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范文

刑事法律范文第1篇

一、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正如上文所述，某一特定部门法对其所指向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从而形成某类特定的法律关系。然而，什么是刑事法律关系，我国刑法学界尚未形成普遍的观点。

（一）有关刑事法律关系概念的主要观点

目前刑法学界的对于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主要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之分。

广义说是建立在刑事一体化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将刑事诉讼法，刑法和刑罚执行法看作是一个整体，共同组成刑事法律部门。所以，刑事法律关系是由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刑法关系和刑罚执行法律关系所共同组成的法律关系。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刑法关系是实体法律关系，是其他程序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刑罚执行法律关系是程序法律关系，是实体法律关系实现的前提和途径。

狭义说是将刑事法律关系理解为刑法法律关系。此说主张仅从刑事实体法律上对刑事法律关系进行定义。该说将刑事法律关系概念界定为,在刑法法律规范的调整下，国家和犯罪人之间所形成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或者表述为，由刑法规范调整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国家司法机关与实施违反刑法规范行为的人（包括法人）之间产生的，在定罪与量刑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对上述两种学说的评析

不难发现，对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之所以有广义狭义之争，关键是由于对刑事部门法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造成的。

对于刑事法律的外延，在当前刑事法学界有着一下三种不同看法。一是狭义的刑事法律，是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有关犯罪和刑罚的法律的总称，如刑法典和单行刑法；二是一般意义上的刑事法律，泛指所有刑事实体法律规范，它除了涵盖狭义的刑事法律外，还包括附属刑法；三是广义的刑事法律，指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总称。除了涵盖一般意义上的刑事法律，还包括了刑事诉讼法和刑罚执行法。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去理解刑事法律。在对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分别研究的同时，应当从整体上把握和统筹整个刑事法律部门。

根据我国法律部门的划分，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分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即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但是，从整个刑事部门法的角度来看，刑事实体法是规定什么是犯罪以及犯罪的具体法律后果的规范，刑事程序法则是规定如何认定犯罪以及如何执行刑罚的规范。所以，无论是刑事实体法还是刑事程序法，它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认定和处罚犯罪，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它们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因此，刑事法律关系是指，就是刑事法律所调整的公民（犯罪人、被害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包括刑事实体法律关系和刑事程序法律关系。当然，并不是任何公民在任何时空内都处于刑事法律关系之中，只有当公民(或法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触犯了刑事法律或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依法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时，才受到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

（三）刑事法律关系的突出特点

相对其他法律关系而言，刑事法律关系具有不平等性和更加严厉的强制性的特点。这也是刑事法律关系最基本的特点。传统的法学观念认为，刑事法律是保护国家政权以及维护国家政权的各种社会关系。鲜明的阶级性是我国刑事法律的突出特点，这必然得出我国刑事法律关系具有不平等性这一结论，即处在刑事法律关系之中的国家与公民（犯罪人和被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不对等的。在整个刑事法律关系之中，国家的代表——司法机关，始终以主导者的身份出现，支配着整个刑事法律程序。从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到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再到法院的审判，最后交付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刑罚，国家始终处于刑事法律关系的主导地位。被告人（指代犯罪人），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虽然依法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是他们始终处于一种被支配的地位，即他们的权利享受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并且需要履行某种义务。

同时，刑事法律规范是一种禁止性规范，也就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具有强制性，是所有法律关系的共性，民事法律关系和商事法律关系等同样具有强制性，这是由法的强制性决定的。但是，刑事法律关系所体现的强制性最为严厉，统治阶级以国家的名义制定了刑事法律，确立了刑事法律关系，社会成员一旦进入这种法律关系，就只能处于服从地位，这就是刑事法律关系的强制性。

二、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的转变

20世纪后半叶，传统刑法学上的犯罪的概念受到了来自被害人学理论的挑战。在越来越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今天，法律更加凸显对个人尊严和个人权利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犯罪不仅仅是被理解成为对国家和社会的威胁和侵犯，而是更加强调犯罪对被害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害。

（一）三元结构模式的建立

在传统的犯罪概念之下，一般认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当然的被认为只有犯罪人和国家，这就是刑事法律关系的犯罪人与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而当犯罪不仅仅被视为是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侵害时，刑事法律关系也究不再只是犯罪人与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新的犯罪概念之下，必然会得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不仅包括犯罪人、国家，还包括被害人的结论。即“三元结构模式”。

实践证明，将被害人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能够更加合逻辑地解释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三方关系。比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获得物质赔偿的理论依据问题：在二元结构模式下，如果犯罪仅仅是犯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侵犯，那么犯罪人无需对究自己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进行物质赔偿。这样无疑是即不符合立法实际和司法实践，也不符合普通民众的法感情的。但是，在三元结构模式下，犯罪不仅仅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侵害，更是对被害人的侵害。所以犯罪人应当就自己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这就很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鉴于此，应当将刑事法律主体由犯罪人与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转变为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三元结构模式”。

（二）三元结构模式下，各主体之间的关系

传统“二元结构模式”中，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只需要考虑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三元结构模式”下，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

1、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在此关系中，犯罪人侵犯或者是威胁了被害人个人的权利或自由，并造成了相应的人身或财产的损害。犯罪除了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以外，还应当对被害人于以物质上的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我国尚未支持被害人的精神赔偿）；而被害人既有权要求对犯罪人进行惩罚，追究其刑事责任，也有权要求犯罪人对其损失进行赔偿。实际上，犯罪人与被害人是刑事法律关系中最具冲突性且最为持久的一对范畴。在国家和法律追究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之前便已经产生，并且不一定以犯罪人最终承担刑事责任而结束。当然，在某些犯罪中是没有犯罪对象的（如组织偷越国边境罪），从而就更谈不上由犯罪被害人了。

2、犯罪人与国家的关系

犯罪人与国家在此关系中，犯罪人破坏了国家的统治秩序，因此国家会动用刑法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犯罪人也有权要求国家保护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而国家除了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外，还应当切实保障和维护其法定权利，在刑事法律程序中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等原则。在刑事法律关系中，犯罪人与国家是重要的一对范畴．只有明确犯罪人与国家的关系，认定犯罪行为侵犯了何种社会关系，才能准确的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3、被害人与国家的关系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全球性的刑事法改革浪潮和被害人学的兴起，此对关系范畴逐渐被纳入整个刑事法律关系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而且日益受到各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在此关系中，被害人有权向国家主张行使个人追究犯罪（刑事自诉）的权利。在国家怠于保护公民的情形下，被害人的权利遭受犯罪人侵害时，被害人还有权要求国家补偿。如此同时，被害人也有义务积极配合国家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如提供线索和证据、出庭作证等。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国家对于被害人的权利既要予以保护，同样也要进行必要制约，从而使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权利分配不至于失衡。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中，这对范畴具体表现为被害人与侦查、公诉、审判以及刑罚执行机关之间的关系。

三、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主体活动的目标和方向。没有客体，主体的活动就失去了目的性，构成法律关系内容的权利义务也会成为空洞的形式。解决主体间的责任分配问题是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设定的，法律责任就是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目标和对象。所以，在“三元结构模式”的刑事法律关系中，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应该是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元结构模式”下所产生的刑事责任与一般意义的刑事责任相比较而言，内容要更丰富，范围要更大，是 “广义”上的刑事责任。这种刑事责任具体反映在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之间构成的三组关系范畴之中。在犯罪人与被害人关系中，刑事责任主要是指犯罪人对被害人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犯罪人因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损害，即产生赔偿责任；在犯罪人与国家关系中。刑事责任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刑事责任。犯罪人因自己的犯罪行为而破坏了国家的统治秩序和公共利益，触犯国家的刑律，随之产生相应的刑事责任。在被害人与国家关系中，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应是国家对被害人的保护责任，包括国家对犯罪人的追究责任和对被害人的补偿责任。

综上所述，刑事法律关系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刑事法律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推动我国刑法理论对刑事法律关系的深入研究,从而能够使刑法理论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同样，也希望在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指导下,刑法实践将更具有规范性和公正性。

参考文献：

[1]梅文娟，论刑事法律关系三元结构下的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载《江汉论坛》，2010年4月。

[2]刘贵萍，许永强，论刑事法律关系“三元结构模式”的建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陈肖华，论刑事法律关系，载《山东法学》1999年第3期。

[4]张小虎，刑事法律关系的构造与价值，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5]朱昌波，论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界定，载《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刑事法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服务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1]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社会基本保障权利，是司法为民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司法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合法权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史

刑事法律援助萌芽于十五世纪末期的苏格兰王国，一度创立了穷人登记册，在册者若提讼，则可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人的帮助。法律援助发展于二十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建立和完善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展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扩展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展到预防，提供援助范围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的层次，已从保障穷人公民权利发展到福利型福利社会保障制度。[2]把法律援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一种国家福利性质的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法制象征之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量力而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提出和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1956年10月20日司法部的《律师收费暂行办法》等文件中，规定了律师免费或减费给予法律帮助的具体案件范围。1979年以后，陆续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

我国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了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率先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同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又以专章对法律援助作了规定。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1997年5月26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且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同时揭牌。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对全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宏观管理与政策指导。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它理顺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的首要、最基本的职能，就是要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而在刑事诉讼领域内，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其保障人权的功能。[3]应该说，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由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尚处于初创阶段，法律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过于原则，又未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对于进行援助的程序、方式、资金保障及拒绝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责任都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致使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刑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不配套。虽然经过7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远远不能适应刑事法律援助的需要。（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目前绝大数地方仅仅只能解决专职法律援助人员的工资和少量办公经费，而业务费用和福利费用则严重匮乏，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执业律师不仅要义务承办案件，而且要由自己或律师事务所承担办案经费。（三）一些法院不依照法律规定，存在超范围指定援助辩护、指定时限过短、指定形式不规范、重复指定等问题。（四）极少数律师接受刑事法律援助后，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话，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作用

法律援助是直接以保障弱势群体人权为使命的一项法律制度。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受经济、健康、自由等诸多因素制约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享受和实现各种社会利益上往往受到现存条件的限制。[4]在司法体制的视角中，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服刑囚犯、刑满释放人员、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以及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如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一样，也是急需尊重和关注的对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对急待法律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优质的法律帮助，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发挥庭审功能，促进普法与法治；增进刑事法律的亲和性、感召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体现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请不起或者没有聘请律师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盲聋哑残疾人等社会弱者群体的合法权益。

（四）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五、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几点建议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为特殊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调协的防护墙，为更加全面有效地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的功能，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援助方式多样化。在继续坚持指定辩护等援助方式外，还需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要改变现阶段被动性的援助方式，法律援助部门除坐等法院的指定和申请人申请外，还需对自己认为需要援助的对象进行援助。此外，还可以实行律师值班制度，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目前，我国虽已建立经编制部门正式批准的援助机构2000多个，但仍难以适应刑事法律援助发展的需要。对于完善援助机构的设置，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单独设立以“法律援助中心”命名的援助机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现有的国办律师事务所进行“转向”改造，在重新组建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由国家核拨编制和经费，专门从事公益性法律服务的机构。[5]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第二种观点，更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因为：首先，现有体制之外再广泛地设立一批法律援助机构，将给国家造成较大人力、财力负担，而少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又不足以推动整个社会化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其次，国办律师事务所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法律服务机构，在长期的专业法律服务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利于全面展开法律援助工作。

（三）扩大援助人员范围。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仅仅为律师，据称这是为了为当事人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保证援助的质量。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受人员数量的限制，法律援助的质量反倒无法保证。此外，为改变我国现阶段法律援助的现状，政府已经开始尝试设立公职律师，但毕竟规模小、人员少，作用有限，绝大部分援助案件还是由社会律师来完成的。因此，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要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仅有这两家是不够的，还要发挥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四）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如前所述，我国目前重视对审判阶段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忽视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由于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权，而是负有如实回答侦查机关的义务，并且法律规定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在实践中又无法加以判断。这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为侦查机关任意地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大开方便之门。因此，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已时不我待。

刑事诉讼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利的剥夺，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因而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刑事诉讼法视为公民民主和自由权利的大一点也不为过。

正如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明确刑事法律援助人的具体义务及受援人的具体诉讼权利，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同时，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必须体现到诉讼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田文昌主编《刑事辩护学》群众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

[4]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刑事法律范文第3篇

一（一）批判刑法工具主义，树立人权保障观

刑法被认为是最集中地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因而，刑法的政治属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突出地显现出来。刑法的政治功能被放在第一位，刑法的打击锋芒被界定为主要针对反革命罪；刑法中不具有政治职能性质的条款也要为其政治职能服务。（注：苏惠渔等：《刑法价值观念的一次维新》，《法学》1999年第2期。）对于刑法这种近于直观的认识，不仅在事实上导致人们直接把刑法用作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导致人们在观念上把刑法看成是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人们印象中的“刀把子”。刑法就是执行阶级职能、镇压阶级敌人反抗，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

其实，刑法并不仅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主要不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现代刑法理念和原则的产生是基于人权保障、实现社会正义而产生的。现代刑法的灵魂——罪行法定原则就是基于公民防范司法擅断，制约国家刑罚权，保护个人自由，实现社会正义而提出的。这一原则确定的理论基础即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思想和观念，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受社会本位的整体主义的束缚，受政治刑法观和刑法工具主义的影响和制约，个人权利强调得不够，（注：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使得刑法的立意被长期定位于消灭犯罪的理想之上。其结果，导致了长期以来我国刑法以消灭犯罪为目的，而不惜花费成本，甚至以牺牲对公民应有权利的保障作为代价。（注：苏惠渔等：《刑法价值观念的一次维新》，《法学》1999年第2期。）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确立，现代刑法观念的启蒙与觉醒，与国家、集体相对应的社会个体利益得到了法律的充分承认和保障。我国刑法也应当破除片面强调刑法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刑法工具主义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观念和刑法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象征的目的主义观念，确立国家刑罚权自我制约意识，确立犯罪人既是刑法规制的对象，又是刑法保护的应当给予理性尊重的法秩序主体的意识。马克思说过：“法典是公民自由的圣经”。按照李斯特所说：刑法不仅是“善良公民的大”，而且也应该是“犯罪人的大”。刑法在保障国家行使刑罚权以惩罚犯罪，维护秩序的同时，又必须要充分保障犯罪人个人的合法权利。在国际社会普遍强调人权，人权意识凸现的今天，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人权保障是刑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注：张文、何慧新：《中国刑法学20世纪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当代法学》1999年第1期。）因此，我们应当在批判和废弃刑法工具主义、刑法政治观的同时，高扬刑法人权保障的旗帜，并以人权保障为底线构筑现代中国刑法学，为中国刑法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前进方向。

（二）破除刑法万能主义，树立刑法谦抑观

中国古代礼“禁于将然之前”，刑则“禁于已然之后”的礼——法（刑）两级规范体系导致刑不仅成为一切违法行为的制裁手段，而且成为所有违于礼义的行为的制裁手段，所有出礼入法的行为都是应予严刑惩治的犯罪。这种礼——法（刑）配置关系是造成中国古代社会刑法泛化、刑法万能主义观念盛行的重要原因。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与旧法统和封建专制的刑法制度的决裂，但刑法泛化和刑法万能主义的观念影响却根深蒂固，至今未能消除，特别是表现在立法上对一些无序、失范该由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控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权的范围无限扩张，表现在社会大众心理上，强化了全社会对刑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果的作用期待，重刑主义思想抬头。（注：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

其实，如耶林所指出的“刑罚为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刑法应当是抗制不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注：储槐植：《罚刑矛盾与刑法改革》，《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思想。显然，刑法谦抑性观念，是与刑法万能主义相悖的，它应当成为我们批判刑法万能观念的武器，并应当成为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创新理论之一。同时，我们也要在对“严打斗争”重新审视时对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的普遍约束力予以关注和重视。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菲利说过：“刑罚从其结果的不可避免性中产生全部威力。”列宁也曾指出：“有人早就说过，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惩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一切罪案都真相大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也证明绝大多数犯罪人都存有侥幸逃避制裁的心理，无论刑罚多么严厉，犯罪人认为自己有逃脱刑罚制裁的可能时，再严厉的刑罚也毫无阻止犯罪发生的作用。刑法运用的实践也进一步证明，自1979年刑法典制定后，为严厉打击犯罪先后修改和制定的20余部法规都是愈来愈严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扼制犯罪过快增加的作用，但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的增加，甚至对阻止犯罪过快增加所起的延缓作用也极为有限。为此，在树立刑法的谦抑性时，更应重视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普遍约束力，适当降低刑罚的严厉性，而扩大刑法约束的范围，即有限度地扩大对某些行为的刑法约束；一是将有些行为纳入刑法调整，如危害环境，某些恶意的经济行为等；二是将有些行为降低处罚要求，如贪污、受贿等犯罪，降低其构成的起点数额，防止培养犯罪分子的胃口和能捞一把是一把的侥幸的心理，使某些腐败分子望而却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的普遍约束力将日益加强，这是现代刑法的新理念。

（三）破除重刑主义，树立社会防卫观

中国历史上早就提出过“治乱世用重典”的刑法思想，在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下，为了达到令民畏服的目的，中国历代封建刑律莫不采行严厉的生命刑和身体刑，不仅法定死刑和肉刑名目繁多，而且盛行法外用刑；不仅发明了残酷的刑罚执行方法，而且普遍建立连坐族诛制度。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刑法发展史证明，重刑主义从没有导致社会的长治久安，反而是用法愈重则国愈乱，刑愈滥而国愈穷。现实也证明，严打的惯性造成严打的敌对情绪，罚不当其罪导致对社会的逆反，进而报复社会，故意制造案件，暴力犯罪大多数是重新犯罪的累犯惯犯所为。（注：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新中国刑法本身已对重刑主义进行了必要的清算，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犯罪态势的趋恶，加之对犯罪规律缺乏深入研究和历史考察，“治乱世用重典”的重刑主义思想又重新抬头，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近十多年来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

面对犯罪持续上升的现状，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刑法学，应当摆脱重刑主义思想的羁绊，确立刑罚相对性观念，树立社会防卫的观念。我国现行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模式基本上是国家本位的以国家权力的运作为中心的犯罪控制模式。虽然，我国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战略构思，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治理犯罪，但从本质上讲，我国现行的与犯罪作斗争仍然是国家动员社会力量，还是围绕国家权力的运作进行的，还是人治的方式。因为综合治理提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治的惯性巨大的形势下提出的，所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格局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国家应当将一部分与犯罪作斗争的权力从国家刑罚中分割出来还给社会，使刑法运行模式由“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过渡（注：杨春洗：《刑事政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第433页。）。运用国家权力和动用社会力量消除犯罪的社会的致罪因素。依据社会防卫思想，需要中国刑法学对现行的刑事政策和刑罚制度进行彻底的反省和质疑，荡涤其报复主义、惩罚主义和重刑主义的成分，赋予其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内核，在坚持罪刑法定和罪责刑均衡的基础上，以促进犯罪人重新社会化，复归社会从而预防犯罪为刑事政策和刑罚制度的基础价值。（注：储槐植：《市场经济与刑法》，《中外法学》1993年第3期。）二

随着1997年刑法典的实施，刑事法律观念的转换与变更已经成为不争之实。刑法理念的嬗变与递进，这是中国刑法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资源，从长远看，影响力将日益发挥作用。但从现实看，影响及幅射能力甚小，特别对实践难以形成直接的影响力，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矛盾没有解决，即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刑事法制与刑法的关系。为转换刑法观念，当前必须要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矛盾，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要处理好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的关系

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之一与国家共同诞生，有国家即有刑法，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划分为奴隶制刑法、封建制刑法、资本主义刑法和社会主义刑法。刑法是作为社会规范形式存在的，但作为指导刑法的理念，即刑法思想，刑法精神，刑法观念，刑法原则都先于或无需法律的形式而存在相对的法律发展阶段中。（注：储槐植：《刑事政策：犯罪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和司法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刑事法学》2000年第4期。）如维护奴隶主利益，现不平等、残酷的刑罚及滥施刑罚的刑法理念在奴隶制刑法没有成文之前就已经蕴育成熟。资产阶级的刑法理念也同样早于资产阶级刑法而出现，并影响着其刑事立法。如现代刑法的三大原则：罪行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都是由于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的倡导而在后来的刑法典中确立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刑法发展历史上按刑法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原则划分有两种类型的刑法，即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有的称理论刑法、刑法哲学。理念刑法是刑法实质内容的表现，规范刑法是刑法形式的外在表现；理念刑法决定规范刑法，指导规范刑法，规范刑法表现和实现理念刑法；理念刑法先于规范刑法而产生，并决定着规范刑法的产生。理念刑法是规范刑法之源、之本，规范刑法是理念刑法具体表象。但由于长期以来偏重对规范刑法的注释研究，而忽略了理念刑法的研究，而使理念刑法的研究落伍，不能适应刑法现代化的需要。理念刑法研究的落后，最大影响是刑法的移植和改良缺少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本土资源的支撑，使得移植和改良的规范刑法缺少长绿之源。考察中国近现代刑法发展的历史，不论是清末、民国刑法，还是新中国1979年刑法和现行刑法都是移植与嫁接的改良品种，而这种移植与嫁接并没有良好的土壤条件，缺乏法治基础和法文化的底蕴。罪行法定原则被我们移植过来后，却由于缺少法治的传统、民主思想、权利观念、人权思想而在规范刑法中孤芳自赏，难以达到理想的彼岸；而在刑事司法中由于重刑主义、人治思想的幽灵还徘徊着，难以贯穿于始终，甚而被人治搁浅。为使中国刑法走向现代化，转变刑法观念，首先就应处理好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的关系，加强理念刑法研究，宣扬现代刑法理念，在民众中形成现代刑法的共识，方能使中国刑法步入现代化的行列。可喜的是，近年来有的学者对理念刑法作了有益的探讨，并出版了一系列的理念刑法的著作。但是这些阳春白雪的高雅上乘之作，往往只是在刑法学理论殿堂束之高阁，或仅为学者引证之用，由于其理论的深奥而和者盖寡。现实的需求既需要阳春白雪，更需要下里巴人。刑法理论者的任务应为刑法观念的普及而呐喊，使之成为民众的自觉行动。唯如此，现代刑法的观念才能深入人心。

（二）要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本世纪，刑法界形成了一项共识——刑法刑事政策化，刑事政策成为刑法的灵魂。但我国刑法学界和犯罪学界对刑事政策研究取得具有创新价值的高水平的成果实在太少，使得刑法缺少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控制犯罪中缺少力度。如近年来，国际上的刑事政策有朝向“两极化”发展的趋势，也就是所谓“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所谓两极就是严格的刑事政策(hardcriminalpolicy)与缓和的刑事政策(softcriminalpolicy)。简言之，对于危害社会的重大犯罪或高危险的犯罪人，采取严格的刑事政策，使其罪当其罚，罚当其罪，以有效压制犯罪，维持法秩序；另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及有改善可能性的犯罪人，则采取缓和的刑事政策，以抑制刑罚权的发动为出发点，透过不同阶段的转向，(diversion)（刑前转向、刑中转向、刑后转向）（我国有的学者称“转处”）采取各项缓和的处遇（如缓刑、社会内处遇等）措施，以替代传统刑罚，而达成促使回归社会并防止再犯的积极目的。这一政策，一方面可大量减轻刑事司法机关及矫正机构的负荷，使相关资源得以更有效的利用，更能集中资源对付重大犯罪；另一方面可使重刑犯及高危害罪犯能得到更适当的刑罚处罚及处遇；轻刑犯则减少入监服刑的机会，改以拘禁以外的其他处遇方式，不但能减少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反而可以对社会有更积极的贡献，并可促使犯罪被害人及早获偿，可以说是对政府、被告、被害人及社会整体均是有利的政策方向。（注：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从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刑事政策以功利思想为指导，将刑事政策调整为“轻轻重重，以重为主”。轻轻是指对轻微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轻；重重是指对严重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重。我国在80年初根据青少年犯罪突出的现状，也确立了两极刑事政策，即一方面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一方面教育、挽救、感化有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但随着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严打斗争愈来愈激烈，频率加快，而使另一极刑事政策从1983年以后逐渐失去作用。虽然近几年又重新提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未成年人的保护，但却未能真正贯彻两极刑事政策。我国刑事政策的这一变化对刑法不可能不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单一刑事政策在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构成的犯罪控制大系统中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在刑法价值导向和调节的功能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加强两极化刑事政策研究是刑法观念转换的一个先决条件。

（三）正确处理刑事法制与刑法的关系

刑事法律范文第4篇

有学者则注意到刑法从属性与独立性两者之间的矛盾，提出从属性与独立性共存之说的观点，即在立法领域倡导刑法的从属性原则，从根本上将犹如双刃剑之刑法置于和法治的框架之内，以把保障人权作为刑法的立足点；而在司法领域，从解释论立场，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秩序而坚持刑法的独立性原则。这样，就可以在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基础上倾向于人权保障。⑥其实，仔细审视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共存说的观点实质上并没有否定刑法的独立性。笔者对上述刑法独立性说的观点与论证表示充分的赞同，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刑法归结为其他法律的制裁措施，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重要的一个法律部门，其独立性是毫无疑问的。正如论者所说，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刑法规范既具有补充性，同时又具有独立性，即刑法规范的概念、构成、功能都独立于其他法律规范，自成思想体系。⑦笔者认为，鉴于刑法规范本身构成的特殊性，其对于非刑事法律规范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同时，我们更应坚持其解释及适用的独立性。

刑法规范中概念内涵的独立性阐释

刑法规范中的概念，有许多是和其他法律规范共用的。一般而言，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具有一致性，这是由法律体系内部具有协调统一性所决定的。但如果有其他理由足以否定其含义的相同性，就不能作相同的解释，或者说允许作不同的解释。“例如，国家法的公务员概念不总是与刑法的公务员的概念一致。某个人可能在刑法意义上是公务员，而在国家法意义上却不是。同样如此，如物、占有、错误、公众、疏忽、辩护等概念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各有不同的含义。”⑧翁岳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一本著作中曾指出：“在同一法律中各法条所使用的相同用语，由于在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其各自规范的目的以及与其他法律的意义关联，因此该项相同用语的概念，一般承认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此尤其适用于在不同领域内使用相同概念的情形。因此，民法、行政法与刑法上相同的概念，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⑨对此，德国学者卡尔•恩吉施进一步举例说明之：“例如刑法中的疏忽的概念是另外的，即具体被解释成不同于民法的，因为刑罚要求在确定责任时，特别要考虑各种具体的情况，这不同于损害赔偿。因而，一个医生在刑事诉讼中也许可能成功地以缺乏能力为证，且被免予疏忽地伤害身体的控告，但却在民事诉讼中因为疏忽地伤害身体而被判赔偿损害，因为他没有满足人们可能对他提出的期待，因为他无视在交往中能要求的谨慎。”瑏瑠因此，在遵循同一概念一般作同一解释的原则下，我们必须肯定一些概念在刑法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之中具有不同含义。瑏瑡以下以《刑法》部分规定为例分析之：例1：《刑法》中的著作权概念与《知识产权法》中的著作权概念。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的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以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同时，在《著作权法》第四章中规定了图书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及广播组织权，这些权利不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所列的权利范畴，虽然在《著作权法》中未使用“邻接权”的概念，但在知识产权界均将这些权利称之为邻接权，是与著作权并列使用的两个概念。《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著作权法》和本条例所称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是指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的版式设计享有的权利，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这也印证了著作权与邻接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邻接权无论是从主体、保护对象、内容、受保护的前提等方面均存在区别。瑏瑢而我国《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中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2）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3）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4）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对作为保护对象的著作权的范围既包括了《著作权法》第10条所列的复制发行权等狭义上的著作权，也包括了图书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等邻接权。换言之，《刑法》中的著作权的范围并不限于知识产权法领域狭义著作权的范围，其把著作权及与著作权密切相关的邻接权一起归为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应该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在于刑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面不同。刑法规范是通过规定某一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为犯罪并予以相应的刑罚处罚，以达到保护社会关系的目的。不论这种关系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不论是军事的还是文化的，不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不论是行政关系还是民事关系，只要这种关系对于统治阶级具有重要性，都可能纳入到刑法规范的保护范围。因此，相对于其他法律规范而言，刑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面更广，在某些情形下不得不将同种法律分别规定的事项合并在一起予以规范，或者将具有共同特点的行为合并规定为一个犯罪，这样可能导致刑法规范中的概念与其他法律规范中的同一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当然，正如有论者所分析的，邻接权从本质上讲是作品传播者对其赋予作品的传播形式所享有的权利，它与著作权一样同属知识产权范围。邻接权与著作权关系密切，它是由著作权衍变转化而来，是从属于著作权的一种权利。瑏瑣因此，在保持不违背基本文字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出于刑事立法简洁的需要，立法者对《刑法》中的著作权范围采用了与著作权法中的著作权范围不完全相同的含义。例2：《刑法》中的经理概念与《公司法》中的经理概念。在我国刑法规范中，与经理有关的规范主要是《刑法》第16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这是我国1997年《刑法》新增加的一个犯罪，其犯罪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那么此处的经理的概念是否要与《公司法》中同一呢？由于《公司法》所调整的对象只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它不可能涉及到这两种组织形式以外的企业。相应地，《公司法》中的“经理”也只是特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即对内具体掌管和处理公司事务，对外可以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或者其他代表公司进行商业活动、对董事会负责的人员，而不可能指其他企业的负责人。换言之，在《公司法》中，经理只是存在于公司之中，没有公司，也就没有经理。然而，在《刑法》中就不能作与此同一的解释，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罪刑规范中，经理并非仅仅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还有很多国有企业未实行公司改制，因此在我国企业形态中，既有公司制企业，也有非公司制企业。这些非公司制企业负责人也没有经理头衔，而往往被称为厂长、总裁、主席、矿长之类。他们和上述未实行公司改制的企业的经理一样，往往都缺乏董事会的领导和监事会的监督，其权力比公司经理还大，对于他们利用职务便利，兼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如果仅从经理一词的字面意思来看，似乎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厂长”与“经理”就字面含意来看，是各自独立、互不包含的，而《刑法》该条款的主体写明的只是董事、经理，不包括厂长。但从本质来看，这些厂长、总裁、主席、矿长的职权、地位却又和经理、董事相似，甚至兼而有之，因而也应该履行相应义务，承担相应责任。如果对他们利用职务便利、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有失公允，同时也不利于保护国有资产和维护国有企业的正常管理秩序，其结果可能是使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都不愿戴经理这顶帽子，而改用其他头衔，以逃避刑事处罚。因此，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主体中的“经理”不仅应包括在公司制企业中对内具体掌管和处理公司事务，对外可以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或者代表公司进行商业活动、对董事会负责的人员，还包括在其他形式的企业中，那些虽不采用经理头衔但具有与《公司法》中经理的职权和地位相当或相近的人员，如厂长、总裁、主席、矿长等。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该刑法规范所处的章节节名还是该规范本身的条文都已提示我们，这里的“经理”不仅仅指公司的经理，该规范所在的位置是我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在这里，就不仅仅包含公司，而且还包括企业，企业与公司并列。第165条规定的主体也是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即也是将企业与公司并列。这充分说明了该法规范所调整的不仅仅是有关《公司法》中所说的公司的事项，而且也包括有关非公司形式的企业的事项。因此，将非公司形式的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也解释为本罪所说的经理，并不仅仅是一种目的解释，而是有字面依据的，并不违背刑法解释中的预测可能性原则。同时这也体现出法律概念的相对性和法律概念的多义性，在不同的场合法律概念可能会选用不同的含义。法律秩序“要求概念的个别性变化适应具体法律规定的特殊意义。”瑏瑤也即，刑法中的概念不一定要与非刑事法律规范完全一致，如果进行同一解释，违反刑法公平正义的话，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在刑法规定的文义范围内作不同解释。例3：《刑法》中信用卡概念与行政法规中信用卡概念。《刑法》中的“信用卡”一词本身是一个专用名词，其含义的确定有赖于相关行业性的法律文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第6条则规定了信用卡的含义及范围，“信用卡按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分为贷记卡、准贷记卡两类。贷记卡是指发卡银行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持卡人须先按发卡银行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账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信用卡。”即该管理办法认为信用卡就是贷记卡或准贷记卡，其不包括借记卡，那么这是否就是《刑法》中信用卡的真正含义呢？问题没这么简单，一段时间内，刑法理论界对于信用卡概念的解释曾有明显的分歧。瑏瑥主要缘由在于，1999年《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在1996年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将贷记卡和借记卡均归入信用卡的范畴。换言之，当时在银行界只有信用卡的概念，没有银行卡的概念。虽然当时的信用卡发行范围非常狭窄，借记卡也只是零星出现，瑏瑦但毫无疑问，1996年《管理办法》将贷记卡和借记卡均归入信用卡范围之内。由于银行卡业务的不断拓宽，电脑办公及自动取款机的大规模普及，为了加强与国际接轨，在银行业务活动中，银行卡已经代替了原来的信用卡概念，并同时将信用卡限定在1999年管理办法的含义范围之内。那么《刑法》中信用卡的含义到底应该援用1996年《管理办法》中信用卡的含义还是1999《管理办法》中的信用卡的含义呢？笔者认为，根据历史解释方法就可得出《刑法》中的信用卡的概念应依照1996年《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因为我国现行《刑法》在1997年制定时，银行业务管理活动中的借记卡就包含在信用卡范围内，而我国《刑法》的制定是依据银行业务管理活动中的相应行政法规制定的，其设立该罪时无疑是要将借记卡归入信用卡诈骗罪规制的范围之内。以后虽然银行业务管理活动中对信用卡的含义作了调整，但实际上只是在名称上对信用卡进行了规范，按照银行界现行管理办法的规定，现在的银行卡实际上就是以前的信用卡，而现在的信用卡则仅指贷记卡不包括借记卡。这种行政法规对定义的变化固然有其管理工作的需要，对今后我们完善和修正《刑法》规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这种变化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影响或改变《刑法》立法原意的理由。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12月28日以立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中的信用卡作出解释，明确“《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这一立法解释尽管与1999年《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的解释有所区别，这是运用合理的刑法解释方法得出的一个当然结论。而且，将《刑法》中的信用卡作不同于行政法规中的信用卡的解释，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的诸多难题。例如，如果采用狭义的信用卡含义，同样是冒用他人银行卡，冒用信用卡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冒用借记卡的构成普通诈骗罪，几乎完全相同行为构成不同的罪名，这不合理。正如论者所说，不同法律同名概念实质内容的差异，虽然被视作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统一，且在一定范围内是一种矛盾，但这种制定法技术的矛盾不是逻辑的矛盾，我们必须容忍这种矛盾，以避免实质的不和谐。瑏瑧因此，通过以上分析表明，由于立法技术的要求、刑法规范目的的需要以及法律法规变迁等原因，在刑法规范解释过程中，对一些刑法概念、用语的解释不能当然地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些概念术语的解释不能当然地成为我们办理具体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不能以其他非刑事法律规范的解释取代我们对刑法用语的规范解释。在运用适当的解释规则的前提下，对刑法用语作出不同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解释并不当然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相反，在有些场合下，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

非刑事法律规范中的指引性规则并不当然适用于刑法领域

刑事法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刑事法律关系 范畴 特征

刑事法律关系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都未能得到与其它部门法律关系相当的应有的重视。前苏联刑法学界亦是将刑事法律关系视作刑事责任的本质予以探讨，即“通过刑事法律关系的棱镜，清楚地显示出一种探讨刑事责任的意向”1，“追究刑事责任是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2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法律关系的专题研究也远落后于法学界对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等部门法律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严密的理论框架。

一、前苏联刑法学界对刑事法律关系之界定

刑法学界学者们对于什么是刑事法律关系意见不一。在前苏联，关于刑事法律关系（前苏联学者多称之为刑法关系）的概念，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Н·А·别利亚耶夫、М·И·科瓦廖夫认为“现行的刑事立法在规定禁止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同时，还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如果法律的要求遭到破坏，就会产生犯罪人和国家之间在适用被破坏的刑事法律规范法定刑方面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叫做刑事法律关系。”3他们指出，在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中，一方是国家，另一方是实施了犯罪的人，决定和产生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是实施犯罪，也就是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持类似观点的前苏联学者还有А·А·波翁特科夫斯基、М·С·斯特罗戈维奇、В·С·马尼科夫斯基等。А·А·波翁特科夫斯基赞成刑法关系是在国家和犯罪分子之间形成的，把刑法关系看作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它是犯罪人和国家之间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受刑罚规范调整的关系，而犯罪行为则是产生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4；В·С·马尼科夫斯基把刑法关系看作是“受社会主义刑法规范调整的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在苏维埃国家和犯罪人之间产生的，根据法律对刑法关系参加者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以维护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律秩序。”5

2.А·Л·里夫林认为刑法关系是国家机关和罪犯、被告人之间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受刑罚规范调整的关系。他强调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不是国家，而是并且只能是国家机关；刑事法律关系的另一方不仅包括罪犯，还有可能被法院宣判无罪的被告人和受审人。持类似观点的前苏联学者还有я·М·布拉伊宁、Н·Н·波良斯基等。я·М·布拉伊宁认为刑法关系是与犯罪作斗争的国家机关和犯罪人之间在刑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Н·Н·波良斯基认为“国家和罪犯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6，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是苏维埃惩罚机关。

3.В·Т·斯米尔诺夫认为刑法关系是指在法院对其作出并且发生法律效力的有罪判决的人或者具有前科的人与法院，或者领导前苏联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国家机关，或者负有劳动改造、劳动改造检查等职责的专门机关，或者社会团体和职工集体之间因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有效判决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在该情况下法院责成它们负责对被判刑人进行改造教育。

4.Н·И·扎戈罗德尼科夫认为刑法关系是指存在于实施了犯罪的自然人与代表国家直接参与刑法关系的主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持类似观点的前苏联学者还有Н·А·斯特鲁奇科夫、В·Н·库尔良茨等。Н·А·斯特鲁奇科夫认为“刑法关系是以司法机关（调查、侦查、监察及法院等机关）为代表的国家和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罪犯分子之间的关系。”7В·Н·库尔良茨认为刑法关系的主体之一是国家，但是国家是通过自己的机构间接参加刑法关系的，而不是直接介入刑法关系中。

二、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法律关系之界定

在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刑事法律关系是指刑事法律所调整的国家与公民（包括某些特定法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主体一方是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为代表的国家，另一方是触犯了刑事法律或者为刑事侵害行为所侵害或者依法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民。刑事法律关系由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三部分组成，可以其性质可以分为刑事实体法律关系、刑事程序法律关系和罪犯改造法律关系。8

2.刑事法律关系是指在犯罪人与国家司法机关之间因为犯罪事实而产生的、由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9

3.刑事法律关系是指由于犯罪而产生的、存在于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特殊权利义务关系。它属于部门法律关系，受制于、渊源于宪法法律关系。10

4.刑事法律关系是指由国家刑事法律规定加以调整的因为违法犯罪行为而引起的具体控罪主体和具体犯罪主体之间为解决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11

5.刑事法律关系是指因以犯罪为核心的法定事实为依据而产生、变更、消灭，由刑事法律规范加以调整的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受制约的刑罚权与有限度的刑事责任的关系。12

三、刑事法律关系范畴之厘清

综观上述学者对刑事法律关系的定义，他们的共同认识有以下几点：第一，刑事法律关系以现实的刑事法律规范为前提，并由其确认和调整；第二，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根据是犯罪人所实施的符合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的行为；第三，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并由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上述学者对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的论争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第二，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范围；第三，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第四刑事法律关系产生和消灭的时间点。

笔者认为，刑事法律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以社会关系为原型的法律关系在刑法领域的折射。法律关系是指法律所确认和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而形成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法律规范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没有法律规范的确认和调整，社会关系就不可能上升为法律关系，因而法律关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法律规范将社会关系类型化为抽象法律关系（规范意义的法律关系）的同时，通过法律事实直接支配具体法律关系（事实意义的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是由刑法规范调整的一种特殊法律关系，虽然它与其它部门法律关系不尽相同，但是它在其本身的存在、性质、内容、产生、变更、消灭都取决于相对应的部门法律规范和特定时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等方面与其它部门法律关系是相通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行为人实施符合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的行为后，存在于该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由刑事法律规范加以确认和调整，以刑事实体法律关系为内容，以实现刑事责任为首要目标的法律关系。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国家即拥有惩罚罪犯的权利也承担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义务；犯罪人既要承担因犯罪而受惩罚的义务也是某些权力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家由于其自身特点的限制并不直接参与这种意义上的刑事法律关系，而是由具体的公检法机关代表其间接介入该法律关系之中，但不能因此以这些具体国家机关来取代国家在该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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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Н·А·别利亚耶夫，М·И·科瓦廖夫. 苏维埃刑法总论[M]. 马改秀，张广贤译. 曹子丹校. 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25页.

[8]谢望原. 论刑事法律关系[J]. 法学论坛，1992年第1期.

[9]陈明华. 论刑事法律关系的几个问题[J]. 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10]刘生荣. 论刑事法律关系[J]. 中外法学，1993年第2期.

[11]杨兴培. 刑事法律关系评说[J]. 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

刑事法律范文第6篇

刑事法律援助的形式包括与刑事诉讼有关的一定诉讼行为，例如为当事人提供出庭刑事辩护援助以及提供法律咨询、为受援助对象提供诉讼创造条件等出庭辩护之外的援助等等，但由于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介入较晚，使得律师的法律援助活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刑事法律援助的形式一般只是在公开审理阶段以刑事辩护援助为主，形式较为单一。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

(一)不断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相关法律体系

通过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实施不力原因的分析可知，刑事法律援助之所以存在援助范围小、介入时间晚等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不力，一方面条例本身还有待完善，另一方面《条例》是否能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要受限于《刑事诉讼法》，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规定针对性不强，因此要在《条例》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制定《法律援助法》，使法律援助在更高立法层次上得到进一步明确，同时明确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权利，以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

有效的经费保障是促进各相关机构和律师积极参与到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重要前提，虽然当前我国在相关法规中做出了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的相关规定，然而并未对财政支持的形式予以明确，使得经费以及经费的数额无法保证。由于当前在我国以成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为主要实施方式，而且对于法律援助本身并未细化，因此在构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时应当考虑两个方面的财政需求，一是机构的运行成本，二是具体案件的预算支出，由于刑事法律援助有别于一般法律援助，因此实际工作中应当将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单独列支，达到专款专用的目的。

(三)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防控体系

我国应当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构建操作性强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防控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第一，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有向法律援助机构履行报告的义务，使律师的法律援助行为得到很好的监督;第二，法律援助机构通过收取受援助人员的报告等方式对法律援助人员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报告内容包括律师会见次数、时间、阅卷和出庭情况等;第三，可通过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监督机构或专人的方式对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尚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需要采取措施不断改进，除以上谈到的措施外，法律援助机构还要与公检法等部门之间建立日常工作协作机制，加强沟通与配合，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断完善，在刑事法律诉讼活动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刑事法律范文第7篇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援助范围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5.2；D9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0-0321-01

诉讼主体可以参与到诉讼之中是体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因此国家应当建立有效机制来保证我国公民在诉讼过程中，不会因诉讼人的财产及身份的影响而得到不公的待遇。在刑事诉讼中，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体现。但从目前状况来看，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中针对刑事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加以介绍，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方案。

一、什么是刑事法律援助

在刑事案件中，特别是公诉刑事案件，被害人、犯罪嫌疑人通常掌握的法律知识都比较匮乏，同时犯罪嫌疑人同公诉机关相比明显处于弱势[1]。在案件判定过程中为了避免国家机关在诉讼过程中，而导致出现不公正，需要有一种维护控辩双方平等地位的制度。但被告人由于受经济条件或其它等特殊条件影响，可能无法聘请自己的法律辩护人。针对这一情况，国家政府为了充分保护人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构建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2]。例如在日本法律援助主要内容是，当被告人因为被告人因经济状况或其它特殊原因而无法为自己聘请辩护律师时，有法院制定专门的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在美国法律援助指的是特殊刑事案件或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不能聘请辩护律师，法院从当地律师事务所中指定拿国家工资的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3]。通过各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我们不难看出刑事法律援助主要是指因为特殊原因，被告无法聘用自己的辩护律师时，国家采取政策为被告人减费或免费提供辩护律师的法律救济制度。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司法单位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重视程度不够

从职权配置和社会地位角度来看，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公检法部门对其工作进行配合，使其起到法律援助的作用。公检法部门对于配合法律援助机构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当一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聘请律师的被告人提出法律援助时，相关部门没有及时地将被告人所提交的法律援助申请交给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4]。同时，当被告人所提交的法律援助申请被交到法律援助机构后，法律援助机构对被告人进行法律援助时，司法部门很少进行积极的配合，部分司法集监管甚至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律援助行为加以阻拦[5]。一些法律人事为了节省办案时间，甚至仅凭自己的办案经验就对案件进行裁定，在他们看来法律援助是一种浪费时间和国家金钱的行为。

（二）援助律师缺乏责任心

在我国法律援助律师对被告人的服务多数是无偿的，这导致了许多援助律师在工作过程中没有积极性，对于工作有一种对付了事的心理。他们在整个案件审判过程中，可能仅进行一两次会见，对于案件的取证漫不经心。当开庭时，他们在庭上也仅仅应付的说几句就收场，完全是应付差事。更有一些援助律师更是在援助途中就寻找各种理由停止工作。同时，在我国法律援助律师之间的水平差异较大，部分援助律师都是一些刚刚入行的律师，缺少辩护经验，在辩护过程中很可能出现失误。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我国被告人在需要法律援助时很难得到实质性的帮助。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积过小

刑事法律援助主要针对那些因为经济原因无力聘请辩护律师以及聋、盲、哑、判处死刑或未成年的被告人群。现阶段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帮助的人员主要针对后五种人群，对于因经济困难无法聘用辩护律师的被告人施行法律援助要先对其经济进行普查，根据普查结果在决定是否对被告人施行法律援助。在我国多数法院对经济困难的定义为最低社会保障标准，从现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最低社会保障标准在聘请律师方面的难度极大，这使得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覆盖的范围极度缩小，也导致了许多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的被告人无法得到援助。

（四）经费不足

国家需要支付被告人在接受法律援助时产生的一切费用，目前在我国还没有针对法律援助进行统一拨款，法律援助产生的费用通常有地方出资，但我国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对于这部分地区承担援助律师费用是严重的经济负担，这导致律师办案积极性不高，使被告人受到的法律援助效果微不足道。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措施

（一）完善体系

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状况很难让人满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我国曾颁布过《法律援助条例》。通过几年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要想刑事法律援助渗透到社会之中，使其发挥真正的价值。国家需要针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立法，使其成为单独的法律。刑事法律援助有了法率支持，有效地避免了在执行法律援助过程中一些司法部部门的不配合以及阻挠，提高了法律援助的可操作性。

（二）均衡律师分布，增强律师素质

通过对我国多年律师考试的通过率来看，西部地区远低于东部地区。同时我国西东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导致我国西部地区的执业律师大量流入到我国东部地区，这使我国西部地区律师总量的数目要比所需援助律师的数目还少。针对这一现象，国家应当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解决。例如，通过对西部参加律师考试的考生实行加分政策（一旦通过考试需要在西部工作XX年）；在刑事法律援助拨款上适量增加西部的款额，确保西部律师的生活；将刑事法律援助化到律师职责之中。

（三）过大援助范围

对被告人施行法律援助目的在于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在经济困难审核上，法院依照最低生活标准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将会导致许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被告人得不到应用的帮助。因此，在经济困难审查上，法院应当依据不同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灵活掌握判定尺度，不应当一概而论。同时，具有汉语言沟通障碍的少数民族及外籍被告人员也应当依据实际情况纳入到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之中。

（四）增加经费投入

在我国被告人因无法品聘请律师而蒙冤入狱，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沉冤昭雪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我国应当适当的加大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经费投入，对于含冤入狱者司法部门不仅要对其进行大量的经济赔偿，而且也使公民对法律的公平性产生了怀疑，由此可见加大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资金投入势在必行。

结束语

法律本身是平等的，我们也要将其执行做到平等。经济有困难的被告人也有为自己的行为进行法律辩护的资格，刑事法律援助就是使这部分群体享受到聘请辩护律师的权利。但由于受我国人们法律意识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在完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条路上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帮助，相信在全体公民的努力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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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礼华，杨诚.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探微[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0（8）：17-17.

刑事法律范文第8篇

刑法在保护生态法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普遍认为，保护法益是刑法的目的，刑法在本质是法益保护法。一般认为，国家法益、个人法益、社会法益是刑法的主要保护对象，并依据此种法益分类方法建立了具有一定差异性的刑事法律保护机制。工业革命以来，环境污染问题对公民与国家相关利益的侵害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管控上行政手段的“失灵”促使一些国家先后举起了刑法武器。生态法益作为一种新型法益，虽然暂时还不能与国家法益、个人法益等一样建立起强大的刑事法律保护机制，但作为传统法律主体的国家与公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正当需求已经得到法律的逐步承认，以人之利益为主要考量的人的生态法益与人的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等传统法益一样也开始逐步得到刑法的关照。刑法保护生态法益主要是对人的正当利益的保护。由于“国家法益、个人法益、社会法益”的“法益三分法”的巨大影响，有学者错误地认为，主张“生态法益”就是为“生态”主张法律主体资格，这其实是一种误读。③“生态法益”并非与“国家法益、个人法益、社会法益”等以享有主体为分类标准的法益，而是以法益的内容为分类标准的法益类型，也即“生态法益”与“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等刑法保护的客体在同一层面上，强调“生态法益”的独立性并非强调“生态(尤其是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刑法以保护人之权益为首要出发，在法益保护上也以保护人的法益为主要目的，通过刑法手段保护生态法益首先是对人在生态领域的正当利益的保护，这既是刑法在法益保护上的正常逻辑，也是生态文明先进国家刑法已经或正在承担的使命。刑法对生态法益保护具有独特功能。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是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别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的过度排放造成的。良好生态环境的实现客观上要求人们约束自身行为，因此通过行政法律适当规制人们的行为是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首要选择，完善的环境行政法律体系与有效的环境行政管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追求利益的欲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没有良好的企业道德与自我约束下，追逐利益的心往往会冲破行政法律的底线，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对相关主体行为的法律评价尚不能达到让其有效感知“罪”与“恶”的程度，不请出刑法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相关主体很有可能仅仅将污染环境行为与“闯黄灯”一样自我界定为“刹不住车”的无奈，甚至去错误地坚持或主张其行为的所谓正当。

我国环境司法的结构性失调要求提高刑法的环境资源保护效能

统计资料表明，1997年新刑法颁行以来，我国环境污染类犯罪的既判案例在刑事司法中极为少见，与同期其它环境司法案件数量形成巨大反差，环境刑事司法的实际效能令人担忧。

1．环境司法存在结构性失调的问题对相关公开资料进行统计后可知:自1997年新刑法颁行以来，全国法院系统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做出刑事判决的数量是极为有限的。2001－2010年十年中仅有总计37个既判案件，平均每年为3．7个。由上述数据分析可以得知，我国绝大多数地方法院是没有进行过环境污染的刑事判决的，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地方法院出现了环境污染犯罪的“零判决”现象。与“零判决”的“孤孤单单几个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环境管理领域内行政处罚案件数量的庞大数据。从1999到2010年12年中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平均大概在10万件左右，1999到2010年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增长了2倍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是，1997年刑法典颁布后的1999年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件数为53101件，三年之后的2002年该数据直接攀升到100103件，增长近2倍。1997年刑法确立了环境污染犯罪相关罪名，刑法所应具有的威慑力并没有减少环境行政违法，行政处罚案件数量的激增直接拷问了刑事司法在环境污染防治上的效果。行政诉讼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发动的诉讼，客观地讲，该类诉讼从立案到判决都有较大难度，故在我国各类诉讼中，从总体数量上来说，该类诉讼并非主流，案件数量相对有限。虽然环境污染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并非如“行政处罚”案件数量一样巨大，但仍然维持在几百件这样的数量级，部分年度接近1000件，最少的年度也有353件，年度平均大概在500件左右。环境司法是包括环境民事诉讼、环境刑事诉讼、环境行政诉讼及其它司法方式等的司法过程。通过前述对我国过去十多年环境司法基本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我国环境司法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调。这种结构性失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刑法典中虽有关于环境污染的罪名，但在现实中极少发生既判案例，从整体上呈现一种“零判决”的状态;二是环境民事案例、⑦环境行政案例、环境刑事案例的数量差异较大，环境污染刑事司法与环境污染行政司法、环境污染民事司法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三是环境污染刑事司法在整个环境司法中的效能、作用、功能等方面需要我们进行检视。

2．环境资源刑事法律保护的实际效能亟待提高刑法是法益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完善的法治保护体系中，不同类型的部门法以其法律机制发挥各自的保护作用:行政法机制在于通过设定行政权力，加强管理与控制从而实现政府对某个领域的管控与规制;民法机制在于通过为民事主体设定民事权利并通过诉讼等机制保护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及时得到救济;刑法机制则在于通过对严重越轨行为设定为犯罪并加以惩罚来实现对犯罪行为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民法机制、行政法机制与刑法机制三者之间相互协调，是现代社会对某个领域或某类行为进行法律治理与调控的主要方式。通过对我国环境司法体系中各类法律机制的实际应用及其效能的考察，不难发现:在我国绝大多数环境污染行为仅仅作为行政违法进行了评价，环境保护严重依赖行政处罚方式，刑事司法的应用与所起到的效能是比较有限的。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量的逐年上升，表明行政责任的承担并没有降低行政违法率，环境违法现象依然存在且逐年增多。同时，也应注意到，包括环境行政处罚在内的环境行政执法消耗了大量公共资源，国家在人员、设备、经费等方面需要大量投入。行政责任的承担不能有效遏制环境污染的现状，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目前的环境刑事政策以及环境刑事司法的效能。当前，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环境污染能够得到及时遏制、环境质量能够得到改善，但现实中近乎“失灵”的环境行政管理使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作为法治保障最后一道屏障的刑法，也迫切希望“达摩克利斯之剑”能够实现对生态法益的坚强保护。我国环境司法中的结构性失调呼唤刑法在环境保护中发挥更大效能。

生态法益的刑事立法保护

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是工业化以来法治发达国家所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几乎所有法治先进国家刑事立法所必然经历的过程。加强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促进刑事立法的生态化是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的起点，也是生态法益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支点。作为一个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发展中大国，同时作为法治文明后发国家，通过何种路径实现刑法对生态法益的有效保护，是我们在实现发展的同时遏制环境污染、建设美丽中国必须思考的课题。

(一)将严重侵害或威胁生态法益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

在法益保护方式上，刑法有其独特机制。“法律的保护机制”主要由刑法学者提出，一般是指“通过刑法调控社会秩序、保护各种利益的方式和途径。”⑧还有学者将刑法机制与刑法功能结合起来，认为刑法机制是“刑法运作的方式和过程，亦即刑法的结构产生功能的方式和过程。”⑨笔者认为，刑法对法益的保护与其它部门法比如民法、行政法等的差别在于，刑法采取以国家的名义对行为进行负评价并由惩罚的方式使侵害与威胁的法益得到概括式修复。具体而言，刑法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立法确定哪些行为是犯罪行为、通过司法确认犯罪人及其犯罪罪名、通过刑事责任的承担惩罚犯罪人。”瑏瑠将严重侵害或威胁生态法益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起点在于对上述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也即要在刑事立法中确定上述行为为犯罪行为，具体方法是将上述严重侵害与威胁生态法益的行为进行罪状的刑法描述并为其配置相应的罪名以及处罚方式。比如，《刑法修正案》(八)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入罪化，首先对所要规制的行为进行了刑法语言的描述，即“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然后将其所造成的结果确定为刑法上的后果，即“严重污染环境的”，最后确认对该行为的刑事处罚方式，即“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虽然在上述条文的表述中没有明确规定上述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但依据刑法对罪名确定的惯常方法，上述行为即可定义为“严重污染环境罪”或者“污染环境罪”。瑏瑡虽然我国刑法已经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迈出了生态法益保护的重要一步，但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的道路才刚刚开始，诸多侵害与威胁生态法益的行为还有待刑法规制。生态法益主体多元、内容丰富，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除“污染环境”外，其它类型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也将凸显出来，比如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严重虐待或侵害动物的行为、严重破坏气候的行为等。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建立起来的以“污染环境”行为规制为主、其它侵害生态法益行为的规制相配合的立体化生态法益刑事立法体系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研究。瑏瑢我国刑事立法在应对生态法益的保护上应保持开放态度。在目前已有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刑事立法的基础上，立法机关应加强对新型生态法益在我国保护路径的设计，并结合我国的立法体制与立法技术对其进行匹配性研究。国家环境保护部制定的《全国生态保护“十二五”规划》已就我国未来五年内生态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进行了相应规划，我国将“积极推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领域立法，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研究制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管理办法、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安全管理办法、外来入侵物种环境管理办法、养殖业应用微生物环境安全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瑏瑣刑事立法也应对上述生态领域立法保持关注，适时将除污染环境行为以外其它严重侵害或威胁生态法益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

(二)优化生态法益保护的刑事法律机制

生态法益是一种新型法益，与传统刑法所重点保护的国家法益、以及基于个人法益的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等存在较大差异。在法治文明演进过程中，人身法益、财产法益等与公民个人实现了紧密结合，并与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利实现了法律技术上的“绑定”，使得传统刑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承载了保护公民相应权利的任务，也使得传统刑法在立法过程中较为注重公民人身法益、财产法益等的刑事法律保护。对于这类法益的保护，各国具有较好的立法技术与立法经验。生态法益与其它类型法益既存在紧密联系也存在重大差别。作为一种新型法益，生态法益与传统的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具有紧密联系，以环境污染为例，严重的环境污染行为可能导致人的健康受损甚至失去生命，也可能造成公私财产的损失，这些人身与财产法益是传统刑法的保护客体，传统刑法对此相应设置了“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名，但污染环境行为与上述“故意伤害行为”、“过失致人死亡行为”、“故意毁坏财物行为”又存在着本质差别，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并非污染行为直接作用的客体，行为人对环境污染中所造成的人身与财产损失也无直接故意，以侵害人身法益或财产法益对上述行为直接定罪处罚将造成侵害生态法益行为与侵害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等行为的混同评价，是既不科学，也不公正的。因此虽然生态法益与人身法益、财产法益存在紧密联系，但在刑事立法中有必要将他们进行分类别的区别评价，建立不同的入罪标准与量刑标准。在生态法益保护的法律资源配置上，我国刑法还存在着较大的优化空间。1997年刑法典在第六章第六节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设定了破坏环境资源的诸多罪名，实现了我国刑法对环境资源的初步保护。但以生态文明视角观之，该章节的刑事立法存在着浓重的传统法益保护色彩，整个章节基本上以财产法益、人身法益以及秩序法益保护为主，鲜有生态法益的影子。生态文明与法治文明的紧密结合要求我们，要高度认识到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森林资源、草原资源、动植物资源等所谓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刑法对上述生态要素的生态价值的保护的基本途径就是要承认上述生态价值的法律形态即生态法益应成为刑法的保护客体，侵害生态法益的行为应纳入刑法评价。完善我国生态文明法治保护机制，必须对生态法益与其它法益尤其是财产法益进行区分评价，必须改变主要以财产价值的侵害程度来定罪量刑的传统做法。

(三)促进人与其它主体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的协同

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我们需承认一个基本的科学命题，即:享受与利用生态环境的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非人类的其它物种。然而，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基本上是以人的利益的实现为主线的历史，作为人类文明的法治文明也以人的利益的法定化与人的利益的保护为主。人类文明发展到生态文明阶段，使人类不得不更加理性地思考与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至今日，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模式已经悄然发生了诸多变化，传统法律观念中“除人之外皆为客体”的逻辑也正在慢慢受到生态主义的浸润。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建立以人的生态利益保护为主、其它主体生态利益保护为辅的生态法益协同保护机制。人的生态利益应被法律优先保护，这既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阶段性的承认，也是法治保护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尚不能脱离对非人类的其它物种的利用，动物与植物等在一定意义上还将继续成为人类行为的客体，也将长期成为法律上的客体。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类与其它物种共享一个地球”的客观情形下，其它物种将与人类一起承受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造成的不利后果，而污染与破坏的行为却是由人类所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讲，在资源可能供给的情形下，只关照人类的生态利益，忽略其它物种尤其是感知类动物对生态环境的正当利用的法律是不道德的。刑法应实现人与其它主体生态法益的协同保护。我国刑法在环境资源保护上以人的利益尤其是人的财产法益与人身法益保护为主的模式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是需要进行生态化改良与改造的。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应逐步实现人与其它主体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的协同。近年来，生态主义对我国法治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刑事立法应主动适应，除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侵害人及动物生态利益的行为进行规制外，还应对动物的某些正当需求进行刑法承认，对侵害法律承认的动物的正当需求的行为进行刑事法律保护，适时在我国刑法典中增设“虐待动物罪”等保护动物法益的罪名，促进我国刑法在生态法益保护广度上的拓展。

生态法益的刑事司法保护

有学者认为，刑法机制不仅包括刑事立法，还包括刑事司法，刑法机制是“刑事立法与司法适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过程，二者分别遵循自身的运作规律并相互促进”。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刑法目的的实现不仅包括刑事立法对相关利益保护的法律设定，还包括通过有效的刑事司法使法益保护得以实现，因此有效的刑事司法对于生态法益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机制的重要构成。

(一)合理配置环境资源领域刑事案件的侦查权

考察我国环境刑事司法的运行可知，目前公安机关在打击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方面显得动力不足是环境刑事司法效能较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安机关不愿意侦办环境犯罪案件的原因很多，从技术层面来讲，主要包括环境犯罪案件的事实调查、损害结果核定等存在较大技术依赖，导致环境犯罪案件的侦查成本较高、难度较大，影响公安机关相关资源的配置与效率的发挥。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管理机关(比如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等)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也具有人才与技术优势，对生态环境犯罪相关案件的事实具备核准能力，但却没有法定的犯罪调查权限，导致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在现实中出现一定程度的“两边不管”的调查空白状态。为使生态法益得到较好的刑事司法保护，建议结合国外先进经验与成熟做法，加强我国司法机关与生态环境管理机关的协作，特别是在证据取得、事实认定、损害核定、因果关系判断等需要专业技术的领域，实现行政管理机关相关资源及技术与刑事司法机关的共享。欧盟在这方面具有成熟经验，虽然欧盟各国的刑事司法体制存在差异，但在环境刑事司法中“几乎所有不同的司法体系都强调了执法主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环境行政管理机构拥有大量的专业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并提供关于行政规范的信息。因此，他们与警方之间的合作就显得至关重要。丹麦、芬兰、德国和荷兰都强调行政主管机关在有关证据收集方面同警方合作并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在德国，一些联邦州颁布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执法主体同行政主管机关的合作，有时甚至规定合作的具体义务和责任。另外，在条件成熟的行业或部门，也可尝试适度改变公安机关掌握全部环境刑事调查权的现有做法，为环境管理部门、生态管理部门配置适当的刑事调查权。相关资料表明，我国台湾地区的“环保警察队”享有对环境污染类案件的刑事调查权，虽然这些“环保警察”是隶属于警察系统还是环境行政管理系统尚不得而知，但其享有刑事调查权却是毋庸置疑的。“发达国家环保警察已存在多年，成为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主体。如德国环保警察隶属联邦内政部。每名环保警察都要经过一年半的专业训练。”无论环保警察是设置为警察系统管理还是行业部门管理，环保警察所具有的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能力在客观上肯定是有助于生态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的，也是有利于生态法益的刑事司法保护的，这是我国在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可资借鉴与吸收的域外制度成果之一。

(二)明确环境资源犯罪罪状描述的“行政违法”尺度

目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设置在我国刑法典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这表明立法者在进行犯罪分类时，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侵害的法益首先归类为秩序法益。不过，该章节所确立的环境资源类犯罪的罪状描述中存在大量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前置性罪状描述。秩序的维护需要良好的行政管理，行政管理的实现有赖于行政法律法规功能的实现，因此现有环境资源犯罪皆以行政法律法规的违反为提前，在一定意义上，违法行政法律法规成为环境资源犯罪的前置性条件。将行政法律法规引入刑法规范，使刑事司法在违法行为判定过程中首先要进行违法程度的判断，但由于我国司法体制的特点，作为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较少能够直接获得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线索，在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相关行政规范缺乏足够了解情形下，司法机关尤其是作为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与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很难判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违法程度，这是不利于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侦办的。同时，将包括“违反国家规定”瑐瑢这样模糊表述的行政规范引入刑法规范，使违法主体难以判知违法与犯罪的边界，对公民及相关主体是否违法的行为指引功能极为有限，客观上是不利于守法的。另外，当行政机关相关标准与司法机关相关标准存在差异时，生态刑事司法定罪量刑过程中还会产生标准适用的冲突现象。比如，《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刑法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罪前提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这里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认定是环境行政管理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关机关应引入行政机关对具体事故的级别认定而后启动刑事调查，然而实践中司法机关采取的为与此相异的判定标准。瑐瑣判定标准的差异，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认定为构成“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环境污染事件，往往不符合环境行政管理机关认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定级标准，并导致不能满足刑法“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前置性入罪条件，无法实现对相关环境污染行为的定罪。

(三)推进环境刑事司法专门化及环境犯罪刑事处罚方式的多元化

目前，国外一些地方设立了专门的环境法院，对环境刑事案件进行了专门化审理，比较典型的有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新西兰以及美国的佛蒙特州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于1980年设立了土地与环境法院，“该法院有三大基本功能:一是作为处理涉及规划和开发问题的上诉案的行政法庭;二是通过民事程序强制执行规划和环境法，并对这些领域内的行政决策予以诉讼审查;三是对基于不同法律法规提起的对环境犯罪行为的公诉行使刑事管辖权。该法院的管辖权是排他性的，除了州最高上诉法院外，该法院是州内涉及环境和规划法项下各事务的唯一管辖人，”可见，上述环境法院是具备环境刑事案件的管辖权与审判权的。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对环境司法进行了改革试点，一些地区的法院建立起了包括刑事审判在内的环境法庭，对环境刑事案件由专人进行专门审判，取得了一定效果，其经验是值得总结与适时进行推广的。

我国目前确立的以罚金刑与徒刑为主的环境犯罪刑事处罚方式，因刑法严厉故入刑数量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污染环境行为入罪率极低的现象。将生态环境犯罪者判处徒刑固然是对其破坏生态与污染环境行为的极端否定，也能起到以儆效尤的预防作用，但是破坏了的生态与污染了的环境还是得不到填补与恢复，一些国家的立法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生态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上采取了刑罚与非刑罚相结合的方式，如《巴西环境犯罪法》规定了对犯罪者实行“权利限制”，具体包括:社区服务、暂时中止权利、部分或全部中止活动、支付现金，家庭拘禁。上述非监禁的“权利限制”还可以单独适用，其条件是“犯罪没有恶意或者适用的监禁期限最长为4年或被定罪者的罪责、背景、社会行为和个性以及犯罪的动机和情节表明，用监禁的替代方式足以实现谴责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上述非刑罚措施具有较为明显的补偿性，可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修复环境的较好结合，是有利于生态刑事司法目的的实现的。

刑事法律范文第9篇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1]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社会基本保障权利，是司法为民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司法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合法权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史

刑事法律援助萌芽于十五世纪末期的苏格兰王国，一度创立了穷人登记册，在册者若提讼，则可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人的帮助。法律援助发展于二十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建立和完善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展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扩展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展到预防，提供援助范围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的层次，已从保障穷人公民权利发展到福利型福利社会保障制度。[2]把法律援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一种国家福利性质的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法制象征之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量力而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提出和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1956年10月20日司法部的《律师收费暂行办法》等文件中，规定了律师免费或减费给予法律帮助的具体案件范围。1979年以后，陆续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

我国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了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率先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同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又以专章对法律援助作了规定。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1997年5月26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且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同时揭牌。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对全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宏观管理与政策指导。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它理顺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的首要、最基本的职能，就是要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而在刑事诉讼领域内，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其保障人权的功能。[3]应该说，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由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尚处于初创阶段，法律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过于原则，又未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对于进行援助的程序、方式、资金保障及拒绝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责任都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致使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刑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不配套。虽然经过7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远远不能适应刑事法律援助的需要。（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目前绝大数地方仅仅只能解决专职法律援助人员的工资和少量办公经费，而业务费用和福利费用则严重匮乏，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执业律师不仅要义务承办案件，而且要由自己或律师事务所承担办案经费。（三）一些法院不依照法律规定，存在超范围指定援助辩护、指定时限过短、指定形式不规范、重复指定等问题。（四）极少数律师接受刑事法律援助后，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话，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作用

法律援助是直接以保障弱势群体人权为使命的一项法律制度。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受经济、健康、自由等诸多因素制约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享受和实现各种社会利益上往往受到现存条件的限制。[4]在司法体制的视角中，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服刑囚犯、刑满释放人员、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以及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如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一样，也是急需尊重和关注的对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对急待法律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优质的法律帮助，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发挥庭审功能，促进普法与法治；增进刑事法律的亲和性、感召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体现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请不起或者没有聘请律师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盲聋哑残疾人等社会弱者群体的合法权益。

（四）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

五、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几点建议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为特殊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调协的防护墙，为更加全面有效地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的功能，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援助方式多样化。在继续坚持指定辩护等援助方式外，还需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要改变现阶段被动性的援助方式，法律援助部门除坐等法院的指定和申请人申请外，还需对自己认为需要援助的对象进行援助。此外，还可以实行律师值班制度，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目前，我国虽已建立经编制部门正式批准的援助机构2000多个，但仍难以适应刑事法律援助发展的需要。对于完善援助机构的设置，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单独设立以“法律援助中心”命名的援助机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现有的国办律师事务所进行“转向”改造，在重新组建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由国家核拨编制和经费，专门从事公益性法律服务的机构。[5]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第二种观点，更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因为：首先，现有体制之外再广泛地设立一批法律援助机构，将给国家造成较大人力、财力负担，而少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又不足以推动整个社会化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其次，国办律师事务所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法律服务机构，在长期的专业法律服务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利于全面展开法律援助工作。

（三）扩大援助人员范围。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仅仅为律师，据称这是为了为当事人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保证援助的质量。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受人员数量的限制，法律援助的质量反倒无法保证。此外，为改变我国现阶段法律援助的现状，政府已经开始尝试设立公职律师，但毕竟规模小、人员少，作用有限，绝大部分援助案件还是由社会律师来完成的。因此，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要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仅有这两家是不够的，还要发挥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四）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如前所述，我国目前重视对审判阶段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忽视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由于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权，而是负有如实回答侦查机关的义务，并且法律规定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在实践中又无法加以判断。这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为侦查机关任意地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大开方便之门。因此，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已时不我待。

刑事诉讼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利的剥夺，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因而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刑事诉讼法视为公民民主和自由权利的大一点也不为过。

正如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明确刑事法律援助人的具体义务及受援人的具体诉讼权利，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同时，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必须体现到诉讼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田文昌主编《刑事辩护学》群众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

[4]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马明亮《法律援助：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内容摘要】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形式，也是法律援助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刑事法律援助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刑事法律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刑事 法律援助

中图分类号：D926.5；D92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5-0311-01

一、法律援助的基本理论分析

法律援助，是指由国家来建立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在这个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下，由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律人如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或公证员，为一些经济能力不足以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一项法律制度。①现阶段的法律援助理论界中，通常将法律援助分为四个要素：援助主体、援助责任、援助对象以及援助范围。

1、援助主体：在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界中，针对其主体，主要存在单一说和多元说。单一说认为，在当事人需要律师的法律服务时，由于其经济困难无法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笔者认为，该学说将法律援助过于片面地看成律师所提供的援助，这是不合理的。而根据实践以及相关规定，其主体还包括公证员、身处基层的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是多类主体参与其中，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的优势，保障被援助者的正当利益。

2、援助责任：对于援助责任，有三种学说三足鼎立。一为绝对国家责任说，认为法律援助是政府在司法的各个环节和层次上，保障需要法律服务但并无经济承担能力的一项减少或者免除收费来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制度。二、相对国家责任说，国家只负责指导和协调，如建设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运用权力保障制度的运行，但其并不是纯领导式的。三、国家和社会责任结合说，我比较倾向于这种观点，法律援助应当是国家和社会共同的责任。

3、援助对象：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法律援助的对象不仅为经济上有困难的人，也扩大到未成年人，盲聋哑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等，其对象并非是单一的。

4、 援助范围：法援制度中，包含了诉讼案件与非诉讼案件两类。在刑事法律援助中，结合新的诉讼法将援助范围大大扩展，由之前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以及审查阶段，将更好地保证被援助者的合法权益。

二、新刑诉实施后刑事法援所面临的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2013年2月4日，“两高两部”联合《规定》，对《新刑诉》作了进一步细化，增强了其可操作性，对我国刑事法援工作的开展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些对我国的刑事法援制度来说，即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呈爆发式增长

《新刑诉》实施后，接受法律援助的案件量急剧增加。比照旧《刑诉》和《法律援助条例》，主要原因是，新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援方面给出了较多的修改，具体有下列几点。

1、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一是明确“申请”这一刑事法律援助启动程序。②二是将原来应当指定援助（即法定援助）的五种人群扩大到8种人群。

2、把当事人能够申请或接受刑事法援的诉讼阶段拓宽了。新增了侦查和审查阶段的法律援助。这表明同一个刑事案件援助次数就可以比以前增加两次，法律援助次数大大增加。

（二）法援经费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展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调整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可以预计，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将急剧上升，如果财政拨款还是按照原来的预算，这对本来就不宽裕的案件补贴经费就会是一个大挑战。

（三）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和办案人员短缺

由于法援接案数量的大量增加，这将会导致法律援助机构的法援相关工作的工作量急剧上升。目前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极不能满足办案需要。

（四）刑事法律援助律师专业水平亟待提高

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程序正义应当始终贯彻在刑事诉讼中。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尊重与保障人权”，在立案、侦查、审查、审判等环节对律师权能做了大幅度修改。在侦查、审查、审判这三个阶段，律师都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处理。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律师想要要提高办案质量，履行刑事辩护职责，前提是具有良好的业务技能、职业道德水平。

三、对刑事法援制度的完善提出的几点看法

基于刑事责任的惩罚性，刑事追诉权的一方是以国家公权力为后盾的国家机关，而处于被指控地位的被追诉人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双反力量悬殊。要真正落实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这就要求不断完善国内的法援制度，最终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一）建立广泛实际的刑事法律援助协调协作机制。

刑事法援并不是单一的一项制度，它需要多方通力合作才能顺利开展。《新刑诉》对刑事法援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对公安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提出了更高的工作标准。要求从业人员正确看待刑事法援制度，全身心投入工作，树立“为符合条件的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应尽的义务”的信念。各部门之间要通力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强化合作意识，以减少刑事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来自各部门的阻力。

（二）改变现有体系，加大对刑事法援的资金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是法律给予政府的，为特定需要法律帮助人民提供法律支持的一种责任，所以国家应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中，并按照各地的经济水平的高低不同，每年从税收中拨付确定数额的经费用于法律援助。③让律师提供免费法援服务可能有点勉为其难，但是可以通过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会从律师费、注册费中抽取小部分资金用于法律援助。同时积极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作用，支持和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公益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和赞助。

（三）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法律援助刑事辩护律师的办案能力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承担刑事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中大部分是中青年律师，以青年律师为主力军。然而刑事辩护关系当事人切身利益，对律师的法学素养和法律实践操作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中青年律师缺乏相应工作经验，工作能力相对缺乏。这就要求各级司法部门部门、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协会加大对刑事辩护律师的办案能力的培训，增加刑事法援的实战经验。

（四）开展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制度和法律援助点援制

法援律师值班制，是指由政府财政拨款，接受法援中心的指定和派遣后，义务为当事人提供即时有效的法律方面的咨询服务和指导服务。在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值班律师制度的作用体现在可以高效地为被告人提供专业的意见，包络帮助被告申请延期开庭、申请保释等其他法律事务。④建立法律援助点援制，这种制度是指刑事受援人可以在法援中心的律师目录清单中选择自己心仪的法律援助律师，然后告知工作人员，由法援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其指定该律师其案件。“点援制”可以让受援对象切实得到高效、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让指定律师得到援助对象的信任。

（五）加强刑事法律宣传，提升效果。

要做好对社会大众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宣传教育，利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微博、短信等新兴媒体，形成长期宣传机制。树立“法律援助属于民生工程”的理念，破除“法律援助是政府的惠民政策”这一理念。不管是谁，只要符合了条件，都可以申请获得法律援助。

参考文献

[1] 左卫民：中国应当构建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J].中国法学.2013（02）.

[2] 林燕：《刑事指定辩护的实证研究――以湖州两级法院、法律援助中心为视角》，《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6期

[3] 陈永生：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问题与域外经验[J].比较法研究.2014（01）.

[4] 孙剑英：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实现新发展[J].中国司法.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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