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论文范文

行政程序论文范文第1篇

1.行政程序法制化。行政程序法制化首先表现为行政程序法典的统一制定与实施。行政程序是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对象。由于行政程序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其逐一进行规范。而现代法治国家主要是针对那些能够保障公民权益，提高行政效率重要行政程序予以法制化。因此，行政程序法制化的主要内容有信息公开制度，职能分离制度，听证制度，时效制度等这几个重要内容。2.行政程序法制化与依法行政。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了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并进一步明确推进我国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宪法虽规定的，行政机关在进行活动时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社会民主化和法制化的重要标志。行政程序法制化与依法行政有着密切关系。首先，依法行政的核心是遵守行政程序法。依法行政的前提是必须依照行政程序法行政，离开了行政程序法也就无法做到依法行政。行政程序法为行政机关设定义务，将行政机关的权利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控制了其行政权的行使，保障相对人的权力。况且，行政行为受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共同影响，如某一行政行为违法了程序法那么也必然会对实体法部分产生影响。因此，依法行政的核心是遵守行政程序法。其次，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律制度不足以保证依法行政。在我国行政实体法当中，不能完全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而行政程序法正好能弥补实体法上的不足。

二、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中存在的问题

本部分将从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现状以及我国行政程序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分析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中存在的问题。昆明地区作为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省会城市，其近年来出现的诸如PX事件与晋宁富有村事件等的群体性冲突在全国范围内都屡见不鲜，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本文以昆明地区为研究视角，以此为代表分析我国行政程序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现状1.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法律规制。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大多存在于行政实体法当中，目前还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法典。我国目前的行政立法现状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因此本文重点分析行政立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国《行政程序法》的颁布。我国第一次行政程序立法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明确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开创了司法监督的新纪元。在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比较完整的规定了治安行政处罚的程序。这一阶段的行政程序立法从形式看基本与相应的实体性规范共存于法律规范中。第二个阶段是以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制定为标准，从此进入了行政立法大发展时期。这个阶段从1989-1996年，各部委纷纷制定本部门专门的程序性规章。这些规定为我国现代行政立法奠定的基础，并具有初步规模。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出现了一些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规定，但立法仍然带有强烈的管理色彩，缺少相对人参与权的相关规定。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行政处罚法》至今。该部法律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将作为现代行政核心内容的听证制度引进了行政处罚领域，除此之外，还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公开制度、告知制度等。这一阶段的行政立法主要集中在政府信息公开和听证两个方面，成为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律逐步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2.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问题。第一，我国行政程序法比较分散，没有统一法典，大多存在于实体法当中。我国目前除了《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其他都散见与行政实体法当中。这样在法律适用中可能造成行政程序法的适用问题，削弱了行政程序法的权威性。另外，重行政实体立法，轻行政程序立法；重事后行政程序立法，轻事前、事中行政程序立法是我国目前的一个主导的观念。第二，参与原则等重要原则没有进行规定，基本原则体现的作用不明显。各国行政程序立法都有合法原则、公开原则、公正原则、参与原则及高效原则等。例如，对于参与原则，我国仅仅只规定了体现参与原则的听证制度，但并可没有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正是由于参与原则没有很好得到体先，导致我国现行立法带有强烈管理色彩。第三，行政证据制度规定有所欠缺。我国对行政程序中证据制度规定不完善，这样容易导致无法认定行政决定的作出是否违法，容易导致事实认定不清。这样也可能导致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

（二）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实践中的问题1.昆明地区PX事件。近年来，全国多地因大型工业项目所造成的层出不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昆明PX项目。2013年昆明市反对PX项目事件是指2013年5月，昆明民众反对安宁市草铺工业园区的1000万吨炼油项目引起的。中石油云南石化1000万吨炼油项目计划在安宁市草铺工业园区实施，该项目厂址所处的安宁市草铺街道距离昆明市市中心45公里，由于担心化工厂建成后危及民众健康，该项目引起昆明市民强烈反对，最终游行表达诉求。据媒体报道，昆明市关于此次PX项目很多相关信息是在第一次游行后被动公开的，这种消极应对的行为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此次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不足所引起。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开该炼油项目的相关事宜，也没有及时使公众了解到何谓PX以及PX是否会造成危害。在整个过程中，公众参与也是明显不够的，政府缺少与公众之间的对话。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应给与公众充分的知情权，建立公众参与与环境监督机制，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本所在。2.昆明富有村事件。2014年10月14日，昆明市晋宁县“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在建项目施工过程中，企业的施工人员与富有村部分村民发生冲突，截至2014年10月15日早上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冲突原因来自于征地事件，自2010年征地以来，村民与项目开发商因补偿问题一直未解决，没有正式签过补偿协议，造成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恶性冲突。该次事件的矛盾主体是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也是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该冲突原因来自于征地，政府是征地主体，自2010年征地开始一直到2014年冲突事件的发生，村民的征地补偿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显然，政府对此有着直接责任。归根到底，事件的最终原因还是农民土地参与权没有得到落实，农民土地参与权是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的一种。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是也是农民所享有的一项重要财产，而土地征收会严重危害到农民的利益。在富有村事件中，导致二者之间利益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富有村村民的参与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在农民土地征收参与权中，应该包含农民的知情权、陈述权、救济权、申请权的具体权力，在该事件中，这些权力没得到具体保证，导致富有村村民的意愿没有充分表达，使得其与政府之间缺乏有效对话，二者利益长时间得不到平衡，最终酿成恶性事件。3.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实践中的问题。不管是PX事件还是富有村事件以及全国范围内类似事件的出现都说明了我国在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实践中出现了问题。总结以上案例，我国在行政程序法制化上出现了以下问题。第一，我国行政机关中普遍存在重行政实体法轻行政程序法的观念。正是由于这样的观念，使得政府在信息公开，听证制度，公众参与这几方面做的都不到位，导致诸如PX及富有村等屡屡发生。第二，行政主体在行政决策中信息公开性不够，公众参与程度低。不管是PX事件还是富有村事件，在事件过程中，政府的信息公开不够透明，公众参与程度低，所以导致了公众缺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对话，从而致使公众与行政机关的矛盾不断升级。第三，处置的有效性不够。在发生后，行政主体往往都没有及时公布事件真相、造成政府失语、事件失控乃至进一步扩大，极大的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公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三、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实现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说明我国行政程序法今后有望提上立法议程，今后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是一个必然趋势所在。我国目前尚未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根据现状分析，中国行政程序法制化抱有希望，又存在大量问题，有必要对行政程序立法进行一些思考。

（一）完善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建议第一，我国应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西方国家都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行政程序法典，我国目前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法典的制定也是今后立法的必然趋势所在。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能保证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是有一个法定的程序遵守，并且易于查找，这样可以提高行政效率，约束行政权力，保证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法典的制定能减轻我国一直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第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我国将来在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时，必须完善现行的信息公开制度。充分的信息公开是行政相对人参与到行政决策中的前提条件。行政机关应将必须的信息向公众公开，使行政机关与公众信息的占有处于对称状态。我国目前多发的诸如昆明地区PX及富有村事件等都与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程度低有很大关系。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也是平等原则在程序上的要求。第三，完善对公众意见的处理和回应机制。如前文分析，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公众参与度不高，政府对公众意见处理不成熟。不管采用何种形式接受公众意见，对于收到的意见，行政机关都应当认真阅读，并作出详细答复。只有建立该机制，才能保证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也才能督促行政主体认真思考公众意见，这样也就能避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第四，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应同时兼顾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内容。以德国为代表的程序与实体并存的立法结构，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被认为是关于行政运行的法律，以行政行为其核心扩展到行政行为的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及监督救济等。不绝对把行政实体与程序割裂开，是符合我国国情，也是具有科学性的。

（二）我国行政程序法应采取的基本制度前文简单给出了完善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几点思考，但是，如果要正真实现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有一些基本的制度必须涵盖在行政程序法典中，只有基本制度明确才能让基本原则的以体现。第一，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公众参与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形式，是公众实现与行政主体之间对话沟通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整个听证程序中，也是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互动的一个过程，公众直接参与了行政程序。这体现了行政过程中的民主与公正。是现代行政程序法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制度。第二，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是行政程序中程序公开原则的直接体现，也是行政程序法中重要内容之一。充分的信息公开是行政相对人参与到行政决策中的前提条件，有利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并增加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信任，并增加政府的公信力。第三，回避制度。回避制度体现了司法公正性，有助于执法机关严格执法。这一制度不管在司法领域还是执法领域都运用广泛，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中也都有体现。回避制度作为一个古老制度，能够很好保障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第四，期间制度。该制度是对效率原则的保障，可以防止行政机关不作为而拖延时间，从而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不受侵害，也起到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

四、结语

行政程序法在依法行政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是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而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行政程序法已提上立法日程，制定我国行政程序法是必然的趋势所在，而要实现行政程序法制化就要求行政程序法典的统一制定与实施。另一方面，行政程序的司法实践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本文以昆明地区为研究视角，详细分析了昆明地区今年来出现的PX事件与富有村事件等群体性冲突事件，表明了我国目前存在的政府信息公开性不够，公众参与程度低，处置的有效性不够等行政程序实践中的问题。并结合西方国家行政程序法典的先进立法经验，提出了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完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完善我国行政程序法典的建议。行政程序法典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让公众参与权力有法律的保证，希望我国尽快制定并颁布行政程序法典，使我国行政法制化，规范化。

行政程序论文范文第2篇

长期以来，由于法治观念的淡漠，行政时效的紧迫、行政事务的繁杂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制约，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往往只强调实体的合法、合理，而对必要、正当的行政程序却注重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反过来对行政行为的结果也产生了诸多不利的负面效应。在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公正执法不仅要注重实体，更要注重程序，正当必要的程序是区别撊酥螖与摲ㄖ螖的重要标志。从本职工作出发，我认为在当前统计行政管理工作中注重行政程序的建立和健全工作，势在必行。对统计行政行为要有正确的认识。何谓统计行政行为？简言之，就是统计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所作出的影响到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具体化地说统计行政行为包括统计调查项目审批行为、统计调查行为、统计资料公布行为、统计确认行为（包括统计资料的认定、统计行政登记等）、统计行政许可行为（包括发放统计上岗资格证等）、统计行政处罚行为，等等。一般而言，政府统计行政机关业务处室所涉及到的行为只要与相对人发生关系的，都是统计行政行为，都要受统计法的调整和规范，都要依法行政，而不仅仅是统计行政处罚行为。只要统计行政行为不当，影响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作出该项统计行政行为的统计行政机关就有可能当被告。譬如讲，统计局向某基层单位布置了一张调查表，这就是统计行政行为，基层单位认为这项调查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既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统计局就是被告，就有出示作出这项调查的依据和具体审批程序等证据的义务。没有合法、合理的依据，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这项统计行政行为。如果因为调查给基层单位造成损害（人力、物力等），作出这项调查决定的统计行政主管部门还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进行国家赔偿，并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追偿。为何要强调统计行政程序的建设在作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时，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减少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克服撊酥螖的现象，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统计行政法律关系中，统计行政机关作为统计行政主体，处于领导的地位，而相对人（统计调查对象等）则处于服从的地位。统计部门随意制发一张调查表就有可能给相对人带来较大的工作量，增加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开支，特别是不科学的统计指标更给填报带来极大的困难，而这些数字汇总上来后，领导也不见得就是很需要，甚至于统计部门通过现有的资料进行必要的加工也可以获得。因此，这种在统计工作中的撊酥螖现象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控制。即任何统计调查都必须要进行立项论证，确定有无必要进行专门调查，若确有必要进行调查，还要对调查表进行审查，弄清指标的设置有无必要，指标设置是否科学，调查时间是否合理，调查经费有无保障，等等。在此基础上由有关领导进行签发，在统计调查前还要进行公告等。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增强统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在日常的统计行政管理工作中，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对一系列的统计行政行为的程序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都是必须要认真贯彻执行的，不履行这些程序上的义务，也就是违法。从另一方面来讲，讲究一定的程序，可使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是由于在一个良好的程序中，必然有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予对行政行为论证这个环节，有的还要进行必要的听证环节，重要的事项还要通过有关的办公会议集体讨论拍板，经过这样的层层把关，统计行政行为的质量，也必然得到极大的提高。如在统计报送期限的问题上，过去不经过论证，给基层单位的上报期限规定得太紧，以至于到了基层必须25日前就要报整个月的数字，这样质量是难以保证的。如果在制定这样的决策前听取相对人的听意见，也不至于作出这样不近人情的行政行为来。由于时间紧，基层就采取统计加估计的办法来报数，不仅影响了统计数字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弱化了统计法制观念，为弄虚作假提供了温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统计数字上的不实事求是的现象，与调查组织者对待搜集资料的不实事求是的行为有着一定的联系。在作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中，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加强统计执法，明确统计行政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从统计行政管理领域上来讲，在统计行政权（公权力）与统计调查对象的私权利之间存在着一个平衡点。这种平衡，我认为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即除了要对统计行政管理权进行控制以外，在统计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要加强对统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执法检查。由于统计行政行为未经过一定的程序造成相应的手续不完备，给监督检查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如在组织年定报统计工作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统计行政行为，首先必须要以统计行政机关的名义下发一个开展统计年定报工作的通知，明确开展统计调查依据、目的、意义、统计行政主体、统计调查对象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统计法律责任。最主要的是要对每张表要列出具体的表名、表号、填报单位、上报日期、上报给谁（受表单位），等等。如果上报日期推迟和提前都必须要有相应的正式书面通知。其次，开展年定报的通知和有关的统计指标解释，要采取适当的形式送达到统计调查对象手中，并留有送达的依据，如采取开年定会的形式进行工作布置的，则必须留存会议签到单，以便于查阅。对于一次性重大调查要在有关报刊上进行调查前的公告等等。通过上述程序，便于明确统计法律责任，有利于统计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1][2][3][][]对统计行政程序的探讨统计行政行为是统计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这个表示一经作出就具有公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法律效力。统计行政行为意思的形成程序我认为行政行为的意思可分为贯彻性意思、创设性意思两大类。在这两大类中有不同的特点：贯彻性意思的形成。所谓贯彻性意思是指统计行政机关为贯彻上级统计部门有关统计工作的总体布置所要进行的具体统计行政行为的意思。如开展全市年定报工作就是贯彻全国、全省统一部署进行的。在这类意思的形成中，要吃透上级的文件精神，在满足上级要求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具体化。重点就是要明确本地基层单位如何上报、以及上报的时间、地域、对象等各种要求。一般由统计行政机关部门草拟文件，并对基层上报时间、上报方式进行合理论证后，由分管局长签发即可。创设性的意思的形成。所谓创设性意思又可分为自身创设性意思、他人创设性意思两种。自身创设性意思，即根据当地党政领导的要求或根据实际工作开展的需要所要作出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意思。这是要重点控制的。首先，开展这项统计行政行为要合法、合理，不能违反法律。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其次，在程序上要遵循撋昵肓⑾顢、撎致蹟（听证、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摪旃嵫芯浚ɑ蚴壮づ陌澹、撉等基本过程。申请立项。这是一般重大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必经程序。立项必须要有立项的依据（法律依据）和实际的需求。一般还需要有可行性研究的报告。讨论。这里的讨论指对立项需求（申请）的可行性问题的讨论。一般由一个参谋性（辅）的机构（组织）来实施。这个机构（组织）要吸收相关的专家或有关方面代表（最好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重大的涉及到相对人切身利益的应进行公开的听证。一般的也可沿用传统的召开座谈会、放发征求意见稿等形式。重点讨论项目需求（申请）的必要性、可行性的论证科学性等内容，然后对实施内容、形式等要素进行讨论和优选，形成一个意见报决策层会议或交由首长拍板。在上述过程中，要注意听证与召开座谈会的区别。首先，听证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靠众多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具有严格的法律规则和意义，它不是泛泛的道德要求，也不是简单的工作作风，而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工作规则，一旦违反这些原则和规则，将影响某项决策或行政决定的效力。其次，听证的核心在于撎龜和撝两方面。所谓撎龜就是撎，如果只听摬蝗，或撎龜而不撊，则起不到撎的作用。所谓撝是指决策部门的决定必须建立在利害相关人提供的证据事实基础上，允许利害相关人就对方提供的证据加以质证、辩驳。换言之，决策部门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兼听各方意见，而且每次决策必须是建立在相关证据基础之上，特别是建立在有力证据基础上的意见。办公会研究或首长拍板对于重大的一般要经过办公会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表决。在表决程序上应规定不得投弃权票，即要么反对，要么赞成。各人表决情况记录在会议纪要中，这虽是集体决定，若出了问题，凡投赞成票的，要承担责任，投反对票的不负责任。但同时要建立一个约束机制，凡三次投反对票而该项行政行为却分别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领导集体成员，要受到相应的处分，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认定行政行为对与错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要坚持撊鲇欣跀的标准，具体可采用民意测验、跟踪调查、综合评价等方法来论证。对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的决策可在经过必要的程序后，依据领导分工由行政首长拍板决定。上述贯彻性意思和创设性意思是相对的，有些创设性意思经过决定后，对于具体的部门（如专业处）来说又变成了贯彻性意思。有些贯彻性意思，为了贴近各地实际情况需要进行适当补充或修正又具有创设性意思了。而他人创设性意思，即他人为贯彻党政领导的需要或自身需要就统计方面的工作，向统计部门提出的利用统计行政权的申请的意思。如市机械局为了调查全市机械工业的情况，向统计部门提出要开展统计调查的创设性意思，若经统计部门依法审核同意就具有法定效力。属于部门统计调查，就受到统计法的保护。其具体的程序同自身创设性意思的程序。[][][1][2][3][][]统计行政行为的签发和公告的程序统计行为一经确定下来，要经行政首长的签发，以文件的形式下发，使有关相对人知晓。其送达方式同法律文书的送达方式。有委托送达、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送达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对不特定的相对人作出统计行政行为时，可在一定范围内采取在报纸上公告的方式。这里的撘欢ǚ段要与统计行政行为的实施范围相一致。如要在南京市开展全市范围的居民出行情况的调查，可在《南京日报》等全市性的报纸上进行调查公告。统计行政程序实施中的在关问题程序与效力的问题行政活动有其多、杂、变化快等诸多特点，讲究一定的程序就必然要经历一定的过程，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行政效力总是与一定的时间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必然要影响行政效力。为了解决这一对矛盾，在作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时，有必要把统计行政行为区分为重要的统计行政行为和一般的统计行政行为。对于重要的统计行政行为毫无疑问必然要严格适用上述的程序。面对于一般的行政行为，要有限度地适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可将立项申请、讨论、办公会审议等过程有选择地压缩适用，但作为行政首长的签发是必经的程序，不可忽略。对于时间紧迫的重大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决策，在一定条件下也可适用简易程序，但必须是十分慎重，且不宜多搞。统计行政程序必须公示。为对统计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各项统计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采取公示的原则，使统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充分的了解，以避免摪迪洳僮鲾，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实践证明，公示的方法对于提高统计行政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法定审批程序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客体要有法定的标志。为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经过法定审批程序的行政行为的客体，要依照有关规定标注法定标志。如经过统计行政程序审批的统计调查项目在相配套的统计调查表上必须标明撝票砘亍⑽暮拧⒈砗拧⑴蓟虮赴富財等法定标志，若无此标志的，任何统计调查对象均可以拒报。这实际上是赋予了统计调查对象的正当维护权，即对于不法的、加重其义务负担的行政机关的统计调查行政行为的抵制、拒绝，以达到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的目的。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对于其他行政机关、社团组织的无标志报表可拒绝填报，那么对于统计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没有法定标志的统计调查表能否拒报呢？我认为也一样可以拒报。因为统计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统计报表没有法定标志，意味着它的这项统计行政行为未经过法定程序审批，是一种程序违法，当然可拒报。凡没有法定标志的统计表可拒报，如有法定标志的统计表即使相对人有意见不愿报，也必须报，只能依法提起统计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复议或诉讼期间不停止填报统计报表的活动。同样，在统计行政确认的行为中，如对全市工业企业的排名，必须要标志由统计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才有效。在公布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统计资料时，也必须加上摼臣菩姓鞴懿棵派蠖〝的字样。

行政程序论文范文第3篇

必须纠正几种错误的认识在行政程序制度建设方面，我国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若干缺陷，表现为，缺乏统一法典，规范不科学，追责机制缺位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行政程序意识的严重缺位，尤其是行政主体对于行政程序的认识不足，已成为培育程序意识、健全法治思维的主要阻力。因此，要培育行政程序意识，就必须纠正几种错误认识。

（一）程序法不如实体法重要我国普遍存在重视实体正义、忽视程序正义的现象。很多人认为只要自身实体利益得到保护，即使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违反了相关程序，也能得到包容并不予追究。我国传统倾向于将行政法立法重点聚焦在实体法层面，而行政程序却以抽象、分散的形式散见于各项行政实体法之中，或是出现于层次更低的相关司法解释之中，客观上产生将公众聚焦点引向与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实体法，而行政程序则被认为是形式，往往被忽视。其实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行政实体法。[3]这点，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的概括最为中肯，其认为“事实上，一部制定得良好的行政程序法，胜过十部甚至是几十部实体法”，“如果没有实体法，但有一部良好的行政程序法，大家都按照设计得良好或正当的程序来操作，作出的行政行为虽不能保证百分百的高质量，却可以保证绝大多数正确合法”。[4]这就充分显示了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性。

（二）行政程序可能拉低行政效率对于行政程序效率性的理解，社会普遍存在不同声音，甚至有媒体还拿我国在汶川地震的应急处理和日本在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应急处理作比较，从而贬低日本行政程序的价值理念和效率性原理。这说明行政程序的效率性还未能为人们所知悉。行政行为的效率取决于对行政方式的适当选择、环节的合理安排、过程的科学组合，以保证行政机关活动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行政程序是人们在漫长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同类或同样的行为程序不断选择、改进”的结果，是一种最优化的行政经验总结，良好的行政程序能使行政主体目标明确、行政过程步骤紧凑，简化易行、相应制度合理相互配合。对此，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认为，“行政官员往往把法律工作者发明的程序看成是效率的障碍”，行政程序明显“限制了行政活动的自由，遵循这些规则须花费一定的时间与金钱”，“但如果减少了政府机器的摩擦；时间与金钱似乎用得其所”。②也就是说为了履行行政程序而付出必要代价，在考虑到行政程序的功效之后，这些是可以容忍的。不可否认，由于行政程序法制度制定难度大、法律完善相对于现实变化的滞后性等特点，使行政程序偶尔出现拉低行政效率的例外，但是这是法律完善中的必然过程，仅仅以偶然性的现象，就否定行政程序的效率追求目标，显然是以偏概全的。

（三）我国不具备容纳行政程序的传统思想氛围《牛津法律大辞典》对行政程序的解释就提到，“程序法是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创造的类概念”，因而行政程序的诞生确实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这与我国反对功利主义的儒家文化显然是相对立的。民众对行政程序的功利性产生自然性的抗拒也在情理之中。但用步骤、时限以及采用的方式来指导实践的做法，在我国的类似习惯法领域，尤其是家规族法领域却常有类似记载，在祭祀、婚丧、持家、修身养性等方面常有详细的方法、方式、时限和步骤的要求。如西晋司隶校尉刘暾的家训中提到，“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妇当拜墓，携宾客亲属数十乘，载酒食而行”。《朱子家训》中提到的关于勤俭节约的规定，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关于祭祀的规定，如“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等，其中有些要求得到承认并上升为法律，如“不孝敬父母罪”等。正是有了这些类似程序性的家规族法的规范让很多名门望族生生不息。但随着社会变迁，家规族法自民国时期开始出现了发展的停滞和后退，甚至还曾被作为封建残留加以批判，使其调整社会道德的功能被削弱。但改革开放后，这些传统文化精髓又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所以从思想传承的角度而言，我国对行政程序这一技术也并不排斥。

二、如何培育行政程序意识

由于行政程序法的立法难度大，用时长，阻力多，统一对行政程序进行立法尚需时日，故完善制度可从培育社会意识、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入手，以凝聚社会共识，促使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进而推进法治思维建设，具体应做到如下几方面。

（一）转变思想观念，接纳程序意识完善行政程序的阻力除了社会对程序的漠视，更多源于部分行政主体秉持的非法治思维的抵制。对于非法治思维而言，行政程序就是障碍：是树立个人绝对领导权威、推卸责任、加大工作难度以及追求违法利益的障碍。持有这些思维定式的行政主体，决定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绝对不可能是行政程序。因此，完善行政程序，应由转变行政主体的主观认识入手。要认清法治社会的发展形势。随着、徐才厚等高官的相继落马，路人皆知中央打击腐败的决心空前强大。反腐工作预计将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将更常态化和制度化，这让公务员违规事发的风险陡增。另外网络等媒体作为新兴监督力量已悄然成形，也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公务员应克服侥幸心理，顺应潮流，转变思维定势。当前，对于绝大多数的公务员而言，由于级别和权力的关系，即使心存贪念，想违法侵占巨额财富也可能性不大。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贪污、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或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即可量刑处罚，很多基层腐败分子都因几万、十几万的违法所得即被判刑，丢掉了公职以及退休之后的福利待遇。随着货币的贬值，即使原来的非法所得未被追缴，但对比日益增长的工资福利，并不具可比性。从违法成本的角度而言，公务员也应树立“得不偿失”的观念，培养程序意识，促进行程程序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要认识到规范行政程序是最有效的“官员保护伞”。完善的行政程序让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懈可击，因此能有效对抗行政相对人的无礼、非法指责，能有效降低行政主体因相应过失而被法律追责的风险。当下社会经常出现行政相对人以“讨公道、讨人权、讨正义”为诉求对抗行政执法行为，并要求予以赔偿并恢复原状的现象。但这些诉求之中，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是非法且无理的。“在这些表象和乱象的背后，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但其中多数都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评判错乱和价值认知偏狭的问题。”[5]另外，部分群众因风险承受能力脆弱，思想观念滞后，习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政府身上，遇到问题就怨天尤人，把责任推给政府。尤其在“法不责众”、“人多则正当性与合理性就多”等逻辑诱导下，愈来愈多的人采取“”、“越级上访”等形式来表达诉求，且这些非法的方法方式有被复制和推广的趋势，对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严格执法造成强大的压力。因此，我们更应严格按照行政程序来行使行政权力，树立用程序解决公权行为存在瑕疵问题的观念。让具体行政行为都能有法必依，这样既能起到引导民众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又能降低具体官员违规的风险。

（二）健全行政程序，培育程序思维虽然我国的行政程序制度存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不均衡”、“不同行政机关制定的程序存在矛盾、冲突”、“大量现有行政程序规则无法规范”、“现代化程度较低，缺乏可操作性”等缺陷，但以此认定必须“一步到位”、完成统一立法，本身就违反了行政程序法立法的发展趋势。世界第一部行政程序法是在普鲁士的一个省出现的，并以“点带面”的形式，推进了德国的行政程序法发展。我国也可采取这种渐进式的方式，从完善地方行政程序制度开始，逐渐推进，并在这过程中引导和培育行政程序思维。1．有条件的地方应制定相关行政程序规定。从2008年湖南省出台了我国第一部行政程序规定开始①，已有山东、广东、四川等部分地区相继出台了各自的行政程序规定。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对其进行参考，并结合自身实际，消化吸收，制定相应的行政程序规定。2．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可从规范下属部门制定相应行政程序规范入手，逐步推进行政程序制度建设。具体可以规定行政程序的立法原则，即“程序法制原则”、“相对方民主参与原则”、“行政效率原则”、“程序公平原则”、“行政民主原则”，要求下属单位围绕具体原则，结合自身实际与传统做法，制定相应行政程序规范，彻底实现行政程序从无到有的转变。3．加强宣传、强化执法、逐步培育程序思维。降低立法门槛与标准，并不意味着让行政程序流于形式，而是为渐进式建立行政程序统一法典的让步与铺垫。因此，我们应通过加强宣传，强化对公务员的行政程序知识培训与考核，并以严格程序执法规制行政行为，加强监管，严格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审查，逐步养成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履行职责的行政习惯，以期实现培育行政主体整体程序意识，达成“程序法治”共识。

（三）完善追责机制，促使意识形成行政程序虽散见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等具体行政实体法中，且占据的篇幅越来越大。但在法规不断完善的前提下，为何会出现在行政程序法规面前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的现象？原因在于，除了缺乏对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审查，及有效的监督之外，更缺乏具体的追责机制，甚至有些连违法责任都没明确，如《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就常为学者所诟病。②要有效规范行政行为，必须先明确严格的程序违法责任。如广东省汕头市的行政程序规定除了规定应该追责的程序违法行为外，还明确了行政主体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该规定第一百七十八条和第一百七十九条就对违反程序的责任作出规定，“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履行赔偿义务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制定行政程序制度的地区应参考这些有效的范例，明确程序违法的追责，增强行政程序权威。一方面确保程序控权功能的实现；另一方面，形成行政程序相关制度规范对于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威慑作用，并明确“重视法定程序”、切实按照行政程序履行法定职责就是依法行政，违反、忽视法定程序，即使未造成危害后果，也是违法，减少特定行政行为失效的情况出现，彻底改变长期忽视行政程序的不良局面。

（四）提高福利待遇，降低改革阻力诚然，在完善行政程序制度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行政程序相关制度的制定初期，由于缺乏统一的程序立法原则，一方面容易造成各行政机关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制定出台统一性差的系列相关行政程序，使得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行政程序规则可能会出现经常性的冲突；另一方面，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③“以教化为主”的指导思想和“人治”思想尚未根除，可能让相关行政程序规则的制定呈现重抽象、重原则、轻实操、不具体化等特征，甚至未能体现现代化的民主精神，让相关制度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和可行性。这势必为特定行政主体开展相关工作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同时也加大相关公职人员劳动的强度。但基于目前我国落后的公务员薪酬制度和奖励激励制度，我国在公务员合法利益的补足方面却长期存在不足的现象。随着法治改革的推进，公务员的灰色收入被统一取缔，出现部分基层公务员的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的现象。而严格程序执法，必然会加大公务员的工作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势必会造成公务员严格按照行政程序来执法动力不足，甚至导致其从观念上对行政程序的抵制。这对进一步推进行政程序统一立法和完善极为不利。因此，应尽快进行公务员薪酬制度和奖励激励制度改革，在提高办事效率的前提下，适当合法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以此降低行政程序制度改革的阻力。建设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以“耐心”和“包容”来对待改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既不盲目求进，也不妄自菲薄。以培育行政程序意识为起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程序制度的建设，比追求行政程序法的统一立法，更具现实操作性和可行性，所以，应该培育法治思维，推进行政程序制度的不断完善。

行政程序论文范文第4篇

行政程序原则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行政关系过于广泛，且多种多样;同时稳定性低、变动性大。单靠制定成文规则来规制，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法律原则的功能也正在于此，一方面在规则缺位时起到填补作用，一方面在规则意涵冲突或解释力不够时起到统领作用。可见，行政程序原则与规则是密切相关的，只有找准社会转型的趋势，发现行政关系以及行政程序规则变动的实质，才能不失时机地找到行政程序原则合适的方向和位置。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主要以台湾地区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因为澳门的小社会和与大陆迥异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其并不适合作为社会转型对象与大陆“照镜子”)。台湾地区“自1980年代末期前后所展开的行政法治化，使得行政程序观逐渐由强调宣导与控制的单方控制期，迈向保障人民权益为核心的双轨单向对立时期”。这与大陆地区的行政法治进程是相似的。

(一)更加广泛的民主参与笔者完全赞同，这种当前的“双轨单向”的人文意涵就是“赋予双方平等的地位，创造合理的通与互动的模式，强调共识与参与”:因为“双轨”，公民对于政府正在摒除“父母官”的看待方式，甚至也不是“守夜人”或“公仆”，而更像是“伙伴”关系———不是敌人，又难说伴侣，保持平行渐进的距离未尝不是一种理性考虑;因为“单向”，所以注定了绕不过去，“概念已经为公共服务的观念所取代”。台湾地区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虽然与大陆相比体量还小得多，但在全球视野下，2300万人口已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国家。1949年后60多年的时间过去，长期的社会发展导致了社会阶层的一部分固化。一方面，科技进步和专业分工的细化诞生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和专家;另一方面，行政委托和行政合同的大量出现使政府其实有所“反依赖”于大众。纵观我国大陆地区，公民参与民主的热情和要求日益迫切。针对反腐、反恐、医疗、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民主声音尤为强烈，特别是大陆特有的“”与台湾的“陈情”一道，构成了华人社会的民意上达管道。“行政程序法在转型社会中，便负有汇纳社会力，并提供公平、公开与公正程序的任务。而程序设计中，必然面临对行政的防腐以及行政效能提升两个价值的折冲协调。”［7］23行政程序原则就是解决价值冲突的协调剂，需要在重新制定中考虑倾斜于大众“看得见的正义”。

(二)全面性的自由化趋势这一社会趋势的爆发并不令人意外，主要表现为“体制外的街头抗争”。人们开始在民主对话框架外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台湾学运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便是之前“呛扁”等万人集会的升级版，却也是“违规版”。“反服贸协定”在激进的台湾地区人士看起来像是取得了某种“胜利”，但对两岸关系造成的破坏似乎不可能再靠“体制外”的表现来化解。而就大陆而言，全面的自由化趋势表现在一部分民粹主义者中:在诸如“抵制日货”等运动中的犯罪分子。这不同于一般的自由化，它侵犯了别人的基本权利。这种趋势爆发的原因，如果不提他们自身的问题的话，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矛盾积累怕是不得不考虑的议题。掌握资源丰富的人相反不需要榨干脑汁去攫取利益，而越是边缘于财富权力中心的人越是急需资源来满足他们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和生活保障。单独的“自然正义”不够“纠偏”于他们已经遭受的歧视，进一步的“能力包含义务”考虑乃是行政程序原则与自由化并进的趋势。

(三)普遍性的法治化要求大陆和台湾地区相似的社会现实背景，使得它们同样提出普遍的法治化要求不是偶然的。台湾的人口密度比大陆还大，征地拆迁问题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类问题。首先是“公益”与“私益”冲突的问题。“公益”在两岸法律条文中都经常是一个要么作为例外、要么作为兜底条款的关键词，从国家本位来讲，提倡“公而忘私”当然是有利的。我国宪法第13条和第14条公私财产权“神圣”与否的规定已然是抬高了过往私益的地位，但其差距也不是一个条文便可便捷厘清。但国家和宪法的目的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在内。法律都是宪法的下位法，普遍的法治化就是要求国家落实宪法对人民权利的保障。其次是决策透明化的问题。决策不透明，表面上是一个信息公开的问题，其实是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相对地位问题。决策是行政机关的事，公民并不必要也并不应当参与其中，但其有权了解关乎自己身家性命(如房屋、耕地、生意等等)的重大结果和决定，其实有时仅仅是最简单的知情权折射出的对相对人尊重与否的问题。最后是执法文明的问题。中国式城管因其野蛮的执法行为早已成为被戏谑的对象，他们转而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无论是“眼神执法”这种“冷暴力”，还是“洋城管”执法、“举牌卖萌”执法］、“君子协定”执法等等，单说其执法成本无疑是很高的，行政机关采取如此不经济的执法方式并不是“非常完美”的，这并不完全符合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根本“契约”。只有不断推动社会法治化，才是履行这一“契约”的必由之路。

(四)加速中的国际化潮流“国际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现实趋势，所不同的至少因各国间的利害关系、地缘政治与国家发展的差异，而使此一趋势对各国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强度。”①台湾地区与美国和日本的交往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也曾在国际化中迷失自己，现今在坚持传统中国文化的道路上与全球开展着交流与融合。我国大陆地区的国际化程度要比台湾地区还复杂得多，无论是西部东突“”，还是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逐，抑或是南海地区东南亚和东海地区日本的海疆资源争端，甚至是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和平统一问题，都是中国发展的大势中不得不迈过的重要一步。甚至，除此之外，这种国际化“战争”从地理意义上搬到了网络———管控立法者和参与者，是行政程序原则的一项新课题。正如有学者总结，“解除管制、成本—收益分析、市场取向的管制进路、缩减管制预算、权力下放以及将公务部门任务委托给私人部门……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国家里它们不同程度地代表了公法的新进路。”

二、人本主义:以权利保障和服务效能为中心

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已经过了诸多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概括起来就是权利保障和服务效能两大方面。笔者认为，此二者并重，区分它们的先后顺序不甚明智。故而，文章将主要参考台、澳地区的成文法原则，从中撷取最具时代借鉴意义的关键条文进行筛选和提高，以凝练共识，达成多赢。“正当行政程序的‘一级原则’就是‘自然正义原则’”，而“二级原则”包括“参与原则、中立原则、自治原则、及时原则、救济原则、程序经济原则”等等。［15］202在中国式的正义观念语境中，笔者将具体就其中最切合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的“二级原则”进行探讨。

(一)信息、合作、参与原则“无论立法的时空条件为何，若不能跟上资讯革命的路径，也不能将行政程序与电子化政府连结，都不能营造一个合乎时代的行政程序法。”电子政务(台湾地区称“电子化政府”)是步入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来的时代产物，其首先离不开公民的互联网参与和互动，另一方面也是政务公开的阵地，其体现行政程序原则的做法也更加值得关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年1月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①同时关注台湾地区，虽然网民整体规模不及大陆，但普及率则更为惊人，12岁以上曾经上网民众比率在今年上半年达到79．18%，人数达到1，645万人;全国可上网的家户数达到694万户，比例更是达到84．81%。②而截至2014年4月，澳门互联网用户数达到279376，占到澳门人口数量61．45万人的45．46%，与大陆基本持平，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③网络、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兼具通信和媒体功能的新网络工具，给行政程序带来了扭转般的新趋势，其大大拉平了普通用户和政府官方账号的地位，缩短了反映问题的时空距离。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此一波政府内部运作的改变，将实质影响人民与机关的互动形态，而究其实，乃是一种新的民主概念的形成。”澳门《行政程序法》第7条和第8条分别规定了“行政当局与私人合作原则”和“参与原则”。这两项原则的渊源来自于葡萄牙宪法第267、268条，两原则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互相补足，以推动行政当局跟私人对话，增取共识和合作———私人参与行政决策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最典型是利害关系人在行政当局进行最后决定前有听证权;而参与原则，利害关系人参与对其有关行政决定原则是一项规范行政当局工作的新原则，亦是民主国家的公民保障制度趋于完善的一项重要工具。“良好组织化的社会、充分的信息公开和信息自由以及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一个组织化社会是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制度有效运转的基础”。而在这样的组织化社会中，信息输入和输出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掌握信息资讯就掌握了民主商谈和民主决策的主动权。我国虽然在法律层面还没有类似台湾地区的“资讯公开法”，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确定了“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在行政程序法中，应与公民整体的参与和合作作为一个整体，其保障的就是公民“知”的权利。同时，结合台湾“行政程序法”第9条“注意当事人利益原则”，需要“斟酌其全部陈述与调查事实及证据之结果，依论理及经验法则认定事实，如为当事人不利之处分，应将其得心证之理由完整知当事人，始符合本法所揭示之公正、公开与民主原则及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之立法目的”。行政程序应能够满足多元的诉求，这其实是当前中国的行政程序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是我们观察和分析行政程序的社会背景。因为行政程序原则本来就不是规则主义的，而是实质主义和检视主义的，所以“中国行政程序的建设必须摆脱只从规范的视角观察和构建行政程序的思维定势，……具体来讲，就是要关注法治政府的总体推进情况，配合政府改革的流程再造，回应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的现实”。

(二)非官僚化和效率原则“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中，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要求的增加。”非官僚化和效率原则规定在澳门《行政程序法》第10条，其本意是考虑程序经济，但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情况下，这是提高行政效能、巩固执政正确性和合法性的十分与时俱进的行政程序法原则。先从经济角度入手，不难发现，规定此原则的澳门地区的富裕程度是十分可观的。2013年澳门人均GDP697502澳门元，合87415．8034美元①;台湾尽管增速已位于“四小龙”之末，但人均GDP也有20985美元②;而根据笔者收集数据和计算，大陆2013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6072万人，GDP总量为568845亿元人民币③，经过汇率转换，2013年人均GDP为6708美元，已经达到了中高收入行列。“鉴于行政机关的财力总是有限，且通常不足以完成所有的法定职责，考虑行政程序的效率不可避免。”大陆与澳门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尚有差距，台澳两地尚如此重视行政经济，大陆立法自然更需列为重中之重。这项原则出自葡萄牙宪法第267条第1款。

“对私人生活、本地经济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必须降低官僚化的程度，加快行政当局作出决定的速度和效率，符合经济原则，……非官僚化原则和效率原则之目的是保证合理使用资源、简化行政手续和增加行政效率……”不过，改革总是痛苦的。就大陆而言，本届政府承诺五年内不新建楼堂馆所，其实就是精兵简政，非官僚化原则的体现。之所以还有必要将其写入行政程序法，是因为地方政府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旧习，仅靠一纸没有罚则的公文，怕是难以完全约束。写入法律的同时就意味着可以引入司法审查，便于监督的立体化和客观中立化。当然，非官僚和效率原则的实施之初定然是有阵痛的，但长远看来必然符合行政经济的更高目的。有学者描述:“‘行政程序法’施行后，……一时间虽需付出较多之劳费，如能切实遵守‘行政程序法’之规定，于法律上即立于不败之地，无需担心人民嗣后寻求司法救济时原行政行为遭撤销，浪费更多行政成本。”所以，为了更进一步地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任，奥地利《行政程序法》第37条第2项、德国《行政程序法》第10条、西班牙《行政程序法》第29条等都规定，行政主体一段时间不予答复视为批准，可自行其是———“既然效率是社会的美德，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那么，法律对人们的重要意义之一，应当是它通过界定人们参与社会资源配置的权利，为人们实际配置资源提供必不可少的手段，从而实现销量的最大化。”我国行政复议法很早就规定了及时原则，而后《石家庄市行政执法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已经先行一步，规定了高效原则。笔者认为，此原则可径直运用于决定类听证，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环境影响评价、产业损害调查、保障措施调查、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审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等;但对决策类听证须慎重使用(因行政立法、政府价格决策、城市规划等的结果影响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范围广泛而深远，此时效率应让位于公平)。

三、结语

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多变，立法者往往改过严格规则主义，转以裁量主义为立法指导思想，使其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多具有模糊性之特征，希望以此解决法律规范的滞后性。法律模糊性的本质是立法者授予执法者依据个案具体情况作出裁量，以实现个案的正义，从而原则便有了适用空间。行政程序原则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控制力和变动性。无论最终的行政程序法如何制定，其原则又如何表述，最关键的是一直秉承服务理念，增进公民权益，乃是行政程序法原则的最好归宿。

行政程序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政征用普通行政征用征用程序行政征用法

中图分类号：D912.1文献标识码：A

目次：

事例

引

一、学说梳理和辨析

二、统一行政征用说的提出和展开

三、行政征用的立论根基

四、普通行政征用理念和程序的构想

一．法律依据

二．征用与被征用主体

三．征用程序

四．补偿理论

五．救济手段

六．“普通行政征用法草案大纲”

结语

结语的结语

事例：北京地坛医院是北京市卫生局指定的收治非典型性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在北京市“非典”发病高峰期间，该院每天要为病人拍摄150余张X光片。由于现有的设备满足不了需要，医院便向人民医院借用了一台X光机。然而，问题出来了：没有任何一家搬家公司愿意帮他们将这台重达370公斤的救命仪器运回来。百般无奈之下，医院只好求助于公安局，一番波折后，车终于来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搬运工人被搬家公司的指示不许搬运仪器。最后，是毫无装卸经验的医生和医院的保安冒着细雨将仪器扛上了车……1

引

运送医疗器械，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医院请搬家公司搬运却屡屡受挫。在这一事例中我们尽管可以在道德上谴责这些公司，但他们对于医院确实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双方没有合同也不受单方的强制），况且“恐非”心理作祟也无可厚非。但公安出面了事情还那么难办，最后找来了车却还是让大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就值得我们反思了。难道公安真的没有权力要求搬家公司服从其指挥？还是说理应有这个权力只是法律上有缺位2？甚至说法律本身没有缺位只是程序有缺陷？种种问题，都向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提出了“拷问3”。

一、学说梳理和辨析

行政征用制度在我国法律中有所显现，《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然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在中国行政法学中尚处于空白和半空白状态。在数十部以“行政法”命名的教科书中，谈及行政征用问题的不多，详细阐述的更为鲜见，至于专著更是没有。笔者就手头资料为限，对该问题进行了一番梳理，归纳出如下学说：

（1）广义说。行政征收系指国家通过行政主体对非国家所有的财物进行强制有偿地征购和使用。目前主要体现在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上，此外还有国家对文物的强制征购，行政机关对船只的强制租用等4。

（2）狭义说。行政征用，主要是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的征用。集体土地的征用，是指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地将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5。

（3）包含说。行政征用是行政征收的一个种类，是指为了公共利益之目的，行政主体按照法律规定取得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的单方行为。这里的财产既包括不动产，又包括动产。财产的性质不同，征用的法律后果也有所不同6。

（4）混同说。公用征收（用）与行政征收在我国相似点很多，程序也很接近。但是，行政征收是无偿的，而公用征收（用）是有偿的7。

其他如“公共利益说”、“特定公共事业说”等也多有赞同者，限于篇幅，不加以罗列8。

在以上诸学说中，广义说相对于其他学说才显示出其“广义”，事实上列举式定义必难逃挂一漏万的厄运，所以有必要将之推而更广；狭义说将行政征用局限于集体土地征用，尽管符合了我国的立法现状，但用发展的眼光加以衡量则是不可取的，因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国外的立法中，行政征用确实不仅仅是土地征用，土地征用也不仅仅是集体土地征用，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目的也是要构建统一的行政征用体制；包含说把行政征用作为行政征收的下位概念，将两者的并列性篡改为包容性，更是不合适的。事实上，该说也赞同征用和征收在有偿和无偿性上的区别9，所以若将之理解为广义的行政征收概念10似更妥；混同说在形式上与包含说犯了同样的错误，故于此不赘。

二、统一行政征用说的提出和展开

鉴于以上学说的缺陷，笔者试提出“统一行政征用说”：行政征用是指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通过行政主体依法、强制地取得行政相对人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或劳务，并给予合理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包括特殊行政征用和普通行政征用。在这里，“统一”指的是征用目的（抑或称“征用之立论根基”）的统一，也就是公共利益。无论处于何种状态，平和或危急，洪水或战争，只要目的所需，措施必要，就可以启动征用程序，这便是“统一行政征用”理念。

“统一行政征用说”借用了“广义说”的合理思想，又克服了列举式定义所带来的弊端，同时还避免了其他学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特殊和普通的划分又使得学说内部条理清晰。根据行政征用程序展开的自然过程，归纳出其如下特征：

首先是必要性限制下的公益性和公共性

这既是行政征用的前提和基础，又成为限制征用的标尺。即国家可以且只能在公共目的下依靠公权力在其领土范围内不需要权利人的同意而将他人的财产转变为自己所有的财产，或是自己可得使用的财产。但是，权力有扩张的属性，因此这里的公共目的又是有严格限制的，限制的核心是“必要性”，必要的尺度是“现实而紧迫的公益危机或公用事业的必需”，即如果政府可以采取其他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必须采用征用财产的手段，政府应当采用其他措施11。

其次是法定性和限制性

这是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征用领域的具体要求，也是行政征用作为行政限权行为的题中应有之义。公益性本身是抽象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国家意志对其加以界定。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凡涉及公民最基本权利如财产权等只能由法律和法规加以规定，“无法律即无行政”是最好的概括12。

再次是补偿性

指的是国家对它所征用的财产的所有人给予补偿，补偿不必是对价的，但一定是合理的，因而成为侵害的必然结果。近代以来，人们的财产权利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财产权利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挑战。现代各国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基于社会公益之需，可以对公民财产进行征用或限制，但是须以公平补偿为前提。行政补偿制度的价值在于，它既充分体现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功能，也充分体现了其对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功能13。

复次是救济性

行政征用作为直接针对行政相对人财物之所有权抑或使用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其造成的侵害是重大而显见的，是典型的侵益行政行为，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设定全方位的监督和救济途径14。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事人对土地征用的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最后是强制性

即行政征用是一种国家的单方强制行为，不以被征用财物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同意为前提15，显具“兜底”特征。强制性的立论根基

在于国家的无上性，在给予补偿的条件下，一国的任何财产所有人都必须服从这一权力。强制性作为依职权行政行为的固有特征，其要义是政府守法，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威，真正做到令行禁止。

分类是对征用制度认识的深化和研究的精确化16。行政征用按不同标准可作不同分类，如按征用的原因不同，可分为“因国家全局利益的征用”和“因地方局部利益的征用”；按所征用的财产不同，可分为“对动产的征用”和“对不动产的征用”；按征用的对象可分为“对公民个人的征用”和“对法人的征用”等。统一行政征用体系不仅包含了土地征收、文物征收、车船征收，还将一切符合“现实而紧迫的公益危机或公用事业的必需”的财货和劳务纳入其调整范围，开放性和包容性学说本身的特征所在，但庞杂的体系也会带来复杂的问题，因此也有必要对该说进行内部划分。

分类的前提是抽象出诸多事物的共性，在共性的比较和择取中区分事物。然而哲学中每一次抽象过程往往会略去事物的某些个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多种途径加以抽象，尽量把共性多的事物归于同一类下17。土地作为不动产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财货18，其制度的规范显然是有必要特殊化的，这在物权法等领域已多有反映，在征用问题上更应如此；文物不仅是价值较高的特定物，而且其往往牵涉到专门的公法领域，所以也有必要独立。因此，若是从征用标的上作区分，我们似可以将土地、文物等与一般的财物分离；同样，行政征用有平和状态下的征用和紧急状态下的征用，而且后者所突显的问题更多，更有被重视的必要。

所以，我们区分特殊行政征用和普通行政征用，前者指的是平和状态下的，用于公用事业需要的征用，如国家为基础建设而征用土地，对文物的征用，为解决贫困地区儿童入学问题而征用私人房屋充当校舍；后者则是在“紧急公益危险所必需”状态下的行政征用，如“98洪灾”中征用抗洪船只，“非典”中征用车辆、宾馆，边境地区的战备状态下征用劳力运输战略物资等，此类征用更具普遍意义。下文拟探讨普通行政征用程序。

三、行政征用的立论根基

有必要先澄清一个问题，即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的关系。国内通说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法律后果、行为标的和相对人能否取得补偿，前者是财产所有权的无偿移转，后者是财产、劳务等使用权的有偿征购19。国外如德、法诸国则将行政征收界定为对财产权的侵犯，包括剥夺所有权和使用权，后者属于行政征用的范围20，所以是一种广义的征收概念。基于国情，我们还是应该将征收和征用加以区分，但由于两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尤其是都以公益为目的而以强制方式获取相对人财产权益21，所以在研究中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学说。

西方关于征收制度（广义征收）的理论经历了从古典征收到扩张征收的变迁。伴随保障私有财产绝对不可侵犯理念，古典征收理论首先确立22。该理论在征收标的上一般仅限于土地及建筑物，至多也是有体物的所有权和他物权，且通常是将人民财产权由私用转为公用，以财产权“移转”到国家手中为其特色。古典理论还要求“公用”的目的必须是具体的，充足的，如有一个现实的公共事业抑或是公用事业单位存在23，并在全额范围内加以补偿——这显然是受到私法上损害赔偿理论极大影响的结果24。可见，古典征收理论“私”的出发点使它具有强烈的内敛性。

随着“夜警国”向“全能政府”的转变，以及后来出现的“福祉国家”，现当代国家承担了愈来愈多的任务，行政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一现象在二战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家开始征收的私人财产权，并非全然为了公用，也是为了其他的公共利益，例如为了广大无屋可居的公民，国家利用的机会，征收地主土地来建筑住宅，并售予私人。伴随着公用转换成概括的公益，公用征收的名称也改成了公益征收。其内涵也由原来的“财产权剥夺”扩展为对财产权一个“合法、但有补偿义务的侵害”，这种进展可称为“扩张征收概念25”。其更多“社会化”的出发点使征收的严格限制弱化了。这一理论在魏玛宪法第一五三条第二项表现得淋漓尽致：财产征收，惟有因公共福利，根据法律，方可准许之。除了联邦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征收必须给予适当补偿，有征收之诉讼，由普通法院审判之。这似乎也反映了社会法和公益性在现代法中的优越地位，传统的各个部门法分枝表现出“广义的趋同26”。

古典征收理论和扩张征收理论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异。前者在概念上过于狭隘，使得人民财产权利的诸多方面暴露于法律的空白；后者实际上将几乎所有因公权力造成的侵害视同征收，不仅与现代行政法的法定、限权、比例等基本原则相符，还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保护了当事人对公权力的信赖，因此，“扩张”的是相对人的权利而非行政主体的权力。

在公益的界定上，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征用是由于公用事业需要或紧急状况。其二，征用虽非公用事业之需要，但其目的主要是实现政府职能和任务，尽管产生了有利于私人的间接利益，根据利益衡量原则，公益远远大于私益，应认为是可以征用财产的公益。其三，若既有直接的公共利益，亦有直接的私利益，如电力公司、电信公司、煤气公司等公用企业需获取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以开展业务，一般不应允许采用财产征用手段。其四，直接服务于私人利益，但间接产生了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情形，不应认为此属可予征用财产的公益27。

可见，即时强制的性质定位，以公共利益的存在和紧急迫切为起点，以平衡补偿的必然和保障为底线，加之对当事人以充分的“信赖保护”，成为现代行政征用制度的立论根基。

四、普通行政征用理念和程序的构想

任何事物的发展，一切活动的进行，都须依照一定的程序。程序不是消极反映行为的存在过程，而是在于有目的地对活动进行规制，使之公正、合理28。在英美国家首先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道屏障，已经为多数国家所效仿。行政征用程序的价值在行政征用行为的过程中同样是不可估量的。

尽管在适用法律、确定责任等方面存在区别29，行政征用仍属于行政强制法中的“即时强制”措施，将在行政强制立法中予以规范，而行政征用的程序将由行政程序法规范30。“即时强制”是行政强制的一个类型，是指行政主体根据目前的紧迫情况没有余暇命令，或者虽然有命令的余暇，但若命令便难以达到预期行政目的时，为了创造出行政上所必要的状态，行政机关不必以相对人不履行义务为前提，便可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予以强制的活动或制度31。

普通行政征用通常是行政机关在紧急状态下的征用，可以依据行政命令强制实施，如因抗击非典之需而紧急征用某些物资；特别紧急的甚至可以即时强制征用，事后按行政权限补办批准手续，如需要立即征用车辆运送非典病人、疏散健康人群等32。上述事例中公安机关对运送医疗仪器车辆即可用普通征用制度加以解决。以下拟结合事例对普通行政征用程序加以分析和构建33。

一．法律依据

现代行政法的比例原则和法律保留主义要求政府被严格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尤其是那些可能对公民权益造成重大损害的限权行为。普通行政征用固然属于这一范围，因此也应当寻找法律上的依据。就本案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当地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地方政府决定，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三）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接到下一级政府关于采取前款所列紧急措施报告时，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作出决定。尽管在最近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没有关于行政征用的规定，但许多地方的配套规章对此加有补充34。在SARS被政府界定为突发性传染病，且处于发病高峰期时，医疗仪器对病人康复和切断病源是必需而紧迫的，所以运送医疗仪器的车辆显然在被征用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征收有了法律的根基。

然而，现实中发生需要紧急征用的情况很多，我们不可能针对每一种可能的事件制定一个特别法，由此提出了对统一的《行政征用法》的强烈要求。这部法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界定需要征用的状态，我们认为，既然行政征用是以公益性为立论根基的，那么公共利益的紧迫状态便是征用的必要条件。这里的公共利益包括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环保、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区域的保护、森林保护事业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只要以上的任何一种公益处于现实的危险状态，就可以启动行政征用程序。

二．征用与被征用主体

主体，即行政征用过程中权力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根据行政法理论，行政主体可分为职权性主体和授权性主体。前者是指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在成立时就当然获得行政职权的组织；后者是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以外的行政法律、法规的授权而获得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传染病防治法》中所指的“当地政府”当然是包括公安等行政机关在内的，而其在性质上属于授权性主体，可以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符合责权统一的思想，所以事例中的公安机关可以作为征用的主体。被征用者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事例中的搬家公司符合这一范围。

事实上，行政征用权是国家基于而生的权力，由代表国家的行政机关行使。如抗非典中的“防治非典指挥部”；抗洪抢险中的防汛指挥机构；中的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在这里要区分征用主体和征用执行主体，征用主体以享有法律赋予的征用权力为要件，而执行主体一般是公安部门，即有实际的强制执行力的机关。而相对方可以是财产的所有者或关系人，如被征用房屋、车船的所有人、使用人、抵押权人等，也可以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了较为明确的范围，就可以用恒定与不可转化的眼光来认定主体和主体行为。

三．征用程序

程序问题是行政征用的核心，包括事前的调查、审批和命令；事中的执行程序和当事人异议；以及事后的补偿。程序理念的中心问题是：不在于公民是否有某种权利，而是在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对公民可能产生不利结果的时候，需要遵守一个公正程序35。

征用事关相对人的财产权，所以事先的调查和审批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公益危险的紧迫性，所以在查审中无需也不可能听取和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尽管此与“公民有权利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程序原理有相违背之处，似有扩张行政之嫌，但在两个利益的衡量中我们显然会选择更为紧迫和重大者——公益。

查审之后是征用人以书面形式下达行政命令。当然，若是形势实在紧急以致书面下达命令也将陷于迟延，那么征用人可以在拟制命令的同时即执行征用，并采取口头命令方式，但征用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命令中应当写明内容包括：征用事由，法律依据，征用机关，征用时限，对当事人相关利益加以保护的保证，概括的事后补偿范围，救济手段和责任承担方式等。这就保证了当事人了解行政机关的论点和根据的权利，那么是否有必要保障他辩护的权利呢？换句话说，是否应该设立一个听证的程序呢？我们认为，在此情形下，听证程序的展开显然属不必要之举，而且突发的危险必然牵涉行政机关的大量精力，事实上也无暇顾及听证事宜，由此原则上命令的决定和不适用听证程序。

但命令送达程序是不可少的，而且多在征用人执行的当时送达，此亦属依法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执行人员有义务在执行中出示证件等实属常识，故于此不赘。

具体到事例中，公安机关在收到医院的求援后，可以通过调查选取离事发地较近的一家搬家公司，并书面通知其征用事宜，写明相关事项，尤其是对于公司搬运人员将不会被感染上非典的保证、补偿范围以及责任的承担，由此可以抑制一般民众的“恐非”心理，即使此钟心理未被克服，相对人提出异议，征用也造样进行，否则相对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体现了行政优益的原则。

四．补偿理论

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既得权说、恩惠说、社会职务说、特别牺牲说、公用征收说、公平负担说等多种观点，其别牺牲说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该学说认为：国家原有使人民负担义务之权力，人民有服从其命令之义务，唯如非加于一般之负担，而仅使特定人受特别牺牲时，自应予补偿，俾合于正义公平之原则36。

根据特别牺牲说自然地引出“合理补偿”理论。所谓"合理补偿"，是指补偿数额与被征用财产的实际价值或被征用人的实际财产损失相当，这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产物。此处所谓的“损失”包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类，前者指因征用行为带来的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物质损失，通常是财物被征用时的市价，目的在于回复被剥夺之权利，因此是客观价值的补偿，也称为“后果补偿37”。如事例中的被征用车辆的油费、司机的出车费、搬运工的劳务费都属此类；后者是由征用引起的，不能由实体补偿和后果补偿方式而给予任何补偿的损失。由于此类损害的不可计算性，各国一般都会给予估量的适当补偿，如日本就有生活权补偿、事业损失补偿、生活再建设补偿等细化的分类38。在事例中，该类补偿似乎也没有直接的显现，若我们假设车辆被征用后一般民众对该搬家公司产生恐惧之情，以为其工作人员在搬运过程中染上非典，均不敢与其发生业务，使得公司营业额直线下降，由此公司便有理由请求政府在其营业损失的限度内给予补偿，此处的补偿属于间接损失补偿。

五．救济手段

行政征用引起的纠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征用行为是否合法引起的纠纷，主要包括征用主体、征用目的及程序等是否合法；二是因补偿问题引起的纠纷，有补偿费归属的纠纷和补偿费金额争议之分。对于以上纠纷引起的侵权行为，可以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裁决或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寻求救济。亦可不经过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事例中的搬家公司若在事后就上述问题有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以审查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亦能够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变更非法行为。

六．根据以上分析，在此试拟出“普通行政征用法草案大纲”

第一章总则

·为了规范行政征用行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征用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规定普通行政征用适用于公共利益处于紧迫危险的状态下，包括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均在此限度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的行政征用适用本法。

·征用应当遵循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强制和预防相结合原则、协助执行原则、合理补偿原则。

第二章普通行政征用当事人

·行政征用当事人是指在行政征用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各类主体，包括征用人、征用执行人、被征用人等。

·被征用人是财产的所有者、关系人和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均包含在内。

·征用人是依法进行行政征用的国家机关。必须具有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其他机关的委托；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具有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征用执行人是受征用人委托执行行政征用的主体，一般是公安机关。

·征用人移转财产所有权、获得使用权，征用劳务，应该对被征用人加以平等保护，不得在征用过程中损害其他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被征用人享有要求征用人和执行人出示征用决定书并说明理由、提出并保留异议、保护自己其他合法利益、要求合理补偿、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负担协助执行征用的义务。

·征用人和执行人必须依法征用，同时享有强制执行的权力。

第三章普通行政征用程序

·征用前需要经过调查、审批程序，若情况紧急，则无需听取和征求当事人意见。

·征用需要通过行政命令。命令原则上由行政机关通过决定的形式作出而不举行行政听证。决定书中应该载明征用事由，法律依据，征用机关，征用时限，对当事人相关利益加以保护的保证，概括的事后补偿范围，救济手段和责任承担方式等事项。

·执行人员在执行中应该出示工作证和书面行政命令。但若情况十分紧急可以在事后出示行政命令决定书。

·当事人在被征用中可以提出异议，除非其有明确证据证明征用纯属违法，原则上不中止执行。

·征用补偿遵循“合理补偿”原则，包括对直接和间接损失的补偿。

·直接损失指因征用行为带来的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物质损失，以实际补偿为原则，且当事人无需举证；间接损失是由征用引起的，不能由实体补偿和后果补偿方式而给予任何补偿的损失，以适当补偿为原则，并应由当事人对其间接损失举证。

第四章监督检查与救济

·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与行政征用活动有关的监督管理职责。

·被征用人对征用人的征用行为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除非申请人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公共利益的危险状态不存在，不得以任何其他理由中止征用行为。

·被征用人对复议裁决或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亦可不经过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期间也不得以前述以外的理由中止征用行为。

第五章法律责任

·征用人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或者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赔偿，这里的赔偿是惩罚性的而非补偿性的。

·公务员在征用执行过程中有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违法实施征用或者收取费用；，不履行法定义务以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不同紧急状态下的具体征用方式和程序适用全国人大其他法律的规定。

·本法自××××年×月×日起施行。

以上观点纯属一己之见，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建议国内尽早制定《行政征用法》。

结语

传染病的流行，将严重危及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命健康，有必要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限制，既是为了社会，为了公众，为了他人，也是为了使个人更好享有自由和权利，两者是统一而不是对立的，这就是法治的人文精神所在39。限制的典型便是法律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征用个人财产，这时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公共利益中，同样包含着被征用者的个人利益。而且，法律还同时规定，对被征用财产，必须给予补偿。这同样体现了法律对于被征用者的体恤。

但是，权力本身的扩张属性使我们不得不对其多加警惕。尽管在行政征用的立法、制度建设方面还不健全和完善，但我们可以在现实中寻求切合实际的依据，在法律的规范之内，以法律的公平公正价值为目标，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力40。事前对权力的限制可能会在种种理由下而被突破；事后的救济往往为时过晚；由此，对内容最好界定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形式的肩上，行政程序的法治化要求自然成为百年不变之局。

[重要参考文献]

①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

②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胡建淼：《行政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④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⑤林纪东：《行政法》，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版

⑥沈开举：《行政征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王克稳：《论行政征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4）

⑧叶必丰、何琳：《行政即时强制界说》，载《求是学刊》2000（1）

⑨张志泉：《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制度比较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

⑩思源：《公共危机处理中的公共利益的彰显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消减》，载《清华大学法学院》（/）2003－6－15

1消息来源：京华时报2003—4—28

2也即拉德布鲁赫所说的“应然、欲然、实然”间的差异。

3“拷问”一词于“非典”期间在网上颇为流行，多有“拷问法治”、“拷问”等搭配，笔者在此加以引用。

4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264页

5张正钊、李元起等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6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7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10页

8具体可参见：沈卫中：《我国行政征用制度的缺陷与完善——兼谈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载《兰州学刊》2002（3），第50页

9马怀德前揭《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321页

10关于如何理解广义的行政征收概念，可参考：屈茂辉、张红：《论征收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评论》2003（2），第50——57页

11吴超云、孙东：《从财产权保障的角度谈财产征用中的公益涵义》，载《山东电大学报》2003（1），第41页

12张志泉：《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制度比较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第62页

13高景芳、章琴、张红曼：《论行政补偿的宪法基础》，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3），第78页

14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15胡建淼前揭《行政法学》，第264页

16高轩：《略论财产征用制度》，载《经济师》2003（2），第55页

17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18参见拙作《从农地使用权到土地所有权》，载《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5—18

19王克稳：《论行政征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4），第17页

20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268页

21刘东生：《行政征用制度初探》，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2），第28页

22古典征收理论以1874年的《普鲁士邦土地征收法》为典型。

23屈茂辉等前揭《论征收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第50页

24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422页

25陈新民前揭《中国行政法学原理》，第268——269页

26参见拙作：《广义趋同论——从<民法典草案>的人格看经济法与民法的合一》，载《法律图书馆》（www.law-/）2003—5—15

27吴超云等前揭《从财产权保障的角度谈财产征用中的公益涵义》，第42页

28沈开举：《行政征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29叶必丰、何琳：《行政即时强制界说》，载《求是学刊》2000（1），第73页

30袁曙宏：《非典时期关注行政征用》，载《中国法院网》（/）

31【日】原田尚彦：《行政法要论》（全订版），日本学阳书房1986年版，第200页以下，转引自姜明安前揭《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35页

32袁曙宏前揭《非典时期关注行政征用》

33鉴于我国目前没有《行政征用法》，我们只能从《传染病防治法》、《人民警察法》、《国家安全法》、《法》、《水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零星规定中寻求参照。

34如《山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必要时可以依法作出停工、停业、停课，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活动及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的决定。

35董佩林：《试论我国现行的行政征用制度》，载《法学论坛》2001（3），第17页

36林纪东：《行政法》，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408页

37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9——796页

38张强等编：《国际投资纠纷与预防案例分析》，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39应松年：《人文关怀是法律的固有属性》，载《中国普法网》

行政程序论文范文第6篇

行政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是行政机关实施法律法规、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一种重要载体和方式，对于政府推动改革、发展经济、维护秩序、服务社会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在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和规范事项上的“三乱”现象，权力机关和上级部门对之监督手段的虚置现象，以及法律体系和行政体制层次过多的现象，使得一些部门的“红头文件”容易与法律“撞车”。更严重的是，少数部门为了强化部门利益，逃避具体行政行为受司法审查的可能，就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来规避、抵制法律，集体“闯红灯”，导致一段时期内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违法文件满天飞。对于这种现象，有人称为“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最终结果是严重破坏了行政法治环境。

分析“红头文件”违法的缘由，除了部门利益和法律观念上的因素外，缺乏相应的审查监督机制是关键。

长期以来，对行政机关“红头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我国实行的是“事后备案”制，即文件颁发实施后再交给政府所属的法制部门备案。由于这种事后备案没有具体明确审查职责，缺乏应有硬度，使得效果甚微。据资料显示，在现存的两百多万件规范性文件中，履行报送备案监督程序的还不足两万件。如此大面积的监督缺失容易使规范性文件丧失法定的原则立场，成为一些部门谋私的工具。而且，由于事后审查制度必然的滞后性，一些违法文件在被纠正之前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从而付出太大的行政成本。因此，对行政文件的审查，应当从立法上寻求由事后转为事前的新机制。

从行政法上讲，行政部门制定规章以下的“红头文件”，不属行政立法范畴。按规定，只有行政立法才有审查环节，对于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法律并没有规定审查程序。可见，寻求行政文件事前审查机制，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红头文件”出台“法律审”程序。安徽省通过立法规范行政文件的制定程序，并强调，对政府法制部门提出的合法修改意见，如果制定部门不予理睬，法制部门可以提请本级政府撤销该文件，更加增强了法定审查程序的强制力和执行力，能确保在文件颁发前过滤掉违法的内容，有效避免违法文件带来的行政损失，无疑是遏制违法文件出台的治本良策。

合法性还只是行政法治对“红头文件”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对那些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红头文件”，应在确保合法性的前提下，吸收更多的公众参与文件的制定，以增强行政文件的合理性和民主性，这也是现代公共管理型政府应当追求的目标。为此，《安徽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还规定，政府及所属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在立项、起草、审查、决定过程中必须广泛认真地听取有关单位和个人意见，可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和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深入调查研究。这充分彰显出政府在保证行政文件合法性的同时，追求行政合理性和民主性的意识，也正是现代公共管理型政府正当行政的体现。

行政程序论文范文第7篇

一、我国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的历史演进。

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监狱对罪犯违反监规纪律的处罚形式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处遇限制和禁闭，行政处罚没有单列。但是，受惩罚过程中罪犯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处罚形式也有逐渐趋向人道、文明的趋势。建国以后，在有关监狱的法律、法规中，行政处罚才从对罪犯日常生活处遇的限制、制裁中分离、单列出来。但是，在行政处罚的方式中却列出了一个不规范的“记过”。

1、清朝末年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监狱规则》

清朝末年是早期监狱立法的雏形期，监狱改良运动是北洋军阀政府正式颁布《监狱规则》的前奏。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监狱法典是《大清监狱律草案》。1904年清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他同武廷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狱制改良的立法活动。1908年，清政府聘请了日本监狱学家小河兹次郎出任狱务顾问，起草监狱律及设计改建监狱的规划。同年《大清监狱律草案》递交法律馆审查，于1910年上奏，但未颁布实施。据《大清监狱律草案》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惩罚之种类如下：一、叱责；二、三月以内停止赏遇；三、废止赏遇；四、三次以内禁止接见；五、三次以内禁止发受书信；六、三月以内禁止阅读书籍；七、十五日以内停止陈请作业；八、一月以内停止使用自备之衣类卧具及杂具；九、一月以内停止自备粮食；十、七日以内停止运动；十一、削减作业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十二、七日以内之减食；十三、二月以内之独慎；十四、七日以内之屏禁。独慎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其课作业与否得斟酌情形定之。屏禁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暗其罚室，禁用卧具。”

《大清监狱律草案》第十二条规定了在监人不服的申诉权、申诉方式、监狱官员的回避及申诉裁决的效力。

《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基本上照搬了日本的监狱法。虽然没有颁布施行，但是却成为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颁布的《监狱规则》的蓝本。

北洋军阀统治前后持续了16年，从1912年起到1928年起到1928年奉系军阀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洋军阀政权宣告覆灭。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是袁世凯统治时期，1916年6月至1920年、1920年至1924年、1924年至1928年分别为皖系、直系、奉系军阀统治阶段。由于政权更迭，连年战争，虽然全国创办了80座新式监狱，颁布了一些监狱法规，但是，由于国库空虚、监狱经费拮据，新监难以维持，受战乱影响较大。这一时期的《监狱规则》规定：在监者违反监规纪律时处以面责，停止发受书信、接见及阅读书籍，减食、停止运动，减削赏与金，慎独、暗室监禁，酌减赏与金等惩罚。受罚者有疾病及其他特别事由时得停止惩罚。受惩罚者，有悛悔情状时免除处罚。以上条款与《大清监狱律》的内容大同小异。

2、民国时期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民国时期1927年至1949年的监狱，一方面基本上承袭清末、北洋军阀政府的狱制，同时又吸取了资本主义国家监狱立法的一些内容，监狱法规比较完备、严密。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于公布了《监狱规则》和《监狱处务规则》（1928年10月），《监狱行刑法》和《监狱条例》（1946年1月19日）。军政部公布了《军人监狱规则》（1930年8月）。监狱的内部机构设置、各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至今没有规定，可见其详细和完备。

民国十七年十月国民政府司法部公布的《监狱规则》第八十六条规定：“在监者违反监狱纪律时得处以下各种之惩罚：一、面责；二、三月以内停止赏遇；三、撤消赏遇；四、三次以内停止发受书信及接见；五、三月以内停止阅读书籍；六、七日以内停止运动；七、减削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八、二月以内之慎独；九、五日以内之暗室禁闭。前列一与各种惩罚得并科之。”

民国十九年八月军政部公布的《军人监狱规则》增加了“掌责”（由监狱长酌量情节轻重得施以四十板以下之掌责）。

康德四年十一月公布的《洲国监狱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惩罚之种类如下：一、叱责；二、七日内停止运动；三、二月内禁止阅读书籍；四、二月内禁止使用笔墨；五、削减作业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六、七日以内之屏禁；七、二月内停止赏遇；八、废止赏遇；九、十五日以内停止著用自备之衣类、寝具；十、十五日以内停止自备饮食。第一项各款之惩罚得并科之。”

台湾监狱，罪犯受行政处罚时，其权利较以往已有所扩大。

台湾现行的《监狱行刑法》是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公布三十六年六月十日开始施行的。以后经过多次修订。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受刑人违背纪律时，得施以下列一款或数款之惩罚：一训诫。二停止接见一至三次。三强制劳动一至五日，每日以2小时为限。四停止购买物品。五减少劳作金。六停止户外活动一至七日。”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告知与辩解权，第七十九条规定了撤消惩罚的情形。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建立的监狱溯源于1927年11月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期间，早期是在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各地肃反机关建立的拘留所、看守所。关押对象主要是各种反革命犯和部分刑事犯。由于政权不稳，经常处于游击状态，因而以看管住犯人不逃跑为主，管理简单，没有制定专门的监狱法规。1932年8月10日，中华苏维埃司法人民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这是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部监狱法规，监狱管理初步有法可依。劳动感化院既是改造机关又是生产单位，是后来人民民主政权监狱机关的雏形，这时除看守所关押未决犯外，还设立了苦工队用以关押短刑犯。这一时期曾出现了左倾错误，如：1934年5月人民委员会训令，在战争地区对地主全部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编入临时劳役队，强制劳动。后来随着南方根据地的丧失，监狱数量逐渐减少。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抗战时期。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各根据地的监狱陆续产生。抗日民主政权的监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37年至1940年时期缺乏监狱管理经验和统一的监狱管理制度以及旧的监狱管理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各监狱不同程度的出现过管理方面的偏差。1941年至1943年期间，监狱形态由单一的看守所发展为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自新习艺所和监狱，1937年7月12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并建立了高等法院看守所，1941年后，县级看守所设立。1942年9月陕甘宁高等法院监狱建立。1943年至1945年，颁布一系列监狱法规和监狱管理制度。

陕甘宁边区的监狱规定了罪犯不服处罚的申诉权。

1944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押人犯服刑奖惩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如人犯服役有消极怠工或其他不良行为者，得按情节之轻重给予下列惩罚：“（一）批评（包括个人及小组批评）；（二）全体讨论斗争；（三）停止或撤消奖金之一部或全部（此项所称一部或全部分月季年三种，视其情节轻重定之）”。第十六条规定了不服惩罚的申诉权。即：“实施第十三条第三款惩罚应经各部门会议通过，如被惩罚人不服，得向本院申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监狱管理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守法人如有违反规则，按情节轻重予以下列各种处分：一、打扫公共卫生；二、于工作时间外加工或分配较苦的工作；三、扣除应得奖励或红利之全部或一部；四、刑事处分。”

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刑事处分”与不属于同一层面的内容混列在一起，反映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立法的局限性。

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管训队以收押俘虏为主，劳动改造队以生产为主、半军事化管理，这一时期主要是专项打击的文件、政策，没有产生专门的监狱法规。

4、建国以后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建国初期的监狱主要是关押、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军队的俘虏，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1951年5月在全国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上，指示“为了改造这些犯人，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于是，全国的县、专署、省、大行政区、中央各级均设立了劳动改造管理部门，开始劳动改造罪犯。1954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以下简称《劳改条例》）。

1966年至1976年时期，监狱工作受严重破坏。全国监狱数量减少百分之六十，法规、正常秩序被践踏，制造了以一大批冤假错案。

行政程序论文范文第8篇

一、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原则

绝大多数国家均采用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原则解决赔偿问题。该原则因赔偿方式上的差别又被称为协议先行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等。在美国，涉及国家赔偿的案件，大约有80%至90%是在行政机关得到解决的。在捷克，司法部和财政部有权审查所有违法决定案件，赔偿诉讼以前的初审目的是为了通过友好的方式，在法庭之外解决争端。先行处理原则的主要含义是，赔偿请求权人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前，一般须经过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或与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协商，若不能达成协议或请求权人不满意行政处理决定，或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处理，才可以向法院。先行处理犹如一张过滤网，将行政机关能够自行解决的赔偿限制在行政机关内部，而不进入司法程序。一方面减少了法院诉源和讼累，减轻了法院在处理赔偿事件上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方便了当事人，使受害者可以不经过复杂繁琐的诉讼程序及时得到赔偿，同时也是对赔偿义务机关本身的尊重。当然，这一原则也有某种局限性，强制要求所有受害人向侵权机关申请并协商赔偿问题，可能造成一部分受害人不敢或不愿与侵权机关继续合作的结果，因受害人从心理上更倾向于第三者充任裁判人。

（一）两种先行处理模式

从行政机关处理赔偿事务的方式看、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分"决定式"和"协议式"两种。它们在处理方式和结果上有一定差异。

"决定式"的最突出特点是：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的请求采用"决定"形式处理，一般不与请求权人进行协商或讨论，受害人只能被动接受或拒绝此决定。例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单独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这里虽未明确提出"决定"为解决方式，但其内容实际排除了正式协商形式，而只用了"处理"一词。规定虽然含糊，但实践中多采用半协商半裁决形式。奥地利《国家赔偿法》第8条也规定："被害人应先向有赔偿责任之官署以书面请求赔偿。书面送达官署三个月后，未经官署确认，或在此期间内对赔偿义务全部或一部分拒绝者，被害人得以官署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韩国、瑞士也有类似规定。

"协议式"则以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双方协商为基础，以协议为最终处理结果。许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采用"协议"方式，主要是考虑到赔偿争议复杂多端，要求当事人间能够共同协商，对损害赔偿额请求达成折衷妥协方案。例如，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2675条第1项规定："除非请求权人先向有关联邦行政机关提出赔偿请求，而且被请求之行政机关……作出终局之拒绝，不得对美国政府……提起请求金钱赔偿的民事诉讼"；该法2672条规定："对于受害人的请求，每一联邦行政机关的首长或其指定人必须依法予以考虑，评估、调解、决定或妥协、和解、受害人如果接受了这种决定或妥协、和解，则发生终局之效力，不得再行请求或"。

（二）先行处理程序的提起方式

在行政机关内部提起赔偿请求一般有两种方式，一为单独请求赔偿；二为附带提出赔偿请求。

如果受害人仅就赔偿问题向行政机关单独提出请求，而不涉及其他要求，则视为单独式请求。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接受这类请求无须确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只需就侵权事实成立与否及赔偿数额等问题与受害人共同协商，达成共识。例如，某公民在被拘留期间，受到警察刑讯和殴打，如果他仅就被殴打受到损害请求行政机关赔偿，赔偿义务机关无须审查该殴打行为合法与否，而只须确定损害人因其合法权益受到该行为侵犯造成损失而请求的行政赔偿。我认为这一范围过窄。单独式请求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已经确认为违法侵权的行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二是对无须确认的明显违法行政行为直接向行政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因为行政侵权行为很普遍，确认机关却只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如果要求所有受害人对侵权行为提起赔偿请求之前都要经过确认阶段，势必增加受害人的负担。况且有很大一部分行政侵权行为明显损害事实，而不涉及确认其合法与否问题，更无须通过复议或诉讼途径先确认为违法，再向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赔偿。如行政机关公务员殴打侮辱行为、狱政管理中的事实行为等，既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诉讼范围，也没有适当的确认机关，因此，赋予受害人直接的请求是必要的，即受害人可就赔偿问题直接向行政机关单独提起，由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协商处理。

附带式请求，是指行政赔偿请求权人在提出行政复议或其他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程序的同时，附带请求以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为主要内容，以赔偿损失为附带内容。受害人可在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申诉，在要求有权机关审查并确认某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同时，还可以附带要求侵权机关赔偿其损害。当然，附带式请求往往须经过两道不同的程序，一是先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二是就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所遭受的损害提出赔偿请求。由于确认机关未必都是赔偿义务机关，因此，会出现确认机关与原机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或确认机关责令原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例如，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第44条规定："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为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申请人请求赔偿的，复议机关可以责令被申请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负责赔偿"。

二、赔偿请求权及受理

在行政机关内部赔偿程序中，受害人提出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受理请求都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履行法定手续。这些要件和手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实体要件

请求权人向赔偿义务机关请示赔偿，应当具备以下实体要件：

1.请求权人原则上是因行政机关及公务员执行职务行为而直接受损害的人。如被违法拘留的人，被非法没收财物的人，被殴打、拘禁的人。至于受害人死亡的，其继承的、被抚养人、支付丧葬费的人为请求权人。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等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受侵害而提出赔偿请求时，由其法定人。

2.被请求人为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3.请求依据是能够证明的损害事实。包括已受损失和必然的可得利益损失，不是假想、预料、期待的非现实损害，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确定行政机关赔偿义务和受害人请求权的一般赔偿法和特别法。

（二）程序要素

从许多国家、地区行政赔偿立法及实践看，程序要素是请求权人提出赔偿请求，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的步骤、方法、形式要求等综合因素。它主要包括：书面申请、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机关决定或协议期限、协议及赔偿金额限制等。

1.书面请求

受害人等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须以书面形式进行。请求赔偿行为属要式法律行为，因此，仅以口头表示请求赔偿的意思是不够的，难以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例如，《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2401条规定："除非于求偿权发生后二年内对于有关联邦行政机关以书面提出赔偿请求，……对于美国联邦政府的侵权行为之诉，即归于消灭。"我国法律目前并未规定向行政机关提起赔偿请求须以书面形式为之，但实践中做法则多采用书面形式。如行政复议程序中附带请求赔偿的，须以复议申请书为基础提出附带请求，一般均采用书面形式。

2.法定期限内提出请求

向行政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这与诉讼上的消灭时效是一致的。许多国家、地区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国家赔偿的请求期限，即请求权的消灭时效。其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求偿权利，义务人早日履行其义务，以免时过境迁，发生举证困难，解除请求人与赔偿机关及公务员的顾虑。如果请求权人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向赔偿义务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则丧失胜诉权，即丧失要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当然，即使在时效届满的情况下，权利人仍提出请求，义务人主动履行义务的，权利人仍有权受领。行政赔偿的请求期限也就是消灭时效、诉讼时效。由于它与民事赔偿有一定区别，因此多采用短时效。

3.行政机关决定或与请求人协议的时限

赔偿义务机关收到赔偿请求权人的书面申请后，一般会出现三种结果，一是认为无赔偿义务，作出拒绝赔偿的决定；二是认为可以赔偿，与请求权人进行协议；三是既不拒绝，也不协议而是拖延不答复。为了保证请求权人及时获得赔偿，督促赔偿义务机关尽早履行义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作出决定或协议的期限。例如，韩国法律规定赔偿审议会作出认可或拒绝的期限为两个月，超过两个月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权人可直接。奥地利法律规定，被害人提出赔偿请求三个月内，如赔偿义务机关拒绝或未确认，被害人有权。

规定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受理请求后的决定或协义期限有利于尽快解决赔偿纠纷，防止一案久拖不决，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和行政效率。我国目前尚无明确规定，根据行政复议条例规定，附带请求行政赔偿的，与复议期限一致，复议机关应在两个月内作出裁决。今后国家赔偿立法也可规定为两个月的协议或决定期限。

4.协议或决定赔偿的金额限制

为了防止行政机关为安抚受害人滥用赔偿权，有些国家和我国台湾规定行政机关自行决定赔偿数额的限制。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对超过25000美元作出赔偿裁决，妥协与和解，应事前获得司法部长或其指定人的批准始为有效。我国台湾"国家"赔偿法施行细则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权在一定金额限度内，迳行决定赔偿金额，超过限度，应报请其直接上级机关决定。金额限度，由行政院依据机关等级、性质、事权大小和经济状况决定。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此尚无规定，可以考虑在今后的国家赔偿法细则中对不同级行政机关决定赔偿的数额予以规定和限制。

三、行政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或协议的效力

赔偿请求权人与赔偿义务机关达成的协议或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裁决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双方当事人不得随意反悔更改，这是多数国家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例如，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2672条规定，除非前项之行政调解系以欺诈方式达成，行政机关所为的妥协、和解、裁决或决定，在本法关于对美国联邦政府基于侵权行为而提起的民事诉讼的规定限制下，对联邦政府全体官员均有终局的效力"。"请求权人接受前述的裁决、和解或妥协，对于该请求权人应产生终局的拘束力，并对美国联邦政府及其人员因其行为或不行为所生的赔偿请求构成完全之免除"。

可见，在行政赔偿的先行协议程序中，赔偿义务机关与请求权人所达成的赔偿协议与法院的调解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既可以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的依据，又可以成为请求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具体而言，赔偿决定或协议发生以下效力：

（一）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

由于赔偿协议具有与法院判决、调解书同等的效力，因此赔偿义务机关与请求权人达成协议后就负有履行协议的赔偿义务，应当向请求权人支付赔偿金、或按协议内容恢复原状。此项履行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完成，我国台湾法律规定为20日。当事人也可以约定履行期限，但不宜过长。赔偿义务机关在协议前或协议中已先行支付的医疗费、丧葬费和其他费用，应于履行赔偿金时扣除。

（二）请求权人取得执行名义

赔偿协议的效力还存在于请求权人向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赔偿时，该赔偿义务机关不得拒绝或延迟履行。否则，请求权人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通常法院强制执行的标的为赔偿义务机关所有的财产，但由于行政机关的财产性质特别，有些情况下不宜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例如，机关公用的实物、公务员的工资等。许多国家和我国台湾均有一定限制。例如，在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澳大利来等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国家赔偿责任。在美国由国会编列预备金支付赔偿费。德国虽然曾规定财政财产可以强制执行，但公有物仍不能强制执行。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赔偿裁决或与请求权人达成协议后拒不执行该裁决或协议的处理办法，因此，请求权人能否就裁决或协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仍无定论。但从国家赔偿立法的趋势和规律看，规定请求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必要的，这是保证赔偿义务机关及时履行义务的重要途径。但由法院强制行政机关执行协议存在一定难度，同时还可以开辟另一个途径，即赔偿义务机关超过期限拒不履行协议的，请求权人可以就此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

赔偿义务机关与请求权人经协商未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出具一定证明文书，作为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的证明，便于请求权人提讼。如不出具证明，则请求权人自协议开始后一定时间为限，有权向法院。

四、行政赔偿协议中的委托与法定

行政程序论文范文第9篇

在长期的论文写作实践中，论文写作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格式，并逐渐成为相对定型化的文章结构程序，通常称之为论文结构的“基本型”。这种基本型的文章结构，包括序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有似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的结构，故被人们称为“三段论式”。毕业论文的起草，其主要任务就是要写好序论、本论和结论。

一、写好序论

序论也叫前言、引言、导论或绪论，它是论文的开头部分。毕业论文的序论的内容，一般包括选题的背景、缘由、意义和目的，或研究的目的、范围、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对本文的基本观点、本论部分的基本内容作一个扼要的介绍。序论的写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代式。

开头交代论文写作背景、缘由和目的意义。例如，《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残疾人就业保障》一文的序论：《中国残疾人法》的颁布实施，使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残疾人的劳动就业保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视并妥善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对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这方面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引自学员毕业论文，下同）。

（二）提问式。一开头就提出问题，或在简要交写作作背景之后随即提出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人才外流的原因及对策》一文的序论：

当今世界，商品竞争，科技竞争，国力竞争，正在突破地域、意识形态的界限而日趋激烈。而在这股竞争大潮中，人才的竞争则是关键。当人们为改革开放中人才大流动的出现而欢呼时，国有企业却频频告急。人才大多是从国有企业流向非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的不少厂长（经理）深感“留人乏术”。为什么在人才竞争中，国有企业会处于被动地位？怎样才能吸引人才？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三）出示观点式。序论开宗明义，将本文的基本观点或主要内容揭示出来。例如，《略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序论：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靠保证。坚持党对社会主义的领导，是历史作出的结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党又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

（四）提示范围式。序论部分提示本文的论述范围。例如，《把农村党支部建设成为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战斗堡垒》一文的序论：在我国十一亿多人口中，有九亿是农民。没有九亿农民的小康，就谈不上全国的小康。而要让九亿农民都能在本世纪末奔上小康路，农村党支部建设是关键。本文试就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问题，谈一些看法。

（五）阐释概念式。序论先释题，阐释题目中和文中出现的基本概念。例如，《国有商业企业潜亏现象初探》的序论：潜亏是企业亏损在报告期已形成，而未在报表上反映的潜伏亏损额。它一般以物亏、价亏、呆帐和坏帐等形式潜伏于企业内部，随时都可转化为明亏。潜亏造成企业虚盈，财政虚收，资产不定，信息失真，掩盖了经营状况的真相，助长了经营的短期行为，危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潜亏侵蚀了国有资产的完整，将不该分配的收益予以分配，形成国民收入超分配，既危害企业，又贻害国家，必须加以解决。。序论的不同写法使毕业论文呈现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风貌，避免“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感觉。但无论采用哪种写法，每篇毕业论文的序论，都应当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序论要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议论性文章通常要求开门见山，一开头就能让读者接触到文章的中心，了解文章的基本内容是什么，而不能“下笔干言，离题万里”，带着读者在文章中心以外尽绕圈子，使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

第二，序论要引人入胜，能抓住读者。开头要让读者对文章产生良好的初始印象，发生阅读的兴趣。这就要求序论要有实质性内容和易于吸引读者的词句。

第三，序论要简洁、有力。开头的文字不宜过长，以免显得头重脚轻，结构不匀称。一个繁杂冗长的开头，会使读者产生恶劣印象而不忍卒读。古人说，“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开头要像放鞭炮，骤然而响，使人为之一震。毕业论文开头的文字尤其要简洁、有力。

文章如何开头，是作者常常要煞费苦心的事情。写好序论，对毕业论文初稿的完整是关键性的一步，切不可草率从事。

二、写好本论

本论是论文的主体部分，是分析问题、论证观点的主要部分，也是最能显示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的重要部分。一篇论文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本论部分写得怎样。

本论部分的要求，一是论证充分，说服力强；二是结构严谨，条理清楚；三是观点和材料相统一。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论证充分，说服力强

本论部分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论证，以理服人。作者要千方百计地证明

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可信的。为此，必须围绕论点，运用论据，展开充分的论证。论证就是要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正确性或证明敌对论点错误性的过程和方法。从论题的性质来看，论证又可分为立论和驳论两种。

1、立论

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证明它的正确性，从而把论点确立起来的过程就叫立论，也叫做证明；常用的证明方法有：

（1）例证法，这是一种用事实作为论据，举例说明的论证方法，就是常说的“摆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让事实说话，这是最常用而有效的论证方法。例如：××市热电厂由于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紊乱，引起交接货手续不清，货款支出异常，个别领导与供销人员收受贿赂，致使厂方多付货款11.2万余元，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引自学员毕业论文，下同）

运用例证法进行论证，事例要典型，数据要确凿，叙述的语言要简明扼要。

（2）引证法，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权威人士的观点、理论，或科学上的公理、定律，还有其他格言、谚语、名言、警句等来证明自己观点的论证方法，也称“事理论证”。例如：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说：“任何民主，和一般的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的这些基本观点说明，政治来源于经济，又反作用于经济，既是指导作用，又是服务作用，是指导与服务的统一。

采用引证法，所引用的言论要忠实于作者原意，不能断章取义；引语要准确无误，最好注明出处；引语要简洁，避免大段引用、喧宾夺主；对引语要作一些阐发说明，不要引完即简单下结论。

（3）分析法，就是把一个较为复杂庞大的事物或事理，分解切割成若干部分，然后一一加以考察的论证方法。通过对所论事物或事理的分析、透视，发掘出其中蕴含的道理和规律来，从而很好地证明论点。例如，题为《要办好学校必须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毕业论文，对学校原来的领导体制“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所存在的弊病作了这样的分析：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二）把“领导”与“负责”分工，不符合管理原理。

（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四）在校长上面加了一个管理层次，形成了书记——校长——主任——教职工四个层次。管理层次越多，工作效率越低。

通过这样入情入理的层层分析，旧体制的弊端昭然若揭，也就从反面很好地证明了“要办好学校必须实行校长负责制”的中心论点。

（4）推理论证，推理就是从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过程。议论文与逻辑推理是分不开的。从文章的整体来看，完整的论证过程也就是归纳、演绎或类比推理的过程；从文章局部来看，在各个论证环节中，也可采用这些推理形式。学员论文运用推理论证的例子随处可见。

立论论证的方法除了以上几种外，还有因果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这里不一一介绍。

2、驳论

驳论是通过驳斥敌论点，证明它是错误的、荒谬的，从而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论证方法。驳论可分为驳论点、驳论据和驳论证三种。常用的驳论方法有直接反驳、反证法、归谬法等。

（1）直接反驳，就是运用论据或推理，直接证明敌论点是错误的方法。

（2）反证法，为了证明对方的论点是错误的，可以先证明与其相矛盾的另一论点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反证法。例如：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为了驳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这一错误论点，就提出“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这个正面论点，然后运用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从而驳倒了反面论点。

（3）归谬法，先假定对方的论点是对的，然后以它为前提，推导出一个明显荒谬的结论，从而证明对方论点是错误的。例如：如果按那些政治“精英”们所述的理论来分析，只会产生这样一个现实：即凡是走上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的国家，全部或至少大部都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得快。但可惜的是，这种现实还不存在，这种材料在现实的世界上还没有。

论证或反驳的方法有很多种，究竟使用哪一种或哪几种，要根据论证的实际需要来确定。一般来说，单纯地只用一种论证方法是很少见的，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将几种论证或反驳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好的论证效果。

（二）结论严谨，条理清楚

本论的篇幅长，容量大，层次较多，头绪纷繁，如果不按一定的次序来安排文章内容，就会层次不清，结构混乱，大大降低表达的效果。根据层次之间的不同关系，可以把本论部分的结构形式划分为并列式、递进式和混合式等三种类型。

1、并列式结构

又称平列式结构或横式结构。它的特点是，围绕中心论点划分为几个分论点和层次，各个分论点和层次平行排列，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论证中心论点，使文章呈现出一种多管齐下、齐头并进的格局。

2、递进式结构

又称推进式结树或纵式结构。它对需要论证的问题，采取一层深于一层的形式安排结构，使层次之间呈现一种层层展开、步步深入的逻辑关系，从而使中心论点得到深刻透彻的论证。

3、混合式结构

也称并列递进式结构或纵横交叉式结构。有些论文的层次关系特别复杂，不能只用一种单一的结构形式，需要把并列式和递进式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的结构形式。采用混合式结构，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并列的过程中，在每一个并列的面上，又展开递进（并列中的递进）；一是在递进的过程中，在每一个递进层次上，又展开并列（递进中的并列）。这种方法比前两种更复杂，也更难掌握一些。

为了避免由于内容过多而使条理不清，写作本论时，常在各个层次之前加一些外在的标志，这些外在标志的主要形式有小标题、序码、小标题与序码相结合及空行等几种。

（三）观点和材料相统一

本论部分的内容由观点和材料构成，写好本论的另一个要求是将观点和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观点统帅材料，以材料证明观点。从总体上说，材料应按照各自所要证明的观点来安排，即把所有的材料分别划归到各个小观点之下，随着观点间逻辑关系及排列顺序的明确，材料自然也各得其位了。但是，在同一内容层次之中的观点与材料应怎样安排，究竞是先出观点还是先列材料，在起草时不能不斟酌一番。为了避免雷同，应该有所变化。一般是先摆观点，后列材料；有时也可以先列材料，再摆观点；还可以边摆观点边列材料，夹叙夹议，由浅入深。总之，要把材料和观点紧紧地糅台在一起，有机地统一起来，为表现文章的中心服务。

三、写好结论

结论是一篇论文的收束部分，是以研究成果和讨论为前提，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毕业论文的结论部分大致包括以下几项内容：新晨

提出论证结果。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应对全篇文章所论证的内容作一个归纳，提出自己对问题的总体性看法和意见。例如，《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乡镇领导方法》一文的结论：

总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个新的体制转换阶段，乡镇领导干部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带头人，在思想认识、领导方法等方面都必须来一个很大的转变，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新形势，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在论文结论部分，作者常常不仅概括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指出课题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为他人继续研究指明方向、提供线索。例如，《地方行政机关后勤工作改革之路》一文的结论部分：总之，机关后勤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改革的任务是艰巨的，在当前，我们仍处在上述较容易见到成效的某些方面进行探索的阶段，我们要力争有

一、二个突破口，在取得成果之后，不断把后勤改革引向深入，达到服务社会化的最终目的。

谢辞。在结论部分的最后，也可以写上几句话，向在本篇文章的撰写过程中，曾给予自己帮助的人表示谢意。谢辞要写得感情诚恳，言语得体，不要过多的溢美之辞。例如：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我的指导导师××先生的悉心指教，并得到其他几位老师的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古人说：“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结论在一篇论文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写好结论，应该注意两点；第一，要使结论部分真正起到收束全文的作用，一般不要提出新的观点或材料；第二，结论的语言要简洁有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行政程序论文范文第10篇

在长期的论文写作实践中，论文写作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格式，并逐渐成为相对定型化的文章结构程序，通常称之为论文结构的“基本型”。这种基本型的文章结构，包括序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有似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的结构，故被人们称为“三段论式”。毕业论文的起草，其主要任务就是要写好序论、本论和结论。

一、写好序论

序论也叫前言、引言、导论或绪论，它是论文的开头部分。毕业论文的序论的内容，一般包括选题的背景、缘由、意义和目的，或研究的目的、范围、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对本文的基本观点、本论部分的基本内容作一个扼要的介绍。序论的写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代式。开头交代论文写作背景、缘由和目的意义。例如，《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残疾人就业保障》一文的序论：《中国残疾人法》的颁布实施，使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残疾人的劳动就业保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视并妥善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对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这方面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引自学员毕业论文，下同）。

（二）提问式。一开头就提出问题，或在简要交写作作背景之后随即提出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人才外流的原因及对策》一文的序论：

当今世界，商品竞争，科技竞争，国力竞争，正在突破地域、意识形态的界限而日趋激烈。而在这股竞争大潮中，人才的竞争则是关键。当人们为改革开放中人才大流动的出现而欢呼时，国有企业却频频告急。人才大多是从国有企业流向非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的不少厂长（经理）深感“留人乏术”。为什么在人才竞争中，国有企业会处于被动地位？怎样才能吸引人才？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三）出示观点式。序论开宗明义，将本文的基本观点或主要内容揭示出来。例如，《略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序论：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靠保证。坚持党对社会主义的领导，是历史作出的结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党又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

（四）提示范围式。序论部分提示本文的论述范围。例如，《把农村党支部建设成为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战斗堡垒》一文的序论：在我国十一亿多人口中，有九亿是农民。没有九亿农民的小康，就谈不上全国的小康。而要让九亿农民都能在本世纪末奔上小康路，农村党支部建设是关键。本文试就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问题，谈一些看法。

（五）阐释概念式。序论先释题，阐释题目中和文中出现的基本概念。例如，《国有商业企业潜亏现象初探》的序论：潜亏是企业亏损在报告期已形成，而未在报表上反映的潜伏亏损额。它一般以物亏、价亏、呆帐和坏帐等形式潜伏于企业内部，随时都可转化为明亏。潜亏造成企业虚盈，财政虚收，资产不定，信息失真，掩盖了经营状况的真相，助长了经营的短期行为，危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潜亏侵蚀了国有资产的完整，将不该分配的收益予以分配，形成国民收入超分配，既危害企业，又贻害国家，必须加以解决。

不同写法使毕业论文呈现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风貌，避免“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感觉。但无论采用哪种写法，每篇毕业论文的序论，都应当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序论要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议论性文章通常要求开门见山，一开头就能让读者接触到文章的中心，了解文章的基本内容是什么，而不能“下笔干言，离题万里”，带着读者在文章中心以外尽绕圈子，使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

第二，序论要引人入胜，能抓住读者。开头要让读者对文章产生良好的初始印象，发生阅读的兴趣。这就要求序论要有实质性内容和易于吸引读者的词句。

第三，序论要简洁、有力。开头的文字不宜过长，以免显得头重脚轻，结构不匀称。一个繁杂冗长的开头，会使读者产生恶劣印象而不忍卒读。古人说，“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开头要像放鞭炮，骤然而响，使人为之一震。毕业论文开头的文字尤其要简洁、有力。

文章如何开头，是作者常常要煞费苦心的事情。写好序论，对毕业论文初稿的完整是关键性的一步，切不可草率从事。

二、写好本论

本论是论文的主体部分，是分析问题、论证观点的主要部分，也是最能显示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的重要部分。一篇论文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本论部分写得怎样。

本论部分的要求，一是论证充分，说服力强；二是结构严谨，条理清楚；三是观点和材料相统一。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论证充分，说服力强

本论部分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论证，以理服人。作者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可信的。为此，必须围绕论点，运用论据，展开充分的论证。论证就是要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正确性或证明敌对论点错误性的过程和方法。从论题的性质来看，论证又可分为立论和驳论两种。

1.立论

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证明它的正确性，从而把论点确立起来的过程就叫立论，也叫做证明；常用的证明方法有：

（1）例证法，这是一种用事实作为论据，举例说明的论证方法，就是常说的“摆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让事实说话，这是最常用而有效的论证方法。例如：××市热电厂由于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紊乱，引起交接货手续不清，货款支出异常，个别领导与供销人员收受贿赂，致使厂方多付货款11.2万余元，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引自学员毕业论文，下同）

运用例证法进行论证，事例要典型，数据要确凿，叙述的语言要简明扼要。

（2）引证法，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权威人士的观点、理论，或科学上的公理、定律，还有其他格言、谚语、名言、警句等来证明自己观点的论证方法，也称“事理论证”。例如：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说：“任何民主，和一般的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的这些基本观点说明，政治来源于经济，又反作用于经济，既是指导作用，又是服务作用，是指导与服务的统一。采用引证法，所引用的言论要忠实于作者原意，不能断章取义；引语要准确无误，最好注明出处；引语要简洁，避免大段引用、喧宾夺主；对引语要作一些阐发说明，不要引完即简单下结论。

（3）分析法，就是把一个较为复杂庞大的事物或事理，分解切割成若干部分，然后一一加以考察的论证方法。通过对所论事物或事理的分析、透视，发掘出其中蕴含的道理和规律来，从而很好地证明论点。例如，题为《要办好学校必须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毕业论文，对学校原来的领导体制“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所存在的弊病作了这样的分析：

（一）文字上含义不清，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二）把“领导”与“负责”分工，不符合管理原理。

（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四）在校长上面加了一个管理层次，形成了书记——校长——主任——教职工四个层次。管理层次越多，工作效率越低。

通过这样入情入理的层层分析，旧体制的弊端昭然若揭，也就从反面很好地证明了“要办好学校必须实行校长负责制”的中心论点。

（4）推理论证，推理就是从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过程。议论文与逻辑推理是分不开的。从文章的整体来看，完整的论证过程也就是归纳、演绎或类比推理的过程；从文章局部来看，在各个论证环节中，也可采用这些推理形式。学员论文运用推理论证的例子随处可见。

立论论证的方法除了以上几种外，还有因果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这里不一一介绍。

2.驳论

驳论是通过驳斥敌论点，证明它是错误的、荒谬的，从而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论证方法。驳论可分为驳论点、驳论据和驳论证三种。常用的驳论方法有直接反驳、反证法、归谬法等。

（1）直接反驳，就是运用论据或推理，直接证明敌论点是错误的方法。

（2）反证法，为了证明对方的论点是错误的，可以先证明与其相矛盾的另一论点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反证法。例如：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为了驳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这一错误论点，就提出“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这个正面论点，然后运用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从而驳倒了反面论点。

（3）归谬法，先假定对方的论点是对的，然后以它为前提，推导出一个明显荒谬的结论，从而证明对方论点是错误的。例如：如果按那些政治“精英”们所述的理论来分析，只会产生这样一个现实：即凡是走上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的国家，全部或至少大部都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得快。但可惜的是，这种现实还不存在，这种材料在现实的世界上还没有。

论证或反驳的方法有很多种，究竟使用哪一种或哪几种，要根据论证的实际需要来确定。一般来说，单纯地只用一种论证方法是很少见的，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将几种论证或反驳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好的论证效果。

（二）结论严谨，条理清楚

本论的篇幅长，容量大，层次较多，头绪纷繁，如果不按一定的次序来安排文章内容，就会层次不清，结构混乱，大大降低表达的效果。根据层次之间的不同关系，可以把本论部分的结构形式划分为并列式、递进式和混合式等三种类型。

1.并列式结构

又称平列式结构或横式结构。它的特点是，围绕中心论点划分为几个分论点和层次，各个分论点和层次平行排列，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论证中心论点，使文章呈现出一种多管齐下、齐头并进的格局。

2.递进式结构

又称推进式结树或纵式结构。它对需要论证的问题，采取一层深于一层的形式安排结构，使层次之间呈现一种层层展开、步步深入的逻辑关系，从而使中心论点得到深刻透彻的论证。

3.混合式结构

也称并列递进式结构或纵横交叉式结构。有些论文的层次关系特别复杂，不能只用一种单一的结构形式，需要把并列式和递进式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的结构形式。采用混合式结构，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并列的过程中，在每一个并列的面上，又展开递进（并列中的递进）；一是在递进的过程中，在每一个递进层次上，又展开并列（递进中的并列）。这种方法比前两种更复杂，也更难掌握一些。

为了避免由于内容过多而使条理不清，写作本论时，常在各个层次之前加一些外在的标志，这些外在标志的主要形式有小标题、序码、小标题与序码相结合及空行等几种。

（三）观点和材料相统一本论部分的内容由观点和材料构成，写好本论的另一个要求是将观点和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观点统帅材料，以材料证明观点。从总体上说，材料应按照各自所要证明的观点来安排，即把所有的材料分别划归到各个小观点之下，随着观点间逻辑关系及排列顺序的明确，材料自然也各得其位了。但是，在同一内容层次之中的观点与材料应怎样安排，究竞是先出观点还是先列材料，在起草时不能不斟酌一番。为了避免雷同，应该有所变化。一般是先摆观点，后列材料；有时也可以先列材料，再摆观点；还可以边摆观点边列材料，夹叙夹议，由浅入深。总之，要把材料和观点紧紧地糅台在一起，有机地统一起来，为表现文章的中心服务。

三、写好结论

结论是一篇论文的收束部分，是以研究成果和讨论为前提，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毕业论文的结论部分大致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提出论证结果。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应对全篇文章所论证的内容作一个归纳，提出自己对问题的总体性看法和意见。例如，《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乡镇领导方法》一文的结论：

总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个新的体制转换阶段，乡镇领导干部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带头人，在思想认识、领导方法等方面都必须来一个很大的转变，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新形势，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在论文结论部分，作者常常不仅概括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指出课题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为他人继续研究指明方向、提供线索。例如，《地方行政机关后勤工作改革之路》一文的结论部分：总之，机关后勤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改革的任务是艰巨的，在当前，我们仍处在上述较容易见到成效的某些方面进行探索的阶段，我们要力争有一、二个突破口，在取得成果之后，不断把后勤改革引向深入，达到服务社会化的最终目的。

谢辞。在结论部分的最后，也可以写上几句话，向在本篇文章的撰写过程中，曾给予自己帮助的人表示谢意。谢辞要写得感情诚恳，言语得体，不要过多的溢美之辞。例如：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我的指导导师××先生的悉心指教，并得到其他几位老师的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古人说：“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结论在一篇论文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写好结论，应该注意两点；第一，要使结论部分真正起到收束全文的作用，一般不要提出新的观点或材料；第二，结论的语言要简洁有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