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内容提要]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恪守媒体角色，公正介入监督事件，在一些特殊领域遵从特殊的监督规律，讲究新闻舆论监督的时机和形式。

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和社会民主素质的全面提高，大众媒介已经成为联系政府和民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实行的是间接民主制度，人民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及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这样，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一方面通过人民代表表达自己的参政议政意愿，另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监督国家事务和选举的人民代表，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自由地、充分地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不仅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公民关心国家建设、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义务。

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建议、批评，对国家事物和社会生活中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道德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缺点、错误乃至渎职、贪污受贿、作风等进行抨击和谴责，达到监视和矫正社会秩序的目的。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广大受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代表民意的新闻舆论监督往往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促使问题在法律框架下得到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的“渤海二号”事件，到最近几年的“南丹矿难”、“孙志刚事件”和“刘涌案”，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构成因素，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在民主社会里又不能越位，特别是不能包打天下，去代替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那样的话，非但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反而会破坏社会监督体系，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

一、放弃监督，放弃批评，就是放弃新闻媒体的职责，放弃了广大受众的重托。媒体工作者似乎可以决定报道什么事件，不报道什么事件，可以批评某些不良社会现象，也可以对这些现象置若罔闻，但是，媒体的监督最终决定于受众的意志、观点、态度。媒体如果不关心民众疾苦，不直面社会矛盾和问题，它必将被受众抛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是受众授权新闻工作者监督社会问题，提出批评，提出建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登载《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报道，首次披露孙志刚事件真相，随后，《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以及新浪网、新华网等著名网站先后介入孙志刚事件，并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这个新闻舆论监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最终促使有关部门查清事件真相，把不法之徒绳之以法，其实，推动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真正动因是广大民众不满意沿用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以及要求社会平等对待城市困难群体的诉求。所以，当孙志刚事件出现后，媒体如果依然保持沉默，不能及时倾诉广大老百姓的心声，那么，就意味着媒体对广大受众意愿的漠视，也违背了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不会得到受众的认可。

德国传播学家诺依曼认为，舆论是双重意义上的“我们的皮肤”：个人通过舆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同时，舆论又像“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社会意见过分分裂而导致社会解体，所以，它具有整合和调节社会的作用。社会监督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系统，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都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监督方式，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新闻舆论监督与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法制监督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的监督方式和意见渠道。一般来说，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属于社会硬性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制止和彻底纠正，但是，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又各有分工，各自侧重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开展监督。分工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它意味着社会各个部门按照某种协议，相互协作，共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分工也意味着局限性，对社会监督来说，分工越细越容易在各种监督权限的结合部出现监督盲区。从我国情况来看，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分别适用和侧重一定的范围，任何一种监督都不能对社会每个角落实施监督，比如，党内监督的对象只能是党员，对非党员就不发挥作用。

新闻舆论监督属于软监督，可以有效地弥补社会硬性监督的不足，因为它扎根于广大受众的信息互动之中，舆论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能够对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行预先式、全程式监督，把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可能存在的监督盲区暴露在阳光下，发挥社会硬性监督难以发挥的监督作用。所以，决不能因为健全和加强了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就漠视和排斥新闻舆论监督。社会硬性监督和软监督的发生机制和社会作用具有明显区别：一是新闻舆论监督比社会硬性监督更容易发现问题。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是被媒体首先披露，然后才引起相关责任部门的注意和重视的，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问题解决流程：媒体披露—社会舆论—政府部门注意和重视—解决问题。问题之所以首先被媒体发现和披露，并不代表政府的失职和不作为，而是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使然。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联系千家万户，千万受众又联系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大众传播的互动机制，又使广大受众的意见能够及时反馈到媒体，这样，新闻舆论监督比社会硬性监督更容易发现问题，特别是发现那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因为，新闻舆论监督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数人监督。二是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硬性监督的作用机制不同。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全程监督防患于未然，发现问题越早，监督越充分，问题和矛盾越容易化解，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越小；社会硬性监督主要采用纪律处分和法律处分进行事后矫正和纠偏，达到惩一戒百的目的，它更强调维护法律法纪的尊严。最近几年，出现了几起引起争议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件，如2000年湖南经济电视台拍摄嘉禾县高考舞弊事件，2001年中央电视台报道南京冠生园使用陈年霉变的冷藏馅做月饼等，节目播出后在社会和业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质疑这两个新闻舆论监督事件，根本原因不是记者和媒体是否拥有隐性采访权问题，更不是这些事件该不该曝光的问题，而是新闻舆论监督是否应该如同社会硬性监督那样，实施事后监督。具体地说，嘉禾县仅仅有高考舞弊苗头，暂时还没有出现舞弊事实时，南京冠生园仅仅把用剩的变质的月饼馅仍进行冷藏，暂时还没有用它做月饼时，如果媒体通过调查后及时曝光，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也许不像后来已成事实那么大，但是，媒体的曝光及时地防止事件性质发生变化，纠正了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肯定会得到全社会的赞同，因为这样的监督是防患于未然，较好地履行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责。

强调新闻舆论监督不缺位，还要讲究监督的方式方法。新闻报道强调预见性和前瞻性，新闻舆论监督也同样强调对所监督事件发展及其结局的预见和前瞻，但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要根据所监督事件的性质、发展程度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说，对那些触犯法律、危及社会安全的事件，新闻媒体主要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充分报道，让受众自己做出合乎事件发展规律的判断，期待社会和政府按照法律法规为事件定性；对那些属于法律法规“盲区”问题或者社会和政府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做出处理的事件，新闻舆论监督可以更为直接、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无论是哪种情形，新闻舆论监督切忌利用手里的话语权，主观地、武断地为事件定性，以免混淆黑白，扰乱视听。

新闻舆论监督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是基于对事实的把握，以及对事件可能的发展结局的判断而采用的相应的传播手段，在成功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件中，媒体主要发挥大众传播的功能与特点，采用设置议程方式引导社会舆论，促使或推动社会、政府关注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刘涌二审被改判死缓后，一些网络和报纸发贴、发文，质疑辽宁省高院的判决。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介入，可以认为是媒体为受众设置了议题，把大家的目光和注意力吸引到了“刘涌二审被改判死缓”这一事件上。在新闻舆论监督中，媒体虽然表达了鲜明的观点，但它们的观点只有在得到受众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变成全社会的态度和意见。从这个角度说，媒体把受众的眼光和注意力吸引到议题上面来，新闻媒体就完成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二、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就事论事。要防止越位监督。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复杂多样的，决不能采用统一的尺度、模式和方法监督所有的事件，比如，灾难事件中既有人，也有人恪尽职守；一个沦为人民罪人的人，有令人唾弃的方面，也有人格权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方面。所以，在新闻舆论监督中，一定要围绕欲监督事件的基本事实展开舆论引导与交锋，切勿扩大监督范围，旁及当事人的其他权利。从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看，传统媒体出现越位监督现象比较少，网络媒体因为没有传统意义的“把关人”，比较容易出现越位监督现象，经常从对当事人、贪赃枉法的监督延伸到个人私生活领域，把很严肃的新闻舆论监督变成了八卦新闻展览。比如，2003年哈尔滨发生宝马车撞人案后，网民发出的贴子中有些情绪化色彩非常浓厚，硬把当事人说成是黑龙江省某领导人的亲属，造成了不好的社会传播效果。正如《新民晚报》所评述的那样：“千百年来，中国人从来都按捺不住内心的疑问——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尤其在少数富豪为富不仁、权钱交易而形成民怨、少数干部子女和亲威给中国百姓心里投下阴影的时候；大量讨伐声就顺着‘宝马车撞人案’这一决口喷薄而出，而夹杂其中的，还有种种难以描摹的不平衡心理。流传甚广的网上谣言已伤害到案件中许多无辜的人，已给司法独立造成了巨大压力，它的冲动和盲目使它背离了理性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在这个事件中，新闻舆论监督在讨伐富豪和对“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的质疑情绪推动下，变成了对当事者的审判和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审判，远远超越了新闻舆论作为社会软监督的职责和监督范围。事实证明，这样的监督不但不利于公正地解决问题，反而扰乱了正常的社会舆论生态，给彻底弄清事件真相和解决问题设置了障碍。

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不是来自新闻报道本身，它来自新闻舆论背后的民众声音和力量。所以，新闻媒体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人民负责；必须恪守媒体角色。公正介入监督事件。2002年8月18日，延安宝塔区万花村某诊所主人张某夫妇在家里播放黄碟，被警方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8月20日开始，《华商报》连续报道事件的进展情况，引起了公众、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广泛关注。该报后来在回顾报道过程时说：“在张某被捕后，为了避免给检察院办案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我们暂停报道。直到11月4日，传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不批捕的决定的消息，我们才将结果报道出来。”《华商报》在监督“黄碟”事件中，既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又比较好地处理了与法律监督的关系。“黄碟”事件刚刚发生时，法律监督还没有介入这个事件，《华商报》通过系列报道，引起公众、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关注，推动司法介入；当司法介入“黄碟”事件后，新闻舆论监督的重点转入了对司法是否公正的监督，而不是对事件进行越位审判。这说明，媒体只有恪守媒体角色，谨守自己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与尊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裁量权的界限，才能真正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防止越位监督，还要在一些特殊领域遵从特殊的监督规律，讲究新闻舆论监督的时机和形式，不是对所有应该监督的事件都在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予以曝光。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新闻媒体尤其要处理好对涉及到国防、外交和司法等特殊领域的新闻舆论监督问题。

(一)媒体对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主要以内参等形式开展舆论监督，不宜采用公开的新闻舆论监督。国家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情况立法保护国家秘密，所以，有些涉及到国防、外交和经济建设机密的信息是不能公开的，严守这些信息的秘密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此以来，新闻舆论监督追求信息公开性与保守国家秘密，岂不是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吗?诚然，新闻舆论监督追求信息公开，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知晓欲望，把全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舆论上来，但是，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是为了解决问题和矛盾，让社会更加健康地发展，国家更加繁荣强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舆论监督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内参等形式开展对涉及国家秘密问题的新闻舆论监督，同样能够起到沟通民意与政府的联系，反映人民意见、态度的目的。如果对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的事件公开曝光，危害国家的安全和声望，非但不是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反而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团结，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

(二)对司法的新闻舆论监督要把握“度”。在我国现阶段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还存在的情况下，保持新闻媒体对司法的舆论监督，确保司法公正，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我国没有实行陪审团制度，由法官直接判决，而法官都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和选拔，又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的磨砺，排除外界舆论干扰独立审判，理应成为他们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新闻媒体也应该尽量不干扰司法独立，防止越位审判：一是把握评论案件的时机。一般来说，对立案前和结案后的案件，新闻媒体可以报道和评论，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则不宜作定性、量刑的评论，以免用新闻舆论干扰审判工作。二是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发表评论时，评论应该集中于审判程序是否违法和司法人员办案作风上，确保审判工作在法制轨道中进行。三是在刑事案件判决前，不作定性、定罪报道。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看，行政机关对司法干预的影响更大、直接，更容易造成审判不公。因此，加强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特别是监督案件办理机关是否依法办案，是否依法审判，是非常必要的。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自17世纪70年代调查性报道诞生以来，越来越受到新闻界的重视。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调查性报道的舆论环境日趋成熟，调查性报道在我国发挥着巨大的舆论监督作用。

一、调查性报道的概况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它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尤其是关系到影响公共利益的不正当行径的强有力的解释。[1]

调查性报道包括揭露性报道和调研性报道。揭露性报道的重点是揭露政府官员、公司企业经理以及公共机构中管理人员的不法行为和丑闻。调研性报道其重点既非揭露某桩丑闻，也非追踪某个特定的违法者，而是系统的调查研究政府机构、公司企业以及整个社会制度中存在的痼疾和缺陷。

由此可见，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在于，媒体在报道中并不满足刊登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常规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也常常是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但是他们仅仅是调查的起点，而非终点。

一般报道只报道个别的、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结果，而调查性报道则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内在的、隐蔽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正如沃尔特．福克斯所说，调查性报道往往来自"新闻报道主流外所获得的材料"，却也常常是"一个记者能够写出的一些最重要的报道"。[2]他们潜藏在公众日常谈论的新闻事件之下，如果不是有敏锐嗅觉和强大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冒着风险，付出比日常报道多出数十倍的努力，将其揭示给受众的话，也许永远不可能公诸于世。记者们这么做的理由，主要是基于新闻界的一项基本理念--也许，称之为美好理想更为确切--即保卫公众利益，利用传媒的力量进行舆论监督。

调查性报道发端于美国并成为美国以至整个西方新闻界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其他国家的新闻界，调查性报道也同样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印度，派记者冒充军火商人揭发政府高官受贿行为的网站一夜成名；在动荡不安的非洲，尼日利亚记者也以其对政治黑幕的勇敢揭露而享有"世界上最勇敢的记者"的美誉；在韩国，媒体的报道帮助揭露了卢泰愚总统的受贿行为，导致其下台与入狱……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舆论监督的大旗下，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明显增多了。毫不夸张地说，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以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主流。

二、调查性报道在我国的舆论环境

60年代初《人民日报》记者连云山赴深圳调查边民逃港事件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写下了四篇内参，建议建立深圳特别政策优惠区。这是我国新闻界最早的优秀调查性报道之一--尽管它并未被公开发表。

1980年，《工人日报》率先披露了"渤海二号"沉船事件，阻止了一些领导干部"丧失当成喜事办"的企图，这一报道促使有关部门查处了有关领导的责任。[3]

从连云山的"内参"到《工人日报》公开报道"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舆论环境已经有了极大改善。"渤海二号"沉船事件的公开报道并产生影响，标志着我国新闻记者的调查性报道从"内参"走上了公开发行的刊物，从而使这些原本秘而不宣的事件置之于公众视线及强大压力之下，调查性报道乃得以发挥它巨大的影响力。

跨入90年代，媒体开始把反映民众呼声，从事舆论监督视为自身的神圣职责。

三、调查性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

要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作出恰当的评价，并非易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调查性报道对我国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调查性报道的风行，首先令公众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从而更加充分的发挥了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以前，我国公民对于政府的决策运作几近一无所知，只有被告知结果并表示拥护的权利，而现在，通过调查记者的努力，我国人民逐渐开始获知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使他们有机会进行独立思考，并通过媒体的互动发表个人意见，换言之，公众开始以这种方式参与公共政治事务，进行重大决策，这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是一个重大突破。

媒体对于国家公共事务进行广泛的调查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透明、公开。它为公众提供了一条与决策者对话并进行监督的渠道，也因此促使政府在决策时更加谨慎，更加积极地与民众进行沟通以获得支持。例如，全国人大在修改《婚姻法》时，各媒体进行的相关调查性报道，就获得了立法者的关注，其调查结论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反映。调查性报道的有力监督，还促使政府加快进行制度改革。近年来，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秩序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均是不同程度地在新闻媒体的监督和暴光下促成的。这有力地说明了调查性报道强大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

调查性报道的另一个突出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体现在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在震惊全国的"8.24"张金柱交通肇事案的系列报道中，《大河报》在对整个案件不明的情况下，将记者手中的主要事实毫无保留地公开，并配发了措词严厉的、态度明朗的评论。透明化操作使所有可能进行黑箱操作的渠道全部被堵死，各种可能的说情、利诱、胁迫也失去了机会。这种堵死一切退路的做法，令当权人物不能不有所顾忌。两天后，一直期待案情水露石出的市民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可以想见，如果《大河报》没有进行这一系列的调查性报道，身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很可能在司法系统少数人的"帮助"下逍遥法外。对张金柱一案的报道，很大意义上可视之为媒体运用调查性报道遏止腐败的胜利。再如2001年广受公众关注的"黑哨事件"，毫不夸张地说，是《新闻调查》、《今日说法》等一批权威媒体的加入，促使司法机关介入了对于传闻的调查，并最终对龚建平等一批涉嫌吹黑哨、拿黑钱的裁判采取了行动。

此外，调查性报道还有重要的制定议程的能力，提醒公民们有那些问题是没有受到重视的。虽然持续的新闻关注并不能确保问题得到讨论和解决--例如：司法机构采取调查行动并诉讼渎职者--但它至少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否则，问题可能被永久性地掩盖在假象之下。《南方周末》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一系列关于三峡水库的报道中，提醒公众：三峡的建设并非完全没有隐忧，它可能导致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恶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也曾率先在2001年12月中旬对足球界的"黑哨风波"进行了深入采访。尽管一度被要求延期播放，但这期报道最终和其他媒体的调查一起，引起了公众特别是人大代表们的高度关注，从而促使原本对介入持消极态度的司法机关开始了岁黑幕的长期调查。

凡事都有两面性，调查性报道尤其堪称新闻的双韧剑。因此我们在运用调查性报道进行的新闻舆论监督时，一定要把握正确的尺度，找准方向，尽量避免其消极影响，从而促使它推动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海燕.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2003.

[2]沃尔特.福克斯.新闻写作--报刊记者指南.新华出版社,1999.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第3篇

一、新闻舆论监督及其现实意义

“监督”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监察督促”，通常是指一种“上级”对“下级”的行为，多伴随着制裁措施，是一种权力的表现。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媒介机构通过发现、筛选，并概括表述为“广大受众”的意见。相对于西方媒介多元、分散的公众意见，中国的新闻舆论监督更具有“监督”的权力实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秩序对法制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媒体报道是舆论的主导，舆论监督主要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来实现，因此，新闻舆论监督已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

现时的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社会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医疗改革、教育乱收费、食品安全、养老保险、环境保护、房价上涨过快等。这些都是关系到人民生活切身利益的关键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在民众中产生怨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有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为此，新闻媒体有义务承担起揭露社会时弊，反映民众呼声的社会职责，在督促问题解决的同时，充当社会的解压阀，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条件。

二、影响新闻舆论监督的生存环境因素

行政干预力量过强。新闻媒体在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时，往往会遇到重重阻力和频频干扰。当今一些权力部门常用红头文件限制记者采访，逃避新闻舆论监督，如2002年，兰州市公安局以“违背新闻报道客观真实性的原则，损害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和“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为由，对16名记者予以“封杀”。

近来行政力量干预媒体监督的情况稍有好转，但又出现了变相干预，如2007年安徽枞阳县实行的“全程陪同采访”。表面上看，似乎是当地政府重视和善待舆论监督的具体表现。但大多数人更愿意将这一重视方式解读为“全程监视”。

法律保障相对薄弱。我国缺乏比较完善的舆论监督法律、法规体系，没有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舆论监督的地位、性质和权利。已有的相关规章制度和办法，也都比较抽象，操作性差，难以作为评判标准。

当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缺乏有效的司法规范和保护，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经常遭到外部权力的侵害。不仅新闻媒体要承受种种压力，而且身处第一线的采访记者更是首当其冲：遭刁难、谩骂、恐吓威胁、拘禁、殴打，更有甚者则被陷害而身陷囹圄。如曾经揭露山西运城地区假渗灌事件的高勤荣就经历了8年牢狱生活。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在执行舆论监督功能时，缺乏规范，有时损害了他人的权利。由于法律对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的界定，新闻媒体很难保证自身的监督行为不越位。可见，缺乏法律保障的舆论监督是没有自由的，因而无法正常发挥其作用。

信息环境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目前我国推行的各种形式的公开只对一些特定的政府信息进行了规定，而且缺乏全盘规划和部署，并且公民在获得政府信息的程序方面缺乏保障和救济机制。如2006年北京市4名食用福寿螺的患者北京市卫生局，要求赔偿的案例。由于行政部门未能及时通报疫情，导致了这一严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发生，从中也暴露出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健全所导致的公众知情权得不到保护。

在目前的新闻体制中，各级党委直属的新闻单位被称为主流媒体，而其余绝大多数市场化的媒体被归类为非主流媒体。尽管非主流媒体发出的声音正在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有一种倾向不应忽视，即非主流媒体及其记者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非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困难程度远大于主流媒体，原因除了采访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硬件建设严重不足，不能及时捕捉新闻信息并进行公开报道，从而无法完成其监督社会、监督政府的社会职责。

三、新闻舆论监督生存环境的优化

协调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机制中，五大监督类型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新闻舆论监督只有与其他监督形式相互协调配合，才能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要强化新闻舆论监督权。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的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称它为“第三种权力”。有学者认为，要实现媒体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必须强调媒体的独立性，媒体始终要处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主导地位。

其次，舆论监督是行政监督体系中的一种非权力型监督形式，要保证其有效性需要通过权力监督机制的启动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此外，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都是现代文明社会赖以维持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也都存在缺陷。舆论监督往往缺乏刚性，而法律监督却缺少主动。所以，要使这两个监督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使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密切结合起来，实现良性互动，优势互补。

加快新闻立法，完善法律保障机制。新闻媒体要依法履行舆论监督，同时新闻舆论监督更需要法律强有力的保护。目前新闻舆论监督之所以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闻法制还不够完备。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一系列大法、基本法和各类法规，但在具体操作中，难以从法制上明确和具体界定。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除了新闻单位必须严格依法实施舆论监督，依靠和正确地运用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外，国家应当通过新闻立法来规范和管理新闻批评和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使其能借助法律来改变无序和困难状况，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行轨道。

法律保障的另一方面是要求司法部门重视新闻传媒在实施舆论监督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着眼新闻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实际，正确运用有关法律、法规，秉公办案，排除外界的干扰。司法部门对蓄意阻挠、破坏舆论监督的当事人，即那些威胁恐吓、打击报复、殴人致伤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严格执法，处置到位。

求得党和政府的深度理解与广泛支持。舆论监督的实践一再证明，凡是舆论监督推进比较顺利，必然有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有力的支持不仅在于其对舆论监督的鲜明态度，而且在于能把舆论监督列入议事日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领导机关应该充分认识到，对舆论监督的支持，是防止公务人员的得力措施，也是遏制不正之风的有效手段。时下，有关新闻舆论监督的政令贯彻不畅通，现实中的阻力和干扰，更多的是来自一些地区中层或基层的部门单位和部门。对此，特别需要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直接介入，支持新闻舆论监督的“尚方宝剑”要一插到底，不仅要抓观念的端正，更要切实地为新闻舆论监督排除各种阻力，帮助媒体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态度，也应成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如此，新闻舆论监督才能顺利推进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培育新闻舆论监督的土壤。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稀缺公民教育，百姓不知道公民权利，而与百姓权利平等的官员更不知道什么是公民的权利，常以“父母官”自居。

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建立在公民缴纳税赋的基础上，因此政府必须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社会的公平、公正、和谐发展，公民也因此而纳税。公民社会的政府必须服务于人民，要保护公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保护公民不受无端侵扰。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这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之义。每位公民都要树立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清除“官本位”意识和“官贵民贱”的等级思想，并建立起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感。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第4篇

因舆论监督而导致的新闻官司增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坏事，它体现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但是却给新闻界带来了很大压力。过多的新闻官司，肯定会牵涉记者的大量精力，使其产生畏难情绪和心理压力，客观上也会冲淡舆论监督的效果，这样下去也不利于舆论监督工作的健康发展。所以，在舆论监督中，记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尽量避免新闻纠纷发生，就显得十分必要。

纵观目前我国的新闻纠纷，大多是个人或单位（原告）诉记者及新闻媒体（被告）侵犯了其名誉权、隐私权和肖像权。根据我国《民法通则》、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8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条文的规定，新闻侵权主要是指侵害人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向公众传播不真实的情况，或情况虽真实，但属于法律禁止传播的事实，或运用侮辱、诽谤性语言，从而侵害了公民或法人的人格尊严，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明晰了这几点，我们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就要既有所为，又有所不为，这样就会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即使不得已走上法庭，也会胜券在握。

堵源头确凿“消息来源”

目前，因舆论监督而引起的侵权案件，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消息来源”有误。一般说来，“消息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记者通过深入实际而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二是依靠其他渠道取得的材料。在舆论监督中，记者应对“消息来源”慎重选择，合理使用，将侵权报道杜绝于无形。

如为记者直接调查核实掌握的材料，只要报道时尊重事实，且不漫无边际地“发挥”，一般不会构成侵权。而记者从其他途径获取的“消息来源”，则要视具体情况不同对待。《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也就是说，记者根据权威部门的结论或者材料进行报道而有损他人名誉时，即使事后引发诉讼，也可不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对于这些权威的消息来源，记者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但在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哪些是权威的消息来源，国家机构、政府部门及有影响的社会团体都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对于不属于本职范围内的事项而言，它们又都不具有权威性。比如，对某人犯罪的错误报道，如果是根据公安、纪检等部门的消息而报道的，就构成侵权，因为这些部门无权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是根据法院的消息而写的，则不构成侵权。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消息来源比较常见的情况还有群众的“举报”、“投诉”或“提供新闻线索”，对这类消息，记者不可偏听偏信、草率报道，一定要慎重处理，做认真细致的核查，相互印证无误后再下笔形成文字，否则极易导致侵权事件发生。如陆俊状告《羊城体育》一案，陆俊受贿这一消息来源于足球俱乐部一位负责人，记者为了抢新闻、制造轰动效应，没有经过必要的核实就写出报道，只能吞噬败诉的苦果。

细斟酌讲究方法与艺术

新闻工作者应该有一种嫉恶如仇的精神，有一种社会正义感，有一股激情，但这种激情决不能模糊了眼睛，阻碍记者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这种精神不能堵塞了自己的耳朵，导致偏听偏信；奋笔疾书可以，但不能信口开河。在舆论监督中，记者只要讲究方法和艺术，就可最大限度地避免陷入新闻纠纷。

邓小平同志说，“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真实准确是新闻舆论监督的生命。真实准确包括事实的真实和准确性，也包括分析论断评价的准确性，以及分寸把握的准确尺度。

真实准确从何而来呢？来自深入细致的查对取证，必须在占有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必须做实地调查，核对事实，寻找证据；调查作风要深入，要独立自主，婉拒免费的食宿安排。下笔时更要谨慎，坚持辩证的方法，保持客观公正，避免“好则一好百好，坏则一无是处”。禁止使用侮辱诽谤的语言，禁止草率戴帽，轻易定性，先入为主，超越程序。坚持与人为善，客观公正，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否则，记者很可能为其作品“鲜明的倾向性”付出代价。事实上，许多新闻纠纷中记者之所以败诉，并不是因为作品全文失实，而是个别词语使用不当。如某报发表的《一起离婚案中的两个丑角》一文，本来是一起普通的因夫妻感情不合而导致的离婚案，作者非要把它上升到道德与不道德的高度，而对当事人无情地鞭挞，导致侵权。

另外，舆论监督应把重点放在公众事务上，避开敏感而又繁琐纠缠不清的私人问题。一般而言，对于公众事务及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批评和评论，有着较大的回旋余地，存在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又有普遍的教育意义；而对于公民个人生活问题的谴责和批评，则易引起当事人的对抗情绪，最后往往是不了了之。而揭露他人与公共利益毫无关联的隐私，本身就是败坏他人名誉，当事人完全有权认为是受到了诽谤和侵权。按照一般人的标准，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认为不宜公开的、尚不为一般人所知的所有有关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包括恋爱婚姻、家庭关系、某些疾病、身体缺陷、某些特殊的生活习惯和癖好等，都属公民隐私。这些东西一旦公开，就会给当事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安，甚至带来工作上的麻烦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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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证据以备万一之需

舆论监督的素材有一部分来源于他人的“投诉”、“举报”、“提供线索”，他人介绍是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而一旦经记者写成报道，就要为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承担责任。万一发生纠纷，记者本人负有当然的举证责任，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记者要把一些新闻事实材料搞得更准确、更充分，有理有据。当然，新闻采访活动不同于福尔摩斯的侦探行为，但即使从新闻单位与记者进行正当法律防范角度来说，也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最好采用录音记录的方法采访被批评单位或个人，或采访记录最后由被采访对象签字与单位盖章等。在采访比较敏感或重大的事件时，最好请多方面、多部门共同参加，以增加旁证人数。

另外，批评报道在发表前最好还要同被批评者及其主管部门见面。如果他们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事实，这只能丰富和完善我们的报道，增加更多的证据，更有助于从中发现矛盾的症结和问题的实质，作出准确而恰如其分的判断，写出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报道。从而把新闻纠纷的隐患消灭在报道发表之前，避免事后出现诉讼和麻烦。

学法律做到成竹在我胸

法律保护新闻工作者正确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任何人都应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新闻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记者与监督对象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目前，新闻界对新闻法尽快出台的呼声很高，其实，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不仅仅是一个单项法，我国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还有大量的单项法律、法规、立法司法解释等，已经基本构成了一个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我们所要学习与掌握的就是这些法律精神和规定，如关于名誉权、肖像权、个人隐私、国家机密的规定，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等，我们必须时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舆论监督，确保报道真实合法，万万不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去揭露他人隐私，侮辱他人名誉，甚至制造假新闻，否则，侵权不可避免。

如对未成年人的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如果记者不了解这一规定，报道了不该报道的内容，即使文章内容完全真实，在诉讼中也会败诉。

和为贵争取和解利于双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新闻记者也不例外。舆论监督一旦失实，就要遵照“和为贵”的原则，争取时间同当事人讲和。

目前绝大多数新闻官司都是民事侵权，法律赋予公民在法律范围内自主处理民事诉讼的权利，告与不告、告谁，当事人可依法自己决定；同时作为被告的新闻媒介也被赋予了在诉前和诉讼过程中同当事人讲和的权利。据载，一起“新闻官司”从侵权新闻发表之日起，拖延了近10年，最终以报社赔款20万元告结。这20万元主要是赔偿当事人10年没有工作的损失。如果官司不打那么久，赔偿根本不会那么多。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闻舆论监督；法制建设；互动关系

一、引言

近年来，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新闻舆论监督在我国法治建设中也具有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这其中包括积极的作用，也包括一定的负面作用。如何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两者间的冲突进行妥善的处理，则成为现今法治建设中需要重点解决的一项问题。

二、新闻舆论监督对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

（一）促进立法机关完善法规对于新闻传播来说，其具有传播范围广以及及时性强的特点，对于部分严重违反伦理道德且暂时没有法律规范的问题，在经过新闻报道之后则能够在社会中形成较大的舆论，以此促使立法机关及时给出回应，并在后续法规建设中对相关内容进行完善。

（二）促使司法机关正当行使司法权要想国家公共权力以有效、正当的方式行使，则需要设置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如果这种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正确的行使，在经过新闻媒体报道后，则会形成较强的舆论压力，并让相关部门在这种压力下改正错误。而社会公众通过新闻舆论的方式，则能够对我国司法权的运作以及行使情况进行有效的了解以及监督，并对该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以及不合理情况进行回应，以此在对司法权行使产生制约的情况下实现司法公正。

（三）抑制司法腐败在司法权行使中，司法腐败可以说是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公正行使司法权的天敌。虽然我国近年来在司法公正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改善，但司法腐败情况依然存在。在我国司法队伍中，少数人员依然存在素质不高，甚至存在同黑社会以及不法商人沆瀣一气的情况，对我国司法公正的职权发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通过记者对相关案件的调查以及采访，能够为司法机构提供更多的违法线索，在将部分案件幕后交易进行曝光的基础上使更多司法不公以及司法腐败现象暴露在阳光之下，并最终得到及时的处理。可以说，舆论监督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新闻舆论监督对法治建设的负面作用

新闻舆论监督虽然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但毕竟司法审判同新闻传播两者间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规则以及标准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别。从某种角度看来，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能够对司法运作起到良好的监督、避免腐败情况发生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对其做好限制，则很可能因此对司法的公正性以及独立性造成损害以及破坏。对于舆论效果的产生来说，其主要分为以下步骤：第一，媒体通过宣传报道的形式帮助公众对相关事件的起因以及过程等进行了解；第二，公众在获得信息后，则对目标事件形成属于自身的意见以及看法。在这两个步骤中，媒体不仅负责传递事件信息，同时也对公众产生了一定的指引作用，即在媒体的引导下形成浓厚的社会舆论。对于该种舆论来说，其对于司法权力的公正应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如果应用不当，则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例如，媒体在部分报道中掺入过多的主观意愿以及情感，则可能使公众先入为主地对事件形成刻板，甚至是错误的印象。这种情况不仅给司法机关的审判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且将对司法机关职权的独立行使产生较大的影响，更有人将这种情况称为“媒体审判”。

四、实现法治建设同舆论监督良性互动的方式

（一）依法开展舆论监督

1.要对新闻舆论监督原则进行合理的规范。就我国目前的法律来说，在媒体报道规则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何能够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合理界限进行界定，则成了现今新闻、法律界的一项重点以及难点。目前，有研究者提出，新闻舆论在监督司法活动方面需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保证报道的全面以及客观性，即在司法监督过程中，所发出的报道一定要实事求是，即以公正、客观的方式反映司法活动的本来面目，不能主观判断、推理，随意夸大事实，不得使用具有明显倾向性以及煽情的语言；第二，对于未决的案件，不得作出具有倾向性的报道；第三，慎重对待诉讼过程，以谨慎的姿态对待未决案件，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避免因发表具有倾向性的意见对公众产生误导，进而对司法人员开展工作产生压力。

2.记者要具有必要的法律素养。作为新闻从业人员，要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在对相关法律文件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升法律意识，克服法盲现象。同时，要树立法律信念，避免因缺乏法律意识以及知识导致媒体不能恰当过滤公众情绪，进而导致出现干扰司法公正的情况。

（二）司法机关恪守独立公正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法院则是对案件进行审理的权威机关。因此，司法机关在开展工作时，要高度重视来自新闻舆论的帮助以及提示，加强司法审判职能同舆论职能的内在衔接。同时，也需要严格恪守司法公正以及独立性，在将事实作为工作依据的基础上以法律为准绳开展司法审判活动，这不仅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要求，也是实现法治建设同舆论监督良性互动的最佳选择。为了实现该目标，首先就需要推进我国司法改革的步伐，通过司法改革实现我国的司法公正；其次，要积极倡导程序公正同实体公正并行，以此保证司法公正的完整性。

五、结语

新闻监督同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本文中，笔者对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与法制建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实际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新闻媒体要正视两者之间的关系，应用科学的措施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作者:王晓蕾 单位:香港商报

参考文献：

［1］李伶.谈谈如何更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J］.新闻研究导刊，2016（06）：77.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司法独立；舆论监督

一、我国现状

近些年，随着许霆案、张金柱案、药家鑫案的落幕，舆论监督介入司法审判已悄然演变为一种社会现象，这对于司法公正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公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二、国外协调模式

1、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通过宪法及其下位法律规定媒体和法院的权利义务，使二者相互牵制，以实现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的平衡。依照德国法律的规定，媒体享有通过评价进而形成自己意见的权利，不仅可以对已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案件加以报道，还可以对其进行评价，任何机构都有提供给新闻机构代表相关资讯、满足其履行公共任务所需资讯的义务。但同时规定法庭享有决定审判是否公开的权利及禁止媒体拍照录音、录像和其后的传播行为的权利。

2、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制度，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认定，法官负责法律适用，因此形成了以保护陪审团不受外界影响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调和方法和策略。

英国在防止媒体影响司法独立方面，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一是通过制定《藐视法庭法》及其他一些限制性法规，规定媒体不能发表任何损害公平审理的意见并设立了“报道限制”原则，如涉及儿童、青少年、性犯罪、严重欺诈内容的案件通常是不允许报道的；二是规定藐视法庭罪；三是赋予法院签署限制令或禁言令的权利，以防止诉讼参与人和大众传媒泄露或传播有关信息。在限制媒体权利的同时赋予媒体辩护权，即媒体报道是属于公正准确地报道公开审判的法律程序、讨论公共事务的情况时，不构成藐视法庭罪。

3、国际公约

1994年，22个国家的知名法律专家和新闻媒体的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开会，专门讨论媒介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基本原则》（亦称《马德里原则》）。这些原则和精神主要是，新闻自由对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表达自由、新闻自由是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但新闻媒体有义务尊重国际公约所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部门的独立。

三、我国解决机制

从本质上看，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二者关系的策略上都存在一定共性，那就是规定媒体和法院的权利义务，让其相互牵制，以达到二者关系的平衡。那么，我们该怎样平衡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在保障媒体舆论监督权利的同时必须予以限制。舆论监督既是属于言论自由权范畴，那么舆论监督司法就是允许公民和传媒有以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对司法进行言说评论的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只有是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度内才能真正地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因此社会舆论对司法监督的可以限制在几方面：一是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二是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三是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对现行立法情况及司法改革实施监督，以促进立法和司法的完善。同时，对于司法机关正在审理的案件，法律规定不能报道的，媒体不可以对审判的情况进行报道。

其次，法院在加大审判公开力度。法院应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强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尊重新闻自由，对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可以给予媒体某些特殊便利，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为舆论传播媒介监督司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在新闻舆论的监督报道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权益时，司法机关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并通过法律手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对于网络舆论，更应该严加查处，以此来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和权威，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社会舆论与司法独立是民主法治社会的两大基本要素，二者虽有冲突的一面，但社会舆论监督有利于减少司法腐败，矫正司法偏差，促进司法公正，二者的终极目标统一于实现社会公正，二者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不存在根本的紧张关系，因此只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度，就可以实现二者的协调互动。（作者单位：西南交大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载于《新闻与法》2003年第2期

[2]宋烁、宋振策《论社会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以药家鑫案为视角》载于《法制博览》2012第2期

[3]周海波《论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冲突和平衡》载于CNKI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12期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第7篇

“舆论监督”，大家似乎耳熟能详，且日益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话题。但是，如此重要而威力无穷的“舆论监督”，它的历史由来，大多数人却未必能知其所以然。

“舆论监督”，大家似乎耳熟能详，且日益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话题。舆论监督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也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有人形容它就像“太阳光”，能促进生物的生长；就像“防腐剂”，能遏制病菌的繁衍；就像“啄木鸟”，能帮助政府改进工作，纠正失误。更有人把它比喻为健全法制的加速器、政治事务的透明器和社会机体的净化器。但是，如此重要而威力无穷的“舆论监督”，它的历史由来，大多数人却未必能知其所以然。

舆论监督的历史形态

“舆论监督”并非古已有之。它由古汉语的两个独立词语构成，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舆论”，谓语“监督”。在古汉语中，“舆论”指众人的意见，即老百姓的议论。“舆论”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王朗传》：“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①古汉语中，“监督”一词三义，即“监察督促”、“督察军事”和旧时官名。在词组“舆论监督”中，“监督”一词作谓语，显然是“监察督促”之义。“舆论”和“监督”组合成“舆论监督”，字面意思是公众运用舆论手段对社会所实行的监督，但通常被学界认为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介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的批评、建议。

其实，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公众运用舆论手段对社会所实行的监督”的舆论监督原始形态。尧舜时代，就曾在交通要道，设置“进善之旌”，“诽谤之木”，鼓励人们在旌旗下发表议论，在木牌上书写谏言。当时还置有“敢谏之鼓”，使民击之以进谏。它们都是一种供民众发表言论的工具，又是一种王者接受舆论监督的工具。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中，虽然有人对它推崇备至，如汉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但由于统治者们具有严重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念，以致很难出现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的思想和制度。

时至近代，随着国人办报高潮的兴起和舆论功能的凸显，文人报刊成为“文人论政”的重要阵地。他们以报刊为阵地，以舆论为武器，“论政而不参政”，“以文章报国”，“为民请命”，“代民众立言”，对旧中国反动统治者、各种社会黑暗腐朽势力、各类社会不公现象等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这就催生了“舆论监督”近代意义的生成，诞生了中国最早提倡发挥报刊舆论监督作用的报纸《强学报》②。该报是维新派团体强学会的机关报。在1896年1月创刊号发表的论说《开设报馆议》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报刊具有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以及对于政府和政党的批评并促使其修正错误的舆论监督功能。“更畏上闻，不敢作奸，是曰除舞弊。”这被学者们认为是中国报刊上首次提倡报刊的舆论监督作用。

但是，在我国最早比较详细论述报刊舆论监督的近代意义的是当时“舆论界骄子”梁启超。1902年10月，他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敬告我同业诸君》，阐明了新闻媒介具有舆论监督和引导舆论的两大功能，“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赞扬了报馆“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1907年1月，女革命家秋瑾发表的《中国女报》“发刊词”中，也指出：“具左右舆论之势力，但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报纸而何？”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也积极倡导利用报刊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辛亥革命前，他曾在《民报》上发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提出应开放言禁，利用报刊对政府进行必要的舆论监督。革命后，他在《大共和日报》“发刊词”中，强调：“风听膻言，高位之所有事；直言无忌，国民之所自靖。日报刊法，大义在兹。”虽然他们运用了报馆监督，没提“舆论监督”，但已经鲜明地有了舆论监督的思想。1912年3月，随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言论出版自由原则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新闻记者以“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的身份自居，当让不让地肩负起“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天职。他们不仅可以在报上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痛骂大总统。但这仅是昙花一现，随着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报刊的舆论监督、新闻自由被当权者无情剥夺。但是，报刊具有舆论监督作用的认识却在升温发酵。

共产党舆论监督的历史传统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报纸批评的相关理论，并逐渐将它作为构建自身舆论监督思想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曾写道：“唯一有效的监督――报纸”。他认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当权者的不倦的揭露者，是无所不在的眼睛，是警觉地守卫人民精神的自由的无所不在的喉舌”。恩格斯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列宁就宣布：“我们愿意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并主张在报纸上设立“黑榜”，用以揭露工作中的渎职行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③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新闻事业后，积极提倡，并身体力行，开展报刊舆论监督，将报刊批评视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就申明：该报“不但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同日，中央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也在“见面话”中，强调：“它要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会受到它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

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等纲领性文件，确立了舆论监督的基本形态是报纸批评。1954年4月，在和胡乔木谈话时，就指出：“关于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在这一精神指引下，人民日报充分发挥了舆论先锋的作用，积极开展报纸批评，发表批评稿件，刊登群众来信，进行舆论监督。

正是在这股报刊批评的潮流中，“舆论监督”一词作为新鲜事物横空出世。虽然声音微弱，但预示着舆论监督现代意义的萌发和兴起。由于人民日报在报纸批评中的先锋作用，在使用和推广“舆论监督”一词的过程中，也是先拔头筹，引领潮流。

据目前笔者掌握的史料表明，“舆论监督”一词首次出现于194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认真检讨政策，发展生产 晋绥生产会议闭幕》中：“各级政府与金融贸易机关，则须认真解决群众在生产中的各种困难，恢复农村借贷，大力发展各种副业，并实行奖励生产政策，以村为单位选拔劳模，并克服过去对劳模只表扬不批评，夸大假造成绩的现象，对二流子要有目标地教育改造，发动群众舆论监督。”人民日报第二次使用“舆论监督”一词是在1950年8月30日发表的新闻综述《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华东各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采用的几种方法》：“对以上两种不正确的态度，必要时并组织读者集体力量，实行群众舆论监督，以达到批评的目的。”人民日报第三次出现“舆论监督”一词是在1956年12月4日发表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从各方面节约粮食》：“当时，全国城乡各地对浪费粮食的行为形成了群众性的舆论监督，这是一种极可喜的现象。”

1957年，政治风云突变。 “报纸大批判”兴起。特别是“”期间，新闻界被夺权，、反革命集团运用“影射史学”的手法制造假新闻进行诽谤、歪曲、捏造。舆论监督与报纸大批判交织在一起，产生非理性的畸变，沦为“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舆论监督”字眼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报纸“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大众传媒上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其内涵开始收缩，专指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党内的一种手段。早先由它所承载的党外监督，被一个更具有时代感和概括力的概念――舆论监督所取代。④“舆论监督”一词重新浮出水面。

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检索显示，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第一次使用“舆论监督”一词是在1980年6月22日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一切干部在亲属问题上都要坚持党的立场》：“要通过教育和学习，形成一种强大的持久的舆论监督力量，使得那种违的立场照顾亲属的现象，不但无人顺从迎合，而且有人挺身而出，敢于批评揭发，阻拦制止。”

1980年后，“舆论监督”这一新闻术语，也逐渐被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所使用。如：1981年5月，孙旭培先生在其硕士论文《刍议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中，多次采用了“舆论监督”语。他认为：“舆论监督是实施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手段之一”，指出：“舆论监督具有别的监督方法不能代替的特点。”⑤1982年7月，甘惜分先生出版的著作《新闻理论基础》，也指出舆论对社会具有监督作用。他在评论报纸批评有人射杀白天鹅时说：“经过这样经常的舆论监督，这类行为将会大大减少。”

舆论监督融入中国民主政治生活

“舆论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理论中的一个概念，首次正式写入党的重要文件，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原文：“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做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写入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从此，“舆论监督”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话语，进入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并最终融入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思想的形成，在我国舆论监督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舆论监督作为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

以1987年为分水岭，“舆论监督”字眼在媒体上的曝光率陡增。试以人民日报为例，根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检索显示，1986年，人民日报仅3篇文章出现“舆论监督”一词；1987年，增至22篇，增幅为1986年7倍多。在1987年，“舆论监督”出现在标题中就有4次，如《略论舆论监督》（1987年10月19日）、《舆论监督有利于法律公正》（1987年11月19日）等。同样，舆论监督现象和理论，逐渐成为新闻学研究的热点。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只要输入“舆论监督”篇名进行检索，就能搜索出自1987年以来关于舆论监督的3473篇论文。其中1987年5篇，1988年猛增至83篇。

1990年以来，舆论监督继续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1990年，舆论监督被写入法规，如《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1993年，被写入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八条。1998年10月7日，朱基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挥毫泼墨题写“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十六字，成为中央领导重视舆论监督的美谈。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制度化建设。2003年，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其中第三章第八节专门谈到“舆论监督”，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将舆论监督列入党的法规之中，将其规范化和制度化。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新闻媒体正确开展舆论监督，并加强对舆论监督工作的领导，强化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社会责任。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加强舆论监督所制定的一个专门性的重要指导文件。

注释：

①②方汉奇、李矗等：《中国新闻学之最》，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4、182页。

③陈力丹：《新闻学小词典》，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第94-95页。

④丁柏铨：《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⑤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 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　新闻自由　公正审判　司法公正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不受监督的司法程序与审判结果,也可能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司法实践中，公民并未能充分的受到公正审判，传媒也并不甘平庸，仅仅充当“传话筒”的角色。这就引发了两者之间的冲突。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存在一致性，实现传媒与司法的平衡与契合,促使二者在各自的领域中承载独特的社会功能，又共同服务于实现社会进步这一终极目标已然成为我们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公正审判与传媒监督的概述

公正审判就是司法机关严格贯彻法定的审判原则、审判制度和审判程序，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对于法院而言，公正审判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终极目标和任务，真正的公正审判即正义；对于公民而言，就是公民在审判活动中应该享有的程序性人权，既是公民在审判活动中获得程序公正的具体表现，也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

新闻自由是近代民主制度的产物，新闻体制的基石。指“公民和新闻传播媒体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制、发行、获知新闻或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状态。”　传媒监督不同于客观报道，“传媒介入是大众传媒媒介对自己认为具有新闻价值、传播价值的社会事件进行不同程度的报道，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让公众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这一进程促进事件得到关注，进而促使其解决。”　舆论监督司法具有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探究：

（一）从新闻媒体的使命、目的分析

传媒的使命是呈现司法活动的真相，实现对司法权力的制约，并希望以此来帮助公民实现公正审判权。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曾说过：“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常常被看作是有效司法管理的助手。”大众传媒有理由运用介入式的报道，对审判活动提出合理的质疑，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大众传媒传播的广泛性决定了传媒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望者，其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忠诚地坚守着全社会成员的生存、生活环境，增进社会福祉。

（二）从舆论监督的价值看

传媒舆论监督对促进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具有积极的意义：传媒通过一种基本的言论自由对审判进程中的实体问题以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发表意见，提出质疑，保障公民切实享有公正审判权，真正获得司法正义。同时，程序公正具有客观性，较为容易评价，舆论监督对于司法活动中的违反程序公正的行为进行揭露、批评，在程序上确保审判工作的全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可以有效的促使其得到纠正，这也与舆论监督机制设立的初衷相符合。

二、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传媒的本能倾向就是去关注和发现，并以此实现其在社会系统中的价值。在司法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传媒应当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通过各种力量纠正司法权力运作的失误，保障公民能够获得公正审判权。公正审判和新闻自由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自由与正义，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一是强大的舆论压力可能损害司法独立，冲击司法权威；二是传媒对终审前案情的报道和评论与刑事被告获得公正审判权力之间的冲突。

同西方国家的法律规范相比，我国目前尚未从立法层面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大众传媒有权代表公民、人民行使言论自由，代替人民监督司法的合法性问题。目前在我国内地用于处理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文件，基本上都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法庭规则的文件，或透过新闻传播媒介实现的言论出版自由。　由此产生了一个权利断裂：在监督司法过程中，传媒无法“名正言顺的”作为一种权利平台和途径介入。

三、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协同与平衡

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从根本上说，“传媒与司法都是人民的委托：司法机关得以行使司法权力是公民将其权利让渡给国家而产生，而公民与传媒之间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关系，公民将新闻信息的收集处理权委托给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行使，传媒只有行使好公民所托付的权利，才能确保公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并在此基础上保障他们行使监督权等相关政治权利。”　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之间尽管存在着矛盾，但都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支柱，所以，两者在终极价值层面上是高度统一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公正审判权的实现。如何在两者之间实现良性的互动，考虑解决新闻自由和公正审判的冲突或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以促进双方在终极目标方面发挥最大的功能：

（一）传媒应当以尊重司法权力的基本态度来对待自身的舆论监督行为

在司法权力的行使未表现出瑕疵、偏差时，传媒的作用便是客观的呈现司法活动的真相，做独立、公正、超脱的旁观者，无需以舆论监督的姿态出现，只有在司法机关的行为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妨碍了司法正义的实现，损害了公民的公正审判权，传媒才有必要展开舆论监督。同时，传媒介入司法应当是善意和建设性的，并规范自身的行为，采取更加自律、负责的态度恪守道德准则，时刻铭记自身的位置与职责。

（二）司法机关动用司法权力规制传媒活动时，必须保障舆论监督的正常行使

司法审判要严格奉行法律标准，法院可以在自由裁量范围内，鼓励、授权传媒对自己进行更加严厉的舆论监督。一旦传媒有正当的理由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司法机关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不能任意加以干涉和阻挠。对于媒体的报道，被质疑、批评者应坚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不能追究媒体的责任。传媒报道中的不真实报道，歪曲报道，司法机关及其他权力机关必须给予明确且清晰的界定，无须给予过度的规制，甚至严厉处罚。

（三）新闻自由对公正审判的监督

需要制定相关的专门性法律法规，通过立法规范来明确新闻舆论监督的权限范围，同时，还需要完善新闻行业管理准则，提高媒体的自律能力。“新闻自由是新闻舆论监督对权利的要求，自律作为新闻媒介的内在要求，是对义务的承诺，它们都是舆论监督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就无从谈起;没有新闻自律，舆论监督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闻评论 舆论监督 政府 实证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

舆论监督的对象有着特定的指向性,它是指社会生活当中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社会事务,其重点对象是涉及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公共权力组织及其权力的执掌者、执行者。①

新闻评论,作为报纸的灵魂和旗帜,是表达立场和观点最直接的手段,具有论述的说理性、观点的针对性及行文的逻辑性等特点,能够做到观点明确、集中,直指要害,能有效地承担起监督公共权力的社会责任,是极其有力的传播形式。

自2003年《南方都市报》开辟时评版以来,掀起了一股时评热潮――《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纷纷于次年开辟评论版。三家报纸凭借这股至今仍热情不减的潮涌的推力稳固占据广州最具影响力的报媒,同时也为新闻舆论监督开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三家报纸,一家代表转型中的党报、一家代表晚报、一家代表新兴的市场报,研究其新闻评论对政府监督的现状是尤为必要和具有代表性的。

综观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1)研究舆论监督的学术专著、论文较多,但对新闻评论的舆论监督功能的研究较少,现有的如王朝丽:《新闻评论的舆论监督作用――以时评版为例》,李丹:《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等少数几篇论文谈到了新闻评论进行舆论监督的特点、加强其监督作用的一些途径和数据、指标评论的基本原则等问题,但都不够深入,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支撑;(2)对新闻媒体监督政府的研究少之又少,仅有杨宏雯:《新闻监督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有效方式》,尤光付:《舆论如何监督政府:比较中的思考》等寥寥几篇,不足以全面描述当前我国新闻媒介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现状以及建立起相应的理论架构。基于这一现状,本研究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尝试借用数据描绘广州三大报纸――《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和《南方都市报》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状况,并试图依据理论寻找各自或共同的不足之处以求新闻评论监督的有力进步。

二、数据收集与指标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年6月1日至2009年8月31日期间所有公开发行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和《南方都市报》,采取抽样方法:一个星期归为一个群组,以2009年6月第一个星期为起点,以3个星期为间隔进行等距抽样。组成84份总样本,共517篇评论。

(二)指标设计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时评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情况:有关政府评论的数量,对其进行频数分析;有关政府评论与地域的相关性,对其进行对应分析。

统计三报对政府的评论分别占其总评论数的比例、以及这些评论的对象分别涉及公共权力的哪一方面:政策制定、政府行为、官员作风还是其他。并进行比较分析。由此可以看出各个报纸对政府评论的重视程度,以及侧重关注政府的哪一方面。而社论作为报纸的一面旗帜,它“是表达报纸立场的基本手段,是报纸存在的基本理由”②,其对政府评论的数量更体现了报纸的主张。因此,对所有有关政府评论进行数量统计,再结合有关政府的社论数量统计,能较全面地反映报纸对政府监督的重视程度。

报纸作为地域性很强的媒体,一般影响力限于本地区,这决定了报纸更关注本地,对本地政府的监督也理应更具有效力。不过,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存在,报纸在监督本地政府的时候往往有些难度。把三报的评论作为一个整体以代表广州报界,对有关政府评论与所涉地域进行对应分析,从而能真正反映出报纸对政府监督的情况,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地区舆论监督环境的宽松程度。

三、数据分析

(一)关于政府评论的频数

(1)是否是对政府工作的评论

图表1:广州三大报内容涉及政府的评论频数比较

图表2:广州三大报内容涉及政府的社论频数比较

从图表1可以看出:评论的选题是否是对政府工作的评论,三报在这一点相差不大,对政府的评论都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相对来说,《广州日报》对政府工作评论的比例稍高于其它两报(占57.7%),均高出其他两报5个百分点。

在图表2对社论单独统计中,《羊城晚报》和《南方都市报》的社论涉及政府工作的比例竟然高达70%以上,由此可知,两报都很重视通过社论对政府进行监督,以此来增添监督的分量。

综上,三份报纸对政府的评论都超过半数,《广州日报》在总体上略胜一筹。但《广州日报》的社论对政府评论的比例基本和总体评论保持一致,稍有不同的是,《羊城晚报》和《南方都市报》的这个数字却上升了15%―20%。从社论的地位和作用上看,它应当在监督政府工作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羊城晚报》和《南方都市报》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更为重视,而作为机关报的《广州日报》这一方面还做得不够。

(2)评论政府工作的内容

图表3:广州三大报评论政府具体内容的频数比较

图表4:广州三大报社论对政府具体内容评论的频数比较

图表3表明,三报最为关注的都是政策制定,占50%左右(分别占到45.3%、52.3%、52.3%)。在政府工作其他方面,《南方都市报》相对更重视对政府行为的评论(28.1%),分别高出《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4个和8个百分点;《广州日报》相对其他两报更为注重对官员作风的评论(31.4%),分别高出《羊城晚报》和 《南方都市报》8个和16个百分点。

从图表4可知,三报对政府政策制定的监督占比都达六成以上(64.3%、64.7%、62.5%),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对这一方面的侧重。

舆论监督的作用就在于促进决策民主化及防止和制约腐败。“舆论监督的对象是一切权力,其重点是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对于前者的监督包括对决策过程的监督和对决策效果的监督,对于后者的监督包括对决策人物的监督和对决策人物行为的监督。”因此,对决策制定和执行的监督都应该是主要方面。

综上,三份报纸对政府的政策制定都表现了更大程度的关注,这一点在社论上体现得更为突出。并且三报对政府工作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占比都不小,只是各自侧重不同:《广州日报》相对更侧重对官员作风的评论,《南方都市报》相比更重视对政府行为的评论。

(二)政府评论与地域的对应分析

异地监督是中国时评的一种独特的现象。网上刊物《世界商业评论》2005年4月刊出《中国时评之10大怪现状》提到时评喜欢异地监督的“怪现象”。文章指出,“在很多的时评编辑和老总看来,本地时评很容易得罪本地人,特别是惹领导不高兴,而异地时评不会出现这些麻烦。时评喜欢异地监督的恶果是:时评的实用丧失殆尽。”③

异地监督存在着很多问题,一是地方性报纸不关注应该产生现实社会影响的本地问题,而因为受到本地权力部门制约转而把主要注意力都投向外地,本地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充分的挖掘,人民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尊重;二是地方性报纸异地监督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外地的采访受到当地权力部门的限制,实施起来困难较多,而且跨地区的报道在本地产生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地方保护主义是阻挠当前舆论监督的主要障碍,对本地监督力度的加强才是真正地落实了舆论监督,才是行使了媒体应有的监督责任,才发挥了舆论监督应产生的作用。如2009年9月底持续到12月的广州番禺建垃圾焚化炉风波,因为广州本地媒体的强劲的报道,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取消焚化炉建设,本地媒体的舆论监督产生了改变政策的巨大影响。④这既说明了舆论监督特别是媒体对本地监督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也体现了舆论监督要求政治环境宽松。所以,营造一种健康良性的舆论环境,媒体才能更好地施展才能。

为深入研究三大报评论地域与对政府工作监督内容的关系,本文对两者进行了卡方分析,结果证明两者相关(皮尔森系数为0.000)⑤。

就评论地域和对政府工作监督内容作对应分析,得出两者的相关性是距离越近,相关性越大。关于政策制定的评论,所在地域主要是国家、省内两方面,而关于政府行为、官员作风的评论多是在省际(即异地)范围。我们强调本地监督的重要性,在对省内范围的监督中,主要评论内容是政策制定,但是却缺少政府行为和官员作风内容。这说明本地对这两个重要方面监督力度不够。可以推测,官员作风、政府行为都是政府监督的敏感区域,这两个空白体现了这方面的舆论环境还不够宽松。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三大报纸的新闻评论进行了数据统计,就其对于政府的舆论监督进行了定量分析。

首先,明确有效的指标分析,是对研究目标进行科学测量的基础。通过设计关于政府的评论数量,政府评论与地域的相关性两方面的指标,较全面地了解报纸评论对政府监督的情况。并且,考虑到社论的特殊地位,对其单独进行分析,又将其与总体情况做一对比,丰富对本研究问题认识的层次,后续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测量工具。

其次,在学界对于媒体舆论监督的相关研究中,多从理论层面关注媒体对政府进行的舆论监督,而缺少定量研究来呈现实际面貌。本文运用频数分析发现,三报都很重视对政府进行监督,代表传统晚报的《羊城晚报》和代表新兴市场化报纸的《南方都市报》则尤其重视运用社论的形式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而三报都把对政府工作监督的重心放在了决策制定上面,这一点在社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相关研究较少就文本检验媒体是否做好舆论监督,即如何评价媒体的舆论监督,更缺少站在宏观的视野上,探求地区舆论环境的宽松程度的研究。本研究通过对应分析的方法,发现报纸对本地政府的监督虽然紧紧围绕关键的政策制定,但较少涉及官员作风、政府行为,与之相反的是,对外省的官员作风和政府行为却评论较多。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报纸对本地的监督很难落到实处,无法真正作为本地监督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从而达到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①许新芝、罗朋、李清霞:《舆论监督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70

②王泰玄,《报纸的社论与社论版》[J].《国际新闻界》,1983(3):52

③魏青,《中国时评之10大怪现状》,《世界商业评论》,2005(4)

④图夫,《为番禺庆功,别忘了花都李坑》,《南方都市报》,2009-12-22

⑤薛薇:《SPSS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127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证劵新闻报道与一般新闻报道一样具有宣传教育、服务指导、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文化娱乐等功能,但由于报道题材的特殊性,证劵新闻报道又更多地体现出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

新闻报道一般具有宣传教育、服务指导、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文化娱乐一等多项功.能.。证券新闻报道除了同样具有这些功能而外,由于报道题材的特殊性、证券新闻报道在实现这些功能的过程中又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某项具体功能体现的一强弱与其它新闻报道有所不同,即证券证新闻报道更多地体现出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

一、传播信息是证券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功能

与其它新闻报道偏.重于强调宣·传教育为第一功能不同,证券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首推信息传播。这是因为:一、证券市场每天都要产’生’出’大量的信息‘;除了在证券交易日从证券交易场传出的随时变动的交易行情外,全国1000多家股票上市公司几乎每天都有股权转让、送配股、重大经营项目.和重大人事变动等一系列可能影响股价的信息,同时还有许多与证券市场有关的国家宏观政策如利率调整、行业倾斜等方面的信息用“信息爆炸”一词来形容证券市场的信息量一点也不为过.,这是其它新闻题材领域所无可比拟的.。二、没有哪一类新闻的受众能象证券新闻的受众那样与信息有着千丝万缕的切身利益关系。在信息可以致富的今天,其它领域的信息对人们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远不如证券信息与人们的关系来得及时、直接和重要,因为在证券市场,谁能最早获取准确的信息就意味着谁能获得财富。如果说,“信息致富”在其它领域还是个带有鼓励性的词语的话,那么证券市场的众多投资者对此却有切身的感受。既然证券市场的各种信息接踵而至,人们对证券信息的需求又如此迫切,以证券市场为主要报道内容的证券新闻,就理应以传播有关证券信息为自己的第一要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更多地带有“信息纸”而非“宣传纸”的特性。

由于证券信息直接影响着证券市场的价格走势,关系到众多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所以有关主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的信息传播采取了一系规范措施。,’

首先,在规范信息传播媒体方面,采取了“信息披露指定报刊”制度,即批准几家在证券信息传播方面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上市公司应当将要求公布的信息刊登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公司除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披露信息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报刊上披露信息,但必须保证:(一)指定报刊不晚于非指定报刊披露信息;(二)在不同二报刊上披露同一信息的文字一致。”的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必须最先在指定报刊上刊登,使之广泛、同步、一致地达到每一位投资者,以确保在信息的获取上,市场的不同参与主体均能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也是为了体现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

除了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以外,有关部门还对其它证券信息传播媒体制定了规范要求,《关于上海证券市场信息传播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综合性报刊、经济类报刊传播证券市场信息时应在主管部门确定的范围以内,不得随意扩大。”“声讯服务电话、信息传呼台、可视图文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在传播证券市场信息时,只得传播法定机构按照法定程序已经公开的信息。”“经批准非公开发行的证券专业出版物,只得在本单位、本系统内部,不得在社会上公开陈列、张贴销售。”“各类社会性证券讲座或股市沙龙,只能由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咨询服务机构主办,举办单位应在举办前报其上级单位备案。”

其次是对信息传播内容的规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的13项重大事件,《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中又补充了10项重大事件。之所以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披露作出一系列规定,是因为它们“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人尚未得知。

再次对信息传播行为也进行了规范。根据有关规定,涉及证券市场价格走势的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和来自于决策层的有关政策信息,应该予以及时传播,但又必须获得证券监管部门的批准;同时,股评人员在进行股票行情分析时,只得传播已经公开的证券市场信息,不得传播虚假信息,不得对本人买卖股票进行评论。

尽管有关部门对证券信息传播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规范化管理措施,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违规披露。所谓违规披露,就是指违反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擅自抢发可能对证券市场带来一定影响的重大信息。按照有关规定,证券主管部门的重要政策信息和上市公司的一些重大事件必须经证券主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批准在指定报刊上统一,但有些人因为工作、职位上的关系往往会提前获知这些“内幕消息”,结果有意或无意地造成在信息传播上的违规行为。

在所有违规披露事件中,最经常出现的是一些上市公司所在的地方新闻媒介和行业报刊,这些传媒由于地缘和“行业对口”的关系,极可能会提前获得一些“内幕消息”,他们常常从本地区、本行业报道的角度,抢在指定报刊前传播这些信息。

另外,还有一种违规披露信息行为,常常发生在一些股评文章而非纯消息报道中。有关法规明文规定:股评人员在进行股票行情分析时,只得传播已经公开的证券市场信息。但这些人由于职业关系,也经常会事先了解到一些尚未公开的信息,他们在进行行情分析、“引经据典”时极易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信息违规披露者的角色。这些“内幕信息”因为被“淹没”在评论文章中,不容易被人察觉,所以这种更为隐蔽的违规行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解决所有这些违规问题的办法,除了上市公司要严守“机密”、各新闻传媒自觉增强法制意识、认真领会信息披露的有关法规精神以外,有关部门要加强惩罚力度,从保护投资者切身利益出发,对违规者要严惩不怠,唯有如此,才能把违规披露事件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确保证券市场的公正性。

二是虚假传播。这和违规披露有本质上的不同,后者的信息内容是真实的,而前者却是造势者的蓄意所为,传播内容是虚假的。

三是准确性差。这是指整条消息既未违规披露,也非虚假传播,而是在一些细节上出现个别数据、文字的遗漏或错误。虽然这种差错在任何一家报刊上都

可能出现,但没有哪一类报刊象证券报刊那样频繁,只要翻翻各证券报刊上经常刊登的“更正启事”就可说明问题。

这里之所以谈到准确性的间题,是因为没有哪一类新闻比得上证券新闻在准确性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如果说其它新闻出现了差错,一般发个更正致歉即可的话,那么证券新闻的差错就不仅仅是发个更正的问题,它将直接危害到证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投资者的切身利益,证券类报刊常常为此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一字千金”在其它新闻中如果还有点夸张意味的话,而在证券新闻中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当然,这类差错主要是由新闻媒体内部编辑、记者以及校对人员的工作琉忽造成的。所以,只要加强对媒体内部人员的管理,培养他们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这种差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二、证券市场的不成熟决定了证券新闻报道必须强化舆论监督功能

在新闻媒体上正确开展批评,进行舆论监督,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光荣传统。近几年来,新闻批评越来越受到新闻传媒的重视,除了各大传媒批评报道的比重有所加大以外,还出现了诸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社会纵横》、《今日话题》等一批以重大典型批评报道为主、深受人们欢迎的“拳头产品”,现实中的许多经久未决的问题就是在新闻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才得以解决的,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与其它新闻相比,证券新闻报道更应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因为:(1)证券市场的不规范行为远多于其它领域,主要表现在:证券市场是一个既充满获取高额收益机会,又具有高风险的市场,参与投资的机构和个人,都想从中获取可观的收益,难免会出现一些通过违规操作以牟取暴利的行为;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一个年轻而欠成熟的市场,各参与主体由于缺乏经验而难免不自觉地出现违规行为;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我国证券市场,一方面是高度市场化,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痕迹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由此引起的矛盾和问题也一定很多。(2)没有哪个领域象证券市场一样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证券市场的一次违规行为,往往会使众多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进而会影响到证券市场乃至社会的稳定。为了制止证券市场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除了加强市场法制建设以外,通过新闻“曝光”,,进行舆论监督便成了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朱溶基曾对我国证券市场提出了“法制、监督、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并强调在调动各种力量加强监管方面不应忽视舆论监督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证券传媒加大了批评报道的力度,对证券市场的一系列违规行为,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的重大违规行为予以新闻“曝光”,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有力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当然,与我国证券市场大量存在的违规行为相比,证券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仍显不够,一是客观上存在报喜不报优的现象,二是多停留在事后监督、被动监督的滞后位置,“某些新闻媒体只分析上市公司优点,而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基本不提,对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的报道也略嫌肤浅,缺少‘铁肩担道义’的魄力与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