未将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无论是立法者的有意为之还是思虑不周所致，在立法之时,立法者并不认为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可以构成犯罪。侵犯著作权犯罪需要以违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专有权利为前提，在著作权法未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1997年，未经许可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关于某特定事项，法律未设规定时，在方法上，可采反面推论，亦可扩张解释或类推适用其他规定，予以补充。这不是逻辑问题，而是法律价值判断问题。法律之沉默，不是问题之结束，而是问题之提出，也是法律思维及创造活动之开始。”④这是因为现实生活纷繁复杂无限多样，未来社会的发展超出了立法者立法时的预期，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在制定法律时不可能将未来所有应当由法律予以规范的事项事先规定下来。⑤著作权法未规范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时，“可扩张解释或类推适用”复制发行或其他控制行为予以补充；如果在刑法中未规范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就只能“采反面推论”，因为这“是法律价值判断问题”。欲想为其设定刑事责任，只能通过修改刑法，其他举措都是对刑事法治的怠慢之举。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入罪的规范选择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版权法律的相对滞后必然导致的矛盾。如果认为应当为严重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设定刑事责任，对刑法第217条作出修订是理想选择，笔者提出三种修正方案。（一）将现行司法解释内容纳入的保守方案。仅将现行司法解释内容纳入是保守修改方案。在刑法第217条第3项之后增加“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作为第4项，将现在的第4项作为第5项，这样就将司法解释意见纳入刑法第217条中。之所以不将其作为第5项，是因为在著作权法第48条中“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是该条的最后一项即第8项，而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该条的第1、3、4项规定的，从合乎著作权法条文的协调和法律秩序的统一性角度考虑，应将其排在现在的第4项之前。（二）将邻接权一并纳入保护体系的折中方案。在刑法第217条第3项之后增加“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作为该条的第4项，然后将现在的第4项作为第5项，理由同上。本方案之所以增加上述内容，是因为第217条第1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第3项规定“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该两项是并列关系。既然认为应当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设定刑事制裁措施，那么就没有理由不为与其并列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设定刑事制裁措施。（三）与著作权法衔接重构刑法第217条的方案。刑法第217条的表述对应的是1990年著作权法的表述。笔者认为，应当将该条第1项修改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作品的”。现行规定在罗列“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六种具体作品后又加上“及其他作品”，“其他作品”显然是兜底规定。“其他作品”应与前面具体列举的作品相当，但是不相当的作品类型具体有哪些？在这里刑法应该学习著作权法第48条第1项的立法表述，直接将该项改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侵犯第48条第1项保护的“表演、放映、广播、汇编”诸权利不设定刑事制裁措施。将该条第3项修改为“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具体对应著作权法第48条第4项的规定，具体修改理由同上。

解释刑法规范应当以事理之当然与逻辑之当然的统一为依据。法律规范应当是事物内部规律之反映，是事物的不得不然之理。刑法规范的当然解释的依据是事物的本质与法条的旨趣。⑥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制度不是简单适用已有制度的结果，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最后形成的法律和法理不过是利益妥协结果的承载和表达。利益博弈和妥协是实质，规则的表达是形式。⑦如果能够通过法理演绎，将利益博弈的结果予以协调的规则表达就是上佳选择，此亦是规则之治的要求。上述司法解释应予修正，立法机关应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决定如何规制上述行为，笔者认为与著作权法衔接重构刑法第217条的方案是较为理想的方案。

信息网络传播权范文第10篇

的修改是为了应我国加入WTO后对著作权的保护，适应新形势下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的探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权能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文章简要回顾了著作权法的，认为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信息传播权的产生也源于规范多媒体技术与机网络技术结合而带来的网络传播行为的需要。文章考察了世界上对网络传播行为的进行规范的主要立法体例，并针对我国著作权法中确立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过于简单含糊的情况，着重对该权利的特点、主体、从学理上进行探讨。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体例主体内容特点引言

的发展给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技术始终是促进版权制度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为作品复制和传播带来的进步性，就如同四大发明的印刷术相比手工抄写一样的深刻和明显。是数字网络技术的进步性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而得以产生。

回顾著作权法发展历史，自英国1710年的安娜法案始，著作权法历经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数字技术是通讯技术、微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总称，迄今为止，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一阶段。著作权领域最先讨论的是，个人计算机上的目标程序是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以及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数据库、反向工程、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八十年代中期，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得到发展，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二阶段，多媒体产品和数据库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开始成为著作权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时多媒体技术尚未与网络技术结合。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通讯网络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硬件设施，而且取决于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等组成的通信内容，即数字化的文字作品和作品、电影作品、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可以通讯内容的网络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数字技术在网络上的，使得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把作品讯捷、方便、廉价、容量惊人而且质量几乎完美地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在交互性传输中，信息传输的范围、程度及信息的使用方式是由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共同决定。这给网络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每当有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版权制度总是要或迟或早地作出反应。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如何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致使因特网成为盗匪横行的“盗版天堂”，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由此而产生。

早在1994年12月28日，美国发生USvsLaMacchia——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ADOBE和儿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下载，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版权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十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及《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否定了国际几种通过试图通过原有权利的扩张解决对网络传播进行规范的尝试。1996年12月2日至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经下简称“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国际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CopyrightTreaty，缩写为《WCT》，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PerformanceandphonogramsTreaty，缩写为《WPPT》，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属于传播权的内容之一。传播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专有权，是首先由欧盟提出的。这项提议最终被接受，并写入两个条约中。不过，就作品所享有的传播权与表演及唱片所享有的传播权，在两个条约中是不相同的。作品传播权体现在《版权条约》第8条中。表演传播权体现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第15条中；唱片传播权体现在后一条第14条与第15条中。以下具体分析。

（一）《版权条约》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版权条约》第8条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作者创设了一项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重要权利，即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条规定为，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赋予作者的各项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授权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版权条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立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该条先是让人眼花缭乱地列举了《伯尔尼公约》的5个条文，涉及6项内容，它们都是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作者各项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中有关权利人的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由于针对不同种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使得《伯尔尼公约》中的传播权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版权公约》第8条弥补了《伯尔尼公约》不同权利之间的缝隙。该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伯尔尼公约现在的各种传播权的前提下，将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扩展到所有作品种类，成为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包括在“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所作的传播，从而澄清了交互性的按需传输行为在该范围之内。

这条规定将《伯尔尼公约》中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扩展到网络环境中，在《版权条约》中，这一项新权利名称虽然被定为“公众传播权”，但这项权利不仅仅指网络传播的权利，也包括其他传统的公众传播的权利。该条规定的“公众传播权”将作者的权利，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权利，集中体现在“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虽然因技术中立性原则，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的包括“网络”等概念，但这一表述正是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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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交互性的典型的概括，这一表述而产生的新权利，即作者互联网上传播作品的权利，也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规定与上述《版权条约》同日通过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这两个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以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5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者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版权条约》继续沿用了《伯尔尼公约》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并，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到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使用的是“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和“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版权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不仅仅指网络指网络传播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其他传统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这在该条约的第8条中规定得很清楚，这条一方面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明确的含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即他们都包含在大的传播权之中，但新的权利与传统权利并不交叉，也不得影响传统权利的实施，根据保国实施或者即将实施这两个条约的情况来看，各国依据各自的立法体系，将新权利做了不同的处理。

二、发达国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尽管《版权条约》第8条，《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和第14条分别赋予了作者、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只是作出了一个极为概括的规定，赋予权利人一种广义的包容各类传播的传播权，并没有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具体而明确的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必须由成员国的国内版权法加以解决。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用自己的权利、结合已有的多种权利，或者创设新的权利来实现对广义传播权的保护。

世界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立法体系，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对这两个条约中的新权利进行了处理，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例，它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信息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和保护方式进行了规范，也就是说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技术对。

（一）以美国为例1995年9月的《白皮书》建议大大扩张发行权的范围，使作者得以控制在交互性网络上向公众提供作品和相关权利客体这一行为。为实施《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美国于1998年10月28日通过了《数字版权法》（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允许美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的版权与相邻权条约，但《数字时代版权法》中并没有采取原来《白皮书》所建议的“发行权”方案，而是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网络传输。因为，在美国，相当于传播权的是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它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包括直接的通常意义上的表演和展示，而且包括借助任何装置和过程实现的表演和展示.美国认为，只要将其中已有的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公开表演权、公开展示权等）结合起来，就足以覆盖各类传播行为。最终，美国没有创设新的权利，而是通过法院判例，解释和澄清了权利人传播权的范围，即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必要解释一下美国的表演权，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演唱、演奏等方式表演作品的“现场表演”。一是通过录音机、录像机等设备表演音像制品的“机械表演”。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中，包括《伯尔尼公约》中，“表演权”既具有现场表演的含义，又具有机械表演的含义。

（二）以欧盟和日本为例它们的立法模式是在不改变现有版权权利配置的前提下，赋予版权人控制作品网络传播的新权利。

日本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因特网条约”不足半年，即由国会于1997年6月10日通过《著作权法修正案》，其主要修正内容是：1）增加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对公众提供其表演或录音的权利；2）将著作权人对公众传输作品的权利扩大到对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范围，3）重新定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对公众传输的相关行为。

在日本《著作权法修正案》中，第二条第七款第二项规定：“公开传输指有线或无线电讯传播而其目的系供公众直接接收之传输者（不包括同一建物内电脑程式之传输以外之有线电讯传输）。”第九款第四项规定：“互动式传输指依多数之个别公众之需求所自动完成之”公开传输“（不包括广播或有线放送者）。而”广播“指”以无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有线放送“指”以有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这四款规定明确了日本著作权法中关于”向公众传播权“的定义。

1996年9月欧盟执委会颁布了信息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重申在机存储中的短暂行为同样构成复制。1997年12月欧盟执委会针对信息社会的著作权，为制定共同体内适用的标准，履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的新规则，在其《信息社会版权指令》中创设了一种广义的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广播权以及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社会版权指令》的前言部分专门说明，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就是交互性按需传输。该法案确认了复制权，公开传播权、第3条第1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作者专有权来许可或禁止任何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将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传输给公众的行为，包括以这种方式将其作品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某个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第2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专有权许可或禁止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1）对表演者是其表演的固定：（2）对录音制品制作者是其录音制品：（3）对电影的首次固定的制作者是其电影的最初固定件和复制件：（4）对广播组织是其广播的固定，不论广播是有线电还是无线电，包括通过电缆或卫星。

三、我国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

（一）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2001年10月27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修订了《著作权法》。这次《著作权法》（以下称新著作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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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是为了应我国加入WTO后对著作权的保护，适应新形势下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在新著作权法中，我国是在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之外，主要针对交互性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第10条的12款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尚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然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立借鉴了这两个公约中有关的立法形式，并采用“新增式”保护，该权利的确立是我国《著作权法》进入网络时代的标志，对于当今计算机互联时代著作权（版权）的保护与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仅此几条规定，其规定内容本身也存在争议，加上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存在许多可探讨之处。

（二）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的探讨根据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新著作权法特别强调了表演者和录音录象制作者等邻接权人的网络信息传播权，第37条第6款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获得报酬的权利；第41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音像作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是享有该项权利的作者和表演者、录音录象制作者两个邻接权人。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中来。有学者认为应当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信息网络传播权。笔者认为，没有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并不损害其原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其他权利人的文学作品时，如被他人在网上公开传播，可以由该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人主张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作品往往社会信息性更强，不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能够使社会公众更好的利用。这正是著作权法利益衡平的体现。

（三）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的探讨现行立法缺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内容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权利享有人在法律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以计算机网络传播方式向公众传播或许可（授权）他人向公众传播信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另于广播、电视上的播放权，是对作者在互联网上权利的专门描述，应当指作者及表演者、录音录象制品制作者在互联网上自行传播作品和授权他人传播作品，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传播其作品，应当包括禁止他人：（1）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违法转载，或使他人违法转载，例如复制他人作品，刊登到自己的网站，或向其他网站投稿。（2）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进行传播。（3）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下得到的作品，上载到互联网。

（四）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的探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权能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权利行使方式的特定性。信息网络传播是指将文学、艺术作品及计算机程序、具有著作权的信息资料等数字化后通过网络（包括局域网）向公众传播，使公众可以在选择的时间、地点和范围接触上述作品信息。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使离不开计算机网络，而且传播过程中的复制、发行、浏览、存储等环节都与网络息息相关。

二是权利主体的专有性。信息网络传播是著作权人及其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是排他性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情况外，他人不经授权许可，不得擅自将著作权人及邻接权人的作品在网络上传输和传播，否则构成侵权行为。

三是权利内容的复合性。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传统的复制类权利和传播类权利的结合。传统的传播类权利包括发行权、出租权、表演权、放映权、展览权、广播权（包括有限传播权）等。作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涉及作品著作权的行为，主要包括复制、发行、展示展览、表演播放等，其中以复制行为最为突出。网络传播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对作品的多种使用方式，而且数种使用方式具有高度的复合性，因此作为著作权人专有权利之一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就有了复合性的特点。因此，应区分不同情况，选择适用原有的关于复制类或者传播类权利的规范。

四是权利行使的限制。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而且是一种绝对权，可以讲是一种合法的垄断，具有专有性、排他性，但也有地域性和时间性。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一是保护作者的权利鼓励创作，二是鼓励传播。也就中要在在保护创造者个人私益基础上寻求个人与社会公益的平衡，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当然不例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要考虑到权利专有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点。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激励其创作与传播作品的积极性，又要发挥计算机网络交互性、开放性、便捷性的特点，促进公众对社会智力成果的掌握，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因此，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应予以限制。虽然新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规定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然笔者认为新著作权法第22条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应同样适用于信息网络传播的作品，不仅应当适用，还应当适当地扩大合理使用的范围，如远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