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学位论文范文

行政管理学位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知识图谱；行政管理；研究热点；主题演化；方法演化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3）02-0095-06

自1973年3月，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补课”[1]后，行政管理学开始真正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得到了重视和发展。为了帮助学界同仁把握行政管理学发展状况，我国学者先后撰写了一些研究行政管理学进展的成果。这些成果大体可以分为4类：

（1）基于学者学术经验视角的研究进展成果

张康之[2]从行政学历史入手，回顾行政学的前史，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方向做出了概括和展望，并指出了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努力方向。许淑萍[3]在对行政管理学科的前身、发展有着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对我国21世纪的行政管理学的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的发展趋势做出概括和总结。

（2）基于单一期刊客观数据分析的研究进展成果

姜春林等[4]以《中国行政管理》1998-2009年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其载文量基本情况、研究主体和研究主题3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张春博[5]等以《公共行政管理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为数据源，选取1975-2008年间期刊研究型文献，使用引文分析找出前50名高被引作者，运用可视化软件绘制出作者共被引图谱，展示了公共行政领域的主要学术流派，验证了学科领域的研究是随着范式研究转移的轨迹更迭交替。

（3）基于多种期刊客观数据分析的研究进展成果

董建新[6]等对2000-2004年上半年间5种学术期刊上的研究论文为对象，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呈现出行政管理学方法论的发展概貌，并且与国外同期方法论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何艳玲[7]以1995-2005年间的《中国行政管理》、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4-2005年间的《公共管理学报》、《公共管理评论》，以及1995-2005年间《政治学研究》、《中国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学报》中的行政学论文为数据源，对拟定的10个评价指标（论文出处、年份、作者单位、研究主题等）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关于中国行政学研究存在危机的反思。

（4）基于学位论文客观数据分析的研究进展成果

董建新[8]等以1998-2007年行政管理科学学位硕士论文为数据源，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研究主题、研究阶段、研究导向等8个指标进行分析，从研究状况、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三个方面透视整个中国行政管理专业的的学术状况。

以上研究都对学界同仁了解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从前述可知，基于学者学术经验视角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进展成果明显较少，主要是学者学术经验视角过于主观，不容易得到学界认可，所以在学科研究进展的研究中很少选用该方法。在行政管理学研究进展的成果中，基于客观数据分析的研究使用较为普遍，是主流的研究视角，这主要是因为它是基于客观数据的对行政管理学实际研究现状的真实反映，较容易得到学术同行的认同。

基于客观数据分析的行政管理学研究成果，主要采用了文献计量学、内容分析法、数据描述统计分析等方法，除个别文献采用可视化方法外，大部分研究采用数据、表格的简单罗列展示相关数据，并从学科的热点、主题、方法论、作者等角度研究了行政管理学。

本文以行政管理学科2001-2011年间CSSCI收录的全部核心期刊论文作为客观数据源，使用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研究方法，分析了行政管理学学科热点、主题和方法的演化。

知识图谱结合了信息可视化、科学（文献、信息）计量等多个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用图形来展示学科（领域）的研究概貌[9-12]。近年来，知识图谱开始得到较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用于发掘研究热点，观察学科发展等。绘制知识图谱的软件很多，本文采用Netdraw和Citespace II[13]。

以CSSCI为数据源，将行政管理学科在2001-2011年间的所有研究文献共10 991篇作为来源数据，将数据处理后导入可视化软件中进行分析。

2研究领域与主题分析

对文献信息进行处理，经统计，共得关键词17 368个，其中，出现频次大于90的高频关键词共有20个，如表1所示：表12001-2011年行政管理学科高频关键词

圆圈代表的是关键词频次的高低，圆圈越大，频次越高，反之则越低。圆圈外层的圆环粗细表示中心性大小，中心性大的节点代表核心节点，在节点的沟通中起到枢纽作用。节点之间线条的粗细，代表节点之间连接关系的紧密程度（详见图1）。

结合图1与关键词共现数据分析，将我国行政管理的研究热点主题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是中心性和频率都很高的核心节点，这两个主题之间有很强的关联。以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同时作为主题的研究，以概念划分、学科范式的关系辨析为主。行政管理领域主要研究主题有：（1）理论研究，涉及学科的基本原理，学科发展相关问题；（2）行政改革研究，主要以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展开研究；（3）行政方法研究，集中在电子政务，依法行政问题；（4）服务型政府相关研究，属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交叉主题。

公共管理研究主题集中在公共服务、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3个方面。其中，新公共管理主要研究公共管理到新公共管理的转变，是热点研究主题。同时，这种转变带来的政府管理思路、方法、制度的变革，也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现状、对策、问题研究。

2.2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这一节点频次最高，可见其热门程度。电子政务与政府信息化密切相关，在政府转型中电子政务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电子政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网站建设和应用；政府信息安全；政府信息资源的组织和共享；电子政务与公共服务相关研究；电子政务与服务型政府的相关研究。此外，由于电子政务的建设本身存在风险，所以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研究也是热点主题。

2.3服务型政府

我国正经历一场以政府治理模式为中心的改革，政府由传统的管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因此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得到学界关注。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11图1行政管理研究热点知识图谱11

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现着服务职能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14]。

服务型政府的一系列研究主题集中在：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研究；关于政府再造、建立有效评估体系的研究；以电子政务为主的研究；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研究。

以上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说明关于服务型政府的研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背后是对行政管理思想和制度的改革创新的深入探究。

2.4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是一个中心性和频率都很高的节点，说明这一研究主题不仅是研究热点，与其他主题也存在密切联系，如政府职能和服务型政府的联系就十分紧密。

政府职能属于行政管理中的行政职能领域，主要研究主题有：（1）公共服务理念对政府职能的影响，以及带来的政府职能改革；（2）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和谐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3）社会管理领域中的政府职能问题；（4）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2.5和谐社会

自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后，“和谐社会”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些年来一直是行政管理学的研究热点。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和谐社会是行政管理学科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派生领域，与其他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

与和谐社会相关的主题有：（1）政府廉政问题研究，廉政与和谐社会相互为条件、互为基础、互为保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廉政问题也涉及到党内和谐，党群关系和谐的研究；（2）民族关系的研究，民族关系和谐研究是社会和谐研究的一部分，同时，和谐的民族关系也是推进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动力；（3）公共治理与和谐关系研究，从公共服务、公共经济管理、公共制度和公共行政几方面来看，公共治理都是影响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反腐倡廉也是公共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4）和谐社会与依法行政研究，和谐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法制社会，因此依法行政也是和谐社会中政治和谐的重要部分。

2.6民族与宗教

由图1可见，“宗教工作”、“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是3个直接相连的中心节点，共同构成了民族与宗教这一研究领域的聚类。

宗教工作研究集中在我国宗教政策、宗教观、宗教事务以及地方宗教工作几个方面。

民族工作研究包括以下几个主题：民族团结问题、多方面民族问题（如民族问题、基层民族问题）、邓小平民族理论研究、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和城市少数民族工作问题研究。

民族政策研究集中在：（1）民族政策研究，包括历史民族政策、国外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相关民族政策；（2）民族区域自治相关研究，包括民族团结、民族干部、民族文化等一系列主题。

由上述可以看出，民族与宗教是一个多维度、多领域的研究热点，涉及我国行政发展、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还需要学者继续对该领域给予关注。

2.7地方行政

这一聚类是由“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4个中心性较高、频率也较高的节点组成。其中，“公共服务”与“政府管理”直接相连，而“地方政府”和“行政体制改革”联系紧密，这说明4个研究主题之间虽是同一聚类，但主题之间也有亲疏关系。

地方行政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国外地方行政、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和现代地方行政三方面。目前，地方行政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和地方行政区划研究，尤其以地方政府的改革研究最被关注。

此外，政府管理中的公共服务研究也是热点主题。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相关主题有公民民利、政府工作效率和政府形象问题。例如，如何以政府信息化为手段公开透明政府信息，塑造政府良好形象，是政府形象研究中的热点之一。

2.8体制改革

“体制改革”是一个中心节点，其中 “反腐败”、“三个代表”两个主题与它有着紧密联系。体制改革是反腐败工作的根本之策，因此，体制改革与反腐败之间关系密切。

三个代表属于理论政策的研究范畴。它同时属于体制改革和民族与宗教两大主题，连接了“体制改革”和“民族工作”两大热点，属于一个交叉的研究主题。

体制改革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服务型政府为主题的体制改革。

2.9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这个节点的频次有121（见表1），村民自治，简而言之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它和“新农村建设”、“行政管理体制”共同构成了一个聚类。

村民自治这一领域的热点集中在乡村治理、乡村关系的研究，民主政治中的基层民主研究，以及对基层行政单位村委会的研究。

3研究主题演化

以“研究主题”与“年份”构建“年份-主题”网络（如图2所示）。其中，大圆是年份，方块表示在多个年份都涉及的关键词，小圆表示只在单独一个年份出现的关键词，线条的粗细代表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2001年到2011年，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包括：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研究（主要包括政府管理、公共行政、公共政府主题）；行政改革（主要包括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创新研究）；行政人事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如公务员制度、公务员管理研究）；地方行政研究中的村民自治；行政方法研究中的电子政务；民族相关主题（民族工作、政策、理论、少数民族）研究。

除了这些年一直关注的热点领域之外，由于社会的变迁，在行政管理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尽相同的问题，这使得我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热点在四个阶段呈现出了明显差异。

第一阶段（2001-2003），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热点主题集中在行政管理和政府职能改革方面。主要涉及小康社会、三个代表等主题，侧重于对行政管理模式和管理内容的探索和研究，他们都属于理论政策研究。此外，经济全球化对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以及促使发生的转变，是这一时期理论政策研究的主要方面，同时也包含一些行政方法的研究。

第二阶段（2004-2007），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热点逐渐转移到行政方法、行政行为和行政职能三大领域，其实质是对行政体制内容改革的深入探索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行政方法、行政行为两方面展开：从行政方法来看，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危机管理、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政府治理、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等主题；从行政行为来看，研究的主题主要以执政为民为核心，例如以人为本理念研究。行政职能领域的热点主题从执政能力建设逐渐转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上来。

第三阶段（2008-2010），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主要涉及理论政策、公共管理、地方行政和绩效管理四大领域：（1）从理论政策方面来看，主要研究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对2008年以前关注的热点主题所进行的延伸，注重政治体制改革的长久与稳定。（2）从公共管理方面来看，其特点是对2004年提出的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两大主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这是由于政府在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只注重行政方法和行政效果，同时也更加关注行政主体的指导思想、行政行为和社会反应，更加注重树立政府为公众服务的行政理念和政治形象，是政府通过公共管理促进现代民主发展的表现。（3）地方行政，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的相关研究。（4）绩效管理，主要研究政府、事业单位的绩效评估问题。关注政府、事业单位的绩效管理，带动了行政管理方法的改变，同时这也是行政管理学在研究政府职能水平时参考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阶段（2011年），行政管理学科研究的热点主题出现了新的变化，比较关注的新主题有，该主题在2010年就开始得到学者关注，但当时还不是研究的主流。总体来说，从2011年开始，研究热点多是结合社会热点衍生而来，更加贴近社会发展和民生中的实际问题。11图2行政管理主题演化图谱11

综上所述，行政管理学科研究的主题是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方面理论政策研究逐步向多领域研究转变。其中公共管理、行政方法领域的研究从2004年开始持续得到关注，这是由于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逐步转型促进了公共管理理念的兴起，同时带动了行政方法的研究。从研究主题中还可以看出，行政管理学科一直保持着对社会政策热点的高度关注。此外，行政管理学研究开始由理论政策类研究向对行政实践有积极作用的实践性研究转变。

4研究方法演化

基于数据中“研究方法”的关键词，构建“研究方法-年份”共现知识图谱。其中，大圆表示年份，小圆表示研究方法，方块代表在多个年份都使用的研究方法，线条的粗细表示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详见图3）。

2001-2011年间行政管理学领域一直在使用的传统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案例研究和历史资料研究方法三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此外，由于学者对行政改革这一热点关注较多，出于对相关的改革研究[15]、市场化下的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等研究方面的需要，从其他学科引进衍生的博弈类方法也一直被使用。

除了上述常用方法外，随着学科交叉性的不断增强和学者的不懈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被引进到行政管理学科，在不同的时间段出现了不同的新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演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阶段：

从第一阶段（2001-2003年）来看，学者在研究中仍以问题演绎、思维辨析这样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虽然出现了“模式构建方法”、“实践模型”等关键词，但是查阅相关文献发现，文中采用的还是以文字描述为主的方法。

第二阶段（2004-2007年）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1）量化研究方法，主要指数据统计、分析方法；（2）层次分析法，主要运用在评价体系研究中；（3）模糊评价分析法，具体运用在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和地方行政管理中人事、制度评价的指标体系建设的研究中；（4）聚类分析，该方法主要运用在电子政务、政府网站建设的相关研究中。总体来说，从第二阶段开始，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但是使用的频率还不是很高。

第三阶段（2008-2011）在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又出现了因子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法、内容分析法、SWOT分析法、结构化方程模型和数据包络法（DEA）。结构化方程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关系、影响因子和满意度研究，是近年来各学科都在研究使用的方法。数据包络法（DEA）主要研究个体和同类之间的相对有效性，已有学者已将该方法引入行政管理学科研究，如研究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的相对有效性[16]。这说明，我国学者11图3行政管理研究方法-年份共现图谱11

通过多年来不断积累，对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已经比较熟练，同时不断将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引入我国行政管理学科中，这些方法的引入，有助于学者产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我国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演化呈现出如下特征：（1）2001-2003年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从2004年开始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种类不断增加，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2）行政管理学科开始引进一些新的研究方法。（3）在国际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论文中，一般都会应用定量研究方法。虽然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定量研究论文偏少，但是我国已有学者在论文中引入了定量研究方法。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的这一现象，标志着我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正在逐步与国际接轨。

5结语

通过对行政管理学科文献信息进行挖掘，绘制出可视化知识图谱，对2001-2011年行政管理的研究热点、主题演化、研究方法演化进行了解读，得出如下结论：

（1）研究热点方面。我国行政管理学科的热点主题较多，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电子政务、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和谐社会、民族与宗教、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村民自治九个方面。

（2）主题演化方面。2001年-2003年的研究以理论政策研究为主。从2004年开始，研究主题呈现出研究热点多、研究范围广的特点。学者一直保持着对社会政策热点的关注，研究由理论政策类研究向对行政实践有积极作用的实践性研究转变。

（3）研究方法演化方面。2001-2003年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从2004年开始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种类不断增加，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行政管理学科开始引进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正在逐渐与国际接轨，越来越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

参考文献

[1]邹红雷.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框架概述[J].社会科学动态，2000，（2）：23-24.

[2]张康之.从行政学的历史中解读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方向[J].理论与改革，2002，（3）：5-8.

[3]许淑萍.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行政学发展的趋势[J].行政论坛，2002，（3）：11-13.

[4]姜春林，张春博，胡志刚.回眸与展望：《中国行政管理》文献计量分析——基于CSSCI（1998-2009）数据[J].中国行政管理，2010，（8）：16-20.

[5]张春博，王续琨，杨木.基于作者共被引的公共行政研究状况图谱分析——以《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为研究对象[J].公共管理学报，2009，6（4）：38-44.

[6]董建新，白锐，梁茂春.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2004[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2）：50-55.

[7]何艳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J].公共管理研究，2007，（0）：21-42.

[8]董建新，陈贵梧.问题与反思：1998—2007年行政管理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研究，2009，（0）：101-116.（[9]Moya-Anegón F，Vargas-Quesada B，Herrero-Solana V，et al.A New Technique for Building Maps of Large Scientific Domains Based on the Cocitation of Classes and Categories[J].Scientometrics，2004，61（1）：129-145.

[10]Ibekwe-SanJuan F.How Thematic Maps can Assist Collection Management： A 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Journals Thematic Focus [J].Library Collections，Acquisitions &Technical Services，2005，（29）：295-306.

[11]Borner K，Chen C M，Boyack K W.Visualizing Knowledge Domains[J].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2003，（37）：179-255.

[12]Samoylenko I，Chao T C，Liu W C，et al.Visualizing the Scientific World and Its Evolution [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57（11）：1461-1469.

[13]Chen，C.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57（3）：359-377.

[14]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2，（7）：5-7.

[15]王焕祥，郎玫.权力视角下的公共行政模式演化路径研究——一个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08，（2）：112-117.

行政管理学位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管理;行政学;行政管理教育;全球化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崛起于秦汉,鼎盛于隋唐,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逐步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特点突出、相对完善的行政管理制度,其中尤以封建行政管理模式闻名于世。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行政体制、官吏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等仍为当今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所效仿,但近代之后,由于国势衰微,中国的行政研究逐渐消沉,以致曾经销声匿迹,到后来的恢复发展及壮大。

一、古代中国的行政管理

在中国的古籍中很早就出现过“行政”一词,《论语》、《史记》等书叙述了公元前841年“周公行政”以后的活动,而且比较深刻地阐述了古代的行政思想。中国早在周朝就设立“六官”,到隋朝演变为“六部”,即把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变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别掌管百官的政事、户籍财政、文化教育、军队武器、司法刑狱、工程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机构和官吏制度。并制定了各级官员德、才、智、能的具体标准,以及选拔、考核、奖惩、休假、退休等法规。中国的古代贤哲们在总结历代行政管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为行政之本”、“财为庶政之母”等真知灼见,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中华民国时期的行政管理

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管理在西方国家产生以后,中国学者很快就予以重视,进行研究、翻译和引进。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参考国外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行政管理思想,如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分立思想,中央与地方均权的思想,选拔优秀人才的思想等。在国内外行政管理学理论与实践推动下,这时中国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设立行政学课程。凡是当时已有和随后建立的政治系,大都相继开设了行政学这门学科和有关课程。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学者撰著的行政学著作陆续问世。如罗隆基先生发表的了《中国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专家政治》等论文。1935年张金鉴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被称为中国最早最系统的行政学专著,也被称为中国第一本行政学专著,并列为大学丛书。张金鉴《行政学提要》、《行政学典范》,1936年江康黎的《行政学原理》,张润书的《行政学》。这一时期翻译了国外许多行政学著作,这些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科研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引进和研究西方行政学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行政实践。1934年,“国民政府”在统治区设立了“行政效率研究会”,从事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并出版《行政效率》半月刊。由于当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行政学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尽管如此,关于行政学学科的学术研究活动仍在继续积极进行。作为体现学科相对独立的学术团体――学会组织宣告成立。一是1943年春成立的“中国行政学会”,会员多为政府机关高级行政人员,注重行政实务的研究,并出版《行政学报刊》。二是1944年夏成立的“中国行政学学会”,会员限定为大学教授,为纯粹的学术研究团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曾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过行政学院,应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开设过行政学课程。但是总体上看当时的行政学教育仅仅处于初始阶段。

三、解放初期的“行政组织与管理”及其中断

解放初期几乎一切都在准备作新旧更替,真是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高等院校很快开学上课,但又不能一切照旧,而对课程设置予以初步改革,行政学改名为“行政组织与管理”,行政法改为“政策法令”等。

到了1952年,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和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的从原来的规模较大的大学分离和独立,有的院系合并或取消。这时与行政学科直接有关的,就是原来所属的政治系被宣告撤销,这门和这类课程停止讲授。行政学改名“行政组织与管理”后仅存在不到三年,即告中断。这一中断一直延续30年之久。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行政管理学科的重建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补课”。这些学科包括行政学在内从此才得以重见天日,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教育从此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一)倡导、酝酿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政府行政领域的改革愈加处在突出地位,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越来越被重视。1980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政治学研究逐渐被重视起来。1981年在昆明召开了全国政治学年会和政治学规划会,对行政体制改革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第一届行政学习班,侧重讲授了行政学知识,为行政学发展在全国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

1982年1月,知名行政学者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名为《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文章,唤起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对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极大热情。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原劳动人事部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了全国“行政科学研讨会”,会议形成了《记要》,向国务院作了报告,并将会议有关的论文和材料汇编成《中国行政管理学初探》一书,在全国发行。这次会议为全国恢复和重建行政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从此,许多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行政学方面的专门课程。此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便开始了筹备过程,旨在推动行政学研究和教育交流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于1985年7月创于刊。

1985年3月,夏书章为主编,刘怡昌为副主编的《行政管理学》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10万余册。自此以后,全国开始出现学习和研究行政学热。

(二)恢复阶段

经过几年准备后,从1986年开始,中国行政学的专业化教育终于得以恢复和重建,此阶段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主要在一些普通高等院校的行政学类系所中恢复了本专科层次的行政管理教育,而后逐步兴办了行政学硕士专业。二是初步建立起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体系。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确定了将在中国建立公务员制度。这无疑给中国刚刚恢复重建的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1989年的冲击,原定公务员制度的推行计划被推迟,从而使得1990-1992年的行政管理学教育受到一定的影响,发展速度明显放慢。然而不管如何,经过6年多的发展,到了1992年时,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经初成体系。

(三)提高、深化、发展壮大阶段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中共“十四大”确定了中国要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因而必须进行政府职能的重大调整,继续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并尽快建立已被拖延几年的公务员制度。1993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进行改革开放后第三次较大规模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1993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暂行条例》。这些都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和一次严峻的挑战。从此,中国行政管理教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壮大阶段。此阶段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一些学校加到行政管理教育大潮中来;先前较早开展行政管理教育的学校对本身的行政管理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完善;专门的行政学院得以继续壮大。1994年9月,经过多年精心筹备的国家行政学院终于正式成立。

1996年,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学在北京成功召开,开辟了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新起点。国际行政科学大会是目前世界行政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层级最高、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

1996-1997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做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新设置了管理学门类以及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将原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行政学专业归入公共管理学科之中,并更名为“行政管理”。这不仅是行政学专业的学科归属上的变化,而且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即意味着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的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应用型的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

(四)转型阶段

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正面临市场经济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知识经济、网络化以及全球化经济等新时代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同时也面临向多学科模式转型和开展MPA(公共管理硕士)教育等一系列难得的全新机遇。我们的政府管理必须适应新时代特征和任务的需要,向高效、民主、廉洁、公正、法治和全球化等方向发展。

知识经济的发展,为政府对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公务员队伍本身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对我们政府公共管理及公共管理的教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它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在未来的管理中都必需有国际眼光;熟悉国际游戏规则,适应国际的需要,这些新的挑战使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发生了以下的几种变化:

1、多模式发展。行政管理的模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诸多划分,在此主要涉及学科取向模式的问题。无论是从过去的学科归属,还是从现有系所建制、课程体系等方面,都反映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模式单一,表现最突出是政治学取向性。由于行政管理本身是必须由多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高度复合支撑的交叉领域,因而行政管理教育应体现出多学科取向以及与它们复合取向的共存性,发展管理学取向模式、经济学取向模式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取向模式。

2、高层次专业化发展。行政管理专业向高层次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这种高层次化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教育外,还注重以在职公共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教育。政府公务员以前的专业背景往往复杂多样,进入公共管理部门后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综合训练。

3、现代化发展。信息革命所导致的网络社会的出现以及知识经济的出现,使行政管理专业教育有了新的发展,这就要求在本专业要开设电子政务,具有网上办公的能力需求。

4、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尽管民族国家还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有些公共事务的处置方面,过去由单一民族国家的政府或社会处置方式正在悄悄退出历史舞台。例如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世界性的恐怖活动等,面对这些将会对全球产生影响的重要事件,单靠一国的政府处理是很难处置的,它需要一些国际性的组织或管理机制来进行协调,我们的行政管理专业的教育也将适应这种要求,向全球化发展方向变化。行政管理是对全社会的管理之管理,事关国家发展方向、发展质量、发展速度。全球化时代使各国政府接触的机会更多、合作机会更多,从而相互学习的机会也更多。总之,中国在引进外国行政管理学理论的同时,注重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理论体系及有关专题。中国的行政管理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有了很大发展,也为全球各国行政管理的改进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郭小聪.行政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郭济.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建设及其发展[J].中国行政管理,2000.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4.

5、薛澜,彭超.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发展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0.

6、王宵静.中国行政管理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机遇[J].中国科技信息,2008.

7、胡象明.行政管理全球化:中国的视角与机遇[D].华中师范大学,2007.

行政管理学位论文范文第3篇

黄明安，男，生于1953年10月。中共党员。1979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中医专业；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获行政管理学硕士学位证书和硕士毕业证书；2005年于武汉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毕业，获武汉大学法学博士毕业证书和法学博士学位证书；现任湖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三级教授。为校级“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带头人、湖北中医药大学“农村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湖北中医药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湖北中医药大学学位委员会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分委会主席，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中医药大学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方面：现任湖北省医学伦理学委员会副会长、副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科技专家；武汉市科技局科技专家；全国医药院校数理研究会卫生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首届教育行政管理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教育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公共管理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管理项目函评专家；湖北省社会科学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评审专家；《湖北中医杂志》、《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二、研究成果

主持参与了多项课题。主要为：主持完成了湖北省委高校工作委员会“加强医药院校附属医院医德医风建设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01Y093）；主持完成了湖北省卫生厅2006年“湖北省中医现状调查”课题，其成果在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主持完成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研究所下达的国家软科学研究课题――“湖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特色院校案例研究”（国家项目编号：2003DGQ2B171）子课题；主持完成了湖北省教育厅200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05Z125）；主持完成了“湖北省中医人才需求与高等中医教育改革研究”湖北中医药大学校级教学研究课题；牵头完成了湖北省委、省政府重大调研课题基金项目“湖北省中医人才现状调查与现状分析”；主持了2012年度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专著项目《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研究》；主持了武汉市科技局2012年项目――“公立医院公益性质与运行机制研究”（序号21号，项目编号：201240933345）；参与完成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参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相关政策研究”项目；牵头完成了武汉市江汉区科技局课题“中医药适宜技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和应用研究――以江汉区为例”等等。

三、主要荣誉

论文多次获得部级、省级、厅级学会奖励，如：《医药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作法与思考》在2010年11月第七届中国教育家大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重视学科建设 把握其原则和环节》，于2008年12月获全国高校管理科学论文二等奖；《加强育人环境建设，培养高素质中医药人才》获湖北省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1998―1999年度科研成果一等奖等等。于1991年4月被湖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领导小组评为“先进工作者”；1994年5月被国家教育委员会评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先进工作者”；2001年11月被湖北省卫生厅政研会评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党委书记。

四、主要论著

行政管理学位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高校原有行政学本科专业多数是在政治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的,普遍存在课程设置老化、陈旧,课程内容交叉、重复,重理论、轻实践,针对性、实用性不强,学科理论基础薄弱,学科视野狭窄,未能跟上国外学科发展的步伐等弊端。针对这些问题,近几年来,我系下大力气进行教学体系及课程内容改革,积极进行教学理论体系创新,大量增加跨学科、前沿性和应用性课程及教学内容,塑造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定位的新形象。

——重视行政管理专业教改研究,进行行政管理教学理论体系创新。近几年来,我们把行政管理教学理论体系创新放在突出地位,积极申报和实施相关课题的研究,先后承担了教育部(国家教委)、福建省教委和厦门大学的近十项教改课题的研究,其中包括“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课程改革计划”行政管理专业的两个项目——“政策科学的教学内容改革研究”和“比较政府的教学体系研究”,福建省教委的两个项目——“公共管理教学理论创新研究”和“政治学课程教学体系及内容改革研究”,厦门大学“面向21世纪系列教材建设计划”(行政管理子系列)和“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教学法”等课题的研究。

——改造行政学专业旧的课程体系,大量增加跨学科、前沿性和应用性的课程以及教学内容。在短短的四年中,我系对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了两次较大幅度的调整与修订,及时删除或合并过时、交叉、重复、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课程及教学内容,大量增加作为学科新基础或反映学科前沿的实践性、应用性强的课程。这些新增的课程包括:经济学、政府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公共组织理论、政策分析方法、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伦理学、公共管理技术、TQM在公共部门中的应用,人才测评、社会保障、货币政策等。目前我系已形成了一个较好反映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现状,有较强的综合性、应用性、较完整、合理的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

——加强教材建设,形成适应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需要的教材系列。近几年来,为巩固教研成果,探索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新模式,提高教学质量,我系狠抓教材建设,陆续出版了“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丛书”(1998年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列教材”(1999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厦门大学MPA教材”(1998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套16本本科生及研究生教材。这更新了教材及课程内容,并把教研成果巩固下来。目前,我们已做到了大部分主干课和主要必修课都有本系自编、自著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这些教材的出版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也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尤其是《政策科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比较政府》等书因其知识创新力度大,较好地反映国内外的教学与科研成果,贴近转轨时期我国公共管理和政治发展的实际而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为许多高校用作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二、坚持教学与科研并举,以科研助教学,以教学促科研

一方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为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课题的申报和研究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出台奖励课题研究及成果的措施;设立系级科研基金,支持教师进行独立性研究,资助学术专著出版。

另一方面,我系提倡和引导教师将科研成果迅速应用于课程教学之中,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教学效益。这种转化体现在教学的各个基本环节之中。例如,在教案准备上,及时将最新科研成果溶入讲稿中,增加教学的新内容;在教材编写上,要求出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著性教材”,而不是拼拼凑凑的低水平重复作品,或直接以学术专著作为教学参考书。在课堂教学中,提倡“研讨式教学”,将课研课题所涉及的学科或课程领域的最新动态、争论的热点和焦点以及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介绍给学生,引导学生加以讨论,让学生跟踪学科前沿,并从中学习如何理论联系实际。

三、坚持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重,以研究生教育发展推动本科生教育发展

近几年来,我系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从2000年起该专业的研究生招生数量已超过了本科生的招生数量。如果再加上今年MPA(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招生的启动,那么研究生的数量将是本科生数量的3～4倍。我系的教育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将从以本科教育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研究生教育为主。面对这种结构性转变,如何正确处理好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们达成的共识是:不能因研究生规模的扩大而忽视或削弱本科生教育,相反,必须坚持本科生教育的基础地位,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重,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带动本科生教育的发展。我系特别注意把行政管理及MPA研究生的教研成果引入本科生教学之中,以此促进和提高本科生的教学质量。

我系的行政管理硕士点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一开始,我们就在专业方向、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上注意与国外接轨,设置跨学科、综合性和应用性课程,特别是在全国率先设立政策分析方向,开设相关的系列课程(包括政策科学原理、公共政策、政策分析方法、公共选择理论等);我系也是我国MPA专业学位的发起、论证单位之一,并较早进行MPA教育的自主试验(从1995年开始,我系与福建省委组织部及厦门市委组织部联合开办MPA学位班,现已招满6届),取得了积极成效。这项“MPA培养方案设计与实践”成果得到了由国内知名专家组成的鉴定组的高度评价,认为“该成果对中国MPA的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MPA培养方案设计与实践上属于国内开创性成果,具有先进性、系统性和实用性,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已应用到多个MPA实验班和行政管理研究生班,取得了显著的人才培养效益,为福建省培养跨世纪行政管理干部做出突出贡献,为全国设置MPA专业硕士学位积累了经验。该项成果有重大的社会效益,为推动我国MPA教育起到先导和示范作用。”该项成果2000年获得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以及厦门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我们把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生及MPA培养方案以及课程设置的某些思路和做法引入本科生的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的修订中,把研究生课程的部分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也引入本科生的教学之中,从而加快了本科生教学改革的步伐,促进了本科生教育的发展。

四、推行以案例教学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加快教学方式的现代化

行政管理(行政学)专业由学术型向应用型的转变,不仅要求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的创新,而且要求教学方式的更新。在国外尤其是美国,管理学科(包括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所采用的主要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辅之以理论讲授、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和实习等。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接触大量现实的或虚拟的案例,学习和积累实际的管理经验,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国外管理学科教学的成功经验之一,很值得借鉴。为实现行政管理专业由传统学术型向应用型的转变,从2000年开始,我系全面推行了以案例教学法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改革,力求在保留传统的理论讲授优势基础上,全面采用现代化教学方式。这些改革包括了三个环节或阶段,即理论准备、部分试点和全面铺开,打算在五年的时间内完成。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有:

第一,案例教学法的理论探讨和准备。主要是研究案例教学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案例教学法的目的、要求和特点,案例教学法的构成要素与过程,如何编写和讲授案例,学生如何适应和参与案例教学等方面。特别是通过实施我系所承担的“厦门大学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公共管理中的案例教学法研究”的课题研究工作,争取在案例教学法的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在实验环节上取得经验。

第二,抓紧案例库的建设。我系动员全体教师和研究生搜集、整理和编写案例。尤其鼓励教师做实证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并编写案例;同时注重国外案例的引进和翻译工作。目标是5年内积累案例300个(重要案例有音像材料)。

第三,进行案例教学法的试点。我系要求从2001年开始,在较有条件的课程如行政管理学、政策分析、比较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学、政府经济学、公共关系、市政管理等课中进行以案例教学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改革试验,以取得经验,全面铺开。

第四,建设高水平的案例教学室和案例实验室。近期学校及学院投入1000万元用于公共管理及法律学科的教学、实验和办公条件的改造和建设,特别是建成国内一流的案例实验室、案例教学室及多媒体教室,这为我系进行教学方式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硬件设施。

五、注重社会实践环节及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为厦门大学文科社会实践改革试点,自从1991年起,我系开始探索学生挂职锻炼、参加社会实践的新路子,实行毕业班(大四)学生到实习单位顶岗上班、挂职锻炼一学期。该项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近年来,我们建立起厦门、三明和泉州三个实习基地;与此同时,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例如,鼓励教师结合所授专业课程,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比较政府》课程主讲教师带学生到厦门市监察局开展调研,了解现实政府运作情况,《行政法学》课程主讲教师带学生到法院旁听行政诉讼案审理;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尤其是社会调查,今年暑假,我们组织起“转轨时期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乡镇行政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其解决”和“老年人社会保障问题”三个课题在本市、福建省、广东省及其他相邻省份进行调查,形成三个调研报告,并写出一系列的论文,取得较好成果,参加调研的学生普遍反映收获大,受到很好的锻炼。又如,我们鼓励学生参加教师所承担的课题研究及调研工作,从中得到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及科研写作能力的训练。此外,我们拿出教师创收所得资金,设定一年一度的本科生优秀论文和调研报告奖,鼓励和引导学生注重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和科研写作能力的提高。这一措施在学生中反映较大,收到良好效果。

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与培养新型公共管理人才相适应的教师队伍

行政管理学位论文范文第5篇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以上研究归纳的公共管理研究主题，是为教材的编写提供菜单式的选择，而怎么编排？用怎样的逻辑主线把这些研究主题贯穿起来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曾峻[11]、郑崇明[12]等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笔者不揣浅陋，提供以下十种公共管理教材的构建途径。第一种是编著教材的组织途径。基于公共行政理论大体等同于公共组织理论，因此可以从公共组织的动态环境和历史回顾开始，论及公共组织的特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第二部分是一般组织管理的要素，如组织的目标、结构、行为动机、决策过程、文化、团队协作等。第三部分是公共组织的改革与发展。第二种是编著教材的过程途径。首先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公共行政理论和方法的演变过程，囊括从伍德罗•威尔逊等经典作家的传统理论到当今的改革政府运动。第二部分探究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过程，诸如决策、沟通、领导、组织文化、绩效评价。最后勾勒出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向和备受关注的问题。第三种是编著教材的法律伦理途径。从公共行政的法律基础和伦理责任说起，以政府的权力来源及责任的实现为逻辑起点，进而论述政府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政府的治理工具，以政府内外部环境的管理为结点。第四种是编著教材的系统途径。围绕公共管理系统的构成及运行而展开，细分为主体论、客体论、环境论和运行论四大板块。又可按照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等系统要素来编排，以公共问题的输入为起点，行政管理体系的功能运转为中点，公共政策的输出为终点。第五种是编著教材的认知逻辑途径。按照人们认识新事物的一般逻辑思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往哪里去）展开，第一编为导论，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包括公共管理学概念范畴、范式演变、研究方法等；第二编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公共管理的问题，从公共物品、公共利益、公共性等角度来论述；第三编为主体论，即由谁来管理，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第四编为内容范围论，即管理什么，政府职能与公共事务；第五编为行为方式论，即怎样管理，包括依法行政、公共伦理与文化、政府工具；第六编为改革发展论，包括政府改革与治理、比较公共行政。第六种是编著教材的公共物品途径。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为逻辑起点，分析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以公共部门的管理改革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为重点，最后对其供给绩效进行评估，并预测将来的发展趋势，以是否实现公共利益为终点。第七种是编著教材的批判主义途径。从公共组织的重新界定开始，批判性地梳理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厘清思想传承和政治传承的发展脉络，指出组织的理性模型、组织的人本主义、新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和新公共管理的内在局限性，最后在重新界定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公共管理新的理念和实践。这种途径超脱对一般政府职能活动的关注，从一种更为广泛的管理变革的视角来审视公共行政。第八种是编著教材的结构功能途径。首先介绍公共行政的结构与环境，包括官僚制、府际关系、行政环境、范式和目标等，其次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功能，包括组织、沟通、人事、预算、决策与执行等，最后是公共行政与内外部的关系，包括公共行政与公众、伦理、民主主义，官僚机构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主题。第九种是编著教材的制度主义途径。对公共官僚制、文官制度进行制度分析，运用交易成本分析各种管制机构如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行为选择，推及立法监督、预算过程、司法行政和决策过程等政府职能活动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第十种是编著教材的主体、资源、政策、价值四分法。“主体”为公共组织理论、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间关系、第三部门管理等；“资源”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等；“政策”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价值”为公共管理伦理与文化。此外，亦可从法学的视角，以宪法和行政法的知识贯穿整个行政行为和政府职能活动，体现中国特色的依法行政和党委领导。如此种种，有待学界开发。五、行政学的知识图谱与教材的本土化基于中西经典教材的比较分析，展示了我国公共管理教材的诸多不足，也厘清我们效仿改进的路径，尤其西方教材每章从案例分析开始导入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线索的、站在读者的角度编排内容的做法很值得学习，切莫把读者视为饥不择食的饿殍。因此,要从行政实践中挖掘实际事例，编写适宜于教学研讨的案例资料———翔实描述其背景与情节，并逐年更新，让学生和读者从特定事件中学习，无疑可凸显教材的生命力。但要警惕其教材中浓郁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体现为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法律视野下的狭义的政府管理，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关怀⑨。长期以来我们惯于将西方行政学等同于美国行政学，对欧陆行政法传统的非美国行政学关注不够，导致对行政学整体图景的认识是残缺的，笔者期待新版教材能走出认识的误区，还行政学知识谱系的一个完整概貌。检视我国教材所反映的公共管理研究现状，或许正像拉波特1971年所说的“当代的公共行政正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分析模型是过时而不适合的，而规范理论又乏味空洞”。

行政管理学位论文范文第6篇

人才培养定位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它是探究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模式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培养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取、对学生业余学习和社会实践进行指导的基本依据与前提。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应该以培养人才并服务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根本，提高毕业生的竞争力，从而满足人才市场的需求。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将其表述为：“本专业培养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国内各大高校基本上都把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定位为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才，而没有从职业分类的角度来加以定位，大多数课程与社会要求存在差距，与社会实际相脱节，在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方面定位不够明确，相关课程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重理论、轻实践，师生交往以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为核心，缺乏互动与交流合作，对于所学知识对社会发展和生活有什么实际用处，课程针对性、实用性不强，能力培养的效果不够好，给学生走上社会后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困难。因此，行政管理人才培养定位应该遵守一定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不仅应该符合专业发展的特点，更应该重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需求相结合，培养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职业能力定位是：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面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部门，具备现代管理理念、服务意识以及技能，能够从事行政助理、办公室事务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行政管理学是在跨学科基础上形成的交叉学科，同时又具备极强的实践性，所以其人才培养的特色是实现人才专业技能的交叉复合，淡化政治学取向，强化“公共管理+企业管理”取向，培养多元化的行政管理人才。

二、从知识灌输向智能传授转变，突出模块化培养

教育传授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使知识转化为智力和技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具备职业适应能力，提供就业竞争力。但从目前行政管理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看：政治学类课程和管理学类基本原理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分别占有几乎不相上下的比重，所占的比例为60%~70%，明显偏大，反映了目前中国行政管理学在学科基本范畴上的模糊不清。而行政能力和技术方法方面的课程，如行政公文写作、办公自动化、政策分析、公共关系实务等，不足20%，明显偏小。这样的课程设置，对学生的考核大多以学分、学习成绩为标尺，促使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书本知识的记忆、理解、判断，学生对书本知识掌握的越全面、越牢靠、越准确，在考试中也就越容易得到高分，这种培养过程压抑了学生对知识的个体化，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无益于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智力的开发与技能的培养。伴随着我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日益完善，政府行政活动的日益高效，我国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方向应适应不断变化的各种情况，创新课程设置模式，兼顾专业培养的“专”以及社会需要的“宽”，使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的能力能够具有更宽的适应性，拓宽专业背景。可以采用专业模式化培养，即在专业基础模块基础上，开发若干二级专业小模块。专业基础模块就是本专业的主干课程，包括行政管理学、政治学、管理学原理、行政法学、社会学概论、西方经济学、领导学、管理心理学、公共政策分析、国家公务员制度、公文写作、公共经济学、社会调查与统计等。在专业基础模块之外，根据各个学校人才培养取向不同，设置不同专业小模块，比如工商行政管理模块、社区管理模块、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模块、公共关系模块以及城市管理模块等。突破简单的大一统课程模式，体现出灵活性和特色性，体现“公共管理+企业管理”的复合式人才培养目标。通过模块化培养模式，使学生在掌握行政管理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具备公共部门行政管理和企业行政管理的技能，体现学生“一专多能”的素质特点，适应在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等从事文秘、管理以及咨询工作的多重需要。

三、改革课程教学方法，突出考核的能力导向

教学方法是实现专业改革目标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综合性、应用型人才，这要求知识传授必须与实践结合。处于大学阶段的学生，对于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想法与意见，善于思考、勇于质疑，崇尚理性、尊重知识，同时自学能力较强，对学生的教育如果依然采用“填鸭式”的灌输教育，是无法提高教学水平，更无法满足学生需要的。但是大部分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仍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授课中以教师讲授为主，按照教学大纲“上课—考试”，课程体系的设置与教学内容的安排多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方面的锻炼和培养，教学更多地注重规范理论的教学而忽视实证分析与探讨，进一步削弱了学生主体分析和解决行政现象与行政问题的能力，导致学生培养过程成为教师个人表演的舞台，课堂气氛不活跃，忽视了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思考，被动地接受知识，机械的记忆，缺乏动脑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教师要以行政管理领域的教学案例为依托，结合课本内容进行分析、调查和总结，根据课程的不同，教学目的的不同，选取不同案例，服务于教学，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达到特定的教学目的，而且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换位教学。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要进行换位思考，进行角色换位，不仅可以让老师体会学生的需要与诉求，提升教学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扮演行政管理的角色，以全新的角色来审视行政管理活动，理解和掌握其规律，以保障教师与学生都能全身心地融入教学活动中，使学生真正掌握知识，获得应用技能。真正的教学不仅仅是教师教学生学，而是教师通过正确恰当的方法引导组织学生的学习过程，变要我学位我要学，从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向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转变，从重“教法”向重“学法”转变，实现教学过程的积极化。要切实提高学生职业能力，除了变革课堂教学方法外，必须在教学考核体系和方法上进行创新，应按照“遵循教学大纲，但不拘泥于教学大纲”的原则，变传统的形成性考核为发展性考核，变传统的终结性考核为过程性考核，考核应能充分反映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情况以及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首先要打破单一的书面考试、闭卷考试的方式，采取口试、参与科研、实地调查、读书笔记、小论文、实习报告、课堂讨论、提问等多种多样的考核形式。其次，除主干基础课采取闭卷笔试外，其他课程考试方式可根据课程特点和需要由各主讲教师确定，教师的自有所扩大，有利于改善教学效果；最后，改变期末一次性考试方式，可通过作业、实践、小论文、阶段性测验相结合的方式来综合评价学生学习成绩，增加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重，降低期末考试在总成绩中的比重，变终结性考试为过程考核，可促使学生重视平时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能较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

四、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突出职业能力实训

行政管理专业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需要使学生“学会学习”、“主动学习”，促进理论系统化，提高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迫切需要加强实践教学。但是从现实来看，目前大部分高校教学实践实习体系不完善，课堂教学很难与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很难结合专业的培养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与训练，在实践教学方面，处于“松散和放任”管理的状态，以至于在毕业生中出现了“办公软件盲”这样的可笑例子。职业能力实训环节，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真正将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第一，重视校内实训。以实践课程、实验室为依托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组织能力、交往能力等，真正让学生发现自己、培养自己、提高自己。以《政策科学》为例，针对课程中政策制定与分析单元，可以设置校外调研，全程由学生自行组织，深入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以面谈、问卷、网络调研等方式获取资料，进行论证，形成调研报告，最后各小组发言人发表小组意见，并接受教师和其他同学的提问。学生在调研活动中真正将理论联系实际，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重视校外实训。学校应充分挖掘现有资源，积极与所在地的各级政府和企业相关部门联系，了解其人才需求和岗位需要，并以此为依据改善实践教学的方法与内容。一方面，通过高校与政府机关的定期交流与沟通方式，增进高校与政府的相互了解，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将学校培养人才和政府储备人力相统一，为行政管理专业对口实习提供新的模式。学生在校期间获得认识政府工作的机会，熟悉行政管理的过程，切身体会真实的政府活动，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学生通过与政府工作人员的接触，体会到为人处世的方法，使他们更早地认识社会，有利于毕业后在真正的工作岗位上顺利地实现角色转变；另一方面，可以尝试将实践教学课堂带入当地企业中，利用企业的工作环境和特点，在工作岗位上对学生进行实际培训，让学生真正熟悉现代企业管理流程，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实现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有机结合，突出专业的实践性、复合性以及地方性。

五、改善师资队伍结构，突出双师型师资队伍

行政管理专业教师的学历层次和实际教学水平都与专业培养的人才目标的要求存在差距，行政管理专业发展较早的院校高学历高职称教师比较高，但在大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由于行政管理专业起步较晚，教学队伍的学历层次与职称层次还满足不了社会对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的要求。一方面，授课教师大部分非行政管理专业科班出身，大多是在硕士阶段通过跨专业考试考入行政管理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基础比较薄弱，同时拥有行政管理博士学位的教师比较更少；另一方面，地方本科院校本专业的教师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学校毕业后直接走上教师岗位，缺乏实践经验与专业技能，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非常匮乏，教师的许多教学内容都是陈旧的、不合时宜，教学往往隔靴搔痒，不能对症下药。没有良好而合理的师资队伍，再合理的职业能力培养模式也无法推行。在行政管理师资队伍建设中，首先在注重引进高层次的学科带头人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教师的培训、进修等制度，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不断提高广大教师的知识水平，改善知识结构。其次，聘请既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又具备一定理论素养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来校开展专题讲座、担任部分课程讲授以及指导学生进行课题论证。最后，根据实际需要，有计划地派遣专业教师到政府及事业单位进行顶岗实习，通过这种交流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真正结合起来，有利于实现教学的“常教常新”，为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提供保障。

行政管理学位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科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端升､吴恩裕､楼邦颜､杜汝楫等老一辈政治学家先后在此任教,为学校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八十年代在杜汝楫､云光､徐理明､李殿勋､王桂厚等学者的努力下,在全国较早地恢复政治学科,1983年获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组建政治系,先后设置政治学､行政管理本科专业｡1998年政治学理论学科被评为司法部重点学科｡

目前学院已成为国内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管理学科的一方重镇｡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格局｡拥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两个博士点,政治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拥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国际政治本科专业;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科学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公共管理(MPA)硕士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博士后招收权｡现在校本科生860余人,硕士生159人,博士生37人,在站博士后2人,MPA专业硕士生72人｡

学院下设政治学研究所､行政管理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和公共管理教研室四个教研实体;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47人,其士生导师11人､教授17人,12位教师具有海外教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经过多年积累,在中外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东亚安全与地区合作等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2001年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一项,国家精品课程一门,与福特基金会､欧盟､全球环境研究所国际合作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含合著),两项科研成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专家学者有:

石亚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管理学与政府改革｡

张桂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

蔡拓教授,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政治学理论｡

丛日云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

朱维究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学与公共行政｡

孙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外交､亚太政治与国际关系｡

潘小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制度､公共行政与社区治理｡

杨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

刘俊生教授,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行政､公务员制度与比较人事制度｡

屈超立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制度史｡

林存光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

学院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邮政编码:102249

电话和传真:86-10-58909391

行政管理学位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私人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56-07

自我国设置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教育以来，有关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私人管理几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争论一直不断。直至今天依然是基本概念混乱不清，基础理论肤浅薄弱，学术论著自相矛盾的现象相当普遍。本文试图规范澄清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私人管理几个基本概念的含义，理顺三者的相互关系，以促进我国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教育和研究健康深入发展。

一、公共管理概念

何谓公共管理？有人认为，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例如，夏书章教授就是这样看的。他指出，行政管理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英文为administration， 意为行政、管理，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行政学，有人把它译为行政管理学。因为行政天生具有公共性特质，因此，英文administration前通常有public加以限制、形容和修饰，所以，有人也把它译为公共行政学，有人译为公共管理学。[1] 我理解夏老的意思，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仅仅是个译名不同的问题，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差别。如果我的理解是夏老的本意。那么，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假定行政、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过去在外国表达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的含义，但是也不是对国外在这一个领域全部研究现状和历史的全面概括，至少它没有能够概括进去国外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全球治理等理论。其二，既然我们把外国在这个方面的理论引进国内，那就遇到一个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夏老的看法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其三，当前中国教育部在专业设置上把公共管理设为一级学科，把行政管理置于公共管理之下设为二级学科，表达了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有差别的意向，此时再把行政管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值得商榷。当然，夏老强调公共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不仅在译文上有他的道理，而且在实践中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行政管理即政府管理确实在公共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舍弃政府的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只是一句空话。

有人认为，公共管理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新公共管理。陈振明教授说：“说到底，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而且它代表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新趋势。因此，我宁愿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传统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之后的新途径、新范式，我称之为‘第三种途径’，而将前两者分别称之为‘第一种途径’和‘第二种途径’。”[2] 陈教授讲的“第三种途径”的“公共管理”，就是上世纪80年代在英、美一度很兴盛的“新公共管理”，它是一种在“重塑政府形象”名义下以市场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引入私人管理企业方法的公共事务管理市场化的公共管理模式。陈教授关注当今世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前沿趋势，令人钦佩。但是，他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其一，他把公共管理等同于新公共管理模式，忽视了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也属于公共管理范畴，显然在概念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其二，他只看到新公共管理引进私人管理方法的优点，没有看到这种模式存在的缺点。据我观察，当年在美国很兴盛的新公共管理如今并不是很时髦的东西，相反，强调政府权威才是当今在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公共管理模式。其三，有意思的是陈教授一方面写文章赞扬宣传西方新公共管理式的公共管理，另一方面由他主编的《公共管理学》却讲的是政府管理的内容，这种论著上面的互相矛盾表现了作者自己研究中的困惑。

更有意思的是与陈振明教授恰恰相反，张成福教授写文章批判新公共管理，而他著的《公共管理学》教材，却完全讲的是新公共管理的内容。[3]这种论著上面自相矛盾的情形使人无法明白作者的学术立场究竟是什么。

陈庆云教授是最早参与公共管理译名争论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与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不仅英文译名不同，含义也不同，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说：“所谓公共管理是指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从本质上看，我们对公共管理的定义与公共政策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公共政策是为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公共政策就是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调控活动中的行为规范。”[4]陈庆云教授强调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公共管理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公共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是，他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其一，就译名而论，public management仅仅是西方新公共管理的译名，不能全面反映和概括西方公共管理的历史和现实。administration在英文里既有行政含义，也有管理的含义，因此，public administration既可译为公共行政，也可译为公共管理，怎么能说public administration就只能译为公共行政而不能译为公共管理呢？其二，management一词，英文的管理涵义具有微观工具主义的意思，它与public administration一词的公共行政的宏观管理是有明显区别的。其三，公共政策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模式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若把公共管理等同于公共政策模式，显然在逻辑上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失误。

张康之教授从另一个不同角度，强调公共管理不同于公共行政，并于2002年和2003年先后推出《公共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导论》两部著作。[5]他认为，“行政”与“管理”不同，公共管理学是从公共行政学经过新公共行政学发展而来的，公共行政是管理行政，公共管理是服务行政。 张教授提出“行政”与“管理”不同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在比较研究公共行政与私人管理时很有用处，他构思的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不同内涵也很有意思。但是他的有些观点难以令人苟同，也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他提出行政与管理有区别，这在比较研究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时虽然有意义，但是就公共管理领域本身来讲，并无多大实质性意义，因为英文administration本来就有行政和管理的含义。其二，他说公共管理学是从公共行政学经过新公共行政学发展而来的，这个概括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历史事实。据我所知，在西方由（美）威尔逊开创的由（德）马克斯・韦伯完成的公共行政学之后，由（美）梅里亚姆和他的学生拉斯韦尔创立的公共政策科学，比新公共行政学要早得多，而且影响大得多，今天在美国尚有一个与 MPA并行的MPP（公共政策硕士学位），而新公共行政学则是1968年之后由（美）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为首的一批青年学者倡导的，他著的《新公共行政学》直到1980年才出版。其三，按照他的思路，所谓公共管理学其实质是上世纪80年代在英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显然也不能涵盖“公共管理”范畴应当概括的全部内容。

刘熙瑞教授主编的《中国公共管理》和汪玉凯教授主编的《公共管理》，[6]认为“行政”、“行政管理”概念有一系列缺失，“公共行政”的内容丰富得多，突出了行政的“公共性”，而“公共管理”又比“公共行政”更突出了管理的多元主体性。这种观点认为当代公共管理由公共行政发展而来是符合客观历史的事实的，但是否定行政或行政管理，过分强调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公共管理” 的“多元主体性”，又会淡化、削弱和消解政府行政管理在公共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则是一个大问题。

乔耀章教授提出一种看法，认为“在实践层面上”，“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之间有一个“公共行政管理”，“而公共行政管理可视为从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之间的‘中介’或过渡形态，它具有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二重特质或属性”。[7] 据我了解，“在实践层面上”并不存在名为“公共行政管理”的这个所谓的从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的中介或过渡的形态。不过，如果要从理论逻辑层面上把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到正在建构的公共管理之间的多种公共管理模式用“公共行政管理”这个词加以抽象概括也未尝不可。很显然，作者混淆了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东西。

上述情况表明，当前我国学者对公共管理概念的理解是相当混乱不清的，对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私人管理的关系的说明也是自相矛盾的和很难自圆其说的。这就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的现状。它既说明了学界对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不成熟阶段，也说明学界正在积极热情地探讨公共管理这门学问的科学真理。

我认为，“公共管理学”概念在中国是一个新名词，是在规范意义上正在形成的新概念，它反映和概括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正在发生、成长和建构着的东西，它不像“行政管理”和“私人管理”那样是历史上已有的事实或既成事实的名词概念。我在《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管理》一文中，对西方公共管理作了历史的考察，并说明“公共管理”一词为“政治学”、“行政学”和“管理学”三大学科所使用，我把它们分别界定为“宏观公共管理”、“中观公共管理”和“微观公共管理”。[8] 这篇文章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界定“公共管理”概念的含义。我在《论公共管理范畴》一文中解答了这个问题。我提出：“公共管理就是指以公共权力机关为核心并有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参与的为实现公共利益采用各种方式和方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9] 这个定义首先说明公共管理的主体系统由公共权力机关、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三部分组成，其中公共权力机关是核心（行政机关又是公共管理核心的核心），社会中介组织是纽带，公民大众参与是基础。其次，说明公共管理的客体对象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对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最后，说明公共管理的介体工具是由公共政策等多种管理方式和方法构成的。这篇文章是我于2001年提交给在湛江召开的“首届全国公共管理理论与教学研讨会”的论文。经过5年时间的考验和检验，我发现我提出的这个“公共管理”概念的定义还是比较适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现实及发展趋势的。陈庆云教授和他们课题组于2005年发表了一篇《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概念、视角与模式》的文章。[10] 其中，对“公共管理”概念的界定是：公共管理是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组成的管理体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与我对“公共管理”概念下的定义基本上是一样的。表明他们对公共管理概念涵义的理解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当然，他们比我对公共管理的理解要更深入些，又有更多新的发现。他们认为，公共管理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以政府为中心的政府管理，也不能与社会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直接划等号。他们认为，从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这三大主体间关系以及主体所承担的角色、作用看，可以把公共管理分为以政府为本位，民众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依附于政府的三种政府管理模式，即政策管理的集权化模式、民主化模式、社会化模式；以社会为本位，政府、民众和非政府公共组织平等合作的两种社会治理模式，即社会治理的自主化模式、多中心模式。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达，前三种模式为“父子关系”后两种模式则是“兄弟关系”。他们的这些看法令人感到高兴和鼓舞。不过，陈庆云教授依然坚持公共管理就是英文的public management，认为公共管理仅具有工具主义的含义，与我们中国人当前讲的public administration即宏观的和中观的公共管理还是有区别的。我认为，public administration即公共管理首先应明确大的政治方向，从宏观上和中观上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调控。当然，它也要重视熟练地使用微观的管理工具，但是，它不能陷入工具主义和事务主义之中迷失方向。因此，他的public management工具主义式的公共管理还是值得商榷的。

二、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公共管理的外延比行政管理的外延大，公共管理的内涵比行政管理的内涵更丰富，但是，在当今世界各国行政管理又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和主导者，舍去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就无从谈起。

这里有必要对“行政管理学”这个概念作点说明。据我所知，“行政管理学”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晚于“行政学”概念。夏书章老先生1982年1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可能是“”后最早论及“行政学”概念的一篇文章。可是，到了1984年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部在吉林召开了行政管理研讨会，同年底，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在京成立。这一年出版的《中国行政管理学初探》一书，正式公开提出了“行政管理学”这个名词。书中载有夏老的《关于开展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一些粗浅认识》一文，此后，夏老主编的教材大多用《行政管理学》这个书名。1985年国务院在全国一些高校设置了第一批行政管理学专业，我们西北大学也有幸名列其中。可是，一些学者对“行政管理学”这个名词一直有看法。因为英文administration的含义是“行政”和“管理”的意思，而不是“行政管理”的意思，如果把administration译为“行政管理”就会发生同义语重复的问题。另外，英文management的含义是管理，而“管理学”在西方又是一门研究私人企业管理的学问。因此，“行政管理”这个名词有混淆公共行政与私人管理之嫌。所以，当夏老1985年推出由他主编的《行政管理学》时，黄达强先生随后出版了《行政学》教材。当“行政管理学”专业在一些高校开办后，另一个“政治学――行政学”专业也在一些高校开办起来。当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后，另一个全国行政学研究会也成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每年有年会，参加者包括政府官员、党校、行政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广大人员;与此同时，全国高校每年也有一个“政治学――行政学”教学研讨会，参加人员基本上是高校教师。考察历史我们发现“行政学”这个概念比“行政管理学”这个概念更精确严密些，更学术化些，专业化程度更高些，而“行政管理学”概念比“行政学”概念的含义更明白些，更通俗易懂些，更大众化些。其实，“行政管理学”与“行政学”从根本上看并无实质性差别，它们研究的是同一个对象，即政府行政或政府管理，只不过是把“猫”加了个“咪”。因此，本文所使用的“行政管理学”与“行政学”概念是一个意思。所谓“行政管理”就是指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制度、法律和公共政策等方式对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

从历史上看，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比行政管理早得多。可以说早在人类原始社会初期就已经有了公共管理。正如恩格斯所言：“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数情况下，历来的习惯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1]( P92 ) 而行政管理只是在有了国家之后，才有的政府管理，并且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里政府行政与立法、司法是缺乏明确分工的，那时的行政管理更确切地讲是一种政治管理。真正明确地与议会立法、法院司法相区分的政府行政管理，是资产阶级建国后实行三权分立体制的产物。

从理论上考察，公共管理学又晚于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作为人类的政治实践经验和零星的理论观点，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俯拾即是。但是，作为科学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人们公认（美）威尔逊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是行政管理学创立的标志。而当代“公共管理”只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从西方炒起来的一个新名词，它的含义就是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所倡导的“新公共管理”。当时，它在西方还只是一种实践运动，而并非一门学问，更不是一门理论学科，所以，在西方人的著作里只有“公共管理”的提法，没有“公共管理学”的提法，至今大学里也没有设这门学科。[12] 可是，当中国学者把西方人讲的“公共管理”引入中国后，事情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国，“公共管理学”不仅堂而皇之进入了大学课堂，而且成为MPA教育的首门核心课程。此时，人们就不能不为“公共管理学”正名了，而且人们认为“公共管理学”应当反映和概括客观历史和现实中的实际内容，应当名实相符。这样说来，“公共管理学”这个名词的发明权似乎不是外国人，而应当归属给中国人。

遵照“取实予名”和“名副其实”的古老中国逻辑学原则，我认为可以把“公共管理学”定义为：它是一门概括和探讨人类社会历史里公共事务管理的本质、规律和方法的科学知识和应用学科。这个定义可以把原始社会的公共管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管理、资本主义社会的行政管理、公共政策管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非政府公共组织管理、社区自治、全球治理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服务、社团管理、村民自治等等各种各样的公共管理模式概括进去。

当然，这绝不是说公共管理的各种模式在公共管理里的地位就没有主次之分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各种公共管理模式中政府的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处于核心位置、具有基础功能、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地位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其他公共管理模式可以是政府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的必要补充形式，但是在现时代不可能成为取代形式。原因在于当今世界尚处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级社会历史时期，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少数人要对社会绝大多数人实行有效的统治和管理，维护社会共同体有一个起码的公共秩序和良性的运转，就不得不把政府以合法强制力为主要标志的公共行政或行政管理作为首选。同时，也只有如此，政府才能组织民众成就伟大公共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讲：“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13]( P479 ) 可见，绝对不能脱离开政府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这个核心和主导者去讲什么公共管理。当然，展望人类社会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伟大导师们所预见的那样，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人类社会里的阶级是会消灭的。阶级消灭了，国家也就消亡了，自然政府的行政管理也就会消失。那时，取而代之的将是自由人在自由联合体里实行自治这种公共管理模式，它是原始社会的公共管理经过阶级社会的政府管理之后，人类在公共管理领域所发生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可是，观察当今世界各国公共管理的现实，谁也无法否认政府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在公共管理里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是任何一种公共管理模式无法取代的。这就是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联系及其辩证关系。

三、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

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在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并列的范畴，在特定情况下二者又会发生互相交叉关系或互相渗透的关系，因此，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区别。应当说，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是人类社会两个不同领域里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是公共管理者为维护公共利益对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而私人管理是私人管理者为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对私人领域的私人事务的管理活动。先看公共管理。公共管理者如上所述，是由政府、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三部分组成的管理主体系统。公共领域可简称为“公域”，公共事务可简称为“公事”。（德）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主要研究了与“平民公共领域”不相同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他又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区分为“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学公共领域”。他认为当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正处于由自由主义模式的政治公共领域向社会福利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过程。[14] 我与他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公共领域是由公共利益规范的人们之间所发生和形成的公共事务关系领域。具体地说，公共领域由公民权利领域、公共权威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三个层面自下而上形成，好像一个塔式结构。公民权利领域指公民在居住地自发地直接发生的公共生活关系的公民基层社会领域，解决公民之间发生的公共事务矛盾关系的主要规则，就是每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公共管理的主要特点，是依靠公共舆论实行公民社会基层自治。同时,公民通过民主参政,运用公共舆论力量自下而上监督社会中介组织和政府的公共行为,维护公民权利。公共权威领域指政党、社团等组织形成的社会中介组织领域，这些组织都是由一些有权威性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发起组织的，并且是组织成员自觉自愿参加为实现共同利益而成立的组织或社会第三部门。解决组织团体内部矛盾的主要规则和程序是团体的章程，处理团体外部矛盾的主要方式是博弈与合作。公共管理的主要特点是领袖人物的权威影响力与合作协商式的民主管理。同时, 作为社会第三部门它又起着联系基层公民社会与上层政府社会的中介作用。公共权力领域指高居于社会顶端的政府掌握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域，这是政府的公共行政领域，其管理功能就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整合公共资源， 管理公共事务，其管理的主要工具是权力、制度、法律和公共政策等。政府公共管理最鲜明的特点是对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实施自上而下的合法的强制力。在公域里干公事维护公益的人，可以说都是政治人，他们不仅都有“权”的身份特点, 而且都和公共生活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任何一个人的一生都不能不与“公”字发生关系，人天生都是被公共管理者和公共管理者。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讲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是对的。

我们再来看看私人管理。私人管理的主体是个人和私人组织。私人领域一般简称为“私域”，由个人的私生活领域、家庭生活领域、私人企业活动领域和商品交易市场领域四个平行的不断放大的圆圈层形成。私人管理的对象是私人的事务，一般简称为“私事”。私人管理的目的、实质和原则集中为一条，就是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西方人把善于按这个原则办事的人称之为“理性经济人”。私人管理主要依靠的是感情、道德、私人关系和合同制约。私人管理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私域、私事 、私利，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私”字。

概括起来看，公共管理的最大特色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字，私人管理的最大特色就是一个“私”字，这就是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最高本质和最大原则的区别，因此，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分清公、私管理的不同界限，不能把公、私管理混为一谈。

其次，让我们看看公共管理是如何渗入私人管理的。从历史上考察，人类社会的公共管理先于私人管理出现。在人类的原始氏族社会里人与人相互依赖，甚至人与自然也是一个统一体。正如列宁所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区分开来。”[15]（P90） 因此，那个时代的人只知有 “公”，不知“私”为何物，所以，那个时代也只有公共管理，不存在私人管理。私人管理是人类历史进入到阶级社会的产物。自从人类个体的物质生产能力出现了剩余但又不能满足全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时候，私有财产、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才产生了。此时人类一分为二，少数人成为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多数人成为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只是到了这个时期私人才开始关心私利对自己的私事进行私人管理。真正成熟发达的私人管理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一门科学知识和管理学科则是以（美）泰罗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为创立标志的。这时候的私人管理在私人家庭生活里出现了“家政”服务；在私人企业管理里出现了委托人和经理人的不同角色。由于私人企业管理的规模越来越大，私事里面也有了公事需要管理，于是经理人也就扮演起企业“行政总裁”的角色，私人企业里也设立了所谓的公共关系部，还有了专门从事公共关系工作的公关先生和公关小姐。看来，私人管理是很善于向公共管理学习的。往后私人管理发展很快，甚至比公共管理还发达，成熟的《管理学》理论竟成了私人企业管理的代名词。可见，私人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最后，让我们再看看私人管理是如何进入公共管理的。在现实社会里任何一个人都具有二重性身份，一方面他是私人，要生存发展，有私事，要谋取私人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他又是公人，不可能脱离开公共生活而生存发展，因此，他又得干些公事（政府官员更是以担任公职干公事执行公务的公共行政管理为专职），维护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秩序和良性运转。人的这种二重性身份决定了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很容易发生互相交叉关系或互相渗透关系。既然私人管理可以学习公共管理，那么，公共管理有什么不能向私人管理学习的呢？上世纪80年代在英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其实质就是公共管理学习和引入私人管理的结果。（美） 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论述了十个方面的政府改革：第一，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第二，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第三，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第四，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第五，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第六，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第七，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第八，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第九，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第十，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16]可以说，这是对新公共管理的内容特征比较全面的概括。私人管理的许多优点确实是值得公共管理学习和借鉴的，这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很有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在根本点上忘记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不同本质和原则区别，至少在以下几点上私人管理是公共管理不能搬用的。第一，私人管理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最高本质和最大原则，必然反对和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公共管理必须干涉和限制私人利益泛滥。第二，私人管理者为谋私利往往不择手段向公共管理者进行各种方式的行贿，而公共管理者很容易因受贿而蜕化成为腐败分子，所以，公共管理者不能不预防私人管理者用裹着糖衣的“炮弹”发动的进攻。第三，私人管理是个人权威至上，独裁专制，与公共管理的民主管理本性和公平价值取向是相对立的，值得公共管理警惕。第四，私人管理的随意性很大，合同、制度往往会变成一张废纸；而公共管理则必须把制度管理作为最基础的管理方式，否则，社会生活就会乱作一团，无公共秩序可言。第五，私人管理的最大活动领域是自由市场，崇拜自发性、盲目性，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两极分化，因此，作为公共管理的最高代表者的政府必须运用公共权力、法律和公共政策对私人市场活动进行适当的干预和必要的宏观调控。第六，新公共管理混淆了公、私管理，淡化、削弱乃至消解着政府公共管理，是十分危险的，是不可能持久的。尽管公共管理应当向私人管理学习和借鉴许多优良的管理方法、管理方式和管理经验，但是二者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里的为了不同的目的的性质根本不同的对不同事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公与私的界限必须分明。这就是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应有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1］夏书章． 必须着力切实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J] ． 中国行政管理，2005，（5）.

［2］陈振明．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相关概念辨析 [J]． 中国行政管理，2001，（2）.

［3］张成福．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 [J]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张成福等．公共管理学 [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陈庆云． 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 [J] ． 中国行政管理， 2000，（5）.

［5］张康之等． 公共行政学 [M]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公共管理导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汪玉凯主编． 公共管理 [M]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7］乔耀章． 公共管理体系与公共道德体系初探 [J] ． 学术研究，2005，（7）.

［8］周树志． 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J] ． 中国行政管理，2001，（2）.

［9］周树志． 论公共管理范畴 [J] ． 西北大学学报，2002，（5）.

［10］陈庆云等． 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概念视角与模式 [J] ． 中国行政管理，2005，（3）.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张梦中． 论公共行政学的起源与范式转变 [J] ． 中国行政管理，2001，（7）.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4］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 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5］列宁． 哲学笔记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行政管理学位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行政管理;行政领导;路径;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05201

经济危机的日益扩散,给各级各类管理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更好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行政管理者在制定政策、处理矛盾、推进工作时,必须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筹划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各种复杂局面,迎接风险和挑战,着力将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行政管理与行政领导: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领导理论一直是管理学界和心理学界的研究热点。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有人认为,我国提出“行政领导”只是对“行政管理”一词的替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区别,但事实不然。传统意义下的行政管理侧重于对行政工作的安排、执行,侧重于自上而下的“监管”和“监控”,较多地考虑管理中的技术因素,是一种分层组织式的管理模式。目前,国内外的“行政管理”具有如下的特征:

首先,在管理方向上,行政管理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坚持等级式的管理和对低层人员的监管,确定和保持适当的垂直交流;其次,在管理手段上,多侧重于硬性管理。通过制定明确的书面规章和程序,以确定标准和指导行为,并颁布明确的计划和日程,以供参与人员遵守;再次,组织架构上,在组织等级体系下增加监管人员和行政人员,因为有必要这样来解决组织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所面临的问题。

再让我们来看“行政领导”所具备的几个特征:一是共同性。它强调的是一个团体或组织,不是领导个人,是行政人员和领导的共同体,要达成的是共同的目标;二是平行性。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是平等的,行政人员与领导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他们具有相同的工作节奏;三是发展性。行政领导关注的是更好地促进行政人员的专业发展和行政的办事效率,最终达到组织的共同发展。即参与者认同、适应组织共同的价值和目标,并与个人目标形成联系,达到共同的发展。

可以看出,“行政领导”所倡导的管理新理念,注重和谐环境的塑造和相互作用过程的创立,注意发挥下级领导和全体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充分依靠行政人员的智慧,切实发挥行政人员的潜能,让行政人员分享权力,民主参与,跟行政人员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强调合作和团队精神,允许行政人员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共同解决问题,共同承担责任。它体现的是一种民主的、合作的、互动的、和谐的、开放的、多元的、宽容的思想,致力于组织成员的共同发展。

2从行政管理到行政领导的路径选择

2.1从执行者到战略规划者

自2006年美国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出版《执行――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一书以来,对执行力的研究与重视日益加强。对管理者的执行力也要求甚高,但不得不提的是,执行力的提升对于管理者来说是必要的,可执行力的培育过程消耗管理者的稀缺时间,并且容易使管理者陷入日常细节事务中,这也是需要我们重视的。所谓战略管理就是对行政事务的总体管理,战略管理包括执行力,前者更加注意管理的全局性,而后者更加关心管理的某个方面和环节;前者比较讲究谋略,而后者较多重视规范;前者比较重视行政组织和环境的关系,而后者着眼于行政组织内部本身;前者重视用忧患意识激励行政人员,而后者更加注意常规奖惩。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行政管理者最重要的是要具备战略规划的能力,实现从行政管理到行政领导的转化。

2.2从监督者到引导者

目前多数行政管理者只重监督、轻组织文化培育,导致行政机关内部领导与成员之间带有一定的误解,而这又造成了行政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的困境。“行政管理”的特征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向,强调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监督,而“行政领导”强调组织成员的公平性与创造力,较多地关注组织成员的共同发展和组织文化的培育,行政领导作为行政机关的主要管理者,应与行政人员协同工作,分享权力,并且他首先应作为行政工作人员,实现角色转化和体验,贴近行政服务过程。而行政工作人员在“行政领导”中更多地参与组织的重要决策,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更加频繁。行政领导者鼓励行政成员分享彼此的工作方式改革与服务创新成果,支持参与式决定,扮演促进者的角色,积极发展分享的行政组织文化。

2.3从检查者到沟通者

行政工作的监督方式多停留在检查上,这也是行政管理者常用的管理方式。但是,检查者角色同监督者角色一样,会带来组织文化中的不和谐。从实践来看,一种检查式的管理方式往往没有激励式来的和谐。而我们从管理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与技能来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的工作方法、不断学习、团队合作等能力是必需的,但其中沟通能力显得尤为关键,而沟通的能力,或者说沟通的思维意识是现代行政管理者亟待补充的内容。从定义上看,沟通就是为了一个设定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个人或群体间传递,并达成共同协议的过程。有效沟通关键强调的是明确沟通有明确的目的,达成共同的协议,实现信息的传递和思维、情感的交流,这些都是行政管理者需要转变的地方。实现从检查者到沟通者的转换,是“行政管理”向“行政领导”转换的重要一环,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行政组织文化的共建。

3从行政管理到行政领导过程中需要警惕的问题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需要抛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行政工作是建立在特定情境中的,这就需要“领导”与“管理”保持动态的平衡。行政领导要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点,要视具体行政工作情况而随时调节砝码。我们要做的,不是在领导和管理之间择一,而是在两者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对领导和管理的强调与平衡是对两个变量――所需变革数量和行政运作的复杂性之权变,处于动荡情境之下而又复杂的行政工作要求高水平的领导和管理,面临重大变革而又相对简单的行政机关要求领导多于管理,在稳定环境下复杂的行政机关,要求管理多于领导,稳定情境下的简单行政机关则要求两者都淡化一些。事实上,现在行政工作的管理情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境,它在某些方面是稳定的、可预测的,但在某些方面又具有多变、不可预测等特征,是两者共有或在特定情境中偏向某一方。这就要求“行政管理”和“行政领导”视具体的情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转变之中。

参考文献

[1]冯秋婷.改革和完善领导决策机制[J].理论探讨,2003,(04).

[2]杜梅红.试论从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思维范式转变的当代意义[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4,(03).

[3]王川兰.论服务型政府的困境、超越与建构[J].公共管理学报,2005,(04).

[4]王秋敏.转型时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范式取向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郭玉川,曹静.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改革与完善[A].“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C],2006.

[6]杨婷.“以人为本”与“以被管理者为本”[D].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7]程瑶.领导者在行政决策中公平行为的失范以及对策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8]唐娟,黄飚.关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几点思考[J].科技资讯,2007,(02).

行政管理学位论文范文第10篇

公共管理作为一种专业教育，最早产生于18世纪30年代的德国，但作为一种专业学位(公共行政或管理)教育，被明确提出来并付诸实施，则最早是在美国。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开始酝酿公共行政或管理教育，到今天，美国公共行政领域的教育与培训工作经历了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

1、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发展历程

美国的MPA教育至今已有8()多年的历史，其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创立和发展时期(5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大学公共行政教育发展缓慢，尽管一些院校陆续开办了MPA教育，但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到1980年，全美国也只有5()所大学开设公共行政或管理课程。(2)大发展时期(60年代一70年代初)。由于美国各级政府对公务员职业培训的需求日益增大，大学的公共行政课程教学开始获得迅速发展。到1973年，全国开设了公共行政课的院校达101所。MPA教育的专业领域开始分化，由原来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增加了公共事务(PubliCAffairS)，公共政策分析(PubliCPolicyAnalysiS)，课程内容分别适应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需求，还为国外留学生提供有关课程。这一时期的美国MPA教育从总体上看，还比较分散，缺乏一定的规范和组织，但多样化是其最显著特色。(3)规范化发展时期(70年代以后)。美国的MPA教育规模继续扩大，到1983年全美开办了MPA教育的院校有186所，到1995年已发展到232所，在校学生有30000多人。这些院校普遍开展公共行政与管理方面的专业教育，也为在职公务员提供各类培训课程。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有322所院校开展MPA教育和公务员培训。

2、美国公共管理教育的主要特点

(1)注重实际能力和素质的培养。MPA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等方面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为政府机关和非营利的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一批具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素养，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精通某一具体政策领域的专业化管理者、领导者和政策分析人才以及中高级职员。培训对象是政府机关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有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这种培养目标决定了在培养过程中，注重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教学内容面向社会，尤其是公共领域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与政府的需求，进而得到社会的重视和扶持。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口号是“为21世纪准备领导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该院的招生能力在校内已超过了著名的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在校外，该院也成为全美最重要的政府和其他公职机构的领导人才培养和政府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为美国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领导人才，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2)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美国的MPA教育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美国院校中从事MPA教育的教师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其中专职教师主要指那些具有学校正式编制的理论工作者，他们主要教授理论知识。虽然他们也需要研究政府的实际运作情况，但是理论教学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专职教师一般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和较多的学术成果，并在学术界有较高声誉。他们除了进行教学之外，还要进行理论性研究，有责任承担有关政府管理方面的课题和研究项目。兼职教师则是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具有丰富的政府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高级管理者。他们主要是向学员传授政府管理中的实践经验。兼职教师除了具有较高的学历外，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了解政府的日常运作程序，掌握大量的政府内部信息，能够更好地结合理论讲授政府工作的实际经验。

(3)重视案例教学。MPA的目标是培养实践型的高级管理人才，因此它的教学方式与其他专业或其他学科的教学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主要是以提高学员的素质和能力为主，注重经验和技术的学习，所以国外MPA教育的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多样。案例教学是MPA教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教学方法。由老师提供一个比较典型的管理问题和政策问题，然后给学员提供政策问题或管理问题发生的背景，并给学员指出该问题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让学员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进行抉择。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和抉择，来提高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强调研讨。在北美的公共管理教育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学生的研究与讨论。教师在教学中经常给学员留出足够的时间对问题和案例进行思考与讨论。学员通过研讨，增进了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提高了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美国MPA教育的主要形式

国外MPA研究生既有来自公共行政或管理专业的本科生，也有来自政府部门和其他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人员。为了适应不同生源的不同要求，国外MPA教育采取多种多样的培养方式。

(1)全日制脱产和非全日制在职的培养方式。全日制脱产的培养方式是指MPA学员暂时与工作脱钩，全天在学校学习。全日制MPA教育是MPA正规化培养的主要教育方式。非全日制在职的培养方式是指MPA学员一边工作，一边利用工作之余接受MPA教育，即在职攻读MPA。两者的学习期限各校不尽一致。如马克斯维尔学院的MPA是一年，肯尼迪学院有为年轻大学毕业生开办的2年全日制MPA和为有1()年工作经历的在职官员开办的1年制MPA。非全日制MPA教育主要面向在职人员，这是MPA发展的趋势之一。尤其是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在加强全日制MPA教育的同时，为在职公共部门管理者开办的各类MPA学位班、MPA课程培训班蓬勃发展起来。如周末学习MPA项目、夏季MPA项目、EMPA项目等等，为更多人的学习提供了方便，对提高公共部门管理者的管理水平起了良好的作用，也进一步密切了公共行政或管理院校与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门之间的联系和了解，促进了双方的合作。

(2)学分制培养方式。学分制是西方公共行政或管理院校MPA培养的主要方式。实行学分制的行政管理院校，MPA学生必须通过学校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修满学位规定的学分，方能撰写学位论文，论文答辩通过，方可按学位申请程序授予MPA学位。研究生只要修满规定的学分，通过学位论文，就可以拿到MPA学位，总的学习期限可以适当延长。少数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研究生，个别课程经批准后，采取在教授的指导下自学，在通过学校统一的课程考试后取得学分。对于已经掌握的某门课程，通过本人申请可准许免修，但仍需通过统一考试方可取得学分。

(3)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这一方式一般适用于在职MPA的培养，多采取在职学习，实行定向培养，学制一般为3年，其中集中授课时间1一2年。不上课时，由学员按照要求自学，包括阅读参考书籍，进行调查研究，完成课外作业，撰写课程论文等。教师定期辅导和检查考核，在每门核心课程结束时，学员必须集中参加考试。在实习安排方面，由于学员的学历背景不同、工作要求不同、个人志愿不同，因而有一定的灵活性。一般采取调查公共部门的管理经验与问题的形式，或者采取巡视调查与挂职实践相结合的办法。实习结束时，要进行成绩考核，写出实习报告。

(4)授予不同层次资格证书的培养方式。为了在更大范围吸收高质量的生源和更有效地培养管理人才，在MPA培养过程中，一些国家根据不同生源和他们达到的不同标准，颁发不同的资格证书。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的全过程，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和审查的，授予MPA学位证书，毕业后继续完成论文的，可再申请MPA学位;单科课程考试及格取得学分的，发给已修课程证明，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修满课程学分的，取得研究生毕业证明。采用这种灵活的方式，一来解决了在职人员工作学习难以兼顾的矛盾，二来发挥了办学的潜力，尽量多地培养学生，满足了社会不同层次的需要。

(5)合作式的培养方式。合作培养方式是联合培养MPA的一种典型方式。合作式的培养方式有很多具体形式:一是校内与校外结合。例如，美国联邦行政学院专门聘请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企业管理专家、公共部门管理人员担任本院的兼职教师。这些校外人士的加人，既可以丰富MPA教学内容，又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从而能够针对社会问题开展教学工作。二是跨国联合办学。跨国办学是MPA联合培养的最高形式，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这种培养方式有利于培养既掌握国际发展动向又了解本国国情、适应本国公共部门管理蓬勃发展需要的高级国际性管理人才。

二、中国公共管理教育发展状况及问题

1、中国公共管理教育发展历程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教育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建立过行政学院。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院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都曾有行政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但在1952年院系及学科调整后的20多年间，行政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未能作为独立学科保留。1979年后，行政管理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恢复和发展起来。1982年，中国政治学学会在复旦大学举办了全国行政学讲习班，侧重讲授了行政学知识，为行政学在全国的发展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1984年，在吉林市举办了全国行政科学研讨会，论证了开展行政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1986年起，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等陆续设立行政管理专业。1988年1()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标志着行政学在中国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92年后，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拥有了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办学权。同时，t)()年代初，国家组建国家行政学院，各省也陆续成立省级行政学院，开展公务员公共管理知识培训。1997年，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进行调整和修订，把法学学科的行政管理归属于管理学学科。1998年，全国有3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获得了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行政管理学在中国成为一门人们关注的年轻学科。1999年，教育部成立了全国设置和试办公共管理硕士(MPA)专家研究小组，加强可行性论证。2()(川年，国家批准24家高校试办MPA。2(川3年，国家又增加23家高校开办MPA。当前，我国开展公共管理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行政学院承担的短期公务员培训，二是以高校为主开展的公共管理学历教育。

2、中国公共管理教育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1)师资与培养目标不适应。MPA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等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其培养方案充分体现跨学科、复合型、应用型的特点。这就要求教师不仅具有专门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而且要有多学科背景，并了解政府实际及公共事业管理的实际。目前，中国有很多从事公共管理的教师虽然具有理论知识，但确实缺乏对政府管理实际的了解，使得教学与实践脱节，操作性不强，本土化不足，难以实现公共管理教育的培养目标。

(2)培训规模与需要不适应。中国有着数量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但公务员学历层次普遍偏低，难以适应未来发展的要求。近年来虽然公务员队伍学历提高较快，但高学历与专业化并不能划等号，一些高学历人才进入公共管理部门后依旧缺乏该方面的专业训练。多年来，“干中学”是中国公务员成长的一个土模式。这种通过实践自学和摸索的路子已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公共管理体系，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政府公务员队伍已成当务之急。但是，中国目前只有47所院校开展MPA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公务员培训的需求。

(3)教材及案例与教学方法不适应。公共管理教育强调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研讨式教学、实习式教学等方法。这些教学方法需要教师了解政府工作实际，掌握大量的公共管理、公共事务及公共政策方面的案例。但中国教师普遍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公共管理教育目标的深刻理解.也没有建立起案例开发与研究的激励机制。这是因为，进行案例研究，一方面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精力及费用，另一方面其研究成果学术性也不强。因此，案例及教材建设明显滞后，已不能适应公共管理教育发展的要求。

三、中国公共管理教育的发展趋势

1、需要大规模发展

鉴于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发展的状况以及中国公务员培训的实际需要，我国必须大规模发展公共管理教育，一是继续扩大公务员培训的规模，二是继续扩大培养MPA的院校，尤其是应该增设师资力量强、教学条件好的地方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是培养国家公务员、行政领导干部和理论研究人才的高等学府。其优势是与政府部门联系紧密，课题研究贴近政府工作实际，熟悉了解公务员队伍状况及培训需求，有一支精良的教师队伍和很多高校所没有的优良的办学条件。

2、教学必须与国际接轨

国外公共管理教育，尤其是MPA教育发展时间较长，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规范化的培养方式、教学方法，我国公共管理教育应积极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并逐步与其接轨，实现MPA培养的国际化。

(1)MPA学员以公共组织在职人员为主。国外MPA研究生既有来自公共行政或管理专业的本科生，也有来自政府部门和其他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人员。由于MPA教育作为高层次的职业性专门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在职管理人员又比较了解政府工作的实际情况，因而更适合MPA的学习。因此，MPA学员以公共组织在职人员为主，是MPA教育的发展趋势。

(2)教师强调多学科背景、专兼职相结合、专家与官员相结合。美国院校中从事MPA教育的教师，一般要求其要具有在政府部门或公共管理部门工作的经历，或者与政府部门有联合研究项目，或者有较长期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咨询项目。他们多数能够同时胜任教学、科研和在公共部门担任咨询的三方面任务。

(3)教学内容重视多学科的渗透，重视经济学和定量方法的运用。国外MPA的课程设计以紧密联系政府工作实际、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公共管理能力为基本原则，因而，MPA教育理论与实务并重，多学科交叉渗透。培养学生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政策分析方法与技能，提供经过学院教育才能获得的定性、定量等专业的分析工具，让学生具备更高级的专业素养，具有更高层次的能力素养，以成为有专业领域特长的高级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4)教学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案例研究与案例教学。国外MPA教育中，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案例教学是MPA教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教学方法。模拟教学通过学员在模拟情景中的角色扮演来培训他们的管理技能，在国外许多学院招聘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中的高级官员来做兼职教员。现场观摩是让学员亲自到政府机关中的工作现场去感受工作环境，了解工作情况，接触行政管理人员，学习他们的处事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小组教学方式是比较普遍常用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培养有关工作技能，有助于培养未来管理者的相互交流、共同研讨问题的能力和互助协作的团队精神。MPA理论讲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求授课的内容紧密围绕政府机关的日常管理与工作展开，因而对教师本身素质的要求较高。

3、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

从7()年代至今，国外MPA教育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影响。交流与合作成为各MPA院校互通有无、共谋对策的经常性活动。如美国帮助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开办MPA教育;国家行政学院与美国合作开办过类似的培训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合作等。MPA教育有两种基本的模式，一是大学教育举办，有比较独立的专门或主要进行公共管理方面教育的机构。二是专门培训政府高级公务员的院校举办的MPA教育，这种模式针对性较强，与政府的工作实际联系较为紧密。两种模式可相结合，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培训网络。

4、更加注重教育培养质量

一要不断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二要进行教学内容的创新，面向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实际问题或以政府当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为研讨专题，以解决公共问题为中心培养干部的实际公共管理能力;三是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努力运用适应MPA教育的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等方法;四是进行教学管理的创新，努力提高教学管理的效率和公务员培训的针对性。

四、对发展北京市公共管理教育的思考

1、加强合作，充分利用三种资源

第一，坚持开放办学，广泛利用国外公共管理教育资源。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开展公共管理教育历史悠久，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成熟的办学模式、科学的教学方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因此，北京市应在认真总结近年来国内外合作经验的基础上，在强化教育本土化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有效的合作方式，推动北京市公共管理教育的发展，全面提高北京市公务员素质。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展国外合作时，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非常重要，对合作伙伴的办学特点、教学优势应非常清楚，只有这样，才能使合作富有成效。

第二，加强北京行政学院与北京高校的合作，充分利用北京市的公共管理教育资源。北京地区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科研优势，公共管理教育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因此，北京市应积极探索，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发挥北京市的教育资源优势。目前，国家行政学院已与北大政府管理学院联合培养MPA，北京行政学院也正在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联合培养MPA。在公务员培训方面应积极探索合作的有效形式，这符合公共管理教育发展的国际潮流，也是北京市建设优良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执政能力的现实要求。

第三，重视与政府各部门的合作，充分利用政府资源。开展公共管理教育，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但更应从中国实际出发。因此，北京开展公共管理教育应以北京市公共问题为中心，以培养公共管理高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注重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通过与政府各部门的合作，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优势，将使公务员培训更加紧密贴近政府管理实际。

2、强化四个结合，努力提高培训成效

一是在教学内容上，强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MPA的产生是与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教学内容紧跟政府公共管理发展与改革的进程，关注政府公共管理的工作实际，这是国外MPA教育兴旺发达的主要原因。北京市开展公共管理教育必须以北京市公共管理问题为中心.必须贴近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贴近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贴近学员的工作实际和培训需求。

二是在教师配备上，强调专兼职相结合。应聘请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作为兼职教授。专职教师注重公共管理理论讲授，兼职教师则侧重案例分析，注重政府管理经验的传授。行政学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实施人才兴院战略，努力形成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按照德才兼备、专兼结合、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原则，建立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

三是在培养方式上，强化重点培养与知识普及相结合。北京市拥有公务员十余万人，通过MPA教育的公务员寥寥无几。因此，如何建立一项利用业余时间组织自学的制度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建立自学制度，在北京市公务员队伍中广泛普及公共管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