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制范文

行政体制范文第1篇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Kaufman:"AdministrativeDecentralizationandPoliticalPower",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29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所以，80年代以来的“权力下放”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调动地方积极性和搞活经济的作用，但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政治发展看，其负面效应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一种短期行为。（注：参见胡伟：《经济转型中的政府整合：政治体制改革的维度》，《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于是，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了转变政府职能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以往大规模机械改革和权力下放效果不佳的原因，正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行政职能调整的忽视与回避。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机构的增减和人员的精简或权力下放，以求一时的行政机构的“消肿”效果，而没有同时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因而从根本上是无效的。1982年开始的大规模机构改革，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未全面展开，无法促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以机构的再度膨胀告终。同时由于权限改革过程中央权力下放过多，造成地方分散，机构改革因此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转变政府职能便成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主题，也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并被赋予了非常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主题，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在主题，两者是目标与手段的逻辑关系，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前提。（注：参见于景文：《略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这种对行政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内外关系的分析，较之单纯的机构改革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但把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则又忽视了在当前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机构改革应有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结构――功能的关系上，结构是基础，特定的结构必然具有特定的功能，而特定的功能也必然需要特定的结构。”（注：胡伟：《政府过程》，第2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实践上看，单纯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思路也收效甚微。1988年我国在进行行政改革时就提出了转变职能的新要求，但至今政府职能也没有在总体上转变过来，很多企业仍未真正掌握经营的自，一些政府部门仍然在对经济活动进行不正当的干预。这在我国还没有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前还有情可原，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显得很不正常了。虽然在1988年提出政府职能转变以后，机构改革获得了深层次的动力，但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并不明确，机构改革也受到了各种阻力，因而无法形成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有效互动发展。这实际上是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

可见，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没有跳出恶性循环或者是孤掌难鸣的“怪圈”，就在于缺乏行政权力结构和功能两方面改革的有效互动，以及行政结构和功能改革的自身目标不够明确。目前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从机构改革发展到职能转变，并提出了结构合理化和职能合理化的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似乎对行政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明确的论述。实际上，转变职能和改革机构应该是行政体制改革同一向度上同等重要、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机构改革需要职能转变的内在推动，职能不转变，就必然需要原来规模的机构和人员作载体，机构改革就不可能彻底展开；同样，职能转变也需要机构改革的外在推动，机构人员不调整，就必然会固守原来的各种政府职能，职能转变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是互为动力、互为前提和互为保障的互动关系，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从体制的全方位进行改革的内涵所在。

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促进政府权力结构――功能的协同发展，在我国当前就是要形成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良性互动机制。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十五大后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把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相提并论，积极推进两个层面的行政权力机制的调整。（注：这里所讲的“机构改革”仅指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不包括立法、司法等其它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党的十四大同时提出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原因在于机构改革包括了非行政机构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即有行政机构改革的内容。）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是实现转变职能的重要条件，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正像有的学者所看到的，由于1993年开始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选择同时进行的，因此，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在有效地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很快暴露出一些不足。特别是从1994年至1997年几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从高速度、高通货膨胀到高速低胀的转变，以及在此期间政府在实践中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有效控制所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迫使中央再一次作出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3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目前，按照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改革正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次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力度的机构精简方案，可能为转变政府职能提供结构上的支撑；同样，这一机构改革也只有与转变职能协同进行，才能取得稳固的效果。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结构与功能的良性互动的一个可能的历史契机和开端。同时，由于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以及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结构、功能两个层面上的改革，都必然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影响，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作用。

在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的提出，改革的内容逐步从行政体系内部延伸到行政体系外部，又从行政体系外部反射到行政体系内部。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行政体系内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政府职能定位（主要是建立政府调控体系）、机构调整（包括一些事业单位的机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调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培育行政新文化等；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党政关系优化（党政分开）、政府与企业权责关系的改革（政企分开）、政府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关系的理顺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的界分等等。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目标和内涵而言，内部改革是主体任务，外部改革是对内部改革的配套和服务，同时也限定了内部改革的范围和有效性。（注：不同学者对行政体制改革内容框架的具体归纳有所不同。一般把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界定在行政体系内部，只在提出解决行政体制改革现有困境或涉及行政体制改革未来趋向时，才把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纳入行政体制改革的内涵之中。（参见顾杰：《中国当代的行政体制改革》，《党政干部论坛》，1996年第8期；刘怡昌：《迎接新世纪的重大变革――20世纪末叶中国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完全是由行政体制改革“上下改革结合部”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它表明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确保实现内容变革与形式变革的有机配合和整体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统一体，这呼唤着行政结构――功能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因此，学术界应当重视对政府权力的结构――功能双向合理化及协同发展的研究。

行政体制改革难题及对策：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

在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体制变迁的驱动下，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走向改革深水区的行政体制改革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导致了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渐进性、艰巨性和过渡性的总体特征。从学术界近年来的讨论来看，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这三大体制改革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一些学者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有其客观的“动力系统”，新时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政治权威的推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注：参见汪永成：《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行政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行政论坛》，1997年第7期；齐明山：《试论行政体制的结构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几乎缺乏自动力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同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的政治权威支持，这造成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客观上的决定性。然而，由于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较低，而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发展很不平衡，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关系也远远没有理顺，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充分性和行政体制改革外部关系的不清晰性对行政体制改革构成了严重的制约。另一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国的行政改革是在现有政治和法律体制内进行的，后者改革的滞后无疑影响到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例如，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事实上存在着政策和法律两种社会行为规范形式，即“二元法制”，“二元法制”的功能在于弥补政策法基础上的“一元法制”的不足，并逐步向法制基础上的“一元法制”过渡”。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两法之间的权威冲突加剧，规范效力扭曲，行政体制改革的法制环境阻力加大。（注：朱光华：《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第385-3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因此，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国家－社会二元化、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等改革协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应取得上下两个体制环境优化的配套。而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模糊性、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性（或过渡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形成了障碍。正像有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确立，无疑为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创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探索，无论我们再解放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是必然的。这不能不对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制约作用。”同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属于政府的职能交给政府，把属于企业的自还给企业。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交给市场。而实现这样的目标，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自主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来源分析与消解策略》，《理论与改革》，1999年第1期。）

其次，在中观层面上，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着“不配套”和“不适度”的问题。所谓“不配套”，主要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不配套以及由此形成的机构改革与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等环节之间的不配套。行政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改革不能上下左右协同进行，其结果只是原有矛盾在行政体系内部不同层次和环节之间的转移和滞留，而不能得以彻底消解。局部性的改革只有一时之效，但难有长久之功，这本身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所谓“不适度”，主要指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机构调整以及行政权力纵向调整上的失度，从而导致政府职能运行处于“膨胀失调――紧缩调整――再膨胀失调――再紧缩调整”的反复之中，导致政府机构改革无法越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央与地方的两难处境，多次出现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下放――上收――再下放――再上收”的非制度化情况。（注：柳群：《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失度”与“适度”问题思考》，《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尤其是不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要么导致地方分散主义，形成“诸侯割据”，严重削弱中央政府应有的整合能力，从而不利于中国“政府主导型”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要么导致中央集权过度，影响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从而也不利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彻底贯彻。不适度的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实现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而只能使历次改革彼此消解，使改革停留于循环往复的同水平状态。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应从分散的职能改革、机构改革和权力调整转向权力、职能和机构相复合的机制性改革，从外延式的局部调整转向内涵式的整体推进，形成政府权力的结构――功能协同发展的局面。

最后，在微观层面上，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主要在于机构改革中的操作性困难与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观念性和行为性滞阻，这实际上构成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行政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往往在行政人员的微观层面上遭到大幅度的扭曲或置换，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也往往在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事项上受到尽可能的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微观操作层面上的严重受阻，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内生的“政府悖论”：政府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而言，行政体制改革是一种外源式的自我手术，是基于外部压力下的自我改革，它要求政府对其自身的结构、功能和权力进行限定，对其自身的活动以及方式进行约束，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震动或破坏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员的既有权力――利益格局，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因此而产生。

学术界已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予以具体分析。有的学者指出，从现阶段的机构改革看，虽然相应的外部环境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遭到的难点很多，主要包括人员分流问题、“翻牌公司”问题、精简对象的具体标准问题以及精简后的管理整合问题等。（注：潭湛明：《关于我国机构改革的经济学思考――难点与对策》，《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5期。）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把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的阻力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1)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2)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而产生的阻力；(3)基于对行政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阻力；(4)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5)基于曲解而产生的阻力等。（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及其消解》，《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大政治权威的外在推动力，以督促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和人员调整方面的进展；要在坚持行政体制改革渐进主义的主体发展模式的同时，对于一些遭遇阻力特别大的改革领域和改革环节，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局部的激进主义突变；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也可以包括行政系统的功能再设计、结构再设计和行为再设计三大方面。缓解行政人员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应该在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同时，向行政人员传输改革意识，培育行政人员支持改革的心态、观念和行动。（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第16-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关键是要进行主动的综合配套改革，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宏观层面的配套改革，为行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正如有的学者说的，“行政生态环境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也是一切行政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行政生态环境与行政体制改革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作为环境因素，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了较严重的阻力。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发展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果在经济基础层面上未发生明显的改革转型，行政体制改革就无法有实质性的进展。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会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严重羁绊，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优化外部条件。因此，作为“上下改革结合部”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既是其自身上下联动的发展过程，更应是三大体制改革相互配套的协同发展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更加关心的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对此，目前学者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先行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模式。有人从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关系、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例如东亚）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出发，主张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应是行政体制改革优先，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实施行政体制改革，第二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重点和首要任务。（注：田穗生、李广平：《政治发展模式选择与行政改革》，《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臧乃康：《论政治发展中的行政改革――兼论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等。）这样可以避免形成政治权威危机，具有较高的政治稳定效应，又可以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并认为最终可以完成政治体制的整体转型。这一政治发展的战略序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具有某种合理性，它一方面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向上层建筑提出相应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为当时无所着手的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第二种看法则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并行模式，以真正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有学者指出，中国缺乏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性分离，行政体制改革缺少经济自由民主前提，“单纯以行政改革优先为重，忽视政治改革，在现今阶段，……从科学判断而言，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的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的实现，从而也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固。”“政治改革是治本，行政改革是治标。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才能较好地保证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既定目标之实现。”（注：李峻登：《中国政治发展：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地位之权重》，《行政论坛》，1995年第2期。）行政体制改革优先对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具有直接意义，但从官员寻租屡禁不止等一系列现象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自主、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且，考虑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其它方面，如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的划分与配置、决策体系和过程的改进等都与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支持，行政体制改革将不可能持续深入。

总的来看，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前进的观点更加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虽然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并行可能触及的领域和关系较多，引发的矛盾也可能比较复杂，但改革无法绕开一些症结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直接牵制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也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因此，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借以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应协调、配套和保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等新因素，会与政治体制之间形成冲突，为避免矛盾的激化，必须相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的同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实质性问题，其关键在于揭示新的改革向度和设定新的改革路径，这在现阶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有日益强烈的呼应。

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不能把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简单理解为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的机械性时间顺序，因为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行政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中国行政体系与经济体制之间高度统合的性质，经济与行政之间存在着未完全分化的关系；再加上经济、政治与行政三者之间的客观互动联系，因此，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有一个改革的边界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如何谋取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合理时序与幅度上的互相配合。（注：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边界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例如张成福：《行政改革战略规划及实施中的十个问题》，《中国机构与编制》，1994年第11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截然分开或分阶段推行，也不宜重此轻彼，以确保改革的最终成效。这实质上是对行政体制改革地位的动态把握和战略运用。有学者把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的动态边界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驱动（决定）作用；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制约作用；三是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或障碍作用；四是行政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带动作用。（注：参见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任晓：《中国行政改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文寿：《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与思考》，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因素复合同构的特点，要求行政体制改革和外部环境合理协调，形成彼此间体制性驱动和制约的积极功效。

行政体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体制；职能转变；电子化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信息化已成为时展的主旋律，成为推动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要求政府具有灵敏的应变能力和较强的创造能力，而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金字塔式科层官僚架构无法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做出灵活反映。在这种变化面前，各国为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客观需要，相继开展行政体制改革。

一、行政体制改革的概念

要论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应当界定行政管理体制。所谓行政管理体制，通常也可称为行政体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的设置、职权的划分与运行等制度的总称。主要体现在国家行政机关的设置上”。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了一切与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归属及其行使相联系的――而不仅仅是与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归属及其行使相联系的改革。从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分析，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宜取狭义，即以政府为中心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达到各种目的的手段。 这些目的包括节省公共开支、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对社会公众负责的责任心、使政府的作用更有效力以及增强人们有效选择政策和贯彻政策的机会。

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含义，一般指，由于各国社会制度以及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目前在我国尚无定论。一般来说，行政体制改革是指政府系统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结构、功能、运行方式等所进行的调整和变革。

二、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结构概述

我国现行体制的结构方式是以层级制为基础与部门制相结合的网状结构，历次行政体制机构精简都为下次膨胀作好准备。问题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行政体制的结构方式。每次改革只是看到了机构太多、人员太多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很好地、清醒地认识到产生这种现象的症结。目前的行政体制结构方式将专业越分越细，形成各专业职能部门的壁垒，使得管理没有了空间，管理缺少了的弹性，从而造成行政体制越来越僵化，管理效率也越来越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以及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我国政府自身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着新的任务。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并明确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围绕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设，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并加大工作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有：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完善机构设置，理顺职能分工，严格控制编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健全群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并落实决策责任制度；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整合行政资源，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增强工作透明度；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建立集中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等。

三、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建议

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是一项战略任务，同时又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有目的、有步骤地加以实施。

（一）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几百年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政府分阶段完成的各种职能集中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就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特殊性和艰巨性。

这种特殊性和艰巨性要求政府一并执行和实现多重职能：创造有效率的良好市场环境；为市场提供必要的规则和制度框架，维护市场竞争性和规则性；驾驭市场化进程，纠正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着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加强宏观调控，适度干预经济；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大量问题，尤其是清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弊端；解决转轨国家普遍面临的转轨性衰退问题，并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完成经济结构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任务。

（二）准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工的要求，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科学界定这两级政府在不同层次的，工作职责和权利范围。建立一个既有中央权威又能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政府纵向管理系统。

从我国政府机构运行现状来看，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政府机构的设置要服从职能转换的需要，按职能定机构，执行系统要简化、下放、转型。按照政市、政企、政社分开的要求，把那些不属于政府部门职能的事务切实转交给市场、企业、社会。二是机构设置要避免职能交叉，逐步构建宽口径的政府部门架构。明确划分部门间的分工，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相向或相近的职能作横向上的合并。三是机构设置要讲求合法性、稳定性，减少随意性。在机构编制法规还不完备的情况下，要严肃机构编制的政策，严格操作程序，绝不能以讲话代替政策，以某一个人的意志决定机构消长。

（三）创新政府行政管理方式

1.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审批管理制度的运作来看，我国已进行的几轮审批制度改革还不彻底，必须继续深化，从加快政府职能转换的角度，依据合理性原则、有效性原则、公开性原则和责任性原则，对现有的各种行政性审批进行系统的清理。大力推行备案制和核准制，尽量减少和调整审批事项；积极改进审批的管理方式，提高效率；斩断行政审批的利益机制继续推广承诺制，切实加强对审批行为的监督。

2. 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改革投融资体制是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一，在政府的投资范围上，应建立以企业市场为主的投资格局。其二，开放投资领域，取消民间资本准入限制。其三，大力推广公共事业委托管理，创新项目投资形式。其四，探索融资手段，拓宽融资渠道。

3.实现政府运行的电子化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新的管理手段和新技术支撑。电子政务则为行政体制改革和其它各项改革拓展出了全新空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技术平台，推动政府管理和运行方式的革命。首先要明确电子政务建设的目标方向。其次是要制订电子政务建设的整体规划。最后，整合部门网络，实现资源共享。

（四）当代西方的行政改革对我国行革的借鉴意义

当代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主要背景是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并伴随着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其目的和使命是探索适应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竞争需要的未来政府治理模式。就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某种努力方向。尽管这场改革尚未完成，改革在各国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尽相同，从总体上评价改革的成败得失也还为时尚早，但它作为世界性的改革浪潮，无疑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四、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变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为了迎接技术变革、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挑战，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部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模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未来的改革之路上，我国定将走出一条和谐型的行政体制模式。

作者简介：秦婷（1985―），女，陕西延安人，助教，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管理系，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文献

[1] 马敬仁.（1998）.行政改革论述[M].西苑出版社. P213.

[2] 张国庆 （2000）.行政管理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P583.

行政体制范文第3篇

一、准确把握建立和完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

从历次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改革的目标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高度重视行政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性。我们紧紧抓住了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这个重点。特别是从*年以来，我们把转变政府职能看作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

第二个特点，高度重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理顺关系，优化结构和规范政府行为和提高效率。这是改革的一个常规性任务，所以历次行政改革都特别强调这一点。

第三个特点，高度重视公务员素质能力建设。因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要实现政府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理顺各种关系当然很重要，但在各种关系理顺的情况下，如果公务员的素质能力没有得到提高，我们要做到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和高效化也比较难。所以从*年开始就强调提高公务员的素质能力。这是改革的明显特点。

当然，以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在目标定位上也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改革目标中，迄今没有提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在改革实践中，对于一些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更缺乏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改革措施，从而导致行政体制改革在某些方面没有突破性进展。

二是在改革中，依法行政与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虽然我们提出了依法行政，但是与真正的依法行政还有不小的差距。

进入新世纪，我们要进行新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必须更加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新的行政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坚持政企分开，坚持精简、统

一、效能的原则，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和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对新世纪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全面概括。

依据新世纪形势的变化，在加入世贸组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应定位为：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民主政治相配套，既符合国际规则，又兼顾中国国情的公共行政体系。

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行政体系，是因为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今后主要是完善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我们之所以强调要“与民主政治相配套”，是因为行政体制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只强调行政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只注意处理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处理好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相配套。此外，还应看到，今天的政府管理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在那个年代，政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而今，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

我们之所以强调要“既符合国际规则，又兼顾中国国情”，是因为加入WTO以后，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和运作，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实际，同时还必须符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

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公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中国社会正在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由政治权力至上转向公民权利至上。中国社会这一更为深刻的变革，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公共行政体制是新世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确保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重要的体制构件。因此，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它有助于各级政府更加明确自己的角色和职责，通过认真履行公职，维护公共秩序，实现维护和增进公民合法权益的目标。

在行政体制改革中，通过下放权力，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优化结构，通过改革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已经在向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的改革目标迈进。在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表述中，用公共行政体制取代传统的提法，不仅能够做到名实相符，更加积极有效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有利于协调各项体制改革的关系。

二、建立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途径

如此种种，都迫切要求我们要加快建立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要从政府转型、优化结构、强化监督等方面下功夫，具体抓好以下几方面改革。

（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我们经过十几年政府职能转变，各级政府职能都有较大调整，但是仍然不到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政府权力越位，现在不是政府职能越位而是政府权力越位。二是政府职能缺位，应该由政府做的政府做得不好或根本没有做。三是政府职能不到位，应该由政府管的政府管得不好，比如假冒伪劣商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也危害了百姓身体健康。必须明确政府职能是什么。现在我们对政府职能做了四个方面界定：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四个界定，我认为主要是针对国内职能和社会经济方面，并不是政府的全部职能。尤其应该强调的是，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能。因为公民、企事业团体是社会的主体。我们为他们服务从根本来说就是要维护和增进公民合法权益。政府要在加强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同时，加强公共服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总理讲，在城乡发展过程中我们是城市“腿”长农村“腿”短，工农业发展当中是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是经济“腿”长社会“腿”短。长期这样国家要摔跤。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此相适应，政府必须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才能为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环境。

完善公共服务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供良好环境，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突出严峻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必须加大力度。

第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困难群体就业。现在有些社会群体就业能力不强，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免费为公民提供就业服务，如技能培训、信息供给等等。

第三，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有些社会公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有些地区有些行业确实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第四，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加快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仅仅覆盖城市，没有涉及农村，这个问题不解决，潜藏着巨大社会矛盾。

第五，深化教育体系改革，增强国民就业能力、创新能力，把人口压力变为人力资源优势。现在，我国13亿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高达9亿，对全面建设小康很不适应。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才作用越来越突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有3／4是靠技术和人才，只有1／4靠社会投入。人力资本理论被人们接受，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中央组织专家对人才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深深感到我们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和国际比较有较大差距。*年我国教育投入占GDP仅3.19％，世界平均水平是4.8％。不但投入过低，投入的经费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第六，健全公共卫生体制，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这是“非典”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否则社会和公民健康就存在很大威胁。我们的认识在深入。

（二）精简政府机构，优化政府结构

经过多次改革，还没有根本解决机构臃肿问题。还要进一步调整政府机构设置，理顺职能分工，实现政府职能分工的法制化。现在有利的事情都去争，无利的事情都想推，必须改。要精简机构人员，特别要大力推进市县乡的机构改革。因为在上次改革中，中央政府机构精简50％。县区改革精简了19．2％。地方政府精简后人员出口不大畅通，精简下来的人员怎么办?有难题就需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难题。

（三）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公共行政要集中大家的意志形成公共意志，而公共意志实际上是通过民主集中意志形成的，所以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政治运作机制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所以，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需要理解民主政治运行的基本机制。

一般来说民主运行的基本机制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在民，这是一个原则。即国家权利来自人民，国家权利属于人民。二次大战以后许多国家都做了类似的规定。第二个是平等。就是每一个国民等份额的掌握国家权利。有人研究发现这样情况，一个社会之所以不平等就是因为权利分配不均等。有的人绝对拥有权利，有的人绝对没有权力，就形成了统治服从关系。他认为要实现平等就得等份额的掌握权利。拥有权利，不等于直接行使权利。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权利是通过自己的代表来行使的。代表是怎么产生的?不是世袭的，不是任命的，而是选举产生的。因此，民主机制第三个就是选举制。在民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有人想入选就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人民就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民主最害怕“霍布斯选择”，霍布斯有一个庞大的马圈。他说，我的马你们可以随便挑选，但你们只能挑选靠近门口这一匹马。那就是，前面是任意选择后面就是没有选择。而选举最害怕没有选择，这是一种虚假的民主。

（四）改革和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

官员实行法定任期制度，对官员的权力加以限制。只有这一个制度能不能就限制总统的权力?因为有的人有这样的本事，在短期内就可以将权利膨胀将权力高度集中，怎么办?实行分权制。权力高度集中必然导致权力滥用，因此对权力要加以支解，要对权力进行制衡，有些学者强调要加强社会监督，要加强舆论监督。要依法坚持和维护各级政府行政首长的选任制，特别是在县乡两级探索和试行行政首长的直选制，以法律明确规定各级行政首长的职责权限，建立健全行政首长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或选民的报告制度、重大事件的责任追究制度、述职述廉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等，使行政首长负责制真正落到实处。

（五）推进依法行政

现代民主政治是文人政治，重要表现形式是选举，选举的目的是实现权利的和平交接，谁得票多谁就可以得到权力。发达国家有的是通过成文宪法规定的，有的是通过不成文的惯例规定的。民主政治是文人政治，要通过法律把一切规定得清清楚楚。我们要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就必须加强民主建设，也需要加强法制建设。法制的基础是保障民权。

现代法律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第一，宪法和法律不是公民权利的渊源，公民是权利的主体，公民是权利的本位，公民是权利的渊源；第二，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否则他的行为就没有法律依据，不受法律保护；第三，现代法制核心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什么要限制政治权利?因为政治权力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而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就必须限制政治权力；第四，不允许超出法律的特权存在；第五，宪法和法律的变更废止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以确保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否则谁上台，谁立个法，就乱套了；第六，要建立违宪监督审查机制，确保法律体系的统一和完整。

（六）建立合理的分权体制

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要继续改革高度集权的体制，建立合理分权体制。我国现在的权力过分集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表现在政企关系，政企不分，以政代企，使企业事业和单位缺乏自主。第二，表现在党政关系上，我们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适当的不加分析的把一切权利集中于党委，使政府也缺乏应有的自。第三，表现在地方和中央、下级和上级的权力上，我们是下级的权利高度集中于上级，地方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使地方和基层缺乏应有的自。

权力高度集中的第一弊端是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下，如果决策不失误，领导者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品格：第一个方面，领导者一定是博学多才，因为很多事情都由领导者决定。领导者必须无所不晓。第二个方面，领导者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第三个方面，领导者对千变万化的事物了如指掌，判断准确无误。没有人能完全能达到这三个条件，所以在没有达到条件的情况下实行这种制度决策肯定会出现问题的。现在政府重大决策失误我们经受不起。如果从56年到79年不是发生重大失误，中国的面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人口政策不失误，我们现在的人口控制在11亿以内，环境压力、就业压力会减轻多少?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我们一直都搞经济建设，不搞阶级斗争，中国现在该是什么样子?权力高度集中的第二个弊端必然导致严重，工作效率低下。第三个弊端会导致领导者独断专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我们要建立合理分权体系就需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第一要发展完善党的民主，将领导者个人过分集中的权力归回给党组织。因为党委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本质、目的都是民主。

第二要实行党政分开，建立自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将政府管理自归还给政府。

第三要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事业和社会的管理自。因为这些单位都是社会不同领域活动主体，他们要有自己的管理权。

第四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切实保障公民的民力，而我们的公共行政就是要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

行政体制范文第4篇

文章认为，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改革的关键。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中国将围绕三个着力点，不断将改革引向深入。与此同时，各部委也在此次会议上公布了今年改革的主攻方向。

文章称，马凯所说的三个着力点包括，围绕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重点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围绕消除不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重点放在财税、金融、价格等方面的改革；围绕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重点将推进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卫生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

作为直接负责改革指导与总体协调的政府机构，国家发改委对改革的部署代表着中国高层对改革的态度。因此从上述三点来看，改革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楚：改革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必须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革宏观调控；改革必须改善民生状况，增进人民的福祉。换言之，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不变，同时，改革又须以人为本，讲究协调、共享。

文章强调指出，政府转型要适应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客观需求。今后几年，要有效地解决社会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政府要扮演好两种角色：一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尤其要“合理界定”和“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范围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二是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设公共行政型政府。目前，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长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公共服务的不到位，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

中国自1993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基本没有变动。当前，又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理顺。因此，从建立公共行政体制的需求出发，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职权范围。同时，启动和规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对政府部门的公共行政的问责制将成为新的改革方向。

行政体制范文第5篇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政府增加或减少任务，这种事变的发生与政府抱有的特定哲学无关，从长远来看，政府承担的职责是由变化的环境来支配的”。的确，正如里格斯所说的：政府的角色和行为方式是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来确定的，即取决于一定的社会与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因而，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也应根据当前的新变化来转型。由于，城乡二元化模式差距趋微，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受到第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新生代的农民工有着与传统农民工显而易见的区别。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特点，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求职期望值较高，在工作中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其次，在维权意识方面，从被动接受向追求权利平等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受过初、高中教育，对农村的辛苦劳作并没有太多的切身体会，他们的参照系多是城市的同龄人，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因此他们敢于主动追求劳动平等、收入平等、生存平等的权利。此外在发展取向上，从关注工资待遇向更多关注自身发展和前途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自我发展的愿望，不仅仅只是从事父辈的农业劳作生产，更分化出了多种劳动角色。如：个体经营户、集体企业管理者、农村公共事务管理者等等。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为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平逐步提高的趋势。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权利的观念正日趋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在乡镇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如何积极回应新情况、新变化，有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典型特点，是乡镇政府改革的导向。

（二）乡镇政府职能“：统治、管理”抑或“服务”

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现阶段，传统农业社会的矛盾如：自然灾害、传染病等依然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稳定构成威胁。然而在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还不断涌现出和加剧了一些需要面对的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使得政府社会管理的矛盾加大。面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政府开始重视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政府职能定位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经济调节”。从中可以看出，防范和治理社会问题已经上升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选择。这要求我们的政府职能从原来的“统治”转变为“管理”。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的作用将更多的地是“掌舵而非划桨”，即政府应对提供公共服务进行控制，但不是常规性地通过官僚手段提供服务。”未来的“公共服务建立在公民对话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并且可以将其与公民对话和公共利益充分结合在一起”，这无疑对处于双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作为中央、省、市、县政府与基层群众沟通桥梁的乡一级政府必须顺应社会改革的潮流，及时改变陈旧观念，着眼于建立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新政府。要摒弃改革开放以前，“全能”政府模式，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无所不用。因为这会导致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失位。因此乡一级政府要实现从行政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由人治专断向民主法治的转轨，由统治集权向服务分权的转轨，由僵化呆滞向迅捷回应的转轨，由效能低下向廉洁高效的转轨，克服“政府失灵”，达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状态。

（三）乡镇政府财政情况的现实困境

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农业税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哺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结束。这对于乡镇政府来说喜忧参半。一方面，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营收益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建设现代农业，可以推动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农村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轨道发展，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农业税取消后，我国乡镇面临着一场综合体制的改革。而乡政府综合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适时地进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政府的财政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本来就在负债运行的乡镇政府由于少了税收这块大饼，问题全部暴露了出来。乡政府财力明显收缩，自我保障能力进一步衰退。后农业税时代，中央给基层的定位是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然而，没有了财政保障，乡政府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呢？因而有些政府为了维持开支，就利用自身的权利进行寻租或继续以其他名义收费。这对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乡政府的角色没有转换成功，依然是一个“控制型”政府。鉴于此，乡镇政府的职能和定位是我们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乡镇政府改革面临的障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传统乡镇政府在人员编制、机构设置、职能定位、财政收支、社会治理等方面都与我国目前农村发展的需要存在距离。主要表现在：乡镇政府行政人员科学管理意识淡薄、乡镇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落后、现行行政体制固化、乡镇干部队伍存在许多问题等。这些问题阻碍着当前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任务的前行。

（一）乡镇政府行政人员科学管理意识淡薄

一方面，在我国的各个乡镇行政区域有严格的划分和局限，因此某些乡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依据实际情况、做实地调研，单方面追求政绩。没有把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放在首位，漠视其管辖区的公共服务建设。例如在福建省某县，乡政府为体现自身财力雄厚。在没有征求群众意见、不顾当地实际情况之下，修建豪华乡镇办公大楼。这违背了科学发展中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另一方面，虽然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农民增强了民主法治观念，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主人翁意识不断加强。但与此同时，村干部却适应不了这种转变，他们不习惯由领导组织者的角色一下子转变为服务者。这就是传统的封建官僚专制制度所留下的“毒瘤”——“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指引下的官员拥有很多不受限制的特权，由官员自身按照自己或利益相关人的意愿来处理问题的一种模式。这不仅是乡政府民主化进程中的障碍，也与当今世界潮流的民主政治相背离。当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干群关系中，“君尊臣卑”的封建等级思想在乡一级政府中仍然没有彻底的抹去。民众一味地听取上级组织的安排，服从组织，把这个当成了自己的义务。这使得农民对政治参与没有兴趣，不关心国家大事。进而阻碍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在基层的开展，也不利于乡一级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

（二）乡镇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落后

在乡政府行政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乡政府难以从繁琐的行政审批事项中解脱出来。就会造成政府局限于微观小事，无力着眼于宏观，将精力投放在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无法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从而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并且乡镇政府在进行行政审批时没有固定的规章制度及审核条件，缺乏一套统一的标准和内容。对某一事项的审批又存在着重复审批的情况。行政人员仅为追求审批手续费等利益，不考虑实际情况，随意审批。造成了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自由发展。乡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繁杂、流程较为复杂、回应时间长。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大事小事，均要向三级政府报告。这不但阻碍了当地经济的自由快速发展，也使得政府行政人员局限于条框式的模型下，严重阻碍了其工作创新的积极性。

（三）现行行政体制固化

在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县一级政府和乡一级政府存在着“条块分割”问题。即县政府和乡政府在县级政府设在乡镇站所的行政管理权限分割问题。不同时期，县一级政府都会在乡镇设立各种行政管理机构，虽然各时期管理机构的名称各异，但是县一级政府总会将有利可图的财政、税收等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如：电信、交通、水利等行业的管辖权。而乡一级政府一方面要完成县级政府交代的所有行政机构的管治；另一方面又没有财政收入支持管治所需要的成本。这一矛盾就使得乡镇政府被架空，无法为乡镇民众提供良好优质的公共服务，也无力转型为服务型政府。

（四）乡镇干部队伍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人情行政”和“后台操作”问题突出。乡镇基层的领导干部多是从乡镇选拔，有时候选人与选民的关系为农村村民，更有甚者为亲戚关系。再加上中国自古以来属于人情社会，因而在选举中就会出现靠人情拉票、贿选等情况。一些行政人员在为民办事时，由于天生的乡里情节及故乡亲情，他们的“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也就更多的偏向了当地的乡民，这对于外来办事人员极为不公平，也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二是乡镇干部人员情况复杂。赵树凯在对20个乡镇机构的调查研究中讲到：除在岗在编的正式人员外，乡镇政府至少存在超编、在岗不在编、在编不在岗及不在编也不在岗但是在册等四种以不正常方式存在的人员。这种复杂的情况给乡镇政府的统一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所以随后就导致了人员混编等情况的出现。三是乡镇机构改革后人员分流困难。一方面在政府工作，旱涝保收，是一份“铁饭碗”，干部不愿意离开政府部门。另一方面，在乡镇基层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干部多于普通科员。也就是说政府改革要在这些干部身上动刀子，而这恰恰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最难做到的。四是乡镇基层干部普遍存在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的问题。由于乡镇条件比较艰苦，县以上干部很少愿意来乡镇服务或者来了以后两三年内也要求调走。这就使得在乡镇服务的政府人员仍然是那些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的“老人”。

三、乡镇政府改革的战略选择和改革路径

在新形势下，乡镇政府必须适应新环境、新变化，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对自身进行改革，以便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一）强化社会管理，建立有限政府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首先必须明确要以改进管理方式为核心，并采取以引入市场化工具和工商管理技术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措施，追求提高行政效率，改善管理绩效，加强责任制，放松管制，增加灵活性和回应性等目标。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凸显，政府的职能应更多的从微观事务上抽离转而关注宏观事务。一些本不应该由乡镇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应从政府职能中剥离。使得政府的精力都放在为乡镇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上，建议一个有限政府。而解决社会问题，做好社会管理，最根本的的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并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拓宽与群众联系的渠道，要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保持鱼水般的党群、干群关系，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够真正得到体现和维护。此外，在政府内部，要彻底根除领导干部陈旧的思想观念，剔除“官本位”的腐朽思想。顺应时代的潮流，符合当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要求，树立新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念。

（二）坚持依法审批，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在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说到：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根据两会精神，我们应积极主动完善乡镇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使它符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确保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乡镇政府的体制改革更加完善、合理。乡镇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其一，乡镇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化建设。长久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着“家底不清”的问题。简政放权常常是这边减、那边增，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甚至变成“数字游戏”。因此，在深改的过程中，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建设来保障。乡政府应建立起权力清单，清单以外的事项，一律不得审批。要加强事中和事后审批，加强监督管理，实现权力的真正下放。其二，市场机制调节尽可能代替政府管理。凡是能用市场、企业解决的社会事情，政府应该彻底的放手，如有关营利性的房屋买卖拆迁、土地经营使用权、招投标等都应根据市场机制来调控。要做到“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双重配合。其三，乡政府行政审批法制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核心依法治国要求我们依法行政。做到凡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因此不论是原有的行政审批秩序，还是现行的行政审批项目都应该做到有相对应的法律支持。在行政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不得随意更改或变更行政审批事项。

（三）健全对乡镇机构权力运行监督

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政府自身抽丝剥茧式的改革，还需要完善现有的乡镇监督体制，使之强大有效。一方面，要探索建立乡镇权利机构的问责机制。有效的问责机制是“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的制度保障。要建立制度化、程序化、合理化的问责机制。首先，要将问责制定性定量。将问责制与监督考核的结果相结合。合理的评价政府官员的工作绩效，对于工作认真负责、业务水平高的同志在精神及物质方面给予双肯定。同时也要将这一系列评判表彰标准予以公布，做到公正透明。另外，加强对机构设置情况的监督检查。避免占编占岗、虚设职位、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的现象发生。依法查处越权审批、审批权力清单意外事项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发挥互联网电子信息技术。大力发展网络媒体监督。在互联网中，公民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者，成为媒体的一部分。人民群众应发挥主人翁意识，充分运用自身的公民权利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把关。

行政体制范文第6篇

关键词：行政文化；体制改革；革新

引言

现如今行政体制的改革对于促进我国的上层经济基础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我国的中共中央十全会上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部署。要想加大对行政体制的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懂得行政体制的一些文化，了解行政体制的文化是先觉得条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个民族当中存在着各具特色的行政文化，要想与时俱进就要首先了解我国的行政文化，并根据现有的行政文化对行政体制进行一定的改革，使其发展的更好。

1.行政文化是公共行政的灵魂

根据一些学者的认识和理解，很多人认为行政文化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行政理念文化、行政制度文化以及行政行为文化，笔者认为在这三种行政文化当中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着自身的特色和重要性。行政文化更多的是注重行政体制、行政机制以及行政行为准则的一些观念和文化，大多数的情况下行政文化是离不开物质文化的，也就是一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行政文化更多的指的是一些精神上的文化，能够促进人们服务和宗旨的文化。行政文化之所以说是公共行政的灵魂，是因为在很多的时候行政制度都是按照行政文化来执行和操作的，行政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制度起着导航的作用，在行政文化发展的前提下，行政制度才能够更好更顺利的执行下去。当然，行政制度对于行政文化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

2.行政文化与行政体制改革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2.1行政体制改革发端于行政文化的变革

行政文化的创新是行政制度发展的力量源泉，无论是任何的事物，在发生和进展当中都需要时刻的进行着创新和改革，只有这样才会在未来社会当中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地位。现如今行政文化的创新理念显得十分的重要，例如在当今的二十一世纪当中对于政府的管理方式以及管理内容是否正确，应当通过正确的方式给予一些观点和看法，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政府的职能，使其更好的发展下去。对于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这些创新的方式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将行政文化的理念做的更好，更贴民心。对于行政文化上的一切新理念和新的价值观，政府的有关部门将会提出新的目标，这将会更加有利于行政文化的转折和行政制度的革新。

2.2行政文化的变革推动行政体制的改革

行政文化的变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行政体制的变革，行政文化会在思想上以及意识和精神的作用上起着促进行政体制发展的作用。例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会对政府的管理部门进行关注，行政文化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时候，为了能够提高现有的工作效率，我国政府以及一些相关的执法部门应当开始着手于对行政文化的关于和行政体制的建设，让更多更好的行政体系在未来的工作职能当中展现出来。因此有关部门加强对于行政文化的关注和创新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因为只有具有创新性质的行政文化才能够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求。

2.3行政体制的改革引发行政文化的变革

行政体制改革是事实存在的一种政治改革活动，在现如今的社会当中行政体制改革也可能会引起很多的行政文化以及行政思想的变革，由此可见行政体制的发展和行政体制的创新是能够促进行政文化的变革的。例如服务型政府为取向的行政体制改革，无疑大大地增强了各级行政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只有从根本上将领导干部的思想和意思进行创新，才能够有利于促进行政文化的变革和发展。行政文化与行政体制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行政文化可以由于行政体制的改变而改变，相反行政文化也可以影响着行政文化。由此可见在当今的社会当中的发展是不受人们所欢迎的，只有具有真正民主意义的作风才会令人民群众感到可靠。

3.行政文化改革的深化依赖于行政文化的创新

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大力推行服务型政府建设、法制型政府建设以及诚信型政府建设，我国现在的政府更加注重的是风气的改善和政府职能的选择。所以加快行政文化建设思路是目前我国的一项主要任务，行政文化的改革深化将会更加依赖于行政文化的创新。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简单介绍了一些有关我国行政文化以及行政体制的事项，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改革和创新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行政文化与行政体制两者之间缺一不可，互相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和内在的联系，只有相互促进才能够更好的保证行政体制的稳定发展，才会更好的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党和人民的生活提供更好的保障。（作者单位：西京学院教务处）

参考文献：

[1] 王利敏；杨悦新；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及行政文化建设[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4期

[2] 关海庭；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一种历史审视[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05期

行政体制范文第7篇

一、行政管理要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实践是历经无数人的努力,步步演变,才走向科学化。从最初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期,科学管理是由组织、协调、合作、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等多种要素结合而成的。现代行政管理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行政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入。首先是从流行程序管理变为倡导目标管理。其次,是从单一管理发展为分层管理。再次,是从刚性管理发展为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强调硬性行政命令约束,管理思维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权变。而柔性管理认为管理存在弹性,管理者往往根据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第四,从无风险管理发展为危机管理。

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在变,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如“鲶鱼效应”和“木桶原理”,面对被管理者的差异与管理环节问题的差异,最薄弱的那一个环节,可能会导致管理上/:请记住我站域名/的麻烦与致命伤。因此,一名优秀管理者应从最薄弱环节改进入手,去提升整体的管理绩效。只有经常性检查,经常性抓落实,抓责任制的贯彻才会获得满意的管理效果。现代科学还告诉管理者,如何将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传统的管理认为,被管理者一次充电,受益终生,知识、才能运用只须储备一次,便可应付全部的挑战。

二、现行行政管理存在的误区

当前,一些人戏称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并将其作为管理上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现,是一认识误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管理将贻害无穷。首先,将开会布置任务,理解为科学决策的替代,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会海”连绵,管理者开了会就等于事情完成了,长此以往,落实工作成为顽症。而没有落论文联盟实的政策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无从体现。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把管理权限混同于单项财权行使、赚钱的行为,这是极端简单化的表现。的确,好的管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管理不是为了收费了事。这是管理导向的错误,会造成管理可有可无,机构形同虚设,人浮于事,最终断送了事业。再次,协调就是喝醉,这是将管理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当然,协调是需要将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各方倾向、意见进行妥协,但绝对不是一喝了事。还有一种管理误区就是多定制度,认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从而导致规章多如牛毛,有否贯彻执行则无人问津。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文山”现象,管理者须签阅大量的文件,哪有时间、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实,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管理,有了制度,只是为管理准备了一些基本前提、准备了一些条件,这只是管理的开始,实际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觉执行这些规章,这需要监控、需要调研,这都是管理题中之义。制订过多的规章等于没有规章,因此,规章过滥也会影响管理的效能。

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

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刨造者;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

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凋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

2.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如财政税收改革、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根据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任,并相应调整收支关系。

3.推进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的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范文第8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过多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突出的标志就是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减少，以间接管理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市场体系基本建立，政府充分发挥对市场的培育、规范和监管功能，越来越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有了较大改变，依靠行政审批进行管理的模式正在转变，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度裁减，涉外经济管理向国际惯例靠拢。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政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驾驭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从总体上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基本相适应的。

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繁重任务，这就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仍然是转变政府职能。

行政管理学原理告诉我们，在行政管理体制中，职能、结构、功能是有机结合的重要组成要素和方面。三者中，职能是逻辑起点，职能决定组织、结构和机制，最终体现为效能。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的基本问题，是政府一切活动的逻辑与现实起点。政府权力来自法定的政府职能，政府所有其他要素都是由职能派生出来的。职能定位正确与否，是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发挥相应作用的关键。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种权力配置、运行机制、协调机制的建立和运转与职能及其机构之间会产生相互的影响。政府职能的发展变动是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因，机构设置与改变必须服从职能的变化。从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历程来看，我们的机构改革与职能的转变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状态，趋势是与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密切联系的，市场经济越发展，政府职能转变越是深入，机构改革就越有成效，职能设置和机构设置的科学化和匹配程度也相应提高。

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就是抓住了治本之策。这既是改革的主题，又是改革的总体要求。要通过改革，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无论是机构调整整合，还是部门职责界定，都要有利于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切实解决缺位、错位、越位和权责脱节、职能交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检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成效，既要看政府机构调整是否科学合理，更要看政府职能是否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了。

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履行好经济调节的职能。政府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一项重要职能，同时又是重要特征。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直接配置资源，和完全听任市场配置资源，都有其种种局限性，政府应该制定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的制度安排，调节的程度和范围应由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范围来决定。一是制定全国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目标、结构优化目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目标等。二是保证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计划目标的实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三是保证经济系统正常、高效运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政府要加大力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现在市场秩序已经有所好转，但是在某些方面和领域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偷税、骗税、商业欺诈、财务失真、违反财经纪律等行为时有发生，假冒伪劣商品、文化市场混乱、工程质量低劣等问题比较突出，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这些都表明政府的市场监管力度不够，政府市场监管的职能还不到位。

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要与充分发挥公民自我管理和社区自治有机结合起来。良好的社会管理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科学技术、体育休闲、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信息等，既是为市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又是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措施。政府要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以使社会发展更加均衡。

转变政府职能要着力处理好五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关系。当前，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社会事业发展，尤其是要重点关注并优先发展那些促进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的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公共事业，努力增加公共产品数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并形成全方位公共服务体系。从总体上看，目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还比较薄弱，要切实调整政府工作绩效评估标准，使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中得到体现，为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导向和监督作用。

二是要处理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服务型政府不是不要加强管理，而是要使政府的管理职能更多地实现向服务的方向转变。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政府在履行自身职能时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社会本位、民众本位”精神，在决定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时，首先要看社会和人民是否需要，并以此作为确定政府职责和功能的依据。政府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提供服务中，都应从公共性角度来考虑。政府是最重要的公共权力载体，它理应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并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行使行政权力，实施积极的公共管理，以公众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以公众满意程度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力度作为衡量其履行职能水平和成效的重要评判标准，确定提供公共物品及其优先顺序。以优质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三是要处理好改革体制与创新机制的关系。要规范行政审批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一方面，要继续清理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项目，该取消的应当坚决取消，能下放的要尽快下放；对能由一个政府部门审批的项目，尽量由一个政府部门审批，减少“多头审批”现象。另一方面，对暂予保留的审批项目，应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和审批环节，既符合经济社会运行规律，也符合当代行政发展规律。当然，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决不是政府撒手不管，而是要苦练内功，大力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探索出一套适应发展、推进发展、保护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行政管理方式，提升政府引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处理好政府职能与其他社会主体职能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在转变过程中还应发挥社会的作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市场主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自的职能履行到位，避免政府角色从有关领域退出后，出现职能缺位，以确保政府职能转变取得成效。

行政体制范文第9篇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 党政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3-0019-04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深化我国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重要文件。舆论界目前关注的重点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实际上，我们应该把两个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意见》无论从实践角度。还是从政治学角度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契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的重大政制回应。有必要结合实际，从学理角度深入解读这个文件，以更好地把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意见》的三层逻辑内容

从逻辑上看。我们可以把《意见》的内容归纳为三层。

第一层，是《意见》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文件首先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文辞中使用了“关键时期”、“势在必行”等词语，并具体指出了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表述如果放在一个宏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来看的话，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或者说是近些年来共产党对于自身执政能力的一种深切的自觉。类似的表述我们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为什么要深化改革，为什么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视为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一个重要的基点就是党的这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第二层，是《意见》的第二部分，即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这部分内容很多，把近年来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都囊括进来了。但有一个主旨思想还是可以从中清晰地梳理出来。就是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来审慎、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意见》和党的其他文件一样，贯穿着一种党历来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实践理性。在《意见》中，这个原则体现为一种中庸、审慎的改革逻辑。即切实地展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撬板，循序渐进地谋求未来可控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防范激进改革的路径设计，固然可以说与缺乏改革内源动力有关。但也可以说是执政党在驾驭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断走向成熟的表现。

第三层，是这个文件的主体内容，即政府职能转变和国务院机构改革。这一层实际上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有关政府职能转变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把它称之为“行政体制的政体论定位”；一是当前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即所谓的大部制改革。其中第一个层次的政府职能转变的政体论定位具有前提或基础意义，没有这个前提，大部制改革很难取得预定的效果，只有在落实政府职能转变、确立公共政府的政体论前提下，大部制改革才是有价值的。但是。目前的主流舆论大多关注大部制改革，对于《意见》主干内容的深层政制含义讨论不多，认识不够，挖掘不深。

从文件的内容来看，“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确立党领导下的公共政府，应当是这个文件的核心内容。对于这个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从一个方面来看，要构建一个公共政府，像文件所指出的，“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从制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这本身就是要构建一个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公共政府。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称为党领导下的政府行政意义上的限权政体，我认为这个行政体制的改革对于现行的政府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有效地清除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弊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次行政体制改革属于中国社会30年变革的一次重大突破，它如果运作成功，就可以作为一个撬板来撬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因为政治并不是一些抽象的东西，而是由一系列组织制度构成的，有一个层级的区别和联系，政府体制的改革是这个大的制度体系的一个部分，从政府制度的职能转变开始，我们是可以逐渐建立起一个开放性的公共政治的。

二、《意见》的三个亮点

从现代政府政体论角度理解，《意见》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它提出了一个符合现代社会的政府运作模式，用学术的话语说，它试图通过改革构建一个现代政府政体论意义上的行政体制。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个文件说得很清楚，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体系，施行内部分权、限权。“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权责分明，构建公共政府、法治政府。而这些改革的途径与目标，最后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政府，一个政府论意义上的公共政体。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先做一些学术上的介绍。很多人对“”一词有误解。以为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目由化的表现。其实早在资产阶级国家成立之前就大量而且有效地存在过，例如罗马共和国的，中世纪封建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等等。因此，应当说是一种政制的技艺，一种分权制衡、有效行政的技术，是一种中立性的政制治理工具。既然这个“工具”可以达到优良的治理效果，那么资产阶级能拿去用，我们为什么不能拿来用呢?其次，关于政体，学术上也有一个政府政体论，讲的是如何配置政府各种权力的行政体制问题，它与密切相关，也属于一种治理技艺。至于在技艺和政府政体的框架之上的政治国家，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属于国体和政治合法性议题。在我国，党领导人民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实践，以及宪法，等等，都已经确立了党在国家体制上的领导地位，这些现行的基本的政治制度，与技艺、政府政体并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就这个文件来说，我认为它的第一个亮点是在国家政治体制之下，提出了一个政府体制上的改革目标，即政府，或法治意义上的政府政体制度，这是符合现代政治学原理的，也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具体来讲，上述内容从结构功能上看，就是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这又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分权、放权。这在文件中表述为：“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从制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等。其次，是有限政府权限内的有效运作，这个文件第一次使用了“权威高效”这个词汇，“把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

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看就是现代政府的政

体模式，即有效政府和分权政府。这种政府的行政体制，既不是小政府大社会，也不是威权政府一元化社会，而是政府与社会的法治化两分。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政府遵循法治原则，强化宏观综合管理协调职能，致力于“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在具体职能部门，则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分权制衡。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综合起来看，上述两个方面的行政体制改革，体现的就是政府的分权制衡原则，构建的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政体。大部制机构改革方案如果顺利实施的话。其中的原则不外乎政府论意义上分权制衡的原则，限权不意味着低效，而是把不该管的坚决交给社会。例如，市民社会、经济事务、非政府组织等都可以交给社会治理。但在政府权限范围内的事务，则必须是强有力地依法管理、高效行政。因此我认为。这个文件抓住了政府体制的分权与集权的平衡，同时也表明，政府治理的技艺是相通的，关键是为谁所用、如何使用。

第二个亮点，是政府行政的法治化诉求。《意见》多次提到法治、法治国家，把政府行政体制上升到“法治政府”的高度。文件强调法治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意见》还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工作，健全行政执法体制和程序。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制度”等。我觉得通过推进法治化行政体制改革，进而以此为撬板，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意见》隐含的深意。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经历了5次较大的行政体制改革。这次改革要想不流于形式，或者不因领导人的人事变动而变动，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建立法治化的改革模式，强化法治的作用。通过法治途径进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是我们解读这个文件必须看到的。

第三个亮点，是《意见》首次明确提出了政府行政的公共性定位。关于这一点，媒体大多结合大部制的改革框架，讨论其用意在于推动政府从经济型向服务型转变。这种理解有道理，但不到位。因为这个方案实质上是给出了一个政府职能的公共性定位，公共性才是政府体制改革的本质。这个文件多次强调政府的职责，说到底是要解决过去政府资源垄断、运作封闭和权力不受限制等问题。建立一个公共性政府，破除政府行政垄断。政府是什么?不是一个为自己谋利的特殊利益集团，而是为人民谋利的工具。人民是什么?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汇。而是具体的每一位公民。为人民谋利的最集中体现就是服务于公共利益，政府的本质在于它的公共性，在于公平正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执政为民也罢，为民服务也罢，都是通过公共性原则体现出来的。

总之，上述三个亮点令人振奋。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用一二十年的时间，审慎推进这三个方面的改革，中国社会的政治前景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三、党政关系、司法制度的配套改革

《意见》主要是讲如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是总体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行政体制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我们一直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因此，尽管这次改革在形式上是审慎渐进的，但应当有一整套的推进思路，而不只是权宜之计。走哪算哪。并且，落实好这个文件需要其他方面的改革予以配合和协调。除了前面提及的行政体制改革应与司法体制改革相配套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性的改革，也要与上述两种体制的改革相配套。这就是党自身的改革以及理顺党政关系。关于这一点，虽然在字面上文件没有涉及，但是，如果看到这个文件是一个党的决议，是十七届二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其背后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出台本身就是党建工作的一个新举措，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步骤。既然党有信心和能力改革政府行政，就同样有信心和能力改革司法，关键是要寻找渐进稳妥的路径，一步一步推进政府行政、司法制度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总的来说，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不能脱离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党自身改革这两块。如果封闭起来单独搞，恐怕要大打折扣。

关于党政关系。邓小平早在改革之初就明确提了出来。现在即便是为了落实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这方面也应有所动作，有所配合。《意见》提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这些分开的前头还有一个关键的“党政分开”，没有这个分开。前面的一系列分开是很难真正落实的。就政府政体来说，前面的分开就够了，由此可以实现一个现代的政府，一个高效的公共政府。但是，就中国的现实条件来说，党政关系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如何既实现党的领导，又贯穿现代政府治理原则，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党的大智慧，也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

法治化也是一个关系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理顺党政关系。因为，党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宪法确立的，而且已经构成了现行的国家制度，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问题在于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中，乃至在司法制度的改革中，在党政关系问题上，应该遵循法治化的路径。通过法治来实现党的领导。党通过对国家制度的领导，实现了法制统一，党的意志已经转变为国家法律的意志，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就是贯彻党的领导。就是实施党和人民的意志。在法律之外，不应再有其他党的意志；各级党的组织，各级党的领导人，不能在法律之外行使党的权力和党的意志，不能干涉政府行政和法院司法。总之，党是通过法律来实现对国家、政府和司法制度的领导的。当然，这里的党，是指党的集体意志，不是指党的领导人或一般党员。把党的意志转化为法律。政府严格执行法律，党政关系就比较好处理了，因为党的意志已经转化为法律了。如果这样来理解中国的法治化问题，对于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对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对于党政关系，都是有益的，富有建设性的。

四、关于法治化改革

《意见》还提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司法制度改革相配套的问题。第五部分以“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题阐述了法治化问题。毫无疑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法治化是密不可分的。问题在于目前我国的法治体制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现行法治制度尚难以支撑起政府政体论意义上的法治政府构建。因此，虽然《意见》多处申言法治，但如果现行的法治制度不能与行政制度同步改革的话，那么行政体制的改革也难以到位。沿着这个思路，可以把法治化问题与行政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考察，当前的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最好能够平行互动地展开。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司法制度改革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来看。从纵向的司法制度来看，我国的法院分层体制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个文件提及行政上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也体现了宏观上“科学权威高效”的调控体系和具体行政职能上的分权、放权。对应这个改革精神，在司法制度上是否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改革步骤与之配套呢?例如，现行的司法体制，从最高人民法院直到基层法院。与中央地方的行政体制环环相配，而且人事、财政等方面也与行政体制密切相关，这样如何能够保障法治政府的落实呢?是否可以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调整现行的法院体制。建立一种垂直管理的大区制的司法体制呢?或者说。建立一种复合型的、最高人民法院垂直管理的大区制法院与各级地方法院并行的双层法院体制呢?总之，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我们可以解放思想，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上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同时，把落实法治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