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教案范文
时间：2023-03-11 08:46:10
小狗包弟教案范文第1篇
这篇课文是巴金《随想录》中的名篇。它讲述了作者家中的一条可爱的小狗在“”中的悲惨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疯狂时代的惨无人道的现实；文章还描写了小狗的悲惨遭遇留给作者心中永难磨灭的创痛，表达了深重的悲悯、歉疚和忏悔之情。
这篇课文的主要价值，首先在于它的认识作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的社会现实，以及当时的人们普遍的命运穷困、人性扭曲的状况，由此而产生课文应有的认识教育作用，包括现在的高中生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那个年代，就像我们经常教育下一代不应该忘记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建设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一样；课文的价值还在于作者的深刻反省、自我拷问的警醒人心的力量，老年的巴金显示出一个正直的成熟的作家严于解剖自己、敢于说真话的勇气和度量，进而可以引发学生对过去那个年代甚至当今时代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的探讨和拷问，这有助于学生形成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
下面概述本文内容要点，并简析思路。
1一位艺术家和狗的故事，借以带出小狗包弟故事。
2小狗包弟的来历，不是主要内容，故而略述。
3小狗包弟的一些表现，以及它与家人的亲密关系，突出它的伶俐可爱。惟其亲密、伶俐可爱，后惨遭厄运才显得太不合情理。此为蓄势，后面形势逆转，落差极大。
4小狗包弟惨遭厄运，为后面的忏悔埋下伏笔。同时侧面描写“”开始后红卫兵们抄家、捉杀小狗的情形。
5小狗包弟之死留给作者永久的心灵伤痛，这部分篇幅最长，显然作者事先想好在此充分地表达思想，前面都是为写这一部分作准备、铺垫的。
其中第四、五部分占了全文一半的篇幅，而第五部分是全文中篇幅最长的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文章的重心所在，或者说作者写作时的着力点所在。
这是一篇叙事散文，按故事进程来观照课文，可以看出课文的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有开端（包弟来历）、发展（在家七年，相处很好；“”来临，家人恐慌）和结局（痛别包弟），还有尾声（作者忏悔）。如果觉得应该强化第五部分的作用，则可以把它作为结局，那么原来的结局（痛别包弟）成为故事发展的一部分。
散文固然可以叙事、写景、状物，但抒情写意是散文的当行本色，甚至可以说是散文的核心和灵魂。在本文中，随着故事的展开，作者的情感呈波澜起伏状变化：
悲伤（艺术家与狗的故事）──欢快（与包弟亲密接触）──忧虑（不知如何安排包弟）──轻松（送走了包弟）──沉重（送走之后心不得安）──歉意（至今心不得安）
因此本文的情与事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情感紧随叙事起伏变化：事件牵动作者的情，作者的情牵动读者的心。本文既是叙事文，又是抒情文。
本文写法上的显著特点，是按“自然流”叙事抒情。“自然流”的特点，是文章段落、层次，过渡、照应，叙事、议论、抒情，过去、现在、将来，一切都自然而然，不见刻意的技巧，又显出深层的技巧。下面从几个方面来分述。
1故事进展自然顺畅，其中无生硬的“焊接”或“阻梗”。开篇写一位艺术家与狗的故事，下一段的一句“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很自然地过渡到本文拟述之事；中间写包弟的可爱，借用日本女作家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一下就自然地过渡到包弟惨遭厄运的叙述上来了；文章从叙事向抒情转化很自然轻巧，抒情大约是从作者送走包弟、卧榻难眠、思前想后开始的，一直到文章结束，感觉不到其间从事到情、从叙到议的转变的生硬；再有，从过去到现在，是以忏悔的心情连接起来的，也感觉不到其间过渡的唐突。
2语言朴素自然，全无刀斧雕琢痕迹。读者读了本文受到感动，与本文语言的魅力、震撼力是分不开的。本文的语言既有书面语的特点，又有口语的特点，两种语体很自然地浑融一体。读者只是感觉到事件的自然发生、发展，情感的自然波澜起伏，而感觉不到文章语言形式或语言技巧的存在，可以直击文章的深层和底蕴。
3自然之中又有潜藏的起伏跌宕，而绝非完全地平直板滞。与“无技巧”相伴的必定是深藏的技巧、高明的技巧，如果真的没有任何技巧，那文章就不足观赏了。如果我们对本文细加品味，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深藏的技巧的。略述一二便可知晓。开篇讲述一位艺术家与狗的故事，是深思熟虑过的，其中必有深意；全篇写哪些事，哪些事详写，哪些事略写，哪儿发议论抒真情，文章的着力点定于何处，文章的感情基调是什么，等等，都需要写前斟酌。本文发表之后多得评论家欣赏，一定是它的内容的深刻和形式的巧构吸引了大众关注的目光。
二、问题探究
1开篇写一位艺术家与狗的故事，有什么意义？
从思路章法说，先说别人的事引出话题，起着铺垫、启发的作用；从思想内容说，艺术家与狗的故事，巴金与狗的故事，二者似成对照，让人看到此类事在全国并非一二，而是遍见的，由此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从写作效果说，艺术家与狗的故事似乎更惨烈，而巴金与狗的故事之悲哀则在于心灵，是一种“润物细无声”或“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精神折磨。
2作者反映“”的现实，为什么要写一条小狗？
小狗包弟虽小，但也是一条生命，凡有血有肉的善良生命都应得到生存权，并免受侵害。这一观念在今天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巴金写作此文是在80年代初，思想境界显然高人一等，表现出先进性、超前性。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一条小狗遭遇，反映“”时代任何生命都不能免受侵害的事实，一条狗都保不住命。另外，作者写小狗包弟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一段心灵历程，写心灵是主要的
，写小狗包弟是次要的。写小狗是写实，写心灵是写虚，按散文的创作规律，写虚必定以写实为基础。
3作者为什么要以歉疚、忏悔作为本文的感情基调？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多数群众卷入纷争之中，作者属于少数被侵害被侮辱的人，“”结束了，国人应该自我反省，而率先反省的竟然是一个无过错的老人！巴金的《随想录》出版后，引发文坛的震动，就是因为作者以自我反省的方式观照过去的一段历史，警醒人们记取历史教训。巴金由此赢得了社会的普遍敬意和称颂。本文的歉疚和忏悔就是作者反省的具体体现，这种特殊的反省能够唤起人们的良心、良知。我们透过本文可以揣测到巴金是一个善良人，他经历了一场浩劫，不仅失去了小狗包弟，而且失去了最亲的亲人萧珊，可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用文章作为声讨、控诉的工具（声讨、控诉并非不必要），而是自责、自省，很像道德主义者、良心主义者之所为，这既符合巴金本人的习惯，又能引起读者的深思和自省，引发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心灵共鸣。
关于练习
一、作者对小狗包弟的情感态度前后有什么变化？你觉得作者是怎样的人？作者经历磨难之后仍摆脱不了“煎熬”，对此你有何评论？
设题意图：第一问是从领悟作者情感的角度整体感知课文，理清课文思路；第二、三问是揣摩作者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这种要求与复述故事相比，可能更难一些，也正好考查和训练学生的概括提炼、表达创见的能力。理清故事发展的线索、脉络对回答此题有所帮助，教师应鼓励学生发表个人见解。
参考答案：
小狗包弟教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小狗包弟》 课例 综述 学情 教学设计
一、《小狗包弟》的教学落点
一堂好课，目标明确。如何确定教学目标直接关系一堂课的教学效果。学生在学习课文后能有什么收获？教师将本文的教学落点定在何处？当然这跟教师对文本的解读息息相关。对于《小狗包弟》的解读形形，因而针对文本设计的教学也是多种多样的，经过归纳综合众多案例，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珍爱生命说。通过学习巴金对一只小狗的情感经历，上升到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学会珍爱生命。
第二，批判“”说。这类的教案将文章解读为旨在揭露的黑暗，连一只小狗也不放过，从而让学生认识“”十年给人带来的难以抚平的伤害，强调认识和反思“”的教案，这占了绝大多数。
第三，反省忏悔说。把教学的落点定在正确评价作家放弃小狗包弟的行为，学习作者勇于反省的精神，让学生通过对“”这个时代的反思，进而感受巴金严于解剖自己的伟大人格，认识忏悔精神的伟大意义，培养学生的反省忏悔意识，而鲜有作品定位到通过细读文本的方法感受作者流露出来的对包弟的“歉意”。
二、案例分析及文本解读
以上案例只是教学之一隅，可见一线教师都花费了很多心思琢磨文本，琢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但其中透露出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警惕。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小狗包弟》的主题挖掘，大部分课例和文章把这篇解读成为批判的工具，实际教学中结合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资料让读者和学习者认识到“”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难以抚平的创伤，于是告知学生作为人类也要学会反思，爱护动物尊重生命，更有甚者为吸引眼球夺得创新，插入许多人类残害小动物而求或利润之类举动的图片，进而让课堂又上升到生命意识这一高大上的层面。因为课程标准和教材没有明确教学内容，所以教师“教什么”的这个问题直接抛给了老师，老师根据自己的理解教学这篇课文，这个问题反映了实际教学的随意性问题。
那么作者到底是旨在批判，告知我们要尊重小生命，还是旨在表达对小狗的歉意呢？回归到这篇文章的体式上，这篇文章属于散文，而且是叙事性带有抒情的回忆性散文。每种文体都有文体特征和规定性：小说是由情节构成的虚构的故事;戏剧由一句句台词和对话构成，以彰显人物性格的剧本;诗歌是表达表达和韵律协调的统一体。区别于小说和诗歌及戏剧，散文显得更自由，取材更广泛，笔调更灵活。“没有哪一种问题像散文这样最直率、最不加掩饰地体现着作者的喜怒哀乐，他的生命意义的定向、生命意义的追问、生命意义的创造”，它是独抒性灵的产物。所以就这篇散文教学应该着眼于作品的主体，主体是小狗吗？一些老师把课堂大量的时间放在研究“‘包弟’到底是一条怎样的小狗”“为何如此惹人喜爱的它会有如此悲剧的结局”这样的问题上，而忽视了我们的抒情主人公，也是抒情的主人公――我。我为什么要写包弟？――为了表达对包弟的歉意。很明显，文章的末尾就直截了当地抒发了这种情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这种情感是包弟死后时隔多年的巴金重新提起笔来回忆这段往事最真切的感受，这种情始终贯穿全文。那么我们的阅读旨向是不是也应该聚焦到这一点上？读者和学习者通过感受巴金因为一条小狗而多年怀愧于心的这样的心理状态能不为之深深打动吗？读到这一层，老师如果稍加点拨，学生的反思意识，尊重生命的意识是不是也会在无形之中油然而生？
第二，课堂上对于这篇文本的处理上有些浮皮潦草。对于文本的研读，大部分老师就在探究包弟特点和作者情感变化时让学生粗略阅读。例如：整体感知划分段落归纳情节之后，让学生找出作者在文中的情感变化，让学生自读课文之后，很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者在谈艺术家和狗的故事是悲伤的―与包弟相处时是欢快的―听到抄“四旧”的消息时很忧虑―送走包弟后轻松―之后变为沉重、心不得安，进而追问背后的时代原因，巴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文本的处理到此就画上句号。再举个例子，有些老师让学生学习巴金敢于讲真话、流真情的无畏精神，培养像巴金那样的自省和忏悔意识，找到“”或者二战的血腥图片，“勃朗特下跪”和小泉参拜神社的文字资料，这样的教学方法固然可以刺激学生感官，吸引学生的注意，感染他们的情绪，或多或少可以达到忏悔自省的效果，但这种脱离文本的教育并不能算是语文教学方式，课堂就成了“变味”的语文课。在这里陈日亮老师特别强调：“以文解文”“以言传言”，也就是细读文本法，靠我们细细咀嚼品味散文的语句探究作者的情感，学习其中的精神。
三、学情分析
学生对散文样式已比较熟悉，情节的把握不是难事，重点是让学生体会这种朴素无华的语言自然顺畅叙事和内在的深挚感情。但是独生子女大都以自我为中心，对“”这段特殊历史缺乏了解，因此不会做深入的思考，自我中心主义较普遍的孩子同时普遍缺乏反省意识，我想他们是无法理解作者的良知和无奈及用于剖析自己忏悔的人格，但毕竟他们已经初步具备判断分析能力。如果我们能够把事情的真相清清楚楚地说给他们听，我想他们就能被事实真相所震撼，反省忏悔意识定会被唤醒，理性思维定会被激活。
根据本文的特点和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及认知能力，笔者确定了以下教学设计以供参考。
四、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通读全文，把握作者对小狗包弟的情感及产生原因。
2.品味语言，理解作者是如何将情感诉诸笔端的，感悟作者敢讲真话、敢于自责的精神。
【教学重点】
品味文中精彩的语言，感受巴金严于解剖自己的伟大人格。
【教学难点】
感受巴金严于解剖自己的伟大人格。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人对狗有感情，狗也是通人性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巴金先生的散文《小狗包弟》中，更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板书：小狗包弟，散文，巴金）哪位同学能够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向大家简要介绍巴金先生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2.走进作者（简单介绍其成就）。
3.初读课文，感知形象。
（1）本文题目是“小狗包弟”，请细读第3段和第5段，画出描写包弟动作行为的句子，请你用这样的句式总结包弟的特性：“这是一条（特性）的小狗，因为它……（举例）”
示例：这是一条有情义的小狗，因为它在我们不在家时，天天守在睡房门口，等我们回来，从不厌倦。
明确：可爱、聪明、有情义、通人性。
我们在描写人物时可以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突出其特点，作家突出小狗包弟的这些特点时哪些是正面描写哪些又是侧面描写呢，请在文中找出相应的内容。
明确：正面描写，如第2自然段“狗来了……不停的作揖”。
侧面描写，如第3自然段“它不咬人……引客人发笑”。
第3自然段写由起女士在两年之后仍然对包弟念念不忘。
萧珊在三年困难时期，每次出去吃饭都带骨头回去喂包弟。（第4段）
第5自然段“听妹妹们说……等候我们出来”。
4.再读课文，把握情感――分析作者的“歉意”。
（2）从刚才的研读中，我们了解到作者对包弟的是什么样的情感？（喜爱）那么文章除了表达喜爱之情外，最主要表达的是何种情感？请从文中找出依据。
学生浏览课文。明确：“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3）文末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作者为什么要表达歉意？
补充背景
引导：“”后，在别人都把全部责任推到了“”身上的时候，并没有多少过错的巴金向小狗表示歉意，这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投影）从作者对小狗包弟的忏悔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善良、正直的品性和严于解剖自己的可贵精神。后来作者经历了不少的磨难，可仍摆脱不了“煎熬”，这又说明了他是有反省、自律精神。这是我们民族在“”时代所缺少的精神，这种精神将随着巴金作品的影响，扩散到读者当中，唤醒社会公正、社会公德、人类善良的天性。
5.品读课文，深挖主旨。
（4）怎样表达歉意
学生浏览课文后找出作者自责、表示歉意的句子，品读诵读之，重点诵读第10段和11、12段，并从文章中划出让你你感触最深的句子，找出来细细品味。
参考内容（多媒体显示）
1）文章中共出现了几次“您的小狗怎样？”作者每次提到这句话分别是什么样的心情？试试推测作者的心理活动。
2）第十段：“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箭熬。”
问：我们从哪里能读出“满园的创伤”？除了前面写到“同我一起散步的人”不再逗着小狗玩，和前面写“包弟”有联系之外，其余的叙写，是否也在构建作品的主题？其中除了明显表现生态的破坏，环境的变异是否也和“创伤”有关联？为什么？这样写有什么更深或更广的意义？
“我自己也终于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问：①这句话有什么意味？为什么我会成为包弟？
②为什么说“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明确：自嘲意味。
③如果把原句改为“我自己，没有死在解剖桌上，是我的幸运……”可好？仔细揣摩有什么不同？
“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
十二段：“这样的煎熬是不会有终结的”
（5）为什么要以一条小狗来反映“”的现实？
注意其中“人对人”、“狗对人”、“狗对人”三个方面，能反映和揭示出什么？
（投影）提醒我们，小狗虽小，但也是一条生命，善良的生命应该获得生存权。作者以小狗为切入点，表达对人性的呼唤。
连一条狗都不能逃过劫难，更能体现“”时代任何生命都不能免受侵害的现实。这也体现出了“以小见大”的写作特点。写小狗遭难反衬那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在“”的风暴中，多少夫妻朋友反目，相反小狗却一直与主人不离不弃。包弟的遭遇和作者的那一段历史是分不开的，写包弟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心灵历程。
6.课堂小结。
巴金是现代中国不多的文学大师、思想家之一，他以丰硕的文学成果及一生坦荡无瑕圣哲般高贵的人品，向世人证明了爱心的价值、真诚的伟大和天才的光芒，让我们记住这位老人并学习这位老人不断进取的精神和严于解剖自己灵魂的勇气，铸造一种坦诚真实的人格。
7.延伸迁移，课堂练笔。
如果今天晚上你要向好朋友推荐《小狗包弟》，那么你会怎样推荐呢？请写上一则推荐语，10-70字之间。
示例：情义与怯懦的对比，可爱与残暴的较量，一条小狗展现一个可怕的年代，一颗忏悔的心撑起一个大写的人。小狗包弟，让我们笑着，哭着，心痛着……
8.布置作业。
研读材料，联系课文，选取一个合适的话题（如“小议‘我靠的是感情’”，“谈‘身边琐事’的深广内涵”），写写独特的感想，与同学讨论。
参考文献：
[1]陈日亮.如是我读[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36-38.
[2]王荣生，宋冬生.高中语文学科知识与能力[M].上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小狗包弟教案范文第3篇
我们学校几年前，也开始提倡并推行导学案的教学方法，让老师们去编写学案，并在课堂中运用学案，本意是想转变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打造高效课堂。可是老师们对这种教学理念理解不够，或知之甚少，将导学案单纯的理解为是预习案、练习册，认为我们的学生教都教不会，你让他自学，那不是胡闹了，这种学生，基础这么差，去自学能行了。总之，质疑声不断，老师们多有抵触情绪，但是学校为了推行这一教学理念，做了大量工作，如理论指导、学科带头人的示范引领、导学案运用的评价方式、确立导学案编写的模式、将备教案改为编学案、给老师物质补贴等，克服阻力，推行导学案，转变教学方式，理顺教与学的关系，虽然效果不是立竿见影（因为教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更不是事半功倍，任何改革都是这样，需要付出努力。）但是导学案的教学理念已深入人心，在我们平日的教学中时时呈现。如本学期汇报课李素娟和武彦芳老师讲《小狗包弟》李老师武老师都围绕“我对包弟感情变化”去设计问题，引导学生去阅读思考，去讨论、交流，而且都设置了探究题去认识反省的现实意义。我们讲公开课，李丽霞在分析人物形象前，围绕别里科夫都有哪些套子？所设计表格以及探究生活中有哪些套子？乔有平老师将故事复述提前让学生写到本子上以及问题探究“假如你遇到林冲，怎么做？”在他们的课堂中都有导学案的影子，都在贯彻新课改所倡导的教学理念，虽然都不是成熟完整的导学案教学，但这说明老师们已经认识到单纯的讲解分析，灌入式教授方式已经不利于语文教学的提高，他们想改变、想提高，他们在思索，在行动。我所例举的四位老师中有俩位今年才到我校工作，但是他们都自觉地贯彻新课改理念――自主、合作、探究。可见，改变已成为一种趋势，一种势在必行的趋势。
下面我结合导学案编写的模式与基本原则、功能谈谈语文教学中一个注意的一些问题及认识。
导学案模式：学习目标、学习重难点、学习方法、课时、课前预习、学习内容、小结、巩固训练、课后反思。
编写原则：问题化、参与化、课时化、层次化。
功能：导学、导思、导练。
（1）一节课学习目标的设置，不宜过多，我们讲公开课，有两个老师因为目标过多，课堂教学前松后紧，部分目标的落实，匆匆结束，不能落到实处，因为单位时间内处理的问题多，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有限，不能发挥导思功能。
（2）学习重点讲清、讲透，既理解又会用，瞄准高考。
（3）课时不足是问题，但对于语文来说，不是问题，生活处处是语文，我们今年对教材处理删繁就简、突出重点、大胆整合。
（4）课前预习流于形式，起不到作用，将课前预习作为学习内容处理。
（5）学习内容问题化，不设置问题单纯讲解分析，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学生不能参与到教学中来，是违背新课改精神和导学案的理念的。对于“差生是老师教出来的”这句话未必正确，但不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一定会制造差生。问题设置是对文本知识梳理和问题探究。设置问题才能引发学生阅读思考、学习反思。问题设置既不能过难也不能过易，只有参与没有思考，或只能思考不能参与，都是无效的。探究题是需要理论、历史、现实依据的。老师要准备充分，学生也要准备充分，才能有充分的思想碰撞和智慧交流，才能起到好的效果。
（6）小组讨论，老师教给方法如学会倾听、抓住对方观点、要害、学习人家长处、要有依据而不想当然等。
（7）巩固练习-对于文言文和古诗词和抓课内，也要兼顾课外，其他文章狠抓课外、积累知识，瞄准高考。练习处理要坚持学生先做老师后指导。
（8）课后反思与校本课题研究相结合，小反思解决大问题。
以上就是我结合导学案的模式、作用、原则对语文课的看法和认识。
作者简介：
小狗包弟教案范文第4篇
思若泉涌，笔下方能汩汩滔滔。高一的学生总觉得日子平淡，作文不知道写什么，却忽略了生活中许多可以为文的材料。所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研读名家作品、高考满分作文等，先引导学挖掘生活中的素材，再由浅入深，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思索体悟。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写作的热情，培养学生写作的兴趣，表达出真情实感。
【策略说明】
通过朗读、小组合作探究等形式引导学生读中品味，思中升华，跳出小我，心怀大爱，表达出生活中最真实的情感。整个过程中充分体现自主、合作、探究的新课标理念。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细微小事。
2.指导学生思考，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最真实的感悟。
3.引导学生跳出小我，心怀大爱。
【教学重点】
1.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细微小事。
2.指导学生思考，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最真实的感悟。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跳出小我，心怀大爱。
【过程设想】
一、导入
课前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在我们学习过的必修一的课文里，最让你感动的是哪一篇？为什么？
《小狗包弟》中，巴金先生抒写了自己对小狗包弟的怀念和对自己行为的愧疚悔悟；《纪念刘和珍君》一文，鲁迅先生表达了对刘和珍君的惋惜与尊敬，对反动政府和文人的痛斥；《记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作家梁实秋抒发了对梁启超先生的敬仰和爱戴之情……
从同学们的回答里我们发现，这些感动我们的课文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洋溢着浓郁的真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真情是文章的生命和灵魂。唯有真情流露，才能打动人心。因此我们倡导在作文中写作真情。
那么，真情写作应该以什么为写作对象呢？让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一起走进史铁生的名作《我与地坛》，去找寻真情写作的对象。
二、 名家作品鉴赏
1.学生自读《我与地坛》（节选），思考：作者写了什么内容？表达了怎样的情感？
【明确】写了对母亲的愧疚，还有对母爱的颂扬。
2.提问：作者为了表现真挚无私的母爱，写了哪几件事情？
【明确】写了母亲送我出门时的语言动作，写了母亲在地坛焦急的寻找我。母亲因为想给儿子更多空间，宁可自己担心，宁可焦急寻找，也从不阻拦我去地坛散心。母亲不但在生活上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更在精神上给予了我理解与体恤。作者选取的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共同特点？他们都是生活中的细微小事。俗话说“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生活其实是一个“金矿”，只要你细细用心咀嚼，那些看似平凡、细小、微不足道的事情，都能闪烁出动人的光芒。 真情写作，不用搜肠刮肚去找寻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妨就写生活中触动我们心弦的那些细微小事。（板书：细微小事显真情）
3.提问：作者为了表现对母亲的愧悔之情，又写了什么内容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朗读中思考品味。
①生齐读，师范读。
②指名回答。
③【点拨】我们刚刚读的这三段文字，都是作者的心理活动，是作者对深沉母爱的所思所想，是作者的人生感悟，在对母爱后知后觉的痛悔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中，史铁生终于领悟到母亲永不放弃的爱是那份来自生命本然的牺牲精神。因为有了对小事的思考感悟，是文章显得情长而味永。所以我们不妨向我们的作家学习，在生活中发生了感动我们的细微小事后，用理性来沉淀情感，经过思维的深化，写出最深刻的感悟来升华情感，从而使我们的真情写作来得更加厚重而深沉。
（板书：生活感悟诉真情。）
在找到真情写作的两个对象之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同龄人的作品《他们》，去寻找真情写作的第三个对象。
三、满分作文赏析
1.研读上海高考满分作文《他们》，学生分小组合作探究：
①作者写了关于“他们”的什么内容？抒发了怎样的感情？
②本文的写作目的是引导我们关注社会上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这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情怀？
2.【明确】
① 写了民工子女进入大城市后的学习和生活，再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不仅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和理解，更展现了对他们的尊重和敬意。
② 【投影】丰子恺漫画《护生画集》：
丰子恺站在众生平等的立场上，描绘了植物被剪去枝桠时的痛楚，饱含同情与怜悯；咱们学过的杜甫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作者怜惜百姓的痛苦，发出的悲天悯人的呼唤。不管是满分作文《他们》，抑或是丰子恺的漫画，或者杜甫的诗句，都流露出作者怎样的情怀？
（板书：悲悯情怀传真情。）
【投影】悲悯情怀是一种普遍关注人性、人类生存状况的人道主义情怀。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换言之，悲悯情怀是指我们的目光不只看到一己的得失，还能关注到所有的生命。真情写作，就要跳出小我狭隘的天地，心地无私，关心他人，甚至对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或者描述社会现实，让人们听到弱势群体的苦痛与呼唤从而伸出援助之手，在文章中表现年青一代的良知、责任与担当，这也是写作的重要社会意义所在。那么，请你回忆一下，在你的生命体验中有过怎样的“悲悯情怀”？（生回答）同学们不妨把这些悲悯情怀写入我们的文章。
四、当堂练笔
1.真情无处不在，相信同学们的生活中一定有过诸多真情。那么，请同学们拿起你的笔，尽情的倾吐吧。接下来，我们学以致用，请从“细微小事”“生活感悟”“悲悯情怀”中任选一个角度，写一个一百五十字左右的片段。
2.学生习作展示品评。
五、课堂小结
贾平凹先生说过：“人生得也罢，失也罢，要紧是心中的一泓清泉不能没有月辉。”如果我们把写作当成情感的表达，如果我们始终坚持真情写作，用细微小事中的感性、生活感悟中的理性、悲悯情怀中的人性来彰显真情，我们就一定能写出感动人心的文章。
【板书设计】
细微小事 显
生活感悟 诉
悲悯情怀 传
小狗包弟教案范文第5篇
第一，学案的制定，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
以前均是教师备课，写教案，然后讲给学生，然而现在要有所变化，不但要把课备好、把教案写好，还要制定供学生使用的学案。虽然也去学习考察过，但那毕竟只看到些皮毛，而没有深入到精髓，以为学案就是针对本课课文的一些习题，让学生做一做，讨论讨论，最后找出共同的问题所在，由教师来解决。所以在最初制定学案的时候，就出了大量习题。用了不久，我们发现学生干脆把学案当作练习题，爱做不做。没有起到学案的作用，我们又在一起研究，如何改善这种状况。在不断改进中，我们领会到学案的制定并非一些习题就可，而是把课文中的知识由浅入深地连贯起来，以问题的形式出现在学案上，学生通过学案能够联系整篇课文，抓住重点，从而深入理解文章。然后再结合制定的一套配套试题，让学生全面完成对知识的巩固与掌握。
新课程下的语文教学的内容颇多，如《飞向太空的航程》等课文，学生对这些浅显的文章，如果能在预习中掌握，教师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学此类作品，从而也节省了教学时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名教育原则：让每一个儿童都能抬起头来做人。意为让学生在积极主动中表现自己，并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在成就感的促使下获取自信，从而追求新的成功。素质教育的核心思想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其实课前的预习正是体现了这一核心思想的。课前的规范性预习可以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激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独立思考的机会。为了适应新课标的需要，指导学生进行规范性的预习，培养学生良好的预习习惯也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学分的考核，引导鼓励为主发展学生个性。
根据班内的情况，学生的座位也由以前的一律向前，调换成面对面，对学生加以分组，这样便于课堂上讨论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学分制度以鼓励学生学习。
学生刚接触这种课堂模式时，很积极很踊跃，争先恐后地回答问题。但一段时间以后，学生就处于疲惫的状态，甚至在讨论时也懒于张口。调查原因，大多数学生认为长时间只加分，不见有什么奖励，挫伤了积极性，多少有些泄气；再者，一些学生以前很少主动回答问题，在讨论时仍是不大爱说话，这也影响了一部分学生的情绪。当了解到这些后，及时做了相应的调整，缓解了这种沉默的局面，为课堂气氛重新注入了生机。
譬如，必修一第三单元第10课《小狗包弟》研讨与练：研读下面的材料，联系课文，选取一个合适的话题（如，小议我靠的是感情，谈身边琐事的深广内涵），写一点独特的感想，与同学讨论。这就提示我们，人文内涵关乎阅读者的独立钻研精神、与他人合作精神，关乎语文训练中生发的情感态度和关注社会的意识。
这些例子只是随意挑选的，其实可以引发出的人文内涵的操作训练应该是很多的。这也提示师生，要想大力提高语文素养（人格修养、人文素养等），必须让学生去体验、去探索、去创造、去发展，培养学生探究能力。
第三，课堂的驾驭，转化角色提高课堂效率。
新的课堂模式让教师从以前的演变为现在的导，从口干舌燥的痛苦中解救出来。让学生由以前的听众，变为现在的演员，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由以前的教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听得昏昏欲睡，变为学生争争吵吵，教师随时指导。这样教师看似从课堂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却更费神了。
传统模式时间的安排全由教师决定，很容易控制课堂的局面，而这种新的模式就没那么简单了，打断他们的阐述，这样就得延长时间，这样常常完不成本节课安排的内容。针对学生这种各抒己见的局面，也做了调整。首先，对之予以肯定，但也不能听之任之，而是适当地加以引导，找出他们的共通之处，相互整合。再者，课堂时间的控制与安排也是在和学生不断地磨合。
第四，加大阅读量，鼓励学生到图书馆去。
图书馆是学校书刊资料信息中心，是知识的殿堂，是高中新课程背景下重要的课程资源。其功用在于，第一，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图书馆通过它所收藏的古今中外文献和丰富的报纸期刊，帮助学生突破时空的局限，汲取人类丰富的精神文化营养，从而培养高尚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陶冶健康的人格和美好的情操。第二，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图书馆资源可使学生突破课堂教学囿于教科书的局限，汲取科学营养，开拓知识视野，提高文学素养，达成文化积累，还可以了解世界动态，培养多元化的观点。它不仅是课堂学习的必要补充，而且可起到课堂教学无法起到的作用。第三，培养学生的信息利用意识和获取信息的实际能力。图书馆在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已逐渐为许多学校和语文教师所认识，有许多学校的语文教师，开始把教学的目光，从课堂转移到图书馆，从单纯的反复分析教材到鼓励学生、乃至有计划地安排一定的教学课时组织学生到图书馆、阅览室有目的地阅读。
小狗包弟教案范文第6篇
[关键词] 阅读教学 实践反思 对话策略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在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是核心部分，而对话则是有效途径。在此新理念的指引下，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逐渐融入了对话理念。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由于传统教学习惯的影响，再加上对对话理论理解的偏差等因素，出现了对话生硬、空洞的现象。
一、阅读教学中对话理念的实践误区
1.师生之间的对话误区
师生对话是阅读教学对话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很多对话教学中，它被简单地理解为“师问生答”。在这种状态下，教师把教学内容设计成为一个个琐碎的问题，频频提问让学生回答，若回答“正中下怀”，教师则表示对话成功。若回答错误或回答不上，教师则另请高明或不断地“启发”、“暗示”，直到学生说出教师心中的答案。久而久之，学生会发现即使争相发言，说出自己的见解，最后还是回到教师“标准答案”之中。在这种被动地回应的状态下，学生渐渐失去了问题意识，教师的盲目引导，也压缩了学生自由想象的空间，使得他们一味的迎合教师的思维。
2.生本之间的对话误区
文本是学生的第一认识对象和对话伙伴，是师生课堂对话的直接凭借和依据，所以生本之间有效地对话能很大程度上帮助阅读教学的顺利进行。但是，有些教师为了让学生发挥自己的独特体验、感受和理解，就任由学生在对文本的解读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漫无边际地自说自话，这样的课堂对话往往会停留在浅表层面上，难以具备实质的对话，甚至还会偏离文本的价值取向。
3.生生之间的对话误区
讨论会、表演课是阅读教学中生生之间一种小范围的“对话”形式，但是有些教师却将它滥用于阅读教学中，出现几乎每堂课（特别是公开课）必有讨论会或者角色表演。但仔细推敲一些讨论会，会发现即使学生们讨论得热火朝天，但有些“论题”却低幼浅显，完全没有争辩的价值，甚至有的课文的内容因简单明了，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
二、阅读教学中对话实施阻碍因素分析
1.对话环境的不足
在教学评价制度特别是高考制度的制约下，很多时候，阅读教学的对话环境还不成熟。当考试、升学实际主导着教师和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时，学校的教学必然以追求考试知识的传授效率为主要目标，这也迫使在教学中强化“传授”而拒斥“对话”。
2.对话主体的缺失
教学中大部分地区使用材、安排统一课时，设置统一考试，制定统一的标准，这就促使教师在阅读教学中有意无意地走上一条主体迷失的道路：为了能够使学生在考试中得到高分，教师自动成了材的传声筒和代言人，常常用单一固定的答案去解读意蕴丰厚的文学作品，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也被动接受所谓权威的见解。
三、在阅读教学中开展有效的对话策略
要使阅读教学的对话“活”起来，从根本上说应该改变大环境，需要建立对阅读对话教学具有支持性的学校管理制度。因本文针对的是教学实践的分析，所以侧重于从教师和学生的角度出发，从微观上探讨对话策略的有效实施。
1.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开展有效“对话”
（1）设置恰当话题，促进学生发展。要在阅读教学中开展有效对话，首先要设置一个适当的话题。这个话题应该是具有涵盖性的，它能由一、两点散发开来，然后涵盖全篇，并却能将语文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这样学生在回答问题或相互交流时，也就培养了他们综合、创造性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话题还应该是具有生活性的，话题越是贴近学生的生活，越是能调动学生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去解读、感悟、欣赏、评论文本。比如，在学习《小狗包弟》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说出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受感触的事情，说出自己感受到的细微温情，从而使得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课文中所包含的感情。
另外，在设置话题时，也要看话题是不是具备趣味性、实用性、启发性。空洞、无价值的话题设置不但不能很好的促进学生的发展、达到好的教学目的，还会造成学生失去对阅读课学习的兴趣。
（2）学会用心倾听，引导纵深推进。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作为“对话中的首席”，担负着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进作家内心的重任，因此自己必须首先学会倾听文本的声音，教师认真研读文本，领会言语的意义或意味之后，才能引导学生感知、理解、鉴赏文本。另外，教师要善于倾听学生的声音，给学生自由发挥想象力的机会，同时能故引导学生的发言，使之不偏离文本和时代的主流价值。例如：《鸿门宴》中不同的学生可能对项羽和刘邦谁更具有英雄形象有不同的看法，教师要给学生陈述和表达的机会，让他们说出所持看法的依据。
（3）学会反思批判，提升教学品质。华东师大教授叶澜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教师写一辈子的教案，也许成不了好教师，而坚持写教育反思，不出一年就会成为好教师。作为阅读教学的老师，在进行对话式教学时，更应该学会反思批判。教师可以在一堂对话是阅读教学之后，根据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学生间相互讨论的问题走向，来分析问题设置是否适当，是否能调动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同学们在讨论的同时是否又能产生新的问题，从而引发新一轮的讨论等等。教师在对课堂情况进行反思时，不仅是对过去之我进行反思性理解，也在与他人对话中进行反思性理解，同时还在这两种反思的相互作用中反思理解自我。
2．激发学生参与“对话”
学生也是阅读对话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课堂上要使得对话有效进行，教师就得尽可能的激发学生参与对话的兴趣。具体而言，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做好阅读课程的预习工作，然他们先和文本进行一次自由的对话，然后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反思，课文中哪些地方我懂了，哪些地方我不懂，我还不理解哪些词语等等。在此基础上，老师可以让学生间开展一次对话，再次自我建构，同学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质疑。最后还可以让学生做自我评价，让学生在与自我对话的同时，告知自己通过阅读课程的学习自己增长了哪些知识、体会到了怎样的感受。
在阅读教学中，有效对话策略的采用把学生从被动学习引向了主动学习，它使学生在对话中丰富知识、升华自我。同时，怎样做“活”对话，启发学生思考问题、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等成了教师在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方面的新挑战，也成了值得广大教师关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小狗包弟教案范文第7篇
关键词：自主性；人文性；感性；体验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7-0230-02
《现代汉语》中说：“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指“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语文课程必须遵循语文的特点和学生学习语文的特点，自主、合作、探究性的学习方式，应得到积极的提倡和践行，语文课程必须容纳学生的生活经验，并有助于学习与课程文本的互动。”
但是，纵观现今语文教学的状况，教师将备课着力点放在梳理知识点。理科式的条分缕析，肢解原文本文一脉贯通，浑然一体的课文，探研所谓的微言大义，课堂作业和课后练习林林总总，触及到文本的骨架，筋脉乃至神经未梢，学生照搬答案，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被扼杀，语文的学习成了枯燥乏味的技巧的训练。语文课呼唤感性，语文课堂需要生命力，真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语文课堂才会有活力，学生才能愉快的学习，才能充分展现素质教育的优势。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培养阅读自主性
阅读是一个学生对文本（即文字以及具有一定意义的符号、图表等）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也是学生人文和个性结合的再创造过程。新的课程标准要求我们不能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动情的文本感受。文本感受从哪里来？就是从学生的阅读中得来的。我们所强调的学生理解课文的意义和内容的能力，只能在阅读实践过程中培养；阅读应贯穿于教学教程的始终，应作为获取知识的最根本的途径。学生阅读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教师不能越俎代庖，不应该用自己对课文的深加工来替代学生阅读的艰苦求索。学生阅读是从模糊情态中获得独特认识和体验的过程，教师不应将知识点从文章整体中分离出来，进行“碎尸万段”式的剖析，也没有必要在自己认为十分重要，难懂的地方，细枝末节都不放过，而不考虑学生的现状。要引导学生按照“披之——感物——体情”或“寻言——明象——悟道”的顺序展开阅读，培养学生的内省体察能力和语感能力，激发学生的审美感知和审美情思。曾听两位老师用不同的方法教学陆蠡的《囚绿记》，一位教师精心设计教案，把自己认为十分重要的段落分解成诸多细小问题，如“找一找作者为什么要囚绿？绿代表着什么？作者的情感体验有怎样的变化？在这些问题的指导下，学生从完整的全文中把答案一个一个“抠”出来，一堂课没有让学生完整地读读课文，感受一下“绿”和作者如何结下情缘，在最后的书面练习“学了课文，说一说你“绿”象征着什么”时，学生无话可说。另一位教师是这样处理的：放一段背景的音乐，在音乐声中教师用深情的语言导入课文，让学生轻声地读读课文，找到自己感触深刻的地方，读给大家听听，说说自己的体会。学生个体由于认知水平，情感体验的不同，所以汇报的内容自然不尽相同，但每一个人发表的都是他自己的感受，教师要做的，是给那些体悟还不到位的稍作点拔，让其有豁然开朗之感。一节课下来，学生有颇多收获和情感体验，这就是学生与文本之间难能可贵的“碰撞”。这就是自主阅读带来的体验。
二、注重文本人文性
语文和数学两门课程不可相提并论，语文学习科的学习并非是为了掌握每篇课文的知识点，课文仅仅是案例而已，语文学习是阅读、感悟、欣赏的过程。传统的阅读教学习惯于将课文中蕴含的知识点从文本中剥离出来，进行各个击破式的繁琐分析，或者将知识物化为一张张雪片似的试卷，进行机械重复的训练，完全忽视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把语文课上得等同于理性居主导地位的数学课。比如，在教学《老人与海》一文时，传统的方法教学“老人与鲨鱼搏斗”这一情节时，教师一般都采用让学生以列表形式整理出老人与鲨鱼搏斗的次数以及力量的悬殊的对比。于是学生把这一情节的内容用简洁的语言变成了一张表格，可以说捡出了这段课文的“骨架”。但仔细想想，学生列出了表格，就等于对老人的精神有了深刻的感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学生没有细细品味每一句话，还没有好好看一看文章的“全身”呢！
为了让学生有真切的感悟，老师应该让学生反复阅读了文章后，让学生当当老人，设想自己驾船出行，途遇鲨鱼，去品读这部分字，由于学生个体感悟的不同，介绍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有人侧重关注老人的身体，有人侧重鲨鱼的强大，学生的发言都不是机械照搬课文原话，而是经过自己感悟，再加工后，把原文的思想变成了自己的思想。
三、挖掘学生与课本的联系性
教材不是不可挑战的金科玉律，学生也不是被动接受的知识容器，两者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教师要教会学生带着猜测，期待的心里和批判精神去阅读，评价作品。遇到疑难时，要善于提出假设，产生分歧时，要敢于进行探究。发现空白时，要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去审视、填补。把语言文字的训练和对语言文字的感悟有机结合。常用的方法有：
（一）身临其境，解读人物内心
学生在阅读感悟课文时，往往会因为没有过切身的体会而无法感受人物的心情，为了让学生能与课文中人物产生共鸣，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移情体验；唤起其生活中类似的经历，从而达到“将心比心”的效果。比如，在教学《泪珠与珍珠》一课时，对眼泪的感悟，一老师就采用了“移情体验法”，当时，一个学生刚好要送父母远行，教师就以导语引导学生回忆当时送别的场面，唤起学生亲身感受后，再来感悟课文中的送别场面，学生读得情真意切，感悟很深，朗读得非常好。要运用好“移情体验”的方法，教师自己要做有心人，多关注学生的生活。还有一些课文，学生无法产生移情体验，教师可以运用师生对话方式或观看相关的教学录象进行感受。
（二）强化读写，加深人物理解
运用读写结合的办法，也是帮助学生进行感悟的好方法，许多老师经常运用。但我们也常常会发现有些读写的训练完全是一种形式，没有真正起到效果。比如在上《小狗包弟》这一课时，课后让学生写一写想对巴金先生说的话，学生写来写去无非“巴金先生，你真善良！”“巴金先生，你真善于反省自我！”，毫无意义；如果让学生想像你是主人，看见小狗迎接你回来，还给客人作揖讨糖吃，你会有啥情感体验呢？一方面唤起学生的生活经验，加深对小狗活泼可爱的体会，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理解巴金先生为什么那么喜欢狗。因此读写训练点的选择能否使对课文的感悟和语言文字的训练有机结合是关键。
（三）亲身体验，活化课本内容
小学课本中，许多不同体裁的课文都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形象性，如寓言《东郭先生和狼》、《狼和小羊》、《滥竽充数》历史故事《将相和》，小说《卖火柴的小女孩》、《三顾茅庐》，童话《狐狸和乌邪》、《公鸡的脸红了》……学生的表演是对教材内化后的外在表现，是学生在对作品的认知与自身原有经验的融洽与建构的基础上，借助动作、语言、神态等手段来表达情绪，展现自我的方式。在表演过程中，没有对话的，补上了对话，为了更好地表现，还外加一些动作。内心的想法变成了内心独白，这是对教材再创造的结果。如教学《动物游戏之谜》时，教师请全班同学当旅游团成员，一人当小导游，戴上帽子，拿上小三角旗。随着课件上的画面一一向大家介绍。此时，当导游的同学，把书上描写的语言转化为导游词。同学们可以以游客身份向导游发问，由导游解答或由扮作“当地村民”的老师解答。这样的表演，为学生创造了内化课文语言的“平台”还充分体现了学生对交际言语的学习和运用。
参考文献：
[1]黄伯荣,梁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
[2]陈玉秋主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
小狗包弟教案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中学;语文;课堂导入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5-000-02
一、课堂导入的意义
（一）稳定学生情绪
经过课间休息，学生的状态是放松的，要想把学生尽快带入课堂，需要一个缓冲过程。此时，就需要教师发挥导入的作用，运用巧妙的方法，让学生的思维紧随教师思路渐渐稳定下来，轻松愉快的进入学习环境。
（二）激发学习兴趣
巧妙地导入新课，可以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1]学生对教师导入的内容感兴趣，才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学生快速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这是上好课的第一步。无论是精彩的描述导入，欣赏歌曲导入，还是由观察插图导入等等，都可以吸引学生注意，从而激发了学习新课的兴趣。
（三）开启学生思维
课堂教学的导入，犹如乐曲的“引子”，戏剧的“序幕”，起着酝酿情绪，集中学生注意力，渗透主题和带入情境的作用。[2]具有启发性的课堂导入，可以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拓宽学生的视野，增长学生的见识，使学生更积极思考问题。有启发意义的课堂导入，可以让学生得出结论后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种体会能够让学生尝到甜头，间接激起学习兴趣，兴许还是引导学生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四）衔接新旧知识
各种巧妙的导入，可以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教师可以从某些关键词句着手，让学生回忆旧知识，引入新的学习内容，达到了“温故知新”的效果。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率，又可以巩固知识链条。
二、中学语文课堂导入存在的问题
新课改的不断深化和语文新课标的颁布，对教师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课堂导入作为教学活动中重要的环节之一，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根据本人调查研究，发现中学语文教师在导入环节中存在着一些问题，现把问题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不够重视
很多教师并不是很注重课堂的导入，认为懂得要学习的学生自然会迅速进入状态，无需浪费口舌。因此，这些老师上课通常都是直接进入课题，例如：“请大家翻开课本，我们今天来学习……”，硬生生的把学生拉入课堂。有的老师则认为应争分夺秒的赶教学进度，根本没时间去导入。学过教育心理学，我们都知道，从课间的兴奋状态进入课堂，学生需要一个过程。强硬地带入，难免会让学生产生厌烦情绪。即便他们很认真倾听，这时候的教学效果也未必会好。
（二）流于形式
为导入而导入，是课堂导入存在的问题之一。有时，教师可能因为阅历有限，思维不够开阔，实在找不到有什么更好的切入点，就随便找个看似对题实则偏题或离题的内容作为导入，让学生难以从导系到所学内容，甚至会给学生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学生拿捏不到老师所想表达的意思，也就无法达到导入的目的。这样的导入，不仅仅是浪费口舌，还有可能让学生对老师产生质疑。老师的上课的水准不被认可，学生自然也会对学科产生排斥的心理。
（三）过于浮夸
相比于那些不重视课堂导入的教师而言，有的教师又过分夸大了导入的作用，这些教师往往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一环节。例如：讲与课题无关的故事，发表对社会时事的见解等。某一教师导入《小狗包弟》这篇课文时，大谈自己经历，这一“导”即一堂课！这样任凭思想的野马肆意奔腾式导入，只是纯粹起到引起学生注意的效果，却容易上出低效的课堂。
（四）形式单一
常规课堂上，教师的导入方法往往过于呆板。例如旧知识导入法，直观导入法等等。[4]课堂教学没有新意，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也就不高。尤其是同一篇目的第二课时，很多老师一上课就会问：“请大家回忆一下，上节课我们学了哪些内容？”这时候，学生通常立刻翻开课本，马上找到所学过的内容，而所问问题涉及内容没有具体到老师想让学生熟记的知识点，那么学生的回答可能涉及的面就比较广，可能答不到老师想要的答案上。而有的老师则是让学生合上课本，提问抽查学生的复习情况，也有的直接抽查背诵情况。对于课业负担较重的中学生，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学生回答问题会有点费力，而且耽误时间，如果是采取更好的导入方法，兴许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林黛玉进贾府》，大家还记得里面林黛玉的形象特点吗？”这样一来，学生通过老师的针对性引导，会更容易回忆起学过的知识，而且这样的表述，让学生易于回答，乐于回答，教师才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新的教学内容中去。
（五）盲目借鉴
目前教师备课存在严重的借鉴问题，当然，并非是不能借鉴，而是要学会借鉴。面对学生群体不一样，学生接受能力不一样，教师备课的时候就还要备学情，真正做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例如《济南的冬天》，有这样一则导入：
说到冬，同学们能想到哪些与冬有关的诗句？（同学们各抒己见，注重知识的积累）教师出示推荐的诗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卢梅坡
这些诗句都展现出“冬”的魅力，自然界中美的事物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老舍笔下的冬天也同样有其可爱之处，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济南的冬天》。[5]
其实这段导入的思路是很好的，可是，教参终究只是一个参考，并非全部都能直接运用。把这样一段导入运用到基础较差的班级就不太妥。单从这些推荐的诗句来看，就有两句是七年级学生没有学过的，而且积累又少，根本无法想到这些诗句。教师应在了解学生水平的基础上加工，更多运用学生学过的诗句。或者，可以在课前就让学生备课，找一找与冬有关的诗句，这样效果会更好。
三、中学语文课堂导入的策略
中学语文教师开展课堂导入，必须对中学语文课堂导入的理论和方法有所了解。作为语文教学活动的实施者，在课堂导入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导入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学会灵活运用导入的方法和技巧，不断提升课堂导入的水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教师的意识，养成导入的习惯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是主动的、积极的。[6]中学语文教师中之所以会出现不注重课堂导入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意识的缺失。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教师，首先要有不断学习的意识，重视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力求把每一个问题解决好。教师要清楚导入环节的地位以及作用，先把第一步走好，第一步的成功，能够为整节课的成功奠定基础。
课堂导入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要养成良好的导入习惯。语文的课堂导入跟其他学科不同，由于语文教学对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就要求教师对导入环节的语言设计要更有专业水准，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这些能力。而且，教师精心备课，在语文教学活动之初体验到部分成功，也会让教师在教学中更有信心。这样日积月累，可以养成良好的习惯。
（二）加强教育理论的学习，提升导入的深度
在教学中，因为很多教师忽略了教育理论的学习，所以导致了许多教师的课堂导入留在了经验层面，专业成长的步伐缓慢。作为一个学过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知识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了解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怎能在语言知识的传授中关注学生的情感。可见，系统的教学理论学习是非常必要的。系统的学习，不仅仅只是语文学科的理论知识，还要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知识以及其他对课堂教学有利的理论。在准备课堂导入时，能够把握好教育的特点、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兴趣爱好，提高掌控课堂的能力。通过系统的学习，既有利于扩大语文教师的视野，又可以从全局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使课堂导入更有深度，更好的解决中学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的问题。
（三）多参考好的资料，有独到的见解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个人的思维能力总是有限的，而且受个人阅历所制约，若是能够集思广益，取其精华，则有利于教师在设计课堂导入时引用更好的例子作为切入。在备课时，可以先想想自己能够找到什么好的内容作为导入，再参考一下教参，看看网上的教案，或许会让教师打开思路，甚至还会恍然大悟，觉得别人的思路可能会更好。当然，选择性多了，未必就能获取到最佳的切入点。这就要求教师面对这些信息时要进行合理的筛选，找出更适合自己学生接受能力的、学生更感兴趣的话题引入。抑或者，也可以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改造。这种改造，既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较为适合自己教学的例子，进行语言上的加工，也可以选择多个例子，进行整合。所谓“开卷有益”，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四）明确教学内容，做有针对性的导入
课堂导入应针对教学实际。一是要针对教学内容，二是要针对教学对象。针对教学内容，即要使之建立在充分考虑了与所授教材内容的有机联系的基础上，不能游离于教学内容之外。[7]针对教学对象，就是要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状态，知识能力基础和兴趣爱好等。课堂导入切忌生搬硬套，对班级的情况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同水平的学生，课堂导入应该有所不同。各个学校各个班级的中学生的接受水平参差不齐，在学习上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同，所以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应该有不同的教学导入方案。对于成绩相对较好的班级，可以把导入加深一点难度，让导入更具有启发性;对于成绩相对差的班级，则要采取在他们知识能力范围内能接受的程度，才能激发起学生听课的欲望。对于相对活跃的班级，导入可以把语言组织得平淡朴实一些，不要选取引起学生轰动的话题，否则课堂纪律就很难控制，学生久久不能平静，在底下窃窃私语，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对于较为沉闷的班级，则要想方设法引起学生注意，了解学生的喜好，找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由此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更快参与到课堂中来，学生乐于接受，老师上课也就更有兴致，教学效率自然提高。良好的课堂导入，是一节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五）灵活运用课堂导入的方法和技巧
面对不同文体不同风格的文章，要如何做好课堂导入呢？
首先，必须了解和掌握相关的课堂导入的方法。课堂导入的方法有很多，有故事导入法，直接导入法，直观导入法，复习导入法，等等。在了解课堂导入方法之后，在教学活动中积极主动地去尝试，并最终掌握这些方法。其次，选择恰当的导入方法，让导入在整节课中起到引领的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学语文教师可以根据文体和内容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导入方法。最后，中学语文教师应结合自身对语文知识点特性和语文课程特点的正确理解，对自己的导入进行理性思考，提高导入的技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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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裘大彭，任平.课堂教学中的导入技能[J].人民教育.1994（2）：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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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富山，李传武.鼎尖教案[M].吉林：延边教育出版社，2014.
[6]孙海霞.反思性教学的思考[N].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中学教研版），2010.第9期.
小狗包弟教案范文第9篇
如何在浩淼的网海中筛选有用的信息，如何使学生适应时代的要求，是时代向教育提出的新挑战，也为我们语文教学提供了崭新的发展契机。较之其他学科，语文教学在运用网络和多媒体这方面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语文是一门工具性极强的学科，是人们学习掌握知识的基础性工具，反过来，人们在不断地学习吸收新知识的过程中慢慢培养了自己的语文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无须学习，因为任何形式的学习都是语文能力的习得。语文学科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信息浪潮铺天盖地的今天尤其明显。
网络到底能为我们语文教学提供哪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是广大教师包括我在内时常思索的一个问题，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几点思考。
一、信息来源的丰富化
网络是信息的海洋，现在上网人数过亿，无数人不断在上面信息，收集信息，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知识海洋，覆盖了哲学、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理、工、农、医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还在加速膨胀。如此庞大的信息库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将拥有一座廉价的超级图书馆。在这里我们能迅速而准确地检索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传统的语文教学，教师所能使用的备课资料及展现给学生的学习资料少之甚少。而计算机网络可以给教师提供大量的备课资料：新的教学理念、教案设计、习题资料等等。而这些由计算机网络提供的多媒体的文本、动画、影视等视频信息与解说、音乐等音频信息，经过教师的适当筛选与组合就可以成为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材料。这些学习材料是文本内容的补充、延伸，大大的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如在讲巴金的《小狗包弟》时，想让学生更多地了解时期的一些情况，我在网上搜索了很多相关图片和资料，经过整合用多媒体展示给学生，引起了学生的很大兴趣。这种直观的方式不仅使学生对有了一定的认识也使他们对巴金、对课文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不是痴人说梦，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宽了知识的来源，丰富了信息的储存方式，也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检索手段。如何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为我们的教学所用，成为摆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二、课堂结构的优化
现代信息技术进入课堂后，使教育、教学超越传统模式，使课堂冲破了时空限制，为学生个性、素质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在现代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资源，优化课堂教学，改革传统教学中不适应时代潮流的部分，真正实现学生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从而使学生建构自身知识体系，是所有教育者关注的焦点。
1.优化教学方式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学习者要真正获得知识，主要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情境下，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与其他人（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协商、交流、合作和本人进行意义建构方式获得。传统的中学语文教学是教师在理解教材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阅读文本，获取相关的语文知识。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学生只是知识的接受者。而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促进语文教学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改变传统的“一根教鞭一本书，一支粉笔一张嘴”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去启发、引导学生，教学方式由过去的灌输式转变为启发式、协作讨论式教学，学生由被动地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究，教师角色也随之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参与者和促进者。信息技术是作为获取信息、探索问题、协助解决问题的认知工具，优化中学语文教学方式，达到促进学生语文能力提高的教学目的。
如选修课《鲁迅自传》一文，鲁迅个人的情感是丰富的，经历是曲折的，而作者却用极简朴的文字介绍人生经历，内容上就有很多令学生困惑的地方，更不要谈理解其思想感情了。执教本文时，我上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制作了一个涵盖有鲁迅作品选、人生经历、画像、作品评论等大量资料的课件。课堂上让学生分小组就其中一个内容进行讨论、分析、归纳、感受鲁迅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此环节学生所接受的知识不仅仅停留于文本，利用网络信息量大这一优势，阅读相关资料，然后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进行研究性学习，从而对人物的精神品质和课文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激发学习兴趣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强烈的求知欲望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强大动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优化教学环节，迅速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如《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王熙凤作为一个重量级人物，她的性格特征全在她的一言一行中体现，课文中有一个描写王熙凤入场时的细节，虽然文字描写的很细腻但我们的学生还是无法体会那种场景。教学时我从87版的《红楼梦》里剪辑了这一段，用多媒体的方式呈现出来，获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把那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效果演绎的淋漓尽致，同时也刺激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欲望。我们所需要所理想的不就是这样的教学吗？
3.突破教学重难点
语文教材中几乎每篇文章都存在重点、难点和疑点，相应的课堂教学就存在中心环节。而对中心环节的处理又教无定法。利用信息技术化静为动的特点，就是为学生排疑解难，使学生茅塞顿开的一种好方法。当我们在教学古诗文时可以把诗歌中的意境用图画或者动画的效果表现出来。如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可以通过动画的形式来表现。茫茫无际的沙漠中远远地升起了一股笔直的浓烟，在蜿蜒曲折的黄河尽头落下了圆圆的夕阳。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借助课件自主学习，就会由呆板的纯文字的学习转化到生动的图文并茂的意境中来，较快较好地把握课文重点，突破教学难点，从而进行语言、思维训练。
总之，我们在语文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展示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学习意识和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改革，促进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更新，促进学习方式与教育方式的变革，为学生生动、活泼、自主学习创造新的空间与条件。如何创设特定的教学氛围，把大量的多样化的信息有目的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调动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思维，在有限的时间里，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三、给教师的交流和学习提供了方便
作为教师，我们要不断地学习来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网络做为高科技的产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网络上有许许多多可供学习的资源，大大小小的新闻组或论坛往往针对某一领域的知识或问题作专题讨论。只要我们输入关键字，便可得到相当多的信息。此外，网络也给教师的交流带来了方便。教研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多年来，我们的老师只能单枪匹马或两个一组三个一伙组成课题研究小组，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网络因其高度开放性和互联性为我们的教研模式和教研方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其他老师的教研成果，甚至可以和全国名师进行交流和探讨，在以前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再者，学生中上网者也不乏其人，我经常通过QQ或电子邮件和他们交流，利用网络作为师生交流的补充形式。有些问题，学生当面不敢或不愿提，宁可通过QQ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心里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也愿意和我交流。每逢这个时期，我总是不厌其烦的开导他们。网络缩短了师生间的距离，它使得师生间的交流变得如此轻松随意平等。总之网络是时代赠给我们教育工作者最好的礼物。
网络影响我们学习、工作和生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网络为我们的老师提供了崭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身处教改前沿，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拥抱现代化技术，热爱挑战，积极主动地投身到这场改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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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教案范文第10篇
自明清档案由皇室密藏公诸于世起，学术界便把它与殷墟甲骨和敦煌藏经并誉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文献发现。明清档案的价值，随着利用工作的不断扩展，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明清档案文献1千多万件，其中有不少涉及到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情况。
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他们的东来是在欧洲早期殖民国家极力向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而中国的强大实力、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又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因此，他们又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的在华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指导，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有关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档案史料编辑出版工作，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就已开始。1930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文献丛编》，其中第15辑、16辑为《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1932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1933年至1948年，又先后出版了《清代外交史料》、《清季教案史料》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陆续出版的《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册》、《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等书中，都包括有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档案，为研究者利用这些档案提供了方便。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是第一次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以专题形式编辑出版的大型档案史料汇编，凝聚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中心的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所选档案全部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档案，共1230件。其中多数的档案史料是首次公布。档案形成的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档案的文种有：皇帝的亲笔朱谕和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谕旨、官员的奏折和题本、官衙之间的咨呈文书、官衙内部存抄备查的薄册、传教士进献的礼品清单、传教士的奏折和甘结等。全书共4册，分上下两编。上编3册，名为《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主要内容为清中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情况。下编1册，名为《清中前期西洋传教士在清宫活动档案》，全部档案来源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主要内容为雍正、乾隆时期西方传教士以技艺为清廷服务的情况。
本文依据这部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结合其它的中外文史料，就天主教传华史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
明朝末年，从利玛窦开始，一批欧洲传教士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好感，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明代著名的官员、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由从其学而入其教，成为中国天主教开教史上的三大“柱石”。入教之后，徐光启不仅大力支持传教士的活动，宣传与赞扬天主教教义，而且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推荐耶稣会士参与撰修《崇祯历书》，修订历法，开了中国朝廷起用西方传教士的先河，为耶稣会士在中国站稳脚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汤若望就是在北京历局参与撰修《崇祯历书》、修订历法的耶稣会士之一。
明朝灭亡之后，汤若望留在了北京。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及其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作了简要介绍，表明了自己欲为新朝效力的心迹。
大学士范文程对此极为重视。他深知天文历法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他们不仅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而且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
清廷迅速采用西洋历法，重用汤若望，反映出它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封建化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体的新兴政权，善于接受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无中国菲薄夷狄种族之见。汤若望从明朝客卿一变而为清朝官员，说明他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不存在换代易主的问题。无论明清，只要允许他传教，就是他服务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一教三主、各司其职的奇特现象。在四川，耶稣会士利类思、安文思为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服务；在广西，耶稣会士卜弥格为南明永历朝廷效力；在北京，汤若望步入清朝仕途，为清朝皇帝司天。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篇奏折，就反映了汤若望为清廷服务的情况。顺治元年八月十九日，汤若望在奏折中写道：“修政历法远臣汤若望谨奏为刊历自有职掌，微臣揣分难胜，谨据实控辞，以期无误颁行大典事。”清廷在奏折上明确批示：“推算天行，当以新法为准。至于刊刻历日自是该监职掌，何得诿卸？礼部速传饬行。”[1]从此，汤若望既要为清廷修订历法，又要为清廷刊刻历日。
顺治二年十二月，汤若望向清廷详细汇报了他的占候结果，认为隆冬瑞雪未下，容易发生灾疫，此皆有干天和所致，故阴阳失调。建议“皇上虔诚修祷，敕下大小臣工省刑薄罚，赈恤穷黎，庶天时人事立可见瑞兆于圣朝矣。”[2]
汤若望竭诚为清廷效力，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任钦天监监正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顺治十年（1653年），钦赐“通玄教师”称号，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真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
汤若望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1651年）到十四年（1657年）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一位备受宠信的老臣，而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了一种亲密至诚的个人关系。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向他叙谈求教。仅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间，就登门亲访达24次之多。
顺治帝在与汤若望等传教士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的价值。时值清朝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清廷十分重视网罗人才。传教士既有才能，又愿意为清廷服务，且忠于职守，顺治帝因此予以重用。顺治帝重视的是他们的科学技术，赞赏的是他们“始终不渝，孜孜之诚”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与儒家学说的忠君思想联系起来，希望清朝官员以此为楷模。由对传教士个人的好感，而延伸为对天主教的宽容，顺治帝为传教士赐地建堂，御制碑文，客观上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营造出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但同时他又在碑文中明确表示，他所服膺的是儒家学说，而不是佛教、道教，更不是天主教。
顺治帝的这种作法，概括起来就是因人容教。因传教士有才可用，有功于清廷，而容许天主教的存在。但容教绝不是信教。这就将传教士与教廷、西学与西教、宽容与信奉，作了某种程度的区分与取舍。这种思想对后世颇有影响。
康熙初年，通过“历法之争”，圣祖玄烨认识到传教士所具有的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查明传教士“并无为恶实迹”，“潜谋造反”的指控纯属诬告。因此，他大胆地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清廷服务。同时，他对天主教的某些说教有反感，又担心天主教在各省蔓延发展，对清朝统治造成威胁。另外，孝庄太后信奉喇嘛教，不喜欢西方传教士，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天主教实行限制政策，明文规定允许传教士过自己的宗教生活，但禁止传教，不许中国人入教。
康熙起用传教士是看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传教士之所以要为清廷修治历法，则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因此，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在宫廷中、在社会上进行传教活动。对此，康熙的态度不断改变，以致对天主教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好感，逐渐形成默认传教、禁令松驰的局面。
据有关史料记载，康熙曾读过一些有关天主教的书籍，和传教士讨论过宗教问题。他对天主教的兴趣源于西学，他对天主教的好感主要源于传教士的合儒策略。正如传教士所说：“康熙皇帝研究西欧科学的好学心，也导致这位皇帝对于我们天主教的研究。”“虽说康熙皇帝是个政治家，但他如果对天主教和儒教的一致性稍有疑虑，就决不会许可天主教的存在。”[3]
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对清廷的高效服务、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使康熙帝认定天主教不是异端。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1687年5月23日），他明确指出：“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反字样，此言太过，着删去。”[4]
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途中，他遍寻教堂，召见传教士。这实际上是他对各省天主教状况的一次实地考察，是在广大臣民面前公开表示他对天主教的兴趣与好感。
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公开解除了禁教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这道敕令，在入华传教士的眼中，它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但实际上，它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它着重强调传教士为清廷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对天主教这个宗教做出好评。它仍然属于“因人容教”，带有酬谢的意味。
不过，康熙的思想并未停留在一个地方。随着他与传教士关系的发展，他对天主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曾为教堂亲题匾额、对联、诗词。从这些文字看来，他不仅对天主教教义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可以说已有认同的迹象。
在他看来，儒学讲苍天、上帝。天主教讲天主，与中国的儒学并不矛盾，至少与中国的天道思想是相近或相似的。他多次说过：“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5]
然而，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局面迅速逆转。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来称上帝。但是，一部分传教士则斥为不当。康熙末年，礼仪之争达到高潮。康熙帝深切地感受到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思想的严重对立。他对大臣说道：“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也骂了。”[6]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派特使多罗来华，禁条，实行干涉。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态度明确而坚定。康熙帝还令传教士带信给多罗。传教士因此向多罗说道：“你起初来时，曾面奏过谢恩外并没有甚么事，如今只管生事不已。我们在中国也不多，不在中国也不少。我们甚是无关。你当仰体皇上优待远臣恩典，自今以后再不可听颜当等的言语生事。万一皇上有怒，将我们尽行逐去，那时如何？你后悔也迟了。不如听我们的话，悄悄回去罢。”[7]
但是，多罗顽固不化，死硬对抗。他在南京发表公函，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要求中国教会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处以“弃绝”的重罚。结果，他被驱逐出境，拘禁于澳门。
教皇不顾康熙帝的反复声明，一意孤行，再次颁布谕令，强行禁止中国礼仪。并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宣誓，表示无条件地服从，不折不扣地执行。为此，他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国。
1720年，教皇特使嘉乐抵华。在回答清廷的询问时，嘉乐坦率地说出了来华的目的：“教王使臣请皇上安，求皇上隆恩有两件事。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臣管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中国入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禁止之事。”[8]
康熙明确表示：“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9]
康熙的坚定立场使嘉乐不得不考虑变通之法。他听取多方意见，拟定了“八项准许”，准备对中国礼仪作出妥协和让步。嘉乐的相对灵活的态度，使康熙一直将他当作贵宾对待，并多次接见他，与他进行说理与辩论。由此可见，康熙对待礼仪之争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愿意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决裂。
五十九年十二月（1721年1月），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0]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礼仪之争和教皇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康熙帝下令禁教。虽然，终康熙朝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但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遵行。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胁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廷的天主教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浦条约》第22款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损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1]《中法黄浦条约》中出现了保护天主教堂的条款，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法使拉萼尼还不以此为满足，又要求两广总督耆英奏请道光帝废除对天主教的禁令。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1844年10月22日），耆英向皇帝奏报：“弗兰西夷使喇萼呢请求各款多属必不可行，业经逐加驳斥，惟天主教驰禁一节请求甚坚。……奴才一面将大概情形缮折奏报，一面督饬藩司黄恩彤及各委员等连日设法开导，逐层驳诘。该夷使仍执前议，渎请不休。……往复辩论数日之久，该夷使坚执如前。奴才伏查天主教自前明西洋利玛窦传入中国，各省愚民被惑入教，所在难免。惟二百余年并未滋事，究与白莲、八卦、白阳等项不同。……现据该夷使喇萼呢再四吁请，可否仰邀皇上逾格天思，将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概予免罪。如有诱污妇女，诓取病人目睛及另犯别项罪名，仍照定例办理。如此量为变通，庶夷情得以驯伏，免生枝节，而于定例亦不致漫无限制。”[12]
道光帝谕道：“令耆英再向该夷使明白开导。”耆英遵旨而行，继续与拉萼尼交涉，毫无成效，只得再向皇帝奏报：“该夷使请求各款多属非分之干，业经奴才严行拒绝。其天主教驰禁一节，亦屡经往复辨难，折以法度，谕以情理，不啻舌敝唇焦。无如驳诘愈严，请求愈坚，中间龃龉情形，几成决裂。迨经藩司黄恩彤委曲求全，婉转开导，始定为姑允所请，以示羁縻，仍申明治罪条例，严定禁止夷人擅入内地传教章程，以存限制。该夷使亦情愿恭候谕旨，不敢别有请求。旬日以来，时而峻拒力争，时而罕譬曲喻，一切驾驭之术，固已无余，即使再向开导，亦不能出乎历次辩论事理之中，恐未能顿然悔悟。……伏思天主教虽与白莲、八卦等项不同，究属久干例禁。今该夷使再三吁请，始将旧例量为变通。”[13]
因此，道光帝根据耆英的请求，批准驰禁天主教。十一月五日，道光帝谕道：“佛兰西夷使于天主教驰禁一节，既经反复开导，无可转移，自不得不稍示变通以消疑贰。该督另折所拟准将习教为善之人免罪之处，于滋事为非者仍治以应得罪名，于外国习教者仍禁其擅入内地。所奏自属可行，已于折内批明‘依议’。著该督即将原折行知该夷使，俾益感天朝宽大之恩。其通商各海口，并著该督转行移咨各该督抚一体查照办理。”[14]从此，被明令禁止了一百多年的天主教，在中国大地复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中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广总督耆英奏报法使请求开放传教一事拟姑允惟不准入城片”，“两广总督耆英奏报遵旨筹度酌拟天主教驰禁事折”，“两广总督耆英奏请将习教为善者免其治罪等事折”，“寄谕两广总督耆英所奏天主教驰禁一事自属可行著转行各督抚一律查照办理”，“两广总督耆英奏报连日与法人为传教事往复辩论情形事折”，“抄录法兰西使臣喇萼呢为将中国传习天主教为善者概免治罪一事请明降谕旨通行各省致中国照会”，“寄谕两广总督耆英广东巡抚黄恩彤著查明原教堂情形并酌情办理天主教驰禁”等文件，使我们看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在列强的压力下，清廷被迫驰禁天主教的详细经过。
清廷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
自康熙末年，禁教政策确立之后，清廷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严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收录的大量此类文件，详细记载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的各项禁教措施。
雍正帝雷厉风行，采取了大规模地驱逐传教士的行动。这一行动的导火线是由闽浙总督满保点燃的。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联合用满文密上奏折，汇报了福建的禁教情况，要求驱逐各省传教士，将各地教堂改作他用，引起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视。雍正在折上朱笔批示：“卿此奏甚是，多为可嘉，著遵照办理。如此缮本具奏。”[15]由此可见，雍正不仅赞赏、支持福建的禁教行动，而且要把福建的方法推广到全国，因此他要满保“缮本具奏”。
满保遵旨而行，于十月二十四日上了请求禁教的题本，明确提出：“西洋人留住京师，尚有修造历法及闲杂使用之处，今若听其在各省大府州县起盖天主堂大房居住，地方百姓渐归伊教，人心被其煽惑，毫无裨益。恳将西洋人许其照旧在京居住外，其余各外省不许私留居住，或送京师，或遣回澳门，将天主堂尽行改换别用，嗣后不许再行起盖。”[16]
十二月，礼部官员会议满保题本，认为：“应如该督所请。除奉旨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出送部，转送内务府销毁。所有起盖之天主堂皆令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尽行禁饬，令其改易。如有仍前聚众诵经等项，从重治罪。地方官不实心禁饬，容隐不报者，该督抚查参，交与该部严加议处。”
雍正批示：“依议。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混行扰累，著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或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17]
在京传教士四处游说，希望清廷能改变决定。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戴进贤等直接向雍正帝上了一道奏折，恳求清廷行令广东，免其驱逐。让各省西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住广东者容住广东。散居各省年老有病、行走不便者，暂时不迁。“如此则臣等感激涕零，受恩靡尽矣。”[18]雍正帝在折上朱笔批示：“朕自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今令尔等往住澳门一事，皆由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庭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只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19]
两广总督孔毓珣遵照雍正帝的旨令，认真研究了传教士的迁移问题。二年十月，他奏言：“臣思西洋人在中国未闻犯法生事，于吏治民生原无甚大害。然历法算法各技艺，民间俱无所用，亦无裨益。且非中国圣人之道，别为一教，愚民轻信误听，究非长远之计。惟西洋乃系总名，分有十余国，各人居籍不同。澳门滨海偏僻之地，欲回则无船可搭，欲住则地窄难容。经臣议，将各省送到之西洋人暂令在广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许出外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有年老残疾者听其久住外，余则不限以年月，遇有各人本国洋船到粤，陆续搭回。此外各府州县天主堂尽行改作公所，不许潜往居住。”[20]
雍正帝在他的奏折上朱批：“朕不甚恶西洋之教，但与中国无甚益处，不过从众议耳。你酌量，如果无害，外国人一切从宽为好。恐你不达朕意，过严，则又不是矣。特谕。”[21]由此可见，雍正帝虽然对天主教有反感，但还没有“甚恶”。他既坚决禁教，又要显示事发于下，恩出自上，强调他不过是“从众议耳”。因此，他批准了孔毓珣的建议，要求广东当局妥善解决传教士的迁移事务，不得绳之过严。
雍正帝的禁教措施主要是：将散居各地、专事传教的西洋人驱往澳门或集中于广州，迁移时给以一定的期限，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各地教堂或拆毁，或改作他用。禁止中国人信教，尤其不许满人信教。同时，他明确宣布：“西洋人精于历法，国家用之。”[22]保留清廷任用传教士的方针，将有技艺的传教士集中到京师，为清廷服务，对他们实行保护政策，允许他们自行修道，不许传教。
乾隆即位之后，继承了康熙末年的禁教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又采取了与康雍二帝不同的做法，即宽严相济，时紧时松。他没有雍正经历过的继统危机，没有雍正那种对传教士卷入储位之争的愤恨之情。他坚持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对佛教、道教并无特殊兴趣，对天主教的认识也与雍正有别。他认为：“西洋所奉天主教乃伊土旧习相沿，亦如僧尼、道士、回回，何处无此异端？然非内地开堂聚众，散札为匪者可比。”[23]然而，在他统治中国期间，西力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使他越来越警惕传教士的政治目的。他认为天主教对清王朝的统治有危害，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他又无法抵御西洋技艺的诱惑，只得让传教士作为西洋技艺的载体进入中国。他既允许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进京效力，又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他坚持康熙的原则，只有愿意长期留居，永不返回西洋的传教士才可进入中国。对符合进京条件的传教士，还制定了一套申请、奏报、批准、护送进京的程序。
对于来华传教士，乾隆的宗旨是“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而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教，科学不过是他们的传教工具。如果只开花不结果，他们并不愿意为这个不想接受天主教的皇帝永远服务。乾隆也看出了这一点。为了“收其人”，用其人，乾隆时常放松禁令，对他们网开一面，让他们在渺茫的希望中继续为清廷服务。而一旦传教活动对清朝统治构成威胁，乾隆便下令严惩。因此，乾隆年间，清廷的禁教政策时紧时松，传教活动时隐时现，大小教案此伏彼起。
乾隆帝亲自处置了数起全国性的大教案，惩治了若干传教士和。《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寄谕湖北巡抚李绶湖南巡抚陆耀著督率地方文武随时访查天主教”，“寄谕湖广总督特成额等著查明各地天主堂”，“内阁奉上谕著孙士毅严拿天主教案内逃犯”，“寄谕湖广总督特成额陕西巡抚毕沅著严审焦秦等犯并严拿蔡伯多禄”，“寄谕山西巡抚农起著提集审讯李培元等犯”，“寄谕两广总督舒常等查办传教之西洋人”，“寄谕直隶山东山西等各省督抚著照例办理查缉天主教人犯”，“寄谕两广总督舒常等各省督抚著严拿禁止西洋人在内地传教”等文件，记录了乾隆帝处置教案的情况。
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有4名西方传教士由澳门进入广州，准备潜往内地，秘密传教。他们在的护送下，由广州前往陕西，行至湖北襄阳时，被官府抓获。乾隆帝得知后，下令详细审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一律逮捕究办，并在全国范围内查办私自入境的传教士和信教的中国人。这场教案涉及到全国十几个省份，共有18名外国传教士和数百名被捕入狱。根据乾隆帝的旨令，清政府对这些教士教民分别作了不同的惩治。
对于外国传教士，清政府稽拿甚严。上谕：“西洋人潜赴内地传教惑众，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自不可不按名查拿。”[24]所有被捕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押送北京，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在审讯中，清政府最重视的是传教士的政治目的。正如乾隆帝所说：“西洋人既要传教，亦当在广东附近之广西、福建、湖南、江西等省份，何必远赴陕西？此皆关系案内紧要情节，必须彻底根究。”[25]他怀疑“西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者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26]
对于中国籍神父，乾隆帝认为：“内地民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资助，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该犯等曾受番银者，其原籍家产，并应查抄入官。”[27]
对于延请和护送传教士的教民，乾隆帝认为，这些人“如果安分习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来内地，私传经教？”因此，他谕令：“所有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儆。”
对于因祖父相传，持戒奉教，与洋人无关的普通教民，乾隆帝认为自应严密访拿，照例查办。但是，这些人俱系世相传习，与接请洋人，引人入教者不同，不必押送来京。上谕虽有此言，但各地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许多普通教民也受到了严惩。例如陕甘总督福康安奏言：刘志唐等6犯“虽讯无与西洋人认识往来，应未收到番钱，但既有教名，即系受其名号，自应从重办理。请将该犯等均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28]
对于失察官员，清政府的惩治也很严厉。首当其冲的便是广东官员。乾隆帝认为，此案皆由西洋人赴广东贸易，与内地民人勾结，以致潜往各省。广东官员何以竟如聋聩，毫无觉察？因此他宣布，广东官员自有应得处分，并强调：“倘嗣后仍有西洋人潜出滋事者，一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即当重治其罪，不能复邀宽典也。”[29]
对于其他各省的官员，乾隆帝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难以理解，天主教在雍正年间即被严禁，不许内地人传习。而一些传教士初则为内地人勾引至广东，继则纷纷潜至各省，居住传教，时越20余年，地则连及数省，各地方官何以毫无觉察？西洋人面貌语言与内地人迥然不同，又行踪诡秘，止与教内人往来，地方上有此形迹可疑之人，自当访察严拿，何至如此疏忽？他令各省官员认真查缉，以此赎罪，并严厉警告：“如各省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传之案，则是该督抚查办不力，漫不经心，将来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30]许多官员都因此受罚。
嘉庆十年（1805年），德天赐案的发生，使清廷得知京城和各省均有传教活动。针对京城传教士的秘密活动，嘉庆帝决定订立章程，严加管束。他明确指出：“向来西洋堂事务俱派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而历任该管大臣等不能实心经理，其派委之司员亦不常川稽查，大率有名无实。即如近日德天赐等妄行刊书传教，煽惑旗民，此皆由历任该管大臣官员等平日不能认真查察，以致伊等敢于私通书信，往来交结。现在管理西洋堂事务之常福著无庸兼管，改派禄康、长麟、英和管理。其如何设立章程，严加管束之处，著禄康等悉心妥议具奏。”[31]
禄康等遵旨而行，制定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这个章程共10条，主要内容为：一、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各派司员二员经理一切，并各添派章京四员经常到堂轮流稽查；二、步军统领衙门派步军校一员，步甲五名，营官一员，营兵五名，每日轮流在该四堂门前严密稽查；三、将西洋四堂的匾额“敕建天主堂”字样磨去，以免愚民受惑；四、除西洋人自奉其教，按日念经，例不禁外，旗民人等概不许私赴西洋堂。西洋人亦不许与旗民交结往来。在钦天监供职的西洋人，因公出门，须先期报官，届时与营官一员同来同去。无职的西洋人止准在四堂间往来，亦派兵役随行。如有乘机私赴旗民人家往来者，即行拿解，交步军统领衙门究办。五、西洋人如有寄回本国家信，俱令回明本管堂官，行文俄罗斯馆认识西洋字之人认明译出后，经本管堂官看明，再行用印，由兵部寄往两广总督。欧洲方面的来信，亦令两广总督拆封看明，连译出之文一并寄京，交本管堂官查验后，再交西洋人收领，均不得私觅寄送。一经查出，即将私觅寄送之人从重治罪。六、在西洋四堂服役之人，应查明现在人数，造册存记，不许增添。七、西洋四堂门外及京城内外，俱张贴告示，严切申明，使旗民人等触目惊心，知所儆畏。嘉庆帝批示：“依议。”[32]
为了彻底杜绝天主教的暗中流传，嘉庆帝不仅批准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还详立治罪专条，严加惩治。明确规定：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民众，确有实据，为首者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著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失察官员降级调用。在监天钦任职的西洋人必须严加约束，禁绝与旗民往来，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国，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33]
在严定科条，大加惩治的同时，嘉庆帝还加强了教化的力度。他要求各省学政撰写禁教文论，“剀切化导，其词无取深奥，但为辨其是非，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使家喻户晓。”[34]
禀承他的旨意，湖北学政朱士彦写了《辟西洋天主教说》。嘉庆帝在他的奏折上批示：“所论俱是。家喻户晓或可挽回，亦政治之一助也。”[35]
道光帝继位后，继续执行父、祖的禁教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他曾下令：“嗣后传习天主教人犯于赴官首明出教及被获到官情愿出教，俱著遵照嘉庆年间谕旨，将该犯等家内起出素所供奉之十字木架令其跨越。果系欣然试跨，方准免罪释放。如免罪之后，复犯习教，除犯该死罪外，余俱于应得本罪上加一等治罪，已至遣罪无可复加者，即在犯事地方用重枷枷号三个月，满日再行发遣。该部即纂入则例，永远遵行。钦此。”[36]
禁教时期天主教的暗中流传
如上所述，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清廷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严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然而，天主教并未在中国绝迹。《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收录的大量文件，披露了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
西方传教士不顾清廷的禁令，由澳门潜入内地，秘密传教。本书中“两广总督舒常为接奉上谕转行粤抚查办西洋人罗马当家派遣西洋人赴内地传教事致军机处咨”，“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盘获西洋人及随带天主教经像现提审查办折”，“陕甘总督福康安奏报密查西洋人传教事折”，“陕西巡抚毕沅奏渭南县拿获西洋人呢吗方济各等讯供解京折”，“寄谕两广总督舒常等著查办传教之西洋人”，“山西巡抚农起奏报拿获传教西洋人安多呢折”，“直隶总督刘峨奏报遵旨密拿西洋传教人犯汉色勒木阿头大多及刘必约折”，“湖南巡抚陆耀复奏严拿传习天主教之西洋人阿拉密约等事折”，“山东巡抚明兴奏报遵旨查拿入境传习天主教之西洋人折”等文献，真实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内地教徒甘冒风险，赴粤延请和护送传教士。本书中的“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截获赴粤延请西洋传教之焦秦二姓等提审解部折”，“广西巡抚吴恒奏为失察奸民伴送西洋人过境自请交部议处事折”，“寄谕两广湖广山东山西直隶各省著严拿伴送西洋人传教各人犯”，“山西巡抚农起奏报缉拿接引西洋人入内地传教之秦禄等人折”，“陕西巡抚毕沅奏报续获延请西洋人传教之刘必约张多明我等折”，“护理江西巡抚印务署布政使李承邺奏报严拿接西洋人赴江西传教之姜保禄折”，“山东巡抚明兴复奏严查延请西洋人至内地传教之李姓逃犯折”，“浙江巡抚福崧复奏严缉接引西洋人潜入内地传教案内各逃犯折”，“直隶总督刘峨奏报拿获勾引西洋人传教之民人安三解京审办折”，“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报拿获勾引西洋人传教之民人李刚义折”等文献，如实地记载了这类事例。
在这种情况下，各省的秘密传教活动相当活跃。例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四川总督常明奏报：“川省人心浮动，习染西洋者甚多。奴才到川后，查办改悔者已有三千余户，其抗不悔教者随时拿究治罪。又拿获传教之朱奥斯定即朱荣，童神甫即童鳌，并访获久在内地传教之西洋人徐鉴牧即李多林，均经严审正法，先后奏明在案。近年复力行保甲，稽查周密，”又抓获了“信从传教，经西洋人冯若望授为铎德名号之袁在德一犯，搜出经卷十四本，铜像十字架两个，念珠二串，教衣一副，教帽一顶。”[37]
道光年间，秘密传教的情况仍很严重。例如，道光四年(1824年)，工部尚书管顺天府事陆以庄奏报：“本年七月十七日，据宛平县齐家司巡检王孝友禀称，赴后桑峪村查点门牌，见村民杨继武、张文浩等家不贴门神，形迹可疑。”“臣等派委候补知县阎锦麟改装易服，密往该村查访。嗣据该委员禀称，访得该村民传习西洋教向有五十余家。”[38]
在此，我们以乾隆后期为例，就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进行分析。
乾隆后期，广州是惟一的通商口岸，也是除北京之外惟一允许西方传教士居留的地方。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京城的传教士汪达洪从乾隆帝那儿获得批准，恢复过去的惯例，由一位外国人常驻广州，负责传递京城传教士的信件。意大利传教士多罗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开始，获准在广州居住。在中文史料里，他被称作“罗马当家”。他违反禁令，先后私自派遣多名传教士由广州进入内地秘密传教。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他被逮捕，押解到北京。据他自己供认：“管理书信以来，派往各省传教共有9人。”[39]清政府审讯被捕的教士教民后得知，四十九年初，多罗“曾派西洋人10名往直隶、山东各省传教”。四十九年四月初旬，又派4名传教士潜往陕西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40]由此可见，广州是传教士的一个重要集散地。传教士来华之后，进入广州，住在“罗马当家”处。然后由“罗马当家”安排，在的护送下，潜往各地传教。
广州境内的传教活动也相当活跃。据乾隆五十年（1785年）广东督抚的奏折记载，大教案中在广东被捕的中国神父就有顾士效和艾球三。顾士效自幼随祖父学习天主教，后赴澳门虔心奉教，被任命为神父。三十六年（1771年）回到广州传教，家中藏有经书、画像、十字架等物。艾球三由西洋人授为神父，在广东秘密传教。此外，广东还有许多热心传教的普通教民。如“乐昌县民刘志名，教名思德望，不但自己吃斋念经，并招引潘连弟、张万从、张万德到伊家一同学习。复将经卷斋单交给抄录，希冀广传徒众。又有南海县民潘声珑，教名福爵，张沛宗，教名达爵，均系自幼随父习教，家有图像、经卷，虔心奉教，素为同教中推服。又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高要、乐昌、海阳、潮阳、惠来、普宁、新兴各县并福建、安徽等省寄居粤东有入教之吴瑜珍等82犯，均系祖父习教，或藏有遗存经卷画像，或止口传经语，依期持斋念诵。”[41]
陕西远离通商口岸，传教活动却令清廷大为震惊。据《清实录》记载，西安天主堂自饬禁后，旧存房屋由中国教民杜兴智居住，其中5间由教民刘义长赁居，房内供有十字架。山西教民秦禄往来西安，亦于此居住。四十八年（1773年），秦禄与西安教民焦振纲商议，欲请西洋人来陕念经，并托刘义长提前将房屋进行修葺。四十九年四月初旬，焦振纲与秦禄到达广东。他们与在广州的蔡伯多禄一道，来到广州的多罗夷馆，延请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同行的还有广东乐昌县的教徒谢伯多禄，广东高要县的教徒谢禄茂。他们几个从广州沿着各地传教点潜往西安。为了不致被发现，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每到一个传教点，即由当地教徒接手再送到另一个传教点。除西安之外，陕西渭南县也是一个传教中心。大教案中，清朝在渭南县抓获了2名传教士，其中呢马方济各是意大利人，潜住陕西长达23年，是由“内地人苏神甫勾引到广，复由广至山西、陕西传教。其马喏一名，系澳门人，自幼往西洋学习经典，仍回广东，有渭南县人张多明我接到西安居住”。[42]随后，陕西汉中府等地俱有人习教传教。
甘肃紧邻陕西，天主教的活动情况与陕西颇有关联。据清代档案记载，大教案中清朝在该省抓获了80余名习教之人。其中刘多明我系陕西临潼县人，父兄皆为教徒。他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前往广东，在澳门跟随西洋人习教多年。四十二年（1777年）回到西安，开始在甘州、凉州、兰州一带传教。
山西是教案要犯秦禄的故乡。据陕西被捕教民供认，乾隆后期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等地俱有习教之华人及传教之洋人。大教案中，山西当局抓获了西洋人安多呢，审讯后供认，系四十六年（1781年）由京赴晋，在范天保家居住传教。此外，山西还查处了近百名。这些人“持斋念经，刊刻一定日期，名为‘瞻礼单’，向系会首李时泰等六犯汇总分散”。[43]
山东在大教案中抓获2名传教士和多名，他们是“西洋人吧地哩哑度、格雷西洋诺，及接引之李松、邵珩，妄称神甫之朱行义即朱里官，辗转窝留之任文臬、张泰、胡恒、韩三等”。[44]据李松供认，他素奉天主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同山东人李刚义前往澳门，引西洋人梅神甫到山东，在直隶威县等处传教。据张泰供认，他曾留西洋人吧地哩哑度在家中居住。同时来山东的还有西洋人格雷西洋诺，是临清人邵珩从广东接来的。他们辗转居住在山东武城县、平阴县、东平县等的教民家中。
四川在大教案中抓获了3名传教士和多名。据供认，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就有西洋人费布仁来川传教，后被逐回西洋。留他住宿的李安德也受到枷杖的处罚。但李安德毫无悔改之意，三十一年（1766年）又将西洋人郭明益接到家中居住传教。郭明益去世之后，李安德又要教民张万钟利用赴粤贸易的机会，带西洋人来川传教。张万钟到广东之后，寻访到愿来川传教的西洋人冯若望，将他乔装打扮，从广东带到四川。冯若望先在张万钟家居住传教，后来往郫县、崇宁、温江、金堂等地传教。四十一年（1776年），西方传教士李多林在四川教民张万效的接引下从广东来到四川。他先与冯若望同住，后往来新都、安县、绵州、广元等处传教。据传教士吧地哩哑度供认，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从欧洲来到广州。当时，四川教民王国瑞正在广东延请西洋传教士。他与王国瑞见面后，剃发易服，随王国瑞来到四川，在教民家中居住传教。[45]
江西，据档案和《清实录》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十二年（1767年）都有教民前往广东，请洋人来江西传教。大教案中，江西当局抓获了西洋人李玛诺，和留李玛诺住宿、引领李玛诺出外传教的中国教民多人。据李玛诺供认，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他随从广东来到江西南安府大庾县，在教民董有亮家中居住传教。后被赣县人刘玛窦接到赣县传教。三十七年（1772年），又被万安县教民刘添福接到他家居住传教。万安县刘、黄、蒋、彭、郭各姓十余人陆续归教。四十九年赴庐陵县传教，有萧文湖、萧文汉归教。后又赴泰和县传教，有朱维干、朱乐适等人归教，“我送给图像、经本、斋单”。[46]
直隶，天子脚下，乾隆后期天主教的活动仍然很活跃。乾隆四十七年，宝坻县就查处了一起私盖天主教堂，聚众念经案。据直隶总督郑大进的奏折记载，宝坻县民李天一，自幼随父入教。其父去世后，他与同庄的张化陇、张其让、张其汉、张其端、田琦、张万保、王廷秀接奉此教，各在本家持斋念经。三十五年（1770年），李天一因在家拜诵，恐致亵渎，遂令张化陇等各出银钱，在李天一家隙地内，盖草房3间，并赴京向天主堂讨取瞻礼单，购置天主图像、经卷、乐器等物。从此，李天一等9人，每逢瞻礼日期，齐集教堂诵经一日，天黑始散。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直隶当局抓获了多名。据被捕教民郝保禄供认：“自幼随父奉天主教，与威县任文臬、清河县安三均素相识。四十八年九月内令安三赴广东接白、伊二神甫。”[47]他还供认，西洋人梅神甫于四十九年二月内，由山东武城县来到他家，次年正月赴同县何禄家居住传教。后因直隶搜捕甚严，他与何禄雇车将梅神甫送走。
福建早在乾隆初年就发生过多起教案，惩治甚严，影响甚大。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福建巡抚雅德自信地声称：“此风久已敛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乾隆曾愤怒地批评他道：教案要犯“蔡伯多禄即福建人，今各处俱未擒获，彼时将何往？足见尔等不力。”乾隆的批评使雅德诚惶诚恐，下令进一步搜查。不久，福建当局抓获了来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方济觉及其容留者，查处了仍在习教的吴永隆等多名。这些教徒曾因奉教受过处罚，但不思悔改，仍旧私自奉行，并保存着“破旧经本和不全十字架”。[48]
以上所述不过冰山一角，但足以说明乾隆后期天主教并未在中国绝迹。从通商口岸到畿辅地区，从甘肃陕西到山东山西，从福建沿海到四川盆地，到处都有天主教的活动，而且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特点。
首先，各省教徒赴粤访求西洋神父，延请他们入内地传教的情况极为普遍。这些教徒受家乡教友的重托，或利用赴粤贸易的机会，或专程前往，通过在广州的和罗马当家，找到西洋神甫，将他们乔装打扮，沿途护送，引入内地。这说明禁教之后，不满足于私下奉教，甘冒风险，远程延请西洋神甫。这正是令乾隆帝极为恼火之处。他曾愤愤说道：“汝等如果安分习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来内地，私传经教？”[49]地方大吏也对此十分反感，甚至把延请西洋神甫的称之为“汉奸”。认为：“西洋人传教，势不能自来自去，总由内地匪徒……私下诱导所致。此等汉奸其情罪实浮于洋人。”[50]
其次，西方传教士潜入内地之后，往往在中国教民家中辗转居住。在这些教民的介绍和引领下进行传教活动，并受到教民的保护。康熙年间，传教士在各地建有许多教堂。他们在教堂内居住传教。自雍正大规模驱逐传教士之后，各地教堂或被毁坏，或充作他用。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潜入内地之后，不得不在教民家中辗转居住。有的长达数年，有的仅为一天。例如被捕教民彭彝叙供认：“乾隆三十七年，刘林桂家请了西洋人李玛诺来传天主教，小的也拜李玛诺为师。……后又闻得庐陵县萧家从前也奉天主教，就于八月内引李玛诺到萧文湖、萧文汉家劝他们入教，都已允从。住了一夜，次日起程，又同到泰和县朱维干家，住了二日，朱维干同他侄儿朱乐廷听从入教持斋。李玛诺送给朱维干图像、经本、斋单。后一同到胡仿逸、胡兼友家相劝归教，住了二日，仍回万安。”[51]
其三，乾隆后期，许多教徒是世代相传，自幼入教。禁教几十年来，他们热诚如初，不仅保存着破旧经卷、图像、十字架等物，而且刊刻、散发新的经卷、瞻礼单等物，持斋念经。直隶宝坻县教民甚至初则在家祈祷，继则出钱盖堂，完全自传、自理、自给，不赖外力。乾隆后期不少教民曾因奉教受罚，但毫不悔改，仍旧私自奉行。由此可见，天主教自明末再传中国，至乾隆后期已近200年，传教基础奠立已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连根拔除的。一旦形成，武力迫胁或行政命令都难以消灭。
其四，乾隆后期吏治松懈，社会动荡加剧，朝廷最防者为白莲教。这种情况客观上有利于天主教的暗中流传。自一口通商之后，西方人难以进入中国。可是，传教士却能进入广州，潜入内地秘密传教，这令乾隆帝大为震惊。他多次愤怒地责问清朝官员道：“西洋人面貌异样，无难认识，伊等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员弁，何以一无稽查？”他的结论是：“西洋人蔓延数省，皆由广东地方官未能稽察防范所致，而各该省又复漫无觉察，以致潜匿各该地方。”[52]由此可见，乾隆后期吏治相当松懈，天主教能活跃于各地与此不无关联。
乾隆后期天主教如此活跃，那么，的情况如何？为何信教？职业如何？与前期相比有何特点？从教案史料来看，许多教徒是世代相传，自幼入教。这是康熙年间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遗风余韵。例如被捕教民陈阿喜供认：“小的是潮州府海阳县人，今年66岁，祖上习天主教。”何佩枝供：“小的今年76岁，是顺德县羊额村人，自祖父入天主教。”鄂斯定供：“小的是潮州潮阳县，今年31岁，自幼从祖父习天主教。”马亚成供：“小的是南海县人，今年32岁，自幼随父亲私习天主教。”[53]这反映了乾隆年间天主教在家族内部的传播和延续。
另有一些人是因为疾病、灾祸而入教。例如江西教徒马西满供认：“小的生长船上，父亲故后就在赣州帮粮船把舵。乾隆三十一年内，船到山东地方，小的患了热病，适有搭船的陕西人娄姓习天主教，教名保禄，将病治好，劝小的习教念经，可以消灾祛病。小的拜他为师，给与经一帙，像一纸，就取教名西满。因小的不识字，娄保禄又口授经语，记熟时常念诵。”[54]江西教徒姜保禄供认：“小的本名40岁，金溪县人，乾隆三十八年，小的因母亲患病，求神问卜。有贵溪人纪焕章说天主教最是灵应，能保佑病人。小的就听信，奉教持斋，取名保禄。”[55]这些人的入教动机带有浓厚的盲目性。但是，他们在入教之后，由于不断得到宗教的熏陶，对教规、教义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于是谋求入教得益与两者逐渐结合起来，从而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色彩。
乾隆朝大教案的史料中，还记载了部分教徒的职业。藉此，我们可以探讨乾隆后期天主教会的社会构成。据被捕教徒的自供，张万钟：帮人赴粤贸易；马西满：舵工；姜保禄：酒米店帮工，后做买卖；陈阿定：卖米糕；马亚成：在多罗馆内佣工；陈阿喜：卖粉食；吴广甜：卖鸡鸭；吴永隆：贩布；谭锦章：佣工；李刚义：做洋漆桌椅生意；刘开寅：船户；刘开逵：船户；顾京琦：监生。
上述教民除顾京琦是监生外，其余皆为小商贩和雇工。有些被捕教民虽然没有明确的职业记载，但供认“不识字”，“留洋神父在家住了一个月，因供养不起，又送走”等等。说明家庭不富裕，没文化。由此可见，乾隆后期信教之人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民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礼仪之争发生后，敬孔的士人无法入教。从明朝末年到乾隆后期，中国天主教徒的文化程度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尽管得到过顺康二帝的青睐，有过传教的“黄金时代”，但他们举行洗礼的任何人都没有明末徐光启那样的名望和学识，也没有像明末王征、孙元化那样的稍逊一点的高徒。清代的入华传教士事实上进行了一种角色分工。一部分人在宫廷里为清帝服务，成为恭顺的西洋远臣；一部分人活动在民间，主要向劳动群众传播宗教。在宫廷里的传教士，主要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博取统治阶级的好感，学术传教；在民间的传教士，则主要以“尊敬天主，吃斋念经，现世可以邀福，来生各有好处”的许诺吸引民众。
清代西学东渐的特色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的来华，西方的科学技术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形成了西学东渐。《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收录的大量文件，反映了清代西学东渐的特色。
康熙是清初统治集团中的杰出代表，自幼聪慧，爱好读书，博学多才。即位之后，汤若望、杨光先的历法之争，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他事后回忆道：“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56]他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之处，以九五之尊，在日理万机之暇，亲自向传教士学习，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他一生以极大的热情研习过西方科学。《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档案资料，记载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感人情景。[57]他持之以恒，勤学多思，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测量学、逻辑学、音乐等等，并已接触到当时欧洲一些著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的研习是有成效的，在宫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篇亲笔朱谕，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老年康熙研习西学的情景。1712年夏天，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为康熙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介绍符号代数。康熙和几个皇子进行了研习，并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朱谕：“谕王道化：朕自起身以来，每日同阿哥等察阿尔巴拉新法，最难明白。他说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错处亦甚多，鹘突处也不少。前者朕偶尔传于在京西洋人开数表之根，写的极明白。尔将此上谕抄出，并此书发到京里去，着西洋人共同细察，将不通的文章一概删去。”[58]康熙还在另一道亲笔朱谕中写道：“杜德美曾进过算日出入昏刻不同之表，朕比（彼）时且叫他那（拿）回去，今有用处，杜德美将进过的表察明着速报上带来。”[59]由此可见，康熙反复研究过传教士杜德美进呈的历法算表。
康熙不仅自己刻苦研习西方科学，还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采用西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绘制了《皇舆全览图》。与此同时，康熙还开设蒙养斋，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科学人才，组织编撰了包含有大量西方科学知识的《律历渊源》，为引进和推广西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一切使康熙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德国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就曾盛赞康熙。1697年，在《中国近况》一书中，他满怀激情地写道：“正是康熙帝的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自幼就受到中国各门学问的熏陶，知识水平超出常人。”“他从科隆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学生，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那里接触到了欧洲的科学。”“这样，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60]
梁启超则对康熙作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位极聪明而精力强满的人，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他极信学科学，对于天文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评梅定九的算书。他把许多耶稣会的西洋人——南怀仁、安多、白进、徐日升、张诚等，放在南书房，叫他们轮日进讲——讲测量、数学、全体学、物理学等等。他得他们的帮助，制定康熙永年历，并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造成极有名的观象台。他费三十年实测工夫，专用西洋人绘成一部《皇舆全览图》。这些都是在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61]
诚然，康熙大胆起用传教士，亲自研习西学，这是明末帝王所不具备的难能可贵的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明态度。中西文化交流也因此而进入了一新的阶段。可是，康熙在位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局限在宫廷，引进的西学也很有限，可以说是井水微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康熙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康熙研习西学，从主观上讲，主要不是为了改造中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是为了增强作为最高统治者“断人之是非”的能力，也就是说，是为了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进一步强化封建皇权。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康熙采取的行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一切只是出于皇帝个人的爱好，既不是天朝的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皇帝的态度一变，这股微弱清风转瞬即逝。
其次，康熙涉猎的西方科学范围虽然广泛，但用力最多，效果较好的还是天文、数学、地理。这三门学科都与国家事务有密切关系。因此，康熙对西学的研习和推广，从根本上说，是在东西方相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传统的政治行为。正因为如此，康熙对西方的采矿、冶金、机械等技术是很少涉猎的。三藩之乱中，他虽然令传教士制造火炮，但战争结束后，武器的研制便开始滑坡。
其三，为了“断人之是非”，康熙认真研习西学，但是，他并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广大学者介绍西方科学，也不积极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他的亲躬西学与“垄断西学”、压抑民智不无关联。
其四，“西学东源”说的倡导及其影响。“西学东源”说是清代流行的一种学说，认为西方的天文历算源自中国。这种学说虽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倡导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诚然，康熙倡导“西学东源”说有他的良苦用心，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人们对西学的隔阂，推进西学的传播；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重振中国传统科学的雄风。但是，“西学东源”说在方法上是牵强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它包舍有明显的崇中抑西的思想倾向，助长了清人的自大心理和对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使清人不能清醒地看到中国科学的现状和欧洲科学的进步，为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造成了思想障碍。
禁教之后，清廷的对外限制日趋严厉与完备，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西学东渐随之衰落。雍乾时期，清廷虽然保留了任用传教士的方针，将有技艺的传教士集中在京师，为清廷服务，但是，这些传教士除了为皇帝观测天文、绘制地图外，更多的是供皇帝个人取乐，为皇帝的某种兴趣和爱好贡献技艺。西方传教士及其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清宫中的御用工具和“技巧”玩艺。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的大量文件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这一册的档案全部来源于内务府造办处，主要内容为雍乾时期传教士以技艺为清廷服务的情况。全册共收档案561件，其中，雍正朝48件，乾隆朝500余件。
雍正朝的48件档案中，除了“传旨着西洋人巴多明认看日晷”，“传旨着西洋人巴多明认看通天气表用法”，“传旨着西洋人罗怀忠认看西洋药”，“谕西洋人沙如玉在造办处做自鸣钟活计”等少数文件外，绝大部分都是令法国耶稣会士郎世宁画画。
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郎世宁便以绘画为世宗服务。档案记载这年“七月三日，西洋人郎石宁画得桂花玉兔月光画一轴，怡亲王呈进。”[62]同年九月，郎世宁又绘了一幅《聚瑞图》。当时，雍正帝借所谓“麦谷两歧双穗”、“莲花同茎分蒂”等现象，大谈祥瑞与天人感应，为自己的统治做宣传。郎世宁在这幅图上写道：“皇上御极元年，符瑞叠呈，分歧合颖之谷实于原野，同心并蒂之莲开于禁池。臣郎世宁拜观之下，谨汇写瓶花，以记祥应。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海西臣郎世宁恭画。”这幅画从思想内容上看，描绘了祥瑞之物，预示了太平盛世，迎合了雍正帝的政治意图；从画面上看，采用了写实的手法，带有西方静物画的特点，但减弱了画面的明暗光差，亦中亦西，迎合了雍正的艺术趣味，显示了郎世宁来华之后，绘画技巧与艺术风格的变化和转折。画上的题款为“海西臣郎世宁恭画”，表明他已经正式以“臣”属的身份供奉朝廷。
雍正讲求祥瑞，官员们便投其所好，纷纷奏报。三年（1725年）九月十四日，郎世宁又奉命绘《瑞谷图》。其所绘之瑞谷是根据内阁典籍厅送来的河南省进瑞谷15本，陕西省进瑞谷21本，先农坛进谷16本。[63]《清世宗诗文集》中收有一篇《瑞谷图跋》，其中写道：“朕览各种瑞谷，硕大坚实，迥异寻常，不但目所未见，实亦耳所未闻，若但见图画而未见谷本，则人且疑而不信矣。”由此可见，雍正对这幅画是很满意的。
郎世宁以出色的绘画才能受到了雍正帝的非常之知。圆明园内的牡丹花开了，他让郎世宁来写生。他喜欢下棋，便命郎世宁“画各样果子围棋两份”。外国贡来动物，他命“郎世宁照暹罗所进的狗、鹿，每样画一张”。并评价道：“郎士宁画过的者尔得小狗虽好，但尾上毛甚短，其身亦小些，再着郎士宁照样画一张。”[64]
圆明园扩建工程基本完工之后，雍正帝开始驻跸圆明，御园听政。为了对园内的殿堂进行装饰，他命郎世宁绘制了大量的室内装饰画。据档案记载：五年（1727年），“传旨万字房南一路着郎士宁画格扇”。六年（1728年），“传旨圆明园耕织轩着郎石宁起稿呈览”，“圆明园内新添平头案着郎石宁放大样画西洋画”，“西洋人郎石宁画得年例山水画一幅奉旨送往圆明园”。七年（1729年），“传旨圆明园含韵斋着西洋人郎石宁画画”，“传旨西峰秀色殿内着郎石宁画山水”，“奉旨九州清晏东暖阁着郎石宁等画画”。[65]
在绘制这些室内装饰画时，郎世宁受到了雍正帝的干预和指点。首先，绘画必须遵照旨意，有时还得预先拟稿呈览，批准后方可动笔。其次，画完后，雍正时有点评，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例如，五年七月，郎世宁奉旨为万字房画隔扇画。雍正阅后不太满意，提出：“此画窗户档子太稀了些，着郎士宁另起稿画油栏杆画。”[66]此后又多次下令改画。七年正月，郎世宁在为含韵斋作画时，预先拟出画稿3张。呈览后，雍正仅批准画山水稿1张，并要求添画日影，以增加立体感。同年八月，雍正看到九州清晏东暖阁内的玉堂富贵画时，很不满意，认为画上的玉兰花、石头甚不好。下令改画。并提出由中西画家合作绘画的新方法，“着郎石宁画花卉，唐岱画石头”。[67]从此，郎世宁与唐岱长期合作，共同绘制了许多传世之作。
上述可见，雍正虽然严厉刚毅，勤于政务，但也不无闲情逸致。他对艺术的爱好，对绘画的兴趣，客观上为郎世宁施展才华提供了条件。郎世宁来华之后，为适应中国的欣赏习惯，认真吸取中国画的技法和风格，走融汇中西的道路，创造出一种新技法，新画风，即郎世宁绘画新体。而从雍正对郎世宁作品的干预与指点来看，他对郎世宁绘画新体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作为一名宫廷画家，郎世宁不仅自己勤奋作画，创作了数量众多、题材广泛的绘画名品，而且向中国画家传授西画技艺，为清廷培养了一批兼通中西画艺，又各有独特专长的宫廷画家。例如档案记载，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怡亲王传旨：“班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玠、葛曙、永泰等六人，归在郎石宁处学画。”[68]他们后来都颇有成就。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乾隆朝的档案有500余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令传教士绘制图画；二，令传教士建造圆明园内的西洋楼和水法；三，令传教士制造各类新奇玩意。
乾隆帝对绘画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对来华的传教士画家颇为青睐。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章、安德义、贺清泰都是他的御用画家。其中，郎世宁、王致诚与他的关系尤为密切。
早在乾隆登基之前，郎世宁便与他有了联系，为他绘制过精美的图画。乾隆继位之初，郎世宁又为他绘制了多幅图画。其中最重要的一幅画，是他与唐岱、沈源合笔绘制的《圆明园图》。这幅图充分展示了圆明园的美丽景色，深得乾隆欢心。元年（1736年）三月，乾隆下令：“赏郎世宁、唐岱每人人参二觔，纱二疋。赏郎世宁徒弟每人官用缎二疋。”[69]同年九月，他再次下令：“赏西洋人郎世宁上用缎二疋，貂皮二张，郎世宁徒弟四人每人官用缎一疋。”[70]
乾隆二年（1737年），郎世宁继续为圆明园绘制室内装饰画。据清代档案记载，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着郎世宁将圆明园各处油画画完时，再往畅春园寿萱春永处作画。繁重的工作，使年近半百的郎世宁疲惫不堪。三年（1738年）年初，郎世宁身患疾病。乾隆极为关切。二月二十七日，他赏银一百两供郎世宁养病之用。四月初，郎世宁病情好转，乾隆特许他在家工作，不必出门奔波。明确指出：“郎世宁之病如好了，着伊在家将保合太和围屏上画画，得时送进。”[71]
清帝对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赏识与器重，引起了法国传教团的极大关注。为了与郎世宁的影响相抗衡，法国传教团要求国内选派有才华的画家来华传教，用绘画获取皇帝的欢心，以便于法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以扩大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耶稣会士特派画家王致诚来华。
出于对传教事业的执著追求，郎世宁、王致诚克服种种困难，长期为清廷服务，绘制了大量的精美作品。题材有人物画、风景画、花鸟画、年节画、扇画、珐琅画等等。其艺术水准正如史书所评：“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72]
作为宫廷画家，郎世宁、王致诚不仅为乾隆绘制了赏心悦目的艺术精品，满足了他的闲情逸致，而且充当了史官的角色，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了清廷的庆典、习俗以及重大的政治事件，为乾隆的文治武功留下了生动的形象资料。这些纪实画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乾隆十八年（1753年），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带领属下归顺清朝。乾隆帝对三车凌的内附极为重视，妥善安置了他们的生活。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三车凌，封王晋爵，赏赐金帛，并连续多日在万树园为三车凌举行盛大宴会，欢庆活动达10日之久。为了用图画记录下这一历史事件，王致诚奉命赶往避暑山庄进行创作。并为三车凌等12位首领画像，共“画油画十二副”。[73]
继三车凌之后，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也率众归附。乾隆帝决定以接待三车凌的规模来接待阿睦尔撒纳。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下令：“着西洋人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前往热河。”[74]用画笔记录庆典活动。十一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郎世宁亲自为阿睦尔撒纳等首领画像，“画成油画阿穆尔萨那等脸像十一副”。[75]
从热河返京之后，郎世宁、王致诚又开始绘制反映乾隆接见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的历史事件的重要作品。二十年（1755年），他们完成了两幅大画。一为《万树园赐宴图》，描绘了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设宴招待杜尔伯特部首领的情景。一为《马术图》，描绘了乾隆率文武官员和辉特部首领在避暑山庄观看马术表演的场面。这两幅画分别由王致诚、郎世宁设计并主绘，中外画家合笔完成。它们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既是清代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二十四年（1757年），清廷平准平回，统一了新疆。这一胜利将郎世宁、王致诚等人的纪实画创作推向了高潮。他们共同努力，绘制了一套《乾隆平准平回战图》，亦称《得胜图》。这套图共16幅，宣扬了清廷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深得乾隆帝的欢心。乾隆决定将这套图送往法国制成精美的铜版画。二十九年（1764年）十一月五日，乾隆下令：“平定伊犁等处得胜图十六张，着郎世宁起稿，得时呈览，陆续交粤海关监督转交法郎西雅国，着好手人照稿刻做铜版。其如何做法，即着郎世宁写明一并发去。”[76]
乾隆年间，郎世宁等传教士不仅以精湛的画技为清廷服务，还设计并建造了圆明园内的西洋楼和水法。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偶然从西洋画册中看到喷泉，便要郎世宁为之解说。听了郎世宁的解说之后，乾隆的西洋兴趣大发，要郎世宁推荐能工巧匠进行仿制。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努力工作，当年秋天就制造出第一台喷水机。乾隆见后十分喜欢，决定建筑一组欧式宫殿，殿内殿外均安装喷泉。这组欧式建筑位于圆明园中的长春园，俗称西洋楼。宫殿由郎世宁绘图设计，喷泉则全部由蒋友仁设计督造。
西洋楼区总面积8公顷多，由西到东依次布置了谐奇趣、万花阵、养雀笼、五竹亭、方外观、海晏堂、观水法、大水法、远瀛观、线法山、方河、线法墙等建筑和园景。它是我国皇家宫苑中第一次大规模仿建的西洋建筑群和园林喷泉，既着重突出西洋形式，又糅和了中国特色，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的“传旨着郎世宁蒋友仁想法做水法陈设几件”，“传旨新建水法西洋楼处应画处着郎世宁起稿呈览”，“西洋人蒋友仁呈新建水法仪器样图奉旨照样准做”，“传旨新建水法西洋楼着郎世宁等画通景大画”等文件，使我们看到了传教士为圆明园锦上添花的情景。
早在明朝末年，利玛窦就以“西洋奇器”叩开了紫禁城的大门。清朝建立之后，来华传教士又怀抱“奇器”进入了清廷。他们向中国皇帝进献欧洲物品，为中国皇帝修造西洋钟表、奇巧珍玩，成为清宫里的“西洋巧匠”。
雍正对西洋钟表的兴趣相当浓厚，法国耶稣会士沙如玉就是他的御用技师。七年三月（1729年4月），他下令：“着西洋人沙如玉在造办处做自鸣钟活计。”[77]从此，沙如玉留居北京19年，以种种技术供奉清廷，制作了大量钟表，深得清帝的欢心。
乾隆时期，清朝统治达于极盛，西洋奇器的制作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帝对西洋钟表和机械玩具十分喜爱，召用了许多有技艺的传教士进宫服务，以满足他在这方面的需求。传教士们则投其所好，充分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制作了大量的奇异珍玩。
例如，乾隆帝曾令传教士制造自行虎，明确提出：“要四足活动。先照小样做一件，得时照大样改做一件。”[78]并令传教士制作活动人物、水内自行鹅、自行船、浮水娃娃等。
乾隆帝还令传教士制作能写多种字体的西洋陈设。五十年（1785的）十月，他下令：“含经堂殿内现陈设西洋人写汉字‘万寿无疆’陈设内，着汪达洪想法改写清话‘万寿无疆’四字。钦此。”[79]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他又下令“宁寿宫乐善堂现设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西洋人陈设钟一件，着如意馆西洋人德天赐、巴茂止照样成做陈设钟一件，要写四样字。钦此。”[80]
由此可见，来华传教士为了能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煞费苦心，进献奇器；极尽巧思，制造奇器，以博取清帝的好感，换取清帝放宽对传教活动的限制。西洋奇器是他们在华传教的重要工具。康熙帝尚能通过这些奇器看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他最感兴趣的是科学仪器。雍乾二帝则不然，对西方科学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尤其是乾隆帝，对西洋的追求登峰造极。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清宫里的做钟处蜕变为他的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清朝的王公贵族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奢侈享乐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