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范文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主要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所采用的一系列诉讼制度。与成年人不同，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尚不成熟，无法按照统一的刑事诉讼制度。区别开来，能够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且有利于防治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特别是在新刑事诉讼法的提出，结合以往实践经验，考虑未成年人群体特点，设置了专门诉讼程序，以此来加强对未成年人诉讼权益的有效保护。

一、原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滞后性分析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一直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没有松懈，出台了很多相关法律法规。1991年，正式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等方针，对其进行保护。1999年，出台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样坚持教育为主原则，明确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中要保障未成年人群体的诉讼权利。虽然我国出台了规范性法律文件，但深入到细则当中发现，我国始终没有构建完善的司法制度框架。加上各个部门协调和沟通力度不够，无法实现统一。原《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诉讼程序的规定，能够反映对此类群体权利特殊保障的条文仅有三处。其中第14条件来看，在审判现场，可以通知嫌疑人、被告法定人到场。第34条，规定如果被告人不具备到场条件，且没有辩护人，人民法院应为其提供辩护人。可见，原诉讼程序只进行了一般性规定，存在条文少、规定散等特点，无法形成独立的程序，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外部环境变化日新月异，对未成年人产生了一定影响，加上家庭、学校教育的疏漏，导致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持续上涨态势。对刑事诉讼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加强对制度的调整势在必行。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保留原有制度中的先进部分，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强调了加强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决心。

（一）明确案件方针

与一般刑事案件不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有特殊性，故在办理中要区别对待。新刑事诉讼法强调在司法实务中，审理人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并提出三个处理原则。具体来说：首先，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强调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如果出现可罚可不罚情况，要尽量以不罚为主。其次，保障主体诉讼权利原则，即依法保障其享有的特殊诉讼权利。最后，专业原则，即参与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要具有专业性，充分掌握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按照上述三个原则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二）完善诉讼特有权利

首先，嫌疑人、被告人能够获取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强调公平、公正，在维护未成年人合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原有的法律仅强调对被告人的援助、且限于审判阶段。而新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范围扩大，法院、检察机关等都需要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义务。同时，将辩护扩展到审判之前，以此来提高法律援助有效性，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其次，限制适用逮捕措施。逮捕属于强制，一旦实施逮捕，嫌疑人将在特定场所被羁押，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可能性变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逮捕等同于羁押。如若采取逮捕，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危害较大。同时，羁押也可能出现“交叉感染”，导致未成年人向惯犯、累犯转变。因此，针对此类案件，要严格限制逮捕措施，针对犯罪嫌疑人来说，要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综合衡量各项行为产生的社会危险性，如果存在可捕可不捕的情况，可以选择不捕。同时，在逮捕前，人民法院还要参考辩护律师的意见，切实保障嫌疑人。最后，分案处理原则。该项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处理案件时要与成年人犯罪案件分开处理，并对未成年人进行分别关押、管理和教育。采取该项措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未成年人免受不良影响。同时，还能够维护好未成年人隐私，通过合理的教育和引导，避免其再次犯罪，早日回归到社会当中。除此之外，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一律不公开。不公开原则的执行能够保障未成年人的名誉和隐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挽救未成年人。

（三）确立诉讼程序特殊制度

一是不制度。附条件不制度适用于审前分流案件，针对不需要的案件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处理，以此来减少审判负担，且能够有效提高审判质量。将该项制度应用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中，能够实现对其进行非犯罪化、非刑法化的处理，为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如新刑事诉讼法职工的第271条明确了附条件不适用条件，在做出附条件不前，要参考公安机关等方面的意见，如果存在异议，检察院要做出决定。二是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是办理机关针对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时，除了要查明案件自身的情况，还需要了解相关信息，根据此进行针对性处理，突出刑罚个别化特点。采取该方法，能够将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降至最小。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要根据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动机等情况进行充分把握。可见，社会调查主体是公安机关，调查内容涉及更多，为教育和矫治提供更多支持。三是记录封存制度。该项制度是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要进行密封保存在有关机关，除法律规定外，任何人不得查询。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身心发展不够完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刑事责任人，可能因一时失足误入歧途，一旦贴上犯罪标签，他人会戴着有色眼镜对待他，将会伴随其一生，对其未来升学、就业等产生负面影响。为此，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此基础上，不仅能够弱化对未成年人犯罪标签效应，且有利于引导未成年人在日后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三、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思考

针对新刑事诉讼法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虽然通过专章刑事对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仍然宏观和粗放，为此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丰富。

（一）增强立法模式独立性

现如今，世界范围内，对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立法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宪法、特殊程序及单独制定。其中前两者都存在一定弊端，如对宪法形式来说，司法人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主观意识干涉过多，针对同一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别。而特殊程序会受到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无法对案件作出全面、系统的裁决。因此通过单独立法模式，能够对诉讼具体内容进行专门、针对性设计，能够加快制度协调发展。如美国的《少年法院法》等是针对未成年人设立的专门性刑事立法，我国可以在恰当的时候进行独立立法。

（二）适度放宽不条件

附条件不应适用于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主要原因是三年是划分重罪与轻罪的分界线。针对轻罪可以实施附条件不，这一做法在其他国家也非常普遍，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目前，在国内，对于上述情况我国也采取了缓刑措施，如拘役、管制等，适度放宽不条件，给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三）细化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为实施教育和矫治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但在规定过于笼统，还需要在一些方面加以明确。如根据规定，社会调查主体仅限于公安机关等，但具体以哪个主体为主没有规定。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原则上应以公安机关或者其委托的组织进行社会调查，为侦查案件提供参考依据，且能够为后续审判奠定基础。对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调整，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该项制度设置根本目的，即明确未成年人犯罪基本情况，使得案件处理更具权威性。而针对社会调查方式来看，要以实地调查为主、书面为补充方式，具体要以实际情况为依据，选取灵活的调查方式。在实践中，深入到学校、家庭等进行实地调查，以此来提高调查报告的客观性和合法性。

四、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制度，确保制度规定更加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赋予未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以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对其进行合理保护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还要加强对制度规定和细节的研究，根据未成年人群体特点，加强对制度的完善，为司法实务提供指导，从而促进未成年人能够改过自新，重归社会。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修订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执法；对策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总体变化简要阐述

新《刑事诉讼法》一方面突出强调了“尊重和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及“检法机关和律师的监督权”；根据刑事诉讼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适当调整，有利于侦查办案，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面对机遇与挑战，公安机关应该及时调整思路，直面挑战，解决好刑事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以适应新修订的《刑事诉法》对公安机关提出的新要求。

二、新修订《刑事诉讼法》带来的机遇

1.电子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写入证据种类。随着新 《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电子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等被列入证据种类，侦查取证效率将会得到提高。随着科技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数码化，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涉及越来越多的电子数据。随着电子数据成为法定证据种类，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中体现电子数据证据的烦琐环节将会有效减少。因此，“电子数据”、“辨认笔录”和 “侦查实验笔录”直接作为法定证据种类，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具有有利影响。

2.行政案件证据可在刑事案件中使用。新 《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书证、物证、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在修订之前，行政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时，常遇到需要转为刑事案件办理的情况，新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化解了这一难题，大大提高了公安机关侦查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证人作证机制全面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安全保密制度和关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上予以全面完善。例如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基于当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对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依赖较大的现状，这系列改变对保证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具积极意义。

4.强制措施规定进一步完善。一是拘传时限延长。旧法中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一律不得超过十二小时，而新法改变了这一规定，明确一般情况下，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二是规定对被取保和监视居住人的特定限制权。新《刑事诉讼法》对被取保和监视居住人增加了一系列管理条款，例如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一） 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这些修订为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为侦查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

三、公安机关将应对的挑战

1.律师权力的扩大。新法在多方面提高了律师刑事辩护的权利，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难度也会增大。一是律师介入时间提前。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 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二是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力扩大。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申诉、控告； 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与旧法相比，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力明显扩大，新法赋予了律师更多手段和资源与侦查机关对抗。三是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且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最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而且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会见的权利与并能够进行交流，犯罪嫌疑人将有更多机会与律师探讨如何规避法律惩罚，其供述也会随之产生动摇，易出现翻供等状况。

2.“沉默权”的增加。新 《刑事诉讼法》对“沉默权”进行了规定，“沉默权” 是指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不能被强迫证明自己有罪，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人权保障意义重大； 当然它也将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产生很大冲击。

3.证据排除规则的严格化。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即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绝对排除，实物证据相对排除； 公安侦查取证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基本没变，讲极大的影响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的排除。总之，新法对侦查取证中的搜查、调取、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的程序要求将越来越严，公安机关的相关工作难度会越来越大。

4.警察需要出庭。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第五十七条等规定，警务人员将分别以目击证人、或直接以侦查人员等身份出庭作证。由于，在以往办案过程中，警察几乎不需要出庭作证，部分警察可能很难马上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因为，出庭对警务人员的心理素质和出庭应对能力将提出相当高的要求，公安机关有必要开展相关的应对性的培训，以提高民警出庭应对能力、法律水准和心理素质。

四、公安机关如何应对挑战

1.加强规范意识，提高执法质量。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强了刑事诉讼的对抗性，侦查机关要摆正自身心态，转变自身观念，通过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公安信息化的建设提高办案质量，实现规范执法，解决侦查环节中讯问不规范，隐性超期羁押的问题。

2.加强证据意识，转变侦查模式。现行侦查模式一般围绕犯罪嫌疑人而展开，侦查机关往往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再搜集证据，且这样的侦查模式极容易忽略证据的收集、固定。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搜查、侦查实验笔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增加“电子数据资”；完善了普通证人、专家证人、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制度，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强化侦查员搜集证据的意识。新法还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对犯罪嫌疑人有利、宽松的制度。因此，我们应加快转变侦查模式，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转变。办案民警应当转变观念，由“证据本位”的侦查模式替代“口供本位”的侦查模式。

3.加强程序意识，转变侦查模式。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程序功能，明确了违反诉讼程序的法律后果。在司法实践中，要在严格遵守不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严格落实时限、通知方面的规定，严格遵守讯问环节的新要求等方面下大决心，充分彰显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关于程序公正的立法精神。

4.加强应用意识，发挥比较优势。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技术侦察、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等优势侦查措施，并且，证据定义扩大了证据的涵盖面。这些为侦查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办案民警要在用足用好现有侦查手段的同时，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方式、新途径应用于实践，发挥新法赋予我们的优势手段，开展侦查工作，以更好地适应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 逮捕 司法实务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新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并宣布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新刑事诉讼法在其第二条中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任务，被视为此次修改的最大亮点。诚然，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大量增进庭审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如大幅度增加了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作用，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的情形，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审判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特地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等等内容；同时在兼具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矛盾权衡中，对审前各强制措施的适用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细化，也大幅度修改了其中最为严厉的逮捕措施的适用条件，但却在实务适用中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亟待解决。

一、新刑事诉讼法中适用逮捕的条件

旧刑事诉讼法中第六十条规定了适应逮捕的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

新刑事诉讼法则将第六十条改为第七十九条，修改为“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5）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对比上述条文，不难发现，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适用条件在形式上从一种条件变为了三种条件：

（1）一般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犯罪必须有发生上述五项社会危险性的可能或企图，且采取取保候审（没有监视居住）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上述社会危险性，应当予以逮捕。

（2）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以及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但曾经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不论）或者身份不明（应指故意不供述真实身份），应当予以逮捕。

（3）情节严重地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可以予以逮捕。因此，在实质上，逮捕的适用条件应为二种情形，即为上述“应当予以逮捕”的两种条件和“可以予以逮捕”的一种条件。但实务上对此二种情形是应采用递进关系（即应先满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条件，再满足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条件）还是并列关系却有不同看法。

认为二者应为递进关系的理由是在旧刑事诉讼法中，适用逮捕的条件仅在第六十条予以规定，即仅规定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条件，且在该条第二款中规定了应当逮捕的例外情形（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基本上是够罪才捕，例外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因此，要对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其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同时新刑事诉讼法中将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的逮捕适用规定在第七十九条第三款，明显是递进关系。有论者还提出如刑法修改后的危险驾驶罪，犯罪嫌疑人因为仅能判处拘役以下刑罚，故不能适用逮捕措施，如果因为犯罪嫌疑人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而予以逮捕，而最后证据又不足以支持，岂不是为了逮捕而逮捕，反过来说明此种情形下采取逮捕措施的错误，因此二者应为递进关系方在实务中能顺利实施。

但笔者认为二者应为并列关系。首先在文义上，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三款条件规定应为并列关系，因为前面两款条件就是并列关系，当然没有理由把第三款变成前面两款的递进关系。其次在法理上，此次诉讼法修改既然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因此在强制措施的取舍上，明显已经摒弃旧诉讼法对逮捕措施的“偏爱”，目的就是为了逐步改变拘押场所人满为患，司法机关压力巨大已达极限的现状，因而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明显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地位提升，至少要提升到与逮捕平等适用的地位上来，而不是像旧刑诉法那样，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视为逮捕的例外。再次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的是“可以予以逮捕”，而非“应当予以逮捕”，实际上是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是否需要逮捕的权力赋予了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证据现状、补充侦查空间、社会危险性、羁押必要性等情形进行综合研判并作出决定。因此，该条第三款与前面两款虽然是并列关系，但仍有必然联系，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中仍必须审查案件的证据情况，而不能仅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即予以逮捕。

二、新刑事诉讼法中逮捕的滥用问题

纵观整部新刑事诉讼法的审前强制措施规定，虽然增加了大量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规定，客观上提升了这两种强制措施的适用广度和深度，但因为相关配套措施或规定的不完善，致使脱保（脱离取保候审）或脱监（脱离监视居住）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仍不大，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实务中的侦查机关主动采取这两种措施的积极性仍不高，而仍会只要够罪（仅有的如危险驾驶罪例外）或够条件（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就呈捕，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下，逮捕仍有被滥用的现实可能。

实务中逮捕被滥用的情形主要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后，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中改变或人民检察院重新审查并建议改变，此后侦查机关又重新呈捕，人民检察院继续审查批准逮捕，从而使得逮捕措施陷入一种被循环使用的状态，严重妨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阻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并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

尽管上述逮捕被滥用的司法实务案例不多，但每一宗案件影响都极其恶劣，应当予以规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第七十九条新增第四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同一宗案件被逮捕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即可（因为逮捕的最为严厉性和惩罚性，笔者认为应确定为一次，但现实中侦查机关的实务需要，暂可定为两次，条件成熟再修改为一次）。

三、新刑事诉讼法中逮捕适用条件的局限性

对比新旧刑事诉讼法中逮捕的适用条件，尽管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适用条件进行了细化，更有利于实务操作，但不难看出，新的细化措施与旧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式规定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实务部门根据旧刑事诉讼法就是这般操作，新刑事诉讼法只不过是将这些实务操作书面化而已，并无根本的实质突破。

正如前文所述，实务中的侦查机关主动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的积极性不高，而仍会只要够罪或够条件就呈捕，而检察机关因为种种原因，尤其在逮捕必要性上因缺乏侦查机关的合作（侦查机关因为够罪或够条件即可呈捕，即其无动力去做相应的逮捕必要性调查），仅能被动地适用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必仍将大量批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场所人满为患、司法机关压力巨大的异状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监视居住；新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较早确立的一项制度，但是其独立地位始终没有确立，实践中适用很少。作为一种强制措施，新刑事诉讼法从监视居住的条件、场所、方式、检察机关监督等方面完善了此项制度，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出路。

一、监视居住制度概述

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的，命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住所或者居所并对其活动予以监视和控制的一种强制方法。早在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中即已规定了监视居住。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监视居住的规定过于笼统，而且将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作同质化适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被监视居住人的义务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监视居住期限以及变更等内容，但并未改变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同质化的问题。

监视居住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难以区分，易转化为变相羁押；第二，监视居住的执行缺乏可操作性，执行成本高；第三，缺乏相应的 救济程序和监督程序。针对监视居住适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监视居住作为强制措施修改的重中之重，基本上是重塑了监视居住制度。内容包括监视居住的条件、场所、方式、检察机关监督等。

二、监视居住的条件和属性

监视居住是一种介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是羁押的一项替代性措施，它特有的适用条件决定了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属性。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三种不同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只是笼统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对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拘传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进行区分，但在适用条件上并未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进行区分。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区分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不同的适用条件。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7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笔者认为，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要明显严格于取保候审的条件，监视居住只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并具备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取保候审并无符合逮捕条件之限制。

三、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

理论上，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固定住处、指定监视居住场所、专门监视居住场所。为了避免监视居住异化为羁押措施，1998年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98条明确了“固定住处”和“指定的居所”的含义，并明确禁止“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和“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留置室或者公安机关其他工作场所执行监视居住”的情形。此次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监视居住场所，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笔者认为，监视居住原则上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固定住处时才可指定居所，避免指定监视居住异化为秘密羁押，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新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此条规定的适用要严格防止其扩大范围，并在24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允许委托辩护人会见。

四、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

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如果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处执行监视居住，那么需耗费执行机关相当的人力、财力，而且实际上很难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严格有效的监控；而如果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置于指定的居所监视居住，则又容易招致变相羁押的指责。究其原因，在于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不足。

新刑事诉讼法第76条规定，“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笔者认为此处的“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通信监控”、以及“上交身份证件、驾驶证件、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就是监视居住这种强制措施的具体执行方式和实现方式。

五、监视居住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较之前法律完善了监视居住制度，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解决，需要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一）没有明确检察机关对监视居住的监督方式。监视居住是一项在较长时间内限制被监视居住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特别是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其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与拘留、逮捕差异不大。现代刑事诉讼基本理念是，采取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时必须对其进行司法审查。

新刑事诉讼法新增加了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规定，第73条第4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并没有明确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方式方法。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监督应该由监所检察部门执行。监督内容包括对公安机关执行过程的监督、对自侦案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监督。监督方法可以是电子监控、通信监控、日常巡查、不定期检查等方式。

（二）监视居住折抵刑期的规定模糊了其非羁押性的属性。新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实际上使得监视居住兼有羁押性和非羁押性的属性。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只是限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区域，并对其在此活动区域内的行动自由加以监视，而并没有规定完全限制其人身自由。只有在判决执行以前或者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即限制了人身自由的，才可折抵刑期。

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虽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人身自由，较普通的住所监视居住更为严厉，但监视居住的非羁押性属性没有变。折抵刑期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但其使得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变相沦为羁押措施，违反法律规定的初衷。

（三）监视居住的“通知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为了防止可能导致秘密逮捕等不利后果，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制度，即“除无法通知的以外都应当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形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但是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通知的内容，这使得“通知制度”大打折扣。笔者认为，通知的内容应包括执行监视居住的原因、执行居所、执行期限等。

综上，监视居住作为一种强制措施，要充分发挥其非羁押性的优势，将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切实落实到司法实践中，还需要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相关细节，完善立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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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第5篇

摘要：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据证据，证据应具有证据能力且需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判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依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要求进行审视，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的规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与缺憾，主要表现为立法条文过于粗疏、操作难问题依旧突出、诸多内容遗漏等，这些有待进一步充实入法。

关键词：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能力 证据制度 证据规则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5-0124-06

“法庭裁判的艺术只不过是运用证据的艺术罢了”，①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居于核心与基础地位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作为证据规定“帝王条款”②的证据裁判原则在证据制度中又处于支配地位，其规定及实现程度成为检验与评价一国刑事诉讼法典完备与否的重要标尺。本文拟从证据裁判原则的内涵与要求出发，对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评析，以求教于同仁。

一、 证据裁判原则的立法概况与基本内容

证据裁判原则，又称证据裁判主义，就其基本内涵而言，是指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证据裁判是否定神判的产物，是随着近性主义的兴起而形成的一项证据法原则。③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刑事诉讼立法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该原则有所规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27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犯罪得以任何证据形式认定，并且法官得依其内心确信作出判决。法官只能以在审理过程中向其提出的、并经对席辩论的证据为其作出裁判决定的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44条第2款规定：“为了调查事实真相，法院应当依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所有的对于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证据上”；《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317条规定：“认定事实，应当依据证据”。据学者考察，在英美法系国家，不但法律上没有证据裁判原则的直接规定，甚至英语中也没有“证据裁判原则”这样一个成型的词组，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对该原则的否认，而是认为证据裁判原则是不言自明的。④

在我国此前的三大诉讼法典中，并没有对证据裁判原则的直接规定，但相关司法解释对此已有所体现。如2002年4月1日起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3条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3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有论者据此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也是认可证据裁判原则的。⑤事实上，刑事诉讼中首次明确出现“证据裁判原则”字样的规范性文件是2007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该意见第2条第2款明确提出“坚持证据裁判原则，重证据、不轻信口供”。2010年7月1日起生效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又明确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有论者指出，这些司法解释“表明中国刑事诉讼证据裁判原则的正式确立”。⑥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无论是在第一章“总则”，还是第五章“证据”中，都没有直接出现“证据裁判原则”或“证据裁判主义”的字样，这是否意味着本次修法相比于前述司法解释是一种倒退？是否意味着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不认可证据裁判原则呢？要妥当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证据裁判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有明晰的认知。

尽管学界对证据裁判原则的主要内容理解不一，对证据裁判原则涉及的基本范畴如“证据”、“裁判”、“事实”等的认知存在不同观点与主张，但学者们普遍认同证据裁判原则至少应当包含以下要求：

一是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据证据，没有证据不得确认被告人有罪。刑事争议的解决以查清案件事实为前提，而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以证据为基础，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自然也不能判决被告人有罪。笔者认为，证据裁判原则蕴涵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奠定了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与基础地位，具有弥补自由心证之天然缺陷的重要功能。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蔡墩铭认为：“近代刑事诉讼法所采之自由心证主义与证据裁判主义，不失为事实认定之二基本原则，且由于此二项原则之密切配合，使事实发现与人权保障皆成为可能。”

二是认定案件的证据应当具有证据能力，符合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的要求。证据能力又称证据的可容许性或证据的法律资格，一般是指那些允许证据出现在法庭上的资格和条件。⑨ “证据能力是贯彻证据裁判原则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⑩证据能力欠缺的证据不能用于案件事实之认定。我国证据法学界一般用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描述证据的特征，同时也用以指涉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应具备的条件。证据裁判原则之运用必须以存在适格之证据为条件，缺乏证据能力的证据与没有证据一样，都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并作出裁判。

三是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判断。诉讼程序是司法权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其存在与运行的制度空间。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能力，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有多大，必须依托法定的诉讼程序加以审查判断。刑事诉讼法规范了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主体、方式、方法、步骤、时限、顺序等问题，无论是从查清案件事实的角度看，还是着眼于人权保障的需要，证据裁判原则都应以刑事诉讼法定程序为生存土壤与活动边界。没有法定程序，就没有证据之审查判断，自然也就不存在证据裁判原则之适用。

四是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般是指刑事诉讼中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所要达到的要求与程度。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是一个循序渐进、去伪存真的过程，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看，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举证无法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与没有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因此，从裁判者的角度看，证据裁判原则自然要求“对全部可采纳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所认定的事实需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

二、证据裁判原则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具体实现

如前已述，新刑事诉讼法并未直接规定证据裁判原则，但以前述证据裁判原则的主要内容为检视标准，笔者认为，证据裁判原则的理想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初步得到实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证据裁判原则要求的证据制度体系初步形成。证据裁判原则是一个抽象的行为准则，并不具备实际操作性，其所要求的依据证据定案问题、证据能力问题、证明程序问题、证明标准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一系列事宜都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加以保障。没有证据制度的具体展开与运作，证据裁判原则不过是缺乏生命的空洞摆设；相反，有了完善的证据制度体系，即便立法没有明文规定，证据裁判原则也是其应有之义。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从数量上看，“证据”一章从原来的8个条文增至16个条文，增幅达100%；不仅如此，在侦查、、审判各章中，也修改、增加了大量涉及证据审查判断的内容，据初步统计，这些条文至少有20多条。从内容上看，本次修法在保留1996年刑事诉讼法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修改了证据的定义、增加了证据的种类、明确了举证责任的分配、细化了有罪认定的证明标准、健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完善了证人保障与出庭规则，同时对侦查、、审判程序中涉及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内容也进行了充实与完善，体现了立法机关对证据制度与证据运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第53条对“证据确实、充分”的细化规定，该条三款内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已经囊括了前述证据裁判原则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证据裁判原则的直接确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在评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这一条款时，直接指出这是对证据裁判原则的明确规定。

可以说，本次修法尽管还存在种种缺陷与不足，但我国刑事证据的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有了基本的依托与保障。

二是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能力制度渐趋完备。证据裁判原则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具备证据能力，这是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要求。在英美法中，证据能力主要用证据的可采性理论加以处理，法律一般仅消极地就无证据能力或证据能力受限的情形加以规定；在大陆法中，证据能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限制：一是证据材料不被法律禁止；二是证据应当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各国一般主要是通过排除规则来解决证据能力问题，而在所有的排除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处于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证据制度过于重视证明力规则而对证据能力问题关注不多。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解决证据能力问题上着墨颇多，其中尤以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最为突出。审视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至第58条之规定不难看出，立法主要从排除的主体、排除的对象、排除的程序三个方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规定。关于排除的主体，立法定位为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主要的排除主体；关于排除的对象，立法采取广义的理解，将非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物证、书证均列入排除的范围；关于排除的程序，立法规定了主动排除与依申请排除两种方式，重点对庭审程序中依申请排除的情形进行了规定，包含了申请的主体、申请时的条件、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法庭的认证规则等内容。尽管从内容上看，以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主要是对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即《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要条款的沿用，并无创新或突破，但相比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宣言式”的规定而言，以上内容在立法中的正式确认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价值与现实意义。可以预期，这些规定不仅会引发实务界对长期以来所忽视的证据能力问题的重视，而且必将带来我国刑事证据制度革命性的创新与发展。

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外，新刑事诉讼法的诸多修改都涉及证据能力问题。比如，立法对证据种类的增加使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与电子证据具备了法定的证据形式，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立法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证据的确认，赋予了这些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能力问题的重视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要求。

三是以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为基础的证据审查判断程序日渐完善。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证据只有经过审查判断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未经法定程序核实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审查判断程序也是证据能力的组成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钰雄认为，“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是使证据获得证据能力的积极条件，也是终局条件”。从理论上分析，证据的审查判断贯穿于侦查、、审判各阶段，但审判阶段特别是庭审环节的审查判断无疑居于核心地位。在法庭审判中，“其公正的程序要求给每一方一次遭遇机会；此遭遇机会是指在得到法庭注意的适当场合内遭遇的机会，以及在适当场合内为了对包括反驳证据、交叉讯问在内的有争议的裁判事实予以会谈的遭遇机会；其中这种会谈通常是对抗与争论（以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兼而有之）。公正审理的关键在于提供一种机会，即使用这些合适的矛（反驳证据、交叉盘问及争论）去对付引起法庭注意的不利材料的机会”。

从实践运作看，法庭审查判断证据涉及的事项很多，但直接言词原则之贯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出了重大修改，力图通过庭审的对抗式改造强化控辩双方的作用，发挥法庭在核实证据、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实践中证人普遍不出庭，书面审成为常态，直接言词原则难以有效贯彻。学界公认，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已成为制约我国对抗式庭审方式改革的“瓶颈”。就此，学者们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建言献策，众多观点的核心在于建立和完善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体系。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充分回应了实践需要，在完善证人保护制度、证人财政保障制度的基础上，重点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进行了规范。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之规定，证人在符合三个条件时必须出庭作证：一是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二是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三是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出庭必要的。与此同时，第188条还赋予法院强制证人出庭的权力，规定了证人不出庭或出庭后拒绝作证的法律责任。这些规定一方面对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吸收，另一方面也采纳了学者们提出的改革建议，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刑事庭审程序的对抗式改造，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科学化进程。

除此之外，新刑事诉讼法还对鉴定人出庭问题、警察出庭问题等进行了规定，对庭审中控辩审各方的质证行为方式等进行了完善，这些内容对于完善法庭证据审查判断程序，保障证据裁判原则的有效适用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价值。

三、证据裁判原则视野中新刑事诉讼法之缺失

尽管新刑事诉讼法在彰显、实现证据裁判原则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与突破，但证据裁判原则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从应然层面着眼，新刑事诉讼法在以下两个方面仍存在不足和缺失，有待未来立法的进一步修订，或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补正。

第一，从已有的立法规定看，条文过于粗疏，操作难问题依旧突出。“证据裁判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程序控制”，这种控制主要通过对证据之收集与审查判断得以实现，这就要求规范证据运用活动的立法条文应详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但长期以来，秉承“宜粗不宜细”的立法传统，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诸多问题上过于简洁明了，由此导致实践中操作性不强问题突出。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有关证据制度的立法条文依旧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以立法规定最为详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在排除对象上，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应当排除。然而，该法规定的证据形式一共有8种，除了已列出的5种外，还有3种（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尚未纳入其中，这是否意味着此3种证据不存在排除的问题，即便其是非法取得的，仍具有证据能力并可作为定案的依据？从法典条文的严格字面解释看，答案是肯定的；但从证据法学原理与司法实践需要出发，答案无疑又是否定的。这种立法条文的明显疏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困惑。

再比如，同样是人证的排除，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排除的前提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排除的前提是“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刑讯逼供”与“暴力、威胁”之间有无区别？两者之后的“等”字如何理解？该条规定与第50条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化。事实上，这些内容直接来源于2010年的“两个证据规定”，在“两个证据规定”颁行后不久，就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上述疑问，但遗憾的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只是搬抄了相关条文，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立法关于非法物证、书证排除之规定也存在诸多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只有在满足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才会被排除：一是收集方式不符合法定程序；二是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三是瑕疵不能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该条规定不仅内容比较含糊，而且事实上为非法物证、书证之排除设计了极高的门槛。依据该条规定，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存在被排除的物证、书证，立法设立排除规则的目的完全无法实现。

第二，从应有的制度体系看，诸多内容遗漏，有待进一步充实入法。完善的证据制度与健全的证据规则体系是证据裁判原则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以此为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尽管通过大幅度增加条文、修改内容完成了证据制度体系的初步成型，但毋庸置疑，其尚存在巨大的充实空间。

首先，证据法基本原则的入法问题。证据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证据立法，对各项证据法律制度和全部证据法律规范起统帅作用，为证据法律关系主体进行证据调查收集、审查和运用等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整个证据法体系中，证据法基本原则起着统领与核心作用。作为大陆法系模式的成文法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有着重视基本原则的传统，这从刑事诉讼法总则中有关基本原则的规定达10多条可以得到佐证。然而，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没有规定证据法的基本原则，本次立法对此也未涉及。尽管学者们可以从立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与程序规定中总结、提炼出我国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但基于基本原则自身所具有的导向功能与指导价值，立法的明确规定显然有助于培育证据理念，有助于克服成文法固有之局限与指导司法实践有序展开。至于刑事诉讼法中到底应设定哪些证据法的基本原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笔者认为，自由心证原则与证据裁判原则是首先应考虑加以规定的。

其次，证明对象、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的问题。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是指诉讼活动中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情况。证明对象的具体化有助于确定证明方向，明确举证责任，细化证明标准。一般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主要包括实体法事实与程序法事实，此外，免证事实也属于证明对象需要考虑的问题。不同的证明对象有着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机制，同时对应着不同的证明标准。学界大都认同，程序法事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对取证方法合法性的证明由检察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实行“谁主张、谁举证”，而且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实体法事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9条和第53条对实体法事实（有罪认定）的举证主体、证明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对程序法事实的证明主体、证明标准则没有涉及。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规范刑事证明活动，未来应通过修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对程序法事实的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加以明确。除此之外，新刑事诉讼法也没有规定免证事实问题，鉴于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与《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分别对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免证事实作出了明确规定，建议在参考借鉴的基础上在未来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对刑事诉讼的免证事实加以规定。

再次，证据规则的体系问题。证据规则是证据制度的具体化，也是证据裁判原则的神经末梢，完善、健全的证据规则体系是证据立法走向成熟的标志。从学界的总结看，两大法系证据立法与司法实践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衍生出相关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特权规则等一系列规则。从严格意义上审视，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只对非法证据规则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其他证据规则甚少涉及。一些已在司法解释中被明确的内容，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确立的意见证据规则（该条第2款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也没有被吸收进本次立法。还有一些学术界多次呼吁、司法实践有着迫切需要的内容，如特权规则，尽管在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中有所涉及，但事实上，无论是从立法条文的含义，还是从适用范围上看，该条规定与真正意义上的特权规则相比完全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在构建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37-01

有人说过，一切都是程序，21世纪是程序世纪。告诉我们，程序是正义的保障，要保证侦查的运用符合公正的要求，需要对其具体适用的程序进行规制。尤其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更加强调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这既是刑事诉讼法法理的要求，也是现实正义的需要。更何况刑事诉讼法素有我国小宪法之称，其承担着保障人权的不可小觑且无法替代的极其重要的角色。由此在一定意义上，新《刑事诉讼法》改善着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并不断的符合着法治的理念，这就使得对于那些违法违规操作者的行为必定需要通过法律程序的设定与限制来更好的保障人权，以此体现民主的进步，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义。

我们都知道侦查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阶段，是同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刑事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性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其中专门性调查工作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查封、扣押物证、书证；查询、冻结存款、汇款；鉴定；辨认；通缉等，当然对于一些未被纳入法律规定的专门性调查行为所获取的证据的采用还是比较审慎的，如测谎仪检查等。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不仅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及逮捕这五种法律明文规定的强制措施，还包括法律无明文规定但具有强制性的措施：强制检查、强行搜查、强制扣押。

其实，在我国，讯问犯罪嫌疑人也是一项强制侦查行为。尽管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增加了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述可以从宽处理，但是其仍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规定，并且这一新增规定也未能表明其享有沉默权。当然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侦查人员对已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在看守所内进行，这样可以减少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人身侵权的机会。虽然也增加了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的时间上限，并应当保证其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但是侦查人员会为了尽早破案，难免在实际操作中很大可能会对这一具有弹性的规定作宽泛理解，这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多为不利。

还有询问证人、被害人也是一项强制侦查行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切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同时也未规定在特定情形下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当然，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在现场询问证人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以及询问地点可由证人提出，进一步规范了侦查人员的行为，并使证人对询问地点享有选择的权利，使这一措施具有一定的权利平衡性。

在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了侦查机关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取血液及尿液等生物样本，将实践中广泛应用的生物采样措施正式合法化，使这一侦查行为具有法律依据。而对于第六节，主要新增了查封这一常用的侦查行为，为了顺应实际所需，也将“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纳入查询、冻结的对象。虽然明确规定了对于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以及禁止使用、调换或者损毁，但是并未规定侦查人员违反禁止性的规定的后果，由此要么应完善相应后果，否则只能期待侦查人员在实践中的自觉行为了。还有关于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是关于“鉴定”的一大进步，毕竟其所形成的证据并非为定性结果，只是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鉴定人的一种意见陈述，其起到的是证据辅助参考作用。

关于《刑事诉讼法》新增规定的技术侦查措施，明确了适用的主体和案件的类型。其中大量规定了侦查人员的相关义务，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虽然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的遏制侦查权力的肆意，但是对具体的适用对象并未做具体规定，也没有规定相应的公民救济措施，这无疑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又是不利的。所以有待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来完善技术侦查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进步；展望

前言

今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开始实施，这部有着“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幅度很大，修改内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并且增加了新的编、章、节。这对于更好地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其中几个亮点方面进行评述，说明其进步性。

一、证据制度修改——更明确、完善

原《刑事诉讼法》（简称‘旧法’，下同）中，对于证据的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理论界普遍认为，把证据笼统定义为真实，于客观情况不符，且将证据说成是一切事实，也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基于电子数据证据的出现，各类各种信息资料在诉讼中的运用，证据的形式多种多样。因此，修改后的第48条对证据的传统定义做了重大修改，把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据此，证据成了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而非案件事实本身。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用“材料”取代“事实”，消除了旧法中的逻辑矛盾，同时也标志着人们对于证据的认识由过去的实质理性转向形式理性。

在证明标准上，旧法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充分”的确定，却很模糊，修正后的第52条对旧法第46条进行了扩充，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本次修改除了将证明标准进一步确定为排除合理怀疑外，又通过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解释，第一次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了证据裁判原则，并部分确立了严格证明原则。

修改后的第54条，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公检法机关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义务。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和历程。虽尚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但瑕不掩瑜，世界上任一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都经历了一个从确立到完善的发展过程。

二、刑事辩护制度修改——律师与当事人权利保护

辩护职能的完善与否是一个国家诉讼制度进步与民主的重要标志，修改后的刑事辩护制度，最大亮点莫过于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1]（P.49）修改后的第36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此项条例的修改，完善辩护律师的会见权，且修改后第37条中，增加了一个通信权以及会见时不受监听的权利，有关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仍然没有改变。此举虽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质意义，但在刑事辩护制度中是一个进步。

在审查和审判阶段，修改后的第37条与第38条，关于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中，阅卷权范围得到了统一，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便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实质性的卷宗材料，比《律师法》的规定更进了一步。并在第39条，在申请调取证据上进行规定，是对前两条进行完善。

另一个亮点是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原来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由过去的死刑案件扩大到无期徒刑。修改的第34条还增加一种援助对象——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法律援助从侦查阶段开始，没有钱请律师的情况下可以请法律援助，接受法律援助义务的当事人是不需要付钱的。这对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修改——向科学执法转变

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领域对被告人人权影响最大的部分，在实践中，超长的羁押时间、过高的羁押率、取保候审的虚置、监视居住成为变相羁押等问题一直遭到学界的诟病。此次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上述问题进行诸多修改，是对问题的长足改进。

修改后的第80条在旧法第60条基础上，对逮捕的条件进行了完善与细化。在审查批捕程序上，修改后的第87条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强化，一是增加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 二是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三是加强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程序。[2]（P.8）在完善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问题上，旧法并未对二者加以区分而规定了相同的条件，这次修正对二者适用条件加以区别，把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并规定了不同于取保候审的条件。强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措施的监管与执行，主要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监管不严，执行不力等问题。修改后第77条进一步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决定，应当立即执行。执法人员对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决定，不严格执行，贻误案件办理的，依法追究责任”。

从上来看，修改后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更加能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强化了对于公权力的约束。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促进公检法机关科学执法，维护司法环境的公平正义。

四、关于侦查程序的修改——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

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刑事犯罪的攀升与犯罪手段的智能化、技术化，已经成为现实，这要求在这一问题上，不仅侦查观念要更新，而且侦查模式、技术手段更要更新。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双刃剑，既关系到犯罪的控制又关涉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应当缜密设计，以防止权力滥用给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侵害 。[3]（P.26）新《刑事诉讼法》做了两方面的改进。一方面，修改后的第147条，规定了公安机关、检查机关适用技术侦查的条件，并在第148条明确规定了适用种类、对象和期间。另一方面，为维护公民权利，在修改后的第149条进行了一系列规定，这些规定说明，采用技术侦查要严格执行标准，依法进行；涉及的相关秘密信息，要保密；不能用于其他的用途。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程序的修改，一直致力于尽量减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标的冲突，在侦破大案、难案方面为司法人员提供了很好的行动指导，同时减少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发生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的情形。

五、关于特别程序的法典化

根据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需要，基于特殊案件自身特征增设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轻微案件的当事人和解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这四种特别程序，改变了该类案件无法可依的现状，填补了我国特殊案件司法制度的空白。

修订后的第263至第267条规定了未成年犯罪的诉讼程序，并在第272条中规定年人犯罪案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些规定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的人文精神；修改后的第274至274条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程序，既有利于及时化解社会纠纷，又节约司法资源。修改后的第277条至280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了规定，这既有助于对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进行打击和惩治，也实现了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对接。修改后的第281条、第282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该规定对保障公众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六、总结与展望

总之，新《刑事诉讼法》较之旧法有了广泛的变动，从理念更新到制度变革，从权力制约到权利保障。旧法中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理念占主流。新《刑事诉讼法》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实现了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理念的再次升华，并真正形成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司法理念，这是司法建设的一大进步。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还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如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与三审终审制等等方面，但有理由相信，随着司法建设的不断深入与完善，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遗憾都能得到弥补，而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也将越来越健全。

参考文献：

[1]叶青，王晓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述评[J].上海大学学报，2012（29）：42-59.

[2]闵春雷.《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完善的基本方向——以人权保障为重心[J].政法论坛，2012（30）：25-30.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第8篇

和谐社会；刑事诉讼法；人权

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依法治国上了新台阶。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人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对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司法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今年3月14日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的决定》，这是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正以来的首次“大修”。新刑事诉讼法更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充分彰显了我国和谐社会理念指导下的民主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

1.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修订的重要内容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的，1996年作了第一次修改，这第二次“大修”，其重要内容如下：

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人权”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此，“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我国法律体系。这次，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总则中明确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规定，这不仅具有宣示性，也具有指导性意义，意味着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也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完善证据制度。新的刑事诉讼法，首先，增加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有罪，这是相当大的进步。其次，在规定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七种证据外又增加了规定电子数据。另外，增加了证人强制出庭但配偶、父母、子女可例外及加强对证人的保护的制度，充分顾及了我国的人情、不愿意得罪人的传统观念。这些增加的条款符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完善强制措施。新的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进一步细化逮捕条件中的有关规定。另一方面，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还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同时，还增加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逮捕后，人民检察院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程序。这些新的修改，将大大有利于防止错误逮捕，还能尽可能过早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这就加强了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切实保护。

完善辩护制度。新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这意味着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转为“辩护人”。另外，新刑法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并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且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样，律师们能及时、全面、确切的了解案情，有利于他们为维护当事人的人身权利而进行第一时间的正当行为，就能从刑事诉讼的一开始便来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新刑诉法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通过提审予以改判。同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可见，这一死刑复核程序是更加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与负责。

适当扩大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我国现行刑诉法对自诉案件的和解作了规定，新刑诉法又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新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新刑诉法明确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和解范围限制在部分危害较轻的犯罪。同时规定，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增加特别程序。新刑诉法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新刑诉法还增设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死亡、重伤，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并对人民法院的决定程序、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等作出规定。这些特别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弥补了法律中的漏洞与不足，有利于逐步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

2.新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立法难，执法更难”，我们在今后的贯彻施行别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切实做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统一。在刑事诉讼中，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一对矛盾，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对立，是指惩罚犯罪是对犯罪的追诉活动，而保障人权则是针对追诉的一种防御活动。相互依存，是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又都得必须以对方的实现为条件。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只注重追究犯罪而忽视保障人权，则势必可能导致蔑视法制、行政专横、滥捕滥伐；如果只注重保障人权而忽视追究犯罪，又势必导致打击不力、犯罪猖獗、人民无法安居乐业、社会不得安宁等局面”。因此，新刑诉法在今后的贯彻施行中一定要做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明确各自的职能分工和配合衔接，在办案中互相配合，共同肩负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诉讼任务。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才能有效防止和纠正在诉讼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偏差，把好刑事案件事实关、证据关和程序关，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另外，还应建立有效渠道加强公民对公、检、法三机关公权力的监督。这样，才会更好的做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在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方面要做到公平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护人身权利是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刑事被害人双方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但是长期以来，在刑事诉讼中，很多人甚至更多人关注的只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新刑诉法在今后的贯彻实施中应该注意：第一，要在经济上给予刑事被害人一定的物质帮助，“赔偿的费用首先应当由犯罪人来提供，犯罪人应当对其犯罪行为做出赔偿，包括赔偿财产、造成伤害所付出的费用以及被害人有抚养或赡养的人的生活费用的支出等，但是当犯罪人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对其进行赔偿时，可以通过慈善组织或者一些专门针对公民的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被害人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第二，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由国家财政支出专门补偿救助那些经济困难的刑事被害人。

要有效杜绝刑讯逼供行为。在今后新刑诉法的贯彻与实施中，司法机关和办法人员一定得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杜绝刑事案件中的刑讯逼供行为。一方面，抓紧就刑事证据制度及嫌疑人的审讯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指导公、检、法三机关办案，应该杜绝任何形式的刑讯逼供，不管是直接的还是变相的，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另一方面，增加一些避免刑讯逼供的配套措施。例如，可以尝试着推广律师在场权，这是一种防止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也可以施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这样也能有效防止刑讯逼供；此外，还应制定相关惩罚措施，当有关办案人员违反规定确实进行严刑逼供时必将严惩不贷，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有效的防止刑讯逼供。

办案人员要提高司法水平。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加科学、完善，但是各项修改都将对司法人员的办案工作产生重大影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挑战。这就务必要求司法人员转变执法理念，增强人权保障、证据、程序、效率、权限等意识并坚持平和、理性、文明、规范执法，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都切实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所以，在今后的新刑诉法的贯彻与实施中要加强对新刑诉法立法思想的理解，转变观念、创新方法，切实守法办案。

检查机关要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能。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从立案一直到特别程序都贯彻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这就要求检察机关进一步完善监督理论，转变、创新监督理念，不断充实监督人员和机构，切实地将新法的精神贯彻执行下去。另外，在自己监督其他部门的同时，还要做好自身内部的监督，处理好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只有这样，在保障新法顺利执行实施的同时，也使检查监督走向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才能使我国的法律运行机制更加完善。

新的刑事诉讼法既符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又顺应世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际刑诉法改革潮流。但在今后的贯彻实施中也许还会出现新的矛盾、问题或争议，但随着它的贯彻实施，我国也将适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配套实施，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司法为民的和谐理念，刑诉法中的漏洞随时都将会得到完善。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必将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完善，进而促使我国社会的越来越和谐。

[1]李 龙.法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赵秉志，王俊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J].河北法学，2008.11

[4]许海波.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的突破性改革[J].政法论丛，1997.02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第9篇

你看，在“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有了直接的体现，而在不太遥远的过去，“人权”在中国还是个颇为敏感的字眼：

你看，读完“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紧接着就进入了我们的眼帘：

你看，法典用了整整五个条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55～58条)，从而在立法技术上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善，并有可能让“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原则不再如以前那样只是作为口号的空喊：

你看，围绕着证人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法典动用了整整六个条文的立法资源(第59条、第61－63条、第187、188条)。或许，未来的法条审判有望保障被告方的对质权：

你看，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的律师名被正焉(名正才能言顺)，以前只是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而现在是堂堂的辩护人了。对于绝大多数案件，只要凭“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到看守所直接要求会见，而不必如现在这样还要在办案人员面前低眉顺眼。检察机关审查案件，也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也应当附卷。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辩护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其还享有了合法的申诉或者控告权。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辩护人的申诉或者控告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你看，无论是适用拘留措施。还是适用逮捕措施，法典都明确要求，应当立即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羁押。在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询问，必须在看守所内进行。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还应当对询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且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另外，在不通知家属的问题上，也比现行法的规定更为人性化。因为，无论是拘留，还是逮捕，抑或是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实都比现行法的相关规定限制地更严：

你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种羁押之后继续审查，无疑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羁押。

你看，不管是什么上诉案件，只要有上诉权的人对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了异议且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第二审人民法院都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而就在几年前，很多地方就连死刑案件都可以不开庭审判。难道不是吗?!2006年3月30日，《法制日报》有篇报道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桩不服一审死刑判决的案件进行了首次二审开庭审理。

你看，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还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死刑复核结果，则必须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而现在死刑复核程序存在最大的症结，可能就是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护方的介入极为困难。尚权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一份《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实证报告》显示，“律师无从知道案件是否已经移送到最高人民法院，也无从得知最高人民法院的哪位法官是该案承办法官。”据说，目前律师向死刑复核机构递交辩护意见的主要方式还是特快专递。

你看，申请再审的理由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变。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典将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而没有排除的情况，以及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况，都当作了申请再审的理由。至少，这个规定有助于提醒我们的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打破诉讼程序只是法律手续的传统观念。否则，没完没了的申诉、上访就可能在判决生效后“合法”地上演。

好了，字数所限，请读者诸君原谅我不让你再往下看。否则，就有了抄袭法条赚取稿费之嫌。而且，我写本文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新刑事诉讼法的亮点f更何况，上文所列的这些亮点，在有些读者看来。到了司法实践中就会立即“暗淡”)，而主要是想从立法技术尤其是语言技术的角度对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进行评析(考虑到立法技术问题是个博大精深的话题，也考虑到语言技术对于立法质量的重要性，所以本文主要从语言技术上来剖析)。以期对未来刑事诉讼法的有效实施有所裨益。

我们知道，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法律工作者看来就是“手续法”。但是，即使是把刑事诉讼法当成是“手续法”，也不能规定得过于“粗放”。否则，就无法为执法者提供可操作性的标准。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我曾多次撰文呼吁，要尽快修改和完善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并在立法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尤其是要摒弃传统的“微言大义”，尽可能详尽必备，避免程序规则被“合理滥用”。

但是，很遗憾，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立法技术上实现我所期待的重大的突破。在我看来，修正后刑事诉讼法在语言技术上仍然存在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第10篇

证据种类和证据收集方式的增加关于证据的种类，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证据种类进行了补充和调整。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较之现行新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把物证和书证区分为两类不同的证据，并明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增补进证据种类。鉴于在反贪工作中很少产生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种类的增补中，对反贪工作影响较大的，是电子数据被正式列入证据种类，与视听资料一起构成独立的证据门类。电子数据一般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电子形式的证据。③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以电子数据形式展现出来的证据越来越多，新刑事诉讼法把电子数据规定为证据类型，有利于适应新形势下打击犯罪面临的新要求。从反贪工作实际看，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很多时候是违法犯罪事实的有力佐证。新刑事诉讼法明确把电子数据规定为证据类型，客观上有助于增强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证实犯罪的能力，必将会对反贪工作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新刑诉法实施后反贪工作将面临严峻挑战

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拓展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但是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不能委托律师作辩护人。而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而言，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辩护和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新刑事诉讼法明确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而律师辩护人依法拥有诸多的权利，能够及时了解案件情况,主动收集证据,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相对地，这也就对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进一步增大了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难度。

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新刑事诉讼法衔接了《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增强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有关权利，其中对反贪工作影响最大的是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也就是说，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虽然，为兼顾打击犯罪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在几种特殊情况下对辩护律师会见权也作出了一些限制，在第37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然而，从总体上看，相较现行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极大增强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使得大部分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畅通无阻地得到律师的指点和帮助，伴随着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而产生的彷徨无助、恐惧、焦虑等情绪将会得到缓解，心理防线会得到巩固，对抗侦查的能力会得到提升。相应地，这必将大大增加检察机关审讯突破犯罪嫌疑人的难度，对反贪侦查人员的取证方式和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首次确立了非法争证据排除规则。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最为关键的是，新刑事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对自身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也就是说，在证据合法性法庭调查过程中，只要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检察机关不得拒绝。新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序的建立，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取证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法庭调查中，侦查人员要应人民法院的通知出庭说明情况，这对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是一大考验。（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入法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一项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从民主法治的角度看，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进一步规制了侦查行为，强化了对人权的保护，是一种进步。而对反贪工作来说，则无疑会增加证明犯罪的难度。

反贪工作应如何有效应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影响

提高思想认识。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和侦查人员要正确对待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要充分认识到，新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强化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是顺应历史潮流，强化人权保障的必然结果，是我国民主法治事业进步的一个重大体现。要努力克服消极埋怨及畏难情绪，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面对新刑事诉讼法给反贪工作带来的挑战。要积极转变执法观念，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权限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尽量做到谨慎、自制和谦抑，始终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坚持精品化办案的工作思路，努力使所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能够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积极转变侦查模式反贪侦查模式转变是侦查改革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所在。转变侦查模式是反贪工作应对新刑事诉讼法所带来挑战的最有效途径。当前，检察机关的反贪侦查模式主要是传统的以收集言词证据为主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一般是侦查部门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后，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继而再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线索收集其他证据。这种侦查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最主要的就是导致“口供主义”流行，容易诱发刑讯逼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损害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与新形势下反贪工作面临的新要求之间的不适应将愈发凸显。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要大力推进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强化线索的管理和利用，强化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努力实现“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向“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变，以有效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带来的挑战。

充分适用好技术侦查措施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决定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这是国家基本立法层面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巨大支持。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来讲，技术侦查措施在收集和固定证据、减少对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依赖、拓展办案成果、有效应对犯罪嫌疑人反侦查及翻供等方面作用重大。可以说，能否适用好技术侦查措施，关系到未来反贪工作的发展全局。而要适用好技术侦查措施，其关键就是严格依法使用，坚决杜绝滥用。具体而言，要严格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要遵循立案后适用原则。只有在立案之后才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是红线，绝不能逾越；二要遵循重罪使用原则。在反贪办案过程中，只有对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才可适用技术侦查措施。而对于何为“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要严格遵循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从严掌握，绝不能任意扩大范围。三是要遵循必要性原则。只有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严重犯罪存在理由充分的怀疑，采取其他侦查手段无效时，方可以适用。四是要遵循相关性原则。技术侦查措施适用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及相关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五要遵循严格审批原则。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绝不能越权使用。六是遵循交有关机关执行原则。检察机关决定使用的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交由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的“有关机关”予以执行。总而言之，技术侦查措施对反贪工作而言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将会极大促进工作开展，用得不好，将会产生恶劣负面影响，严重损害执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灵活运用强制措施强制措施是检察机关同职务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在反贪工作中，强制措施如果运用得当，对案件的办理是有力的推动。在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开展反贪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情况下，检察机关必须更加重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灵活运用，充分发挥出强制措施的重要作用。在具体办案过程中，要根据已经了解掌握的证据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把握好决定使用强制措施的时机、种类，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尤其是要注意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适时变更强制措施，打压其抗拒、侥幸心理，强化其恐惧、悔罪心理，有效迫使其认罪招供。要充分抓住新刑事诉讼法健全、完善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这一机遇，认真学习、理解有关法律规定，吃透法律精神，严格依法、大胆使用好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促进打击犯罪的预期功能。

重视并做好初查初查是对案件线索所反映内容的真实程度进行调查核实的过程，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的一个重要阶段。检察机关反贪部门通过初查，可以在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秘密收集证据，查清相关事实，为立案做好准备。初查的成效，决定着能否立案，决定着能否顺利突破犯罪嫌疑人，决定着查办案件的成败。出色的初查工作，是案件质量的基本保证，是解决传唤、拘传时限过短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可以说，初查在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影响，检察机关在开展反贪工作时，要切实强化初查，把初查工作做实、做细，把办案中心前移，力求在初查阶段最大限度地查清案件有关事实，收集和固定好证据，为立案后的侦查活动打好基础。要制定出完备而详尽的初查计划，加强保密工作，严格控制知情面，隐蔽好初查意图，促进初查工作取得最好的成效。

大力提高反贪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反贪工作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反贪侦查人员的素质。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反贪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实就是对反贪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要加强反贪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提升反贪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要强化岗位练兵和业务培训，切实增强反贪侦查人员发现捕捉线索，收集、固定、鉴别和使用证据，运用侦查策略、强制性侦查措施和高科技侦查手段等方面的能力，不断提高执法办案的水平。要着重提高反贪侦查人员的学习意识和学习热情，激励反贪侦查人员自觉更新知识结构，自觉拓宽知识面和知识层次，确保反贪侦查人员的能力水平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