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合同论文范文

消费合同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旅游消费；旅游消费合同；违约责任

Abstract:Ourcountrytourismdevelopedinrecentyearsveryrapidly,itwasourcountry''''sneweconomicalindustry,butourcountrytravelinglegislationlaggedbyfarinthetourismdevelopment,thuscausedthetouristmarkettopresentmanynotstandardphenomena,notonlythetouristUygurpower''''sspacewasverysmall,Touristbusiness''''sbenefitwasalsoverydifficulttoobtainthesafeguard,itsbasicreasonlacksnationwidetravelingbigmethod,thuslackedlegaltheadvantageoussafeguard.Here,weonlyemphaticallydiscussedthattravelsbetweenthetouristwhoandthetravelingoperator''''srightandthedutyandthelegalliabilitytheexpensecontractmaintains,inordertoexplainedthatourcountryformulatesaunifiedtravelingmethodnecessityandthepressing.

keyword:Travelingexpense;Travelingexpensecontract;Violationresponsibility

引言

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制经济，一个行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都离不开法律的保障。而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大力发展旅游业以来，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旅游法加以保障。各地虽然都制定了自己的地方旅游法律法规，但由于旅游的异地性以及各地旅游法律法规的不统一性，游客在跨地域旅游时权益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也使旅游纠纷层出不穷。在对旅游纠纷进行综合分析时，我们发现大多的旅游纠纷发生在旅游者和旅游经营商之间，可见旅游消费合同的制定越来越有其必要性。

一、旅游消费合同的概述

要谈旅游消费合同，我们先看一下合同。关于合同的概念有各种学说，大陆法系通常认为合同是基于一种双方法律行为而达成的协议；而在英美法系，采取“合同是一种允诺”的学说。从现行民事立法来看，我国采用的是协议说。我国《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原《合同法》直接规定了十五种有名合同，《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增加到三十种。其中就包括了餐饮合同、住宿合同、旅游合同，在这几种合同中都隐含了旅游消费的内容。而鉴于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业中的重要地位，单独将旅游消费合同列出来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的意义。《德国民法典》第651条规定“根据旅游合同，旅游举办人负有向游客提供全部给付（旅游）的义务。游客负有向旅游举办人支付约定的旅游费的义务。”旅游消费合同的概念适用合同的有关规定，同时旅游消费合同的概念又要考虑旅游的特殊性，应强调对旅游者利益的保护。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旅游消费合同：它是指旅游经营者提供旅游服务给旅游者，旅游者按约定支付报酬，旅游经营者应对游客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承担严格责任的合同。旅游消费合同规定了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旅游消费合同的内容

合同，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其内容就是合同条款（意思表示的表现形式）；作为债的关系，其内容为合同权利义务，它们也由合同条款固定。①对于债的概念，我国《民法通则》第84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在此，我们就从债的角度谈一下旅游消费合同的内容，也即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1、债权是一种请求权、相对权，它具有相容性、平等性，债权具有四项权能，即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债权保护请求权和处分权能。我们从债权的这四项权能来浅析一下旅游消费合同的债权权能：

（1）给付请求权。在旅游消费合同上表现为：旅游者有权利要求旅游经营者提供旅游服务，如要求旅行社提供导游服务、订票服务等，要求旅游交通部门提供交通服务、饭店经营商提供住宿餐饮服务等；而旅游经营者则有要求游客在旅游活动开始前支约定金以及服务提供后支付旅游费用的权利。同时由于旅游的综合性，在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种种其他复杂的约定义务或旅游规则，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对这些方面提出请求，达成协议，尽量保证旅游消费合同的完备性。请求权为合同债权的第一权能，如果从效力角度着眼，为其请求力。

（2）债权保护请求权。我国旅游发展采取的是超前型的发展战略，旅游立法各方面都不完备，导致旅游侵权行为时有发生。随着旅游者的成熟，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在旅游消费合同制定后，如果旅游经营者不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其义务时，旅游者就可依据该项债权权能请求国家机关如旅游质量监督部门给予保护，强制旅游经营者履行，它表现在债权的效力上就是强制执行力。当然合同纠纷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寻求仲裁。仲裁是指纠纷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非司法机构的第三者审理，并作出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的裁决的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或方式。①旅游消费合同中的双方可以就其存在的纠纷向仲裁结构提起。同样，如果旅游者不能按照旅游消费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旅游经营者同样可以寻求相同的解决途径。

（3）给付受领权。旅游经营者或是旅游者在履行其义务时，另一方（即债权人）有权予以接受，并永久保持因债务人的履行所得的利益。有效的受领该给付，乃为旅游消费合同债权的本质所在，也是债权人（即本质上的受领人）所追求的最终结果。给付受领权体现在债的效力上，构成保持力。

（4）处分权能。在旅游消费合同中，处分权能是指旅游经营者或是旅游者可以撤销、免除、让与债权等。旅游业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行业，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如战争、经济因素如汇率、社会因素如去年的非典还有天气因素的影响。当不可控因素发生时，旅游经营者或旅游者都可以协商重新界定自己的权能。

2、在旅游消费合同中，债务是指旅游服务经营者或是旅游者依其约定应该给付的义务，其内容包括实施积极的特定行为（如旅游经营者提供服务，旅游者支付费用），也包括不实施特定的行为（如旅游经营者擅自修改服务承诺，旅游者任意要求增加服务内容）。债务履行的结果不外乎两种：一是使债权人的利益得以实现；二是使债务人失去其既有的利益而处于一种不利益的状态之中。

债务包括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在旅游消费合同中，给付义务就是旅游经营者或是旅游者约定的基本义务，具体而言就是旅游经营者要满足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的基本需要，同时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也会承诺自己独特的服务和给予旅游者特定的优惠；旅游者要支付服务费用。合同的附随义务是法律对合同约定义务的扩张，属法定义务，也是合同义务，表现在旅游消费合同上，就是旅游经营者要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必要时应该向旅游者公开整个旅游费用的构成；以及其他的通知、协助和保密等义务；旅游者也要按时交纳定金和服务费用，遵循诚信原则。

权利和义务是旅游消费合同的核心内容，要处理好此殊合同债的关系，就必须协调好经营者和游客之权利、义务关系。鉴于旅游是一综合性产业，涉及到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交通、旅游景区等多个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的关系，每个旅游经营者的经营特点都各有不同，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旅游消费合同中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权利和义务内容的规定，即维护旅游者的权益，同时也要考虑旅游经营者的权益，以保证旅游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旅游消费合同之法律责任问题

当事人违反合同的有关规定，就得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债务，或其履行不符合合同规定时，对另一方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强制履行等民事责任。在罗马法上，债务与责任未加区分，二者都被称为“法锁”，并用obligatio一词加以表示。①违约责任与合同债务有着密切联系，违约责任以合同债务的存在为前提，无合同债务即无违约责任，但违约责任并非债务本身，而是债务人违反合同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二者是有区别的。

鉴于旅游消费合同的特殊性，我们提出以下问题来探讨一下此种合同存在的法律问题：在由第三方侵权造成损害时，旅游者能否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在追究旅游经营者的侵权责任时，旅游者应承担哪些举证责任？在找不到侵害人或侵害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能否使用公平原则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一）旅游者在接受旅游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时，鉴于两者间存在着旅游消费合同关系，经营者负有保护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合同义务。但在由第三人非法侵害造成游客人身、财产损害时，旅游者能否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

有的学者认为，依据《合同法》第60条规定，经营者既要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也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附随义务，这当中也包括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负有的保护义务。在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形成旅游消费合同关系后，旅游者在因他人非法侵害遭受人身、财产损害时，可以看作是旅游经营者对合同附随义务的违反，旅游者可以以旅游经营者违反保护义务为由追究其违约责任。还有的学者认为，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该义务是强制性的，可以作为追究经营者违约责任的法律依据。即便在旅游消费合同中没有明确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可将该义务解释为旅游消费合同的必要组成部分，违反该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不过，鉴于合同法理论中附随义务不得单独诉请损害赔偿的论断和维持附随义务与合同基本义务之间平衡的需要，同时由于在旅游服务过程中服务提供存在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第三方的侵害难以有效控制，以经营者负有的安全保障附随义务为诉因来追究其违约责任，在理论和操作上均存在一定的障碍和困难。

笔者认为旅游中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旅游消费合同的主要义务而非附随义务。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明确的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写进了宪法。生命安全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任何合同都不得以侵害他人的生命作为约定内容。保证旅游者的人身安全是旅游经营者法定的义务，该义务不得以契约的形式放弃或者限制。在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旅游消费合同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是指不考虑违约方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而以违约行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了损害为依据来确定其违约责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负有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法定义务。因此旅游经营者应该持有合法且有效的经营证件，对旅游者开放的经营场所及相关设施必须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对于特殊旅游场所，服务经营者必须配有足够数量的、合格的安全保障人员，旅游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内容也应该安全可靠，对具有不安全因素情况的进行提示、警告，严格防范他人对旅游者的侵害，在旅游者有危险或困难时，对游客实施救助。反过来讲，如果旅游服务提供者违反了上述安全保障义务，他就应当对游客受到的损失或伤害承担违约责任。

（二）找不到侵害人或侵害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之时，能否适用公平原则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旅游消费合同应强调对游客利益的保护，而处于民法之公平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填补损害。但从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倾向于保护国家利益或国有单位的利益，而漠视对旅游者权利的保护，他们担心一旦判决旅游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就会大大增加其经营风险，影响整个旅游行业的发展，这违背了民法之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在当事人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如果当事人没有过错，或者是在找不到侵害人或侵害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之时，可以适用公平原则要求旅游服务提供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旅游经营者是存在过错的，因此，可以直接依据过错原则追究其赔偿责任，但只要求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如果侵权发生原因竞合，即损害是由旅游经营者的原因和第三人的原因所造成，应由旅游经营者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旅游经营者对该第三人有求偿权，受害游客有重大过失时，可减轻旅游经营者的责任。

旅游消费之法律责任还存在除以上涉及的很多问题，我们只是谈到了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个问题，社会是发展的，而法律又是社会的调节器，法也应该适时而动，唯有如此，法律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三）在追究旅游经营者的侵权责任时，旅游者应承担哪些举证责任

在第三人非法侵害游客造成损害时，游客以侵权为由旅游服务提供者，如果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②（也即“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游客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这对游客非常不公平。立法应否考虑旅游消费纠纷中游客举证困难的现实。

在旅游消费纠纷案件中旅游者举证存在的困难和各级法院法官对这类案件的判决会很大程度影响到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之间旅游风险及利益的分配，因此，我们应该慎重对待侵权举证问题。如果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旅游消费侵权纠纷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游客在旅游活动中遭遇第三人非法侵害向旅游经营者索赔时，应当对旅游经营者的主观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旅游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举证难度加大，更使得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非常之不合理，不利于旅游者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经营者相比旅游者来说，无论在经济力量、对旅游设施及旅游环境的安全性了解以及对旅游信息的掌握等方面都优于旅游者，这使得旅游者负责举证对方存有主观过错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建议立法应该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或者举证责任倒置。游客在遭遇损害时，有权推定旅游经营者存在主观过错，除非他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就要对侵权责任负责。

结束语

旅游业作为我国的一个新兴阳光产业，其发展后劲实足，但由于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单靠地方制定的旅游法规是不能妥善解决旅游中存在的问题，而正相反，不同地方制定的不同的旅游法规，使得旅游秩序非常之混乱，严重干扰了我国旅游业的稳定和发展。旅游消费合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趋重要，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人们跨地区和国界的旅游已经相当的普遍，伴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出现了许多旅游纠纷和问题，这些纠纷和问题迫切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但是旅游消费合同的无法可依使得纠纷难以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旅游立法。旅游消费合同是旅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对游客利益的保护，旅游服务提供者（旅游公司）对游客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承担严格责任。

在此，我们浅析了此种合同的相关内容和法律问题，由于水平有限，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众多学者的共鸣。

参考资料：

[1]参见余延满著：《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参见魏振瀛著：《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参见常怡著：《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参见陈自强著：《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参见张驰、傅鼎生、郑幸福著：《侵权赔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6]参见黄进、徐前权、宋连斌著：《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参见杨立新著：《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参见李天元编著：《旅游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参见何平《加快旅游合同立法保障旅游交易安全—浅析旅游合同立法的必要性》一文，《温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期。

消费合同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医疗美容；法律关系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23-0315-01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观念的日益更新，人们对美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美容使自己变得完美。但在医疗美容行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整容整形业兴起的近十年以来，平均每年因美容毁容的投诉有近2万起，十年间已有近20万张脸被毁掉。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医疗美容纠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美容者与医疗美容机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如何规范医疗美容市场，维护医疗美容机构以及美容者的合法权益成了一个难题。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要明确医疗美容的法律关系。

一、医疗美容法律关系的性质存在争议

由于我国目前对医疗美容法律关系的性质尚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对于其性质是众说纷纭，各持一家。但总体来看，主要存有“服务合同论”、“医疗合同论”和“消费法律关系论”这三种观点。

（一）服务合同论

根据我国《合同法》，服务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依他方要求，完成一定服务行为或客观特定的服务活动，另一方必须支付服务报酬的一类合同。持服务合同论者认为：一方面，医疗美容是医疗美容机构对非病人或者正常人的身体部位的形态进行修复和重新塑造，通过利用医学手段、知识来满足人们爱美的需求以期获取相应的报酬，具有纯粹的营利性质；另一方面，医疗美容合同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医疗合同，因为在医疗合同关系中，患方往往处于被动承受的一方，对于医方采取何种医疗措施、价格、效果等方面不能完全自主选择、决定，这一项权利一般由院方行使；而在医疗美容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可以就医疗器械、方法、效果进行自主选择，进而双方协商形成合同关系。因此，该派学者认为，医疗美容服务关系的性质，是医疗机构向美容者提供医疗美容服务的一种服务合同关系。

（二）医疗合同论

主张医疗美容属医疗合同的学者们认为，医疗美容是医疗服务需求者就非健康需求问题来寻求医疗美容机构提供相关服务的合同。理由如下：其一，虽然以美容为目的的医疗美容行为不具有诊疗目的，甚至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这并不影响其合同本身所具有的医疗性质及其产生的权利义务。因为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医疗领域不再局限于仅以诊疗为目的的医疗行为。显然，利用医疗手段、技术为非健康人士提供医疗美容服务的医疗美容行为属于当今意义下的医疗领域。其二，虽然医疗美容不是一种必需的医疗行为，仅仅是一种为了改善自身形象，恢复或者保持健康状态的医疗消费行为。[1]但是由于在这过程中，它与一般的医疗行为一样需要运用到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因此，医疗美容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归于医疗合同。

（三）消费法律关系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一条对消费法律关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指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对象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中产生的消费关系。相应的，在医疗美容中，医疗美容机构利用相关的产品、技术为美容者提供服务，美容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在此过程中医疗美容机构实现其营利的目的。因此，医疗美容机构属于经营者，美容者是消费者，他们之间存在消费法律关系，其客体就是医疗美容机构实施的行为。

二、明确医疗美容法律关系的性质

鉴于对医疗美容的定性，通过对以上三个观点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医疗美容法律关系属于特殊类型的医疗合同，理由如下：

一方面，医疗美容合同符合医疗合同的构成要件，属于医疗合同，其主体即医疗美容机构属于医疗机构（详见《医疗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对于医疗美容机构的执业人员也是依照职业医生的标准进行规定的，而程序方面，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执业医师对就医者实施治疗前，必须向就医者本人或亲属书面告知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医疗风险和注意事项等，并取得就医者本人或监护人的签字同意。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得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这与医疗诊疗行为设置的程序一致。

另一方面，医疗美容又有别于一般的医疗合同，医疗美容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一定是患者，其既可以是患者，也可以是只是追求完美的健康人，而医疗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必须是患者。医疗美容合同约定的内容特殊，医疗美容者往往只对要进行医疗美容的部位进行约定，这一点属于承揽合同的性质，而在一般的医疗合同中，患者并不是十分了解所患疾病的特点，一切医疗事务都交由医生进行，因此，一般的医疗合同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2]因此，根据这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医疗美容合同的性质是一种特殊的医疗合同。

三、结语

我国医疗美容行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但我国对医疗美容的法律关系还没有明确定位，这就使得我国医疗美容行业在发展中无章可循，造成了医疗美容纠纷的增长。只有明确医疗美容法律关系，才能保障医疗美容行业和谐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颂跃著：《医疗纠纷与损害赔偿新解释》（第二版）[M]，第192页。

[2]郑妙：《医疗美容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6）.

作者简介

消费合同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逐步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已经取代农民工、下岗职工就业问题而成为了就业市场的核心问题。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理论角度寻求相关的依据，为政府等公共部门做好相关激励措施等提供支撑。

【关键词】就业 激励 政府

目前的就业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失业问题，我们认为，这些理论也同样适用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在西方，无论是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他们的一般经济理论中都包含有就业理论。包括劳动力供求因素分析、一般就业水平的确定、失业原因的探讨、就业对策的制定等。其中，有的就业理论是赞成政府就业促进的，并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取向。

一、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总量就业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以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了政府促进就业的必然性。首先，他对“充分就业”做了新的解释。认为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之外，还存在“非自愿失业”，即工人愿意按照现行货币工资水平受雇于资本家，却仍然找不到工作的状态。在凯恩斯看来，只有想办法消除了“非自愿失业”就意味着“充分就业”。其次，他还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即就业总量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失业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要解决“非自愿失业”问题就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增加就业量和增加有效需求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需要政府出手拯救经济、促进就业。他建议扩大政府职能，依靠政府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从而扩大有效需求，提高社会的就业水平。凯恩斯的主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带来了经济理论和财政政策研究的空前繁荣。从“自由放任”到“积极调控”，凯恩斯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政府干预经济，采取积极的手段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

二、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就业理论

二战以后，德国、日本两个战败国在实物资本饱受战争破坏的条件下迅速崛起，而伊朗、利比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以资本积累为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却未取得预期效果。经济领域中这些难以解释的特殊现象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代表人物是舒尔茨和哈比森。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资本可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三、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结构性失业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滞胀”，凯恩斯理论对此无能为力。以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诞生，其实质上是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他们认为，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仅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劳动力市场政策和人力资源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具体的就业促进包括、对劳动力进行全方位的继续培训，使技术过时的劳动者及时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大力发展职业介绍中介机构，使企业和求职者实现充分的信息沟通、减少户籍等行政性人口流动障碍，降低人员流动成本，帮助解决劳动力和企业地区间的迁移。

四、20世纪8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工资粘性就业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凯恩斯主义以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姿态出现。其代表人物包括斯蒂格利茨、曼昆等。该学派是用“粘性”取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刚性”理论，并且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对这种粘性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弥补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

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论的关键是工资粘性理论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名义工资粘性理论包括、长期劳动合同论。劳方为避免劳动市场风险工资变动和失业风险，希望与资方签订长期合同，资方为了减少谈判成本，以及谈判可能引起的劳资摩擦也同意签订长期合同。这就使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难以随市场变化而变化，使工资具有粘性、交错调整工资理论。交错调整工资是指劳资双方可以通过合同来调整工资，但经济系统中所有的工资合同并不是同步的，即签订时间与到期时间是错开的，因而工资只能交替调整。当国家试图使工资水平稳定时，必然要求货币政策与总工资的增加相适应，结果就出现了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剧烈波动的超额需求会使产出下降，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减少，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因此，其结果就是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同时并存。实际工资粘性理论认为，厂商愿意支付较高的实际工资是因为他们假设工作效率和工资成正比，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从而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而高工资就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从而出现失业。新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当多考虑长期失业者，同时要积极干预劳动工资合同，以促使其具有较大弹性，从而促进就业。

我们还发现，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失业回滞理论强调政府有必要通过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培训政策与恢复劳动力市场功能的政策以促进就业。这其实体现的就是就业工作综合化、体系化的全方位覆盖。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大量的就业促进政策、包括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鼓励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积极聘用高校毕业生参与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服务外包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与就业援助等，这些政策出台之快，力度之大，涉及部门之广，历史少有。综上，我们列举了一些就业服务相关的理论，碍于精力有限，这些理论虽不能穷尽，但当面对日益严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也许能为研究对策找到一些路径。

参考文献：[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徐毓扔译.商务印书馆，1997

[2]林毅夫.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3]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M].华夏出版社，1988

注：本论文是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201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激励措施研究》课题成果，课题编号：JRS-2016-1035

消费合同论文范文第4篇

2014年5月5日，两篇名为《请求清华留任方艳华老师》和《清华，请留下方艳华老师》的人人日志开始流传于网络，将清华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方艳华是谁？她的去留

又怎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非升即走”惹不满

方艳华，清华大学外文系教师，2004年开始一直任讲师。

2014年4月初，37岁的方艳华按照系里要求，做3年一次的述职答辩。主管外文系教学工作的张为民副主任的评语是：“教学效果优异，深受学生欢迎。独特的英语写作教学理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答辩结论：继续聘任，上报清华大学人事处最终核定。但是，校方根据“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则‘非升即走’”的规定，判定方艳华科研考核不合格，不符合续签要求，由校务委员会下达不再续聘的决定。

5月初的一天，外文系2011级毕业生庞博偶然得知方老师被解聘的消息，在班级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信息：“方老师因为学校的一些政策关系，不得不离开了。如果大家有意愿的话，可以给她写一封信，把我们眼中的方老师是怎么样的还原一下，写完之后给学校。”5天内，庞博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等地共计50余封毕业生来信4万余字，洋洋洒洒几千字者不在少数。

这些信件被贴到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清华学术大牛越来越多，教书教得好的老师却是越来越少，老师忙发论文，忙拉课题，忙培养研究生，真正能在培养本科生上花这么多时间而且又如此优秀的老师，很少很少了。”

“我们不是要给学校施压，只是用学生的记忆向学校全面展示老师的面貌、为人、教学和师道……学校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应该听学生的声音。”

“大学是为学生完成高等教育而开设的，评价一个老师是不是优秀，是不是应该留下，学生们没有发言权，只有论文说了算，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

“连学生的授课需求也无法充分满足的学校真是好学校吗？哪怕发表了成吨的论文，可无法教好学生、教会学生的老师真是好老师吗？在这种目的性、功利性极强的氛围里，培养出的学生真的是好学生吗？当一所大学失去了包容性，不以尽心尽力完成对学生的教育为首要目的，而是只汲汲于名与利时，还是我们向往的大学吗？”

清华在1993年开始人事制度改革的探索，提出“非升即走”实施方案，通过末位淘汰制优化师资队伍，实现人才流通。

1999年，校方实行有限期与长期聘用相结合的聘用制度，将“非升即走”制度化。新制度强调：对新聘人员实行连续合同聘用，规定初级职务最多两个聘期，中级职务最多三个聘期，如不能晋升高一级职务则不再续聘；副教授以上经过一至两个聘期后可长期聘任。至此，合同制逐步替代“铁饭碗”意识，在清华推广开来。

根据现有制度，方艳华“合同到期不再续聘”符合正常程序。

“非升即走”并非清华原创。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美国大学协会联合通过了《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的原则声明》，提出广为人知的“Tenure-Track”制度（又称“up-or-out”，“不升即离”制）。为了获得终身教职，美国大学专职教师往往要经历获取博士学位、博士后研究（2-3年）、助理教授（至少5年）、副教授（3-4年）和正教授的发展“流水线”。在助理教授试用期内，若无职位晋升，则必须走人；若达到评定标准，则有永

久或继续任职的资格，除非某些不可抗因素干扰。

“失去这份热爱的工作，是让我很痛心的”

“我觉得有些想法如果能影响到一些学生的话，价值不比几篇论文差。”

方艳华在清华外文系教授本科专业英语写作课，自2007年开设以来，至今“不可替代”。“大家都不愿意教这门课，都嫌它难，推来推去就到我这里来了，一直以来都只有我一个人教。系里也希望我再带一个老师，但是找不到。”

方艳华的学生王蕾，在请愿书中写道：“……在课上，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考量每一个标点符号、选词是否切合语境，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小方老师让我们一次又一次修改自己的作文，结成对子相互修改，并留下每一次底稿制作自己的‘作品集’。她教给我循序渐进的写作方法，更重要的是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的行事态度。”

在方艳华的教学理念中，英语写作教师跟体育教练一样，需要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写作是很个性化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犯的错也不一样。我肯定得课下跟同学一对一交流。” 曾经有人说，这样一门“没什么大不了”的课，随便找一个外教就可替上。但在方艳华眼里，“课可以上得很水，也可以上得很重。”

办公室里，方艳华拿出两摞厚厚的作业批改记录，这是学生为她整理出的申诉材料，也是她教学工作的见证。一线教学占用了方艳华绝大部分时间，自2007年开设写作课以来，方老师批改每份作业平均耗时30分钟，每周总计25小时。

方艳华并没有太多遗憾，“我一直在按自己的理念、梦想生活。学生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也实现了我想让他们学到的东西。职称和金钱不是我看重的，但教书育人这份工作我很珍惜。失去这份热爱的工作，是让我很痛心的。”

方艳华仅是当下中国高校中年轻教师生存矛盾的一个缩影。在第30个教师节过后，我们不得不正视高校“青椒”的生存状态。

“青椒”=“夹心层”+“不上不下”+“境遇尴尬”

“青椒”，是网络上对88万（教育部截至2011年年底的统计）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这是一个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比例高达62%的庞大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寒窗苦读20余载终在高校谋得一席教职。

或许，这数以万计的高校青年教师普通、平凡，没有太多骄人业绩，也没有显赫名声。三尺讲台，对这些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承的年轻人委以千钧重任。可是，当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赚钱养家……这些词语在现实中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之后，种种欲说还休的困顿让他们中的不少人脚步趔趄、心生乏意，也让“夹心层”“不上不下”“境遇尴尬”成为挥之不去的标签。

生活就像“赶地铁”

曾几何时，供职高校，成为一份很体面的工作，杏坛授业，桃李天下，为这份职业平添几分光环。更羡煞旁人的是，能带薪坐享寒、暑两个假期，不用天天坐班，免受“朝九晚五”之痛――这也经常是“青椒”在承受巨大精神、物质压力之外，聊以的安慰剂。

事实是，“青椒”们确实免受“朝九晚五”之痛，可是，为了如期赶上第一节课（早八点），避开交通早高峰，“青椒”们六点多就得从昌平、大兴、良乡向学院路出发。春夏尚可，秋冬时节，真是披星戴月。如若不幸遭遇交通拥堵，当白领们纷纷致电公司解释迟到之时，“青椒们”却心如刀绞。因为，迟到哪怕一分钟就会被定性成“教学事故”。面对学生和教务处，你百口莫辩，“既然知道北京堵，谁叫你不早点出门呢？”或有人言：谁让你不住在学校或者在学校附近住呢？答：学校家属区“青椒”根本没资格“染指”，周转房早已人满为患，成为学校这个“房东”安排下的“合法”群租，想租还得“排号”等。学校附近属于学区，房租尚且无法承受，更遑论买下它。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在六环外“蜗居”。

33岁的“青椒”刘老师工作3年半以来，一直过着一成不变的“一日生活”：早上6点多起床，看书、查资料、写论文和投标书，再抓紧完善由老教授或教研室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中午“随便搞点吃的”后花一个多小时辗转抵达学校，完成下午3个课时的教学任务，下课后还得赶在财务、人事下班前“把提前在家贴好的发票送去报销”；晚上回家也是片刻不得闲，上传教学课件、回复学生邮件，真正能坐下来看看书、写写字已是深夜。甚至，没有双休日和假期，“不去参加学术会议的话，就抓紧多写点论文，还得准备PETS-5考试（评职称时的必要条件）。”“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如此满满当当，他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这段时间很忙，忙完就好了”，这是他对女朋友说的最多的口头禅。刘老师未婚，尚没有家庭琐事的打扰，在他身边，已经成家、有小孩的“青椒”更是焦头烂额，“可我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信步走进任何一个大学校园，很难再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惬意闲暇的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口中的“赶地铁”：“现在的状态，即便是在北大校园，大家都急匆匆赶路，像在赶地铁。”

教学科研难平衡

在一项关于“青椒”的调查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发现，有72.3%的青年教师认为工作“压力大”，且最大的压力来自于科研。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受访者觉得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

李旦任教于沪上一所大学的电子工程系。他所在的大学对教师评职称设有一些“最低门槛”，比如有几篇代表作，承担过国家或省部级项目的负责人，拿过自然科学基金。已经工作6年的他曾两度向“老板”提交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但均未获批准。“写申请书很费时间，短则两个月，长则半年。因为我要介绍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既要与以前的研究关联，也要找出创新点，很费脑筋。”

今年是曹东勃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的第三年，除了承担公选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外，他还为研究生讲授专业选修课《经济哲学》。“青年教师多半是想把课上好的。没有哪个青年教师一进校就说，‘我根本不在乎学生的评价，只搞研究就行了。’因为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站住讲台，把课上好，一个教师的大后方就稳固了。”

曹东勃还记得工作第一年的情景：80%时间用于教学，20%时间做科研。他2010年7月毕业，9月就要上讲台，同时讲授本科生和研究生两门课。除去到山东农村调查的15天，两个月的暑假只剩一个半月可以备课。“第一次备课时间不够用，当时只搞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课件、教案，勉强做完一半。最紧张的时候，这一周的课刚上完，就要马上制作下一周的内容。”

过去这一年，曹东勃在农村驻村调查了60天。他坦陈，以前教学压力大的时候，根本抽不出这么多时间，现在投入教学的时间逐渐减少，但学生评教的分数却在逐年提高。曹东勃授课的四个班，前两年每年只有一个班的评价在90分以上，今年，四个班的评教分数都超过95分。

“容不得”

十年一剑的科研

从入校培训的第一天起，“青椒”王老师就不断地从人事处、科研处和学院其他老教师那听到论文、课题的重要性，“按学校规定，要想评副教授，至少需要1部专著、3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收录的论文，同时须承担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项目两项，其中主持纵向项目（含国家各部委及省级政府正式委托项目）1项，或主持到校经费20万元（理工科）、10万元（人文社科）的横向项目。”

短短一个学期，王老师就完成了将近300个课时的教学任务、申报课题6项、投稿9篇、还兼职新生班主任。“成果”累累，可他却觉得这更像一种“戕害”。甚至，他还给自己和同行下了个“知识民工”的定义。

“现在要鞭策、要急功近利地把最好的资源投入到最好的大学，想要有高收入、高薪水，就必须竞争、急于求成。”这种量化的考评管理，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看做是“GDP主义”，“这整个儿是一个指标系统，大到一个学校，小到一个老师，都是用一套指标系统衡量。人只是为了挣工分，创造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的环境，哪还容得下你十年磨一剑？学问本就需要‘慢工出细活’，现在倒好，‘大干快上’，天天逼着你早出活儿、快出活儿、多出活儿，而不是出好活儿。”王老师也曾想过以一种不屈服的姿态对抗这种评估方式，不过没出两年，就败下阵来，“五年内不能从讲师升为副教授，就得离岗走人，不再续聘。连饭碗都保不住，这是大问题。”

上课是最不重要的

“良心活儿”

教学是 “立校之本、生命源泉”，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云南大学“70后”副教授尹晓冰的惊人之语：“教师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就是自我毁灭。”

“我觉得，教学上只要使三成力就够了，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到科研上，和评职称挂钩，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法宝。”王老师直言，他越来越品出同门师姐传授的“高校生存法则”的味道：“很多学校的教学任务都主要由年轻人承担，又要逼着你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还要上够课时量，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上课自然会被最先舍弃。”他的身边，越是大牌的教授，越不愿意去上课，“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乐意自己做课题出文章”。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十分反感这样的言论：“我认为文章只应该占所有素质的十分之一，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教育方面的关怀、口头表达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与学生交流的能力、能不能把知识传给下一代等。”

但这一切，因为和现有的利益导向机制不相匹配，能真正听进去的人实在寥寥。每个人都很忙，忙着结项、写标书、发论文，甚至是找发票报销、和期刊编辑拉关系。上课，已经成为最不重要的“良心活儿”。

无奈之下，萧功秦选择用另一种路径说服学生：“不去争取那些课题，不去发表那些东西，就默默地自己搞自己的东西。你可能得不到很多的褒奖和奖金，但是你们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将来可能做出重大的成就。”没过多久，学生们说，无助感却更加强烈地袭来，这条路并不轻松。

“传道授业解惑”，这本是三尺讲台赋予这些“青椒”们最神圣的使命，也是让“教师”不仅仅只是一份职业的价值所在，可如今，一些“青椒”坦言无法体悟这样的境界，因为他们心中的困惑也“无处可诉”。

廉思把这种在高校青年教师中极为普遍的状况称为“自我认知下行”。在他发出的5138份调查问卷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当“催人奋进的压力”遭遇功利的评价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已在高校工作六年。他觉得，青椒压力不小是事实，但压力也有类型之分。比如，青年教师在生活中上有老、下有小；但在工作岗位上，除了教学和科研重担，上有学问渊博的教授，下有渴望知识的学生，这些也应该算是“催人奋进的压力”。

瞿骏曾赴国外访学。他说，欧美学术界实施的是精英化教育，拿博士学位要苦学，尤其在美国，用五六年甚至七八年的时间拿一个学位是家常便饭，同时，大学教职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可一旦获得教职，特别是终身职位后，教师基本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学术研究了。在我国，青年教师相对而言基数庞大，入职后的竞争特别激烈。

几乎每一位接受采访的青年教师都认为，现有的考评体系和方式过于功利。本想安于治学，做些“良心活儿”，但这些若以量化指标来衡量，都显得是在做无用功。

在中文系任教的林晓东最近半年埋头点校，整理古籍，为其添加标点、校正文字。很多人一听，觉得他傻。一方面，做这类基础的工作无法获得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点校是“雕虫小技”，点对了，应该的，稍微错一点，就是水平能力有问题。眼下，一本古籍刚点校完，林晓东没拿到一分钱，换来的只是自己心头一乐。

“不考核肯定不行，缺少外部约束机制，高校会堕落；但是，不能让考核把人考得烟熏火燎，把大学考成一个速生鸡的养鸡场。”做一名大学教师，应该是“发现兴趣、呵护理想”的过程。可青椒们也感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教书、做学问不仅要耐得住清贫，还要有一些“投机取巧”应对考评的能力，让自己“活”下去对很多人来说，这真是太难了。

难耐清贫

学校是个清静之地，有时，李旦躲在办公室里，也像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学校里，大家的收入差别不是太大，可走出去看看，和我一样年龄的，那差别就大了！”

李旦初略算了一本账：因为要养孩子，一家人每月开销少说5000元，一年就是6万；养车去掉2万，其他杂七杂八加一起，年支出大约10万元。

今年是李旦参加工作的第六年，根据目前的收入，养家糊口勉勉强强，手头若再要有一些积蓄，实在艰难。为孩子积攒来日的教育费用，乃父亲职责所在，但眼下也成了一桩隐隐心事。同事中，有人已为了高薪而跳槽，投奔企业去了。

林晓东来沪9年，如今拿到手的薪水4000元左右。他也有一本账：每顿饭在学校食堂解决，花费10多元；平时很少添置新衣服，除掉交通费、通讯费、买日常用品的钱，每个月的结余大概2500元，一年下来能存下3万元。“学校提供的房子能居住11年。11年之内买不起房，那么唯此一途，离开这里。”

尽管如此，想进入高校体制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多，每年积压着大把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即使一个待遇很低的辅导员岗位，也都有上百人竞争。于是，“愿赌服输”成为那些在基础学科勤奋耕耘的青年教师们的默默选择。并且，除了那些想在教学和学术领域有所作为的教师外，大部分教师只是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当成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

当然，不是所有老师都辛苦，都清贫。一些教授，凭借着自己的行政权力，四处拉课题，分包给底下的博士、硕士去做，然后在他们的科研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甚至有些教授，一年能发五十几篇“学术论文”――这往往是一些教师一辈子所有文章的总和！在一切“向钱看”的政策指引下，项目经费可以折算成绩点。比如，南京某高校，按照不同论文等级，折算教师发表的论文分数，一篇学术论文，根据等级，3到10分不等。而每一万元课题经费，就能折算成1分。那些动辄有几百万项目的教授，仅仅课题这一项，就有几百分。于是，就看到这样的马太效应：那些“学霸”们，不管是在行政上还是在学术上，都牢牢掌控着一切权力，动辄几千分的绩点，而那些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在“重项目，重科研，轻教学”的评奖机制面前，只有寥寥几十分的绩点。

新闻中报道：“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表示，要在今年消灭大学教师课时费低于30元的现象，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 熟悉南京教育市场行情的人都知道，一个高校老师只要口才过得去，随便到一个教辅机构谈谈价，课时费很容易达到80元以上。于是，很多青年教师，出于生计考虑，不得不拼命在外兼职代课，无法安下心来教学、搞学术。

当以“学术为业”的教师们，在为基本的生计发愁，并且悬殊的收入分配，很多时候是被垄断的行政权力与扭曲的学术权力所左右的时候，他们心中，真的是连一张平静的课桌也放不下了。

编后：学者廉思将高校“青椒”比作“工蜂”。一个被誉为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的群体，被自嘲成“学术民工”。本来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在社会中下层。这样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他们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心态。这样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日中国，为自己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

消费合同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律保留；高校自治规则；教育行政；特别权力关系

中图分类号： G91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6003309

在教育仍属私人或仅属特权阶级利益的封建时代，教育之各类事项均无需通过法律进行规范。但在当今教育普及的时代，高等教育已经不再仅暗含私人事务的属性，更加兼具促进社会发展的公益性，甚至还有着国家权力向社会领域渗透的痕迹。故较之传统之状况而言，教育已然不再归为绝对的自治领域，遵循客观规则以彰显教育行政的法治化已经开始成为一种共识。这就引发一些可讨论的议题，如高校自治的范围、法律保留的立与否、惩戒行为的可诉性、特别权力关系的消减，等等。

其中，高等学校自行制定的管理规范之性质与效力如何，是否可以成为实施高校管理行为的依据，法院又能否直接援引该管理规范做出裁判？这些问题也日渐成为学术讨论与法治实践的难题。一方面，大学为维持其校园的秩序，应享有所谓的管理自治，即指大学有权制定自己的管理规范，以维护大学内部的安全与秩序。另一方面，这种管理规范是否可以不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拘束而产生对学生加以管制的规范权力，在法治国的背景之下又有所异议？故本文将选取作为高校与学生联结点的内部规章制度加以研究，在借鉴法律保留层级化的基础之上，厘清高校自治规则之性质与效力，明晰高校与学生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并为依法治校之构建有所增益。

一、层级化的法律保留体系

（一）法律保留体系层级化的历史演变

法律保留原则由德国著名学者奥托·迈耶首创，其含义是指特定事务或领域内事项之处理，保留由立法者制定法律为之，而其所欲排除或限制的权力竞争者，乃立法权以外的所有国家权力，主要是行政权[1]。可以说，“法律保留”是有关立法权分配的一个制度，在这个分配中将一些相对敏感的权力通过法律规则限定在立法机关之手，而这种限定本身只为立法机关对立法权的专有性提供了有限的空间[2]。在现代宪法体系中，法律保留原则作为基本权利保障的一项实体措施，已经得到各国的公认。

纵观法律保留原则的历史演变过程，它一直扮演着民主法治推进器的角色。在十九世纪早期君主体制的德国，在君而并非在民，统治权力一元化且集中于君主之手，不论是制定法、命令，均本于君主统治权威而得，严格来说，并无当代权力分立意义下的法律与命令之区分内涵[1]12。基于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目的，宪法遂规定凡对人民自由和财产的干涉均须经由作为民意代表形成的立法机关的同意或授权，这就形成了初始阶段的法律保留原则。当然，在早期阶段，法律保留所涉及的领域一般仅限于侵犯人民基本权利的范围。即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权的剥夺或限制以及义务负担的课予，均需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加以规制；而对于授益行政、给付行政、特别权力关系等领域则排斥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故亦称之为侵害保留。以现代眼光衡量，当时自由宪法运动追求的宪法政策目标还算相当温和、保守与自制，所要求的法律保留，其功能不过是消极地防止行政权对人民自由与财产权利的恣意干预，尚非对国家秩序的全面积极参与与形成[3]123。

而后，给付行政的兴起，意味着行政权的大幅扩张，其结果是一方面公民的生存权等社会权利保障纳入到国家职能的视野之内，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行政与法两者关系的紧张[4]。对于国家而言，给付行政并不是国家的恩惠和赠与，而是国家基于法律的规定，必须提供的为保障和提高公民生活福利而负有的义务[5]。同时，除却给付行政意义的扩大之外，议会民主的发展以及基本法对所有国家领域的约束也都要求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在此阶段，针对行政给付是否应取得或遵循法律之事先授权的问题，便产生了全部保留说。全部保留说认为，法律保留所及的范围，应及于宪法中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其并不应局限于对其干预的部分，也应将给付的内涵亦包含在内。然而，全部保留说对行政机关的限制过于宽泛，无法应对现代社会行政管理实务的复杂性与多变性。若严苛地采纳此学说，则将束缚行政机关积极行政的手脚，而阻碍社会自治能力的形成。

于是，德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出了重要事项保留理论。该理论由德国行政法学者欧森比乌尔（FritzOssenbuhl）教授提出，后获得联邦的肯认。它突出强调了“立法机关对于基本权利重要（本质）部分之事物，需透过形式法律，并不得授权行政机关来制定”[6]。 “重要事项保留说”认为，不仅干涉人民自由权利的行政领域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而且在给付行政或者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与行使，以及涉及公共利益尤其是影响共同生活的“重要的基本决定”，都应当有法律依据[7]。其重要意义在于破除了特别权力关系的不确定状态，使得法律保留的范围有了新的领地。即法律保留适用范围，从自由权、财产权扩充至凡基本权利之重要部分，且不只是干预行政，凡基本权利之实现之重要部分均须适用。当然，重要与否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在重要性理论之操作下，法律保留原则适用之判准固然不再以行政行为究系为干预行政抑或给付行政为区分，然实际上，给付行政终究难与干预行政相提并论，而容有较为宽松且密度较低之操作模型[8]。这就需要设定一个阶梯结构及宽严不等的规范密度：完全重要的事务需要议会法律独占调整，重要性小一些的事务也可以由法律规定的法令制定机关调整；一直到不重要的事务，不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 [9]。

总之，随着时代变迁，法律保留理论历经了“侵害保留”到“全面保留”再到“重要事项保留”等一系列变化，但其核心价值——基本权利保障——没有发生任何动摇，所不同的只是不同时代背景下法律保留的规范密度不同而已[10]。法治国家并不要求所有行政行为全面规范化，纵使在根本上应由法秩序规范的地方，此种规范秩序的强度也可能差异性很大[11]。同时，现代国家中的法治主义或者法治行政原理中的“法”具有很强的拓展性，它并不限于狭义的法律。除却狭义上的法律，其他法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成为“公共利益的反映”，也能演化为行政法治的权源。因此，在规范密度的强弱之下，在法律效力的层递之下，法律保留原则依然开始呈现出一种层级化的状态。例如，在台湾，法院采用迂回的方式，以法律保留的层次论来降低大学事务的规范密度。对于我国而言，《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对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规范也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同权限建立起倒“金字塔”般的法律保留体系[12]。

（二）法律保留体系层级化的基本构造

宪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权利范围甚广，凡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并非一切自由及权利均无分轩轾受宪法毫无差别之保障，至何种事项应以法律直接规范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规定，与所谓规范密度有关，应视规范对象、内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轻重而容许合理之差异[13]。关于给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规范之密度，自较限制人民权益者宽松，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项者，应有以法律或法律授权之命令为依据之必要，乃属当然[13]。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的层级理论，随着法律层级的不断递减，保留事项的重要性依次递减，行政的灵活性逐步扩大。

首先，法律保留原则的第一层级为宪法保留，即使是立法机关也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一般而言，涉及国家最上层之组织与国家最基本之宪法政策的决定或基本权核心保障的部分，应由宪法规定，如国体与政体、单一国或联邦国、内阁制或总统制等[14]。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1），即属于宪法保留的事例。该条款使用了“禁止用任何方法”的表述，而非同宪法其他条款般使用“禁止非法”的语词，来彰显宪法对于公民人格尊严的重视与保障。意即，在规范密度上，其他各类基本权利都存在着法律对之进行限制的可能性，但“人格尊严”这种基本权利则除非国家发动修宪，否则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对于从属于宪法的国家机关而言，任何剥夺公民人格尊严的行为，无论是基于何种理由，都应被看作是对国家“消极义务”的违反[15]。在我国台湾地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宪法第8条规定的人身自由。其规定内容的详尽，非其他的基本权规定可以比拟。所以，台湾大法官释字第392号与第443号解释，分别在其理由书提及“宪法第8条的规定，属宪法保留的范围，即使是立法机关，也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16]。而美国的宗教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和集会请愿自由亦属于典型的宪法保留，禁止国会制定法律进行限制[17]。

其次，法律保留原则的第二层级为狭义的法律保留，亦称国会保留、议会保留或绝对保留。在此层级范围之内的行政事项专属于立法者规范，行政除非有法律授权不得为之。若无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即不能合法地进行行政作为，盖宪法已将某些事项保留给予立法机关，须由立法机关以法律加以规定[18]。于此，法律保留原则可以被恰当地解释为：（1）只有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可以规定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其他机关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2）立法机关只能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基本权利，而不能以别的方式限制基本权利[19]。如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政治权利）、第三十七条（人身自由）、第三十九条（住宅自由）、第四十条（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这几个条文以及《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便对此一层次的法律保留原则作了全面而又具体的表述，犯罪和刑罚、司法制度、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等严重侵损与干预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被纳入了绝对保留的事项之中。除非作为最大权利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规定，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自行加以规定，最大权利机关也不得擅自将此项立法权限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法规。另外，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便将“限制人身自由”这项涉及公民最基本权利的处罚之设定权，实行了绝对保留；同样，我国《行政强制法》第十条也对“限制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这两种行政强制措施施以了绝对保留的规定。

再次，法律保留原则的第三层级为稍广义的法律保留，亦称可授权的法律保留或相对法律保留。此类事项虽不属行政机关固有权限，但准许在有法律授权的前提下由行政机关制定行政命令加以规范。但此时法律的授权必须在授权目的、范围、内容等方面明确具体。

第四， 法律保留原则的第四层级为狭义的行政保留，亦称非属法律保留事项。只要有相当于 “法律”位阶的规范作为依据，就符合法律保留。此处所指法律包括法律、法规、规章。一般而言，对于执行法律的细节性、技术性次要事项以及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约束事项均无需取得狭义上法律的授权，行政机关便可自行以指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方式对之加以规范。毕竟，行政机关负有执行法律之职责，而法律规定不可能巨细无遗，行政机关因执行法律而解释性、裁量性规则不可避免[20]。

第五，还存在一种广义的行政保留，亦为广义的法律保留原则，即将此处之“法律”理解为最为广泛意义的“法”，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其他法律规范以及习惯法。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机制要求行政机关以法律法规为行为依据，故此种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并无多大意义。

二、高校自治规则之性质

高等学校担负着促进个人全面发展与学术研究发展、为国家培养与输送高素质人才的职能。为了实现这个职能，高等学校需要制定一些内部自治规则对高校之人事进行管理与规范，否则将造成其教学秩序上的混乱。尤其是在国家提供的具体规则不充分时，高校还需要积极主动地创制行为规范去填补法治之缺漏。也正因如此，高等学校的内部规章制度往往对其内部成员具有不可回避的约束力。

然而，许多论者往往从解读国家法入手，认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未作明确规定的，校规皆不能对学生做出其他种类的不利决定。例如，在樊兴华诉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评审学位程序违法请求重新评审并授予学士学位证书案中，法院即主张“被告所制定的《学生手册》中‘关于在校期间因违反纪律，受到行政记过（含记过）以上处分，及考试舞弊者不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三条中相抵触，故应认定无效。”[21]

上述问题便集中于对高校自治规则性质理解上的不同。所谓高校自治规则，是指高等学校基于实现教育目的和实施教育教学管理的需要所制定的在校园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有学者认为，“在现行的立法体制下，高校没有立法权，高校校纪校规不属于我国高教行政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22]“但在合法的前提下可以将其看作是法律法规的延伸和补充，是对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有益拓展”[23]；也有观点认为，“高等学校校规的性质是高等学校与学生间的教育服务合同中的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24]；还有学者主张，“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章应当归于‘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25]。

（一）格式合同论之驳斥

格式合同论这种观点基本上无法自圆其说。首先，即便是格式合同也以事前告知相关内容为前提，尤其是对于格式合同中免除或限制对方权利、消减己方责任或义务的事项更应通过特别的方式加以提醒，否则便有违合同自由原则。而在高校招生过程中，学生在录用之前往往无法事无巨细地获知各高校所制定的校规，而只能在开学报到之后通过学生手册的学习获致相应的校规校纪。当然，有人或许会以“高校官方网站上一般都将校规进行了公开”为由，认为高校已经对学生的知情权加以了保护。但此说法仍欠妥当。毕竟，高校网站上充斥着各种信息与通知，学生难以便捷地查询到该校校规。且尚有众多家境贫寒的学生可能尚未能掌握上网的技能，也无法承担起上网之资费。故网站上的公开行为并非尽到了合理有效的告知义务。何况，即便高校网站对其校规进行了专门的公示，也未构建起合理的渠道直接详尽地对学生的某些疑虑进行及时的解释。因此，照此推断，基于格式合同的基本性质，高校未予公开或进行有效说明的校规当归于无效。这显然将使得众多高校之规则将无法产生其规制效力而形同虚设。其次，对于格式合同的效力，以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为前提，亦不得对他人的合法权利进行不合理、不公正的限制。如店堂告示中不得自带茶水的条款，因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自由权，一般会归于无效。而各高校校规中不可避免地对学生之训诫与惩处做出了规定。若忽略掉高校管理中的公共行政因素，仅仅从格式合同的角度出发，校规中开除之处分等显然属于对学生基本权利的一种限制，故此类条款应当归于无效。即便是记过及其以上处分，一般也将造成学生其他重要权益遭致损害。其原因如下：第一，对不授予学位决定而言，记过及记过以上处分往往具有构成要件效力。如《天津大学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第三条即明文规定了“在校期间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者，不授予学士学位”。第二，“记过及记过以上处分”将成为学生个人成长档案的“历史”佐证，而影响未来工作权、财产权等多种权利的实现。尤其是，曾受记过及其以上处分的学生往往无法通过公务员招录工作的政审，这就突出了记过处分对于学生就业权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第三，记过处分在特定高校中尚可能使受处分学生直接遭遇物质利益上的损害，如直接取消国家奖学金的评定资格。故对于记过处分而言，若归于格式合同条款也将因严重限制学生权利而归于无效。再次，高等学校对学生行使的管理权力，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单方意志性。若将之视为格式合同，那么此种具备行政权力特征的管理权，又如何彰显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性呢？对于学校而言，若其制定的违纪处分条例中强制性地规定了“考试舞弊的学生一律开除”，则学生在舞弊被抓之后，学校又是否可以同之进行平等协商呢？此种情形下，若学校能单凭自己的意志区别对待舞弊的不同学生，恐怕会被视为违法之处理决定吧。

（二）行政规范论之证成

高校自治规则规范着作为行政主体的学校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学生、教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它承担着调整一系列与教育教学有关的社会关系的责任，是高校运用法律、法规赋予的对学生、老师的管理权及其他教育行政权做出的规定。调整学校和学生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学校规章，具有行政法律的性质。虽然存在着一种观点，将制定内部管理规范的权力归于高校与生俱来的自治权力；但基于如下理由，高校制定管理规则的权力应当被视为国家权力机关授权的结果。也正是基于法治国的理由，高校才必须透过普遍以及与此相关的规定，让大学内部成员清楚了解其权利义务关系[26]。

首先，从实证法的角度看，高校制定自治规范以管理其内部事务，属于法律授予的权力。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9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3）分别直接赋予了高等学校管理学生与授予学位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41条则通过授权高校校长制定具体规章制度的方式间接地肯定了高等学校制定管理规则的权力，《高等教育法》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规定也明确了高校拥有制定招生方案和调节系科招生比例的办学自。《国家教委关于颁发〈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的通知》同样认可了各高等学校从本校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本校《学生行为准则》的权力。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53条之规定，也从另一角度诠释了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各项管理制度对高校学生的约束力。故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权力不是国家公共权力之外的一种权力，而是国家将自己立法权的一部分授予从事公共服务的高等学校行使[27]。

其次， 从权力的社会功能与性质看，提供教育是教育给付行政上所不可或缺之国家公任务[28]。高校基于实现上述国家公任务的需要而享有的规章制定权，是国家将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授予社会自治团体行使的一种表现形式。毕竟，较之一般的私主体，作为现代给付行政中一个关键性的环节，以管理者身份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的高等学校更多地承担着公共服务行政的责任。其通过制定自治性规则所行使的管理权限也并非纯粹的私人行政，而暗含着公共行政管理权的因素。

再次，从高校自治规则本身来看，它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被规制对象不特定性、可反复适用性以及普遍约束性。只是由于管辖范围的不同，使得高校自治规则的范围仅及于某校之内或学院之内，而无法对校外之人事展现其规范效力。在实际的学校管理中，高校以其制定的自治规则约束学生、老师以及其本身的行为。对于学生而言，校规对学生的影响比之行政法规对一般公民的影响毫不逊色[29]，校内自治规则就是其必须遵守的“法律”。

总之，从教育法律规范体系的整体角度考评，学校的自治规章是衍生于国家法律的从属性法源，属于国家法之“神经末梢”。如学校制定的招生规则、学籍管理的规则、奖惩和处分规则、颁发学业证书的条件等都具有行政法律特征[30]。虽然，与传统理论上对“法律”的认定有所出入，但高校之自治规则应当被归于“其他行政法律规范”的范畴。它是教育行政法的必要补充，为教育行政法所未穷尽的领域和层次提供了可遵循的规范或准则，对教育行政工作的有序化具备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高校自治规则中法律保留的层级化

如前所言，高校自治规则是指学校为维护教学科研秩序、加强教学管理而制定的有关学生学籍、奖惩、学位评定及日常管理等各项制度的总称，它具有行政规范的特性。那么，若国家所制定法律规范依然对某一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则高等院校得否拟定较之于法律规范更为严苛的自治规则？例如，高等学校能否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前提之下，科以学生更多的义务或消减学生的某些权益？同时，若法无明文规定，则学校规则又得否“拾遗补缺”对某一事项自行加以规制？这就需要通过法律保留层级化的理论加以解决。

（一）高校行政应采第五层级的法律保留

德国人Fritz Ossenbuhl认为，权力分立制度的功能绝非仅止于一般人所熟悉之人权的保障与权力均衡的维护而已，毋宁于更进一步要求何种国家事务应由何一机关决定，应依“适当功能之机关结构”划分之[3]139。不同国家机关具有不同的组成结构和决定程序，该组成结构与决定程序因质的高度差异性自然赋予各种做成的决定不同的分量和不同的正当性[3]139，这样便能促使国家决定能够达到“尽可能正确适当”的境地。换言之，即要求国家决定应由在内部结构、组成方式、功能与决定程序等各方面均具最佳条件的机关来担任[3]139。这样一种功能解构的解释方法便是法律保留层级化的理论来源。这种理论应用于高校行政管理范畴，则可印证高校行政应采第五层级的法律保留，即广义的行政保留说。即便是法律保留层级化中第四层级狭义的行政保留，亦无在高校行政中适用的必要。只要有法律、法规、规章亦或其他抽象性法律规范的依据，即可视此行为未违背法律保留原则。当然，此处所指的其他抽象性法律规范非指行政机关制定的红头文件，而指高校自行制定的自治规则。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管理而言，较之行政机关，高等学校对于其内部事务则更为熟悉，从而能对其教学管理事务给予更为内行的评价。凭借高校自主制定的自治规则处理高校事务，显然更能借此“缩短规范制订者和接受人之间的距离”[31]。可以说，赋予大学规章自治的意义在于“动员社会力量、相应的社会团体去规范与其密切有关的事务”[32]。若寄希望于行政机关制定细致的行为规范去引导高校、学生、老师等主体的行为，那么可能因未正视高校自身之实际状况而导致其规范无法实现应有之功能，甚至还会使得学校自身的发展目标无法实现。 因此，应当允许高等学校在法律未做规定的情形之下自主地创制自治规则，如在校规中设定国家教育立法中没有的新的惩戒形式。例如，根据《北京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第2条规定，学校对违纪学生做出行政处分的同时，相应削减或取消奖学金、贷学金或降低贷学金等级。此类处置措施，是对既受利益的削减或剥夺，使学生的境遇较之处置前变得更坏，故也可视为一种让学生承受不利负担的惩戒[33]。

其次，从高校承担的功能而言，学术自由是其核心功能。学术自由，主要在担保作为知识的创造机构大学能在不受国家权力机构的影响下，自由从事知识本质的创造、淬炼及相互辩证的过程[34]。而欲真正实现学术之自由，就需要高校管理上的自治提供以制度性保障。虽然，大学自治既非治外法权，亦可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但大学自治作为制度性保障，依学术自由之基本权特性，首应避免学术运作受到干扰，是以低密度法律保留最为妥适[28]。对于高校的行政管理行为，国家法律只需作原则性的规定即可，其余的空间则留给大学自主决定。也就是说，欲实现学术自由的价值与功能，法律一般仅能对大学的目的与任务以及基本权利限制最低条件作规范，而不能对大学教学、研究、学习之内容运作、内部管理做事事俱全的规定。否则，若行政机关强行对高校实施各种细致的管理，则可能因为侵犯了高校自身的“判断余地”而失其妥当性。

再次，从立法现状而言，综观修改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内容，有5处直接明确为“由学校规定”，有13处要求明确为“按学校规定”执行[35]。可以说，较之旧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2005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依法授权的方式下增加了高校行政职能，扩展了高校对学生管理的权力空间。这一点也彰显了高校自治规则在高校行政管理中所发挥的价值与功能。

最后，虽然高校行政中的法律保留并非高密度的“国会保留”，亦非低密度的“行政保留”，而是最低密度的“第五层级的法律保留”，但是它也意味着高校管理行为至少需以高校自治规则依据。若高校的管理行为欠缺自治规则的授权，则应视为违法。例如，某高校所制定的“国家奖学金评定办法”并未剥夺获奖者参与评选其他奖学金的资格，但其年级辅导员基于平衡分配奖学金的目的，自行做出了“国家奖学金的学生不得参与评定其他奖学金”的决定，这就会因无自治规则的授权而欠缺合法性。甚至，很多年级辅导员基于“公平”的考量，擅自将国家助学金平均分配给每一个贫困学生，亦存在着违反法律保留的情形。

当然，大学自治正如同其他的自治权一样，通常仅属一种手段性的价值，其目的在于学术自由的保障。然而，正如同所有的自治权均存在有他律监督一样，学术自由亦非绝对而仍有其界限存在[36]。如果大学规章本身形式或实质违法，则其是无意义且没有效力的。这一点并非是对高校自治规则效力的否定，而是在选择冲突规范之时的一种考量。如大学生也与其他公民一样享受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财产权、选举权；同理，谈恋爱、接吻、同居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范围同样受宪法保护。不能因为大学生身在高等学府，就排除了对这类权利的享有[37]。同时，在得到宽泛授权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将自愿履行与教育改正优先于强制措施予以考虑。

（二）高校自治规则内部的层级化

基于法治国与权利保障的理论，如果大学执行治理权并要对他人权利有所干涉，就需要一个法律的基础。在无法律的场域里，独立的治理权行使是被排除的[38]。只是由于高校行政自身独有的特点，此处之法律可以被理解为高校的自治规则。从主体上看，有权制定校内自治规则的主体十分广泛，它包括学校及其职能部门、各学院及其职能部门、各系及其职能部门，甚至还有各年级（组）。尤其是在实行学校与学院进行二级管理的大学，学院的权力更为强大，它们往往能基于学院的发展目标、规划以及学院的现状制定出合乎本学院的自治规则。例如，即便学校未对学生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某些学院仍在其学生培养方案中明确要求“该学院的学生需公开发表一篇论文，方可毕业”。而这种限制明显将对学生的基本权利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学院是否可以超出学校的规定，自行设定学生毕业的条件？这就需要对高校内部的自治规则进行层级化的划分，具有“更强烈重要意义”的事项应交由更高层级的自治规则加以规定。由于高等学校有大学与学院之分，本文基于层级划分的需要，将以大学的自治规则为对象进行分析。

首先，自治规则的第一层级为大学之章程。大学章程一般经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要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可以说，大学章程可视为大学之，它不但反映了当代各高等学校的本质和基本原则，也确定了其他层次规章制度建设的指导原则。大学章程通过行政机关的核准或批转来取得认可而获得对大学所属成员及社会的法定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在高校自治规则的体系中具有最高的规范效力[39]。

其次，自治规则的第二层级为校长办公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会依据其议事规则与程序讨论通过的规章，亦称学校规章。例如，《×××大学学籍管理规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等。根据所涉学生权利之重要性，学位授予、毕业证发放、学生招录以及变更身份关系的处分设定权应该归属于此层级的自治规则。例如，若《××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中并未就酗酒事项或发生的事项进行规制，那么学院就不得自主规定对酗酒者或发生者进行违纪处分；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并没有将“未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或获致记过及其以上处分”作为授予学位的否定性要件，那么各学院也不得以学生未通过英语四六级或被处以了记过及其以上处分为由拒绝授予学位。同理，若图书馆在高校学生毕业之时发出通知，对于离校之前未及时归还图书、不予注销图书证、未按规定上传毕业论文的学生不予发放毕业证和学位证；或校后勤集团发出通知，对于未缴纳水电费或清赔宿舍受损物质的学生暂时不发毕业证和学位证，均应视为违法。且基于职能分工的原因，涉及学位授予的事项一般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制定自治规则；而毕业证发放、涉及身份变更的违纪处分事项则一般由校长办公会制定自治规则。

第三，自治规则的第三层级为校职能部门、学院（部）中决策机构依据其议事规则与程序讨论通过的规章，亦称部门规章。例如，《××大学××学院违纪处分条例》、《××大学图书馆学生管理规定》、《××大学××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同样以学生权利之重要性为规范密度的依据，涉及非变更身份关系的违纪处分、奖学金评定、先进个人评选细则等事项可归于此层级及其以上的自治规则加以规范。例如，若学校综合测评奖学金的评定办法未就学生之学业成绩进行限定，那么年级在初选获奖学生时，就不得自立规则剥夺学业平均分在75分以下的学生的参与评选权；若学院和学校均未规定学生之早操行为，那么年级就不得设定自治规则惩处不参与早操者。值得注意的是，校职能部门、学院（部）所设立之科室也无权对上述事项进行规定，除非其起草的自治规则经由其所属职能部门、学院（部）讨论通过。例如，隶属于校后勤集团的食堂，就不得以违纪处分为威胁强制学生饭后主动收拾餐具，但该食堂显然可以提出一些倡导性的自治规则。

第四，自治规则的第四层级为校职能部门及其所属科室、学院（部）及其科室、年级等非依据议事规则与程序办法的规定。由于这些规范的指定程序极为宽松，指定主体也极为分散，故其处于自治规则的最低层级。其实，良好的校规应当明晰学生义务的性质和层次，使学生了解哪些义务属于法律的要求、哪些属于校规的强制性要求、哪些属于校规的倡导性要求，这样既能使学生义务的性质和层次分明，也能够使学生了解法律与校规的关系、违法与违纪的不同[40]。对于倡导性的行为要求，自然无需受到太多限制，而任由第四层级的自治规则进行限制。诸如禁止在图书馆或博物馆内喧哗、抽烟，教师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按时交作业等。因这类轻微干预乃日常生活可预期，并为一般社会理念符合的例行事件，很难想象可以或值得成为法治国深刻、严肃讨论的对象[41]。

总之，校内的各组织机构、单位之间具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会、校长办公会、各职能部门、各学院、系、年级（组）等，形成金字塔型的各层组织系统，决定了校内规章的效力从上到下呈现多层级性的特点[42]。这也暗示着高校自治规则的规范密度应视学生权利的重要性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立法中没有针对不同的事项确定不同的法律保留密度，则或者学校的自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而无法发挥作用，或者学校的权力没有边界，无限扩张，均会影响学生的合法权益[43]。

四、结语

随着行政手段的不断扩张、行政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行政事务的不断复杂，从权力配置的合理性及运作的可行性考虑，立法者应当只在法律中规范真正的本质问题，而将细节问题留给法规或者行政决定解决[44]。同理，基于教育行政之特性，高等学校的自主管理权应该日益被法治国所认同。只是在赋予高校自治规则以行政规范之效力的时候，还应重点关注与规范权力不被滥用。而将法律保留层级化的理论应用于自治规则之中，则不失为一种合理配置高校管理权的手段。一方面，依据法律保留层级化，基于解构功能之考量，将高校行政归于第五层级的法律保留更为合适。只有这样，才能突出高校在处理教育事务上的专业性，从而更加贴近高校实际地发挥高校育人育才、助益学术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借助法律保留层级化的实践，将高校自治规则也加以层级化划分，则亦能对高校自治权有所限制。且此层级化之下，对不同的学生权利施以不同的规范密度，也显示出了对学生权利的保护。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2）高等学校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或者修改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中央部委属院校同时抄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并及对向学生公布.

（3）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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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合同论文范文第6篇

在当代法国法上，与经济法（droitéconomique）有密切联系、有时甚至被混同的法学术语有：传统的商法（droitcommercial）、新兴的商贸法（droitdesaffaires）（注：法文affaires在这里的含义为“与从事工业、贸易或金融相关的各种活动的总称”（opérationsdetoutenatureliéesàl‘exerciced’uneactivitéindustrielle，commercialeoufinanciére）。见u主编的vocabulairejuridiqueassociationhenricapitant，puf，1996，paris，p.32affaires词条之lb（com）。droitdesaffaires的英文对应词汇是businesslaw，参见alexisjacoueminetguyschrans，ledroiteconomioue，quesais-je？puf，1982，p.71之“…cellededroitdesaffaires（businesslaw）”。为了与传统的商法droitcommercial相区别，此处将其译为商贸法。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宇泉先生对“a.jacqueminetg.schrans，ledroiteconomique（quesais-je？，puf，1982）”一书的中译《经济法》（“我知道什么？”丛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惠我良多。然而有关droitdesaffaires的汉译，但愿能够与先生商榷。宇泉先生的汉译“企业法规”，是在研究了原著作者对droitdesaffaires的阐释之后的意译。然而，已如本文引用的法国学者的不同观点显示，并非所有学者都持该书作者雅克曼和施朗斯的“企业中心”观点，例如巴黎一大著名法学者伊夫·桂永教授及巴黎二大g.考尔钕教授，详本文“一、（三）”所述。此外法国法上还有一个“企业法”（droitdel‘entreprise）概念。因此，将droitdesaffaires译作“企业法规”看来不妥：其一，这样翻译在语义上失之精确；其二，在法学术语概念体系中极易与droitdel’entreprise相混淆。），有时还有企业法（droitdel‘entreprise）。商法、商贸法和经济法这三个并行于法国学术界的术语之先后产生，反映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之法律调整模式的演变。

（一）商法（droitcommercial）

肇始于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商法（droitcommercial），在三者当中是最古老的。它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同民法一样本质上是“自由的财产流转法”，（注：史际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兼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载《中国法学》，1995.3，北京。）与民法一道调整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关系。1673年由一个巴黎批发商萨瓦里起草的《陆上贸易法令》（ordonnancesurlecommercedeterre），又称《萨瓦里法典》（godesavary），奠定了商法的基本模样。开创民商法分立模式的1807年《法国商法典》，是在一次因为军需物品供应商财政舞弊事件而导致的军事失利后，拿破仑于震怒中下令制定的。（注：参见claudechampaud，ledroitdesaffaires，quesaisje？，puf，1994，paris.p.12.）商法典的内容和体例沿袭1673年的《陆上贸易法令》，由于疏于因应已变化了的时代现实，加之编撰仓促、体例混乱、行文粗糙，该法典从生效那一天起就已是内容陈旧、构造不全。法典缺乏预见和灵感：在商人作为一个阶层的特性已日趋淡化的19世纪，它长篇大论构造的独立于民法之外的“特别法”之“商行为理论”、“商人的资格”一开始就受到质疑；以及把商事活动纳入一种孤立的司法“隔离区”的商事法庭审判体系的设计，在在都导致商法典不可逆转的没落。从1817年开始，在商法典之外，经由一系列特别法规对其不断修改。时至今日，商法典中依然有效的原始条文仅剩30余条，它几乎已被新法规架空。一位法国学者遂称之为：“当代商法的非法典化”（注：参见oppetit，mélangesrodiére，p.157；citédansfrancoisedekeuwer-défossez，droitcommercial，editionsmontchrestien，1995，paris.p.8.）现象。

历经190余年，在一些仍然偏爱商法这一术语的当代学者那里，重新构建商法概念自是一条顺理成章的出路。法国里尔第二大学的民法学教授弗朗索瓦兹·德柯沃—戴福塞在她多次再版的《商法》（注：参见francoisedekeuwer－défossez，droitcommercial，editionsmontchrestien，1995，paris.p.1.）教科书中写道：“什么是商法？对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回答”。与民法、刑法甚至劳动法、税法等的内容确定、自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不同，商法一直为自身的定位问题所困扰。这位女教授引用另外一位学者阿提亚的论断，点中商法的窘境：“商法的突出特点是其存在的困境”。接着德柯沃—戴福塞教授给商法下了一个“操作”性的定义，用国内学界的通行术语表达即：商法是调整经济交换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ledroitcommercialestceluiquirégitlemondedeséchangeséconomiques.”见前书p.1.）

于其先天不足之外，商法的缺陷更明显地表现在它划定的工业与商业、大型企业与小商贩之间的鸿沟。商法概念再也无法涵盖整个商业贸易领域了：工业、大企业适应其各自的发展所需制定了新的规范、新的法律技术和方法。于是，在传统上被视为商法的领域内，一个崭新的名词-商贸法出现了。

（二）商贸法（droitdesaffaires）

根据巴黎二大g.考尔钕教授主编的《法学辞典》1996年第6次修订版：“商贸法。通常被当作商法（droitcommercial）的现代同义词来使用，但其内涵比商法大；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它超越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包括调整经济生活的各种不同组成部分的法规：它们的法律框架（例如信用规则、竞争规则等），构成其客体的经济主体、财产和服务，经济活动（生产、销售、消费）。”（注：sousladirectiondem.gérardcornu，vocabulairejuridiqueassociationhenricapitant，puf，1996，paris，p.32.）

巴黎一大的伊夫·桂永教授给了如下一个定义：“商贸法是民法的一个分支，通过对民法的例外规定，它以特有的方式调整大多的生产、销售和服务活动。商贸法有着比商法更广泛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商贸法包含着那些本属于公法（国家在经济领域内的干预）、税法、劳动法领域内的问题。”他认为，采用商贸法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商法概念之不足。（注：参见yvesguyon，droitdesaffaires，tomel，ed.economica，1996，paris.p.2.）

从经济界到日常语汇，以至于法律界、法学教育领域，商贸法的概念逐渐取代了“商法”。商贸法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法律思想。不可否认的是，构成商法的实体内容被囊括在其体系之中，商法的技术要点被其吸纳。有关商贸法的语源，“可能是一些刑法学家首先使用的，用以指称有关‘白领犯罪’的特别刑法。”“商贸法”一词最早见于出版物，是在1948年的法国《商法季刊杂志》上刊载的一则由卜扎（p.bouzat）撰写的“商贸刑法大事记”（unechroniquededroitpénaldesaffaires）。（注：参见claudechampaud，ledroitdesaffaires，quesaisje？，puf，1994，p.21.）

那么，商贸法藉以取代商法的理由何在呢？二者有何本质差别？克劳德·香堡在《商贸法》（注：参见claudechampaud，ledroitdesaffaires，quesaisje？，puf，1994，p.22－23.）一书中写道：商贸法区别于商法的地方，首先在于它能包含后者所无法容纳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商贸法不仅包含刑事的、社会的、税务的及其他规范，不仅引起公法与私法调整方法的综合并用；而且，它使得法律技术与商业管理技术相结合，这些技术贯穿了对商贸活动中产生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所面临的内外部组织管理问题的解决。与传统各法律部门中法律规则的规范性特征占优势地位不同，商贸法彻底转向了其组织管理的功能。其次在于，它不是根据特定的职业身份，而是根据交易行为的性质及经济意义确定其调整的范围。商贸法适用于具有商业性质的行为，这些行为之定性与行为人的资格及其是否受特定司法组织的管辖相分离。

（三）经济法（droitéconomique）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和交易的技术条件的改变、各种民间利益团体的兴起、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及对市场失灵和竞争不完善的认识，使人们放弃了完全自由的“放任经济”。由此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干预的形式主要有二：国家通过经济计划化实行“统制经济”；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商人国家”。另外，欧洲共同体内部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基于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经济法律框架之上的，是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例。（注：参见alexisjacqueminetguyschrans，ledroiteconomique，quesaisje？，puf，1982，p.41ets.）

作为一个崭新的法律概念，经济法的产生是在前述现实经济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在法国，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被提出来的时间并不久远，主要是在德国同行的影响下，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在一批法律学者的积极推进下，逐渐形成了法国自己的经济法学说。

根据g.考尔钕教授主编的《法学辞典》：“经济法，是用来指称调整隶属于国家的、私人的或者同时隶属于国家和私人的工业经济的组织与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的学术术语。”

值得指出的是经济法概念与商贸法的关系问题。

a.雅克曼与g.施朗斯认为，由于商贸法涉及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即企业，使得这个概念与经济法相似。然而，它同时又象是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与规制整个经济的宏观经济法相对应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微观经济法。即使将商贸法限定为企业的微观经济法，也免不了要研究宏观经济法问题，因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在宏观的经济法律环境下开展的。他们随之得出结论，这会使人把商贸法不仅仅看作是经济法的一个部分，而且视为是传统的商法和经济法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注：参见alexisjacqueminetguyschrans，ledroiteconomique，quesaisje？，puf，1982，p.58－60.）

c.香堡在《商贸法》中写道：经济法地位的上升是促使商贸法面临解体的一个重要的根源。恰似商贸法，经济法也试图囊括居于一个工业化、都市化的科技社会中的经济的法律组织的各种表现。这是一个更加危险的竞争者：两者同样主张以企业为中心和主体。归根结底，当代法的这两个门类的分野既非其所调整的对象，亦非其所调整的行为的性质……商贸法是以自由和平等著称的由个体决定、完成的经济交换世界的法律。经济法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私人之间的关系被统制、规范、监管、核准或禁止，甚至为公共权力所领导、统筹安排或组织。……尽管两者存在着竞争和互不相容之处，商贸法和经济法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在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甚至在以最为自由著称的国家，如美国或者日本，它们都是可以共存的。然而在法国，后者吞并前者或至少可以说征服前者的危险却并非臆造。（注：参见claudechampaud，ledroitdesaffaires，quesaisje？，puf，1994，p.45－46.）

二、法国经济法诸论

这里借鉴巴黎二大的p.德沃维教授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注：参见pierredelvolvé，droitpublicdel‘economie，dalloz，1998，p.1－9.）对法国法学界有关经济法的不同论点作一浏览。p.德沃维教授认为：首先，根据人们是否把它与“经济的法”（droitdel’économie）相等同，经济法的定义能够以两个不同的方法来构思；其次，紧接其后的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经济法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一）对经济法的定义

根据是否把经济法与“经济的法”相等同，构思出两种不同的经济法定义。这就是构思成“经济的法”的经济法和把经济法构思成与“经济的法”相区别的概念。

其一，构思成“经济的法”的经济法。什么是“经济的法”？它把经济法视为适用于经济这个概念所能够囊括的一切领域，如此一来经济法便把涉及到经济的私法和公法的所有部分集中到一起。这便是“经济的法”。持这一观点的有b.奥白迪、h.p.史万托斯基、p.沃劳朗·梵·代马。（注：参见pierredelvolvé，droitpublicdel‘economie，dalloz，1998，p.6.之注释1.）

其二，构思成与“经济的法”相区别的经济法概念。如今人们通常认为，经济法并非“经济的法”的同义语。经济法不仅仅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一个融汇聚合而成的法律；也不限于将公法、私法中与经济相关的内容加以罗列；经济法的特征不在于它所涉及的客体，而在于它的内容，即它的新颖性、规范的独特性。那么，在“经济的法”中哪些方面具有上述的独特性烙印，从而可以用来构筑经济法的框架呢？对此学界主要有下列观点：

1.一些学者特别注意到在经济法中商法的扩展，并倾向于原则上以私法为重点来确定研究领域。该观点尤以“商贸法”为典型代表。

2.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法更多地转向公法，因为他们基本上把它当作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

3.还有一些学者在寻找一个明确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在这个概念周围有序地汇聚了经济法的全部规范，既涉及公法又涉及私法的规范，这个概念提供了经济法的准则和汇聚的要素。在这方面，好几位学者都被企业的概念所吸引，他们把经济法看作是以企业为基本对象的法（企业的内部结构和运作，企业间的关系，企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

但是仍然有人对这个中心概念表示不满意，觉得它太狭窄，太具体或者说法律味不足。于是人们又提出作为准则的、更为宽泛的概念，如“经济的组织”或者“一般经济利益”。

4.特鲁歇的尝试颇有兴味，他给经济法下了如下的定义：经济法是适用于作为经济单位的法人之间关系的规则的总体。他认为对法律的定义不能够脱离法律的主体，所以提及了法人的概念。

（二）经济法：是否构成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经济法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它是不是也具有自己的分支法律部门（经济行政法、国际经济法、经济刑法、商贸法等）呢？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为我们分析法国学者有关经济法的不同观点的基本坐标。

一些人认为，经济法是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其中又可分为狭义经济法论和广义经济法论。另一些人认为，经济法首要的特征在于它构成一种适用技术、对涉及经济的法律规范进行全新阐释的技术，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这里笔者将前者称为“肯定说”（即肯定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后者则为“否定说”。

a、“肯定说”

1.狭义经济法论

狭义经济法论者主张，经济法归根结蒂是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强行干预，应该包括对经济组织的治理手段及统制经济的法律手段。（注：参见f.jeanet：aspectdudroieeconomique，etudesoffertesàj.hamel，dalloz，1961，p.33.paris.citédansgeorgesvlachos：droitpubliceconomiquefrancaisetcommunautaire，armandcolin，1996，paris.p.8.）经济法是指允许国家直接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与公法相关联、与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相联系，甚至与强制、独裁相关。由此可见经济法属于公法。狭义概念仅限于宏观经济关系，排除了调整私有经济主体相互之间关系（微观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1）“经济公法”说

g.乌拉肖提出“经济公法”（注：参见georgesvlachos：droitpubliceconomiquefrancaisetcommunautaire，armandcolin，1996，paris.p.9－11.）说，主张以经济公法的概念代替引起争议的经济法概念，认为：“如果说经济法的轮廓或多或少是模糊不清的，或曰其缺乏严密的结构，经济公法则与之大不相同”。“后者实际上建立在一个牢固的法律基石上：公法法人（或译为公共机构personnespubliques）凭借其特有的公权力施行的经济干预。”该学者给经济公法定义如下：

“我们面对一个经济公法规范，当

-存在公共权力的干预；

-该干预发生在经济领域（生产，交换）；

-涉及经济行政机构和公共企业的组织及运转，这里的经济行政机构和公共企业受公法规制；公法在公法法人与个人之间建立特定的关系以调节市场力量正常运作，以允许公共权力的运用。

作者认为公法的所有分支均介入了经济公法：

a）国际法和共同体法

b）宪法

c）公共金融和税法

d）行政法“。

（2）“经济的公法”说

前述p.德沃维教授（注：参见pierredelvolvé，droitpublicdel‘economie，dalloz，1998，p.16－21.）则使用了“经济的公法”的概念。他认为，经济的公法是适用于公法法人在经济领域的干预，以及进行上述干预的机构的法律。或者干脆简而言之，是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共干预的法律。这位教授对干预的形式分类如下：

甲、根据干预适用的范围大小，可以分为全局性干预（对经济的总体产生影响）、部门性干预（对某些经济部门）、个别性干预（仅涉及个别情况，比如某一个企业）。对这种分类的掌握和描述皆非难事：诸如冻结价格、一般性的鼓励投资便属于全局性干预。而由国家采取的有关葡萄栽培业甚至更大到整个农业，或者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的措施就属于部门性干预。一个乡镇与一个企业就该企业的设立而签订的协议就属于个别性干预。

乙、根据干预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通常对干预的描述仅限于直接的手段，例如：对经济主体行动自由施加限制的规定，对其提供援助等。而间接干预是指通过采取有时本身便有经济对象之手段（有时可能没有），旨在达到特定的经济效果。最典型的间接干预是税收制度对投资等行为的调节，另外一个例子是国家的某些用以刺激消费、以及吸收流动资金的借贷。

丙、单方决定式的干预和协议式的干预。由国家单方面决定的干预是最为典型的方式，也是最经典的方式：国家规范、统制、禁止。当前公法法人倾向于采取协商、协议和合同的途径。

丁、指导式干预和管理（经营）式干预。狭义的干预原本是指公法法人采取的针对私有经济主体特别是私有企业的措施即指导式干预。广义上的干预还包括由公法法人自己经营管理公共工商业部门（主要是公共企业）即管理（经营）式干预。

上述把公共干预分为针对私营部门的干预和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是对干预的最为重要的分类。作者还列举了经济的公法的分支：经济的宪法、经济的行政法、公共金融法（特别是预算法和税法）以及国际经济法。

2.广义经济法论（注：主要资料来源见alexisjacqueminetguyschrans，ledroiteconomique，quesais－je？，puf，1982.p.85－86；并参考宇泉译本《经济法》，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p.75－76.）

与前引观点相反，广义经济法论者主张，经济法调整的范围覆盖到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既涉及公法规范又涉及私法规范。由于广义经济法概念之采纳，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调整范围：商法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事实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民法以及行政法、金融法、税法等的一部分。经济法既包括公法又包括私法；既涉及宏观经济关系又牵涉微观经济关系。这一派中又可以细分为三种倾向：

（1）商法延续说

认为经济法是对传统商法的扩展，经济法的任务在于管理经济生活，特别是管理生产活动和财产的流通，就是要扩大商法的适用范围。商法的名称无法阻却对它的无止尽的诘难，因为商法的调整对象既包括了销售活动（即在惯常语义上的“商”），又包括大部分工业生产活动。于是，人们更多的使用“经济法”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商法。

（2）企业核心说

认为不是商法、商人或商业，而是企业的概念构成了经济立法的出发点。认为经济法是适用于企业的全部规则，既包括公法的规则又包括私法的规则。

（3）两分说

即认为要区别一般经济法和特别经济法。所谓的一般经济法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制度，特别经济法指政府当局用以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的各种措施。

此外，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商贸法的概念也可以划到广义经济法论当中。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在“肯定说”中，广义经济法论显示出了日益扩大其影响范围的强劲势头。

b、“否定说”

1.企业对象论

雷恩大学法学院的c.香堡教授提出（注：参见contributionàladéfinitiondudroitéconomique，dalloz，1967，chron.p.215sq.）：经济法是组织和发展经济的法律，不论是由国家负责、私人负责还是由两者共同负责。它不是新的法律部门，而是表现为一种适用于一系列不同规则的特定的法律精神，其中汇聚了商法、民法、公法、税收法、刑法等，只要它们符合这种新的法律精神。汇编是根据新旧规范要调整的对象把它们汇集起来。在香堡教授这里，确定经济法的标准就是企业这个对象，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这位教授从三个方面展开他的观点：

（1）企业的结构和内部机制，一方面包括为企业做贡献的劳动者、经理人员、出资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包括资产分配结构（个人企业和公司、资产代表规则和会计法、资产管理和支配）。

（2）与其它企业的关系，分为联合性活动（企业集中的结构，比如合并和公司集团；一体化合同及实践，如特许、分包等）和竞争性活动（包括特殊的工商业关系合同，例如购销合同、特别安排销售、工程承包、许可证协议等）。

（3）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这里香堡教授区分了作为秩序维护者的公共权力介入公共经济秩序的规范（竞争、垄断和经济权利的滥用规则、由于企业的原因而制定的规则）和有关统制经济的规范（价格规则、信用规则、刺激经济的规范、开业和投资规则、收入政策）。

2.学科经济法论

r.萨瓦第埃认为，各个主要法律部门与客观经济基础联系密切，在教学实践中需要把它们汇集到一起使之系统化，从而形成了一个实用的经济法学科。行政法、财政法和税法、国际公法的各一部分，以及公司法、货币法和会计法构成了经济法的主要部分。通过这样的汇集，可以对财政、银行和会计等行业的专业人员及政府经济部门的公务人员进行培训。需要（经济法）的……，就是经济领域中通过整个现代法律获得重要地位的新的现实经济：即企业。（注：参见前引alexisjacqueminetguyschrans，ledroiteconomique，quesaisje？，p.58.）

3.作为“跨部门的方法”的经济法

a.雅克曼与g.施朗斯提出：经济法不是一个新部门，而是源于一种对传统部门的新观点的方法，是适合一整套规则的特殊法律精神。两位学者认为，狭义的经济法日益被人们所抛弃，“经济法不仅仅是规定国家干预经济之条例形式的部门”。但是广义的经济法概念使得其范围的确定产生了困境。“实际可以比抽象概念提供更好的说明。应该开办企业，这是经济生活中的大事。”而开办企业要求同时实施（最好是协调实施）性质迥异、相互之间在理论上毫无关联的法律规则。“经济法通过它的方法并在用这些方法处理与经济学的关系的过程中，利用了这些不同的法律规则，并将它们统一起来。”“这样说来，经济法便不是法学的一个分支，而是法学和经济学相互联系所形成的一个学科。”

两位作者随后举出了他们所认为的经济法的重大主题：

之一，国家和企业

（1）企业内部关系。a）企业成员间关系规则（劳动者、经理、股东和匿名股东）；b）资产分配管理规则（会计、管理、监督）。

（2）企业间关系。a、合同关系规则：职业规则；工业商业关系特定合同（市场、特定销售、特定租赁、工程承包、许可证、融通、融资租赁……）；集中协议（合并、分立、增股、公司集团、控股公司、由几家公司或共有的子公司组成的公司）；一体化合同（特许经营、分包、共同服务、合作）。b、竞争关系规则：不正当竞争，工业产权，限制（协议、统制价格、歧视、倾销）；垄断和滥用经济权力。

（3）企业和公共权力的关系。补贴，援助和产业调整；按企业目的对企业进行规制（禁止、监督或管制生产），卫生检查或反舞弊，关键产业；混合经济企业；公共企业：国有化。

之二，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

（1）价格和交换制度；

（2）金融货币政策；

（3）税收政策；

（4）收入政策；

（5）国际贸易管制（外汇、关税、配额）；

（6）社会团体和公共权力协商一致；

（7）国家和地区计划（消费、储蓄和投资）；

（8）经济行政部门（各个经济部门、计划行政部门）。（注：参见前引alexisjacqueminetguyschrans，ledroiteconomique，quesaisje？，p.94－95.）

在结束语中，作者写道：“在我们看来，不论是根据法律和经济在理论上的关系、促使经济法发展的因素、许多国家学术界赞同的概念或研究方法的特点，经济法都导致一种跨部门的前景。”“经济学科与法律学科分离，是与两者的内容不相协调的。”（注：参见前引alexisjacqueminetguyschrans，ledroiteconomique，quesaisje？，p.125.）前引《经济法》一书的两位作者的专业背景本身便是一个跨部门结合的实例：a.雅克曼先生是一位经济学家，g.施朗斯先生则是一位法学家。

在法国学界，从事经济学与法学结合研究的先驱者们就跨越两大学科的前景的描述，也引起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学者的兴趣。与法学界相对应，经济学界从另一个角度探寻经济法的本质。法国经济理论与经济分析组织的梯也瑞·基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辛勤地耕耘在“经济与法律”领域的实践者。

在他的名为《经济和法-从经济学分析法学到二者新的联合？》（注：参见thierrykirat，economieetdroit－del‘analyseeconomiquedudroitadenouvellesalliances？revueéconomique，vol.49，no.4.juillet1998，p.1057－1087.）的论文中，基拉先生根据学者们对经济法概念的不同阐释，把法国经济法诸学说概略的分为两大流派-狭窄的经济法概念和宽泛的经济法概念。“狭窄概念”相当于本文第二部分法国经济法诸论之（二）所论述的肯定说中的“狭义经济法论”之经济法概念：“宽泛概念”则主要引用了a.雅克曼与g.施朗斯的“作为’跨部门的方法‘的经济法”之概念。基拉认为：

“就我们的观点而言，这两种概念并非是势不两立的：前者支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论点，该观点的目的在于：将对一个分权的、发展中的经济的法律规定的分析汇聚起来；后者确定了与经济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本质和（经济）意义。上述两种情况的共同点是：审视法律和经济规则的紧密联系，对两者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展开：

-制定法中法律规范的创制和它们的经济基础或它们的经济目的；

-法院或执法机构（例如受盎格鲁·萨克逊传统影响的各种委员会，以及法国的独立行政机构）的经济理由说明；

-制定法或司法判例的经济后果，或者它们对某种经济和社会调控的贡献；

-对规范和司法实践的经济分析，这导致经济学家对法律材料的研究（法律、学说、法院判决）。这是当前存在的而且流行于经济学家们当中的一种实践，他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竞争法或者致力于产业经济领域的研究。“

关于“经济法与经济体系的结构”，基拉先生接着论述道：

“经济法学的起源带有明显的德国因素。该学科的许多先驱都是在外莱茵河地区接受的教育，成长于一种亲日尔曼的文化环境氛围中。长期以来，德国学理使用wirtschaftsrecht概念，法国学者们将其译为‘经济的法’不究其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概念诞生在不利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背景下。‘经济的法’学说把经济法构思成‘组织经济的法’，国家干预，公共计划，私营企业的卡特尔化。g.farjat［1992］诘问道：经济法是-或不是-一个‘反自由的概念’。在他看来，经济法是一种组织经济的法律，也就是说它调整的是私法主体和公共权力以及构造一个公法法人和私法法人协同合作的交叉领域。总而言之，经济法是产业组织形式以及各种机构、经济主体、市场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在法律上的对称物。g.farjat同样指出，竞争法构成了经济法的坚实内核。”

三、结束语

在法国，也有法学者研究“经济行政法”，但是他们并非必然以否定新兴的经济法之独立法律部门地位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根据格勒诺布尔市的皮埃尔·芒代·法兰西大学（universitépierremendèsfrance）法学院的经济公法讲师f.塞乌安的观点：经济的行政法或者经济行政法，是与经济法的产生和一般发展相联系的。与后者一样，经济行政法得益于意志主义的公共政策（即“经济干预主义”）的推行。从内容上来看，正如从其方法上来看，经济行政法只不过是一般行政法的一个部分；是一般行政法在经济这个特定领域内的运用。因此，塞乌安所研究的经济行政法实际上属于经济公法的范畴。而他笔下的经济法是：经济法不单单是一个探讨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的学科，它在总体上渗透到了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注：参见francoisservoin，droitadministratifdel‘economie.pressesuniversitairesdegrenoble，1996，grenoble，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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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艺术史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艺术史、建构艺术史的一般方法，也就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艺术史和研究艺术史问题。概括地说，艺术史主要解决艺术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艺术史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研究”艺术史的问题。想要在艺术史的研究上有所哭破不外乎三个途径，即新方法、新资料或新结论，而其中最关键。最艰难的就是方法论的建构，因为方法论关系到艺术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本期我们邀请本土学者和“海归”学者共议“艺术史方法论”话题，希望为艺术史的研究开拓出新的路径。

美术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只是近代的事。美术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滕固先生留学日本和德国有着重要关系。根据滕固年表，滕固于1920年留学日本，于1929年-1932年在德国柏林留学，研习美学与美术史。相关报道滕固获得博士学位恐怕难以成为事实，因为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他留学德国的博士论文，也没有看到他着力译介西文美术史的重要著作，但是滕固留学应该是事实。滕固回国后着力译介德国美术史学的观念，后致力于美术史学的组建与人材的培养。滕固先生对美术史学的贡献，其译介主要可从《何谓文化科学》《艺术与科学》《柯洛斯美学上的新学说》和《美术史》等文章中见出。后来用西文美术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美术史，重要的沦文《唐代壁画考略》和《唐宋绘画史》，以传世作品风格为艺术参照研究美术史，回避文献佐证美术史的方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也影响了我们后来美术史的研究。正是由于他的美术史的启蒙与对美术史教育的投入，中国才开始了真正美术史学的建设。他的《唐宋绘画史》批驳了“南北宗论”，”实际上也是百年来具有发轫之功的第一本中国美术史，把它视为近代中国美术史学的奠基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他为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既然美术史是由德语国家发展起来，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德国美术史学的发展。

美术史学最先在德国发展起来，但西方艺术史的前因是在意大利。吉贝尔蒂(Loren zoGhibertil，1378-1455)写作了《回忆录》，分别介绍了古代的艺术成就和他个人的艺术成就，并将西方艺术史分为三个阶段。这对瓦萨里产生了影响。意大利的瓦萨里(GiorgloVassri，1511-1574)曾写作了《意大利名人传纪》。在书中他介绍了齐马布埃、乔托和米开朗基罗等260多个艺术家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作品，将艺术史分为三个阶段，古典时期、辉煌时期和巨人时期，这如同一个人经历了童年――青年――壮年时期，艺术从开始走向了米开朗基罗的登峰造极，开创了传记体美术史的书写方式，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开创了西方历史性美术史研究艺术史的先河。贝罗里(Giovanni PietroBellori，1615-1696)写作了《当代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列传》，详实地叙述了当时的艺术活动，诠释了古代艺术史的观念，被“誉为17世纪艺术史的《圣经》”。

温克尔曼是最早的美术史学开拓者之一，也被誉为美术史之父。1764年，温克尔曼(JohannWinckelmann，1717-1768)写作了《古代艺术史》。在这本著作照，他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研究风格的演变。他试图通过对艺术作品风格的理解诠释，以促进大家对荚术的理解。温克尔曼认为古代艺术发展有高峰，也有衰落，是一种由兴起到衰落的不断循环发展的过程。文克尔曼说：“希腊人的艺术，有着大量的优秀作品保存下来供我们欣赏和摹仿；这门历史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审慎详尽地研究，这研究不是指出它的不完善的特征，不是在于解释它的艺术虚构，而是在于传授它的本质方面；这种传授不仅可以提供知识的养料，而且可以用来指导实践。…一而研究希腊人的艺术则应该把我们的认识引向统一，引向真理，并以此来作为我们在判断和实践中的指南。”温克尔曼认为美的原则就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认为美术史的研究即要注重自然、地理和社会条件，更要注重社会和政治因素，倡导摹仿古代的作品，加强了艺术史风格的研究。温氏的这一艺术史的理路也对艺术史学家丹纳产生了影响。丹纳的《艺术哲学》是从种族、环境和时代来研究艺术史，但是温氏却改变了这种美术史的研究方法，从环境、社会和政治等方面来研究美术史，这是一个创造和贡献。温克尔曼在论述埃及艺术史还从“气候”“国家体制”和“管理方式”对艺术的创造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影响希腊艺术发展的直接原因，这就是古代希腊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是一个适合艺术发展的国家。这是西方美术考古风格学的贡献。

德国美术史学的建立与兰克学派有着重要的关系。兰克(LeopoldeVon Ranke)是历史学家，讲究实证来研究历史，当然也包括美术史。法兰茨・库格勒(Franz・Kugler，1800～1858)是兰克的助手，从实证与艺术采风中来研究美术、建筑与雕塑，从而真正建立起了美术史，即研究作品的内在因素，如题材、风格和形式等。他的著作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绘画史手册》(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Malerie seit Constantin dem Grossen，1837)和《艺术史手册》(Handbuch der Kunstgeschichte，1842)。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是库格勒的助手，曾经负责修订库格勒的《艺术史》。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古物指南》是美术史的经典之作，在他看来，美术史、世界史和文化史三者合为一个体系，认为这是人类的精神学科，根据题材和风格研究艺术史，如在讨论建筑时根据建筑的要素、风格、类型和装饰成分来研究艺术史，对绘画主要是根据题材来研究，从而建立美术史学。这些都影响着他的学生，如沃尔夫林、贡布里希和帕诺夫斯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时代，德国还有卡尔・施纳塞(Carl・Schnaase)、马克思・泽姆绕(Max・Semrau)和安托・斯平格尔(Anton・Springer)等重要美术史学家，其成果并未译成中文，所以没有对中国美术史学产生影响。兰克学派在世界美术史上的影响，直接改变和影响着近代世界美术史学的发展，当然也对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影响更是直接和明显。

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弟子沃尔夫林、贡布里希和帕诺夫斯基等人的美术史学观与方法影响着20世纪美术史，并使德语世界的艺术史成为一个健全的学科。这主要集中在心理分析和图像学的美术史领域。奥地利的弗洛伊德的从视觉艺术心理角度诠释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艺术，给人许多心理的启示。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提供了美术史研究的新方法。汉堡艺术史家阿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开创了图像学研究美术史的方法。他认为，艺术品是一种象征，艺术家是置于特定语境中生存的，艺术图像的起源、含义和传播可给人一定的明指、实指和暗指的意义，这种方法是打开壁画研究的钥匙。图像学有着众多有成就的美术史家，他们继承了瓦尔堡的学术理路。帕诺夫斯基(Ervin Panofsky，1892-1968)埃德华-温德(Edward Wind，1900-1971)和贡布里希(E.H.Gombrich，1909-2001)中帕诺夫斯基的成就最大。他认为图像学首先要研究前图像志，确定题材的基本样式和形式结构；其次研究图像分析，分析艺术家所使用的文本和文献意义不明显之处；再就是分析图像的社会和文化象征意义及图像在不同时空中的演变。所以图像学又称为“视觉解释学”。后来帕诺夫斯基于30年代流亡到美国。1933年，瓦尔堡的助手萨克斯尔把瓦尔堡的私人图书馆从汉堡搬到伦敦，并组建了瓦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这样图像学以德国为中心变为以伦敦为中心。二战期间大批美术史家来到英国和美国，这就使得英语国家的美术史发展起来。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主要是译介英语美术史学著作，所以我们得以了解美术史中西方美术史的发展。这些人的美术史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已为中国学者所熟悉。我们在研究中国美术史时，特别是中国古代美术史时，多参证他们的图像学原理，从而使我们的中国美术史学获得了突破，对中国宗教美术和原始美术多有创新。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我们了解西方美术史学主要是通过英语语系获得西方美术史的译介，而德语的美术史材料并没有直接介绍到中国来，所以我们还没有对德国美术史获得较全面的理解，而从今天世界美术史的发展来看，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影响更大。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已经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于1990年出版，这是一部重要的美术史文献著作。近年来，他的部分历史著作和《希腊文化史》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而他的全集德语版已经快出齐了，相信我们不久会更好地译介他的美术史中文版并出版，从而改进我们的美术史学的建设。

德文美术史有一个专门的名词kunstgeschechte，kunst是艺术家，geschechte是故事，所以kunstgeschechte意思是美术史就是艺术家的故事，而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艺术家心灵的故事。美术史学就是对艺术家故事的诠释。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说：“世上只有‘艺术家’而没有‘艺术’。以前，他们用有颜色的泥巴，在洞窟的岩壁上勾勒出野牛的形状；今天，有人用买来的绘画颜料设计广告海报；在这些之外，他们还做了许多别的事。我们不妨把这一切有关的活动称为‘艺术’。不过要记住：‘艺术’这个字眼，因时间与地点不同，可能代表各种不同的事物；同时也要了解，‘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艺术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幽灵，一个被人盲目崇拜的偶像。”“我们称之为‘艺术品’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奥妙的结晶，只是人类为自己制造的产品而已。”因此对美术史的研究，重要的是对美术作品的研究。“人类制造的产品”在各个时代是不同的，这是“各种不同的事物”，因而可以说人类为创造物质而进行的相关活动都是艺术，因为这里包含着人类的心智的创作，这些实际就是物质文化。古往今来，人们试图对物质产品做出理论说明，但都是从一个方面揭示出其中的一些道理，而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类制造作品有许多相关的研究理论。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对这些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也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素，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载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作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一一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而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于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感情、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者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在这个以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构成的框架上，我想展示各种理论进行比较。为了强调这种构架的人为性，同时使分析更加醒豁，我们可以用一个方便实用的模式来安排这四个坐标。就用三角形吧，把艺术品――阐释的对象摆在中间：

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明显倾向于一个要素。

艾布拉姆斯的理论虽然具有代表性，但是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为了清楚地说明学术研究的发展，我们还得说明美术史在20世纪晚期的发展状况。在英国，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1819-1900)和沃特・佩特(Water・Pater，1834-1894)用美学和鉴赏的方法研究美术史。接受美学创始人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Robert・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Kgang・Iser)都是德国康士坦茨大学的教授，二人将艺术的研究角度重点从作者、文本转向读者，加强艺术的社会历史考察以及文本与读者的具体联系等问题的研究，从读者的接受角度研究艺术史。这些都可列入艾布拉姆斯的“四个坐标内”。但是在20世纪早期，艺术社会学的研究给美术史的研究又带来了新变化。德国美术史家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1903-1983)写作了((艺术学院的历史))，他认为一部艺术史，与其根据风格的变迁来写，还不如根据艺术家与周围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来写。他认为艺术史的范围包括：趣味史、美学理论史、展览史、艺术收藏史、艺术品交易史等。佩夫斯纳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美术史领域的热门课题。他选择了“艺术教育与艺术家的教育”的研究视角，考察艺术学院的演变史。沃尔夫林的学生弗雷德里克・安塔尔(Frederic，Antal，1887-1954)在沿袭老师的艺术风格方法时，将学术视角转向艺术与时代文化、社会环境结合之研究，并写作了《佛罗伦萨绘画及其社会背景》。安塔尔认为绘画内容主要是反映当时人的观念与心态。此外还有阿诺尔・豪泽(Arnold・Hauser，1892-1978)注重艺术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他写作了((艺术社会学史))。正是艺术社会学的发展，突破了美术史学以风格学和形式分析的艺术史学研究框架，并发展了美术史学的新的研究方法。所以20世纪60-70年代 以来，艺术社会学成为美术史学的一个热门课题，以艺术赞助、艺术收藏、艺术管理、艺术市场、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成为美术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贡布里希的《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早期美迪奇家族》是一篇经典性的论文。他认为洛伦佐对美迪奇家族的艺术收藏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艺术收藏、对艺术家的提携和艺术事业的发展。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Haskell，1928-2000)写作了《赞助人与画家：关于巴洛克时代意大利艺术与社会的一项研究》，书中以大量的材料指出巴洛克风格不是耶稣教会艺术赞助的结果与体现。麦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Baxandall)于1972年写作《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历》，这是一部影响很大的美术史著作。书中运用大量委托定制合同、赞助人与艺术家的通信，以及绘画与画家之间的原始材料，考察15世纪佛罗伦萨绘画界的经济与思想根源。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是艺术家与赞助人的“社会关系的凝聚物”，赞助人的需要、动机、购买方式、艺术家的制造等是影响艺术生产的最终形式。马丁・沃恩克(Martin・Warnke)写作了《宫廷艺术家：论近代艺术家的起源》研究宫廷艺术家的成长与艺术创作。1998年，乔亚娜・伍德――马尔斯顿(JoannaWoods-Marsden)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肖像：身份的视觉建构与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一书，凯瑟林・布朗(Ketherine・Brown)撰写了《画家的反思：文艺复兴艺术中的身份塑造》一书，这些学者力图揭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深受当时艺术观念影响的现象，同时通过艺术方式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形象。20世纪80年代，美术史学出现了新史学的建设。这主要表现在以女权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方法研究艺术史。近年来还出现了将艺术作为视觉文化的艺术史学观。马尔科姆・巴纳德写作了《艺术、设计和视觉文化》，分析社会制度、文化生产者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对视觉文化的影响。何为视觉文化呢?马尔科姆・巴纳德说：“在视觉文化中它所指的不仅是视觉经历和社会阶级得以形成的制度或组织结构、物品、习惯做法等等，而且还是那些物品、习惯做法等建立那种经历和制度的历史和社会进程。”“如果按照视觉文化的观点，这些机构还应包括画廊、美术馆、博物馆、时装屋、广告公司、电影公司等等。”美术史家克拉克视觉文化理论对“艺术合作和接受的首要条件――赞助、销售、批评和舆论”予以研究。21世纪是一个传媒的时代，所以赞助、销售、批评和舆论将成为艺术史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而这些是受社会阶层结构所影响的。这样看来，美术史学的框架就发生了改变，可以用下图说明。

这六个要素组成了当代艺术史学的基本方面，而赞助与销售是市场的因素，而批评和舆论则是传媒的因素。这两个方面则是当代美术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时我们的研究侧重一个方面，从而细化了美术史学的研究，推动着艺术史学的发展，而实际上，这些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之间是交互的。正是由于传媒和市场对艺术的推动，艺术作品体现出商品与艺术相结合的特征，所以把艺术品看做审美的表现传统理论在今天是行不通的。如《蒙娜丽莎》是艺术名作，但是它已经是法国享誉世界、家喻户晓的名片。法国人通过不同的渠道成功地在世界各地宣传这个名画，这幅画作深深地吸引着世界的游人。人们到巴黎观光都想看这幅名画，人们到法国后最有印象的就是观赏到了这幅作品。法国人从中获得了数以百亿欧元的收入。《蒙娜丽莎》是法国的名片，而不再是单一的艺术品。所以传媒和市场是当代艺术史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这是西方美术史学发展的大体路经。

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古国，自古就有对美术史的研究与总结。就艺术史迹而言，我们所能看到的美术史材料主要是宋代之后的美术作品，而宋以前的艺术作品主要是靠发掘报告而展开的研究。古代艺术家已经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些文化遗迹，只能按现在我们的理解来读解，以己推物，这种研究也只是一个近似的理解。从中外美术史的发展来看，人们对美术的理解是一个发展。艺术是从实用、象征、写实到心灵的意味，每一个时代的艺术有着特定的形式，而且艺术的形式又是多样的、丰富的。艺术是心灵的创造，是心灵的现实，但是心灵的世界是难以求证的，只能根据图像来证实。所以，我们对美术的研究也必须是发展的，以多途径，多元化来进行，由此尽可能地还原艺术故事的本来意义。

中国先秦古代文献对美术的论述主要是先秦的诸子文献。阮璞先生说“在晋宋以前，没有画学专著，画论资料只是散见于经、史、子书及诗人杂著，吉光片羽，亦能给人以重要依据。”葛路先生说：“诸子论美术有两个特点，一是评论者不是专搞美术的，大部分是各立其说的哲学家，这与以后的魏晋时代不同。魏晋是一些画家一方面画画，一方面发表意见。二是从论及的内容看，诸子本意不在美术，往往用美术作例子说明或比喻其学术观点，当然也有专谈美术的，但为数不多。诸子论美术的价值何在呢?尽管他们原意不在谈美术，议论也只是片言只语，东鳞西爪，但提出了一些问题：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即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即怎样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问题；艺术创作中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作品的关系问题等等。他们对这些问题的阐述虽不详尽，但毕竟提出来了。任何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诸子的美术理论，起了先驱和拓荒作用。有了这一基础，才可能产生魏晋以后的比较系统的美术理论。还要看到，有些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其价值就在这里，故应予重视、研究。”

《左传》记载：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商代就有精美的青铜器，青铜器的图像目的是“使民知神奸”，这是说明造型的社会功能。

《论语》讲“绘事后素”，讲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子夏问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日：“绘事后素。”日：“礼后乎?”子日：“起予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描写女子长得美丽，眼睛顾盼媚人。这是《诗经・魏风・硕人》中的句子，并不谈绘画。“绘事后素”是讲在白色底子上涂上颜色。子夏提的这两个问题是谈诗与画。孔子讲卜商的提问启发了我，我们可以砌磋诗艺了。孔子谈论一切，都是以礼为尺度，礼是一切社会典章制度的总和。所以“绘事后素”是讲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都要完美。《考工记》记载“设色之功”，也谈绘画中色彩与内容的关系。

《庄子》记录画师作画时“解衣般礴”的情景，此为真正艺术创作。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这是一篇描写画师受命作画的故事，表达了庄子的艺术自由思想。“解衣般礴”意思是脱衣箕踞。古人坐态或者是彬彬有礼，先跪下，脚掌立起来，屁股坐在足后跟上，上身立起；或者是箕踞，是一种不恭敬的坐法。庄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惠施凭吊，见而愤然离去。这本是一个事件的描写，但是从中人们发现，庄子是在表达作画或者创作是一种自由的活动，不要墨守礼法，只有思想不受到箝制，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韩非子》讲画笑技艺神奇，讲画人难画鬼魅易；还谈到雕塑。“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日：‘画孰最难者?’日：‘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日：‘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外储说》)

这则故事说明绘画是要表现现实，犬马是生活中所见之物，要表现就要有一个参照的标准，必须忠实于生活物象；而鬼魅则是未见之物，则没有对照物可为依据，可以随意而作，就容易。这就是说艺术要以摹仿现实的。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亦然，为其后可复者也，则事寡败矣。(《说林下》)。

雕塑在中国美术史的源头很早，但是我们所见到都是无名氏的作品，再加上早期的艺术活动者隶属于工匠，所以我们很难看到诸子文献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韩非子在这里讲雕刻制作工艺中要注意的方法，但并不是专门论述雕塑之道理，而是通过这来讲做事要全盘考虑，办事要留余地。东汉王延寿讲：“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乏丹青。”陆机说：“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大于画。”从王廷寿和陆机之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先秦文献对美术的论述中，美术并不为社会所重视，也难怪李方膺说“以画为业则贱，以画自娱则贵。”陆氏提出绘画与诗书同论，强调绘画的地位，也认识到绘画的特点与作用，是文艺所不可替代的。这如同曹丕《典论・论文》一样，具有历史意义。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突出文学的社会功用，具有深远的意义。先秦美术文献的研究是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学的开始，但是在此我们也要注意方法。王世襄先生说：“史事陈迹，远而难稽，疑古之态度，纵不妨有，但言画论，又未可不自此始也。”

自晋而降，人物山水滋长，这时期才出现了真正的画史述作。顾恺之是东晋最负盛名的画家，谢安说“有苍生以来所无”。他的画论著作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和((画云台山记》，这些都载于《历代名画记》。王世襄先生说：“真正之画论，换言之，即确为对画而发者，当自晋顾恺之之始。就其《论画》一篇，评各家之辞句中，可代其拈出论画所注视之各点，而此固后日谢赫六法之先导也。”《魏晋胜流画赞》是顾恺之对魏晋名流画家曹不兴、卫协、戴逵等人的画作的评论，评其优劣短长。《画云台山记))是一篇创作文稿。“《画云台山记》之叙述文字，亦属难能可贵。吾人于画论史方面观之，不妨谓人物画论至长康而成立，山水画论至长康而萌始。”在《晋书》的《顾恺之传》和《世说新语))等书中还录有顾恺之的一些画语。他是一位诗、乐和画兼备的艺术家，被誉为三绝，才绝、画绝和痴绝。他评绍兴山川之美时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赞美江南风光。顾氏在寺壁画一维摩诘像，光照一寺，观者众，得钱百万。顾恺之的画论主要是对人物画和肖像画而提出自己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明确提出传神论。他认为传神的得失事关人物优劣，所以传神是评画人物画的一个标准。第二，提出“以形写神”，即是通过人物形象来反映精神性格。第三，认识到艺术创作中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第四，提出艺术创作中想象力的重要性，这就是“迁想妙得”。

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美术史更重视艺术规律、品鉴和美术史的编录，并自觉形成了中国画学的体系，进入了美术史学的自觉时期，这里既有个人所著录，亦出现了国家编定美术史学的著录。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绘画“六法”，泽滋后学。所以“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六法”成为评定绘画好坏的标准，书中还品评了27位画家，并按六个等级作出评定。陈代姚最的《续画品》、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法书要录》、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李嗣真的《画品录》、张怀的《画断》、刘道醇的《圣朝名画录》、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五代荆浩的《笔法论》、米芾的《画史》、莫是龙的《画说》、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康熙年间的《佩文斋书画谱》、石涛的《画语录》、张庚的《国朝画徵录》等等，都对绘画创作进行了总结，这些成为我们研究山水画发展的重要文献，从中我们可以求证山水画发展的规律。《历代名画记》是一部编录体的通史性美术史学著作，录有画人传，兼有品评和叙述，探讨了绘画的起源、功能、评定标准，继承与发展问题，绘画的时代性、地域性和艺术表现方式等。《续画品》评论湘东殿下等20个画家。张怀瑾的《画断》中提出了“神、妙、能”概念。五代荆浩在《笔法论》提出“六要”与“二病”即气、韵、思、景、笔和墨与有形病和无形病。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提出了“气韵非师”与板、刻和结三病。刘道醇在《圣朝名画录》提出了“六要”与“六长”。董其昌提出了“南北宗”等。康熙年间的《佩文斋书画谱》是国家主持编纂的美术史书籍。这些说明我们的美术史学既注重艺术规律(以艺术标准与品评论画)同时又讲究从艺术风格来研究地域绘画，一种绘画风格必有所宗并最终形成一个流派。

自近代以来，中国美术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美术考古的学术成果，二是近代欧美的美术史学研究方法被引入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之中，我们出现了一些有着建设性的学术著作。美术史著作方面，陈师曾于1926年在山东济南翰墨缘出版了《中国绘画史》，郑午昌于1929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画学全史》，被誉为“独出心裁，自出心眼，纲举目张，本原俱在”的美术史力作。1926年，滕固出版了《中国绘画小史》，并于1933年出版了《唐宋绘画史》。俞剑华出版了《中国绘画史》等。中国美术史学进入了一个建设与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美术史学进入了昌明盛世，王伯敏出版了《中国绘画通史》，并主编了《中国美术通史》。陈传席出版了《中国山水画史》，这是一部山水画的重要著作。这些主要是美术史编纂，但同时也有着独特的建树。阮璞先生出版了《画 学丛证》《中国画史论辨》《画学十讲》和《画学续证》。他在中国画论方面做出了惊人的成绩，采用的方法是文献与考据相结合，对美术史和画史公案做出了新的学术探索。王世襄的《中国画论研究》也是一部美术史学的重要著作，他运用现代艺术理论来研究中国画论，有着不少新的创获。葛路的《中国画论史》和《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将中国古代画论进行了体系化的探索，也给人以新的启发。不过国内学者的美术史研究方法主要还是文献、考据、资料、作品的真伪鉴定和艺术价值评估等。这种研究方式可用图例说明。

19至20世纪，海外中国美术史学推动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建设。李铸晋的《中国现代绘画史》一改以经典美术作品为主之写史方法，而是以个人收藏资料来写美术史，将美术史予以新的解读。美国学者研究石涛则从艺术赞助的角度来研究清初绘画中的现代性，将艺术赞助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传统美术史学，这也是一个新的路子。巫鸿的《武梁祠》《礼仪中的美术史》《美术史十讲》等采用图像学理论来探讨中国古代美术，从新美术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给中国美术史学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样，姜伯勤的《中国袄教艺术史》也吸收了图像学的理论研究墓室壁画，推进和深化了中国宗教美术的研究。美国学者高居翰撰写了《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和《气势憾人》等著作。他说：“我毕竟还是罗樾指导下的学生，所以在研究的方法上，仍以画家生平结合画作题材，并考虑其风格作为根基。至于风格的研究，则是探讨画家个人的风格，以及从较大的层面来探讨各风格传统或宗派的发展脉络，乃至于各个时代的风格断代等等。……注意到以地方派别来分类艺术家的重要性、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分野的繁杂性，以及在明代画家的社会地位与其画作题材和风格之间，我看到了一些明确的相关性。……艺术家因其生活模式而展现出某些特征，同样地，其在绘画作品之中，也会展现出一套仿佛是与之相对应的风格特征。”高氏从艺术家的社会“生活模式”来研究美术史，将社会学的艺术史方法引入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给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一些有益的启示。方闻的《心印》，对书画的风格与结构研究，从大文化背景中来讨论中国美术，也值得一读。

从中外美术史学的发展沿革中，我们发现美术史学和美术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术史的研究久长，而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则相对较短。无论东西方美术，特别是公元3-4世纪之前的美术，主要是靠发掘材料来研究，更多是无名的艺术作品，这些因受制于一定的艺术社会功能作用而发展的，也因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与艺术制作方法而产生。西方是神学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明，而中国是礼教、儒学和道学的文明。进入20世纪后，中外美术史学产生了互动，美术的概念扩大了，美术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从文献、考据、品评、艺术家的研究视野发展到艺术的整个生产机制。这一点巫鸿也有同感。他说：“欧洲传统美术史研究以绘画和雕塑为大宗，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主义学派受进化论解释模式的影响，把艺术形式本身的发展演变，以及艺术家对美与完善的追求作为研究和说明的主要对象，但是这种学术取向在近二三十年受到新一代美术史家的不断批评，而最有力的挑战则是来自美术史学史，即对美术史自身发展过程的审视。一些学者相当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学科的不断变化着的内涵――包括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对材料的分类和所采用的分析模式――实际上都是不同时期与地区的特定历史现象，和该时期与地区的文化、政治、社会及意识形态密切联系。根据这种理解，甚至‘美术’和‘艺术家’这些基本概念也都必然是特定时期的发明，美术史学科的产生又是奠基于这些概念上的进一步发展。把这个理论拿到中国历史中检验一下，我们大致可以说，为观赏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和创作这类作品的艺术家均出现于魏晋；在此之前的青铜、玉器和画像等作品首先是为礼仪和实用而制作的，其作者则大多是无名工匠。虽然这些作品在晚近历史中获得了重要的商业和美术价值，但这些价值均为后代的附加和转化。这种把美术史‘历史化’的努力可以被看成是对传统美术史的解构，但其结果却没有导致这门学科的消失或缩小，而是出乎意料地引起了它的迅速膨胀。换言之，新一代的学者们并没有退入被重新定义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缩小范围，而是把更大量的‘非美术’视觉材料纳入以往美术史的神圣场地，其结果是任何与形象有关的现象――甚至是日常服饰和商业广告――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对象。以我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为例，目前的十几名教授中只有一两位仍然继续专攻往日美术史中赫赫有名的大师和杰作，其他人的研究则是包罗万象，从教堂仪式和朝圣者的经验，到光学仪器的发明所引起的视觉行为的变化，从早期电影与游乐场中活动布景的关系，到美术馆陈列方式所引起的绘画风格的改变，从书籍、图片以至钞票的印刷，到文人、艺术家、商人、官僚组织的沙龙，从欧洲中世纪绘画中花草的医学价值，到现代法院建筑的权威形象。这些研究题目不再来源于传统的艺术分类，对它们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对更广泛的人文、社会及政治问题的兴趣。因为这些题目从本质上说来必然是‘跨学科’的，其长处在于不断和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互动，对美术史以外的研究领域提供材料和施加影响，但是对学科的跨越也必然造成美术史本身的危机。……‘美术史’这个名词变得越来越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含义。”

巫鸿的这种学术视野告诉我们，中国美术史学与美术史已经进入了“多元化”的互动，一方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传统美术史学观，吸收新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要研究每一个门类画种的具体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化美术史学的研究，更清楚地认识美术。事实上，我们老一辈美术工作者早已注意这方面的工作。沈从文先生说：“讲美术史的，且有人除了永远对‘字画同源’发生浓厚兴味，津津于绘画中笔墨而外，其余都少注意。谈写生花鸟画只限于边鸾、黄荃，不明白唐代起始在工艺上的普遍反映。谈山水画只限于王、李、荆、关、董、巨，不明白汉代起始在金银器物上、漆器上、丝绸上、砖瓦陶瓷上，和在各处墙壁上，还留下一大堆玩意儿，都直接影响到后来发展。谈六法中的气韵生动，非引用这些材料就说不透。谈水墨画的，更不明白和五代以来造纸制墨材料技术上的相关材料技术上的关系密切，而晕染技法间接和唐代印染织物又相关。更加疏忽处是除字画外，别的真正出于万千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工艺美术的伟大成就，不是不知如何提起，就是浮光掠影地一笔带过。只近于到不得已时应景似的找几个插图。这样把自己束缚在一种狭小孤立范围中进行研究，缺少眼光四注的热情和全面整 体的观念，论断的基础就不稳。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发现真理，自然不免等于是用手掌大的网子从海中捞鱼，纵偶然碰中了鱼群，还是捞不起来。”

受沈从文先生的学术影响，牛克诚在《色彩的中国绘画》中研究中国绘画时加强了对绘画工具、媒材的研究，从绘画材质方面入手，探讨绘画风格的发展，对中国绘画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

美术史学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也必须与整个美术史和美术史学的研究视野相互动，或者说把它放在当代美术史学的发展体系中来理解，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与把握中国美术史学的传承与发展、中国美术史学的传承与演变。

注释：

[1]沈宁编《滕固艺术文集・导言，滕固与近代美术史学》第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

[2]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第13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

[3]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第15页，台湾联经出版社2005年版。

[4]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第32页，台湾联经出版社2005年版。

[5]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6]马尔科姆-巴纳德《艺术、设计和视觉文化》第10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7]马尔科姆・巴纳德《艺术、设计和视觉文化》第50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8]马尔科姆・巴纳德《艺术、设计和视觉文化》第44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9]阮璞《画学十讲》第1册，第52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10]葛路《中国画论史》第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12]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上册第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上册第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高居翰《山外山》第1～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15]巫鸿：《美术吏十讲》第5～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消费合同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煤炭；寻租；资源诅咒

一、模型分析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往往低于资源匮乏的地区，即所谓“资源诅咒”的问题。如中东地区虽然掌握着黑色黄金，其经济却十分落后；日本虽缺乏自然资源，但其经济总量却高居世界第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本文认为寻租是一个重要原因。寻租是寻租者通过贿赂等手段来获取大量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寻租对社会正常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引入寻租者的数量（R）和寻租的价格P（R）这两个变量，来分析寻租对经济体的影响。寻租者的数量是指整个社会用于煤炭产业寻租的那些企业的数量，寻租的价格是那些寻租者所付出的平均成本。

模型假定如下：

其一，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煤炭产业的生产规模不变，总投入水平为M。寻租作为一种外在要素影响煤炭企业的生产，其中寻租的价格为P，寻租的数量为R，寻租的价格和寻租者的数量线性相关。

其二，煤炭产业是一个封闭的产业，不存在同其它产业间要素的流动。

其三，煤炭企业的生产主要使用劳动（L）与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在总投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寻租，会减少或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资本）的使用。

在一定的技术和企业规模下，企业通过寻租所能获得的最大净收益是OB，随着寻租数量的增加，寻租的成本也在不断的增加。寻租者的净收益在不断的减少，当达到B点时，寻租者的收益就变成0，当寻租者的数量继续增加时，寻租的价格不断提高，寻租者将获得负收入。对于理性的投资者而言，曲线BC是一条无效的曲线，而B点就是寻租的最大点。

二、寻租对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影响

当总投入规模不变时，社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寻租，必然导致投入的资本，劳动数量的减少，进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产出降低。

图2中曲线S表示的是劳动的供给曲线，D1，D2表示的是劳动的需求曲线，当社会把资源用于寻租时，导致对劳动的需求量降低，劳动的需求曲线由D1向左下方移动到D2，形成新的均衡价格W2。而这时劳动所能获得的总收益为W2×L2×L1，而W1×L1-W2×L2的余额就是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

同理，寻租对资本的收益也会产生排斥作用，它会导致资本要么退出煤炭行业，要么参与到煤炭行业的寻租中去，从而造成煤炭行业的资源诅咒。

当寻租影响到劳动、资本对煤炭产业的投入时，它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大幅度降低。

如图3所示，L表示煤炭需求曲线，S1表示在没有寻租的情况下煤炭的供给曲线，L与S1相交于点F，寻租影响煤炭生产时，供给曲线就变为S2。S2与L相交于E点。在生产规模一定时，煤炭企业投入的总资本是一定的，寻租所占资源越多，意味着用于购买的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就越少。因此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它与L相交于点F。

当L与S1相交时，所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三角形HCF，当寻租投入生产的时候，消费者剩余是HDE，劳动和资本的总剩余是HCE，所以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的福利损失不仅包含哈伯格三角EGF，还包含了塔洛克四边形DCGE，而塔洛克四边形就是社会福利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间的转换。寻租不仅导致整个社会产出的降低，而且使得消费者福利水平降低。所降低的福利即为ECOF所围成的图形的面积，其中哈伯格三角是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纯损失，而塔洛克四边形的收益由寻租的双方共同获得，所获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寻租双方的博弈。如果设租方拥有更大的权力，那么它就拥有更多的权益。

通过图3可以看出，随着S2上升幅度的加大，寻租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在不断的增加，在整个社会福利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在不断的减少。而反映在劳动的收入上，就是煤炭企业职工的福利水平很低，反映劳动力价格的工资甚至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资本获得收入即民营企业家的利润大量降低，企业家投资煤炭行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煤炭产业市场竞争秩序被寻租严重地扭曲，政府被“俘获”，整个煤炭产业陷入资源诅咒。由此可以看出，寻租是造成煤炭产业社会福利大量损失，市场竞争秩序混乱，煤炭产业陷入资源诅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结论

要解决煤炭产业寻租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煤炭资源产权价值的重新估价，新的估价包括各种外部性成本（如员工的培训，安全生产，环境破坏的估价等）和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减少煤炭产业寻租所获得的超额利润。

第二，加强和完善政府管理经济的制度建设，合理界定政府介入煤炭产业的力度和方法，加大对违法官员的惩罚力度，使之所获制度收益高于制度成本。

【参考文献】

[1]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

[2]张宝顺.山西经济年鉴2004.山西经济年鉴编辑部，2004.12.

[3]张崇慧.山西煤炭产业总览.煤炭工业出版社，2003.12.

[4]约翰.克劳奈维根.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2.

[5]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8.

[6]贺卫.寻租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3.

[7]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B].上海三联书店，1997.3.

[8]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出版社,1992.

财政税收论文新税法变化

【摘要】本文针对新旧税法中纳税主体、税率、税收扣除项目、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把握新税法的新意及亮点，对促进新税法的实施推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税法；变化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结束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不统一”的历史。接着，2007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出台。《实施条例》共有8章133条，主要细化“新税法”的有关规定。通读“新税法”及“条列”，笔者发现有以下几大变化：

一、纳税主体及税率的变化

以前税法区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内（含3万元）18%税率；在10万元以内（含10万元）27%税率；超过10万元的33%。优惠企业为15%；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优惠税率：15%。

新税法区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新税法的税率相对于旧税法整体税率有所下降，但是对小型微利企业而言，税率是加重了2%。

二、明确了具体各项税前扣除项目及标准

（一）工资变“计税扣除”为“据实扣除”

以前内资企业的工资、薪金按“计税工资”标准扣除。超过“计税工资”的部分，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个人要交“个人所得税”，变相地出现重复征税现象。而且，内资企业“计税扣除”而外资企业“据实扣除”这一规定也是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需求。

新税法《条列》规定：企业合理的工资、薪金据实扣除。对内资企业而言，切实减轻了“计税扣除”而产生的税收负担。加上“合理”这一限制条件，笔者认为主要是预防一些特殊情况，如在企业任职的股东及有密切关系的人通过多发工资变相分配股利，或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的工资违反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规定变相提高等侵蚀税基的情况。

（二）业务招待费按发生额60%的比例扣除

以前的业务招待费实行销售（营业）收入在1500万元以下（含1500万元）按销售收入的0.5%扣除，超过1500万元的部分，按销售收入的0.3%扣除。根据这一规定，许多企业进行税收策划：将部分个人消费纳入业务招待费之中而进行税收抵扣。

新税法《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0.5%。出现只能扣除“60%”的限制，主要是严格区分个人消费与商业招待费开支。

（三）广告费、宣传费“合二为一”，按销售收入的15%扣除

以前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2％的，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粮食类白酒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自2001年1月1日起，制药、食品（包括保健品、饮料）、日化、家电、通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房地产开发、体育文化和家具建材商城等行业的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从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制造及其他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站，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广告支出可据实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服装生产企业广告费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的通知（国税发[2006]107号）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服装生产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符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四十一条规定条件的广告费支出，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自2005年度起，制药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25％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费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

新税法《条列》的规定相对于旧税法要简单一些，是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扣除合并在一起考虑的。规定企业家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四）捐赠支出的税基及税率发生了变化

以前捐赠支出按旧税法规定：纳税人（金融保险企业除外）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不超过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1.5%的标准以内的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予以扣除。

新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

由此可见，税基由应纳税所得额变为年度利润总额，防止亏损企业大量进行捐赠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优惠从“区域”向“产业”转移

以前的税收优惠，主要是区域优惠，譬如针对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的优惠。而两税合并后，将实行“产业优惠”政策，主要针对的是高科技、节能、环保等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或者城市有特殊的经济区域，而且占的比重较大，那么税收政策调整对该地区或城市的招商引资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以负面影响为主，特别是影响到该地区以后的外资增长。目前，经济开发区在各地的产出中，占比均在不断提高，是城市的经济增长点。

新税法实行后，将可能对开发区的外资增量产生直接影响。《企业所得税法》中指出，税收优惠政策重点向高科技、环保等企业倾斜。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于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以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会促使地方在招商工作中更注重产业的选择，更倾向于吸收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转移，这样也有助于提高我国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这也是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四、通过关联方交易“避税”行不通

以前企业常常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如甲企业适用较高的33％企业所得税税率，关联企业乙适用20％的所得税率。为了降低甲企业的税收负担，乙企业将甲企业的产品采取低价销售给乙企业的做法，减少了甲企业的利润，增加乙企业的利润。

新税法规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需要进行特别调整。就是对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方、关联业务的调整方法、独立交易原则、预约定价安排、提供资料义务、核定征收、防范受控外国企业避税、防范资本弱化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整后，除应补缴税款外，还需缴纳按税款所属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另加5%的利息。所以，通过关联方交易“避税”的企业要特别小心了。

五、折旧年限与折旧方法的差异

旧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

一是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是专用设备、交通工具和陈列品，为10年；三是一般设备、图书和其他固定资产为5年。

固定资产折旧采取年限法或工作量法。

新税法规定，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一是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是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三是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四是电子设备，为3年。

新税法规定，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固定资产，包括：一是由于科技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二是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本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为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两者相比，新规定较之旧规定更具有适用性。

六、鼓励创业及发展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新税法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逐年延续抵扣。这一规定对鼓励创业及调整产业结构有现实意义。

七、注重把握“合理”的尺度

新税法实施细则中多次出现“合理”二字，如合理的工资薪金，合理的借款费用，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合理的商业目的，合理的期间费用等等，以前税收策划时通过多开办公用品及劳保用品发票、多开餐票、通过多造人员费用等等实行所得税避税及逃税等办法将受到重大限制。

另外，新税法要求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收入也得纳税，法人母子公司不再合并纳税。补税的同时要加计利息（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计算）等等新规定不再逐一阐述。

总之，新税法较之旧税法更加合法合规，结合实际，接轨国际。只是新税法内容多，变化多。这也给税务工作者及会计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及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解读新税法：高新企业不在开发区内也可享低税率.中国税务报，2007.03.21.

[2]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详解.《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新意及亮点.中国税务报，2007.12.17.

宏观税负水平研究论文

【摘要】宏观税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低，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税负水平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发展态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宏观税负水平的基本内涵及其实现合理税负水平的途径。

【关键词】宏观税负；GDP；税制改革

在2008年3月的两会期间，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强调：“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局势的变化和走势，及时、灵活地采取对策，并且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方向和力度”，他还具体指出：“未来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科学合理地分析我国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并提出相应对策，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据美国《福布斯》财经杂志的全球2007年“税负痛苦指数（Tax-MiseryIndex）”宣称，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位。虽然对于《福布斯》结论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无法保证，但从各国的实践看，保持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宏观税负水平的界定及衡量口径

宏观税负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税负水平，简言之，就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它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新价值中国家通过税收收入所集中的程度，同时也反映财政分配政策的取向。比例过高，会影响经济主体及个人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挫伤其积极性；反之，则影响国家再分配的保障能力，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阻碍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一般来说，一国政府收入的主体是税收。在西方国家，由于在政府收入中预算外收入和非税收入的来源很少，政府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基本上反映了政府对当年国民收入的集中分配程度。而我国由于政府部门实际收入来源的构成复杂，决定了我国宏观税负内在涵义与界定范围具有特殊性。在目前国内的研究中，把宏观税负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口径进行分析，狭义即小口径宏观税负为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广义即大口径宏观税负为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收入，即主要是税收收入，而且包括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大量不纳入财政预算的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费（基金）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广义宏观税负只能说明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或企业的负担水平，不能说明政府实际可支配的财力；而狭义宏观税负虽表明政府能力的强弱，但脱离了政府大量的其他收入，其水平也不能完全说明政府集中程度是否合理。因此，在研究我国宏观税负时，需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

二、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现状分析

（一）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1998年税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税收规模在不断扩大，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见表1。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6》；2.《关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3.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4.税收收入不含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这样的税负水平是否合理呢？对于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一般可通过税收弹性、国际水平的比较来作出判断。

1.税收弹性

本质上说，税收弹性问题就是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协调问题。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其公式为：税收弹性系数=税收收入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当系数等于1，说明税收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宏观税负保持原有水平；系数小于1，说明税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税负减轻；当系数大于1，说明税收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税负增加。在税收收入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绝对比重的情况下，为保证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税收弹性系数通常应保持在大于或等于1的水平上。一般说来，这一指标在0.8-1.2之间属于正常，过高或过低，说明在税制设计、税收征管或其他方面出了问题，需要关注与矫正。事实上，从表2可看出，1998-2006年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税收弹性超过1.2的上限，连续多年的高税收弹性反映出我国整体宏观税负偏高。

2.国际经验

通过与国际水平的比较，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提供借鉴，从而发现我国宏观税负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也要注意：第一，宏观税负水平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的，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一般高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第二，税收口径的不同，一些国家采用税收方式为社会保障筹资，而另一些国家则不采用税收方式，因此在比较之前需对税收口径进行调整。以前者为统一的税收口径，部分高收入、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见表3。

按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类型的划分，我国属于中下等收入的国家。2007年我国人均GDP约为2460美元，狭义宏观税负为20%，已经高于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18.59%的平均水平，因而可以认为，狭义宏观税负已经达到最优税负水平，并由于我国经济持续较快高速发展，税收信息化建设带动税收征收管理水平迅速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将保持继续上升的势头，按照这样的趋势，在“十一五”时期，税收总量将达到5.55万亿元，狭义宏观税负约24%。考虑到小口径狭义宏观税负的运行现状，有必要将其税负略为降低一点，事实上，正在进行的取消农业税改革、增值税转型试点和不断推出的新税收优惠，都可视为降低狭义宏观税负的一部分。

（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向微观经济主体收取的收入，除依法征收并纳入预算管理的税收之外，还有大量的不规范的收入形式，如：收费、基金等预算外收入，甚至是违法收取的摊派、集资等制度外收入。据保守估计，各种游离于预算之外的非规范性政府收入与预算内的规范性财政收入之比大约为3：2，虽然带有一定的估算成分，但至少说明我国的确存在大量的不规范收入，对财政来说它是难以控制和有效管理的资金，并不包含在税收收入或财政收入中。这些大量存在的“非税收入”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负担。用广义宏观税负能全面反映我国政府从微观经济主体取得收入的状况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真实经济负担水平。按照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能够统计到我国当年政府实际取得的税收收入，预算内非税收入，预算外收入合计为26314.87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9.4%，如果再加上约占GDP5%的非规范制度外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34.43%；2006年财政预算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为15%，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广义口径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是狭义口径宏观税负的1.5-2倍。此数据远远超过中上等国家21.59%的水平，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28.9%的水平。如此高的税负水平，很难想象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充满活力，更不用说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了，近年来我国广义大口径宏观税负如表4所示。

从上述税收负担分析和结论可以看出，自1998年以来，我国狭义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持续上升，目前已达到最优税负水平并保持继续上升的趋势；而广义大口径税负过高，从近几年的数据分析，已超过中上等国家21.59%的水平，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28.90%的水平，税负总水平无疑偏高。因此，优化宏观税负水平，合理界定宏观税负率，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三、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及其应对措施

（一）合理宏观税负水平的选择

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选择首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过高的税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因此，也不利于税收的持续增长。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其顿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1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36个百分点；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按照西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税负水平的一般情况看，15%-25%这个区间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为适宜。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早期发展阶段，国民经济还不发达，2007年人均GDP刚达到2460美元，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不可能很高。

根据宏观税负水平界定的标准和国际经验，再结合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企业效益状况及宏观税负的现实水平等因素，我国应在大致稳定狭义小口径宏观税负的基础上，适时降低总体税负，将广义宏观税负总水平设定为20%-25%（黄钢平，2006年），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税费比例，设置税费的内部结构。

（二）应对措施

1.整顿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

当前解决社会负担过重的方向和目标是积极稳妥地推行财税制度改革，整顿过多过乱的行政性收费，减少非规范性的制度外收入，规范政府收入机制，完善依法治税。

（1）必须取消非规范的制度外收费。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越权设置的不合理的违规收费项目、重复收费项目、擅自扩大收费范围的项目及完全凭借部门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强制收取的收费项目都应取消，以减轻企业负担。

（2）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行“费改税”，这是理顺税费关系的关键。

（3）在取消不合理收费、对一部分收费项目实行“费改税”的基础上，对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规范；保留的收费项目应严格限定在规费和使用费的范畴内，所有的收费都尽量纳入政府预算统一管理。

2008年我国将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改革预算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财政部谢旭人部长在部署2008年财政工作时表示：“我国还将深化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将所有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建立综合财政预算。”因此，正确的方向应该强化税收，清理收费，坚决清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基金，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

2.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

随着税收制度改革的推进，2008年我国将面临政策性减收的问题。但1998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税收大幅度增收的事实和强劲的增长态势，为宏观税负的降低提供了足够的财力基础。

（1）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和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不是国际上规范的增值税，存在重复征税，不利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基础产业，应该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负担。2004年和2007年中央政府分别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和中部地区部分城市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目前这项工作达到预期并顺利进行，下一步国家税务总局将研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方案，这项措施将使财政收入减收1000-1200亿元；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还包括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首先将现行征收营业税的运输业、建筑业纳入增值税范围，然后扩展到其他行业。

（2）改革和完善所得税制度。首先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从2008年1月1日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一大利好。据测算，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与原税法口径相比，将使企业所得税收入大约减少930亿元。其次是进一步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工作，更好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从2006年1月1日开始，我国沿用了13年之久的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免征额从800元调至1600元，这项工作还将继续；2007年12月23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自2008年3月1日起，我国居民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1600元调整到2000元。这项改革将使财政收入减少约300亿元。

（3）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推出其他税种的改革。结合税费改革适时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环保税、教育税等；结合完善地方税改革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税种，如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

（4）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税收征管，加大征收力度。近几年来，我国税收征管水平在不断提高，税收出现了持续较快增长的可喜局面。应收尽收，各种税收流失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也是公平税负的根本要求，今后将继续提高税收征管的水平，确保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的平稳调整。

综上所述，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率，除了整治政府收入渠道，减少制度外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减轻企业不合理的负担外，在税收方面，还应调整税收的内部结构，依法治税，同时，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宏观税负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

【参考文献】

[1]黄钢平.降低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3.

[2]新华社.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全国两会专题.新华网.2008.3.5.

[3]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08.2.28.

[4]新华社.党的十七大报告.新华社特别专题.新华网，2007.10.15.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9.

[6]中国财政年鉴编委会.中国财政年鉴2006[M].北京：中国财政杂志社，2007.1.

[7]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国家税务总局网站，2007.12.25.

[8]彭高旺，李里.我国宏观税负的现状与改革[J].改革与战略，2006.2.

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研究论文(证券金融

摘要本文首先从四个方面对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通过与国外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比较，对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作了一个简要评价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证券设计；契约；融资

证券设计理论(securitydesigntheory)起源于资本结构理论。是近年来金融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前沿之一。根据《新帕尔格雷夫货币与金融大辞典》中FranklinAllen为证券设计理论撰写的条目以及Aflen和Winton(1995)的解释，所谓的证券设计，就是对证券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从而设计出最优的金融契约，以克服人之间的各种摩擦。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外学者就开始了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Allen和Winton于1995年对国外有关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综述；相对地，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我国学者很少就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现状

尽管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比较少，但笔者认为可以将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描述性研究

张鹏(2001)，汪兴隆(2003)，黄励岗、陈溪华(2003)，兰春华(2006)，田增瑞、司春林(2006)，杨介棒(2007)等论述了证券设计理论的起源、定义和研究内容。他们将证券设计理论分为下列四个模型：关系模型、信号传递模型、控制权市场模型和产品市场理论模型。同时，指出了现有证券设计理论的几个研究缺陷：一是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只局限于研究公司融资证券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未对各种证券的内部结构及其具体形式进行探讨；二是忽视了外部环境对证券设计的影响；三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被忽视。此外，兰春华(2006)还对证券设计理论作了一个系统的定义，认为证券设计理论是以金融契约为形式，以融资工具为手段，以公司价值及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公司控制权及现金流的优化配置为核心。以成本、非对称信息、流动性、不同产品市场等为契机，全面地研究公司证券的最优系统集成。他认为，证券设计的研究内容包括金融契约、融资工具、公司价值，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契机包括成本、非对称信息、流动性以及不同产品市场等。

(二)债务契约研究

江乾坤(2005)运用内生性证券设计理论系统地研究了企业的多层次债务融资问题。他首先分析了正式债务融资工具(包括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与非正式债务融资工具(商业信用、可转债和国际项目债券)的融资功能。接着，通过数学模型事前设计企业最优的债务融资工具及其偿债保障机制。在此基础上，把我国上市公司分成四类，运用最新的财务数据对各种债务融资工具及其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它们大体上呈正相关，从而得出以下结论：在各种债务融资工具中，长期借款更有利于国有控股企业；短期借款则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已发行公司债券的企业，其核心竞争力并不强。因此，他建议各类企业应合理调整银行贷款期限结构，净化彼此间的商业信用环境；而政府应该改革现行的公司债券审批体制，更快地推进“国退民进”战略。同时指出，债务融资工具可能并不适合中小企业融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板块的股权融资功能很有必要。

(三)风险投资研究

田增瑞、司春林(2006)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研究风险投资，将其与创业企业的价值评估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创业企业最恰当的证券选择应该是结合了债权和股权双重特性的复合证券——期权化的衍生证券，即可转换优先股。创业投资家代表投资方持有可转换优先股，管理层和创业者持有普通股。在状态差时，创业投资家偏好债权特性，因为债权特性使他们拥有企业整个资产的索取权，即当企业经营失败进行清算时。创业投资家可优先获得清偿，这有效保护了他们的利益；相反，在状态好时，创业投资家则偏好股权特性，因为股权特性使他们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分享创业企业价值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即：企业盈利越高，投资者的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的比例越少，创业者拥有的股份就越多，也就在绝对额上获得较高的资本收益；相反，企业盈利越低，投资者的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的比例越高，普通股价值下降，创业者获得的收益就越少。故对创业者而言，压力和动力并存可激发创业者的努力，减少成本，使创业企业价值最大化。

赵巧艳(2006)研究了风险投资过程中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分配问题，得出了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优先股等复合性融资契约是实现风险企业控制权分配的理想工具的结论。

(四)融资决策研究

潘敏(2002)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的分析方法，探讨了企业融资行为选择中自有资本的约束问题，并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对我国股份制企业的股权融资偏好、融资效率低下、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合理分析。

刘萍(2007)以证券设计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融资决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行为、相互影响及最终所达到的均衡状态来研究融资方式的选择过程。她认为，经理人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不只是股权——债权比的选择，实质上是控制权相机转移的选择，这使得股权人、债权人、经理人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冲突。为缓解该冲突，就必须设计一定比例的债券和股票证券组合。她通过构建融资决策模型，确定最佳的融资方式。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当公司产出低于应付债券面值时，公司将破产，此时债权人执行清算权；而当公司产出高于债券面值时，股权人和债权人按各自计算收益的方式共享产出，这时控制权由经理人和股权人学控。羊群效应影响股东财富波动，但不影响融资方式选择。

马晓军(2004)结合证券设计理论对融资工具创新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证券设计理论的基础上对股、债两种基本融资工具以及混合证券的契约属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揭示了两种基本融资工具的约束条件。他认为，在我国目前监督机制薄弱、监督成本较高，同时又存在非效率清算的条件下，发展优先股融资具有效率的优越性。同时，他还研究了期权在融资过程中的契约属性以及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的重要作用，论证了现阶段在我国发展可转换证券以及其他期权类融资工具的必要性。二、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简要评价

(一)缺点

1.没有形成自己独创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定义、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都只是引进和介绍其理论成果，动态跟踪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进展，并没有形成自己独创的研究成果；2.国内学者未能对次级债务(subordinateddebt)和更加复杂的证券的存在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比如，国外学者通过各种信号传递、激励机制等模型解释了期权机制等在证券中的合理存在，而国内学者尚未对这方面展开研究；3.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不足。由于我国企业可选择的融资方式较少，即使是上市公司，其可用于研究的融资数据也不全面，因此国内学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研究很少。

(二)构建中国特色理论的初步尝试

尽管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较少。但学者们仍然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中国化作了初步尝试。潘敏(2002)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如何建立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焦点和核心问题，从融资契约的企业所有权配置机制角度出发，探讨了以股权融资作为初始融资方式，建立在股票契约基础之上的国有股份制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及其公司治理机制特征等。马晓军(2004)通过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贷款期限结构后发现：我国的债务融资期限较短，债务融资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非效率清算问题，而优先股融资既可以解决债务融资方式下的非效率清算问题，又可以解决股权融资方式下的监督问题，因此，在我国开拓优先股融资具有重要的意义。江乾坤(2005)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的分析方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探讨了各类上市公司的融资次序问题，得出长期借款有利于国有控股企业，而短期借款更有利于民营企业的结论。

三、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展望

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从早期的跟踪引进、描述性研究到后期的规范性研究和少量实证研究，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只能说是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的未来研究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中国特色的证券设计理论框架体系的构建

目前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只局限于研究公司融资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丰富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内涵，构建中国特色的证券设计理论框架。1.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国内证券设计理论要逐步开展对混合证券等创新融资契约的研究，探讨各类企业如何通过事前融资契约的设计使事后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效率得到分配，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2.我国的创业投资已逐渐兴起，如何设计证券融资工具解决创业投资中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实现创业企业价值最大化，也是今后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方向。

(二)加强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

目前，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纯理论的规范研究，注重模型的设定、推导及相关内涵的界定，因而在实证检验方面显得不足。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及融资方式的不断创新，各种基本和衍生融资工具日益丰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加强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

股东异质性历史分析论文

【摘要】利益冲突无处不在，公司也不例外。股东利益的冲突是公司中最为普遍和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股东利益冲突的根源之一，在于股东之间存在异质性，即股东具有不同的利益获取方式，这种异质性在股东概念形成之初就存在。本文以股份制公司的起源及演变为研究线索，分析股东异质性的产生。

【关键词】股东异质性；两权分离；利益冲突

一、股份公司的起源与股东的形成

近代股份公司雏形发端于十七世纪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分别成立于1600年和1602年的英国和荷兰的特许贸易公司是现代公司的起源。据豪斯赫尔（1987）记载，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最初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在1601年2月按合股原则组织了远征队。那时的股东是为每一次航海出资，公司每航行一次就募集一次资本，每次航行结束后就进行结算，资本退还给投资者，获得的利润则按资本的大小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这样每次航海的投资者都有所变化。拥有该公司1000镑以上的股东有500余人，但有决定权的股东数量非常小。

1602年建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公司，它具有近代公司制的一些基本特征：靠募集股本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由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人员来经营。但在公司中，有支配地位的是商人寡头，只有主要股东才有可能成为经理，其他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毫无影响，只能享受到公司控制者随心所欲决定的分红①。在近代股份制企业的最初发展阶段，成为股东似乎是对成为合伙人的一种替代选择，目的是为了降低投资的风险。合伙人拥有企业的经营权，必须关注企业的经营过程；股东则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经营过程，成为专门关注投资所得的人。

现代公司从一开始就存在大股东同其他小股东之间的差别。前者有股东大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后者只有看决算书的权力。因此大多数的股东不参与公司的活动，只享有对利益分配的请求权。比如当时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权力集中在股东大会手中，而只有大股东才能参加股东大会。荷兰东印度公司组建时共2153股，56.9%的股份为阿姆斯特丹商会所有，其余43.1%面向全国招募；公司由大股东组成“主要出资者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由“主要出资者会”选出60名董事组成董事会，作为公司决策机构（梅慎实，2001﹚。

二、股东的分化

近代股份公司在美国的流行开始于十九世纪，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1977）在其史诗般的巨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对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现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最早的企业主、投资者和股东等角色的历史演变。

商业贸易发展中，商人们在个人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首先利用的是有一定共同经营利益的资本，公众股东是最后的资本来源，这种情况出现在纺织、铁路与运河经营等早期工业化企业中②。铁路股票的发行带来了近代的投机技巧，造就了第一批在全美国有名的股票投机商，他们是最早的公众股东，并控制了一些铁路公司，但对于公司的长远利益或日常经营状况丝毫不感兴趣，他们控制的公司后来都出现了管理和经营上的问题，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合并。一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前，其他工业界的人士可以从当地商业银行借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因此这时的“股东”基本还是关心或从事经营的主要投资者、家族经营者。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该世纪末的时期内，能够在董事会上派有代表并成为董事长和财务主管的投资者类型发生了变化。起初，投资人都是商人、农场主和制造商，他们为了改善其特定城市和区域的经济利益而投资。当发展需要更多资本时，董事长和董事会越来越代表能筹集到资本的一般企业家。与经理和投资者不同，他们对自己的企业没有长远利益，并不打算经由服务的提供来取得收入，而是通过附带的经营，如取得铁路沿线的土地和矿产所有权，以及最常见的操纵股票的价格来赢利。

随着股东概念的变化，股东利益的获取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企业本身经营利益的重要性开始逐渐降低，企业利润的使用也开始发生变化。私营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至1859年已超过11亿美元，其中将近7亿美元是铁路公司在前10年中累积下来的；到1870年前后，投资者对于经营红利的关注，使得大规模扩建铁路的方案受到质疑，股东追逐的投资利益已经与企业进一步发展产生的经营利益出现偏离。

从股东的历史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到，股东一开始就是不同质的，完整意义上的一致的股东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一部分人是出于降低风险以及自身能力的考虑，不愿或难以承担经营责任，因此成为股东而非合伙人或企业主。一部分人则出于扩大经营的目的成为股东。不同的目的以及能力差异，使得股东在公司中有不同的地位，而真正能够起支配作用的只能是有能力的主要股东。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以及资本市场的活跃，公众股东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股东的盈利方式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最初的关注经营收益扩展到关注股利收益以及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收益。

三、股份公司中股东权利的裂变

（一）法人财产权的独立

现代企业的建立首先是一个原始产权与股票所有权的转换过程。股份公司的原始资本来源于全体股东的出资，全体投资者投入资产的总和形成一种特殊的资产——法人财产。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投资者让渡了原始产权取得股份公司的股东资格，依法享有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权力与义务。同时，原始产权向股票所有权的转换是不可逆的，鲁道夫·希法亭（1994）指出：“这种一经让出的资本，股东便不能再收回。他对这一资本没有要求权，而只是对收益的一个相应部分有要求权。”伴随着原始产权与股票所有权的转换，是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原始财产注入公司转换为股票所有权之后，出现了两种主体对两种财产控制的运行机制，即股票财产和公司法人财产，相应形成了出资者所有权（也即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并存的两种独立权利。

古典企业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在股份公司里得到了现代意义的改造。所有权自身裂变为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并且法人财产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权力在股东和公司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股东尤其是普通股股东获得了最终收益权（股息收益权、购股优先权和剩余索取权）以及间接处分权（包括股份转让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等），而公司则获取占有权、使用权、暂时收益权和直接处分权等。实际上就是，股东拥有公司即拥有财产的消极所有权，经营管理层行使公司财产控制权。

（二）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

图1-1描述了现代公司制度中财产与权力的分离。财产与权力分离的结果，是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可以任意处置其拥有的公司股票，但无权处置公司的资产。公司作为一个在形式上不依赖其所有者而独立存在的法人，可像一个所有者那样占有支配和使用公司资产，享受资产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法人或自然人发生各种关系。

从本质上讲，股东大会（或股东会）可以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因此在股票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情况下，股票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是否也发生了分离，不是一个必然的命题。各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股权的性质、结构和集中度不同，其次作为公司决策和监督机构的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和作用不一样，再次外部审计市场、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金融市场、产品市场等市场的发育程度参差不齐，加之政治、法律、文化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国家里，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由此对企业效率、治理结构的影响如何，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两权分离与利益冲突主体的演变

BerleandMeans(1932)在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证研究中提出了被称为“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命题。主要意思是说，由于股份公司中的股权充分分散，企业的控制权已转入管理者的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垄断阶段，一些大垄断公司纷纷通过兼并加强经济实力，伴随着公司规模加大和公司资产增加的是经济权力的集中。“经济权力，即对于实际资产的控制权显然具有向心力反映。与此同时收益所有权则呈现离心力反应”﹝BerleandMeans(1932)﹞。因为股票所有权越来越分散，公开证券市场促使其易于转让，因此投资者购买股票越来越看中其股票自身升值收益，而不是在古典企业中唯一存在的经营收益。虽然从法律上公司股东大会可以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但是在众多的、分散的股东之间，以合同的形式来明确各自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意味着巨大的合同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因此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的分离是必然的。以“两权分离”为起点，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经理人员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上。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们有了新的发现。最初是Zingale（1994）发现在意大利存在严重的大股东剥夺中小股东的现象。但直到ShleiferandVishny（1997）著名的“公司治理调查”的文章发表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才引起世人的关注。LaPortaetal(1999)分析了27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底规模最大的20家上市公司和中等规模的10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状况，他们发现，与BerleandMeans(1932)描述的情况大不相同的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公司普遍存在控制性的股东,且家族控制和国家控制是主要的两种形式,而金融机构控股和股权分散的情况则不是很普遍。控股股东通过金字塔式的控股或参加管理,使控股股东的投票权超过了现金流量权，这一事实是对“一股一权”原则的违背，是中小股东的权益被剥夺的结症所在。因此他们断言，公司中心的问题是限制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夺,而不是防止职业经理人员建造自己的帝国。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家族控股的公司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Jonesonetal（2000a）考察了东南亚的情况后指出：1997-1998年东南亚最初受到的经济冲击并不大，但由于在中小股东权益缺乏法律保护的企业遭遇了控股股东大量的掏空行为，不大的经济冲击却酿成了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马来西亚等国也曾多年保持GDP的高速增长，但那些被掏空的公司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毫无抵抗力。此后，研究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文献逐渐开始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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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目标透视论文(会计

[摘要]财务会计目标是会计准则的基石，用来指引整个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起重要的导航作用。本文在对财务会计目标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会计环境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在我国目前的会计环境下，财务会计目标应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

[关键词]财务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会计环境

财务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期望会计达到的目的或境界。作为会计准则的基石，它成为整个财务会计管理系统运行的定向机制，是出发点和归宿。

一、财务会计目标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1、早期萌芽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许多相关论著中已提到会计目标的概念，但还比较抽象，不够明确。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193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会计目标为“有助于企业的运行，以达到其既定的目的”；又如佩顿(W，A，Paton)和利特尔顿(A.C.Littleton)在《公司会计准则绪论》(1940)中提到。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关于某一企业的财务数据，加以汇集与整理，以满足管理当局、投资人和社会公众的要求”；另外，坎宁(Canning，1929)、吉尔曼(GiLman，1939)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也间接涉及到会计目标的概念。

2、开始关注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将财务会计目标作为其研究的直接对象。如美国的史度伯提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对投资人决策有用的信息”(1953)；利特尔顿在《会计理论结构》(1951)中，把会计的目标分为中间目标、前提目标和最高目标，会计的最高目标是“以数据为手段来帮助某人了解企业”。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AAA)发表了《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意味着财务会计目标开始成为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3、全面发展阶段

1973年，罗伯特·特鲁布莱德研究小组在《财务报表的目标》中，提出财务报表的基本目标是“提供据以进行经济决策的信息”，并将目标分解为基本目标、信息使用者和用途、所需要的信息、信息的性质、财务报表、特别推荐的报表等12项。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73年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财务会计目标对会计准则制定的重要性，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并取得了新的突破。1978年11月，FASB发表了第一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将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即财务报告应该提供：(1)对现在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做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及类似决策有用的信息；(2)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信息使用者预计会计未来净现金流入的金额、时间与不确定性的信息；(3)有关企业经济资源、对资源的要求权以及它们变化的信息；(4)企业在报告期内经营业绩的信息；(5)有关管理人员如何履行业主委托的企业资源使用责任的信息。概括地说，FASB提出的目标是向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信息，即“决策有用观”。这一公告的，标志着会计目标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会计目标开始成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起“指引方向”作用的要素，会计目标理论从而得到全面重视与发展。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在《财务报告原则公告》(1999)中对会计目标的表述为：会计报表的目标就是提供报告主体的财务业绩和财务状况的信息，用于广泛的各类使用者评估主体管理层的受托责任和做出经济决策。即“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同时并重。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公布的《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1989)中称。财务报表的目标是提供在经济决策中有助于一系列使用者的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变动的信息。其主要体现了决策有用观。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上从2000年起，才开始了一些针对性较强的研究。

葛家澍和刘峰在《会计理论——关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2003)中提出，在当前市场经济发育状况下，盲目模仿美国FASB提出的“决策有用观”来确定我国的财务会计目标未必恰当，财务会计目标取决于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及其需求，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应当以“受托责任观”为主。

曹伟在《会计准则导论》中区别了财务会计目标、财务报告目标和财务报表目标。指出财务会计目标不能定得过高，否则财务会计难以实现；但也不能定得过低，否则难以发挥财务会计的职能。他将“受托责任观”定位为财务报表的目标，“决策有用观”定位为财务会计目标和财务报告目标。

还有些学者从新的视角分析了财务会计的目标：如“契约有效观”(刘用铨，2003)、“产权保护观”(田昆儒，2000)、“权益均衡观”(周守华等，2005)和“如实反映观”(吴建业。2004)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基本是围绕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展开的。

二、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评析

(一)受托责任学派

在受托责任学派看来，财务会计目标就是以适当的方式有效反映受托人的受托责任及其履行情况。其理由是：由于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资源的受托者负有对资源的委托者解释、说明其活动及结果的义务。因此，财务会计目标理所当然就是向资源的委托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在该学派下，强调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会计信息侧重于过去。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强调利润表项目的确认与计量，目的在于评价经营者的经营业绩。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井尻雄士、恩里斯特、J.帕罗科和弗兰克等。

(二)决策有用学派

在决策有用学派看来，财务会计目标就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其理由是：在股份公司出现。尤其是上市公司不断增加后，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分离，使资源所有者对受托资源的管理淡化，转而更关注资本市场的平均风险与报酬水平以及所投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风险与报酬。同时，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日益严重，“虚位”的投资者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要求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财务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得以确立。该学派更关注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主张各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强调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确认与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在关注过去的同时，更倾向于未来，甚至提出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取相关性而弃可靠性，其目的在于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R.N.安东尼、R.T.斯普劳斯和E.S.亨德里克森。

(三)两者关系

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看，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且委托关系明确时。委托者关注的是经营者受托经营的效果，因此，反映受托责任是财务会计理所当然的目标。但是，现代公司规模庞大，所有者分散，这种委托关系就变得很模糊。股权的分散化使得每一位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作用都很微弱，少数股权所有者的投资目的更主要表现为获取投资收益，而无意也无能力进行股权控制。此时，所有者就从。委托方”的角色转变成了“投资者”的角色，此时的会计目标就表现为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可见，决策有用观是受托责任观的自然延续，其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决策有用观不是对受托责任观的否定，而是受托责任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横切面上的特例。

三、我国财务会计目标的定位

(一)财务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财务会计目标是会计准则的基石，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用来指引整个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起重要的导航作用，居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中心和枢纽地位。财务会计目标的确定反映了会计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不是主观臆造的。它的提出，反映了会计本质，决定和制约着会计前提、会计概念和会计准则。因此，会计准则成为人们为了保证财务会计目标实现而建立的用来指导和制约会计主体行为的规范。

然而，由于对财务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的重要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我国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起步较晚。重视程度亦不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缺乏对财务会计目标认真研究的后果日益显现出来。1992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在第二章第十一条中明确规定：“财务会计信息应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显见，它将管理会计目标“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纳入财务会计目标之中，缺乏科学性；把“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单独列出并放在突出位置，却没有突出满足投资者或债权人使用信息的需要等，缺乏合理性。此问题在其后若干项具体准则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1998年颁布的《债务重组》准则，到2001年就进行了较大修订……一系列的事件使得人们深刻认识到了财务会计目标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加深对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关系的深入理解。根据会计所处环境合理定位科学的财务会计目标，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的会计环境

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产生、发展及其理论与实务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会计环境不同，会计目标也不同。因此，研究会计目标应该从会计环境入手。

“会计是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冯淑萍，2002)。”美国FASB的第一号概念公告在论述财务报告的目标时。对其所处经济环境的界定为：首先，美国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生产资源的私人占有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其主要特点。其次，这种委托与受托关系是通过资本市场建立的，且资本市场发达，股权相对分散。它假定信息使用者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他们更主要的表现为获取投资收益，而非进行股权控制。他们关注的是资本市场的平均风险与报酬水平及所投资企业的可能风险与报酬，投资者常常要利用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做出继续持有或售出手中股票、债券的决策，他们自然要求企业的财务报表应尽可能地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而且。其投资者“相当熟悉商业与经济活动，并愿意且勤勉的去研究财务报告信息(SFACNO.1)。”研究我国的财务会计目标，不能脱离我国的具体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1、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

自从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各种新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03年，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9.0％，比2002年提高2.74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3.01％，比2002年提高6.41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全社会税收的比重为71.76％，比2002年提高3.18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7.06％。比2002年提高5.29个百分点(《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5)。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规模继续缩小。政府对企业生产活动直接干预日益减少，表现为行政审批不断削减、政府定价基本取消、垄断行业市场准入不断放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也进一步减少，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政府管理模式正在从“审批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转变，管理方式更加市场化。

《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运用可比指数测度体系及方法，得出了2002年和2003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分别达到72.8％和73.8％的结论，再次证明了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其主体仍然是公有制，仍然是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企尽管也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重大决策仍由政府作出，国家仍然在多方面对企业实行监督、管理和控制。相比美国的发达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机制远未发育成熟，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政府职能部门对国民经济一定程度上的直接管理还不能取消，企业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政府有关监管部门(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税务局、证监会等)提供相关的会计信息。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仍然是企业会计信息主要的需求者。

2、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资产委托与受托关系的纽带

据证监会统计。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已从2006年初的3.06万亿元上升到2006年底的9万亿元，目前已经达到15万亿元。截至2006年底，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434家，总市值90599亿元。股票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股权分置改革前的17.7％提高到目前的44％。2006年沪深两市日均成交382亿元，A股筹资2432亿元，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中广网，2007年1月22日)。同时，来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A股单日新增开户数已连续一周在30万左右。3天的开户总量就相当于2005年全年的开户数，职业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07年1月举行的全国证券期赁监管工作会议上说，15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与国民经济的关联度明显提高；市场投融资功能显著增强：市场规范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改善。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2007年4月举行的“资本市场发展与创新”论坛上表示，从量与质两方面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强调：要“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1993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短短15年的时间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促进经济发展、完善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市场基础制度层面与发达国家已没有质的差别；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地位基本确立。

但还应当看到，目前资本市场发生的积极变化还只是浅层面的，市场深层次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外部制约因素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法制环境不配套，监管力量还十分薄弱；信息披露不规范以及各种失信行为，造成了市场信号失灵，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降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与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仍较低，股权分置改革后。一股独大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者仍表现为国家、金融机构及其他管理型投资人，它们显然更关心企业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而比例较低的职业投资者显然还不熟悉商业与经济活动，尚不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仅是对财务报表上的会计信息“一扫而过”，理解有限，甚至不通过会计信息就作出持有或卖出股份的决定，远远谈不上决策。

3、市场经济的法制化程度——资产委托与受托责任关系的保障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从相关法律环境看，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就明确将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扩大到任何推定的信息使用者，并要求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这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并涵盖了那些潜在使用者的权利不受侵害。

200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规定暂不受理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三类民事赔偿案件。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为造假者承担民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通知中的若干限定性条款使得其效力大打折扣。如其第一条将受理的证券欺诈民事案件限定为“虚假陈述民事案件”，这种限定把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排除在外。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就更未涉及；其第二条规定。法院只受理经证监会查处的虚假陈述案件，这一条使得那些尚未被证监会处罚的公司，成为不可被诉讼对象；第四条规定，“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这一规定使受害的投资者必须以自己的名义或委托人直接提讼，增加了投资者民事索赔的难度，很多受害人会因此不得不放弃应有的赔偿；第五条规定统一采用原告就被告的地域管辖原则，更不利于投资者诉讼。2003年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并无重大改进。2005年10月27日新的《证券法》正式颁布，明确上市公司等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规定了民事赔偿优先受偿的原则，体现了对投资者的保护。新《证券法》在民事责任立法方面有所改善，但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仍不足以解决证券市场中的相关重大问题。我国市场经济尚且不完全的一个表现就是立法不健全，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以及执法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以来，尚无一件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案件被以民事赔偿方式进行审理结案的，仅仅局限于以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来进行处理。这表明，即便是“现实的”投资者，其权利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潜在使用者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因此，当前如果过分关注潜在使用者面向未来决策的需求，很容易使财务报告提供者以潜在使用者的未来需要为借口，以报表附注为载体，蓄意提供一些针对性很强的虚假信息。

(三)我国财务会计目标定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会计信息处遥的复杂化及不同阶层理解冲突的增加，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风险的提高。准确定位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在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时需首要考虑的重大事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还不具备美国FASB在其概念结构公告第1号中对美国经济环境基本特征的界定。同时，保护投资者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善。因此，还不能直接将决策有用观作为财务会计目标。当然。财务会计的目标定位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鉴于我国资本市场迅猛发展，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健全，突出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对上市公司在披露会计信息时更好地考虑使用者的切身需要具有积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会计环境下，财务会计的目标应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意即两者并重，凸现投资者的地位。并要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我国200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该准则把财务会计目标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彰显了财务报告目标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确信，基于中国会计环境的财务会计目标应是最适宜的目标。依据最适宜的目标制定出的会计准则，必将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四、小结与思考

会计环境制约会计目标。随着环境的变化，会计目标也会随之变化、发展和完善。在理解会计目标时。要用唯物的、发展的、全面的思维看待它。

会计目标决定会计准则导向，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定义、确认和计量等基本概念，并据以制定各项具体准则。换言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必然体现恰当的会计目标。

会计论文控制系统形成与发展

【摘要】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会计学家，杨教授在长期的会计实践和研究中逐渐提出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郭道扬教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理论，从而使会计控制系统论更加完善。该理论对于丰富我国会计理论、活跃会计学术气氛以及指导会计实践颇具意义。

【关键词】杨时展；郭道扬；会计控制系统论；形成；发展

杨时展教授（1913-1997），1913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组，获商学士学位，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同年参加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考试，名列第二名，当即被分配到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并开始兼任大学讲师。1945年开始先后任国立英士大学、国立广西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任博士生导师，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时兼任中国会计学会、中国审计学会等学会常务理事，兼任湖北省会计学会、湖北省审计学会等学会副会长等职，还是美国会计学会（AAA）、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国际会计研究生教育协会（IAARE）等组织的成员。杨时展教授致力于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等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

郭道扬教授（1940-），1964年毕业于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道扬教授在为中国会计史学科创立和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的同时，对会计控制理论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共同促进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杨时展教授关于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会计控制论的提出

1.1980年，杨时展教授发文强调了会计的控制作用，他说：在今天，会计已演变成为一种控制企业经济活动的有力武器了（杨时展，1980）。

2.1982年，杨时展教授发文提出了会计控制论的观点。他论述了传统会计所遇到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会计控制论。文中指出：按照传统的认识，会计的任务在于从财务上反映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可称之为反映论；按照今天的认识，会计工作的任务，在于控制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可称之为控制论。他进一步指出：会计已从一种简单的量具，发展成为一种控制经济事项，使它符合人们意志的仪表。（杨时展，1982，a）

（二）受托责任论的提出

1.1982年，杨时展教授发文提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受托责任就是因受命或受托经营财政或财务收支，对命令或托付人所负的一种以最大善意充分体现其意志的责任。负这种责任的人为责任人；命令或托付这种责任的人为授任人。（杨时展，1982，b）

2.1989年，杨时展教授在《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一文中更系统地提出了受托责任论的主张，他首先明确给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什么是受托责任？应以最大的忠诚，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最低的资源耗费，最多快好省的结果，完成人民的托付，并向人民报告。……受托责任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受托人在完成受托任务之后，向委托人提出报告，经过托付人同意之后，责任方能解除。（杨时展，1989）

根据会计发展的主要内容，杨教授将受托责任划分为三类：财务会计（传统会计）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财务活动的纪律和财务报告的可信性；管理会计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经济行为的效率性和效果性；社会会计所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经济行为的社会影响、自然影响。杨教授进一步将政府的受托责任体制划分为会计管理体制、审计管理体制、预算管理体制和国库管理体制。

杨教授特别强调了受托责任对会计的重要性。他说：“会计归根到底是由于会计这个实体所负的受托责任，为解除这个责任而进行的。会计的职能、任务、作用和目的就在于记录和报告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以便向人民、向一切托付人报账”。“受托责任的存在是会计工作之所以必须进行的一个基本公设，可以说，离开受托责任就无法真正认识现代会计的实质，会计不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就不成其为会计”。杨教授在超过经济含义的层次上认识了受托责任的含义：“受托责任的最高形式是政治责任，在西方国家，负政治责任的意义是民意机关在政治上对政府的不信任，是政府的下台。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将Accountability这个词逐渐改译成受托责任而不译为会计责任、经济责任的理由。”实际上，杨教授对于受托责任的定义是十分广泛的，既涵盖经济上的受托责任，也涵盖政治上的受托责任，这从上述杨教授给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的提出

1991年，杨教授提出了“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的思想。他说：“会计除提供可信的信息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求，这就是：能动地使这个可信地反映出来的客观真实，符合人们的主观愿望”。也就是说，“今天的会计，

乃是一个利用信息来控制预定目标，以保证预定目标的实现的控制系统。”（杨时展，1991）

（四）将受托责任论与会计控制系统论结合，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

1.1992年，杨时展教授通过研究会计控制系统的内涵、原因及其重要性，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主张（杨时展，1992，a）。

（1）明确提出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他说：“现代会计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按照客观规律、自觉地支配或控制对利润、对成本、对一切会计对象有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影响的一切信息，保证利润计划、成本计划……等等，按照人们预定的目标来实现，而不让它们受自发的客观过程的支配、不受人们的合乎规律的有目的的行为的控制而自流。今天，会计对微观经济所起的是一种根据目标、主观能动地进行的、自觉地控制作用”，“现代会计和传统会计的区别，正在于是否有这些自觉的、准对着计划目标而发生的控制作用”。

会计在今天，“从一个简单的计量系统，转变成为一个对计量的结果有控制作用的控制系统。会计仅仅以一个客观真实地计量信息的系统出现的时代已经或即将过去，而一个以控制计量的结果，使它符合人们主观意愿的控制系统出现的时代到来了”。

（2）明确提出会计控制系统的内涵。他说：“会计作为控制系统，则要经过两道控制程序”，“第一道，控制信息的真实性”，“是财务会计性的”；“第二道，控制信息的合意性”，“主要就是管理会计的”。

（3）阐述了“现代会计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控制系统”的原因。他说，在商品经济下，“对整个经济社会来说，竞争是自由的。而对每一个企业来说，为了经得住这种愈来愈强烈的竞争的冲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却必须知已知彼十分小心地衡量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制定出合乎规律的计划来，按照计划，在严格的自我约束和控制的情况下，参与这一部分”。

他以美国的发展为例说明了会计控制的重要性。他说，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美国企业“开始用预算来控制企业的活动”，“这一控制工作，就十分自然地落入了会计部门。预算控制的思想以后又发展成为成本标准来控制成本的思想，并产生了标准成本会计”。“大体上说，会计的控制作用早在30年代以前已为美国的企业家们所认知，以后逐步发展”，“有些美国企业，甚至已经用‘总控制师’、‘副总控制师’等称谓来代替‘总会计师’、‘会计主任’等称谓”，“1954年后，‘目标管理’成为热门话题，就使会计的控制作用更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使会计工作的重心终于逐步从对外提供信息，走向对内控制信息；从只重对外，演进到内外兼重，甚至内重于外”。他更从美国会计学会1966年发表的《基本会计概念说明书》中找到了会计控制作用不断提高的证据。他说，首先，它“将会计认为是一个向使用人提供信息的过程”，“不再限于向外部使用人提供信息”；其次，它“主张建立统一的会计系统，以满足管理部门对信息的需求”；再次，它“要求会计人员突破传统会计的束缚向成本性态分析、按时间调整的现金流量预测、存货控制等为控制提供信息的领域发展”。并因此使会计学的体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革。1966年以前，凡是以“会计学”、“会计学原理”命名出版的书，主要以研究如何向外部提供可信财务报告为主，1966年以后以同样名称出版的书，就不但研究向外部使用人提供可信的信息，也同时研究向内部使用人提供着眼于控制的信息。或者说，也研究向外部使用人提供经过控制而得出的、能使他满意的信息。1966年以前的会计学，今天看来，只是财务会计学。管理会计被认为是财务会计之外的另一个系统。1966年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就合并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

因此杨教授得出结论，“从现代的观点看，会计已从一个简单的经济信息的量具，或简单的计量系统，演进成为一个控制信息，使它按人们预定的目标来发生的经济控制系统。”

2.同年，杨教授通过明确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系统的关系，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会计控制系统论，还据此给出了现代会计的定义（杨时展，1992，b）。

（1）他首先就企事业层次给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并据此论述了会计的原本目的。

第一，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今天，无论在公私领域，无论在营利事业或非营利事业，负责经营管理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经营管理的资金，并非自己所有，而是由委托人（比如人民、纳税人、出资人、股份持有人、债券购买人、信托人、捐赠人、贷款人等等）委托自己经营管理的，自己对这些资金本身及其经营管理，就不在话下的负有一个善意管理人应负的责任。这一责任，就叫受托责任”。

“一个人什么时候接受了对方委托的资源及运用、管理此一资源的权力，什么时候他就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这一责任，向委托人交待。这一责任是随同运用上述资源的权力以俱来的，完全不待于另外的规定。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尤应如此”。

第二，会计的原本目的。他说：“会计的原本的目的就在于把这一责任的完成情况说清楚。这即是委托人的要求，也是受托人的要求”。会计的所有一切作用，“从纵向看，也都是完成受托责任这一原本目的的过程，从横向看，也都是从这一原本目的派生的，会计的终极目的、原本的目的，始终在于完成和认定受托责任。”

（2）他接着将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系统结合起来

杨教授说：“把会计的目的在于认定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这个种概念，和会计的本质是个控制系统这个属概念结合起来，再考虑到现代会计依然以货币来计量、现代会计方法的愈趋于标准化和会计在决策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为现代会计作出如下定义：

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

杨教授在文中还强调说：会计的作用，不在于单纯地提供信息，而在于主观能动地控制所提供的信息；会计的目的在于以决策为手段，更好地为受托人解除受托责任；会计的对象实质是拥有具体概念的运动和变化的受托责任等等。

二、郭道扬教授通过发展会计控制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

（一）赋予会计控制丰富的内涵，并提出全面的会计控制观

郭道扬教授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赋予了会计控制更丰富的内涵，提出全面的会计控制观。（郭道扬，1989）

1.从历史发展角度，郭教授指出会计控制愈益重要。他说：“会计是人类为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所进行的一项基本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受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会计控制的作用范围及其深度、完成会计控制所采用的手段、方法，以及人们对会计控制在管理国家经济与私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都是不相同的”。

（1）古代社会中，人们把会计的基本职能归纳为计量记录，认为它是服务于管理国家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工具。这种会计思想显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还不可能、也根本说不上对会计控制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

（2）在近代社会（17世纪至19世纪末），随着会计地位的自然升格，在对较为复杂的经济活动的管理过程中，人类的会计思想发生了第一次大的转变。1796年英国著名会计学者爱德华·托马斯·琼斯的《琼斯的英式簿记》，掀起了英国乃至欧洲长达半个世纪的会计革命，这时期的会计学者不仅解决了一般簿记及会计理论问题，而且恰如其时地解决了早期机器工业生产中产品成本控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

（3）20世纪，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会计控制的地位再次发生自然升格。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的预算与成本控制思想以及对定额产生差异的分析方法对其后管理会计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一批会计学者完善了财务会计的控制体系。同时，一门着重分析完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理论——管理会计学产生了。管理会计学的产生为在会计的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之间架构桥梁提供了机遇与挑战。

20世纪30年代，人力资源会计、行业会计、业绩会计等相继产生以及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初步形成了控制体系。20世纪中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三论以及六、七十年代“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超循环理论”新三论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一个现代经济控制的科学体系：它以全面控制作基本目标，以经营决策控制为核心，以系统工程为重要控制工具，以行为科学为实现经济控制的支柱，以日常控制为基础，并以电子计算机为基本手段。会计控制就是这个总控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

2.面对新形势，郭教授指出，我们要树立全面的会计控制观。他说，首先，会计的全面控制要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这种会计控制既要通过对会计历史资料的研究，认定历史循环中的合理部分，揭示历史反复中的教训，又要立足于现时的会计控制工作，有效地发挥会计控制的现时作用”，还“要考虑历史的延续性，推断经济世界及会计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其次，要将事前、事中与事后控制结合起来，“现代会计对社会经济活动过程的控制是系统的、全方位的控制，它把传统会计的被动控制转化为主动控制，把单向式控制改变为多向式控制，从而把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与事后控制连接成一个整体，以有效地发挥整体控制的功能”。再次，要将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要促使现代会计控制由直线平面式向立体式转化，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化，其关键在于对会计控制范围进行科学的划分。”根据经济控制领域的大小，一般把会计控制的空间划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基本方面，以分别决定会计控制的内容、制度、方式和方法，并将三个基本方面结合起来。

3.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郭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微观会计控制体系的设想。他指出，该体系由中心控制层、电算化控制层以及经营循环控制层三层组成。其中，中心控制层是由会计专家集团——总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师等组合而成的指挥部，是促使会计控制在企业里发挥功能作用的原动力，也是会计发挥决策控制功能的核心。这个会计控制的领导中心一方面通过法令、制度、准则以及其他会计行为规范，确定会计控制的基本轨迹；另一方面通过运用银行的控制功能，组织、协调、监督企业内部的资金运动以及控制企业与外部所发生的商品货币交换，以最终达到全面控制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与信息流的布局及其流向。更为重要的是，中心控制层所进行的决策及参与其他部门的决策规定着经营活动循环层本期运转控制的重点及各个环节在控制中的作用目标。

（二）从全面控制观出发，根据会计的两大基本职能，将会计系统划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

1.在1989年，郭教授谈论了会计的基本职能（郭道扬，1989）。他说，会计的基本职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会计的反映职能，它包括会计的计量、记录、分类核算、分类检查与分类编报等内容；二是会计的控制职能，它包括会计预测、决策、计划、设计、分析及会计监督等内容”。“控制是目的，反映是为达到会计的控制目的服务的。从另一方面讲，控制是以反映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作为依据的，而反映是进行会计控制不可以脱离的基础。”

2.1997年在论述会计两大基本职能的时候，郭教授进一步将会计系统划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两大系统。他说，会计的反映职能在客观上体现为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具体划分为两个基本工作阶段，一是信息确认阶段，对信息进行筛选，去伪存真；二是核算工作阶段，包括制证、计量、记录、归类、组合、测试、编表等环节，又具体体现为若干会计方法的具体运用，如设置账簿等。此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还应包括信息储存与信息输出两个环节，以便把确认、核算、信息应用三个阶段结合起来。会计的控制职能通过会计控制系统来显示。现代会计控制系统包括经营循环与决策过程控制两个分支系统：经营循环控制系统包括市场、计划、过程控制、成本、库存、价格、行销、内部审计8个控制部分；而决策过程控制由预测、分析、决策、计划、建制、审核、检查、监督及追踪决策等9个运行环节构成。

在会计系统的两个系统中，会计信息系统不仅通过技术作用为企业的决策者及企业内外部的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还直接为会计部门进行会计控制工作服务；而会计控制系统则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经济信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控制，并最终在经营决策方面体现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的意义

总之，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共同促进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形成与发展。根据会计控制系统论的观点，1.现代会计是一种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通过信息，按照公认会计原则与标准，对企事业进行控制的系统。2.会计控制是一种全面控制，就是要将过去、现在与将来结合起来，将事前、事中、事后结合起来，并将微观、中观与宏观结合起来；会计控制可以分为中心控制层、电算化控制层以及经营循环控制层三个层次；会计系统可以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3.会计的目的是为认定和解除受托责任。4.会计的实质是受托责任。5.会计的对象是受托责任。6.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和控制，其中反映是基础，控制是归宿等等。可以看出，会计控制系统论以其独特的内涵丰富了我国的会计理论与实践。特别地，会计控制系统论从一产生就伴随着与会计管理活动论以及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争论，这些争论活跃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气氛，并且因其主要借鉴了西方观点，使国人更清楚地了解了意欲取代信息系统论的受托责任说和控制论等学说，这不仅丰富了国人的视野，对于加强会计管理和促进会计发展也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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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时展.b.《国家审计的本质》[J].当代审计，1982（2）.

[4]杨时展.《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J].财会通讯，1989（1-3）.

[5]郭道扬.《会计控制论》[J].财会通讯，1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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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时展.b.《会计信息系统说三评》[J].财会通讯，1992（6）.

[10]郭道扬.《论会计职能》[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3）.

[11]苏万贵.《国运隆否，系乎“二计”；“二计”既臧，国乃富强》[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5）.

[12]刘常青.《中国会计思想发展史》.（该书2006年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资产减值新旧准则比较论文

摘要本文从《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资产减值会计的确认、计量、恢复、列示、披露五个方面分析新准则对企业的影响，通过新旧准则的对比，对资产减值实务操作进行探讨，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资产减值；计量

2006年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准则。专门的准则规范体系使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更趋规范和：具有可操作性。

一、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

(一)确认标准

主要分为永久性标准、可能性标准和经济性标准，我国采用永久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标准。永久性标准不承认未来经济利益的波动，在实务中识别减值损失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非常困难，给会计人员和管理当局带来不少麻烦；可能性标准主要采用资产账面价值直接与界限比较，在账面价值高于界限时确认资产减值的发生，并不关注账面价值高于界限发生的可能性；经济性标准引入了可收回金额的概念。

(二)确认时点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这体现了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统一，企业在年度终了或资产负债表日必须对有关资产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必须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平时各会计期末则可检查或不检查是否发生了资产减值损失，也可计提或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平时会计期末是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主决定。

(三)确认范围

国际准则规定如果存在资产可能减值的迹象，应估计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如果不可能估计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则由企业确定资产所属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与国际准则相比较，新准则没有采用产出现金单元的定义，而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采用了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的定义。

(四)确认方法

由于内外因作用，导致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确认资产减值的方法有备抵法和直接冲销法。我国目前采用备抵法，备抵法更体现披露目的，具有体现谨慎性原则、配比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等优点。但相对繁琐；而直接冲销法优缺点正好与备抵法相反。

二、资产减值的恢复

关于资产减值的恢复，FASB认为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后。资产的账面价值成为新的成本计量基础，企业不应在以后期间调整资产的成本，不允许转回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另一种观点认为最后一次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后，只有在确定资产可收回金额所使用的估计发生改变时，才能转回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资产的账面价值应增至其可收回金额，由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而增加的资产账面价值。不应高于资产以前年度没有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时的账面价值。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须针对准则而定。如果准则制定机构偏好谨慎，更多的重视准则可能产生的现实影响，力图避免因允许转回造成的利润操纵，那么就会采纳禁止转回的观点：如果制定机构更重视准则和相关理论的关联，希望更完美地再现理论的精髓，并不特别重视因允许转回可能造成的利润操纵。那么它就会采纳允许转回的观点。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年度终了，企业应计提的减值损失准备如果高于已提损失准备的账面价值，按差额补提损失准备；如果低于已提损失准备的账面价值，按差额冲回已提的损失准备；已确认并转销的资产减值损失，如果以后又收回，应当调整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我国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情形严加限制，强调只有原来导致资产发生减值的因素在当期发生有力变化，使得其可回收金额超过账面价值时，才允许转回以前期间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三、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

资产减值会计的计量由于不确定因素多，对外部信息作出正确估计和判断较为复杂。《企业会计制度》和新准则采用了多重标准，针对不同类别和不同性质的资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最能体现其现实价值的计量属性。对于未来短期内将要收回的流动资产，可以按可变现净值计量；对于以使用为目的的短期资产，可以按现行成本进行计量；对于以出售为目的的短期资产，可以按现行市价、公允价值或可变现净值计量；对于将会持续使用的长期资产，可以按可收回金额计量；对于将会出售的长期资产，可以采用销售净价、公允价值或可变现净值计量。

四、资产减值的列示

准则中有关资产减值在利润表上的列示及其与国际准则中资产减值列示的对比，见表1：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计入“管理费用”账户，因其均为流动资产损失，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密切相关；长期投资减值损失、短期投资跌价损失以及委托贷款减值损失计入“投资收益”账户，三者均为投资损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减值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账户，均为长期资产的减值损失，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相关度较小。若某种无形资产不再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则全部转入当期管理费用；而国际准则列入其他费用净额。

企业的资产减值损失在利润表上分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投资损失分别扣减利润总额，分别作为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净额、投资净收益三个项目列示。按《企业会计管理制度》的规定，企业单独编制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作为资产负债表的附表。将企业计提的减值本期增加数、本期减少数、资产账面价值及净值单独反映，而以前则是在资产负债表主表上反映，现在资产负债表主表反映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固定资产净额，这是重要性原则的体现。

五、资产减值的披露

IAS36对资产减值结果的披露阐述和规定较为详尽，不但要求披露当期应当计入损益或直接冲减权益的资产减值的金额、在损益表中的项目、当期冲回的减值损失，还对分部报告中应披露的减值信息作出了规定。我国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资产减值相关的下列信息：当期确认的各项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计提的各项减值准备累计金额；提供分部报告信息的，应当披露每个报告分部当期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相对于《企业会计制度》对披露内容过于简单的问题，新准则有了很大的改进。

资产减值的披露方式从对损益分析的影响角度看。主要有不计入损益直接计人权益、计入经常性损益和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三种观点。不计入损益直接计入权益观点是为了防止利润操纵，没有理论依据，目前支持者甚少。应计入经常性损益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减值，相对于减值损失的数额将通过折旧或摊销在一段时间内分配计入经营活动的成本，既然折旧费或摊销费作为经常性损益，为什么减值损失不可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不减值，相对于减值损失的数额势必将通过折旧或摊销在一段时间内分配入经营活动的成本，由于减值和摊销、折旧发生的原因不尽相同，减值往往是由非正常因素导致的，将其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披露，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正确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且不是所有的资产都能折旧和摊销。因此，资产减值损失的披露方式采用非经常性损益披露更为适宜。

新准则更多地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针对《企业会计制度》所带来的不足，引入了总部资产、资产组、资产组组合等全新的概念，明确了进行减值测试的前提，加强了实务可操作性。提出了按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规定了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方法。这样处理既可适应中国企业的实际状况，又可保持适当的前瞻性。笔者相信，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

企业财务治理管理论文(财务管理

2、资本结构的信息传递理论

一般来说，经营者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要比外部投资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只有这些信息被传递到市场，市场才会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做出判断。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不同的资本结构会传递有关企业真实价值的不同信号：内部人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以增强正面信号，避免负面信号。罗斯等人作了相关方面的论述。

3、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

在交易费用和契约不完备的基础上，阿洪和博尔顿提出了一种有关财产控制权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结构不仅影响企业收入流的分配，而且决定企业控制权的分配。当契约不完备时，谁拥有剩余控制权将对企业效率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的研究

1、财权的内涵

近年来，我国财务理论界展开了对财权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并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汤谷良教授认为，企业财务主体所拥有的财权，是原始产权派生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与法人制度的结合，即构成法人主体的财权。伍中信教授认为，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等权能。李连华教授认为，在公司治理体系下，财权是泛指体现在资金运动和财产上的各种权利，即相当于通常所说的财产权。

笔者认为，财权即对财力进行支配的权利。财权应分为两大类：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这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财务收益权是安排财务控制权的主要依据，而财务控制权则是实现财务收益权的重要保证。财务控制权应分为监督权、决策权和执行权，其中决策权和监督权是主要的权能，而决策权的安排一般居于核心地位。

2、财务治理的内涵

目前，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的研究不多，但也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张敦力博士认为，财务治理是界定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地位和作用，最终实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促使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的公司治理。杨淑娥教授认为，“所谓公司财务治理。是指财权通过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伍中信教授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面，它以产权中的核心部分——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了出资者、董事会、经理层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衣龙新博士认为财务治理应包含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行为规范三方面的内容。因此，财务治理的涵义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中心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以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

经过以上辨析，笔者认为，财务治理应包括财务治理结构和财务治理机制两个方面，财务治理结构侧重于制度安排，以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衡与约束的框架结构，属于一种管理方式；而财务治理机制则是一系列的治理行为规范，侧重于对治理的有效激励约束等，属于一种管理活动。

3、财务治理的主体与客体

关于财务治理主体的内涵，目前我国财务理论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汤谷良教授提出了“财务分层理论”。指出企业财务权利主体是出资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三个层次分别享有企业法人财权等权利。张兆国教授认为，只有符合四条标准的利益相关者才能成为财务主体。一是为企业投八了专用性资产，二是分享企业财务收益，三是承担企业风险，四是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按照这四条标准，应该成为财务主体的利益相关者有出资者、债权人、职工和政府。

目前理论界尚未对财务治理的客体进行正式探讨，但是从以上一些学者对财务治理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认为财务治理的客体即财权。

笔者认为财务治理的主体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各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了包括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本。并承担了企业的各种风险。他们理所当然是企业财务治理的主体

摘要笔者通过分析典型案例，阐述了任何企业要实现持续经营，必须强化内部控制的道理。

关键词内部控制；案例；启示

内部控制是指被审计单位为了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防止、发现纠正错误与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与程序。其实质是单位为了提高经营效率、保证信息质量真实可靠、保护资产安全完整、促进法律法规有效遵循和发展战略得以实现等而由单位管理层及其员工共同实施的一个权责明确、制衡有力、动态改进的管理过程。内部控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要实现持续经营，必须强化内部控制。

笔者最近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2003年初，某机器制造公司审计处对公司2003年报进行审计时发现这样一个反常现象：公司2002年、2003年的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4563万元、5323万元，呈上升趋势；财务反映的废旧物资销售的数量分别是78万元、45万元，呈下降趋势。而在正常情况下，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边角料等废旧物资应该与生产规模同比例增长和下降，为什么财务数据反映的却是不合理的趋势呢?带着疑问，审计处对公司物资处的废旧物资的回收、销售、收款等情况进行了重点审计。经审计，发现物资处处长、综合室主任、仓库主任、废旧回收站长、计划员等人为了小团体的利益，与某个体经营者串通，通过买通门卫、“开阴阳收据”等手法擅自降价将废旧物资销售给没有业务往来、没有签字合同的个体经营者。并要求其将销售货款不交财务而直接交物资处。并截留了全部货款。截至审计时，已经将私自出售、截留的销售收入私分。这起案件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虽然涉及的金额不算很大，但它暴露出来的内部管理问题却是严重的。经审计，物资处废旧物资的回收、分类、过磅、合同、出售、门卫检查等业务流程环节出现了失控或有章不循的情况——内部控制出现了问题。

一、超越内部组织分工原则处置业务

根据公司内部职责权限，废旧物资的出售业务需要计划处(签合同)、财务处(审计价格变动)等部门和主管领导的审批，但是2003年下半年大部分废旧物资的出售违反了组织分工控制原则，虽然在物资处内专门设立了废旧物资回收站，负责废旧物资的回收和销售，但很多废旧物资业务没有经过废旧物资回收站，却由物资处处长指定没有此项业务权限的综合室主任直接处理。

二、违反了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原则

按照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原则，某项经济业务的授权批准职务，应与执行该业务的职务分离，但在废旧物资出售业务处理中，出现了批准人(物资处处长)亲自与客户处理降价、交款等业务。又如，物资计量有过磅员专司其职，却出现了综合室主任参与废旧物资过磅等现象。

三、不遵守业务流程控制

每一项经济业务的完成都需要经过一定的业务流程环节。废旧物资销售业务的环节包括：业务批准一物资过磅一填单(包括磅码单和结算单)－交款－办出门单－门卫验单放行(包括复检或抽验)。但是案件中废旧物资销售却违反了业务流程。

四、不遵守业务单据控制管理原则

《磅码单》和《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有两种，其中一种没有编号，无法知道使用了多少、什么时间使用和谁领用的。由于单据管理不当，审计核查废旧物资销售业务时，竟出现了有废旧物资销售业务却没有《磅码单》和《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相对应的现象，无法核对销售业务的真实情况。

五、废旧物资业务管理混乱

废旧物资的回收、登记、过磅、销售等没有做到点点相连、环环相扣，有的无记录、无单据，缺乏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回收和出售的数字统计与实际出入较大。由于物资处废旧物资销售业务记录不完整，财务数据与物资处废旧物资销售业务记录无法核对，物资处的废旧物资回收记录与各生产单位无法核对，因为各生产单位也没有记录。

六、规章制度没有起到作用

公司专门制定了《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同时，涉及的相关制度还有《出入生产区管理制度》、《现金有价证券管理办法》、《资产管理总则》等，但在这起舞弊案件中，相应的制度并没有起到作用。这么多的违规废旧物资从过磅、填单、合同、收款、门卫检查等要经过多个业务环节和多个部门却能顺利出门。

企业的一切管理工作都是从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开始的，企业的一切决策都应在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之下运行。但是，有了内部控制制度，必须严格遵守并严格检查执行情况，才能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在这起舞弊案件中，废旧物资业务处理涉及的回收、分类、登记、过磅、合同、出售、收款、门卫检查等流程环节均出现了失控。内部控制之所以失控，不是没有规章制度，而是有章不循、违章不究。另外，内部控制制度如果存在“蚁穴”，一定要及时修补完善，否则容易酿成大错。比如，此起舞弊案件的手段并不高明，其之所以得逞，一个重要原因是票据管理有漏洞。作为销售业务结算用的《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等重要单据，竟然没有编号，领用也没人管理，完全违背了内部控制制度要求的凭证和记录预先编号保持记录的链条性、完整性原则。在内部控制方面，对人的要求不能只注重业务素质，还要注重道德素养，因为制度再完善，如果没有合格的人来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早晚是要出问题的。如果让其钻空子得逞一次，则将一发不可收拾，带来更大的损失。如，轰动全世界的“巴林银行倒闭案”，仅仅因为一名员工的职业道德操守有问题，进行违规操作，就断送了一个历史悠久、信誉卓著的企业，这个案件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内部控制的松散。也就是缺乏严密的、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

还有太多类似的案例，典型的如我国的“琼民源案”、“银广厦事件”、“巨人集团的倒闭”、“亚细亚的破产”以及美国的“安然事件”、“世通公司造假案”等案例，究其原因。大都是疏于内部控制。实实在在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如果规范管理、违章必究、控制到位，舞弊案件是可以避免或及早发现的。可惜的是有些经营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是等到舞弊案件发生并造成损失后才寻找补救措施。

管理实践证明，得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这些舞弊案件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定位管理论文

摘要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应服务于企业的目标。笔者从企业的本质出发，指出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可以在反映企业价值创造和增值分享的信息上得到统一并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进行了详细、深刻的阐释。

关键词企业本质；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企业价值创造与分享；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话题。作为一个人造系统。人们在应用内部控制时赋予了其不同的功能，因而形成了不同视角、不同导向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主要包括：审计视角的内部控制、管理视角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视角的内部控制。各种视角的内部控制在目标导向、控制主体和控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目前正处于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研究和制订建设阶段，如何确定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目标定位。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也迫切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持。

一、不同视角和导向的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源远流长。最早的内部控制出现于公元前3600年—公元前3200年的苏美尔文化时期。早期的内部控制主要是内部牵制，以保护财产安全、完整和账目记录真实、可靠为主要目的。内部控制最初并非产生和应用于企业领域，而主要是为国库、庄园等使用。直到中世纪出现商业组织以后才开始在企业中得到应用。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和企业组织的发展、变化，人们对内部控制的概念和作用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内部控制的实践应用更是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并导致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的分野，形成了不同视角、不同导向的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

梅加(Maijoor，2000)将内部控制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审计学视角的内部控制，主要关心业务循环和交易层面的内部控制，属于微观内部控制；二是组织理论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主要关注对内部单位和部门的控制(如预算控制)，将控制作为管理职能的一个领域，实际上研究的就是管理控制，属于中观内部控制；三是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问题跨越中观、微观两个层面，如交易特点和控制形式、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选择等；二是以委托理论为基础的内部控制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宏观层面的内部控制(郑石桥，2006)。

由于至今人们对内部控制的概念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出现上述不同视角的内部控制也就不足为奇。事实上，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内部控制”更多是在会计学、审计学领域中被使用，我们经常引用的内部控制概念也都是来自于会计、审计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在管理学中更多使用的是“管理控制”；在经济学中则更多使用的是“企业控制”或“公司治理”。梅加所提到的组织理论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实质就是管理控制研究；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实质上就是公司治理研究。内部控制、管理控制、公司治理都是一种控制活动，只不过它们各自的控制目标、控制主体、控制环境、控制对象和控制方法有所不同而已。对此，审计学、管理学、经济学都从各自的视角对其作出了界定。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是否需要同时建立上述三种控制体系呢?如果不必那样，那么应当如何去构建企业的控制体系呢?对于这一问题，单从上述任何一个视角去研究，永远不会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必须跳出企业，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研究企业的活动及其控制。

二、对企业本质的重新认识

不论是哪一视角的内部控制，其性质都是一种制度安排。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必须与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必须以环境分析为立足点。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来说，其研究设计必须考虑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前者是指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环境；后者则是企业自身的特点。与企业会计准则相比，内部控制标准的技术属性相对较低，而社会属性相对较高。因此，企业内部控制标准需要更多地考虑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环境，不能简单趋同，更不能盲目照搬。撇开企业外部环境不谈，每一个企业的内部环境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不可能有一种能够适应所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制定内部控制标准是徒劳的。关键是内部控制标准应当定位于内部控制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框架，而不是某种具体的操作模式。为此，我们需要对形形的企业的本质有一个高度的概括。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但是，这种概括对企业理论研究的助益不大。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则可为我们深化企业理论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构成企业的各种契约也就是作为缔约主体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因此，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参与这种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契约的缔约主体)通过集体选择确定他们的共同利益，对这种共同利益的追求决定了企业的目标。

但是，并非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或成为企业契约的缔约主体，因此，我们可以按是否能够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两大类：1.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这类利益相关者实际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他们是企业的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制定者。并力图通过他们的合作实现这一共同利益和目标。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体现的是企业的商业价值，分享这一商业价值的主体也正是这些内部利益相关者。2.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该类利益相关者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但由于企业的活动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即他们承受的是企业经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体现了企业的社会价值。因此，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既是影响企业商业价值(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实现的环境因素，同时也是分享企业社会价值的利益主体。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通过集体选择产生的外部性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发生联系。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参与企业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变化不断变化，并由此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和企业共同利益的变化，从而使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也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原来是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可能演变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而原来是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则可能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

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决定了企业的边界。随着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变化，企业的边界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在不同的企业中，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可能极不相同。例如。在传统企业中，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可能只包括有限的几名出资人，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企业实现的净利润，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顾客、经营者、员工、债权人、政府等)都是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在这样的企业中，企业经营的目标是最大化出资人的共同利益——净利润。但追求出资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意味着供应商、顾客、经营者、员工、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小化。这势必会造成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和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往往会导致企业陷入困境，无法持续经营下去。为了化解这种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经营者、雇员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纳入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共同利益即企业的目标就不再是净利润，而变成了某种新的价值增值指标，如增值额。

由此可见，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使得企业的共同利益(或企业的商业价值、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可能表现为多种形式。当决定企业目标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只是股东这一类利益相关者时，企业的商业价值就是股东价值，其价值增值指标就是净利润；但当决定企业目标的内部利益相关者范围进一步扩大时，企业商业价值的内涵和外延也会随之扩大，而企业社会价值(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的内涵和外延则随之缩小。当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股东，而且还包括债权人、经营者、员工、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时，即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时，企业的商业价值就变成了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此时的企业价值增值就变成了由企业从客户取得的收入扣除从供应商取得的投入后的余额，在数额上相当于净利润加上利息、工资、奖金和福利、税收等。因此。股东价值只是利益相关者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利益相关者价值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现实企业的价值追求则处在以股东价值和广义利益相关者价值为两极的中间地带。

三、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有机统一体：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

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如何定位?不言而喻，它应服务于企业的目标。但是。现有理论通常把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作为两个不同的事物看待。因此，也就会有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学视角的内部控制之分。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完全是泾渭分明的两套系统呢，还是可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一问题是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如何定位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关系，国内外的学者都有过不少的论述。Tricker(1984)认为：管理是运营企业，而治理则是确保这种运营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KennethN.Davton(1984)指出：公司治理是被董事会用来监督管理层的过程、结构和联系。企业管理则是管理人员确定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谁也离不开谁。Banaga(1995)等人指出：应该将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并提出了一个描述性模型。田志龙(1999)借鉴Banaga的思路，构造了一个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的整合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通过两个系统把公司治理系统和企业管理系统联系在一起，一个是企业外部环境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资本市场等因素；另一个就是企业信息网络系统，认为它应是公司治理系统与企业管理系统的共同组成部分和赖以有效运作的基础。吴淑琨、席酉民(2000)认为：从终级目的看。公司治理和管理均是为了实现财富的有效创造，只是各自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公司治理模式主要考察的是构成公司的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责权利的划分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实现相互间的制衡，它是企业财富创造的基础和保障；企业管理则是在既定的治理模式下。管理者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这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两者间的联结点就是企业的战略管理层次。

笔者认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实质上是密不可分的。体现在战略管理层次上更是这样。正如KennethN.Dayton所说，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就象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是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结果，作为契约主体的各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向企业投入资源；另一方面又参与企业经济利益分配。从企业获取回报。公司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对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调节和控制，既包括利益相关者在资源提供方面的关系。也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分配中的关系。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最优化。最优的标准是最具有公平性和效率性；而企业管理则是一个价值的创造过程，企业管理的目标应当是企业价值(或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最大化。企业管理通过合理组织和利用各方利益相关者所投入的资源。实现价值的增值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其目标是企业价值增值的最大化。由此可见。没有公司治理。就不会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也就不存在可供企业管理运用的资源，价值创造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企业管理，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源就不会有效增值，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就无法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难以持续，公司治理也将化为泡影。因此，跳出企业来看企业，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实质上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可以概括为“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

四、企业价值创造与分享系统的核心内容

进一步审视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所组成的“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不难发现。虽然不同的企业所追求的企业价值有所不同，企业价值的分享方式也有差异，但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价值分享关系的最优化却是所有企业的共同追求，这正是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的核心所在。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应当紧紧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如何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价值链管理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价值链可以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从外部价值链来看。价值链上各主体之间并非一方受益而另一方蒙损的零和博弈，通过实施价值链管理，改善价值链上各主体间的关系，实行价值链各主体间联合运作，常常可使各方均得以受益。因此，实施价值链管理的企业有可能通过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协作伙伴关系，先增加整个价值链的增值，然后再通过合理的价值链增值分享实现各主体(包括企业、企业的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的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在价值链增值的创造和分享中，企业的内部利益相关者是以一个整体(其利益由企业来代表)出现的。

企业要在整个价值链的价值创造中作出贡献，并以此为基础分享更大的价值链增值从而实现更大的企业商业价值，就必须对企业内部的价值链进行管理。从企业内部价值链来看，企业的价值链增值或企业价值增值可分解为各流程的增值(流程产出价值一流程投入成本)。进一步分析，流程的运作是以作业为对象的，因此流程增值又可分解为各作业的增值(作业产出价值一作业投入成本)。或者说，在企业内部价值链中，流程中的作业增值汇总成该流程的增值。而各流程增值则可汇总成企业价值增值。

由此可见。企业价值增值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各项流程的增值以及组成流程的各项作业的增值大小。而要提高各项流程和作业的增值能力，就必须实施业务流程管理。业务流程管理是一种重要、有效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它是以流程及流程中的作业为控制对象。通过流程或作业的精简、删除、合并等措施，重整不合理的业务流程，删除不增值的作业，以此来优化企业的业务流程，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增值。

价值链管理与业务流程管理有着天然的联系。两者都是在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目标的指引下，以作业为最基本的控制与分析对象，从不同层面对企业增值能力实施改进。企业要实现更大的企业价值增值，必须将价值链管理与业务流程管理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基于价值管理的企业经营管理框架。

实现的企业价值增值如何在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享?显然，在企业的商业价值(即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一定的情况下。各个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是相互制约的，因此每一个内部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必然会与企业的其他内部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发生矛盾和冲突。为了保证内部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就必须建立一套制度。对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这种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企业价值增值分享制度。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分享的是企业的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分享是在价值链增值分享阶段完成的。实际上是由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签定的交易契约来实现的，交易价格的调整实质上就是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分享价值链增值中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内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商业价值增值的分享，不是由交易契约来实现的，约束企业商业价值分享的契约是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的组织契约。尽管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价值分享的契约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最大限度地保护契约自由，只要这种契约不会侵害签约主体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体现了社会公平。则任何形式的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分享契约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并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应当通过法律加以禁止或给予不合理的限制。

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分享契约不仅由于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而且即使在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组合一定的情况下，由他们的集体选择所达成的商业价值分享契约也可以有多种结果。因此。在企业价值增值(或商业价值)的分享方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织契约。只要这些契约没有侵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正当利益。这些契约都体现了契约自由和社会公平，因而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并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五、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能否调和

不论是公司治理，还是企业管理，都离不开信息的支持。在企业信息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会计信息系统，更是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系统赖以运行的重要基础。但是，长期以来，会计信息系统被分割为侧重于对外报告的财务会计系统和侧重于对内报告的管理会计系统两个部分。前者主要满足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信息需求；而后者主要满足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难道公司治理的信息需求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真是那么不可调和吗?

基于前面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可以在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上得到统一。参与公司治理的各方利益相关者为了对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和控制，不仅需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的规模和分享结构的现状，而且还需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创造的能力和潜力，从而便于他们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和控制中作出正确的决策。而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创造的能力和潜力。就必须获得这些价值增值的来源和形成过程的信息，而这正是企业管理者最为关注的。因此，一个能够同时提供企业价值增值的来源、形成过程和分配去向信息的财务报告系统就能够同时满足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

目前已有的关于财务报告改革的研究，多是从公司治理或企业管理的局部来探讨财务报告的改革，所提出的模式不是缺少对企业价值增值过程的揭示，就是缺少对企业价值增值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状况的揭示，使信息使用者无法得到关于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的全面信息，因此。也无法改变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分别依赖于两套不同财务报告的格局。这种状况不仅加大了企业信息生产和监控的成本，而且两套不同的信息也阻碍了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渗透和融合，不利于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设计一种既能够全面揭示企业价值增值的形成过程和分配状况，又能够对各类利益相关者分别作为权益主体所享有的权益做专门揭示的财务报告，将有助于实现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的有机结合，而内部控制则应把保障这种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作为一个基本目标，从而为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系统的有效运行提供支持。

六、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

美国COSO于1992年了《内部控制——整合框架》，1994年又对该框架进行了修订。《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一个受董事会、管理者和其他人员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为以下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障：经营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遵守法律法规。”

2004年9月，COSO正式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对内部控制的内涵定义得更宽泛。它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是由企业的董事会、管理者以及其他人员共同实施的。应用于战略制定及企业各个层次的活动，旨在识别可能影响企业的各种潜在事件，并按照企业的风险偏好管理风险，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在目标定位上，《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在《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提出的三个目标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战略目标，即与企业的远景或使命相关的高层次目标，而且对报告类目标有所扩展，即：不仅包括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还包括所有对内、对外的非财务类报告的准确性、可靠性。笔者认为：虽然《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比《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的目标设置更加全面，且层次更高。但其仍然存在以下缺陷：1.控制主体仍然局限于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以及其他人员。而没有拓展到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即：仍然是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割裂开来，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控制体系。2.对风险的过分关注会影响企业的灵活反应和创新能力。

我国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建设。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制订应当体现出中国的特色。并顺应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历史发展趋势。从而更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我国的公司治理与美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具有很大的差异，我国《公司法》要求企业既设立董事会，又设立监事会，而且赋予了监事会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较多的职责和权限。如：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建议；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等。《公司法》还为监事会行使职权提供了法律保障，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除重视股东利益的保护外，我国法律也一直十分重视对员工权益的保护。我国《公司法》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因此，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设计必须统筹考虑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对上市公司来说还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会、管理层、员工等在内部控制中的职权和分工，而不能象美国那样仅考虑董事会和管理层。

我国的企业数量众多，类型也多种多样，企业的目标追求可谓千差万别。要制定一套具有广泛、长期适用性的内部控制标准体系，需要在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兼顾长远的发展。从现实来看，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可能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需要突出关注的目标。但是，从长远来看，内部控制的目标更应当把企业战略与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作为重点考虑的目标，把保障企业目标的实现作为其基本的目标。为此，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笔者建议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界定为“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及其人实施的、旨在合理保证实现以下基本目标的一系列控制活动：1.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2.企业价值增值分享的公平性和合理性；3.企业价值创造和增值分享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中小企业经济融资策略论文

【摘要】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以及我国金融法律的不完善，使得企业融资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为此，有必要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采取相应的融资对策。

【关键词】中小企业；经济特征；融资

一、中小企业的经济特征

按生产类型划分，中小企业可以分为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德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意大利的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不同的经济特征。美国的高科技创新型小企业、德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与意大利的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所表现出的经济特征分别是形成簇群、阶层与集群。这三种经济特征有其相似之处，它们都表现了企业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具体形式则表现为一批企业以某种形态聚集在一起。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生产类型，所表现出这种经济特征一般是根据它们所属生产类型的生产运行需要所决定的。

形成簇群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资源与信息共享，簇群是一种开放性的、高度透明的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创新的氛围最为活跃，新的思想之间的交流碰撞可以变得更加容易，经验和教训的传播也变得更加迅速，这使得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簇群中的某个企业，而是整个簇群的资源，共同参与到某一个前沿的创新中去，甚至共同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

形成阶层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并且有影响力的平台，以便更容易获得一般性的认可。具体来说，阶层是一种极其封闭的，具有严格界定或约定标准，并因此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鲜明特征和相当影响力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某种新技术能够遵循共同的使用标准，能够形成规范的传播和复制机制，更加有利于技术的推广、相互兼容以及得到外界的广泛了解和普遍认可。

形成产业集群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构成战略性联盟，用整体的力量去应对外界竞争以及争夺商业机会，产业集群是一个半封闭的群体，按照企业所从事的产业间的相互联系而逐渐成形。在这个群体中，企业间联系主要是以产业内或产业间的分工为纽带，各个企业基本上相互独立并有各自的发展规划，但同时必须具备合格的生产素质以及良好的相互关系保证它们能够被集群内其他企业认可并随时获得合作的机会。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一）中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大多数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民企的相同特点是实际控制权集中，家长式管理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大股东之间的关联度强，多数民企“人治”色彩浓厚。这种家族式、粗放式管理模式，易导致投资的随意性，缺乏有效监控机制。另一方面，受民企自身局限性的影响。民企规模较小，经营效益相对低下，竞争力弱。大多以附加值较低的加工业为主，技术含量较低，经营决策者素质不高，缺乏明确的发展战略，盲目性大，抗风险能力差，从而消化信贷资金的能力较弱。更进一步地讲，中小企业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商品、经济诈骗行为、逃避银行债务、相互拖欠账款、贿赂政府官员、恶意偷税等等信用缺失给国家、地区和企业的经济跨越式发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由此引发了银行惜贷。

（二）法律上的原因

资本市场筹资门槛高。《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而中小企业由于经营规模较小，与上市条件相去甚远，很难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而债券融资标准更严格，更不可及，而且法律上债务责任追究制度不够合理。目前法律制度尚不够完善，如超期放贷，对债务人惩罚力度不大，而对贷款签批人的责任追究却十分严厉，造成银行对民企的贷款更是退避三舍。这种对民企“惜贷”和“喜大厌小”反过来养成了银行的放贷惰性，形成金融市场对民企的“挤出效应”。

（三）金融机构方面的原因

金融创新动力不足、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等因素都严重地阻碍了民企的融资。商业银行“成分论”思想根深蒂固，无法改变过去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偏好，对民企发放贷款条件苛刻；另一方面，责、权、利不对称制约了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银行为进一步防范信贷风险，纷纷加强内部管理。但是，“新增贷款逾期六个月就追究有关责任人”、“新增不良贷款控制率为零”等一系列强化责任、缺乏激励的制度规定，制约了信贷人员的积极性。在具体操作上，许多银行规定谁经办的贷款出了问题，由谁负责清收。但是对多放有效贷款却激励不足，使信贷人员不敢向民企发放贷款。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中小企业，大都是由于企业的自身组织结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体系不健全等原因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而由于生产类型及其经济特征的差异，他们解决融资问题所需的支持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高科技创新型、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与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在社会中从事不同类型的生产活动，因此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融资支持。

（一）解决中小企业共同面临的信用诚信问题

当前所面临的“信用危机”关键是没有一种机制作保障，缺乏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目前，我们可以借助人民银行搭建的信贷咨询系统平台，以加快征信系统建设为重点，加强信贷征信管理，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信贷咨询系统的管理，规范系统运行，提高系统的数据质量和利用效率，做好非银行信息采集工作，不断扩充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建立企业及个人的信用记录，充分发挥系统的共享功能，提高对数据的利用率。只要有了这样一种机制，银行才能给中小企业一个更宽松的贷款环境。

（二）拓展融资渠道，规范民间融资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市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目前导致中小企业在正规的金融市场上融资难的根源。建立在地源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民间借贷，以其独特的优势很好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首先，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可以利用人缘、地缘关系获得充分信息，限制了逆向选择的发生；其次，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对资金使用者的监督动力大；再次，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可以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降低借款人不还款的道德风险成本。

（三）积极发展风险投资

为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我国政府应鼓励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业务。而发展风险投资业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批有实力、高水准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的资金来源除了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外，还应该设法鼓励投资银行、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等参与风险投资，允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组建风险投资管理公司，鼓励外资成立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并积极鼓励居民从事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

（四）针对各类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该分别处理

1.高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

高科技创新型的生产是处于最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行为，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某一方面未来发展之路的勇敢探索，这种探索，是为了找出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正确的发展方向必然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意愿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要想真正代表整个社会的发展意愿，这一生产活动就应该是高度开放的、由全社会积极参与并共同承担失败风险。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是一种具有社会发展战略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的引导、扶植和统一规划；同时又是一种大规模的产业化活动，需要银行业、投资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的大规模融资支持。他们的融资政府应该重点解决，为他们提供更为优惠的融资政策和渠道，如通过诸如免税、提供担保、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以及与以银行为主的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提供一般性贷款和特别贷款等方式对阶层内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

2.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

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的生产是一般性的社会生产活动，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进行适度规模的生产。这种类型企业的生产活动，支持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由于规模化具有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的优点，因此这种类型的企业或分散分布或在一定区域集聚，表现出集群的经济特征。在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并不会丧失自身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反而可以获得规模化的好处，享受合作和竞争所带来的种种便利。相关研究显示，此种类型的中小企业作为个体，需要其生存区域内有与之相配套的中小规模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融资服务；如果自身处于某一个产业集群，则可以通过在集群内部的互助联合，如通过联合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进行相互融资和互助担保行为。而这些联合行为，一般是由集群内部自发形成的商会等民间机构发起的。商会产生于中小企业集群内部，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实际情况十分了解，因此可以有效地判断集群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并对外形成统一的、比单个中小企业更稳固更强大的信用。此外，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政策也对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具有一定的扶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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