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分市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7 21:50:30
细分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什么是群体化图书？群体化图书就是围绕某一主题或以某种相关的形式而出版的图书的集合。这些图书品种或者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描述、刻画某一主题，这一主题可以是某一事件，可以是某个人物，也可以是某种信息等；或者以同一种形式对不同但相类似的主题进行描述和刻画，这一形式可以是图书内容的某种表述方式，可以是编辑印刷的某种技巧，也可以是其他的任何一种可以把相关图书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整个图书市场可以细分为多少个较有规模的小市场，就有多少个群体化图书模块与之相对应。群体化图书是图书出版不断专业化、个性化的标志，是现代出版企业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发展策略广泛而深入地运用的标志，是图书市场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图书市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由无差异市场不断向差异市场发展变化。
在个性化竞争时期，由于读者阅读倾向的日益成熟，出版社目标市场以及产品深度开展策略不断实施，畅销书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它的周围也日益集聚了多少不等的追随者。随着出版业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图书市场细分程度的提高，图书的群体化出版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出版形式，被广泛地运用，图书市场也由此日益细分和深化了。
就我国目前的图书市场而言，群体化图书正在成为图书市场的主体，据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图书零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图书零售市场40%以上由群体化图书构成。群体化图书对图书市场的作用日益凸显，可以说，在我国图书的零售市场上，由畅销书掀起的风浪，正是在群体化图书的推波助澜下，夹风带雨，摧石裂壁，而成滔滔巨浪的。
与畅销书相关的群体化图书是畅销书的延伸和继续，是对畅销书所开辟的新的市场的规模化扩张。没有畅销书这只领头羊，不可能开辟出一个新的市场；但没有群体化图书这些群羊的跟进，在新开辟的崭新的市场草原上，也不会呈现出生机盎然、蓬勃奋发的局面。群体化图书是畅销书联结整个图书大海的纽带和媒介，畅销书对图书大海的牵引作用就是通过图书的群体化实现的。
由历史长河锤炼出的长销书是大浪淘沙淘出的真金，其光芒更是照耀四方。因而，在它的周围，更是围绕着大批的追随者。由长销书所形成的群体化图书，其规模较之畅销书的群体化更大；但就某一较短的时间段内所造成的影响而言，以畅销书为首的图书的群体化要显著得多。
畅销书和长销书的光芒，不仅可以引来一大批追随者，而且，它们的光芒还可以把一些优秀的追随者变成畅销书或长销书。畅销书越是畅销，由它所开辟的市场也就越是广大，这一市场可吸纳的群体化图书也就越多，这些图书的销量也就越大，其中最先跟进的图书品种也就因其快捷而成为畅销书。当然，在最后跟进的图书品种，由于市场的吸纳力已经被基本用尽，因而，它们有可能成为滞销书。
可见，群体化图书运作的关键是迅速快捷地跟进，正如在股票市场迅速快捷地跟进是制胜的法宝一样。在今天，一部图书畅销后，过不了几天或十几天，就会有群体化图书跟进。群体化图书跟进之速，是以往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的。
一方面，畅销书的光芒照亮了它的追随者，使它们闪烁生辉。另一方面，追随者的闪烁生辉反过来，也折射出畅销书的光芒。没有追随者的畅销书，其畅销效应要小，其畅销周期要短。追随者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它们使畅销书具有了集团的或规模的效应，极大地扩展了由畅销书所开辟的市场，并因此有力地推动了畅销书的畅销，延续了它的畅销周期。很多刚露头角的畅销书，正是由于它的追随者的努力，把它推上了超级畅销书的行列；很多已经处于衰退期的畅销书，也正是由于新的追随者的加入而再度焕发出活力，形成新的销售高潮。畅销书与其追随者是血肉相连的，是凝结成团的一个整体，它们是以一个整体的力量来集团化、群体化地开拓、挖掘和维护目标市场的。
一、系列群体化
群体化图书的形式大致有这样几种：系列群体化、作者群体化、多版本群体化、模仿群体化等。
系列群体化就目标读者的某一需要，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和层次系统化地给予论述，或将这一需要再分解为若干个更为细分的需要，针对这些更为细分的需要系统化地给予论述。系列群体化是有意识的群体化出版行为，是畅销书运作的有意识的延续和扩展，是群体化出版的最高形式。
1.有计划的系列化
系列化图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计划的系列化，另一种是随机系列化。
有计划的系列化是指在该系列图书出版之前，就已经有一个系统化的考虑，然后将这一系统化的考虑，一步步地给予实施。
有计划的系列化是一项重要的出版工程，它要求出版社有较强的编辑和作者力量，有较强的发行和营销力量，有较充分的资金准备。有计划的系列化是一个出版社出版业务和经营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持久发展的重要手段。有计划的系列化不仅可以做成畅销书，而且，应该做成长销书。许多优秀的丛书在出版和文化的长河中就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了重要的品牌图书及品牌系列。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中华书局的“活页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代人丛书”，海天出版社的“男孩·女孩丛书”，译林出版社的“译林世界文学名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学者讲坛”，北京燕山出版社的“世界文学文库”，南海出版公司的“世纪经典文丛”，知识出版社的“榕树下网络文学书系”、“男孩女孩系列小说”、“网络社区研究资料丛书”，机械工业出版社的“21世纪网络工程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的“101好日子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知音精品文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园丁”，花城出版社的“中国知青部落”，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小说e世代”等，都是以其系列化规模态势占有市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和西单图书大厦联合推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更是以超量级的系列规模进入市场的。
有计划的系列化需要较大的投入和有力的运作，并且，其风险也要大得多；它的任务是将系列化图书从整体上营造为畅销书系列，并尽可能地使之成为长销书，其繁简难易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有计划的系列化可以规模化地开辟并及时地占据目标市场，有效地阻挡了竞争者的介入。有计划的系列化作为出版运作的阵地，在出版运作别是在出版社持久发展的道路上，将占有重要的位置。
2.随机系列化
随机系列化是指在某种图书畅销之后，由该书的出版者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系列化的出版。随机系列化灵活、快捷，像是一支小分队，插入图书市场。在21世纪，速度在竞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这种灵活、快捷的小分队，较之有计划的系列化那种集团军作战方式更具有活力，投入产出比更高，因而，它正在成为图书系列化的重要形式。
随机系列化在畅销书图书品种的基础上，或者对读者的这一需求继续深度开发，或者从另外的角度给予细化、拓展，或者将与这一需求相关或相近的需求用同样的方式给予开发。随机系列化要求出版社有一个高效的运转机制，能够及时地对市场作出反应，并迅速地采取有效行动。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中国结艺”，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短线是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炒股就这几招”和“富爸爸”，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心灵鸡汤”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吉林摄影出版社的“老夫子”，漓江出版社的“萤窗小语”，中国工人出版社的《走进北大》和《走进清华》，海天出版社的“罗兰小语”，群众出版社的《黑洞》和《黑冰》，花城出版社的“过目难忘”，广东科技出版社的“迷你食谱”等，都是借助了畅销书的力量，而拓展为系列图书的。
二、作者群体化
作者是出版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所有品牌中最宝贵的品牌。—个有名气的作者，就是一个最好的海报，正如追星族追逐影视明星一样，读者由于对图书的热爱，而对它的作者产生了忠诚。
一般而言，一个作者的作品在选题、风格上基本趋于一致，喜爱作者某一个作品的人，同样会喜爱他的别的作品。一个多产的作者，代表着一个细分的市场，因而，只要他的一部作品成了畅销书，那么，其他的作品也会因此而畅销。反过来，当一个作者成了畅销书作者的时候，鼓励其继续努力，实现群体化出版就具有了意义。
作者的群体化是指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某一个作者以其多种作品投入市场，形成规模效应。作者的群体化有的是出版社有意识的运作，有的则是客观发生的；有的是由一个出版社自主完成的，有的则是由多个出版社分别完成的。出版社要从各个方面关注和关心作者，要尽最大的努力维持作者对出版社的忠诚，实现完整的群体化。
作者的群体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种图书间断地投入市场，一种是将某些成名的作者过去出版的作品结集出版。一般而言，前者主要是正在流行的畅销书及其姊妹作品，后者则是已经功成名就的著名作者的长销书。
刘墉的《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肯定自己》、《我不是教你诈》、《冷眼看人生》、《人生的真相》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雨衣》、《爱尔兰咖啡》、《＠①寄生》等，李幛zhé＠②的《炒股就这几招》系列，唐能通的《短线是银》系列，郁秀的《花季·雨季》、《太阳鸟——我的留学，我的爱情》，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王跃文的《国画》、《亡魂鸟》、《官场春秋》等，海岩的《便衣警察》、《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等，安顿的《绝对隐私》、《情证今生》、《回家》等，二月河的《乾隆皇帝》、《雍正皇帝》等，这些群体化图书，基本上都是在一种书畅销后而相继推向市场的。跟随作品的畅销，作者本人也因此而成为畅销书作者。
当一个作者的作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长销的时候，这个作者也就成了著名作者。一般而言，著名作者往往也是多产的作者，这些作品多数在当年曾经大领，甚至在今天仍然长销不衰，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可以更为直接、具体地抓住目标读者，唤起他们的热情，实现规模化购买。
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老舍小说》、《鲁迅小说》、《冰心小说》、《巴金小说》，南海出版公司的《钱钟书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格林童话全集》等是对名家作品的再度开发，将名家的作品规模化地推向市场。正在流行的畅销书作者的作品也可以结集出版，其作用与历史上的名家作品的结集出版相同。作家出版社的《海岩电视小说书系》，群众出版社的《海岩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席绢纯情作品集》、《池莉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村上春树文集》，接力出版社的《刘墉精品书坊》等就是将流行作者的流行作品结集出版。
三、多版本群体化
有些经典的图书，由于其不可替代的文化、知识和欣赏价值，占据着庞大的市场。经典图书是天空中的月亮，独一无二，不可比拟，同类图书及其模仿者基本对它构不成威胁，反而要在它的光辉下借光闪烁。正由于此，经典图书往往通过多版本实现群体化发展。
据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数据，2002年市场上流通的图书中，《红楼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岳麓书社等26个版本。《三国演义》有长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等24个版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长江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18个版本。《我的大学》有漓江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5个版本。《飘》有河北教育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6个版本。《呼啸山庄》有长江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9个版本。《简爱》有河北教育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12个版本。大凡经典作品，基本上都是多版本并存。
经典作品还通过对经典作品的演绎、阐释实现群体化出版。《红楼梦》的相关作品有《红楼梦导读》、《红楼梦诗词解析》、《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红楼梦之谜》、《红楼一家言》、《老版本——红楼梦宝藏》等。《三国演义》有《三国演义导读》、《漫话三国演义》等。
正在流行的畅销图书，也存在多版本的群体化。海岩的《你的生命如此多情》有群众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两个版本，他的《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有群众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三个版本。《大宅门》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两个版本。《漂亮朋友》有北京燕山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三个版本。
四、模仿群体化
模仿群体化是指对畅销书（或经典图书）在内容上或风格上进行模仿，使畅销书实现群体化。模仿群体化从模仿主体来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畅销书的出版社或作者对畅销书的模仿，另一种是对他人畅销书的模仿。前者可以称之为准系列化，后者通常称之为跟风出版。
无论是准系列化，还是跟风出版，它们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即都是在一种图书畅销后，对该种图书的模仿。从表面上看，模仿群体化与系列群体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它们基本上都是对某一需求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开发。优秀的模仿图书与被模仿的畅销书，在客观上就构成了一个系列群体化图书集合。但是，模仿群体化与系列群体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们的区别主要是：
1.系列群体化是一种有计划的行为，模仿群体化则是一种偶发的临时性的行为；
2.系列群体化是创造性劳动，模仿群体化则是一种模仿行为，缺乏创造性；
3.系列群体化是多种图书的一揽子计划，模仿群体化一般只是对一种畅销书的模仿；
4.系列群体化是有序的，一般由一个出版社来完成，模仿群体化则是无序的，往往是多个出版社的自发行为。
系列群体化是有意识的群体化出版行为，模仿群体化是对系列化的有效补充，是对那些本来可以系列化而没能系列化的图书出版活动的有效补充。比如《学习的革命》，在它开辟了素质教育市场之后，本可以继续推出《学习的革命之二》、《学习的革命之三》等，但是，它没有继续发展，仅到此为止，这就为别人来摘桃子创造了机遇，模仿群体化迅速展开，一批以“革命”冠名的书相继出笼。《素质教育在美国》和《哈佛女孩刘亦婷》之后，也有一批“素质教育在××”“××女孩×××”之类的图书模仿跟进，十分壮观。
模仿或仿造是最简单的一种生产方式，制造一部畅销书难，但模仿一部畅销书要容易得多。模仿或跟风出版是出版实力较弱的出版社进行原始积累的捷径，它追求的是短期的高额利润和对市场的迅速渗透。
模仿群体化从模仿客体来看，可以区分为内容群体化和风格群体化。
1.内容群体化
内容群体化是指对畅销书的主题进行模仿，对其内容重新组合、搭配和选材；或者从另外的角度、广度或范围对畅销书主题及其内容进行新的阐释。
内容群体化是模仿群体化，甚至图书群体化的重要形式。它是针对细分市场的主体需求，在畅销书的牵引下，给予充分挖掘，提供全面服务。在个性化竞争时期，在畅销书的作用日益凸现的今天，一部图书的畅销往往带来一个模仿式的内容群体化。我们说一部畅销书可以开辟一个市场，但只有一部畅销书，还无法把这一市场固定化、定型化。准确地说，一部畅销书只是昭示了一个细分市场的存在，但它本身的力量还难以把这一市场从整个市场中细分出来，市场细分化的工作就是由畅销书的内容群体化来完成的。
据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数据，2002年市场流通的图书中，有关某一主题的内容群体化图书比比皆是，这些图书与其他图书鲜明地区别开来，自成一统，构成一个明晰的细分市场。有关张爱玲的图书有《张爱玲传》、《张爱玲传奇——临水照花人》、《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等。有关知青的图书有《中国知青部落》、《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有关领袖的图书有《我的伯父》、《我的伯父》、《我的父亲邓小平》、《我的父亲刘少奇》、《我的父亲》。有关曾国藩的图书有《曾国藩》、《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成大事的九九个方略》、《曾国藩智慧》、《曾国藩的幕僚们》、《曾国藩面经》、《挺经》等。有关小布什的图书有《小布什通往白宫之路》、《小布什问鼎白宫》、《小布什和他的家族》。与《大宅门》相对应的有《老宅门》。与《三重门》相对应的有《走出三重门》、《九重门——跨越三重门后的青春岁月》、《我们的留言：致韩寒》。与《绝对隐私》相对应的有《未必隐私》、《回家》、《情证今生》、《倾听夜色：新都市女性情感小说集》。与《花季·雨季》相对应的有《花季女生》、《随笔花季诗旅》、《花季心雨》、《花季宣言》、《花季有约》等。有关北大的图书有《北大才女》、《北大女生》、《北大情事》、《北大情书》、《北大新才女书》、《北大往事》、《北大遗事》等。与《谁动了我的奶酪》相对应的有《就动你的奶酪！》、《我能动谁的奶酪》等。有关刘晓庆的图书有《刘晓庆成名之谜》、《我把刘晓庆送上法庭》、《谁把刘晓庆送进牢房》等。
2.风格群体化
风格群体化指的是当一种具有鲜明风格的图书畅销后，其他图书通过对这一风格的模仿而实现群体化。比如《老照片》畅销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图书。
被模仿的风格可以是创作思路，可以是编排技巧，也可以是装帧设计及印制特色。风格群体化不追求主题的一致，但对主题也有一定的要求，即它可以用该风格来表现自己。从严格意义上讲，与风格群体化图书相对应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细分市场，而是在各个细分市场之内，横截出一个需求来。风格群体化是对内容群体化的一种裂变，它可以从原有的细分市场中挖走一部分读者，也可以因其风格特色而扩大了这一市场。
细分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手机；营销战略；天宇朗通
1现代营销策略现状
从策略上讲现代营销的核心可称之为STP营销，即细分市场（Segmenting）、选择目标市场（Targeting）和产品定位（Positioning）三步曲。
1.1现代营销的核心
1.1.1选择目标市场
为了把最佳的细分市场选定为目标，企业首先必须正确地评估每个细分市场的赢利潜力，不仅要看细分市场的规模和发展，还要看细分市场结构的吸引力（包括同行业竞争状况、新加入者的可能性、替代品的威胁、供应方和买方讨价还价能力），再要看进入这一市场是否与企业的战略目标一致以及企业自身的资源能否赢得竞争优势，然后决定占领多少个细分市场。市场覆盖决策将受到诸如企业资源、产品和市场同质性、产品生命周期以及竞争对手营销战略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在选择目标市场时，应注意细分市场的相互关系和潜在细分市场的扩展计划。
1.1.2产品定位策略
当企业选定了目标市场后，还需要在每个细分市场内制定产品定位策略。定位就是树立企业形象，向用户提供有价值的行为，以便使细分市场的顾客了解和理解企业与竞争者的差异。为此，企业必须研究竞争对手的定位，确定自身可能开发的竞争优势，选择适当的竞争战略并通过广告宣传展示其优势。定位问题解决好了，企业便可以借此解决市场营销组合问题，即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的组合。
由于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有限，无论是消费者市场、工业市场、中间商市场还是政府市场开展业务，都会意识到它通常无法为该市场的所有顾家服务。因为顾客不仅人数太多，分布太广，而购买要求差异也很大。同时，总会有些竞争者在为该市场某些特定顾客细分市场服务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企业要正确地分析市场的机会和本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而确立最有吸引力的、本企业可以提供有效服务的细分市场
1.1.3细分市场的划分
细分市场就是把市场划发为不同的顾客群体，这些顾客可能对某个产品或市场营销组合感兴趣。因此，企业需要选择不同细分变量对市场进行细分，以发现最好的市场机会。对消费者市场营销，主要的细分变量是是地理、人口（年龄、生命周期阶段、性别和收入）、心理（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和个性）和行为（时机、利益、使用频率、忠诚度、顾客准备阶段、态度）。工业市场可按最终使用、用户规模、地理位置和产品应用来细分。细分市场分析的有效性取决于所划发的细分市场是否是具备可衡量性、可达到性、可取得性以及行动的可能性。
1.2研究背景
1987年中国第一批手机首先在广州出现，之后国产手机作为一个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起来。从开始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到现在的“品牌战”、“价格战”，硝烟四起的手机产业的营销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随形势而不断变化。
九十年代初期国内手机市场是国外品牌一统天下，在所有这些国外品牌中，占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是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1993年，南京熊猫推出中国第一台国产手机[2]，卖出过2万多台自主研发的手机。因为此时的手机市场还是卖方市场，有限的产量面对的是大量的需求，因此这个时期的手机企业几乎不需要“吆喝”，就已经供不应求，利润可观。此时的手机厂商普遍采用通过几家大的商来销售，商在整个销售过程中分得了很大比例的利润，但是因为总利润的可观性，这种营销模式一直延用到2000年以后。
到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国产手机企业数量的上升，市场份额的增加，手机价格开始进入平民化阶段，这也意味首利润的下降。以摩托罗拉为代表首先避开商，用“省级直控分销商”来代替省级商，通过这种模式，将产品直接销售到每一个店铺；同时与较大的连锁卖场合作，如国美、苏宁，也是产品直接进店，减少销售费用，从而既减少了成本，又控制了销售渠道。而国产手机企业，通过低价位抢占农村市场，农村包围城市；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扩大市场影响；进行势力强大的终端促销，给经销商零风险进货，建立地、市、县级办事处，派驻驻店促销员。[3]国产手机从2001年到占市场份额的15.3%到2003年达到顶峰的52.9%,但是到2006年，随着市场竞争的白热化阶段的到来，国产手机企业纷纷进入瓶颈进期，甚至进入转产、停产的状态，只剩32.92%的市场份额。
从2004年以来，外资品牌开始适应了我国的销售渠道，在以技术和制造工艺巩固高端市场的同时，逐步向中低档市场渗透，减少了原有分级制的过多中间环节，促使营销渠道趋于扁平化，向着直供模式发展，这有效地弥补了其原先的不足。[3]在价格上，一直盘据在中高端市场悄然放下身段，向低端手机市场进攻。但是截止2008年10月，国产手机品牌销量份额连续9个季度下降。在不断萎缩的消费市场面前，只能以低价为应对方法和继续原有的促销员手段，加大销售量，但是成效难见。
1.3天宇朗通的营销战略
1.3.1新观念、新理论
在市场经济高度活跃的今天，营销的概念不再仅仅是简单的“销售”，它涵盖了销售前、销售中、销售后的各个环节。天语的营销战略是“整合营销”：销售前，产品的策划、研发、所有的生产都采用外包，借用外源技术和企业开发、生产自己的产品；销售实行整合渠道的模式，产品买断给渠道，缩短资金回流时间，让利于经销商，加强渠道的推力；销售后端，与商共同建立售后服务网点，分摊售后费用，加快售后维修速度。
1.3.2实践方法
1）在研发上：天语手机的营销战略之一即是按照其销售市场需求随时指导供应商进行研发、准备及审核。天语采用的是外部合作模式，通过和台湾芯片巨头联发科的合作[6]，加快产品的推出速度，提高研发效率，极大的降低研发成本。主动的推动与要求，使天宇朗通在新产品研发等领域得到合作者较快的响应，快人一步的推新速度让“天语”手机在市场中更具竞争力。
2）在生产上：将生产外包，专注营销与运营。采用外部引进与合作模式，强化专业分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有效降低成本。天语率先在国内采取了全外包模式，放弃了成本巨大的手机生产制造产业，按照标准外包给了富士康、比亚迪、东信等手机制造商；同时制定严格的手机质量评估体系来控制外包产品的质量。
3）在销售上：天语重新确立了一套新的价值分配体系：厂商只拿固定的10%毛利，渠道分销商分配剩下的15%-20%，条件是必须买断货品，所有的促销员由终端店面雇佣并管理。由于大部分利益让给了经销商，所以销售终端的积极性极大地得到提高。而天宇朗通的销售团队才仅仅数百人，全国渠道商却超过1500家。在给予渠道利润空间同时降低了公司的人力成本、资金流成本以及风险。2007年天宇1700万台的销量，来自于“0”个促销员，全部的销售力量来源于渠道驱动，再将利润回馈于渠道。
4）在售后上：天宇手机与商共同建立售后服务网点，分摊售后服务中涉及的人员招聘、培训、办公的费用；全力推行“本地化快速维修”策略，最大限度地缩短售后服务时间。
2制约天宇手机市场营销的问题
手机营销的核心因素是要解决：产品、渠道和品牌三个方面。天宇朗通在新经济开势下很好地解决了营销战略中产品的渠道的问题，在经济危机形势下，企业追求的是资金的安全、高效的流通，保证最快速度地资金运转，相应地，天宇朗通抓住了当前的主要矛盾，适应了新经济形势的要求，成为了当前的赢家，但是经济形势永远是动态发展的，天宇朗通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它的营销战略也需不断调整。在世界经济转入稳态上升发展阶段，天宇朗通目前的营销战略无疑又将成为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2.1没有技术核心
这不仅是天宇也是所有国产手机企业的通病，所有天语手机采用全外包式的生产模式，是通过产业链整合基础上的规模化制造和海量销售来获得利益，但是其中扣除掉成本以外，单机的利润少之又少，生产成本中手机平台、芯片、嵌入式内存、PCB板、相机模组等基本依赖进口，海量销售的最终结果是“为他人做嫁衣”。另外，也因为完全依赖外源，所以成本也受这些配件的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影响生产的计划。[8]
2.2没有专业的外观和软件设计团队和与之相应的理念
几大国外品牌手机企业均有专门的外观设计团队，如三星产品体现出来的科技、时尚、前卫的特点，领先的设计理念得到了全球的认可[9]。而在软件设计上，美国的苹果公司更是因为其超现代的智能化的软件设计，让购买者对“iPhone”趋之若骛，排队等候也在所不惜。而天语手机从外观上讲，没有特别突出的特点，延袭了国内大多数手机企业模仿的手段设计生产，没有自己特色的产品出现。
2.3没有专门的产品定位
如摩托罗拉将“HelloMoto”定位于时尚、可爱、酷、新、年轻、上，走“设计先行，技术跟进”的路线[10]，获得了较稳定的年轻客户群体的喜爱。而天语手机除了能分出老少、男女使用的区别以外，对各个年龄、各种社会群体、各种功能需求的分化并没有专门的定位。
2.4品牌塑造乏力
天语在品牌宣传方面的投入相当之小，不要说广告宣传，甚至连柜台的宣传物料也投放很少。这种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那就是“去品牌化”。天宇朗通主动放弃了品牌附加值。另外它在技术、外观和定位上的缺陷则更是影响品牌的力量。薄利多销的营销战略只能将客户定位于低端，反过来过多的低端机型的销售必然影响后期高端产品的推出，因为品牌影响力低则手机价格高就会影响销量。如2008年天语推出的高端“in像”系列品牌手机，终端售价超过2000元人民币，部分机型价格甚至超过2500元，而事实上这批手机全年销量仅10万部，对于天语2000万部的总销量，其所占比率少之又少。无疑当消费者决定花2000多元购买一款手机时，总是优先选择诺基亚等品质更有保障的高端手机[12]。
2.5利润增长有限
天宇朗通采取的一次性买断的销售模式，给了渠道经销商较低的买断价格,通过给渠道终端高达40%利润率，极大促进了终端对天语手机的促销热情，使其手机的终端销售量极大得到扩张。但是即便在巨大的销量情况下，天宇生产企业的利润仅有10%左右，其2007年销量突破1700万部，2008年销售量在2000万部左右，[13]虽然是在经济危机情况下的逆市增加，在当前经济危机情况下，能有增长即可认为是赢家，但是因为天语手机目前的低价位的处境，在销售形势如此之好的情况下，其总利润未见到大的增长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销售量并不可能无限增长，而以天语手机目前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出众的外观设计、缺少先进的操作系统等种种可以增加附加值的亮点存大，提高单机价格的可能性小的情况下，其总利润的增长可以预见不会见到明显增长。如果天语继续如大部分国产手机制造厂商一样，在技术、软件和外观上，不再进行远期设定，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在经济危机下，天语手机用它独有平民式的营销模式生存了下来，而在新危机后时代下要发展壮大则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3解决天宇手机市场营销的策略
3.1通过“营销整合”战略
用有限的资本，不建立自有的但是昂贵的研发团队，而能利用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方案，不断推出新产品，同时因为设计研发合作单位的专业性，天语可以将更多精力关注于产品的市场接受度，随时反馈信息给研发合作单位，调整产品外观和功能，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产品；产品外包，达到了快速集成，避免重复劳动，降低生产带来的人力、元器件、物料采购及库存成本的目的。企业的负担大大的减轻，企业几乎把的大部分精力投放到营销上，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价格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了产品的高性价比。
3.2深化品牌内涵
在国际手机生产业巨头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处于低迷的状态下，中国手机市场竞争越发激烈，洋品牌在占领高端市场后又将目标锁定在中低端用户。天语手机要提高竞争力，光靠低价已不能占有很大优势，品牌的营销力亟待加强。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广告的力量必不可少，以传达统一的品牌信息；同时深化品牌内涵就离不开提高手机的工艺质量、软件应用性能、外观时尚性以及符合消费者使用需求的实用性，但是这几点又都不是简单能达到的，需要专业的人员做专业的事情，无论是企业培养专业人才还是请专业公司完成上述工作都能达到相应效果，关键是重视，重点是要付诸行动，并且甘心付出代价，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利润。
3.3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没有核心技术，所有生产依赖外包，因此与上游合作供应商的关系对于生产的正常进行关系重大，如何加强联合，紧密联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寻找进一步的合作方式，从利益上使两者实现双赢的局面。在08年召开的3GSM大会，中国移动携手沃达丰、Verizon加入LTE测试，全球移动业博弈4G，联想ThinkPad内置爱立信HSPA技术，谷歌正式推出Android手机原型，以及索尼爱立信亦对外宣称将推出WindowsMobile手机等一系列的事实，说明手机企业步入了一个竞争更为激烈，融合也日渐加剧的生态环境。即便是强者在当今的市场情况下也需联合才能有发展，那么天宇做为一个后起之秀，技术是其最为薄弱的环节，未尝不可联合强者，取长补短。国外品牌手机企业有高端的技术和优秀的工业设计人才及拥有自已研发的核心技术。对于当前分工精细化产业时代的企业来说，研制费用代价巨大对手机市场显得不大重要，但是如何将别人的技术能用于自己的产品却是至关重要，无论是合作也好，购买也好，都不失为一种快速产生效益的途径。
3.4拓宽和深化投资融资渠道
虽然天语买断式的销售可以快速回笼资金，但是对于完全依赖外源供应和生产的企业，同时所需的流动资金也是巨大的，同时对于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广告投入、人才培养、品牌创立和新技术的获得，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提升品牌的基础，进一步拓宽和深化投资融资渠道是非常重要的获得资金的渠道。任何一家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离不开资本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效获得可利用投资来提升企业的营销运作的模式是合理的和可行的。
4结论
目前,我国拥有的手机量占全世界总拥有量的1/5,成为全球手机消费大国。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手机企业的营销战略比较，有巨大差异。虽然手机市场出现只有短短十几年时间，但是由于销售对象的变化、销售价格的变化、生产企业的变化、生产环境的变化等等内外环境的变化，只有不断更新营销战略，才能生存。在经济危机下，天宇朗通作为手机产业的一支新生力量，要想生存下来，而且更要想发展壮大，就得更新其他手机企业独特的营销模式，运用自己的新技术，新理念，以产品营销与服务营销两并重的营销策略为核心，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生存需要。
5致谢
本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业已完成，从课题选择到具体的写作过程，无不凝聚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期间，老师为我提供了种种专业知识上的指导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建议，没有这样的帮助和关怀，我不会这么顺利的完成毕业论文。在此向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临近毕业之际，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在这四年中给予了我帮助和指导的所有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四年来的辛勤栽培。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各位任课老师认真负责，在他们的悉心帮助和支持下，我能够很好的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并在设计中得以体现，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同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还参考了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在这里一并向有关的作者表示谢意。
我还要感谢同组的各位同学，在毕业设计的这段时间里，你们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于你们帮助和支持，在此我表示深深地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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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佚名.淡出品牌之熊猫手机.比特网.2008-11-06
[3]路曼曼.国产手机发展的新思考.市场论坛,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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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销频道.国产手机面临严峻生存考验.2008-10-09
[6]袁茂峰.做中国的“诺基亚”.消费电子商讯.2008年11期
[7]赵旭著《手机营销渠道的模式及零售终端管理》，现代管理科学2003/01
[8]董云庭.我国手机产业发展瓶颈与对策.基础电子,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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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怡静.设计先行，技术跟进.天下杂志，2006年350期
[11]程久龙.天语手机：上寨“上岸”任重道远.2009-03-17
[12]天语超越MOTO—中国市场前三甲历史首现.中国品牌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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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BSi中国?ZOL低价竞争.山寨手机厂商黄金期已过.2009-05-04
/131/1318850.html
[14]吴琳琳.国产手机企业艰难求生,波导被迫关停家子公司.北京青年报.2008-08-27
细分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银行基金业务
互联网金融是今年非常热门的词汇，余额宝的推出又再次将互联网金融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互联网直接推动金融业产生深刻变革，给现有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证券业作为金融机构中发展相对缓慢的行业，如何在互联网金融席卷之时立于不败之地？
1 互联网金融概述
目前还没有机构能够对互联网金融给出权威统一的定义，我个人理解为：互联网企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用户提供既不同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更不同于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并颠覆传统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服务。目前互联网金融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第三方支付和网上借贷方式。第三方支付机构通过积累的大量用户的数据了解了用户在金融方面的需求和偏好，使得金融服务从开始简单的支付渗透到小额信贷、转账汇款、现金管理以及供应链金融服务等商业银行业务领域。此外，通过专业的互联网平台，网上借贷机构还能帮助双方确定借贷关系并完成交易手续，从而实现了个人之间和法人之间的小额借贷。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相比，交易成本更低，信息更加透明，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随着手机客户端软件技术的应用，淡化了金融业的分工和专业性，使得风险定价、期限匹配等复杂的交易简单化，从而降低了很多交易成本；第二，云计算带来超强的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有效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
2 互联网金融的功能
第一，平台功能。通过互联网企业搭建的网络金融平台，客户可以自行选择金融产品并进行支付、贷款以及投资等金融活动。此方式由于免除了客户跑腿以及等待的痛苦，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
第二，资源配置功能即融资功能。通过互联网金融模式，不仅能够方便的查询交易对手的交易记录，找到合适的风险管理和风险分散的工具，更重要的能够通过信息技术深入分析数据全面深入的掌握对手的信息而提高资源配置率。因此，从本质讲，互联网金融是一种直接的融资方式，且随着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兴起，“自金融”应运而生。
第三，支付功能。通过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完成商家和客户之间的支付，虽然达到了方便快捷以及降低成本的目的，但同时也会削弱商业银行和传统支付平台的地位。目前，约有200家第三方支付企业取得了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2012年我国第三方互联网在线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到了3.8万亿元。
第四，信息搜集和处理。在传统金融模式下，对数据进行有效的处理应用是十分困难的，这是由于信息资源分散庞杂造成的。但是人们通过利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云计算”原理就能扁平化不对称以及金字塔型的信息，从而实现了数据的标准化和结构化，并提高了数据的使用效率。
3 类余额宝产品对银行业务的影响
天弘基金与支付宝合作推出的余额宝规模急速膨胀，据媒体报道，目前其规模或已超过600亿元，天弘增利宝可能成为规模最大的公募基金。不过，天弘基金相关人士未确认该数字。而阿里相关人士透露，余额宝推出才几个月累计申购就超过1300亿元。相比传统的基金销售渠道，电商的“吸金”能力惊人。
“支付宝的标尺一立，无论是第三方支付公司或基金公司，都有很高的预期和想法。”上海某基金公司电商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互联网金融时代有很多机会，市场也很大，余额宝仅仅是个开始。
继余额宝之后，类似产品层出不穷，“现金宝”、“活期宝”等也取得较大增量。正因如此，多家基金公司正积极争取与苏宁易购、京东商城、当当网等电商平台展开各类合作。
据了解，8月初，旗下微信平台和财付通联手华夏基金，推出对接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基金的“活期通”；苏宁旗下的易付宝将联合汇添富基金推出现金理财产品；也将联合华夏基金推出类似的现金理财产品。
上周，“金融大佬”银联也首度选择和光大保德信基金联合推出“类余额宝”产品，不过，该产品主要针对企业客户。业内预计，继联合光大保德信推出产品后，银联接下来将与多家基金公司推出相关产品。目前，银子签约的基金公司共有48家，在支付机构中签约基金公司最多。
“感觉现在整个行业都很焦虑，因为大家都有短期的目标和业绩压力，都在迎头追赶。”北京某大型基金公司电商负责人告诉记者，基金公司与互联网的发展尚处于初步阶段，除了余额宝，还没有其他特别具有震撼力的产品，所以大家都在尝试，包括试错。要做业务模式的探索，只有真正去实践了才会有结果。
4 银行的危机与挑战
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银行等传统金融行业正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他们如何应对？有专家认为，余额宝、活期宝等互联网金融的涌现，无疑瓜分了银行的蛋糕。多年来，普通市民对理财的要求，不外乎存取款、结算、买基金等简单化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原来都是由银行来垄断的，现在随着这些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市场的格局将面临着新的变化。
互联网金融的崛起，首先冲击了银行存款，尤其是活期和结算类存款，而以往基金买卖，理财产品销售，都是银行的重要业务，银行通过收取可观的手续费从而产生利润，但是这块蛋糕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被分割了，因此，银行也被迫加入了“战局”。比如，工商银行（行情，问诊）正式推出了微信银行，提供包括7×24小时人工咨询、自助查询和资讯获取等服务；建设银行（行情，问诊）则推出善融商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商品批发、零售和支付结算等全面金融服务，希望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积累大量交易数据，开发不同的金融产品；中信银行（行情，问诊）与财付通合作，希望借助第三方支付平台整合产品，开展网络商户小额信贷，并于近日推出手机近场支付业务。浦发银行（行情，问诊）近期也将推出全功能微信银行。
或许，随后下降的就将是金融业务资费。业内人士表示，基金网店的营业将使基金发行方式彻底颠覆，支付通道也依靠第三方支付方式，将大大降低银行渠道的依赖，相对应的销售成本、尾随佣金等也发生巨大调整。
5 互联网金融考验监管方能力
从此前的小贷业务，到之前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再到如今的余额宝。拥有平台和数据的阿里巴巴，在金融领域的探索已越走越远。 当前，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也必然会影响传统的金融模式。时任招行行长的马蔚华今年4月份在杂志上发文表示，“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目标客户类型发生了改变，客户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不同，价值诉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商业银行传统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方式被彻底颠覆。”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已意识到互联网对金融机构带来的冲击，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已是大部分银行推出的业务。招商银行还在去年推出了手机钱包业务；建设银行去年推出了“善融商务”电商平台，直接涉足到了电商领域。
有专家表示，最早还是传统金融机构运用更多，只是没有那么多的眼球效应。只是今年跨界的多起来，才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互联网金融需要有互联网信用支持，同时还需要理解金融的本质；而传统金融机构从事互联网金融也必须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方式以及拥有相应的技术。由于互联网金融这个新领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也可能会有人钻法律空子。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怎样符合监管？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互联网金融的自我约束和自我风险控制机制，应该如何建立？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命题。
6 结束语
未来不论互联网金融发展如何，能够具有较好发展的，无疑是能够将互联网和金融行业能够进行有机结合的。互联网视客户体验为生命，讲究入口和流量，基金公司要将互联网的思维融合到日常的业务中，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体现竞争力。未来，几个互联网巨头占据流量的入口，他们仍将占据互联网金融的大部分份额。而金融业本质是服务业，客户的需求是多样的，还将有众多中小公司占据细分的互联网金融市场。
参考文献：
[1]黄建欢，柯善咨.因特网环境中网点空间布局对证券公司绩效的影响[A].第六届（2011）中国管理学年会――会计与财务分会场论文集[C].2011年.
[2]何诚颖.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与业务整合路径[A].2006中国科协年会第三分会场论文集[C].2006年.
[3]何诚颖.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与业务整合路径[A].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C].2006年.
细分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营;书业;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11-0039-03
改期开放以后,民营书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已占据了国内书业的“半壁河山”,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加强对民营书业发展的研究,已经成为出版业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民营书业在改革中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个体私营经济开始发展起来。1980年12月,国家出版局发出了《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这是我国关于民营书业的第一份文件,标志着民营书业正式得到政府承认。
1982年7月,文化部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建立“三多一少”的体系,即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从政策和法规的层面,明确了民营书业是我国图书报刊发行业的必要补充。
1988年5月,、新闻出版署又发出了《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三放一联”: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批发折扣,推进横向经济联合。由此,一些民营书店以成立图书发行公司等形式取得了图书二级批发权,引发了图书发行“主渠道”与“二渠道”之间的激烈竞争,一批民营书店脱颖而出。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期间发表了重要谈话,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营书业由此获得快速发展,同时也暴露出很多不规范行为。1996年,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三建一转”的改革任务,即建立大型批发市场和批销中心,建立新型购销关系,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转变出版社自办发行的观念和机制。目的仍在于规范民营书业的经营行为,促使其健康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条款随后写入宪法,极大地拓展了民营书业的发展空间,民营书业从横向和纵向迅速发展:横向发展是指一些民营书业在初创品牌的基础上,经营品牌、延伸品牌,以加盟和连锁的形式扩大营销规模和市场份额;纵向发展则是指一些民营书业,直接成立文化公司或文化工作室,通过选题策划和营销等,涉足编辑出版环节,与出版社分利。到2002年,全国民营书店已达7.8万家,超过全国新华书店网点的5倍;文化工作室或文化公司约2000家,超过全国出版社的4倍。在不包括教材在内的一般图书发行领域,民营书业占据了50%的市场份额,年销售额约300亿元。业界公认民营书业已占半壁河山。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加大了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资本投资出版业的力度。2003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通过了《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明确提出不再对出版物总发行权单位的性质加以限制,在出版物发行业实现了彻底的准入平等。民营图书发行由此摘掉“二渠道”的帽子,和国有图书发行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第一次把民营书业提高到一个新兴出版生产力的高度,民营书业再次迎来发展的春天。
二、民营书业竞争力优劣势分析
在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历程中,民营书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国有书业,在与国有书业的激烈竞争中,表现出了明显的竞争优势,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绩。与此同时,由其自身特性所决定的缺陷与不足也充分表露出来,制约了民营书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民营书业的竞争优势
1、产权明晰,经营积极
产权明晰是民营书业较之国有书业的最大优势。在民营书业中,除少数书店是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个体私营企业,所有权、经营权、分配权高度统一,经营管理者的开拓性更强,经营积极性更高。这在民营书业的发展历程中表露无遗:民营书业初创之际,利用国有书业进货上有繁琐的规章制度和经营范围严格受限的弱点,全力发行新兴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几乎独占了该类图书的销售市场,获取了高额利润,完成了资本金的原始积累;随后又抓住政策松动之机,转进教辅市场、热点书市场,掀起了一场折扣战,出现了与国有书业分利的格局;在图书发行利润率总体降低的情况下,民营书业又以成立文化公司等多种方式间接进入出版环节,建立起由书商、批发商、零售商组成的,有别于国有书业的图书产供销体系,对国内书业产生重大影响。
2、机制灵活,随机应变
民营书业虽然在规模上、名气上不如国有书业,但也没有国有书业的历史包袱和条条框框,在拥有了体制上的优势之后,经营上灵活多变的特点就显现出来。民营书业非常重视畅销书,他们寻找畅销书的触角遍及全国,一旦发现某本书有成畅销书的苗头,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最优惠的条件,从出版社组织货源,第一时间上架销售,总比国有新华书店快一拍。在价格方面,则利用新华书店价格刚性的弱点,不时掀起折扣战,甚至以五、六折售书,吸引了大量读者。在营业时间方面,也比新华书店灵活,特别是在节假日,基本不受上下班时间的限制,顾客多时可以无限延长营业时间。民营书业还发明了办会员优惠卡等促销手段,花样百出,不断创新,新华书店总是跟在其后,疲于应付,十分被动。
3、贴近读者,优质服务
和国有新华书店相比,民营书店一开始就树立起了卖书就是卖服务的理念,在服务质量上很下工夫。“硬件” 方面,民营书店大多重视卖场的装修和布置:店堂宽敞明亮,书架排列整齐,畅销书分门别类,销售榜一目了然,再配以柔和的背景音乐,营造了良好的购书环境。一些民营书店,还为持有会员卡的读者设置专门区域,配有舒适的沙发、座椅,提供咖啡饮料,供其安心选书。“软件”方面,民营书店不时举行作者签名售书、专家学术报告、读者座谈会等等,既提高了书店的档次,又吸引了读者,扩大了知名度。在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方面,也处处为读者着想,为其提供人性化服务,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读者。
(二)民营书业的竞争劣势
1、社会信誉较差,缺少国民待遇
民营书业中的部分经营者素质较差,为牟取暴利,采取了偷税漏税、盗版盗印、非法销售、恶意倾销等不法手段,破坏了图书市场的正常秩序,败坏了民营书业的形象。与之相关联,社会对民营书业产生了偏见,使其在经营过程中倍受歧视:有别于新华书店的“主渠道”,民营书业长期被称为“二渠道”,完全无法得到国民待遇。很多管理部门,对民营书业管理限制很多,帮助扶持较少,处罚无规范。国有银行也不愿对民营书业贷款,特别是数额较大的中长期贷款,基本不予考虑。一些出版社对民营书业也严格设限,对新华书店是先发货后收款,对民营书业则是先交款后发货,甚至根本不向民营书业发货。得不到国民待遇,使民营书业吃尽苦头。
2、经营规模较小,大多分散经营
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民营书业发展迅速,出现了一些经营场地数千平方米乃至上万平方米的大卖场,年销售额达亿元以上。但是,像这样的民营书业毕竟太少,绝大多数仍是小本经营。据调查,经营场地3000平方米以上,图书品种10000种以上,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的大型民营书店不及民营书业的1%,而场地在100平方米以下,图书品种2000种以下,年销售额50000元以下的民营图书销售摊点,却占民营书业的80%以上。因此,民营书业大多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倒闭的危险。
民营书业的经营也极为分散,大多是一家一户独立经营,彼此之间几无关联。据不完全统计,个人独资(含家族集资)的民营书店占整个民营书业的八成以上,一般采用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模式,对家族以外的资金和人才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往往满足于小富即安,是一种简单再生产水准上的循环往复,很难做大做强。
3、人员素质不高,管理水平较低
近年来虽有部分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涉足民营书业,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为民营书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这无法从整体上改变民营书业经营管理者素质偏低的状况。很多民营书业的老板,文化素质、管理能力、经营水平不高,缺少战略眼光,只会盲目跟风;没有管理制度,办事随心所欲;员工收入低而劳动强度大,缺乏企业认同感,与国有新华书店相比,差距非常明显。
三、民营书业增强竞争力的对策和措施
1、提高社会信誉, 重塑自身形象
民营书业信誉较差的现实,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饱受歧视,得不到正常的国民待遇。针对民营书业部分从业者不诚实、不守信、不合法的短视行为,民营书业应加强行业自律,反对欺诈行为,杜绝不正当竞争,回归遵纪守法的正途。以实际行动重新取信于民,从而提高社会信誉,重塑自身形象,获得行业和社会的尊重,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间。
2、全面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是民营书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民营书业的扩大再生产。民营书业必须全面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资本的社会化,建立和完善股份制,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克服长期以来资本结构单一的弊端;建立科学民主的经营决策机制,以董事会决策替代个人说了算,以“法制”替代“人治”,尽量减少经营决策的随意性;建立规范合理的用人体系,理顺和完善用人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努力提高员工素质,注重企业文化的培养。
3、细分市场,专业化经营
新华书店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是图书发行的主渠道,具有品牌优势、资金优势、地段优势、图书品种优势,民营书业要尽量避免与之正面冲撞,应充分利用自身小巧灵活的特点,细分市场,特色经营,走专业化道路。可对图书种类进行细分,专营一种或几种学科相近的图书,如开办法律书店、财经书店等等。亦可借鉴国外的经验,根据作者的性别、年龄等自然属性,或身份、地位等社会属性来细分读者,如开办女性书店、经理人书店等等,通过在“专”字和“精”字上下工夫,赢得相对稳固的读者群。
综上所述,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不懈努力,民营书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国有书业一样,已经成为国内书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营书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产权明晰、机制灵活、服务优质等竞争优势,也暴露出社会信誉较差、经营规模较小、管理水平较低、人员素质不高等竞争劣势。民营书业必须重塑自身形象,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走专业化经营之路,方能进一步提升经营竞争力,实现可持续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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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企业核心竞争力 产品差异化 时间序列分类比较定位
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
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能力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相互交融的最新成果。主要源于战略管理理论、经济学理论、知识经济理论、创新理论对持续竞争优势之源与逻辑的探索（等，2003）。对于什么是核心竞争力，理论界有众多不同观点，1990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与哈默尔基于整合观的角度最早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拉法（Raffa）和佐罗（Zollo）从文化观的角度以及巴顿（Leonard Barton）从知识观的角度对核心竞争力进行了定义。国内学者陈佳贵、管益忻、芮明杰在国外学者关于核心竞争力的理论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各自的理解，如表1所示。从以上论述看，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企业核心能力进行定义，这充分说明企业核心能力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新观念、新思想，它存在于企业资源、知识、文化、技术、管理、组织等各个子系统中，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全面的企业核心能力概念。
（二）产品差异化理论
产品差异化属于“定位”的范畴。“定位”一词是由美国著名的营销战略家艾尔・里斯（Al Ries）和杰克・特劳特（Jack Trout）在1969年《定位：同质化时代的竞争之道》提出的，并在1972年以《定位时代》开创了“定位理论”。其认为，定位并非是对产品本身做什么，定位是针对潜在顾客的心理采取行动，即将产品在潜在顾客的心目中定一个适当的位置（易正伟，2006）。产品差异化的过程就是产品定位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产品定位着眼于消费者，而产品差异化定位则考虑消费者、竞争者及市场的变化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产品差异化来源。西方的微观经济理论从厂商竞争角度解释了产品差异化产生的原因，提出伯川德悖论（B ertrand-Paradox），即两个以上的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以不变的规模收益生产同类产品，以边际成本销售，会失去获利空间（张艳辉，2005）。如要防止伯川德悖论的出现，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实现产品差异化。
国内外学者对产品差异化的定义。关于产品差异化的描述最早源自于豪泰林、张伯伦等学者，随后菲利普・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中对产品差异化提出了相关定义，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从战略角度提出了三种卓有成效的竞争战略，分别是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别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并在《竞争优势》一书中阐述了产品差异化的内涵。我国学者刘志彪和杜朝晖也分别在其著作《现代产业经济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对产品差异化的概念作了定义，如表2所示。
综上所述，产品差异化的定义主要分成两类：一是广义上的定义，从战略、管理、营销（4p`s）角度进行定义，如张伯仑、刘志彪的定义；二是狭义上的定义，从产品属性的角度进行定义，包括产品核心、形式、附加等，如豪泰林、菲利普・科特勒、迈克尔・波特、杜朝晖的定义。本研究将立足于产品差异化的狭义定义进行分析。
（三）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与产品差异化的关系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实施产品差异化的基础与动力。企业要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一直有一个隐性的假设前提，即企业在多个细分市场均要有较强的核心竞争能力才能实行，一旦这个假设前提不能成立，企业盲目的进行产品差异化，不但不能够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反而会丧失原有的自身竞争优势。企业具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则意味着它具有实现产品差异化和占领新细分市场的潜力。产品差异化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与发展。企业的差异化表现在企业诸多方面的创新，不管这些创新是否都能成功，它们的经验累积都将形成企业的专有知识体系（罗永辉，2004）。产品差异化战略是企业战略的一种表现形式，实施产品差异化是提升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有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企业在不同细分市场取得的成功又是对核心竞争力这一企业最宝贵资源最有效的利用。
产品差异化定位方法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产品差异化定位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菲利普・科特勒、罗杰・J・贝斯特、周建波、格雷厄姆・胡利和约翰・桑德斯分别提出了产品差异化定位的方法，试图寻找到一种有效的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差异化方法，如表3所示。分析表明，现有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均以理论模型为主导，在企业实际运用过程中，难以真正实现产品的差异化；其二，多着眼于企业能力，以广义的角度进行产品差异化，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消费导向定位，从而形成与竞争对手产品的差异，在消费者的选择性记忆中形成独特的记忆点。产品差异化的内在含义在于寻求新的消费群体和市场为主导，其次才是以后发制人的模仿取得优势。因此，采用狭义的产品差异化定义，以多变量进行研究，并具有可实施性，才能实现企业的产品差异化，使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时间序列分类比较法产品差异化实现模型构建
（一）假设与研究边界
假设为：在一定时期内，特定的成熟市场和产业中，细分市场和竞争成为主导，市场上存在一定数量的具有差异化的产品。研究边界为：产品属性（产品特质）、竞争者、消费者和市场四个变量。
（二）模型构建
以产品特质、竞争者、消费者特征、市场四个主变量构筑模型，如表4所示。
（三）模型变量解释
产品特质是指产品所具有的有别其它产品的属性。产品的基本特质是市场公认的产品基本属性，它具有变化性；产品的区分特质是指同类产品中具有独立特征的属性，它具有即时性；产品的鼓动特质是指最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属性，它也具有即时性。因为产品的三种特质存在即时性和变化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在不断开发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时，会逐步发现新的鼓动特质，而原有产品的鼓动特质会转换成区分特质甚至成为产品的基本特质，如图1所示。
竞争者包含产业产品和品牌两个子变量。产业产品主要包括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和附加产品三个类型，如图2所示。核心产品指产品基本功能或利益，形式产品指品质、式样、特色及包装，附加产品指增加的服务和利益；品牌既代表消费者的认知，又代表市场中差异化产品相对应的竞争者。在动态的市场中，竞争者会不断采取差异化策略，挖掘出新的产品特点，塑造品牌，满足消费者需求。
消费者包括消费者特征和行为特征两方面。消费群体特征涵盖文化、社会、心理、个人等内在方面，行为特征指消费者外在表现，如图3所示。 市场是以时间序列进行表述，时间序列又可以代表市场背景。市场背景包括环境与环境变化、消费者需求特征与变化、竞争者策略特征与变化等方面，从而分析市场环境状况。
模型运用分析
（一）子变量的选择
由于产业的不同，选择区分竞争者、消费者的子变量会出现变化。在区分不同产业产品时，一般来说，以核心产品（功能、利益）进行区分；当核心产品出现同质性时，则以形式产品或者附件产品进行区分；当产业产品的三个类型均具有同质性时，消费者在产品购买时会选择品牌属性进行区分。模型将消费者分为消费者特征和行为特征两个子变量，在实际产业中，企业在区分消费者时，一般不会同时运用消费者特征和行为特征进行区分，只会根据产业状况选择其中一个子变量进行区分。
（二）资料收集与整理
通过对该产业系统的调查研究，收集本产业竞争者、消费者和市场状况的全部资料，并对其进行整理，选择符合该产业特点的竞争者和消费者变量中的子变量，制定出一个完整、准确的模型量表。
（三）制定差异化方案
通过对资料的横向和纵向分析比较，能够清晰呈现整个产业的差异化状况、特征。企业在制定差异化方案是，基本可选方案有两类：一是跟随战略，企业选择已有的产品鼓动特质和区分特质制定差异化，开发本企业空白产品；二是完全差异化战略，根据量表的分析，挖掘出新的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鼓动特质，实现完全差异化战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四）选择差异化方案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企业必须在市场中进一步测试可选方案，与企业本身的战略发展方向和内部资源相匹配，决定选择采取跟随战略或是完全差异化战略。
实证研究
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洗发水用品的市场销售额超过300亿，洗发水产品生产厂家1600多家，产品种类达3000多种（魏彬，2012）。洗发水市场经历了从品种单一、功能简单向多品牌、功能全面的发展过程，市场容量渐趋于饱和，增长速度开始减缓，进入了众多品牌激烈竞争的时期。现结合时间序列分类比较法产品差异化定位模型来对洗发水产品的定位进行分析。
（一）子变量的选择
在洗发水市场中，产业产品的形式和附加产品存在同质性，因此，本研究选取核心产品作为主要变量进行分析；洗发水产品是日常生活用品，价格相对较低，购买次数较多，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和消费者特征中的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对于消费者购买选择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本研究主要基于消费者特征的个人因素中的个性作为主要变量进行分析。
（二）资料收集与整理
通过搜寻相关文献和实地调查，笔者收集了洗发水产品市场20世纪70年代至今竞争者、消费者和市场状况的全部资料，结合时间序列分类比较法模型对其进行整理，如表5所示。通过时间序列横、纵向比较，可清晰呈现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消费者、产品特质、竞争者状况均发生巨大变化。仅仅30年时间，洗发水产业的品牌种类越来越繁杂，竞争越来越激烈，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蜂花、海鸥以及美加净，到如今海飞丝，潘婷、飘柔等多种产品并存；产业产品的特点从指注重单一的清洁功能发展到注重去屑止痒、乌发亮发等多样化的功能，消费者特征从20世纪70年代的只注重洗净功能到如今追求高品质生活、追求个性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洗护合一功能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修复功能都是鼓动特质，深受消费者欢迎，但如今洗护合一和修复功能已经成为了众多产品的区分特质。
（三）制定差异化方案
一是制定选择跟随战略。目前，我国洗发水市场的鼓动特质是去屑止痒、天然成分等，其中去屑止痒市场依旧占据洗发水市场近60%的市场份额，近200亿的市场容量（张燕，2012）。消费者特征是追求时尚、个性和高品质生活，洗发水企业可根据以上特点制定跟随战略，开展多种促销活动，抢占市场份额。二是制定完全差异化战略。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脱发现象，许多洗发水品牌的生产配方具有高含量的化学成分，我国消费者一直认为中草药“健康、绿色、天然”，对中草药产品情有独钟，而市场上生产中草药型洗发水的品牌很少。因此，洗发水产品新的鼓动特质为中药去屑和中药养发、防脱，消费者新的特征个性体为亲睐中药产品，洗发水企业一旦能够抓住新的鼓动特质，开展完全差异化战略，无疑暗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特征，同时避开竞争激烈的非中药类洗发水市场，从而开辟洗发水市场的“蓝海”。
（四）选择差异化方案
企业选择差异化方案前，要在市场中进一步测试，根据自身的战略发展方向、实力和资源，制定出符合自身发展的跟随战略或完全差异化战略，形成企业的持续动态成长力，夯实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规避产品的同质化竞争，保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基于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时间序列分类比较法产品差异化定位研究能够动态分析不同产业的产品特质、竞争者以及消费者的状况，挖掘出当前市场产品的鼓动特质，有效地提供一个适合于企业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最终实现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持续提升和动态发展更好地赢得市场，持续保持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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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B2B平台；商贸经济；发展趋势
B2B电子商务主要指的是企业和企业之间，借助互联网的功能，实现信息、商务谈判、合同签订以及物流配送等交易行为的一种商务活动。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以及经济的全球化，电子商务平台将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的渗透率仅为10%左右，而未来三年，其增长速度将会超过30%左右，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的业绩将会更加的可观。因此探究B2B电子商务平台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B2B电子商务平台营销策略分析
（一）B2B电子商务平台的主要盈利方式
目前关于B2B电子商务平台的盈利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会员费，也就是收取注册商家一定的会员费。二是关键字竞价排名。也就是在关键字搜索结果的页面中，优先显示的商家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随着B2B企业客户需求的逐步提升，各种新型的盈利方式也不断涌现。例如阿里巴巴和银行联合推出的小额信用贷款服务，余额宝理财产品，阿里软件所提供的各种在线软件服务等等。
（二）B2B平台主要运营商的营销策略对比
为了获得更多的会员使用B2B的平台服务，因此各大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着如何提供更好的营销效果服务。目前B2B行业之间的竞争，除了基础的客户服务之外，主要的手段在于搜索引擎优化、SEO、展览会以及销售渠道。例如阿里巴巴和环球资源，阿里巴巴更注重于直销模式，采取的是大众化的营销模式，用户整体基数较大。而环球资源则更加注重线下活动，例如开办展会，其更加侧重于外贸领域，服务的门槛相对较高，收取的会员费用也较高，服务对象主要为高端用户。此外，B2B渠道竞争主要采取的渠道差异化的策略，阿里巴巴主要是渠道和直销并存，而环球资源则主要采用的是渠道模式。目前我国的B2B运营商所能够提供的营销服务渠道主要有线上平台、贸易展会、贸易出版物以及买家见面会等。其中环球资源以及慧聪网基本上能够提供上述3-4种综合。同时电子商务企业还借助搜索引擎优化、SEO、网络广告等多种营销方式，不断的宣传B2B商铺，以便于提高企业商机的转化率。
二、B2B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伴随着电子商务意识的不断增强、市场环境的整体取暖以及中央各地方各种利好政策的推动，我国的电子商务平台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中小企业B2B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了内贸交易2.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8%，外贸交易2.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1.75。总体而言，中小企业的B2B内外贸的交易额增速基本趋同，但是外贸略高于内贸。但是随着电子商务平台数量的逐渐增多，各电子商务平台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甚至有部分中小电子商务平台出现了亏损状态。这也说明了多数行业的电子商务企业依然难以突破营收瓶颈，难以做强做大。加之传统电子商务领先企业的影响，例如阿里巴巴、中国制造网以及生意宝等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中小B2B电子商务平台的利润，使得中小B2B平台面临着极大的生存风险。此外，对于中国的很多中小企业而言，现阶段B2B平台的作用也日渐降低。曾经风光无限的B2B平台发展到现在也面临着各种瓶颈，如恶心竞争加剧、竞争较为激烈、利润空间稀薄，充斥着大量的同质化信息以及供应商，增加了企业辨别真伪的难度，电子商务平台的整体功能有限，难以满足新时代市场的整体需求。网络诈骗、B2B平台诚信体系尚未建立，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都对B2B平台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滞作用。
三、B2B电子商务平台在商贸经济中的发展趋势
趋势一：随着各项服务的不断完善以及技术的进步，B2B平台将进入稳定的发阶段，行业化的趋势也会逐渐增强，各种新型的服务模式将会逐渐呈现。且工业品B2B平台将会继续在细分领域崭露头角，并在提供的服务深度以及高度上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
趋势二：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新型的B2B商务模式将会出现，尤其集中在细分领域。例如目前的移动商务已经成为了主流的商务形式，桌面和移动平台的相联合，使得B2B平台成为了社交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盈利模式将进入市场中。
趋势三：就供应链和产业链角度而言，未来B2B将逐渐从单纯的信息平台朝向行业解决方案以及产业链融合的模式发展，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卖家集聚的平台，可以说说深耕电商将成为未来电子商务生态链中的重要环节。就横向发展角度而言，采用一体化的整合方式能够实现各个供应链间的对接，从而加强各个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就纵向发展角度而言，在产业链中存在大量的上下游关系以及相互价值的交换，使得电子商务平台成为了连接整个产业链的生态圈。
趋势四：深度融合价值链，将企业、行业以及全球价值链借助B2B平台进行有机的融合，同时充分利用新型技术，例如O2O，线上线下联动，实现实体价值链和虚拟价值链的无缝链接，形成二次集聚效应。在技术进步和平台服务的双重作用下，企业就能够共享大企业的相关服务，诸如金融、物流等，促使中小企业也能够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全面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
趋势五：盈利模式取向多样化。传统的收取会员费用的盈利模式将受到极大的挑战。未来按照效果付费、会员免费等将会更多的出现在各个电子商务平台中，基础会员+收费增值服务模式将会成为新常态。同时随着服务的逐渐深化，各种增值服务，诸如数据搜集、云存储、社会化营销以及金融服务等将成为新型的盈利模式。
综上所述，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催生了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尤其是B2B电子商务平台更是受到了极大的青睐，极大的便利了企业之间的交流，推动了企业的快速发展。然而受到金融危机、行业恶性竞争等多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使得B2B电子商务平台的风险增大，进一步限制了B2B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因此B2B电子商务运营商应立足当先，针对目前遇到的瓶颈，不断完善平台服务和盈利模式，加大横纵向产业链的融合，进而不断提高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的竞争能力，最终推动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作者单位：临沂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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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随着2014年广东等自贸区相继批准成立，我国自贸区的建设再一次受到政府与人民的关注，而其中备受瞩目的便是自贸区内金融业的建设，在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完善园区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高法律制度的践行效果，是自贸区得以更健康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自贸区的内涵
自贸区的含义一般有两种说法，其一即为FreeTradeArea，意思是不同的国家、地区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之后，得以消除其相互之间各种商品的流通障碍，使得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快速；其二是指FreeTradeZone，也就是本文中对于自贸区的定义的理解，与前一种说法不同的是这种自贸区是指国家通过立法、授权等方式，确定一小部分的领土，在此领土范围内实现商品流通的自由化，从而使得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更高。我国目前已经开放的自贸区主要集中在港口城市，比如上海自贸区、天津自贸区等等。
二、我国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我国在针对自贸区的金融监管方面，制定了很多相关的法律制度。比如针对上海自贸区的金融监管，在法律层面上有《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等，这一法律规定在宏观层面上确定了自贸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总体目标。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指出，账户之间可以在上海自贸区内自由流通，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便利条件，然而这种流通性是建立在经常的项目之下，而本国货币同外币之间的兑换条件仍然较高，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人民币的兑换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并没有使资金流通达到真正便捷高效地目的。在上海自贸区针对银行业务的立法方面，同样也有细致但欠完善的制度规定。比如《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银行业可以在上海自贸区内合法开展业务，但是对于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另外，《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八项措施支持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的颁布同样为保险业入住自贸区提供了相应地法律支持，然而也同样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使得在自贸区的发展中仍存在着很多潜在的交易风险，容易引发纠纷。
（二）金融监管实践现状
1.监管缺乏协调性
目前，自贸区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文件支持审慎监管的进行，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金融监管并没有真正协调各方关系和各方机构，缺少真正有效的协调措施。一般自贸区内部会设立单独的监管机构，然而其与地方政府的职能权限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细分，导致监管盲目，缺乏有效性。
2.细则的颁布跟不上政策
虽然自贸区在我国不少城市已经挂牌成立，使得自贸区内的金融企业增多不少，但是其发展却远远低于预期效果。以上海自贸区为例，2015年上海自贸区的贷款余额几乎是零增长，远远低于上海地区同期的银行业的贷款余额的增长幅度。究其原因，细则的颁布跟不上政策的脚步，总是缓慢而行，使得很多政策中鼓励的开放措施不能够真正地实行，导致金融企业在拓展业务与创新发展方面很受挫。
3.投融资汇兑管制过多
通过自贸区的试行情况来看，很多来自自贸区的企业都反映，对于企业融资、资本的跨境流动管制过多，导致其融资渠道非常受限，资本流通也非常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虽然资本项目能够在自贸区内进行兑换，可以设置自由贸易账户来实现，但这只是资本互换与流通的第一步，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规定到底哪些业务可以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哪些业务可以部分流通或者哪些风险等级很高的项目不能够自由流通。
三、我国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完善的前提
（一）自贸区监管法律制度完善的整体背景
我国自贸区建设和发展的总体目标即为对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改革。自贸区的建设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发展，得到我国政府的重点关注和支持。它也是我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金融贸易的国际化、自由化的探索。我国目前在自贸区建立的相关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主要关注的是金融个体，且其以机构监管为主要模式，并不能完全符合实际，不能有效防范国际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市场风险。金融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我国防范金融危机，促进经济更健康发展的核心产业。而自贸区又进一步增大了市场的开放程度，使得我国更容易受到国际的金融风险的冲击。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使其在更开放、更贴近国际的情况下有效地防范金融危机的冲击。
（二）自贸区监管法律制度完善的基础
1.自贸区拥有与境内监管体系相区别的环境基础
我国在划设自贸区时，一般都将自贸区设立在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环境中，因此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区域内，才能够有资本相对自由流通的较为开放的情况，而一旦超出自贸区的范围，各种业务依然按原有的监管制度进行。因此自贸区内拥有较为便利的条件，可以将其同区外的地域相区别开来，使其拥有较为特殊的发展道路，针对此特点，我国也应该制定相区别于境内、而同自贸区中的市场环境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法规。
2.构建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有一定的立法基础
我国在立法层面，已经对自贸区构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做了一定的准备，具有一定的立法基础。在人民银行颁布的《通知》中就指出，自贸区的市场需拥有较为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说明我国政府的相关负责人能够清楚认识到，自贸区内应实行的监管制度应同区外相区别。国务院也曾授权停止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在自贸区内发挥作用，这也为自贸区构建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打好了一定的立法基础。
3.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
此前，各个金融机构都曾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对自贸区的金融业务的开展进行一定的制度支持。在颁布的具体细则中，曾对自贸区内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放宽，将之前的审批制度变更为备案制。且在法律规范中，进一步明确了对自贸区金融风险监管的原则，并强调人民银行对金融业务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审慎相结合的理念。这些理念都相较于我国传统的监管理念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这些法律实践也为完善我国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四、完善我国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设想
（一）明确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及职能
由于在自贸区内，仍未真正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其沿用的模式仍然是较为传统的混业经营模式和分类监管模式，主要负责对其监督、协调的为“一行三会”。其中，央行主要负责人民币的支付、本国和外币的利率监管，银监会主要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督管理，并核查银行、颁发营业执照，外管局则主要对外币业务进行监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自贸区的监管模式，仍是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模式，只是对单独的各个金融企业进行一定的监督和管理，对于保障个体的金融企业防范风险、持续运行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整个宏观的金融行业则起到较小的作用。因此，应该针对整个金融行业而言，从整体出发，以整个金融市场的安全运行为主要目标，来使其防范整体意义上的风险，这就需要我们的监管模式变为宏观审慎监管模式。但应注意的一点是，在自贸区内实行宏观层面上的审慎监管，应同区外的宏观审慎监管相区别开来，且不能一味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制度与模式。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机构，对整体的自贸区金融市场进行宏观的监督和管理，而原来担任此任务的职能机构的工作人员，应该从中抽调一部分，对人行从事相关监管业务的人员提供一定的帮助和业务上的支持。另外，还可为综合监管机构赋予一定程度的立法权，使其在多变的金融市场中，及时调整和制定与金融业务相关的政策、规章制度和法律，以应对不同的危机情况。
（二）完善自贸区金融监管的立法体系
必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别于区外的自贸区金融监管立法体系。立法中可以对跨境融资这种方式进行鼓励，支持境外的股权投资，这种激励措施必将为我国的金融企业开展跨境的金融活动提供非常大的支持，但同时这种资本流通的自由度也带来了相当程度的风险，而为了有效防范、降低这种风险，也需要一个完善的立法体系予以支持，使其既能保证金融业务的开放性、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同时也能有效降低其所带来的风险。很多西方的发达国家在拥有非常有影响力的金融市场的同时，也具备相对完善的金融监管立法体系。但是，针对我国的现状而言，虽然不能完全、彻底地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行变革，但是可以在原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并使其能够在自贸区内进行试行，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该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一旦成功，便可以推广至全国的金融市场，为我国同国际的金融市场接轨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法律基础。
（三）加快出台规章的实施细则
在我国自贸区的金融体系法律制度中，仍然有很多实施细则亟待明确，这就需要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对金融业务具体的实施细则进行探索、研究分析和颁布实施。例如，在大量的规章制度中，应对其中提到的“有条件”、“符合条件”等具体的内容进行明确，以推动自贸区内金融体系真正的革新。由此看出，现行的监管制度制定的很多法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很多规定都比较笼统，不明晰，这就需要相关的职能部门对实施细则进行进一步的明确与细分，并加快实施细则的出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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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市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垄断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
一、薪酬激励及其作用
薪酬激励是指通过合理的薪酬制度设计和薪酬结构分配，激发组织成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组织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是收入分配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功能。薪酬激励远不只是支付多少货币工资的问题，而是一个细分为外在薪酬和内在薪酬的体系。外在薪酬通常分为直接薪酬、间接薪酬和非财务性薪酬。直接薪酬的内容有基本工资、加班及假日津贴、绩效资金、利润分享、股票期权；间接薪酬的内容有各种保险、非工作日工资、服务及额外津贴等；非财务性薪酬的内容甚至包括较喜欢的办公室装潢、较宽裕的午餐时间、特定的停车位、较喜欢的工作安排、业务用名片及动听的头衔等。内在薪酬包括参与企业决策、获得更大的工作空间或权限、较大的责任、更有趣的工作、个人成长机会和活动的多元化等内容。通过薪酬激励可以保证薪酬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其次，对各类员工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使员工及时地得到相应的回报。再次，可以合理地控制企业人工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企业产品的竞争力。最后，通过薪酬激励机制的确立，将企业与员工长期、中短期经济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与员工结成利益关系的共同体，谋求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
二、我国垄断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存在的问题
（1）高管薪酬的反市场机制。垄断国有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其高管薪酬多由相关的国家行政部门进行规定，很少与市场接轨，与其经营业绩挂钩。企业绩效中的一部分来自其垄断租金，并非企业高管和员工的努力所得；另一方面，企业受到政府的保护，员工也大多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员工的真实价值无法通过竞争机制显现出来。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的支付，导致了垄断国有企业董事和经理的激励缺乏动态化，强度太弱，个人收入和企业业绩之间未建立起规范的联系，对这些企业的董事和经理不能起到足够的激励作用。（2）高管薪酬监督机制不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信息不对称，使高管涨薪的外部监督无法实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我国垄断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在非货币化薪酬方面。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甚至有可能超过显性薪酬，准确隐性收入很难估计。有些垄断企业的高管打着股东收益提高的幌子，利用手中的权力以会计手段任意调节收益，从而提高自己的报酬，损害股东收益。但从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垄断企业高管涉案事件中不难发现其严重性，领导职务消费不清、假发票、违规发薪酬、福利费和工会经费的不当使用、商业保险的违规购买等。（3）偏重于短期激励。我国垄断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一般包括基本薪金、奖金、股票期权、福利和津贴、在职消费五个方面，其中前三个方面是最主要的。基本薪金和奖金属于短期激励，股票期权则属于长期激励。而我国前两者的比重过大（占80%以上），我国垄断国有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过低。持股比例过低导致其在全部薪酬中的比重偏低（大体在10%以下），加之一般都规定高管持有的流通股在任期内不得转让和抛售，这使高管持股难以发挥其长期激励作用。国企管薪酬偏重于短期激励的重要原因，是高管的行政任命并伴随高管任职的短期化。（4）薪酬标准制定太过主观化。由于我国大部分垄断国有企业的薪酬水平由国家相关部门规定，薪酬标准过于固定化，缺少动态性，不能随企业业绩的变动而变动。同时，我国垄断国有企业在确定高管薪酬标准时，不注重外部薪酬调查，即便进行了调查，但范围很窄，不具有可靠性和参考价值，造成薪酬标准的确定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如规定企业管理层的年薪最高额不能超过员工平均工资的14倍。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造成了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过大，不能满足普通员工的实际需求，也降低了对高管的激励作用。
三、完善高管激励机制的建议
（1）实行薪酬激励的市场化运作。参照国内经理人市场价格、国际同类企业经理人薪酬标准，设定高管薪酬的动态标准；同时将业绩考核和高管薪酬制定权更多交由公司决策机构，国资委等监管机构行使指导、监督和审核权限；还要严格监管高管在职消费，加强薪酬和在职消费的信息披露。在高管绩效考核中，要确定科学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增加对工作业绩方面评价的力度，诸如利润指标、市场占有率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等。（2）加强对高管薪酬的监督。监督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扩大监事会的职权范围对我国垄断国有企业治理的组织结构进行改善和改进的重要内容。首先要改善董事会的构成及其职权，强化非执行董事在公司战略、治理、薪酬等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董事会在决策上的独立性；二是改革现行的监事会制度，提升监事会的地位，扩大监事会的职权范围，并推行独立监事制度。同时应实施国企高管薪酬的信息公开制度，加强高管薪酬的外部监督。首先，应明确规定作为全民所有的企业有义务让民众知晓高管详细的薪酬信息，除个别特殊行业外，高管薪酬不应被当作商业秘密；其次，要鼓励并保护各种媒体和相关团体全面、及时、准确地挖掘并相关信息；最后，企业内部要设立专门的信息机构，随时向社会提供相关信息资料和接受质询。（3）增加长期激励的比例。现代企业理论和国外实践证明股权激励对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增强公司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股权激励包括股票期权、员工持股计划和管理层收购。通过股权激励，降低经营者薪酬中工资与奖金的比重，提高股权报酬比重，目的在于克服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倾向，改善我国垄断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另外，针对目前仍行政任命为主的垄断国有企业，党政管理部门要认真研究影响国企高管任期的各种因素，尽可能地杜绝高管仅仅任职一两年就变换的做法；应注重通过提高市场化选拔、市场化淘汰的方式，来决定高管任职期限，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高管薪酬长期激励的比重。（4）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标准体系。首先，明确高管薪酬管理在政府主管部门、公司董事会的职能与权限划分；在国企分类的基础上明确各类型国企高管薪酬体系，尽快出台国企高管中长期薪酬激励的指导性方案。其次，垄断性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员工工资的比例应严格限定。对于竞争性国企高管，选拔和薪酬确定则应充分考虑市场化因素。再次，要高度重视高管业绩考核的制度建设，强化业绩考核力量和投入力度，精心计算高管真实的贡献率，尽量剔除包括垄断在内的各种干扰因素。最后，推动国企逐步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在加强董事会独立性建设的基础上，将高管薪酬制定权逐步转移给公司的董事会，充分发挥董事会作用。
参 考 文 献
[1]邹嫄.高管薪酬激励的实务考察与建议[J].现代经济与管理.2006（5）：20～21
[2]祝涛.规范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计划的几点思考[J].财会月刊（理论）.2006（1）：80
[3]许红莲，胡愈.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再造研究[J].企业家天地.2006（6）：29
[4]廖雪洁，刘汉民.《垄断国企高管薪酬现状分析——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第五届（2010）中国管理学年会——公司治理分会场论文集》.2010
[5]邱明珠.探析高管薪酬激励机制[J].企业导报.201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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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市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文论范式转型;经济体制转型;文艺;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重组
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
一
本文将从“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经济关系”在文论整体格局中的升降、重组的角度,来勾勒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文论所出现的新的转型趋向。首先要辨明的是:“文艺与经济关系”并不像许多人凭似是而非的直观印象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已被研究得熟烂的问题――从世界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分化出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发展脉络中,尽管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得到了某种继承,但所谓“经济决定论”或“经济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姑不论其中的是非功过,其后果是:“经济”在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被越来越忽视乃至轻视――最重要的标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立于经济活动之上所进行的“社会批判”转向“文化批判”,并汇入西方其他理论流派“文化主义”的总体发展潮流中。
在东方阵营中,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不断被强化,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不是在马克思当初所设想的那样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一模式实际上越来越被政治化(比如“阶级”在马克思本来首先是“经济”范畴,但在后来实际上成为“政治”范畴等等),因此,在文艺理论中,在出发点和基础的意义上“经济”会被提及,但大抵是捎带而过,关注的焦点其实是文艺与政治关系――大致可以说:在东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对范畴主要是个政治哲学范畴而非经济哲学范畴。
如此来看,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很多不同,但“经济”作用在各自理论系统中趋于削弱却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在马克思后,“文艺与经济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已得到更深入研究而不再成其为问题,而今天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深入、系统探讨,恐怕首先还要回到马克思。
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作为东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文艺思想当然会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一经典框架中强调经济(作为基础)对文艺(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是,相对而言这种“决定作用”恰恰是宏观的、间接的、原则性的,强调文艺活动中“政治标准第一”表明其所关注的首要问题还是“文艺与政治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以思想为指导的文艺理论界当然也是如此――我们强调形成这种理论格局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密切相关:除了及其他理论家的推崇外,单一的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现实的体制力量,就决定着当时文论的主要问题只能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经济对当时文艺活动即文艺具体的生产、传播机制等并无直接影响,“文艺与经济关系”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当时文论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在文论中日益凸显出来,而其成因是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对文艺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说文论遵循政治哲学范式决不意味着对文艺审美独立性的完全忽视,文艺思想强调“政治标准第一”,但也把艺术标准排在第二;同样,说文论依循经济哲学范式也决不意味着对文艺审美独立性的完全忽视。按对现代学科研究对象与范围极一般的表述,文艺学研究的是文艺活动自身的独特审美规律:在政治哲学范式中,这种独特审美规律是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中展开探讨的,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是新时期以来钱中文等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而在经济哲学范式中,则是在“文艺与经济关系”中展开探讨的,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深入――由政治哲学范式向经济哲学范式的转型,也就只是表明文艺学探讨文艺自身独特审美规律所处“场域”的转移。
从学术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关文艺商品化、通俗文艺、大众文化及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等方面的学术探讨和论争,构成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文艺理论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条重要脉络,本文就是主要从社会经济体制变化对文艺及其理论所产生影响的角度,置于新中国文论60年乃至中国现代文论90年的发展史中,考察这一理论史脉络所昭示的文论在整体上所发生的新变化。文艺理论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社会经济体制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文艺生产和传播方式的转型,进而也会带来文艺理论的转型。以改革开放为界,新中国文论的60年发展史,又大致可以分为前30年与后30年两大段,两大段文论的整体风貌非常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同的经济体制:前30年经历着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后30年则经历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关于文论的“范式”转型,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描述,按传统通行的三分法,社会生活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法国当代社会哲学家布迪厄认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不断分化、各自自主化的趋向,法国文艺于19世纪达到自主化的高峰。另一方面,布迪厄强调,文艺的自主化又并不意味着与政治、经济的彻底隔绝,政治、经济既可以作为“外部”力量作用于文艺,同时也可以作为“内部”力量作用于文艺,而政治、经济通过对服从自身逻辑的文艺功能、文艺观念的强化,使其对文艺活动的影响力由“外部的”转化成“内部的”:通过强化文艺本身的政治教化功能,政治就成为影响文艺的“内部”力量;通过强化文艺本身的经济价值功能,经济也就成为影响文艺的“内部”力量。
与此密切相关,在文艺观念上:通过推行政治意识形态化文艺观,政治在文艺活动“内部”产生影响;通过推行商业消费化文艺观,经济也在文艺活动“内部”产生影响。除了政治、经济功能外,文艺本身还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分化就表现为对审美自主化的追求,在观念上就形成一种审美自主化的文艺观。于是,从“外部”来看的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在文艺“内部”就具体表现为审美自主化文艺与政治意识形态化文艺、商业消费化文艺之间的关系,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重组,在文艺活动内部就表现为三种不同文艺活动方式及其观念的分化、重组――这在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中有同样突出的体现,在中国文艺现代化的首演中,就已形成“审美自主型(代表人物是王国维、早期鲁迅、周作人等)”、“政教工具型(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等)”、“商业消费型(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三元并存的文艺观念格局,这一整体格局的变动、重组,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中一条极其重要的脉络。
在现代文艺的整体格局中,与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是通俗文艺,现代通俗文艺的支撑力量是市场,文艺与经济关系乃是考察现代通俗文艺发展最重要的基本视角,另一方面,由通俗文艺的发展状况也最能集中地考察文艺与经济关系的历史变化。
从中国现代文艺90年的发展史来看,商业消费型文艺的沉浮,清晰地昭示着三种不同文艺的四次重组:
(1)鸳鸯蝴蝶派是由市场支撑的中国现代通俗文艺的典型代表。第一次重组,经五四新文学家的激烈批判,鸳鸯蝴蝶派商业消费型文艺在理论上退出社会主导价值体制,但在实际上在市场的支撑、推动下依然继续发展。
(2)第二次重组。经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不断批判,作为五四新文学观重要一翼的审美自主型文学观也开始逐渐消退,“政教工具型”文学观日趋强大,整个左翼文坛都被它统治,此期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有使文学走出“审美自律”向“为人生和大众”转变的含义,具有历史合理性,但也产生了严重的偏颇。
(3)第三次重组。由于高度单一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退出中国社会(大陆)的运作机制,失去现实支撑的商业消费型文艺随之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审美自主型文艺观也被进一步抑制,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三向度,被一体化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单向度――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创作的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些小说比如《林海雪原》等具有一定的武侠色彩,但其生产机制决定了那些作品并非典型的现代通俗文艺。
(4)第四次重组。新时期以来,中国重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使以市场为支撑的现代通俗文艺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僵化的单向度的文艺观逐渐被打破,被一度压制很长时间的另外两个向度开始逐渐恢复,而随着市场化的逐渐深入,商业消费型的通俗文艺已呈现出走向主流之势――这种趋势在新时期以来有关文艺商品化、通俗文艺、大众文化等学术论争中有清晰的展示,而人文精神和新理性精神的倡导则是对文艺市场化(产业化)所出现的弊端的批判性回应,凡此种种昭示着新时期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正在经历着新的转型。
二
王先霈等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理论界对通俗文学现象所作的较早而较系统的理论关注,该书基本上是一种“类型学的研究”,对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客观的清理,在基本价值观上,该书强调“通俗”而“非文学”的不在研究之列,表现出对传统文学基本价值观和审美底线的持守。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把通俗文学的发展作为一种连续性的线索作了描述和分析,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早期发展更是作了大篇幅的论述――总体来说以上二书尚无竭力提升通俗文学地位的强烈诉求――而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则显示出了这方面的强烈诉求,范在该书《绪论》中指出,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只涉及到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文学的母体应分为‘纯’‘俗’两大子系”,在此基础上,他对五四新文学以来戴在鸳鸯蝴蝶派文学头上的三顶帽子“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作了辩驳,他对通俗文学概念的界定是:“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近现代通俗文学具有它自己的特色,在发挥文艺功能上它完全可以与纯文学相互补。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是各有其各自的审美规律的”①,于是就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个翅膀论”――袁良骏不同意这一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与范进行过面对面的论争。新文学只写“精英”的那“半部”,其实是历史形成的,有着其政治背景;而我们强调的是:后来的人力捧通俗文学,其实是后来才出现的文学观的体现,其背后同样有着非常具体的社会背景,即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更具典型意义的当是对金庸的经典化,典型个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深专家严家炎对金庸武侠小说作了极高的定位:
“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相互冲击又相互推动的机制中向前发展的”,“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辉的篇章”②。
《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27日所载易中天《请严家炎先生示教》一文有针对性地分析道:“最离谱的是这样一段:‘鲁迅先生对侠文化不否定,很客气。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它(《铸剑》)不是什么‘现代武侠小说’,则是肯定的,和金庸小说也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能类比”,从“学理”层面上无限提升武侠小说的价值,难免要出现许多问题。较激烈批判金庸现象的有何满子,其刊登于《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8日的《就言情、武侠小说再向社会进言》一文,对“鲁迅《小说史略》就侠义、人情(才子佳人小说包括在内)等诸体小说,分类论述,但鲁迅并未从门类着眼加以抹煞”一说,该文进行了辩驳:“《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成就,毫无贬抑之意;但在《叶紫作〈丰收〉序》中,却对‘中国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即早该过时了的意识还在困扰现代中国深表怅憾”,强调整理国故的胡适、对古代俗文学有极系统研究的郑振铎等都与鲁迅存在相通之处:一方面强调要重视研究古代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强调新文学的发展却必须反传统――这其中存在问题,但以五四学人重视对俗文学、古代文学的研究,来佐证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合法性,在学理上很难站住脚,周、胡、郑三先生对鸳蝴派文学、武侠小说等皆有过激烈的批判。
《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所载袁良骏《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一文同样指出:“金庸是靠武侠小说发家致富的”,“他怎么可能注意精炼?注意删节?避免重复?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简直是有意重复,有意拖长”。有趣的是,严家炎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1日所载《答大学生问》中,他也指出:“(金庸小说)留下了在报纸上连载的痕迹或印记。作者当时写一段,发表一段。这种方式的写作即使事先筹划再严密,仍可能出现不周全、松散拖沓的毛病。金庸花十四五年写,后来修改又花了七八年,力图精益求精,但某些烙印依然还留下来”――这是商业消费化文艺“创作机制”或“生产机制”的症结所在,文学才华再高如金庸也不能免此。
大致来看,如果说金庸及其褒扬者只是在重复鸳蝴派曾说过的老话的话,那么,批评者也一样还是仅仅局限于五四学人的思想性批判――其实这一问题只有上升到“现代性”本身的内在分裂即“审美现代性”与“经济现代性”的分化、对峙这一高度才能基本阐释清楚:由鸳蝴派而金庸等现代通俗文艺,由于与市场的紧密结合,可以说恰恰是“现代性”极强的一种文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思想意识上将其定位为落后的封建文艺(其实所谓“高雅”文艺何尝不也可以宣传落后的封建意识呢)而排除在文艺的现代化进程之外,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文艺越商业化、越市场化,就越“现代化”,则是更站不住脚的: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功利化的同时,文艺却越来越非功利化、反市场化――所谓“现代性”绝非铁板一块。其实,对大陆文学、文化界来说,关键还不在金庸小说的好坏,而在接受、抬高金庸小说时大陆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资本开始往文学、文化生产领域扩张。产生于较早步入富裕消费社会的香港的金庸小说在大陆的经典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恰表明大陆知识分子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介入。喜欢阅读金庸是一回事,试图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把金庸无限拔高而试图使其经典化则是另一回事――这实际上已是在建构或顺应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了。时势造英雄,金庸成了中国消费社会转型中的文化英雄。
《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一书指出:“通俗文学的勃然兴起和持续兴盛,在80年代中国的文学领域,或者扩大一些,在这一时期全社会文化生活之中,都是十分突出的现象”,该书还收录了文学界对此的分析,“从社会物质生产的角度,把通俗文学的兴起归结为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文化现象,陈山把这种现象称为‘城市文化现象’,他认为通俗文学是城市化过程的产物,而城市化亦即社会生活市场化,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因此,城市化归根结底是众多论者所说的商品化”③。随着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不断发展及现代通俗文艺的再度出场和发展,理论界出现了一次文艺要不要也随之商品化的论争。陈文晓《社会主义商品化――文艺繁荣的历史趋势》认为:“一部作品无论具有何等崇高的精神目的,如果没有票房价值,没有市场,那就算吃了败仗,失去了艺术的一切功能”;王锐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精神生产与商品生产》也指出:“我们所说的精神产品商品化,不光是说,精神产品采取商品形式,而是指精神生产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以利润为其生产的主要目的”;蒋茂礼《商品化中文学独立品格的沦丧》同样分析道:“文学商品化就决定了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尺度不是美学标准,而是利润标准”④――以上对文艺商业化运作机制基本特性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利润标准”是非常具体的,而在相关讨论中“美学标准”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厘清。
边平恕《艺术生产和商品生产》指出:“过去我们对艺术的范围和性质有一种褊狭的理解。把艺术理解为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否定了艺术的审美和娱乐的性质。对艺术性质的褊狭理解,导致了对艺术产品实行无价值主义,从而又否定了艺术成为商品的可能性”⑤,其实,文艺要不要或者能不能商品化,并非仅仅只是个文艺“观念”问题,而首先是个社会经济体制问题: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艺与市场经济不可能发生关系,因而也就不成其为问题,而80年代成为问题,首先主要是因为中国开始启动市场经济了:完整的市场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商品化,而且必然也包括精神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只要搞市场经济,文艺商品化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商品化文艺观对传统单一的意识形态化的文艺观确实有一定冲击――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商品化论争的理论意义在于初步揭示出了意识形态一体化文学观念的片面性;从中国文学现代化三向度来看,商业消费化、政治意识形态化、审美自主化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许多人看到了商业消费化对政治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冲击,却没有意识到它同时对审美自主化文艺观也形成冲击(娱乐功能对审美功能的排斥),而这种审美自主化文艺观在意识形态一体化中也是受到压制的。
进入21世纪,大众文化越来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这与不断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是有联系的,但资本在中国本土社会生活中以更强劲的势头不断地扩张,恐怕才是产生大众文化热更为内在的也是更为本土化的深层原因。《文艺报》2003年1月23日所刊登的王先霈、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一文从多方面分析了大众文化现象。该文揭示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后工业社会经济,已由“物质-技术型”转向“象征-文化型”,成为一种“文化经济体制”,经济中非物质活动的增长快于物质活动的增长,商品中的象征及心理因素的价值成分随经济的物质需要满足而相对增长,产品的威信不再主要由物质的质量(如汽车发动机的功率)而更多由象征-文化质量(如汽车的外形设计)所决定,这样就同时出现两种趋向即“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这当是理解大众文化性质的基本点。正是在此情况下,文化的商品性才突显出来的,极一般地说任何事物都可以商品化,但一种具体事物的实际的商品化,却又必然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比如在西方工业化初期,当大量产业工人在温饱线上挣扎时,精神文化产品大规模的商品化就几乎不可能。“文化和经济的交融,是经济相对富足后,人们较低层次的物质消费需要得到满足,逐渐上升为带有审美色彩的消费需要的必然结果”,“经济的文化化”使本来属于所谓“物质生活”的领域开始被精神化,这就使大众不仅在消费物质产品,也开始消费精神产品,这无疑正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精神享受越来越民主化的一种表现;而“文化经济化”则是资本增殖扩张到“文化”也即精神生产领域的一种重要表现――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乃是大众精神享受“民主化”与“消费化(资本市场化)”的双向运作。
王、徐一文引起了争论,在论争中大众文化的多面性得到揭示。
(一)首先,《文艺报》2003年2月22日刊登陈燕如《丰盛的匮乏――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一文,强调大众文化的“两面特性”,一方面“就目前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产业来说,大众文化产品如广告、影视剧、畅销书和流行歌曲等等,都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民主化起着正面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所固有的消费主义属性使其不能免俗地创造世俗神话,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但其结果却不是使人幸福快乐,而是使人在短暂的虚幻的满足之后,面对空空如也的心灵,产生一种深层的精神匮乏感”,该文还指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是大众经济和大众文化协同发展的产物之一”。
(二)《文艺报》2003年3月27日刊登盖生《大众文化:带菌的小众文化》一文,揭示了中国当下所谓大众文化的“小众性”。
(三)《文艺报》2003年8月26日所载张永清《消费社会的文学现象》一文强调“自由性”与“强制性”乃是大众文化的一体之两面。
(四)大众文化的发展乃是大众精神享受“民主化”与“资本化(消费化)”的双向运作,大众文化的颂扬者却往往只强调一面,这又集中表现为对文学性泛化、审美泛化的强调,如《文艺报》2003年10月14日所载宁逸《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一文有相近分析。
(五)大众文化生产直接的目的是为了金钱这一目的论上的特性也被揭示出来了,《文艺报》2003年11月25日所载宋立民《边缘化以后的双向度选择》指出“文学之所以如此迅速地融入或曰迎合了消费社会,一大原因就是作家要挣钱营造自己的小康社会”――这倒是揭示了大众文化生产的实质:不是为“大众”而是为“钱”,其实,大众文化的鼓噪者少有站在“大众”立场的,只不过是以“大众”为话头而已,从基本立场上来说大多站在“资本”一边――其实“精英-大众”的二元对立并无多少实质性意义。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尤其新世纪以来,所谓“知识精英”内部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化,真正可以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是“经济精英”等,其中包括成功地迎合“大众”而使自己产品充分市场化的“文艺(文化)精英”,而真正还坚守所谓“纯文艺”创作的知识精英(这样的精英究竟有多少就是个问题)则被越来越边缘化――面对此情此景,再攻击、打击所谓“纯文艺”及其坚守者,不是过分虚妄,就是多少有些别有用心。
尽管20世纪80年代已开始有文艺商品化的讨论,但总的来说,那时商品化似乎还没有对所谓严肃文艺创作形成多大冲击,严肃文艺的创作者们还在忙于思想解放和现代形式技巧的探索呢。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经济,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加强,商业消费化的文学观对纯文学的冲击可以说已经迫在眉睫了――这时候出现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首先正是对这种冲击的一种应对。论争起始于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
“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一个走在商品经济道路上的社会渴求着消费,它需要、也必然会产生消费性的商品文学”,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逐渐被其它传播媒介所取代,人民自己独立发言的能力也逐渐发达,文学‘载道’的事务就又濒于歇业了”⑥。
一方面受到市场化冲击,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宣传获得了比文学语言更有效的媒介,文学确实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人文精神倡导者的理论贡献之一,首先在于揭示“金钱”其实与“政治”一样具有着强大的排他性力量,《道统、学统与政统》一文有云:“市场经济和科层制度分别是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沟通媒介的,除了金钱和权力这两种价值之外,按照其本性是拒绝其它价值的”。⑦《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指出人文精神的危机“也不光是中国问题”,“进入本世纪后,工具理性泛滥无归,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文学术也渐渐失去了给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的作用,而不得不穷于应付要它自身实用化的压力”⑧,确实,随着资本力量的不断扩张,能直接产生利润的大众文学已根本不要再从理论上证明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了,反之,恰恰是不能立刻实用化的人文活动的合法性开始不断受到质疑。人文精神倡导者的理论不足之一,表现为有过分强调现代启蒙“先验性”之嫌,在《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对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终极价值”,在《人文精神寻踪》对话中有学者强调“只有人才会自愿舍弃物质生命去成就无形的精神理想”,“它不仅要有高度的道德操守,也要有一种殉道精神”⑨。《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更是提出了“天国”的尺度,这大概应是“终极性”、“先验性”最强的一个批判立场了,问题在于,是不是“终极性”最强,批判性或针对性就越强?更为关键的是:从大众“世俗的、经验的”生活中能不能找到批判消费主义的价值立足点?
人文精神倡导者对启蒙“先验性”的过分强调,确实给批评者留下口实,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就首先是以这种“先验性”为批评的切入口的,认为人文精神的倡导者有将“精神”“与物质直至与肉体的生命对立起来”的倾向,“意味深长的是,从脱离物质基础的纯精神的观点来看,计划经济似乎远远比市场经济更‘人文’”,“而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是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的无效性。它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要求”⑩――所谓大众的“欲望”成了人文精神批评者的重要诉求点。人文精神批评者似乎在以大众感望为立足点,而强调精神生活的“自发性”,其实却忽视乃至掩蔽了在资本扩张中大众感望在被单纯消费化、片面化,大众一种感望在被“解放”、满足的同时,另一种感望却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压抑:从文学艺术活动来看,诚如马克思所论,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艺术纯形式创造性冲动体现的就是这种“欲望”,而这绝对不是知识精英所独有的,它恰恰深植于大众的感望之中――消费主义的最大问题正在于压抑这种生产性冲动。
总的来说,在这次论争中,人文精神倡导者在“终极关怀”的旗帜下,对消费主义由道德批判而超升到宗教批判,这些批判固然都是必要的,而有意思的是,首先由文学界策动的这场论争,所缺的恰恰是深刻的审美批判:审美现代性与经济现代性分裂、对峙的紧张关系并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审美批判或许没有宗教批判的“终极性”强,但它诉诸大众被资本压抑的另一种感望,似更能统一启蒙精神的“先验性”与“自发性”,而符合现代民主理念的人文精神,其现实生长点应是大众的感性生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文精神讨论中的批判的声音,在文艺理论界就逐渐汇聚、提升为文艺“新理性精神”的建构,或者说所谓“新理性精神”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一种“回应”,其针对的重要时代背景是“随着商业社会中消费文化的普及和艺术产品市场化的加剧”状况,因此,也就可以将其置于有关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文艺与经济关系这些问题研究的学术史中来分析。钱中文首先提出了新理性精神的观念,得到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肯定,《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刊登了童庆炳《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王元骧《“新理性精神”之我见》、徐岱《“新理性精神”与后形而上诗学》(以下讨论所涉及论文均据此,不再详注)等系列论文,大抵颇能体现理论界围绕“新理性精神”讨论的“有同有异,互为包容、互有特色、互为丰富”的特点。童庆炳《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主要从把“新理性精神”作为“文化诗学”的“主导”展开讨论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着感性主义泛滥的局面,主要的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
相对而言,徐岱《“新理性精神”与后形而上诗学》更侧重于从理论上、在“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中来阐释“新理性精神”,今天看来,“新理性精神”论的转型意义或许正在于与20世纪80年中前期的“主体性视野”有所不同。《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刊登的许明《人文理性的展望》也是一篇较早讨论新理性精神的重要论文,该文试图“就八十年代以来文化主题的转移,看‘人文精神’讨论出现的历史合理性,阐述当代人文精神的内涵:新理性”,可以说是自觉地试图用“新理性”论把人文精神的讨论推向深入,强调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探讨新理性精神,探究“在市场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可能性”。该文认为,对自由主义及中国“新的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关键点在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人文精神的讨论昭示了建构“与市场经济匹配”的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苗头和信号”。
那么,该如何审视钱中文等学者的“新理性精神”论呢?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关注新理性精神论的现实立足点或者说现实针对性,《中国教育报》2003年2月27日第7版刊登的杜悦的《以“新理性精神”回应现实挑战――钱中文先生访谈》从题目就可见新理性精神的现实针对性,在该访谈中,钱先生指出:
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经济获得了空前的活力,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城乡的面貌日新月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金权结合的流行,正是这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增加了多种社会的弊端。
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我希望以“新理性精神”回应现实,以健康的人的理想来烛照现实。
新理性精神的提出与20世纪90年的市场经济转型密切相关――实际上,其他学者在研究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时也都指出了这一点,如刊登于《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的朱立元的《试析“新理性精神”文论的内在结构》、刊登于《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曾繁仁的《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均有相关分析。从理论的基本逻辑来说,所谓“新”理性力图对“旧理性”有所超越,而要被超越的旧理性既包括“技术理性”,同时也包括支撑市场经济运转的“经济理性”――钱中文《艺术不仅仅是商品》、《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等文对此有所分析。新理性精神建构尚在发展之中,如何将对侵蚀“人文理性”的“经济理性”及相应的消费主义逻辑等批判精神整合到新理性精神建构中,既是理论发展的逻辑要求,同时也是时展的现实要求。
三
作为社会整体生活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并非在相互隔绝、各自完全独立的空间中发展的,而是在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联动中发展的,三者中一者力量的增强必然会影响其它两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从属于政治――我们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等人在主观上倡导的结果,同时更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力量作用的结果;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使“经济”在社会整体生活中的力量得到极大的提升,这种日渐增强的力量必然会对政治、文化施加更大的影响,从而使社会力量结构在整体上发生重组――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本身的力量及其对政治、文化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可以有不同的估量,但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力量和作用的极大提升却是非常明显的――这在理论上使传统的政治研究、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研究等必然要随之有所调整。
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与自主发展,体现了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以此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文化完全从属于政治,某种程度上与现代性是相龃龉的;而市场体制则使“经济”获得了独立性或自主性,这在客观上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自主发展从而现代性的生成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合在一起才构成社会生活整体,但三者之间的力量从来就不是均等、均衡的,其中“文化”大致从来就处于弱势地位――中外许多学者严重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把近代以来的审美自主化视为文艺脱离社会生活,但是他们没有认识或揭示的是:与此同时,经济以更强劲之势也在脱离社会生活整体而追求自主化、独立化――这就是所谓完全按经济自身规律独立发展的“市场”(相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表述,市场自由主义的表述是“为生意而生意”)的强劲扩张――卡尔•波兰尼将市场经济的这种独立化称之为与社会生活整体的“脱嵌”⑦。
我们不能说文艺脱离社会生活现象没有问题,但是这种表述本身是存在问题的――社会生活整体的分化、断裂,是现代性的重要现象,可以说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同时脱离社会生活整体,但更准确的表述似乎应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在相互分裂,而在此分裂过程中,“经济”无疑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我们不知道人类社会生活如何达到浑然一体的和谐状态,但显然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文艺)三者各自的力量,不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社会生活恐怕是很难走向和谐的――迄今的社会现实是:三者之间的力量极其不均衡。因此,在人类社会生活如何达到浑然一体的和谐状态之前,我们恐怕首先还要强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文艺的审美自主化力量,在这种力量还不够强大之前鼓吹文艺融入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实际后果,恐怕就是把文艺纳入市场经济运作轨道等。
历史地看,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文艺审美自主化力量并未获得较大发展――相对而言市场的经济自主化力量倒是获得了过度的扩张。粗粗检审一下我们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历史,即使我们从理论上倡导文艺审美自主化的时间也是非常短暂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几年,再加上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几年――与西方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文化精神沉淀其实是相当薄弱的,可以说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如果说在中,文艺有沦为“政治的工具”的趋向的话,那么,在市场强劲扩张的今天,文艺则有沦为“经济的婢女”的趋势⑧。当然,同样是历史地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历史上对审美自主化的倡导确实是以“割裂的”方式提出问题的,即强调文艺审美自主化对政治、经济规则的对抗乃至颠覆作用,并确有躲进“象牙塔”之嫌――我们今天则应以联系的、整体的方式提出问题,也即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中提出审美自主化问题,而落脚点则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和谐,而非以审美规则取代经济、政治规则的乌托邦幻想。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个充满曲折的缓慢过程。这其中一个重要年份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道路――以此反观,在此之前,官方和学术界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还是有些犹豫不决的,理论上存在争议,实践上还存在反复乃至倒退。同样,在1992年以前,文论的主要问题依然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成熟,在实践上,“文化产业化”已逐步成为得到官方充分认可的文化发展战略口号;在理论上,新世纪以来西方消费社会文化研究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成为非常突出的新一轮“西学东渐”现象,在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话题的相关学术论争中,“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的那种紧张性日趋消失――许多理论研究者认为这已不再成其为问题了――但历史和现实地看,这一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世纪90年代,以文艺研究者为主的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对文艺商品化进行了激烈的“先验性”、“终级性”的道德乃至宗教批判,但是,深刻的审美批判本身反而缺席――这充分暴露了作为中国文艺现代化向度之一的审美自主化方面的理论建构和精神积累的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之初“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念被纠正,审美自主性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而在今天,虽然没有人提出“文艺从属于经济(市场)”的极端口号,但实际上“文艺从属于经济(市场)”似乎已作为一种强大的现实而被普遍地默认――在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文化研究及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讨论中就存在这种倾向。
如果说文艺的解放、审美的自主化,在改革开放启动市场经济之初体现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拨乱反正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日趋成熟的今天就应体现为对“文艺从属于经济(市场)”的拨乱反正――而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来看,这里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文艺意识形态与审美关系问题的,二是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文艺商品化问题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只有立在这个地盘(物质生产)上,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个特别社会形态内的‘自由的精神生产’,才有可能得到理解”⑨,“自由的精神生产”显然与审美问题相关,马克思是从意识形态与审美这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来探讨文艺问题的,以此来看,钱中文等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其实是有着坚实而具体的原典基础的,极端片面的意识形态论,至少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文艺思想。
关于第二个问题,有些学者摘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文艺的审美自由是可以与商品化不加分析地调和起来的――实际上绝非如此,马克思指出:“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一开始就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⑩――马克思揭示了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真正自由的劳动”的文艺活动与“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的商品化文艺生产的内在对抗性――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在“自由时间”论中揭示文艺这两种生产方式的不同: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的文艺自由创造活动存在于“自由劳动时间”中,而商品化的文艺生产则存在于“必要劳动时间”中――马克思正是在“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中或者说在经济哲学范式中,非常具体地提出文艺的审美自由问题的B11。
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的批评者、新世纪以来大众消费文化的鼓吹者,皆强调当代消费文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与要求”――问题在于所满足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欲望”,在这方面,我们不太同意说消费文化产品所满足的是大众的“物质性”欲望的说法,消费文化产品不管怎么说总还是文化性的,总体来说它们所满足的欲望也就是文化性的。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B12,满足这种“欲望”,人就会产生“生产的欢乐”――在对商业化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中,大众所满足的只能是“消费性”的欲望而产生“消费的欢乐”,大众的生产望和生产的欢乐总体上则是被压抑着的。市场自由主义鼓吹人的追逐利益的欲望,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当代消费主义鼓吹人的消费欲望,而马克思则强调人的自由创造的“生产望”――这构成了在经济哲学范式中建构“审美生产主义”及批判当代“审美消费主义”的人性需求论方面的立足点B13。
总之,“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经济关系”,乃是文艺理论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大关系在文艺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使“文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凸显出来,这必然导致文艺理论整体结构的重组,使文艺理论的基本范式发生新的转型――我们以上梳理的新时期以来的相关学术思想史对此有所昭示。随着中国社会尤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经济全球化更强劲的扩张,“文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将进一步凸显出来,如何积极应对而不是消极回避乃至刻意掩盖这一问题,对于中国文论、文学、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均衡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相关论述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之“绪论”部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②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13页。
③ 参见王先霈、於可训主编《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部分,第2页,正文第72-73页。
④ 分别参见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1页,第1937页,第1974页。
⑤ 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9页。
⑥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⑦ 同上,第55页。
⑧ 同上,第22页。
⑨ 同上,第43页。
⑩ 同上,第107-109页。
B11 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相关论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B12 参见刘方喜《政治的工具•经济的婢女•精神的涵养区》,《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期。
B13 马克思著,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7页。
B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页。
B15 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试论“自由时间”的双重内涵及两种价值趋向》(《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论马克思“自由时间”论的重大美学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自由时间”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消费时代的新拓展》(《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系列论文。
B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B17 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文学死亡”事件中的消费主义神话》(《文学评论》2005第5期)、《“审美消费主义”批判与“审美生产主义”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三种时间、三种活动:马克思“审美生产主义”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艺术生产三形态与“审美生产主义”建构》(《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
Reorgan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Pattern
LIU Fang-xi
(Literature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patter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economic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 forms the main problem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le in the new era, academic debate on art commercialization, popular art, classicization of JIN Yong's works, humanism, popular culture, new rational spirit,etc. shows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economy.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toward market economy.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art and economy will be an important problem fac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and art theory.
细分市场论文范文第10篇
自1996年真正意义上以民营资本为主体发起设立我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以来，虽然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热情持续不减，然而民营银行的发展步履维艰。截至2013年初，民营银行在我国373家主流商业银行体系中仅占5%，资产规模占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5%。但是，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实践，不仅在客观上为我国民营银行的腾飞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建立和完善民营银行相关制度提供了参考依据，亦在实践中引致了2014年首批发起设立民营银行试点工作的推行。
（一）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阶段
如表1所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2006年。这个时期是我国民营银行自发形成时期，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及行政制度指导民营银行的设立。在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得以顺利挂牌经营之后，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问题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虽然最终这场论战以银监会拒绝长城金融研究所关于设立五家民营银行的建议为句号，但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浙江，自发催生了数家由城市信用社改组的民营银行。第二阶段2007~2012年。2007年，银监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首次允许符合条件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和自然人投资入股村镇银行，随后，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金融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规范的指导下，民间资本开始进入村镇银行。这不仅引致了民间资本控股村镇银行存量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而且在实践中摸索了小贷公司等民间金融资本的改制途径。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在金十条等一系列决定、办法的指导下，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试点得以顺利推行，温州民商银行等首批五家民营银行试点在2015年陆续正式经营。
（二）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制度特征
如表1所示，我国民营银行在发展中呈现出如下制度特征：1.民营银行的创办实践早于正式的制度形成，属于典型的“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过程。我国民营银行发展之初，并没有相关的制度规范予以明确规定，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引致了民营银行这一内生性金融机构的产生。然而，没有正式制度支撑的民营银行在2013年之前发展缓慢，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的飞速扩张不相匹配。自2007银监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以来，我国在正式制度上逐渐明确了民营资本以参与、主导、发起设立等方式进入相关金融机构的权利，为我国民营银行的规范化发展厘清了制度障碍，继而推进了我国首批5家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改革试点。2.民营银行的设立和发展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如表2所示，从我国民营银行设立的地区来看，除了村镇银行，我国自发衍生的民营商业银行以及2014年首批民营银行试点的民营资本来源均为我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作为民营经济发祥地之一的浙江台州，其“十分天下占其九”的民营经济，催生了台州、泰隆和民泰三大民营银行。3.我国民营银行的历史发展实践探索了多种市场准入途径。理论上看，我国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途径有三种：即增量扩张、存量改组和网络金融改造模式。我国民营银行在实践中不同程度探索了这三种模式，为我国民营银行的规模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是2002~2006年，浙江台州银行、泰隆银行、民泰银行和稠州银行的设立，探索了城市信用社改组为民营商业银行的存量改革模式；二是2007~2014年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促进了对民营资本参与控股村镇银行的存量改革模式探索；三是民生银行和我国首批5家试点银行探索了由民营资本发起设立的民营银行增量改革模式；四是深圳前海微众和浙江网商银行以互联网民营企业为背景，探索了互联网金融的改造模式。
二、我国浙江省民营银行发展经验及绩效剖析
自2002年始，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率先开始了改组城市信用社为民营商业银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如表3所示，虽然我国2012年银行业整体开始出现经营拐点，但同期浙江四家民营银行均保持了相对稳健的良好发展势头，其总资产收益率大多超过1%，相对高于同期全国性商业银行；从贷款风险来看，这四家民营银行不良贷款率远低于国家监管标准5%，拨备覆盖率远高于国家监管标准150%，考虑到这四家民营银行超过75%的贷款对象为小微企业，其良好的风险掌控能力可见一斑。该四家民营银行良好的经营业绩和风险控制来源于明确的市场定位和卓越的经营管理。
（一）明确定位市场，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第一，定位于服务小微企业，与国有控股银行错位竞争。台州银行定位“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领先银行”，泰隆银行定位“中小企业成长伙伴”，民泰银行定位“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稠州银行“一直致力于做小微企业和市场商户的商贸金融伙伴”。第二，不同银行之间亦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差异化经营。在共同以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市场定位下，各银行细分出自己的差异化经营市场：台州银行以“支农支小”为经营宗旨，围绕当地经济特色，将网点不断向乡镇及农村区域延伸；泰隆银行以“社区银行”为战略方针；而稠州银行则本着扎根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定位，针对“市场、社区、村镇”三大目标，积极投身于国家城镇化建设战略金融服务。
（二）不断探索小微企业信贷服务和风险控制技术，有效解决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难题
小微企业金融客户具有的抵押品不足、信息不对称和金融供给不足等问题，带来了小微企业金融的高风险和高收益。浙江省民营银行在实践中摸索出一系列方法，有效解决了小微金融的高风险问题，取得了较高的息差收益。第一，利用地缘和亲缘优势，加大客服和前台工作人员比例，追踪掌控小微企业信息。以浙江四家民营银行为例，一方面其工作人员多从当地招聘，本土化客户经理队伍，充分发挥“社区银行”的人脉优势；另一方面尽量提高客户经理和前台这些日常与小微企业直接打交道的从业人数。如表4所示，四家银行中客户经理与柜面服务人员占整个从业人数均超过半数。借助于地方性金融机构掌控小微企业信息的地缘和亲缘优势，台州三家民营银行在不同程度上推出道义担保贷款，据相关统计，三家银行保证贷款比例超过95%。第二，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发展风险控制技术。四家民营银行在经营中充分体现了机制灵活的特征，不仅简化贷款程序、量身定做贷款产品，而且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台州银行在实践中摸索出以“下户调查、眼见为实、自编报表、交叉检验”的十六字信贷调查技术，以及“三看、三不看”策略，即不看报表看原始、不看抵押看技能、不看公司治理看家庭治理；泰隆银行在实践中总结出“看三品查三表”的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即“人品、产品、抵押品”，“电表、水表和海关报表”，实现了小企业融资“事前低成本获取信息、事中低成本监控管理、事后低成本违约惩罚”的三个低成本。这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了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台州市民营银行的发展，改变了台州金融格局，实现了鲶鱼效应
台州一地三家民营银行的格局，不仅形成了民营银行与小微企业良好的鱼水关系，并且完善了台州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实现了鲶鱼效应。在台州民营银行的带动下，国有银行积极改善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实现了较低的不良贷款率和优良的经营业绩。
三、我国民营银行初期发展策略分析
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可以减少信息与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储蓄率、投资决策、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率。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应能优化金融体系，促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王闯，2014）。从上述我国自发性制度产生的浙江民营银行的发展实践以及相关制度建设经验看，我国民营银行的初期发展应当重视以下几个原则，以实现民营银行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一）民营银行发展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初期发展以中小型区域性民营银行为宜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业结构不同，其发挥的主要功能也不同，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容纳银行机构的数量有限，否则就会造成恶性竞争。原则上讲，民营银行的资本来自于民间，借助成本、信息优势，与国有银行相比，可以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督促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规范企业经营活动以及建立现代企业财务制度，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徐滇庆，2000；林毅夫，2007；巴曙松，2012）。周治富（2014）也提出，民营银行的本质是一种内生于民营经济体的金融机构，是由微观经济主体经过博弈形成的具有均衡性质的内生演进而来的一种金融制度，其产生、发展乃至消亡均由其所服务的民间经济决定。邓淇中和张晟嘉（2012）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有明显抑制作用，而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则有促进作用；中、西部的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则具有抑制作用。范祚军（2011）提出，银行市场的垄断对欠发达地区经济是有利的，因为垄断的银行结构可以减少银行间的过度竞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真正意义上由民间资本主导的民营银行自行发源于民营经济蓬勃的浙江。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民营银行的初期布局和发展需要考虑到地区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及其相应的企业融资需求，在我国当前国有银行一股独大，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前提下，未来我国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和发展应以所在区域的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为基础，优先发展民营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区域性民营银行，定位于服务当地小微企业，在这些地区率先引导金融结构调整，优化金融体系。民营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应放缓发起设立民营商业银行的步伐，一个地区试点1到2家即可。
（二）民营银行的初期发展要把握地域和亲缘优势，面向地区市场，服务当地小微企业
虽然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民营银行的主办方能够了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的切肤之痛，但民营银行并不一定会支持民营、服务小微。从长期来看，民营银行的发展必将带来整个金融格局的变迁。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低迷、传统国有银行业绩持续下滑的形势下，短期内民营银行的发展和壮大必得另辟蹊经，与传统国有银行形成差异化错位竞争，共同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如上所述，我国现有区域性民营银行的发展经验实际上已经探索了一些我国民营银行业如何在市场准入之初细分市场的途径。第一，聚焦小微企业，避开国有银行的大中型企业客户群体。从资产规模、信用、以及营业网点来看，以中农工建交五大国有控股银行为首的国有银行经过多年布局，已经形成了先发优势，作为后来者的民营银行在切分市场份额的时候，如果不是错位竞争而是同质竞争，又不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民营银行失败的概率较大。因此，民营银行在发展之初，资金实力弱，不可能与传统国有银行“硬碰硬”抢夺大中型客户资源。但其机制灵活、信贷成本低、能够充分掌控客户信息，应充分把握当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契机，以浙江民营银行发展经验为蓝本，聚焦小微企业，逐步形成持续的小微金融贷款能力。第二，发挥地区优势和亲缘优势，服务地方经济。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仅对中农工建交五大国有银行的盈利可持续能力提出挑战，同时也诱发了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其他全国性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经营战略调整。多年来，光大、中信等银行实施聚焦小微企业和民生贷款、提高零售贷占比策略（李朝芳，2014）。截至2015年9月末，全国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总量增长至22.54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3.06%，较上年同期增长14.58%，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这无形中对民营银行聚焦小微企业的市场定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金融市场需求决定了地方商业银行的配置，区域性民营银行在聚焦小微企业时，应发挥其地区优势和亲缘优势，利用其了解所在地区数量众多小微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资信状况以及小微业主经营才能、品德的优势，建立持续的信息积累，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服务当地小微企业。
（三）民营银行的常态发展需要外部力量的协助，完善制度环境
正规的内生性金融机构比生产组织和销售组织具有更高的契约密集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部制度条件可能不足以产生契约密集的内生性金融。然而，内生性金融机构在自行衍生之后，其长足发展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对契约执行保护的完善程度，这些制度环境包括能够提供公正可靠的金融产权保护和有效竞争的金融市场、良好的信用环境、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完善且执行良好的法律规章制度等。作为正规的内生性金融机构，民营银行的突出优势在于完全通过市场机制自主运作,不受政府干预，然而相对于国有银行，其缺乏国家政策的倾斜扶持以及政府机构的支撑，经营风险相对较大。而一个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民营金融企业家是否愿意出资，是在降低交易成本、内外部制度所形成的激励结构下，经过成本——收益权衡后的结果。因此，民营银行的常态发展，需要完善制度环境，加强对契约执行的保护力度。我国在扶植民营银行的制度建设过程中，为减少社会信用环境对民营银行发展的制约，形成其与具有国家信用做隐形担保的国有控股银行的公平有效竞争，2015年初步探索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了商业银行退出的保障机制，然而这对于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为了让民营银行能够有序进入和退出市场，应不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和剩余风险分担机制、常态化生前遗嘱等相关制度，有效弥补我国社会信用环境的不足；为了避免民营银行沦为上市圈钱和关联方交易的最佳工具，限制对于利润最大化有着强烈动机的民营银行的行为，银监会应当充分衡量不同类型民营银行的特点，加强对民营银行相关公司财务和董事等方面的约束，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促进民营银行健康有序发展，在完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的同时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
四、小结
简而言之，我国民营银行发展初期，应当以设立区域性民营银行为主，注重地方经济金融供给与需求，发挥民营银行服务地方经济的优势。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民营银行创立和发展经验，并且市场竞争机制较为完善，能够较好地保证民营银行发展初期的制度环境，有效复制成功民营银行的经验。因此，应该优先发展民营银行规模，优化当地金融格局；在市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中西部地区，应考虑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尝试设立1~2家民营银行，初步建立与国有银行竞争的本地金融格局。同时，大力发展由民营资本参与和主导的村镇银行建设，尤其是探索小贷、融资担保、投资理财公司乃至第三方支付公司这些民间金融转制为村镇银行的正规途径。此外，在我国已经经历的民营银行自发性制度变迁基础上，加快配套制度建设步伐，推进民营银行在全国各地的布局与发展，逐步形成能与国有银行公平竞争的民营银行金融体系，实现鲶鱼效应，稳步提高我国金融效率。
作者:李朝芳 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王闯.中国民营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1985~2012［D］.沈阳: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2]徐滇庆.金融改革路在何方,民营银行200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林毅夫.服务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贡献社会和谐［J］.新金融，2007（2）.
[4]巴曙松.将小微金融发展作为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J］.发展研究，2012（6）.
[5]周治富.内生性金融的演进逻辑与契约本质——兼论中国民营银行的制度属性［J］.当代财经，2014（4）.
[6]邓淇中，张晟嘉.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1）.
[7]范祚军.区域开发与金融支撑——以北部湾经济区开发为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