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经济论文范文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辛世荣，著有大量作品。主要有论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关键》《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因地制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切实搞好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等，载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党旗下的风采》等数十部文集。电视专题片《峥嵘岁月 光辉历程》，在县级电视台映播。《中国共产党在秦安》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在秦安・红色档案》，待出。

庄云云

庄云云，女。副研究馆员。国家、省图书馆学会会员。发表有大量作品。主要有论文《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咨询的共建与共享》《未来五―十五年高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要点》《二十一世纪的趋势――高校图书馆信息网络化》《跨世纪的趋势――高校图书馆信息产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文献信息服务的影响》《二十一世纪图书馆发展趋势――数字图书馆》等。曾荣获“新时期国家重点人才”创新学术研究成果一等奖和浙江省高师院校优秀教育教学成果奖、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优秀成果奖。

唐世林

唐世林，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黔南州戏剧家协会理事。贵州作家协会、曲艺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员。2007年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歌曲》《音乐周刊》《歌海》《词刊》《贵州日报》等报刊发表或被出版社选用歌曲、歌词一百多首；在《舞蹈论丛》《贵州文化》等刊物发表曲艺作品三十多件，论文九篇。在《贵州剧作》《苗岭》等刊物发表剧本十一个；《布依山寨美如画》和《水族端节》，入选《中国少数民族声乐教材》。在全国征歌大赛中《送郎参军》《小康道路越走越宽广》《园丁之歌》等九首歌曲获奖。出版歌曲集《西部放歌》，诗歌集《情系西部》等三本书。

华茂良

华茂良，曾任村镇文艺室创作员，中、小学教师。2002年转向文学创作，作品多次获全国性大奖。主要作品有《笼中之鸟》《献给新世纪老师的歌》《中华龙颂》《以史为鉴》《沁园春・上海滩》《玫瑰赞》《环球欢送中华龙》《历史丰碑破长空》《长城》等等。曾获第二届“星光杯”百优创新奖。

张 辉

张辉，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诗歌学会、陕西作协会员。中国当代检察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省法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小说、诗歌及报告文学创作，在地方杂志曾多次开设过专栏。长篇小说《梧桐树》1994年由陕西文民出版社出版；《本案大内参》200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另类父母官》200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晏明光

晏明光，二级作家。笔名崖鹰，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文艺创作专业委员会会员。代表作有小说《梦》《青龙镇》《肉魂》《福人》等。曾多次获奖。作品入编《中国作家世纪论坛获奖作家文库》《中华文学人才名录》《中国当代人生格言》等文集。

田崇逊

田崇逊，曾用名赵纯。陕西外语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1980年代开始旧体诗词创作，发表有大量的作品。2006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诗集《茶后集》。著有DNA系列小说《DNA的蹂躏》《DNA误区与尴尬》及《DNA末日》（共四十五万字）。

魏圣琼

魏圣琼，女，笔名恩月儿。2005年出版诗集《水缘》《荷颜》。2006年出版诗集《金缘》《水木缘》等。2007年出版诗集《清华日记》《高地》。个人事迹载入《中华文学家大典》《中华作家大辞典》等辞书。

李永谦

李永谦，笔名金汁河。教授。一级作家。曾任兰州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特级教师。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高级调研员。曾在高校刊物发表新诗三十余首。六十至九十年代从事文史、写作思维教学，较多关注中国古典文论与中外文学评论，爱好习作格律诗词。著有《写作思维训练》与《认识论史稿》两部教程讲义。

林剑秋

林剑秋，研究员。一级书画师。中华民族振兴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学术发展科技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名家书画院名誉院长。科技领域发明十多项。社会科学领域哲学论文和经济论文三十多篇入编部级大型文献，并获奖2007年获全国十佳先进创新工作者荣誉称号。近期将出版《林剑秋格言选》专著。

吴 椋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近代新式工业方面，陈慈玉一系列以东北、山西、山东各地区日本对华煤矿投资为主题的论文，讨论日本自投资汉阳铁厂以来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华的侵略，日本政府及其财阀在各阶段的互动关系及投资特征。目前研究日本对华投资者，以工矿业部门为主的研究多偏重汉治萍公司，对于其他企业少有发抒，因此陈慈玉近年各篇矿业的研究论文值得重视。著者认为，抚顺煤矿的前中期成长阶段，属于日本对华矿业投资的萌芽期（1904-1925）特征，即国家主导型的资本输出。这是由于抚顺煤矿为满铁所经营，而满铁即是此期日本国家资金输出的两个重心之一（另一为汉治萍公司），形同"国策公司"。抚顺煤矿产品先是内销东北地区，再而输出日本本国，继而转向开展中国本部及东南亚市场。在1920年代，抚顺煤矿扮演日本工业化资源的重要补给站的角色，配合满铁带有"国策"性质的发展导向，实即类似"输出原料和资源给母国，自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殖民地典型。（注：陈慈玉：《抚顺煤矿的发展，1907-19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33-177：《抚顺煤矿工人》，《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605-627。）

县级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壮大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化高速发展社会，有关县域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决策者们的热切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我们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一、基本情况

XX县位于我省东北部，小兴安岭北麓，黑龙江中游右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国家一类客货运输口岸和江海联运港口。全县行政区域面积6739平方公里，边境线长249.5公里，总人口8.1万。县辖3镇6乡,73个行政村,5个国营林场，境内还有一个中直企业乌拉嘎金矿，一个省属国营嘉荫农场。XX县是我省北部主要麦豆产区之一。全辖耕地总面积131.62万亩，林业施业区面积550万亩,有林地面积36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2。境内有大小河流56条，可养殖水面1.8万亩，总体地形地貌为“八山半水半草一分田”。由于开发较晚，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拥有以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和黑龙江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神州嘉荫恐龙博物馆等为代表的众多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景区，特别是恐龙山曾因出土过鸭嘴龙、霸王龙、翼龙等多种恐龙化石而闻名于世，也因此被称为“恐龙之乡”。20__年被批准为部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20__年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命名。

近年来，XX县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培育壮大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强化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机制，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三色经济”（以“双高”优质大豆种植、水稻种植为主的“金色经济”、以绒山羊产业为龙头的“银色经济”和以民有林为重点的“绿色经济”），实施“三项工程”（工业富县工程、非国有经济强县工程和旅贸兴县工程），实现“三个突破”（在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上形成新的突破、在创建优良经济发展环境上形成新的突破、在财政增收上形成新的突破），努力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总体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__年，县属生产总值完成97397万元，同比增长15.6。农业总产值实现64776万元，同比增长11.2。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3830万元，同比增长30.1，连续三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财源建设先进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8399万元，同比增长7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6801元，同比增长8.0。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4380元，同比增长9.5％。

二、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在近几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要开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新局面，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富民强县作为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解放思想、团结求实，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都必须从县情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必须紧紧抓住事关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专题推进，集中攻坚；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营造环境，改进作风，强化服务；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赢得民心，汇聚合力。这既是工作经验总结，也是今后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把握的基本准则。

尽管在过去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我县地处边陲，开发较晚，无论是从经济总量、人均GDP还是财政总收入与全省先进县市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总量小，竞争力较弱。二是稳定而强大的主体财源还没有真正形成规模，财政收入的增加远滞后于其支出的不断扩张，使得县级财政只能疲于应付人头费用，用于改善城乡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社会事业的资金有限，财力紧张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三是从产业内部结构看，县域传统种植业仍然占据较大比重，而优质高效农业占据比重相对较小，尽管近几年效益农业、生态农业、特色农业有所发展，但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的普及率不高，导致产出率低，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造成较大影响。四是产业化进程较慢，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发展相对滞后，专业化生产、公司化经营的产业化链条不健全，产业化程度较低，影响了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五是工业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高，精深加工企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对产业发展的牵动力不强。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知难而进，开拓创新，以新的精神状态、新的工作面貌迎接新的考验，全面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步伐。

三、对策与建议

作为边陲小县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虽然缺少诸多竞争优势，但只要找准县域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追赶型、跨越式的发展。

（一）立足县情实际，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

要坚持县域经济特色型原则，科学选准发展定位，正确把握县情县力，充分发挥资源、地缘和生态等比较优势，围绕优势产业创特色，围绕特色创名牌，从而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 竞争优势的过渡转化。

一是发挥农业比较优势。作为农业县，要立足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新格局。我县全辖耕地总面积131.62万亩，后备土地资源126万亩，要在土地上做文章，要效益，重点发展优质大豆生产，北药开发，建设生态农业基地、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做大做强特色规模基地建设。

二是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我县拥有33.6万亩草原，636万亩林地，年产大豆、玉米秸杆约30万吨，发展以绒山羊为主的畜牧业优势明显。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提质增效目标，在认真总结和吸取内蒙古养殖绒山羊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有效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把舍饲、半舍饲、围栏圈养、划区轮牧和人工种草、青贮种植有效结合，最大限度地避免林牧矛盾，做到既加快发展又有效保护环境，加快主辐换位进程。同时，从县情实际出发，发挥林业资源优势，将民有林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强力推进，在组织领导、舆论宣传、政策措施、资金投入等方面全力倾斜，使民有林业得到快速发展。

三是发挥口岸优势。抓住全省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升级的有利契机，积极推动双方经贸、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扩大出口的有关政策，制定更加优惠的对俄开放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类经济成份开展对俄经贸活动，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开拓俄方市场，开展木材采伐、农业劳务合作等贸易活动。将围绕俄方市场需求，以本地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积极建设蔬菜瓜果和肉类出口生产基地，与俄方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扩大对俄出口。同时，努力提高嘉荫口岸联检部门的服务质量，降低收费标准，营造宽松环境。

四是突出旅游特色。积极对外宣传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和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依托森林界江、岛屿湖泊、边境口岸、地质遗迹、革命老区、采金生产、鄂族风情等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推出不同季节、不同时间、不同内容的特色旅游线路，开发森林生态游、界江风光游、科普教育游、假日休闲游、脉金观览游、异国风情游及漂流、狩猎、垂钓、游泳、滑雪等多种旅游产品。进一步开发中俄国际旅游，积极开辟稳定成熟的过境游线路，努力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和综合接待能力，尽早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将嘉荫打造成集生态旅游与边境旅游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吸引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游客来嘉荫进行科学考察、观光旅游、投资创业，通过人流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实现“以游兴贸、以贸促游”。

五是强化财源建设。按照“围绕经济抓财政”的原则，大力培植财源，重点抓好以农副山特产品、林木和矿产品加工、绒山羊、北药、旅游业等项目为核心的财源体系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加强税收征管，规范税收征缴方式，加大重点税源、税种、行业、业户的征收力度。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坚持开源节流并重的原则，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的使用效益。深化财税改革，建立税收通报制度。进一步完善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严格返还审批程序，杜绝预算外资金失控、流失现象，使预算内外资金形成合力，保证财政平稳运行。

（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激发经济活力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县域经济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增强自身活力的客观要求，通过资源整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有限的资源要素配置达到最佳状态。

一是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要牢固树立“工业富县”的观念，坚持把推进工业化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要培养出一批农副、山特产品、林木产品、矿产品等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增强工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在做大做强上下功夫。要注重工业产业的结构优化，积极引导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实现产品升级换代。

二是以民营为突破口，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通过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企业产权改革，以民营化作为发展体制和经济体制创新的方向，依靠机制创新激发经济活力。从观念、资源、政策、环境、措施等多方面寻找差距，放手放胆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研究制定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明确思路和有效措施，真正给民营经济创造宽松经营、公平合理的发展空间。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重点培植一批加工型、外向型、科技型和规模型民营企业大户，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对上争取技术改造及贴息项目，从市场准入、项目提供、人才输送、维护权益、信息和金融服务等方面为民营经济创造宽松环境。

三是加快小城镇建设，优化城乡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效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机会，增加非农人口比重。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成重点工程，坚持建管并重，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突出城镇的集聚作用，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向城镇聚集，重点突出与种养业、畜牧业等特色产业的配套作用，将小城镇办成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中心，形成贸工农一体化发展，进而推进二次创业的良好局面。

（三）积极改善发展环境，为实现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跨越奠定坚实基础

县域经济不是封闭经济，只有打破落后意识，对外开放，主动走出县外引资金、引技术、引人才，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子才能越走越宽。作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边境县份，惟有营造更加优良的发展环境，才能吸引投资者。为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引资与引智、引技并重的理念，把改善发展环境放在突出位置。

一是创新用人机制。要把县域经济发展紧缺人才的引进纳入统一计划，切实营造事业留人，环境留人，待遇留人的良好氛围。突出强化重德才、重政绩、重公论的用人导向，选准配强县、乡党政正职，优化县、乡班子结构，提高班子中熟悉经济工作成员的比例，激发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内在动力。强化县直机关干部与乡镇干部交流，切实提高县乡干部熟悉经济工作成员的比重和各级干部的综合素质。

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优化软环境的同时，要下大力气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镇功能，以良好的城市形象，吸引外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筑金巢，引金凤”。要进行市政建设和公益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城镇供热、给排水、供电、道路、环境卫生、绿化美化等基础条件，不断强化对城镇建设的日常监督管理，通过环境改善和城市功能的日趋完备，使嘉荫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引来更多的投资者。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落实好各项扶持政策，广开就业、再就业渠道，把发展绒山羊养殖、北药开发、绿色食品等优势特色产业，以旅游、边贸和社区服务为重点的第三产业作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功能，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增强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鼓励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继续实施“4050”再就业援助工程，重点安排特困人员上岗就业，使特困人员的就业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同时提高低保对象的低保水平，进行分类施保，应保尽保，完善工资统一发放制度，严格审核程序，确保不拖欠在岗职工工资，切实做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救济金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工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四是提高全民素质。要注重人口质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重点地培养和储备一批人才。加强对机关干部和各级领导干部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为嘉荫经济建设创造出组织领导上的优势。加强青年技工的培训，迅速提高在岗职工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艺水平，以适应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和外向化的要求。培养一批既懂外语又懂经济，能够适应和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专门人才。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实用技术培训，掌握农产品信息，提高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加速培养一支适应新世纪农村发展要求，懂科技会经营，能带领农民走科技致富道路的农村党员、基层干部队伍，为推动嘉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智力支持。

（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切实转变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