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制论文范文

行政体制论文范文第1篇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政府增加或减少任务，这种事变的发生与政府抱有的特定哲学无关，从长远来看，政府承担的职责是由变化的环境来支配的”。的确，正如里格斯所说的：政府的角色和行为方式是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来确定的，即取决于一定的社会与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因而，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也应根据当前的新变化来转型。由于，城乡二元化模式差距趋微，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受到第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新生代的农民工有着与传统农民工显而易见的区别。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特点，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求职期望值较高，在工作中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其次，在维权意识方面，从被动接受向追求权利平等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受过初、高中教育，对农村的辛苦劳作并没有太多的切身体会，他们的参照系多是城市的同龄人，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因此他们敢于主动追求劳动平等、收入平等、生存平等的权利。此外在发展取向上，从关注工资待遇向更多关注自身发展和前途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自我发展的愿望，不仅仅只是从事父辈的农业劳作生产，更分化出了多种劳动角色。如：个体经营户、集体企业管理者、农村公共事务管理者等等。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为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平逐步提高的趋势。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权利的观念正日趋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在乡镇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如何积极回应新情况、新变化，有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典型特点，是乡镇政府改革的导向。

（二）乡镇政府职能“：统治、管理”抑或“服务”

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现阶段，传统农业社会的矛盾如：自然灾害、传染病等依然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稳定构成威胁。然而在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还不断涌现出和加剧了一些需要面对的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使得政府社会管理的矛盾加大。面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政府开始重视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政府职能定位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经济调节”。从中可以看出，防范和治理社会问题已经上升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选择。这要求我们的政府职能从原来的“统治”转变为“管理”。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的作用将更多的地是“掌舵而非划桨”，即政府应对提供公共服务进行控制，但不是常规性地通过官僚手段提供服务。”未来的“公共服务建立在公民对话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并且可以将其与公民对话和公共利益充分结合在一起”，这无疑对处于双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作为中央、省、市、县政府与基层群众沟通桥梁的乡一级政府必须顺应社会改革的潮流，及时改变陈旧观念，着眼于建立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新政府。要摒弃改革开放以前，“全能”政府模式，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无所不用。因为这会导致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失位。因此乡一级政府要实现从行政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由人治专断向民主法治的转轨，由统治集权向服务分权的转轨，由僵化呆滞向迅捷回应的转轨，由效能低下向廉洁高效的转轨，克服“政府失灵”，达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状态。

（三）乡镇政府财政情况的现实困境

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农业税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哺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结束。这对于乡镇政府来说喜忧参半。一方面，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营收益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建设现代农业，可以推动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农村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轨道发展，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农业税取消后，我国乡镇面临着一场综合体制的改革。而乡政府综合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适时地进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政府的财政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本来就在负债运行的乡镇政府由于少了税收这块大饼，问题全部暴露了出来。乡政府财力明显收缩，自我保障能力进一步衰退。后农业税时代，中央给基层的定位是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然而，没有了财政保障，乡政府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呢？因而有些政府为了维持开支，就利用自身的权利进行寻租或继续以其他名义收费。这对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乡政府的角色没有转换成功，依然是一个“控制型”政府。鉴于此，乡镇政府的职能和定位是我们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乡镇政府改革面临的障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传统乡镇政府在人员编制、机构设置、职能定位、财政收支、社会治理等方面都与我国目前农村发展的需要存在距离。主要表现在：乡镇政府行政人员科学管理意识淡薄、乡镇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落后、现行行政体制固化、乡镇干部队伍存在许多问题等。这些问题阻碍着当前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任务的前行。

（一）乡镇政府行政人员科学管理意识淡薄

一方面，在我国的各个乡镇行政区域有严格的划分和局限，因此某些乡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依据实际情况、做实地调研，单方面追求政绩。没有把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放在首位，漠视其管辖区的公共服务建设。例如在福建省某县，乡政府为体现自身财力雄厚。在没有征求群众意见、不顾当地实际情况之下，修建豪华乡镇办公大楼。这违背了科学发展中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另一方面，虽然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农民增强了民主法治观念，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主人翁意识不断加强。但与此同时，村干部却适应不了这种转变，他们不习惯由领导组织者的角色一下子转变为服务者。这就是传统的封建官僚专制制度所留下的“毒瘤”——“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指引下的官员拥有很多不受限制的特权，由官员自身按照自己或利益相关人的意愿来处理问题的一种模式。这不仅是乡政府民主化进程中的障碍，也与当今世界潮流的民主政治相背离。当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干群关系中，“君尊臣卑”的封建等级思想在乡一级政府中仍然没有彻底的抹去。民众一味地听取上级组织的安排，服从组织，把这个当成了自己的义务。这使得农民对政治参与没有兴趣，不关心国家大事。进而阻碍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在基层的开展，也不利于乡一级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

（二）乡镇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落后

在乡政府行政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乡政府难以从繁琐的行政审批事项中解脱出来。就会造成政府局限于微观小事，无力着眼于宏观，将精力投放在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无法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从而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并且乡镇政府在进行行政审批时没有固定的规章制度及审核条件，缺乏一套统一的标准和内容。对某一事项的审批又存在着重复审批的情况。行政人员仅为追求审批手续费等利益，不考虑实际情况，随意审批。造成了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自由发展。乡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繁杂、流程较为复杂、回应时间长。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大事小事，均要向三级政府报告。这不但阻碍了当地经济的自由快速发展，也使得政府行政人员局限于条框式的模型下，严重阻碍了其工作创新的积极性。

（三）现行行政体制固化

在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县一级政府和乡一级政府存在着“条块分割”问题。即县政府和乡政府在县级政府设在乡镇站所的行政管理权限分割问题。不同时期，县一级政府都会在乡镇设立各种行政管理机构，虽然各时期管理机构的名称各异，但是县一级政府总会将有利可图的财政、税收等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如：电信、交通、水利等行业的管辖权。而乡一级政府一方面要完成县级政府交代的所有行政机构的管治；另一方面又没有财政收入支持管治所需要的成本。这一矛盾就使得乡镇政府被架空，无法为乡镇民众提供良好优质的公共服务，也无力转型为服务型政府。

（四）乡镇干部队伍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人情行政”和“后台操作”问题突出。乡镇基层的领导干部多是从乡镇选拔，有时候选人与选民的关系为农村村民，更有甚者为亲戚关系。再加上中国自古以来属于人情社会，因而在选举中就会出现靠人情拉票、贿选等情况。一些行政人员在为民办事时，由于天生的乡里情节及故乡亲情，他们的“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也就更多的偏向了当地的乡民，这对于外来办事人员极为不公平，也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二是乡镇干部人员情况复杂。赵树凯在对20个乡镇机构的调查研究中讲到：除在岗在编的正式人员外，乡镇政府至少存在超编、在岗不在编、在编不在岗及不在编也不在岗但是在册等四种以不正常方式存在的人员。这种复杂的情况给乡镇政府的统一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所以随后就导致了人员混编等情况的出现。三是乡镇机构改革后人员分流困难。一方面在政府工作，旱涝保收，是一份“铁饭碗”，干部不愿意离开政府部门。另一方面，在乡镇基层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干部多于普通科员。也就是说政府改革要在这些干部身上动刀子，而这恰恰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最难做到的。四是乡镇基层干部普遍存在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的问题。由于乡镇条件比较艰苦，县以上干部很少愿意来乡镇服务或者来了以后两三年内也要求调走。这就使得在乡镇服务的政府人员仍然是那些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的“老人”。

三、乡镇政府改革的战略选择和改革路径

在新形势下，乡镇政府必须适应新环境、新变化，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对自身进行改革，以便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一）强化社会管理，建立有限政府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首先必须明确要以改进管理方式为核心，并采取以引入市场化工具和工商管理技术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措施，追求提高行政效率，改善管理绩效，加强责任制，放松管制，增加灵活性和回应性等目标。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凸显，政府的职能应更多的从微观事务上抽离转而关注宏观事务。一些本不应该由乡镇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应从政府职能中剥离。使得政府的精力都放在为乡镇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上，建议一个有限政府。而解决社会问题，做好社会管理，最根本的的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并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拓宽与群众联系的渠道，要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保持鱼水般的党群、干群关系，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够真正得到体现和维护。此外，在政府内部，要彻底根除领导干部陈旧的思想观念，剔除“官本位”的腐朽思想。顺应时代的潮流，符合当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要求，树立新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念。

（二）坚持依法审批，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在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说到：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根据两会精神，我们应积极主动完善乡镇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使它符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确保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乡镇政府的体制改革更加完善、合理。乡镇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其一，乡镇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化建设。长久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着“家底不清”的问题。简政放权常常是这边减、那边增，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甚至变成“数字游戏”。因此，在深改的过程中，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建设来保障。乡政府应建立起权力清单，清单以外的事项，一律不得审批。要加强事中和事后审批，加强监督管理，实现权力的真正下放。其二，市场机制调节尽可能代替政府管理。凡是能用市场、企业解决的社会事情，政府应该彻底的放手，如有关营利性的房屋买卖拆迁、土地经营使用权、招投标等都应根据市场机制来调控。要做到“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双重配合。其三，乡政府行政审批法制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核心依法治国要求我们依法行政。做到凡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因此不论是原有的行政审批秩序，还是现行的行政审批项目都应该做到有相对应的法律支持。在行政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不得随意更改或变更行政审批事项。

（三）健全对乡镇机构权力运行监督

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政府自身抽丝剥茧式的改革，还需要完善现有的乡镇监督体制，使之强大有效。一方面，要探索建立乡镇权利机构的问责机制。有效的问责机制是“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的制度保障。要建立制度化、程序化、合理化的问责机制。首先，要将问责制定性定量。将问责制与监督考核的结果相结合。合理的评价政府官员的工作绩效，对于工作认真负责、业务水平高的同志在精神及物质方面给予双肯定。同时也要将这一系列评判表彰标准予以公布，做到公正透明。另外，加强对机构设置情况的监督检查。避免占编占岗、虚设职位、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的现象发生。依法查处越权审批、审批权力清单意外事项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发挥互联网电子信息技术。大力发展网络媒体监督。在互联网中，公民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者，成为媒体的一部分。人民群众应发挥主人翁意识，充分运用自身的公民权利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把关。

行政体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Kaufman:"AdministrativeDecentralizationandPoliticalPower",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29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

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行政体制论文范文第3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过多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突出的标志就是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减少，以间接管理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市场体系基本建立，政府充分发挥对市场的培育、规范和监管功能，越来越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有了较大改变，依靠行政审批进行管理的模式正在转变，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度裁减，涉外经济管理向国际惯例靠拢。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政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驾驭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从总体上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基本相适应的。

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繁重任务，这就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仍然是转变政府职能。

行政管理学原理告诉我们，在行政管理体制中，职能、结构、功能是有机结合的重要组成要素和方面。三者中，职能是逻辑起点，职能决定组织、结构和机制，最终体现为效能。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的基本问题，是政府一切活动的逻辑与现实起点。政府权力来自法定的政府职能，政府所有其他要素都是由职能派生出来的。职能定位正确与否，是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发挥相应作用的关键。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种权力配置、运行机制、协调机制的建立和运转与职能及其机构之间会产生相互的影响。政府职能的发展变动是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因，机构设置与改变必须服从职能的变化。从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历程来看，我们的机构改革与职能的转变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状态，趋势是与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密切联系的，市场经济越发展，政府职能转变越是深入，机构改革就越有成效，职能设置和机构设置的科学化和匹配程度也相应提高。

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就是抓住了治本之策。这既是改革的主题，又是改革的总体要求。要通过改革，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无论是机构调整整合，还是部门职责界定，都要有利于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切实解决缺位、错位、越位和权责脱节、职能交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检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成效，既要看政府机构调整是否科学合理，更要看政府职能是否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了。

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履行好经济调节的职能。政府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一项重要职能，同时又是重要特征。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直接配置资源，和完全听任市场配置资源，都有其种种局限性，政府应该制定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的制度安排，调节的程度和范围应由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范围来决定。一是制定全国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目标、结构优化目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目标等。二是保证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计划目标的实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三是保证经济系统正常、高效运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政府要加大力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现在市场秩序已经有所好转，但是在某些方面和领域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偷税、骗税、商业欺诈、财务失真、违反财经纪律等行为时有发生，假冒伪劣商品、文化市场混乱、工程质量低劣等问题比较突出，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这些都表明政府的市场监管力度不够，政府市场监管的职能还不到位。

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要与充分发挥公民自我管理和社区自治有机结合起来。良好的社会管理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科学技术、体育休闲、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信息等，既是为市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又是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措施。政府要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以使社会发展更加均衡。

转变政府职能要着力处理好五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关系。当前，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社会事业发展，尤其是要重点关注并优先发展那些促进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的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公共事业，努力增加公共产品数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并形成全方位公共服务体系。从总体上看，目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还比较薄弱，要切实调整政府工作绩效评估标准，使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中得到体现，为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导向和监督作用。

二是要处理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服务型政府不是不要加强管理，而是要使政府的管理职能更多地实现向服务的方向转变。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政府在履行自身职能时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社会本位、民众本位”精神，在决定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时，首先要看社会和人民是否需要，并以此作为确定政府职责和功能的依据。政府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提供服务中，都应从公共性角度来考虑。政府是最重要的公共权力载体，它理应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并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行使行政权力，实施积极的公共管理，以公众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以公众满意程度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力度作为衡量其履行职能水平和成效的重要评判标准，确定提供公共物品及其优先顺序。以优质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三是要处理好改革体制与创新机制的关系。要规范行政审批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一方面，要继续清理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项目，该取消的应当坚决取消，能下放的要尽快下放；对能由一个政府部门审批的项目，尽量由一个政府部门审批，减少“多头审批”现象。另一方面，对暂予保留的审批项目，应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和审批环节，既符合经济社会运行规律，也符合当代行政发展规律。当然，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决不是政府撒手不管，而是要苦练内功，大力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探索出一套适应发展、推进发展、保护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行政管理方式，提升政府引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处理好政府职能与其他社会主体职能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在转变过程中还应发挥社会的作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市场主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自的职能履行到位，避免政府角色从有关领域退出后，出现职能缺位，以确保政府职能转变取得成效。

行政体制论文范文第4篇

当下中国城乡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莫过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由于在户籍、社会保障为核心的多种严密的制度体系中存在藩篱，这种结构“将城乡在人口、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人为地分割为互相隔离的两个部分，两者在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及经济权力、资源分配方面有着重大差别”［1］。孙立平将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分成两种类型，即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2］在这种结构下，城乡治理体制有别，市场体系相互分割，资源投入差异极大，不仅造成了城乡发展的断裂和差距的拉大，还容易使城市发展失去农村的支持而影响国家的城镇化进程。自从政学两界对城乡关系中的二元结构产生认知和自觉后，诸多有识之士便共同致力于修复城乡之间的裂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已有诸多解决之道被先后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城乡融合［3］、城乡一体化［4］、城乡协调发展［5］、城乡链接［6］、城乡统筹发展等等。虽然其概念界定、目标指向、动力机制、制约因素以及对策措施各不相同，但总体上都是为了消除城乡差距，弥合二者的断裂。这些研究及其推动下的改革实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成效，但城乡二元分割的发展体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已有的认识和实践大多过于注重城乡在经济上的鸿沟，致力于直接从经济角度去认识并依靠经济手段去解决，而忽视了“建立在城乡经济关系之上的由国家政治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导致的政治关系”［7］。在我国，城市和乡村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一直是不均衡的，存在着明显的“城市偏向”，这种“主要表现在发展思维、发展机会和资源分配等方面”［8］的政治倾向因传统思维的惯性至今都难以改变。例如在当下“城市偏向”的地方治理体系中，国家虽然实施了诸多惠农政策并向农村输入了大量惠农资源，但在行政的层级运作模式［9］与政策运行的选择性实施等因素的消解下，城市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占用了相当数量的惠农资源。在城市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众多农村却因行政体制运作中的选择性失明而被忽视，经济和社会发展日益困顿和停滞。更重要的是，被现代化所裹挟的农民等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容易被忽视，他们往往“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10］。由此，经济性的解决措施并不是解决城乡断裂的“万能钥匙”，城乡二元结构的解决还需要从社会体制和政策分配的角度予以考量。否则，体制性的缺陷会无形中蚕食农村社会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经济资源，甚至可能妨碍国家治理的效果。从国家在地方的建制来看，支撑城乡连续与运作的基本政治单元是县。在中国历史上，县作为城乡结合部，是城市中的农村、农村中的城市，一直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与独立性。传统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在当时的统治技术与成本都难以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国家对广大农村社会的治理，就是通过县来实现的。历代统治者通过调整以县为基础的地方行政体制，来统合城乡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尝试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深入挖掘地方行政制度安排及其变革与城乡发展的内在关联，为当下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寻求更为稳妥和有效的解决之道;通过认识和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希图发现更多的城乡二元结构之理，从而更深入地求得此种结构的破除之解。

二、传统郡县体制下的城乡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

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央皇权专制与地方郡县体制上下衔接和有机结合，构成了严密的政治控制网络体系，共同统治和支配着整个社会。在商周与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贵族以及军队驻扎的都邑是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秦灭六国后，在反思分封制弊端的基础上采取了郡县制，“将全国八九百个县的政权都设在本郡本县某一重要的城市之中，确立了以首都为中心、以郡县城市为网点的大一统的首都郡县制城市体系”［11］。这一体系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适应，中央以郡统县，并以县为权力触角牢牢控制着农村社会。这样，城市成为统治阶层的堡垒，并承载了国家的政治功能。统治者以城市为原点，通过强制向农村攫取资源，维持着大一统的政治统治。此后，历朝历代的地方行政体制都在郡县这一基本框架基础上灵活变动。无论是汉朝前期的郡(郡国)—县的二级制、后来的刺史部(州)—郡—县的“虚三级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县三级制，隋朝的州—县二级制，唐朝的道—州—县三级制，宋朝的(路)—府(州)—县三级制，元代的行省—路—府(州)—县四级制，明朝的省—府—县三级制，还是清代省—府—县三级制，这些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无非是在实二级、一虚二实，或者实三级之间变换，县、郡、州、军、路、府、省等地方行政层级虚虚实实，或稳定或变动。其中，县作为传统国家的统治基础，具有较为完整的政权权能，承载着管理地方社会一切事务的重要职责。这样，传统社会“以‘县政’为依托，上有都、府、州层层节制，下有乡、里、保甲具体管理，形成了自上而下、左右关联、层层递进的纵深型网状控制体系”［12］，从而承接着城乡连续的功能并维护皇权专制制度的稳定。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上层建筑”，为了维系自身的存在和履行各项职能，需要不断地攫取来自农村的税收、劳力和其他资源，以支撑庞大的官僚体系并发展城市。于是，农村相对于城市出现一定的“自闭”倾向，并用村庄的微弱力量抵制来自城市国家的掠夺。同时，传统的城乡关系又表现出分处于城乡的统治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因为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城市与专职官僚融合为一体，将强大的整合力量传递到广阔而分散的乡村地区，形成牢固稳定的专制官僚统治体系，并将社会凝聚为一个坚固的整体。“正是通过均匀分布在各级各地的城市将强大的政治和文化的整合力传递到广大乡村地方，有效地抑制了分散的小农经济产生的分裂割据倾向，才使大一统社会得以在中国长期延续和巩固。”［13］200另外，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生产活动还是文化活动都主要分散在农村地区，城市的发展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14］更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座大城市曾经支配、代表过中国文化，“不是城市，而是乡村成份规定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它就像一张网，上面挂满了中国的城镇”［15］。古代城市是纯粹消费性的组合体，它不能脱离农村而独立存在，而必须依赖农村提供所需的资源。这样，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国家特性，决定了农村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拥有城市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正是因为传统的城市与农村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断裂和差距，人们并不十分留恋城市，反而无比眷念农村。尤其是农业社会赋予土地以重要的社会价值，促使一些功成名就者在晚年选择回归农村故里，置地安家，颐养天年。由此，传统中国的城市虽与乡村存在着诸多差异，但这种差异更多的是统治阶层与底层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对立。在“城乡合治”体制［16］下，城市嵌入地域型行政区的网络之中，它仅仅是地方行政体系的一个结点，并与乡村社会统合于同一行政机构管辖之下。因此，城市与乡村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在治理上也遵循着同一套政治逻辑。可见，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传统地方行政制度在农耕时代较好地黏合了城市与乡村，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连续体。但是，这种连续是在国家能力有限并受制于统治技术与成本等因素约束下的“无为而治”的结果，随着现代化转型及对乡村干预的增强，国家必然将乡村整合进其权力集装器中。

三、转型政治变动中的城乡突变式分离

近代以来，随着以皇权至上为表征的专制集权制度的衰微，“城乡合治”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管理机构和城市区域已开始从传统的地方政权机构以及政区体系中逐渐剥离”［17］，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向自治过渡，传统的政治性的城市开始承载更多的经济功能。同时，小农经济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逐渐解体，尤其是在城乡整合中曾经发挥重要功能的士绅阶层逐渐瓦解，以知识分子和精英为主的新的社会群体开始融入到城市中来。这些因素“导致帝制晚期独特的城乡联系纽带开始丧失其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功能”［18］。城乡关系虽然延续了“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剥削乡村”［13］237这一旧的框架，但在传统的专制集权发生崩解、新的国家政权建设还未取得明显成效的背景下，统治者已经很难使城市成为专制统治的真正堡垒，也很难将统治权传递到乡村地方并实行有效的政治控制。这样，城乡连续体日益崩解，城乡开始发生突变式分离。为了承接和应对城乡关系的突变并适应现代化转型的需要，清末政府除了强化地方州县在经济、教育、治安等方面的职能外，还通过地方自治将权力延伸到县以下，在城镇设立议事会、董事会，在乡设议事会和乡董，以执行地方社会管理职责，从而打破传统社会县以下“民治”太弱而由乡族把持的局面。此后，地方政权建设也因应政治变动的需要，而不断进行调整。1914年，北洋政府规定地方行政体制实行省—道—县三级制，1923年改为省—县两级制。在1927—1949年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地方行政体制名义上始终为“省—县”二级制。为配合这种体制的运作，在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各地又陆续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省划分为若干区域，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省的派出机构，它秉承省政府之命，推行法令，并监督、指导和统筹辖区内各市县的行政。［19］这样一来，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行政层次实际上是省—地区—县(市)三级，这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地方行政格局。建国初期，在“工农联盟、城乡互助”的政策安排下，城乡居民拥有相对自由的流动和迁徙权利，城乡关系呈现出合作与协调的发展形态。但随后，国家以重工业为目标的产业发展导向，以及以城市为主位的系列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造就和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为了获得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国家通过一系列刚性措施攫取社会资源，如: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城市商品粮进行定量供应，禁止资本自由流动;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将农民固定在乡村和土地上，阻止他们进城;建立公社体制实行全方位管理，而统包统分的教育、就业等制度则使公众失去了选择权利。加之自然灾害以及经济波动的影响，使他们再也经不起任何细浪的打击。在这一时期，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和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农民主要是通过提供农副产品而不进入城市的方式，来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农业剩余产品和降低工业发展成本。”［20］与此同时，为了发挥城市在经济上的聚合效应以及解决大中城市的蔬菜副食等的供应，建国初期我国开始实行市管县的地方行政制度。1958年，河北省撤销天津地区，并将其所辖之县划归天津市管辖，开创了“市管县”体制的先例。195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市管县的市政体制，直接推动了“市管县”体制的发展。到1960年，全国就已经有52个市领导243个县，约占全国县建制总数的1/8。［21］但随后国家的调整又弱化了这种体制，不少地区恢复了专区建制。可见，传统城乡连续体崩解之后，城乡开始发生的突变式分离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产物。晚清以来的地方行政体制安排和变动影响了城乡关系，建国后地方行政体系安排的摇摆变动直接体现了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下行政主导的城乡隔离。这需要国家不断改进各项制度去逐步修复城乡裂痕。四、城乡统筹下的“市—县”困境与“省—县”改革亨廷顿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城乡差异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那种社会统一性。［22］改革开放后，为削弱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藩篱，国家有意识地通过系列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强化城乡统筹和共赢的发展格局。在地方行政体制中，突出表现为改革市管县体制，发挥管县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推行省管县改革。为了统筹和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并促进社会转型期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域的磨合，国家在系列体制与政策设计中逐步确立起市管县体制。1978年宪法第三十条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1982年宪法保留了这一规定。随后，在1982年与1983年，中共中央先后《关于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与《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推动地方政府改革实践，全面实行地市合并与市管县体制。随着这一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推行，地区一级政权派出机构逐步被市取代，市逐步发展成为介于省县之间、具有独立结构形态的实权政府。“市管县”作为解决城乡分割的一项体制设置，其根本目的是借用政府行政手段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县域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统筹。但随着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地级市单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导致城乡结构的二元对立态势日益强化”［23］。具体而言，市管县体制在市县之间形成了非对称性的资源配置权力，市管县演变为“市刮县”，加剧了利益争夺与权力冲突。这一体制与政治、人事上的系列安排相结合，增强了市级政府的资源调控能力。市利用其行政权力在财政投放、项目审批等方面日益向市本级集中，强化了“城市偏向”的发展格局。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县及其以下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提供方面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导致“小马拉大车”现象非常突出，农村发展的动力机制遭遇阻碍。为打破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地方行政体制，很多省份试行了省管县体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经验。省管县改革实质上是对公共行政权力的重新调整和对地方利益的再次分配问题。在地方政府运作过程中，权力的扩张一直是无法遏制的政治倾向。尤其是地级市不愿看到体制结构被架空而导致的权力丧失，必然利用各种变通性规则掌权不放或变相收权。在实践中，一些市级政府将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变成自己治下的区，而将弱县排除出去，弱县仍旧无从发展。为此，必须平衡和规范市、县公共权力的行使边界，合理界定其权责界限。在省管县体制下，市的功能被定位在发展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加强城市建设规划;而县则定位在于加快小城镇发展和建设新农村。［24］同时，应改变县依附或者受制于市的局面，扩权强县，增强县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自主能力，调动其积极性。实行省直管县，主管城区的市与主管县域经济和农村发展的县就可以拥有相对平等的法律和政治地位，从而获得平等的发展主动权。这样，下放给县乡的各种权益也就不易被市所截留，从而消除城市对乡村的剥夺和挤压。中央和省也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更好地扶助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改革不是单行线，一定要从各方面整合各项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并实施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省管县改革涉及到省、市、县三级政府的权力分配与利益调整，因此必须在行政权、人事权、财政权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避免县级财政与省财政对接的同时，在行政、人事上却仍隶属于市的多重领导体制。鉴于县在中国地方政治体制中连接城乡的承上启下作用，省管县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做大做实县作为一级独立完备政权所必需的政治、行政、财政等各项权能，而不要成为乡镇那样的“汲取型政权”［25］或“维控型政权”［26］。为此，应着眼于规范各级政府主体的权力与行为边界，而不是单纯以削弱市的权力来增强县的权力，也不是将管理县的权力简单地转变为由省代为掌管，否则省管县改革就会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左右腾挪困境。在改革中，既要防止市县无规则地过度竞争导致的体制损耗，更要赋予市与县相应的治理资源特别是行政权力资源，以避免各方在行政体制框架下以强制性权力剥夺其他行政层级的治理资源。这也需要国家建立一种相对公平的利益制衡与分配机制来平衡各级政府的收益，防止地方自利心理膨胀与行为失范导致的地方治理困局。同时，在公共权力与责任机制上应改变县以往单纯对上负责的缺陷，通过完善和发展地方选举建立对选民负责的制度，改善县域政治生态;强化县在农村基础性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责任。这样，县才能真正起到统筹城乡与缩小差距的作用。

行政体制论文范文第5篇

（一）政府机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且易于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已经顺利完成了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在这些改革中，1998年开始的第四次机构改革成效尤为突出：通过大幅精简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编制数量，国务院部委从原有的40个减至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地方社会中介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职能达到200多项，公务员数量从3.2万人减至1.6万人，同时，调整和撤销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基本适应的政府组织体系。

（二）政府职能转变稳步推进

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核心任务。1988年开始的第二次机构改革，首次提出应该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1993年开始的第三次改革，提出应该按照“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目标要求，将政府职能转向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1998年开始的第四次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应该集中在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2003年开始的第五次改革和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六次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应该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步趋于一致。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职能的重心发生改变，从过去注重政治和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上来。二是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也就是政府在继续完善经济调节职能和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加注重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三是政府履行职能的方式从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手段从单一的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四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的需要，对政府结构进行了相应调整，进一步理顺了职责关系，行政部门职责交叉重叠、权责不清、协调不力、多头管理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在此方面，卢志钊、崔晓惠等人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

（三）中央与地方关系得到初步协调

中央与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沈荣华教授认为，正确调整央地关系的关键和核心在于能够合理划分不同层次政府之间的财力和职能。如果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缺乏合理明确的划分，央地关系不协调问题就会成为影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从而限制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

范绍庆、殷志红等人对中国央地关系的调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共进行了六次大的行政体制改革，央地关系的调整已初见成效：一是通过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定位，初步解决了不同层级政府职能上下一般粗的问题；二是根据不同层次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和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原则，基本合理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职权，初步理顺了中央和地方在投资、金融、财税及社会保障、工商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使得某些重点领域内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得到了合理调整，并且初步解决了职责不清、权责不对等的问题；三是深化了财税体制改革，1994年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得到较大提升，财权有所上收，中央财力得到较大加强。同时也切实赋予了地方各级政府与其承担事权相匹配的财权。

（四）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理顺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而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切实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王蕾、孔庆书等人认为，目前中国在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关系调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初步取得成效：一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有效落实了企业自，同时政府通过财税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导企业生产、竞争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创造了包括公有制经济在内的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减少了对资源配置和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将经济管理职能的重心转到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上来；三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放权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中介组织、服务性民间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五）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实践和探索，加快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进展。

突出表现在：一是加强了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初步建立了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二是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效规范了行政审批程序，减少了行政审批环节，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三是谋求行政权力的有效制衡，建立健全了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制定落实了法定质询、罢免的具体程序，创设了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易于实施的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了政府预算、审计、财务监督，初步做到了权责明确、监督到位和问责有力。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职责交叉重复，行政执法体制中的多层执法、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现象严重

国家行政学院唐铁汉、李军鹏等人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社会组织自治能力较低，许多本可以交由社会管理的事务仍需由政府承担。在中国行政体系内部，机构设置过细，部门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推诿扯皮，多头管理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致使一些好的决策部署不能及时有效得到落实。上级政府部门出于种种动机往往通过指标考核、项目经费等方式要求下级政府设置与之对口的部门，政府层级过多，导致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多层执法、多头执法等，降低了政府行政执法的规范化程度和行政效率。

（二）受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政府职能转变仍未到位

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微观干预依然较多，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速而直接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实行行政垄断与地方保护，对不同经济主体实行区别对待政策，严重违背了市场开放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不少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仍习惯于计划经济的管理办法，倾向严重，行政水平不高。政府管理透明度较低，往往通过内部会议和内部文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公众缺乏应有的知情权。

（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认为，中央与地方之间某些职权划分仍然不科学、不规范、合理化程度不高，使得当前既存在中央权威与统一性不够，中央宏观政策在地方难以得到很好执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问题，也存在中央管的过多过死，发挥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不够的问题。同时存在地方权力下放不均等且已经形成梯度分权格局的问题，这种格局导致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从而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都产生了不利影响。李树花认为，中央及省以下垂直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没有理顺，条块矛盾突出，上级政府通过垂直管理等方式上收下级政府权力过多，造成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权限和手段不完整，有责无权，上下级政府关系不顺，而且对某些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以后，由于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也使得许多垂直机构与地方政府冲突不断。

（四）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调整

行政体制改革需要理顺政府内部的各种权责关系，而政府内部关系的理顺是以政府外部关系的理顺为前提的。政府与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关系不理顺，政府职能和权力边界就很难界定清楚。以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非常重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性，比较注意处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此尽管这项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但这方面的改革毕竟在积极探索，不断向前推进。

（五）民主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确立

具体表现在：一是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受“官本位”思想影响，现实行政决策过程中仍然存有严重的不负责任倾向、盲目性和随意性，领导者偏好个人独断专行，忽视公众参与和专家咨询，致使行政决策易于出现重大失误，造成不少地方盲目攀比经济增速而不惜牺牲资源和环境，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屡禁不止等等；二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虽然行政审批事项得到大幅削减，但仍存有大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审批项目，在行政审批工作过程中，行政人员行政道德普遍缺乏，倾向严重，动辄拖办、不办时有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政效率；三是行政问责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一方面，现实中的行政问责与监督往往局限在政府内部，排除了公众和社会的参与；另一方面，也存在政府预算、审计、财务监督不到位，权责不明确，权责不清，有权无责等问题。最终导致了行政执行过程中问责无力和失职、渎职、滥用权力的大量发生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前景展望

（一）强化依法行政，加强行政法制化建设

行政体制改革要真正推进，必须同步进行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是运用相关法律机制来规范政府机构设置、职能、央地关系、行政权力等。一要处理好政府机构设置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可以考虑修改行政预算法，规定政府、政府各部门的一切收入，均应进入财政预算内统一管理，政府行政、执法机构不得随意设置收费和罚款项目。同时对党政公务开支严格加以限制，从而有效限制政府随意收钱以扩充机构和乱养人；二要处理好政府职能转变与依法行政的关系，魏建一认为，中国的政府职能应当顺应依法行政的要求，将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能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确定和履行政府职能，从而真正做到由法律授权，实现“职能法定”；三要处理好央地关系调整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寇铁军认为，应从宪法和法律等层面上划分清楚中央与地方各自的事务，规定各自的税收，并以此来规定各自的支出责任，建立一种中央向地方科学、公正和透明转移支付的规则和程序；四要处理好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应把群众参与、专家咨询、集体决策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和行政审批程序的规范化、简约化采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涉及行政问责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问责和监督应由人民、人民委托的人大、以及新闻舆论来进行。

（二）强化民主行政，加强行政民主化建设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必须以政治以及行政民主化为基础，同民主制度有机结合。比如在政府对即将解决的重大事务作出行政决策时，都应首先进行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实行社会公示和听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还要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然后在广泛民主参与的基础上对各方加以集中，最后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以保证行政决策的客观公正、合理性和可行性。比如在健全行政问责和制约监督机制时，应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韦朋余认为，可以“创造条件让人民有效地监督政府”，一是创造让人民知情的条件，推行行政透明化；二是创造让人民参与的条件，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三是创造让人民表达的条件，广开言路，加速推动行政民主化向纵深发展。

（三）强化科学行政，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思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专家学者在深刻总结以往改革经验教训，研究借鉴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经验基础上，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科学理论指导。首先要科学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现实目标，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总体上应尽快实现向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的转变，加快推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公共部门的民营化，公共管理的企业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公共运营的信息化。同时，国家行政学院薄贵利教授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目标不仅需要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需要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应该界定为：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民主政治相配套，既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又兼顾中国实际的行政体制。然后在科学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现实目标基础上，科学系统地研究制定一个清晰的可以管长期的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实施步骤，制定的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实施步骤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行政运行的规律。进而通过一届届政府的努力，分步操作，最后把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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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走过的历程，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中央地方关系重塑、政府与企业、社会和市场关系调整、行政决策和监管体制创新与完善等领域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和主要成效加以概括综合，继而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尚未解决且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加以研究探讨，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路径选择。

行政体制论文范文第6篇

教授治校制度起源于法国，在德等欧洲其他国家得到发展。随后美、中等国家相继借鉴。在从起源到现今的发展过程中，教授治校的概念以及实施形式在不断的发展。迄今为止，教授治校的概念以及发展状况与起源之时有了很大的不同。

二、目前中国高校行政化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阻碍人才发展

行政化管理模式与人才发展的矛盾日益凸出，在人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这种模式已经过时。一方面，这种模式不能够提供人才产生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即使他们能够生存和适应这种系统，最终也会因为长时间处在所谓的“潜规则”中而被同化。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说:“行政化倾向对于科研人员的研究、人才的成长确实形成了体制障碍，已经到了让人无奈的程度。”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政府的行政，具体说来也是一个单位的管理方式。例如，资金的投入问题是科研项目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大部分项目都是国家立项，而在西方很多项目都则是通过基金会的支持而立项。由于项目立项与否的决定权在于国家，那么政府自然就要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样政府就有权力决定谁来做这个项目。生杀大权就被相关政府部门所掌握。通过设立行政等级标准，国家确定了各个领域在内的行政等级，其中自然也包括科学领域。这种等级的设立将社会中各个领域都包含于国家官僚体系之中，形成了由上而下的权威。大学被分成部级或厅级，科学研究等学术机构被分为厅级或初级，科研人员职位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申请的科学研究项目以及科研成果的评价等。

(二)高校办学特色丧失

上级部门的考察选拔和中央教育部门的任命是高校领导产生的基本方式，政府部门掌握着高校领导的选拔任命权以及考核和评价等权力，所以在办学和学校的管理过程中，高校领导几乎不可能做到不听上级部门的行政命令，主要是指按政府部门的要求办学，这样便造就了几乎是“千校一面”的大学，大学缺少基本的个性及特色，学校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以及学生们的意志很难得以展现。同时，高校领导为提高其行政级别会更加自觉地与上保持一致。或者当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得到提升后，会更加顺从上级部门的要求。这种高校的领导与行政级别的配对极易导致高校办学特色的丧失。

三、对高校行政体制的变革

行政体制在大学的盛行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大学作为一个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应有的氛围和职责。只有改变原有的治校思路，将以行政命令为主题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以教授治校的较为民主的管理模式，转变相应的党委和校长的职能，才能有效地促进高校的大发展。

(一)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

高等学校不同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高校的目标不在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在于教育出有独立思想的人，研究出有理论和实用价值的学术问题。因此，要改变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促进学术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实现以民主管理为基本特征的学术本位管理。在高校的日常管理中，要发挥学术机构的管理与决策作用，以学术为中心，教育学生为重点，遵守学术规律，发挥学术在管理中的本位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报以对高校学术研究人员的尊重，回归大学本质。

(二)设立相应权力和监督机构

实行教授治校的关键是设置相应的民力主体，只有设立相应的组织才能将教育自由的精神落到实处。

1．设立教授委员会

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直接参与日常学校事务的管理。如上所述，教授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管理学校的具体事务。教授应当对学校发展方向、学生培养模式、学校教学制度改革等根本性事务进行和决策。1968年法国颁布了《富尔法》为我国教授治校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相关借鉴。该法规定，大学必须建立理事会，理事会包括大学里所有团体的代表—高级或初级教学人员、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同时也包括校外的代表。借鉴此法，我国可以从学校和学院两个方面来建立具有最高管理和决策权力的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的成员不局限于教授，可以推广至讲师、学生和职工。定期举行选举大会，按一定比例选举相关人员进入教授委员会。两级教授委员会分别负责确立学校和各学院的学生宏观和微观培养模式，以及制定各种与校和院相关的具有最高权威的规章制度等。校级教授委员会拥有最高立法、管理和决策权，院级教授委员会根据不同院系具体情况做相应的补充。

2．建立学术委员会

教授精于学术，是学术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同时教授也是学术的最直接接触者。教授在学术研究方向、资金需求额度、团队人员配置需求等方面有着较为专业的考量和需求。如果没有长期处于学术科研环境中的人员，很难将各种资金、人力等资源在学术研究需求方面得到有效配置。建立学术委员会，选举长期处于学术科研环境中的专家教授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通过集体商讨等方式对科研项目和用于学术和科研的人力物力进行合理分配，避免行政分配所带来的盲目性，从而提高教授在学术方面的自，增强学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在最大程度上杜绝高校内经济腐败的产生。

(三)改革校长制度

1．大学校长职业化

高等学校的校长是全职职务，必须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有利于早就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校长自上任之日起应退出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这不仅是为了保证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行，也是为了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扰和影响，是世界各国大学管理的通例。职业化后的校长能更好尽好作为一个校长的职责，从而大大减少校长们对行政权力的滥用而造成的高校体制内和教育的不公平。

2．弱化校长的职权

重新确立校长的定位。在教授委员会的制度下，校长不再是学校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而是只拥有执行权力。教授委员会是学校最高权利的拥有主体，校长执行教授委员会形成的决策，校长对教授委员会负责。同时，学校内各行政部门由校长领导，是学校内行政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从而减少校长对高校的行政干预，给以高校最大程度的民主。

行政体制论文范文第7篇

（一）政府机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且易于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已经顺利完成了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在这些改革中，1998年开始的第四次机构改革成效尤为突出：通过大幅精简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编制数量，国务院部委从原有的40个减至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地方社会中介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职能达到200多项，公务员数量从3.2万人减至1.6万人，同时，调整和撤销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基本适应的政府组织体系。

（二）政府职能转变稳步推进

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核心任务。1988年开始的第二次机构改革，首次提出应该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1993年开始的第三次改革，提出应该按照“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目标要求，将政府职能转向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1998年开始的第四次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应该集中在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2003年开始的第五次改革和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六次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应该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步趋于一致。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职能的重心发生改变，从过去注重政治和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上来。二是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也就是政府在继续完善经济调节职能和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加注重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三是政府履行职能的方式从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手段从单一的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四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的需要，对政府结构进行了相应调整，进一步理顺了职责关系，行政部门职责交叉重叠、权责不清、协调不力、多头管理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在此方面，卢志钊、崔晓惠等人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

（三）中央与地方关系得到初步协调

中央与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沈荣华教授认为，正确调整央地关系的关键和核心在于能够合理划分不同层次政府之间的财力和职能。如果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缺乏合理明确的划分，央地关系不协调问题就会成为影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从而限制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

范绍庆、殷志红等人对中国央地关系的调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共进行了六次大的行政体制改革，央地关系的调整已初见成效：一是通过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定位，初步解决了不同层级政府职能上下一般粗的问题；二是根据不同层次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和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原则，基本合理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职权，初步理顺了中央和地方在投资、金融、财税及社会保障、工商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使得某些重点领域内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得到了合理调整，并且初步解决了职责不清、权责不对等的问题；三是深化了财税体制改革，1994年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得到较大提升，财权有所上收，中央财力得到较大加强。同时也切实赋予了地方各级政府与其承担事权相匹配的财权。

（四）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理顺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而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切实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王蕾、孔庆书等人认为，目前中国在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关系调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初步取得成效：一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有效落实了企业自，同时政府通过财税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导企业生产、竞争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创造了包括公有制经济在内的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减少了对资源配置和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将经济管理职能的重心转到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上来；三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放权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中介组织、服务性民间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五）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实践和探索，加快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进展。

突出表现在：一是加强了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初步建立了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二是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效规范了行政审批程序，减少了行政审批环节，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三是谋求行政权力的有效制衡，建立健全了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制定落实了法定质询、罢免的具体程序，创设了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易于实施的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了政府预算、审计、财务监督，初步做到了权责明确、监督到位和问责有力。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职责交叉重复，行政执法体制中的多层执法、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现象严重

国家行政学院唐铁汉、李军鹏等人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社会组织自治能力较低，许多本可以交由社会管理的事务仍需由政府承担。在中国行政体系内部，机构设置过细，部门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推诿扯皮，多头管理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致使一些好的决策部署不能及时有效得到落实。上级政府部门出于种种动机往往通过指标考核、项目经费等方式要求下级政府设置与之对口的部门，政府层级过多，导致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多层执法、多头执法等，降低了政府行政执法的规范化程度和行政效率。

（二）受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政府职能转变仍未到位

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微观干预依然较多，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速而直接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实行行政垄断与地方保护，对不同经济主体实行区别对待政策，严重违背了市场开放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不少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仍习惯于计划经济的管理办法，倾向严重，行政水平不高。政府管理透明度较低，往往通过内部会议和内部文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公众缺乏应有的知情权。

（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认为，中央与地方之间某些职权划分仍然不科学、不规范、合理化程度不高，使得当前既存在中央权威与统一性不够，中央宏观政策在地方难以得到很好执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问题，也存在中央管的过多过死，发挥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不够的问题。同时存在地方权力下放不均等且已经形成梯度分权格局的问题，这种格局导致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从而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都产生了不利影响。李树花认为，中央及省以下垂直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没有理顺，条块矛盾突出，上级政府通过垂直管理等方式上收下级政府权力过多，造成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权限和手段不完整，有责无权，上下级政府关系不顺，而且对某些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以后，由于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也使得许多垂直机构与地方政府冲突不断。

（四）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调整

行政体制改革需要理顺政府内部的各种权责关系，而政府内部关系的理顺是以政府外部关系的理顺为前提的。政府与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关系不理顺，政府职能和权力边界就很难界定清楚。以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非常重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性，比较注意处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此尽管这项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但这方面的改革毕竟在积极探索，不断向前推进。

（五）民主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确立

具体表现在：一是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受“官本位”思想影响，现实行政决策过程中仍然存有严重的不负责任倾向、盲目性和随意性，领导者偏好个人独断专行，忽视公众参与和专家咨询，致使行政决策易于出现重大失误，造成不少地方盲目攀比经济增速而不惜牺牲资源和环境，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屡禁不止等等；二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虽然行政审批事项得到大幅削减，但仍存有大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审批项目，在行政审批工作过程中，行政人员行政道德普遍缺乏，倾向严重，动辄拖办、不办时有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政效率；三是行政问责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一方面，现实中的行政问责与监督往往局限在政府内部，排除了公众和社会的参与；另一方面，也存在政府预算、审计、财务监督不到位，权责不明确，权责不清，有权无责等问题。最终导致了行政执行过程中问责无力和失职、渎职、滥用权力的大量发生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前景展望

（一）强化依法行政，加强行政法制化建设

行政体制改革要真正推进，必须同步进行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是运用相关法律机制来规范政府机构设置、职能、央地关系、行政权力等。一要处理好政府机构设置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可以考虑修改行政预算法，规定政府、政府各部门的一切收入，均应进入财政预算内统一管理，政府行政、执法机构不得随意设置收费和罚款项目。同时对党政公务开支严格加以限制，从而有效限制政府随意收钱以扩充机构和乱养人；二要处理好政府职能转变与依法行政的关系，魏建一认为，中国的政府职能应当顺应依法行政的要求，将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能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确定和履行政府职能，从而真正做到由法律授权，实现“职能法定”；三要处理好央地关系调整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寇铁军认为，应从宪法和法律等层面上划分清楚中央与地方各自的事务，规定各自的税收，并以此来规定各自的支出责任，建立一种中央向地方科学、公正和透明转移支付的规则和程序；四要处理好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应把群众参与、专家咨询、集体决策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和行政审批程序的规范化、简约化采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涉及行政问责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问责和监督应由人民、人民委托的人大、以及新闻舆论来进行。

（二）强化民主行政，加强行政民主化建设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必须以政治以及行政民主化为基础，同民主制度有机结合。比如在政府对即将解决的重大事务作出行政决策时，都应首先进行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实行社会公示和听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还要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然后在广泛民主参与的基础上对各方加以集中，最后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以保证行政决策的客观公正、合理性和可行性。比如在健全行政问责和制约监督机制时，应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韦朋余认为，可以“创造条件让人民有效地监督政府”，一是创造让人民知情的条件，推行行政透明化；二是创造让人民参与的条件，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三是创造让人民表达的条件，广开言路，加速推动行政民主化向纵深发展。

（三）强化科学行政，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思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专家学者在深刻总结以往改革经验教训，研究借鉴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经验基础上，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科学理论指导。首先要科学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现实目标，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总体上应尽快实现向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的转变，加快推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公共部门的民营化，公共管理的企业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公共运营的信息化。同时，国家行政学院薄贵利教授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目标不仅需要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需要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应该界定为：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民主政治相配套，既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又兼顾中国实际的行政体制。然后在科学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现实目标基础上，科学系统地研究制定一个清晰的可以管长期的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实施步骤，制定的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实施步骤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行政运行的规律。进而通过一届届政府的努力，分步操作，最后把它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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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薄贵利.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最新进展及趋势[J].新视野，2003，（4）.

摘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走过的历程，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中央地方关系重塑、政府与企业、社会和市场关系调整、行政决策和监管体制创新与完善等领域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和主要成效加以概括综合，继而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尚未解决且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加以研究探讨，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路径选择。

行政体制论文范文第8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过多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突出的标志就是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减少，以间接管理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市场体系基本建立，政府充分发挥对市场的培育、规范和监管功能，越来越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有了较大改变，依靠行政审批进行管理的模式正在转变，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度裁减，涉外经济管理向国际惯例靠拢。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政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驾驭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从总体上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基本相适应的。

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繁重任务，这就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仍然是转变政府职能。

行政管理学原理告诉我们，在行政管理体制中，职能、结构、功能是有机结合的重要组成要素和方面。三者中，职能是逻辑起点，职能决定组织、结构和机制，最终体现为效能。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的基本问题，是政府一切活动的逻辑与现实起点。政府权力来自法定的政府职能，政府所有其他要素都是由职能派生出来的。职能定位正确与否，是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发挥相应作用的关键。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种权力配置、运行机制、协调机制的建立和运转与职能及其机构之间会产生相互的影响。政府职能的发展变动是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因，机构设置与改变必须服从职能的变化。从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历程来看，我们的机构改革与职能的转变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状态，趋势是与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密切联系的，市场经济越发展，政府职能转变越是深入，机构改革就越有成效，职能设置和机构设置的科学化和匹配程度也相应提高。

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就是抓住了治本之策。这既是改革的主题，又是改革的总体要求。要通过改革，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无论是机构调整整合，还是部门职责界定，都要有利于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切实解决缺位、错位、越位和权责脱节、职能交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检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成效，既要看政府机构调整是否科学合理，更要看政府职能是否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了。

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履行好经济调节的职能。政府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一项重要职能，同时又是重要特征。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直接配置资源，和完全听任市场配置资源，都有其种种局限性，政府应该制定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的制度安排，调节的程度和范围应由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范围来决定。一是制定全国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目标、结构优化目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目标等。二是保证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计划目标的实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三是保证经济系统正常、高效运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政府要加大力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现在市场秩序已经有所好转，但是在某些方面和领域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偷税、骗税、商业欺诈、财务失真、违反财经纪律等行为时有发生，假冒伪劣商品、文化市场混乱、工程质量低劣等问题比较突出，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这些都表明政府的市场监管力度不够，政府市场监管的职能还不到位。

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要与充分发挥公民自我管理和社区自治有机结合起来。良好的社会管理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科学技术、体育休闲、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信息等，既是为市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又是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措施。政府要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以使社会发展更加均衡。

转变政府职能要着力处理好五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关系。当前，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社会事业发展，尤其是要重点关注并优先发展那些促进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的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公共事业，努力增加公共产品数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并形成全方位公共服务体系。从总体上看，目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还比较薄弱，要切实调整政府工作绩效评估标准，使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中得到体现，为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导向和监督作用。

二是要处理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服务型政府不是不要加强管理，而是要使政府的管理职能更多地实现向服务的方向转变。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政府在履行自身职能时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社会本位、民众本位”精神，在决定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时，首先要看社会和人民是否需要，并以此作为确定政府职责和功能的依据。政府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提供服务中，都应从公共性角度来考虑。政府是最重要的公共权力载体，它理应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并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行使行政权力，实施积极的公共管理，以公众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以公众满意程度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力度作为衡量其履行职能水平和成效的重要评判标准，确定提供公共物品及其优先顺序。以优质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三是要处理好改革体制与创新机制的关系。要规范行政审批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一方面，要继续清理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项目，该取消的应当坚决取消，能下放的要尽快下放；对能由一个政府部门审批的项目，尽量由一个政府部门审批，减少“多头审批”现象。另一方面，对暂予保留的审批项目，应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和审批环节，既符合经济社会运行规律，也符合当代行政发展规律。当然，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决不是政府撒手不管，而是要苦练内功，大力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探索出一套适应发展、推进发展、保护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行政管理方式，提升政府引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处理好政府职能与其他社会主体职能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在转变过程中还应发挥社会的作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市场主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自的职能履行到位，避免政府角色从有关领域退出后，出现职能缺位，以确保政府职能转变取得成效。

行政体制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是“执行力”概念第一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政府执行力建设被正式纳入国家治理范畴。本文将集中论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政府执行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涉及政府执行力的相关方面以及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政府执行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涉及政府执行力的几个方面

1.转变政府职能方面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仍然是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

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对政策必须有全面系统地了解,涉及到领会力的方面。如果领会得好,就会适时、适当的放开不必要的管制;反之,就会出现过度放开,甚至是放任企业行为的现象出现,改革的目的是适当放开,但不要理解为放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范围,减少行政审批和放宽规范限制就意味着可以任由企业的主观意识确定其发展方向与意图。

2.完善行政管理决策机制方面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还在于健全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协商和协调机制,完善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制度,加强决策的公示、听证制度,推进行政管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这就涉及到判断力和实现结合力方面。任何地方政府都必然有其具体情况,如果把上级精神生硬理解并生搬硬套加以应用,那就必然会带来政策执行上的负面效果,要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正确行使政府的执行力,就不能够凭着自己的主观意识不顾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意见武断决策,应该建立合理的咨询和评估机制,加强人民的监督意识并建立公示和听证制度。实现政府管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实现理论联系实际、上级精神联系地方实际,这本身就是在加强政府的执行力。

3.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制建设

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的行政执法体制,保证各级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

这就涉及到政府执行力的持久力方面。在对上级精神做到良好的领会并加以判断和结合以后,就要矢志不移的贯彻下去,这就需要强大的持久力来保证实现。在实际工作中主要依靠的就是行政执法体制的不断完善,做到有法可依。

4.完善对行政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和政府机构设置

强化对决策和执行等环节的监督,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实行干部实绩考核评价制度。实现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这就涉及到纠错能力的培养方面。对于干部的绩效考核就是对其防错和纠错能力的监督。对于机构编制和行政效率的科学管理就是对行政管理全过程的评价和避免错误监督在组织设计上的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就在组织结构上保证了预防和减少政策执行失误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

二、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具体措施

1.必须实现政府职能的强约束性

《行政许可法》通过立法将职能转变的要求转化为强制性的具体规则,这既为各级政府转变职能设定了可供实施和操作的现实渠道和途径,也为监督各级行政机关职能转变情况提供了易于识别的判断标准。在政策执行与法律实施之间构建了有效的纽带,从而把上级精神的导向性、软约束性与法律的明确性、强制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增强了政策执行的操作性和监督性,也保证了其长效性和持久性。

2.必须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法治化

1988年改革开始实行“三定方案”,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对行政机关的职能界定、内部机构设置和编制规模都有很大的制约,但“三定方案”毕竟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规,中央多次提出的“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织、工作程序的法定化”的任务。因此,我国今后的政府执行力的加强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努力通过法律程序进行,改革的成果更应上升为法律规范,以保证成果的可持续性。

3.明确改革的有限目标,合理安排、有序满足各方面的需求

任何一项改革都要受到现实性的制约,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不例外。在中央和地方,改革所能达成的目标是有限的,不能指望通过模式化的改革解决所有的问题,满足所有的需求。政府改革会更多地向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方面倾斜,但限于各级政府财力以及方方面面条件的制约,这就需要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原则,合理安排、有序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努力加强结合力,采取有效措施,尤其是对于能够给企业、基层和社会公众带来实惠的一些领域的政策执行,要优先考虑。

4.加快建立绩效预算制度与绩效审计制度

加强对政府政策执行力度的评价,是当代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其评价准则是伴随着绩效管理和绩效预算而出现的,它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包括政府执行是否有效,效果在哪里,在哪些方面应当调整,以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政策执行效果的讨论提供基础材料;同时,在评价中,还能发现政府工作漏洞并加以改进,增强排错力。

综上四个方面,对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变革与转型,如果忽视加强政府执行力的必要性,可能会导致人们对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效果的怀疑,而且极有可能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因此,在以科学发展观落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提高政府执行力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邵景均,高度重视提高政府执行力[J].中国行政管理,2006(7).

行政体制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建国后我国教育行政权力分配的历史概观

建国伊始，我们面临着建立主义教育行政体制的全新任务。根据当时体制的要求，教育行政体制在历史传统和老解放区的经验，参照五十年代苏联的教育行政体制基础上，建立起了“集中统一、以条为主”的权力结构模式。规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写、招生分配、教师资格认定都由中央决定，教育经费实行中央统一财政，三级管理。尤其是1953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时，提出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更加剧了教育行政领导权的集中统一。这种模式基本符合了当时生产关系变革和社会需要。但它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中容易压制地方政府及个人、集体的办学积极性，容易脱离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造成“千人一面，万人一书”的局面。

1956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8年8月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提出了“今年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必须改变过去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门，应该集中精力和贯彻执行中央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综合平衡全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则。”在教育经费筹措及使用、教材编写、学校设置等方面地方拥有一定的自。“各地根据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可对教育部颁发的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教材领导学校进行修订、补充，也可自编教材；过去国务院或教育部颁布的全国通用的教育规章制度，地方可结合当前工作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地决定存废、修订或另行制定。”这是我国教育行政权力下放的第一次尝试，对于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适应当地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权力下放过快过猛，又缺乏必要的、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约束、规范，中央的宏观调控没落到实处，出现乱定指标、乱下命令、滥用权力的混乱局面，致使教育质量普遍下降。

1963年，中央根据当时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后出现的问题，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决定》提出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中小学也颁布了《条例》，收回了地方可以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教材的权力，加强了条条的领导作用。这次权力分配的调整，事实证明是有成效的，教育事业得到稳步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权力分配形式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上又回到了1958年以前的模式，且在某些方面有更加集中统一的趋势。

“”期间，教育领域出现无政府状态，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撤消了原教育部，成立了军事管制小组。学校任意被裁减、搬迁、停止招生，学制缩短，课程改变。推行贫下中农管校，大搞“开门办学”。

粉碎“”以后，拔乱反正，中央又重申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回到了“”前的局面。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教育行政权限划分问题重又提出，尤其是近年来要求更加迫切。1985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在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同时，要“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等设想。1986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也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一次重申了在教育领域逐步推行简政放权的基本方针。1995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强调“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的原则。

纵观四十余年我国教育行政权力分配变迁的历程，在处理中央与地主的关系时，时而强调中央集权，时而强调地方分权，一直未能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合理的科学的职权划分，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局面。而且四十多年权力分配变迁主要侧重于教育教学管理权，在立法、规划、指导、信息交流等方面的职能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如何科学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教育行政权限，优化配置教育行政资源，调动中央和地方双方的积极性已是教育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两难问题。

二、教育行政权力分配类型的比较分析

纵观世界各国教育行政权力划分类型，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型。侧重中央集权型的国家如法国、泰国、韩国等；侧重地方分权型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国家如日本、英国等。总的趋势是大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实行地方分权制居多，小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平衡的国家实行集权制的居多。随着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原来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倾向于放权、分权，而原来实行地方分权制的国家则倾向于集中、统一。

教育行政权力分配的集中与分散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中央集权制的长处在于：有利于育的目的、方针政策，使国家的整体利益得到实现；有利于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按照国家的某项需要实施重点发展，保证国家的重点人才需要；有利于国家通过行政干预对教育事业的管理与控制，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并且有利于保持各地区教育的平衡发展，消除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其弊端在于：一是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机关缺乏自，限制了办学的积极性；二是整齐划一的目标模式，压抑人的个性发展，培养出的人才不能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三是难于发挥社会、集体、个人的办学积极性；四是机构臃肿，中间环节过多，权责界限不明，行政效率较低。

地方分权制的长处在于：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有利于教育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培养所需的人才；有利于调动社会、集体、个人的办学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教育事业的不断壮大；同时，还有利于建立相对灵活的学校办学机制，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形成特色学校。但也存在不少弊端，一是容易造成国家整体上“失控”，国家重点需要的建设人才难以得到保障；二是缺乏统一的发展教育的目标和标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可能扩大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三是国家整体上的协调、控制、评价、督导等规范化管理难以实施，行政管理能力削弱。如在美国，教育经费来自于各学区的税款，一些贫困的学区由于资金短缺而面临困境。俄亥俄州有44个学区在1977—1978学年开始之前宣布破产。另有大量学区因增加教育税款得不到纳税人的支持，被迫把课程削减到最低限度，并取消服务和课外活动，解雇教师，砍掉学前项目。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想通过发扬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的长处，克服二者的短处，走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道路。事实上，要实现二者的结合是很困难的事，它有赖于诸多因素的协调与配合。像日本，五十年代以来逐渐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体制，但至今可以说仍在不断改革之中，临教审的第四号报告书一方面指出要“推动地方分权”，强调学校的“自主与自律”，但与此同时，其国家集权对整个教育宏观规划和指导却也毫不放松，我们从其全国性教育立法的不断出台和临教审之类机构对教育改革的权威性指导就可见一斑。为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具有特色的教育行政体制才是完善我国教育事业的必由之路。

三、我国教育行政权力分配基本构想

（一）划分我国教育行政权限的基本原则

1.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相适应。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基本内涵包括坚持人民政权的性质，注重落实和保障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的实质性权利；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民主的制度化和化。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要精简机构，下放权力，理顺党政关系，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制度。根据这些精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达到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全社会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提高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有利于促进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处理教育行政权力分配必须以上述思想为指导，才能保证教育行政权力划分的正确性。

2.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状况、民族构成、文化教育基础和对教育发展的需求参差不齐，因此，确定我国教育行政权限划分的立足点应该是“照顾差异，共同发展”。根据前述教育行政权力根本类型的比较，我国应以分权型为主导模式。但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集中单一型，教育行政体制必须与之相适应，尤其是我国长期受大一统思想的，以及地方行政官员素质不高，过多的分权实际上会造成中央无权，地方滥用权的后果。为此，适当的中央集权也是应该的、合理的。看来，我们主张先以“分权型的集权制”逐步过渡到“集权型的分权制”，最后形成“以法律为基础的分权制”形式。

3.与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相适应。教育的事业是关于未来的事业，它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未来的发展。但它投资大，见效慢。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的增加而不是依靠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出现前些年“一工交、二财贸、所剩无几给文教”的局面。为此，在一片简政放权的呼声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加强教育立法，用规范的、系统的、严密的法律条文明确各级行政部门的权力和责任，以法治教，以法促教。否则，教育行政权限划分又会出现“放——乱——收”的局面，造成对教育事业的严重损害。

（二）我国教育行政权力分配之基本构想

教育行政权力是教育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性手段，为有效执行国家教育方针，依据宪法有关教育条款对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主要包括教育政策，法规制定权，教育规划权，学校设置权，教育教学管理权，人事管理权，教育经费筹措及使用权，教育督导权，教育咨询、权等。教育行政权力分配有两个基本维度必须考虑：一是权力类型，即哪些权属于中央控制，哪些权属于地方掌握；二是使用权限的程度，即中央和地方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权力。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提出教育行政权力分配如下构想：

1.教育政策、法规制定权。根据我国行政组织法规定，教育政策法规可由全国人大、党中央、国务院、国家教委以及省级和计划单列市的人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制定。重要的、影响大的、涉及全国教育事务的教育政策、法规当然由中央部门制定，涉及地方教育事业的由地方制定，但不得与中央的政策法规相抵触，同时，中央也不要越俎代疱，事无巨细横加干涉。但必须指出，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主要是中央部门的任务，像日本上至教育基本法，下至课堂规则都由中央部门制定。在我国，虽大可不必效仿日本，但中央可制定一些指导性的政策，引导规范地方作出与中央基本一致的决策。

2.教育规划权。教育规划涉及一定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规模、速度和步骤等，包括远景、中景、近景，以及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中央的教育规划主要是远景、中景和宏观、中观层次的规划；地方的教育规划则倾向于近景和微观层次的方面。但都必须和当时的经济及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地方教育规划还必须为当地的经济及社区发展服务。总的看来，教育规划权主要在中央，因为教育的事业是未来的事业，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3.学校设置权。《教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科学的学制系统。学制系统内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置、教育形式、修业年限、招生对象、培养目标等，由国务院或者由国务院授权教育行政部门规定。”根据上述原则，颁发国家学历证书的高等学校设置审批权由中央掌握，中小学的设置权以及非学历教育由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掌握。但应该看到，为了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地方高校的设置审批权，随着时机的成熟，也应该下放到地方。

4.教育教学管理权。这基本上属于教育内的专业事务，应主要由地方和学校负责。学校根据国家颁发的基本学制、课程标准以及学生质量标准，确定招生规模，选编教学用书，拟订进度计划。毕业生的升学与就业主要由毕业生自己决定，学校给以指导与沟通。

5.人事管理权。学校教师与教育行政人员基本属于国家公务员系列，因此，应首先符合公务员标准。其次，中央应确定基本任职资格标准，地方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适当调整其任职要求，但不得低于中央规定的基本标准。教职工的聘用一般应由学校自行决定。

6.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权。必须打破国家全部包下来的作法，中央在不断增加国拨经费的同时，允许地方通过一定途径，扩大教育经费来源。如地方除开征教育费附加之外，还可以开征其他用于教育的附加费（如高消费税），实行教育的分税制，从而逐步增大地方教育投入的比例，力争达到20—30%，这是分权的基础和保障。所有的教育经费实行财政包干，由地方统筹安排。同时，按照国际做法，中央建立教育经费拨款和援助制度，通过政策倾斜平衡各地区间的差距，否则权力的下放可能导致地区之间更大的悬殊。

7.教育督导权。这是中央教育行政权力的重要之一。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督导制度，层层检查、指导，保证教育事业发展的正确性。过去我们不重视，导致一些地区拖欠教师工资和违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倾向出现。

8.教育咨询研究权。这也是中央教育行政权力的重要内容之一。组建教育咨询委员会，建立教育研究机构，收集教育信息，开展教育研究活动都必须由中央一级教育部门统筹部署。典型的教育分权制国家，如美国，中央教育行政权力的三大内容之一就是为地方提供教育信息咨询服务，并组织教育科学研究。我国中央一级的教育咨询研究还要指导地方一级的教育咨询研究，形成一个，使教育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