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政策范文
时间：2023-03-08 14:10:38
新能源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能源安全战略 新能源政策 绿色能源
一、美国新能源政策的内容与措施
奥巴马上任伊始，就组建了以朱棣文为能源部长，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的能源变革的一只绿色管理团队，与小布什政府团队大有不同，并且成立由资深专家组成的"能源气候变化理事会"，这些都为美国新能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新能源政策的内容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宏观环境营造方面，逐步建立完整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新能源政策的实施和可观的群众认可度。
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警醒，促使美国加强了关于能源方面的立法，其先后出台了《能源政策节能法案1975》、《能源税法1978》、《能源政策法2005》、《食品、环境保护和能源法2008》及《美国能源法2010》等法案，这些逐步建立并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美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美国于2010年出台的《美国能源法2010》尤其从战略角度强调确保能源安全、经济转型和占领新一轮新能源技术革命的制高点。【1】
其次，在微观投入方面，毫不吝惜地加大对新能源的资金和科技投入，力图实现能源开发和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
在能源科学、基础设施改造、提高能源效率与能源技术研发方面，美国政府不惜投入重金，并且始终强调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投入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核电、洁净煤、高效节能技术、发展超导电网和智能电网等领域，以此来确保美国的能源安全。用一组鲜明的数据来验证一下，2009年奥巴马签署的《美国经济复兴与再投法案》中，16亿美元用于能源科学研究；计划至2025年，对新洁净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规模达到1900亿美元，其中包括对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投入900亿美元，碳捕捉和封存技术600亿美元，电动汽车和其他先进技术的的机动车200亿美元，以及基础性的科学研发200亿美元。以上数据足以显示美国政府对新能源开发的重金投入。
再次，在辅助措施方面，积极采取促进新能源发展的有效措施，以期减少传统能源消耗，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性。
颁布执行新的建筑、家用电器和工业节能标准。大规模投资改造联邦政府的办公楼、对全国各地的学校设施进行升级、并积极推进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推进数字智能型能源网建设；奖励创新型能源回收方法，促进工业节能。大量投资绿色能源--风能、新型沙漠太阳能阵列，核能等。对于能源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建立强制性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力求在205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减排达80%以上。【2】积极促进政府和私营企业对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等新能源技术的大力投资，来降低美国的石油消费量。对乡村的清洁能源产业提供一定的信贷支持。创建清洁技术风险资本基金，在未来五年每年投入100亿美元，来确保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走出实验室，实现商业化。制定技术转移计划，面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对气候发展友好的技术。以上只是我总结的部分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不仅能促进美国的能源安全与升级，而且彰显了美国希望重新在新能源与环保领域领导世界的雄心。
二、美国新能源政策的特点
美国能源安全战略始终与其地缘政治战略和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密切结合，而且在实施中，从不放弃对武力的使用，将对军事行动的运用作为美国能源战略的重要手段，整体而言美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历经国际政治经济和能源市场的考验，是综合制度化、机制化、法制化的较成熟完整的庞大系统，具有相对稳定性，延续性和可预见发展走向的特点。新能源政策是奥巴马政府在新时期提出的，符合美国整体能源安全战略的基调和走向，同时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
首先，新能源政策具有专业性。不仅奥巴马所任命的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而且整个为推行新能源政策所组成的团队成员大都拥有坚实的科学和技术背景，这些学者型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势必能更精准地把握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对于新能源政策的专业化引领意义重大，也体现着奥巴马专家治国的高程度的战略思维。
其次，新能源政策中处处体现着科技性。美国新能源政策的核心和灵魂就是技术研发，为此美国不惜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新能源政策的关键内容就是要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通过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的支撑，来成功推广新能源政策，并以新技术引领新兴的绿色能源革命，使新能源产业成为美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再次，美国新能源政策有强大的保障力量。遵循依法治国的传统，奥巴马在大力推行新能源政策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法律所给予的强有力保障，不仅以法律形式固定新能源政策，而且所颁布的法律内容条条细化，十分具体，操作性强，为新能源政策的执行和坚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四，新能源政策具有极高的战略眼光。奥巴马政府推行新能源政策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全球能源和气候问题，其战略目标涉及到新能源对美国国际竞争力的长远影响，为此新能源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且，新能源政策的内容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意欲维护其霸主地位的战略眼光，它将从中东到俄罗斯和南美的石油国家来了个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使其被迫放弃高油价，自动切换到比美国低得多的世界经济等级结构中，最终达到世界力量的重组，使世界能源格局，乃至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五，新能源政策重视创"新"性。美国之前的领导人和政府团队都是较为关注对传统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和促使传统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但是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政策核心内容是开发新能源，并配合以节能和提高能效，对新能源开发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对传统能源的重视程度，这是奥巴马新能源战略的创"新"之处，也为美国新能源政策奠定了主要基调。
第六，新能源政策极具"绿色"理念。正如奥巴马上台后所提出的引导一场"安全、绿色、经济"的"绿色工业革命"，新能源政策中"绿色"思维随处可见，首先，奥巴马的团队是一个绿色的团队，其中可称为第一个环保人物的布朗纳主管美国政府能源和环境事务，曾是美国环保署署长，而且奥巴马政府对于制定"后京都议定书"，重获美国在全球气候问题上的领导角色的思路，也使奥巴马本人被认为是一位绿色总统。与此同时，新能源政策中的关于碳排放的严格规定，与清洁技术研发的重视和投入无不显示出新能源政策的绿色理念。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能源大棋局》，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2】（美）奥德姆等著：《繁荣地走向衰退--人类在能源危机笼罩下的行为选择》，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新能源政策范文第2篇
9月17日，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出台《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明确依托城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的指导思想，继续依托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实际上，早在2010年5月，国家相关部门就出台了《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从理论上讲，新能源汽车既缓解了油价高涨带来的经济压力，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量，这些优势让新能源车备受赞誉。
然而在现实市场环境下，新能源车“高贵”的身价却使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度混合动力汽车，平均成本就比同类型汽油动力车贵30%至50%。另外，新能源车更换电池成本高，配套设施跟不上，车辆性能也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出台后，尽管补贴力度较大，但效果并不理想。
和上一轮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相比，此次《通知》的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新能源车型的补贴方式和标准的变化。
新政策明确指出，此次补贴对象为消费者，中央财政将补贴资金拨付给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消费者按销售价格扣减补贴后支付。对比此前中央补贴资金拨付给车辆销售地政府，再由政府拨给车企的形式，新政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此外，在补贴标准上，纯电动乘用车采用分级补贴形式，并新增了中型纯电动客车的补贴标准。例如今年购买纯电动乘用车，根据纯电续驶里程不同，补助额分为每辆3.5万元、5万元、6万元三类。调整后的政策将直接引导车企在延长续航里程方面做出努力。
而为了打破外地车企很难进入示范城市运营的尴尬局面，在新一轮的补贴政策中还首次提出了推广应用的车辆中外地品牌数量不得低于30%的要求。另外地方政府还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障碍限制采购外地品牌车辆。
在此前，充电桩数量较少一直是制约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广的一大障碍。在新一轮补贴方案中，中央财政将安排资金对示范城市的充电设施进行建设。新政策的出台将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的量产规模提高和实际应用，从而间接拉动上游锂电池产业的发展。此次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出台，必将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完美，任何政策的实施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正处于科研向产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虽然国家补贴政策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各车企不能永远依赖政策。
新能源政策范文第3篇
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下称“《规划》”），提出到2015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力争达到50万辆；到 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
50万辆的目标，早在2009年公布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就被提出，原计划到2011年实现，如今这个目标向后延迟了四年。
但四年之后，这一目标能否实现也存在很大疑问。国家“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专家组组长王秉刚向《财经》记者透露，“50万辆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只是‘争取’，可能不会像大家预测的那么准确。”
两年前，国务院办公厅曾过一份《规划》的征求意见稿。相比前稿，在业界人士看来，本次正式公布的《规划》有四个影响最为明显：
首先，《规划》大幅提高了电动车技术标准，旨在改变此前电动车项目遍地开花无一结果的局面，终止“”；
其次，《规划》把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定义为“新能源车”，把非插电的混合动力车定义为“节能车”，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分法，体现了政府产业超越与环保“两手抓”的决策思路；
第三，《规划》再次强调电动车是中国新能源车发展方向——这令在电动车领域投入较大的中国公司非常兴奋。考虑到电动车远远未被市场接受的现实，这部分厂商的销售目标很可能会主动转向公交市场，以争取政府订单为主；
最后，《规划》提出了较为苛刻的节能指标，这将在事实上促使混合动力车发展。该领域外资公司优势明显，但由于政策、市场的双重不确定性，这些公司可能继续选择观望或小规模试探。
终结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长城汽车公司以皮卡起家，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国产廉价SUV生厂商。五年间，它研发成功了七款新能源车，却没有一款上市销售。
长城汽车副总经理商玉贵告诉《财经》记者，公司对新能源车的投入从2008年就开始了，目前已投入十几亿元，这七款新能源车中有两款为混合动力车，其余为纯电动车，其中只有一款纯电动车在2011年入选了工信部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
“不是我们上不了目录，而是我们根本没去申请。”商玉贵说，长城一直没想过要将新能源车推出上市，因为市场一直不成熟。“但如果哪个企业没有新能源的打算，就会被认为没有时代脉搏。”
“时代脉搏”形成于三年前。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发展电动车的决心之大，不仅改变了中国车企的发展方向，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电动车热潮。
这份汽车产业规划提出，到2011年，中国以电动车、混合动力车、氢燃料电池车为主的新能源车将达到50万辆，占到乘用车销量的5％。2010年的新能源汽车规划征求意见稿则明确，政府对纯电动车的补贴额度提升到1000亿元。
从2010年开始，几乎所有跨国公司都开始在中国力推电动车，奔驰和奥迪把一年一度的“科技日”移师中国，并以电动车为主打。连一向以传统内燃机节能减排为首选的大众公司董事会主席文登恩也高调表态：“大众车型的心脏也将借助电力而跳动。”
汽车专栏作家李安定评价说，这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中国第一次‘引领’了全球汽车业的一个技术热潮”。
在中国，这个市场很快就变得足够活跃，甚至有些过分活跃了。
盖世汽车网总裁陈文凯说，纯电动车热潮引发了企业的投机行为。一个纯电动车项目的中央地方两级政府补助，至少可达500万元，这些项目补助甚至成了很多小汽车企业重要的现金来源。但是，申请了研发项目的公司很多，真正做出成品并推向市场的却寥寥无几。
2010年至今，在工信部公布的32期新能源新车目录中，共有417款新能源车进入目录。两年半时间，共有近千家中小型车企申报，按照规定，只有进入目录的车型才能上市销售。在这417款车里，目前公布销量数据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只有奇瑞QQ电动、一汽丰田普锐斯、比亚迪F3DM和E6。截至2011年，这四款车型的年均销量均不足3000辆。
“现在情况有点儿像，各地号称上了多少台车，其实真正出来的有多少？”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7月底对《财经》记者说。
这正是新版《规划》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规划》提出，到2015年，纯电动乘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最高车速不低于100公里/小时；2015年当年生产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6.9升/百公里，节能型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降至5.9升/百公里以下；同时，商用车新车燃料消耗量应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以速度和能耗衡量，这个标准较征求意见稿提升了50％以上。但要彻底终结“电动车”，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全行业对政府、政策过度依赖的生态。
外资面临高门槛
按照《规划》，财政部门将对公共服务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给予补贴，鼓励消费者购买使用节能汽车；发挥政府采购的导向作用，逐步扩大公共机构采购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规模。
对外资车企来说，要获得政府补贴需要跨越两个门槛：与国内车企合资量产新能源车、向合资厂转移相当比例的技术。
王秉刚告诉《财经》记者，因为起步早，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形势比在传统汽车领域好。本次政府资金支持主要分三块：一是重点创新工程的研发环节；二是在25个试点城市的推广费用和车辆购买的补贴费用；三是充电站、废旧电池回收处理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
新能源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能源；产业政策；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新能源概念与范围
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人们开始意识到能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遏制作用，以及化石能源使用带来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对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担忧迫使人们开始关注替代能源的发展。新能源一词是1981年8月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上提出的，会议对新能源进行了界定，即“新的可更新的能源资源。它可以通过新技术和新材料加以开发利用，而且消耗后可得到恢复和补充，不产生或很少产生污染，对环境无多大损害，有利于生态良性循环”。
目前，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范围基本一致，较有争议的是核电和大型水电的归属问题。有些研究认为，由于水电技术已较完善，而且大型水电对生态环境影响范围广，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核能中，核裂变技术已被人类大量应用，而且核废料及发电过程的环保任务艰巨，不应属于新能源。总结现有研究文献，已形成共识的新能源范围包括可再生能源（大型水电除外）和尚处于研究阶段的核聚变。
二、国外研究
国外学者对新能源领域的研究较早，目前涉及新能源产业政策的文献也较多。为体现不同发展时期产业政策的对应性，以下按新能源产业链延伸顺序进行政策综述。
（一）对新能源研发阶段政策的研究
Hillring（1998）认为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技术至关重要，而政府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通过支持研发、鼓励信息传播、制定有效的行政政策和经济刺激等措施，促进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Graham等（2003）提出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政府应加大对技术、设备研发和信息交流等环节的财政投入和补贴。
Martine等（2006）用市场模拟的方法对欧盟的新能源技术进行了考察，认为政府投入将有助于风能与生物质能快速发展，并通过预测模型得出，政府在技术领域的投入将使每单位新能源电力（RES-E）的价格将下降1～8美分/度。Taichen Chien等（2006）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了可再生能源使用对技术效率提高的作用。
他们认为，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会增进经济体的技术效率，相反，增加常规能源的使用会降低技术效率，而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政府政策的促进作用至关重要。从研发阶段的文献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技术的突破是新能源能否得到快速发展的关键，而且，研发阶段是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的领域。
（二）对新能源生产阶段政策的研究
Lawrence和Stanton（1995）对新能源的外部性进行研究，认为新能源的政策应以公共利益为核心，通过减免除税费征收和适当补偿使新能源的生产成本能分摊到所有能源产品中。Wiser（1998）指出由于在制定政策时没有考虑到产业具体的融资过程和产业政策的不稳定性，使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融资受产业政策的影响很大，政府可以采取财政保障等措施以减小产业投资风险。
Rave（1999）认为金融机构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还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建议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投资。而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和相关的环境政策可以引导各类投资市场的形成。Catherine等（2004）对降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生产成本进行了研究，提出通过价格竞标来争取发电合同的政策，不仅可以获得必要的投资启动资金，还能促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并逐步降低生产成本和电价。
Reiche和BeChberger（2004）总结了欧盟若干国家成功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应用的条件：对投资者的长期规划保证，对不同绿色电力技术的回报，在电力供应系统（电网延伸，良好的接入条件等）领域的巨大努力以减少当地对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的抵制等。
（三）对新能源市场化阶段政策的研究
新能源市场化阶段的政策研究涉及收益分配、产品定价、消费补贴等多方面。Cheri等（1997）对促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的一个有效措施――系统效益收费（SBC）的分配途径进行了研究。Suani（1999）分析了生物质能利用中存在的障碍，认为促进生物质能发展最根本的政策是将外部性引入到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Soubbotina等（2000）提出丹麦风电发展速度变慢的原因之一是对于未来财政激励机制的不确定性的顾虑。Berry（2001）对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欧盟成员国经验进行总结，探讨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实施模式和具体措施。
Niels和Anne（2003）认为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实行经费补贴政策，如风电机安装，以实现其设备容量和总产出率的有效放大，可以减少其市场化的价格阻力。Langiness等（2003）介绍了美国各州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特点，并针对风电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实现进行了评价。Morthorst等（2003）对美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绿色证书制度的实施细则进行探讨。Ryan等（2006）研究了政策设计中需要考虑的若干因素，包括总体原则和各种设计选择，认为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应保持长久性和动态性，随时间逐渐增减并加强责任落实和有效监督。
（四）对新能源政策效果的研究
Daryll（2000）研究了政策的实施对生物质能产业的影响，并运用POLYSYS模型研究农业与其它因素相互作用后对生物质能产业以及当地经济的影响。Nwaobi（2004）以尼日利亚为例，建立了一个分析减排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Weidou等（2004）对中国现有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现有政策无法保持中国社会和能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Lewis（2006）研究了国家和地方政策对全球风轮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回顾不同国家在国产化大型风轮机制造业发展中所走过的道路的基础上，研究了建立风电产业之后的推动机制，表明将稳定的风电市场支持政策与国家风电专项激励政策相结合，便有可能在当地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电产业。Vera等（2007）认为要达到社会、经济、环境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国家能源指数体系，更好地帮助统计学家、政策制定者分析3E（能源、经济和环境）的有关问题。
Pablo del Rio，Unruh G（2007）分析了西班牙风能和太阳能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提出国家应该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三、国内研究
我国学者有关新能源领域的研究较早，但“新能源”一词使用频率较少，“可再生能源”出现较多。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
（一）介绍国外新能源产业政策
随着我国开发新能源进程的加快，有关新能源领域的政策研究开始增多，起初单纯介绍国外新能源政策的文献占很大比例。戴炳然（1981）对欧共体的新能源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丹东（1981）的《日本怎样寻求新能源》一文，介绍了日本政府的“阳光计划”以及“新能源综合开发机构”的情况。
曹文伯（1983）发表了国外开发利用新能源的一个途径――发展甜高粱生产，较早地介绍了国外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情况。过启渊（1985）介绍了当时美国新能源开发战略，认为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全部能源消费量三分之二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美国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因而美国不但加快了国内能源资源的勘探与开发，而且开始重视新能源的开发。
周文超（1987）介绍了美国新能源工业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当时新能源工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兴产业；并对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成立及新能源技术进行了介绍。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增多引起的温室效应和酸雨，使得欧洲国家对新能源的开发日益重视。
李水清（1994）介绍了英国发展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政策与战略。张正敏等（1999）介绍了国外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经验及措施。吴中华（2000）介绍了日本在彻底推行节能的条件下，推广新能源的政策措施。
2000年德国通过了一项新能源法，在较短的时间内，相关政策对降低太阳能光电并网发电的成本起到明显的作用，孙颖等（2003）发表了《德国新能源经济法及其对该国电力市场改革的影响》，对德国为鼓励新能源发展而实施的新能源法进行了评价。盛立中对2005年美国总统签署的能源政策法案进行分析，此法案已成为正式法律，明确了美国能源 “节能和洁能”的主攻方向。王培（2008）介绍了美国、法国、荷兰等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进行大量的补贴政策。
（二）我国对新能源产业政策的研究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问题显现，我国针对新能源的研究开始出现，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20世纪80～90年代。20世纪末我国学者对新能源的研究成果大多限于新能源的概述层面，深入分析的文献较少。乐如良（1985）对新能源发展的必要性及新能源设备发展趋势进行了阐述。有些文献涉及对新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研究，例如，石定寰（1989）呼吁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并强调要加强国际合作。90年代以后，关于新能源的研究开始增多。
朱世伟（1990）的《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在对我国发展新能源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当时我国发展新能源战略的框架。尹炼（1993）认为我国是基本以煤为单一能源结构的耗能大国，必须从战略转移的角度来看待21世纪新能源的前景和意义，并应及早做出相应的决策部署。
陈文七（1997）对我国新能源的投资市场做了分析。90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的兴起对新能源领域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将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文献开始出现，例如，余善庆（1999）从我国能源资源现实情况出发，认为开发新能源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略的需要。对新能源地区性发展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李昌善（1986）对内蒙古生物质能的利用提出了建议。王翊等（1986）对沿海地区新能源开发进行了研究。
王忠宏（1995）分析了甘肃省南部地区无油、缺煤、少电的劣势，提出应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加大新能源开发利用。陆得彬（1996）以浙江省新能源发展为例，认为国家应该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新能源的发展。
2．21世纪以来。21世纪的十年是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研究比较集中的阶段。第一，将新能源政策研究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任德新（2001）分析了美国的新能源政策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政策领域的建议。樊杰等（2002）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特点和实现过程进行了分析。唐恒等（2003）对我国新能源领域专利技术的情况及发展对策进行了研究。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课题组了《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了《我国能源供求中长期发展趋势及可持续发展战略》。
2005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十一五”能源发展思路和战略重点》中，新能源日益得到重视。2006年中国科学院能源战略研究组出版了《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题研究》，报告对我国新能源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新能源发展战略和建议。在资源和环境制约日益增强的形势下，我国现有能源价格、投资、财政、税收和环境收费等许多政策领域需要调整或改革。许多研究机构已经开始了有关能源税的研究。
2006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对我国能源税、机动车燃油税、碳税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正向推动”和“逆向限制”结合“交叉补贴”的财税政策框架，即通过对化石能源加大税收和清洁能源给予税收优惠的方式，抑制化石能源使用和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研究认为碳税等实施可能促进国内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课题组也对能源税收政策进行了研究，2007年针对我国能源税收体系缺陷提出了税收政策改革的一些建议。
第二，对具体的新能源产业进行了深入研究，随着对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视，我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兴起。唐振华等（2005）针对我国能源供应的紧张和化石能源储量的不足的现实，提出发展新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建议。牛微等（2005）分析了我国在太阳能、水能等领域发电技术现状及发展情况，苏明（2007）对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等领域的财税政策做了深入研究。最近几年，对新能源汽车和光伏电池领域的研究开始增多。
欧阳明高（2006）认为我国的资源和能源状况适合发展新能源交通动力系统，并提出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策和建议。李金津（2008）认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和汽车消费国，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对夺回市场主动权，同时对保证国家安全、降低能源风险具有特殊意义。
万钢（2008）对当前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方海洲等（2009）认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正面临诸多困难，税收优惠政策是当前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强有力工具。我国在光伏领域发展较早，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相关研究明显增多。陈庆春（2009）认为太阳能在中国的高普及率和高替代潜力，尤其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新能源战略更具现实意义。吕天文（2009）在对新能源产业的研究中，分析了光伏产业的有关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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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政策范文第5篇
中国新一轮新能源汽车政策与规划正在密集出台。但是，本应该成为市场促进剂的政策却一度遭到了市场的冷遇。
比如，每年预定的补贴私人消费者的财政资金孤寂地呆在国库中诉说着无言的烦恼。2011年8000多辆的新能源汽车产销水平，与2009年《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规定的50万辆以上的产销目标相去甚远。再如，25个“十城千辆”工程试点城市中，完成率超过50%的城市只有10个。
与此同时，汽车企业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如火如荼：一次次和地方城市的新能源汽车联合示范项目的启动，一次次宣布新能源汽车产品出现重大突破……
但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共有75家汽车生产企业的361个车型列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2011年，列入推荐目录的车型共生产12784辆。平均每一车型只生产了35辆，每家企业只生产了170辆。
政策错了？市场错了？应该说，两者都没有错，只是将诸多政策与市场搅和到一起就会出现问题。
中国对新能源汽车有管理职能的涉及到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虽有合作，但有时也难免出现政策的不协调。
比如，在国务院的工业转型升级“十二五”规划中，对于新能源汽车有这样的规定：到2015年，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达到50万辆。而科技部的《电动汽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中，则提出了纯电驱动汽车销量达到同类车型总销量1%左右的市场目标。
按照目前1800万辆的汽车年产销水平，科技部的目标很有可能要大于国务院的工业升级转型“十二五”规划中的新能源汽车目标。纯电动车只是新能源汽车的一部分，如果部分市场大于整体市场，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既然目标与政策有冲突，那么在未来的政策落实中又以哪个目标为准呢？
还有一个问题：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是科技部推动的重要工作之一，或者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工作。但是科技部今天单独推出一个电动车发展的“十二五”规划，是否意味着科技部更加倾向于发展电动车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重中之重，甚至全部？
对于混合动力汽车，各界也有很大的争议。到底混合动力汽车是否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必经之路，有着非常大的争论。这种争论无疑让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出现了挫折。
从逻辑上看，由于混合动力汽车依靠的是燃油以及自我发电技术，因此，混合动力被归于节能汽车是在情理之中。但是由于混合动力汽车大量使用电池，从而为纯电动车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很好的技术铺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混合动力又是新能源汽车发展路线的必经之途。一家本土汽车企业的高管曾经对媒体公开抱怨：政策对于混合动力汽车的忽视，造成了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的缓慢。
新能源政策范文第6篇
1.1美国新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
（1）进行能源开发技术创新，利用新技术开发传统化石能源，提高传统能源的开发效率并降低开发成本，促进传统化石能源供给增加和价格下降。
（2）开发新能源，借助技术突破开发以再生能源为主的新能源，用新能源部分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实现能源来源的多样性，确保在新能源革命中的领先地位，为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中胜出奠定基础。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促进新能源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并通过政策引导，形成高绩效的新能源政策体系。
1.2美国新能源政策体系的内容
（1）以能源独立为中心，维护经济发展利益，提升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能源独立是维护经济安全的手段，避免能源过度依赖他国，损害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和安全，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强调：“将能源安全置于外贸和外交政策的首要位置”，因此，围绕新能源的贸易利益博弈，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经济发展利益，防止国际经济竞争力削弱。1973年的石油危机造成传统化石能源价格上涨，技术制约使传统化石能源增产抑制价格上涨难度比较大，成本压力迫使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部分制造业，从1974年到2012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余额达到6964.24亿美元，与此同时货物贸易逆差逐年增长，1974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55.05亿美元，到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8301.09亿美元。美国认为开发和利用新能源，能降低能源成本促进制造业企业回流并减少海外石油进口，增强经济独立性并减少贸易逆差，提升美国国际经济竞争力。新能源政策发轫于尼克松政府的“能源独立”理念，目标在于降低海外能源依存度，巩固和保障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霸权；1991年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能源战略》，把保障能源安全作为维护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的重心，放在拓展和建设世界能源市场上；2006年的《20062010年创新战略计划》针对新能源发展，提出要在节能提效、增加国产供给、能源多样化、加强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创新[2]。2008年奥巴马政府明确，新能源是引领美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引擎，要承担重建经济竞争力的使命。美国新能源政策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明确新能源政策的目标是维护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具体方法是利用技术创新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借助能源安全保障和成本下降避免经济的脆弱性。
（2）以拓展市场需求为中心，利用需求的增长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动力。美国新能源政策注重利用市场力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通过提高强制性能耗标准，扩大新能源产品的市场需求，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美国交通工具消耗了72%的汽油和化石能源，强制能耗标准的提高促进了新能源汽车发展，增加了新能源的消费需求，为新能源发展提供市场支撑。一是持续不断提高汽车能耗标准。2007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规定，到2020年车辆能耗从每加仑25英里提升到35英里，奥巴马政府提出2016年汽车燃油经济性要确保35.5英里/加仑。强制规定汽车新能源燃料比例，2007年提出2022年汽车燃料的22%来自可再生新能源，形成政策引导性消费。二是制定新能源汽车发展计划，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克林顿政府的“新一代汽车伙伴计划”、小布什政府的“自动汽车协议”和“高科技车辆制造激励计划”、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汽车计划”，目标都是要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使新能源产业发展有稳定的市场支持。三是利用政策引导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奥巴马政府推出价值7500亿美元的“汽车折价退款机制”税收抵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使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从2011年的1.78万辆增加到2013年的9.4万辆。美国新能源政策从培育消费市场出发，契合美国能源消费结构，结合政策引导促进新能源消费市场的扩大，利用市场需求刺激新能源产业发展，使新能源产业发展建立在市场需求之上，其政策的目的不是替代市场做选择，而是引导市场的发展。
（3）依靠技术创新和进步增加新能源供给种类，利用产业规模扩张降低新能源价格，形成稳定的新能源供给市场。美国增加新能源供给有两大手段，一是利用技术创新开发化石能源，增加新型清洁化石能源供给，主要体现在页岩气产业的发展，二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利用新技术开发包括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以及生物质能源，增加新能源供给的种类，通过产业规模降低成本并带动价格的下降。美国在1934年开始尝试开发页岩气，19781992年突破了页岩气开发的资源鉴定、压裂、水管理等技术，1997年米歇尔能源公司的清水压裂技术成功，技术创新迅速转化为产业并实现“页岩气革命”，页岩气产量从2006年的311亿立方米迅速提升到2010年的2011亿立方米，年均增长率达到45%，并带动美国天然气价格的下降，2012年美国天然气价格比2008年下降了80%以上，仅相当于人民币0.4元/立方米，2013年天然气价格大约为欧洲的1/3、日本的1/4[3]。页岩气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能源供给格局，美国由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图1）。增加供给种类也是美国新能源发展的方向，光伏太阳能是重点，贝尔实验室诞生了美国最早的太阳能光伏产品，石油危机后美国制定“光伏十年计划”(19741983年），随后美国能源部制定“光伏研究五年计划”（19871991年）突破多晶硅材料和太阳能电池技术，奥巴马政府支持举办全美高校新能源创业大赛，支持太阳能发电技术的应用，并将新能源创新中心从2010年的3个增加到2012年的6个，鼓励太阳能产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在政策支持下，美国太阳能发电成本快速下降，2013年的成本只有1977年的1%，成本下降到0.11美元/千瓦时，而更具有雄心的“SunShot计划”提出，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成本要下降到0.06美元/千瓦时，到2030年要降到0.038美元/千瓦时以下，根据波士顿信贷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太阳能发电成本持续降低，到2025年太阳能发电将占美国发电量的12%。总之，清洁化石能源和多种新能源出现，增强新能源的市场供给能力，扩大市场份额使新能源产业获得规模收益，并强化对传统化石能源的市场竞争力，在实现能源结构转化的同时，也促进能源价格的下降。美国新能源政策体系建立于石油危机时期，经历多届政府的补充和完善，在奥巴马政府的强化下，形成独具特色的政策体系。美国新能源政策体系最大特点是利用市场力量，从激活消费需求入手来进行推动，促进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和进步，结合美国能源消费特征和世界能源供给选择突破口。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重视宏观政策引导，结合市场功能放大政策效果，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政策支撑体系，覆盖了新能源的技术研发、生产促进、消费鼓励等环节。新能源政策制定注重前瞻性和超前性，并能承担时间成本，呈现政策规划起步早、内容全面细致、措施具体易行、目标明确清楚、重视跨期盈利等特征，借助产业发展收益降低政策成本，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新能源产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美国新能源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是积累了大量与新能源有关的技术专利。2009年的新能源技术专利申请量比2008年多200项，2010年比2009年增长了67%，达到1881项，2011年达到2331项，而在2012年前三个季度已达到2278项。页岩气开采技术突破在2000年前后，目前太阳能技术进步迅速，与太阳能有关的技术专利申请，2009年比2008年增加了60%，2010年比2009年增加了134%，2011年又增加了50%，可以预期未来太阳能产业将迎来高速增长期。二是增强了美国的能源独立性。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页岩气产量增加使美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到2030年将下降到6%，石油进口从2000年的5.1亿吨下降到2013年的2.55亿吨，对外依存度从63.7%下降到50.5%（图2）。三是能源贸易逆差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能源贸易逆差峰值时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52%和经常项目逆差的85%，2012年能源贸易逆差占货物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下降到40%和61%。新能源发展投入了大量资金，是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重点，美国定会利用新能源产业的比较优势，借助国际贸易和投资渠道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通过贸易利益的获取来降低新能源政策成本并提高其收益。
2新能源贸易与美国利益的获取
国际贸易利益（TheGainsfromtrade），按照《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的解释，是“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收益和损失有关的问题”[4]，即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对国民经济福利的影响，体现为国际竞争力和要素收入在贸易前后的变化。国际贸易利益来源于产业竞争优势，核心是要素质量和禀赋结构，需要指出的是，要素种类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技术创新能力和贸易规则影响力也是要素重要组成部分。能源贸易的最大特点是自然资源、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影响贸易流向，贸易规则控制力影响贸易利益的分配。与能源有关的自然资源分布具有天然属性，但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和生成与政策引导有关，贸易规则控制力与历史制度累积相连。
2.1中美两国贸易利益获取方式比较中美贸易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济联系之一，其最大的特征是贸易结构变化迅速、贸易规模巨大、贸易利益摩擦频繁且与国际投资交织。中国通过发挥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借助加工贸易释放，获得技术积累和贸易顺差，要素禀赋结构迅速改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形成；美国运用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优势利用完善的市场机制，依靠领先的产业竞争力，并结合对贸易规则的控制，通过产品结合贸易规则来获得国际利益。中美两国贸易利益获取方式存在差异，美国利用要素质量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借助国际贸易制度获得利益，体现为要素收益率比较高；中国要素质量不高但量大，借助要素成本依靠产品价格竞争优势，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体现为要素总收入量大。能源产品并不是中美两国主要的贸易标的物，但能源贸易能影响一个国家生产成本和国际竞争力，围绕能源贸易的利益博弈成为近年来中美贸易新热点。美国试图利用新能源实现“再工业化”并促进经济复兴，遏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希望新能源的发展有助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减少环境污染，把新能源产业培育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双方贸易利益诉求的差异和市场地位的不对等，美国把新能源贸易作为贸易利益获取的新来源，并发动一系列贸易摩擦，试图从中美贸易中获取更多的好处。
2.2美国从中美新能源贸易中获得利益的途径
（1）利用气候变化问题向中国施压，为美国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开拓市场，通过市场扩张获得贸易利益。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占据道义高地，还能实现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增加美国贸易利益的获取，因此，奥巴马比前任美国政府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通过主导节能减排的制度性安排，刺激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增加新能源技术与产品的需求，将美国多年积累的技术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2010年美国国务院声明：“奥巴马政府致力于领导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并以“负责任大国”强制要求中国节能减排，拒绝中国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以停滞全球减排进展“对中国实行捆绑来对抗欧洲的压力”[5]，迫使中国接受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节能减排。2009年宣布，到2020年中国新能源消费比例将提升到15%，2014年又宣布，到2030年中国新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例将达到20%左右。2013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37.6亿吨标准煤，而新能源占比仅为9.8%[6]，因此要提高5.2%和10.2%才能实现2020年和2030年目标。仅就实现2030年目标而言，我国的新能源使用增速就不能低于0.74%。经济发展模式粗放和节能技术积累不足，为美国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出口中国提供契机，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制减排和“碳关税”政策，又扩大了中国对美国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挤压了中国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市场空间。美国利用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2009年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规定，中国不能在2020年以前对高碳产品实施减排，届时美国将对中国高碳产品进口征收“碳关税”，胁迫中国进一步向美国开放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市场。根据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20年中国新能源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是美国2015年前实现“对外贸易倍增”计划的着力点。
（2）借助与新能源有关的专利技术输出中国，通过知识产权获得贸易利益。根据世界银行低碳发展报告显示，降低电力、交通、建筑、钢铁、化学等工业领域能耗的60多项关键技术中，有70%不为中国所掌握，引进和使用这些新能源技术需要支付巨额的知识产权费用。美国以技术合作为手段，影响中国的判断和选择，为技术专利的输出鸣锣开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美两国签署了包括《中美环保科技合作协议》、《中美化石能技术开发和利用合作协议》、《中美能源与环境合作倡议书》、《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在内的系列新能源技术合作协议，为美国的技术输出和索要高额知识产权费用创造条件。美国利用页岩气技术优势，以“中国储量”为诱饵，增加技术服务对华出口。美国能源署评估，中国页岩气储量为1275万亿立方英尺，技术可开采量位居全区前茅，但技术瓶颈使我国不得不使用美国技术服务。根据《页岩气十二五规划》，资源调查是我国页岩气开采工作中心，而在《中美关于在页岩气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中美两国在资源勘探和技术研发方面进行合作，由此，美国相关评估标准和技术专利使用将为美国带来丰厚的收益。业内人士预测，到2020年美国政府来自非传统油气行业的专利技术使用费收入将超过1100亿美元，中国将是最大的潜在市场。中美两国在页岩气开采技术上的差距非常明显，美国已经完成对核心技术的专利和标准控制，美国通过知识产权侵蚀中国产业发展利益，在这方面，我国的DVD产业有过深刻的教训。
（3）利用贸易摩擦制约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挤占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获得市场替代的贸易利益。近些年来，利用市场机制和科技金融结合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7]，我国在太阳能和风电等新能源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对美国相关企业形成严峻挑战。2010年我国生产了全球50%太阳能电池产品，出口9GW创汇202亿美元，其中出口美国56.3亿美元，《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太阳能产业发展步伐已经超过美国。为了帮助美国企业抢占市场，利用中国太阳能产品对美国市场非对称性依赖，2010年10月15日美国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发动“301条款调查”；2012年5月18日，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双反”调查，认定中国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对我国出口光伏产品征收31.14%∼249.96%不等的反倾销税；2014年1月23日，再次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的合并调查；2015年又对中国产品征收26.71%∼165.04%的反倾销税和27.64%∼49.79%的反补贴税。贸易摩擦恶化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环境，2012年美国的“双反”调查是中国新能源产品在海外遭受第一次贸易摩擦[8]，随后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跟进，新能源产品成为我国出口产品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次数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系列贸易救济案。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快速丧失，2012年光伏产品对美出口下降30.5%，价值仅为38.74亿美元，2013年下降到16.76亿美元，光伏产品出口总值从2011年的358亿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122.89亿美元。美国对国际市场的中国新能源产品打压，造成我国企业经营困难，2013年中国光伏龙头企业无锡尚德宣布破产，剩下的光伏企业多数经营困难。同时，美国趁机抢占市场，提升企业经营业绩，SOLARBUZZ公司的报告显示，2014年美国太阳能产品价值近200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年年均增长将超过30%。市场扩张刺激美国新能源投资年均增长8%，RECSolar计划在2015年投资5000万美元扩展产能，新建两条300MW的生产能力，美国获得企业规模扩展带来的贸易利益[9]。
（4）利用新能源技术改变市场地位，获得规则控制带来的贸易利益。新能源改变了美国在国际能源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国际能源署预测美国将在2020年前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2030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而2011年以前美国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现在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国际能源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传统化石能源主要供应者是OPEC、俄罗斯、西非，中美作为能源需求方有共同的贸易利益，美国成为能源供应者后，中美两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贸易利益获取将发生改变，对国际能源格局和价格施加影响，成为美国获取贸易利益的重要手段。长期国际石油贸易使用美元定价，是“石油的单一使用美元计价”产物，也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天然气贸易迄今尚未形成单一货币定价的全球统一市场，“页岩气革命”强化了美国对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影响力，为美元统一全球天然气市场定价提供了机遇，美元主导全球能源定价将会进一步加强美元霸权[10]，经济实力与美元地位的失衡将会持续，对日益国际化的人民币形成压力，控制与贸易有关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美国贸易利益的重要来源。全球能源贸易长期独立于GATT和WTO主导的全球贸易体制之外，国际能源贸易市场地位加强，为美国将能源贸易纳入WTO框架提供机会，而美国对全球贸易体制的控制由于能源贸易的纳入而增加收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国际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市场地位的改变使中国在保障能源安全时不得不忍受部分经济利益的流失，新能源贸易强化美国对能源市场和贸易规则的影响，加大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难度，为美国利用规则获得贸易利益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3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美国利用新能源贸易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大量贸易利益，其贸易利益获取带来的启示包括：第一，贸易利益的获取要尊重市场规律。美国利用新能源政策促进新能源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关键在于利用市场经济规律，从市场需求端入手做足文章，在国内外拓展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市场。没有市场需求的产业不可能获得贸易利益，因此，贸易利益来源于市场需求，其获取必须尊重市场规律。第二，贸易利益获取的基础是要素质量。产业核心要素质量的高低决定产品市场竞争力，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是影响贸易利益获取的关键，并决定该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式，美国拥有新能源产业发展所需的两种高质量核心要素，即突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丰富页岩气储量，能通过新能源技术和产品释放产业竞争力获取贸易利益。第三，贸易利益获取方式要多样化。与中国单独依靠产品出口获取贸易利益不同，美国针对不同的贸易伙伴，实行知识产权和商品贸易两种方式交叉使用，避免方式单一带来的贸易利益获取边际效用递减，多样化的贸易利益获取方式能充分发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价值。第四，贸易利益获取要系统化。美国获取新能源贸易利益，充分利用舆论道义、市场需求和贸易规则的力量，并结合累积的金融霸权和国际贸易制度，形成内外联动的贸易利益获取与维护机制，贸易利益的来源具有多元性特征，非系统性的做法只能部分获取贸易利益。第五，贸易利益获取要跨期均衡。贸易利益的获取要注重长期均衡和对经济发展方式的促进，美国新能源产业培育支付了短期成本，但获得了能源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升级的收益。应该说美国新能源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改变了基于传统化石能源带来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利用新能源发展带来的机会，不但改变了能源结构还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在以新能源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和与新能源有关的贸易利益获取带来有益的借鉴。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步晚，在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系列促进政策作用下进步迅速，成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太阳能光电产业和风能设备产业的世界市场上占有率领先。但受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惯性的影响，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具有极强加工出口贸易特征，体现在利用引进国外先进的核心零部件结合我国的加工、组装，形成成套设备出口欧美发达国家。但国内新能源开发不足造成设备需求有限，2009年我国太阳能光电产业产值占全球30%，但新能源包括太阳能在内仅占我国发电总量的0.5%。我国新能源设备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需求，造成新能源产业对外贸易摩擦不断和利益流失，国内新能源开发不足造成高污染高能耗，面临碳关税和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传统的新能源发展促进政策存在不足，政策过于集中对新能源设备的生产制造补贴，而对新能源利用缺乏支持，对技术研发投入不足，造成新能源产业缺乏国内市场支撑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的被动局面，贸易利益获取仅局限于出口产品获得规模收益，而在知识产权收益和贸易规则影响方面的收益几乎为零，贸易利益的获取呈现出片段化和零散化，无法形成系统性的贸易利益获取方式。
不过，我国的新能源产业还是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的，贸易利益获取有限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创新发展思路能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贸易利益的获取。
其一，发展新能源产业要尊重经济规律。贸易利益的获取最终要服务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新能源政策是对“市场失灵”的克服，只有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发展新能源贸易的根本目的是获取贸易利益，不是单纯为了出口而出口，要提升政策的贸易利益获取功能。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贸易顺差被视为贸易利益获取的来源，片面的贸易利益观导致注重出口而忽视国内市场开发，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提升作用有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我国进口核心零部件出口成套新能源产品设备，被锁定为出口加工平台和价值增值地，形成贸易顺差在中国而贸易利益在外国的局面，恶化了我国的贸易环境。因此，创新新能源出口促进政策，核心在于提高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贸易利益的获取能力，不能简单依靠出口量的扩张。
其二，市场需求是获取贸易利益的关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需求决定产出，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获取贸易利益的基础是市场需求，因此，拓展有效的市场需求是获取贸易利益的关键。按照2013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激活国内市场对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政策引导着力点应倾斜到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应用，发挥国内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结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形成有效需求的规模，利用规模经济来增加贸易利益的获取。在巩固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占有的基础上，结合全球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需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能源结构，开发适应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技术和产品，形成新的市场需求。要改变国外市场过分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的不利局面，借助市场多元化分散风险，形成稳定持续扩大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贸易利益的获取。
其三，贸易利益获取方式要多样化。新能源贸易利益获取，既可以通过产品出口方式获取，也可以通过技术专利输出的方式获得，还能结合国际投资的途径取得。改变我国获取新能源贸易利益过于注重新能源设备出口的不利局面，利用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人力资本优势，开发并形成与新能源有关的技术专利，借助知识产权贸易获得贸易利益。结合我国当前推进的“一路一带”计划，将新能源贸易利益获取与我国企业走出去相结合，借助国际投资带动新能源产品的出口，针对中亚和非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把我国新能源产业优势与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优势结合，投资建设光伏发电站和风力发电站，借助新能源的开发来获得投资收益，通过投资收益来回收贸易利益，避免单纯产品出口带来的市场摩擦，实现贸易双方真正的互利共赢。
其四，贸易利益获取的系统工程。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贸易利益争夺，结合我国新能源的发展，要注重新能源政策的整体化，完善“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出台、机制体制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的机制，结合国际市场形成包括技术研发、市场开拓、规则控制、利益获取与维护在内的系统性安排。根据我国新能源产业现状，合理利用现有国际经济体制进行贸易利益博弈，运用我国新能源技术进口大国的市场地位，借助合理的反垄断进行知识产权定价博弈，结合能源进口大国地位对国际能源格局和价格施加影响，把握人民币国际化机遇推行能源贸易的人民币定价，削弱美国的金融霸权对我国能源贸易利益的侵蚀，迫使美国在新能源贸易利益博弈中让步。利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节能减排的压力，联合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落实对发展中国家新能源发展援助，减少现存国际经济制度对我国贸易利益获取的不利影响，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利益。
新能源政策范文第7篇
有关部门还开展了节能汽车推广活动,将发动机排量在1.6升及以下、综合工况油耗比现行标准低20%左右的汽油、柴油乘用车(含混合动力和双燃料汽车)纳入“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消费者购买这类汽车,将获得中央财政按每辆3000元标准给予的一次性定额补贴,其补贴办法也是由生产企业在销售时直接兑付给消费者。
此前,政府对公务采购的混合动力车最低补贴4000元,最高补贴5万元,纯电动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补贴6万元,燃料电池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的补贴最高为25万元。
对于直接补贴到生产环节的方式,业内有较大争议。之所以要将补贴直接发到生产企业手中,是因为2009年推行的“以旧换新”政策收效甚微,其原因之一是手续繁琐,有的地方完成申请补贴的手续,就需要到各相关单位盖16个章。由生产企业在销售时直接兑现给消费者,可以简化消费者购买过程中的繁琐手续,有利于激励生产企业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投产、推广等。但是有的评论指出,并不是所有生产企业都有这样高的责任心。在新能源汽车补贴细则出台前,许多生产企业都高调宣布自已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展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车型,但是却没有将其产业化并投放市场,就是为了“等”、“靠”、“要”政策。也有的报道说,前段时间,曾经出现国内某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在深圳、东莞等地加价出售,而且加价达到了五六万元之多,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家的补贴水平。许多人认为这样一来,在政策执行过程很难做到透明化,消费者难以真正体会到补贴政策的存在。
2009年对汽车市场刺激作用最大的一项政策就是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半,消费者购车之后,在纳税环节明明白白地得到实惠,收到了惊人的效果,在全球车市低迷的情况下,2009年的中国汽车市场增长50%。而减税的操作也十分简单,不需要经过繁琐的审批手续。
有的企业认为,由于电动车的电池技术仍不成熟,所以在推广新能源汽车的过程中可能涉及组建电池租赁公司等问题,补贴方式最终直接补贴到了生产环节,是希望生产企业能够积极探索产业化的模式。据国外人士介绍,利用相关政策鼓励来推动新能源发展在国际上目前也处于初期阶段,现在还难以判断究竟哪种方式更好。
采用直接补贴到生产环节方式,其实含有政府另一项政策目标,就是鼓励自主品牌。这个补贴办法将混合动力纳入节能汽车,补助3000元,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发展新能源汽车问题上,国内“电动汽车产业联盟”明确了渐进路线:即由混合动力过渡到纯电动,因此当前应全面推广混合动力技术,加快混合动力汽车产业化,以促进电池技术的突破与发展。混合动力车采用传统燃料,同时配以电动机或发动机来改善低速动力输出和燃油消耗,其优点在于两种动力系统优势互补,在油耗低、污染少的最优工况下工作,行程与普通汽车相似。推广电动车显然更需要充电站等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支持,且蓄电池储存能量有限,成本高、寿命短,续航里程和安全问题都仍有障碍。
新能源政策范文第8篇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全球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攀升,对化石能源的过渡依赖使世界能源安全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日益严峻。据世界能源署公布,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占到了全球能源供应总量的81%,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69%。如何控制因对化石燃料的过渡依赖而导致的气候变化及寻找可替代能源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共同难题。
就如何设计和实施有效的政策减少对化石能源的消耗、确保能源安全及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内部都展开了激烈争论。。尽管并未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都认为有关鼓励发展低碳技术和使用新能源的政策应是应对上述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传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修复和紧缩,并推动新的产业革命以实现跃迁。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重大科技创新和新的主导产业,即存在“创造性破坏”的机遇。与能源安全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息息相关的新能源产业,将是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主导产业。率先在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方面取得突破,将有利于一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能源安全、气候问题谈判和全球规则制定方面占据制高点和主导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政策,以促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地热、海洋能、微流体动力能、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重点领域的发展。新能源产业同样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对美国新能源政策及其配套措施进行梳理,并分析可能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及国内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第一部分将简要说明美国新能源政策出台的背景,第二部分将重点介绍美国新能源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其可能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造成的影响,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美国新能源政策出台的背景
能源消耗过高一直是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美国能源消耗一直居高不下。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统计,早在1972年,美国能源消耗就已超过120亿吨油当量,约占当年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28%。尽管此后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能源消耗的增速放缓,但由于基数太高,2006年的能源消耗仍然接近160亿吨油当量(见图1)。
“能源饥渴症”使美国面临着巨大的能源供应压力。同时,世界能源消耗急剧增加,2008年全球能源消耗水平接近1972年的两倍,达到了850亿吨油当量,据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50年,全球能源消耗将再增加一倍。这使得美国的能源安全形势更为严峻,寻找新的能源供应渠道已成为美国21世纪的重大挑战。
与能源相关的另一重大挑战是碳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根据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和统计,从1850年至2005年的155年间,全球共排放二氧化碳11222亿吨,发达国家共排放了8065亿吨,占全球总量的72%。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能源消耗大国,人均碳排量高居世界首位,达到了19.78吨,这使小布什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只能消极回避国际气候谈判所提出的减排义务。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合作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美国的这一立场无疑使其失去了道义制高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也为美国解决能源气候问题、实施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奥巴马政府认为,“利用太阳、风力和土壤为汽车和工厂提供能源”是一条解决能源和气候问题、实施结构调整的正确道路。
自“阿波罗计划”开始,美国就已开始了太阳能技术的研发,经过多年的技术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能源技术已具备一定的应用价值,新能源产业雏形已成,这为美国大规模实施新能源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和产业基础。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新能源政策可以作为经济刺激方案的一部分得以迅速出台,不仅有利于加快美国新能源技术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而且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美国经济的尽快复苏。为此,美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新能源供给和需求的激励措施,欲将新能源产业作为美国经济复苏的引擎,拉动就业并实现美国经济快速复苏,调整能源供给结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增加新能源供给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技术创新以推动新的产业革命和美国经济转型,从而重构美国国家战略优势,占领后石油时代的经济制高点。
二、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新能源产业刺激政策
(一)提高联邦财政拨款预算,促进新能源技术研发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削减用于能源研发的预算拨款,。但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地热和水电却一直是美国能源研发投入的重要领域。2006年,美国联邦财政对风能的研发预算提高了27%,太阳能提高了87%,生物能提高了118%。2007年,地热和水电研发预算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了150%。
2009年,美国再次大幅度提高了对能源研发的预算拨款,包括《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提供的140亿美元在内,直接用于新能源研发的预算拨款达到了190多亿美元。根据2011财政年度的预算报告,美国还将继续增加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财政预算,其中美国能源部用于新能源研发的费用就达到24亿美元,包括用于太阳能研发的3.02亿美元,生物能源研发的2.2亿美元,电动汽车技术研发的3.25亿美元,用于建筑节能技术研发的2.31亿美元。
(二)提供各项激励措施,促进新能源投资和生产
为促进新能源技术的产业化,美国通过税收优惠、加速折旧、直接补贴及融资优惠政策等多种形式鼓励企业扩大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和生产,增加新能源供给。
1、税收抵免
税收抵免是联邦政府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最主要的经济措施。联邦政府会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税收抵免的覆盖范围、抵免额度不断予以调整。
(1)投资税收抵免
《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允许企业对符合条件的用于风能、生物质、地热、海洋能和微流体动力能项目等可再生能源设备的制造、研发设备的安装、设备重置和产能扩大项目,按照设备费用的30%给予投资税抵免,企业用于太阳能发电和地热发电的投资可以永久享受10%的抵税优惠。
《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还推出了“有限高级能源制造项目”,该项目计划投入23亿美元,在新能源企业建造、重新装配或扩建那些用于制造可再生能源产品生产的制造设施时,对企业的投资提供30%的额外税收抵免。有 资格获得该项目额外投资税收抵免的资产和设备包括设计用于从太阳、风和地热矿床生产能源的资产和设备;用于电动或混合电动车辆的燃料电池、微型涡轮机或能源存储系统;支持断续可再生能源来源传输的电网,包括此类能源的存储;设计用于获取和隔离二氧化碳排放物的资产;设计用于精炼或混合可再生燃料或生产节能技术(包括节能照明技术和智能电网技术)的资产;符合条件的新型插电式电动车辆,包括电动摩托、发电机和功率控制部件;及设计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其它高级能源资产。
(2)生产税收抵免
新能源企业生产抵免可以追溯到《1992年能源政策法》和《2005年能源政策法》,这些法律根据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类型,对可再生电力生产给予税收抵免。该政策此后几度调整,奥巴马政府延长了此项税收抵免的优惠时效,并提高了相应的抵免额度,风能、生物质、地热、海洋能和微流体动力能项目自投产之日起10年内,企业每生产1千瓦时的电量可享受从当年的企业所得税中免缴1.5美分(1992年美元指数)的优惠待遇,目前税率为2.1美分/千瓦时。《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法和再投资法》还规定,生产能力小于6000万加仑的小型燃料乙醇生产商和生产能力小于1500万加仑的小型生物柴油生产商,每生产一加仑生物柴油或燃料乙醇,即可享受0.1美元的税收抵免。
根据替代性汽车税收优惠政策,美国联邦政府还向特定类型节能汽车提供生产税收抵免。企业生产的前6万台新能源汽车,可以获得高额税收抵免,其中燃料电池汽车可以获得8000-40000美元不等的税收抵免,混合型汽车和轻便卡车,根据汽车性能的不同,最多可获得3400美元的税收抵免。
从2009年开始,插入式电动汽车可以获得2500美元的基本税收抵免,对效能超过4千瓦时的汽车电池,还额外提供417美元每千瓦时最高可达5000美元的补充税收抵免。
美国通过税收抵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美国新能源企业的实际税负,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发现,在现有的税收抵免政策下,美国新能源发电产业的实际税率为负,其中核电建设项目的实际税率为-99.5%、风电为-163.8%、太阳能发电为-244.7%。
2、直接补贴,
美国财政部和能源部利用《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的拨款,采取直接付款而非税收减免的形式,对5000个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项目设施进行补贴。同时,美国联邦政府还通过国会年度拨款给公共事业单位、地方政府和农村经营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进行补贴,即每生产1千瓦时的电量补助1.5美分。《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还授权财政部成立可再生能源基金(Renewable Energy Grants),对2009年、2010年投运的或者2009年、2010年开始安装且在联邦政府规定的税务减免截止日之前投运的用于风能、生物质、地热、海洋能和微流体动力等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的设备投资给予一定额度的补助,补贴金额通常为符合条件的设施投资的30%。基金项目由纳税主体申请,不纳入获益者的应税收入。
为鼓励企业投资新能源汽车燃料补给设施,《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还提高了对新能源汽车燃料补给设施的补贴,即符合条件的设施可享受的补贴金额从成本的30%增加到50%。此外,同一设施的补贴上限从3万美元增加到5万美元,其中氢燃料补给设施的补贴金额上限甚至达到了20万美元。
除联邦政府补贴外,美国各州也根据本地区新能源发展情况,制定了州政府一级的补贴措施,如加州政府出台奖励政策,对获得新型储能系统资格(AES)的供应商提供每瓦2美元的补助。
3、加速折旧
早在《1979年能源税收法》中,美国就提出了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可以根据联邦加速折旧成本回收制度,享受加速折旧优惠。《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对加速折旧政策进行了调整,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燃料电池、微型燃气轮机、地源热泵、热电联产和小型风电等商业化时机已经成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都被纳入到加速折旧的范围内。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短期措施之一,美国还在2008和2009两个年度内对风能、生物质、太阳能、地热、生物燃料、海洋能和微流体动力能以及洁净煤项目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给予50%的额外折旧,可以一次性将相关费用的50%予以折旧,其余部分的折旧按照正常折旧程序操作。
加速折旧政策是美国鼓励新能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项优惠政策使美国新能源投资人可以更快地回收投资成本,并减缓了新能源企业的资金压力。
4、融资优惠政策
为扩大新能源企业融资渠道,美国还允许新能源企业发行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对新能源企业贷款提供政府担保,鼓励风险投资进入新能源产业。
(1)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
根据“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Clean Renewable Energy Bonds,简称“CREB”)计划,风能、生物质、太阳能、地热、海洋能和微流体动力能以及洁净煤等新能源企业可发行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债券发行企业只须支付本金,债券持有人可以根据联邦政府的规定享受税收抵免。《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法和再投资法》将现有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的税收抵免额度提高到联邦政府公布的传统债券利率的70%,如果抵免额度超过纳税义务,相应部分可以延期到下一个年度,并额外批准了16亿美元的新债券。
(2)贷款担保
《2005年能源政策法》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企业实施贷款政府担保。《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放宽了政府提供担保的条件,并提供60亿美元的联邦贷款担保,以满足从事风能、生物质、太阳能、地热、生物燃料、海洋能和微流体动力能、智能电网和传输基础设施、高级电池和燃料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和环保车辆生产的企业的融资需求。从事这些新能源项目的企业无需满足《2005年能源政策法》第1703节的“创新技术”或其它要求,但符合条件的项目必须在2011年9月30日前开工建设。预计该计划所划拨的60亿美元可支持多达600亿美元的贷款,最高可覆盖新能源项目以及生产相关组件设施80%的成本。
(3)鼓励风险投资进入新能源产业
为通过风险投资支持美国新能源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美国对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提供无偿补助,即政府部门共同出资筹集用于新能源技术和产业的风险资本,以分担风险投资者投资新能源的投资风险,并对民间风险投资起引导作用。风险投资企业投资新能源项目的总投资额中,贷款可占90%,如果风险企业破产负责偿还债务的90%,并拍卖风险企业的资产;降低风险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其中风险投资所得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的40%减半征收所得税。
美国对风险投资企业制定的各项鼓励措施,使风险投资一直保持稳定增长,而新能源技术已成为美国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2009年,新能源技术已成为美国风险投资的第一大领域,首次超过了软件行业。2010年第二季度,美国风险投资企业投资于电动汽车、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等新能源项目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3.8%。
(三)提供税收优惠和消费补贴,为新能源创造市场空间
1、消费税减免
为促进生物能源发展,美国早在的《1978年能源税收法》中就对燃料乙醇的消费税实施减免,减免幅度一直在每加仑4美分-6美分之间浮动。2009年后,美国提高了生物能源的消费税减免标准,并将消费税减免的范 围扩大到生物柴油领域。目前,美国将燃料乙醇的消费税减免标准已提高到每加仑0.5美元到1美元。对使用非农业原料生产的生物柴油,美国实施每加仑1美元的消费税减免,对使用动物油脂生产的生物柴油,消费税减免额度为每加仑0.5美元。
2、个人所得税抵扣
2010年,美国对采用新能源建筑技术的房屋主人实施所得税抵扣。其中,购买太阳能电力系统的房屋主人,其投资的30%可从当年需缴纳的所得税中抵扣;安装风力系统的房主可以获得多达4000美元的税收优惠;利用地热泵的房主也可获得最多2000美元的税收优惠。对居民购买节能门窗等提供相当于购买总额30%但不超过1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优惠,并根据房屋每年在节能方面改造的程度大小,向节能型房屋的建筑方提供从1000到2000美元/年不等的税收抵免。
3、消费补贴
2009年,美国推行了新的新能源消费补贴项目,即房产评估清洁能源计划,该计划是政府通过发行债券融资为住宅和小型商户物业采用新能源设施提供前期费用资助,符合规定的新能源项目还可以向美国财政部申请现金拨款资助,拨款金额为该投资项目总金额的30%。
为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在税收抵免的基础上,美国能源部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短期资助项目,对部分购车者直接进行资助。根据美国政府2009年公布的“车辆补贴退款计划(CARS)”,联邦税务局对混合动力车的用户提供最高可达3500美元的税务减免,此外还有州政府的税费优惠,以此抵消一部分因为使用混合动力车带来的费用增加。
(四)提高国内能效和排放标准,迫使国内企业加大对新能源的投入力度
为保证国内企业和州政府以更积极的态度,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和采用,推动美国新能源技术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强制要求发电企业提高新能源供给比例,对工厂温室气体排放实施许可证管理,提高汽车能效标准和尾气排放标准。
《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要求所有的电力公司到2020年其电力供应中要有20%的比例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提高;其中15%来自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5%来自能效提高。对于可再生能源电力所占比例无法达到15%的州,可将这一目标降为12%,但能效目标要提到8%。
2010年5月,美国环保署根据《洁净空气法》要求新建的发电厂、炼油厂、水泥厂和其他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为10万吨以上的工业设施必须要获得许可证方可运行,该新规定将于2011年生效。
为推动汽车行业节能减排、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5月宣布了第一个全国性汽车燃油能耗和排放新标准:2012年到2016年,所有在美生产的轿车和轻型卡车的平均油耗标准将降低30%;平均尾气排放将降低15%。新标准的出台成为美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第一推动力,美国电动汽车及电池产业迅速兴起。
目前,已提交国会的有关能效标准的立法还包括《拯救我们的气候法》、《清洁环境与稳定能源市场法》、
《碳排放上限和红利法》等数十部。此外,美国许多州也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能源效率的法规政策以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和使用。
(五)美国采取的配合举措
除上述措施外,为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美国在金融危机后还采取了其他配合举措,最具影响的是其悄然改变了气候变化谈判的立场,并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起了301调查。
1、改变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立场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问题上采取了与布什政府迥异的立场,奥巴马承诺美国将带头应对气候变化。在2010年底坎昆气候谈判大会中,美国正式提出了新能源及经济转型等议题,原本的环保话题已变成了如何保证能源供应的产业升级话题。
奥巴马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立场上的悄然转变,与其新能源政策密切相关。可以说,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气候谈判策略,正是出于以新能源作为美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突破口,以国际气候谈判作为推动国内新能源发展的外部驱动力的考虑,从而达到借此对外获取外交筹码,对内施加结构调整压力、促进新 能源发展的目的,凸现了奥巴马政府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决心。
2、对我国发起301调查,为新能源产业发展赢得更多的国内市场
2010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的规定,接受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请求,对我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和核能等新能源产品的补贴政策实施调查。美国认为,中国通过限制稀土等关键原材料的获得、国家研发基金、低成本融资、免费为生产商提供土地、对不同的技术制定不同的激励措施等国内支持政策,成为世界上太阳能电池和风机的主要生产者,对美国的大量出口也影响了其国内新能源企业的生产和就业。
在宣布发起301调查后,美国现任贸易代表罗恩·科克表示,绿色技术是未来就业的引擎,美国将确保为美国工人、商业和绿色技术企业家提供一个平等的游戏空间。科克的谈话一方面表明了美国对新能源产业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希望新能源产业能在美国未来经济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以301调查为代表的对外贸易政策正式成为美国新能源政策组合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美国新能源新政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可能影响
尽管美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的系列新能源政策在国内还面临一定的政治压力,部分经济学家也对其效果持怀疑态度,但美国新能源政策及其战略意义还是得到了广泛认同。新能源政策不仅对美国尽快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极具现实意义,而且有利于美国获得新能源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美国产业转型,继续保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新能源技术和产业一旦取得突破,全球经济和贸易结构必将发生重大变化,而美国通过新能源政策建立起的技术和产业优势将有利于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重构过程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新能源政策尤其是鼓励使用新能源的措施将使我国刚刚起步但仍以外向型为主的新能源产业所拥有的市场前景更为广阔,但整体而言,美国新能源政策将使我国面临长期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新能源产业享受的优惠政策将面临长期的调整压力
此次301调查直指我国诸多补贴政策,根据美国在对华出口产品反补贴案件中先前的做法,这些政策被美国认定为反补贴法意义上的补贴的可能性非常高。美国法律规定301调查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包括停止有关协定,提高关税,与外国政府达成分阶段取消不公平贸易立法和政策或者向美国提供补偿性贸易利益等措施。由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存在,美国采取单边措施的极端做法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此次301调查可能通过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或双边磋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无论最终采用哪种方式,我国政府扶持新能源产业的政策灵活性受到更多限制,许多地方向新能源产业提供的土地优惠等政策将面临调整可能,优惠政策将更多地向鼓励新能源消费、培育新能源产业的国内市场转变。这意味着,长期来看,我国新能源产业可享受的优惠政策已处于调整压力之中。
2、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市场结构将面临长期调整压力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扩张很快,但 销售市场几乎全部集中在海外。以光伏产业为例,我国光伏生产已达到全球产能的40%,但出口却占到了全部销售总额的90%以上。机电、纺织服装、化工、钢铁等传统产业遭遇大量的贸易壁垒已经证明,这种国内大规模生产,向海外大规模出口,完全依赖海外市场的模式绝非长远之计。前述30l调查解决可能耗时较长,不排除美国国内业界针对诉状中所列措施对中国产品提起反补贴调查的可能性,这不利于我国新能源产业对美国市场的销售。更重要的是,“示范效应”一旦形成,欧盟等其他主要出口市场也可能效仿美国,导致其他海外市场也受到影响。
3、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模式将面临长期的调整压力
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比较优势仍然集中在生产制造环节,核心技术、重大装备设施和核心原料仍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其发展模式趋向于生产驱动而非创新驱动。美国新能源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其新能源研发投入力度,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生物燃料、海洋能等新能源领域多获得了高额的研发预算。美国新能源创新政策将刺激其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不断研发,从而进一步扩大其新能源产业的技术优势。同时,美国新能源政策还通过能效标准提高新能源企业参与竞争的技术门槛,不能达标的企业将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4、国际谈判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长期来看,着眼于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的新能源政策意味着美国正借助于其强大的科技和经济实力,推进其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而一旦其新能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新能源产业建立起明显优势,美国将来还可能借助于其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在新能源标准、国际气候谈判及与之相关的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等问题上对我国施加压力。
四、结论与建议
对我国新能源产业而言,美国鼓励国内技术创新、促进快速产业化及使用和发起的301调查等一系列新能源政策组合,不仅会对我国新能源产品的出口造成负面影响,我国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空间也将受到更大的限制。长远来看,我国新能源产业还将在海外市场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加快新能源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具体而言包括:
1、调整发展模式
我国新能源产业必须调整现有的发展模式,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并加大对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模式由成本驱动和出口拉动模式导向创新驱动模式和内需拉动模式。只有基于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新能源产业才可能做到持续发展。只有通过创新驱动新能源技术不断提高,才有资格参与新能源市场竞争,才有能力与美国新能源企业竞争,从而在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占得一席之地,否则必将长期受制于人。
2、调整新能源产业促进政策
新能源政策范文第9篇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家科技部863 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特聘专家王秉刚教授。他介绍了“十城千辆”工程的收官情况、全国范围内推广混合动力公交3000辆？5000辆补贴政策效果以及后续政策。
新能源客车补贴政策全面暂停
2012年年底，“十城千辆”工程收官，相关的新能源客车推广补贴政策也随之结束。王秉刚介绍，25个城市示范总量达到27000多辆，其中一半以上是混合动力客车。混合动力客车在各大示范城市中做得最好。
他介绍，去年9月财政部的《关于扩大混合动力城市公交客车示范推广范围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又出台了“全国范围内推广混合动力公交3000辆？ 5000辆”的贴补政策。因此，在“十城千辆”补贴政策结束之后，新能源客车中混合动力客车的销量反而急速增长。
但不久前，很多客车企业收到了关于停止混合公交车推广的通知。相关通知中明确表示，有关“混合公交全国推广5000辆”的政策于5月31日正式结束。
据王秉刚透露，该截止时间比预期有所提前。“没有预期到混合动力公交车的市场推广情况能这么好。现在看来，应该已经达到5000辆的计划目标，推广政策也就提前结束。”
下一步政策 补贴力度或加码
新能源客车补贴政策进入一个“空档期”后，下一步政策走势如何？
“我估计，应该很快会推出新的新能源客车补贴政策。”王秉刚坦言，如果没有新的补贴政策，国务院去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中2015年新能源汽车要达到50万辆的目标估计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尽管新能源汽车产业一直受补贴政策推动，但推广的结果与2015年50万辆的目标还是相差甚远。按照各地发展的规划，到今年3月底，新能源汽车将达到39000辆左右，但还是以公交为主。
新能源政策范文第10篇
未来5年新能源汽车推广总体原则是：纯电动乘用车按照续驶里程、纯电动专用车按照电池容量大小、纯电动公交客车按照能量消耗量分档予以补助，超级电容公交客车、燃料电池汽车等车型采取定额补助的方式。2016年各类新能源汽车补助标准见附1。为加快产业化进程，鼓励优势企业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2016-2020年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其它车型补助标准适当退坡，其中：2017年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10%，2019年补助标准在2017年基础上再下降10%。
1、乘用车对比政策延续性鼓励较好
新能源乘用车2016年补贴较2015年并未退坡，且稍有增长。2016年的补贴仍然以工况法纯电动里程为划分标准。16年补贴持平甚至略高于15年，属于简化计算式利好。纯电动里程100≤R
插电式乘用车指标不变，补贴稍有提高。此举将鼓励插电式乘用车更多地进入市场，以带来更为良性和公开的竞争，提升产品水平。但由于纯电动车的价格较低，因此插电混动的支持力度小于纯电动。
燃料电池乘用车增大补贴。由于多方面原因，燃料电池乘用车尚未进入市场化导入期，为支持研发和生产，2016年补贴金额较2015年有所提升，且20万的补贴金额将延续到2020年，将有利于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的市场化导入。
鼓励长续驶里程车型的最低纯电动工况续驶里程由原来的80公里上升到100公里，这也是促进电动车提升实用的体现。
2、新能源客车设定最低纯电动里程，引入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指标
16-20年标准拟对获得补贴的新能源客车设定了最低纯电动续驶里程，其中纯电动客车不低于150公里，插电式（含增程式）、双源无轨两类客车纯电动续驶里程不低于50公里，对最低纯电动里程进行限定，提升实用性。根据工信部的合格证数据，纯电动客车中纯电动续驶里程不足150公里的较多，而插电式客车更少。为了拿补贴而降低使用性的问题得以改善。
燃料电池汽车中增加了燃料电池轻型客车、货车的门类，补贴金额为30-50万元，燃料电池各类汽车已明确至2020年前均补贴不退坡，且补贴金额提升至2013年水平，这样的补贴力度体现了对世界技术的预判。不同于混合动力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长，必须有基础设施保障，因此，燃料电池汽车推广普及仅靠少数几家车企难以成势，无偿开放专利将促使更多企业参与氢燃料电池汽车开发和商业化，扩大电堆、高压储氢罐等关键材料和部件的产业化规模，不断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推动在世界范围内加氢站建设和加氢网络形成，丰田无偿开放其技术专利正所谓意欲取之必先予之。
针对电动大客的运载效率低和成本高，未来政策进一步完善。由于为保障续航里程，大体积的电池组占据较大空间，以至于电动大巴的载客量对比传统车型大打折扣，如算上基建、新添设备人员成本以及充电等候时间耗费等，高成本问题也有待解决。而双源无轨电车具有一定潜力，其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车上自带的动力电池，二是在有线网的地方，借助于线网供电提供动力。
政策引入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Ekg）指标，其公式为E/M，E表示电能消耗率，M表示附加质量，附加质量是一半的装载量。具体公式是：附加质量=1/2最大允许装载质量。最大允许装载质量=最大允许总质量-整车整备质量。
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用以衡量纯电动客车有效电能的利用效率，即在搭载单位质量的乘员所消耗的电量。重点突出新能源客车的载客能力和节电性能（能量消耗率），这样可以引导新能源客车企业通过整车轻量化以及整车控制策略方面进行技术提升，以提高整车的有效能量效率。
从补贴金额来看，各类车型均较2015年有所降低，其中8米以上纯电动客车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达到最高等级的车型，在2016年可获得与2015年相同的补贴，而Ekg指标高于0.5则无法获得补贴。钛酸锂、超级电容等快充纯电动客车超过10米的可获得与2015年相同的补贴金额，而10米以下的快充纯电动客车则有小幅的退坡。
此次政策将双源无轨电动车进入国家补贴范围，参照插电式客车进行补贴，16年最高可获得23万元的国家补贴，这既适应了市场的需要，又兼顾了技术难度与成本，试点城市在车辆选型时又增加了一种选择。
3.取消试点城市的差异化
四部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补贴面向全国的消费者，将为有实力和有准备的企业提供更大的空间。但由于限购是促进新能源车的主要推动力，因此乘用车在限购城市和小城镇，客车和专用车在所有大中城市，差异化需求走势仍将延续。
4、较高的质保要求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新能源汽车的质保要求，其中乘用车生产企业应提供不低于10年或15万公里的质保期限，商用车生产企业（含客车、专用车、货车等）应提供不低于8年或30万公里的质保期限。上述质保期限超过传统燃油车，较三包政策承诺的的质保期限，有了大幅度提升，这将是整车企业和电池企业共同要解决好的问题。
5、卡车补贴力度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