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8 01:06:11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财政性资金，即中央财政拨款或地方财政拨款。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指定雇佣人对象为其服务，同时授予人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据人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理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委托人保留剩余索取权，经营权则让渡给人。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高校中存在两层委托关系。第一层是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者、以校友为代表的捐赠者等与高校之间形成的委托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以政府为代表的多元化投资者为委托人，高校为人。委托人提供资金，要求人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中为民理财、科学理财、平安理财。第二层关系是高校与内部各基层的委托关系。学校是委托人，各基层是人，学校将从政府取得的财政拨款下拨到各基层，各基层履行其职责使用资金。本文主要分析第一层关系中的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在委托关系中，政府用于教育投资的资金来源于纳税人的税金，并将资金托付给高校。政府追求的是资金的有效使用，但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资金的使用效益是否达到要求，这种无法考核的现实也成为人存在“侥幸”心理的重要原因。对于人高校而言，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下，高校在面对经济决策时都是理性的，即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履行职能的同时，在国家利益与学校利益的考量中，可能通过“三重一大”的倾向性决策保护学校利益，牺牲国家利益；个别高校还可能通过套取捐赠配比、虚列人员数量来增加收入；资金使用中的挪用专项，超预算支付，虚报冒领等问题也会时有发生。为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应该采取财务信息公开的方法，要求高校必须要向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人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信息，描述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及相关财务决策。另外，为使高校出具的会计信息质量得到保障，必须加入第三方，即注册会计师来对高校出具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以增强除高校之外的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告的信赖程度。因此，通过建立会计信息披露机制，可以唤起社会的公共权力监督意识，强化社会监督作用；提高高校经费使用管理的透明度；维护投资人依法获取高校信息的合法权益。
二、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规避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高校在与其利益相关者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中，高校处于信息的优势方，而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却处于获取、掌握信息的劣势方。高校存在利用这一优势为自身谋求利益的可能，从而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高校掌握着大量有关自身财务治理模式、资产总量及其分布状况、资金来源及其构成情况、财务风险及其应对策略，有关收入总量及其分类、支出结构及其合理性、结转结余资金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这些信息如不公开，外界很少清楚其真实情况，高校与外界的利益相关者就会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逆向选择问题主要发生在高校与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高校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促使政府签订对高校有利的协定，而政府由于信息的缺乏则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就目前高校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来看，主要包括招生规模与收费标准、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预决算报告等。这些信息无中介机构的鉴证报告，透明度及质量可能存在问题。另外试编的财务报告尚未披露，无法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与检查。这表明高校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不够、质量不到位，使投资者处于无法获得高校真实财务数据与管理结构的状态。同时，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存在依据各高校上报的数据拨付款项，易导致资金低效率配置的风险。高校在披露会计信息时不可能顾及所有投资者决策依据的侧重点，所以有公开会计信息反而导致投资人减少投资的可能。这样一来，就产生了高校为获得投资做出“逆向选择”的问题，其直接后果就是资源的低效分配和使用。目前，教育部直属高校已连续3年公布了部门预决算报告，同时设立独立的信息公开栏目，不仅为公众监督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更是为高校试编财务报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道德风险方面存在于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产生之后。一旦政府无法接触到高校完整真实的会计信息，同时监督的成本又过高，高校便有可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用这一契机通过粉饰财务信息、隐瞒或夸大真实的财务数据，以套取人员经费、骗取捐赠配比等手段谋取私利，从而牺牲国家利益。另外，高校管理者的任期并不算长，虽然有离任审计，但大部分高校都采用“先离任、后审计”的审计模式。这种审计模式达不到“边审边改”的效果，发现问题时已无法督促高校整改。因此干部往往为了应付上级考核，夸大个人业绩，搞个人“形象工程”。通过推行高校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信息公开平台，公开部门预决算报告，落实高校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高校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提供鉴证服务，提交审计报告，可以有效地避免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现象的发生。高校会计信息披露不仅是落实“高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规定的要求，也是建设诚信高校的重要渠道，是高校提升自身实力的重要平台。
三、兼顾高校与投资人双方的利益，实现双赢
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关系，不同的利益关系之间会形成博弈。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决策各方相互作用情况下如何进行决策及有关决策均衡问题的理论。目前，高校资金的来源包括财政性资金和非财政性资金。前者主要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款，后者主要包括学费收入、宿费收入、校办产业收入、个人或社会组织的捐款、银行贷款、其他自筹经费等形式。高校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必将使其经济利益相关者群体也越来越多样化。从目前状况来看，高校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高校的内部人员，包括教职员工和学生；政府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捐赠者、校友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笔者以高校为主体，分析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及捐赠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揭示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
（一）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分析
高校作为非营利组织，在委托关系成立之后，必然会衍生出委托人与人利益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政府将大量的财政拨款下拨到高校，希望高校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社会资源，为社会培养大量优秀人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高校则希望在履行高校功能的同时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如高校的社会地位、声誉或者其他利益。在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高校缺乏披露会计信息的动力，会将会计信息“隐形”，而这种“隐形”也就成为高校腐败频发的根源。国家要根治腐败现象，必须从根源抓起，阳光财务就是遏制高校腐败现象的一剂良药。强制要求高校披露会计信息，不仅可以减少高校腐败现象，还高校一片“净土”，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力措施。
（二）校友捐赠者与高校之间的博弈分析
之所以将校友捐赠者与以政府为代表的投资主体分开分析，是基于这一群体捐赠行为的特殊性———捐赠者对高校进行资金捐赠投入是不图回报的，完全出于捐赠者对高校的感情因素。正是因为这一投资主体的利益出发点与其他投资主体不同，在会计信息披露的博弈中，高校希望校友增加捐赠资金，而捐赠者则希望高校高效率使用捐赠资金。为实现最佳博弈效果，高校必须公开披露会计信息，尤其要披露完整的捐赠收入及使用状况，并要在高校的信息平台进行公示。这不仅可以方便捐赠者及社会公众监督资金的使用，更能体现出高校对捐赠者的尊重，进而塑造高校的新形象，提升其软实力。推行高校会计信息披露机制，有利于推动高校依法办学、阳光办学，从根源上抑制，遏制高校腐败现象。同时，这也是落实责任主体的需要，避免信息者各自为政或主体责任缺失。
四、保障师生与社会公众的权益，发挥公共产品的最大效用
高校会计信息的属性决定了其由谁披露、由谁管理。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把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描述为：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两个基本特征。笔者从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对高校会计信息的属性进行分析。高校披露会计信息时的供给成本除现实成本外还包括机会成本。高校会计信息披露后，虽不会直接增加现实成本，但随着会计信息的扩散，便存在着高校资金使用模式被他人模仿或利用的可能和风险，大大增加了披露主体的机会成本。这时的边际生产成本与边际拥挤成本便不会是零。显然，对高校会计信息的消费是存在着竞争性的。当然，随着高校信息平台的建立，其会计信息成为公众皆可获取的数据资料，不会因为个人的使用而影响其数量和质量，因此会计信息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从上述分析来看，会计信息可以被视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两种特征，也就决定了会计信息应由高校来披露。需要注意的是，高校为了规避风险和节约披露成本，可能会不充分披露甚至不披露会计信息。为解决这一现象，需要引入政府部门的监管和注册会计师鉴证，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另外，会计信息是高校业务活动的综合反映，是反映高校内部治理质量的一面镜子，所以笔者建议将高校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纳入大学考评指标中，以达到完善高校财务管理机制、提高其自身竞争力的目的。高校会计信息披露是信息社会信息共享的必然选择，是发挥会计信息的“准公共产品”效用的最佳途径。制度化的高校会计信息披露有利于社会民众了解、理解、支持高校的办学举措，最大限度地保障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经济学 引文索引 国外学术著作 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60-13
引言
建国60周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经济学著作 总结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方法及规律等等,从而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实践。经济学在 我们国家的发展较之发达国家相比要晚,学科体系的成熟程度、理论的前沿程度、研究方法 的先进程度都较之国外先进水平都要稍逊一筹,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更好地学习国外经 济学著作中的优秀成果,发展与完善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将变得 日益重要。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指出,我国人文社 会科学论文的引用文献中,图书形式文献(包括著作、汇编、法规文献、标准)的比重接 近60%。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图书资源有着其他资源不可替代的学术参考价值。因此挖掘经 济学领域最有学术影响的图书,对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社会科学发展的跨学科性在经济学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经济学研究需要参考大量的非经济 学领域成果,因此本文根据经济学论文的引用文献统计选出的图书,包括一些非经济学著作 ,这些图书虽然不属于经济学领域,但它们在经济学研究中同样发挥了很大作用,故我们同 样把它们作为对经济学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
经济学领域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图书概况
为了更合理地讨论经济学领域的图书影响力,我们借助《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根据总 被引60次及以上或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标准选择了330种在经济学领域影响较大的图书,[注:一本著作可能会被不同出版社出版,而且都有较高的被引数量,本书将这种情况下的 著作视为不同的图书加以选择,因此330本经济学入选图书会有同名出现;若一本著作被同 一家出版机构在不同年份出版,本书视为同一本书,并将每个版本的图书被引数相加。]这330种图书被引篇次共计52309次,占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总被引次数的14.64% 。为了更 科学、客观地分析不同类型图书对经济学领域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我们将这些图书分为5类 :领袖著作、历史文献、工具书、国外学者著作(含译本)、国内学者著作。
通过对各类型入选图书数量、被引篇次、所占比例及篇均被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①领袖著作在篇均被引方面独占鳌头,这说明马克思主 义、思想为代表的领袖著作等对经济学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②历史文献、 工具书的被引种数少,但篇均被引次数较高,这说明对经济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历史文献、工 具书的数量较少,但是这些少数的历史文献、工具书带来的影响较深远;③国内学术著 作的被引种数高于国外学术著作,但篇均被引次数低于国外学术著作,这说明我们国内的经 济学著作数量不少,但整体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与国外学术著作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 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少学者对当时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表见解,形成某种系统的经济 思想。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欧美学者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它们的著作也广为流传,被我国诸多的经济学学者参考、借鉴和引用。本章选出的对经济学 研究有较大影响的330种图书中,共有114本国外学术著作(见表1)。
为了更加详细讨论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我们将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按著 作的内容特征大致分为微观经济学(17种)、制度经济学(17种)、经济理论及发展史(14 种)、产业经济学(12种)、宏观经济学(11种)、货币银行学(10种)、计量经济学(7 种)、比较经济学(5种)、西方经济学(4种)、发展经济学(4种) 、经济学其他类著作等主题类型进行讨论。由于篇幅所限,仅对各主题类型被引较多的图书 做具体分析。
1-微观经济学类著作
本次入选的微观经济学图书多达17种,在114种国外学术著作中的所占比重为14.9%,这足以 证明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被引252次)是微观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 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广泛地应用于教学和实践,由营销管理的原理概念、分析营销机会、 制定营销战略、营销计划和组织执行、市场营销等五个部分组成。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 主题主要集中在:营销理念、营销策略、权变营销、营销转型研究、体验营销模型、无形资 产的营销、网络营销模式、政府营销与区域经济、新兴产业的理解和改革等方面。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 (被引182次)是入选的国外微观经济学著作中唯一一本原版学术著作。该书的作者Oliver
E.Williamson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经济学中异军 突起 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该书对于 产权制度结构、企业战略联盟和关系模式、创新供应链策略、国际货币制度、企业性质和制 度、网络化市场、股票期权的博弈分析,企业理论与组织创新等领域有着较高的学术参考和 借鉴价值。
《微观规制经济学》(被引157次)的作者植草益先生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根据西方 微观经济学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实践,对有关规制政策的理论和运作问题,特别是经济性规制 政策的目的、手段、结构、主体、价格规制、激励规制等问题阐述得十分透彻。研究日本企 业规制、竞争性产业的价格规制、规制与放松规制等方面的论文对该书引用较多。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被引145次)从经济对提高社会财 富生产能力的作用入手,认为小到一项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大到国家的经济政策,再大到国 际贸易的制定,都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做指导,经济布局可以使市场运作的效率大大提高,同 时减少争论,从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重大的贡献。该书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企业制度的 专有性、企业集群演进、产业结构成长模式、数量经济、国外企业本质等主题领域的研究有 着较大的启示作用。
钱德勒(A.D.Chandler)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被引105次)通过食品 工业、烟草工业、化学工业、橡胶工业、石油工业、机器制造业和肉类加工业中的大量资料 ,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工商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 文主题主要涉及经济社会体制、企业理论制度、组织创新、家族企业控制权、企业生产力研 究和制度分析等领域。
《资本主义经济制: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被引98次)是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 mson)撰写的专论交易成本的学术专著。该书通过对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以及交易的研 究,分析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签约问题(合同、企业行为)。引用该书的经济学 论文主题主要涉及企业理论与公司职责、企业投资、沉淀资本与政权市场、企业制度分析 、企业并购等研究领域。
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被 引97次)认为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一 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 该书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领域:企业制度与企业治理结构、企业产权和 所有权、企业组织资本、企业内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被引94次)是由美国经济学平狄克(Robert S.pindyck)和鲁宾费尔德( Daniel L.Rubinfeld)合著的经济学著作。该书在论述微观经济学理论时作了与众不同的处 理,即着重突出了这一理论对于管理和公共政策决策所具有的相关性和实用性,通过80多个 较详尽的案例来强调这一学科的实用性。该书对于调控理论模式、股份制企业改革、规模经 济与规模扩张、多元化经营、政府的微观经济职能、外贸理论等研究领域有较高的学习 、参考、借鉴价值。
2-制度经济学类著作
在入选的对经济学研究影响较大的114种国外学术著作中,属于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图书16种 ,所占比重为14.0%,这充分说明了制度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被引720次)精选了产权与新制 度学派名家的代表作13篇,集中反映了这两个学派的分析特征、重要假说和政策意义。对于 研究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转型方式、企业所有权安排、公司监管体系、家族企 业产权、产权激励、东亚货币合作等领域的学者来说,该书有很高的参考引用价值。
由柯武刚(Wolfgang Kasper)和史漫飞(Manfred E.Streit)所著的《制度经济学:社会 秩序与公共政策》(被引373次)是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国外制度经济学著作。该书从有 关人类知识和动机的基本前提入手,展开了一系列具有政策导向的讨论,对制度本源与制度 演进进行了探索,分析了相关的比较制度。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涉及主题有:经济补偿制 度、消费制度本质、制度系统的关联、制度创新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分析等。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被引345次)是D.C•诺斯(D.C.North)的理论著作之一 。这本书的内容共分为三篇:第一篇“制度”主要探讨制度经济的方法基础,解释了制度的 基本概念;第二篇“制度变迁”阐述了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第三篇“经济绩效”着重分析 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国经济学学者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银行改革的渐进、 区域制度创新、组织经济绩效、政府制度竞争等主题领域时,往往会引用该书。
Douglass Cecil North所著的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c Perfo rmance(被引134次)是所入选的制度经济学领域著作中唯一一本原版著作,该书将内容 区分 为三大部分:制度、制度变迁、经济成就,认为制度在人类生活当中并非是恒久不变的假定 ,制度会随着人们交易成本的变化而修正,而且制度的变迁其实就是在帮助人们规避经济行 为的交易风险,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制度的变迁也就不断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积累,从而 造成对历史的影响力。
《制度经济学》(被引128次)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R.康芒斯(John R. Commons )的主要著作之一。该书集中地反映了约翰•R.康芒斯公开地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思想, 是制度学派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书中阐述了金融制度变迁、人学维度的制度研究、制度经济 学方法论、财产制度、产权理论、制度变迁范式、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伦理、信息制度分析 等方面的内容,涉及这些主题的论文很多都引用了该书。
《新制度经济学》(被引115次)是由冰岛经济学家埃格特森(Thrainn Eggertsson)所著 的一本关于新制度经济的著作。埃格特森教授对经济学各个分支中正在进行的制度研究进行 了调查,并提出建议,为这种建立在新古典模型上的强调共同依存的研究找到一种统一的方 法。在研究土地制度变迁、产权分析、制度演化、企业治理结构与经济制度、政府制度创新 及职能、信誉的制度性研究等主题领域时,该书被较多地引用和借鉴。
科斯(Ronald H.Coase)在《论生产的制度结构》(被引111次)中指出生产的制度结构是 经济系统的特征,这对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可能产生根本的改观。科斯认为,现代经济学 很大程度上是对斯密思想的形式化,但又过于关注斯密世界的理论而忽视非斯密世界的其他 方面。科斯通过自己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同时也开辟了“契约与组织理论”的先河。该 书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企业性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技术创新、生产结构控制、企业联 盟与虚拟企业、企业资产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企业,市场与法律》(被引106次)是科斯(Ronald H.Coase)的另一部经济学著作,该 书收入了科斯的7篇论文,主要探讨了企业的性质、边际成本的论争、社会成本问题等领域 。该书在资产专用性、知识产权管理、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契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革命、 经济自由决策权、企业体制成本等主题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引用价值。
3-经济理论及发展史类著作
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中,关于经济理论及发展史的国外学术著作共有13种,占入选的国外学 术著作的11.4%。
诺斯(D.C.North)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被引683次)是经济发展及经济史领域被 引次数最多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首先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 统,其次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际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在制度 变迁,金融制度、社会变迁、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经济人制度、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市场 经济结构、知识经济与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中的许多论文均引用了该书。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被引348次)由美国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所著。该书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 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 是熊彼特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要涉及以下主题领域:创新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经济、企业网络化、企业家机制、信息时代区位论、动态比较优势和 竞争力提升、制度演化和企业成长、产业空间集聚等。
马歇尔(Affred Marshall)所著《经济学原理》(被引326次)继承了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 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和边际生产力等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和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庸俗经济学体系。 该书对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研究、企业与企业 家理论、西方福利经济学、不确定性经济决策等方面。
D.C.诺斯(D C.North)和托马斯(R.P.Thomas)所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被引249次) 是一本论述西欧上下近千年历史的著作。作者提出了一个用以考察和说明西方世界兴起的全 面的分析框架。对于研究西方社会私人财产权、中西方社会经济结构比较、新经济与经济发 展的制度选择、西方制度创新理论、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中外金融制度变迁比较等领域的 学者来说,该书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引用价值。
《经济学》是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 haus)合作编著的,该书是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其思想影响源远流长,同时具有丰富的课后 辅导材料,重视核心分析与现实政策,并配有专门的中英文对照术语表。该书有两个译本入 选,高鸿业编译的版本(被引291次)和箫琛主译的版本(被引190次)。
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著,梁小民等翻译的《经济学》(被引147 次)反映了20多年来经济思想革命,讨论了完全市场、不完全市场、政策问题、充分就业的 宏观经济学、失业的宏观经济学、动态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等问题。因此在宏观 经济学、经济市场结构、经济全球化、所得税理论、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经济哲学等主题的 论文中,该书具有较大的参考引用价值。
肖(E.S.Shaw)所著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被引107次)将金融发展理论与货币金 融理论融合起来,不但探讨了经济发展与金融业的密切关系,而且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定的经 济和金融环境,提出了以“金融深化”战略为核心的崭新发展理论。该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金融深化实践、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金融管制与金融危 机、金融发展战略等方面。
4-产业经济学类著作
入选的产业经济学领域图书共有12种,在114种国外学术著作中的所占比重为10.5%,这证明 说明了国外产业经济学著作对我国经济学领域具有的一定影响力。参考借鉴价值,我们 主要对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的6本产业经济学著作进行介绍。
《国家竞争优势》(被引505次)是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的代 表作,其原版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被引223次)也被入选。在该书中 ,波 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试图解释如何才能造就并保持可持续的相对优势。《国 家竞争优势》对于研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制度竞争、国家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城市竞 争力、跨越式发展模式、竞争优势分析、美国经济政策、资源的全球配置、产业国际竞争力 、知识产权战略、国家创新系统、全球贸易竞争等领域的学者来说,具有较高的学习和参考 价值。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被引275次)是作者钱纳里(H.Chenery)20世纪80年代 的研究新成果。该书分析了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的各种因素,特别是贸易政策和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内向型三种 各具优劣的发展工业化形式。该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及 特征、产业政策及实施机制、工业化与信息化、工业化战略、工业化过程中贸易政策、区域 产业机构、结构变动与产业运行、产业结构测评等领域。
法国著名经济学大师让•泰勒尔(Jean Tirole)的《产业组织理论》是研究企业行为的博 弈论专著,让•泰勒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 究领域,对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博弈论的引入意味着对由市场机制决定 的瓦尔拉均衡可行性的怀疑。引用借鉴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题主要涉及:产业组织结构、产 业经济学、组织创新、产业过度竞争、产业组织改善、产业集群、组织激励机制等领域。
《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被引192次)是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的论文集《产业组织》和《市民与国家》两书选译的,其中汇集了作者关 于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的一些重要论文。该书对企业集群与政府作用、企业规模理论、政府 管制和产业竞争、政府规划体制、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政府的经济特性等主题领域的产生了 较大的学术影响。
《产权的经济分析》(被引175次)是约拉姆•巴泽尔(Yoram Barzel)对自己以及与他的 思想发展关系密切的几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介绍。该书分析了产权在经济学和法律上的 不同含义。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要涉及资本产权特征、企业产权结构、产权交易、区域 产权比较、产权与所有权、产权经济学分析、财务理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等研究领 域。
5-宏观经济学类著作
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总收入等经 济学问题。宏观经济学领域入选图书10种。
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引683次)是宏观经济 学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 并在批判和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 较清晰的描述。该书在宏观经济政策、国家经济职能、混合经济模式、财富效应、国际贸易 理论、经济人伦理分析、发展经济学框架等领域影响较大。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引286次)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代表作之一 。凯 恩斯主张政府促进有效需求的办法是增加工资以增加消费,采用累进税增加穷人收入,实行 赤字预算与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该书在西方经济学的很多研究领域都产生着影响,诸如实 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反通货紧缩与刺激内需、货币供求变化、消费与经济增长、投资的 乘数效应、公债与财政货币政策关系等。
《国际经济学》(被引247次)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著 作。该书既重视传统理论,又包含许多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国际经济领域实例。引 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主题主要涉及:国际贸易政策、外向型经济、美元本位、出口竞争力 、复合比较优势等领域。
R.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和S.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所著《宏观经济学》( 被引143次)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了宏观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 经济运行周期、通货膨胀与紧缩、经济增长机理、货币供给机制、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 政策、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等领域论文有较大的参考引用价值。
库兹涅茨(S.Kuznets)的《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被引142次)主要涉 及到以下方面的研究: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和变化、生产率增长与非常规费用、总产值的部门 份额及长期趋势。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工业化进程与积累方式、知识 经济与经济增长、经济制度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结构等方面。
《高级宏观经济学》(被引135次)是经济学家大卫•罗默(David Romer)的著作,该书的 英文原著Advanced Macroeconomics(被引68次)也同时入选。大卫•罗默在书中全面 阐述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源泉以及经济增长与其他经济现象的关系做 了深入的论述和总结。我国学者在研究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经济制度与产业结构、货币政 策、价格机制系统、政府经济调控职能、经济政策等课题时,较多地引用了这本书。
6-货币金融学类著作
货币金融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货币供给和需求、利率的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金融经济现象 的解释和相应的政策建议。货币金融学领域入选的图书10种。
《货币金融学》(被引279次)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 S.Mishk in)所著。该书以最新的货币金融理论为基础,提供了一个简洁、严密、首尾一贯的理论分 析框架,对近年来美国和国际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重大金融事件作了细致的剖析。引用该书的 经济学论文主要体现如下主题:货币结构与政策、货币政策传导、货币收入政策、货币经 济学、金融工程、金融调控体制、金融创新等。
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所著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被引168次 )也是金融学领域引用较多的国外学术著作,其原版书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被引98次)也得以入选。该书的最大贡献在于突出了“金融抑制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是割裂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不 完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大量中小企业和住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等。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题 主要包括:金融创新、金融发展理论、金融中介理论、金融自由化、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金融体系、二元金融结构、利率市场化、金融失衡、金融理论、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等。
戈德史密斯(R.W.Golfsmith)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被引159次)对金融发展理论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原版书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被引80次)也是 在经 济学领域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在于:找出一个国家 的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创造性的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 融结构的变化。该书被金融制度变迁、金融组织空间结构、区域金融行为、金融结构与经济 结构、金融监管、金融结构分析等领域的论文参考引用较多。
7-计量经济学类著作
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本次入选的计量经济学领域 图书有7种。
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所著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被引124次) 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建立了时间经济学和新消费者行为理论,借助法律学、政治学、人口学 、社会学及社会生物学等学科知识考察的人类行为,并明确阐述了其中的研究方法。在研究 经济作用分析、道德行为经济学分析、意识形态经济学分析、竞争优势经济学分析、休闲消 费经济学分析、垄断的经济学分析等主题时,该书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引用价值。
古亚拉堤(Damodar N. Gujarati)所著的《计量经济学》(被引101次)对微观计量经济学 的定性与限制应变量方法和宏观计量经济学的时间序列分析都占有相当篇幅,突出强调了计 量经济学对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应用分析。在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增长、股票收益率与交易量相 关性、货币市场关联性分析、货币乘数变动等领域,该书发挥的作用较大,被学者关注较多 。
Time Series Analysis(被引86次)是James D.Hamilton的经济学著作。作者就诸如 向量自 回归、广义矩方法的估计、单位根的经济和统计结果,随时间变化的方差分析以及非线性时 间序列模型等给出了详尽论述。该书对股票市场、国债收益分析、汇率可测性分析、财 政政策乘数效应、消费函数分析等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被引61次)由伍德里奇(Jeffrey M.Wooldridge)所著。 作者放弃了非随机的或在重复样本中加以固定的回归元假定,从而便于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解 和运用,是对计量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突破。该书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消费增长模型、竞争力聚类分析、Panel Data变系数模型、借贷行为计量分析等领域。
8-比较经济学类著作
在本章入选的114种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中,属于比较经济学领域的图书 共有5种。
《比较制度分析》(被引319次)、《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被引97次)、《政府在 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被引92次)均是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著作或 参与撰写,其中对经济学产生影响最大的当属《比较制度分析》,该书的被引次数大大超过 比较经济学领域的其他图书。作者在该书中详细地叙述了比较制度理论的最新发展,运用比 较制度揭示了从日本德川时代的灌溉系统制度一直到硅谷崛起的多种制度的形式和结构。该 书在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国际比较、经济增长路径比较、转型经济比较制度、社会资本与经济 分析、行为经济学、制度缺失分析等领域被相关论文较多地引用和参考。
《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以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作为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对象,从理论上 对这一体制的内部结构,以及构成这种结构的各种要素所具有的激励效果和相互依存关系加 以论述。该书在日本经济体制、日本竞争政策过程的制度特征、日本企业并购与重组、日本 经济史研究、融资模式效率比较等领域被参考引用较多。
《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强调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影响日益增强的政府观。该书对比较经济学的影响主要在:政府在金融发展 中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职能、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政府角 色等领域。
9-现代经济学类著作
在入选的114种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中,现代经济学领域的著作共有4 种。
《论人力资本投资》(被引125次)是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 )的著作。该书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培训和保健,指出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 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并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投资。该书被人力资本很多 领域的论文所引用,如: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贬值风险、人力资本形成特性、人力资本 优先投资战略、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等。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被引116次)一书中,作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综合了他 在经济基础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政治哲学领域多年来的成果,完成了一部里程碑式的 著作。在反贫困启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融合、文化精神与经济增长、自由观点解读、经济 社会关系网络核心、经济自由及代价、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 等方面,该书得到经济界学者的广泛关注。
10-西方经济学类著作
共有4种西方经济学的国外学术著作入选了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
另一本入选的西方经济学领域的国外学术著作是《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被引 47次,2001年出版),在诚信伦理、企业信用、市场经济与政府诚信税收伦理等领域,该书 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9-发展经济学类著作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共有4种著作入选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
《改造传统农业》(被引188次)由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所著。作者就 农业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如何改造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等问题给出了独 树一帜的见解和观点,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现代化 、农业经济组织创新、农业产业体系、农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
《二元经济论》(被引166次)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的著作。作者的二元 经济模型是建立在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完备和统一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试图从劳动力供给 的变化来连接和调和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该书在二元经济演化与转换、双重二元经济结 构、二元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二元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劳动力就业市场、劳动转 移方法论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引用价值。
发展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另两本分别是《发展的型式》(被引67次)和《发展经济学:从贫困 到富裕》(被引53次,2003年出版)。前者在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就业 结构和产业结构、农业制度变迁等方面;后者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持续发展动力、反 贫困的逆向鼓励、社会资本收入分配研究等方面。
10-经济学其他类著作
在入选的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中,还包括:区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生 态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国外学术著作,由 于篇幅所限,只对属于上述学科的入选图书的影响领域做简单的介绍。
区域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图书有Geography and Trade(被引64次),该书的影响主要涉 及新 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发展、地区比较优势等领域;引用《区域经济学导论》(被引60次) 的经济学论文主题主要为: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特征等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被引52次,2003年出版)在城市行业集中度、城市化水平、城 镇财政制度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引用价值。
政治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图书包括《集体行动的逻辑》(被引189次)、《公共选择理论》( 被引88次)、《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被引70次)等。生态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图书有两种:《体验经济》(被引61次)和《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 的经济构想》(被引43次,2002年出版)。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美国经济学家的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著作。该 书对国际环境制度分析、环境保护主体的行为、西方组织文化背景、企业行为道德边际、集 体协商谈判、贸易保护的新政治经济学、政治企业家、商业诚信、社会资本理论等研究领域 产生着较大影响,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也集中在上述领域;《公共选择理论》被研究中小银 行发展比较、政府财政活动、知识劳动价值论、公民选择与公民参与等领域的论文引用较多 ;《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的学术影响主要涉及:经济转轨、转型期 经济、渐进式改革路径选择、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等领域。
前者被研究体验营销模型、体验观点构建、体验经济特征分析、体验消费体验媒介等领域的 论文引用较多;后者的影响领域主要在: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等 研究领域。
管理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哲学经济学领域分别各有一种国外学术著作入选, 分别是:《管制与市场》(被引161次),引用该书较多的经济学论文涉及领域主要有市 场竞争监督、政府规制体制、区域环境管制等;《财政学》(被引86次)对环境保护的财政 对策、税收改革、公共管理效益评价等领域有较大影响;《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 》(被引129次),该书被研究信息商品、电子商务、网络经济发展、信息政策体系构建、 信息经济制度变迁、信息经济学等主题的论文引用较多;《正义论》(被引105次)的影响 集中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政治哲学、财产权劳动学说、激励机制研究、收入差别研究等 领域。
结语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Value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
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Value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我们把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2]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然而，这样说并不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实际上，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
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
首先，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的角度或曰“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3]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实际上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所以我们会听到人们惊叹：“我怎么没有想到?”经济学的这些视角起初是研究纯粹的经济行为的，后来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诸如选举、政体、家庭、婚姻等问题。
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3], [7])，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6])，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17])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他的意思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
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韦茨曼(Martin Weitzman)教授问我，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
第三，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试举几例说明。第一例是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起初，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又用它来分析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不仅可用它来研究市场扭曲问题，也可用它来研究市场失灵问题和收入分配的福利分析等问题。第二例是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的重叠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25])。这一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代际之间的市场的不完备性，因此成为研究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有用的分析工具。第三例是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哈特(Oliver Hart)和穆尔(John Moore)的所有权－控制权模型([11], [12])。它是分析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对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效的工具。第四例是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和梯若(Jean Tirole)的非对称信息模型([16])。它用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间存在的利弊得失交换。这一工具被用来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比如电信业）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第五例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8])。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多重均衡点，除了好的均衡以外，还有类似于“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坏的均衡点：因为别人去挤兑，所以我也要挤兑。这一模型对研究金融危机和金融体制的脆弱性这类问题很有用。以上五个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广泛用来作为分析工具，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
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一个人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新鲜的经济学名词和概念的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这些名词和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
上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在这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多元化虽然可贵，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学科的发展会大受局限。政治学的现状则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虽然目前政治学有明显的朝经济学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学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的问题，其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学中还不是唯一的范式。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二、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下面我们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empirical，又译经验）研究两方面来具体看一下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至少有三：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讲到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重要作用时需要澄清两点。一是确有不少好的经济学的初步想法或猜想一时还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表示，因此用非数学语言写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应视作“前期产品”。初步的原创思想往往需要后继者用数学模型表述，在此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取得明确的、有预测性的理论结果后，才会影响深远。试举两例说明。第一例是张五常(Steven Cheung)在20世纪60年代末有关佃农制（即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的研究，他对交易成本对不同合同形式的选择作用提出开创性论识([5])。后来，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74年的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激励与风险分担的交换对农民与地主在土地租赁合同选择的影响([29])。一方面，张五常的想法是开创性的，后来的数学模型中相当多的成分都与那些想法有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后来的数学模型，人们的认识不仅只局限在农业土地问题上，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论说也只是一种不大精确的概念。正是后来的数学抽象使得激励理论与合同理论迅速发展到其他领域。比如，詹森(Michael Jensen)和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债权和股权的分配问题([14])，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开创篇，公司金融中对激励的研究从此起飞。地主租赁土地给农民和投资人雇用经理看上去不相关，一旦上升到数学模型，便都是激励、信息和风险分担的问题，它们原来是相通的。第二例是法玛(Eugene Fama)在70年代末提出经理市场竞争作为激励机制的开创性想法。法玛认为，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们出于今后职业前途考虑及迫于外部市场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9])。后来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人用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经理们的职业生涯考虑(career concern)对他们的激励影响，发现法玛的猜想的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13])。这才导致了经理的职业生涯考虑和经理市场竞争这一课题成为目前公司金融学中的热门研究课题。以上的例子说明，将经济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可以使分析变得具体，知道利弊得失所在，而且还可以把貌似不同但实质相近的问题连接在一起，从而把研究从初步的想法推向深入的探索。
二是经济学家经常在理论或实证结果用数学模型推导出或用统计方法估计后，再用非数学语言来概括。这可视作“后期产品”，比如综述性、介绍性的论文，和政策性的文章，特别是后者必须用非数学语言表述并落到实处才有受众，才可能有政策影响。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这些文章是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是其中的视角、逻辑推理过程和对经济现象和政策含义的解释，都是与作者经过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特别是数学模型的训练分不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是原创论文，而该学会的《经济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和《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的文章则都是综述性和介绍性的论文。后者虽然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都基于已发表的有数学模型的论文，而且通常还是由在这一领域资深的权威经济学家撰写。有经济学系统训练的读者可以将这样的论文“还原”成数学模型。
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这里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在绝大部分论文中，经济想法(idea)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想法决定一篇文章的贡献，而不是数学推导。我们不能将经济学家与数学家混同，就象我们不能把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混同起来一样。经济学家的工作毕竟不是为了开拓数学理论前沿，那是数学家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
更深的一层涵义是，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因此，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的理论的创立和旧的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现代经济学非常重视实证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或对已有理论的检验，或发现新的、已有理论尚不可解释的经验证据，都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出发点和导向来进行的。这与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中的实证分析不尽相同。比如在社会学中，许多实证分析并没有一致的理论基础，象通过估计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了解事实。而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大都是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
因此，在本质上经济学不应同数学相类比。经济学同物理相类比则更为恰当，因为物理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两者都是科学，其理论都必须经过经验数据的检验。而数学理论是不需要用数据来检验的。当然经济学与物理学很不同的一点是，除极少数的情况外，经济学无法象物理学那样做可控实验。因此，相对于物理学而言，经济学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数学推理来推断。这可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两个特点。其一，经济学对假定的现实性非常关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名的有关假定不重要、只要预测正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其二，这也说明为什么经济学中超越现实的数学推理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是最终而论，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经济学作为整体必须瞄准事实，与经济现实相关。
以上讲的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是一般而论，但是特例总是存在的，两个极端的例子便是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Ronald Coase)和纳什(John Nash)。在一个极端，科斯定理是一个被称作定理但是并没有数学模型的原理。虽然它没有借助任何数学模型，但是逻辑推理步步严密、丝丝入扣。科斯定理改变了通行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建立了分析产权和政府干预的新的参照系。在另一个极端，纳什是一个数学家，“纳什均衡存在性”([18])和“纳什谈判解”([19])都是数学定理。但是它们在经济问题上应用广泛，成为博弈论的基本分析工具。有趣的是，科斯一直在法学院任教，而纳什从未离开过数学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两个极端的特例，不能任意推广，事实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情况并非如此。本文所引用的三十几篇参考文献中不少是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中的经典论著。我们从中不难发现，第一，除个别外，这些论著都运用数学（或基于运用数学的论文）；第二，除个别外，它们都是论述经济学、而非数学问题。
三、现代经济学在发展
除了抱怨它的数学化，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还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批评是认为它的研究领域狭窄，并由此把它归为一种或一类观点。比如，认为现代经济学只研究市场运作不研究非市场组织（如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只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只探讨效率不注重研究平等。现代经济学起源于新古典经济学，侧重的是市场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当然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其本身的研究范围并不包含经济学的其他许多领域。现代经济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扩展到经济问题的几乎所有领域。我们从当前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些热门研究课题便可见一斑，比如，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演变的关系、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经济行为的作用、收入分配如何影响效率等等。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在迅速扩充。
第一个例子有关公司金融学(corporate finance)内容的大幅度扩展。在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公司金融学中的主要内容——公司融资结构的确定——不外乎是取决于公司和个人的不同税率以及公司破产（包括濒临破产）成本。直到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问题，使得公司金融学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性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学超越传统上只研究市场的局限，把公司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组织来进行研究。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人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等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信息与合同理论就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到了80年代中，格罗斯曼、哈特和穆尔又进一步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这一新的分析工具来研究公司融资和治理结构问题，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在经验实证方面，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和维什尼(Robert 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对公司的融资结构、经理行为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实际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不少经验实证论据([27])。比如，他们发现，现实中重要的人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发生在股东和经理之间，而是在于大股东伙同经理一起侵犯小股东们的利益。90年代末，他们及其合作者又进一步从经验数据中比较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研究各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在保护小股东方面的差别，并由此确定法律对公司融资的影响([15])。最近，他们正在比较法庭裁决和行政监管这两种执行规则的方式在维护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中的利弊。由此看出，近20年来，公司金融学深受微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其内容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个例子是现代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作为经济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在兴起。新古典经济学为了集中探讨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撇开了一切对政治因素的考虑。但是人们在实际中发现，脱离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特别是那些明显低效率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比如，经济学理论早已论证了关税保护的低效率性，但是许多国家仍然高筑关税壁垒。经济学家们很清楚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造成不稳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国家的宏观稳定政策却不断被拖延。经济体制的改革、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常出现的放慢、停滞甚至倒退，都很难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理解。于是，经济学家们把政治因素引入他们的经济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经济学或称现代政治经济学至少在两点上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它的出发点不是“规范的”(normative)，即研究“应该怎样”，而是“实证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样”。具体地说，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先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它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政治因素的。
现代政治经济学有两大类分析工具。一类是基于“选举”(voting)的、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经济政策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政治家的利益是为了赢得选票，经济人根据自身利益投票，而经济政策的确立由多数人的利益决定。另一类是基于“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竞争从而影响经济政策决定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不同利益集团动用可支配的资源游说、影响甚至贿赂政治家，而政治家的决策确定经济政策。这两类模型以不同方式引入政治运作机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经济决策确定的原因。布莱克(Duncan Black)早在50年代末证明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为选举模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4])。而奥尔森(Mansur Olson)在60年代中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20])。但是直到八九十年代，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才突飞猛进，并在经济学科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刚刚出版的的两本新书：一本由珀森(Torsten Persson)和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合著([21])，另一本由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合著([10])，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这期间的新进展。
第二种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是关于其模型中的假定。任何理论都要做假定，因此任何理论的成立也都会有局限条件。自然科学（如物理）如此，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也是如此。历史表明，任何科学都是在对现有理论的批评中发展的，但是历史还表明，建设性的批评最有价值。仅仅指出和批评已有研究中的某些假定与现实的差距是不够的，关键的是看能否提出新的体系，不仅它的假定与现实更相符，而且还能解释更多的现象，并能够包涵已有理论。举一个物理学的例子。当年人们之所以接受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因为它既能比牛顿力学解释更多的现象，而且还能把牛顿力学作为它的特例。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断发展和扩充。下面我举两例说明，在过去30年的历史中，现代经济学如何不断修改基本假定使之与现实更接近，同时修改后的理论不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并且能够包涵已有理论。
第一个例子是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197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发表的关于“次品市场”的论文开创性地把非对称信息引入对市场的研究([1])，带来70年代信息经济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趣的是阿克尔洛夫在完成该文后向经济学期刊投稿，连续被四五家杂志拒绝，包括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欧洲的《经济研究评论》等一流经济学杂志。几经周折终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引入非对称信息改变了不少已有的结论，但是阿克尔洛夫的模型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下发展的，并将对称信息作为一种特例。而且，它的结论可以用实证方法检验。事实上，在不同市场，非对称信息的程度不同，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同。在对称信息假设下的理论并不是被，而是被扩展和补充了。因此，非对称信息的理论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并成为其一部分，为信息经济学作出奠基性贡献的阿克尔洛夫、史宾斯(Michael Spence)([28])和斯蒂格利茨([24],[29])一起荣获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是明证。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起步。心理学的经验结果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经济学的理性假定有系统性偏差。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吸收现代心理学中的经验证据，修改经济学中某些有关人的理性的基本假定。它研究在这种修改后的理性的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并能够解释一些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行为经济学之所以正在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也正是因为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通常的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修改后的理性假设下的理论更能解释现实。90年代，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行为金融学方面，塞勒 (Richard Thaler)([30], [31])和施莱佛([26])对人的有限度理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在行为经济学方面，阿克尔洛夫又有新贡献([2])。但最有意义的事件是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将该学会的最高奖??每两年一次、授于对经济学发展影响最大的40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章(Clark Medal)??颁发给为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雷宾(Matthew Rabin)([22])。这是该奖在过去12年来首次授于一位研究基础理论的经济学家，它说明了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一种认可。同时它也表明，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历程中最有意义的事件。
四、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各国具体经历和路径会表现出不同。这些年来各国在转轨和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和采取的类似的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 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准中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为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还需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它们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知识的结晶。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如此来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中的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erard 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23])。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发展的。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这样，转轨经济学也是这样。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放在国际比较中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识别中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则，无论是对现实的分析还是对政策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时就会缺乏方向感，丧失大视野。
进一步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框架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改革。这可以分别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第一，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家、经理和政府官员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人一样，在资源、技术和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受利益驱动。用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视角看问题，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复杂的转轨问题时，对人的行为作出一致的和近合实际的假定。第二，由于中国的改革大趋势是纳入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参照系作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理论参照系不仅合适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引用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概念和结论的确能帮助研究人员扩展思路。但是，由于改革是错综复杂的过程，任何比较系统、深入、精细和经得起推敲的研究都必须超越概念的解释和措辞争论的层次。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数学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工具。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而发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改，考虑进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运用来分析中国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
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层面来具体说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到社会的经济效率。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我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成为中国深层次改革热点问题的企业问题。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价格的理论，不是关于企业的理论。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的产权、所有权和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现代的企业理论以激励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对企业内部经理层、大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调节机制的分析，而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现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律。这些现代经济学中正在蓬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时地介绍到中国，对于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改革方向是同发达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模式接轨，所以现代经济学对发达经济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发现中国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并提出具有远见的政策性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转轨中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自身特性和所处环境上的重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又不易在短期内消除，已有企业理论中的现成结论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为它们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业问题的本质。运用这些工具，对已有的模型作出修改，加入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业所有者不全是私人，产权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无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执行），就会得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有分析深度的结果。这样就可把对转轨中的企业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症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建议。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关于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结果，对研究中国的改革或可被直接应用，或可被修改和发展后运用。
第三个例子是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及对经济影响的问题。这是较前两例??市场和企业??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因为政府的行为对市场功能的发挥和企业活力的展现都有着基本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不同于前两例的是，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的研究相对有限，远不如对市场的资源分配和企业问题的研究那样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的任意行为受到法律约束，使得它不易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而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是提供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而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情况非常不同：通过建立法治来约束政府行为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对经济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还不在于提供传统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对待本地新兴非国有企业的行为是“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这往往决定了某地经济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并进而决定地方经济的衰盛无疑是转轨经济提出的新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现代经济学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即地方政府官员同其他经济人一样其行为与所提供的激励紧密相关。同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中的集权、分权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来研究政府组织内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关系，以及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评估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并进而解释在转轨过程中各地甚至各国经济表现的不同。
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在80年代实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权和财政包干制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它们所管辖的地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众所周知，财政包干制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伴随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它给于地方政府很高的边际财政留成率。实证研究发现，在实行财政包干制期间，地方政府的边际财政留成率越高，其财政激励就越高，它们的自身利益与本地的经济繁荣就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表现出更愿意帮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杀本地有活力的非国有经济，结果本地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这与90年代俄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俄国的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几乎不挂钩，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发展本地区经济，相反却不断骚扰、掠夺新兴的私有经济。俄国地方政府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阻碍新兴私有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4]
这一例子说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国改革有的问题，也可以借用现代经济学中为研究其他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反过来，不仅转轨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状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经验数据，而且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转轨和中国改革还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由于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是转轨经济中最突出的和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深层次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近年来转轨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内容。而转轨经济学的这一研究也影响和刺激了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它对发展经济学有直接的影响——毕竟在制度环境方面发展中经济与转轨经济有相似之处——比如推动了研究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它还引发了90年代形成的一些新的经济学（包括金融）的研究热点，比如比较世界范围内（包括发达国家）的财政体制、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并分析它们对政府行为、企业融资和经济表现的影响，而这些都不是以往研究的焦点。由此看出，对转轨经济和对中国改革的研究的确也会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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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⑨副岛种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孙尚清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页。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是当前最具影响力和震撼性的学术思潮，它的出现几乎席卷和影响了人类理性的每一处思维领域。作为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产物，现代经济学在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研究范式两方面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有助于促进对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反思和完善。
作为对近代启蒙运动的一种反思、质疑和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在近二十多年来对几乎整个人类的现代性事业进行了全面检视，成为了当前最具震撼性和影响力的学术思潮。在美学和文化理论方面，围绕艺术中的现代主义是否已经终结以及何种后现代艺术将取而代之的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哲学领域。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利奥塔等人对现性主义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理论的去中心化导致了对更加边缘的实体和取向的关注。正如同18世纪欧洲理性主义刚兴起时，来自中世纪的一切、世俗权力，都不得不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一样。而今天．这一审判主体则换成了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几乎入侵和占领了人类每一处思维领域的状况下”，一直秉承“理性经济人”假设和科学方法论传统相结合的经济学学科，是否能够经受得住后现代主义的诘难与质疑?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学未来的走向呢?
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理论特征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作为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而兴起的。自15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经历了一场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和变革运动，经由这场社会变革，人类社会逐步由愚昧引向科学，由神性回归理性，由小手工生产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生产，由专制和独裁发展为法制和民主。现代化被认为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一种积极健康的力量，与之相应，“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写入历史的。”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具。科学和理性被视为“知识和进步的源泉，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但是，现代化和现代性在带来了巨大的理性、文明和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同样巨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世界大战、种族冲突、经济危机、环境污染、道德失范等等，这一切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现代化和现代性真的是人类的福祉所在吗?尤其是人们在追求现代性的“绝对真理”的同时，所日益表现出的傲慢自负而忽视多元主义和人的道德与价值判断等的趋势。更直接启发了智者们对现代科学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和叩问。
与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批判精神相联系，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反基础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所谓基础主义，是指人类为自己的认识和行动寻找一种最终的无可质疑的绝对基础的努力。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首先提出基础主义的概念，认为无论是西方传统哲学，还是整个西方现代哲学，都无一例外地存在一种基础主义倾向，试图为世界寻找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并将其作为人类认识和行动的绝对准则和依据。罗蒂批评和否定了这种将万事万物都归结为第一原理的认识论方法，认为所谓“基础主义”、“权威话语”等的存在，是对差异化以及各种“歧见”的一种迫害与驱逐，是霸权主义的表现。后现代主义倡导多维视角和多元概念，反对包揽一切的“宏大叙事”结构，主张以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立场看待真理和认识世界。
2、非本质主义的理论思维取向。在现代性的理论思维取向中，现象与本质之间是存在区别的。本质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属性，只有把握了本质才达到了对事物的认识。这种对本质的追求贯穿了人类理论认识的发展始终。而后现代主义则抛弃了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认为“现象即本质”，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家通过对人类理性本质的“放逐”和对人类真实生存过程的“思”与“体验”的关注，体现了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理论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取向体现在对待事物的具体态度上，则表现为承认随机性、偶然性和非理性。
3、去主体主义的价值观立场。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著名论断之后，福柯则提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死亡。福柯根据其知识考古学理论，将作为主体的人归结为一种“知识型”，认为主体不过是一种晚近的发现并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福柯的这一态度，宣布了后现代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后现代主义还提出，现代性在解放了个人的同时，也摧毁了人的精神魔力。经济个人主义导致私欲膨胀，贪婪无度；人类对自然的霸权导致了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后现代主义去主体主义的价值观立场，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幸福”的意义，重新关注和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4、解构主义的分析手段。解构是后现代主义对待知识和理论的主要工具和手段。在结构主义所认定的客观、内在的概念、理论和理解，被后现代主义加以拆解和重新拼贴，解构主义“企图将一堆乱七八糟的、固执地将一些被认为在当前的世界中已经不再起作用的偏见抱住不放的过往的理论残骸一扫而尽”(denzin，1994年)。然而，解构并非是解构主义的最终目的。因为解构主义“拒斥存在着某种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的终极真理这样一种观念”，解构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现代主义的学术策略和手段。如果说反基础主义、非本质主义和去主体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外化的理论主张的话，那么解构主义则可以算是后现代主义内化的分析工具。
二、后现代主义挑战下的现代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的兴起与基本分析框架
笔者认同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区分。现代经济学的兴起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起点，经过戈森、门格尔、瓦尔拉斯、杰文斯等边际主义者的“边际革命”，于19世纪末由马歇尔形成了第一次全面的理论综合。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生产费用、边际效用等理论综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又将经济学视域从微观的生产、消费拓展到了一国的宏观总体经济运行，形成了微观与宏观并存的理论结构。其后，又经过萨缪尔森、阿罗、弗里德曼等人的进一步发展，用数理方法将马歇尔体系与凯恩斯体系重新整合为统一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
尽管经济学自产生伊始，就存在着实证与规范之争，但是综观二百多年来现代经济学的逻辑演进历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始终占据着主流位置，其他一些诸如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理性选择学派、信息经济学、博弈理论等，基本上都已经被整合进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换句话说，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历程。而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魔力”，是与其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分不开的。田国强认为，一个规范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分别为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和进行评估比较。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经济学论文，都基本上是由这五部分组成的。杨小凯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包括四个层次。在最底层，是用组数函数来描述经济发展的环境，如效用函数、生产函数、预算约束等；在第二个层次中，是用数学规划的方法来描述个体的自利决策，结果可以用价格和经济环境(包括偏好、生产条件和制度安排)来解释个体的自利行为。在第三个层次中，用到了更多更复杂的数学工具来描述自利决策之问交互行为的效果。如拓扑学中的不定点定理，博弈理论等。第四个层次，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被称为福利或规范分析。其中，经济分析的层级结构主要是通过数学来组织的。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体系事实上已经将实证和规范间的分歧整合进了统一的系统。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所具有的一般性、规范性和包容性，才能够促使现代经济学在过去的六十多年来不断修正完善自身体系，得以迅速地发展、壮大，并且将其触角不断伸向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人文科学，试图建构起庞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体系。
(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及其有效性
赛德曼(seidman，1991年)认为，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尤其是科学主义、基础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偏狭性等，使得它在后现论的批评面前显得非常脆弱。较之社会学，经济学的这些现代性特征表现得更突出和明显。作为现代科学理性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经济学显然无法逃避后现代主义历史法庭对其的审判和责难。现代经济学体系所面临的后现代主义挑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来自于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挑战。与一些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将经济学方法论理解成为经济学研究视角或“一般方法”不同，根据马克·布劳格(mark．blaug，1992年)的观点，“经济学方法论仅仅应被理解为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现代经济学所接受的方法论主要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任何不是特定共同体的特性的知识，不可能存在超越话语共同体的客观的、绝对的知识，因而对一般知识的性质的探究是个误解。后现代主义试图以此来削弱各门具体学科的方法论观念的基础。经济学修辞论(rhetoric of economics)就企图运用修辞学分析和话语分析来取代经济学方法论。麦克罗斯基(d．n．mcclosey)认为经济学家其实并没有遵循他们的方法论所制定的探究法则，他试图借助和运用修辞技巧、比喻修辞法等修辞学话语分析，“来关注经济学性质的人们研究经济学家说服他人的方式”，“从而使得开放的经济学探讨更为从容自如”。威特劳伯(e．roy．weintraub)利用了费什(stanley．fish)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批判来批判经济学方法论，他首先区分了methodology和methodoloyg的差别，认为前者是规范的事业，而后者则指“方法论话语”，他认为，经济学家始终应该从经济学内部得到评价，运用经济学论证进行评价，而不是用来自经济学之外的methodology论证。
经济学修辞论是一种激进的反方法论的方法论学说，它试图挑战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并将哲学家对方法论的思考引导到相反的方向上来。麦克罗斯基和威特劳伯的修辞概念激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就其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来看，其所持的批判基本上是失效的。首先，由于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上的迥异，往往造成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关注，甚至漠视和拒斥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因此也造成了他们对方法论批判的回应冷淡。其次，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本身尚存在弱点。后现代反基础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否定“话语共同体”的存在，但是在如何界定“话语共同体”的问题上则会出现困难。因为“话语共同体”自身就是一个“基础性”、“总体性”的概念，这就迫使后现代主义者不得不先去追问共同体成员的资格确定问题，进而再进一步追问资格如何确定的问题，成为一个无穷往返的命题。
第二，是来自于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挑战主要集中于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和“一般均衡”理论的质疑，主要代表理论有演化经济学、实验和行为经济学等流派。演化主义经济学的学术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凡勃伦首次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把达尔文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其后经过熊彼特、哈耶克等人的发展，于1982年由纳尔逊和温特发展出了现代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采用生物学隐喻，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以此来反对新古典范式中的机械隐喻和个人主义方法，对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重新进行了阐释。实验和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后期，主要得益于心理学学科的逐渐成熟和新研究工具与技术(如计算机模拟、人脑扫描等)的出现，实验和行为经济学主张抛弃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的“单极化本质主义的结构化陷阱”，运用实验求证的方法，深入各种具体行为过程和不同行为情境中，对情感、策略互动、社会效用、决策者在未知世界中的选择行为等进行系统研究，并因此综合形成了由理性系统和非理性系统组成的双系统解释模型。
演化经济学、实验和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对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是一次质的突破。对“同质经济理性人”前提假设的否定，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加接近和回归一般现实生活，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和信服力。但是正如贺京同教授所言，其只是“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的传承而非颠覆”，并没有对经济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构成根本意义上的挑战。相反，根据杨小凯的四层次结构，如果在第一个层次中，没定同信息短缺和计算成本相关的一些更复杂的约束，可以将对“同质经济理性人”假设的否定和质疑吸收和整合进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并以“异质理性经济人”假设取而代之，从而使得“同质经济理性人”假设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特例情形，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均衡分析体系更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现实性。
三、完善现代经济学研究体系的几点思考
作为人类历史上争议最大、最为激进的“思想飓风”，后现代主义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容置疑和忽视的，其对现代经济孛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挑战，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和颠覆现代经济学大厦，但是也直接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质变突破。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更是发生了旨在针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垄断地位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因此，笔者认为，重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和影响，有助于促进现代经济学进一步反思。现代经济学只有秉承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更加贴近现实和生活，才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也才能实现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帝国主义梦想”。
1、应重视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导经济学研究和实践的哲学基础。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抱嗤之以鼻的态度，其实并不明智。弗兰克·哈恩(frank、hahn)的那旬名言，“年轻经济学家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想都不要去想”，其实是忠告年轻人应该注重科学哲学的修炼，等成熟以后再去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精确的学科，离不开“科学主义”的指导。但是经济学方法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经济学自成立以来就曾经发生过三次著名的方法论大争论。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不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因为这既是经济学理论自身逻辑发展的合理化体现，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对经济学研究的要求。
2、应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重视对最新出现的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研究和吸收。综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兼容并蓄各种思想、不断自我修正和完善的过程。在后现代社会中，现代经济学更应该保持一种谦虚、开放的态度，积极重视对最新出现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流派的理论观点、方法特征的研究，承认并吸收其合理的理论内核，不断丰富和拓展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制；利益。
区域旅游合作是指不同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根据市场的需求，依据一定的目标、原则和制度，将旅游系统各要素在地区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整合与优化，形成规模更大、品牌更鲜明、效益更佳的区域旅游联合体的旅游经济行为。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区域旅游经济协作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和运转方式（马海鹰，2004）。完善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有助于促进旅游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探讨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
一、区域旅游合作的宏观驱动力。
区域旅游合作是通过旅游业要素的流动、共享，达到旅游经济增长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之目的，最终扩大地方就业，增加外汇收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改善国际关系，提升区域形象和地位等，其主要的宏观驱动力有：
1.资源互补，市场共享。
由于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作用及各地区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不可移动性、地区差异性的特点。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旅游资源数量、结构、质量、分布不可能完全一样，主导旅游资源也会有显著差别，区域之间的资源具有互补性。资源互补通常是区域间旅游业联合的基础，实行区域之间的合作，可以跨越地理范围限制，充分利用区域外的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区域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较大，互补性较强，为区域之间开展旅游合作，形成丰富、完整的旅游产品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扩大要素流动范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区域旅游业在其成长过程中，经济总是和规模不断扩张，市场范围逐渐扩大，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逐步加快。
原有区域空间越来越不能满足要素扩张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更大的空间。特别是区域旅游企业营销网络的扩大和客源市场半径的增加迫使要素突破本区域限制，向区域外更大范围流动。区域合作为这种扩大的要素流动提供了发展空间，使不同区域的旅游产业要素相互融合，形成最佳的配置效率。发达地区的大量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和投资区域，一般选择资源、劳动力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作为合作的对象，以实现其资本增值之目的，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劳动力与发达地区的资本、技术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当地的资源得以开发利用、劳动力价值得以实现，两者的联合提高了双方要素的配置效率。国际上，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以著名的饭店集团为主）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联合，为这些国家的旅游接待业和旅游经济增长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就是这种动力机制的有力证明。
3.加强旅游信息共享和交流的需要。
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生产。旅游行业同样也离不开信息，有些产业甚至把信息作为赢利的核心，如旅行社业。旅游信息的不及时和不准确很容易造成旅游资源的重复开发和浪费。行政区的封闭式旅游发展忽视旅游信息的重要性，既不主动了解外界旅游信息也不向外旅游信息。这样就不能及时依据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发一些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因此，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信息的共享与交流。
4.合作开发与共同管理，实现区域旅游的“多赢”。
许多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跨区域（特别是行政区域）性特征，也就是说许多地理位置邻近的区域会共同拥有某些独立旅游资源实体的一部分，如一条风景河流流经几个区域（地区或国家），一座山脉跨越几个区域，一片森林覆盖地涉及到几个区域，等等。这样，相邻的区域因为共同拥有某种旅游资源而成为联合的对象，需要合作开发资源，共同管理资源。如果不进行区域协作，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相邻区域要么没有能力（如缺少资金、技术、人才）开发，要么不愿意开发或暂不考虑开发（由于利益难以协调的缘故），最终共有的旅游资源得不到开发，失去其应有的旅游价值，这是各区域都不愿出现的结果。二是由于资源的跨地域性，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互不妥协，无法达成合作，也无法实现资源开发；或者都只是在各方境内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开发，而不顾及到其他区域，最终导致旅游资源的破坏。这种“不合作”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一旦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区域之间最终会“艰难”地走到谈判桌旁，开始不情愿又不得已的合作。无论这种合作出于什么目的，对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本身都是有益处的。随着合作的深入，区域之间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最终形成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旅游业的共同管理的内在动力机制。
5.减少地区冲突，缓和区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
每个区域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且有着各自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在复杂的经济及社会交往中会触及其他区域的利益，由此产生区域冲突。在旅游业发展中，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旅游设施和项目的建设，旅游服务的提供与市场秩序的稳定等方面如果处理不好便会产生区域矛盾和冲突。为了减少冲突带来的利益损失，区域之间常会选择协商方式实现联合协作，共同解决产生冲突的问题，以缓和紧张的区际关系，保持各自的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间的联合不仅具有经济的目标，更具有政治意义。
6.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
旅游业区域合作，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目标是全方位的，即在进行旅游业合作中，谋求区域经济的增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政治上的信任与联盟。有的区域合作目标是要在合作的范围内实现区域一体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融合、共生共存、和谐统一。如欧洲联盟的合作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欧洲地区，以与北美和亚洲抗衡。近年来，东盟的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合作范围扩大到非东盟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日、韩三国。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经济自由化、政治一体化、文化区域化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旅游业成为“10+3”组织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旅游业合作是促进“10+3”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的主要手段和重要途径。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下，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体不断涌现，而区域旅游合作也呈现出了迅猛发展的态势，区域之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区域利益主体的需求开展不同层次的合作已成为必然。
二、区域旅游合作的微观驱动力。
旅游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是实现区域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者和核心力量，是区域利益的主要实现者。区域之间的企业联合协作构成了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旅游企业作为合作主体，在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驱动力主要有：
1.企业发展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需要。
规模经济，又名规模效益，是指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上，随着规模扩大，旅游企业的生产规模、资产总量、原料来源、市场范围都会不断扩大。在企业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原区域的要素供应、市场需求都不能适应企业的扩展，企业就向外拓展生产要素的供给、寻求新的市场空间、寻找新的生产项目、寻求新的投资区域和合作伙伴，通过兼并、合资合营、收购、重组、特许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与区域州同类企业或区域内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扩大自身的规模，占领更大的市场空间，获得规模经济优势。
范围经济是由企业经营范围而不是规模带来的经济优势，只要把两种或更多的产品合并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成本要低，就会存在范围经济优势。在旅游企业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中，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使企业更具有范围经济的优势。
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将多种旅游产品合并进行开发，获得成本优势；在交易过程中，旅游企业之间互通信息，提高了合作效率，获得了交易效率优势。
2.协调企业间利益关系，加强企业间分工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世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规范甚至恶性的市场竞争往往使竞争者两败俱伤，严重的会造成企业的破产。企业间一旦采取相互协商合作行动，就会开展分工协作，在竞争中谋求共同利益，减少甚至消除由恶性竞争而带来的损失。通过企业合作，能有效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共同丰富产品结构，扩大市场份额，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现实中，许多弱、小、散、差的旅游企业，一些处于同一区域的同类型且实力相当的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协作联合，如兼并收购、重组参股、战略联盟、特许经营等，弱者变强，强者更强，小者长大，大者更大。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旅游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企业实力和品牌的提升以及区域旅游基础的夯实和旅游竞争力的增强。
3.引进管理机制和先进经验，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许多地区的旅游企业之所以显得弱、小、差，并非其资金、人力资源、区位或客源分布等条件不好，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思想观念落后、规划设计和管理技术落后以及经营管理机制不灵活。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表现最为突出。旅游企业要发展壮大，靠自身单打独斗，不进行行业联合、区域协作，就难以创新和发展，难以学习并借鉴世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思想，难以获得较快的发展。通过企业协作联合，实现优势互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探索、创新。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能获得著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管理经验、经营机制和企业文化等。近年来，国外旅游企业集团携资金、技术、管理和相关旅游资源大举进军中国市场，除了一些国际大饭店已进入中国市场外，其他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如香港永安、日本交通公社、美国运通公司、迪斯尼公司、德国TUI集团、凯撒旅游集团、舒曼旅行社纷纷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为中国旅游企业提高综合素质、逐步走向国际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4.扩大资源利用范围，拓展市场发展空间，增强企业实力旅游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和信息资源等。区域协作联合，可以增加旅游企业利用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延长旅游产业链。在竞争激烈的经济时代，单个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变得极为有限，企业要有效地拓展市场范围，只有依靠联合，将其他企业的市场也纳入自身的市场范围才能实现目标。企业联合可以越过地区封锁和市场壁垒直接在合作对象的区域内面向市场开展营销，或吸引区域外的市场来本区域消费。旅游饭店集团的跨国、跨地区合作经营，就是通过在他国或地区建立连锁饭店（或成员饭店）直接吸引当地人，从而达到扩大市场之目的。旅游景区（点）的异地合作，则可以在异地向当地客源市场开展宣传推广，最终吸引异地游客前来本景区（点）进行游览、观光、度假等活动，其市场范围要比原市场要增大许多。
5.联合治理并优化环境，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旅游企业在开发旅游资源、组织旅游线路、建设旅游设施和项目等方面经常会遇到资源分布跨区域，基础设施、旅游线路、环境污染跨区域等问题。如果单个企业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因成本、技术、利益关系等因素影响而收不到预定的效果。为了降低开发成本与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成本，克服技术障碍，提高旅游经济效益，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联手行动，共同治理环境，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跨境河流、山脉、海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跨区域的旅游安全保障、应急事故和公共危机的处理；旅游政策环境的统一协调等领域已方面成为近几年旅游企业跨区域合作的重点。
6.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与服务，使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政府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就业、调整经济结构、引进管理和技术经验、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等目标，增强区域竞争力，为不同地区间的旅游企业合作提供引导与服务，如信息、服务、政策、协调和扶持等，为企业合作营造良好的区域环境，使旅游企业产生合作动力和需求。社会组织也经常为旅游企业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便利，如金融、咨询和宣传等，促使区域内的企业健康发展以及区内外企业的合作交流。这些来自于旅游企业外部的环境条件也构成了企业实施跨区域合作重要的推动力量。
总之，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具有内在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复杂的外在表现形态。它以区域旅游经济的合作发展为出发点，以区域社会系统（与旅游活动相关联的）的沟通交流为表现形式，最终以地域文化的影响与融合为归宿。这种综合性的区域互动过程不仅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机制，而且有着直接的宏观的区域主体利益增长机制和微观的经济主体利益扩张机制。通过对外合作，区域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将不断发展、演变，由弱小到强大，由混沌到秩序，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参考文献：
[1]薛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01）。
[2]李树民。区域旅游合作的行为模式与动力机制[J].旅游学刊，2005，（03）。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体育经济学；证伪主义；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交叉学科
1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历史溯源
在欧美国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研究者一些相关的、少量的体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球员工资、转会）、城市经济学（主要关注体育场馆）、产业经济学（主要关注职业体育市场竞争）的研究［1］。1956年6月，美国学者罗滕伯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棒球运动员的劳务市场》，被当今学者认为是开创体育经济学研究先河的文章［2］6。之后，有学者认为罗滕伯格在此篇论文中勾画了职业体育联盟的11个经济特征，其中“不变性原理和消费者偏好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假设”，被后人视为职业体育经济学分析的奠基石［2］6。1971年6月，英国学者斯隆发表的《职业足球的经济学：足球俱乐部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开创欧洲和北美职业体育管理模式比较研究先河的文章。文中提到：“斯隆基于英国足球实践指出，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以获胜最大化为发展目标，而不是美国学者主张的利润最大化”［2］6。德国早期有关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论文集中于体育观赏活动的分析，经济学中常用的概念被应用到体育观赏活动的研究中。在德国，体育由体育协会和体育联合会管理，但这一组织类型长期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与重视。加之经济学家在当时的体育学研究领域未获得认可，体育学长期受到非经济学科的影响，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趁机进入该研究领域。多曼认为，非经济学研究者极少使用经济学中已建立的规范标准来对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最初的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由于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之间摇摆不定和不重视核心的经济学概念而饱受诟病。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体育经济学在概念生成中缺少准确性。我国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经济学》标志着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启蒙与发展。1991年，在我国体育经济学被正式列为一门学科，当时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局限在政治经济学范畴，缺乏西方经济学和现代产业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和指导［1］。在对体育经济现象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既与经济学发展有明显的衔接，也存在断层。针对企业管理问题的学术讨论促进了一种管理学视角的建立，这一视角超越纯经济学领域而为行为学相关学科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在以经济学为导向的企业经济学向系统的管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管理学到底是一种用科学方法进行解释的科学，还是一种纯艺术性科学。企业经济学是一种能够引导不同学科进行融合的学科。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受经济学传统路线的影响，它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经济学下的纯子集”，其中经验目标仅限于体育中真实存在的行为体。另一方面，体育经济学并没有明显参照经济学进行构建，同时也不是一种与管理学相同的学术体系。布罗伊尔和蒂尔将体育管理学称为一种由体育经济学、体育心理学、体育法学和体育社会学构建的科学。纽弗与比勒的研究虽然没有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区分开来，却突出强调了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与体育法学是体育管理学重要的相关学科，且与体育经济学有藕断丝连的关系。“体育经济学与管理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是显然的，但是作为应用研究性的学科，二者的融合是一种趋势”［1］。综上，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可分为经济学与非经济学2条传统路线。经济学传统路线明显局限于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构建学科理论，而非经济学传统路线则运用不同交叉学科的观点来研究体育中出现的经济问题。这种非经济学研究方法能够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而不受各类理论数量和性质的限制，进而生成一系列学术理论性问题。
2体育经济学概念争议
海涅曼在其早期研究中认为，体育经济学就是对那些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体育的恰当归纳。之后，蒂姆建议将体育经济学用来指代人们所参与体育行为中的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则指特殊的企业经济学原理。霍希一方面区分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另一方面又将其与体育经济进行区别。霍希认为，体育经济学指的是扩展的、与问题相关的概念，它与一种有限的、与学科相关的概念相对立；将经济学原理运用到体育领域，也就是体育经济；关于体育乃至所有体育中的经济学问题，它首先依赖经济学理论，也需要社会学或心理学、组织学原理来解释，因此，这类科学在国际上称之为体育管理学。与霍希的“体育经济”概念意义相同，多曼使用的是“体育经济学”这一概念，他认为体育经济学是将企业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理论机制应用到体育的各个领域中。相反，弗里克和瓦格拉主张使用“体育经济学”名称来表示“经济学中的子学科”。我国学者苏义民认为：“从国民经济的基本构成来看，体育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体育经济学也可称作一门部门经济学；体育已成为一个产业，体育经济学同时也是一门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产业经济学。”［3］丛湖平、郑芳则指出：“体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学科。体育经济学不是简单地研究体育或经济，也不是某个运动项目的经济学研究，而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体育资源实现价值的各种规律的学科”［2］9。此外，哈格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为经济学中的应用型子学科和体育学中的理论场域，用来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格鲁普认为体育经济学是体育学的分支领域；体育商业化的加强，体育市场和体育经济体的出现促进了体育经济学的发展。普廷格尔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体育学新出现的分支学科，以及连接体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纽带，如今他强调经济学原理对体育的适用性，并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体育学新的分支领域。按照尼区关于体育经济学的建议，体育经济学是体育中的经济学和体育的经济学。前者关注体育研究领域之外的普遍性现象，同时这些现象具有经济学意义，而后者是对体育进行经济学解释，以全面重建一个独有的领域。
3体育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思考
科学理论是一种元理论框架，用以解释那些规范性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最具影响力的3大科学理论概念框架。依此对体育经济学进行科学理论思考。
3.1归入证伪主义的思考
证伪主义是由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创立的理论。他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4］24。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的本质在于猜测，而最终无一幸免地要被证伪，科学理论不断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都能证伪普遍命题［4］25。在证伪主义中，由于错误的结论能够回溯到至少一个前提中，而且通过不断证伪来一系列错误，这样可以实现科学理论对事实和假设的要求［5］。尽管将研究的不同传统路线归入科学理论，并不能对目标研究领域进行命名，但却能提出一些符合事实和假设要求的陈述。当前经济学传统路线也描述体育领域内的独特现象，基于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证伪过程中，确定了体育现象中经济学陈述的适用范围，同时这些陈述也经历了证伪的过程。借助体育这一客体对经济学陈述进行证伪将会验证或否定这些陈述。如果人们不去讨论到底何时进行证伪，所进行证伪的到底是哪些组成部分，那么，这种通过体育现象对经济学陈述的证伪只不过意味着，一种证实的经济学陈述的使用范围并不能对某一种体育现象起作用。某些不经意的修改调整能够针对这种体育现象生成新的陈述，而这类陈述必须重新进行证伪，并在证实的情况下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进行验证。用体育领域的现象对经济学陈述进行证伪，对其进行特别调整时，可能存在与目前陈述系统的不协调。这些矛盾至少限制了适用范围，并最终抛弃原有的理论而选择另一种替论。如果某种被证实的经济学陈述无法在体育研究领域中得到实证验证，人们可以将这种相关现象称作研究领域的特殊性。针对体育领域进行的学科性科学证伪被归到“体育经济学”或“体育管理学”，它重点对内容进行说明，但仍停留在上位学科的认知层面。对于体育经济学来说，若将每一学科陈述相关联（其中某一学科陈述必须源自经济学陈述系统）并能够被证伪的话，之后体育经济学就能形成一种知识增长。证伪主义并不能判断一种学科性或者超学科性的方法是否能够更好地符合研究目标。其仅能够在陈述的复杂性上进行对比。那些着重论述经验事实的陈述体系，揭示了很大一部分实证性内容，却很少能避免被证伪的结局。基本陈述的复杂性随着其关联性的增加而强化，因此，一种学科基本陈述H1与另一种基本陈述H2（它与H1具有关联性且由来自其他学科陈述H3组成，即H2=H1+H3）相比显得更简化。从学科认识兴趣（H3的来源）的基本立场来看，H1也不具有复杂性，因为它无法对H3进行证伪，同时H3也不能对认知对象进行补充性描述。与H1、H3其中之一或两者相加比较来看，H2更有可能进行实证性解释和预测。基础陈述的关联性是一种研究策略的定量问题。对极其复杂陈述的验证会缩小陈述体系的适用范围，而这些陈述体系能够非常准确地描述它们所研究的现实状况；然而，对简单陈述的验证会形成普适性陈述，这类陈述经常会有很大的适用范围，因此，体育经济学及体育中经济学的科学传统路线存在一定风险，总结的陈述并不能生成可供相关专家使用的知识，由于自身的非学科导向能更明显地促进不同描述体系的延伸，最终形成带有具体适用范围的理论体系。在证伪主义的前提下对体育经济学进行学科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些被证实的，但在体育研究领域无法进行实证检验的经济学观点可以充当体育的特殊性；作为决定性组成部分，体育经济学体现了学科陈述的理论融合程度，并如同作为整体的体育学一样在进一步提升融合度时面临难题。
3.2归入范式理论的思考
范式最早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6］。范式是库恩科学方法论的核心。“这一概念一方面对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方法论等进行总的概括，另一方面也表示总体中的某一成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这一过程作为模范典型能够替代常规科学对一般性问题的解释规则”。在解决一些学术圈内专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时，这种科学方法论的各种范式更加有效。科学的进步依赖于专家所达成的一致，即将一种范式作为他们研究工作的基础，而非通过证实或证伪。相互竞争的范式借助它们的预言、知识、地位和声誉来获取科学界的拥护，然而这些范式原则上是不能进行相互比较的。范式并不是以某种理论存在为先导。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在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用来解释宏观经济学现象的结论”。弗里克在讨论体育经济学中体制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协议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贸易和博弈论的意义时，运用了核心经济学范式的内容。同样，多曼在定位体育经济学中经验和认知目标时，也使用了相同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断定体育经济学的经济学传统路线是否采用了与经济学常规理论相对的其他范式；因此，经济学传统路线也被理解为经济学常规科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常规科学的认知界限也无法确定。但针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展开的方法论之争，以及对金融市场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的抨击，表明了常规科学的局限性。目前，还无法确定体育经济学的经济传统路线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然而，对于体育经济学中的非经济学传统路线来说，还无法确定一种可以用来确立学科身份的范式。通过研究，对于是否已经形成一种与其他学科范式相独立的范式仍值得质疑。目前，体育经济学的非经济传统路线仍处于前范式理论时期，也就是还没有获得一种范式，因此仍无法进行常规科学的研究。另外，也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在非经济学传统路线中生成一种或多种范式。内在原因可能是体育学中缺乏主导范式或管理学的学科融合度不高。另外，常规科学拥有一种较高的吸引力，它能够引导科学家做出有利于范式的规范化选择。体育经济学中2种传统路线的不同范式的发展程度，导致了学科内与学科间不同理论或理论成分通约性的差异。虽然库恩和费耶拉本德认为经济学传统路线中，常规科学的扩展不存在不可通约的问题，但无法避免非经济学传统路线内部，以及2种传统路线之间的通约性问题。理论对比需要一种中间语言，这样就可以将那些需要进行对比的理论毫无保留地翻译成这种语言，然而并不存在这种中间语言。如果各种范式及其机制化的可能性不存在吸引力，那么也就不存在不对称的范式发展（此处存在经济学传统路线下的常规体育经济学，而那里融合了存在各种通约性问题的前范式尝试）。初生的非经济学范式也许通过与学科母体（由象征性概括、模式、价值和范例式解题构成）保持一致来渡过前范式理论时期，这样在与其他范式竞争时可以争取剩余的吸引价值。总之，集中将核心经济学范式应用到体育研究领域，同时缺乏替代范式使得体育经济学中的常规科学带有认知理论的优点和局限性，非经济传统路线由于没有统一的范式而限制了各个理论解释问题的能力，但可以使用其他理论成分进行解释。
3.3归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思考
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对科学的评价往往不是针对单独的理论，而是一个具有相同硬核、可变的保护带和正反启发法的理论系列，这一理论系列就是科学研究纲领［7］。拉卡托斯用一系列理论组群来替代证伪原则和范式的规范性原则。根据他的方法论，绝大部分科学都是一些可以通过问题转换来进行评价的研究纲领。科学革命源于一种研究纲领推动另一种研究纲领的过程。各个研究纲领具有连续性，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并不能反映整个科学，但是与某一特殊问题对象相关。这种连续性通过研究纲领的硬核而产生，而这一硬核作为反面启发法摆脱了检验。当一种研究纲领能够揭示更高层次的真理时，也就是说它能够毫无矛盾地解释其他研究纲领也能描述的现象，另外，也能至少解释一种其他现象或能提出一些新的可证伪的预言时，这种研究纲领将会优先受到重视。研究纲领是由具有连贯性理论T1、T2、...Tn组成的理论系列。一种针对体育领域（T1;S）中一个或多个现象的理论系列出发点，可以成为另一种理论系列的组成部分，后者描述的是体育领域以外的其他现象（T1;S=TX;nonS）。如果TX;nonS后续理论的应用范围被证实与假设一致，或者范围更大的话，对体育领域内和领域外现象的解释就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Tn;S=TX;nonS）。若通过实证发现应有范围受到限制的话，这种限制也会影响到体育领域或其他研究领域。当涉及体育之外的研究领域时，这种应用在更多研究领域的理论将会发展成用来研究体育领域内一种或多种现象的理论。当这类范围限制影响到体育的研究领域时，那么这种体育研究纲领的作用将会降低。然而，一种理论系列的出发点也可以是单个的理论，这一理论可以是对其他理论系列中不寻常现象的反映，也可以作为对意想不到检测结果的反映，最终它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研究纲领。体育经济学的2种传统路线中，可以重建一种评价性的研究纲领。作为早期体育经济学论文关注的焦点，体育中的单个现象（比如体育成绩的均衡性与观众需求的关系、体育比赛中高额的固定成本开支）可以借助完美的经济学研究纲领进行研究。柯西盖塞仅从经济学的一种研究纲领出发，认为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就是经济学行为模式。而对这种行为模式的有限性利用形成了硬核的保护带，比如在无限理性、信息、利己和易变的偏好性方面，与研究纲领的硬核相反，这种有限性最终被证伪。在非经济传统路线中重建研究纲领，并不能形成一种像经济学传统路线那样具有更广维度的研究纲领。有限的非经济传统路线研究纲领既能够展示有关体育团体的理论发展状况，这类理论通常与体育金融分析、结构分析及之后体育发展报道相关。对于这2种研究纲领来说，经济学和社会学行为观点是它们的硬核，将经济学研究纲领保护带中出现的内容成分纳入它们的保护带中；然而，可以发现2种体育经济学传统路线科学纲领之间的重合点，也许可以通过体育这一形式化对象中为数不多的理论或通过对不同现象的关注得到解释。随着非经济学传统研究纲领的扩展，以及经济学研究纲领更多地在体育现象中应用，上述现象也可能发生改变。当这类归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更加关注一些科学训练或取得体育成绩等问题后，它们也会与其他体育研究纲领相竞争。由此，2种传统路线下的体育经济学研究纲领在研究相关现象时就会变成未成熟的研究纲领。起初这些研究纲领缺乏解释力。同时，缺少证伪的现象描述，由于自身的简化性而在中期会使研究纲领整体陷入质疑之中；因此，要么尽快克服这种简化性，要么通过忽视相关现象来其合理性，从而避免这种简化性。拉卡托斯认为，“如果一种研究纲领能够在没有竞争性纲领的情况下进行进步的问题转换，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抛弃它”［7］。由于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能明确解释一般意义下的科学理论状况，以及那些研究纲领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它们的硬核与保护带；因此，确定进步的问题转换或发现体育经济学或管理学研究纲领的退化现象变得尤其困难。概言之，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与经济学研究纲领齐头并进，或者禁锢于自身有限的适用范围内。体育领域内的现象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能通过各种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得到研究，这些研究纲领首先要与其他强劲的体育学或其上位科学的研究纲领相竞争。
4结束语
在体育经济现象的研究历程中存在2种研究路线，这2种传统路线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研究现象。在证伪主义、范式理论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分析框架下，发现它们产生了不同科学理论及其难题。对经济学和非经济学传统路线进行二分法区分，使得科学理论的蕴涵更加明显。有时对体育经济学提出双重标准，要求它们与经济学和体育学都要建立起关联，这似乎没有注意到研究纲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范式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这类问题尽管能在个别论述层面上得到解决，但无法在学科发展层面上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丁文,彭延春.基于学科建设视角的体育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比较论析［J］.体育与科学,2014,35(2):117.
［2］丛湖平,郑芳.体育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苏义民.关于《体育经济学》教材建设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基本认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37(5):84.
［4］孙明湘,陈娜.浅析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波普尔对“分界问题”与“归纳问题”的解决［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3.
［5］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60-63.
［6］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3-31.
［7］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10-123.
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政策性农业保险； 服务体系； 治理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04 年开始，连续 7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总的来看，要实现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宏伟蓝图，就需要实施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 一是填补制度缺失，使养殖业和种植业都覆盖在农业保障体系之内，实现应保尽保； 二是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的制度执行能力，使建立的农业保险制度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从对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的调查来看，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还存在产品单一，部分险种保险责任不太符合地方实际需要，云南省政府对部分农业保险险种的运行不太满意，对保险公司农险亏损金额持怀疑态度； 而主要承担政策农业保险任务的中国人保财险公司的云南分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基层职员也觉得政策性农业保险又苦又累，对农险业务也有颇有“微词”。农民也对部分农业保险险种不尽满意，不积极参加农业保险，如 2010 年云南省的奶牛保险覆盖率只有7. 8% 左右； 政策性农业保险出现部门联动机制不畅，职责不太清晰，2010 年 8 月未能及时打上能繁母猪耳标等问题。截至 2011 年 3 月份，云南农业保险保费规模不到 1，000 万，远低于 2009 年和 2010 年水平。这些问题都反映了云南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不畅，制度运行效率不高。为什么云南服务体系不畅，制度效率不高呢？ 笔者认为，“治理机制”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的核心问题，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中的治理机制不畅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 一） 基本概念。
什么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 首先要回答： 什么是“治理”？ 在关于治理的各种概念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 1995 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该报告对“治理”进行了如下界定：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治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互相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有学者进一步可以认为： 治理实质上是一种产权关系合同（ 费方域，2009） 。笔者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中的“治理”概念可以理解为： 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中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 如中介机构） 等利益攸关方一起治理政策性农业保险事务的诸多方式的产权关系总和。它是使互相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拥有强制服从权力的正式机构和政府，也包括人们和机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同意或接受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的治理主要来自于一系列的政府行政机构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包各级政府与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如中国人保财险公司） 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具体见图 1。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中的治理机制的实质上是治理客体在制度约束条件下，向管理者所预定的目标运动的动力机制。从制度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视角看，治理机制就是为达到制度稳定状态的“纳什均衡解”，而设计和实施的激励机制（ 青木昌元、钱颖一，1995） 。
图 1 云南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各利益攸关方的关系。
（ 二） 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西方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失灵，又看到了政府失灵，便提出了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市场失灵是指运用市场手段，无法达到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同样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行政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最终不能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正是鉴于国家的不足和市场的失效，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问题。农业保险属于准公共产品，存在外部性，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采取占优均衡策略，会造成“市场失灵”，市场机制难以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需要政府科层采取集体行动，以克服人理性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即由政府提供农业保险，可以有效克服市场供给不足失灵，走出集体行动逻辑陷阱。但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则又由于存在信息不足、缺乏竞争和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成本的激励，会导致政府失灵。面对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需要通过合理和高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既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促进保险公司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减少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正如沃顿商学院的 kunreather 和 linnerooth（ 2000） 提出的那样，无论是私营保险市场，还是政府都不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唯一主体，这种观点相信，政府与市场的密切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 三） 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中的各级政府关系。
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不仅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是财政关系。美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提出关于政府职能三个发分支的划分，提供了一个现已被广泛采用的关于政府职能的分析框架（ richard a. musgrave，1959） 。这一分析框架也是分析地方政府经济作用的逻辑起点。一般认为，稳定和分配职责应分配给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则在配置职责中起主要作用（ 王雍君，2007） ，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稳定、配置和分配职能中的相对作用是不同的： 中央政府在稳定和分配及在分配职能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对而言，配置职能则是适合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这种差异反映了对方财政职能与中央财政职能的差异。确切地说，中央政府的职能重心在于稳定和分配及再分配，地方财政职能的重心在于资源配置，而配置职能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提供有效率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具备有利条件提供当地居民所偏好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多层次化、多民族、地理复杂、文化传统多样化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更容易倾向于向各个辖区提供水平、标准、类型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这样就不可能顾及到各个地方的不同需要，缺乏效率。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践中，中央政府承担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财政责任，但地方政府总是以某种方式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部分财政责任，并承担了协助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服务经办职能。如中央财政对能繁母猪保险补贴50%，地方财政补贴30%，省政府根据各地区财力不同而确定省级财政和市县财政分担比例，个人承担保费的20%; 奶牛保险中央财政出30%，地方三级财政出 30%，个人承担 40%; 具体见表 1 和表 2。
同时地方政府农业职能部门（ 农业部门的畜牧站、农科站等） 负责打能繁母猪耳标、协助保险公司收取保费、核保核赔、监督能繁母猪死亡后的无害化处理（ 只有个别县有无害化处理过程，如云南江川县） 等。可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共服务中处于“互相交织”职责重叠的状态。合理科学地划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权责关系，特别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资源配置中的责任是创新政策性农业保险管理体制的重要环节、是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成本和提升制度效率的基础、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 三） 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需要各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目前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实行“委托保险公司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姑且不论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准公共品”性导致“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委托—”也不能解决农业保险运营中的权责对等、信息和激励问题，做到一劳永逸。这也是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中省农业厅与保险公司都对对方有颇有微词，致使服务体系的制度执行力不高的主要原因。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如何解决“合理的权责对等配置、信息运行的低成本和激励相容”这三个问题呢？
阿尔钦（ armen alchian） 和德姆赛茨（ harold dem-setz） 曾说过一句很到位的话： “任何一个团队中每个成员都希望团队中没有人卸责（ 或言偷懒） ，包括他们自己”（ 1972，790） ，但为什么在任何团队中，偷懒或卸责却成了治理者甚至每个成员最头痛的问题？ 盖瑞·j.
米勒教授（ miller） 发现，这原来起源于团队中的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群体效率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所体现的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和“两难困境”或“囚徒困境”，就构成了治理机制问题的核心，也实际上成了作为一种科层组织（ hierarchy） （ 如农业保险协调委员会） 存在之理由： 解决“囚徒困境”。然而，用科层组织监督和激励制度的办法来解决治理机制中卸责和低效率的两难困境，并不简单。单凭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推理而建立起来的激励制度，尤其是单根据信息经济学抽象原理所建构的理论激励模型，可能解决不了多少治理机制运作的实际问题。正如米勒（ miller） 教授所言，能够完全将下属协调到与组织的利润极大化目标相一致，这样的“理想”激励制度在现实中可能会有，也可能没有。科层组织内部的权力分散或分权能否解决问题？ 也不一定。也正如 mill-er 教授所说，“如果我们在科层中想要任何程度的分权，我们既不能保证稳定的选择是有效率的，也不能保证有效率的选择是稳定的”。于是，任何科层组织常常处在集体选择中“sen 吊诡”（ sen paradox） 之中。由于社会选择中的“sen 吊诡”的普遍存在，加上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与科层参与者的策略性的信息歪曲，治理机制中的“囚徒困境”就自然会大量存在。实践证明，授权不明或授权过度必然造成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和分散化。米勒（ miller） 教授还认为，一个较有效率治理机制，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斗争”，而是合作。合作，才是跳出治理机制中囚徒困境的唯一出路。有合作文化的治理机制或团队，才往往是最有效率的。盖瑞·j. 米勒教授提供了一个启示： 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只有各方通过“利益共享”达到“利益均衡”，实现各利益攸关方“合作”才能解决权“责对等配置、信息运行的低成本和激励相容性”这三个问题。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设计中，不仅需要各利益攸关方的大局意识，更需要达成各方利益均衡、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约束、各行政领导能力以及科层权威的可信约束，才能达到更好的合作，使得服务体系的制度执行力更加高效。
三、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云南省正在大力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个别农业保险险种，如能繁母猪保险取得很大成绩。
2010 年云南省能繁母猪投保 3，477，123 头，占能繁母猪存栏头数的 76. 6%。各级财政到位情况较好，其中中央 财 政 到 位 11，745. 09 万 元，省 级 财 政 到 位4? 046. 19 万元，州市财政到位 1，511. 46 万元，县级财政到位 1，511. 46 万元，投保金额 20，862. 738 万元，赔付8? 172. 1 万元，出现农民踊跃参加能繁母猪保险的良性局面，具体见表 3 和表 4。
但由于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市场还不完善，同时受经营模式、多样性气候、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民情等因素的制约，云南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中还存在一些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一） 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中各部门联动机制不畅，职责不太清晰。
目前，在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快速发展中，还存在部门联动机制不畅，职责不太清晰的问题。截至2010 年 9 月，由于一些部门职责不太清晰，联动机制不畅等原因，未能给能繁母猪打上专用耳标，致使保险责任到期的能繁母猪为能及时续保。如果能繁母猪未使用专用耳标，很难做到承保标的与理赔标的一一对应，这是云南省当前能繁母猪道德风险管控中最薄弱的环节。另外，能繁母猪承保方式粗放，承保质量不高，将一些不符合承保条件的标的纳入承保范围； 能繁母猪死亡原因鉴定专业性强，当地畜牧站人员把关不严，大量存在“见死即赔”现象； 另外，能繁母猪保险条款规定，当参保母猪死亡时，赔付 1，000 元。当猪仔价格下降和母猪相对价格低于 1，000 元时，农民不会积极主动地为病猪医治，导致大量德道德风险。
（ 二） 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不尽合理，无法使各方达到利益均衡。
目前我省农业保险采取的模式是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委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云南分公司商业化经营，自负盈亏的模式。这种模式存在内在缺陷，商业化经营与市场失灵的内在矛盾，是我省农业保险发展滞后，农业保险总体覆盖面较低的一个基本原因。目前除了能繁母猪保险在全省各地州均有开展，覆盖率较高外，其他险种覆盖面都比较低。从数量指标来看，云南省区牲畜存栏数为 5? 511 万头，2009 年参加中央政策性保险的能繁母猪和奶牛数量为 344 万头，仅占全省牲畜存栏数的6. 2%，还有93. 8%的存栏牲畜因无相应险种而无法投保。目前，云南已保奶牛大概有 10 万头，但是自愿投保的只有 1 万头左右。奶牛保险的保额是 6，000 元，保费比例也是 6%，但是农户自担比例为 40%，也就是 144 元，中央和地方各承担 30%，也就是 108 元。虽然云南省制定地方各级财政出资情况，但农民在与能繁母猪保险比较下（ 农民自担繁母猪保费，每头 12 元） ，奶牛的保险让农户觉得政策补偿不够，自担保费太高导致自愿投保率较低，具体见表 5、表 6。
甘蔗保险则主要在三个州市开展试点； 而水稻、玉米、油菜和藏区青稞等种植险业务尚未开展。甘蔗种植面积为457 万亩，投保农业险的有99 万亩，投保率仅为 22%; 橡胶种植面积为 670 万亩，投保面积为 0. 38万亩，投保率仅为 0. 06%; 林地面积 3. 64 亿亩，已投保商业性林业险的有 153. 6 万亩，投保率仅为 4. 2%。具体见表 7。
（ 三） 保险公司查勘定损压力大，防疫人员存在职业道德风险。
云南省区的养猪业 70% 是分散养殖，许多农户家里只养 1 －2 头能繁母猪，规模养殖仅占 20% － 30%，加之云南省区多山、地形相对复杂的特点，出险地点较为分散，特别是在每年 7 － 8 月份猪死亡高峰期，如果每起能繁母猪的报案都需要查勘定损工作人员亲临现场处理，依靠人保财险现有的网点和工作人员数量，无疑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在某些偏远地区，保险公司只能委托防疫工作人员进行查勘定损，而防疫人员由于收入较低，容易受利益趋动，同农户合谋，将埋下的猪挖起再卖，同时获得保险赔偿金额，增加了职业道德风险。比如中国人保云南江川支公司共有工作人员 11人，安排在农业险中有 2 人，并在营业柜台中设了一个专柜，开展能繁母猪保险。查勘定损部门有查勘车 5辆，其中作为能繁母猪专用车有 2 辆，而且需要不时的从另外 3 辆中调用到能繁母猪的查勘中。江川支公司平均每天接到能繁母猪死亡报案 15 起左右，平均对每起案件的处理时间大约为 1. 5 个小时。也就是说，查勘定损每天需要 22. 5 小时，每人每天花在能繁母猪查勘定损时间是 11. 25 小时，可见工作量非常大。
（ 四） 死亡牲畜的无害化处理不仅仅是保险公司的责任。
目前，云南能繁母猪的无害化处理主要是在猪死后挖坑焚烧或填充生石灰。填埋坑的挖坑要求是 1. 5米深，长宽的要求是猪能完全没入坑中，然后倒上汽油点火焚烧或割开猪肚皮填充生石灰。这不仅能有效减少瘟疫大面积的传播，同时也可以减少死猪流入市场，保障居民的食品安全。目前，云南省区只有个别县市能基本做到这点，很多地区特别是地处偏僻的农村地区则无法做到无害化处理。如果从理赔后的病死母猪肉在市场上买卖会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的角度分析，这属于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因为政府的监管职能是要将涉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等产品的安全质量作为监管重点。因此，能繁母猪的无害处理是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责任，而不仅仅是保险公司的职责。
（ 五） 浮动费率和浮动保险金的调整机制不健全。
在中国人保财险公司的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条款中规定了能繁母猪浮动费率和浮动保险金调整机制，以控制道德风险，但可操作空间有限，运行有困难。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条款》第七条规定，“保险母猪的每头保险金额为 1，000元，并且不超过其市场价格的 7 成”。第二十四条规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若保险母猪每头保险金额低于或等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每头保险金额为赔偿计算标准； 若保险母猪每头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第十五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生猪饲养治理的规定，搞好饲养治理，建立、健全和执行防疫、治疗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畜牧兽医部门和保险人的防疫防灾检查及合理建议，切实做好防疫、治疗及安全防灾工作，维护保险母猪的安全。”“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母猪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保险合同。”
在云南能繁母猪保险实践中，特别是 2009 年底和2010 年初，云南能繁母猪市场价值低于 1，000 元，但从稳定农村社会和保护农民利益出发，相关政府部门和中国人保财险云南分公司还是按照每头能繁母猪赔偿金额依然 1，000 元，这导致大量养殖户（ 主要是规模养殖户） 对生病的能繁母猪采取不治病的道德风险，导致大量能繁母猪死亡。如果按照第十五条规定，保险公司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保险合同，但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只能“见死即赔”。另外，进口种猪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当地种猪，但保险金标准却和当地种猪一样。如云南省江川县的“斯洛克种猪”大约价值10，000 元，但由于浮动费率调整运行机制不能健全，保费也是 60 元/头，保险金也和当地能繁母猪一样，只有 1，000 元。
五、健全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总的看来，政策性农业保险要更好发挥减灾防灾，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保护农民利益，需要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夯实制度基础，提高服务体系的制度执行能力，使建立的农业保险制度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云南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清晰和优化地方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责任和义务，不断完善联动机制，提高农业保险制度运行效率。目前，云南省农业厅打算依托下属农业农资公司计划成立农业保险中介公司，承接中国人保财险云南分公司的农业保险经办服务业务，如代替保险公司收取保费、打耳标、宣传等业务。这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有利于清晰地方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责任，提高制度执行力。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高效运行和健康发展。
第二，建立云南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委员会，促进部门联动。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委员会是农业保险服务体系的组织机构，为了提高服务体系的制度执行力，建议由相关职能部门，如省农业厅、财政厅、保监局、气象局和保险公司等各有关部门组成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由分管农业的省级领导任组长。下设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农业保险调查研究、编制规划、确定险种和费率、提出年度预算、进行再保险安排、组织政策宣传、统计分析等工作。同时，整合农业技术部门、农业病虫害监控防疫机构、气象预测监控机构、地质灾害监控机构等部门资源，通过天气预报、灾害预测、产量估算和收入估算等手段给予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全面的技术支持，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各区县也相应设立协调治理机构，以保证上下联动，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立法和职责划分，规范各个部门的责任，各司其职，在工作中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完善部门联动机制，真正建立起农业保险“预防—补偿—恢复—发展”功能的治理，共同推进农业保险又好又快发展。
第三，在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委员会下，建立起农业保险标的的市场价格评估机制，每季度评估一次，动态调整保险金和保费。比如当能繁母猪保险金高于市场价格时，应适当调低保险金（ 为市场价格的 7 成） ，能有效降低养殖户不爱惜母猪的道德风险； 当能繁母猪保险金低于市场价格时，按比例调高保险金标准，保护养殖户的利益，促进他们投保的积极性。进口种猪的保险金也应为市场价格的 7 成。但保险金调整（ 下调） 是否会引起农民反对？ 地方政府是否会反对调整？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考量，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农业保险政策宣传。
第四，在乡镇政府建立“农险站”，推动乡村一级的农业保险宣传机制，多渠道宣传农业保险政策。（ 1） 由承担农险的保险公司、农业局、林业局等机构联合在乡镇政府建立“农险站”，负责农险工作； （ 2） 农险站利用乡村政府通过制度宣传栏、宣传横幅、现场发放宣传单，流动播放电视字幕和向全县农户发送手机短信等方式，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 （ 3） 通过在乡镇设立农业保险咨询台及时解答农户的疑惑，提升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进一步激发农户在统一购买农业保险这一环节的积极主动性，更好地普及农业保险，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 （ 4） 通过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建设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各区县组织分散农户以村、乡镇为单位整体参保； 第五，依托产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开展业务。
鼓励由农业龙头企业带领基地农户集中参保； 鼓励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组织社员（ 会员）集中参保。这种承保方式有利于提高投保率，降低展业成本； 有利于投保人相互监督，减低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也有利于密切保险公司与龙头企业联系，开展全方位的深入合作。第六，要明确死亡牲畜处理的规范治理，清晰农业保险公司、防疫部门和防疫人员的职责，有效减少死亡牲畜对环境的污染，同时防止其流入市场，降低环境和社会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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