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研究论文范文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

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

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

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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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8页。

[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41]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注幼儿心理健康，促进幼儿身心发展苏州彩香一村第二幼儿园黄美玉当今社会,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所以父母对孩子都是百依百顺,从而形成了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那么，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必须从小做起，养成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懂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要加强自我保健的能力，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教师为他们提供良好的保育和教育则有利于幼儿形成有益终身的健康行为方式。根据本学期指定的工作计划，现将总结如下：一、制定周详的计划，作为实施集体健康教育的有利前提条件。首先在幼儿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丰富幼儿的健康知识，教给幼儿促进和保持健康的方法行为，从而使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体育锻炼习惯。可以用丰富的知识、动作和行为练习、讲解示范、体育游戏，训练行为，培养习惯等方式进行。在幼儿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要发挥健康教育的各种功能。例如：结合日常生活进行并与其他学科结合进行；在培养幼儿健康行为过程中，要集体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先针对群体进行教育，改变整个群体的行为卫生习惯，来影响个体行为的形成，“大家都这样，我也要这样”。再针对个别特殊幼儿多提醒、多关心、多指导，使整体幼儿获得较全面的健康教育。二、设计多样化的健康教育形式与途径，使幼儿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在身体发展方面：通过户外体育区域活动、远足活动、户外体育游戏促进幼儿大肌肉发展达到肌体的有效锻炼：幼儿能较协调地走，跑、跳，学会了一个跟着一个走成圆圈，学会了做模仿操等。由于我班是小班年龄的孩子，小肌肉动作方面，多数幼儿小肌肉发展不够灵活，表现为有的幼儿不会系纽扣，还有的幼儿串珠、撕纸等不够灵活自如等。本学期我们也将多制定些自我服务方面的要求，让幼儿发展各方面的能力。幼儿园健康教育应与日常生活中的健康教育相结合，集体教育、小组活动与个别交谈相结合。目前，幼儿健康教育实践中存在着一些误区，有人认为幼儿健康教育就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卫生习惯培养，对于这些片面的认识我们应该加以注意和防范。我们尽量多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同时还重视到幼儿园课程的潜在影响，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幼儿健康教育实施中，不仅应重视幼儿园物质环境的创设，而且应重视幼儿园心理环境的创设。这是健康教育的重要手段。三、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实施适宜的教育方法。从而使幼儿适应外界变化和抵御疾病能力的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季节变化，不懂得自行增减衣。在生活能力方面，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普遍较低。穿衣、整理床上用品较为困难，饭后漱口、擦嘴的常规有时仍需老师不断地提醒。在心理健康方面，通过创设宽松和谐平等民主的班级氛围，开设各种游戏区域活动培养幼儿活泼开朗的性格，增强自信心，促进交往能力的发展，使幼儿形成良好的个性。由于季节的变化，我们也增强了户外体育运动量，提醒幼儿及时增减衣物，小班幼儿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各个组织都柔嫩，其身体素质还相当薄弱；同时，他们又处于生长发育十分迅速的时期，这也有利于幼儿培养发展良好的身体素质。健康既是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结果，也是幼儿身心充分发展的前提；健康是幼儿的幸福之源；离开健康，幼儿就不可能近尽情游戏，也不能专心学习，甚至无法正常生活；幼儿时代的健康不仅能够提供幼儿期的生命质量，而且为一生的健康赢得了时间。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对于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传统经济学家认为，财富如收入和资产对幸福或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影响，因为高收入能为个体提供更有利的机遇和选择，因此增加财富就能增加幸福。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较大改善，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满足，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步入小康社会。按理说，人民会感到生活越来越幸福。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十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问题出在哪里？

近几十年来，这个课题也成为积极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在此，人们平常所说的幸福常用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①这一术语来描述。它是指个人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主要由情感和认知两种基本成分构成，其中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相对独立的锥度，认知成分则指个体对自己生活满意程度的评价。1967年，WarnerWilson在一篇《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指出，幸福的人是有高收入的。自此以后，心理学家们围绕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拟对这些研究进行总结，并探讨金钱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以使人们更科学地理解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同时为政府制定以提高我国人民整体幸福感的公共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2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

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感是主体对客观生活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不是很大。研究者从多个角度考察了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国内层面的，也有国际层面的；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

首先，在一个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一般与其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系数不高，即便二者的相关在贫穷国家里比在富裕国家里更强烈。Diener等在美国选取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发现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2。即使当非常富有的人被考察时，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仍然很小。Diener等曾对1985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100位最富裕的美国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与一般的美国人相比，他们只是稍微幸福那么一点点。49位超级富翁中，有80%的人报告“钱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幸福，关键看你怎么使用它。”一位富翁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幸福过。一位妇女报告钱不能解除由她孩子的问题所造成的痛苦。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收入与幸福感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2004年4月，《瞭望东方周刊》与芝加哥大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合作，对中国6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度指数的测试。结果显示：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从当前幸福度指数与人均月收入对照来看，上海人均月收入最高，但幸福度指数排倒数第二，成都人均月收入最低，但幸福度指数排第二，杭州人均月收入居中，幸福指数却最高。

各国之间的收入和幸福情况又是怎样的呢？Diener及其同事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国家财富与国民的平均幸福感有着积极的关系。他们曾对29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及其收入（以购买力为指标）进行了持续近4年(1990～1993)的调查，发现各国的平均购买力水平与平均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62。后来，他们又选取了55个国家的有代表性的样本，使用GNP和购买力作为国民经济的指标，重复了此结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富裕的国家在很多方面与贫穷的国家不同，这些差异可能夸大了收入与幸福感在国际层面的相关。富国比穷国往往更加民主和平等，因此，国家财富与其国民的幸福感的关系至少部分可归结于富裕国家中的人民受到其他利益的间接影响，而非财富本身的直接影响。而且，即便是国家财富对国民的幸福感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也不是直线型的。Myers在分析1991年人均国民收入和幸福感的统计时发现，在最贫穷的国家里，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国家越富裕，人民越能感受到幸福。但是，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家财富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就消失了，而人权、平等等指标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大[9]。

再从收入改变的角度来看，个体收入的增加与其幸福感的提高是没有必然联系的。Brickman等研究发现中奖者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比控制组更幸福[10]。Diener等的研究表明，在10年的时间里，收入上或下波动半个标准差的人群之间的幸福感水平没有显著差异。Diener和Biswas-Diener认为，只有当个体收入的增长是缓慢和稳定的时候，才会导致个体幸福感的增加[11]。而且，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也有研究发现收入的迅速增加反而会降低幸福感。

同样地，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国民幸福的增加。Myers研究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国民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到20世纪末，整个社会的财富几乎比1957年时翻了一番，中产阶级扩大了近2倍，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都有了明显增加，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报告自己“非常幸福”的人数却从1957年的35%下降到1998年的33%。而且，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离婚率翻了一番，青少年自杀增长了3倍，暴力犯罪增长了4倍，抑郁症患者尤其是青少年患者的人数急剧上升。他把这种物质繁荣的同时而社会衰退的现象称为“美国困惑”[9]。Diener和Suh也考察了从1946到1990年期间美国幸福感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可支配的收入（控制了通货膨胀和税收）急剧增长，但幸福感的水平保持不变[12]。Diener等考察了55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相关。

这些结论似乎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生活概念不大相符。在日常生活中，当被问到“没钱你能幸福吗？”几乎所有人都会摇头或干脆笑笑不置可否。当再被问到“什么最能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大多数人都会回答“金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金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太重要的角色，尤其对于一般的民众，我们总是通过金钱这个中介来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金钱在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具有一切商品的属性，这就使得金钱在我们心理上的作用被夸大了，好像只要有很多钱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事实上，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相对的。在一定范围之内，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金钱对幸福感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不产生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量研究表明，金钱与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着某些心理变量在调节二者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探讨金钱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

3金钱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

3.1人格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但研究表明，外部因素与幸福感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如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只能解释幸福感不足20%的变异，外在环境也只能解释幸福感变异的15%。相对而言，内部因素尤其是稳定的人格因素常常被认为是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源之一。金钱是幸福感的外部影响因素，人格是个体幸福感的内在预测指标，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受到人格因素的缓冲？

联系人格和幸福感的一种概念模型是，人们具有一种幸福或者不幸福的遗传素质，这可能是由天生的神经系统的个体差异所造成的。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Tellegen等考察了共同抚养和分开抚养的同卵和异卵双生子，计算出基因能够分别解释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40%和55%，而共享家庭环境只能分别解释这二者变异的22%和2%[13]。如果这种先天的体验某种幸福感水平的稳定倾向确实存在，那么幸福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尽管情境因素可能使幸福感偏离基线水平，稳定的人格因素应该施加长期影响。Heady和Wearing提出的动力平衡模型(dynamicequilibriummodel)支持了这一点[14]。他们指出，人们在经历了各种好的或坏的生活事件后，最终会回复到幸福感的基线水平。外部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短暂的，内在的人格特质或认知因素对幸福感的维持起着关键的作用。根据这一模型，收入的增加或减少会在短期内提高或降低人们的幸福感，但是由于受到人格因素的调节作用，人们最终会回复到之前的幸福感的水平。

那么，究竟有哪些具体的人格因素在金钱与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呢？张兴贵等人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结果表明，经济状况变量既与幸福感有直接的关系，又通过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和神经质维度对幸福感有间接效应[15]。外倾性和神经质之所以能够充当调节金钱与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可能是因为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这两个人格维度，更多体现了遗传所决定的神经系统的动力特征对行为的持久影响，更多代表了人的自然性格（或称为气质），具有本源性，可以称为气质性人格[15]。而且，大量研究表明，外向性与积极情感呈高度正相关，神经质与消极情感呈高度正相关[16]。因此，具有这两种人格特质的人，不论其收入水平如何，他们的幸福感可能总是处于愉悦水平或者总是处于不悦水平。也就是说，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微弱的，它主要通过外倾性和神经质来作用于幸福感。

另一个已被证明的在金钱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人格特质是控制感。例如，Johnson和Krueger的研究表明，对生活的控制感可以调节实际的财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17]。拥有强烈控制感的人更可能采取行动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奋斗，通过奋斗，也更可能达到期望的目标，从而导致更多的满意感，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增强了个体对生活环境的控制感。因此，控制感调节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或许是基于这样一种方式：人们通过工作和其他途径创造物质财富，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生活的这些方面的人更可能成功地为自己创造出有利的经济资源，从而导致更多的幸福感[17]。即使在面临困难的经济状况的时候，控制感也是有适应价值的。Lanchman和Weaver研究发现那些收入低但能够维持高度控制感的被试组报告的幸福感的水平几乎与高收入的被试组一样高[18]。他们不将这种低收入状态视为不可变的，而确信能够改变这种情形，所以，这样的低收入者的不幸福程度比那些处于同一状态中的悲观低收入者的不幸福程度要低得多。可见，在经济状况不利的情形中，控制感扮演了一种积极的角色，它能够使人们更成功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困境，从而缓和了低收入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当然，对于控制感的这种适应价值也存有异议。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处于不利经济状况中的人们来说，要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这种环境是不现实的，有可能导致不恰当的自责，相反，维持对现状的现实的评估对他们可能更有利；而且，如果低收入不能提供控制的机会，拥有高度的控制感可能还会导致失望和沮丧。因此，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外在环境的限制对于低收入的阶层可能更有效[18]。

其他人格特质如自尊、乐观等，虽然与幸福感密切相关，但是它们作为调节金钱与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还很少见，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3.2目标

Emmons认为，资源会通过影响人们实现目标的能力而间接影响幸福感。那些对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有利的社会资源会促进幸福感[19]。因此，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它影响人们达成各种目标的能力。那么，从理论上来讲，更多的金钱能够使人们达成更多的目标，从而导致更多的幸福感。但是，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财富之所以对幸福感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如食物、水、住房、保健的一种手段。然而，一旦基本需要被满足，它与幸福感的关系就变得复杂。基于此争议，Diener等深入地探讨了收入、基本需要的满足和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即使当基本需要被控制时，收入仍然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表明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超越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这个目标。

以上我们是把金钱作为实现目标所需的一种社会资源来看。换一个角度，当把金钱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时，它对幸福感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Sirgy提出了物质主义(materialism)这一概念，他把它定义为相对其他生活领域，物质生活领域被认为高度重要的一种状况[20]。Sirgy认为，物质主义目标本身对幸福感有直接影响。相关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即使控制收入也是如此[20～22]。那些认为金钱比其他目标更重要的人对他们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更不满意。Sirgy对此的解释是，物质主义者把物质追求的目标设置得太高，不切实际，以致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目标，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20]。

自我决定理论的代表人物Kasser和Ryan也认为把追求经济的成功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会降低幸福感[21,22]。他们的理论基础是，自我决定是人类天生的需求，过分追求经济目标会消耗大量的能量，这样就减少了实现其他内在目标的机会，而最终阻碍幸福感的提升。他们区分了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其中前者是指定向于自我接纳、情感联系、团体卷入的目标。定向于内在目标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因为这些目标与自我决定需要的满足相联系，而定向于外在目标如金钱则会体验到更多心理上的不适应。所以，按照自我决定理论，物质目标之所以与低的幸福感相联系，其根本就在于它缺乏自主定向。Csikszentmihalyi则认为如果更多的心理能量被投资到物质目标上，追求其他目标如美满的家庭、亲密的友谊、兴趣爱好可用的能量就减少了，而这些目标对于我们的幸福生活同样也是必要的[23]。

3.3动机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但是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Diener等在回顾30年来幸福感的研究中提到，目标对幸福感的影响似乎比简单地达到个人的目标更复杂，暗示目标背后潜在的动机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早期的研究者Csikszentmihalyi和Rochberg-Halton曾提出过两种类型的物质主义：一种是工具性的物质主义(instrumental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作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的手段，这种物质主义是无害的；另一种是终极性的物质主义(terminal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去获得社会地位并赢得他人的赞美和羡慕，这种物质主义是有害的[24]。

Carver和Baird认为每个目标背后有4种类型的动机，分别是：内部的（被内在的快乐所激发）、认同的（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投射的（来自于内部的压力如内疚或社会赞许）、外部的（由外部奖励或惩罚的力量所引起）。前两种动机又可被归为内部动机，后两种动机可被归为外部动机。虽然他们发现总体上经济成功的重要性与幸福感呈负相关，但同时也发现经济成功目标的内部动机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外部动机与幸福感呈负相关[25]。Carver和Baird的研究局限就在于他们考虑的追求经济成功的原因有限。按照他们的假设，如果研究中包含的动机的范围更广，钱的重要性对幸福感可能就没有主效应了。

于是，Srivastava等在后来的研究中考虑到了10种挣钱的动机：安全、维持家庭、市场价值、自豪、休闲、自由、冲动、慈善、社会比较、克服自我怀疑。经进一步因素分析最终确定了3类动机：积极的动机（前4种）、行动的自由（中间4种）和消极的动机（后2种）。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当控制挣钱的动机尤其是消极的动机如社会比较、寻求权利、炫耀、克服自我怀疑后，钱的重要性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就消失了。研究还发现积极动机和行动的自由对幸福感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正是由于这些消极动机的影响[24]。

金钱本身是没有害的，事实上，当金钱被用来帮助满足大量的基本需求时是很有益处的，毕竟，“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钱也不是万能的”，当用金钱来做不能做的事情时，对它的追求就成了问题。比如，金钱不能直接减轻自我怀疑，因为缺少钱不是它的根源[24]。所以，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不在于挣钱的目标本身，而在于挣钱的动机。

3.4社会比较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这句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理学中称之为社会比较。1985年，Michalos提出了满意的多重差异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个体把自己与多种标准进行比较，这些标准包括他人、过去的条件、抱负、满意的理想水平、需要或目标等。个体对满意度的评价就基于现状与这些标准之间的差距，向上比较使满意度降低，向下比较使满意度增加。其中，社会比较被发现比与其他标准的比较能更有力地预测满意度[26]。

Wood把社会比较定义为思考与自己有关的一个或多个他人的信息的过程[27]。人们倾向于与自己圈子里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都会影响幸福感。然而，研究者对于人们是如何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例如：人们只是与比自己富裕或比自己穷的人相比，还是根据所有人的收入分布来定位自己？

McFarland和Miller预测人们只与比自己收入低的人相比（为了感觉好）或者只与比自己收入高的人相比（为了激发自己做得更好）[28]。Parducci的范围—频率理论(range-frequencytheory)预期，人们与收入分布中的所有其他人进行比较，而不仅仅是向上或向下比较[29]。Smith等人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范围—频率理论很好地预测了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的效应[30]。而Hagerty在自然情境中进行的两个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社会比较效应，而且结果正如范围—频率理论所预期的那样[29]。他还特别指出，尽管社会比较在幸福感的评价上起了作用，但是社会比较效应的大小比收入的主效应要小。据此他提出了可以增加国民幸福的3条途径：(1)通过增加平均国民收入；(2)缩小收入分布的范围；(3)改变比较的参照组，如与比自己收入低的人进行比较或者与上一代人进行比较。

在中国，收入对幸福感的社会比较效应更是明显。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贫富差距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使人们产生不公平感，使得有钱的人、没钱的人都觉得不幸福。

3.5适应与压力

Helson把适应定义为对重复或连续刺激的减少的反应。对生活事件的适应是理解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Brickman等人就是根据Helson的适应水平理论，用对比和适应来解释中奖的人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幸福，而且从一系列平凡的生活事件中得到的快乐更少的现象[10]。首先，与中奖后的兴奋和高峰体验相比，许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有乐趣了。因此，尽管中奖得到了新的快乐，但它也使旧的快乐减少了，新旧快乐相互抵消，使得中奖者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幸福。其次，中奖的兴奋会随着时间而逐步消退。当他们习惯了由新的财富所带来的快乐时，这些快乐体验就不再那么强烈，对总体的幸福感就不再有很大的影响。总之，这种好运的影响在短期内会被对比效应削弱，从长远来看会被适应过程削弱。看来适应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收入的增长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

当然，对此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有研究显示，突然的改变或者极端的结果，即使是正性的，也会引起压力[31]。还有研究者考察了英国足球中大奖的人，发现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代价：很多人辞职，人际面缩小，成就感降低，而且，当他们被希望提供经济资助时，与朋友和家人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因此，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更多的压力，缓和了其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4小结与展望

从心理学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远不止传统经济学的假设那样简单。在一个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在幸福感上的差异并没有二者在财富上的差异那么大，尽管富裕国家的人民一般来说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感到更幸福，但这种差异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财富的差异。而且，个体收入的改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提高。研究者还从人格、目标、动机、社会比较、适应与压力等方面探讨了金钱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这使得人们对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更科学的理解。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1)对于金钱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或多大程度上影响幸福感，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过于笼统化。其实，对不同阶层的人群而言，金钱对于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可能是不一样的。对贫穷的人来说，能够用来满足其基本生理需求的金钱对他们的幸福感的影响是应该是很大的。而对富裕的人来说，金钱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他们可能需要金钱去实现更高的目标；当然这种影响也可能很小，因为非物质财富的因素如与家人和朋友交往的时间、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个人安全感以及人际关系等对他们的幸福可能更重要。而且，在个体不同的生命阶段，金钱对其幸福感的作用可能也是不同的。比如，金钱对成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比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因此，今后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需要细化，例如把不同阶层的或者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区分开来分别加以考察，然后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真实的结论。

(2)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哪一种心理机制就能解释清楚的。各种心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例如，McFarland和Miller的研究发现非抑郁、乐观的人倾向于关注比自己做得差的人的数量，而抑郁、悲观的人则更多地关注比自己做得好的人的数量[28]。这说明个体的人格影响其使用社会比较信息的方式。因此，以后的研究最好考虑多个心理中介变量，建构金钱、心理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模型，以便于更深入、更透彻地理解金钱是怎样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在研究方法上，无论是纵向研究还是实验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3)心理学的任何研究主题都需要考虑所处的文化背景，这就涉及本土化的问题。以上结论大部分都是基于国外的研究成果，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这些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中国，还有待于本土化的实证研究。而且，在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的中国现阶段，对此课题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经济发展、环境优美、人际和谐、全体社会成员欢乐幸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大众的切身感受。因此，对政府而言，可以此课题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制定一些以提高人民整体幸福感的相关政策，如解决贫困问题、缩小收入差距等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幸福感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目前幸福感测量研究存在指标不统一、研究方法创新不够、文化差异性日益突出等问题，所以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提出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理论构念并编制出相应的幸福感量表，是极为迫切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7-04-15

注释：

①国内学界通常把subjectivewell-being译为“主观幸福感”，是为了与另一个并列使用的不同的概念“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well-being)相区别。但“主观幸福感”的说法不太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因为在中文中，“感”已能表明其主观性。而且本文讨论的都是“主观幸福感”，没有涉及“心理幸福感”这个概念。因此，本文中我们把subjectivewell-being一律译为“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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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一、心理健康状态

心理健康状态与非健康状态的区分标准一直是心理学界讨论的话题，不少国内外心理学学者根据自己研究调查的结果提出了多种心理健康标准。笔者在临床心理学实践工作中，总结了前人的理论与经验，提出了一简捷的评价方法。即：从本人评价，他人评价和社会功能状况三方面分析：

1.本人不觉得痛苦-即在一个时间段中（如一周、一月、一季或一年）快乐的感觉大于痛苦的感觉。

2.他人不感觉到异常-即心理活动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不出现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现象。

3.社会功能良好-即能胜任家庭和社会角色，能在一般社会环境下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利用现有条件（或创造条件）实现自我价值。

二、不良状态

又称第三状态，是界于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之间的状态。是正常人群组中常见的一种亚健康状态，它是由于个人心理素质（如过于好胜、孤僻、敏感等）、生活事件（如工作压力大、晋升失败、被上司批评、婚恋挫折等）、身体不良状况（如长时间加班劳累、身体疾病）等因素所引起。它的特点是：

1.时间短暂-此状态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在一周以内能得到缓解。

2.损害轻微-此状态对其社会功能影响比较小。处于此类状态的人一般都能完成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只是感觉到的愉小于痛苦感，“很累”、“没劲”、“不高兴”、“应付”是他们常说的词汇。

3.能自已调整-此状态者大部分通过自我调整如休息、聊天、运动、钓鱼、旅游、娱乐等放松方式能使自己的心理状态得到改善。小部分人若长时间得不到缓解可能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状态。这小部分人应该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以尽快得到调整。

三、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是因为个人及外界因素造成心理状态的某—方面（或几方面）发展的超前、停滞、延迟、退缩或偏离。它的特点是：

1.不协调性-其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与其生理年龄不相称或反应方式与常人不同。如：成人表现出幼稚状态（停滞、延迟、退缩）；儿童出现成人行为（不均衡的超前发展）；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方式异常（偏离）等等。

2.针对性-处于此类状态的人往往对障碍对象（如敏感的事、物及环境等）有强烈的心理反应（包括思维、行为及动作行为），而对非障碍对象可能表现很正常。

3.损害较大-此状态对其社会功能影响较大。它可能使当事人不能按常人的标准完成其某项（或某几项）社会功能。如：社交焦虑者（又名社交恐惧）不能完成社交活动，锐器恐怖者不敢使用刀、剪，性心理障碍者难以与异性正常交往。

4.需求助于心理医生-此状态者大部分不能通过自我调整和非专业人员的帮助而解决根本问题。心理医生的指导是必须的。

四、心理疾病

心理疾病是由于个人及外界因素引起个体强烈的心理反应（思维、情感、动作行为、意志）并伴有明显的躯体不适感。是大脑功能失调的外在表现。其特点是：

1.强烈的心理反应-可出现思维判断上的失误，思维敏捷性的下降，记忆力下降，头脑粘滞感、空白感，强烈自卑感及痛苦感，缺乏精力、情绪低落成忧郁，紧张焦虑，行为失常（如重复动作，动作减少，退缩行为等），意志减退等等。

2.明显的躯体不适感-由于中枢控制系统功能失调可引起所控制人体各个系统功能失调：如影响消化系统则可出现食欲不振、腹部胀满、便秘或腹泻（或便秘-腹泻交替）等症状；影响心血管系统则可出现心慌、胸闷、头晕等症状；影响到内分泌系统可出现女性月经周期改变、男性障碍……等等。

3.损害大-此状态之患者不能或勉强完成其社会功能，缺乏轻松、愉快的体验，痛苦感极为强烈，“哪里都不舒服”、“活着不如死了好”是他们真实的内心体验。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后进生心理转化策略爱心教育心理暗示罗森塔尔效应

新课改理念下的“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从真正意义上提出了教育能否面向全体学生的问题。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意味着学校在全面提高升学率和考试分数的同时，不能放松对学习或品德方面暂时存在问题的学生的转化。

一、关注个体，探究后进生心理

（1）既自尊又极度自卑

正在成长中的中小学生，成人意识逐渐增强，独立的生活能力表现在意识的自觉性。后进生的心理与一般学生相比，具有社会性较早地介入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早熟”。强烈的成人意识、社会意识使他们在心理上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希望别人能理解他们、尊重他们，把他们当成一个真正的“大人”。其自尊心往往外现为虚荣心、爱面子、说大话、爱与人争高低等。但是，由于后进生在德智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同学们中间已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使他们失掉了威信。尽管他们想得到他人的尊重，却往往难遂所愿；再加上后进生基础薄弱，意志力不足，自己既定的目标又极易以失败告终。

（2）认知失调，戒备与逆反心理强

“认知失调”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心理平衡是人类的需要，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经历着种种打破人们心理平衡的事件，于是人们的心灵永远处在平衡的打破和平衡化的矛盾过程中。费斯廷格认为：如果人们在某一习惯状态下行为，他们将试图发现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之间是一致的；如果人们相信自己持有某种态度，那么，他们就会试图行动或解释行动，使其与他们的态度一致。

（3）意志力薄弱，厌学与惰性心理严重

意志力总是和明确目标的争取实现及克服一定困难相联系的，表现为一定行为的自觉性、坚持性和自制性。然而后进生在目标和困难面前却更多地表现出了意志力薄弱的问题。在学习上，他们先天智力不差然而成绩却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积极的学习动机，对学习不感兴趣，再加上基础薄弱，畏惧学习、厌恶学习以及惰性心理较重。

意志力薄弱，并因此产生的厌学心理和惰性心理是存在于大多数后进生身上的问题。教师应把握学生心理，做好思想工作，使学生逐渐克服其厌学与惰性心理，迎头赶上。

二、对症下药，制定后进生转化策略

既然形成后进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那么，转化后进生的途径也应该是多渠道的。因此，德育工作者应根据后进生心理，对症下药，制定好后进生的转化策略。

（1）采用“爱心教育”，尊重学生人格，增强其信心

夏丏尊先生说过：教育如果没有爱，就等于无水之地；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为师爱生是天职。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自我意识、自尊心理往往十分强烈，他们渴望被人理解和尊重，后进生尤其如此。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关爱每一位学生，尊重其人格，增强其信心。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对那些因受家庭乃至社会环境条件不良影响而表现异常的孩子，要以“朋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他，因为只有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才能给他们以信心和鼓舞，才能点燃他们拼搏进取、成为优秀生的希望之火。

（2）运用“心理暗示法”，疏导学生心理，消除其心理障碍

后进生因学习或品德上暂时存在问题而会受到一些不公正对待，受到的批评较多，有时即使做了好事也不容易得到他人的肯定。久而久之，多疑与戒备的情绪使他们极易产生“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逆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不愿意以一个接受者的角色去接受教育者的“有意施教”，反而对自己有意无意活动中所获得的知识及接受的教育影响能欣然接受。因此，在转化后进生时，我们可通过“心理暗示法”，用实际行动告诉学生老师是爱他们的，对待每一个同学都会公正公平、一视同仁的，并为他们创造一个团结和谐、平等互助的班级环境，努力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即使对其批评教育，也要注重艺术性，用心理暗示为其树立信心和希望，如可以说：“相信你能改变”或“你很聪明，别人做到的事，通过努力你也可以做到”等等。美国教育家本尼斯说过：只要老师对学生抱有很大的希望，仅此一点就可以使学生的智商提高二十五分。

（3）运用“罗森塔尔效应”，磨砺学生意志，挖掘其潜能

“罗森塔尔效应”说明：家长或老师对孩子有更多的信心和好感、并及时转换他们的角色时，孩子受到激励后就可能会有更大的进步。反之，如果主观认定自己的孩子或学生天生愚笨，难以造就，孩子或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受到压抑，聪明才智就难以发挥。因此，对于那些意志力薄弱的后进生，要想解决其厌学心理，必须激发其乐学点，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点燃起学生内心的学习兴趣。根据“罗森塔尔效应”，教师首先要相信后进生能学好，并给他们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诱导他们“跳一跳，能摘到桃”，让其在学习的阶段性成功体验中感受学习的乐趣，并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角色转变。同时，尽管每一个后进生都有希望自己变好、成为优等生的渴望，但他们一遇到需要克服困难、持之以恒的事，往往就难以坚持到底而退却，回到固有的“惯性”状态。因此，对于后进生惰性心理的解决，同样需要我们教师要有耐心和恒心，给予他们以足够的信任，并加强平时的督促与监管。在学习上我们要强化其勤奋点，要求他们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短期目标；在纪律上要多肯定他们的进步，帮助其树立自己可以做好的信心，并督促其持之以恒，坚持到底，最终使其自觉地将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内化为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教师只有全面了解学生、特别是后进生的心理，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及时有效地对后进生进行心理疏导，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与和谐发展。后进生的转化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正如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所说：“正确地进行教育，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而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作为德育工作者，我们要坚持常抓不懈、因势利导，早日实现后进生的转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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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心理契约;研究展望

心理契约这一术语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被引入到管理领域，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使用心理契约这一概念是为了强调在员工与组织的相互关系中，除了正式的雇佣契约规定的内容之外，还存在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它们同样是决定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因而是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一、心理契约的内涵

心理契约这一术语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被引入到管理领域，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Contract)又被译为心理合同，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和定义，目前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还没有形成一个十分权威的、统一的概念，心理契约的概念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古典学派的观点。Herriot&Pemberton认为心理契约可以定义为“雇佣关系双方，即组织和个体，对关系中所包含的义务和责任的理解和感知”。Tsui等认为，心理契约涉及双方，其研究也通过集中关注“人”来展示心理契约的组织一方也是可行的这个问题。Guest对Rousseau提出的心理契约概念的结构效度提出了质疑。首先，这个定义来自于法律的比喻，不具备“协商”的原则；其次，在由谁构成组织一方的问题上很不明确；最后，在侧重于研究心理契约维度的同时，却未能建立一个条理明晰的维度系列。陈加洲等在对组织中的心理契约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心理契约定义为雇佣双方对雇佣关系中彼此对对方应付出什么同时又应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约定的核心成份是雇佣双方内隐的不成文的相互责任。丁荣贵、张体勤认为，心理契约是指一系列相互的心理期望，这些期望是契约双方相互知觉但非明确表达的。这两位研究者强调“心理期望”，明确提出了作为员工和组织对彼此的具体期望，为企业或组织详细地指明了心理契约的哪些具体方面可以用来激励员工。

1.2概念的实证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心理契约的概念逐步清晰化和操作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定量方法对心理契约进行探讨。1990

Rousseau第一个从实证角度对员工心理契约的内容和维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之后的实证研究也大多聚焦在对心理契约内容和维度的探讨上，但由于心理契约的动态性、发展性等原因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各有特色。我国学者曹威麟等[16]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和他们对心理契约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心理契约”是指当时双方通过各种心理暗示的方式，在双方相互感知并认可各自期望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隐性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二、心理契约研究的新进展

2.1心理契约研究的本土化展望。自从心理契约的研究开始进入到管理领域后，就有西方研究者纷纷从不同的背景或角度来对心理契约进行描述、解释与评价，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基于西方员工和组织的特点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而创建的，对中国本土心理契约管理研究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但应注意到在中国心理契约管理研究本土化过程中中国企业员工和组织的特点及心理契约的产生、建立的内外因素对建构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将西方科学心理学与中国传统的本土心理学有机结合起来，创建中国本土化的心理契约管理研究内容、理论、方法、技术和干预手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本土的心理学是根源于特定的文化历史，是对本文化圈的心理生活的独有的理解和构筑。”中国本土化的心理契约管理应该符合我国的基本历史文化特征与当前的社会形势变化，要达成与维持“心理契约”应以建立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为基础。健康向上的组织文化能在组织中创设出一种奋发、进取、和谐、平等的组织氛围和组织精神，为所有个体塑造强大的精神支柱，形成坚不可摧的生命共同体。“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组织管理实践必然要打上本土的文化烙印，必然要贯穿本土的文化心理。”中国文化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几千年来长期统治着人们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社会习俗、人情世故、行为准则的儒家思想为我国心理契约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与理论基础。孔子曾把“招徕远人”或“近者悦，远者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向统治者提出。当然要达到此目的，还要先“修文德”和“慎乎德”才行，“以政为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不仅强调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还强调必须对一个组织施以德政，从而达到组织内部的和谐。在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心理契约管理研究中既要注重吸纳西方先进的心理契约管理理论，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中有益的成分，并创造性的运用在心理契约管理研究在中国本土化的研究取向上。构建企业与员工关系的新模式，在企业与员工之间确立以心理契约为纽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2心理契约研究的生态学展望。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被运用于心理学，最有影响力的是被誉为“教学环境研究先驱”的勒温(Lewin,K.)，勒温心理生态学中的“环境”主要强调的是人的心理环境，他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充分关注开辟了关于人类行为的生态学研究的先河。从生态学角度看，构成心理契约的影响因素也是一个生态系统。

从横向来看，把组织作为一个分界线，影响心理契约的因素分为来自于组织或社会环境方面的外部因素，和来自于个体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指社会环境和社会线索两个部分，而内部的因素实际上就是个体心理编码的认知过程，它受到个人因素和个性特点因素的影响。

就外部因素而言，心理契约受到社会环境、组织提供的信息和社会线索等因素的影响。由于个体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社会规范中，员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接受来自于外界的和组织内部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理契约必然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同样，在组织和员工的互动过程中，彼此的相关承诺、组织的信誉和品牌、组织政策的描述(企业的规章制度、薪酬体系等)、员工自身的观察以及员工从组织中其他成员或同事所了解的信息都会影响员工的心理契约。

就内部因素而言，影响心理契约的因素有心理编码、个人因素和个性特点。由于员工个体本身的性格和能力上的差异，具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加工水平，对于组织信息的理解程度自然也有一些差别。不同程度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工作年限甚至性别差异，对组织传递信息的理解也是有差别的，他们对相互间的责任、接受到的信息进行心理编码，形成存在于员工内心的心理契约。这个心理编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个体对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认知加工的过程，这种心理编码的认知加工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契约的形成，决定了对心理契约的内在认知体验水平。

因此，在外部因素对心理契约产生影响的同时，一些内部因素也对心理契约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员工。他们从组织内外接受各种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进行认知加工，以及员工对于这些信息所持有的解释方式和理解，对心理契约的形成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些外部和内部的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互动，受到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对这些接受到的外在信息进行内在的认知、加工、体验等一系列的活动就构成了心理契约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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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何调心理健康？这是心理学、精神病学、心理卫生学等许多学科共同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其说甚多，现选有代表性的理论供借鉴。

“心理健康（xmentalheallh）就个体的心理状态而言，心理健康指个体在一般适应能力、自我满足能力，人际间各种角色的扮演，智慧能力，对他人的积极态度，创造性，自主性，成热性，对自己有利的态度，情绪与动机的自我控制等方面达到正常或良好水平。关于心理健康的正常状态，一般有四种意义：正常即健康状态，以有无心理疾病为判断标准；正常即平均状态，从统计学角度强调正常和异常之间的程度变化，处于正态分布中间范围的属于正常；正常即理想状态，正常是用来评价行为而非描述行为；正常即适应过程．将正常看作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心理健康的人能不断学习有效的技巧以应付紧张状态。这个心理健康概念仅仅描述了心理健康的有关现象，尚未把握到心理健康最一般的规定性。

下面再看（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心理学）卷对心理健康的论述。该书没有专设心理健康的条目．只在“心理卫生”的条目中顺便论及心理健康的问题：心理健康的标准：“健康”虽为一极常用的形容词，但确极不易为之作一明确的界说。以”无病”为健康似应毫无疑义，但若干人常不自觉疾病之存在，若干疾病或尚无法诊察；所以并不易确定谁为健康的人。

心理健康的标准则更不易确定，因心理疾病症状之诊察更较为困难的缘故，因之一般学者多主张以整个行为的适应情况为基准，而不过分重视各别症状之有无。约言之。心理健康的人多能符合下列各点：

（1）乐于工作．且能将本身的知识与能力，在工作中表现出来：并能于工作中获得满足之感。

（2）能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且乐于与人交往：其对人的态度．常是正面的态度（如喜悦、信赖、尊敬等）多于反面的态度（如敌视、怀疑、畏惧、好恶等）。

（3）对本身有适当的了解，并能有悦纳的态度。愿意努力发展其身心潜能，但对于无法补救的缺陷，也能安然接受，而不以为羞。

（4）和现实环境有良好的接触，并能作健全的适应。对生活中各项问题，能用切实有效的方法谋求解决，而不企图脱逃。这个心理健康标准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描述了人在心理健康状态下行为的一些特点；对什么是心理健康的问题也避而未答。

概念上，上述文献末分心理与意识，其所谓心理健康，实际所指的就是意识健康。下而论述笔者的心理健康观。笔者的心理健康观可称之为心理健康的自觉平衡统一说：心理健康是自觉平衡统一的心理状态。这个定义包含如下四方面相互联系着的内容。

第一．心理健康是心理的一种状态。“心理健康”的矛盾概念是心理病变或心理疾病。这两个概念共同的最邻近的属概念是心理状态。明确了这三个概念间的种属关系就可以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心理状态的理论联系起来了。心理健康状态的最重要的规定性在于健康；这是由定义包含着的以下三点内容来揭示的。

第二，心理健康的独特规定性就在于自觉、平衡．统一。自觉、平衡与统一这三个规定因素是从不同维度上进行概括的结果。它们之间有着以统一为核心的内在联系。“统一”是从心理的全局说的；“自觉”是人心理的统一形成的高层次的综合功能；“平衡则是心理各构成部分间相互关系的态势。下面，我们先看心理的统一。

心理的统一是在人整体整合下的根源于各心理要素的相对独立的心理整合状态。心理作为人整个机体的一个第一层次的要素，它也是由各系列，各亚层次的心理要素共同构成的。这些要素以结构与功能逐层递变的关系共同构成人的心理。心理作为一个第一层次的要素统一着各亚层次的心理要素，形成相对独立的整合。这种整合形成的内向作用力控制着并在一定范围内觉知着各内在构成要素；其外向作用力则是买现同肌肉、骨骼、皮肤、内脏、腺体等要素的相互结合，共同参加到人整体的整合中。因而，所谓心理的统一即在人体整合统一下的根源于各心理构成要素的相对独立的心理的整合，是根源于心理各层次要素作用力又在人整体统一下的心理力的网络体系。心理的构成要素甚多，从心理的全局来看有意识和意下心理两大部分，从心理过程模式的角度看，有不同系列的操作过程、感知过程、拮抗过程和反射过程；就意识的全局看，有意向、认识、情感三大部分．从另外的角度者则有智能、意志、情感三大部分；就人的观念而论，有自我意识和关于外部对象的意识，现实对象的意识和虚拟对象的意识等。这些不同的心理要素都有其独特的规定性，都有其结构与功能，都会这样那样地参加到心理的整合中，统一为心理，并在心理的统一下存在和发挥作用。在心理的统一中还包含着意识相对独立的统一。在个人的控制和感知上，意识的统一首先就是感到自己有一个以各种思想观念为核心，以自己感知和想象到的时空为范围的主观世界。这个主观世界的诸种过程、观念等都是观念的主体“我”的；“我”控制着它们，了解着它们，随“我”调遣，任“我”使用。通过意识的统一。人们了解着自我与外部客观世界，控制着自己的观念和肢体，把意识谱构成要素结构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识体系，与意下心理一起参加到人整体的整合中，协助整体的整合，把人各层次的构成要素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实现人的生活行为。具有统一性是心理建构的根本规定性。

第三．心理健康的另一个重要规定因素就是自觉。自觉是意识统一形成的综合功能。所谓自觉即在人整体统一下的意识相对独立的整合对人自己的意识、肢体与整体的生活行为自控、自知、自塑、自正的作用规律。这种综合功能集中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其一，自控，即意识的以现实为基准的自我控制作用。人诸多意识过程的行、止都在意识的控制、掌握之中。人对自己整个的意识状态都可以进行相应的调节与控制。人在生活行为中形成了大量的可以实证的现实意识：也形成了众多虚幻意识。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总是以现实意识为基准来控制自己的生活行为。其二，自知，即人以现实意识为基准对自己的观念、意识过程、相应动作和行为过程形成某种直接觉知和思维评价；从而了解自己的观念、意识过程、相应动作、相应行为过程展开的具体状况和品质上的优劣。其三，自塑．即人根据对自己知识、品德、能力等方面实际情况的了解；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兴趣展开相应的学习，训练、修养，以便发展自己的德、识、学、能及身体素质。这就是所谓自我塑造。其四，自正或自我校正。人一旦发现自己的意识、动作、行为中的偏差、疏漏、缺陷，即会进行新的努力。通过学习、训练校正其偏差、弥补其疏漏．纠正其缺陷。自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自己一旦陷入心理失衡状态，则努力进行自我调节，抑制某些观念或建构某些新的观念，从而使自己的心理恢复平衡。。自正是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总之，自觉是人意识统一而形成的综合功能，是人心理健康的根本规定因素。第

四，心理健康是心理自觉平衡的统一状态，这里引入了心理平衡的概念。在学术界已有心理平衡说：

心理平衡（Psychologicalbalance）个人在认识上达到主客观统一．人们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保持着互助、友好、合作的关系。从而使群体里每个人都认识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意义。而心理不平衡则是受歧视、侮辱、有压抑感甚至产生自卑、羞耻、绝望、抱怨、不满等消极情绪。这段话未给心理平衡下一个科学定义，仅仅描述了些有关现象。因而，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还是不够的。何谓心理平衡？心理平衡是心理的各主要构成部分间协调一致的关系态势。这个定又包合以下两方面相互联系着的内容。其一，心理平衡是一种协调一致的关系态势。所谓关系态势是由诸构成部分组成的关系格局和动态的发展趋势。在心理平衡统一的关系态势下．各构成部分间具有协调一致的格局，具有某种稳定的积极的变化趋势。其二，心理平衡所指的诸构成成分间的协调一致。首先是意识与意下心理间的协同一致。其次是各系列的意识过程的协门一致。各种操作过程、感知过程都根据人生活行为和外部情境的需要及时展开，适时停止：各司其职，各尽其脱有主有从地恰当展开，达到诸意识过程间协调一致。再次，知、意、情三大范畴的协调一致。三者的一致主要指自己认识到的自身状况、生活环境、外部对象与自己意识倾向一致，引起肯定、接受的态度．诱发相应情感。还有，智能、意志与情感的协调一致。意志的控制坚持体用受智能过程肯定、协调．情感过程受智能过程约束，意志过程与情感过程也支持智能过程；从而使人的生活行为合理又坚定地进行下去。最后是不同观念的协调一致。这样，心理平衡就有了上述五个维度的协调一致。平衡是发挥自觉功能的动态平衡。

上面．我们分四个方面论述了心理健康的自觉平衡密统一说。具有自觉平衡统一状态的心理，是为健康的心理。上面，是对心理健康的正面论述。为进一步理解心理健康，还须把它与心理病变相对照。请看下1一节的论述。

二心理病变状态

当明确了心理健康后，就可进而讨论心理病变状态或心理疾病了．什么是心理疾病？首先看我国学术界代表性看法。

精神疾病（mentaldisease）由各种有害的物理、化学、生物、遗传、心理、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引起的心理或行为障碍，常损及患者的社会功能、人际关系和生活能力、可大致划分为：神经症（neurosis）和精神病psychosis）两大类。临床表现各有不同，神经症患者常存在各种心理冲突。焦虑、抑郁等不愉快的内心体验和躯体不适、但与现实环境仍有较好接触，多主动求医，迫切要求治疗。而精神病患者有较严重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紊乱，不能正常适应社会环境，现实检验能力往往受到损害，不承认自己有病、不主动求医，甚至拒绝治疗。

有的研究者把心理病变称为心理变态。何谓心理变态？张伯源、陈仲庚二位教授编著的《变态心理学〉是一本很好的教材。该书未给心理变态下定义．但概括了学术界常用的划分常态与变态的四个标准1．以检验作为标准；2.杜会常模和社会适应的标准：3.病因与症状存在与否的标准;4.统计学标准.对这些标准．张、陈二位也认为并非十全十美。变态标准应该根据心理病态的根本规定性而提出.看来，判定心理病变状态的根本规定性乃是第一位的研究任务。

从方法论上看，判定心理病变首先要根据心理病变的各种经验事实；其次则需与心理健康的经验事实相比较；其三，心理健康观是判定心理病变的主观参照系；其四是运有恰当的定义揭示心理病的包含着种种差异性的特有共性。上一节，我们提出了心理健康的自觉平衡统一论。以此理论为参照系，进一步提出心理病变的昏乱失衡说：心理病变是在人心理、社会文化、生物等原因作用下形成的昏乱失衡统一的心理状态。这个定义包含如下六方面相互联系的内容。第一，心理病变是一种昏乱失衡统一的心理状态。在上一节我们已论述了心理的统一。心理的统一可以是健康的统一，也可以是病变的统一。后一种统一即统一的某种心理疾病。心理病变的统一．又集中地规定于如下两点：第二，心理病变首先是一种失衡的统一。平衡与失衡是从诸心理要素间的关系态势上来着眼的。心理失衡是心理的诸内在构成要素的关系态势上的失衡。健康的人也会有心理失衡，但经过人自觉的调节，可使其心理恢复平衡统一的状态。心理变态者的失衡则难平复，形成某种失衡的统一，统一为某种心理疾病。病变的失衡首先是从心理的全体上来讲的，任何局部的失衡都会造成整个心理结构态势上的失衡。但具体到每一个心理疾病患者，其失衡又是具体地存在于特定心理范畴内；在失衡的那部分心理要素之外，还有众多未曾失衡的部分。究竟什么是心理要素失衡，还须又具体分析。从心理疾病的具体症状来看，失衡可发生在许多范围内。其二，意识与意下心理的失衡。

一般说来，意识与意下心理的根本区别在于，意识是自觉的心理意下心理是自主的心理。后者不须人自觉控制而由低级植物性神经中枢按节律自由地展开。意识可通过随意运动感情影响意下心理，但不直接控制意下心理这就是二者平衡统一的状态。某些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某种观念可直接控制意下心理，形成某种躯体症状。如痉挛、阳痿、呕吐、厌食等。此时，通过自我暗示的作用，自觉的意识越过意识功能的界线延伸到常人不能的意下心理功能范畴；形成一种意识越位的意识与意下心理的失衡统一。

其二，意识的失衡。意识是由多系列的意识过程和多种观念统一而成的。从意识全局来看，意识的平衡统一表现在许多方面。一是意识过程行止上的平衡或失调。在平衡状态下，各种意识过程的行止都在“我”的自觉控制之中，即自认为该行则行，该止则止，行止自如，行止有度。在失衡状态下，往往该行不行，该止不止，不能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意识过程，形成许多强迫性的观念或动作。如强迫洗手、强迫检查门锁、强迫性仪式动作等。二是现实意识与虚幻意识的平衡与失衡。对于心理健康的人而言，关于现实对象的意识是大量的，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当以．他也会幻想，也会建构许多虚幻意识。但他了解自己的观念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幻的。他绝不会以虚幻意识为根据来处世为人。在病理状态下，患者往往把虚幻意识当成是真实的，并以虚幻意识为基准来统一其现实意识。如有人把自己角色幻想成的虚幻角色（总统、大元帅、地球王、宇宙王等）当成是自己的真实身份。以自居的这种角色为基准来对待生活现实．形成以虚幻意识为主导的虚幻意识与现实意识的统一。统一为某种精神分裂症。三是自我意识与外物意识的平衡与失衡。在健康状态下，自我意识与外务意识各有相对独立的存在；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各安其位，各发挥其特定的作用．二者的关系是平衡的统一。在病理状态下，患者往往混淆自我意识与外物意识，把自我当成外物或把外物当成自我，这种失衡的统一，统一为某种独待的癔症。上述失衡是意识全局的失衡。分析地看．又表现为认识的失衡．意向的失衡、认识与意向关系的失衡、情感与诱因的失衡等．下面分述之．

其三，认识的失衡．众所周知．认识有直接认识（感知觉）与间接认识之分。直接认识与间接认识的平衡统一，是认识范畴的健康的表现。但二者也有失衡的状态。认识的失衡又分为三种。一是直接认识（感知）的失衡。在正常状态下．适宜的内外刺激引起人相应感知觉。感知的失衡则在有感知而无相应刺激，或感知与刺激背离。如幻听、幻视、幻嗅、幻触及种种病理性错觉。感知上的失衡就是感觉对象与感知觉的对应性关系上的失衡。这种失衡的统一形成种种幻觉或病理错觉，二是思维的失衡，待别是表现在判断、推理等逻辑关系上的悖缪。三是直接认识与间接认识关系上的失衡，如运用语词的抽象概括与相应感知经验的背离。这背离情况下的统一。形成某种虚妄、错误的观念。

其四，意向的失衡。意向是专司人心理和生活行为中定向的意识体系，人们都是以其自我意识的核心、以一定的立场为出发点、以系列的间接追求和直接控制为方向、以种种规范途径和方法共同组成人生活行为的定向体系。在意向体系中，集中表现的生活行为方向的就是一系列间接追求和直接控制。间接追求是经抽象和形象思维建构起来的观念形态的行为目标；如需要、理想、目的、计划、兴趣等。直接控制是人在生活行为中根据即时的情境对自己肢体和感官的控制。间接追求和直接控制各有相对独立的存在。意向的平衡首先是间接追求与直接控制的平衡，间接追求技一定方向组织、支配直接控制；直接控制则具体体现着某种间接追求，意向的失衡则有多种表现。一是间接追求的失衡。把理想当成现实者最常见。如前某赵姓知识青年自居为赵教授，并在胸前挂上书有“赵教授”的牌子。二是直接控制失衡，即失去恰当的目标。如一患者从背后受到攻击后，不去攻击身后的攻击者，而是攻击他前面的人。三是直接控制与间接追求的失衡。如二战期间，有的士兵为逃避上战场则希望自己瘫痪。对于心理健康的人而言，直接控制的肢体运动不会因个人希望瘫痪的观念而真地瘫痪起来。但对某种癔病患者，在瘫痪的自我暗示作用下，瘫痪的观念导致了直接控制系统真的出现了瘫痪。形成了间接追求越位的间接追求与直接控制的失衡统一等。意向的失衡是多种多样的。

其五．认识与意向的失衡。在健康状态下认识与意向是平衡的统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控制与感知的统一；即在正确感知的指示、监视下进行相应的肢体控制，从而统一为准确的系列动作和恰当的行为。但在心理病态状态下，感知和动作可能失衡。如有病理错觉的人把很远的东西看成很近的东西，便动手去拿；二者的失衡统一为不准确的动作和有失误的行为。二是间接认识与间接追求的平衡统一；即以正确的间接认识为根据来规划、决策自己的理想、目的、计划，恰当地决策自己的生活行为。但在病理条件下，其间接认识会发生种种错误，如自居为”地球王”、某某人要迫害我等。以此为据来决策自己的生活行为，使其间接追求背向其生活现实。二者的失衡统一为系列妄想和悖缪行为。

其六，情感与诱因的失衡。情感是由某种观、感知与心理结构中相应观念相综合形成的情结所诱发的反应与体验统一的心理过程。即时的观感是情感的直接诱因。即时的观念、感知以既有知识结构为据被理解。其价值与既有意向相综合形成某种新观念。这种新观念是诱感反映与体验的情结。对于心理健康的人而言，诱因（即时的观感）与情感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与人意向一致的事物的观感引起肯定的情感，与人意向背离的事物引起否定的情感等，情感与诱因的平衡统一为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情感。在病理状态下，诱因与情感往往失去平衡；肯定的诱因引起否定的情感，否定的诱因引起肯定的情感等。二者的失衡统一为一系列悖缪的情感。

其七，记忆的失衡，在健康状态下，识记、回忆、认知等记忆环节是平衡统一的。识记时储存下的信息一致，能实现相应的再认。在病理条件下则可能产生识记与回忆、再认的失衡，表现为遗忘症、再认错误、回忆混乱等。识记与回忆、认再的失衡统一为不同的症状。上面，我们简述了心理失衡的主要情况。心理失衡形成心理不同要素相互关系态势上的混乱，是心理病变的重要规定因素。

第三，心理病态的另一重要规定因素即混乱统一。混乱统一是相对于心理健康状态的自觉统一而言的。。自觉与混乱都是从心理的总体格局或心理结构上来说的，平衡统一与失调统一是心理健康与心理疾病在心理结构方面的规定因素。自觉统一与混乱统一则是心理健康与心理疾病在心理功能范围内的规定因素。关于自觉统一，上节已述。混乱统一则是一种变态的统一。所谓混乱即人心理和相应行为上的失控、失误、倒退的功能状态。失控即人失去对自己心理和行为的恰当、合理的控制，形成一系列悖缪的控制或强迫性控制、强迫性观念。失识即对自己心理与行为以及对相应外部对象失去应有的正确的认识，而形成某种偏执的、错误的认识。倒退即不能积极地塑造自己，而在能力上、人格上后退、昏乱即其观念和行为上失去正常秩序，陷入某种无序状态。失控、失识、倒退、混乱的功能统一为一系列特定的心理疾病症状．这些症状与失衡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失衡是心理结构范畴上的混乱；混乱则是心理功能上的失衡。概括地说，心理病变就是混乱失衡统一的心理状态。

第四，心理病变状态一般是由心理健康状态转化来的。人为什么会发生心理病变呢？关于发生病变的原因，已在心理病变的定义中指出了心理、社会文化、生物等几方面。这里首先讨论造成心理病变的心理原因。一般说来、心理疾病的心理原因主要是不良的心理追求、偏见、低下的挫折承受力、不良的心理习惯易受暗示性。其一．不良的心理追求是对自己有害的心理追求。如有人过分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关心自己的健康本身是好事，但一过分，便易出现偏差。一遇不适便怀疑得了某种绝症，夸大、自我恫吓、形成相应焦虑、恐惧，并想方法消除之；从而导致某种神经症。再如钟情幻想，但若沉溺于幻想，到幻想中寻求心理满足而逃避现实。则往往成为某种变态人格的契机。其二，偏见是由于意向上的好恶而规定的扭曲对象的偏颇的认识倾向。人们难免有偏见；但导致心理病变的偏见是笃信躬行的偏见。为了证明自己的偏见，往往挖空心思，努力从自己的观念内或现实中寻找、编造根据。久而久之，导致自己的某种心理病变。其三，低下的挫折耐受力使人经不起挫折，形成对诱因的夸大倾向和逃避行为。其四，不良的心理习惯积累着病变的诱因。其五，易受暗示性导致自我扰乱等。这些心理原因不见得会导致心理疾病，但心理病变往往离不开这些心理原因。

第五，导致心理病变的还有一系列社会文化原因。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是一定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的承担者。在长短不等的社会生活钟，通过学习劳动、创造吸收社会文化，按照社会文化的要求组织自己的生活，来建立种种社会关系。人社会生活中，既能建立协调的社会关系，也会形成某种对立的失衡的社会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会承受来自社会的打击、压力。对来自社会上的打击、压力，个人可能合理地加以统一。但若一系列生活事件接踵而来，当社会压力超过人的承受能力时，也可能产生焦虑、恐俱等反应甚至导致病变。总之．社会关系上的失衡、社会压力的超量，是导致心理病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导致心理病变的还有某种生物的原因。众多同卵双生子与异卵双生于同病律（前者为25----40%，后者为5一15％）的调查和其他调查都肯定了信；心理疾病与遗传大有关系。其中智力落后和精神病与遗传的关系更大。非遗传的先天原因．如妊娠中毒、胎儿营养不良、出生创伤等，对新生儿的大脑脑及感官均有影响．神经系统和感官解剖结构上的缺陷即是心理结构上的病变，也规定了相应心理过程的病变。此外．或作为原因。或作为结果，神经生化物质的比例与代谢的失调，在心理疾病患者身上也都相伴而行。甚至药物、、不良物理环境筹，也会不同程度地危害人的心理健康．甚至导致心理病变。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心理健康；措施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高护生)是高校学生队伍中既普通又特殊的一个群体，它的特殊性是女生占了99％以上，是真正的女性天下。这些学生的年龄一般在17～22岁之间，正处于青春期到青年初期的过渡时期，也是心理上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尤其是女生更易产生心理问题。因此，研究她们的心理特点，发现她们的心理问题，消除她们的心理障碍，提高她们的心理素质，对于培养高素质实用型护理专业技术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上海铁道医学院吴文源引进修订的Derogafis，L．R1973年编制的Hopkin’s症状清单(Symptomchecklist90，SCL-90)［1］。该量表在我国广泛应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河南省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2004级、2005级、2006级护理专业专科学生组成样本，学生年龄最小16岁，最大23岁，均为女生。共发出问卷2393份，回收有效问卷2305份，回收率96．32％。其中，五年制学生1367人，三年制学生938人。

2研究方法

主试选取学院护理系(2006年5月)专科在校生，分班集体问卷测试。被测学生在统一指导下相对独立完成问卷。时间限定为35～45分钟。收集原始数据整理后，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分析

1心理问题检出率

从表1可以看出，SCL-90因子均分≥2的人数及百分率，除躯体化、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外，其余症状均较严重。特别是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和偏执各项分别高达46.11％、34．83％、31．24％和33．23％。这表明，高护学生有心理问题倾向的比例是很高的。

2主要心理问题

从表2差异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采样对象在SCL-90各因子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全国青年组常模［2］，其中偏执、敌对和焦虑更为突出。这说明高护学生相对一般青年有较多心理健康问题。

三、高护学生突出的心理问题

1自卑

高护学生在中学阶段学习成绩一般，高考决定了她们只能进入高职高专类院校。与其他本科院校学生相比，她们自然会产生失落感和自卑感。造成这种心理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我国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近30年来，我国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应试教育社会氛围。从家长、教师到学生，都是以考上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为成功的标志。没有进入这一行列的学生，多数会产生一种失败的心理，别人问起在哪个学校读书，往往羞于启齿。二是对高职认识上的误区。高等职业教育是近年来兴起的教育类型。目前，社会、家长和学生对高职教育还存在较多的认识误区，把职业教育看成是低层次、低水平的教育，把护理职业看成是低人一等的职业。在加上当前舆论宣传不到位，部分学校办学水平相对较差等原因，造成部分高护生心理上产生自卑感和失落感。

2焦虑

产生焦虑心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现实与理想相差太远。部分学生是在家长的压力下来上高职的，自己内心并不愿意；还有些学生是所报志愿未实现，被迫同意调剂到现在学校的；也有些是根本不了解这个专业而盲目报考的，一到学校才知道与自己原来理解的完全不一样；等等。二是就业压力。在全国范围的就业压力居高不下，在毕业生增长率远高于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增长率的情况下，高职毕业生面对严峻的人才市场竞争形势，自然容易产生焦虑心理。

3人际交往错位

处于青春后期的高护生，自尊心和好奇心都很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在自己的家庭里一般都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到高职后，这种优越感消失殆尽，便产生了许多人际交往问题。首先，是社会交往萎缩。到了学校，失去了家庭小环境的庇护，再加上自己是高职生，感觉地位低，怕别人瞧不起，就有意回避正常的社会交往。更重要的是网络技术的广泛普及，难艺在现实社会获得满足的学生，很容易被吸引到虚拟的网络社会里。久而久之，沉溺于网络世界的她们更加忽视真实可靠的现实人际关系，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较严重的人际交往心理障碍。其次，是异往错位。青春后期年龄段的学生，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方面，都到了较强渴望与异往的欲望期。她们渴望有能够亲近、信任她们的异性朋友。但由于感情的冲动性和迷惑性，部分学生分不清友谊和爱情的界限，不少学生还以没有男朋友而感到羞愧，极易诱发品德心理问题，极个别的学生可能由感情问题产生自杀念头。再次，是师生交流障碍。高护生在中学阶段，学习成绩多数处于中下等水平，常被被老师忽视、指责或排斥，因而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师生间的不信任、敌对和疏远的心理。这种心理很自然地带到了高职学校。还有就是高职的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少数老师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不研究学生的心理特点，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教育学生，也是产生师生交流障碍的重要原因。

四、心理健康教育的措施

1建立完善的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前提是了解、熟悉和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对学生进行了解。如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站、定期发放心理健康教育问卷调查、教师一对一直接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等等。在较深入地掌握学生心理状况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科学的完整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开展多渠道、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如开设心理健康课、开展网上心理咨询、举办心理教育讲座、设立专项的心理咨询与治疗门诊、班级配备专兼职心理辅导员等等。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环境，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加强和完善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第一，做好校园内物质环境的净化、绿化、美化工作，创造一个赏心悦目、清新高雅的校园文化环境。第二，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和娱乐活动。第三，加强校风、学风和班风建设，坚持依法治校、规范管理，形成团结、求实、文明、创新的校风和勤思、博学、活用的学风；加强班风建设，严明班级纪律，优化人际关系，增强凝聚力，提高荣誉感。第四，加强宣传舆论阵地建设，利用校内宣传栏、黑板报、广播等宣传工具，宣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讨论有关热点问题［3］。通过一系列文化环境建设，努力给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有序的和谐校园环境。3加强毕业生就业心理辅导

毕业生就业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在校学生的心理。学校应为毕业生就业配备心理辅导员，为毕业生进行职业心理定位。心理辅导员可以为毕业生设计兴趣、人格、职业能力倾向等测试表，通过对毕业生状况逐条分析和心理辅导，学生可以更加明确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同时对自己的职业也能做出比较准确的定位。通过这类测试，为学生提供职业心理定位的服务，学生可以了解适合自己的职业，在学习中拾遗补缺，找工作时能沉稳应对。就业心理辅导员还可以向毕业生介绍求职心态调整和择业技巧等方面的知识。也可以开设就业形势指导课，请知名人士做专题讲座等。同时，给毕业生配备就业心理辅导员，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心理辅导。学生的就业工作做好了，可以大大缓解学生的焦虑心理。

参考文献：

［1］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2］金华，吴文源，张明园，等．中国正常人SCL-90评定结果的初步分析［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86(12)．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人格与心理素质决定一个人工作成败的特殊视角,全面分析图书馆员应具备的人格类型与心理素质。

1人格概念及其特点

人格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本意是指面具。所谓面具,就是演戏时按剧情需要所画的脸谱,它表现剧中人物的角色和身份。用面具来定义人格,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个人在生活舞台上表演出的各种行为和表现;二是指个人蕴藏于内、外部未露的特点。“正所谓蕴藏于中,形诸于外”。按心理学分析,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心身组织。人格是社会塑造的产物,它的形成和个人的教育、家庭、社会人文环境有直接关系。人格在社会学视野中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整体性。即人格概念是融人的社会性、生物性及心理性于一体,以人格概念来认识人,可以全方位、多角度来透析人,可获得全面准确的认知。人格概念是统一的整体,不可割裂。

第二,积淀性。即人格形成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积淀的,童年时的社会烙印是人格内核,以后的社会塑造形成人格外层,每个人的人格物质都反映社会烙印。

第三,可测性。即人格类型物质,可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有效、准确测定。

2人格类型必须与职业特点相匹配

美国著名的职业生涯指导专家霍兰德,将职业选择看做一个人人格的延伸。他认为职业选择也是人格的表现。同一职业团体的人有相似的人格,因此对很多问题会有相似的反应,从而产生类似的人际环境。他认为:个人的人格与工作环境之间的适配和对应是职业满意度、职业稳定性与职业成就的基础。由此,霍兰德假设: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多数人可分为六种类型,人所处环境也可以相应照此划分。这六种类型可以按固定顺序排成一个六角形。

现实型(R):有运动机械操作的能力,喜欢机械、工具、植物或动物,偏爱户外活动。

传统型(C):喜欢从事资料工作,有写作或数理分析能力,能够听从指示,完成琐细的工作。

企业型(E):喜欢和人群互动,自信、有说服力、领导力、追求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就。

研究型(I):喜欢观察、学习、研究、分析、评估和解决问题。

艺术型(A):有艺术、直觉、创造的能力,喜欢运用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自由的环境中工作。

社会型(S):擅长和人相处,喜欢教导、帮助、启发或训练别人。

一个人从事的职业与其人格类型相符时,就可能发挥出能力,容易做出成就;反之可能导致其原有才能的浪费,或者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成功。这就是要深入研究人格类型与职业特点相匹配的根本原因。

3图书馆工作的特殊性

《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图书馆是按一定顺序将各种文献归类收藏起来的场所”“图书馆的任务就是保存用各种文字记载下来的人类思想”。保存人类思想也即是保存人类文化。文化是人类历史的遗产,是传统和经验的积淀。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文化,人类为了避免文化的丧失就必须加以保存和传播。图书馆的职能就是保存和传播文化,图书馆的职能特点就是管理记录人类文化和人类伟大智慧的图书,要永远以书为友,以书为伴,为人找书,为书找人,做好管理、研究、开发与服务工作。其次文化还有激励人心的作用,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对文化的诠释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贝尔的观点为多数学者所认同,文化说到底是一种解释系统,它为人类生活提供精神动力,信仰支持,使人类本身能有信心、有力量和有勇气克服困难、战胜险阻,达到生命过程的和谐,这就是文化的终极目的。图书馆是社会文化力的核心,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图书馆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给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以宝贵的精神支持,把图书馆特有的人文关怀送到每个人的心坎上,使我们的生活更和谐、美好。图书馆工作要为庞大的文献流、信息流整序,这就要求从业者工作必须高度认真,并要求坚韧与准确,工作琐细但要求有耐心,来不得草率与差错。从业者必须具备专注、耐心、求真与韧性的心理素质才能胜任工作。

4当前图书馆录用新馆员工作的缺失

图书馆事业要发展,必须随时补充新生力量,招聘优秀人才,但当前《图书馆法》尚未颁布,全国图书馆行业没有统一的、法定的录用人员的程序与机制。由于没有图书馆职业准入制度,没有法定的图书馆员任职资格,没有自主招聘馆员的权力,一切听命于组织部门安排,结果出现一系列非理性现象。有的人根本不热爱图书馆工作,只想把图书馆当做中转站、避风港,但却由于权力因素的作用而顺利进馆,同时在录用人员时普遍存在着只重学历、而忽略心理素质的现象,结果一些人格缺损、心理素质不健全的人也顺利进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人的缺点充分暴露:工作不认真,与读者吵架,不热爱、不珍惜图书,造成图书毁损丢失,性格古怪不能与同事友好相处等,这给图书馆事业造成损失。事实深刻表明,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素质不健全,人格缺损,即使有着高学历和良好的智力素质,也很难把工作做好,甚至起到负面作用。因此,在招聘新馆员时,必须强化对应聘者心理素质的考核,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5不适合图书馆工作的4种人格类型

5.1低认知人格

低认知人格,即人格基本要素之一的认知水平低。这种人由于所受教育程度的限制,见识浅乏,能力不济,社会实践能力低下,社会责任心差,社会沟通和社会参与程度低,缺乏知识资本。低认知人格根源在于人格要素发育不充分、不完善。

由于图书馆是以图书、文献与信息为工作对象的,不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准与人文知识素质就无法工作。低认知人格的人,不爱书,不了解书,不了解图书馆工作的人文内涵,如果他们来图书馆工作只会起负面作用。

5.2片面功利型人格

片面功利型人格,是由于人的畸形社会化造成的一种精神发展失调。此类人心中只讲功利,只知金钱地位和眼前的物质利益,为了利益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图书馆的职业道德要求图书馆员要具有热诚服务、甘于奉献的精神,因此片面功利型人格者,不适于在图书馆工作。

5.3浮夸型人格

浮夸型人格的人,敏感、好动,情绪稳定性差,做事马虎,责任心不强。而图书馆工作特点是要求绝对认真细致,不能草率从事,所以此类人也不宜在图书馆工作。

5.4虚伪型人格

虚伪型人格是双重人格的一种,其表现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不暴露自己真实思想和目的,在生活和工作中,他们无诚实可言。诚实是图书馆馆员的人格底线,所以不论专业技能如何,无诚信者不适合到图书馆工作。

上述的4种人格——低认知、功利、浮夸与虚伪型人格,都是由于人格要素发育不充分造成的。图书馆在考核招聘人员时,不仅要考核他们的文化素质专业知识,更要考核他们的心理素质与人格类型。

6图书馆员应具备以下人格类型及心理素质

图书馆员所从事的职业是管理人类的文化和思想、管理文献与信息,研究、开发并提供给广大读者。图书馆的工作具有学术性、服务性和严格的规范性。为了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选聘优秀人才来馆工作。从人格类型上分析,笔者认为图书馆员应具备以下人格类型和心理素质。

1高认知人格

文化水准高、知识面广,有独立的研究能力,对新事物敏感,有较强的认知判断能力。高认知人格的形成与个人受教育背景有关。高认知人格者,必然崇敬文化,热爱图书,善待图书,能充分发挥图书的社会价值。

6.2传统型人格

按霍兰德理论,传统型人格者喜欢从事资料工作,有写作分析能力,能够听从指挥,完成琐细工作。而图书馆工作正需要耐心细致、认真、踏实、不浮夸和不急躁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处理好庞大的信息流、文献流,使其规范、有序,发挥作用。

6.3协调型人格

擅长与人相处,善于协调人际关系,有爱心、有耐心,能积极拓展人际良性互动。此类人在图书馆读者工作中能发挥积极作用,加强与读者沟通,理顺关系,反馈意见,改进工作。

6.4诚信型人格

对待工作对待同事,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光明磊落、诚实可靠。此类人在图书馆工作中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因为诚信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首要条件。

6.5具有人文素质

深刻了解图书馆工作人文内涵,以人为本,善待读者,注重每位读者的需求,把服务读者作为自己的天职。在图书馆具体工作中,较善于发挥人文精神,善尽图书馆社会职能。

6.6具有可塑性强的素质

具有学习潜力,具有从事多项工作能力,能适应社会飞速发展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上述几种人格类型并不要求图书馆从业者完全具备,但最关键的是应具备高认知人格与诚信型人格。具有广博知识与诚实守信的人,可以在图书馆工作中大有作为。

7爱书是图书馆员职业生命线

能从事图书馆工作是幸福的,因为你守护、管理和传播的是图书,而图书是传承人类文化、人类思想的载体。一个图书馆员首先必须爱书,对书长存崇敬之心、珍爱之情和守护之义,只要心怀此种情愫,才能热爱图书馆,也才能热爱读者,忠诚图书馆事业。爱书是图书馆的职业生命线,也是图书馆员职业准入资格的底线,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我们每个图书馆工作者都必须有清醒认识。

8结论

阮冈纳赞曾明确指出:“一个图书馆成败的关键在于图书馆工作者。”在美国图书馆界有一种说法,在图书馆服务工作中“图书馆建筑”所起的作用占5%,信息资料占20%,图书馆员所起的作用占75%。可见图书馆员的作用是何等重要。选聘优秀合格人才参加图书馆工作,是保证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图书馆今后选聘人才时,应既重视文化水准,又重视心理素质,这是一个不应忽视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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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碧琴.图书馆服务态度的心理学探讨[J].图书馆,2006,(6)·

[3]黄红梅.图书馆员的个体分析与管理[J].图书馆建设,2006,(2)·

[4]王忠武.七种困惑的人格类型[J].社会,2003,(1)·

心理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本文语料主要取自熙《评改两篇说明文》(以下简称《评改》)，该文收于《熙文集》(第4卷)。

熙(1999:247)《评改》开头指出，“这是报纸上发表过的两篇说明文。题材类似，毛病也差不多。这两篇文章曾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石新春和张雪森两位同志分别评改过。现在把他们两位的评改略加调整补充，拿来作为讲座的材料。”可见，《评改》是多主体材料，讨论的主要是文章修改问题。文章修改是一种修辞活动，是修辞过程的延续，诚如秦牧(1992:3)在倪宝元《汉语修辞新篇章——从名家改笔中学习修辞》的序言《从名家改笔中学习修辞本领》中所指出的，“比较成熟的作者，文章写成之后，修改往往也包含了进一步的修辞。”倪宝元(1992:15)则进一步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觉得‘修改’和‘修辞’在材料、方法、目的等方面都有相通、相同、甚至相等之处，把‘修改’归属在‘修辞’下面来进行研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认定修改也是修辞。”(倪宝元，1992:14)修改必然受制于特定的修辞心理过程。

熙十分注重文章的修改。他指出：“一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也就是反复修改的过程。”(熙，1999:304)具体说来，“写文章之前要好好考虑，考虑好了再动笔。可是写的时候却要大胆，不能有顾虑。写完了必须仔细修改。修改的时候要严格、认真，不能满不在乎。”(熙，1999:181)“严格、认真，不能满不在乎”的修改不能不受修辞心理的制导。

修改至少有两种情形：其一，同一个主体的修改；其二，不同主体的修改。第一种情形，倪宝元等学者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第二种情形的心理动因，即评改者作为新的修辞主体修改原有言语作品的心理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评改者”既是接受者又是表达者，评改者的这一双重角色较为充分地说明了话语接受对于话语表达的影响。

如果把“语言”分为元语言和对象语言两个层面，则本文所选取的材料与笔者此前有关修辞心理过程个案考察的材料均主要为元语言。

2基于语境的话语感知过程

熙《评改两篇说明文》通过元语言对于原文改动理据的说明，有助于人们了解基于语境的话语感知过程。

话语感知过程是对于话语的某种整体感知活动，修辞过程离不开话语感知。朱文中某些关于评改动因的描述即为显例。为了表述的方便，以下诸例中，均先给出被修改的原文，然后讨论其修改动因。例如：

原文：番茄含有较多矿物质和很丰富的维生素甲、乙、丙和维生素丁原。熙(1999:251)认为，“这句话用了两个‘和’字，层次既不清楚，念起来也别扭。不如把原句拆成两句，说：‘番茄含有较多的矿物质，维生素甲、乙、丙和维生素丁原也很丰富。”“这句话用了两个‘和’字”显示的是“和”的语境分布，“把原句拆成两句”也是对于上下文语境的重新建构，“念起来”“别扭”无疑是一种话语感知过程，这一过程与语境息息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上，熙也是十分重视话语感知的。他十分注重语言的整体感觉(感知)，注重“念”和“听”等多种感官的综合运用。朱先生(1999:180)曾指出，“一句话通不通，顺不顺，就不一定看得出来，得念一念才能听得出来。为什么‘念’和‘看’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说起来也简单，作文和说话基本上是一回事，口里说的是话，写下来就是‘文’。”“念”和“听”的过程是原文修辞过程的必要的延续。并且，这种“念”和“听”的感知与修辞效果的检验密切相关。“欣赏别人的文章，光看不念，不容易体会它的好处，检查自己的文章，光看不念，也不容易发现毛病。”(熙，1999:180)“念”和“听”是需要语感的，“说‘看两遍’，我的体会就是‘念两遍’，最好念出声来。这样做是为了把文章跟口语结合起来，用我们对口语的感性知识去衡量纸上的文章，看看是不是通，是不是顺。”(熙，1999:3073)其中，“念两遍”即是一种话语感知过程。

3基于语境的话语理解过程

不妨说，“感知”主要是对语言能指形式的认知过程，而“理解”则主要是对话语所指(语义内容)的认知过程。《评改》用较为典型的元语言描述了基于语境的话语理解过程。例如：

原文：更主要的是它含有一种超于任何蔬菜的养分——胡萝卜素。这种黄素在许多植物体中都有，但以胡萝卜中的含量最多。并且在一百二三十年以前，人们就是从胡萝卜中首先发现了这种色素，所以一直称为胡萝卜素。

熙(1999:260—261)认为，“原文先说明胡萝卜里含有胡萝卜素，再说胡萝卜所含的胡萝卜素比其它植物的含量高，最后才说明胡萝卜素得名的由来。胡萝卜素是什么东西，一般读者不见得知道，应该在提到胡萝卜之后，立即说明它得名的由来。采取这个写法，当读者看到‘因为这种色素最早是在胡萝卜里发现的，所以叫做胡萝卜素’一句时，就知道含有胡萝卜素的植物不止胡萝卜一种，因此下文接着说‘别类植物也有含胡萝卜素的，但是含量都不如胡萝卜高’，就显得顺理成章，一点也不突兀。”这里“先说明”、“再说”、“最后才说明”、“下文接着说”主要是就语境而言的，文章评改之所以要调整上下文，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一般读者”的认知习惯和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原文。

以上是基于上下文语境的话语理解过程。熙《评改》也描述了基于认知语境的话语理解过程。例如：

原文：“番茄到欧洲大陆之后，就在比利时、英国等花园中定居下来”。

熙(199:248)认为：“‘大陆’两字要删去，因为下面说的英国虽然是欧洲国家，却不在大陆上。‘在比利时、英国等花园中’，这么说，好像比利时和英国都不是国家，而是花园了。如果要保留原文的说法，就得把‘等’字改为‘的’字。(‘花园’前边最好加上‘一些’。)‘定居’是比喻的说法，得加上引号。”评改者的分析涉及地理、历史知识，也涉及句法、语义和语用知识。无疑，这属于认知语境的范畴，评改者改动的动因仍然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又如：

原文：“群芳谱”上就有“番柿”的记载。

熙(1999:250—251)认为，“《群芳谱》这部书一般人不见得知道，最好简单介绍一下。引号应改为书名号(《》)。此外，‘番柿’是‘番茄’的古名，也应该加以说明。根据以上所说，我们把这一句改为：‘明代一部讲种植知识的书《群芳谱》上就有关于番茄的记载，当时叫作‘番柿’。”本例关于“群芳谱”和“番柿”的知识，是主体因素，属于认知语境。再如：

原文：四千多年以前人们就食用它，所以古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对它就很熟悉。人们栽培胡萝卜那应是更久以前的事了。

熙(1999:259)指出，“原文先说罗马，后说希腊，按照历史顺序，应该先说希腊，后说罗马。罗马早已灭亡了，说‘罗马’，总是指古罗马。‘罗马’之前不一定要加‘古’字。‘希腊’前边不加‘古’字，便可能跟现代希腊相混。根据以上所说，原文‘古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应改为‘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古”与不同的直接成分组合，势必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原文的改动诉诸历史知识(如对“历史顺序”的了解)，是认知语境影响话语理解的又一个显例。

4基于推理的话语理解过程

这里所说的“推理”主要是指修辞推理。修辞推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一种言语博弈过程。诚如朱先生(1999:45)所言，“要设想作者和读者是处于敌对的地位的，作者任何一点破绽都会引起读者的责难，所以写文章必须周密，准确，无懈可击。”与其说“周密，准确，无懈可击”是对作者表达的要求，不如说是对读者歧解的“抵制”。

朱文《评改》描述了基于修辞推理的话语理解过程，值得玩味。例如：

原文：一般认为番茄是有毒的植物，但是西班牙人把它的果实加辣椒、大蒜和牛油作菜吃，而葡萄牙人和波希米亚人甚至用它的果实作调味汁。

熙(1999:249)评改道：“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说葡萄牙人不仅用番茄作菜吃，而且还用来调味。如果是这个意思(引文内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那就可以把原文的‘甚至’换成‘还’字。‘作调味汁’的‘作’字，可以解释为‘当作’，也可以解释为‘做成’。如果是前一种意思，应该说：‘用番茄汁来调味’，如果是后一种意思，就得说：‘把番茄做成调味汁’。”显然，这里“作者的意思可能是”、“如果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前一种意思”、“如果是后一种意思”即是对于作者原意的揣摩推测。再如：

原文：不过烫久了就会变酸，这是因为果实中起缓冲作用的蛋白质受到破坏，酸味就显出来了。熙(199:253)认为，“‘缓冲作用’指什么不明确。揣摩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说番茄里所含的蛋白质原来可以抵消一部分酸味，用开水烫过之后，蛋白质受到破坏，酸味就显示出来了。如果我们猜得不错，这一句可以改为‘这是因为本来可以抵消一部分酸味的蛋白质受到破坏的缘故。”“揣摩作者的意思”在这里是一种推理，在这种推理过程中实现了对原文“所指”的理解。又如：

原文：番茄果实中还含有适量的助消化的苹果酸和柠檬酸等与一定的糖类，使吃的时候酸甜适口。

熙(1999:252)认为，“前边说‘含有助消化的苹果酸……’，后边说‘吃的时候酸甜适口’，好像‘酸甜适口’跟‘助消化’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似的，其实作者并没有这个意思。”这番评改运用了“好像”、“其实作者并没有这个意思”等凸显评改者的推测理解过程。这里使用了“好像”表示揣度的语气副词“好像”。元语言中“好像”的使用在此是一种揣测，对于原文口气的推测更是推测的推测。例如：

原文：每一市斤胡萝卜中，含胡萝卜素是1.2－1.8毫克。就是按照近来营养学家的说法，在人体内只有半数的胡萝卜素可以被吸收利用的话，那么取食二两鲜胡萝卜(以每市斤含胡萝卜素1.8毫克计，就可以转变成整三千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甲。

熙(1999:262)认为，“用了‘就是……的话’，这一句就含有对这种说法不十分相信的意味。删去‘就是’和‘的话’。”“……意思要周密一些。因为言外之意是……”本例“意味”、“周密”、“言外之意”即基于推理的话语理解的“关键词”。

以上所述之话语感知和话语理解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它们只是在某一方面有所倚重而已，都是修辞心理过程，均为修辞过程。修辞过程是话语建构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以建构或生成有效话语为指归的一种广义对话过程。(张春泉，2007:290)这里“人与人”可以是“原作时的修辞主体自己”与“修改时的修辞主体自己”。

以较为典型的元语言为语料，结合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个案考察修辞心理过程，符合修辞学的学科性质，“修辞学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确实是这样。修辞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比起语音研究、词汇研究、语法研究来，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它要调动的知识，不只是某一分支学科领域内的，而涉及语言学、美学、文学、心理学等等。”(陆俭明，2008:5)修辞心理是修辞话语生成或建构的重要动因，修辞心理过程的个案分析将有助于深入探索修辞理据。

论文关键词修辞心理过程个案考察元语言评改话语理解认知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