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金融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13:53:03

乡村金融论文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乡村旅游在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发展契机并非偶然。黄洁根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的情结理论,认为乡土情结是引发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居民其实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贴近自然、贴近泥土的渴望。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也随之慢下来了,人的心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犹豫之后会变得从容、淡定。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有时间回过头来观察、反思过去的生活,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乡村区域优美的自然景观、清新洁净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独特的农家情调都在吸引着城市居民疲惫的身心。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成立意味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客户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客户同等的金融服务权利。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列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正式纳入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将向9亿多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发展村镇银行,对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国内研究现状来看,村镇银行发展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山区、中西部地区。2007年,国开行共参与组建甘肃、四川、青海、湖北、吉林等五省6家村镇银行。2007年12月13日,国内第一家外资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全国首家由外资银行全资设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8年9月12日,彭州民生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国内第一家由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的村镇银行,更是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四川重灾区成立的首家支持“三农”、支持灾后重建的金融机构。2008年12月9日,建设银行发起设立的首家村镇银行—湖南桃江建信村镇银行正式开业。2009年2月4日,内蒙古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渣打银行在华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首家村镇银行。吉林省截至2009年11月末共设立了6家村镇银行。从目前各地村镇银行的运行现状来看,当前村镇银行的建立处于“试水”阶段。从目前国外研究现状来看,类似于村镇银行的金融机构现在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庞大的信息网路,并且朝着国际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例如,澳大利亚的澳新银行在华的投资以及他们的村镇银行其目的在于不是一个纯盈利的机构,主要是给当地的居民带去金融知识方面的服务和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富。因此,在发展村镇银行业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2.村镇银行的理论分析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3.村镇银行的性质及类型

村镇银行的性质为: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商业性银行。主要类型有境外金融机构控股、境内金融机构控股、企业法人组建、自然人组建等类型。

3.1村镇银行的作用

村镇银行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解决县域尤其是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优质服务缺位等问题。

3.2影响村镇银行发展的因素

(1)存款方面的问题

首先,农村经济是落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闲散资金少,在吸收存款方面比较困难。其次,营业网点是金融竞争的最前沿,营业网点数量上的多少,提供的服务是否及时、方便、快捷和多样也是吸引客户的主要方面。村镇银行刚刚成立,面临网点少、成本高、吸收存款困难等问题。

(2)贷款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村镇银行面对的放贷需求较大。由于保险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户、村镇企业早已被传统商业银行排除在贷款客户之外,所以村镇银行无疑成为大批农村资金需求者的救命稻草。另一方面,村镇银行贷款额度受其资本金限制,服务区域受限。这使得村镇银行不可能拥有大集团客户。大多数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仅仅超过底线。

(3)竞争力方面的问题

因受到业务地域限制,村镇银行之间并不存在业务竞争,而主要表现为与原有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即主要竞争对手是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商业银行等等。这些率先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凭借自身的优势已经拥有了庞大的金融网点和固定的客户群。而村镇银行还没有树立自己的品牌与信誉,大多数客户还采取观望态度,,因此村镇银行在竞争力方面还处于劣势地位。

(4)配套法规政策不健全

自从《意见》出台以后,中国银监会又陆续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6项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组织的行政许可及监管细则,但是对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业务管理等具体规定还没有出台,各地区的政策也不一样。具体表现为:一是国家税收政策扶持不明确,能减多少税、免税多少年没有规定;二是国家还未建立支农奖惩机制,对支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尚未建立激励机制,影响其支农积极性;三是中国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尚未向村镇银行倾斜;四是村镇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能否享受国有商业银行的剥离、核销呆账和农信社的中央银行票据置换等政策,当前还未能明确。

4.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经营运作

2010年3月22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银监局批准,河南新乡新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市场定位为:立足地方,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百姓。目前其人员还未全部到位,业务还未开展。

5.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5.1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不明朗;(2)资金短缺;(3)人员素质问题;(4)盈利能力

5.2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缓慢;(2)新乡市地处中部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市,经济不发达。(3)专业人才大都流向股份制银行及外资银行,农村地区金融专业人才奇缺。(4)村镇银行服务对象是农户及中小企业,管理成本高风险大回报率低。

6.完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建设的建议及措施

(1)争取政府正当扶持,减少政府不当干预

政府的政策扶持是村镇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政府可以在存款准备金、资本充足率、营业税、所得税、分红、进入“门槛”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政府可以帮助村镇银行进行融资,解决村镇银行创立初期资金不足的问题;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对村镇银行进行规范和管理。但是,政府不当干预也是金融机构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发展我国的村镇银行,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在具体操作上,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政府对于村镇银行的发展只能通过政策加以引导,以使其向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发展,不能够单纯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2)严格进行市场化操作,建立合理的银行制度

首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对申请开办村镇银行的个人和企业进行严格审查,防止出现信用危机。其次要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理顺村镇银行内部的各种责、权、利的关系。再次,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将经营情况进行公开,方便存款人查阅。应建立由监管者、专家和业内人士组成的经营评价机构,定期公布评价结果。最后,建立危机处理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控制度、风险管理系统对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及时进行处理,防止其扩大。

(3)准确进行市场定位,展开错位竞争

村镇银行主要面对的是农户和中小企业,在资金运用上,主要是为了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即将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继续投入该地区,在开展信用审查时除了审查财务数据外,更关注借款人的个人情况对还款能力的影响。村镇银行处于发展的初期,由于受资金、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必须根据自身特点,展开错位竞争,才能够与大型银行抗衡,吸引更多的客户。

(4)完善金融监管,强化风险防范

针对农村金融风险较大和村镇银行的实际情况,应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首先是外部监管,即要强化公众的社会监管,鼓励存款人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其次是专职监管,规范村镇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所有的信息披露都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完整、及时;最后是内部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行协会的自我管理和服务功能。

7.课题研究目的、内容、技术路线

(一)绪论;

(二)村镇银行的理论分析

(三)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经营运作

(四)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五)完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建设的措施及建议

(六)研究的结论

8.论文的选题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课题主要以作为全国农业大省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案例,对当前我国构建科学有效和谐的村镇银行体系给予系统地研究。本课题首先对全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给予全面系统地分析。接着,针对作为特殊大省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发展现状以及对河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作用给予剖析。再者,对作为农村经济金融流通形式的村镇银行的性质,类型和地位作用给予分析。最后,根据现代全球经验发展趋势和河南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新乡村镇银行、河南村镇银行乃至全国村镇银行的发展提出合理化的发展对策。本课题采用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法、图表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9.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本研究课题主要以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研究视角,一点带面的对河南乃至全国村镇银行的发展给与研究。论文主要对全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现状给予分析,以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典范,对村镇银行的性质、类型、特征、作用给予详细分析。同时,在科学辨证分析其经营管理中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策略以及存在的困境给予分析。最后,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寻求未来发展的良好对策。本研究课题以河南新乡村镇银作为研究案例对我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给予研究,在河南银行业发展中是一种创新研究。

10.创新之处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①创新之处

本文的特色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研究的视角较新,本文主要是区域性的实证研究,从新乡市的角度来研究农发行对新农村建设支持问题,而国内外文献中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区域性研究较少,大多为农业政策性金融业的宏观分析和研究。研究的观点较新,从多角度构建新乡市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体系。

②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或技术难点有:(1)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创新之处;(2)如何构建整体新乡市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体系。

11.预期目标

本论文预期达到的目标有:(1)农发行新乡市分行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信贷投入的意见;(2)研究的理论成果既要符合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客观规律,又能为农发行信贷风险防范提供科学的理论、实证与政策支持;(3)论文研究水平达到硕士学位论文的高要求。

12.可行性论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成立于1996年12月,服从国家宏观调控大局,改革发展取得突出成绩,业务快速发展,实现了从单一支持粮棉油收储向多方位、宽领域支农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向现代银行体制的转变,农发行新乡市分行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和“三农”工作的政策方针,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重点支持粮棉油收购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乡市新农村的建设。新乡市农发行作为当地的唯一一家政策性银行,将构筑城乡一体的统筹发展体系、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和工作切入点,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和中原城市群新乡都市区建设作为‘三位一体’系统工程一体规划、一并推进,新乡市农发行按照总行有关信贷管理办法,结合新乡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新乡市农发行信贷支持新乡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是县域城镇建设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为新乡市的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本人在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工作多年,对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的业务情况比较了解,本人已经收集了大量与论文的相关数据和资料,这对于论文的写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3.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争取政府正当扶持,减少政府不当干预;严格进行市场化操作,建立合理的银行制度;准确进行市场定位,展开错位竞争;完善金融监管,强化风险防范等发展对策。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促进村镇银行的发展。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何改善农民现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土地是农业产业中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因此,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税制的改革都是现实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启示。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提交了论文《从古代十一税讨论当代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探讨了历史上赋税征收的对象——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以及赋与役的关系。他谈到:历史上赋税的征收都是向有土地的农民征收的,纳税者都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对土地出卖、出租、转让的权益。尽管封建社会中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但佃农从未占据了农民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实际以自耕农为主。解放以后,经过,农民有了耕地,但随着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土地实质变为国家所有;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今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一次受的严重威胁。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区的建设,实质上是对农民土地的新型剥削。另外,徭役与赋税的关系,在上古、中古时期,表现为“役”重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赋税逐渐重于徭役。役的削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从历史的启示看今天的“三农”问题,他认为:一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剥夺农民;二是从徭与赋的关系上看,绝对不能忽视税收以外的东西,即税外之税;三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此外,太原师范大学教授陈亚平就现代法理学意义上的财产权与传统财产权方面提出了问题。国家权力的无限地位与农民的应对,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土地问题是造成“三农”之痛的症结所在,抓住了这个症结就是找到了“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河北师范大学的王宏斌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促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一文中,对近代以来各种土地制度的改革思想、方案作了比较研究,并对解放后的以及1978年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从历史演变的视角作了探讨。认为每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均是对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的大解放。论文也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1、农民土地占有量问题。家庭联产在承包责任制,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农业人均占有的土地数量太少,对生产力的根本提高和农业机械化形成了制约。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将农业税和农业以来的附加税全部免除,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因此,要想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对土地的占有必须达到一定数量。2、农业人口数量的问题。尽管目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急剧扩张,但并不有改变农业总人口增长的趋势。3、土地资源的稀缺与土地浪费的严重问题。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在农村,一方面是可耕地在减少,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宅基地相应扩大,导致对于土地资料严重浪费。他最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性方案,即将较小的村落向较大的村落集中,减少宅基地对土地资源造成的浪费。但他也指出这一方法难度很大。

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危机当中,农村金融正大量外流,商业金融因经营不佳纷纷退出,支农资金连乡镇一级都很难达到,政策性金融机构农行作用有限。天津商学院副教授龚关提交了论文《农村金融问题》,在论文中,他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状况,并将现实农村金融问题与之对照,指出了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之处。他认为: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闲置资金投向农村的热潮,商业银行一则为了对其有效利用闲散资金,二则银行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遂将部分资金投向农村。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商业银行向农村所投资金仅占其可利用资金的1%,原因主要由于商业银行的运营以市场为导向,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周期长,价格低、成本高,使得投入的资金不可能在短期受益,且利润偏低。因此,农村金融的解决需要政府出面,依靠政府行为才能得以解决。南京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识,但由于资金受限以及种种内外原因,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从历史经验来讲,需要政府在农村金融问题上有所作为,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但作为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民间金融市场的严密控制,导致农村产生了地下金融市场,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论者呼吁,在政府的作为有限的情形下,能否对民间的金融市场有所放开,从而缓解农村资金的不足现状。

农田水利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起东提交了《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论文及其报告,就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具有三个特点:一、统一水利行政,提升水利机构地位;二、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筹款渠道;三、中央、省、县结合,大、中、小并举。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粮民食;2.减轻了日伪破坏农田水利造成的损失;3.促进了西部的开发。此外,报告还对民国农村的差徭、税收等问题从史实和论证方面作了讨论。除了专题性研究,他还指出许多理论需要深化,提出在农村历史研究中注意三方面的结合:1、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农民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必须与财政、物价、税收、工资等因素联系起来,2、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如“三农”政策,政策本身是静态,政策的实行是动态的,政策本身与政策的实行往往有很大的反差。这就需要将动态与静态结合起来,作系统的长时期的考察,形成动态系列的历史分析。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此外,他还强调研究农村问题,要注重历史的启示。民国时期政府的政策与现行政府的政策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将其对比研究。

长期以来,史学界围绕着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所提出的六边型区域抽象模型,展开激烈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史建云研究员在所提交的论文《对施坚雅市场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从运输成本、生产及土地潜力开发、市场、社区理论等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农村的模式建构,对施氏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报告从人口增长、村庄扩充、基层市场、中间市场、集成市场诸要素和层级关系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从中国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与群体共生的发展趋向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南开大学的许檀教授也加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她在提交的《对史建云教授文章的一些补充》一文中,认为学界在批评施氏的理论时,将他的理论放在具体的事实情境中相比较,实在不妥。因为这一理论本身是纯粹的理论抽象,不能指望这一抽象的理论与任何具体市场时态相一致。她进一步指出,施氏的核心理论“中心地理论”并非施氏原创,而是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提出的地理学概念,这一理论构建是以一系列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施氏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在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市场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有着相当的难度。为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市场与农民的关系。南开大学的丁长清教授在其《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再探讨——国家、市场与农民》一文中,阐明了国家、市场与农民关系的具体内容,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农民;国家引导农民,农民是市场的主体,国家的根基;农民关系到市场的发育水平。具体来说有五个问题:1、国家如何适度干预市场;2、市场如何引导农民;3、农民如何适应市场;4、国家如何减轻农民负担;5、农民如何为国家做贡献。最后他强调,实现国家、市场、农民的良性互动,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农民富裕、国家强盛。

就农村的具体市场而言,河北大学的黄正林教授做了《关于西北农村农村市场》的报告,他以西北地区这个比较特殊的区域为范围,利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这一区域近代农村市场进行了长时段细致地考察。报告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层面,不仅对农村市场主要形式如共同性市场集市、庙会、特殊性集市如寺院类等作了深入分析,也对其集期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集市功能及其特点、专业市场、特殊产品类市场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还对晚清民国农村集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了总体性和共趋性研究,指出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北农村集市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期性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是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西北农村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三是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得农民非常穷困。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之一是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核心问题,今后20-30年我国农村经济的最大课题也正是如何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一课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线索。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研究员在其提交的论文《城市发展与农民进城》中,考察了近代以来城市移民的特征与农民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他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机械性的增长。论者将近代以前后近代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作了比较,指出:近代以前的移民潮呈现出候鸟式的季节性特征,农忙和春节时期则返乡,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程度不够,导致了城市的容纳能力极为有限,进而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近代开埠以来,移民季节性特征有所改变,移民定居者增多,此局面得益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容纳空间,为农民的城市化提供了契机与保障。这种趋势与当代极为相似。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城市的容纳能力绐终有限。农民的流动趋向并非是指向其熟悉的环境,指向与他们居住地靠近的中小城镇,而主要向较大的沿海城市、工矿企业较发达的城市集中。这进一步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限制了城市的容纳能力,从而制约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论者还就人口流动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谈了自己看法。他指出:对城市而言,外来人口产生了诸如暴力、下层社会、城市问题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对乡村而言,导致青壮年劳力的缺乏和土地的荒芜。要缓解这一矛盾,从城市的角度讲,则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扩大社会化大生产,使更多的农民冲破身份的束缚,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月忠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途径。他在《从过去上山下乡运动到新时期的下乡上山实验工程》论文中,侧重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动态考察,对两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作了对比分析,从文化传播视角和城市化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两个“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对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城乡差别,需要将城市中的先进文化、理念向农村扩散,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事实上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目的手段不同,其绩效也是不同的,表现出几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新时期的下乡运动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政府指导下民间的自觉行为;二、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正常的城乡交流活动;三、不是城市援助农村,而是城乡互动。其交流的内容中广泛多面的,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也为城市的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空间。论者还从实地考察某企业下乡工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这一工程中如何将处于小农生产的农民组织成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模式。他最后强调: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不完全是城市援助农村的行为,还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传统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理论仍把目光局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实城市化的重要一部分是城市人员、城市要素、城市资金、城市文化向农村扩散。这还有待于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以及从历史学领域寻找相关的佐证材料。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再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印焕在提交的论文《民国时期农民离村问题解决途径的现代反思》中,将民国时期的农民“离村”与现在的民工潮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认为民工潮集中体现着三农问题,农民离村问题长期困扰着国家与社会。如何使之走上合理有序的轨道,不但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采取过多种举措,不能说没有成效,但都没有解决根本。农民离村问题的症结不在离村本身,而在离村的原因与政府的治理方式。民工潮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差距、工农差别以及城乡差别,而非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城市工业发展的需求。地方政府把农民外出当作致富的途径,往往采取鼓励的政策。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不充分,导致了城市不能接纳所有的民工。流入城市的农民除体力劳动外,毫无其它生存的技能,且农民流入城市带有相当的盲目性,流入成员不能充分就业,即使就业的农民,在人身安全与工资问题上还会经历重重磨难。民工问题体现着“三农”问题。如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民工的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民工的待遇问题,都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中国乡村农民外出的解决需要以其他问题作为前提与凭借。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妥善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合理安置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异,提高文化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等等。

针对农民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消灭农民为出发点,除社会生态原因外,也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能否想出一个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方法,保住农民的职业身份,同时推动农民向前发展。他还强调:如果一味的想要“消灭农民”,其成本在中国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农民一旦消灭掉,社会生态环境恐极度恶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会断裂。因此,除城市化外,中国农民和农村还有没有其它的道路可选择?

目前中国农民缺乏自己的民间组织,使得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如农民缺乏代表自己的组织,很多权益则无法保护;没有合作组织,造成贷款困难;更重要的是没有民间组织,乡村文化习俗无法得以传承,乡村社会无法良好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私塾的衰落与乡村话语权的消灭》中,以乡村私塾的作用为例,强调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对农村社会,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中介——民间组织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民是作为一个一个散乱的个体直面国家的,而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的扩张。因此,不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不培育民间组织,农村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他对某一地区尚存的古代意义上的私熟经过实地调查,矫正了一些过去对私塾功能不全面的看法。过去认为,废除科举,私塾衰亡,一方面导致了农民的师资力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乡村精英的流失。但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以前严重低估了私塾的地位,在实际生活中乡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熟。私塾不仅仅是传授课业的场所,更承担着维护与承接乡村礼俗的功能,这一系列习俗恰恰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使乡村社会得以运转良好的重要组织形式。民间社会的存在,是农民话语权的前提条件。论者最后强调:要想减少国家对农民的伤害,就得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培育农村的民间社会。

对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正负作用效力,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思在《一个村庄共同体的五十年——外来压力与内部习惯》一文中,利用了大量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到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传统文化在乡村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认为,解放以后的50年,国家对乡村的压力、渗透、扩张是空前绝后的,从、、四清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意识,在其收集的农民的自述记录与来往信件中显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已深入农民的灵魂。此外,各种收据、签单则表明国家对农民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达到相当程度。而另一方面,在外来的压力下,村落内部传统习惯的作用力仍有相当的持续性,如村中保留的时期的分家单、换契单,实证了农村中的很多经济活动仍延用传统的形式。作者最后强调: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变革与农村传统的关系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对于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层,过去的研究往往人为地将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通过阶级区分法区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山东大学刘平教授在提交的论文《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论者首先从边缘群体的概念入手,指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或者说自耕农。这一群体是乡村社会的主流群体。由于各种内外复杂动因,主流群体分化重新整合,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而成为地主、士绅官僚或大商人;部分农民则向下流动,成为流氓无产者,土匪等,从而构成了边缘群体。论者进而又提出用同心圆概念来描述传统社会的结构层次。就乡村社会而言,他认为地主、农民是主流群体,流氓无产者是边缘群体,这一结构的稳定性极差。社会结构人群的观念趋向于主流群体,这就造成了现实与观念的心理落差,成为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论者认为学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有所忽视,应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边缘群体的研究:一是游民,如光棍、流氓;二是江湖人物;三是土匪、强盗;四是秘密会社、宗教组织。

就“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实质、演变趋向与解决办法,学者们还谈了总的看法。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在其论文《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认为,“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特征有别,但根植于农村、农民、农业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维民则在其《对农村问题的实质、缘由、出路》论文中,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困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始终围绕着地权问题在争论。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了解决的土地产权问题,使农业生产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一发展并未得以持续,20年以后,农村的各种矛盾再次凸现。因此,农村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地权问题,也不在于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农业负担,保护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在于如何改变农业物质文明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身份地位的问题。他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加速城市化发展,以城市文明系统改造农业文明系统,“消灭农民”,终结大部分农民的现状。他还强调研究农村历史应从长时段宏观的眼光看待农业物质文明,追溯农村问题的各种诱因,探寻对农村问题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科在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兰林友在其提交的论文《文献“田野”与田野工作学科互渗的方法论意义》中:结合个人对乡村社会的实地考察经验,谈了文化人类学及田野方法与历史文献学互相渗透的意义。他认为:人类学是从共识的角度来认识所研究的对象的,但在田野实地考察地基础上,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更清晰地观察出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只有共识与历史的结合,两种研究方法互相渗透,才有更强的对比效果。同时,从东西方学术的互补性方面强调确立自己研究的话语权的重要性。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建设部等有关部委定于20*年8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行“20*第六届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部长级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为推进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本次大会上将举办“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要议题

“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村镇水环境治理技术经济政策和适用技术,围绕村镇水环境治理规划、村镇污水排放适用标准,以及村镇排水收集设施,村镇生活污水生物处理、人工湿地与塘等生态处理技术,粪便厌氧沼气化及其综合利用,村镇水体生态修复与水质改善技术等议题,将邀请村镇建设管理人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设计生产单位介绍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方面的成功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和应用实例。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与制度论坛”由我部与日本厚生劳动省共同举办。针对小城镇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的特点,围绕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现状调研与评估、规划和管理,水质监控、预警与应急技术,以及小城镇饮用水预处理、强化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饮用水一体化设备开发、输配水安全保障和管网水质控制等议题,将邀请小城镇饮用水建设管理人员、著名学者、知名设计单位、自来水公司和来自日本政府、企业和研究部门的诸多专家介绍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成功的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应用实例。本论坛将特别介绍日本针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特殊供水制度——简易供水制度以及相应技术,并探讨中日在小城镇安全供水方面的技术与资金合作机会。

二、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8月28日下午

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8月29日上午

报到时间:20*年8月27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三、参会人员

各地建设部门有关人员,全国主要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村镇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乡镇负责人,供水和排水管理部门、水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或代表,水处理项目筹建和工程建设管理单位代表,供水和排水企业的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市政设计单位、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水处理工程公司、水务公司、咨询公司、金融、投资机构和水处理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单位的代表。

四、论文征集

会议面向全国征集与“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议题相关的论文,论文要求及投递方式详见会议网站

五、其他事项

(一)收费标准

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将统一收费。20*年8月15日前注册的,会议费为1200元/人;20*年8月15日以后及现场注册的,会议费为1800元/人。会议统一安排食宿,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报名、会务等联系人:

论文征集联系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邮箱:

会议网址:

建设部村镇办联系人: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乡村旅游在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发展契机并非偶然。黄洁根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的情结理论,认为乡土情结是引发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居民其实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贴近自然、贴近泥土的渴望。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也随之慢下来了,人的心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犹豫之后会变得从容、淡定。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有时间回过头来观察、反思过去的生活,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乡村区域优美的自然景观、清新洁净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独特的农家情调都在吸引着城市居民疲惫的身心。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乡村旅游休闲度假金融危机

[论文摘要]当前,在金融危机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乡村旅游能否长远地抓住当前的发展契机,本项目组认为乡村旅游应该由传统的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乡村旅游本身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乡土性与现代性;二、物质性与精神性;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参考文献

[1]旅游市场:实现“开门红”,经济日报2009-2-1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当前,在金融危机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乡村旅游能否长远地抓住当前的发展契机,本项目组认为乡村旅游应该由传统的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乡村旅游本身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乡土性与现代性;二、物质性与精神性;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最近,国家旅游局对外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月份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1033.19万人次,同比下降4.42%;过夜旅游人数392.44万人次,同比下降10.82%;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为27.69亿美元,同比下降18.99%。作为弹性消费品,旅游行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密切,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旅游消费较为旺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全球旅游市场正进入寒冬时期。但是,整个旅游市场并非铁板一块,根据《经济日报》2009年2月1日的报道,乡村旅游正成为居民欢度春节的重要选择。许多乡村旅游点、温泉度假地、滑雪度假村等预订爆满。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

乡村旅游在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发展契机并非偶然。黄洁根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jung) 的情结理论,认为乡土情结是引发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居民其实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贴近自然、贴近泥土的渴望。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也随之慢下来了,人的心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犹豫之后会变得从容、淡定。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有时间回过头来观察、反思过去的生活,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乡村区域优美的自然景观、清新洁净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独特的农家情调都在吸引着城市居民疲惫的身心。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旅游市场:实现“开门红”,经济日报2009-2-1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旅游市场:实现“开门红”,经济日报2009-2-1

[2]从“乡土情结”角度谈乡村旅游开发[J],黄洁,思想战线,2003,29(5):24-26

[论文关键词]乡村旅游休闲度假金融危机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一、费孝通《江村经济》简介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撰写的博士论文,但这篇论文的酝酿和收集资料开始于国内,有扎实的前期研究基础。费孝通先生论文里的江村真实的地名叫开弦弓村,位于太湖之畔,当时在行政上隶属于江苏吴江县震泽区,该地区是中国近代传统农耕文明遭遇西方工商业文明后发生社会变迁最剧烈的地区之一。费孝通比较早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村庄。他于1933年10月和1934年5月分别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和“复兴丝业的先声”两篇文章,介绍开弦弓村发展生丝制造工业的成就及所遭遇到世界资本主义冲击等问题,阐述了兴办乡村工业对维持农民生计的意义。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费孝通对开弦弓村进行调查的预调查。[1]1935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偕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调研,是年冬,在瑶山中迷路,妻子不幸遇难,他自己也受重伤,不得不返乡养病。1936年暑假期间,接受在开弦弓村开展以推广改良蚕种和科学养蚕为中心的土丝改良运动的姐姐费达生的建议,他到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从1936年7月3日至8月25日,费孝通写了7篇《江村通讯》,相继发表在《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第11、12、13、19期上,其中的首篇题为“这项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希望”。1936年9月,费孝通带着他的调查资料从上海启程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

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费孝通接受导师弗思(Reader,Raymond)的建议决定以他在开弦弓村的调查成果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不久,弗思的导师、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直接指导费孝通的论文写作。1938年春,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证明书上所标明的论文题目为“Kaihsienkung:EconomiclifeofaChi-nese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村庄的经济生活”)。1939年该论文由英国Routledge书局出版,英文书名《Peasantliefin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扉页上印有“江村经济”)。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书名《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2001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江村经济》在人类学学术发展史上改变了人类学只研究未开发文化的轨道,摆脱了人类学“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2]的倾向,对处于文化急剧变迁中的中国乡村社区作了生动描述和深入研究。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江村经济》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3]由于费孝通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二、费孝通乡村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

《江村经济》广泛探讨了江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实际上也是一部从微观的视角研究“三农”问题的经济学著作。本文不就该书在人类学方面的学术贡献多加评论,仅就费孝通先生对乡村经济方面的研究加以评述。①*

(一)乡村产权

费孝通先生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江村的财产的所有与继承作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和研究,以此形成了他的乡村产权思想。费孝通认为,乡村财产的所有是以家为单位,“家”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社会单位”。家产是占支配地位的所有权形式,而家产中以土地最为重要;家产的支配权也因为家产性质的不同而由不同人享有:最重要的家产———土地的支配权在家长手中,其他个人只能对消费品拥有个人支配权;家产的代际转移主要是家长在世时通过分家的形式实现。关于土地的所有权,费孝通又将之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耕种,不付给任何人地租而只向政府纳税的“完全的所有者”的所有权;另一种是耕种者拥有土地,保留使用和处理土地的权利,但与持所有权者分享部分产品的所有权。后一种土地所有权的土地从占有的角度被划分为两层:田面和田底。田底占有者是持土地所有权的人,他支付土地税,所以他的名字将由政府登记,但他仅占有田底,无权直接使用土地进行耕种,所以他们又叫“不在地主”。仅占有田面而不占有田底的人被称为佃户。既占有田面又占有田底的人被称为“完全所有者。”[2]157费孝通认为只有当城乡关系密切的时候才出现“不在地主制”。由于江村处于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苏州等城市附近,城镇资本大量投资江村地产,“该村约有三分之二的田底被不在地主占有”。[2]167因此,土地的所有权形式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当今中国农村土地在实行流转承包过程中,也应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而不能千人一面、统一要求。另外,费孝通在介绍江村家产的代际转移时指出,年轻一代对经济独立的要求是“家”这一群体的瓦解力量,最终导致分家。家庭的财产一般由诸子均分,女儿无继承权,但其出嫁时,父母给她一份嫁妆,“甚至最穷的父母也得为女儿备一份被褥”。[2]72中国乡村家产的这种代际转移方式延续了几千年,其牢固性是如此坚固,以至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新民法确立的男女具有同等继承权的原则在江村没有引起变化,甚至“尚未发现有向这一方向发生任何实际变化的迹象”。[2]83

(二)发展乡土工业①*

江村是中国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早的农村社区。它一方面保留着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的一般特点,另一方面又凭借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现代乡村工业有所发展的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地区。基于这一点,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中国农村的出路何在?费孝通没有介入当时中国学术界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之争,而是深入实际调查农村工业化面临的问题。他通过对江村的调查认识到,在人多地少、农业不足以维持乡村人口生活的条件下,江村手工业已成为江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在农村实行、减收地租、平均地权虽然“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但都不能最终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只有恢复农村企业、大力发展农村手工业才是根本的措施。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通过介绍江村的蚕丝业发展,描述了家庭企业适应时代需要向合作工厂变革的历程,指出在中国恢复乡村企业、建立新型乡土工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费孝通首先分析了促进蚕丝业变迁的条件。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程度。”[2]236单靠农业,农民不能维持正常时候所需,辅助企业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国际生丝价格大跌,“村民生产同样品种,同等数量的生丝,但从市场上不能赚回同等金额的钱”[2]177,“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2]236总之,由于江村被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其经济发展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随着江村蚕丝业外部生存环境的变化,它本身必须发生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p#分页标题#e#

接着,费孝通分析了促进蚕丝业变革的力量。他认为,由于江村居民的知识有限,靠他们自己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变革行动,发起和指导变革过程的力量来自外界,而其中的一种因素便是苏州附近传播现代工业技术的女子蚕业学校。蚕业学校从技术方面推动了江村蚕业从家庭手工业向合作工厂的变迁。合作工厂提高了蚕丝的生产质量,但由于不能控制市场,结果造成质量和价格之间比率不相称,影响了工厂的利润,在增加家庭收入方面成效并不显著。同时,合作工厂的兴起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出现了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使“将近300名妇女失去了他们的劳动机会”。由于江村农田面积小,“要把妇女劳力引向田地是不可能的。然而也没有引进新的工业来吸收多余的妇女劳力”,结果造成“妇女向城镇移动”的“与改革者原来的意图相矛盾”的结果。费孝通虽然认识到江村蚕业合作工厂发展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但他对这种新的经济组织还是给予很高的期待:“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中国是一名后进者,中国有条件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相对照,这个实验旨在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尽管它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失败,但在中国乡村工业未来的发展问题上,这样一个实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2]238-239在费孝通看来,发展乡土工业不仅是救济民众的需要,也是中国推行工业化的需要。他将乡土工业放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先发展乡土工业,然后用这种工业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去发展较大规模的重工业,这条路线是比较慢的,但也是比较稳的。[4]在乡土工业的具体建设方面,费孝通还提出了必须遵循的几个原则:一是农家可以不放弃农业而参加工业,二是企业最好分散在乡村里或建在乡村附近,三是坚持乡村企业的合作性质,四是最好发展原料由农民自己供给的工业,五是企业所得收益要让所有农民受益。这些原则,对于当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三)发展农村商品和金融市场

费孝通认为专业化的生产是形成交易的前提条件,“哪里有专业化的生产,那里便需要交换。”在江村,“在消费品中,消费者生产的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的东西,很多不是生产者消费的。”这种生产结构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必须有广泛的流通系统。”[2]204-206费孝通将江村的购买和销售分成内部和外部两种:内部购、销是在村庄社区范围内进行的,外部购、销是在村庄和外界进行的。除了生产者、消费者本身直接进行购、销之外,还有三种“中间人”在江村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小贩、零售店和航船。由于江村具有发达的水运系统,三种“中间人”中以航船最为重要,它既是消费者的购买人,又是生产者的销售人。费孝通对江村生产与市场的关系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市场强烈影响着生产,比如“土产生丝的价格低廉,刺激了技术改革。改革结果,土产生丝产量大大下降”,“村里开始养羊,这是因为市场有新的需要”。但是,“生产系统对市场情况的反映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有许多因素“延误乡村经济在供求方面的及时自动调整”。比如由于缺乏其他工作来吸收村里剩余的妇女劳动力,江村出现了生丝价格下降,但其产量反而增加的现象。因此,费孝通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商品市场,通过市场价格来调节生产与消费,达到一种均衡的局面。关于江村的金融市场,费孝通重点研究了它的四种融资方式:互助会、航船、高利贷和信贷合作社。“互助会是集体储蓄和借贷的机构,由若干会员组成,为时若干年。会员每年相聚数次,每次聚会时存一份款。各会员存的总数,由一个会员收集借用。每一个会员轮流收集使用存款。”这种融资方式主要是“为办婚事筹集资金,为偿还办丧事所欠的债务”,参加者也限于亲属之内。[2]224-225

航船主主要充当城镇米行和村民之间的信贷人,“航船主代表他的顾客向米行借米,并保证新米上市后归还。”由于有航船主担保,加之可以保证大米供应,因此利息低于高利贷,“如果借期两个月,每月利率约为15%。”[2]231高利贷主要是农民向城镇里有关系的富裕人借钱,“其利息根据借债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疏密而异”。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规定,年利率超过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高利贷是非法的。因此,高利贷契约“必须用其他手段来实施而不是法律的力量。高利贷者雇佣他自己的收款人,在借债满期时迫使借债人还债。如果拒绝归还,收款人将使用暴力并拿走或任意损坏东西”[2]231-233。信贷合作社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而是南京国民政府为稳定农村金融而采取的措施。它是农民用低利率从国家银行借钱的一种手段。但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的管理水平和政府提供贷款的能力。由于政府对江村提供的资金极少且农民借款不还,信贷合作社“为数不大的拨款用完后”,“留下的只是一张写得满满的债单。”[2]234-235在研究了江村现有的融资方式及其优劣势之后,费孝通提出要振兴农村经济还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农村的金融市场,要让城市资金回流到农村,因为:“都市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太对不起乡村了。先夺去了他们收入来源的手工业,他们穷困了,更乘人之急,用高利贷去骗他们的土地,最后他们还剩些什么可以生活的呢?”[5]费孝通先生这种观点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是具有前瞻性的,就是在当今中国农村的建设过程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三、费孝通乡村经济思想简评

《江村经济》只是费孝通乡村经济思想的一小部分。1981年,当费孝通三访江村时,他对当地当时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产生了研究兴趣,专门组织一个研究队伍,跟着农村经济发展的势头,从江村一个村扩大到吴江县的七个镇,再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一个省到全国大部分的省,开始不断地进行实地考察,历经10年写下40余篇调查报告,于1992年收集并出版为《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一书。此书探索了东方农业大国的农村复兴之路,提出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并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有鉴于此,一些新闻媒体给费孝通先生戴上了“中国乡镇企业鼻祖”的桂冠。[6]就乡村经济发展问题上,费孝通先生把社区的经济发展看成是社区整体发展中的一主要方面,并和其人文地理及历史条件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他认为在不同条件下社区发展应走不同的道路,并且应用比较观点分出不同的模式,提出“多种模式,城乡结合,随机应变,不失时机”的发展方针。他更从城乡结合的基础上升到经济区域的概念,逐步看到整个中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位格局。这种社区研究是以农民自己创造的社会结构为出发点,分析这种结构形成的过程、具有的特点及发展的前景。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就在于使各地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条件,吸取别地方的经验来推动自身的发展。为此,费孝通提出在乡村经济建设中,要坚持因地制宜、内发加外援的原则。所谓因地制宜,就是在承认各社区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其历史、地理、文化及经济状况,确定发展方向,具体地区具体分析,采取具体的发展策略。#p#分页标题#e#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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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新经典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美)托尼·朱特著,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

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光怪陆离,有人将其称为多难的岁月,也有人说它妙趣横生,但对这个世纪的反思始终不足,或者仅流于浅表、停留在口头,“我们带着太多的信心和太少的反思,将20世纪留在身后,大胆跨入新世纪。”

本书中的各篇文章写于1994年到2006年之间,是作者发表在《伦敦书评》《新共和》等刊物的文章合集。全书涉及广泛主题,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到美国外交政策,从全球化经济到对罪恶的记忆都有涉猎,这些主题聚焦于思想观念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理解那个刚刚结束的时代,并从中获得经验教训。作者指出,历史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懂得的是问题的复杂性永远存在。 《乡村与城市》,(英)雷蒙·威廉斯著,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

雷蒙·威廉斯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行动主义者”。本书通过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描述,围绕“乡村”和“城市”这两种基本的人类居住方式展开论述,对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中一些错误的乡村观念和城市观念进行剖析,指出昔日的英国乡村并非浪漫乐土,而是不乏苦难之地。

本书是威廉斯的代表作之一,结合自己的经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英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深刻解读,对把握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有一定启示。作者认为,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变革,英国传统的农村社会已经消失,农业经济也已边缘化,这种现象还将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 知识与情趣 《陈独秀全传》,唐宝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

唐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陈独秀研究会执行会长,长期致力于陈独秀研究和“正名”工作。本书为作者积30年之功的封笔之作,回答了人们关于陈独秀的种种问题和疑惑,也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视角。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1929年他转向托派并被开除出党,又被扣上多项罪名。对他的是非功过及历史评价,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作者则认为,摈弃党派偏见,且不以成败论英雄,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家、革命家和改革者。陈独秀在后期肯定了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在拥护民主、反对托氏无产阶级理论问题上,他没有做任何修正。作者从而指出,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伟大而深刻。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美)史景迁著,阮叔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

本书源于1996年作者在耶鲁大学威廉·克莱德·德瓦纳讲座所作的一系列演说,试图探寻长期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绵延长久,许多人尝试描述并分析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但对中国的描述,多有草率与不正确。作者创作本书的意图在于,为西方人处理中国现象时在知识和情感上表现出的多样态度寻求解释。本书涵盖从1253年到1985年间,西方人对中国的各种观察,这些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向中国伸出触角,从而表达出不同观点,从他们的文字中可追溯出对中国看法之文化与历史的根源。 《力挽狂澜》,(美)威廉·西尔伯著,綦相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提要] 要通过推动城乡协调互动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城乡空间]进机制、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城乡产业关联机制、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机制等七种机制。

长期以来,由于受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造成了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正是要改变这种低效率的状态,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为此,党的十七大针对新农村建设,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所谓“机制”,是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按照系统论的思想,有效的“机制”一旦形成,在外部环境稳定的条件下,系统就能保持稳定运转和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制度”、“体制”和“政策”则是促使有关“机制”形成并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机制”,是指为保证城乡经济社会形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系统,需要具备的城乡系统各子系统及其要素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构成城乡系统的要素主要包括土地、人口、产业、资金、技术、生态、文化等,相应地,城乡互动发展机制应该包括空间]进机制、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产业关联机制、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生态良性互动机制、社会文化融合机制等主要内容。要通过推动城乡协调互动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就必须从这七个方面着手,建立和完善城乡空间]进机制、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城乡产业关联机制、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机制等七种机制。

一、城乡空间]进机制

城乡空间]进机制主要是指城镇化过程中空间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进的机制。合理的空间]进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确保足够的农业用地规模,以满足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于农业产品的需求;二是确保高效合理的空间组织形态,以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城市空间的充分利用。

我国人口数位居世界第一位,但2006年城镇化率仅为43.9%,城镇化任务十分艰巨。但同时还面临着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等现实约束,以耕地资源为例,2006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9公顷。因此,中国别无选择,必须建立和完善城乡空间]进机制,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城乡空间]进机制主要通过规划、法律等手段来引导。首先,要严格保护耕地资源,严禁任何缘由的占用和破坏基本农田,同时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和补贴,确保农业的持续增产增收。其次,要科学规划城镇和工业布局方向,城镇和工业用地优先使用荒山、荒坡等不宜农耕的土地。最后,要提高城镇和产业空间利用标准,城镇的空间开发要以内涵式开发为主,积极发展楼宇经济和组团式城区,提高城镇空间利用效率;产业空间布局要符合高标准的多层标准厂房、单位土地面积投资下限等要求,采用节约型生产方式。

二、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

城乡人口流动和就业机制是指人口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选择就业的机制。完善的城乡人口流动和就业机制可确保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依靠城镇化吸收过剩的农业人口,依托大城市发展辐射作用覆盖面大的城市群,使城镇化的成果惠及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

通过城镇化使落后地区的人口实现充分就业是实现城乡协调互动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主要通过制度的创新来加以完善。首先,要完善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制度,加大对农村和小城镇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做好大中城市高水平教育机构对农村及落后地区学校的对口帮扶工作,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其次,要彻底消除对于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歧视性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禁止就业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充分尊重公民的迁徙权利和就业权利。最后,要提高城镇的管理水平,尤其要提高针对流动人口的医疗、治安、子女入学等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三、城乡产业关联机制

城乡产业关联机制是指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镇产业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产业之间的互利合作。完善的城乡产业关联机制是体现城乡经济主体利益一致性,进而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我国对外输出的产品仍以低附加值的能源、矿产、粗加工品为主,过短的产业链条和对国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削弱了城乡之间的产业关联,不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乘数效应的实现。要建立和完善城乡产业关联机制,就必须合理安排各类城镇和乡村的产业发展方向。城乡产业关联机制主要通过产业政策来引导。首先,要大力扶持涉农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增强城镇食品工业、农机工业、批发零售、粮食期货等涉农产业对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其次,要理顺乡村农业与城镇工商业的产品交换关系,避免粮食、食品和农资价格的大幅波动,确保城乡、区域产业之间物流的顺畅和贸易的公平。最后,要大力调整产业的布局结构,按照规模化的要求布局农业,按照集群化的要求布局工业和服务业,促进各产业之间的交流、协作和融合。

四、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

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是指城乡之间存款、贷款、证券、财政资金等金融资源交互流动的机制。合理的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应当确保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城镇和乡村居民的金融需求。

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存在明显的二元性特征,由城镇流向乡村的金融资源主要是有限的财政资金,而由乡村流向城镇的金融资源则主要是大量的居民存款。建立和完善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对于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效果将产生关键影响。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引导来完善。首先,要提高大中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尤其要在中西部地区打造若干个区域性金融中心,提高金融资源的整体规模和质量。其次,要积极引导城镇金融机构面向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开拓业务,提高城镇金融对农村金融,以及大中城市金融对小城镇金融的带动作用。最后,要努力创新农村地区的金融组织制度,大力推进小额信贷业务,提高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效率,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业保险业务。

五、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

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是指城市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及创新成果对乡村及落后地区的扩散并带动乡村和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般来说,大中城市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集中地,而创新成果向乡村地区的扩散和传播能力将决定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的大小。

我国城镇辐射带动能力较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中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弱,而且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渠道不畅。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主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来完善。首先,要提高大中城市科研机构的整体规模和创新能力,不仅要增强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实力,而且要大力鼓励企业界的研发活动,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其次,要加强科研机构与广大农民和落后地区中小企业的交流合作,促进科研成果在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产业转化。最后,要提供合理的利益诱导政策,鼓励技术人才投身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建设。

六、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

城乡生态互动机制是指城乡之间生态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机制。地域上相连的城乡在生态上本就是一体的,任何一方生态的变化都会对另一方的生态造成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影响,甚至产生进一步的连锁反应,而良性的生态互动机制则可保证城乡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扭转生产方式,实现碧水蓝天的良好生态。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主要通过法律规范和相关制度来实现。首先,要大力改造和恢复生态,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抓好人工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划入“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地区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其次,要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制订严格的法律法规,完善投资项目环境保护审查、污染物排放许可等制度。最后,要积极扶持循环型经济技术和环保产业的发展,依靠科学技术改造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和传统农业。

七、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机制

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机制是指城乡之间在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文化思想等方面实现融合和一体化的机制。良好的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居民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使所有居民之间只存在居住地的不同,而不存在社会文化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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