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14:23:08

乡村建设论文

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识不强。党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一系列针对农村文化工作的政策文件,各级党委政府虽已日益重视农村文化建设,但对农村文化建设重要性认识仍然不到位。一方面农村基层领导存在着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文化建设的倾向,认为文化建设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另一方面广大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思想观念还不同程度存在,对文化生活的认识程度不高,参与文化生活的自觉性不强,致使农村文化工作处于较弱势地位。农村文化建设经费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费困难是制约农村文化活动开展的主要瓶颈。目前,农村文化活动缺少必要的、固定的活动经费。地方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比重明显偏低,特别是农村公共文化这块难以顾及;乡镇经费本来就困难,没有精力来办群众文化;农村集体经济所剩无几,无法投入文化活动。经费的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文化工作的有效开展。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薄弱。近年来,虽然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快发展,但由于经费的不足,不少地区文化建设停滞不前。现在有不少的乡镇没有文化站,村级自治地方文化站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乡镇书店、广播站、电影院等,或者是有,而不能发挥作用,而被其它部门占有,或者是根本没有,尽管一些地方有比较先进的设施,但总体落后的面貌也没有根本改变。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匮乏。受历史、现实原因限制,目前农村文化干部队伍力量薄弱,整体水平不高。一是机制不健全。有的乡镇在机构改革中取消了文化站,有的与其他部门合并,机构性质界定不清。二是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一些有成就的书法、图书管理、文艺创作等艺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改行离开工作岗位,人才队伍的流失以及后备人才队伍的不足,这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无异于雪上加霜。三是普遍存在“学历低、能力差,老人多、新人缺”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势必导致农村文化活动难以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及产品在数量上较少,质量不高,文化活动过于单调,内容陈旧,而且受困于经费紧张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因素,不少业余文化团体将精力放在演出上,缺乏平常的专业训练,演员基本功不扎实,难以向百姓传送优秀的文化内涵,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

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策略思考

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农村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常言道“思想决定行动”,尤其是各级政府领导的思想观念,直接影响着工作的进程。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一是强化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村文化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摒弃文化建设是“软任务”的错误思想和做法,树立农村文化建设新观念。二是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对此,必须把文化工作做为考核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重要任期目标和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文化工作与经济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考核,一起验收。三是要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班子,形成主要领导重视抓、分管领导直接抓、职能部门指导抓、社会各界参与抓的工作机制,把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真正落实到实处。3.2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和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一是要坚持“政府主导,多方支持”。经费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瓶颈。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逐步形成政府投入为主,集体、个人、社会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层次、多体制的投资格局,保证农村文化建设所需经费。二是加大农村文化事业经费的投入比重。尽快建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支出预算,确保每年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三是确保农村重点文化基础设施投入经费。在中央经费保障的基础上,落实地方配置资金,以确保新农村文化建设和各类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立足农村实际,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要改变农村文化工作比较滞后现状,必须立足农村文化的现实土壤,保证农村文化工作有阵地。一是要因地制宜搞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即要改造和利用好原有文化阵地,如小广场、礼堂、活动室等文化场所,要添置设施,更新内容;又要有计划地开辟新的文化阵地,建设一批文化广场、球场以及其他群众文化场所。二是要准确把握硬件投入的功能取向。在添置硬件时,要尽量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充分考虑群众(式略)3模型应用设某舰航下辖六个场站,根据历年统计数据计算出的航材保障费用的期望和标准差如表1所示(单位:万元)。设该舰航某年的航材保障费用为450万元,其最优配置方案求解步骤如下(计算工具是Matlab):首先,将表1数据代入航材保障良好率模型,得到各场站的航材保障良好率方程然后,根据历年航材保障费用实际配置的情况,假定各场站费用配置的初始值为65万元,则进行优化配置的费用总额减少为K=450-65×6=60(万元),优化配置的费用xi∈[0,60]。显然,配置次数大幅减少,计算量得以大大降低。将各场站所拥有的费用(x0+xi)代入到航材保障良好率方程,得到各场站不同费用下所能达到的航材保障良好率,部分数据如(表略)其次,根据航材保障费用配置模型,利用动态规划法的最优递推方程求解,结果为:舰航所辖场站的平均航材保障良好率最大值为93.42%,最优解为(74,75,69,81,81,70)。如果将450万元平均配置,则平均航材保障良好率最大值为88.32%,显然,前一种配置方案产生的航材保障效能更大。

结论

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1.1工作机制不健全美好乡村建设由政府主办,各地均成立了各级“美好办”,负责美好乡村建设的整体谋划、综合协调、组织调度与日常管理工作;牵头制定美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和阶段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服务机构在管理体制上归口于县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同时接受乡镇一级政府部门的指导。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职能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交叉,且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部分地区的“美好办”与土地流转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缺乏交流,各唱各的戏而造成工作开展的不协调。

1.2建设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矛盾突出美好乡村建设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而美好乡村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同时作为调控土地利用的规划,往往在实际工作中会出现不协调甚至冲突的状况。尤其对于农用地和宅基地使用与调整缺乏长远规划,不仅阻碍美好乡村建设,而且严重制约土地流转的进程。另外,一些地方领导不能正确把握美好乡村建设的内涵,追求大场面、高规格,造成大量土地浪费,耕地资源严重破坏。

1.3土地流转用地管理机制和服务机制不规范从安徽省目前所开展的美好乡村建设情况来看,农村集体用地管理仍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督和管理机制,导致土地粗放利用,耕地过多流失。土地交易市场和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不健全,服务的不完善,农地流转中操作程序的不规范,严重影响农地流转和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益[3]。

1.4融资借贷难安徽省各地开展美好乡村建设的热情很高,土地流转也呈“加速跑”态势,但由于农业投资回报率低,回收期长,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积极性不高。因金融机构在发放涉农贷款时要求贷款者必须具有易变现的有效抵押物,而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为贷款抵押,资金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和美好乡村建设。

2.完善土地流转对策建议

2.1改革行政工作机制

2.1.1土地流转必须严格执行《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对已建立的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工作制度和措施,要通过目标管理督查等行之有效的形式持之以恒地抓好落实,防范公共资源被随心所欲地支配。规范美好乡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审批、修改程序。完善土地流转风险防控机制,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工作。确保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2.1.2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引导承包农户与流入方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并使用统一的合同文本。对业主的资信情况、履行能力、生产经营能力和项目风险给予审查,掌握业主的经营状况,确保土地流转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2.1.3保障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严格执行土地经营权流转操作方法。包括土地流转的申报、审批、登记和流转合同签订、鉴证、兑现、纠纷调处及仲裁以及日常活动监督等一整套办法。完善服务功能,加强备案管理,强化组织领导,对流转集体管理的土地,需经有表决权的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加强备案管理,未经备案的不得变更土地权属登记,也不得享受有关土地流转的优惠政策。

2.1.4加强工作指导和检查监督制度。土地流转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激励制度不到位,影响规模效益实现。建立土地流转保证金、抵押资产处置机制、动态监测管理等制度。充分发挥村级组织流转中介的核心作用,配合乡镇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协助解决好流转双方的矛盾纠纷。要在全面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新体系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2.2积极培育多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

2.2.1完善土地流转服务市场。完善县、乡(镇)两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立村级土地流转服务站。各乡镇按照设立一个平台、构建一个网络、推出一个窗口、规范一套制度、完善一套资料的要求,健全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服务配套,如便捷的融资服务、丰富的信息服务、多样的培训服务、公正的价格服务等,加快土地流转的市场调节。

2.2.2建立多种中介模式,如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网站,及时流转信息。打造可面向社会服务的土地信息系统,创新通过网络提供信息服务和流转交易的方式方法。建立农地托管公司,土地投资经营公司,土地评估机构,土地银行等,完善土地流转网络。

2.2.3建立科学的农地评定、评价体系。对土地流转价格进行指导,确保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得到保护,长远生计有保障。土地流转价格要市场化、货币化,在土地市场中按市场规律适时变化,对土地进行定价要真实反映土地的实际价值。农地转用价格的公式可表述为:土地征收价格=农用地基准地价+最低生活保障趸交保险费≈农用地质量价格+农地保障价格=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其中土地收益,特别是转用后的预期收益对农用地转用价格有重要影响

2.3完善土地流转社会保障措施

2.3.1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要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法》落到实处。县、市级要设立仲裁庭,健全纠纷调处机制,妥善化解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纠纷,为加快土地流转创造宽松的环境。

2.3.2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农户所处的社会阶层与地位及农民及在农村从事行业与领域,是影响到农民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5]。建议强化农民职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增强对农民培训的力度[6]。政府可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不间断的、系列化的、有针对性的免费教育培训,促使其由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

2.3.3调整政策,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将参与土地流转农民的社会保障置于权益保障的基础之上,构建农村大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议调整现行政策,允许其一次性缴纳社会保险,适当地放宽对社会保险缴费年限的限制。在缴纳保险金的过程中,同样也应采取灵活的方式方法,部分情况特殊的群众可以为其提供分期分批付款服务。

2.4健全土地流转金融市场体系

2.4.1创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非货币化资产权证抵押贷款业务,拓宽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拓宽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大力支持政府发展规范的第三方担保组织,为规模经营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或者贴息,帮助服务对象向商业银行获取贷款[7]。组建农业担保公司。既要为农民土地流转行为提供担保,又要为参与土地规模经营业主提供信贷融资担保服务,缓解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资金困难问题。

2.4.2完善现行财政资源配置制度,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地方政府财政资源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比例和规模,切实扩大新农村建设的财政资源投入规模。尤其应制定相关法律制度,认真落实土地出让金收益等收入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的比例,使新农村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2.4.3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加农村支付结算渠道,构建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分散规模经营风险。为了有效筹措新农村建设资金,应积极促进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鼓励发行新农村建设特别国债、发售新农村建设、建立新农村建设基金、征收新农村建设特种税、建设新农村土地银行等几种资金筹集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社会环境与传统合作医疗时期的经济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继续单一地采用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放弃独立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于现在来说是不可行的。因为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是覆盖了医疗救助制度的功能,所有人的医疗需求都可以得到保障,因此不需要再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制度。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的是自愿原则,那些没有能力支付保费的农村贫困人口就被拒在了医疗保障大门之外。并且即使政府提供资金使这些贫困农民加入了新农合,贫困农民的医疗需求还是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因为小病门诊费、医疗费用不属于合作医疗的保障范围,大病的医疗费用是要自己先付起付线以下的部分,达到起付线以后还要自付一定的比例,并且还设有封顶线。对于农村贫困人群而言,根本无力承担这样的医疗费用。结果贫困农民依然是看不起病,依然得不到合作医疗的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范围是有限的,保障功能也不够全面,这决定了必须建立独立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来保障那些没有被新农合覆盖的贫困人群[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践决定了必须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制度。试点中,一些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没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支付参加合作医疗的费用,只有暂时依靠财政或社会捐助来解决,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农村合作医疗属于农村的一项基本保障制度,要坚持贯彻并要长期坚持,而贫困地区地方财政的紧张和社会捐助的不稳定性不能保障制度资金来源放入稳定,不利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建立与之相互补充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来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农村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

从试点的运行状况来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还处于制度的初创期,又缺乏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因此,从目前实施的现状看,这项制度从设计到实施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一)制度的设计不够完善起初医疗救助制度在整个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定位是不明晰的,也没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主要体现在救助对象、救助内容和救助标准尚未稳定,变动不居。对特殊病种的限定大大缩小了医疗救助的范围,可以得到救助的病种只有几种到十几,导致许多亟需救助的贫困家庭被排斥在救助范围之外;医疗救助的申请手续、报销手续和行政程序过于纷繁复杂,各部门之间协调难度大,工作效率降低,运行成本高,使得部分贫困群体对之望而却步;医疗救助制度规定救助对象只能到定点医院就诊或住院才能享受救助,使救助对象毫无选择余地,而且不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上的种种限制,既不利于缓解人群的对医疗需求的困难,也不利于医疗机构提供价廉质优的服务。(二)资助农村救助对象参合没有达到保障的目的部分地区采取资助贫困人口参加新农合为医疗救助的主要形式时,因为贫困人口经济的困难而无法享受到新农合,有病不治、应住院而不住的现象仍然存在。一是因为新农合采取后付制时,患者必须自己先带钱去看病,出院后才能进入合作医疗补偿程序;二是新农合设置了起付线,补偿对象只有支付了起付线以下的费用后才能得到新农合的补偿。如果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低于起付线,或者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需要自己承担的费用,就得不到合作医疗的补偿,政府为他们代缴的个人参合费实际上被其他能够承担得起自付费用的农村居民所占用。(三)医疗救助经费严重不足一方面,在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薄弱,无力加大在医疗救助方面的投入,导致医疗救助资金和配套资金不足或不到位,阻碍了医疗救助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2006年人均医疗救助支出,城市为348元/人,农村仅70元/人,人均救助标准太低,尤其是对本身就贫困的农民的补助更加微薄,只能稍微缓解贫困救助对象的一般就医困难。对于需要支付巨大的医疗费用的贫困对象,有限的医疗救助对其的帮助微之甚微,救助对象还是得不到有效的医疗保障。

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有机结合

(一)完善医疗救助制度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确定综合性目标。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目标是指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所要达到救助成效。单一救助目标的成效是远远不够的,建议确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综合型目标,即由主要目标(低保户、五保户等)、次要目标(采用制度性的办法救助的)、弹性目标(争取非制度性途径救助的)共同构成的综合性目标。在确定农村医疗救助的主要目标之后,还要关注那些没有列在低保户、五保户的相对贫困人群和那些处于相对贫困边缘、因高昂医疗费用而又返贫的困难人群;在救助内容方面,还要对那些无力承担高昂的非基本医疗的医疗费用的患者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进一步扩大医疗救助的范围。为了保证确定对象的公正性,县、乡基层政府要通过公开的选定程序选定医疗救助对象,同时还要实行民主监督制度及定期审核制度,以确保最需要救助的人群得到最及时的医疗救助。第二,拓宽筹资渠道。农村医疗救助应该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进行多渠道筹资。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以财政性资金为主,社会捐助资金为辅。其中财政性资金应当根据各地财政实力的不同来确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承担比例。财力比较强大的东部地区,应该以地方财政负担为主;对于财力较弱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则要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此外,还可以加大宣传力度倡导社会各界对农村医疗救助事业积极地进行捐赠;或者可以发行,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医疗救助。第三,确定最基本的防治服务。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保障的“最基本的医疗需求”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最基本的医疗需求”是一个什么程度的需求,各个国家对此的理解都不相同,包含的内容也不相同。仅仅根据“医疗上必要”来确定“最基本的医疗需求”是不准确的。应该“采取一种透明的、能够被社会接受的、明确的程序来规定一个基本收益组合中的优先顺序”:应该先考虑医学上必要的医疗项目,然后再综合考虑保障基金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偏好等因素;应该将救助的内容确定为门诊服务和常见病住院,同时还需要明确医疗救助是一种救危性救助而不是康复性救助,只是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以低水平保证大多数的贫困人口被纳入救助范围,实现救助效果的最大化[4]。第四,确定科学的测算方法。医疗救助的技术测算是医疗救助制度设计与实施的核心环节,是决定制度运行成败的重要因素。县级民政部门作为制度的管理方应该组织相关技术人员,综合考虑制度筹资总量与救助对象数量、救助服务内容、地方平均医疗费用、当地贫困人口平均发病率、医疗服务价格、门诊和住院需求弹性系数等众多因素,对制度进行严格的测算,可以进行小范围试点,在完善制度技术设计、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以保证制度稳定、有效地运行。第五,加强监督管理。设立救助基金财政专户,对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档案;加强对医疗机构和被救助对象双方行为的管理与约束。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要建立多层次监督体系:卫生管理机构监督、财政审计部门监督、社会公众监督等。卫生管理机构对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监督,规范行医行为;财政部门应随时监督救助资金是否及时到位及合理使用;还要建立医疗救助公示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医疗救助资金筹集和使用、救助对象、救助数额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同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新农合的建立有利于减轻医疗救助制度的压力;而医疗救助制度则可以弥补新农合对贫困人口保障不足的缺陷,两者进行有机结合,互相联动形成双层保护网,使农民的医疗需求更有保障[6]。(二)制度设计的衔接首先,目标确定的衔接。对特困人口实行零起付线、提高封顶线、扩大救助的“病种”范围。应该明确规定让特困对象无门槛享受合作医疗保险,减少农村特困人口因交付不起所规定的“起付线”以下的自付部分而无法就医的现象,即对低保对象、五保户、低保边缘对象在农村合作医疗结报时不设“起付线”;对大病住院补偿的最高封顶线要相应地提高。同时,应该把低保边缘对象纳入医疗救助对象以克服根据低保线来界定医疗救助对象的弊端[7]。其次,补偿方式的衔接。目前普遍采用的补偿方式有三种。国内采用较广泛的是“事后救助”,其不足之处是时限较长,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先期垫付医疗费用的救助对象是起不到保障作用的;“事中救助”是救助对象缴纳自付费用后再去民政部门进行救助补偿的模式,合作医疗办公室与定点医疗机构每月进行一次结算,但是事中救助仍然存在资金垫付的问题;“事前救助”是最理想的补偿模式,有利于救助对象充分享用医疗服务,也有利于卫生部门和民政部门对供方行为进行控制。采用事前救助,救助对象就医发生医疗费用后只需持农村合作保险医疗卡在定点服务机构刷卡就可以显示出住院期间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各项费用下面也分别列出由新农合减免数额,定点医院减免数额,以及救助对象可以从民政局得到的救助金额等详细信息,救助对象出院时只需支付医疗救助和新农合双重报销后的自付费用,事后定点医疗机构分别于民政局办公室和合作医疗管理办进行结算;在新农合设立家庭账户的地方,医疗救助制度可以将定额的用于资助贫困人口门诊的医疗费用直接打入新农合家庭账户,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只能在困难户结算医疗救助费用后才能享受医疗救助金的制度性不足,并增加了费用减免的透明度[8]。因此,应在全国推行医疗救助事前救助制度并进一步对其完善。再次,医疗服务机构的衔接。应统一新农合和医疗救助的定点医院,同时扩大定点医院的范围,增加定点医院的数量,将参保农民所在的县级市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设为定点医院,重点完善“小病在社区”的工作机制。同时,扩大救助对象对就医医院的选择,确立合理的逐级转诊制度,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与上级医院实现挂钩,合理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医疗资源,大大提升医疗机构的整体水平[9]。(三)制度运行与管理的衔接首先,制度运行的衔接。新农合与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相结合的运行成本远远低于两者单独运行成本之和。因为医疗救助制度服务覆盖人群只有占农村5%左右的特困人群,如果单独运行,还需要配置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人均成本太高昂,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两个制度结合起来共同运作。虽然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分别是两个独立的制度,但其运行机制是可以有机结合的。

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中国戏剧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特性。“戏曲舞台上小至抬手投足,大至‘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的伟大创造,也莫不实践着中国特有哲理。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结构,又是同中国传统哲学的结构相对应的。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已经与百姓日用结合在一起,同时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戏曲文化的表层与内涵,产生着近乎神奇的制约力量。”村社戏剧组织演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在今天对于促进家庭和谐,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河南戏曲中,有大量的曲目是以传播孝道为主题的。例如广为流传的豫剧《花木兰》的主题之一就是关于忠孝的。《血汗衫》讲述蓝季子不满母亲对继兄妻子的迫害,义救长嫂,最终举家团圆。传统豫剧《玉虎坠》是对传统孝义精神的赞美,现代豫剧《母亲》是现代人关于孝道的梦想,而豫剧《寻儿记》则是一曲母爱的颂歌。又如曲剧中也有大量的曲目以宣扬人伦道德为主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十四孝》系列剧。该系列剧劝人为善,教人遵守伦常,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以和为贵。其中,《丁义劝母》是劝人为母的,《弟兄三分家》是教兄弟礼让的,《恶有恶报》是劝人向善的,《弃官寻母》、《割肉孝母》都是教人尽孝的。这些剧目虽然包含一些封建道德以及迷信思想在内,但从教人追求孝义的思想上看,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仅是豫剧、曲剧,河南戏剧的其他剧种中也包含着大量以孝义及家庭和睦为主题的剧目。如目连戏《目连救母》讲述目连在地狱受尽磨难,仍不避艰险寻母,感动神明,救出其母刘氏的感人故事。在戏曲中有大量剧目是关于孝道文化的。在传统社会中,利用戏曲来弘扬孝道文化,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传统戏曲在传播社会主导价值观念方面,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功效。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比起关起门来做学问却不关心民间疾苦的文人士大夫文章,比起艰涩深奥的书本说教,它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吸引了更多的观者。戏曲演出所宣扬的道德伦理价值获得了民众广泛的认同,对民众的道德观念影响极大,戏曲中的伦理道德往往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民众生活的意义依据和价值准绳。”在当代,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利用戏曲的宣传功能,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及夫妻恩爱等观念推广到家庭、推广到社会,那么戏剧对于有效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推进家庭和谐,维护农村稳定,及至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有助于友好诚信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作为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和谐是农村稳定的基础,但如果处理不好家庭与其他家庭之间的关系,那么农村的和谐稳定也很难维持。事实上,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往往就是由邻里之间的一些琐事引起的。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诚信友爱是基础。诚信友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戏曲中有很多曲目都以此为主题的。要建构良好的社会风气,就不能忽略戏曲的宣传教化作用。在传统豫剧中有不少讴歌人与人之间忠诚仁义的故事。如豫剧经典剧目《一捧雪》,莫成代主赴死,雪艳以死除恶,二人皆义薄云天,反照了奸佞之人的猥琐卑劣。又如《大祭桩》中的桂英,《义烈风》中的玉珊,都是忠烈的典范,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演绎出壮怀激烈的人间正义。再如,柳子戏传统剧目《三义碑》叙周代王秉忠一家难度歉年,求义兄李秉直接济,但见李家也没有粮食,就难于启口。李秉直猜透了他来借粮的心事,带领他投奔家住栾川的义兄赵凯。赵凯给了他们一袋小麦,也知道他们吃了这袋麦子还是熬不到秋收,恐怕吃完后羞于开口再要,于是便于麦中藏银一锭。王秉忠回家看到银子后马上归还赵凯,但赵凯不认,说不是他的;王秉忠又找到李秉直,李秉直也不知道。于是王秉忠央求知县来判决此事。知县知道此地民风淳厚,为结此案就将银锭收回,建了一个“三义碑”来表颂他们的事迹,让在患难当中体现出来的仁义诚信流传千古。在现代豫剧中,讴歌诚信友爱的剧目也很多。如现代豫剧《王屋山的女人》讲述了王屋山区名为“彩云”的女子,因为在外承包工程的丈夫突然去世,毅然承担债务、主动还债的感人故事。又如《清风明月》讲述的是交通事故发生后两家人的冲突与和解。司机刘志清不顾家庭危难,依从对方的索赔要求,依然践约。而死难者的妻子艾月则在发现事故真相后主动寻访刘志清,公开车祸的缘由,厘清正误,执意退还赔偿的款项。两诚相遇,善意迎人,这两户险些永结怨毒的人家,在诚信仁爱的接引下,融融和谐,亲如一家。河南戏曲的其他剧种中也有不少赞美诚信、与人为善的剧目。例如曲剧《游乡》写女营业员杜鹃送货下乡,遇到买梳子的王大嫂,了解到刚才有个售货员把已降价的梳子按原价卖给了大嫂,便挑起货担紧紧追赶,让售货员退回了多收的钱。又如落腔传统剧目《借》写张四姐去娘家赶会,要借王二嫂的头饰鬈鬈。二嫂珍爱,找出很多不借的理由,但经不起四姐的再三恳求,终将借给了她。突出了邻里和睦、成人之美的主题。在河南戏剧中还有很多讴歌舍小家为大家、为集体利益舍弃个人利益的剧目。例如河南越调剧目《扒瓜园》写一夜大雨之后,雨水淹没了生产队集体四亩西瓜和四百亩庄稼。为顾全大局,宋大伯毅然从他那四分自留芝麻地里挖沟排水。老伴反对,宋大伯晓以大义,大妈最终同意,牺牲小家顾全大家。又如京剧剧目《好媳妇》写妇女队长淑芳帮金贵嫂锄地反误了自家的自留地,遭到婆婆的怨恨。淑芳下地补锄,不料已由党支部书记带人锄完。事实面前,婆婆和金贵嫂都受到了教育。

三、有益于公平清明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形成

农村的和谐稳定不仅与家庭和谐、邻里和谐密切相关,更与基层干部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密切相关。千百年来,人们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就是充满公平、正义的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和谐社会。而社会的公平、公正和为官者的廉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惩治贪腐、维护农村政治稳定当然要靠法律手段,但在法律之外,艺术的宣传教育对形成公平清明的文化环境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河南戏曲艺术中,无论是传统剧目,还是现代戏,清官戏和公案戏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传统豫剧中的包公戏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比如《下陈州》讲述了包拯打銮驾、铡国舅,为民伸冤的故事。《铡包勉》中包拯大义灭亲,为民除害。可以说包拯代表了人民群众对官员的预期,是人民大众心目中理想的清官形象。又如《唐知县审诰命》讲述的就是一位七品芝麻官不畏强权为民伸冤的故事,剧中一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更是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深得民心。再如《血溅乌纱》严天民“宁做清官刀下死,不做贪官上青云”的发聩唱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剧传递出的古代司法者在执法办案中所秉承的错案必纠、敢于担当、舍身护法的司法精神令人钦佩,其警示教育作用尤须传承于当下。其他如《徐九经升官记》、《刘墉下南京》、《蝴蝶杯》、《铡朱温》等都是颂扬清官,贬斥贪官,借古鉴今的好剧。在新编豫剧中也有很多歌颂清官、贬斥贪官的剧目。比如廉政豫剧《廉吏于成龙》围绕“廉洁从政、勤政为民”主题,讲述了清朝康熙年间,新任福建按察使于成龙到任后,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得罪同僚,冤案,拯救数千生命,赦免无辜百姓的故事。塑造了一代廉吏于成龙清正廉明、亲民爱民、自甘清贫的形象。又如由驻马店市陈氏文化研究会根据天中历史人物东汉太傅陈蕃的生平事迹改编的《陈蕃出山》,围绕陈蕃一生“为官清廉、为民做主”这一主题,讲述了陈蕃不畏强权、秉公断案,斩杀太后的贪官侄子窦文显的故事,塑造了陈蕃刚正不阿、体恤民情、一尘不染的一代清官形象。其他如《清官颂》、《廉吏暴方子》、《天职》、《布衣巡抚魏永贞》等都是优秀的新编廉政剧。

四、有利于建设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毫无疑问,农村政治稳定与否与上述家庭、邻里以及官民关系有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的因素还包括形形的违法犯罪事件。在为数众多的公案戏和清官戏中,不管是作奸犯科的小人,还是贪赃枉法的官吏,因为有“人命关天”、“国法难容”等道德和法律科律,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类戏曲宣扬了尊重生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奉公守法的理念意识。在戏曲中,这些人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都受到了正义的审判,认罪伏法。这些剧目不仅对于违法犯罪分子具有教育意义,对于普通人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在河南传统戏剧中有不少惩恶扬善的剧目。如《黄秀娘游寺》写彰德府和尚法清,结拜张大道、张大德。张大道早亡,留下妻子陈氏、妾苗氏。法清贪其美色,夜入陈宅行奸未遂,杀人携头逃走。张大德闻讯,告诉了张大道的内弟大发。大发误认为张大德想霸占他姐夫的家产而将他的姐姐害死,于是把他告到公堂。知府错断,把张大德下到死牢,命令张大德妻子黄秀娘三日内交出人头。黄秀娘悲痛欲绝,她的女儿为救父自缢而死。黄秀娘取女儿首级要知府释放她的丈夫。知府感到怀疑就重审案情,设计令秀娘到寺院游玩,诱惑和尚法清,诓取人头。真相大白后处斩法清。现代豫剧更是充分发挥了戏剧艺术的宣传教育作用,成了普法宣传的重要工具。如《黑娃的婚事》、《玉桃》、《康嫂》、《荣辱人生》、《特殊亲家》、《歧路冷雨》、《清风茶社》、《背儿媳》、《儿行千里》、《女儿泪》、《妈妈的呼唤》等等,都引起过强烈的社会反响,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没有个体精神的和谐,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看戏有听戏之说,老戏迷往往是闭着眼睛边听边跟着哼唱,台上演到精彩处观众往往喝彩,演员演得酣畅淋漓,观众看得如醉如痴,看戏本身就成了陶冶情操、愉悦身心、释放压力的过程。

五、结语

总之,村社戏曲演出组织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寓教于乐,以戏曲这种民间娱乐形式参与到乡村政治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当中,其重要作用显而易见。因为戏曲不仅教育人们遵守伦理道德,保持家庭的和谐,也教人诚信友爱、乐于奉献,学会与他人和谐相处;不仅警示贪恶之徒,使其生畏惧之心,进而回复道德,也镜鉴普通世人,自觉遵纪守法,做良好公民。而在教育、警示之外,戏剧还有净化人们的内心情感,保持内心的中和的艺术功效,这种艺术功效使其成为建设稳定乡村与和谐社会的重要工具。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再好的戏曲都需要人来演出,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不是单个个体可以完成的,这就需要一个组织来组织演出。而且,一个戏曲演出组织的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演出质量的高下,他们的艺术诉求也决定了对受众的情感影响和思想影响的程度。因此,重视乡村戏曲演出,最本质的就是要重视村社戏曲组织的建设,不是戏曲本身具有教化承载,而是乡村戏曲演出组织自觉担负了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

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凤溪村的新农村建设迅速起步,积极描绘美丽乡村的画卷。在建设的进程中,乡村旅游成为当地营造新农村的最主要的途径。而凤溪新农村的建设进度快,成效显著,也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厚重的基础。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是在二者存在广泛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过程,凤溪的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实现了耦合。

(一)借助乡村旅游发展,凤溪新农村建设步伐大

1.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为农民致富提供了宽阔的道路旅游产业是新农村建设的支撑产业之一,旅游产业开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乡村旅游又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模式之一。20世纪90年代,凤溪就以独具特色的瑶族风情晚会闻名遐迩,吸引了八方的游客,开创了广西少数民族风情游的先河。在以后的发展中,以富川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为贺州的旅游文化品牌,并与山水风光、古镇文化品牌并驾齐驱。2009年,贺州市政府把发展乡村旅游摆在实现旅游业突破发展的重要位置,凤溪村成为规划中富川瑶族风情农业观光休闲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努力建设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近几年,富川提出打造“中国瑶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凤溪乡村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受瞩目。目前,凤溪瑶寨民俗风情旅游已成为贺州乃至广西乡村旅游的一大亮点,每年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直接吸纳就业人员38人,带动和瑶家土特产柑橙等销售百万元以上。[1]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方式的发展途径,促进了农村经济走多元化方向发展的道路,开拓了非农业增收渠道,有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2.深入挖掘旅游文化资源,加强了乡村的文化建设随着旅游开发,为了满足游客观赏瑶族文化的需求,凤溪通过戏剧团表演的形式,使逢年过节才有的瑶族蝴蝶歌、芦笙长鼓舞等民间文化成了常态化。凤溪的瑶民自古就能歌善舞,据史料记载,早在清嘉庆年间,凤溪村有了自己的戏班子,二百余年里村里业余剧团的演出从未间断过。1993年,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来到瑶乡,村里以陈永楣为首的文艺骨干和乡亲们合计后,决定在原来的凤溪村业余彩调团的基础上,建立凤溪戏剧团。戏剧团的成员白天务农、做工,晚上排练戏剧和歌舞,这样一来,不但外面的游客们也能欣赏到这些传承了几百年的民族艺术,村民们的业余生活也更加丰富。蒋明娥是戏剧团的元老,她自己曾外出打工,但在外面没呆两年,就回到了凤溪村,她直言还是家里舒服,来剧团演出,也不为了赚钱,就为了图个乐子。而对于戏剧团团长陈永楣来说,他更希望剧团能够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来,让瑶族的山歌、舞蹈永远地传承下去。[2]借着乡村旅游这一载体,那些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蕴含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保留着古老淳朴的艺术风格和散发强烈的泥土芳香的民族文化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3.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文明乡风的形成凤溪旅游业的发展增进了当地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外来的现代文化使当地的农民思想观念不断得到更新。游客们把现代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信息辐射到农村,使农民不用外出就能接受现代化意识观念和生活习俗。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成为城乡和谐发展的纽带,有利于开展文明生态富裕村创建活动,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村民们在旅游开发中市场经济意识与商品意识不断增强,也有助于新农村文明乡风的形成,“特别是当地居民通过参与旅游开发,市场经济意识和商品意识得到增强,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奠定了实现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的基础。”[3]乡村旅游的发展,使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在2013年开展的清洁城镇乡村中,全村踊跃投入到这场运动中,百年瑶寨焕然一新。此外,凤溪戏剧团上演的一幕幕戏剧,村民们演唱的一曲曲山歌,如清泉浇灌着心灵。以民族文化为吸引物发展旅游,有利于挖掘、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并使得村民重视本民族文化,深刻体会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弘扬缅怀祖先、尊老爱幼的精神,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4.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实现民主管理作为旅游社区中的成员,当地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有利于实现“管理民主”的目标。“随着乡村旅游开发,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改善,新观念、新思想传播,特别是居民的法律意识在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被激活,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意识和管理意识逐渐增强,认识和体会到先进管理能够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3]2006年的新农村建设中,富川县引导村民成立了“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主张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的家园自己建。由凤溪村“两委”干部、村小组长、村民代表等18人组成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专门协调处理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业产业管理等新农村建设事宜。“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成为民众进行民主管理的有效组织。此外,凤溪村还提高村级组织战斗力,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实施“两强”党员带富工程和“支部+协会+农户”新体制,促进“五村、两规范”建设。

(二)倚重新农村建设,凤溪村乡村旅游发展稳步向前

凤溪以新农村建设为平台,利用乡村日渐完善的经济文化条件及基础设施,满足来乡村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需求,为乡村旅游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实现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共赢。1.推广生态农业,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凤溪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打造一个民俗文化旅游村、成立一个理事会、推广五位一体生态农业”三个一为重点,充分发挥农民主动参与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整合政策、科技、人才、资金、产业等有利因素,大力推广“猪-沼-果(稻、菜、烟)-灯-鱼”五位一体生态农业,发展高效农业。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设计、调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2006年,凤溪村共投入资金176万元用于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新种脐橙250亩、春烤烟450亩、香芋400亩,养殖瘦肉型母猪300头、猪花1000余头,菜牛200头,在建养殖野生塘角鱼小鱼池30座,沼气池50座,在农田安装频振式杀虫灯10多盏。[4]新农村建设一起步,循环经济的有序发展就为凤溪村积累了坚实的经济基础。2.弘扬民族文化艺术,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不绝的源泉深厚、旖旎的瑶族文化是凤溪旅游开发的基础。1993年改建的凤溪戏剧团,为旅游者提供了观赏乡风民俗的平台。如今,戏剧团每个月都在村里的戏台演出,次数多达7、8次,接待了很多国内外游客。实景演出《印象凤溪》,有蝴蝶歌、芦笙长鼓舞、竹竿舞,甚至连日常的织布、刺绣,也被搬上了舞台,原汁原味令游客惊叹。凤溪着力打造贺州市“千村万户文艺惠民工程”文艺村,全国首创的“千村万户文艺惠民工程”以广大农村为阵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以原有的传统文化为基础,通过创建、命名一批文艺村、文艺户,广泛组织开展公益演出、艺术培训和专业指导,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农民群众文化艺术需求、繁荣农村文化。陈永楣认为凤溪村经常开展文艺活动,村民们像种庄稼一样“种文化”,把“文化的种子”种入乡村大地。乡土文化艺术成为旅游发展不绝的源泉。[1]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旅游的接待水平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凤溪村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乡村旅游的接待水平。2006年,凤溪村依托瑶族刺绣、土纺、文物古迹等独特民族风情旅游资源,按照“打造凤溪瑶寨社会主义民俗新村”的定位要求,全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塑造民俗新村新面貌。拆除并清理杂房55处1600平方米,观光道路两旁房屋外墙勾缝3600平方米,安装路灯10盏,主干道两旁房屋屋外墙瓷砖亮化5600平方米,建瑶族特色围墙250米,新建1564米的通村水泥路,新建1个标准化篮球场,修缮打造了2栋瑶族民俗新居。近年来,在县、乡镇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凤溪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投入200多万元实施城乡风貌改造工程,先后建设了宣传文化长廊、休闲文化广场、标准篮球场,400平方米的停车场;休闲娱乐的荷花塘、九曲桥、八角凉亭;3栋总面积600多平方米的瑶族民俗新居,瑶族特色的村大门,修复山门两座、门楼两座等,一大批设施的改造建设,使凤溪村面貌焕然一新。[5]4.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整治,增加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村貌的绿化与美化,是提升乡村旅游环境质量的重要保证。2007年,凤溪村通过对水、路、厕、圈、厨的五改建设,解决人畜饮水和农用水困难问题;修通乡村公路、硬化入户路;住房和畜圈相对隔离,开发推广沼气等洁净能源,使厨房整洁、卫生、明亮。瑶村的卫生条件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但凤溪1000多瑶胞世代聚居在西岭山脚的山坳里,“垃圾围村”现象长期存在且较为严重。为了彻底改变这一乱象,2013年城北镇出台了“联合保洁”制。即将凤溪村划分成6个责任小区,每个小区配备一名保洁员和一名卫生督查员。小区实施每月动态考评,自6月1日这一制度正式挂牌实施以来,全村已经开展3次评比,评选出优秀小区3个,清洁示范户18户,近20吨的垃圾一扫而光,百年瑶寨重现了往日的光鲜与明亮。此外,城北镇团委、妇联组织18名城北籍大学生志愿者在凤溪开展的为期1个月的清洁城镇乡村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以及联合凤溪民间艺术团、城北桂剧团在印象凤溪实景舞台举办了一场净村洁屯主题文艺汇演,也使清洁城镇乡村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加强凤溪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的路径

凤溪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凤溪初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加紧密,乡村发展趋势也必然对它们进一步结合的路径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重视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统筹部署,形成互动并进格局

当地政府应充分认识到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的重要性,出台相关政策,进行统筹部署。从目前来说,凤溪主要还是以乡村旅游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并以此带动相关经济的发展。因此,每年应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的方案,选择更适于凤溪旅游发展的模式,加大乡村旅游的投入,巩固“中国瑶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另一方面,也要拟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新方案,在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方面推陈出新。通过对两方的合理部署,达到既推进乡村旅游,也使新农村建设阔步向前的目的。

(二)坚持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相结合,打造两位一体的新亮点

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中,应发挥示范点的积极效应,以推进内涵发展,提高档次,扩大知名度。凤溪的新农村示范片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应始终坚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推进,做到新农村建设示范片也是乡村旅游示范点,并着力提升档次,力争建成全国知名的示范片点。2006年凤溪成为广西第二批农业旅游示范单位。目前,贺州市只有黄姚古镇获批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极具民族文化气息的凤溪如能获此殊荣,并力争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当地旅游业才能迎来新的突破,新农村建设也才能上新台阶。

(三)加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新农村生态农业的结合,推进产业融合的发展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新农村生态农业发展的结合,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的催化剂。古瑶寨的民族风情、历史文化游虽说让游客流连忘返,但旅游产品仍显单一。作为“中国特色农业百强示范县”和“中国脐橙之乡”称号的富川,目前已举办了四届“富川脐橙”节暨瑶乡文化旅游节的举办。节庆活动的举办是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新农村生态农业结合的尝试,丰富了旅游产品,增加了旅游的吸引力;有效地提升了富川脐橙知名度,促进了脐橙的流通销售,推动新农村生态农业的发展。凤溪脐橙丰收观光游带给游客的不仅是独特的体验,也有助于第三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相互结合。

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6篇

(一)乡村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素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赖以形成的重要根基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积淀的历史文化成果。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成果主要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中国社会步入工业文明的历程很短,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大量存在于乡村,珍贵文化遗产大量保存于乡村,特色文化人才大量生活于乡村。新中国建立以来,借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借助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借助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共享的环境,快速迈入工业文明时代,并疾速奔向生态文明时代。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将乡村文化笼统定位于落后保守的观念受到挑战,农业文明生产生活方式下的宁静、淡泊、亲情、友善等文化观念产生了新的时代价值。中国作为“后现代”国家,在追赶“前现代”国家的进程中,由于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因素很多,留下的文化“现代病”自然也就更多。中华文化有自己厚重独特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西方学者也看到:“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去解决争端。”今天看来,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中,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依据,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农民及其乡村生活中保留得最为完整。如果说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可能主要依靠城市文化、精英文化,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可能更需要乡村文化、大众文化。繁荣和发展需要相互支撑,大繁荣大发展需要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双轮驱动。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充分挖掘和运用乡村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就更有希望在文化发展中实现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蓝图,同时也让中国乡村文化“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形成了新的活力,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元素和体现。

(二)乡村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导和灵魂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有部分农民群众实践探索先行的特点,但总体来说,农村的改革开放还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地稳步推进的。这就产生了三种文化先导力量:一是少数先行探索者的实践凝聚成一种精神力量,影响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如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行动、浙江温州的“王事件”就转化为一种精神文化力量。二是党和政府部门及理论工作者将农民群众的实践探索经验上升到政策和理论层面,引导农民群众的实践。如党中央“一号文件”具有浓厚的精神文化韵味,既是“定心丸”又是“兴奋剂”。而费孝通、吴敬琏、厉以宁等学者的理论观点则让农民增强了对改革与发展的信心。三是城乡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大量乡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这些源自基层的探索实践、源自领导层的文化理论、源自学者的思想观点、源自文艺工作者的艺术成果汇聚到乡村,影响着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灵魂,规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品质和格调。

(三)乡村文化是新时期中国农民发展的根基和动力在改革开放初期,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说:“农民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他们的眼界比以前开阔多了,已经不同于那种个体经济的小天地所局限的农民,不同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描写的被自然经济封闭起来的农民。”新时期的中国农民身处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其发展与乡村文化的发展联系更加密切。农民必须在乡村文化发展中获得必要的教育基础、道德素质、知识技能、市场分析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即使是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也要从乡村文化中获取这些能力,而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走向世界的农民更要从乡村文化中获取这些能力,这是新时期农民发展的重要根基。乡村文化中不断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乡村文化中不断树立的各类勤劳致富事例和思想道德先进典型、乡村文化中不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形象都会成为让农民发展进步的推动力量。乡村文化是新时期中国农民发展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动力。伴随着中国的进步和乡村的发展,乡村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实需求的强烈呼唤。

二、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一)政治主导性与价值多元性相结合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根本要求,始终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主导着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同志式的关系,等等。”1982年召开的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马列主义思想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引导农民群众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农村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目的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教育农民自觉抵制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破除封建迷信,克服社会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可以说,新时期农村文化的政治主导性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来自西方及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宗教思想、生活方式借助人员交流和现代媒体大量进入农村,影响着乡村农民尤其是青年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乡村不断挖掘整理传统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在国学热影响下,乡村中的传统习俗、传统艺术和传统观念得到重视,传统的价值追求在一部分人中开始受到尊崇,尤其是在山东、陕西、河南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地区更是如此。乡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价值多元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新时期乡村文化走出了建国后特别是“左”倾时期的单一状况。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作用与主流地位与多元价值处在并存和不断交流、交融甚至交锋过程中。总之,政治主导性与价值多元性相结合是新时期乡村文化的首要特点。

(二)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多变性相结合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从未中断,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在新时期中国的乡村文化中体现得更加充分。近代以来的“西化”理论在城市中的影响更大,工业文明在城市中推进更快。而中国乡村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与“西化”的相对疏离性说明中国乡村文化有原始文明的印记,有农业文明的深厚基础,又受到工业文明的影响;有古代文化传统的底蕴,有现代革命文化的浸染,也受到当代市场文化的熏陶。从宏观视野看,中国乡村文化保持了较好的历史连续性。这种历史连续性,不仅体现在乡村物质性的文化形态上,更体现在广大农民这一文化承载主体身上。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大批优秀中国农民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于一身。同时,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伴随着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巨变呈现快速多变的态势。由以革命政治文化色彩为主到以建设和谐文化为主、由羡慕模仿西方文化到恢复倡扬传统文化、由对自我文化的质疑彷徨到对中国特色文化的自觉自信,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惊人。中华文化顺变、求道、自强的品格在乡村文化中得到充分展现。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多变性相结合是新时期乡村文化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也印证了文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的观点。

(三)外在帮扶性与内在自主性相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建国后加速工业化的急迫要求,都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及其文化差别。进入新时期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党和政府一直在实施对农村文化的帮扶政策,从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农村科技大篷车到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再到建立城乡联动机制、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无不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外在帮扶,这是加速乡村文化进步的必要条件。同时,有艰苦奋斗传统、独立自主精神和探索创新能力的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宽松政策环境下,也在独立发展自己的乡村文化。早在改革初期,农村中的文化艺术人才就开始自发地建立自己的团队或组织,开展多种文娱活动。部分农村文化青年开始在业余时间集结起来进行文化艺术的学习交流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繁荣,乡村中部分学习承袭传统技艺的人才开始以自己的成果或产品走入文化市场。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民的自办文化开展得有声有色,出现了一批气势宏伟的如横店影视城这类文化企业。进入新世纪,部分地区农民开始“种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还走进城镇,把欢乐带给市民。外在帮扶性与内在自主性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不断结合,这是乡村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三、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

(一)乡村文化进步存在思想认识的相对滞后性当代许多学者认为,相对于现代文明、城市文化,传统的乡村文化具有历史的落后性,农民是需要改造的群体,乡村文化需要彻底变革。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揭示和肯定了乡村文化中的革命性因素,这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国后号召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思想根源。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革命的传统意义渐失,乡村文化的先进性元素及其依据是否还存在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化”所唤起的对乡村的重新关注与对“农民文化复兴”的期待,面对世界各类地区“小农”的强大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学者们发出“无论认识农民还是改造农民,都需要有新思维”的呼声。随着思想的更新与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勤俭勤奋的“农民理性”,看到中国乡村文化的自由创造空间(不同于西欧和俄罗斯乡村文化的“农奴性”,中国乡村文化历史积淀的自由性比较多),认识到乡村文化的生态性、田园性、人本性,看到以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但总体而言,相对于乡村经济和乡村政治来说,对乡村文化的思想认识存在滞后性;相对于乡村文化的实践来说也有相对滞后性。其中最根本的是对乡村文化先进性内涵的肯定不足,常常以“政治思想”替代或弱化思想、观念、习俗等,使生活在乡村文化中的农民文化自信力不足,文化自觉心不强。

(二)乡村文化建设存在性质结构的相对失调性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方向大背景下展开的。总体来说,乡村文化的性质和结构是明确而清晰的,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传统文化、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文化。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偏差。从时间上看,在改革开放前期,由于刚刚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文化实践中将“引导农民逐步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克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452的问题看得很重,对悠久的乡村传统文化和部分近现代革命文化的认识和继承还不够到位,对部分西方文化还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甚至敌视。在盲目的“思想解放”过程中,乡村腐朽落后文化开始沉渣泛起,封建迷信活动以各种方式甚至打着“科学”的旗号大行其道。西方文化或在有意的政治操控下,或在无意的经济交往中,以强劲的势头向中国乡村侵袭,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艺作品、宗教活动不断冲击着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科学结构体系。从地域上看,情况则更为复杂。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多,国际经济文化交流较多,但部分地区对寺院、道观、教堂建设的热情偏高,“礼佛”、“信主”、“求道”成了一部分人的重要精神生活内容。在中西部偏远落后地区,“求神”、“算命”、“敬鬼”的习俗抬头。这些情况同样破坏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性质和结构。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性质结构的相对失调问题在部分地区十分突出,性质不同、方向不同的文化内容“杂处”于部分乡村之中。

(三)乡村文化发展存在社会主体的相对被动性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是生活居住于乡村的广大居民。我们可以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将乡村居民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现在也有大量位于乡村的企业工人),这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基本主体;二是乡村知识分子(主要是体制内的教师、医生、农技人员、乡村文化工作者,也适当包含体制外的有各类科学文化知识的文化艺术人才),这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主体;三是乡村干部,这是乡村文化发展的特定主体。对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的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在新时期,我们虽然也一直强调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文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却常常把重心放到抓得住、看得见、数得清的“三下乡”活动上,而对“抓不住”、“看不见”、“数不清”的普通农民的文化活动关注不到位。我们对来自城市知识分子(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及其各类下乡活动宣传和重视程度较高,对乡村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作用重视不够②。乡村文化建设核心主体的主动性没有充分激发出来。在实际的乡村文化工作中,居住于乡村的干部常常以听从上级指示、落实上级政策为主,领导和创造独特乡村文化的自主空间也受到限制。乡村文化发展中各类社会主体存在程度不同的被动状态,也没有将农村文化与农民文化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的统一性,忽视了文化的个体性。

四、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前景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的未来发展

(一)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将协调推进近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文化继承传统、融入世界的进度和程度都不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的文化自觉能力和文化发展愿望都在快速提升,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差距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的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是8.7倍,2011年的差距依然达到6.7倍。未来的城乡文化协调推进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党和政府已经开始积极着手解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要求。认为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又单独列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内容。党的十报告指出:“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从自下而上的农村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趋势看,有几种情况已经非常清晰。一是2.6亿多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已经开始加速市民化,在沿海发达地区进展速度更快,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和文化追求更是和市民趋同。二是大批农民在城镇购房实现了“城居化”,文化生活逐步市民化,这是数量仍在不断增加的一大社会群体。三是出现部分市民“村居化”,这些深入农村的市民在感受乡村文化的同时,也将城市文化带到农村,影响农民的文化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文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制约城乡文化的技术、设施、人才、政策等不利因素在逐步减少,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协调推进的局面在逐步形成。

(二)请进来与走出去将并行发展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再表明,中国农民中不仅蕴含着革命和改革的文化力量,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发展基因,不能简单地运用西方现代化模式,将农民文化置于落后保守的位置上来看待。我们要看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守道顺变的民族文化精神在农民身上有不绝的传承。在新世纪,这种民族文化精神在不断发生着现代转化,并与时代精神相融合,正逐步形成农民特有的文化精神内涵。但是,目前甚至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农村文化仍将处于相对落后地位,在部分边远地区、贫困山区更是如此。所以党和政府实施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仍将持续推行并经常化,农民的文化发展仍将得到城市、政府及外部帮扶,这是农民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农民借助传统文化,挖掘地域文化及村庄文化创造出来的具有乡土韵味和农民风味的文化成果也将大量涌现,并且这种动力和条件越来越强大和充分,这既有源自农民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需求,也有文化市场完善扩展的外在经济利益驱动,还有政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推动。现在,农民们自己“播种”出来的文化成果越来越多,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层次多样。从农家文化大院,城镇文化娱乐场所,直到“春晚”舞台,都有农民文化创造的成果展现。农民既然“种”出众多的文化果实,他们就不愿也不能“独享”,必然要走出乡村,走进城市甚至走向世界,让大家来“共享”。我们在乡村、在旅游市场看到种类丰富的具有农家风情的手工艺品、在演艺场看到农民原生态的演出、在国内外大中城市看到有中国农村特色的文艺节目必将越来越多。当然,在农民文化送出去的过程中,更多的还应是农民将城市文化、精英文化请进来,是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并行推进。进一步说,可能是请进来、走进来、引进来、拿进来与送出去、走出去、带出去、选出去的多层面融合。

(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将相互促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村文化市场开始运行,原本在国家政策支撑下的农村文化事业开始和文化产业相联系。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经过广大农民群众长期的实践探索,乡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的体制机制已经呈现出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党和政府既努力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村文化事业进步,也积极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一些地方政府和乡村农民群众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已开始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体思考。在部分文明村镇、文化名村里,一些有特色的地方文化活动常常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行。在农民书画发达的村庄,农民在学习书画的同时也会考虑书画的销售;在农民戏剧发达的村庄,农民在强调娱乐的同时也会从事商业性演出。在我国乡村中,有乡村知识分子、传统文化技艺传承人、自学成才的各类学有专长的人才。在未来乡村文化发展中,乡村文化人才必将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成为农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纽带和桥梁,成为农村先进文化建设的骨干。在未来农村文化发展中,文化事业的重心将不断向基层推进,距离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近,农民会真切体会到并更多享受到文化事业发展的成果。随着农村文化市场的扩大,文化产业的重心也将不断向群众靠近,农民会获得文化市场提供的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农民群众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积极性也必将成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和重要动力。中国乡村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一,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任务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不一样。但是,近些年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重视基础性方向性问题,观览全局,把握本质,仍具有根本意义。著名农民问题研究学者秦晖先生曾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也包含乡村文化的创造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农民文化主体性的发挥,“农民文化”有先进性蕴含,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够实现现代转型。

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派分;联合;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

根据一般的观点,中国传统政治的重心在县以上的城市社会。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日本侵略和自然灾害频繁,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中国政治社会重心有由城市下移乡村基层的趋势。乡村建设各派、中国共产党、政府等不约而同地聚焦乡村。已有研究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以下简称乡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存在路线上的不可调和与对立,而与政权有更多依存和合作关系。但是,如果从乡建运动的进行程序的特点和各派别联合的新角度加以考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情况也绝非那样简单。

按照乡建代表人物之一的章元善的看法,乡建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化零为整”。即它首先是在民间分散地从某一区域和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等某一方面作为入手处和中心点,形成各自的特色和派别,然后在内容上扩展到其他方面,并与外面的派别发生交互和联系,化合成有机的整体,这时才足以称为“乡村建设运动”。这与坊间将乡建运动简单等同于乡建实践,大相径庭。同时,乡建欲打破天然所具有的地域性的限制,提高效率,扩展为全国性的运动,达到复兴民族的最终目标,必须进行更大范围和程度的联合。这些都表明,乡建各派的联合成为理解和重新把握乡建内在理路的关键。而各派联合的主要纽带和平台就是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先后于1933年7月在邹平、1934年10月在定县和1935年10月在无锡举行。因此,以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中心,从各派交互联系的新角度,深入探讨乡建各派之间以及民间各派与官方的联系与合作,不仅可以使乡建的研究别开生面,而且可为方兴未艾的侧重对立、疏于联合的学术流派和政治流派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

一、乡村建设派分与联合的成因

20世纪30年代初,盛极一时的乡村建设派别的数目,远不止通常所说的陶行知晓庄生活教育,晏阳初定县平民教育,梁漱溟邹平村治,黄炎培、江问渔徐公桥职业教育和高践四、俞庆棠无锡民众教育等三大或五大派别。其实这仅是乡建初潮时的划分,远不足以反映高潮时的盛况。按当时教育名家姜琦的分法,除前述各派之外,同时并存的尚有孙中山、沈玄庐“的农民运动”,农村复兴委员会,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雷沛鸿广西国民基础教育,观点各异的庄泽宣、崔载阳、古、子钵、千家驹、杨开道等“普通大学教授”,邰爽秋“念二社派”以及章元善华洋义赈会等十多个派别。

造成乡建派别的林立,是由于切入点的不同,领导者的理论学识和所处环境差异等多种因素。其中,理论信仰不一为要因。各地乡建做法不同,“实在基于他们对中国问题认识的不一样而出发”。在邹平所看见的“中国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就必须先要养成农民新政治习惯和组织的能力。在定县则认为“中国问题是贫,愚弱,私”,于是针对着这四大问题而有生计、文字、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在菏泽则坚持“中国问题是一个民族解放问题”,结果就产生了军事色彩浓烈的乡农学校。可见,不仅邹平与定县两大派之间,而且就是属于梁漱溟为首山东村治派内部的邹平与菏泽两地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理论的不同决定各派的分立。有在多个派别工作经历的张宗麟说,梁漱溟、晏阳初“私人感情无论密切到任何地步,但是二人理论的根据不同,决不能因感情的密切而各人放弃原有的理论”。而正是过强的理论坚守和过多的宗派藩篱对乡建产生了负面的作用。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各派联合的必要。乡建各派的联合,是由于运动自身发展程序特点的内在要求和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外部要求所决定的。

乡建的总体宗旨和程序趋向“化零为整”的特点,如果换成高践四的说法,就是“从小而大,自下而上”。前者是指乡建从所处的地域实际出发,从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某一方面入手,以致派别丛生、平流分进,但最终却是为了全国整体的复兴探索办法,殊途而同归;后者则为乡建的推进动力,由民间独立运作到官方介入,上下合作。桥接小与大、下与上之间的关键,是多头纷立的乡建各派分之间有效地进行联系和整合。而正如时人所说,乡建遍地开花,“可是各自为政,缺乏联络,因之彼此隔阂,所以功效不宏。’乡村工作讨论会’乃于此种环境中诞生,其与今后乡村建设关系之重大,彰彰明矣”。

偏于一隅的乡建不能适应全国大团结的国难需求。1930年代初,中国国难严重,要求倾全中国整体的力量去应对。其出路在于,一方面“要注意军事的国防,他方面建设农村,培植民族活力”。而各自画地为牢进行乡村建设显然难以担当此重任。第三次乡村工作会议举行之前,俞庆棠将借乡村工作讨论会、运用集体智慧解决“偏于一隅”的乡村工作与整个民族国家需要大团结的矛盾,视为乡建最急要的工作。山东的茹春蒲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乡村是最富于地域性的组织,要打破他的地域性,所以必须有大的联络。”

乡建各派之间的联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这种可能性在于,各派尽管分歧很大,但都认识到中国的重心在于农村和农民。“大家要在农民身上,农村里面,培养民力,扶植生机。”可见,对农村、农民问题重要性的共识,是各派联合的深厚的基础。因此,无论从解决内在需求和外在压力的必要性还是可能性上看,乡建各派都应超越狭隘的地域和门户之见,进行多方面的联合。

二、民间各派之间的联合

关于乡村建设的联合现象,学界已有所注意,只是尚未从派别的角度考虑,且进一步挖掘的空间还很大。乡建各派的联合可从乡建进展程序、空间分布和内容上进行考究。乡建的进程分为研究、实验和推广应用三个阶段;在空间分布上有地方性乡建与全国性乡建的不同;在内容上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某一方面入手的部分乡建或中心乡建和上述四大方面同时进行的整体乡建之别。乡建在时空内容三方面上进展基本同步。就民间各派之间的联合而言,大体上可分为某一区域乡建各派内部有关部门在内容上的全面整合、各派跨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和超党派的大联合。这些联合在三次乡村工作会议上均为重要议题,且贯穿在乡建的各个时空阶段之中,但又有所侧重和不同要求。

1、乡建各派内部有关部门内容上的全面整合

这种合作内容的全面性,主要处于乡建的实验性和地方性阶段,可分为同时并进和引发全面两大类型。这一分类源自章元善在第二次乡村工作会议的看法:乡建“在工作内容上可分为教育,经济,自治,卫生,社会政治五种,有五种同时并进的,也有认定一种努力发展实施,而引发其他四种效用的”。“同时并进”反映在实践中,就是与本地有关建设部门多方联络,分工合作,增加效率。其中以洛阳乡建实验区的对外联合式的做法较为典型。该区鉴于“乡村社会是整个的,乡村建设是多方面的”,因而与农林、水利局、区公所、保安团、教育局、卫生、军事等机关联络协作,实行建教一体,政教合一,一举而多得。其经验曾在第三次乡村工作会议进行交流,受到与会者的肯定。“引发”型的代表是华洋义赈会和乌江农业推广区。它们分别以经济合作或农业推广为中心,再旁及其他各种建设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由中心一点及面引发论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常依托某一中心组织机构进行。著名者有华洋义赈会合作社、邹平乡学村学、菏泽乡农学校、定县公民团、广西民团、洛阳实验区民众基础学校、乌江农会、江苏教育学院北夏实验区乡村建设协进会等。它们的名称表面上是单一的,实际上是以某一方面为主,兼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组织和联络功能。以北夏的乡村建设协进会为例,就是该区民众教育机关在未能有效地面对各方乡建工作的情况下,联络区公所、保卫队、小学校、典当行和农业推广所等,“使之成为区单位的乡村建设中心。”乡建内容由单一到综合,是乡建各派内部从分散到整合的结果。通过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基层中心组织为纽带,不仅将本地区多种乡建内容进行了有效整合,而且试图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村民众团结起来。所以,杨开道事后总结说,“用综合的眼光,综合的设计”去研究和解决乡村整个问题,从而走出了单一乡建的误区。这是各派内部联合,甚至是整个乡建的明显成绩之一。

2、跨区域各派之间的分工合作

在定县举行的乡村工作第二次会议,是一次各派跨区域合作色彩较浓的会议。会议主席晏阳初在致欢迎词中强调,乡建的方法、步骤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同人的合作精神”。会议期间,与会的各派领导人晏阳初、梁漱溟、瞿菊农、杨开道、梁仲华、孙廉泉、章元善等经过讨论,达成乡建分工合作的五个办法。即会员应守五个信条,设训练中心处和实验省,进行人才训练和人才物色。

在研究和实验阶段,于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应该说乡建各派内部的全面论和中心论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体现了乡建的局部成果,节约了建设成本;或者从某地方的实际出发,发挥了自身的特色和长处。正如平教会的孙伏园说,乡建各地实验的“小节目的不同是难免的,而且也是需要的”。但在各派跨区域的全国范围以及推广应用阶段上看,则存在严重不足。所以,有人批评同时全面论造成的结果是乡建工作雷同、低水平的重复,“彼此之间实际上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差异”。

陈礼江更是抱怨乡建不是没有中心,而是“中心组织的太多,不知何所适从”。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许仕廉认为,从长远角度和全国范围看,它们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因为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乡建的性质“为社会的”,范围为“全国的,国际的”,目标则为“提高中国全民族应付世界变迁之效能,能以求中国民族之生存与发展”。乡建的全局性和整体观,决定了各派单一的多元中心论不能成立,因而其主张以民族为本位的一元的乡建民族统一中心论。他还警告:如果不放弃这些错误的主张,将使乡建“门户对立,学派分歧,于建设本身,恐害多利少”。

事实上正是如此。由于乡建各派过分强调本身的利益,不乏明争暗斗,只是当事者没有挑明,以致失落在今日学人的视野之外。在乡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就存在内有邹平、平教两派关于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地之争,外有各派联合抵制李石曾欲染指乡运领导权之举。章元善、许仕廉在该次会议报告集出版序言上,反复强调会议名称,不用原定的“乡村建设协进会”,而用“乡村工作讨论会”,是为了“以精诚团结,实事求是,不重形式,虚有其表为原则”。笔者起初对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举的具体和真实意图百思不得其解。后经深入研究可知,原来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抵抗李石曾的进攻,也为了解决邹平和定县两派互不相让的局面”!结果,自称对于乡建运动“创造而不夺取,合作而不斗争”,而实际上为了争夺领导权而来的李石曾,愿望落空,并未入选主席团成员。发明“乡村建设”一词的邹平,虽然被迫放弃了“乡村建设协进会”名称,代之以各方能接受、以精神联合为主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但在与定县的首次开会地点的竞争上取得胜利。因此,晏阳初本不想亲自参加会议,后听一国际友人的劝告才与会。在组织方面,既然“因各方了解不深,团结不易”,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会无法产生,只好退居其次,“只得集合少数比较熟识,比较了解之同志组织一乡村建设学会”。这仅是一个反映少数派别利益的小团体组织。又据胡次威的回忆,1938年,乡村建设学会在长沙开会,欲把该会“改为政党组织,因为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各有怀抱,没有达成协议”。邹平、定县为会议主办权竞争,以及它们与另一巨头职教社派的组党流产,都是乡建内部明显的派别分歧、利益攘夺的结果。31民间乡建各派的超越党派的“大联合”1935年下半年,由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各派在第三次乡村工作研讨会上,开始提出超越党派大联合的主张;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并成为主要推动者则是设在国统区上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通过自办的机关刊物转发有关乡村工作大联合的言论。乡村工作人员大联合的含义,与此前参加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会已有明显不同,实际上就是当时在国统区未能公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代称。对第三次乡村会议提出的乡村各派大联合的主张,农研会所做的工作是将其加以充实,并加上按语,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中国农村》上发表。此举得到了梁漱溟、民众教育派和颇具声势的江西省农村改进会等多方的积极响应。1936年8月,态度激进的生活教育社社员张宗麟明确提出“组织乡村运动的联合战线”观点。农研会对这一主张同样予以热烈回应,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无论在主、客观上均需要成立这样一个联合组织,希望在对付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大家共同利益下,在乡村建设领域率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于组织乡建联合战线的现实承担者,他们一致将希望寄托在组织不甚完善的乡村工作会议上。名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会员,实际上接受农研会领导的孙晓村认为,在亡国灭种的背景下,乡建组成联合战线最低限度的实践,是须要打破与联合战线精神相违背的局部、理想乡村建设的“标本主义”、没有时间从容进行的“实验主义”和派分林立的“门罗主义”;呼吁召开乡建联合大会,或者推进打算停开的第四届乡村工作会议在一两个月内举行:一方面公开讨论乡村运动联合战线如何建立,一方面应当组织一个经常的中心机关,来担负推进的责任。不言而喻,这个中心机关非已有联合成绩和较高声望但组织松散的全国乡村工作会议莫属。乡村各派大联合的意义,有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10月,平心从逻辑和事实上强调:“乡村运动的分派正是反映着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分裂和政策分歧,把各派乡运工作者联合起来,事实上就是乡村各级人民大联合之缩影。”

1937年3月,薛暮桥认为,农研会力主的乡建各派大联合的主张,与梁漱溟所提的全国人民大联合的主张,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根本精神上完全一致。在全国未能大联合之前,大家应以身作则,以自身的联合来促成全国的大联合。至此,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农研会突然一改此前一味严厉批驳乡建主要派别改良主义观点的策略,转而一分为二地评价它们的工作,并主动与之联络,且得到积极的回应?原来是他们按照延安指示,“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结果。这实际上是将乡建各派的大联合提升到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尽管这在组织层面上未能落实,但无疑反映了乡建各派联合进入了新的、较高水准阶段;也说明已有研究一味地强调乡建各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而忽视两者之间积极合作的片面性。

三、民间派与国民政府的合作

乡建各派之间的联合,除上述民间各派之间的三种方式外,还包括民间与官方的通盘设计,上下合作。乡建发展到推广应用和全国阶段时,应有通盘计划和全国性的领导组织机关,统筹和协调中央与地方尤其是官方与民间各派的关系。这是进一步提高乡建整体效率的客观要求,也是乡建的最终目的。但学界在乡建是民间改良主义原有观点的支配下,中央政府在乡建中的角色被漠视了,至于民间各派与政府派的合作更是鲜有论及。

早在第一次乡村讨论会上,与会者就有这样的共识:“希望所有朝野关于农村改进事业之机关,将来结成一强有力之全国总机关,从事大规模之研究,计划及实验。”在第二次会议之前,平教会的瞿菊农已明确提出乡建应有“通盘设计”的概念,并从两方面阐述它的意义:消极“可以互证得失,使计划工作上得到便利”;积极“希望对于全国农村工作能有一通筹兼顾的工作计划”。1935年10月,第三次乡村工作会议召开前夕,社会各界对此寄以种种希望。其中之一就是有一个“全国通盘的计划”,并对计划的轮廓要求、意义和分工合作作了较为清晰的勾勒。于是在第三次会议分组讨论时,丁组即讨论了“全国乡村工作团体,应如何切实联络以宏实效”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乡村建设需一全国计划,且为全国建设计划之一部分”这一带有全局性的见解。这表明乡建经过各派的努力和联系,至少在理论上已经突破和超越了原来的从小处、地方入手的阶段,开始在认识上到达了从大处、全国着眼的新阶段。

官方与民间究竟应如何联合?按照高践四的看法只有“自下而上”一种方式。事实上除此之外,还有两者种观点。第一种是以官方或政治为本位的自上而下的统制法。1934年3月,茹春蒲提出政府整理乡建工作,要有一个有期限有统一步骤的总动员计划:“把乡村运动放在国家政治总计划之下,同时集中人才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去把一切社会式,教育式,自由团体式,自治式,乃至半政治式的各种乡村运动团体统一起来,作一个整个的运动。”④强调政府的统制作用,将民间乡建纳入准战时的国家总动员计划中。第二种是以民间或教育为本位的自下而上的方法。除高践四外,在第三会议召开前夕,孙月平也主张乡建工作要民众、社团和政府三方合作,但坚持民间化的立场,因为如果“由政府用政治的力量直接来办,必至处处受节制,处处受支配,失去事业的中心基础,不但难以推进乡村建设,反足以阻碍乡村建设”。反映了他们对依靠现政权进行乡建的忧虑和担心。第三种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折中调和、互相结合的方法,但这种结合又往往是有条件限制的。1935年4月3日,晏阳初在北京大学演讲,说定县工作是政教合一,上下对接。实验工作“一切系由下而上”;而县政工作“乃系由上而下”。民众教育派的赵冕在回答记者全国如此多的乡建实验区是否需要统制的提问时,不无勉强地说“假如有妥适的计划和合宜的手段,统制不是不可行”,但最好是贤明的统制与自由的实验相结合。

这三种主张在第三次乡村工作会议上产生激烈的交锋,最后由于以民间为本位的村治派首领梁漱溟以各种理由的坚持,实际上是第二种观点占了上风。有关乡村工作联系统一和中心问题,梁氏代表第四组讨论在大会报告:“一、乡村建设研究工作,在统盘筹划之下,由几个适当地点担任较为经济,现有各研究机关,亦深愿在全国统盘支配下工作,惟以环境等限制,不能彼此愿望实现,深为可惜”。关于确定乡村应设统一中心理论及全国乡村工作机关切实联系等问题,他认为,“一、中心理论不能强求,应自然趋势,逐渐影响而归一致,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临时集会,自由发起,讨论不采取决议形式,重在意见之交换,似不必有固定之团体组织”。关于后一问题,会员“辩论甚为激烈,结果仍由于该会性质与普通会议不同,出席人员均从事实际乡村工作且于工作上有问题始来参加讨论,决定不必组织固定团体或向政府有何建议”。这样,第三次会议前,各界加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组织建设以及向政府提供建议,加强民间与政府的合作等呼吁,几乎全部落空,无任何结果。

关于中央与地方联合的具体设想和途径,1936年11月,资深的乡建人士、浙江建设厅长伍廷飏主持召开有梁漱溟、庄泽宣、许公鉴等三十多位专家参加的乡建问题座谈会,继续着重就此进行了研讨。会上普遍反对一切的单元建设中心论,主张有统一的计划,集合一切力量,朝野共同努力,实现全国性的上下合作。如许公鉴说,“中国乡村建设要有整个政策,如苏俄五年计划,各地同志在整个政策下,共同努力”。但遗憾的是,对于怎样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才能集合在一起,仍然没有谈到,且不了了之。

应该说,乡建的民间化立场在研究和实验阶段有利于坚持独立性和主动性,但在全国性的大规模推广应用阶段,如果不与政府保持妥善的合作,就很难顺利达到其所橥的复兴民族的最终目的。1933年7月,冯友兰曾在《乡村运动之政治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作为渐进式的乡村建设要获得成功,“就是得到在有当局之合作”。1937年,晏阳初在回顾十年来的乡村建设之后,展望其未来前景时说:“乡建运动者,亦应从整个国家的建设计划上着眼,依据其积年研究实验所得之基础,进一层寻求问题,作更深的研究实验。使学术建设的学术方案与实施机构,很和谐地配合于整个的建国方案与体系之中。”晏阳初的希望,正好反证此前乡建与国家关系的不和谐。

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8篇

1.家族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它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的根基历史,和谐乡村建设无法脱离家族的直接影响。家族在农村逐渐成长为一种具有完整文化内核且历史悠久的自在秩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根基历史,即许多学者所说的中国社会的内嵌式结构,渗透于民众的潜意识深处,并时时处处有意无意发挥社会影响。家族所塑造的社会曾被费孝通先生称为“乡土社会”,族权和绅权控制整个乡村的秩序。虽然这种乡土的族权绅权秩序遭遇过行政秩序的强行打击或中止,但家族作为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内省结构,从来没有真正被泯灭。许多学者认为,家族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社会发展变化的魔力很大,因为即使是制度的变迁都应该说是渐进连续的,而不是以间断的方式进行的;虽然正式制度可能通过决策方式一夜之间就被改变,但镶嵌于传统、习惯和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中的非正式制度通常不为决策所动。尤其是家族文化的制约不仅将过去与现在、与未来相联系,而且成为我们解释乡村历史变迁缘由的重要因素。尽管经过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运动的猛烈冲击和敲打,但家族的基本要素却不同程度得到保存,其根基没有断绝,可见,家族的生命力非常顽强。笔者在进行了大量乡村调研后发现家族的社会参与具有坚韧不拔的力量,它对社会的影响不会被强力消灭,它始终在以显性或隐性、直接或间接、物质或观念的方式,多途径、多层面、多角度地影响社会行动和个体行为。我们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环境变迁,家族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随即得到复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家族的社会参与既有较强的传统惰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活性。因此,在和谐乡村建设中家族作为根基历史必然发挥作用。构建和谐乡村是我们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家族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和促进我们的价值理念与价值追求,笔者可武断地说,有一个和谐的家族就有一个和谐的乡村。

2.家族在乡村的势力仍然很大,家族在和谐乡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我们知道,功能主义强调一个结构要素对整体的功能具有不可或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现在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和谐乡村来说,它所面临的现实背景和具体环境决定了家族的社会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它具有发挥作用的不可逾越的巨大空间,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现阶段农村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必然给家族留下发挥作用的空间。最明显的事实是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和不协调的现代化的力量对宗族势力的影响较弱,宗族的社会参与就必然存在客观基础。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庄孔韶的调查结论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些已向市场经济敞开大门、而学校大门尚未普及、农人的思想还没有融入一个公益的世界观体系的乡村,宗族与宗族主义传统也不会一时中止,家族兴旺和家族势众的强族意识与合作行动在民间仍得到推崇。因此,和谐乡村建设千万不要忽略家族的社会参与的积极作用。其二,农村基层政权与家族作用的互动是家族发挥社会作用的现实表征。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凸显了血缘亲情关系的重要性。由于外在市场经济风险的冲击,不少处于涣散状态的乡村党组织的乏力以及农村公益组织的稀少,很多“三农”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农民求助于家人和族人的帮助就是必然的选择,农村基层政权与家族作用的互动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建设和谐乡村,切莫忽视这种互动作用,以之整合有利于乡村秩序稳定和谐。其三,农民聚族而居的生存环境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历史影响使家族发挥社会作用具有合理性。由于传统乡土社会是聚族而居的,因此社会结构变迁缓慢,家族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由此加强了家族的影响力。加之,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对农民社会流动是一种刚性制约,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的历史演进中,家族对农民发挥社会作用就有其合理性。一些地方的农民,不听村支书和村主任的话,却听家族中“族长”(德高望重的人)的话,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建设和谐乡村,一定要认可并适应家族发挥社会作用的合理性。其四,农民对家族文化具有心理需要,农民对家族始终抱有依赖心理。由于社会分层加快,贫富差距拉大,当前农民缺乏一种新的文化和精神依托,处在现代社会中的农民,面对加速变迁的社会,乏力感成为普遍的心态,精神上漂泊不定,找不到泊位。因此,农民对家族文化具有较强的心理需要,对家族始终抱有依赖心理。而在许多地方家族又恰好满足了农民对自身历史感和归宿感的深刻追求,农民们同时在物质层面获得家族的相互支持。因此,在构建和谐乡村的过程中,农民不会超越一定家族的局限。

3.家族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许多家族观念的认同对建设和谐乡村具有积极作用。家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即家族所提倡的理念、规范、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如家族提倡的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和谐、守法等观念能够得到不同社会形态的认可并流传下来,能够得到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认可并坚持下来。在建设和谐乡村的过程中,这些理念仍然具有积极作用。

4.家族是农民生存的一种社会资本,在建设和谐乡村的进程中,家族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行动能力和达到他们的个人目标。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反映了个人在人际关系中的相对自主性,即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建构者。每个个体所拥有的关系就是他的社会资本,并以此提高他的行动能力和达到他的个人目标。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架就是差序格局,一方面反映了乡村社会缺乏自组织资源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个体缺乏社会资本的事实,同时还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自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运作的特色。试想,一个普通农民如果离开了作为“差序格局”对象化的家族,他还有什么社会资本?他只能一事无成,因为家族网络是他唯一可动用的社会资本。农民们在处理日常生活难题时,无论是出于谋生,还是应对社会变局,都必然要充分动用家族网络的关系资源。因此,在建设和谐乡村的实践中,如果我们能真正理解农民赖以思考和行动的现实环境和传统规范,就能够理解家族与农民之间的唇亡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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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谐乡村建设给家族生存发展和社会参与赋予新的活力

1.和谐乡村建设提出了对家族组织形态、制度规范、发挥作用方式和领域的新的规定性和要求。社会和谐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存在,反映到意识上就是一种主观观念或价值取向。和谐是矛盾统一体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既是事物发展的协调性以及规律性的反应,又是事物内部各组成部分以及事物之间的协同、协调和适应关系的反应。如果说社会和谐是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的主调,那么笔者认为,乡村和谐是战略机遇期社会和谐的重点。乡村和谐在整个社会和谐中所占的地位和分量是不可忽视的,目前,如果从城乡人均收入、“三农”问题、城市化率、基尼系数、教育年限等测量指标去看社会和谐问题,都可明白建设和谐乡村的重要性。没有广大乡村的和谐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建设和谐乡村放在重要的位置。

其实,对乡村社会而言,关键是乡村社会关系的三大结构即资源、规范、文化各内部要素之间和相互之间要保持一致性、平衡性、完整性和合乎规律性。建设和谐乡村社会,就是要在资源配置方面保持有效,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增强物质基础;就是要在乡村秩序和公共管理方面保持有章可循,表现出有序性和较高的参与度;就是要在乡村文化方面,有村民共享价值观、凝聚力和认同感,整个农村社会呈现出互助友爱、祥和进取的生动表象。

如果按照和谐乡村社会这一新的本质规定性来考察农村中的家族,和谐乡村社会就提出了对家族组织形态、制度规范、发挥作用方式和领域的新的规定性和要求,概括起来,这就是,家族组织形态和内部权力权威结构必须消除封建等级制,要淡化血缘关系,要体现现代民主和村民自治的要求,要尊重个体主体性和民利;家族的制度规范要与市场经济规则、法律制度相适应,在生产、生活、社会公共领域发挥作用,要充分利用家族社会网络在资本、信息、就业、招商项目、福利等方面促进本地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在和谐乡村社会制度的规定下,对现代家族的生存和发展赋予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和谐乡村建设将促使农村“传统家族”向“现代家族”发展。

2.和谐乡村建设为家族社会参与留下生存空间。在学术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学者大多将村庄视为国家与社会相遇的中间地带或第三领域,认为村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有人认为,在西方文明中,家族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在中国文明中,家族却生生不息,因为这与中国是一个具有宗法国家的历史特征密切相关。

翻开历史便知,从西周开始,宗族内部的等级序列就和国家政治经济的行政序列合二为一,宗主就是国君,血缘关系就是统治者内部的政治关系,家国同构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有趣的是,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长期以来,家与国不但没有紧张的对立,而且家居政坛之上,家国不分,和谐融洽。例如,封建统治者利用农村中的家族势力进行行政控制,家族秩序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至民国时期才被打破,但后来呢,推行保甲制度,试图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就是新中国建立后,到了和时期,行政力量在乡村的延伸达到顶峰,可是由于这种延伸不以物质生产力提高为基础,随着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行政力量在农村大大弱化,很多权力归还社会。这就在社会体制的层面上为家族发挥相应作用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上述历史传统背景下,和谐乡村建设必然为家族社会参与留下生存空间。和谐乡村的基本要求从不同角度给家族社会参与留下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其一,和谐乡村建设要求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离不开家族参与。和谐乡村建设就是要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主要依靠家族的力量,围绕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积极开展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改善农民饮水、能源、道路、居住、交通、通讯等条件。就是要围绕村容整治和环境美化,依托现有基础,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加强村庄规划,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就是要使具备适宜条件的农户全面普及用沼气,在农户院内开展家居环境清洁工作,净化、美化庭院。就是要建立电话、电视、电脑“三电合一”的农业信息服务平台。这一切,离不开家族的群体参与和内部相互配合与联动。其二,和谐乡村建设要求着力培养新型农民,这离不开家族的广泛参与。和谐乡村建设就是要推进农村先进文化建设,普及科技知识,全面开展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农民培训活动,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就是要以提高增收致富能力为核心,以培养种养加工能手、能工巧匠、经营能人和乡村科技人员为重点,多层面、多渠道结合,培养农村适用技术专门人才。就是要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水平。就是要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进一步搞好农民转业转岗培训工作。有条件的,还要发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教育体系的作用,大力开展电视授课、DVB广播等农民远程教育,建设科技书屋,积极开展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农民精神生活。这一切又能离开家族群体的广泛参与吗?其三,和谐乡村建设要求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这离不开家族的大力支持。和谐乡村建设就是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积极开展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活动,切实维护农民的民益。就是要鼓励、引导和支持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提高农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就是要引导农户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就是要完善“一事一议”制度,提高农民民主管理水平,实行村务公开,加强村集体资产的监督。就是要重视文明教育和思想工作,让干群关系、邻里关系、家庭内部关系团结和谐,亲密无间。就是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织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这一切,又能离开家族的大力支持吗?如前所述,农村基层政权与家族作用的互动是家族发挥社会作用的现实表征,和谐乡村建设是难以超越这一现实表征的。其四,和谐乡村建设要求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要求家族共享建设成果。和谐乡村建设就是要配合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就是要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是要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说到底,就是要让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必然应该覆盖整个农村家族,从而促进农村“传统家族”向“现代家族”发展,这个巨大的人类社会空间将呈现出新的勃勃生机。

综上所述,家族与和谐乡村建设密不可分,家族是影响和谐乡村建设的重要因素;和谐乡村建设给家族生存发展和社会参与赋予新的活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关系的理论价值,并遵循这种关系的规律去指导和谐乡村建设的伟大实践。

摘要:家族与和谐乡村建设密不可分,家族是影响和谐乡村建设的重要因素;和谐乡村建设给家族生存发展和社会参与赋予新的活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关系的理论价值,并遵循这种关系的规律去指导和谐乡村建设的伟大实践。

关键词:家族;和谐乡村建设;关系;理论价值;指导实践。

家族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它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

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模式乡村旅游

一、江苏新农村建设现状

1.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与实践

自2005年以来,关于新农村建设研究是全国各地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对于新农村建设,做了很多尝试,并形成众多建设模式。在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上,我国创造了以华西村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以柳市镇为代表的温州模式,以深圳万丰村为代表的万丰模式,以河南为代表的模式,以遵义市镇隆村为代表的镇隆模式,以长沟沿村为代表的铁岭模式,以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为代表的兴十四模式等。江苏新农村建设模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但不论选择构建何种模式,都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2.江苏新农村建设困境

2006年江苏省2.7万进城务工农民返乡创业,创办各类企业8927个,带动9.1万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不容置疑,江苏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农民持续增收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江苏农民增收主要途径:一是劳务输出。在未来劳务输出的空间有限:(1)劳动力转移,农村现形成大量留守人员,以及留守儿童教育等;(2)科技进步,企业对于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技术水平很难跟上其要求;(3)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增加,使得企业劳动力优势明显降低甚至不复存在,尤其乡镇企业;(4)企业发展存在容量及边界的瓶颈。二是支持农民返乡创业致富,提高经营性收入。其次,区域发展差距,南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缩小差距任务仍很艰巨。目前已达全面小康的县(市),均名列全国百强县的前50强,而未达小康的县(市)中,不少地区的人均GDP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社会结构失衡、城乡二元化格局、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依然存在。与农业经济问题相比,农村的社会问题显得更为严峻。一些地方不仅生产靠老人妇女,而且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很多矛盾很难协调;再加上一些基层组织松懈、制度涣散、文化生活缺失;农村的治安、社会保障、养老、救助等问题日趋复杂。

二、发展乡村旅游与江苏新农村建设互动

1.发展乡村旅游,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国内外经验证明,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互动,可以增强旅游吸引力,增加外来游客的驻留期,拉动旅游消费,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省乡村旅游区(点)能够向游客提供的农产品、自制工艺品和深度加工农产品等品种已经多达数百个,其中一大批已经成为旅游市场上的知名品牌。从2003年~2006年上半年,仅苏州实现乡村旅游收入25亿元,接待旅游者2100万人次,培育了以农家乐、渔家乐和农业旅游示范点为代表的各类乡村旅游区(点)300余处,建成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5家。

2.能够顺利转移农村劳动力,缓解社会结构失衡、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

“九五”以来,我省旅游从业人员总数年均递增8.9%,比全省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幅高5.8个百分点。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的兴起,还转移了大量企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目前全省间接旅游从业人数已突破325万,仅苏州市乡村旅游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万人,间接就业人员5万人。2005年,江苏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12.5148万人。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之际,充分利用旅游业的就业优势。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引进城市资金,发挥旅游增量资源价值,增加新的就业渠道,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改变农村破旧的面貌、稳定农村社会、缓解或解决留守儿童教育、家庭矛盾、基层组织涣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促进江苏的新农村建设。

3.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也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起来,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巨大的驱动作用。同时农民不离乡、不离土,增加收入,幸福指数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又会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新农村建设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商业环境,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这样,形成以乡村旅游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机制。

三、江苏发展乡村旅游资源禀赋

2006年度江苏旅游国际旅游接待445.1921万人次,外汇收入278664万美元,国内旅游接待19935.79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012.15亿元。到2010年,预计旅游增加值达到2100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6%以上。

1.发展乡村旅游进入壁垒相对较低

江苏乡村旅游依托河湖港汊、山林原野、岛屿滩涂、果林苗圃、乡居民宅以及独特丰厚的乡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充分整合利用优势自然生态资源、农业生产过程、农民劳动生活场景和浓郁的乡风民俗等人文民俗资源,已经突破初期单一的“农家餐”、“农家乐”模式,开发出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民俗风情欣赏、自助农庄和农业主题公园等多种旅游项目,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江苏旅游业的自身特点看,旅游行业属于服务贸易业,不存在产业雷同也不容易被垄断。因此,旅游业是一个市场准入较为宽松的行业,贸易壁垒比较少,同时乡村旅游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技术等同其他(如工业)企业要求相对较低。

2.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为其提供条件

收入的增加、休假安排,为居民出行、购物和休闲提供了便利,对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期到一定的作用。2000年江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800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41.1%;2006年江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084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6%。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15.24%。1999年,我国对法定节假日调整,形成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连休7天的长假。2007年进一步调整,总天数不仅有所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农历除夕等民族传统节日还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职工带薪休假规定,为居民外出旅游提供了时间和经济上的可能。

3.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可进入性强

2003年~2005年,江苏累计建成通车农村公路4.1万公里,行政村灰黑化等级公路通达率达到93%,2006年新改建农村公路1.1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大中桥梁1050座,乡镇卫生院改造、乡村综合文化站室建设和以“三清一绿”为重点的环境整治等工作均取得成效,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十一五”期间,新改建农村公路4万公里。全面实现县到乡通二级、乡到乡通三级、乡到村通四级的发展目标,逐步把农村公路延伸到规划的农村居住点,实现真正的“村村通”。

4.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其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2006年江苏乡村劳动力2656.80万人。截至2005年6月底我省农村劳动力累计转移人数为1518.19万人(包括地域转移和产业转移),目前还有约560万人需要转移,可供输出的农村劳动力仅有175万人,且技能素质,年龄性别结构、文化层次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日趋专业化、技能化需求。在我省农村发展旅游业,一方面可以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旅游接待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旅游业就业岗位层多面广,所需技术相对难度不大,只需短期培训就可上岗工作,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化。一旦乡村旅游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江苏农村地区的重要产业后,就可以实现当地劳动力的长期甚至永久转化。

综上所述,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按农村实际和旅游经济规律办事,发挥农业和旅游两个行业的优势,着力解决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因素。具备资源禀赋的乡村发展旅游,构建以乡村旅游发展为江苏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拓展农业、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效率与效益。

参考文献:

[1]王素琴: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模型[J].济论坛,2007.1:P122~124

[2]江苏省旅游局:统计局.2006年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统计公报.

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引言

乡村有景观吗?乡村有园林吗?乡村需要景观园林吗?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大地景观开始深入人心的现代,对于中国规划建筑界,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众所周知,乡村既是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细胞,也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区。乡村园林以乡村景观为背景,乡村景观在客观方面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水、土、气候、动、植物、人工物等,在主观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乡村园林正是在这种综合的景观中孕育、演变、发展、生成,所以乡村园林与乡村景观密不可分,故而,乡村景观园林也就成为本文的论题。根据人类聚居环境学理论(刘滨谊1999),作为乡村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背景,乡村景观园林作为乡村规划的基础背景,它对整个村落的布局、特色的塑造和生态环境的保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面貌、格局、规划、建设决定着乡村环境的生死存亡。合理而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表面看上去朴实无华,然而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其内在却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耐人寻味的,其中,不乏有许多优点而令今天的城市人神往。当今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景观园林在乡村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作用、地位日渐重要。对于迅速城市化的乡村地带,乡村景观园林正处于十字路口,迫切需要予以定位、定性、定向、定型,而对于当今那些步入病态衰败的城镇,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无疑将成为“治病”“健身”的一帖灵丹妙药。

在学术界,德国、荷兰、奥地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先进国家早已关注乡村景观园林这一领域,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二、乡村景观园林的含义

“乡村景观园林”(RuralLandscapeandGarden)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其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目前还尚无完整而确切的定义。单单从字面上看,它由“乡村”和“景观园林”两个概念组成。这里用“乡村”而没用“农村”一词,主要因为农村是与农业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如今在农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有一部分并不一定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非农事活动,因此,用“农村”来界定范围具有一定的难度域概念,泛指城市和原始无人聚居地带以外的一切地域,特指城市(包括市和镇)建成区以外的地区,是一个空间的地域系统。“景观园林”的定义可以分解为“景观”和“园林”两个方面。对于“景观”,从景观规划设计学科角度,笔者曾有阐述:扼要地讲,景观包含着地球表面自然的、人工的人类聚居环境,并且与社会、文化、习俗、人类精神、审美密不可分(刘滨谊1990,1996,1999)。对于“园林”,张家骥先生在《中国造园论》一书中汇总了许多专家学者对“园林”的理解和定义(张家骥1991),并在此基础上对“园林”下了定义:“园林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思想,以花木、水石、建筑等为物质为表现手段,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视觉无尽的,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因此,广义的乡村景观园林是非城市化地区人类聚居环境,其以大自然真山、真水等自然材料而形成的具有审美价值、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景观园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过去许多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目前已成为城市园林,它们不在笔者所研究的范围内。

三、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目标

乡村景观园林存在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传统乡村景观园林伴随着农耕文明而出现,随着工业文明及当今后工业文明的进化,乡村景观园林同样也在走向现代。其演变的根本动力是乡村人们生活的演变,乡村景观园林始终与广大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和规划设计界的关注重视。

从历史的演变着眼,就乡村景观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而论,乡村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地位也不容低估。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以为中国传统园林起源于古代帝王的苑囿,这是极为片面的。根据不断的考古发掘和对古代诗歌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其实全世界最早的园林应该是原始聚落中及周边的园圃和树木绿化等实用性的园林化的土地,它也是中国园林最早的雏形,并对后来发展起来的恬淡素静的文人村居园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就是明清之际的文人园,也不断从乡村园林中得到启发,从中汲取营养(刘天华1994)。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村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历程中,起着基础和源泉的作用,尤其是乡村园林为江南文人园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素材、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现代人类聚居环境建设入手,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增长的进程中,村镇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截止1998年底,全国有建制镇17015个(不含县城关镇),集镇29118个,村庄3557700个,随着撤乡建镇和拆村并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建制镇比上一年增加480个,集镇减少1206个,村庄减少101635个(1998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这种乡村城市化不是意味着把乡村变为城市,而是在于节约用地和提高乡村居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因此,随着乡村城市化的不断进行,乡村居民的居住方式、居住文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许多传统的聚居村落也将随之消失。乡村城市化使乡村景观园林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一方面,一些有研究价值的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已经或将要遭到扼杀的命运;另一方面,乡村城市化已经或将要产生出新型的乡村景观园林。新一代的乡村景观园林应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乡土文化,创造出具有乡村特色而非城市发展模式拷贝的现代乡村景观园林,以改变当今新建村落的平庸无味、千村一色的状况,这是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基本目标。

四、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动态

国外许多工业先进国家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德国、荷兰、奥地利以及美国和日本在乡村景观(RuralLandscape)、乡村地区的规划与建设方面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但由于现有的资料和技术手段有限,对当前国外在乡村景观园林领域的研究成果没有更详尽的资料,但仅此还是可以看出,国外非常注重对乡村景观的系统研究。

在国内,有关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几乎都是一片空白。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是关注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与之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4.1传统地方性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结合农村园林的实例对江河流域的农村园林的产生原因及其特色分别进行了阐述。此外还有对徽州古典园林有较为详细的研究(程极悦1987,肖国清1988,殷永达1993,张浪1996),这些文章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例。

4.2传统乡土建筑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彭一刚院士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彭一刚1994)为代表,该书的视点不只停留在乡土建筑上,而是切入到传统村落的研究,对村镇的景观进行了分类和分析,其中包含了构成乡村景观园林的一些要素。此外,陈志华教授等人编写的《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和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的《诸葛村乡土建筑》两套乡土建筑丛书的有关章节也阐述了乡土文化和乡村景观的关系(陈志华1998)。

4.3历史文化传统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两本书为例,作者从风水的角度阐述了风水思想与风景、园林、建筑及城市设计的关系,在风水对园林规划的启示”一节中,着重论述了乡村园林的一种类型—水口园林。在中国古村落的景观建构中,分别就村落“八景、“十景、水口园林、村落点景建筑等进行了阐述。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有一些与乡村景观园林有关的研究成果,但不成系统、很不完善。乡村景观园林尚未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课题来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调查、分析论证。

4.4空间格局演变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从人类聚居环境学的角度,选取从古至今的村落实例,分析乡村景观的构成元素,对空间化、时间化等可以量化的元素予以量化,分析其演变发展。

4.5现代人类聚居环境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一书为例(刘滨谊1999),以生态意识、大地景观等现代思想为世界观,以“设计结合自然、现代宏观区域景观规划等理论方法为导向,书中重点分析阐述了欧、美等国现代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与实践。

五、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内容

虽然乡村景观园林只是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乡村景观园林所要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历史、地理、建筑、民俗、社会结构、景观、环境、艺术等等。综合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了下列乡村景观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5.1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5.2乡村园林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地位和作用。

5.3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乡村景观园林所造成的影响冲击。

5.4乡村景观园林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

5.5乡村景观园林与乡村经济的内在关系。

5.6乡村景观园林与乡土文化的内在关系。

5.7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5.8乡村景观园林的空间格局特点。

5.9乡村景观园林的艺术处理。

5.10乡村景观园林的未来发展模式。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重点不在于保护传统的乡村园林,而在于寻求乡村景观园林规划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尝试地探索未来乡村景观园林的发展模式,以便能切实有效地指导今后乡村规划中的乡村景观园林规划设计,创造出超越城市的自然而和谐的乡村人类聚居环境。

六、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方法

国内有关中国造园理论的论著很多,在此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文献资料是了解乡村景观园林形态构成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包括地方史书、地方志、家谱等,这些文献资料对村落的选址、布局、发展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目前乡村景观园林需要大量的基础性研究,这就必须建立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然后从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进行分析、比较,找出规律。由于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大多遵循自然法则,随着村落的布局而形成,很少受到来自外界人为规范的约束。因此,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实地调查和测绘,并结合对当地居民的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在居住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受到来自村镇规划标准和农村土地使用政策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认真领会政策、法规的精神。通过对乡村景观园林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通过实证对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和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内容和形式的演变;总结归纳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分析乡村景观园林的构园特色;找出乡村景观园林成园艺术的规律和特点。乡村景观园林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它在景观建筑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综合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七、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意义

乡村景观园林有别于城市景观园林,城市景观园林是通过人工再现自然,而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运用自然,更为朴素地保留着更多的自然真迹,从艺术追求而论,如果说,城市景观园林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那么,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虽由天作,宛自人开”,各自的艺术倾向不同,并无艺术的高下之分。但是,倘若从自然美的角度来看,乡村景观园林远比城市园林自然优美。“师法自然”只有从乡村景观园林中才能获取第一手的灵感源泉,而目前国内的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界在这一领域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因此,对于乡村园林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7.1建立乡村景观园林的观念意识

乡村园林虽然早就出现,但是由于人们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对乡村园林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以致于长期以来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通过建立乡村园林的概念,使人们对乡村园林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激发更多的人从事乡村园林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以填补国内在乡村研究领域的空白。

7.2发掘保护传统乡村景观园林环境

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大多为明清时遗留下来的,而乡村园林由于长期以来受外界干扰少,因此,有的乡村园林还保留着宋元时期的风格,这对中国传统园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创造现代中国乡村景观园林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探讨乡村居民对园林的需求,以及乡村园林对大地景观环境和改善生态的重大作用。乡村园林不仅具有朴素的自然美,而且它和人们的平凡生活保持着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因此,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根据乡村的功能要求、景观要求和经济条件,创造出优美的乡村园林艺术形象,这对于我国未来乡村规划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①刘滨谊,风景景观工程体系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②刘滨谊等译,图解人类景观——环境塑造史论1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③刘滨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④张小林,乡村概念辨析.地理学报,1998,[6]:365~370

⑤张家骥,中国造园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⑥刘天华,中国古典园林之美—画镜文心.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1994

⑦农村与景观.台湾大学农学院农村规划与发展中心编译,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⑧舒楠,楠溪江流域乡土文化与农村园林.建筑师,19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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