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管辖范文
时间：2023-03-19 13:55:00
协议管辖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协议管辖；不足；完善
纠纷时矛盾与冲突最集中的体现，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人类逐渐探索和形成了一套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和方法，其中最为完整有效的就是民事诉讼了。接下来纠纷由哪个法院受理就引出来了管辖权问题。管辖制度的分类有很多种，其中协议管辖是其重要的一支。
一、协议管辖制度概述
协议管辖又称合意管辖或约定管辖、意定管辖，是指在民商事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或纠纷发生之后，依照法律规定以一定形式协商或者合意确定纠纷由哪一个法院管辖的制度。
协议管辖分为按照形式不同可分为明示协议管辖与默示协议管辖。按照民事纠纷是否有涉外因素分为国内协议管辖和涉外协议管辖。
二、国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相关规定
（一）美国对协议管辖的规定
美国实行了内外有别的协议管辖规定，即不允许当事人就联邦和州之间对管辖权进行协议选择，但如果是国际管辖权的问题，则允许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议。美国协议管辖制度有其独有的特点：首先，对于协议管辖，美国的法律规定对适用管辖是否是具有“方便性”的要求很严厉，表现了美国司法强烈要求程序的效益目的。其次，协议管辖之合意并非基于经济力滥用、胁迫或者是其他违法的方式来取得，但这点在大陆法法系国家却没有予以一系列专门说明。最后，将实质性答辩作为对认定默示协议管辖的行为标准。
（二）德国对协议管辖的规定
德国承认外国法院管辖权协议的专属性，并且这种管辖可以排除德国法院的管辖，但要受到相关规则的限制。对德国协议管辖的规定，其特点为：首先，在当事人的主体资格上，该行为的主体资格限定为贸易商以外的商人、公法上的法人以及公法下的独立财产组织。其次，在协议形式上，德国民事诉讼法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也并不排除口头协议的形式，但口头要求以书面形式证明。再次，协议管辖适用的范围，限定为财产之诉。最后，承认当事人协议管辖的默认效力。
（三）法国对协议管辖的规定
法国对协议的的规定表现为当事人的合意管辖扩张，是指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可以使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获得管辖权。法国对协议管辖规定的特点：首先，在协议管辖适用条件上，法国协议管辖的适用不能违背大审法院与小审法院的分工规定，也不能违反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的分工规定。其次，在有资格签订管辖协议的当事人范围上，法国民诉法要求该当事人必须具有商法人或者说企业法人身份。最后，法国民诉法对当事人对协议管辖有异议的提出做出了时间上的限制。
三、我国协议管辖的不足及完善
（一）我国协议管辖的不足之处：
（1）协议管辖的法院范围不合理，可供当事人选择的法院过少。（2）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狭窄。根据《民诉法》第25条的规定，我国国内协议管辖仅仅适用于合同纠纷案件，其他纠纷均不适用；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是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这些规定都已不适应社会发展和纠纷解决的需要。（3）协议管辖制度的内在结构不合理。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实行国内、国外两种不同的立法例，对国内、涉外协议管辖区别对待。导致了协议管辖的双方当事人由于案件是否具有涉外性而分别享有不等的权利，明显违背了民诉法上的同等原则，也不利于我国日益频繁的国际民商事活动的顺利进行，更容易造成最终判决执行难的问题。（4）管辖协议的形式严格。目前，我国国内的管辖协议必须以书面的形式订立方可有效，国内协议管辖不承认默示协议管辖的效力。这进一步限制了协议管辖制度发挥应有作用。（5）缺乏对处于协议中弱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的保护。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有的协议管辖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出现了较多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实务难题、与国际接轨、充分发挥此制度本身的价值，对其进行完善已成必要。（1）统一协议管辖制度立法。在社会大环境下，分别立法这种区别对待的立法体例也就失去了依据。我们可以考虑将默示管辖协议增加到总则“管辖”一章中，在总则中确立默示管辖的制度，并对构成默示管辖的构成要件进行条文的规定，以法条的形式确定下来。以使得诉讼管辖中协议制度国内与国外相一致。（2）放宽协议管辖的形式条件。协议管辖中明确规定协议管辖应以书面的形式确立，这显然是不足的。因此我们在明示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上可借鉴国外的规定，即协议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举证证明的其他形式。（3）扩展适用协议管辖案件的范围。应当适当扩大协议管辖的适用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大体以下几种财产权案件可以适用协议管辖，具体可以有：经济合同纠纷、侵害财产权纠纷、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纠纷。除此之外，离婚案件和追索抚养费、赡养费的案件也可以适当扩大。（4）扩大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范围。在立法时，我们应该从适应经济和时展需要出发，改变我国协议管辖中协议选择审判法院现有的过窄的范围，适当扩宽当事人可以选择的法院范围。
四、结论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新型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现有滞后的法律应做必要的修改。本文以协议管辖的理论基础为指导，结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及国际条约中的立法例，指出了我们现行民诉法中关于协议管辖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协议管辖制度的几点建议。
参考文献：
协议管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管辖协议
协议管辖，亦称合意管辖，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一、协议管辖制度在国际上的发展
协议管辖制度虽然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汇纂中的规定，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和重视。不过，自20世纪中叶起，国际社会对协议管辖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可见，协议管辖制度逐渐为各国所接受并最终在国际上得以确立，其实就是其自身优越性在国际社会逐步得到广泛认同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国间民商事交往与合作的日益密切以及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商业实践的深刻变化，协议管辖原则在近年来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
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
（二）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日益拓展
目前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打破陈规，逐渐将协议管辖原则广泛适用于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原先被视为的领域。
（三）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日遭淡化
比如，近年颁布的国际私法大都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
二、协议管辖制度运用的合理限制
采用协议管辖原则，承认当事人协商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实际等于将各国的国际民事管辖权交由当事人重新进行分配。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采用协议管辖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管辖法院权利的同时，又对协议管辖原则的运用作出一定的限制，以维护本国的公共秩序和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从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协议管辖不得违反一国的公共秩序
几乎所有国家的立法和实践都表明，违反一国公共秩序的管辖协议是无效的、不能接受的和不可执行的。而不得对一国法院具有专属管辖权的争议进行协议管辖，也是出于维护该国公共秩序的考虑。对于属于本国专属管辖范围内的案件提交外国法院审理的管辖协议，各国均不承认其效力，也不执行外国法院依此协议行使管辖权所作出的判决。
（二）协议选择的法院不得存在重大的不方便
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如果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存在诉讼上严重的不方便，可以拒绝受理当事人的案件或中止已经开始的诉讼，而由当事人另向较方便的法院，因为不方便的法院审理案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诉讼的拖延，甚至会因取证困难、证据不充分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不方便法院的选定，本质上也有悖于当事人的真实意志。
（三）协议管辖不应与弱者保护原则相抵触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各国法律都对弱者利益给予加重的保护，这一精神在协议管辖原则上亦得到了体现。
（四）当事人在所选定的法院必须能获得有效的救济
当事人在协议选择的法院不能获得有效救济，管辖协议即为无效或无法执行。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1）所选择的法院不能有效地行使管辖权。（2）所选择法院不能给予公平的救济。此外，未订有明示的管辖协议的当事人之间，如果争议发生后一方当事人向一国法院提讼，另一方当事人出庭抗辩该法院的管辖权而非应诉答辩，不能被推定为在当事人之间达成了一项默示的管辖协议，因为被告的出庭并不构成对该法院管辖权的服从。
三、我国协议管辖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协议管辖制度在我国亦得到接受和采纳。然而，对比国际上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一般立法与实践，特别是协议管辖制度在晚近新的发展趋势，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显然还存在较多不足，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
（一）在适用范围上可作进一步的拓展
对于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我国将其限定在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但是对于涉外合同纠纷应如何界定并不明确。而且，由于目前我国法律中存在允许“一事两诉”的制度弊端，在离婚诉讼中引入协议管辖制度，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一事两诉”现象的产生。
（二）对管辖协议的形式可作进一步的简化和放宽
管辖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其形式亦应得到一定程度的简化和放宽，而无须固守传统的书面形式。
（三）应取消或放弃对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联系的要求
我国要求当事人必须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不仅与当今国际上主张漠视或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而且在实质上排除了更受当事人青睐和欢迎的却与案件无实际联系的中立法院或专业法院参与选择的可能，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缩小，为当事人就管辖法院的选择达成一致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从而也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协议管辖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须取消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联系上的要求。
（四）应对协议管辖制度的限制运用作出更为全面、合理的规定
我国关于协议管辖不得违反我国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限制规定过于简单和粗疏，不足以保证协议管辖制度在合理范围内得到适当运用。为此，应明确规定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限制，适当引入不方便法院原则，体现和贯彻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此外，对于管辖协议的订立手段和方式亦应有所要求和控制；当事人能否在协议法院获得有效的救济亦是衡量管辖协议效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吴放. 试论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J].人民司法，2010（03）
协议管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实际联系
中图分类号:D9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7－0017－04
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制度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诉权问题上的具体表现，以“当事人的意志”为管辖依据。因此，“是否承认协议管辖和在多大的范围内承认协议管辖是衡量一个国家涉外民事管辖权是否开明和便利诉讼的标准之一”①。但考虑到司法和司法效率等因素，大部分国家对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法院范围又给予限制，即当事人的意志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这种限制在英美法系国家通过不方便法院原则加以限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实际联系原则进行规制。所谓“实际联系原则”，就是当事人选择的管辖法院应限定在与争议案件有实际联系的空间范围内。
一、关于协议管辖中“实际联系原则”的两种观点与实践
(一)第一种观点:争议案件需与被选法院有联系
在有的国家，被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可以法院与当事人的争议没有足够的联系为由而拒绝主张管辖权。例如瑞士在其1987年《联邦国际私法》中的规定即是如此，遵循“实际联系原则”，主要是为了避免瑞士法院受理大量与瑞士毫无联系的案件。同样地，如果案件与瑞典和丹麦的法院联系微弱甚至没有联系，那么瑞典和丹麦法院有权驳回诉讼或不执行该选择法院条款。这些国家持“实际联系原则”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赋予了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进行审理的权利，首先会使案件的取证和适用法律出现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因此强调协议管辖法院与案件的实质联系，还是能够避免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没有实际联系的法院诉讼，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并维护司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实际联系”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是并不意味着必须取消这一要求。允许当事人选择与争议毫无联系的法院行使管辖权，可能会出现“案件的国际转移现象”。由于当事人的选择，而导致大量的某类案件向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院转移。法制完备的国家拥有更多的被选择机会，而法制状况相对较差国家的，则面临更多的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情形。
(二)第二种观点:无须联系
但就现在的各国立法来看，协议法院与案件联系有取消的趋势，很多国家在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与争议案件是否有实际联系方面的要求不断下降，甚至不作要求。国际法关于这方面的规定以及国内法都印证了这个趋势。例如法国最高法院首先在1978年12月19日的案件中判定法国公司和德国公司指定瑞士法院管辖的协议有效。紧接着欧洲法院在1980年1月17日泽格尔案的判例中也表明，《布鲁塞尔公约》不要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是否与争议具有一定的联系。近年来，其他国家如英国、美国、芬兰等也认为当事人有自由选择法院的权利，尊重他们选择中立法院进行诉讼。反对“实际联系原则”的国家主要认为，“约定管辖法院恰恰是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考虑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的便利性和可执行性等因素的机会”②。一方面，这既能充分发挥协议管辖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体现意思自治原则;另一方面，这也是“中立法院”在解决国际贸易纠纷中的必然要求。当事人是能够预见他们选择了不方便的法院，实在不应轻易否定当事人的选择权。因此，取消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和纠纷的实际联系要求，才能真正发挥涉外协议管辖的作用，是顺应国际私法理论发展的趋势的需要，严格的“实际联系”要求是对当事人意思自由的一种限制，排除了当事人选择一个中立国家的法院的可能性，当事人可选择的管辖法院范围亦因此而大大缩小，这不利于发挥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作用，所以应该取消“实际联系”的要求。
(三)对两种观点的思考
如今，许多国家的立法发展趋势是并不要求被选法院与案件争议两者之间事先已存在一定的联系。现在更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原来被选择的法院与当事人的争议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当当事人做出协议管辖的行为之后，这个行为本身就导致或建立起了管辖法院与争议之间的联系因素。但是这种所谓的联系是否真的够得上“实际”的标准还一直在学界的争论之中，毕竟其在逻辑的说服力上还有欠缺，但如此松散的联系也反映了现实的一种需求。毕竟协议管辖中管辖法院的选择是一种民事权益，没有理由进行过多的限制，在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构建中，保护意思自治应是摆在第一位价值的。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必定对他们而言最为方便解决纠纷的，如果有强迫、欺诈的因素在内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一方通过强迫或者欺诈的方式使对方承认协议管辖中的相关条款，那这个协议条款应是可撤销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选择提出撤销之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二、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我国的规定
(一)《海牙公约》的规定
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在第3条的定义中没有对争议与被告或诉讼地的关系有任何限制③，甚至允许一国对别国的纯国内案件进行管辖，除非对第19条保留，“缔约国可以声明其法院可以拒绝解决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适用的纠纷，除了被选择法院的地点外，如果在缔约国与当事人或者该纠纷间并不存在联系。”但是如果有的国家要求“实际联系原则”，可以对公约提出保留，所以公约在此问题上还是作了妥协，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整体上体现了倡导无须实际联系的趋势。
(二)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在修订前的2009年版本和修订后的2012年版本的规定也稍有区别④。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将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与国内协议管辖合并为一条，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立法方法，将国内与国际民事诉讼统一起来，对于国内的民事诉讼，可供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张，协议选择法院的内容更加丰富。不仅保留原来民诉法中已存在的五个法院，同时还将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增加进来，做出了这样的概括规定。理论上，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时，可以从他们的主客观条件出发，既可以在被告住所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合同签订地和合同履行地法院中选择，除了这五个法院之外，还可以选择其他与案件有实际联系的法院作为管辖法院，使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选择管辖法院更加具有灵活和自主性，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满意的法院，使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得以充分的尊重，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这样才能使其打消顾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通过合法行使诉权赢得诉讼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而不是对法院公正性的相互质疑，使得诉讼更加顺利的进行，从而满足诉讼公正和效益的需要。但对于国际民事诉讼来说，现在将“实际联系”具体为五个地点，而且有实际联系的地点限定为“人民法院”，有指代中国法院排除选择外国法院的嫌疑，不得不说是一种限缩。另外，有的学者对我国在2000年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第8条⑤的规定有产生不恰当地理解，认为我国在涉外海事纠纷的协议管辖上不再坚持“实际联系原则”。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条规定本质上并未改变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协议管辖中要求“实际联系原则”的根本立场，当被选择的我国海事法院与涉外海事案件没有实际联系时却仍然有管辖权，所以该条应该说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我国海事法院的管辖权”⑥，而没有表明我国在海事诉讼上允许当事人选择与争议无实际联系的外国法院。
三、对“实际联系原则”的评价与思考
(一)“实际联系原则”有一定的制度价值
不可否认，“实际联系原则”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内在价值。首先，“要求实际联系对于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一定的作用”⑦。即使是在平等的国际商事合同关系中，由于专业知识、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存在信息不对等，当事人之间根本不能达到完全真正的平等。坚持“实际联系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下述情形起到防范作用，那就是在协议中占据优势的一方很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迫使对方接受其单方选择的管辖法院，虽然距离遥远，但弱势方也不得不到对自己不方便的法院。
(二)现在严格要求“实际联系”已缺乏合理性
不论国内还是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都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理论基础的，就是要尊重当事人自身的选择。所以从理论上说，除非是公共政策需要或者属于专属管辖领域，任何对协议管辖增添附加条件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损害，根本不利于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另外，从当事人的角度看，他们之所以选择其他国家的法院来处理他们之间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争议，这显然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既可能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当事人了解第三国法律制度的完备从而希望争议能够公平公正的解决，还有可能是他们涉及某些特殊的争议，而被选择的第三国法院拥有某些特殊的专业经验与技能。这时如果严格在协议管辖中要求“实际联系原则”，那么当事人的期望就会难以实现，虽然不能肯定他们因此而拒绝签订合同，但这样至少对争议的有效解决会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也为以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带来不小的麻烦。
(三)综合考虑建议取消“实际联系”要求
对于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在国内和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中仍然坚持“实际联系原则”的立法，学界反对声一片，学者们普遍认为既然已经将专属管辖事项排除在协议管辖的适用之外，那就大可不必再规定选择的法院必须与争议有密切联系。况且，与争议有联系的地点的大多是与原告或者被告本身有关联的场所，从而排除了选择中立法院的可能性，这无疑大大限制了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由，使当事人在选择具体哪个法院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正常发展，而且，对于“实际联系”在具体操作中也是比较难以界定的。我国要求被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这样虽然避免了中国法院审理与中国无关的案件，却降低了当事人选择中立法院的可能性。新诉讼法对协议管辖的修改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其原先存在的一些不足和弊端，但是仍然没有达到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需要进一步修正。由于法条中规定的那些与案件有实际联系的五个法院实际上有很大的重合性，表面上看似乎当事人可自由选择的法院变得很多，事实上当事人可选择的法院其实很少，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对案件管辖法院的自主选择权，这种限定不能够充分的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的充分行使。所以，我国新民诉法对该点的修正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一般来说，当事人都会从维护自己利益的角度出发，首先会对要选择的法院诉讼的便利性和公正性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最后将案件提交给他们认为最信任可靠、最便利及最能维护他们利益的法院去审理。即使当事人不选择那些对他们都有利的法院，对双方当事人而言，这也是其对自己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处分，这方面无需过分干预。所以，笔者认为在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基础之上，选择哪个法院进行管辖应由当事人自主决定，只要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正当权益，我们就应当予以尊重。我国目前的规定如此严格限定协议管辖法院的范围，使得协议管辖事实上没有任何意义，虽然平衡法院审理案件的负担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我国协议管辖制度考虑的重要参数，但忽略了便利当事人诉讼和维护当事人的私益的两大价值指标，因此而严格限制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范围不仅不利于程序自由价值的实现，同时协议管辖制度的优势也不能充分发挥，更不利于国际经济的交往和国家贸易纠纷的顺利解决⑧。所以应在这方面的理念放开一些，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在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情况下，除了以上五个法院外，与案件有实际联系甚至没什么联系的法院都可以享有案件的管辖权，这样才能体现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最大程度上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较为彻底的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及避免其他影响案件公正的因素，实现协议管辖制度应有的目的和意义。如果只是将该制度的制定停留在表面，一味的强调选择的法院必须与案件有实际的联系，排除那些本应选择的法院，不仅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更会给当事人和我国司法制度造成损害。
(四)其他缓冲途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原则上应取消协议选择法院与争议案件存在实际联系，但是出于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当事人利益的考虑，在实践中可以考虑在协议管辖中当事人是否不当的行使了自己的诉权，是否违反了保护弱者的原则，是否把其作为了规避法律的手段等方面的因素。另外，必须明确法条中“实际联系”的标准，这个标准需要我国立法者从我国近年的实践中把握和抽取。毕竟从限缩解释的立场看，实际联系地应仅限于客观标志地，当然这在国内的民事诉讼协议管辖中比较合理，但在涉外协议管辖中只将实际联系地限定在客观标志地的标准笔者认为有些过于严苛。我们可以仿照1989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中的规定采用所谓的实际联系原则的法律选择标准，即选择了相关国家的法律也可以视为有“实际联系”。这样，在当事人选择了某一国法院、且同时选择了该国法律的情形下，这种协议管辖也符合实际联系原则的要求。退而求其次，即使我国需要保留“实际联系原则”，也做不到标准宽松，仍然也可以像之前的立法那样区分国内民事诉讼和国际民事诉讼。实际联系原则在国内协议管辖中的纳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扩张当事人可选择法院的范围，这个目标无可厚非，却在国际民事诉讼中不是主要的。在涉外民事关系中，由于涉及了两个以上国家的司法管辖权，以及两种以上的不同法律文化，因而在协议管辖的设置上不仅需要考虑当事人的诉权保障问题，更重要的是还需要考虑当事人正当期望的实现，实现公平价值目标。由此来看，实际联系原则在两类协议管辖制度中的追求目标并不一致，直接将国内民事诉讼和国际民事诉讼统一并全面纳入“实际联系原则”未免有些操之过急。
四、结语
“协议管辖是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自然延伸，既可以使原来具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丧失管辖权，也可以使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获得管辖权”⑨，既然如此，为何必须得有实际联系呢?在一个与纠纷没有任何实际联系的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在证据的获取和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上确实会存在较多的不便。然而，若不允许选择与纠纷没有任何实际联系国家的法院作为管辖法院，涉外协议管辖制度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往往本来就具有管辖权，当事人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和法院业务水平等因素的考虑，很难在这些法院中选出纠纷的管辖法院。若允许当事人选择与纠纷没有任何联系国家的法院，不仅有利于更有效地达成选择管辖法院的合意，也有利于纠纷的公正审判。法制不完备的国家所要做的是加强本国的法制建设，这才是赢得当事人信赖的根本，而不是仍然以狭隘的国家主义看待协议管辖而对其设置各种限制条件。现在，海牙公约已经生效，众多学者也已经论证了我国加入公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笔者认为转变我国关于要求“实际联系”的理念是我国要加入公约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方面，在我国立法中取消选择管辖法院与争议的实际联系，至少是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也是在为我国加入公约铺平道路。
协议管辖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涉外管辖权；国际民商事纠纷；民事诉讼法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全球范围内关于不同国家法院之间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公约，对于促进国际之间商事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各个缔约国之间实现判决的自由流动和执行将极大的实现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自1992年起，在美国的提议之下，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就开始将起草一份涉及到国际间法院管辖权的公约，但是经过长期的努力，这份《民商事管辖权与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草案并未能顺利获得大多数国家的认可。直到2005年6月14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20届外交大会之上，各国代表秉持着协商一致的理念，采用按照条文内容一一表决通过的方式，最终顺利通过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全部条文内容。而这也标志着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之下，国际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以及国际间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终于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在这当中，作为统一国际私法工作当中最有效果、最有影响力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发挥的作用及功劳也是有目共睹的。
一、公约的主要内容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一共五章，共34条。公约的内容涉及到公约的适用范围、缔约国法院的管辖权和相应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
（一）公约的适用范围
公约的第一章中对于公约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和限制。根据《公约》应当适用于在民商事领域订立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国际案件①。所谓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指的是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在指定某一个缔约国的法院或者某一缔约国的一个或多个具体法院处理由于某一个特定法律关系而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争议。而这种情况下，除非当事人做出明确地相反表示，其选择法院的协议都被认定是具有排他的效力的。同时，鉴于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该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或者其他可以证明的形式进行订立。此外，公约第一章第二条第二款还明确列举了公约所不适用的15类事项。
（二）缔约方法院管辖权
公约的第二章主要对法院管辖权的问题进行了规定。根据公约内容，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指定的缔约国法院就协议所涉及事项享有管辖权，而且当且仅当根据被指定国家之国内法认定此法律协议无效之时可以作为该条款之例外。此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管辖权具有强制性之规定，即一旦被选定，被选择的法院就不能够再以本案件所争议的事项应当其他国家的法院进行审理作为利于来拒绝行使自身的管辖权②。与之相对应的，并未被选择的其他缔约国家之法院有权利也有义务驳回当事人的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所涉及到的案件。此外，公约规定对于临时保护措施，本公约并不涉及。也就是说在选择临时保护措施时，当事人以及法院之行为并不会受到本公约之限制。
（三）对于国外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关于判决执行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公约第三章的内容当中。根据公约规定，一旦判决严格依照公约的规定做出，并且在原审判国已经具有确实的效力，其他缔约国则应当对这一判决结果表示承认并且执行，不能再进行实质性的、事实层面的审查。即使不是判决，作为处于正常诉讼程序当中的当庭和解或者该和解协议经过法院的认可和同意，则该和解协议同样应当享有与判决相当的法律地位，受到同样的对待、认可和执行。
二、对《公约》的评述
就总体来分析，《公约》在内容上对于国际间的法院协议管辖问题各个方面均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公约》缔结国的范围，尽可能的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公约》在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处理相关问题方面尽可能的采用灵活的方式进行实现。也正是由于其灵活性的努力，使得我国加入《公约》具有了极强的现实可操作性。
《公约》在其内容的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鲜明指出其目的：通过加强的司法合作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③。而通过对于公约的制定背景及其内容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将《公约》的目的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通过构筑一种具有排他性质的协议选择条款，促进不同国家法院之间的民商事判决得以顺利的承认与执行；第二方面，也是更为深入的一个层面就是促进和推动国际经济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发展。而通过这两方面的实现，最终希望构建一套全新的，可以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相互配合，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国际司法解决机制。但是《公约》最终能否与1958年纽约《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一样取得相当的成功，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大的认可与支持还需要长期的实践进行验证。
三、我国批准《公约》的可行性分析
（一）《公约》与我国在国际法方面的基本主张相一致
作为《公约》的主要起草国家之一，在《公约》的整个起草、协商历次会议当中，我国均积极参与讨论，并且充分的表达了我国在相关方面的基本主张，在《公约》最终的条文规定当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此外，就当前我国立法情况来看，我国国际私法较为理想的一种立法的模式是通过研究我国具体国情，同时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立法模式和立法技术，采用制定比较完备的国际私法法典的方式。我国的国际私法法典可以采取传统的总则、分则两部分的立法方式，并在分则当中明确的规定有外国人在我国具体民商事活动当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案件管辖权归属、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法律适用和法律选择问题、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在我国获得承认以及执行等问题。而《公约》的规定不但和我国相关规定及主张保持有基本的一致性，而且可以从立法技术和具体细节性规定上给我国的立法提供借鉴和帮助。
（二）我国的具体立法内容与《公约》规定差异较小
《公约》的制定立足于在全球范围内构筑一个统一性的国际民商事诉讼方面的条约，并且可以让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让大家无障碍的遵守和尊重《公约》的规定，最终促进国际民商事的发展和判决的自由流通与执行。为了更好的促进这一目的的实现，《公约》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的考虑了不同法系之间的具体差异，并且对于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利益和自身诉求有了相对充分的考量和尊重，最终得出一个相对可操作性强，可以获得大家认可的方案。就目前我国在相关方面的法律规定可能或多或少存在有内容宽泛、概括等不足的情况存在。但是就内容而言，《公约》与我国的法律规定在内容的适用方面冲突较少，在根本法律理念上同样没有根本的对立。
（三）我国国家根本利益通过《公约》的声明条款得以保障
根据《公约》第21条第一款之规定：“如果一国有重大利益不适用本公约的特殊事项，该缔约国可以声明对该事项将不适用本公约。”《公约》作为一部世界性的条约，在保障各签约国自身国家安全方面留有一定的余地④。此外，在国际范围内，很多方面我国的相关立法与国际还有一定的区别。例如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就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来分析，不加区分的、简单的投入到《公约》当中，明显不利于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相关行业的发展。但是，《公约》中的声明条款可以很好的保护我国国家的根本利益，实现与国际接轨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双赢局面，从某种程度上也化解了我国加入《公约》的后顾之忧。
总而言之，我国批准继而加入《公约》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长远发展、融入国际经济新环境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当积极的做出努力。
四、我国现行法律在涉外协议管辖方面的不足
近年来，随着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在涉外管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新变化，尤其是2013年重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问题提出了不少全新的方法与思路。但是就当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来分析，仍旧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首先，新民事诉讼法将国内协议管辖与涉外协议管辖进行了法律依据上的统一。2013年重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涉外管辖问题上取消了之前一直实行的专门性规定，转而规定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协议管辖适用国内协议管辖之规定，即《民事诉讼法》第34条之规定。但是正由于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而且就涉外协议管辖方面一直以来相关法律法规就规定的比较模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并未考虑到涉外案件的具体特点，而且在法律条文的文字表达方面也有不少有待商榷的地方。例如其条文中“人民法院”的选择就受到了广大法律研究者的广泛诟病。虽然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531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回应，即当事人在涉外案件中不仅可以自行选择我国范围内的“人民法院”，也可以选择外国法院。但是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当前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其次，对于涉外案件协议管辖情况下可供选择的法院条件限制过于严苛。根据我国2013年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当事人在进行具有管辖权的法院选择时，可供选择的法院仅包括五个与案件的争议事实具有一定联系的地点，而且最终所选择的法院必须是确定而且是唯一的，⑤也就是说最终只能选择一个法院。根据国际上的相关先进经验和通行的实际操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主动；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法院在进行案件调查过程中的便利性不断提升，地域限制对于案件审查的限制降低，与案件是否具有实际联系不再会对于案件的审查产生影响，也不在应当作为限制当事人选择法院进行管辖的条件之一。
从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自2012年开始修订并于2013年起正是生效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到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颁行，均对涉外民商事诉讼当中的协议管辖内容有所涉及和改变，这无疑说明了我国国内法正在不断适应国际大环境，并且努力做出自己的改进。但是，仍然存在有一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正视，并且积极适应，在国际民商事的交往中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
五、结论
国际民商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由于人之双足，缺一不可。然而就当前发展而言，国际民商事诉讼的统一化进程明显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就管辖权以及法院间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为核心内容的第一个国际公约，从起草阶段就开始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问题，但是就其得以通过，开始标志着国际民商事审判的统一迈出了全新的脚步，标志着国际统一的管辖权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实现成为可能。
面对这一国际社会的全新趋势，我国应当做出积极的应对，既要不断学习国际社会中相对先进的立法经验和实际做法对我国的法律做出全面的完善，同时应积极主动的适应日渐统一的国际市场，尽早的加入《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更好的实现与国际接轨，推动我国在国际民商事交往当中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
注解：
①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条文原文：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This Convention shall apply in international cases to exclusiv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ncluded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公约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04-214
③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原文：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present Convention，Desiring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hrough enhanced judicial co-operation，Believing that such co-operation can be enhanced by uniform rules on jurisdiction and o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Believing that such enhanced co-operation requires in particular an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 that provides certainty and ensu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exclusiv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between parties to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and that governs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resulting from proceedings based on such agreements，Have resolved to conclude this Convention and have agreed upon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④ 郑鄂：《中国涉外商事审判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
参考文献：
[1] 刘力.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2] 郑鄂：《中国涉外商事审判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3] 沈娟.国际私法学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宁版出版社，2011版
[4] 王福华.涉外管辖制度的进步与局限[j].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6）
[5] 王吉文.2005 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8.
[6] 周黎明.中国涉外民事管辖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周口师院学报，2005，6.
[7] 张飞凤.《跨国民事诉讼规则》管辖权规定之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5.
[8] 万福良.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探究[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1.
协议管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协议管辖；管辖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69-01
协议管辖，是指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在民事争议发生之前或者发生之后，用协议的方式来选择管辖他们之间争议的法院。由于管辖法院是由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或者说是由当事人双方一致确定的，所以又称为约定管辖或合意管辖。协议管辖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一项程序权利,也是现代各国民事诉讼立法中普遍规定的一种管辖制度。协议管辖制度正式确立了我国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其在民商事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该制度存在的适用案件范围太窄；协议管辖的形式比较单一；默示协议管辖权立法不统一，仅适用于涉外民商事诉讼等缺陷也日益凸现，由此,笔者试对这一制度的立法完善作些分析探讨。
一、扩大协议管辖案件的适用范围
国内民事案件协议管辖仅限于合同纠纷,涉外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也只扩张至“涉外财产权益纠纷”,且对于因婚姻家庭、继承等引起的财产争端是否可以纳入“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因此，亟需通过立法来确认和扩大我国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
如何扩大我国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给予当事人自由合意的权利，凡是与财产有关的案件都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这些案件只要不是属于专属管辖的就可以由当事人协议管辖。其次，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日益健全的情况下，涉及亲属财产权益纠纷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解决亲属关系上的财产权益纠纷案件的问题，可以向亲属法领域拓展适用协议管辖制度。对于因婚姻家庭、继承等引起的与财产权益有关的纠纷案也完全可以由当事人合意来选择管辖的法院，以维护社会安定与家庭和谐。
二、 放宽协议管辖的形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当事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所呈现出的意思表示多种多样。为方便经济交往和保障交易安全，现许多国家已规定了当事人在协议管辖时可以采取书面、口头和默示的形式。协议管辖采用多种形式不仅可以及时解决民商事争议，还有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鉴于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对协议管辖的形式仍规定为书面形式，且这一规定也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形式是相背离的。我国1999 年实施的《合同法》已经将合同的形式扩展到了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的形式，且明确规定书面形式为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 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和电子邮件) 。当事人在确立协议管辖时，采用书面形式以外的形式，只要能以文书加以证明，法律应当允许。所以，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协议管辖制度的形式也应与时俱进，将其放宽到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的形式，使其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相符合，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法制的统一和完善。
三、废除协议管辖的“择一性”要件，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一个或几个法院管辖
其实，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1条中针对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共同管辖诉讼早已作出了明确规定：“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完全可以解决当事人协议选择几个管辖法院时管辖权的最后确定问题。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协议管辖的“择一性”要件是没有依据的，也与世界各国以及国际法上的通行做法相违背，大可予以废除。
四、统一国内、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规定
默示协议管辖制度有三个方面的价值理念:首先，其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一方面它意味着双方当事人都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主体，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选择争议解决的方式，体现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双方当事人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的，任何一次争议解决方式的达成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之上，任何一方都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当事人。第二，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诉讼的当事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的最为方便的法院，从而来达到节约自身成本的目的，这也是诉讼策略的一种，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最能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此时的法院也就不需要支考虑管辖方面的问题，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实现了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目的。第三，体现了民事诉讼法中的同等待遇原则。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只在涉外案件中规定了默示协议管辖制度，而不具有涉外因素的国内案件却没有相关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立法对我国公民和外国人实行了差别对待，外国人却拥有了我们所不享有的权利，享受着超国民的待遇。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完善默示协议管辖制度，对涉外案件和国内案件一视同仁，实现法律制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陈洋．论协议管辖制度［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
[2] 李长春,刘凯.对我国民事协议管辖制度的检讨与修正［J］.温州大学学报,2004.
[3] 沈宗灵.比较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4] 黄茂荣.法学方法及现代民法[M].台大法学丛书, 1982．
协议管辖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管辖协议
协议管辖，亦称合意管辖，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一、协议管辖制度在国际上的确立和发展
（一）协议管辖制度在国际上的确立
协议管辖制度虽然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汇纂中的规定，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和重视。不过，自20世纪中叶起，国际社会对协议管辖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过去那种不承认协议管辖的观点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批评者指出，管辖协议剥夺法院管辖权的观点充其量仅是一种逐步退化了的法律拟制，反映出对其他法院的公平性采取的偏狭态度。以其他连结因素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不便利性，法院也常援引不方便原则拒绝审理其原本享有管辖权的案件，而法律也明文规定调解、和解、仲裁优先于法院的审理，这就意味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被剥夺了管辖权，而在于法院是否应在特定的案件中对其自身的管辖权有所克制。况且，当事人签订协议时通常已经慎重考虑了诉讼便利的问题，即使有不便利的存在也是当事人事先可以预见到的，实难以不便利为由否定管辖协议的可执行性。
协议管辖制度逐渐为各国所接受并最终在国际上得以确立，其实就是其自身优越性在国际社会逐步得到广泛认同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总的来看，该制度主要具有以下一些优点：首先，该制度赋予了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不仅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因有关国家关于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规定过于刻板、僵硬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其次，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单方面拥有太多选择法院的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则导致一事两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民事诉讼顺利、有效地实施。而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两诉现象的产生。最后，承认协议管辖，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所采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国际民事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国间民商事交往与合作的日益密切以及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商业实践的深刻变化，协议管辖原则在晚近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根据管辖协议订立的方式，可将管辖协议分为明示的管辖协议和默示的管辖协议。对于明示的管辖协议，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即使产生争议，也容易举证并及时解决。但是，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例如，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5条第1款即规定，管辖协议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第3项也规定，选择法院协议可通过书面方式或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供后来援用的信息的传达方式缔结或证明。
2.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日益拓展。各国均允许在涉外合同案件中适用协议管辖，但对于在合同以外的其他涉外民商事案件中是否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则存在分歧。晚近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打破陈规，逐渐将协议管辖原则广泛适用于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原先被视为的领域。
3.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日遭淡化。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是否必须与案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英、美等国家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没有联系并不影响管辖协议的效力，不会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给与当事人及其争议均无联系但有着处理某类案件丰富经验的法院审理构成妨碍。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是要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和案件有着直接联系或实质性联系的地点的法院。如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15条规定：“一国可以声明其法院拒绝审理排他选择法院协议所适用的争议，如果除被选择法院的地点外该国和当事人或争议间无联系。”
主张漠视联系因素的国家主要是出于能给当事人提供和创造更多便利和自由的考虑，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便更能保证所选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和便利性。强调联系因素的国家则出于各种担心而显得比较谨慎和保守。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进行审理，将会给案件的审理（如取证、适用法律等）带来诸多不便，结果反而不利于其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比较和分析，前一种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也更符合协议管辖原则的本意，而后一种主张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或经不起推敲。首先，认为不强调联系因素便不能照顾到司法便利性的观点就有些牵强，这种担心也显得多余，因为不将当事人的目光严格限定在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上，会使当事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当事人因而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结合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以及诉讼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判决的可执行性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考虑，然后作出最明智、最适当的选择。其次，几乎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对当事人选择法院施加了一项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限制，有了这种专属管辖优先于协议管辖的限制，就不必担心当事人会利用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的机会损害一国的司法和公共秩序了。最后，淡化所选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拓展，无疑可为当事人更顺利地达成合意提供便利和支持，因为对于两个不同国籍的当事人而言，双方往往都不愿意选择对方所属国的法院管辖。而如果允许他们去选择双方所属国以外的却与案件无任何联系的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国法院管辖，则双方会更容易达成这种合意，因为谁都不必担心会出现由对方所属国法院管辖时可能出现的使对方受益，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晚近颁布的国际私法大都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5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案》第4条以及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4条，均无不体现了这种新的立法趋势。
二、协议管辖制度运用的合理限制
采用协议管辖原则，承认当事人协商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实际等于将各国的国际民事管辖权交由当事人重新进行分配。即通过当事人的协议赋予一些法院以管辖权，同时也剥夺一些法院的管辖权。而这不仅会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产生直接的影响，对国家的司法权益和公共政策也会产生某些冲击。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采用协议管辖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管辖法院权利的同时，又对协议管辖原则的运用作出一定的限制，以维护本国的公共秩序和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从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来看，对协议管辖原则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协议管辖不得违反一国的公共秩序
几乎所有国家的立法和实践都表明，违反一国公共秩序的管辖协议是无效的、不能接受的和不可执行的。而不得对一国法院具有专属管辖权的争议进行协议管辖，也是出于维护该国公共秩序的考虑。对于属于本国专属管辖范围内的案件提交外国法院审理的管辖协议，各国均不承认其效力，也不执行外国法院依此协议行使管辖权所作出的判决。
（二）协议选择的法院不得存在重大的不方便
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如果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存在诉讼上严重的不方便，可以拒绝受理当事人的案件或中止已经开始的诉讼，而由当事人另向较方便的法院，因为不方便的法院审理案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诉讼的拖延，甚至会因取证困难、证据不充分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不方便法院的选定，本质上也有悖于当事人的真实意志。
（三）协议管辖不应与弱者保护原则相抵触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各国法律都对弱者利益给予加重的保护，这一精神在协议管辖原则上亦得到了体现。例如，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5条第2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对管辖法院的选择违反了该法关于保护弱者的规定则无效。
（四）当事人在所选定的法院必须能获得有效的救济
当事人在协议选择的法院不能获得有效救济，管辖协议即为无效或无法执行。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1）所选择的法院不能有效地行使管辖权。例如，根据所选择的法院所属国的法律，该法院不具有审理此类案件的权限；所选择法院不具有对诉讼标的的管辖权；所选择法院由于战争、不能向被告有效送达等原因而无法有效行使管辖权。（2）所选择法院不能给予公平的救济。例如，在美国，当事人所选择的法院常常会因为带有歧视性或存在贪污腐化现象，或没有管辖权，或对特定诉讼请求所适用的时效期间较短而导致诉讼请求时效已经届满等情形，无法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济，从而导致管辖协议无效。
此外，未订有明示的管辖协议的当事人之间，如果争议发生后一方当事人向一国法院提讼，另一方当事人出庭抗辩该法院的管辖权而非应诉答辩，不能被推定为在当事人之间达成了一项默示的管辖协议，因为被告的出庭并不构成对该法院管辖权的服从。
三、我国协议管辖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协议管辖制度在我国亦得到接受和采纳。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44条和第245条对明示和默示的协议管辖均作出了规定，即涉外合同或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原告向我国法院，被告未对我国法院的管辖提出异议，且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我国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对比国际上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一般立法与实践，特别是协议管辖制度在晚近新的发展趋势，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显然还存在较多不足，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
（一）在适用范围上可作进一步的拓展
对于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我国将其限定在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但是对于涉外合同纠纷应如何界定并不明确。例如，婚姻关系是否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如认定其属于一种合同关系，那么对于离婚诉讼是否允许当事人协议管辖。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来看，婚姻的实质就是一纸契约。因此，关于当事人离婚的诉讼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合同纠纷，可以由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而且，由于目前我国法律中存在允许“一事两诉”的制度弊端，在离婚诉讼中引入协议管辖制度，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一事两诉”现象的产生。
（二）对管辖协议的形式可作进一步的简化和放宽
对于管辖协议的形式，我国仍采取了严格的书面要求。这不仅与当今的国际普遍实践不一致，与我国1999年《合同法》中新的立法趋势也是相悖的。根据《合同法》第11条的规定，合同的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如电报、电传、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合同法》之所以对合同形式作重大的立法改革，无疑是为了适应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商业实践的深刻变化。在国际经济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为了实现交往的便利、交易的安全，也为了更好地满足和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合同形式的宽松化和简单化便成为时展的必然选择。因此，管辖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其形式亦应得到一定程度的简化和放宽，而无须固守传统的书面形式。
（三）应取消或放弃对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联系的要求
我国要求当事人必须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不仅与当今国际上主张漠视或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而且在实质上排除了更受当事人青睐和欢迎的却与案件无实际联系的中立法院或专业法院参与选择的可能，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缩小，为当事人就管辖法院的选择达成一致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从而也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协议管辖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须取消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联系上的要求。
（四）应对协议管辖制度的限制运用作出更为全面、合理的规定
我国关于协议管辖不得违反我国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限制规定过于简单和粗疏，不足以保证协议管辖制度在合理范围内得到适当运用。为此，应明确规定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限制，适当引入不方便法院原则，体现和贯彻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此外，对于管辖协议的订立手段和方式亦应有所要求和控制；当事人能否在协议法院获得有效的救济亦是衡量管辖协议效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协议管辖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发展趋势；立法完善
一、协议管辖制度概述
协议管辖制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在国际私法上的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对选法自由的补充，也是国家在地域管辖权上的相互妥协，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私人以立法者所具有的权力。协议管辖制度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各国之所以纷纷将协议管辖作为一项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具有诸多明显的优点。第一，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不仅有助于避免有关国家的管辖权规定因刻板、僵化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第二，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导致一事多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交流的健康发展。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多诉现象的产生。第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采用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尽管各国立法都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是毫无限制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共同限制条件：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二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排除法院地国的专属管辖权；三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出于善意。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
1.协议管辖适用的范围趋向逐步宽泛。关于当事人选择法院方面，各国规定并不一致。匈牙利是只允许在合同争议上设立管辖协议的国家。捷克的规定不仅包括合同争议，而且还有金钱债务的争议。南斯拉夫则进一步扩大动产物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协议管辖的范围限于契约、不当得利、信托等债权诉讼。对于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自然人、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带有很强地域特征的破产等事项，一般不允许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
从近年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协议管辖已经开始将其势力范围渗透到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根据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58条和第2062条的规定，协议管辖适用于“世袭财产案件”(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财产物权)以及诉因与秘鲁有实际联系的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接受秘鲁法院管辖的自然人的身份和能力或家庭问题的案件。
2.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根据管辖协议订立的方式，可将管辖协议分为明示的管辖协议和默示的管辖协议。对于明示的管辖协议，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即使产生争议，也容易举证并及时解决。但是，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例如，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第3项即集中反映了各国的这种普遍要求：“排他选择法院协议必须以下列方式缔结或获得证明：(i)书面方式；或(ⅱ)通过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供后来援用的信息的传送方式。”这样，就将传统的书面方式及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电子方式或其他新的技术方式均包括进来了。在国内立法中，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当为改革的先行者。该法第5条第1款对管辖协议的形式作出的规定亦十分宽松和灵活：“在有关财产的事项中，当事人可以协商选定处理就特定的法律关系所产生或将要产生的争议的法院。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如无相反的规定，对法院的选择是排他的。”
3.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日遭淡化。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是否必须与案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英、美等国家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没有联系并不影响管辖协议的效力，不会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给与当事人及其争议均无联系但有着处理某类案件丰富经验的法院审理构成妨碍。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是要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和案件有着直接联系或实质性联系的地点的法院。
主张漠视联系因素的国家主要是出于能给当事人提供和创造更多便利和自由的考虑，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便更能保证所选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和便利性。强调联系因素的国家则出于各种担心而显得比较谨慎和保守。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进行审理，将会给案件的审理(如取证、适用法律等)带来诸多不便，结果反而不利于其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比较和分析，前一种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也更符合协议管辖原则的本意，而后一种主张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或经不起推敲。第一，认为不强调联系因素便不能照顾到司法便利性的观点就有些牵强，这种担心也显得多余，因为不将当事人的目光严格限定在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上，会使当事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当事人因而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结合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以及诉讼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判决的可执行性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考虑，然后作出最明智、最适当的选择。第二，几乎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对当事人选择法院施加了一项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限制，有了这种专属管辖优先于协议管辖的限制，就不必担心当事人会利用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的机会损害一国的司法和公共秩序了。第三，淡化所选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拓展，无疑可为当事人更顺利地达成合意提供便利和支持。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年颁布的国际私法大都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5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4条以及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4条，均无不体现了这种新的立法趋势。
4.保护弱者原则在管辖约定中充分体现。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尤其是垄断或事实上垄断)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典型情况是，当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议价能力悬殊，诸如格式合同中，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能附合该条款意思，而拟定条款一方在经济上又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使其可以将合同条款包括协议条款强加给对方。一般而言，弱方当事人只有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协议管辖制度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独具匠心，那便是从协议订立的时间角度体现对弱者的保护。公约规定，除其它条件外，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购合同中的管辖权约定于纠纷发生后订立始得尊重，在纠纷发生之前订立的，不予遵从。我们知道，管辖协议订立在纠纷发生之后，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心存侥幸或屈就订约的情形很少发生，但在纠纷发生之前，弱方当事人屈于双方经济地位悬殊的现实，无暇顾及或者是抱着良好愿望接受对己不利的管辖协议条款的情形在实践中却屡见不鲜。总之，保护弱者原则对协议管辖效力的限制，是协议管辖真正体现其价值优越性的必备要件，也是当事人议价能力悬殊合同管辖规定中这一原则精神正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条款。这一原则在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充分体现是完善协议管辖立法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及其完善
1.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5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5条指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246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二)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三)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46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2.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缺陷
第一，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太窄且模糊不清。涉外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仅限于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因婚姻家庭、继承等引起的财产争端是否可以纳入“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所谓“合同纠纷”中的“合同”是否有一定的限定范围，我国法律也未做具体规定。
第二，管辖协议形式要件严格的“书面”化。对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我国仍采取严格的书面形式，即只承认狭义的“书面协议”，否认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所达成的选择协议的法律效力，更不用说口头形式了。这不仅与当今的国际趋势不一致，而且与我国1999年《合同法》中新的立法趋势也是相悖的。
第三，协议选择的法院太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这显然与当今国际上主张漠视或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协议管辖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而且大大限制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自由。
第四，保护弱者原则的缺位。一方面，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一些人身权案件中，如抚养或扶养案件等，原告往往是年幼或年迈体弱者，单纯地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会造成原告的不便，增加其诉累，影响到原告权利实现及其权利实现的程度。因此，随着“以人为本”法律思想的确立，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各国法律都对弱者利益给予着重的保护，这一精神在协议管辖制度上亦得到了体现。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在保护弱者之效力限制上存在明显的立法疏漏。
3.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
第一，扩大适用协议管辖案件的范围。协议管辖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是诉讼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进一步推进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立法者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协议管辖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成功做法，适当扩大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建议将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涉外民商事合同纠纷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以及除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外的其他各类涉外侵权纠纷案件。为适应WTO法制统一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便于当事人依法及时行使协议管辖权，便于法院依法及时审案，可以考虑借鉴我国仲裁法中确定仲裁范围的方式，采取概括规定与否定列举(排除法)相结合的方式界定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即对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可以规定为：“涉外合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或者涉外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依法采用书面协议等形式选择争议的管辖法院。”并另行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纠纷，专利纠纷以及有关破产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管辖。”
第二，扩大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理想的立法应该是只要不违背专属管辖，且不得存在重大的不方便，应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任一法院包括与案件没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对涉外协议管辖来说，实际上对本国司法管辖权的一种限制，这有助于克服“一事两诉”的现象，公平、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与争议。
第三，放宽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放弃严格单一的书面主义，相应地作出灵活宽松的规定，即当事人既可以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也允许双方以口头形式协议或合意选择管辖法院，但对口头形式应该作一些限制，如只能适应一些简单或诉额较小的民商事案件或人身权案件等。这样，不但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同时也可消除与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矛盾。
第四，体现和贯彻弱者保护原则。在有关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中，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相对悬殊的特殊合同纠纷，如消费合同、雇佣合同、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赁合同等，应规定，只有在争议发生后订立的管辖协议才有效力，并给予弱势方当事人优先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以防止弱势当事人只能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在人身权纠纷案件中，如婚姻负担、抚养费或扶养费案件等，可规定，原告有权自行选择法院提讼，即原告享有选择法院的权利，实行被告就原告原则。
参考文献：
[1]李双元.国际私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徐卉.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张兰兰.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趋势[J].法学，2002，(2).
[4]邓杰.论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1).
协议管辖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发展趋势；立法完善
一、协议管辖制度概述
协议管辖制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在国际私法上的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对选法自由的补充，也是国家在地域管辖权上的相互妥协，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私人以立法者所具有的权力。协议管辖制度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各国之所以纷纷将协议管辖作为一项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具有诸多明显的优点。第一，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不仅有助于避免有关国家的管辖权规定因刻板、僵化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第二，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导致一事多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交流的健康发展。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多诉现象的产生。第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采用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尽管各国立法都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是毫无限制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共同限制条件：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二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排除法院地国的专属管辖权；三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出于善意。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
1.协议管辖适用的范围趋向逐步宽泛。关于当事人选择法院方面，各国规定并不一致。匈牙利是只允许在合同争议上设立管辖协议的国家。捷克的规定不仅包括合同争议，而且还有金钱债务的争议。南斯拉夫则进一步扩大动产物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协议管辖的范围限于契约、不当得利、信托等债权诉讼。对于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自然人、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带有很强地域特征的破产等事项，一般不允许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
从近年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协议管辖已经开始将其势力范围渗透到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根据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58条和第2062条的规定，协议管辖适用于“世袭财产案件”(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财产物权)以及诉因与秘鲁有实际联系的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接受秘鲁法院管辖的自然人的身份和能力或家庭问题的案件。
2.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根据管辖协议订立的方式，可将管辖协议分为明示的管辖协议和默示的管辖协议。对于明示的管辖协议，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即使产生争议，也容易举证并及时解决。但是，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例如，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第3项即集中反映了各国的这种普遍要求：“排他选择法院协议必须以下列方式缔结或获得证明：(i)书面方式；或(ⅱ)通过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供后来援用的信息的传送方式。”这样，就将传统的书面方式及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电子方式或其他新的技术方式均包括进来了。在国内立法中，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当为改革的先行者。该法第5条第1款对管辖协议的形式作出的规定亦十分宽松和灵活：“在有关财产的事项中，当事人可以协商选定处理就特定的法律关系所产生或将要产生的争议的法院。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如无相反的规定，对法院的选择是排他的。”
3.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日遭淡化。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是否必须与案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英、美等国家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没有联系并不影响管辖协议的效力，不会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给与当事人及其争议均无联系但有着处理某类案件丰富经验的法院审理构成妨碍。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是要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和案件有着直接联系或实质性联系的地点的法院。
主张漠视联系因素的国家主要是出于能给当事人提供和创造更多便利和自由的考虑，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便更能保证所选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和便利性。强调联系因素的国家则出于各种担心而显得比较谨慎和保守。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进行审理，将会给案件的审理(如取证、适用法律等)带来诸多不便，结果反而不利于其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比较和分析，前一种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也更符合协议管辖原则的本意，而后一种主张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或经不起推敲。第一，认为不强调联系因素便不能照顾到司法便利性的观点就有些牵强，这种担心也显得多余，因为不将当事人的目光严格限定在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上，会使当事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当事人因而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结合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以及诉讼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判决的可执行性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考虑，然后作出最明智、最适当的选择。第二，几乎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对当事人选择法院施加了一项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限制，有了这种专属管辖优先于协议管辖的限制，就不必担心当事人会利用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的机会损害一国的司法和公共秩序了。第三，淡化所选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拓展，无疑可为当事人更顺利地达成合意提供便利和支持。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年颁布的国际私法大都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5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4条以及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4条，均无不体现了这种新的立法趋势。
4.保护弱者原则在管辖约定中充分体现。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尤其是垄断或事实上垄断)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典型情况是，当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议价能力悬殊，诸如格式合同中，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能附合该条款意思，而拟定条款一方在经济上又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使其可以将合同条款包括协议条款强加给对方。一般而言，弱方当事人只有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协议管辖制度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独具匠心，那便是从协议订立的时间角度体现对弱者的保护。公约规定，除其它条件外，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购合同中的管辖权约定于纠纷发生后订立始得尊重，在纠纷发生之前订立的，不予遵从。我们知道，管辖协议订立在纠纷发生之后，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心存侥幸或屈就订约的情形很少发生，但在纠纷发生之前，弱方当事人屈于双方经济地位悬殊的现实，无暇顾及或者是抱着良好愿望接受对己不利的管辖协议条款的情形在实践中却屡见不鲜。
总之，保护弱者原则对协议管辖效力的限制，是协议管辖真正体现其价值优越性的必备要件，也是当事人议价能力悬殊合同管辖规定中这一原则精神正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条款。这一原则在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充分体现是完善协议管辖立法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及其完善
1.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5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5条指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246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二)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三)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46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2.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缺陷
第一，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太窄且模糊不清。涉外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仅限于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因婚姻家庭、继承等引起的财产争端是否可以纳入“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所谓“合同纠纷”中的“合同”是否有一定的限定范围，我国法律也未做具体规定。
第二，管辖协议形式要件严格的“书面”化。对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我国仍采取严格的书面形式，即只承认狭义的“书面协议”，否认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所达成的选择协议的法律效力，更不用说口头形式了。这不仅与当今的国际趋势不一致，而且与我国1999年《合同法》中新的立法趋势也是相悖的。
第三，协议选择的法院太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这显然与当今国际上主张漠视或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协议管辖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而且大大限制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自由。
第四，保护弱者原则的缺位。一方面，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一些人身权案件中，如抚养或扶养案件等，原告往往是年幼或年迈体弱者，单纯地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会造成原告的不便，增加其诉累，影响到原告权利实现及其权利实现的程度。因此，随着“以人为本”法律思想的确立，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各国法律都对弱者利益给予着重的保护，这一精神在协议管辖制度上亦得到了体现。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在保护弱者之效力限制上存在明显的立法疏漏。
3.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
第一，扩大适用协议管辖案件的范围。协议管辖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是诉讼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进一步推进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立法者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协议管辖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成功做法，适当扩大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建议将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涉外民商事合同纠纷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以及除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外的其他各类涉外侵权纠纷案件。为适应WTO法制统一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便于当事人依法及时行使协议管辖权，便于法院依法及时审案，可以考虑借鉴我国仲裁法中确定仲裁范围的方式，采取概括规定与否定列举(排除法)相结合的方式界定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即对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可以规定为：“涉外合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或者涉外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依法采用书面协议等形式选择争议的管辖法院。”并另行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纠纷，专利纠纷以及有关破产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管辖。”
第二，扩大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理想的立法应该是只要不违背专属管辖，且不得存在重大的不方便，应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任一法院包括与案件没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对涉外协议管辖来说，实际上对本国司法管辖权的一种限制，这有助于克服“一事两诉”的现象，公平、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与争议。
第三，放宽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放弃严格单一的书面主义，相应地作出灵活宽松的规定，即当事人既可以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也允许双方以口头形式协议或合意选择管辖法院，但对口头形式应该作一些限制，如只能适应一些简单或诉额较小的民商事案件或人身权案件等。这样，不但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同时也可消除与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矛盾。
第四，体现和贯彻弱者保护原则。在有关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中，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相对悬殊的特殊合同纠纷，如消费合同、雇佣合同、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赁合同等，应规定，只有在争议发生后订立的管辖协议才有效力，并给予弱势方当事人优先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以防止弱势当事人只能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在人身权纠纷案件中，如婚姻负担、抚养费或扶养费案件等，可规定，原告有权自行选择法院提讼，即原告享有选择法院的权利，实行被告就原告原则。
参考文献：
[1]李双元.国际私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徐卉.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张兰兰.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趋势[J].法学，2002，(2).
[4]邓杰.论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1).
协议管辖范文第9篇
关键词：跨国知识产权；协议管辖；中国立法；公共政策
目前国际上对于跨国知识产权协议管辖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对较为成熟：美国法学会2007年制定并通过的《知识产权：跨国纠纷管辖权、法律选择和判决原则》（简称《ALI原则》）、2010年日韩起草并通过的《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原则》以及2011年欧洲马克思朗普克知识产权冲突法小组公布的《知识产权冲突法原则》（简称《CLIP原则》）、1968年《民商事管辖权与外国判决执行公约》。相比而言，目前我国的研究多数是结合三大成果，提出一些笼统的建议，不利于实践发展。本文将在目前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我国相应制度建设的具体问题，进行针对性思考。
一、是否允许协议管辖
协议管辖有许多优点：当争议发生时，当事人往往更倾向于本国法院进行管辖，如果立法允许协议管辖，至少给当事人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之发达国家而言较弱，允许协议管辖可能会导致我国法院丧失很多管辖权。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受害者心态”，且不说中国未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会有较大进步；单就当事人自身而言，中国也不乏可以利用自身谈判能力和交易实力，确立有利于自身的管辖权规则的当事人；即使不能确定本国法院管辖，经过协商选择一个相对中立的法院也并非难事；其可以提高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尤其是和协议确定法律适用结合在一起时，这种优点将更加明显；另外，协议管辖也可以避免管辖权冲突、平行诉讼等较为棘手的问题。虽然阻力重重，但相对其具备的优点，协议管辖还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二、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
对于知识产权跨国纠纷，现实中主要包括两大类：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即使我国承认协议管辖，也应仅限于合同纠纷。合同领域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目前基本上已达成非常广泛的共识，鉴于其本身就是用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利益，双方当事人可以在签订知识产权合同时，约定相应的管辖权，这既符合目前的国际趋势，又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但在侵权领域，由于侵权行为往往是单方面的，故事先很难达成“合意”；另外对比合同纠纷，侵权具有社会危害性，部分侵权行为甚至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允许意思自治不利于公权力发挥作用，故在侵权领域不应规定协议管辖。
三、协议管辖的具体要求
对此我国可以参考三大原则的相关规定，在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具体内容、默示协议等方面，进行统一规范。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本国强行规范允许的范围内。
1.协议的形式。《民诉法》规定，管辖协议在形式上必须是书面的，其合理性、必要性都值得商榷：在1999年《合同法》施行前，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均要求合同为书面，但《合同法》修改后，将其扩展到口头或其他形式。而管辖协议，无论是单独的文本，还是单一条款，其本质上都符合《合同法》第2条对“合同”的定义，故理应遵循新的《合同法》；更何况目前《民诉法》对于国内默示推定管辖的效力已经予以承认，为了避免国际社会误解中国“宽内严外”，也不应强求涉外管辖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2005年6月30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明确规定：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必须以书面或其他可以证明的形式订立。这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态度。
2.约定的法院。对于约定的具体法院，现行立法要求“有实际联系”，但究竟什么叫有“实际联系”，立法却未做明确说明，只是以简单列举的方式进行阐释，然而有限列举毕竟无法穷尽现实生活的各种情况。在具体认定上，是由当事人自行判定？还是由法院判定？亦或是根据《民诉法》第259条规定认为其规定不明而适用国内法规定？以上问题现行立法没有加以说明，实践中，往往由法官自由裁量。但不论如何裁量，法官都需本着保护当事人利益和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这一基本准则，既不能限制太多违背意思自治精神，又不能限制太少导致挑选法院。如何公允判断、灵活裁量，是对法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考验。从当代国际通行做法看，多数国家都不要求协议管辖的法院必须与争议有实际联系，196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15条规定：“任何缔约国得保留对选择法院协议不予承认的权利，如果争端与所选择法院并无联系，或在具体情况下，由所选择法院处理该争端实属严重不便。”由此可见，公约也进行了比较宽松的规定。
3.公共政策的约束。在允许协议管辖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给其上一个“紧箍咒”，即公共政策。在Bremenv.ZapataOff-shoreCo.(1972)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在联邦海事诉讼中，选择法院条款表面上应为有效，除非持反对意见的当事人能够证明该条款不合理。”而在CarnivalCruisesLinesv.Shute(1991)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更是进一步确定选择法院条款的例外——“违反公共政策”。
3.1公共政策的具体含义。在各国立法、国际条约中，公共政策的概念随处可见，但若真要为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却极为困难。《布莱克法律词典》中将其定义为：“是指不能有对公众产生损害的趋势或者违背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则。在这一法律原则下，合同或者私的交易的自由要受到保护社会利益的法律的限制。‘政策’这个词，当它用于法律、法规、法治、行为的过程等类似方面时，是指它可能的结果、趋势目标必须要同时考虑到一国的社会或者政治利益。因此，除了违反法律和违反道德以外，当法律以其有危害倾向并且损害国家利益等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时，某些层面的行为就被认为是‘违反公共政策’。”通过这个表述，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定义”是从其本身的特性出发进行阐释，是对其功能的描述，而不是一个精准的定义。其实“公共政策”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灵活性，各国也往往利用其定义和理解上的模糊性，创造排除他国管辖权的空间，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3.2公共政策在美国的应用。依据美国冲突法理论和实践要求，“公共政策”主要体现在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具体而言：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必须满足“充分可替代法院要件”,即案件至少存在一个完全可替代的法院。通常美国法院倾向于认定可替代的外国法院是“充分”的，即只要“被告能够遵从另一法域的诉讼程序，则该外国法院即为充分可替代的法院”。但这一原则的适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因素——公共政策。在美国，公共政策虽然没有被明确列为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排除因素，但实践中，较低级别的法院在审理反托拉斯法、证券法、环境保护法以及劳工法案件时，往往会加以适用。因此，美国的当事人在确立协议管辖时，必须充分注意因公共政策而导致选择的法院成为不方便法院的风险。
3.3我国应该如何借鉴。鉴于公共政策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含义，因此我国法院在适用时，可以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自由裁量，灵活适用，必要时可以适当借鉴国内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把公共政策例外作为“兜底条款”，一旦当事人恶意选择外国法院进行管辖，损害我国重大公共利益，这个“紧箍咒”就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协议管辖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协议管辖；管辖权冲突；管辖权协调；香港法律
中图分类号：DF9 文献标识码：A
一、序言
协议管辖制度指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法院的制度。由于其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协议管辖制度有利于解决管辖权冲突，也有利于促进当事人信服和自觉履行法院的判决。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曾说：“一个合同事前明确审判争端的法院和将适用之法，是一个获得对任何国际商业交易都很重要的秩序和可预见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是，由于立法差异，各国协议管辖制度的不同不仅可能引发协议管辖制度自身的法律冲突，而且将削弱协议管辖制度解决管辖权冲突的效用。“法律制度的差异将无法保护当事人选择法院时的正当期待”。要最大效能地发挥协议管辖制度以化解管辖权的冲突，必须对该制度的具体运用予以明确规定。在这一点上，2001年欧盟《布鲁塞尔规则》和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作出了典范，在采纳协议管辖制度作为解决管辖权冲突重要机制的同时，两公约明确了排他性协议管辖的适用条件和优先效力。
协议管辖制度也是我国内地和香港都认可的管辖制度。2007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2条和第243条对其予以规定。香港《高等法院规则》也规定如果合同“载有一项条款，表明原讼法庭具有司法管辖权聆讯并裁定就该合约进行的任何诉讼”，则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对域外当事人进行送达。两地法院在各自司法实践中都认可并充分利用协议管辖制度化解两地管辖权冲突。与此同时，两地还通过磋商试图整合双方的协议管辖制度。最新的成果体现在2008年8月1日生效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的部分条款。但是极其有限的条款和旨在解决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立法目的使得《安排》无法完全应对内地和香港协议管辖制度在适用范围、形式要求、限制条件、效力等方面的众多差异。往往，满足一法域要求的管辖协议在另一法域可能是无效的，这在很大程度减损了协议管辖制度协调两地管辖权冲突的效果。为此本文拟在比较两地协议管辖制度差异的基础上，考察国际社会协议管辖制度的最新发展，阐释在与国际接轨和立足本地特点的前提下整合两地协议管辖制度的必要和可能。
二、内地和香港协议管辖制度的具体整合
(一)扩大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范围并限定单一法院选择
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范围决定了哪些纠纷允许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因而一直是冲突集中的地方。大多数国家对于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有的只允许涉外案件协议管辖，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有的只允许合同争议协议管辖，如土耳其《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第31条。有的只允许财产争议协议管辖，如瑞士《国际私法》第5条。有的允许非合同领域也适用协议管辖，如秘鲁《民法典》。内地和香港对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内地限于涉外财产权益纠纷和涉外合同，排除有关身份、能力、家庭关系方面纠纷事项。香港则基本没有限制，任何涉外民事纠纷都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协议管辖适用范围的差异将影响到管辖协议有效性的判断。例如涉港婚姻中，当事人双方在离婚时约定选择香港法院，但原告违反约定在住所所在地的内地法院，被告在香港法院，此时依内地法律，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协议管辖的范围，管辖协议无效，内地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可以审理该案件；香港法院则因为认可协议的有效性而享有案件管辖权，两地管辖权冲突不可避免。
运用协议管辖制度化解管辖权冲突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安排》第3条将其限制在民商事合同领域，并排除雇佣合同、消费合同、家事合同和非商业性合同。《安排》确立的适用范围明显小于当前两地立法所允许的适用范围，这是出于尽快达成两地判决承认和执行方面一致意见的需要，并不代表在适用范围上两地再无进一步融合的可能。从国际立法上看，各国有关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大都呈现出不断放宽的趋势。欧盟《布鲁塞尔规则》第1条和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1条都采用排除法将协议管辖适用范围限制为民商事案件，回避了各缔约国在民事或商事概念上的争议，也顾及了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类型的民商事纠纷。这一点值得两地借鉴。由于香港没有限制协议管辖的范围，因此关键在于内地立法能在多大范围内允许选择法院。放宽内地立法中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不会引发与香港协议管辖制度的进一步抵触；另外，鉴于两地对于民事或商事案件上的不同概念，借鉴采用排除法化解差异也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建议两地可将协议管辖适用范围限制为涉外合同和涉外财产纠纷，同时出于对现有《安排》中两地共识的尊重，可排除雇佣合同、消费合同、家事合同以及非商业性合同。
协议管辖适用范围的另一个问题是当事人选择法院的数量是否有所限制。这一点两地立法都没有提及。内地理论探讨上多明确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内地法院或外国法院，不允许当事人做多个法院的选择，如《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47条和《民诉法修改建议稿》第30条。《安排》中也做了同样要求，即当事人“约定内地法院或香港法院有唯一管辖权”。严格限制选择法院数量的做法和两大公约的规定有所不同。《布鲁塞尔规则》第23条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3条都将协议管辖的法院限制在“某一成员国的某一法院或某些法院”，即当事人对于协议管辖的法院选择范围限制在单个成员国，但是可以选择单个成员国中的一个或者数个法院。两公约做此方面的妥协一方面是因为公约的目的是协调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只在国家之间分配管辖权，因此要求当事人只能选择一个缔约国；另一方面是让步于缔约国在选择法院数量方面存在的允许选择一个法院或多个法院的冲突。但就内地和香港管辖权冲突而言，两地是同一国家下的两个法域，整合协议管辖制度是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区际管辖权分配；因此，对于当事人选择法院的数量，应坚持《安排》中的做法，严格限制为选择单一法院，不允许当事人进行多个法院的选择。
(二)宽泛解释协议管辖的书面形式要求
管辖协议的形式要求，有些国家严格规定书面形式，如奥地利、法国、日本和英国等国家；有的国家也允许口头协议，如瑞士《国际私法》第5条。内地和香港立法也存在形式要求的差异。内地明确要求书面形式而香港允许书面或口头选择法院。于涉港合同纠纷中，双方当事人若口头约定选择香
港法院管辖，纠纷发生后原告在内地法院，被告在香港。由于内地法院不承认口头约定的效力，因此约定无效，内地法院直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其他规定行使管辖权；香港法院承认当事人的口头协议效力并据此行使管辖权，此时将造成两地管辖权的积极冲突。
两大公约采取了折中的做法，一方面要求协议管辖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另一方面对书面形式做扩大解释。《布鲁塞尔规则》第23条将书面形式扩大到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或国际商贸惯例。《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认为书面形式包括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并能经日后使用的信息的客观证明方式，如电话、录音、录像等。《安排》也采用了宽松书面形式要求，包括“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的形式”。借鉴两大公约的立法，在整合两地协议管辖形式要件规定时，一方面应肯定内地书面形式的要求，以保持内地法律的连贯性，避免口头协议管辖引发的争议；另一方面，对书面形式宜宽泛解释以顺应香港立法的现状。基于此，可以将电话、录音、录像等能有形表现所载内容并能经日后调取查用的客观证明方法也纳入书面形式的范围。
(三)淡化合理联系的限制条件，坚持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限制
限制之一，是要求当事人所选择的法院与案件之间存在某种合理联系，有些国家对此予以明确肯定，如丹麦《民事诉讼法》。有的国家持反对态度，认为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行为本身就建立了法院与合同争议之间的联系，例如瑞士《国际私法》第5条、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4条和突尼斯《国际私法》第4条。内地立法肯定合理联系要求的必要性而香港立法则不加限制。因此一份授权与案件没有任何联系的香港法院管辖的协议，在内地法院看来是无效协议，在香港法院看来则是有效约定，两地管辖权冲突不可避免。合理联系要求虽致力于保证法院管辖权的充分性和合理性，但是却排除了当事人选择一个中立法院的自由和可能。基于此，大部分国家正在逐渐弱化这种合理联系。国际条约也排除这一限制。《布鲁塞尔规则》与《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均不要求当事人所选择的法院和案件本身有实际联系，保障了当事人选择一个中立法院的权利，有利于促进当事人在选择具体哪个法院的问题上达成一致。2006年《安排》采纳了香港的做法，删去了内地立法中的合理联系要求。相应引发的问题是涉港案件的协议管辖在合理联系要求上将和其他涉外案件不同，前者不是法定条件，后者仍然是衡量协议管辖合法与否的重要标准。这势必需要化解内地立法的这种内部冲突，现实的方法是通过司法实践尽量淡化内地其他涉外案件中合理联系的要求，对合理联系做相当广泛的要求，包括认定准据法也构成内地合理联系的因素。
限制之二体现在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效力上。不允许对上诉法院进行选择是各国的普遍共识。盖上级审法院为职务管辖，不许任意变更管辖权。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5条。内地和香港立法都有同样的限制。但是，仍然可能引发管辖权冲突的问题是如果当事人错误地进行了级别管辖选择，是否必然导致被选择法域没有管辖权?还是仍然可以由被选择法域根据本地法律确定应受理的级别管辖法院?《布鲁塞尔规则》没有提及，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5条第3款则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的选择不应该影响：诉讼标的或者请求数额的管辖权限；缔约国国内法院管辖权的分配，但是，当被选择法院有权自行裁量是否移送某一案件时，当事人的选择应被适当考虑。”可见，当事人的选择如果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选择是无效的。此外，内地立法还限制协议管辖不能违反专属管辖制度，香港法律没有规定专属管辖权，因此不存在着这一限制要求。《布鲁塞尔规则》第25条肯定了专属管辖的优先效力。两地《安排》也要求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制度。就管辖权的性质而言，级别管辖是程序法对国内管辖权的分配，专属管辖体现的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效力都应该优先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未来仍应坚持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限制。
(四)如无约定，选择法院协议应推定为排他性协议
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协议包括排他性协议和非排他性协议两类。有的国家没有明确如何认定协议的性质，如意大利《国际私法体制改革法》第4条。有些国家认为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则推定该管辖协议为有排他性的协议管辖，如瑞士《国际私法》第5条。有的国家认为协议的排他性是一个合同解释的问题，与当事人在协议中是否采用排他性的字眼无关，如英国冲突法。内地立法没有区分两类协议，实践观点认为，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的，视为排他性管辖协议。香港认为协议是排他性还是非排他性和当事人是否在合同中采用“排他性”字样没有必然联系。判断标准是协议是否使原告有义务在双方约定的管辖法院，即协议是否对原被告双方设置了强制性义务。如果双方约定由香港以外的法院管辖，但原告选择在香港，被告根据管辖协议对香港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被告必须承担以下举证责任：(1)原被告双方的诉讼纠纷属于协议管辖条款的适用范围；(2)管辖条款的有效性；(3)管辖条款具有强制性。被告必须证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不仅授予外国法院管辖权而且当事人排除了所有其他法院的管辖。被告举证后，对于管辖协议是否具有排他性，香港法院享有自由裁量权。香港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遵循英国法院在“Sohio案”中的意见：(1)判断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享有排他性还是非排他性管辖权仅仅是一个关于合同条款的解释问题，合同解释的依据是合同的准据法；(2)应该根据合同的本意判断该条款是否使当事人有义务服从相应法院的管辖，这与合同条款是否适用了“排他性”的术语无关；(3)对合同进行解释时要考虑合同的渊源背景或者相关情况。
两地对选择法院协议在性质认定上的不同标准是实践中经常引起管辖权冲突的原因之一。以“Yu Lap Man v.Good First InvestmentLtd”案为例，原告以被告违约为由在香港。被告以双方已作出管辖权选择为由请求香港法院中止诉讼。该案的《合同》第5条的中文表述是：“双方当事人同意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所有相关的纠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管辖权，并适用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在该条款被翻译成英文时，其中“受”字被同一个人翻译成两种版本，一种是“shall be subject to”，强调该管辖权具有强制性，即“应受内地法院管辖”；另一种是“are sub-ject to”，即“受内地法院管辖”。原被告双方争议只在于对“受”字如何理解，即管辖条款是否具有强制性。香港初审法院认为双方协议中的管辖条款只具有宣示的性质，并不是排他性的。初审法院特别指出，“如果双方意图是建立这种排他强制性义务，
在管辖条款中加入明确的措辞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上诉法院认可初审法院的结论：“毫无疑问，当事人在这个特定问题上表达了他们的意愿，但是，他们并没有希望排除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可行性。合同中术语‘受’字并没有施加任何人只能在中国内地的义务。事实上，条款仅仅具有宣示或者许可的作用：这仅是两个外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中国内地法院的管辖权的认可”。基于此，香港法院认定该管辖协议不具有排他性而主张管辖权。本案中，如果当事人到内地法院时，内地法院则可以根据该管辖协议行使协议管辖权，由此将引发两地管辖权的冲突。
两地关于选择法院协议的性质认定分歧较大，直接地影响了两地对协议管辖的效力认定。遗憾的是，《安排》回避了这一问题。从国际公约的立法看，《布鲁塞尔规则》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都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规定“协议管辖权应该是排他性的，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由此将协议管辖权的性质都区分为排他性和非排他性两种，如果双方当事人有明确约定为排他性或非排他性的，尊重双方的意见；在双方没有明示约定时，协议被推定为排他性的。从顺利解决两地管辖权冲突的角度，应明确规定协议管辖的性质认定，避免因自由裁量而进一步引发的管辖权冲突。建议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将选择法院协议性质认定为排他性协议。
(五)确立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优先效力
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也是一个富于争议的问题。有些国家认为当事人的选择不应该约束法院管辖权的行使，法院可以根据不方便法院机制自由裁量是否行使管辖权，如《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第80条。有些国家则认为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授予了被选择法院排他性管辖权，可以排除其他国家对该案件的管辖，如瑞士。2006年《安排》没有涉及到选择法院协议的性质，因此也没有提及到排他性协议的效力。实践中，内地法院认为，排他性管辖协议无论是当事人明确约定还是法院推定为排他性，都对当事人和法院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只能在约定法院提讼，约定外法院不能受理当事人的诉讼。香港法院也考虑排他性协议的特殊效力。“如果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是排他性管辖权条款，则当前诉讼将中止，除非原告有充分理由证明不应该中止”。一般而言如果当事人违反约定向香港法院并申请香港法院许可向域外被告进行送达时，香港法院会拒绝根据第11号令进行域外送达，从而拒绝对纠纷行使管辖权。但是，尊重当事人之间排他性管辖协议并不是香港法院的义务，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外国管辖权条款对香港法院无必然约束力，香港法院的管辖权也不会必然被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所排除。是否中止香港诉讼，香港法院享有自由裁量权。在此方面，香港法院遵循英国“Elamria”案确立的基本原则：(1)如果协议约定将纠纷提交外国法院受理，原告违反协议在香港法院，被告申请中止诉讼时，香港法院没有义务要中止诉讼，但是香港法院有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中止诉讼；(2)除非有充分理由证明不应该中止诉讼，否则香港法院一般应行使自由裁量权中止诉讼；(3)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存在着不应中止诉讼的充分理由；(4)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法院应该考虑个案的所有情况和相关因素。
两地对于排他性管辖协议效力认定不同将可能引发两地的管辖权冲突。对于类似“本协定受内地法院专属管辖”的约定，内地法院会认为赋予了内地法院排他性管辖权，香港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而即使香港法院认同这是一个排他性管辖协议，也不代表香港法院对该案不能行使管辖权，如果原告能够举证证明存在着不应中止香港诉讼的充分理由，则香港法院不会中止对案件的诉讼，此时将产生管辖权冲突。对于排他性管辖协议的效力，《布鲁塞尔规则》第23条规定：对于排他性管辖协议而言，当事人所选择的管辖法院享有排他性管辖权。其他缔约国法院，即使根据公约的其他规定享有管辖权的，其管辖权也被排除。《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则明确了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3条基本原则：(1)被选择法院有管辖权并且必须行使管辖权。(2)非被选择法院应该拒绝行使管辖权。(3)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得到承认与执行，除非出现公约规定的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根据内地和香港现行的情况，结合国际立法趋势，建议两地明确尊重排他性协议管辖的优先效力，其内容包括：(1)确认排他性协议管辖权对当事人效力。要求在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应该依协议向所选择的法院和应诉，不得另行选择法院，即在排他性协议下，当事人承担了不得向其他法院的义务；(2)确认排他性协议管辖权对法院的效力。一方面，排他性协议对被选择法院具有确定力，被选择的法院由此获得管辖权，不论其原先是否对该案具有法定管辖权。一旦一方当事人根据该协议，受诉法院也应受该协议的约束，不能以没有法定管辖权而拒绝、驳回或者移送其他法院管辖。另一方面排他性协议对非被选择法院具有排除力，非被选择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即使其具有法定管辖权也不能取得对案件的管辖权。(3)协议管辖与判决承认和执行，如果非被选择的法院仍然受理案件并作出判决，对其判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六)非排他性管辖协议不具有专属效力
非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问题在于当事人能否向约定外法院提讼。内地法律没有明确，司法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做法，第一种做法是约定外法院也可以行使管辖权，如果当事人约定香港法院的非专属管辖权，内地法院不因此丧失管辖权。第二种做法是对于非约定法院能否行使管辖权要进行个案分析，如果非约定法院为不方便法院的，则不能受理案件。香港法院则认为非排他性管辖协议也不能构成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义务。“香港法院将根据不方便法院决定是否中止当前诉讼”。如果当事人违反非排他性外国管辖协议的规定，在香港法院时，只要符合香港法律有关管辖权的规定，香港法院对此可以行使管辖权。此时如果被告希望中止在香港的诉讼时，被告必须证明约定的法院是一个方便法院。
两地对于非排他性管辖协议效力认定不同也容易引发管辖权冲突。例如“日本某银行向北京法院诉北京某投资公司借款合同案”，双方在《贷款合同》中约定：“本协议各方不可撤销地同意，香港的法院拥有非排他性的司法管辖权，协议各方服从此类法院的司法管辖。”发生纠纷后，原告在北京法院，被告根据管辖协议对北京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但北京法院基于对合同签订地、履行地、被告住所地都在内地的考虑，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行使了管辖权，引发了两地管辖权冲突。同样的情况还可以见“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廖创兴银行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与汕头经济特区粤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贷款纠纷案”。从上述分析可见，内地和香港对于非排他性协议的效力是存在着部分共识的，包括两地都认为非排他性管辖并不构成管辖法院惟一的管辖权，如果非被选择法院具有法定管辖权的，也可以审理案件，而且两地法院也都认定在非排他性管辖协议中，允许适用不方便法院机制，这些共识应在未来协调两地管辖权冲突中予以确认。
三、结论
协议管辖制度主要用于解决专属管辖权之外其他类型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充分发挥该机制的效用需要化解该制度本身立法上的差异。内地和香港在协议管辖制度的条件和效力等方面的诸多立法差异引发了实践中多个管辖权冲突案例。发挥协议管辖制度以化解区际管辖权冲突，应当在顺应国际立法趋势和立足两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制度整合，包括整合两地协议管辖制度适用的条件和协调协议管辖的效力。对于前者，香港法院对协议管辖制度的限制较少，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方面的制度整合主要视乎内地立法的宽严而定，并不影响香港现有的制度。因此建议内地立法应倾向于尽量地放宽对协议管辖的限制，尽量尊重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意愿。对于后者，应该充分地尊重当事人选择法院的主观意愿，肯定协议管辖的排他性效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合两地制度时还应该和《安排》的规定保持一致，以避免出现新的法律冲突。基于上述分析，未来两地协议管辖权的整合可以考虑为以下具体制度：
(一)双方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约定内地法院或者香港法院对于双方之间因特定民商事法律关系而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争议具有管辖权，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
所谓特定民商事法律关系，是指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合同和财产权益，不包括雇佣合同以及自然人因个人消费、家庭事宜或者其它非商业目的而作为协议一方的合同。所谓书面协议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的客观证明方式。
(二)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协议管辖权应是排他性的，被选择法院必须行使管辖权。当事人违反排他性管辖协议约定向其他法院时，非被选择法院应拒绝行使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