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共选择乡村关系治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层社会。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期,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乡村关系治理的现实实践中,乡村关系到却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其中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乡村关系失范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行政管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将公共选择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市场制度中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即经济人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分析了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组织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公益心,相反他们的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假定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既适用于政府部门组织也适用于非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

乡村关系失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具体说主要集中在对村委会人事权、财政权以及农民生产经营自的非法干预上,体现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之中;二是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和“过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下属办事机构或一级“准政权组织”,后者指村委会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

从乡村关系失范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两个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公共管理组织都力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自身权益影响或扩展到对方。当然,在追求自身组织利益而努力去影响或限制它组织利益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中的人,是受到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从而造成乡村关系失范。

二、乡村关系失范的影响因素

公共选择是相对于市场选择而言,一般来说,在市场选择中当市场机制不健全或市场还未成熟时,经济人就会在市场缺陷中寻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机,而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利。同理,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也给公共组织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机。

(一)压力体制下乡镇政府强权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乡村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我国权力运作体制中的最末环节。长期以来我国权力运作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压力型体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级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赶超指标,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绩效评价体系。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任务最终要靠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也迫使乡镇领导和乡镇干部想方设法去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食种植,税款征收等。为此,乡镇利用对村干部的去留决定权和工资报酬权将指标再度分解分配给村民自治组织特别是村委会,并利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执行,这就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大大缩小,从而使乡政府与其的角色关系扭曲。

(二)乡村治理法制建设存在缺陷

实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论上说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导与合作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关系的规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对“指导、支持和帮助”的范围给以合理确定,也没有对村民自治的领域给以明确表述,这在客观上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空隙过大。乡镇政府拥有比村民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再加乡镇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衡。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空间,他们能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间去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

(三)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

村委会作为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是经过村民授权来控制与管理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村民利益并通过为村民服务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实际中村委会又承担了乡政府分配给某些行政职能。这样,村委会便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贯彻上级方针政策,代表乡镇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属于自治范围内的工作,分别体现乡镇意志与村民意志。虽然在人民的国家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向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村委会去强制执行,同时,乡镇政府自身利益的也会搭上制度化转型的便车进行扩张。双重角色必然产生双重对策,一方面村委会顺从乡镇政权,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机构执行命令或进一步搭便车“自我扩张”,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行游说、消磨甚至抵制,村级反控制力量的成长使乡村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三、对乡村关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从而将政府的一些职能释放给市场和社会。从总体上看,乡村关系失范主要在于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治理的关键在于乡村双方的良性互动:

(一)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

要实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良性互动,首先要确立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是无直接隶属关系的平等法人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乡镇与村集体的利益边界和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的,现行的法律只是设计较为宽限的法律框架,并没有程序性规定。要明确乡镇与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职责权限,一是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乡政村治原则精神,各级人大制定关于乡政村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实体性法规,明确划分乡镇和村的利益边界及管理权限,哪些事项需要乡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哪能些事项需要村委会“协助工作”。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乡镇政府得以顺利贯彻,村民利益通过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实现。这样乡镇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认可拥护,违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绝,同时村委会的双重角色大体平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上有机衔接起来。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务型乡镇政权组织

改变政府形象,规范政府作为,首先要在体制上解放乡镇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压力型政治体系,使乡镇从繁重的数字化指标任务中解脱出来。再造政府基层组织体系方面不是继续精简,因为现有框架下精简已经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绩效而不是裁减人员,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让乡镇只有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灾、优抚等。乡镇政府不应该对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也不应该对自身财政负责,更不应有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行为,乡镇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民间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务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领域,提高服务能力。

(三)培育自治组织,增强村委会自治能力

民间自治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重要桥梁。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同时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强有力的制约,适应了农民丰富多彩的社会需要,民间自治组织大量成长,政府就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组织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从利益行为。因此国家应从体制上消除对民间组织不合理限制,使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农村民间自治组织有宽松的成长发育环境,如村委会、各种农民协会、养殖协会等。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实施规范管理的新体制,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关系。村委会作为村民法定的自治组织,在村务管理方面更应担负起责任,只要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对村庄重大事项具体负责实施并自觉接受村民监督,加强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村庄“自主性”,这样才能理顺村庄和乡镇政府关系。

(四)提高乡村人员素质,实现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

在处理乡村关系过程中,人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乡村关系不协调很大程度上同乡村干部素质低下,农民觉悟不高有关。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人治观念、,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觉悟不高,缺乏契约合作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义倾向。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乡村社会树立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乡镇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提高认识,改进方法,依法履行“乡政”职责,充分认识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对乡村管理应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应尊重村民自治权和村委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服务意识、公仆情结;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自治能力,自觉协助乡镇政府做好各项工作,引导农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当家人”。从根本上说,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由理性的“经济人”向为民服务的“社会人”转变,实现乡镇民主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同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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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学通村民自治中的困境:村委会的行政化倾向[J]行政与法2003(10)

[4]宋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8

[5]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11月4日九届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目前大龙山镇的环境现状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迅猛增长，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乡差距也呈缩小的发展态势。但就环境的角度言之，农村与城市相比，差距依然明显，农村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工业污染、农业废弃物等亟待治理，也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随着安庆师范学院、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庆黄梅戏学校、安庆技师学院和宜秀区政府等行政教育单位整体搬迁至大龙山镇，这里已经成为安庆市的高教园区和宜秀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新城明都、大地凤凰城、宜秀山庄、大龙山水等房地产项目的动工建设和相继开盘，这里正逐步成为安庆市的高端住宅区；随着一批文化旅游项目和商贸物流项目的引进建设，这里又必将成为安庆市的环保经济区。不知不觉中，大龙山镇村民赖以工作或生活的这片美丽乡村已经由传统的以农耕为主的城郊小镇演变成如今的安庆北部城市组团。不可否认，城市的改建扩容带来了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纵横铺陈的宽广马路、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和喧嚣涌动的繁华人气。但是，也应当看到，城市管理、环境治理等现实课题孕运而生，譬如垃圾乱倒乱扔、污水乱流乱排、车辆乱停乱放、路边乱挖乱种、商铺乱布乱摆等种种不文明现象。这些与乡村“三美”（即“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总体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已经严重影响了安庆新城的美丽。由此观之，大龙山镇的环境治理是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也是一项惠及镇区居民、造福子孙万代的宏伟事业，使命崇高，任务艰巨。建设“美好乡村”需要大家携手共同完成，树立起坚定的信心和迎难而上的决心，积极开拓进取，以期扎实有效地推进工作。

（二）调查对象及问卷回收的基本状况本次实地调研的重点对象是大龙山镇中心、燎原、总铺、桃元等4个社区的居民。对大龙山镇美好乡村建设中的相关环境问题采取了问卷和现场走访等形式展开调查，力求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广大村民对美好乡村建设的心理需求和良好愿望。调研采取随机入户访谈、匿名填写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1000份，有效回收率为94％（为便于调研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均以10人作为制图的标准单位）。同时，就调研对象的性别、年龄、村庄、职业、文化程度等也进行了综合考虑，做到重点突出、总体均衡。

（三）统计数据的整理与分析1．居民对美好乡村建设的看法从调查中了解到大龙山镇的居民对美好乡村建设知之甚少，大部分人也只是了解一点或只是听说过而已，占总调查居民的83％。而对对美好乡村建设非常了解的也仅占10％（见图6）。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被调查居民认为美好乡村建设在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方面（见图7），当然居民也认为在美好乡村建设过程中变化最大的是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方面（见图8）。另外，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调研主题，90％的居民认为既要抓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环境保护，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仅3％的居民认为要先搞好经济再发展环境；7％的居民认为应当在环境优先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见图9）。总体看来，大龙山镇的美好乡村建设与经济、环境等关系较为紧密，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推进建设进程，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2．居民对乡村环境问题的看法根据调研资料获悉，大龙山镇的环境问题有些不太乐观，总体仍呈现“脏、乱、差”的局面。从图10可以看出，居民最关心的环境问题是环境卫生的改善，占到调研总量的50％。从图11可以看出，只有20％的被调查者认为大龙山镇各社区的环境总体质量较好，80％的调研对象认为环境总体质量一般、较差甚至非常差。3．居民环境法律意识薄弱，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偏低问卷与访谈的调查数据结果均表明：居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对环境知识获取的渠道较少，无法熟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款，造成了他们环保意识总体偏低，环保活动主动性较差，导致村民环保参与能力不足。依据图12所示，只有1％的调查对象非常了解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17％的居民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另外76％的调查对象停留在听说过或者一点都不了解的状态，不仅环保知识极度匮乏，而且参与环保活动的意愿也处于偏低水平。同时，从图13所示，约有24％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参加政府开展的环保公益活动，另外还有75％的调查对象表达了不会或者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思想倾向。座谈中还进一步了解到，居民参与环保活动的动机主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出于环保责任促动的甚是寥寥。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上述态度，无疑成为当地环境卫生改善与生活环境质量提高的又一“拦路虎”。4．乡村环境问题是诸多因素合力导致的，且治理中障碍性因素亦是交叉错置调查结果显示，造成大龙山镇环境问题复杂的污染物来源广、种类多（见图14）。其中，生活垃圾与污水排放占29％，乡镇企业废弃物任意堆放占36％，农药化肥、塑料等占12％，畜禽养殖的污染物占10％，城市转嫁的污染物占36％，噪音、粉尘、震动等污染占2％。不仅如此，对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获知，在940位有效调查对象中，认为科技发展水平低阻碍环境改善的占13％，居民文化素质低、环保意识较弱的占18％，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占13％，当地政府管理不善、环境宣传力度偏弱的占6％，交通滞后因素占11％。另外，缺乏专业人士指导和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分别占16％和22％（见图15）。此即表明，大力发展教育，提高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素质、环保意识以及加强政府主导、扩大环保宣传治理力度、加强执法等措施势在必行。5．居民生活垃圾种类多且处理方式欠妥调查发现，居民生活垃圾主要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其他方面。依次所占比例为38％、35％、6％、21％（见图16）。另一方面，居民对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复杂多样，其中废品回收占25％、填埋地下占19％、堆放地表占35％、倒入低洼地段或河道路旁占24％、焚烧后堆肥占4％、其他占3％（见图17）。由于缺乏环保专业人士指导以及自身环保意识偏低等因素限制，居民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着不规范、随意化的现象。例如，部分当地居民将生活垃圾直接堆放地面或倒入河洼之地，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成为环境质量改善的制约性因素。6．污染环境的潜在因素凸现，生态破坏呈恶化态势随着大龙山镇及其周边乡镇发展驶入快车道，一方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引发的资源、环境等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材料需求量也急剧增加，又进一步加大了环境压力。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各类相关的工矿企业数量不断上升，如水泥厂、发电厂等。而且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管理不善或者管理不到位，企业缺乏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及企业附近居民对各种污染物的漠视态度等等，使得各类污染以企业生产地为中心，如野火般向周边蔓延。这些都是造成污染环境的潜在因素，是人居环境变差变坏的又一原因。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解决扩建中所需要的空间、土地等资源，也采取砍伐树木、挖走山体等极端方式进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生态植被，导致部分水土流失和生态的破坏。

二、大龙山镇环境治理的对策建议

大龙山镇基于自身实际，针对美好乡村建设提出的总体建设目标是“一年起好步，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五年全覆盖”，力争通过五年左右的努力，把大龙山镇打造成居民的美好家园、市民的休闲游园、客商的兴业乐园①，而其间环境治理是重要突破口。要结合农村清洁工程、农村危房改造、集镇环境整治等各类工程的推进，突出抓好环境整治工作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紧紧围绕“路通起来、树栽起来、垃圾收起来、沟塘清起来、秩序管起来”的目标，集中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就大龙山镇的环境治理，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以“美好乡村”建设为契机，增强村民环保责任意识上述分析获知，大龙山镇的绝大部分居民认为其居住的环境存在问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在改善中逐步提高。然而，美好乡村建设对于大部分村民而言并不十分熟悉，其中的利弊得失也只是凭个人主观感觉、好恶而定。当前，大量陋习仍然在居民生活中挥之不去，并且成为乡村环境治理中难有根本成效的最大障碍。譬如固体废弃物乱弃乱放，秸秆焚烧还田的现象屡禁不止，极端行为甚至将农业生产中有害的残留物不作处理而直接倾入池塘、河道等低洼之地。这充分表明，广大村民的环保意识尚需要大幅提高。就此，大龙山镇需要以“美好乡村”建设为契机，彻底改掉村民的一贯陋习，提高他们环境环保责任意识。提高村民环保意识，宣传作用不可小视。宣传部门要利用好报纸、网站、宣传栏、横幅、简报等各类宣传载体，加大“美好乡村”建设的宣传力度，强化村民对“美好乡村”建设和乡村环境保护的知晓度、认可度、参与度，鼓励和引导广大群众自助自愿投工投劳投资，建设美好家园。对广泛宣传“美好乡村”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或先进经验，要加大宣传，积极推广，以营造“美好乡村”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值得一提的是，乡村环境治理中亦可以学习和借鉴日本、韩国等周边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环境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的系统中［1］。通过建设环境教育设施、编制通俗环保读物等多种方式来提高公民环保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管理。同时，实行环境行政管理政务公开，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动员工会、妇女组织、青少年团体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等都是提高居民环保意识的有效方式。

（二）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法规制度，有效规范、约束村民行为当前，乡村中绝大部分居民的环保素养仍然不够高，对环境知识获取的渠道少而单一，无法深入了解各类环境保护法规制度，造成了他们环保意识偏低，环保活动主动性较差，参与能力不足。如此状况，无疑给当地环境质量改善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带来了压力。也就是说，建立健全乡村环境保护的法规制度，加强环保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规范并有效约束村民行为是“美好乡村”建设中迫在眉睫的任务。农村环境保护，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事关全国人民的福祉和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切实把农村环境保护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实现农村经济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2］。就大龙山的环境实景而言，建设乡村文明，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善民生，也迫切需要加强乡村环境的保护工作。乡村环境治理作为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法规制度、变革农村环境法律理念、健全农民环境权利法律保障机制等为重要途径，推动乡村环境质量逐步改善。

（三）遵循“拆迁与整治并举”原则，积极开展村庄环境治理针对影响当地环境的因素复杂及居民生活垃圾多样、整体环境“脏、乱、差”的现象，并结合潜在因素的影响，乡村环境治理任重而道远。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水、电、路、通讯、文化休闲广场、生活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服务功能。争取实现所有建成中心村各项基础配套设施全覆盖，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等通村到户，并逐步实现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卫生改厕等全面覆盖。其次，美化绿化村庄，开展以“干净、整洁、有序、美观”为主要目标的整洁行动。在村庄整治的行动中，建立并完善违法建设的三级防控体系，依法拆除违法乱搭建筑物，对可视范围内有碍观瞻的残垣断壁、破旧房屋，秉持“能拆则拆，不拆则改”的原则，使其更换新颜、展现新貌。同时，积极开展以村庄道路、家庭院落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建设，实施村内主干道、公共场所、人行道等公共场地的美化绿化工程。再次，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在规定期限内，清理村内、村外生活垃圾，清除河道、沟塘内废物渣土；治理村内柴草、杂物乱堆乱放，村道两侧的私搭乱建；加强村庄环卫专业队伍建设，采取“户集、村收村运、镇处理”的模式，实行垃圾集中处理。每个行政村垃圾处理要有保洁队伍、环卫设施、经费保障、工作制度，确保农村垃圾处理实现全覆盖。努力将所有村庄建设成村容洁净、生态良好、空气清新的美好乡村。最后，规范畜禽养殖工作，控制畜禽污染，鼓励废物综合利用。鼓励发展大型畜禽养殖工厂，实现动物粪尿、沼渣、圈舍废弃物制肥的规模化；严格控制农村地区工业污染，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使用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等。

（四）规范、引导基层政府财政使用，加大乡村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影响美好乡村建设及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经济来源不充分是重要制约因素。各项建设的有效展开需要到位的资金，否则再美好的规划、设计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乡村环境整治要见到实效，资金投入尤为重要。为此，市、区、镇三级政府必须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整合涉农项目资金，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专账管理、统筹安排、各司其职、各记其绩”的原则，整合财政、发改、住建、国土、农业、环保、水利、交通、体育、文化等部门涉及的农项目资金，集中投放到农村环境的治理活动中。环境治理中，要从改水改厕、垃圾处理、绿化美化等广大村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着手，本着“积极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乡村环境整治。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应当安排一定的配套资金，待环境整治工程验收合格以后，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再次注入适当资金，以提高社区单位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乡村各项资金使用存在不规范等问题，在规范资金拨付程序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涉农资金的用途，加强环境治理资金的监管，以确保专款专用。

（五）推进“多元共治”，力倡政府、社会、公众等主体共同参与基于乡村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其有效整治并非单方面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调动政府、市场、公众等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倡导并力主“多元共治”。所谓“多元共治”即政府、社会、公众等环保主体通过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采取分工、合作、协商等多种方式将生态环境问题予以解决的全过程。这就需要政府、社会、公众等环保主体面对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等公共问题时，要在明确分工、增进合作、协商互动的过程中将其解决。多地实践证明，“共同的环境需求已成为地方政府合作的内在驱动力”［3］。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可以有效借助政府的权威性、高效性，市场回应性、限制性以及企业的自愿性、多样性等，做到优势互补，取其所长，从而创设一种“多元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新范式，逐步形成一个乡村环境共同体，“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第3篇

建设部等有关部委定于20*年8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行“20*第六届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部长级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为推进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本次大会上将举办“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要议题

“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村镇水环境治理技术经济政策和适用技术，围绕村镇水环境治理规划、村镇污水排放适用标准，以及村镇排水收集设施，村镇生活污水生物处理、人工湿地与塘等生态处理技术，粪便厌氧沼气化及其综合利用，村镇水体生态修复与水质改善技术等议题，将邀请村镇建设管理人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设计生产单位介绍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方面的成功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和应用实例。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与制度论坛”由我部与日本厚生劳动省共同举办。针对小城镇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的特点，围绕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现状调研与评估、规划和管理，水质监控、预警与应急技术，以及小城镇饮用水预处理、强化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饮用水一体化设备开发、输配水安全保障和管网水质控制等议题，将邀请小城镇饮用水建设管理人员、著名学者、知名设计单位、自来水公司和来自日本政府、企业和研究部门的诸多专家介绍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成功的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应用实例。本论坛将特别介绍日本针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特殊供水制度——简易供水制度以及相应技术，并探讨中日在小城镇安全供水方面的技术与资金合作机会。

二、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8月28日下午

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8月29日上午

报到时间：20*年8月27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三、参会人员

各地建设部门有关人员，全国主要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村镇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乡镇负责人，供水和排水管理部门、水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或代表，水处理项目筹建和工程建设管理单位代表，供水和排水企业的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市政设计单位、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水处理工程公司、水务公司、咨询公司、金融、投资机构和水处理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单位的代表。

四、论文征集

会议面向全国征集与“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议题相关的论文，论文要求及投递方式详见会议网站

五、其他事项

（一）收费标准

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将统一收费。20*年8月15日前注册的，会议费为1200元/人；20*年8月15日以后及现场注册的，会议费为1800元/人。会议统一安排食宿，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报名、会务等联系人：

论文征集联系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邮箱：

会议网址：

建设部村镇办联系人：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研究述评；展望；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63-04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暴露出明显的弊端，变迁的社会结构与旧有的社会管理机制之间的冲突因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增多而不断放大，现实的诉求催生出社会管理这一时代的研究主题。2002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自此以后，从2002年到201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社会管理。农村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推动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学术界集中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研究也是近十年的事情，其研究成果给社会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本文基于1999-2013年期间在中国知网CNKI上查阅的与农村社会管理相关的533篇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我国近十年农村社会管理的研究现状，并做简要的述评和展望。

一、研究的规模和质量

（一）从研究规模来看，研究成果严重不足

在中国知网CNKI上先后以题名、关键词作为检索途径，分别以社会管理、农村社会管理为检索词进行查询，显示的文献记录情况如下。

以“题名：社会管理”检索，截至2013年5月31日，显示7 881条记录；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显示675条记录，其研究成果数量仅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总数的8.6%。

以“关键词：社会管理”检索，截至2013年5月31日，显示10 680条记录；而以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检索，仅显示80条记录，农村社会管理通过关键词检索途径查询的研究成果数量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总量的比重极其微弱，为0.7%。

（二）从发表年度来看，研究起步较晚

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共有533篇期刊论文符合条件，占总记录（675条）的78%，基本上反映了其研究现状，因此本文主要基于这533篇论文进行相关统计分析，不同年度发表的论文情况如表1所示。

表1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术论文集中在2005年以后，比例接近89%。其中2011年、2012年的研究成果最多，这两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加总所占比例高达68.1%，超过了其余近十年论文的发表总量。这与我国近些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执政理念和相关措施有很大的关系：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来，社会管理受到政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更是提出要“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2011年成为媒体热议的“社会管理年”。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波助澜，与现实的诉求相呼应，使2011、2012年的研究成果呈现井喷式的增长。

（三）从论文质量来看，高水平的论文比重较低

鉴于学界公认的期刊分类的评价标准，我们将期刊分为核心期刊和一般期刊，而核心期刊又分为北大核心和CSSCI来源期刊（简称C刊），由于许多C刊同时也是北大核心期刊，因此我们将核心期刊分为仅北大核心和C刊。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论文所发期刊与论文水平本身并不能完全画等号，但期刊分类主要是基于所刊发论文学术水平的相关指标来划分的，如影响因子、转载、引用情况等，还是可以大致反映研究论文的质量的。这里我们认为期刊的学术水平从低到高依次为：一般期刊、仅北大核心、C刊。期刊类型分布如图1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发现，一般期刊的研究论文约占6成，核心期刊论文约为四成，其中代表最高水平的C刊论文篇数所占比重仅为11%，说明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比例较小，研究成果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二、研究队伍及学科视角

（一）研究队伍呈多元化态势，政论界和高校成为研究的主力军。

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多数作者来自于各类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根据表2的统计数据，作者来自于高校的有385篇数，占论文总数的72.2%，其中来自师范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和农业院校的论文之和达到161篇，约占论文总数的3成，成人高校有9篇，约占2%，其他普通高校有215篇，约占40%；来自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的有125篇，占论文总数的23.5%；来自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共23篇，约占论文总数的4%。可见，农村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队伍在不断扩大，多元化态势明显，高校和政论界成为研究的主力军。

（二）跨学科及交叉研究的趋势初显端倪

农村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土地流转问题、政府的统治、村民的自治等，涉及农村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应采用多元的综合的学科视角来进行分析，才能全面、深入地解读这一社会现象。笔者对近十余年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研究视角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知，目前学术界关注农村社会管理问题的学科视角已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这五种研究视角，其中管理学有179篇是从公共管理视角来进行研究的，有3篇论文是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来分析的。虽然统计数据显示，学者们多从社会学和公共管理这两种视角（其比例之和接近80%）对农村社会管理问题进行探讨，但是近年来一些相关学科对其的关注度在增加，如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等视角的研究，可见，农村社会管理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视角在逐渐拓展，跨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研究的趋势已初步显现。

三、研究的方法、主要领域和基本观点

（一）研究的方法

图2显示，从研究方法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采用文献法进行理论推演和分析，有411篇论文使用了文献法，约占总数的77.1%；沿袭传统的社区分析方法的也有一定的比例，有74篇使用了个案及案例法，以点带面地阐述农村社区管理问题，约占总数的13.9%；有25篇使用了调查法，其比例为4.7%；此外，有少数学者尝试使用了统计法、比较法和质性研究方法，所占比例极小。

（二）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基本观点

整体来看，理论界对农村社会管理的研究在逐渐拓展，已开始呈现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态势。归纳起来，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管理的内涵、主体、体制、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五个方面。

1.农村社会管理基本内涵的阐释。阳信生（2008）认为农村社会管理是“指各级政府、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维护农村的社会公正、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和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依法管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调整农村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农村社会矛盾、调节农村收入分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开展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综合性管理活动。”俞可平（2000）引入和发展了西方学者的治理与善治理论，主张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为了克服治理的局限性，就有必要实施良好的“治理”或“善治”。

2.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研究。涉及主体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困境两方面的研究。首先，有关主体的历史演变。张翠娥、万江红通过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认为改革开放以前是依附性组织与单一化主体；改革开放到新农村建设是自治性组织与多元化主体；新农村建设以来是合法性组织与社会化主体。其次，有关主体的现实困境。钟涨宝等认为，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管理机制陈旧，管理理念落后，社会管理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

3.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研究。伴随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完善及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期刊论文主要涉及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现存问题、影响因素及改革设想。

一是关于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考察：从治理单元角度，项继权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经历了从社队制、村组制到社区制三次重大改革；从国家权力配置的角度，高广景认为我国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

二是关于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现存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为：第一是乡政村治问题，即乡村权两级权责不清，权力运行中的体制摩擦；“两委”关系定位不清，形成权责交错的局面；村自治组织内部运转不协调，存在机制上的障碍等。第二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构建问题，即如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第三是公众参与机制搭建问题，包括社会组织相对匮乏、社会事务单边处理、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缺乏参与意识等。第四是如何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机制问题。

三是关于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因素及改革方案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影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首要因素是乡镇体制改革。鉴于现行的模式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学者提出的改革设想可细分为：张厚安的“乡政村治”，徐勇的“县政乡派村治”，沈延生的“乡镇自治”，吴理财的“乡政自治”，贺雪峰的“乡派镇治”，甘信奎的“县政乡社”等等。而关于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完善治理机制；另一个是重视制度设计及运行。在完善治理机制层面包括如下主张：农村治理模式应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管制模式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稳妥发展农村政治组织，积极扶持农村经济组织，引导规范社会文化组织，逐步精简乡镇组织；建设服务型、效率型、透明型、节约型、法治型有限责任政府等构想；在制度设计及运行方面，学者们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改革方案：陈进（2005）提出构建“强政府、强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条件；王华（1990）提出通过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合理划分权限，规范政府行为，改进工作方式，以实现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甘灿业（2010）等学者从政治学、法学的角度论述了加强党的领导以及依法治村的重要性；而钟宜（2005）所提出的两委会实行“一肩挑”不仅简化了乡镇与村庄关系，而且从结构上解决了“两委”冲突的组织基础，特别是在实施“一肩挑”时引入“两票制”解决了合法性问题。

4.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积极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此议题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理论视角。

一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论，涉及供给背景与农村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如徐小青、郭建军从社会变迁角度，考察了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税费改革后三个阶段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特征及当前农户的需求意愿；万龙运用制任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制度后，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及其路径选择；伏玉林、符钢战以农村税费改革为背景，运用湖北与浙江农村实地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两地农村公共服务的变革差异、改革经验及存在的深层体制问题。

二是需求一供给论。“需求一供给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公共经济学理论看来，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与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直接相关，只有达到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才能使消费者效用达到最大化。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供需失衡问题；另一方面是供给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在供需失衡方面，林万龙认为农村公共服务包括总量失衡与结构性失衡两个方面：供求内容的不匹配、供给方式的不适当、供给机制过于单一、供给中重建设轻管护和重县城轻乡村是日前农村公共服务供求失衡的主要表现；而财权过于向上集中所造成的基层财力紧张、公共服务严重依赖省级以上专项资金，是造成农村公共服务结构性失衡的重要原因。在影响供给效率的因素方面，陈东重点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供给制度因素和供给主体行为因素。内容包括农村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变化对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影响、各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比较及其效率特征差异、公共品供给主体的行为特征和博弈、行为的机理及其影响等问题。

三是福利多元主义论。福利多元主义是关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及其关系的理论。Johnson分析了政府、市场、农户等在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的角色；陈定洋等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各级政府、农民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行为特征，提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应该早现混合性、多元性。

四公共财政论。学者运用公共财政理论主要关注了三个层次：第一是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第二是公共财政手段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关系；第三是公共财政制度与农村公共服务的关系。

五是社会资本论。国内学者在研究农村公共服务时，多数运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如郑传贵着重分析了家庭社会资本在提供社区儿童福利和老年人福利中的作用；邻里社会资本在提供村民日常生活互助中的作用；民间组织社会资本在提供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中的作用等。

六是乡村治理论。乡村治理主要指人们运用公共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和绩效，涉及政府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治理与善治理论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分析框架，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人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运用乡村治理和善治理论，学者的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是研究乡村治理绩效与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关系；第二是研究不同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

5.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针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学术界围绕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主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对策措施。吴玉敏（2011）认为现代社会管理创新关键在于：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政府的管理方式要与自己的服务型政府的定位相契合；社会的力量应尽快充分释放出来，并以其自治功能的增强来实现现实公民社会的成长建立。刘青等（2009）通过对蓬莱市村级规范化建设的调查，总结了创新社会主义新农村管理机制四点启示：制度规范是根本；奖惩机制规范是保证；程序规范是关键；组织规范是重点。徐世雨（2011）认为发端于西方的网络治理理论对我国农村社区的管理有一定启发意义，并指出，与传统的治理不同，网络治理模式主张多元化参与的治理主体和治理过程中分权的理念，各参与主体在开展治理工作的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构成纵横交错的网状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吴开松（2012）则认为农村社会管理应因地制宜，不能一概而论。西部民族地区具有社会资本的丰富性与物质资本的稀缺性等自身特点，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农村社会管理的实践，指出应通过社会资本的建设来增强各民族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解决国家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

四、简要评价与展望

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农村社会管理的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入，在较短的时间内产出了相对丰富且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总体而言，理论界对社会管理的研究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导向性误区，这可以从上述的相对比例做出判断，加上研究起步较晚，数量和质量都很欠缺，农村社会管理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整体上较为滞后和粗糙。

其次，在研究视域上，虽然已呈现跨学科及交叉研究的趋势，目前已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历史学这五大类学科视角，但大多数研究仍然延用的是政治学的范式，社会学、新公共管理理论等视角的研究偏弱。

再次，在研究领域上，关注的重心主要在农村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及现行农村社会管理政策的探讨上，对具体的农村社会管理事务和具体领域的研究偏少。具体而言在研究层面上大多从宏观抽象层面进行考察，对于具体的地区和领域的实证性分析较少涉及；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较多关注的是具有普遍性的现状和问题，而对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农村社会管理的内在机制和多元管理主体的合作模式未进行深入的分析。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采用归纳式逻辑架构，定性分析及归纳评价的多，而定量分析方法使用偏少。在笔者查阅的相关文献中，文献法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使用调查法和统计法等进行定量研究的比例仅为6%。

可见，近十余年我国关于农村社会管理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为此，提出未来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是，研究视角还应进一步扩大。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嬗变，许多时代的变迁元素“嵌入”到农村这个特定的社会系统中引发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诸多问题，如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公共服务问题，利益主体多元化带来的社会心理问题等，涉及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这些研究视角还很缺乏，有的甚至是空白。

二是，研究领域要向纵深层次发展。一方面研究层面应向具体领域倾斜，从整体转向部分，从宏观转向微观，既有研究比较关注农村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未来还应拓展农村公共文化、社会事务等具体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具体领域内部也要细化研究。如关于农村基层组织的研究，现有文献较关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即村两委）的研究，未来还应拓展农村民间组织、农村宗族势力、精英富人团体等现象对农村社会管理产生的影响研究。

三是，加强实证研究，倡导研究方法多样化。与当前的研究现状相呼应，现有的研究方法偏重定性研究，且多为文献研究方法。随着农村社会管理研究向纵深层次的扩展，研究领域重心的逐渐转向，研究方法相应也要发生改变：一方面应加强实证研究方法，即倡导学者多运用调查法和统计法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倡导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科学性，定性研究方法中质性研究方法和社区分析方法对于深入研究某一个地区或个案的内在运行机理和特征是非常有帮助的，可以拓展这方面的研究，但同时要注意这两种方法自身的缺陷即代表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林建峰.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研究述评[J].科技经济市场，2011，（12）：52-53.

[2]郑鸿，李翔宇.农村社会管理研究述评[J].克拉玛依学刊，2012，（6）：6-7.

[3]同春芬，高中亚.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研究现状与展望[J].绥化学院学报，2011，（8）：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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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洁.我国青年研究述评--对2011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青少年导刊》的统计分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4）：105-108.

[6]阳信生.农村社会管理服务的缺陷与政府对策[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1）：36.

[7]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7-32.

[8]项继权.从社队到社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J].理论学刊，2007，（11）：85-89.

[9]高广景.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述论[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1，（1）：34-36.

[10]陈进.关于对当前农村管理体制综合改革若干问题的认识和思考[J].山西农经，2005，（5）.

[11]王华.论农村行政机制的过渡性调整[J].浙江社会科学，1990，（2）.

[12]钟宜.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J].探索，2005，（6）.

[13]吴玉敏.创新社会管理中的社会自治能力增强问题[J].社会主义研究，2011，（4）：109-114.

[14]刘青，唐锡彤.创新社会主义新农村管理机制的积极探索——关于蓬莱市村级规范化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理论学刊，2009，（2）：91-93.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农村社会管理；管理主体；管理体制；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06-04

“社会管理”一词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是在1993 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 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2002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从2002年到201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社会管理，可见，社会管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学术界集中对A社会管理进行研究也是近十年的事情，所取得的成果，给社会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一、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题名：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截止2012年3月27日，显示4 549条记录，其士论文6条，硕士论文59条，会议论文287条，期刊论文4 197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4 383条，其士论文6条，硕士论文59条，会议论文286条，期刊论文4 032条。

以“关键词：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10 168条记录，其士论文20条，硕士论文425条，会议论文624条，期刊论文9 099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9 339条，其士论文20条，硕士论文425条，会议论文616条，期刊论文8 278条。

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124条记录，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3条，会议论文10条，期刊论文111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120条，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3条，会议论文10条，期刊论文107条。

以“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59条记录，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1条，会议论文5条，期刊论文53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49条，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1条，会议论文5条，期刊论文43条。

以“题名：乡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7条记录，且全部为期刊论文；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6条，全部为期刊论文。

以“关键词：乡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3条记录，且全部为期刊论文；2000年的记录结果也完全一样。

从上面研究情况可见，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的研究成果数量（124条）仅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数量（4 549条）的2.7%；以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的研究成果数量（59条）仅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数量（10168条）的0.5%。

二、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国内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方面

钟涨宝、狄金华（2011）[1]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困境表现在：管理主体单一，管理机制陈旧，管理理念落后，社会管理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因此提出应从农村社会组织、法治建设、更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增强管理风险应对危机能力等方面改进农村社会管理。

张翠娥、万江红（2011）[2]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出发， 通过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演变后指出， 改革开放以前是依附性组织与单一化主体；改革开放到新农村建设前是自治性组织与多元化主体；新农村建设以来是合法性组织与社会化主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多元化，自主性不断增强，是国家意志贯彻和公民自我管理契合的良好平台，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也逐渐凸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也是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形成和完善、管理理念逐渐以人为本、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阳信生（2008）[3]、曹海林（2009）[4]、焦存朝（2010）[5]认为，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管理职责不清，权责不符，应建立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2.农村社会管理权力配置方面

马军卫（2011）[6]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侧重管理制度的创新），强调权力的多元化和资源配置主体的多元化。

曹海林（2009）[7]认为，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和管理体制状况与社会的特定权力结构紧密相关，乡村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多元主体参与型转变必然要求农村基层社会组织重构，强调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力结构、资源配置模式的多元化。

3.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方面

姜裕富（2011）[8]从国家、精英和公众三者间对资源配置的关系切入，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历史：乡绅管理制度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结合案例分析了兼具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倡国家、社会、公众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侯志阳、孙琼如（2011）[9]运用国家与农村的关系理论对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传统自然村落时期、时期、村民自治时期、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分别具有不同的关系，并对这几个不同时期农村公共服务的绩效进行了考察，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公共服务供给力，并对具体操作途径进行了分析，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胡维维、吴晓燕（2011）[10]、黄羽新（2011）[11]、蒲实、廖祖君（2011）[12]认为，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治理的载体，是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平台，应培育多元治理主体。

邵书龙（2010）[13]认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城市和农村相分隔的二元式管理。他对该模式之由来、发展路径和变迁趋势进行了剖析，并与苏联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对比， 认为中国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不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下其变迁方向亦另有独自路径。前期为完成工业化，国家建立起以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集体制、二元户籍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后期则在城市化进程下，建立起以准市场经济、承包制与村社制、低价征地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

郭泽保（2009）[14]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第一阶段（1949～195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成立， 是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初创阶段；第二阶段（1959～1979）是体制下的“政社合一”农村社会管理阶段；第三阶段（1980至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 是“乡政村治”的农村社会管理阶段。指出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权责不清，体制摩擦，村自治组织机制障碍，农民缺乏参与意识。提出了构建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构想：依法整合乡村关系， 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有效协调“两委”关系， 充分发挥各自功能；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维护农民的民利；扩大社会管理的主体， 培养农民参与意识。

张国祥（2008 ）[15]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最根本的是实现从行政管制公共管理社区服务的转变。将村民委员会改制为社区居民委员会，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探索社区公共管理、社区自治、社区服务、文化组织功能，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功能；党和政府要从宏观引导和公共服务着手，农村社区要从民主治理和社区服务着手，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方式。

谢雯、黄新宇（2011 ）[16]研究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百年变迁，认为从1911到1949 年是以伦理整合为主导的时期；从1949到1978 年是以政治整合为主导的时期；从1978 年至今，是以市场整合为主导的时期。指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经济飞速发展，但农民人均收入仍较低；二是村民自治全面实施，但农民权益保障仍不足；三是农村文化逐步发展，但农民精神生活质量不高；四是城乡自由流动频繁，但农村发展后劲不足。指出农村社会管理的策略选择：一是多元化融合，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创新；二是一体化互动，消除城乡发展差距；三是法治与德治并举，构建双重整合载体。

4.农村社会管理基层组织方面

张学东、李红霞（2011）[1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河北省76个农村进行了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与农村社会事务管理两方面的调查，认为当前农村存在社会组织匮乏、社会事务单边处理等问题。农村居民与村干部期望社会管理的改进途径是：加强组织建设，促进管理优化；提升管理能力，规范社会治理；推动和谐发展，实现农村善治。

陈晓莉（2011）[18]研究了在多元化治理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治理主体结构失衡、功能模糊、关系失调和行为失范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建议从共同治理理念和现实国情出发，建立党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面对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离散和冲突， 农村党组织应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利益结构的有效整合， 实现党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沈金华（2005）[19]、曹海林（2009）[20]探讨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路径：稳妥发展社会政治组织、加快发展经济中介组织、规范发展文化组织（扶持先进文化组织、弘扬传统文化组织、包容风俗组织、清除非法落后文化组织）、逐步改革乡镇政府组织。

5.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方面

汪锦军（2011、2012）[21][22]认为，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是政府介入模式。政府介入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两个变量在此模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这两个变量为划分依据，在理论模型上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分为：利益劫取型（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都弱）、行政主导型（政府介入能力强而社会自治能力弱）、合作共治型（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都强）和自主治理型（政府介入能力弱而社会自治能力强）。中央曾强调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的合理模式，但基于现在社会自身的发展还相对弱小、而政府力量强大的现实，提出了吸纳增效模式：社会管理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一定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自我管理的发展空间，党、政府、社会、公众多方参与。

刘嘉（2011）[23]提出了构建与城乡统筹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四网三线两链一弓”。织好四网：管理主体、管理手段和方式、规范体系、体制机制；抓住三线：人才建设、矛盾化解、权益和利益维护；筑牢两链：社会管理资金投入链、乡镇企业对农村社会管理的服务链；拉满一弓：落实工作责任。

三、农村社会管理研究述评

当前学术界对社会管理的研究大多是在城市或是整个社会层面，缺乏对农村社会管理整体、系统的研究。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华中师大政治学研究院出了一批农村治理的书，比如《岳村政治》等，但这些研究强调得更多的是政治治理，而针对现阶段的农村社会管理则研究甚少。近年来，在国内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但相关的研究文献资料还不多，目前还没有一本农村社会管理的专著，从发表的文章看也没有全面系统的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三篇相关的硕士论文从管理体制、社区管理、老龄人口管理角度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了研究。曹海林、郭泽保、邵书龙、张国祥、谢雯等学者从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体制、权力配置等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为农村社会管理研究提供了参考。目前主要缺乏对农村宗族势力、精英富人团体、村委集体腐败、村民公共精神缺失等现象对农村社会管理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这为今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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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论文范文第6篇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N：53-1044/S）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被《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随着我刊学术质量与编校质量的不断提高，影响力逐步扩大。现已被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超星学习通、教育阅读网、博看网及《JST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等多个数据库全文收录或作为统计期刊源。入选2022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

该杂志主要获奖情况：2011年6月，获“全国农业院校优秀社会科学学报”奖。2014年7月，获“全国农业院校优秀社会科学学报”奖。2015年12月，获“2014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期刊二等奖”。2016年12月，获“2015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期刊二等奖”。2018年6月，获“2016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期刊二等奖”。

该杂志主要设置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数字乡村、农业经济、生态与环境、土地管理等栏目。读者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高等院校师生以及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本刊严格执行国家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与排版规范，狠抓刊物学术质量与编校质量。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取得较好成绩，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第7篇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N：21-1384/C）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是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传播和交流科学观点、发表创新理论和展示科研成果的学术媒体平台。

本刊十分关注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报告，欢迎广大作者向农学家研究栏目（内容重点挖掘老一辈农林科学家学术创新、学科建设和科学家精神）、经济与管理栏目（重点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环境下的农林经济、海洋经济、经济学与管理学等领域重点课题研究，以及高等农林院校专业发展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重点内容涉及本科或研究生的专业、学科和课程改革创新）、农业文化与社会治理栏目（内容涉及农村社会观察调研、农业文化历史演替、现代化社会治理、乡村文化发展与乡土文学进展）、资源与环境栏目（内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乡村规划设计）踊跃投稿，特别欢迎农林学科群专家、学者及其博士研究生撰写各自新兴学科建设、特色专业前沿文献综述，本刊给予优先出版。

本刊获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奖；是全国理工农医院校优秀社会科学版学报；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统计刊源；中国期刊网收录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收录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入选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进展；启示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利益相关理论由此逐步发展。1984年，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

1999年，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概念正式列入世界旅游组织制定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此举推动了旅游学术界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2000年，张广瑞翻译世界旅游组织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1]并将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国内，国外备受瞩目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开始被我国的旅游学者所关注。至此，国内关于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

2011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26.4亿人次，国内旅游总收入19306亿元；入境旅游人数13542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85亿美元；而此时出境旅游人数7025万人次，出境旅游消费达726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位。旅游业现已成为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区域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力量。虽旅游发展迅速，效益日渐明显，但旅游效益呈现总体数额高、平均水平低、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失衡等问题也不容回避，因此从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探究旅游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问题成为了新的研究角度。

二.研究概况

通过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通过主题、篇名、关键词、摘要四种方式联合检索学术期刊和硕博学位论文，搜集并梳理近年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成果，发现国内对旅游利益相关研究的学术期刊总共55篇，学位论文总计28篇。从表中发现国内第一篇有关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学术于2003年，国内第一篇有关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学位论文形成于2006年。

国内有关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乡村旅游、海岛旅游、城市旅游、滨海旅游、社区旅游、生态旅游、宗教旅游、工业旅游、遗产旅游、民俗旅游、会展旅游、可持续旅游、旅游管理部门、旅游经销与商等方面。

三.国内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内容

通过对国内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文献统计节点分析，国内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相关者的界定与划分、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旅游开发与规划利益相关者、旅游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旅游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旅游利益相关者角色定位等方面，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一）旅游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分类研究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旅游利益相关者如何界定与划分问题。为此，国内学者对涉旅的景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都做了界定与划分的研究，研究成果数量较多。如彭惠军、黄翅勤（2011）以南岳衡山景区为例介绍了旅游景区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部门、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和旅游者[2]。王茜、卢小丽（2010）在以会展旅游利益相关者为研究对象，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法对会展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形成了四层级的会展旅游利益相关者模型[3]。旷雄杰（2010）将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利益相关者、战略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4]。姚国荣、陆林（2010）对九华山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界定并制作了九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图谱，其公司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居民、经营户、游客、僧尼和九华山景区管理委员会[5]。此外，唐晓云、赵黎明（2006）利用利益相关者图解法，对农村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认定，并区分其属性[6]。夏赞才（2003）根据利益性质、关系程度和影响力的定性判断，将旅行社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层、战略层和层三个基本层次，旅行社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分为投资者、职工、旅游者、供应商、商和旅游局六类[7]。

（二）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

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对于活跃农村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心动力、新模式，但是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问题也就逐渐暴露出来，如红红火火开展的乡村旅游地的商业化、飞地化、城镇化，这对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利益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方碧珊（2010）以福建省武夷山为例探讨了乡村旅游社区发展中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以及其权利的影响力，利益实现的程度，利益冲突导致的利益失衡等现象[8]。何小怡（2010）主要探讨以民族村寨为主要资源依托的贵州省在开展乡村旅游中如何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共存[9]。朱华（2006）在研究成都市三圣乡红砂村乡村旅游利益主体时认为寻求利益主体更多、更广泛的利益共同点，走旅游可持续发展道路才可使乡村旅游才可能深入持久发展[10]。

（三）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第9篇

审计局顺应情势的开展转变，在创先争优运动中进一步增强各项事业的开展，加强任务的自动性和发明性。

构成以打造精品项目为中心的质量治理机制。依照出精品的要求统揽各项任务。这个局制订了精品工程计谋，把精品工程的理念贯串到审计任务各环节、掩盖到审计任务各层面。还明白精品工程的要件组成，连系实践出台了《优异审计项目评选方法》，进一步完美审计治理和质量节制系统；具体履行审计项目质量电子化节制准则工，并运用《AO现场审计施行系统》进行现场功课，构成了科学化、标准化和严厉化的治理顺序。注重用立异的精力承载精品、用齐备的准则催生精品、用科学的考评保证精品。上一年这个局共有12个审计项目被评为国度、省、市优异审计项目上，个中：市绕城公路工程审计项目被国度审计署表扬为全国当地优异审计项目上，填补了这个局从未有获国度审计署表扬优异审计项目标空白。

构成以立异任务思想为中心的理论探究机制。这个局在任务理论中构成了以理论为根底、以理论为先导的运转机制。二年来这个局严密环绕任务实践，出力构成五大理论系统建立。构成指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理论，深化研讨了完美指导干部经责审计的评价办法、评价规范和评价系统。然后进一步掌握了指导干部经济审计的操作规则，加强了指导干部经责审计的评价结果。构成了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提出了重点加强对各类风险的预警功用、评价功用、排险功用，这个局撰写的《积极探究新期间风险导向审计》的看法效果，参与了上一年11月份中国内审协会在郑州组织召开的专题钻研会，并荣获优异论文提名奖。这个局撰写的《关于国度审计在应对、抵挡金融危机中发扬功用性效果》的研讨申报，参与了上一年4月份中国审计学会在厦门组织召开的专题钻研会，这篇论文被编入了中国审计学会专题论文集中。

构成以塑造步队形象为中心的文明建立机制。这个局积极探究新期间文明创立的有用路子，用文明创立提拔步队开展程度。构成强化创立任务的保证机制，局党组合时提出顺应新情势、迎接新应战、完成新跨越的文明创立总体思绪，三年来共投入财力100万元，搞好创立文明的软硬件建立，然后为创立任务供应强有力的组织保证、财力保证；构成细化创立任务的治理机制，搞好技艺治理，构成一人多技、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本质构造。强化人力资本治理，创建全局一盘棋、运转一体化、任务一条龙的要素装备构造；构成创立任务效劳机制，这个局三年来先后包保一镇二村、二个社区，协助兴建水利工程，开展畜牧业出产和建立村级水泥路，促进新乡村建立。还为城市2个社区置办活动用服装，进修用桌椅、添置音响彩电、电脑、打印等设备，促进社区文明建立。这个局延续六年被省精力文明建立指点委员会授予全省文明单元声誉称号。

构成以创先争优为中心的开辟进步机制。这个局注重以创先争优为统揽，创始任务新场面。在党组织发扬碉堡效果上创先争优，积极打造进修型党组织，进一步装备进修的时空要素、配优进修的方法要素和配勤学习的考评要素。本年以来，这个局集中组织培训2个月工夫，完成了掌握大局、坦荡视野、丰厚认知和进步才能的培训结果。积极打造现代型党组织，积极培养党员计谋思想、微观思想、前瞻思想，擅长从计谋视角监视国有资产的平安运转，促进优化国有资产构造，掌握经济运转的总体走势。上一年这个局党组织被市直机关党工委授予全市进步前辈党组织标兵称号。在绩效治理上创先争优，上一年这个局荣获全省审计系统信息任务进步前辈集体，并在县域经济开展、工业提速增效、招商引资等项任务被市委市当局表扬为优异效劳单元。使全局任务出现运转流利、治理标准、结果分明的开展场面。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区治理；治理模式；文献研究；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G912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7-0091-07

基金项目：陕西省软科学面上项目“基于分类治理的陕西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精准化研究”（2017KRM175）；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西安城乡社区公共服务标准化研究”（17J141）；陕西省教育厅人文专项“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陕西省社会治理能力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16JK1723）。作者简介：王欣亮（1986-），男，西安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任|（1991-），男，陕西宝鸡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以稳增长、调结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新常态。而伴随经济新常态，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露，使得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成为现阶段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社区作为具体化和微型化的社会，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①2015年7月，民政部召开了全国社区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会议认为“社区治理创新，有助于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服务优势，把居民的参与热情转化为治理服务活力，把社会发展资源转化为治理服务实力”。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CSSCI为来源数据库对社区治理相关研究进行统计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研究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通过对研究进展、观点分歧、现存不足等方面的分析，展望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及趋势。

一、现阶段国内社区治理研究概况的统计分析

自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次提出社区的概念，结合公民社会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等基础理论的发展，社区治理逐步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对社区治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于我国农村社区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于城市社区治理由单位制、集体制向街区制、社区制的转变实践以及农村社区由基础设施建设向社区服务的发展过程持续关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发展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以社会治理代替传统社会管理的提法，而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本文在对国内研究的梳理中，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来源数据库，为确保统计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分别以“社区治理”为篇名和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共检索到论文468篇。②

从发表时间来看，第一篇以“社区治理”为关键词的论文于1999年发表，之后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的特征：第一阶段从1999年至2005年，年平均数约为31篇，这一阶段为社区治理研究的起步阶段。在实践发展中，1991年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的理念后，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社区建设的意见，③标志着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思路。此后，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推动社区建设的相应配套政策，如2003年7月成都市出台《成都市城市社区建设管理办法》等，在这一阶段中，以社区的各项基础设施的健全完善为主要任务。第二阶段从2006年至2012年，年均数约为25篇，这一阶段为社区治理研究的高速发展期，以200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社区服务工作意见为标志，④文件中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做好社区服务工作对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扩大就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之后，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相应政策；第三阶段从2013年至2016年，年均数为68篇，这一阶段为社区治理研究的相对成熟期。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重要论述为背景，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从作者结构来看，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的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社会科学院、党校系统、基层及行政部门，就统计数据而言，发文数量分别为351、52、37、28篇，占比分别为75%、11%、8%、6%。由上述统计结果能够看出：一是在现阶段核心期刊关于社区治理的学术论文中，高校系统是社区治理研究的主力军，汇聚了主要研究人才与成果；二是在现阶段科研成果中，作者以高校系统、社科院系统等研究机构为主，而来自于基层单位或行政机构的较少。⑤

从基金支持来看，在国家基金支持层面：国家自科基金支持18篇，其中属单独资助的5篇，所属学科分别为经济学、社会学与管理学；国家社科基金支持182篇，其中单独资助55篇；教育部基金支持101篇，其中单独资助32篇；部级其他基金26项，其中单独资助6项。在省市级基金支持层面：省市级基金共资助87篇，其中属单独资助的41篇；未获得基金支持的171篇。具体统计数据及占比如表1所示。从基金支持的统计结果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基金资助的数量来看，总量占比偏少。在核心期刊所发表文章中，受到部级基金资助的占比为4499%，受到各类基金Y助的占比为635%，这一数据反映出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受资助力度有待提升。为更清晰地说明问题，本文同时以“区域战略”为关键词进行对比检索，得到的受基金资助占比为7186%。第二，从基金资助的来源来看，部级基金资助较多而省市级较少。在受到基金资助的文章中，受到部级基金资助的占比为7085%，这表明部级基金在对社区治理相关研究的支持中占有较大比重，而省市级基金对于社区治理相关研究的关注程度及支持力度有待提升。第三，从基金资助的发展来看，受基金资助论文的比重呈总体上升趋势。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基金支持的变动，本文结合年度变动进行分解，从图3中能够看出，受到基金资助的研究在近年来占比呈现波动上升的变动趋势。

结合学科分类及主题词演进来看，现阶段研究中，管理学101篇、政治学67篇、社会学206篇、经济学52篇，其他学科42篇。在主题词方面，位于词频前十位的分别为：社区治理（157）、城市社区（36）、农村社区（24）、治理模式（19）、治理结构（19）、公共服务（17）、社会组织（14）、社区建设（13）、社会资本（12）、社区自治（11）。结合科学图谱的分析方法，对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如图4所示），结合时间轴变动能够看到，农村社区与城市社^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单元，在研究起步期，多关注于对社区建设的研究，这决定于社区发展的客观背景；随着社区建设的完善，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转入了对社区服务以及参与式治理为代表的治理结构研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逐步呈现出对社区治理模式、公共服务、社会资本以及社区自治等问题的延伸趋势。

二、社区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梳理

结合统计性分析结论，现阶段我国对社区治理的研究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成果数量以及受资助层次均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对社区治理的研究视角不断丰富，研究观点不断深入。这里从社区治理的内涵界定、理论基础、体系构建、国外模式以及国内实践等层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

1.社区治理的内涵界定。纵观国内外的发展实践，强化社区治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中，对社区治理的界定主要从社区内涵、治理功能以及治理目标等层面进行。魏娜认为社区治理是政府、社区组织以及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1]本文从社区的内涵入手，结合社区治理的功能及目标，对现有研究中社区治理的内涵进行梳理总结。

第一，社区的概念。国内关于社区内涵的研究源于费孝通的界定，即“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相互关联的集体”。[2]民政部将社区界定为集聚在特定区域中公民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基础。杨君、徐永祥认为社区的构成要素是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等。[3]

第二，社区治理功能。在现有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社区治理功能的发展目标为视角，认为社区治理是人类文明步入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建设和维护精神家园的实践。郭凤英、陈伟东认为强化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国家战略；[4]唐忠新认为社区治理是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蔡冬峻认为社区治理的主要功能包括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5]杨敏从生态社区建设的角度，认为生态建设也是社区治理的应有功能。[6]二是以社区治理的基本要求为视角，认为社区治理具有维护社会稳定、提升社会成员幸福感的基本功能。李友梅等认为社区治理的功能在于利用低成本体制创新，推动公民积极政治参与。[7]也有学者将两种观点进行结合，郑杭生、黄家亮将社区治理的功能分为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功能是指社区内部居民的客观需求以及主观期望，外部功能是指社区治理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影响。[8]

第三，社区治理目标。部分学者从精神意义的角度理解社区治理的目标，认为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目标。丁元竹认为社区治理的目标是建设具有幸福感、安全感、稳定感、互动性的理想及意义上的社区。[9]部分学者结合社区治理的具体内容，从实践的角度对社区治理的目标进行分析。如，闵学勤、黄灿彪以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作为社区治理的目标。[10]

结合上述分析，关于社区治理的内涵界定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从狭义层面入手，将社区看作社区居民更好满足生活发展需求的外部环境，将社区治理的内涵集中于社区内部具体事务的协调处置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其二是从广义层面入手，将社区看作国家社会发展稳定的基本单元，结合宏观发展目标分析社区治理的功能定位及基本要求。

2.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主要由公民社会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治理理论以及非政府组织理论等构成。

一是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由各种非政府组织或非企业组织的公民组织组成，包括社区组织等，这些组织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标，由社会成员自发结合。就职能定位而言，公民社会通常被定位于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之外的第三部门；就特点而言，公民社会具有自发性、自治性以及自愿性等特征。根据公民社会理论，社区是公民参与基层民主创新的重要平台，治理中应逐步确立并强化公民组织的作用，利用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以及社区居民会议等是公民社会理论在社区治理中的具体尝试。王芳认为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而公民社会理论的时空发展特点决定了我国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合理性及必要性。[11]陈伟东、李雪萍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对社区居民需求偏好与社区治理内容供给的平衡关系进行了分析。[12]

二是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成员间互助关系，既是一种资源要素，也是一种无形资产。社会资本理论在社区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社区作为按照地域集中的社会生活空间，是居民生活的集合体，而社区治理以强调公民的核心地位，增进公民福祉、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因此，社会资本理论以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关联和信任为基础，既在社区治理中起到约束社区成员行为，调节成员利益的作用，以实现源头治理的目标。燕继荣认为推动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社会资本的投资，应利用“熟人社会”建设，社区自组织建设、社区成员交往、集体行动能力等方式，推动社区治理路径依赖的形成。[13]黄立敏认为社会资本对于社区治理绩效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模式进行了研究。[14]

三是治理理论：作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治理理论，其已成为社区治理中的重要理论依托。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是解决行政主体在资源配置中导致的低效率问题。其观点认为，在主体方面，政府并不是治理体系的唯一主体，公民、社会组织等传统的管理对象也应作为治理主体；在运行方面，治理不等同于管理或控制，而更注重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及利益协调，同时，治理也不是静止的制度体系，而是长期动态的协调过程。按照治理理论，社区治理应为由一元至多元主体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由专属性和排他性向互动性和依赖性转变，并结合新的管理理念与方式，以达到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实现善治的目标。夏建中基于全球治理、民族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等三种治理理论基础，对社区治理理论的内容及构成进行研究。[15]刘娴静认为治理理论对于指导社区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并利用治理理论的分析范式，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过程、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等进行分析。[16]

四、未来发展方向及研究展望

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为了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有效应对新形势下发展需要，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推动社区治理研究的发展和完善。

第一，加强研究支持力度。将现阶段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与行政层面的重视相结合，多措并举，为社区治理研究营造良好环境：一是要鼓励和促进相关社区治理研究机构的建设，通过政策扶持，使之成为指导社区治理实践的重要阵地；二是加强社区治理人才的培养工作，针对现有研究中实践工作者参与较少的现状，将现有人员培训与远期人才培养相结合，通过社区治理相关科研机构与具体社区的合作共建等形式，加大实践工作者在研究中的参与度，提升相关研究的实践意义和参考价值；三是在各级纵向课题的选题中，适当向社区治理相关研究倾斜，以激发更多科研力量集聚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中，并通过鼓励召开社区治理相关学术会议，推动成果共享平台建设等具体举措，以提升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第二，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强化符合我国发展特点的社区治理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体系，是指导未来社区治理实践的保障。基于现阶段社区治理研究的现状，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夯实基础：一是研究基础理论的夯实，在对与国外社区治理相关的公民社会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理论、治理理论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其中符合我国社区治理发展特点及要求的部分，加以参鉴，以期更好地指导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二是研究理论体系的扩展，在对社区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对社区治理的功能及目标等层面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性分析，以期形成符合我国社区治理特点的理论体系。

第三，创新治理测度研究。建设具有可行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的社区治理测度体系，不仅对于衡量社区治理的发展水平，查找现存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能够对指导未来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方向。在社区治理的测度方面，建议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在标准化建设方面，以政府行政力量推动为主，从一主多元的治理主体、以民为本的治理内容、依法治理的治理保障等方面，对符合社区治理普遍性的工作或目标进行建章立制，以推动社区治理整体水平的提升；二是在特色化建设方面，以社区自治力量为主，结合社区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对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具体参与形式，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等内容，鼓励社区进行精准化的创新，以推动社区治理内生治理的提升。通过标准化与特色化相结合，将政府主导的约束性发展目标与社区主导的预期性发展目标相结合，为未来社区发展实践提供方向。

第四，推动分类治理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背景，结合社区发展差异以及治理主体差异，推动分类治理将是未来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一是对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基于社区组织的差异化职能定位，进行分级分类的管理，以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治理绩效。具体而言，根据功能将社会组织分为公益慈善、社区服务、工商经济以及社会福利等类别，优先鼓励公益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建设，同时严厉打击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以厘清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边界，优化社区治理主体结构。二是对社区的分类治理，结合社区之间在人口结构、自治能力、社会组织建设等方面特点，分类制定社区治理模式将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向。基本分类思路为，我国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城乡结合社区以乡村社区，而城市社区可细分为单位式社区、传统邻里型社区以及新型住宅社区等类型，乡村社区可进一步分为传统自然村型、村居混合型等社区。在未来研究中，要注意将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和社区的分类治理相结合，基于社区特点综合运用相应治理手段，有针对性地设计社区精准化治理路径，以推动我国社区治理实践水平的提升。

注释：

①见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讲话.http：//epaperwxrbcom/paper/wxrb/html/2014-03/06/content_378171htm。

②b于传统核心期刊（CSSCI）在现阶段国内学术评价等方面的认可度，相对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以CSSCI为检索来源数据库，能够更清晰地展示相关研究的进展。检索源数据库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http：//csscinjueducn/indexhtml。

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

④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4号）。

⑤由于在科研中，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体量较大、比重较高，为了进一步说明此问题，选择以“应急管理”为对比值，在2005―2015年中以“应急管理”为主题的科研论文中，企业、团体等基层单位的科研成果占比为27%，远高于“社区治理”。可参见李尧远、曹蓉（2005）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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