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融资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6 10:35:59
信托融资论文范文第1篇
从法律角度来看，“房地产信托”这一表述显然不严谨。信托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划分成不同类别，如按照信托财产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资金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其他财产和财产权信托。而法律上的不动产信托，是指“委托人将自己的房产、地产，委托信托投资公司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目的，进行管理、运用和处置”。显然这跟媒体所指的“房地产信托”大相径庭，媒体所讲的“房地产信托”容易让人误认为是不动产信托，而实质上却是资金信托。值得一提的是，媒体的这种表述虽不严谨，但是它非常形象的指出了这种资金信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信托资金投向房地产开发项目。笔者认为用“房地产融资信托”来界定更为严谨与贴切，以下行文均采用“房地产融资信托”。
房地产融资信托的法律规制与法律规避
目前，只有“一法两规”（《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房地产融资信托进行法律规制。“两规”对房地产融资信托主要有以下禁止性规定：
《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信托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三）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
《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信托公司办理资金信托业务时应遵守下列规定：………（四）不得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也不得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五）不得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和其他公共媒体进行营销宣传。信托投资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按非法集资处理，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投资者承担。”
《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信托投资公司集合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时，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万元（含5万元）。”
金融创新与法律规避往往相伴而生。凯恩斯理论认为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寻求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会产生金融创新。由于利益的驱动，信托投资公司在开创新的信托产品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打法律球。房地产融资信托操作过程中出现的法律规避行为有：
第一，信托投资公司利用分解项目的方法将原本一个项目分解为若干项目，从而达到规避“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的限制。
第二，信托计划虽不公开承诺保底，但是往往通过一些方式暗示提供保底保证。如，天津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4月推出的“高校学生公寓优先收益权信托产品”的推介书第六条“由于经营管理或者其他原因房信集团（注：资金信托产品拟投入的房地产开发单位）如未能按期足额取得物业经营优先收益权收入，造成偿还信托资金困难，房信集团承诺用其自有财产按期足额给付。由于校方原因学生公寓未能充分使用，高校（注：资金信托产品拟投入的房地产开发单位的合作单位）保证以校方经费补足。”
第三，信托计划虽不保证最低收益，但是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预期收益率，而且很多信托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可精确到小数点后2至3位。如，北京商务中心区土地开发项目资金信托计划的预期收益率为4.8%，“三环新城”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项目资金信托计划的预期收益率为4.5%.
法律保护的缺失
由于房地产融资信托刚刚兴起，众多信托产品还未到期，而且市场初期信托投资公司把关较严，房地产融资信托的风险尚未显现，迄今为止没有因上述法律规避行为产生纠纷。换言之，法律规避的弊端在实证中尚未体现。但是从法学和经济学理论分析，上述法律规避行为无疑将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对于非专业知识的投资者来讲，极可能基于对“承诺保底”和“预期收益”的信赖做出投资决策-购买该信托产品。但当“承诺保底”与“预期收益”不能兑现时，委托人的权利如何救济？
《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信托投资公司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取消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予以追究刑事责任。”
《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信托投资公司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按照《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及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直至取消其办理资金信托业务的资格。对有关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取消其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对直接责任人员，取消其信托从业资格。”
审视以上现有法律规定，不难看出，如果“承诺保底”与“预期收益”不能兑现，信托投资公司只可能承担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而这两种责任形式均不能为委托人提供直接的权利救济。为保护委托人的利益，我国有必要将民事责任引入房地产融资信托。
信托融资论文范文第2篇
房地产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产业，作为资金高度密集型产业，其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现状看，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是商业银行贷款，这使房地产业的产业风险容易过渡为银行的金融风险。因此，房地产业要发展就必须分散其风险，从多个渠道获得资金来源，而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是国际上比较成熟而且运行比较成功的一种房地产直接融资方式。这种房地产融资模式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地较为流行，尤其在美国有较长的实践，在房地产行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合理借鉴国外经验发展REITs对我国房地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房地产企业与信托机构自身的机制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企业竞争力的增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就是要通过对我国房地产信托基金的发展研究，探索适合于我国国情的REITs发展模式。本文首先在系统地阐述REITs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国外（或地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的成熟经验，并将各国（或地区）的REITs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我国发展REITs的一些启示。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我国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重点对近几年房地产信托领域对REITs的尝试开发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将其与标准REITs进行了比较，指出其不足之处。在完成上述工作后，本文从多个方面系统探讨了我国REITs的发展策略，并对如何创造发展REITs的良好环境提出了相关建议。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得出以下结论：在我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意义重大，目前国内环境已经基本具备了发展REITs的条件，我们应该积极克服不利因素，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REITs这种有活力的产品在我国得到很好的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发展策略中国化
AbstractRealestateindustryisanessentialindustryinmarketeconomycountryorregion.Asacapitalintensiveindustry,itwillnotdevelopdurablywithoutfinancialsupport.Now,theprimaryfinanceofChinarealestateisthebankloan,whichwillcausetheriskofrealestateindustryturntofinancialriskofbankeasily.Sorealestateindustryneedsexpandingitscapitalchannelstodecreaseitsriskanddevelopbetter.REITsisadirectfinanceproductwhichhasgotgreatsucceedintheworld.REITsisverypopularinAmerica,Australia,JapanandSingapore,etcandplaysaveryimportantroleinthesecountries,especiallyinAmerica.UsinginternationalexperienceasasourceofreferencetodevelopRETIsinChinaishelpfulforrealestateindustry’sgooddevelopment,trustinstitution’sandfinancialmechanism’sreformandenterprisecompetitivestrength’sincrease.TheaimofthispaperistoexplorethedevelopmentalpatternofREITswhichissuitableforChina.ByexpoundingREIT’stheoryandintroducinginternationalREIT’sdevelopexperience,thepapercomparesdifferentcountries’sdevelopmentalpatternsandeducessomeelicitation.Then,thepaperintroducesChina’strustgoodsinrealestateindustryandSpecificAssetManangementPlans.Afterthat,thepaperanalyzestheattempttoexploitREITsinChinaindetailinordertofindshortcoming.Ontopofthat,thepaperdiscussestheREITs’sstrategyofdevelopmentinChinaroundlyandputforwardrecommendationstocreatgoodconditionsfordevelopingREITs.Finally,ThepapercomestotheconclusionthatdevelopingREITsinChinaissignificativeandtherearemanyfavorablefactorsinChina,soweshouldconqueradversefactorsandcreatgoodconditionsothatREITswillgetagooddevelopmentinChina.
Keywords:REITsStrategyofdevelopmentSinicize
目录第一章绪论
1.1论文的研究背景
1.2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3论文的研究方法
1.4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1.5论文的结构
1.6论文的主要特色
第二章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相关理论
2.1REITS的内涵
2.2相关理论
4第三章国外（或地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发展状况和实例分析
3.1美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3.2亚洲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3.3各国（地区）REITS的比较
第四章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现状和发展环境
4.1我国房地产信托发展的现状
4.2我国发展REITS的必要性和具备的发展条件
4.3我国发展REITS的制约因素
第五章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发展策略
5.1我国标准REITS的发展策略
5.2创造发展REITS的良好环境
第六章结论和展望
6.1结论
6.2本文的局限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第一章绪论
1.1论文的研究背景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型产业，其健康发展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房地产业融资主要以银行信贷为主，其它方式如上市融资、债券融资、基金融资以及信托融资等比重较小，这导致我国房地产业融资渠道单一、风险集中。2007年9月27日，央行、银监会共同了《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对商业性房地产信贷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紧缩，这更加剧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紧张问题。因此解决好房地产业的融资问题已经迫在眉捷。在解决房地产业融资问题上，各界都对REITs寄予厚望。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早在2005年就指出，当前用公开发行收益凭证的方式设立REITs，是房地产业直接融资的方向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解决房屋租赁市场投资来源的重要融资方式。中国房地产业界特别是一些商业物业，希望通过REITs来缓解企业资金的压力，同时提升企业的品质和规模。2007年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银行，也是全球管理REITs规模最大的投行——麦格理集团副执行董事理查德·谢帕德（RichardSheppard）在悉尼总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中国尽快推出REITs[1]。在我国，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一法两规”的实施，经历了五次清理整顿后的信托公司获得了重生，信托公司依照央行的121号文件，针对房地产企业迫切希望得到融资的市场需要，积极开发房地产信托投资计划，我国的房地产信托从零开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我国的房地产信托产品还不是国外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只能称为准REITs。近年来，各大信托公司开始加大力度研究开发REITs产品。2007年4月10日，中国证监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专题研究小组正式成立。同年上半年中信信托、联华信托获得了REITs试点资格。据悉，两家公司均已上报有关REITs的设计方案，但至今仍未推出REITs产品。
1.2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REITs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迅速发展、衰落、复苏、稳定发-2-展的过程。随后REITs在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也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REITs的全球发展经验表明，REITs是解决房地产融资的有效工具。研究探讨REITs的中国化发展有助于发展适合中国的REITs产品。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我国房地产业缺乏有效融资渠道的问题，减轻银行系统的贷款压力；另一方面使我国日益上升的居民储蓄量和养老基金等有了更多的投资渠道。此外，REITs还有助于建立长期投资概念，减少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吸引更多人投资于房地产市场。从长期来讲，建立REITs体系也可以帮助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鉴于发展REITs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本文将结合国外(或地区）REITs的发展经验，以及国内学者对REITs已做的研究，在已有产品的基础上，探讨适合中国的REITs发展策略，并针对目前REITs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3论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和经济法中的相关知识。运用比较研究、实例研究、静态和动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及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工具。通过介绍REITs的相关理论和基本特点，对世界各国（或地区）REITs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结合目前国内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联华信托、中信信托等机构对REITs产品试点开况，对我国房地产信托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REITs的发展策略并提出培育发展REITs良好环境的政策建议。
1.4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REITs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各国对REITs的研究文献也比较多，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对REITs进行总体介绍美国的Apgar和Mahlon（1986）[2]、Block和RalphL.（1998）[3]和Garrigan、RichardT.和JohnF.C.Parsons（1998）[4]等都在各自的文章和著作中对REITs作了整体的介绍。
2．对REITs的税收政策的研究-3-Sanger等（1990）通过研究表明，美国1976年的税法改革以及1975年和1976年间对影响REITs的其它法律所作的修改，在有效地减少其与整个证券市场相关联的风险的同时，提高了其经营绩效[5]。美国Damodaran等（1997）通过对REITs的组织结构的研究，发现那些从REITs转变为有限公司结构的公司，是被分红政策和资产重构的灵活性优势所驱使，而公司从有限公司转变为REITs时，税收优惠通常是驱动力[6],等等。
3．对REITs的财务杠杆和分红政策的研究Brown和DavidT.(2000)研究结果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较高的财务杠杆和所贷款物业所有权的特点，是导致一些抵押型REITs的业绩相当不理想和产生重大财务问题的主要原因[7]。McDonald等（2000）通过考察1995-1996年间在REITs分红公告前和后的买卖报价价差（Bid-askspread）的信息不对称成分后，发现分红越高，买卖报价价差就会越小，反之，买卖报价差就会越大[8]。
4．对REITs的价值衡量的研究美国的RichardImperiale（2002）提出用三种方法来衡量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价值：(1)将房地产投资信托价格与其所持有的房地产净值进行比较。(2)比较REITs的收益率与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之间的差幅。(3)将REITs的本益比与标普500指数或罗素2000指数的本益比相比[9]。
5.对REITs投资理论的研究澳大利亚的Newell等(1996)以美国REITs相关研究为背景，对澳大利亚的LPT1的战略投资理论进行了研究[10]。在我国，REITs尚未真正推出，但已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涉及REITs的可行性分析、模式探讨和相关政策分析等方面。
1．对我国发展REITs的模式进行研究王冉（2002）最早提出了我国REITs本土化策略。他认为，目前在中国比较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成立私募房地产投资信托把商业模式建立起来，发展到一定规模再通过相关立法和税收优惠转化为公募信托[11]。周泯非（2003）认为，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只能采用私募的方式发行受益凭证和房地产基金股份募集资金，并且在起步阶段宜采用抵押型REITs的形式，以便降低投资风险，吸引1REITs在澳大利亚被称为LPT.-4-投资者[12]。2004年4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完成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研究》对我国发展REITs产品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三种可能的模式，即信托计划模式、房地产上市公司模式和封闭式产业基金模式，并认为我国发展REITs最适合采用房地产上市公司模式。许南等（2006）指出我国现有的集合信托计划可以作为借鉴，我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应该采用信托型、封闭式、信托期不低于30年、收益90%分配给投资人的模式[13]。
2．对我国发展REITs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研究毛志荣（2004）认为大力推进我国REITs产品的开发，对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产品结构，满足投资者的不同投资需求，解决房地产业的银行外融资渠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4]。孙靖（2005）指出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国内信托业经过5次整顿已具备发展REITs的基本条件，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多样化的融资渠道，REITs刚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其在国内的发展具有可行性[15]。
3．对我国发展REITs的障碍进行研究罗刚强等（2006）把我国发展REITs的障碍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障碍主要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缺失、金融体制的不成熟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中观层面的障碍是公司组织结构不适合REITs的发展以及没有国外REITs的税收优惠。微观层面的障碍就是投资主体的道德风险和专业人才的缺乏[16]。此外，还有很多文献对REITs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包括REITs发展的前提条件、风险因素和风险度量等等。这些文献的共性是借鉴国外成功的REITs运作模式和经验，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REITs运作模式，肯定了在我国发展REITs对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5论文的结构
本文结构安排上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就论文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相关文献综述等内容做出系统的说明，并初步构建了论文的框架；第二章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相关理论，主要是REITs有关概念的介绍和相关理论的阐述，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国外（或地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发展状况和实例分析，主要对国外（或地区）发展REITs的背景和现状、发展的模式和相关政策进行了介绍，选取有代表性的REITs产品-5-进行实例分析，并对国外（或地区）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第四章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现状和发展环境，主要介绍了我国现有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重点对近几年我国尝试开发REITs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指出不足之处，同时对我国发展REITs的环境进行了分析；第五章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发展策略，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发展REITs的相关策略，并对如何创造发展REITs的良好环境提出了建议；第六章结论与展望，对本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论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6论文的主要特色
信托融资论文范文第3篇
>> 政信合作变局 政信合作无定式 463号文重压政信合作 信托三思路寻突破 “简单”之政 “银信政”炼金术 公信立政 执政为民 信贷类银信合作:银行所面临的监管新规及应对之策 民之所愿 政之所为 民之所盼 政之所为 从容服鸩 安然弃世 立信之美 微信之“危” 知之信之然后行之 “政校合作”寻求产业突破之路 银政合作红灯乍闪 政社互动合作的基层探索 西秀区银政合作硕果丰 智能交通政产学研合作的机遇 “政银保”合作贷款模式研究 无抵押政信信托涌现 平台公司展开角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政信合作之鸩 政信合作之鸩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岳彩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土地是地方政府融资需求不断得以满足的一个根，只紧银根，不紧地根，地方政府总能通过土地融资。
音乐停了，舞还在跳，只是舞伴变了。
为了原来上马的项目资金链不断裂，地方政府正在饮鸩止渴，到处借钱。在银行渠道收紧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后，政信合作正成为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
中国信托业协会8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信托资产规模达到9.45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融资的政信合作业务规模增至8041.88亿元。
这是在刀尖上跳舞，但物极必反，这场刀尖上的舞蹈正接近尾声。 不断变形的政信合作
“这些年，地方政府投资的盘子太大了，项目良莠不齐，很多项目如果后续资金跟不上就会烂尾，烂尾就会影响自己的业绩。就像击鼓传花一样为了不使项目砸在自己手里，很多地方政府很激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陈志勇对《南风窗》记者介绍。
其实早在2011年底，公开资料显示，地方政府很多项目就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迹象。
地方政府项目资金链的紧张从上市公司的公告中可见一斑。由于揭阳市政府资金链紧张，粤水电2011年底终止了《揭阳市区市政工程BT项目》部分工程合同。到了今年，原来大拆大建的大同市也出现了烂尾工程，受大同地方政府资金链紧张影响，江河创建等公司项目被迫延期交工。
“我们小银行其实从2011年起就逐步压融资平台的贷款，2011年底，融资平台贷款基本压回，大银行那时未完全收回，但这几年也一直在压。”聊城齐鲁银行不愿具名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这也是部分地方政府项目停摆的原因所在。
而随着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压贷越来越严，这两年地方政府在四处找钱，为项目寻找接盘者，而且找钱的路数也在翻新。
这两年地方政府借助当地的上市公司进行大幅融资的例子并非少数。今年以来，已有云内动力、兄弟科技、浙江美大等近10家上市公司通过委托贷款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输血，一些上市公司甚至跨省区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资金。不仅如此，这几年很多县乡级地方政府还在向私人借钱，“气功大师”王林被曝曾放高利贷给地方政府。无独有偶，河北省滦平县曾以政府作为担保方、财政局作为借款方，向全县各机关“借款”5亿元，年利息开到了12%。而据记者了解，最近很多政府也在从私募借钱，融资成本高达9%～16%。
从这个角度看，政信合作只是地方政府借钱的一个渠道而已。但相对于上述其他渠道，政信合作最对政府胃口，因为可以一次融资几亿甚至几十亿。有信托业人士预计，如果没有政策限制，信托业一年可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2000亿～3000亿融资。这一数字还是相对保守的。2013年上半年，政信合作业务规模每个季度都增加了1500亿元左右，半年就新增了3026.37亿元。
“由于信托公司本身大都是国有，如果其本身规模也很大，再加上政信合作产品由政府财力或者信用担保，再加上有代表政府信用的银行渠道或者券商相配合，投资者之前还是比较认可。所以能吃下大项目。”全国地方金融论坛办公室主任汤东林对记者介绍。
上一次政信合作的热潮出现在2009年，在中央“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背景下，信托公司连接起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以“银政信”模式大行其道，银行部分贷款通过信托公司这一通道规避了监管实现表外化，流向融资平台。这种监管套利行为让银监会颇动肝火，连续发文规范“银政信”模式。随后“银政信”模式逐渐沉寂。
2012年，随着银监会发文对平台贷“降旧控新”，地方政府钱袋子更加羞涩，政信合作变形后登场。只不过这一次合作模式比以前巧妙，是在围绕平台公司应收地方政府账款做文章，而以地方政府承诺安排财政还款为背书。
在2012年底“463号文”出台后，政信合作进一步变形升级。业内人士透露，如果一家平台公司被列入了监管名单，这个平台公司完全可以把自己对政府的应收账款转入另一家不受监管的平台公司或者在原来的平台公司下新成立一家平台公司，进而绕开监管，发行政信合作产品。而原来的承诺函也正变为一些“私下协定”，比如财政资金确认函、对账函或者别的隐性担保形式。
政信合作的起起落落以及随着监管不断变形升级，是中国地方政府GDP崇拜之下融资路径左冲右突，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一个映射。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不断透支着自己的信用，并不断寻找新的投资者。据资料显示，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成立兼具PE和信托属性的“基建投资基金”，可谓又在推陈出新。而土地是地方政府融资需求不断得以满足的一个根，只紧银根，不紧地根，地方政府总能通过土地融资。纵观政信合作的信托项目，总能找到土地抵押的影子。 越穷越敢借
虽然或直接或间接地有地方政府担保，但是政信合作融资的成本还是明显高于银行贷款和城投债。目前基建信托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多在10%左右，再加上管理费、渠道费用等，融资总成本基本都在12%以上，比一年期贷款6%的利率高出将近一倍，可以和高息贷款相媲美了。
“其实，地方政府对融资成本不能说不敏感，为规避行政风险，地方政府的高息借贷往往都是在桌面下进行，有时会签两份借款合同，明的是正常利率，暗的则是实际执行的高息利率。但这种敏感往往被政绩所裹挟，又被财力有限所累。”国民信托不愿具名的人士对《南风窗》记者表示。
在中国，“地方政府都只对本级财政负责，对下没有责任，不愿下移财力，还‘市刮县’向下摊牌。县乡政府在GDP崇拜之下经常高成本负债，然后倒逼上级政府兜底”。记者也发现，包括中融信托在内的很多信托公司2012年都把政信合作的产品业务拓展方向放在了县级融资平台。这也是这次审计署审计地方债的重点所在。
“其实，越是穷的地方或财力很弱的县级政府才越这么搞，财力很强的地方或政府不可能使用这么高成本的资金。”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某专业人士对记者表示。
“我手里有个土地一级开发的项目，我给人家按基准利率上浮10%人家都不愿意，授信了，人家不提款。这也证明，在拆迁成本越来越高的现在，这样的项目不可能支撑10%以上的融资成本。但下面的政府都敢干，同样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河南新密市汇鑫城乡建设开发公司就敢高成本融资，方正东亚信托发行的这款政信合作产品（方兴28号新密汇鑫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给投资人的预期收益率就达9%～9.5%，算下来最后拿钱的成本应在12%左右。”北京某银行一位不愿具名的高管对记者表示。
这也证明，GDP崇拜以及中国各级政府倒金字塔财力分布状况催生出了政信合作、政企合作等许多独特融资模式。
近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以中国388家城司为样本进行了分析，称这些样本公司的财务状况脆弱，其中多家公司近年来的现金流呈停滞或下降趋势，但债务水平却在上升。穆迪称：“只有53%的样本公司可以依靠自身财力偿还估测的2013年利息和到期债务本金。”这也意味着，有近半数的平台公司只能靠“借新还旧”度日，这同样意味着，其中的政信合作项目也不容乐观。
“借新还旧完全可以，但关键是项目的收益率如何？能否支撑起政信合作的融资成本，从现在看来，不容乐观。”陈志勇对记者表示。
就项目本身的收益率而言，国民信托不愿具名的人士对《南风窗》记者透露：“除了东部地区的收费公路和高速公路，我说的仅限于东部地区的收费公路和高速公路，其他的项目很难支撑10%以上的融资成本。但我们主要看地方政府财力，其次才是项目本身。”
但就像上述杨姓PE高管所言，财力强的地方是不可能要这么高成本资金的。这就是一个悖论，所以，“其实这几年优质的政信合作项目越来越难找”。
不仅如此，很多地方政府从信托高成本拿了钱投的却是政绩工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不愿具名的教授对记者透露，地方政府从信托拿的钱很多都投向了大剧院等政绩工程，一些小县城也搞起了大剧院，这些项目产生的收益肯定不能覆盖成本。
另外，政信合作的很多项目都在借债还债，根本没有产生效益。2012年6月，“中融·重庆华信财产权信托计划”成立，重庆江津区的融资平台华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其对区政府合法持有本金人民币3亿元应收账款债券，委托给受托人设定财产权信托，募集资金将投华信公司用于江津区粉房湾长江大桥建设。相关公告显示，粉房湾长江大桥早在2009年就开始建设，采取的是BT（回购）融资建设的模式，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及施工总承包。对于业主方华信公司而言，2012年很可能到了按比例分期偿还投资方的融资和建设费用的时候，也就在这个当口，华信公司分别在2012年6月和12月两次通过中融信托，募集资金用于粉房湾长江大桥建设。这两笔信托可能有“借债还债”之嫌。
对政府来说，更是如此。2012年以来，政信合作规模的暴涨很大一部分是在替政府解困。信托公司以信托资金受让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政府的应收账款债权，到期则由平台公司或地方政府财政回购，政府平台公司通过信托融资获得了急需的建设资金，如果到期后能够兑付，信托公司将获取信托收益—这是2012年以来政信合作的典型模式。这表面上看来一箭双雕，既盘活了平台公司的应收账款，替政府解了困，还可以为已经上马的项目继续融资，不至资金链断裂，项目如果有效益，还可以最终解决掉所谓的应收账款。
但问题的关键是项目本身产生的收益能否支撑10%以上的融资成本，如果不能支撑，再碰上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兑付风险将不期而至。 击鼓传花 渐近尾声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现在很多政信合作的产品预期收益率普遍在9%以上，而之前与之类似的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一般在6%左右。
也就是如今政府也碰上了融资贵，而这背后是那些有购买经验的客户对政信合作产品兑付风险的笃定判断。其实大部分有经验的投资者也清楚，这是一场以债还债、击鼓传花的游戏，所以在最近两年他们要求的收益率相对2009年要高。
即使收益率较高，在急速扩张的2012年，一些地区的政信合作的产品也已出现了募资难。信息显示，2012年8月份时，中融信托发行一款“鄂尔多斯佳奇城投Ⅱ期项目财产权信托”，且于8月6日，因未募集够资金，不得不宣布延长募集期。在到了延长募集期后，资金仍未募集够，又不得不公告调整最低认购规模，由3亿元调低到1亿元。
该产品是受让鄂尔多斯佳奇城司对鄂尔多斯东胜区政府19.77亿元应收账款，信托存续期内，由东胜区政府向中融信托支付应收账款。通常意义上，政府债务信用级别较高，但鄂尔多斯却不是如此。因此，佳奇城司如果无法及时还款，中融信托受让的政府债权要在产品到期日立即兑现亦会比较难。
汤东林对记者表示，2012年，好多信托公司都从政信合作中赚了不少钱，但也留下了很大的兑付风险。今年，很多很多嗅觉灵敏的信托公司一直在观望。
可以说，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正接近尾声。“国家正在酝酿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投资者已经预期到卖地财政正在画上句号。最近一个月，政信合作产品滞销很严重，投资者也不再买账，部分财富管理机构也已暂停代销政信类产品了。”国民信托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信托融资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股权收益权信托；困境；信托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股权收益权信托主要的关键角色包括委托人、融资方和信托公司，三者之间的联系使得股权收益权信托行业从起步并逐渐飞速前行。股权收益权信托的飞速发展使得运行的弊端越来越暴露，股权收益权信托面临着理论和现实中的困境。股权收益权信托的发展需要法律的保障，遵循法律明文才能使股权收益公平、公正的分配。所以股权收益权信托的困境的解决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加强。接下来主要从两大方面了解一下股权收益权信托面临的困境。
一、理论上的困境
1.信托财产是否包含股权收益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富余财产越来越多，因此理财便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其中信托也是理财之一。信托实行最重要的就是信托财产的运用。理论上委托人委托的财产和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运用和管理而取得的财产也属于信托财产，但在信托实行中，股权收益权是用委托人付的信托资金购买产生的其他信托财产，因此，股权收益权是否应该是信托财产，是否归委托人所有，在这方面法律上没有确切的规定。
2.信托公司逐渐变成信托实行过程中的“中介”
传统的信托公司，受委托人委托对信托资金进行自主管理，然后取得收益，享有股权收益权。随诊信托行业的发展，融资方的作用变的至关重要。信托公司把信托资金转让给融资方，股权收益权一并转让给融资方，让其管理信托资金，然后融资方利用信托资金在信托计划存储期间对其进行应用和管理，获得的收益由信托公司给委托人。显而易见，信托公司的作用就相当于“中介公司”，失去了信托资金的自主管理权。信托资金的周转过程参与的人越多，其中的责任分化的就不清楚，融资方不会真正把信托资金的使用方向，管理方式如实的讲述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就根本不可能把资金使用情况详细将给委托人。那委托人怎么可能安心地把信托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呢。因此委托人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二、现实中的困境
1.委托人成了名义上的股东
委托人把信托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把资金转让给融资方，在多次转换的情况下，谁才是信托资金的真正的股东变得模糊。在信托运行过程中，委托人享有股权，而信托公司具有股权收益权，并不是公司的股东，信托公司不能实行表决权、发言权和询问知情权等，融资方可以对信托资金管理和使用，说到底信托公司和融资方，谁才是公司股东，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现实生活中，融资方想加强对公司的管理，以便更好的掌控公司，所以一部分人想让融资方作为公司股东。融资方作为公司股东时，可以对股权收益权信托的方法融资的同时，其公司股东名册不会有改变，其公司股东的身份不会改变，所以融资方才有更多的权利去继续管理和控制公司。从信托公司的角度出发，信托公司也应该作为公司股东。前面已经提到，在股权的产生中，股权投资必须承受巨大的风险，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一夜倾城，而其中股权收益权是股权的核心，信托公司的目标就是享有股权收益权并获得盈利。公司股东还享有表决权、选择权、发言权等其他除股权收益权之外的权利，如果与股权收益权分开，将会产生很多权利风险。由此可见，某些信托的运行仍在做“球”的行为。
2.关于股权收益权回购协议的强制执行公证问题
股权收益权是要承担风险的投资，因此是有期限的，在信托期满时，为保障委托人利益，托公司会与融资方签署《股权收益回购协议》并且执行强制公证，此协议公证的目的是想在法律方面保障信托公司能顺利回购。尽管已经有了这样的规定，但是规定中的一些条文对某些方面的阐述并不明确，回购协议的强制公证仍然漏洞百出。例如“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在解释中可以有两种关系存在，这两种关系就产生了两种合同，即“单务合同”和“双务合同”，在合同的本身性质问题和执行问题中都存在较大争议。
3.信托财产公示问题的产生
在股权收益权信托中，信托资金会经过“多手”轮转，难免发生“财产主人”模糊的情况，因此信托财产公示显得尤为重要。财产的公示也保障了收益人的利益，不得任何人侵犯。虽然信托财产公示制度至关重要，但是我国并没有严格的公示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提出信托的建立一定要进行公示，没有具体的可实行的信托财产公示制度。在此强调，信托财产公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须尽快解决。
三、总结
我国股权收益权信托还存在许多的难题，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是关键，才能保证股权收益权信托正常、公证的运行，保障受益人、委托人、信托公司等的利益不受侵犯。在股权收益权信托运行中，除法律缺陷风险外，还有融资方或公司的信誉风险、操作风险、管理风险、以及不可预计的市场变化的风险，更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这些风险都会导致股权收益权信托的差错，导致信托财产的损失，最终影响的还是人民大众。所以股权收益权信托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1]王巍.金融信托投融资实务与案例[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2]张天明.失去平衡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3]马赛.论股权收益权信托的法律地位和立法完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信托融资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股+债”信托融资模式；银团贷款；银行；实际应用
一、“股+债”信托银团贷款模式解析
目前宏观形势较严峻，优质低风险信贷资产成为稀缺资源。同时，利率下行窗口已经打开，资产整体收益率普遍下降。银行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可能将信贷资源配置到高收益的资产端，成为调整结构、稳定增长的重要议题。不少银行在这一前提下推出了“股+债”信托银团贷款，主要应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为解决上述议题提供了有效借鉴。
所谓“股+债”信托银团贷款模式，即由信托公司发起成立一个信托计划，分别以信托股权及信托债权的方式对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进行融资。信托计划分期募集，前期募集资金投资于项目公司股权；后期待项目公司满足信托贷款发放条件后，信托公司募集债权资金，并同银行组成银团，共同向项目公司发放信托贷款。信托资金的募集由合格投资者参与认购，并由银行进行代销。如图所示：
该模式区别于传统贷款有很强的优势：1、规避了银行非标资产投资限制，将银行资产直接配置到高收益的信托资产端；2、提高了银行在中间业务收入、对公存款及结算等方面的综合收益；3、由于债权优先于信托计划的股权部分，可充分保障银行信贷资金有足够的安全垫，同时借助信托公司多元化的风控手段，可有效降低银行信贷资产风险。
二、“股+债”方案具体解析
1、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交易结构
2）信托计划要素
信托规模：总规模约人民币25亿元，分期募集，首期信托计划规模约为人民币24亿元（股权部分）
信托期限：2+1年，信托计划存续期限届满2年后，A信托公司有权根据信托计划的实际运行情况将信托计划的期限延长1年，信托存续届满1年后可提前结束。
信托资金运作方式：信托资金采用股权方式+债权方式运用，即股权方式运用部分：首期信托资金人民币24亿元中，部分信托资金（约人民币490万元）用于收购B项目公司49%的股权；部分信托资金用于对B项目公司进行追加投资并计入资本公积科目，并专项用于偿还B项目公司委托贷款；部分信托资金用于缴纳信托业保障基金等。债权方式运用部分：待标的B项目满足信托贷款发放条件后，A信托公司募集后续信托资金人民币1亿元，用于向B项目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并专项用于标的项目的开发建设。
3）信托计划风险控制手段
差额补足：C公司为本信托计划信托利益的实现提供差额补足。
股权质押：C公司将其持有的B项目公司51%的股权质押给A信托公司为其上述差额补足义务及项目公司履行信托贷款本息偿还义务提供担保。
土地抵押：标的B项目土地第二顺位抵押给A信托公司为C公司上述差额补足义务及项目公司履行信托贷款本息偿还义务提供担保（基金退出后A信托公司为第一顺位抵押人），未来标的项目若申请银行开发贷款，A信托公司可退为第二顺位抵押人。
保证担保：D集团，项目实际控制人（D集团实际控制人）为C公司的上述差额补足义务的履行及B项目公司信托贷款本息偿还义务的履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管理人员派驻：A信托公司代表本信托计划向B项目公司委派2名董事（B项目公司设3名董事，另一名董事由C公司委派并担任项目公司董事长）、1名监事（B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仅设1名监事）、1名财务经理（监管B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及B项目的运营情况），B项目公司的印鉴和公章由A信托公司外派财务经理与B项目公司共同管理。
销售回款监管：本项目封闭运行，A信托公司监管标的项目销售回款账户，项目销售回款只能用于项目建设、偿还A信托公司信托贷款本息，未经A信托公司同意，不得挪作他用；
相关承诺：D集团等关联方承诺在本信托计划期限届满前（即A信托公司退出本项目前）不得要求B项目公司偿还其对B项目公司的往来借款。
2、银团组团方案
以信托银团贷款的方式介入。牵头行、行为A信托有限公司。E银行作为联合牵头行、结算行。
经与牵头行、借款人协商，对银团贷款部分的还款方式拟定为：按照整体项目融资方案的还款方式及进度归还银团贷款。具体还款方式为：贷款期限满1年6个月时或第一笔（1.5年期）信托资金退出时，归还银团贷款本金0.6亿元（E行0.5亿元、牵头行0.1亿元）；满2年时或第二笔（2年期）信托资金退出时，归还银团贷款本金1.2亿元（E行0.6亿元、牵头行0.2亿元）；贷款到期或（2.5年期信托计划退出时）归还剩余贷款本息。
综上，银团贷款在资金退出时序上优先于合计15.8亿元的信托计划部分（股权部分）。
此外，上述银团贷款的还款计划需满足如下条件：
①在银团贷款全部退出前，信托计划退出金额不得超出8.5亿元（包括8.2亿元股权部分、0.3亿元银团部分）。
②如信托计划届满2年之前或8.5亿元信托计划退出前，贷款项目出现不利于债权人的风险因素时，银团贷款享有提前到期的权利。
③借款人享有根据项目销售情况提前还款的权利。
本笔银团贷款拟采取担保方式包括：土地抵押+股权质押+保证担保方式。上述担保方式的实现，均由E行委托A信托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和相关手续，A信托公司代表银团行使相关权利。A信托公司承诺在上述相关合同中约定，担保主债权包括本笔银团贷款。
3、整体方案总结
由于目前部分银行受监管评级的限制，自有资金及理财资金均不能投资于非标资产。考虑到信托公司具有贷款经营资质，且市场中大量结构化融资采用股+债的方式投资于标的项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创新信托+银行的银团贷款方式，审慎介入高收益项目，从而达到提高银行综合收益和ROE水平。在结构设计上，由于债权优先于信托计划的股权部分，可充分保障银行信贷资金有足够的安全垫。
可以看到，通过方案的设计，使得项目信托计划的设计期限为2+1年，信托计划具体的销售期限也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种是以2+1的模式销售3年期信托计划，若按该方案进行销售，则银团贷款的到期日则设定为信托计划3年到期日的前一日。如信托计划部分或全部于信托计划2年到期日进行兑付，则银团贷款的到期日为信托计划2年到期日的前一日。该模式项下，25亿元信托计划全部劣后于银团贷款，充分保障了银行的信贷资金安全。同时采用分期还款的方式，在提款后12个月末第一次还款，之后每半年还款一次。考虑到信托公司贷款的特殊性，先期还款金额较小，且银团保留提前结束银团贷款的权利。
另一种信托计划的销售期限可采用分层销售，具体为A类1年、B类1.5年、C类2+1年。配套的银团贷款到期日为信托计划2年到期日的前一日。如A+B类信托份额合计不超过9亿元，则银团贷款的到期日为信托计划2年到期日的前一日；如A+B类信托份额合计超过9亿元，则银团有权要求银团贷款于信托兑付预计超出9亿元之日起提前结束。该方案项下，银行信贷资金至少优先于15亿元的剩余信托计划，在保障银行信贷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享受本笔银团的较高收益。同时贷款采用分期还款的方式，第1年、1.5年的分期还款比例分别与A类、B类份额占25亿元信托计划的比例确定，且银团保留提前结束银团贷款的权利。
三、银行的综合收益
对于经营风险的银行来讲，通过该类“股+债”信托融资模式的实现，一方面可以极大地拓宽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合作渠道，为企业提供从股权融资到债权融资的一揽子服务方案。同时通过与信托公司的合作，一方面规避部分监管限制，另一方面共担风险，提高收益。目前，市场上该类融资方案的综合收益约为8-9%，具体利率和中间业务收入（银团费）的分配根据银行与信托公司协商各不相同。同时，银行还将负责项目的资金监管。通过资金监管账户的归集，为银行带来可观的存款，实现双赢。（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 史万钧.银团贷款与项目融资实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 王玮沁.商业银行银团贷款业务的现状与改善建议[J].海南金融，2009
[3] 耿翠萍 浅议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与触资方式 2007（12）
[4] 杨中宣.崔宗举 房地产企业融资问题研究[期刊论文]-商业时代 2007（28）
信托融资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发展；模式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可以看成是基金的一种，其特殊之处在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通过发行收益凭证筹集的资金主要用途是投向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拓宽了我国房地产业的融资渠道，缓解了银行信贷的压力，使得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更加行之有效，也推动了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朝着更加健全和健康的方向发展。但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信托市场以及基金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我国还未发行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随着我国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日益成熟，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发行已经成为调节房地产市场，改善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首要任务。
一、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最优路径
（一）准备阶段
由于金融市场产品多样化的发展，我国已发行若干类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如苏宁旗下11家门店的资产证券化、新派公寓权益型房托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和畅星-高和红星家居商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等。这些类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虽然已是场内发行交易，但还只是面向机构投资者，并无确切意义上的公募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因此在政策方面，我国立法当局需完善有关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规定，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的准入、组织运营、业务合规、收益分配以及风险防范方面做出具体确切的规定。
（二）试点阶段
由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涵盖诸多投资领域，包括住房、办公楼、商业地产、工业房地产、寄宿房地产、医疗房地产、仓储房地产、基础设施、林地、数据中心房地产、房地产相关行业以及房地产债券等。因此我们可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分为三类，即房地产类投资信托基金、房地产相关行业类投资信托基金和房地产债券类投资信托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政策完善并实行后，我们首先发展房地产类投资信托基金，并选择符合目前供给侧改革这一政策大环境的住房类这一单一类型的房地产类投资信托基金为试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后，综合研究该试行房地产类投资信托基金的运营情况和投资者的市场反应，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
（三）完善阶段
经过试点阶段的试行和整改，我国单一类型的房地产类投资信托基金的发行及运营已趋于成熟。此时政府可在市场上试行房地产类投资信托基金的其他单一类型如办公楼、商业地产、工业房地产、寄宿房地产、医疗房地产、仓储房地产、基础设施、林地和数据中心等。其后可实行多类型的房地产类投资信托基金和房地产相关行业类投资信托基金。最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基本成熟后发行房地产债券类投资信托基金。此阶段我国可以完成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从单一到多类型，从房地产到相关行业，再到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完善过程。
二、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募集方式
基金的募集方式有两种，公募方式和私募方式。同样，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募集方式也可分为公募和私募两种。采取公募方式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可以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售。这种基金可以向社会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和宣传推广，基金募集对象不固定且基金份额的投资金额要求较低。因此公募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适合有房地产投资需求的中小投资者。但这种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要遵循的法律法规较多，受到的监管也比较严格。相较公募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而言，私募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则收到的监管力度要小，这是由于其投资者都是特定的，人数不超过200人，并且投资者需要是合格投资者。但由于私募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不面向公众发售，不进行公开宣传，基金份额的投资金额较高，因此私募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投资范围更大以及所受限制更小。
三、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资金来源渠道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来源可分五种，分别为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来源渠道有面向特定或者不特定的投资者募集的资金以及基金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或者利得。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私人财富迅速积累，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设立可吸收大量中小企业投资者的资金，对金融资源配置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从养老金入市这一行为来看，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金等的管理机构会作为机构投资者也可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提供一定的资金。当然，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管理运营过程当中，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投资的标的也会由于升值或者盈利产生一定的资金来源。这又刺激了投资者对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投资信息，从而达到良性循环的目的。
四、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产品定位
针对目前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更加适合发展公募封闭契约权益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首先，公募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投资金额要求较低，可以吸收社会小额闲散资金，促进金融市场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同时受到法律法规监管较严格，从而降低基金的运营风险；其次封闭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不利因素对基金整体的影响；再次契约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基金资产为信托资产，受信托法保护，安全性更高也更适合我国市场现状；最后，针对我国目前较高的房屋空置率及严重的房地产存量与增量失衡的现象，权益型不仅可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而且可以满足真正房屋承租者的需求，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者和需求者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姜伟伟.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2]付胜引.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C-REITs)：模式选择与体制创新[D].云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0.
[3]姜鸿博.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发展模式及风险防范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
信托融资论文范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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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航信托总经理姚江涛。
面对宏观经济持续下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背景，泛资管行业竞争加剧，高收益低风险的安全资产相对难以获取，即出现业界所谓的“资产荒”现象。作为总资产仅次于银行业的金融子业及机构投资者，信托业同样面临这一严峻问题。如何准确研判宏观形势进而据此合理配置资产是破解此难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泛资管行业共同探讨的话题。
中航信托是中航工业集团及中航资本金融板块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司展业六年以来不仅完成了生存期的夯实基础，成功跻身行业发展第一梯队，而且主动积极开展转型改革。中航信托将私募投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作为三大业务支撑条线，其中资产管理的转型优势及成效日渐明显，在百舸争流的泛资管竞争中激流勇进。
2015年12月17日，中航信托总经理姚江涛接受了《证券市场周刊》的专访，讲述了他对公司资产管理的转型理念与定位，诠释了中航信托在打造资管业务核心竞争力方面的布局与措施。
在姚江涛看来，面对经济新常态和市场新问题，资产管理机构谋求可持续发展必须打破既有路径依赖，以创新求实的态度看待资本市场的机遇与挑战，追求资产管理与私募投行及财富管理的协同效应，从资管产品、交易对手、目标客户多个维度构建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生态，守住风控底线，综合借助绿色金融、互联网金融等多元主题与工具，为资管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需求解决方案，彰显资产管理领域的信托优势。
打破路径依赖，开发理财全价值链
《证券市场周刊》：您如何看待目前出现的资产荒现象？
姚江涛：“资产荒”不是静态的缺资产，而是比喻当下经济环境中能够满足投资者预期收益率的安全资产越来越少。它既是“产品荒”，某种程度上也是“信心慌”，由于投资者预期收益与实体经济回报的偏差所导致。
在这种背景下，传统融资类信托业务发展的既有路径需要适时调整，寻找安全优质资产成为破解“资产荒”困境的解决之道。资产流动性管理与大类资产的权益资产配置是解决“资产荒”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信托公司深化资产管理业务的重要导向。
《证券市场周刊》：那么应对“资产荒”需要什么样的战略呢？
姚江涛：资产管理机构首先要厘清认识，打破以往或有的以高收益揽客、走财务扩张道路的路径依赖，深刻分析市场需求及市场环境，寻找资产配置的新机会，把握资产收益与风险新的平衡点。
首先，对客户需求的改变要认识明确。一方面，鉴于当下投资者更注重资产的安全性与流动性，收益率需求相对弱化，机构客户逐渐成为主要客户。另一方面，超高净值客户基于家族财富管理的个性化资产配置需求日益强烈，稳健投资成为资产配置的新方向。从这两个视角来看，都要求信托公司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要以变化了的客户需求为首要出发点。
其次，在资产配置方面，信托公司要树立大类资产的配置思路。积极发挥信托公司在私募投行领域的先发优势，深度挖掘优质交易对手的个体优势和行业优势，灵活运用股权投资和债权融资等多种方式，以机构投资者的专业化能力与手段实现大类资产的合理配置与动态调整。
《证券市场周刊》：信托公司作为高端资产管理市场的主要参与者，转型时可以有什么样的战略设计？
姚江涛：在深度考量信托的制度优势基础上，可以发现信托市场存在一个理财价值链模型，从投行到资产管理，再到财富管理。投行业务是把企业需求变成金融产品的过程，是理财价值链的起点，但因其是单一的项目和企业驱动的产品，所以风险集中度也是最高的。资产管理业务则是将投行制造出的金融产品设计成投资组合，即分散重组了金融产品的风险。
对客户来说，将全部资金投资到一个组合，仍不足以降低风险，于是就需要理财价值链的下一个环节，即财富管理。财富管理业务是以客户为中心的个性化产品配置与延伸服务，是从客户的资产端再一次进行风险分散，比如可以借助一些TOT工具（母信托募集到一定量的资金后再投向子信托）。以上述理财价值链为指导，即便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就单个客户而言，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释风险。中航信托就是以理财市场的全价值链为依托，将业务架构设计为私募投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三位于一体，打造资产管理的战略架构。
无惧制度优势弱化，再造核心竞争力
《证券市场周刊》：信托行业除了面临周期下行之外，制度优势的护城河也在逐渐消失，如何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呢？
姚江涛：对信托行业来说2014年以来的确面临巨大挑战。资管新政频繁出台，银行、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对信托传统业务形成了围攻之势。但是信托业依然有客户资源的优势，依托客户需求，提升自身能力，回归信托本业是信托公司重塑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基于信托产品特定的合格投资者要求，高净值客户和大型机构客户是信托公司的主要客户，其中高净值客户的资产管理需求更多集中在资产的跨境配置以及投资的多元化组合方面。信托公司可以充分发挥QDII和QDIE资质、离岸信托、设立海外业务子公司等综合优势，创新设计高端理财产品。
另外，以财富管理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家族财富信托业务是新的蓝海。2015年末，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约200万人，可投资资产约60万亿元，已经是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财富管理市场。财产增值和财富传承是私人财富管理业务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在这方面，灵活的信托利益分配条款、破产隔离机制、家族企业股权锁定管理、结合客户在产业市场和实体经济领域的个性化成就领域，综合配置信托财产等方面，信托公司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中航信托也因此设立了私人银行部，探索开发家族财富管理，并且还专门联合公司创新业务部门，清华大学法学院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和业务伙伴新财道财富管理公司撰写了这方面的研究报告来指导实践。
《证券市场周刊》：您是如何看待信托公司风险暴露逐渐增多的？在处置风险方面有何经验？
姚江涛：风险暴露不能一概而论，要分几层来看。首先是融资方仅发生流动性风险，但基础资产情况尚好。针对此种情况，信托公司应当给予流动性支持，帮助融资者渡过难关。但如果是基础资产出了问题，就要继续分析风险点，是出现了资产的产业错配还是运营管理团队出了问题，这两方面可以通过引入新的交易对手，甚至是实施重组来解决。
最严重的情况是由于整个宏观环境的压力或是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资产恶化且难以逆转。这就需要信托公司主动斩断风险，尽可能地保全资产。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事前的交易结构设计，使信托公司能在危机中控制住资产所有权和现金流，优先得到偿付。
风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中航信托历来将风险防范和处置作为资产管理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强化的风险意识与有效风险控制措施保证了公司自身较少出现风险事件，在此基础上，金融行业出现的有些不良资产还会给公司带来风险管理与处置的业务机会。
《证券市场周刊》：中航信托取得快速增长，在公司管理方面有什么特征？
姚江涛：我们的管理可以用“一手抓产品，一手抓客户”来概括。我们向基金化转型是业内领先的，这有助于分散风险和提升投资后管理能力，在资产证券化方面也发展得不错。另外，资产管理说到底是金融服务行业，对内提升运营效率，对外提高服务水平，是做好服务的应有之意。另外，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有一些独特的地方。作为中航工业旗下的企业，公司具有“军民结合、产融结合”的使命感和担当感，驱动我们公司上下一致，以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兑现对客户的承诺。
以绿色金融培育资管生态
《证券市场周刊》：国务院和金融监管部门都将建立绿色金融体系作为“十三五”规划改革目标，中航信托对此如何理解？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姚江涛：我理解的“绿色金融”大概分为三个层面。首先金融要为绿色产业服务，包括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等。这方面中航信托已经落实，我们相当一部分交易对手是环境基础设施和大型环保类企业。
进一步看，还要建立一个绿色的金融激励体系，用以引导社会资金多投资绿色的行业。实现这层目标的突破口在于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将绿色产业的外部性内部化，并且要求企业对环保信息充分披露。结合中航信托的探索实践，我们也在尝试构建以碳减排量为指标的业务评价体系，并把绿色理念贯彻到企业文化和员工教育当中。
如果再深化此概念，绿色在宏观意义上是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落实到金融机构身上这不仅是针对逐项具体交易，还要求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因此，中航信托尝试建立以信息共享为基础的资产管理生态，使前述来自“或有的”业务渠道获取的客户信任中航信托，依赖中航信托，成为中航信托的长期合作伙伴。这也是创造新投资机会，打破“资产荒”的一个途径。
《证券市场周刊》：这种模式听起来和互联网行业有些像，可否进一步详述？
姚江涛：中航信托确实借鉴了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模式，改变单一项目驱动的业务模式，在资源共享与信息共享的平台上，尝试与优质交易对手以战略合作的模式构建资源共享网络。
信托融资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行业定位 被动管理 主动管理 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F83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019-03
一、我国信托行业定位的历史轨迹
我国信托业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最初信托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探索引进外资的新渠道。但随着信托公司的职能由对外融资逐渐扩展到国内的资金融通，随着我国信托机构的逐渐快速增加，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监管机构开始了对信托行业的调整。在调整―发展―问题―调整的循环中，监管机构共进行了6次整顿：
第一次整顿开始于1982年4月，整顿的要点是信托投资业务一律由人民银行或人民银行指定的专业银行办理。经批准办理的信托投资业务，其全部资金活动要纳入国家信贷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目的在于清理非金融机构设立的信托公司，禁止变相的信贷业务。
第二次调整是在1985年9月，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决定停止发放新的信托贷款，停止新增信托投资，明确了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并明确框定了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目的在于打击信托公司超范围经营，避免其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
第三次调整是在1988年10月，依循着撤并信托机构、压缩信托公司的政策方向，基本上是前一次整顿模式的复制。
第四次调整是在1993年到1996年间，监管机构决定信托投资公司与专业银行脱钩，压缩信托投资公司数量，从1995年的392家下降到1996年的244家。目的在于改变信托公司高息揽存、盲目投资、不良资产增多的现象。
第五次调整是在1998年6月，对所有问题严重、地方政府不愿救助或无力救助的信托公司一律实行停业整顿、关闭、撤销，并进入清算程序，而且信托业与证券业彻底分离。
第六次整顿是在2006年12月，对信托业实施分类监管，信托公司或立即更换金融牌照，或进入过渡期。新规下发之后，各大信托公司开始实业清理，争取早日换发新牌照。
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为标志，中国信托业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信托从以信贷、实业和证券为主营业务和收入来源的模式，转向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为主营业务，以收取手续费、佣金和分享信贷收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金融机构。2007年1月，银监会修订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与《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正式出台，“信托新两规”的修订，开宗明义强化信托公司的信托功能，提出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举。2010年银监会《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信托行业正式进入净资本管理时代。
二、我国信托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信托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我国信托行业持续扩容，行业发展景气度大幅提升。从2006年到2010年五年间，中国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高速扩张，规模从3000多亿扩张到3万亿，增长达10倍。在信托产品数量上面，2006年全行业共发行534只信托产品，发行规模达到400亿元；而到2010年全行业发行2566只信托产品，发行规模达到2800亿元。
从行业整体盈利情况来看，2006年行业整体净利润为42亿元，至2010年行业整体净利润达到162亿元，增长4倍，信托行业的繁荣活跃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使其逐步缩小与银行、保险和证券之间的发展差距。
从结构上看，截至2011年上半年，单一资金信托仍占据主要地位，占比为72%，集合资金信托以24%位居第二，管理财产类信托仅占4%；从信托资产运用构成来看，融资类信托仍占据主要地位，占比为57%，投资类信托以28%位居第二，事务管理类信托占15%；从信托资产的投向分布变动来看，随着我国对基础产业投入的加大以及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施行，投向实业的信托资产占比由2007年的10%逐步上升到2010年上半年的19%；与此同时，信政合作信托资产占比由2010年的12%下降到2011年年中的8%，银信合作资产占比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50%以上。
从行业集中度上看，截至2010年，以净利润为参考标准，行业共有65家信托公司，排名前5名的信托公司净利润占全行业43%，前10名公司占全行业58%，前15名公司占全行业68%。
（二）持续发展的问题依然严峻
虽然目前信托资产管理规模超过公募基金，信托公司收入和净利润也大幅上升，但我国信托行业发展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信托的可持续发展。
1.行业定位模糊，信托公司缺乏核心竞争力。在过去的30多年中，信托公司每三五年都要“面临调整”，每次整顿都没有真正回答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盈利模式。虽然银监会多次表示信托公司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机构，但在专业理财机构的定位下，信托公司仍面临和银行、券商、基金、保险公司的竞争，这些机构都有自己的专营业务。信托公司表面上是金融百货公司，但实际上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将遭受其他金融机构的强烈竞争。比如，做贷款和银行竞争，做证券投资遭遇券商和基金的竞争，做股权投资遭遇政策红线和私募基金竞争，信托业一直在探索自己的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却一直被短期利益所左右陷入迷途。
2.信托公司缺乏独立性，沦为大型机构的政策工具。在信托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地方政府办信托、银行办信托、保险办信托，信政合作、银信合作都曾火爆一时，如今大型央企以“产融结合”为口号大举进入信托业，目前，在总共65家信托公司中，实业类央企控制了16家。这一方面显示出信托业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其自身灵活性和综合性所孕育的市场价值，引起市场广泛认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信托公司缺乏独立性，由于信托缺乏的核心竞争力，但信托牌照又赋予其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业类领域的灵活性，很容易使信托公司沦为“工具”，而信托公司也甘于靠牌照获取微薄的“制度红利”，这大大限制了信托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开展业务的自由度。
3.商业模式上，以融资类、通道类的被动管理为主，经营较为粗放。从商业模式上看，信托公司盈利模式主要依靠融资业务、通道业务等被动管理方式，信托的投资功能和资产管理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这也是信托整体利润水平增速低于信托资产规模增速的原因。项目融资型业务是“先有项目，后有资金”，这种融资属于过渡型业务，缺点是项目太分散，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和规模效益；并且完全依赖手续费或佣金的方式收取信托报酬，无法成为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业务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
从具体业务上看，该商业模式主要表现为银信合作的信托贷款和房地产信托业务。在银信合作中，信托公司主要扮演通道角色，获利微薄，且信托资产运用于贷款比例过大影响其发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作用，使信托公司进一步偏离回归主业的轨道。另一方面，银监会颁布72号（2010）文和14号（2011）文进一步规范融资类的银信合作，要求融资类项目将由表外转至表内，以及相应满足150%拨备覆盖率和大银行按11.5%、中小银行10%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计提资本。受上述规定制约，银信合作业务规模将减少，传统的银信合作不具备可持续性。
房地产信托在2010年第三、第四季度分别占信托资产的13%和12%，目前比例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9%左右。房地产信托的活跃受益于银根的紧缩和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严厉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偶然性；而且由于资金面紧张，房地产信托融资成本大幅上升，2011上半年我国房地产信托产品利率普遍在10%~15%左右，个别项目甚至超过25%，项目风险较大。绿城集团旗下房地产信托遭遇调查给该市场带来巨大压力，一旦信托资产违约将会给购买信托产品的投资者造成损失，并给信托公司信誉带来不利影响。银监会还对多家大型信托公司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停发房地产信托。
4.监管当局监管力度过于严格，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信托的良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个行业均出现过“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信托业在“一法两规”颁布前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和监管制度不健全，出现了一系列的违约事件和信托公司破产事件，监管机构处于审慎性考虑，对于创新型极强的信托行业实行了严厉的监管，相继叫停“股权+回购”的信政合作、信托开立证券开户、通道类银信合作、过桥类银信合作、部分房地产信托业务等，监管机构习惯于以“叫停”的方式处理信托行业出现的问题，一步步将信托的生存空间越压越窄。与此同时，银监会强调信托公司“刚性兑付”机制，信托公司不仅要有严格的风控体系，而且对信托项目强调“刚性兑付”以保障投资者利益，这与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风险共担”的模式有所区别，无形中也限制了信托公司业务的拓展和创新的激励。
综上所述，我国信托行业虽已初具规模，但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业务类型和资金来源较为单一，经营效率有待提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价值，信托难以像银行、保险和证券成为金融市场的核心支柱，信托行业的破茧成蝶还任重道远。
三、信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发展方向
信托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独立有影响力的支柱，必须明晰自身的定位，在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方面发力，要将盈利模式逐渐向财富管理、私人银行等主动管理业务改变。同时信托公司要大力发展金融创新，以创新产品服务并领先市场，从而成为真正的“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金融机构。
首先，信托公司应着重于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财富管理是信托的本质诉求，也将是中国信托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以服务客户为导向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依托专业人员，为客户量身定制差异化信托产品和服务，是提升信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其次，信托公司应强化自主管理能力。目前，在一些专业领域，信托公司的经验以及经营能力并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信托公司以有限合伙形式开展相应的投资业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方式；通过与实力较强的专业公司开展合作，逐步培养自己的投资队伍。待自身条件具备时，再以信托计划的形式直接开展相应直接投资业务。
最后，信托公司应加强创新能力。信托公司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信托公司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提升自主管理能力的基础。依托产品创新，信托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专门的产品与服务，在产品设计中充分考虑客户的偏好；通过产品创新，在自主管理中信托公司才能敏锐地把握市场的变化。信托公司应进一步加大公司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力度，大力引进和培养产品研发人才，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组建一支高水平的研发团队，以高质量的信托产品赢得客户满意度和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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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江.论中国信托业的规范发展.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4.6.1
（作者简介：徐兵，中南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方向：中国信托业 北京 100732）
信托融资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体育产业 融资 法律问题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金融创新将体育产业投融资与资本市场衔接，把体育产业资本市场作为发展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的切入点，推动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投融资的发展（胡永红，2008）。在体育产业商业化的背景下，体育资产融资方式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受到其他相关行业的影响，资产证券化融资不仅能够缓解和解决当前体育产业化的融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融资方式可以促进体育产业化的持续发展。体育资产证券化融资，首先就是将一些资产诸如：座位的永久性许可、停车位、广告权、门票收入、体彩收入等融合到商业行为中，使之产生经济学效能。其次就是利用社会资本对体育资产进行规范化管理，推动体育产业的延伸。再次就是对目前现有的体育场馆进行股份制改造，试行“债转股”。国有体育场馆负债率高、财务成本过大，实施债转股，相当于为国有体育场馆注入一笔资金，降低了财务费用，可以有较多的资金和积累对场馆进行管理和维护等，从而有利于国有体育场馆摆脱困境（周宝龙，2010）。目前国内大型体育场馆的前期投资建设基本上都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投资，这种投资方式给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因此，建立多种体育场馆的投融资模式，是当前中国体育场馆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体育场馆建设是一项资本高度集中的投资，建设成本因结构设置、规模、地点、建设质量以及所需配套基础设施而有很大差别。在国外的体育场馆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通常是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组合，在场馆建设资金筹集过程中，采取多种融资途径，如银行贷款、资产债券化、股票等。体育产业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型的资产处理方式和融资工具，目前已成为全球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最主要的融资方式，并迅速成为全球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要注意的是，对于资产证券化刚刚起步的中国体育产业来说，在体育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一些潜在的法律冲突和法律缺失问题值得关注，为了体育资产证券化健康、快速的成长，应当尽快确立法律上可操作的可证券化资产的法定标准，有效实现风险隔离的证券化资产的转移模式，以及税收、监管等法律问题。
资产证券化融资的类型及特点
资产证券化融资简称ABS融资模式，而体育场馆ABS融资是指以体育场馆设施的未来收益为基础，通过结构性重组，转化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流通和买卖的债券来筹集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在此方式中，通常由发起人将目标资产真实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V），SPV将资产重组成资产池并运作发起，并且通过证券承销商销售资产支持证券，取得发行收入后，再按照合同规定，把发行收入扣除佣金支付给体育场馆项目所有者，最后用资产池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来清偿所发行证券的本息。
按照证券化的标的资产，资产证券化主要可分为三类：通常将以抵押贷款（如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抵押贷款等）为基础资产发行的证券称为抵押支撑证券；以资产的未来收益或其他担保形式为基础资产发行的证券称为资产支持证券（例如以体育场馆门票收入、电视转播、广告、冠名、高速公路收费、租金收入等）作为基础资产发行的证券就属于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撑商业票据，是指发行的票据或者公司债券受到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主要是政府为了提高从事体育产业的公司融资能力而设计的（陈海，2009）。资产证券化是指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预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资产池，通过把不同资产进行结构性重组而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自由买卖的有价证券的行为。
资产证券化融资具有以下的特点：证券化通常是将多个原始权益人所需融资的资产集中成一个资产池，将资产重组后进行证券化，由于资产的多样性而使得融资风险小、成本低；由于真实出售，所以它是一种不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融资方式，由于在不改变资本的情况下降低了资产的库存，原始权益人资产负债率得到改善；由于设立单独的专业受托机构作为特别目的信托，而信托制度的特点就会使得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不再属于委托人而属于受托人，同时又与受托人的其他财产相隔离，这一机制就满足了资产证券化所要求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而高等级担保公司的介入使投资者的风险大为降低；资产证券化应用范围广，融资成本低、效率高，容易实现双赢的局面，对参与各方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些是资产证券化融资的一般特点与优势，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体育场馆的运营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开展ABS融资是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同时这一融资方式也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资产证券化在体育场产业融资中的模式选择及建议
资产证券化是以资产未来的收益产生的现金流为发行基础，将这些现金流打包，进行信用评级、增级后，由承销机构销售给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投资者即可获得指定的未来的现金流收入。资产证券化作为新兴的融资形式，其发行不受发行主体本身的信用水平和资产规模的限制。
体育产业资产证券化融资宜采用资产支持证券（ABS）模式。ABS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模式，是指把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现金流量的资产汇集成资产池，通过结构重组，转化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ABS是一种资产支持证券，具有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提前变现，解决流动性风险，融通资金的重要功能。ABS的基本方式是将拟实行证券化交易的资产与原始权益人完全剥离，以真实出售的方式过户给特设信托机构（SPV），特设信托机构对资产进行重新组合，形成资产池，再对证券化资产进行信用评级和信用增级后，以其为基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通过承销商出售给相应的证券投资者，投资者购买的是证券化的资产，对被证券化的资产所产生的收益享有在规定的期限收取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最后SPV将证券销售所得按合同要求转付发起人（梁钧，2000）。
特殊目的载体（SPV）的设立建议。由于（spv）有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Company，SPC）和特殊目的信托（Special Purpose Trust，SPT）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尤其在我国现阶段已有特殊目的信托模式推行资产证券化的成功经验。所以在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别目的载体适宜采用特殊目的信托（SPT）。由于SPV的特点就会使得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不再属于委托人而属于受托人，同时又与受托人的其他财产相隔离，这一机制就满足了资产证券化所要求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原始权益人破产清算时，被证券化的资产不在其破产财产范围之内，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按证券化交易契约规定支付给投资者。同时，这种信托方式一般采用发起人设立特殊目的信托，所以可以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融资的成本。
评级和增级建议。为了获得更高的资信级别，保证投资者对本息的按时归还有充分的信心，几乎所有公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都采用某种形式的信用提高。信用增级分为外部增级和内部增级两种形式，前者是指由第三方提供信用担保，后者是指利用基础资产产生的部分现金流来实现自我担保。外部信用增级是指第三方为资产支持证券提供金融担保，从而增加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通过信用增级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级别，是吸引外资、改善发行条件，顺利实现资产证券化的重要环节，绝大多数的证券化交易都利用了外部和内部增级相结合的方式（母小君，2010）。
资产证券化在体育场产业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资产证券化的第一步，就是发起人将特定资产转让给特殊目的载体，即在法律的视野下，发起人将合格的资产转让给 SPV，实现该资产与发起人的隔离。在发起人破产时，该资产非破产财产，不受发起人破产的影响。资产证券化通过破产风险隔离制度切断破产企业与证券化资产的联系，使得当企业破产时已经转移给SPV的资产免于列入破产财产，从而规避了破产法律对担保物权行使的障碍（王昆江，2010）。
中国证监会关注资产证券化中的基础资产是否已经具有稳定的现金流量历史记录，对于证券化的资产要求应当有独立、真实、稳定的现金流量历史记录并经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述要求是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违约风险。但是体育产业中的很多要建和在建的体育场馆，其资产不可能存在稳定的现金流，而不能完全是未来债权，这就需要中国证监会考虑体育场馆建设具有公共属性的资产证券化的特殊意义，应对该规则进行相应的突破（张露，2007）。
在信用提高方面，担保作为信用提高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各国被广泛采用，以美国为例，美国三大抵押贷款证券公司政府国民抵押协会（GNMA）、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NMA）和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HLMC）在成立之初都具有政府背景或暗示，这些准政府机构为住宅消费提供抵押担保并购买住宅贷款抵押权。而从国外的经验看，各国在证卷化初期或多或少引入了政府担保。当然，为了防止滥用政府信用，还应对政府担保的范围、责任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加强监管力度，有效控制信用规模。我国《担保法》所作的国家机关不能充任担保人的禁止性规定，使政府为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支持存在实质性的障碍，因此，《担保法》的欠缺以及权威担保机构的缺位必定会制约资产证券化的开展（马金良，2004）。
权威社会中介机构存在缺位。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信评估公司以及资产评估公司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和参与，但在我国却存在权威社会中介机构的缺位现象，致使相关工作很难开展。资产支持证券的顺利发行，关键在于信用提高技术能被投资者所认可。由于资信评级行业在我国还属于新兴行业，资信评级机构数目少，信誉及其独立性差，缺乏一套完整而严密的法律规范框架，难以制定和实行科学、统一的行业标准管理体系，无论是评级机构的体系和组织形式，还是运作都存在很大的不规范性，并最终导致评级结果对投资者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孙奉军，2009），资信评级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限制了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的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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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融资论文范文第10篇
英雄梦 哲学情
似乎小的时候,男孩子都有英雄梦,但是像孙飞这样因为英雄梦就开始非专业习武的好像并不多。立志成为英雄的小孙飞开始坚持每天早上5点起床,练习武术,然后早读,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回想那段生活,孙飞说:“没想到当时的爱好,在我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习武的过程使他的身心得到了锻炼。同时,早起习武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晨读,锻炼、学习两不误。这也让少年时的孙飞一方面是学习上的好孩子,一方面又是坏孩子的“头头”。当然,他这个“头头”是不会去欺负别人的,只是因为他的武功很好,所以,很多调皮的孩子都围在他身边。
孙飞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中学,生活也在安宁和计划中一天天过去。但是到了高中,生活出现了小小的改变。高中增设了哲学这门学科,孙飞一下子就被哲学的辩证思维吸引了。他也一直梦想着可以上北大哲学系。但是高考的时候他发挥失常,考试成绩不理想,他被调剂到了当时的北京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工商大学,在技术经济系的物流管理专业学习。高中时,孙飞接受的是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学习,大学里可以接受到更全面更系统的学习。这样,孙飞开始写一些简短的文章,发表在校报上。
大学时期,孙飞以最高票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这也让孙飞拥有别人不可能有的锻炼平台和机会。而大学的实习,孙飞又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度过的。这让他近距离了解最新经济信息。一个偶然的机会更让孙飞找到了发展的方向。一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现代企业导刊》在北京举办了首都金融界知名人士招待会,他们的交流让孙飞感到金融是一个充满神秘与魔力的行业,也让他有了对金融行业研究的冲动。孙飞说:“原本我毕业后可以去中央部委工作,但是由于我对金融感兴趣,最终选择了到中国建设银行。”
实践理论双丰收
在建行的工作使得孙飞可以更好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也为孙飞的发展提供了第一个舞台。
工作后的孙飞开始潜心研究金融发展,并且开始发表大量的文章。这个时候,信用卡开始在我国萌芽,孙飞通过自己对信用卡性质的了解,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采用集体智慧,提出了“龙的传人用龙卡”、“我的脸就是信用”等脍炙人口的宣传口号。虽然这些口号现在看来并不是很潮,但是在当时却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到建行半年之余,被作为重点后备干部培养的孙飞就到了广东进行农村基层建设,也就是下乡扶贫。那时的扶贫是把技术、资金和新思维带给当地的人们,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此时的孙飞一方面进行扶贫建设,一方面还进行着金融方面的研究,发表文章上百篇,其中《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农民的利益问题》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
由于扶贫成绩突出,孙飞被评为农村基层建设优秀工作队员。因为人才短缺,特别是金融领域人才更是短缺,而孙飞不仅实践工作做得好,又在金融方面潜心研究,建行广东分行的领导就希望他担任团委书记一职。通过投票选举,孙飞以最高票当选,当时他23岁。
建行的舞台显然没有让孙飞满足。1995年,那时的商业银行业务比较传统,证券市场充满了挑战和创新。这时对证券业产生浓厚兴趣的孙飞又主动调入了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孙飞作为核心负责人筹建了证券总部,处理很多投资银行业务与证券经纪业务,如西宁特钢、延边公路上市辅导及主销商,等等。
在这期间,孙飞并没有停下自己充实理论的脚步,他在职攻读了中国社科院财贸系货币银行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2000年,孙飞被调入全国游乐园龙头企业北京石景山游乐集团,进行挂职锻炼。为了使自己的理论跟得上新世纪的脚步,孙飞报考了排名全国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在职博士,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一级教授胡乃武。
通过这次学习孙飞收获的不只是专业知识,人大厚重的学术氛围更是陶冶了他的情操,让他可以在喧嚣的城市中坚定自己的方向。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很多文章,很多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特别是金融方面的,厚厚几箱的文章他一直珍藏着。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石景山区领导打算让孙飞担任石景山区发改委或研究室的领导。孙飞说:“我觉得石景山区的空间太小了,而且我还是更喜欢与金融打交道。”当时正值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重组,公司总裁很欣赏孙飞,聘请他去做公司总裁助理,同时担任公司北方区的党支部书记,主管北方业务并大力拓展信托及投资银行业务。
信托――又一个驰骋的舞台
孙飞开始了他在信托业务领域的驰骋。用孙飞的话说,原来的信托公司有点不务正业,一直做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和证券业务,信托的“一法两规”出台之后,信托公司才开始真正做信托业务。孙飞说:“这时,我一方面做大量的信托研究,另一方面做了很多金融及房地产信托的创新。”在信托界孙飞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也将这些理论成功地运用到了公司的业务中。2002年孙飞亲手操刀,完成了我国第一单上市公司的信托收购――四川美丰股权信托收购。之后,孙飞又首创我国第一例准REITS――北京景龙国际公寓股权投资信托计划与国内首例“信托+银行”模式典范――世纪星城股权投资信托计划,这些也奠定了孙飞在金融信托界的声望。
在事业发展的上升期,孙飞还对金融市场优化理论进行了创新,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一行独大的现象严重,金融监管属于高度管制,对民营资本的进入门槛较高,他提出了“风险投资VC+私募基金PE+信托+银行+海内外资本市场”的金融优化发展路径。多年来,发表文章800多篇,主笔了大量书籍,代表作有《现代工商管理》、《信托治理优化论》、《金融风暴启示录》、《中国经济大趋势》等。
这时,香港沿海投资集团找到孙飞,希望他担任公司的执行总裁,主持集团金融、地产、矿产资源投融资及收购信托公司工作,收购信托公司完成后出任CEO。这也与此时孙飞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主持成功收购了一家信托公司并换发了新牌照,累计运作资金60亿元。但是由于信托公司股东不和,使得孙飞无法出任信托公司的CEO。
之后,孙飞开始打造国巨资本,之后经北京金融工作局批准,筹备组建了国巨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始自己当老板。现在又同时担任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中心主任、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财务策划标准联盟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理事、世界资本市场控股集团副董事长、美国万通投资银行控股集团副董事长、中国国际资本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昊朗体育控股集团执行董事、美国格林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华兴银汇资本董事长等众多经济职务与国际及国家社团的领导及专家职务。
虽然担任了很多的社会职务,也有很多的演讲要参加,很忙碌,但是孙飞依然坚持每天潜心学习,浏览大量信息,更好地把握外面的世界。他说:“网络是我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方式,每天花在网上的时间都会在1～2个小时,我可以获取很多高端信息,在每一次演讲或是讲课前一天,我也都会上网查阅是否有关于演讲内容的最新动态和政策。”
在专家、总裁、董事长的身份之外,中国社科院及菲律宾比立勒国立大学、太历国立大学、美国美联大学博士生导师是他的又一身份。如今的孙飞已有8位博士生毕业了,他们或是政府官员或是企业家。他总是告诉学生要有宏观的思维、战略家的眼光、国际化的视野、实干的精神和实操的经验才能够成就一番大业。教学中,孙飞看重的不是教给学生某种观点,而是交给学生分析的方法,能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这才是重要的。在论文方面,孙飞的要求也是严格的:“我都是按人大的标准来要求学生的论文写作,通常开题报告我都会打回去好几次,我希望我带出的学生的论文要有原创性。不是简单拼凑就可以了。”
“现在的我都快成为空中飞人了,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忙碌,要是让我闲下来,反而觉得无所事事。当然,我会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孙飞的博客几乎是由他的助理和秘书来打理,很多是机构邀请他开的名人博客,或是已经开好只要他发表观点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很多事情是别人不能代替的,那就是金融研究,做课题,写著作。
现在步入中年的孙飞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现在和今后最想做的还是将理论和实践更好结合,将自己在金融学方面的观点运用到实际操作中,自己的公司也给予了他这样的实践平台。另外就是希望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提出更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更好地为金融业的优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孙飞博士简介
著名金融信托专家、经济学家、投资银行家、高级经济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中心主任、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财务策划标准联盟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理事、世界资本市场控股集团副董事长、美国万通投资银行控股集团副董事长、中国国际资本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昊朗体育控股集团执行董事、美国格林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华兴银汇资本董事长。
在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理论文章600多篇,40多篇论文获奖,并著有以《现代工商管理-中国MBA经典》、《信托治理优化论》、《金融风暴启示录》为代表的若干著作,主持了《国有企业重组基金研究》等多项大型课题研究,以及改制上市、并购重组、项目融资、财务顾问、信托创新等工作。
2003年入选《中国专家人名辞典》第12卷, 2004年4月入选《中华名家》,2004年8月入选《当代中华优秀儿女》,2004年9月入选《中华优秀人物大典》,2004年10月获中国城建与房地产科学发展“50位突出贡献人物”荣誉称号,2005年1月入选《世界名人录》,荣获2005年度“中国发展百人奖”、“学术创新奖”,全球华人博士十大经济人物,2008年1月当选“影响中国进程100位杰出企业家”,2009年1月当选“世界十大杰出华人投资银行家”,2009年8月荣获“世界经济十大华人杰出投资风云人物奖”,2010年1月被授予“关注公益事业爱心人士”荣誉称号。
主持或参与的大型课题:
1.国企重组基金可行性研究(部级)
2.国家科技攻关课题:西部大开发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部级)
3.企业集团组织布局与北京制造业发展(省部级)
4.国家攻关课题:西部区域创新体系研究(部级)
5.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区域金融研究(部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