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治理范文

现代社会治理范文第1篇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国家治理或者说社会治理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在一般意义上说，传统社会治理与现代社会治理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主要表现为一种以人治为主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统治，后者则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开放多元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为主导。对中国而言，这种转变经过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三大标志性事件，逐步得到巩固确立，并以中国方式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普遍内涵，即国家治理方式的选择看似无数个人意志反复博弈的结果，其实背后都隐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客观必然性；现代社会中，这种必然性以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为基础，并通过它们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体现不同背景下治理本身的特殊逻辑。简言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或者说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共同体主动、熟练和成功运用现代社会治理规律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开启了现代中国社会探索国家治理规律的新征程。这个新征程不会偏离人类治理文明的大道，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把式和中国味道，因为体现现代社会治理规律的三大关系，即国家与社会或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依然是当下中国推进治理现代化需要求解的重大战略课题。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社会治理只有顺势而为、应时而动，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激发和依靠多元社会的创造活力，真正厘清各种公共权力的合理边界，才能够最终达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从革命到革命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单一到开放多元的转变，随之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步伐。但是，这个转变还没有完成，还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去解决。尤其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观念的现代化和人之行为规则的现代化。党的十提出了加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深刻把握了党治国理政的关键环节，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势必产生重要引领作用。

与此相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呼唤大批具有坚定信念和现代意识的政治人才。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实现治理现代化，必须造就成千上万的治国良才。抗日战争时期，同志在论述党的干部政策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1991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人才问题时谆谆告诫：“人才难得啊”，“一个人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2013年6月，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说，党关于干部人才极端重要性的这些论述，无疑为中国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思想理论指南。

现代社会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新常态 善治 压力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在前工业时代，灾难被认为是同自然本身紧密相连的，因为那时的灾难主要是天灾，非人力所为，人类活动并不是这些灾难的诱因。现代社会的风险则更多地同人类的行为相关。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提出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概念，他认为，现代性的出发点是控制不确定性，但是现代性又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很难找到不确定性产生的确定原因。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处在一个“天灾”与“人祸”随时不期而至的环境中；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频繁地使用诸如危机、风险等词汇。这表明人类正生活在一个随时可能出现风险的世界中，而风险的预防和治理正是人类面对的紧迫问题。

危机与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和有效途径之一。”①

公共危机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公共管理中应对危机状态的一种形式。虽然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践在管理实践中长期存在，但是，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专门研究则是近些年的事情。因此，理解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首先需要弄清危机、公共危机的内涵。

“危机”（crisis）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希腊语，普遍用于医学领域，指游离于生死之间的状态。后来这个词的含义不断扩展，它适用的对象不断扩大，人们赋予它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现代汉语词典》中危机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危险的祸根；二是指严重的困难关头。

西方学者对危机给出了众多的定义，例如，韦伯词典将危机定义为“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综合起来看，危机是指个人、群体或者组织以及社会正常的生存秩序、发展进程等由于某种原因，通常是突发事件的出现，而受到破坏，严重威胁正常的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危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正常的生存秩序和发展进程受到破坏，严重威胁到正常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是造成一般的负面影响。危机通常是与突发事件相联系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突发事件成为危机的代名词。②

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 CM）概念是美国学者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对于危机管理的定义，中外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阐述了不同的看法。如美国危机管理专家史蒂文・芬克（Steven Fink）认为，危机管理是对于组织前途转折点上的危机，有计划地挪去风险与不确定性，使组织更能掌握自己前途的艺术。中国学者魏加宁认为，危机管理是对危机进行管理，以达到防止和回避危机，使组织或个人在危机中得以生存，并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限制在最低限度的目的。

危机管理在西方最早主要用于军事和外交，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危机管理的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危机及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最初主要是分析政治危机，当时危机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索政治危机的根源、寻找处理和应对政治危机、维护政治稳定或促进政治变革的方法。到了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危机管理的研究出现了一次高潮，研究领域从政治领域向经济、社会领域扩展，从自然灾害领域向公共危机管理领域扩展；同时，随着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及博弈论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壮大以及立体分层方法的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有了厚实的理论基础做铺垫和丰富的分析工具做支撑，危机管理成为一门学科，形成了企业危机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两个既独立发展又相互融合的学科分支。

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是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我国每年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损失惊人，其潜在的破坏也不可忽视，如果处置不当对公众的社会信任、社会秩序的稳定都会带来长远的负面影响。突发公共事件的频发也是风险社会的重要表现，在国外，突发公共事件一般称为危机事件、灾难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处置属于危机管理、公共危机管理范畴，近些年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

当前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对危机的被动应对转为积极的预警，包括对危机的确认、对危机的分析与评估、对危机的监控等一系列活动。实行危机预警的目的在于防范危机。这需要政府在日常的管理中，建构一整套运行顺畅的信息获取系统。及时收集、传递和共享信息，能够纾缓危机，降低危机的损害。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灾难和危机，信息沟通和交换可以保证政府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决策，协调应对危机的行动。因此，有效地监测、收集、梳理和传递危机爆发前的异常信息是危机预警的重点。将危机预防作为危机管理的首要职能，无疑是化解危机既简便又真正成本低廉的办法。

针对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学者们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管理策略。

芬克最早提出了危机管理的四阶段论，即潜伏期、爆发期、善后期、解决期，他提醒危机管理人员要“注意危机发生之前的潜伏征兆，大部分的危机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病源可循”。

清华大学教授薛澜等人的研究显示：一个国家发展到人均GDP500～3000美元时，往往也是人口、资源、环境、效率与公平等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瓶颈时期，比较容易造成社会失序、经济失调、心理失衡等问题，形成一些不稳定的因素⑥。目前中国就正处于这样的阶段，特别是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震荡和损害。现实的推动使中国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推进都刻不容缓。

图2-1 危机管理过程示意图④

希斯曾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来描述完整的危机管理过程（如图2-1所示）。在图中，左边两个象限代表危机管理的沟通活动，而右边两个象限表示危机管理的行为构成；上面两个象限反映的是开始清理危机事件的初期阶段，以生理上可见的影响为主，而下面两个象限反映的是恢复管理时期，在该阶段精神影响更加突出。反应和恢复管理中强调的重点是公众认知。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危机管理中针对的是利益相关者，因为在危机的不可预见的影响中，我们需要对每一利益相关群体进行分析，才能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从而降低不确定性。

危机管理过程示意图有助于管理者从总体战略高度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危机管理。管理者应该考虑如何减少危机情境的发生，如何做好危机管理的准备工作，如何规划以及如何培训有关人员以应对危机局面（或从中很快复原）。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基本的危机管理。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公共部门应采取一系列有助于公民和环境恢复秩序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预测和识别可能遭受的危机，采取预防措施，阻止危机发生，并尽量使危机的不利影响最小化的系统过程，目的是通过提高公共部门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处理危机，减少损失，恢复社会稳定和公众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危机管理的重点在于：危机信息的获取和预警，危机的准备与预防；危机的控制与回应；危机后的恢复与重建；持续不断的学习与创新。⑤

总体来说，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着眼于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一是应急性。由于突发公共事件都是突然爆发的，这就要求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控制危机事态的蔓延，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二是持续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和处置是一个包括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的持续过程，这就要求不仅要做好危机中的处理工作，还要做好危机预警和危机善后处理工作，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三是复杂性。由于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等因素，所以其处置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各个部门要形成联动，密切合作，采取尽量适当的方法处理危机。

四是特殊性。每个突发公共事件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发生过程和处理方法，不存在适用一切危机管理的普遍法则，所以，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境对危机事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风险社会治理重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与处置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今天，突发公共事件已由非常态的偶发转变为常态化的频发，成为风险社会治理中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是风险社会治理水平的体现。企业、政府部门或其他组织都是危机管理的主体，进行危机管理的目的在于消除或降低危机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失。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和处置需要各方协作配合，也考验着危机管理机构、体系的完备和处理技巧与水平，因而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和处置水平的强弱反映一个社会危机管理能力大小、水平高低。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与处置能力的提升，危机管理体系的改进常常是某类新型事件的“应激”结果―新情况超乎体系应对能力，通过事中经验积累和事后反思推动体系的革命化发展。

以美国、英国、日本和俄罗斯为例，它们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国内与国际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所遭遇的突发公共事件相较其他国家也更加频繁。尽管各国文化背景和国情不同、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国家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和处置上却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

一方面，美、英、日、俄四国都建立并不断完善专业处置机构或处置体系，保证面对突发公共事件这类公共危机时，能够有机构或体系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承担处置责任，并且能展开有效的专业处置。在处置机构的具体运行的方式上，各国略有不同。美国与俄罗斯设立了长期性的专业处置机构―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其常设专业机构在处置中的专业化优势毋庸置疑，但维持其运转的经费较高。但是，相对于公共危机可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和损失，这样的投入仍然值得的。英国、日本则采用建设专门处置体系的办法，不单独设立专门机构来“备战”，而是设计出一套突发公共事件中能将各机构凝聚一体进行处置的体系，平时各部门从事日常工作，但在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各部门能立刻按照规划组合在一起运作，这种模式节约资源，但在专业性上略逊于美国与俄国模式。

另一方面，美英日俄各国还通过立法的方式建立起规范化进行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保障体系。危机管理重在预先准备，并且这种准备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章可循。为了达成这种效果，不论是海洋法系的英国、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法国、俄罗斯，都有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成文法，以保证处置和应对的稳定性和责任的可追究性。1974年的美国《联邦灾难救济和突发事件救助法》、2004年《英国突发事件应对法》、1961年日本的《灾害对策基本法》、2001年《俄罗斯联邦紧急状态法》等法律都明确了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和各方责任，避免了危机处置的盲目与混乱，也让民众能够感受到一切尽在掌控中而有利于恢复秩序。各国都根据自身情况在立法侧重点上做出调整。

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和处置中，这些国家的具体做法主要表现出四个特点，与现代危机管理特征和社会治理要求相一致。

一是强调常态管理。将突发公共事件或危机事件的应对与处置作为社会常态管理的措施，科学认识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阶段，积累处置经验，合理分配处置资源，提高处置效率，让处置机构能够遇事不惊，沉稳应对。

二是强调动态调整。发达国家和主要大国在把握突发公共事件规律的同时也都认识到突发事件复杂而多变的特征。在实际处置中，各国一方面确保处置原则和程序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则结合事件不同特点和出现的新问题，积极、灵活地调整策略，动态化地应对和处置危机。

三是强调协同配合。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已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特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代表，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流程中明确了社会各方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建立了便于合作的协同处置流程，引入社会多方面的参与，在保持政府适度管控的前提下，提高了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效率和社会参与共同管理的意识。

四是强调危机沟通。国外把危机管理也叫做危机沟通，即通过与社会各方的沟通交流来达成处置和应对效果，主要是在舆论层面做工作。实际上，舆论在每一起突发公共事件中都潜在地发挥着巨大作用。正因为如此，舆情应对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

新媒体加大了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复杂性。研究者普遍认为，媒体是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重要放大站。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媒体、个人经验和生活阅历、本人记忆、道德信念以及个人判断的话语为依据而建构起来的。媒体不仅传递风险信息，而且建构着它们；媒体的风险报道是风险放大的主要驱动因素，在风险认知和风险行为塑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着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治理等环节，媒体既是形成风险认知的核心，也是解释人们风险行动的核心。随着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普及和发展，新媒体对公共危机管理、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各重点要素和各关键环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府部门需要认真研究应对。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具有很强的交互性，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体将信息方便迅捷地传播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从危机的发展周期来看，随着网络媒体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公共危机管理的阶段性特征有了新的变化，危机的潜伏期与爆发期的界限逐渐模糊。由于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及时性，许多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在传播后，公众可能己经迅速对事件做出了推测或判断，并利用新媒体迅速交流意见，形成强大的信息规模效应和舆论声势。因此，突发公共事件根本就没有潜伏期，突发公共事件一旦爆发，便会在短时间内被广大民众知晓。

从危机应对与舆论引导来看，网络媒体等新媒体具有较强的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机制，并体现出了较强的群体集合行为特征，即：集合行为中传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与信息相伴随的情绪或感情，这种情绪和感情通过群体暗示和感染机制不断得以加强，就容易形成某种导向。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一旦通过网络媒体等新媒体进行传播，意见领袖最初的评论很容易影响受众，形成先入为主的导向，并且产生一定数量的“一致意见支持群体”，他们之间相互呼应、相互支援。政府部门在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官方消息和开展的舆论引导，如果与“一致意见支持群体”原有的猜测和设想不一致，他们就会对政府部门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产生质疑。在新媒体环境下，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手段需要更加丰富和多样化。政府部门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网络媒体等新媒体的重要性，加强网络舆情的应对与处置；要注重危机快速反应机制的建立，及时权威信息，避免危机的进一步激化；要注重网络媒体等新媒体的适度监管，开展有效的舆论引导；在应对处置中要注重新媒体手段的充分运用，及时消除危机的不良影响。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突破口。我国既遇到了其他国家在高速发展阶段所遇到的类似问题，也因为自身国情特点，遭遇到一些独有的问题：

首先，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屡屡发生，除传统突发事件外，新的非传统突发事件不断凸显，包括能源危机、智能犯罪、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

其次，全球化发展使人际之间、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联系日趋紧密，突发公共事件影响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各个地区乃至整个地球愈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之间的联动性大为增强，使得有些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扩散力和影响力迅速增大。

再次，我国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的关键阶段，既是黄金发展时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社会矛盾多样化与社会控制力下降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凸显。

最后，媒介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我国舆论生成模式。互联网的普及，手机网民规模增长，个人向社会传播的能力被强化，进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多元化的思潮和个人化的诉求不断凸显，民众维权与表达意识不断提升，让舆论场更加复杂，矛盾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经舆论场放大后集中爆发。以上原因的综合作用，给中国社会带来威胁的危机事件呈增长态势。

200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行，用法律形式明确了突发公共事件的内涵，对应急管理体制作出规定，提出了我国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与方式方法，包括坚持效率优先，赋予政府多项应急权力；设置八条“高压线”，约束政府履行职责；限制和保护相统一，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权利；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不得迟、谎、瞒、漏报突发事件信息；应急信息主动公开，政府须统一准确及时相关信息；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应急处置工作虚假信息将被处罚；宣布紧急状态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决定。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社会治理与危机管理也是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实际处置与应对过程中不断发展与成熟的。近十年来，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许多地区、部门都受到突发公共事件的困扰，在实践中，有的地区、部门处理得比较好，有的处理得不好或者不够好。由于缺乏经验，一些政府部门、单位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中，措施不当、应对不力，不仅未能解决好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加严重的舆论“次生灾害”。一些地方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时陷入“怕、躲、捂、压、盖、删”的怪圈。但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各地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均有所提升，一些中西部地区甚至有了较大提升。

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与应对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遭遇问题、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的过程。各地政府和相关机构不断总结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与应对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探索、改进、提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和处置正在成为推进我国制度创新和改进社会治理的突破口，是探索危机管理的主战场。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与效果评估信息平台建设研究”结项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ZD025；项目负责人：官建文；本文执笔：官建文、李黎丹、王培志）

【注释】

①温俊萍：“试析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政府危机管理”，《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②龚维斌：“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及其特点”，《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③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④[美]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宋炳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⑤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7期。

现代社会治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治文化；社会治理

经济几十年的飞速发展，资源环境的制约逐渐显现，随着发展理念的更新，我们步入了社会的转型期。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社会组织形态、社会思潮及文化结构，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良治应该在形式法治上彰显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在程序法治上规范社会各项事务处理，在实质法治上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在民生法治上尊重民众根本权益。而作为这一切精神动力的法治文化并未深入到社会事务处理的各个角落，因此，进行法治文化建设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从法治视野看现代社会治理面临诸多困境

依法治国实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难题，对我们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法治的视域看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熟人社会逐渐瓦解，法律的权威尚未建立，社会治理难度增大。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促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人口的流动，原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单位和集体逐渐淡化，传统的熟人和半熟人社会逐渐瓦解。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管理模式也渐渐变得不再适用。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和历史的惯性，对法治的信仰和认同尚未完全建立，人们解决问题方式的思维定势还是“情、理、法”的人治思维，而不是按照“法、理、情”的法治思维来作为，尚法、遵法、用法意识还不强。伴随区域间人口流动数量和频率增加而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不同群体间的文化隔阂以及流动人口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涉及基本利益的问题，这些都给给社会管理者带来新的挑战。

（二）权力意识的觉醒，民众对公平和程序正义的要求增大，社会治理压力增大。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偏重对结果的正当性、合理性及道德性的关注，忽视程序的正当性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发展的全面深化，人们越来越关注改革成本如何分担、改革成果如何分享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致使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正感倍增。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权力意识的觉醒，对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实现实体正义，更要求从程序上规范社会各项事务的处理。

（三）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涉及民生的问题增多，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赶超”阶段，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同时，各多元化利益诉求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更多方面的社会矛盾。政府疲于处理工业化发展与当地人居环境间的矛盾、城市化与耕地保护间的矛盾、现代化与传统生活方式间的矛盾、产业转型升级与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间的矛盾等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二、建设法治文化是破解困境的必由之路

在现阶段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法治化进程、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法治文化建设引导人们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唤醒其参与意识，为社会治理提供“软实力”。法治文化通过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使人们知法、尚法、守法，从而提升人们内在法治理念的精神升华，形成法治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法律化习惯。法治文化一旦深入人心，形成人的思维定势，就会成为推动、维护、强化法治建设的动力源。开展法治文化建设。

（二）法治文化建设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是法治建设目标实现的“推进器”。法治文化是一种规范力，使人们确立基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使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法治文化更是一种推动力，法治文化帮助人们在更深层次上把握法律的要求，根据法治的精神积极地推动立法和执法走向更高的阶段。只有法治文化变成为牢固的社会意识，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三）法治文化建设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社会治理的“稳定剂”。法治的目的是要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就是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他们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拥有体现我们特质的文化基础，而法治文化是文化系统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前提之一。

三、建设法治文化的有效途径

（一）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使领导干部自觉把宪法和法律作为最基本和最权威的行为规范，着力培养其崇尚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以人为本，以法为尊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在法治建设实践中提高其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二）全面提高群众法治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公民中树立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并且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促使其成为法律性格健全的公民，为各种法律的实施创造基本的社会条件。只有广大民众具有这种法治意识，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不断壮大社会协同力量。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法治的实现，不仅需要公众参与的力量，还要广泛借助社会组织、新兴媒体的力量。建设法治文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行政权、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

四、结语

社会的转型，对新时期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互动性，遵循的是“自下而上”的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公民为本位的治理。建设法治文化已经成为平衡社会治理秩序与社会成长动力之间张力的一个重要路径。随着法治文化建设不断深入，社会治理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现代社会治理范文第4篇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看法，人类的群体生活中存在着两种结合类型，一种是共同体，另一种是社会，其中，共同体类型早于社会类型，抑或说，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则是现代的。由此可见，传统时代社会意识尚未觉醒，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里“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是无法生成的。”在这种时代里，社会与国家是高度同一，或者说国家覆盖了社会，社会隐身于国家之中，“个人与社会都无法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公共管理涵盖于国家的统治之中，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统摄于政治统治职能之中，并为之服务，“社会职能的执行取决于政治统治;而政治统治的维持又必须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政制的建设，社会与国家发生了分离，形成了“社会—国家”的二元领域结构。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对社会控制开始松动，社会公共管理从国家政治统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于是，社会公共管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演进，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公共管理的特点:一是，传统社会公共管理是蕴含于政治统治之中的，立足于国家本位，表现出一种统治型或者管制型治理模式;现代社会公共管理虽然与政治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但是其政治色彩开始淡化，是以社会为本位，表现为一种服务型治理模式。二是，传统社会公共管理的主体是政府，也就是说，传统社会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主体单中心”治理模式;现代社会公共管理从政治统治中分离出来之后，社会公共管理由原先政府一家独揽，向多元社会力量协同管理转变，形成了以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为管理主体的“多主体多中心”的治理模式。

二、国家建构的社会视角———公民自治型公共管理的型构

现代社会是个领域分化的社会，是由(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因素构成的模式，因此，健全的现代社会生活必然涵盖着现代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与社会建设(societybuilding)双重维度，而且两者之间是辩证联系的，“正如没有一个以市场经济和公民权利为根基的现代市民社会，就难以建构一个现代国家一样”。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国家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本质就是人类理性的自我发展”，并宣扬一种国家决定社会观，企图将国家置于社会之上。马克思主义在对这种颠倒的国家社会观批判的基础上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并且预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最终要消亡，国家要还权于社会。如果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的视角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离不开社会建设，无论是发达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无不把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作为国家建设的支援性力量。现代国家建构存在两个向度，即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设。民族国家建构，立基于对民族意识与民族独立的认同;民主国家建设，则立足于人民理念的自觉和政治参与的行动支援。然而，无论是对民族独立和人民意识的赞同，还是政治参与的积极行动，都得益于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与壮大。因为，社会公共生活是锻造公民民主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孵化器，是公民政治行动的仪式化训练场，“仪式的本质在于使仪式的参与者在参与中得到教化，公民是在仪式中被塑造的”。通过这些活动，公共意识和政治参与精神渗透到公民的身心之中。由此可见，社会建设是与国家建构同等重要的理论命题和政治实践，其中社会公共管理则构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维度。于是，在现代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视野中，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就呈现出一种公民自治型管理的特色。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一个卫护公民权利与利益的共同体，是一个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的公共空间。国家与政府对社会放权，鼓励公民直接参与对社会的自主型治理。这种自主型治理，不仅体现了国家还权于社会的理念，公民也在直接治理中培养了意识、提高了能力、规训了行为。

三、风险社会的来临与不确定性的增长:公共危机管理的兴起

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也是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与确定性的社会。“从人类历史的总的进程来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这个社会中一切事物也都表现出确定性的特征，依靠权力就能够基本满足这个社会的治理要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社会呈现出风险性增加和不确定性增长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关系之上的。人际的平等关系带来的是社会关系的丰富化、多样化，也因此造成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现代社会是高科技发展的社会。高科技在服务于人类的同时，核辐射的泄露、高端武器的扩散、基因食品的隐患，也给人类社会埋下潜在的危机;现代社会是以工业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工业主义使得人类物质财富不断丰腴的同时，也导致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资源枯竭，造成人类生存的安全性不断走低，美好家园梦想的破灭;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体制导致个人利益的独立化与个人生存状态的原子化，极易引发一系列基于利益纠纷的社会冲突和;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交往活动范围不断拓展，冲破了地域和民族国家的界限，走向全球的合作与互动，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地域性的社会冲突与矛盾往往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蔓延。凡此种种无不显示，现代社会是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是个人类生存越来越难以把握与掌控的不确定社会，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称之为“不确定的时代”，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称之为“风险社会”。“我们将把19世纪经济思想中伟大的确定性思想，与现时代面临问题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进行对比。”“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面临着未知的和几乎不能预测的风险。”面临着现代社会风险性、不确定性的增加，如何来消除或降低这种风险，增添确定性的安全成分呢?按照柯文•M•布朗等人的说法，“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力图要把握的，就是一个去除了管制的社会环境将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必须更新公共管理观念，强化社会风险和危机管理功能。于是，对风险的预测和对各种公共危机的应对，成为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意涵，“预测和管理没有人真正了解的风险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近年来，全球不同国家都在社会公共管理中不断强化公共危机处理与应对方面的内容。

四、政府的治道变革———迈向“善治”的社会公共治理

民主与效率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两个重要原则，为了实现民主与效率的兼顾，19世纪末政治与行政、政治与管理开始分化。政治关切民主，行政则在意效率，公共行政应运而生。在公共行政视野下，社会公共管理由政府独家承担，并成为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的自然延伸。公共行政实质上包含着政府组织自身的行政管理和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两个层面。科层制组织则是公共行政体系实现自身管理的组织载体，这种组织载体以“命令—服从”为管理特点，对自身进行理性化的管理。政府在运用科层制组织管理政府自身的同时，也把行政管理的理念、组织、方法与手段运用到社会公共管理中，导致了社会公共管理的行政化与国家化。随着“行政国家”的日益高涨和福利国家政策导致入不敷出的窘境，公共行政出现了效率低下、机构臃肿、公共政策失效、寻租和贪腐等问题，这种行政管理的病症也相应地影响或移植到社会公共管理领域。行政化社会公共管理已经走入穷途末路，实践呼唤新的公共管理模式。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了重塑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PM)，加之，非政府组织(NGO)、社会自治力量不断发育与成长，于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模式———公共治理模式应运而生，“这就迫使政府不得不去变革其自身的官僚制组织方式，同时，政府也不得不与社会‘分权’，让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加入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随着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现，行政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开始分离。现代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把对自身组织的行政管理与对外的社会公共管理区隔开来，一方面要对社会公共管理进行适度的放手，让其他社会力量介入进来;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社会公共管理中处于一种重要位置，扮演重要角色，使得组织自身的行政管理服务于公共管理。由此可见，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突破了政府型社会管理的单一主体，以“协商—合作”代替了传统政府社会管理中的“命令—服从”;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合作，代替传统政府型社会管理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对峙，实现了政府型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公共治理转变，并将“善治”，即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效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治理目标。

五、新公共服务运动———“管理即服务”的政府角色扮演

无论是基于公共行政视角下的公共管理，还是基于公共管理视域中的公共管理，政府的角色扮演不仅承担着管理职能，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服务职能。公共行政视角下的政府社会管理，虽然属于统制型管理，但是也承担着为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的法律规则、基本设施、公共安全和公共基本服务。然而，公共行政范式下的公共管理，政府既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又是生产者，集双重功能于一身。随着公共行政范式向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政府的管理与服务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发生了更新。公共管理理论援用工商管理的精神，主张政府的中心工作应该是“掌舵”，而非“划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都懂得……如果让其他人干更多的划桨工作他们就能有更有效地进行掌舵。如果一个组织最佳的精力和智慧都用于划桨，掌舵将会很困难”。于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开始分离，政府更多扮演着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公共服务的生产则由政府以合同外包、特许经营、代用券等方式，由市场、私营部门来生产。甚至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也不仅仅只是政府的责任，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同样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由此可见，无论是公共行政理论还是公共管理理论，将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视为两种不同的且并列，虽然在形式上同等地强调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但实际上还保留着较强传统色彩，更多地是把服务渗透于管理之中。上世纪90年代，以罗伯特•登哈特夫妇为代表发起了新公共服务运动。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不是掌舵，而是管理，是服务。管理就是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和公职人员不是在控制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公务员来说，越来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于价值的共同领导来帮助明确表达和满足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试图控制或掌控社会新的发展方向”。至此，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理论推进和深化了政府的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明确“管理即服务”的理念。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公共管理摒弃了管理即统制、管理即控制的思维模式，从服务的视角来考量管理，在服务中管理，将管理隶属于服务、管理寓于服务之中，以服务来规导管理，而不是相反，实现了公共管理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因此，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成为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选项，也成为考量政府社会管理成效好与坏、优与劣的重要指标与参数。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传统社会因素在不断衰减，现代社会因素不断生成，公共管理理念和模式都要随之变迁与转换。近些年来，我国在不断总结原有公共管理模式得失和借鉴先进的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建构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在公共管理主体方面，充分发挥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市场力量，实现政府、社会、公民的多元共治;在社会风险管理方面，不断增强社会风险的防范和危机管理意识，建立健全以“危机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为内容的“一案三制”，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特色公共危机处理体系，体现出应急管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维度;政府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多元主体之一，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政府职能定位方面，确定服务型政府作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与方向，充分体现出“管理即服务”的现代公共管理理念。

现代社会治理范文第5篇

现代社会是个领域分化的社会，是由(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因素构成的模式，因此，健全的现代社会生活必然涵盖着现代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与社会建设(societybuilding)双重维度，而且两者之间是辩证联系的，“正如没有一个以市场经济和公民权利为根基的现代市民社会，就难以建构一个现代国家一样”。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国家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本质就是人类理性的自我发展”，并宣扬一种国家决定社会观，企图将国家置于社会之上。马克思主义在对这种颠倒的国家社会观批判的基础上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并且预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最终要消亡，国家要还权于社会。如果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的视角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离不开社会建设，无论是发达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无不把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作为国家建设的支援性力量。现代国家建构存在两个向度，即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设。民族国家建构，立基于对民族意识与民族独立的认同;民主国家建设，则立足于人民理念的自觉和政治参与的行动支援。然而，无论是对民族独立和人民意识的赞同，还是政治参与的积极行动，都得益于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与壮大。因为，社会公共生活是锻造公民民主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孵化器，是公民政治行动的仪式化训练场，“仪式的本质在于使仪式的参与者在参与中得到教化，公民是在仪式中被塑造的”。通过这些活动，公共意识和政治参与精神渗透到公民的身心之中。由此可见，社会建设是与国家建构同等重要的理论命题和政治实践，其中社会公共管理则构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维度。于是，在现代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视野中，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就呈现出一种公民自治型管理的特色。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一个卫护公民权利与利益的共同体，是一个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的公共空间。国家与政府对社会放权，鼓励公民直接参与对社会的自主型治理。这种自主型治理，不仅体现了国家还权于社会的理念，公民也在直接治理中培养了意识、提高了能力、规训了行为。

二、风险社会的来临与不确定性的增长:公共危机管理的兴起

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也是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与确定性的社会。“从人类历史的总的进程来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这个社会中一切事物也都表现出确定性的特征，依靠权力就能够基本满足这个社会的治理要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社会呈现出风险性增加和不确定性增长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关系之上的。人际的平等关系带来的是社会关系的丰富化、多样化，也因此造成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现代社会是高科技发展的社会。高科技在服务于人类的同时，核辐射的泄露、高端武器的扩散、基因食品的隐患，也给人类社会埋下潜在的危机;现代社会是以工业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工业主义使得人类物质财富不断丰腴的同时，也导致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资源枯竭，造成人类生存的安全性不断走低，美好家园梦想的破灭;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体制导致个人利益的独立化与个人生存状态的原子化，极易引发一系列基于利益纠纷的社会冲突和;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交往活动范围不断拓展，冲破了地域和民族国家的界限，走向全球的合作与互动，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地域性的社会冲突与矛盾往往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蔓延。凡此种种无不显示，现代社会是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是个人类生存越来越难以把握与掌控的不确定社会，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称之为“不确定的时代”，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称之为“风险社会”。“我们将把19世纪经济思想中伟大的确定性思想，与现时代面临问题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进行对比。”“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面临着未知的和几乎不能预测的风险。”面临着现代社会风险性、不确定性的增加，如何来消除或降低这种风险，增添确定性的安全成分呢?按照柯文·M·布朗等人的说法，“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力图要把握的，就是一个去除了管制的社会环境将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必须更新公共管理观念，强化社会风险和危机管理功能。于是，对风险的预测和对各种公共危机的应对，成为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意涵，“预测和管理没有人真正了解的风险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近年来，全球不同国家都在社会公共管理中不断强化公共危机处理与应对方面的内容。

三、政府的治道变革———迈向“善治”的社会公共治理

民主与效率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两个重要原则，为了实现民主与效率的兼顾，19世纪末政治与行政、政治与管理开始分化。政治关切民主，行政则在意效率，公共行政应运而生。在公共行政视野下，社会公共管理由政府独家承担，并成为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的自然延伸。公共行政实质上包含着政府组织自身的行政管理和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两个层面。科层制组织则是公共行政体系实现自身管理的组织载体，这种组织载体以“命令—服从”为管理特点，对自身进行理性化的管理。政府在运用科层制组织管理政府自身的同时，也把行政管理的理念、组织、方法与手段运用到社会公共管理中，导致了社会公共管理的行政化与国家化。随着“行政国家”的日益高涨和福利国家政策导致入不敷出的窘境，公共行政出现了效率低下、机构臃肿、公共政策失效、寻租和贪腐等问题，这种行政管理的病症也相应地影响或移植到社会公共管理领域。行政化社会公共管理已经走入穷途末路，实践呼唤新的公共管理模式。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了重塑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PM)，加之，非政府组织(NGO)、社会自治力量不断发育与成长，于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模式———公共治理模式应运而生，“这就迫使政府不得不去变革其自身的官僚制组织方式，同时，政府也不得不与社会‘分权’，让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加入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随着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现，行政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开始分离。现代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把对自身组织的行政管理与对外的社会公共管理区隔开来，一方面要对社会公共管理进行适度的放手，让其他社会力量介入进来;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社会公共管理中处于一种重要位置，扮演重要角色，使得组织自身的行政管理服务于公共管理。由此可见，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突破了政府型社会管理的单一主体，以“协商—合作”代替了传统政府社会管理中的“命令—服从”;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合作，代替传统政府型社会管理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对峙，实现了政府型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公共治理转变，并将“善治”，即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效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治理目标。

四、新公共服务运动———“管理即服务”的政府角色扮演

无论是基于公共行政视角下的公共管理，还是基于公共管理视域中的公共管理，政府的角色扮演不仅承担着管理职能，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服务职能。公共行政视角下的政府社会管理，虽然属于统制型管理，但是也承担着为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的法律规则、基本设施、公共安全和公共基本服务。然而，公共行政范式下的公共管理，政府既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又是生产者，集双重功能于一身。随着公共行政范式向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政府的管理与服务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发生了更新。公共管理理论援用工商管理的精神，主张政府的中心工作应该是“掌舵”，而非“划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都懂得……如果让其他人干更多的划桨工作他们就能有更有效地进行掌舵。如果一个组织最佳的精力和智慧都用于划桨，掌舵将会很困难”。于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开始分离，政府更多扮演着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公共服务的生产则由政府以合同外包、特许经营、代用券等方式，由市场、私营部门来生产。甚至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也不仅仅只是政府的责任，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同样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由此可见，无论是公共行政理论还是公共管理理论，将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视为两种不同的且并列，虽然在形式上同等地强调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但实际上还保留着较强传统色彩，更多地是把服务渗透于管理之中。上世纪90年代，以罗伯特·登哈特夫妇为代表发起了新公共服务运动。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不是掌舵，而是管理，是服务。管理就是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和公职人员不是在控制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公务员来说，越来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于价值的共同领导来帮助明确表达和满足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试图控制或掌控社会新的发展方向”。至此，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理论推进和深化了政府的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明确“管理即服务”的理念。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公共管理摒弃了管理即统制、管理即控制的思维模式，从服务的视角来考量管理，在服务中管理，将管理隶属于服务、管理寓于服务之中，以服务来规导管理，而不是相反，实现了公共管理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因此，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成为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选项，也成为考量政府社会管理成效好与坏、优与劣的重要指标与参数。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传统社会因素在不断衰减，现代社会因素不断生成，公共管理理念和模式都要随之变迁与转换。近些年来，我国在不断总结原有公共管理模式得失和借鉴先进的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建构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在公共管理主体方面，充分发挥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市场力量，实现政府、社会、公民的多元共治;在社会风险管理方面，不断增强社会风险的防范和危机管理意识，建立健全以“危机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为内容的“一案三制”，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特色公共危机处理体系，体现出应急管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维度;政府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多元主体之一，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政府职能定位方面，确定服务型政府作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与方向，充分体现出“管理即服务”的现代公共管理理念。

现代社会治理范文第6篇

摘要：中国现代城市治理模式正在进行新的构建。其中日益发展的社区公民自治--包括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则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奠基石。当然这块奠基石仍处于打造之中，而转换政府职能、完善公民自治制度则是打造这块基石的铁锤和錾子。

关键词：社会转型；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居民自治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下发后，社区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治理模式转换的角度来讨论社区建设，或许能开辟更多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

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财产自、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

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

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现代社会治理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居民自治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下发后，社区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治理模式转换的角度来讨论社区建设，或许能开辟更多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财产自、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

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吕济民：《有了社区自，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7]徐勇：《论治理转型与竞争一合作主义》，2000年，未刊稿。

现代社会治理范文第8篇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财产自、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

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

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吕济民：《有了社区自，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7]徐勇：《论治理转型与竞争一合作主义》，2000年，未刊稿。

[8]刘小康：《政府与社会互动：沈阳社区自治模式探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0年第5期。

摘要：中国现代城市治理模式正在进行新的构建。其中日益发展的社区公民自治--包括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则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奠基石。当然这块奠基石仍处于打造之中，而转换政府职能、完善公民自治制度则是打造这块基石的铁锤和錾子。

现代社会治理范文第9篇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

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财产自、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

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

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吕济民：《有了社区自，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7]徐勇：《论治理转型与竞争一合作主义》，2000年，未刊稿。

[8]刘小康：《政府与社会互动：沈阳社区自治模式探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0年第5期。新晨

摘要：中国现代城市治理模式正在进行新的构建。其中日益发展的社区公民自治--包括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则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奠基石。当然这块奠基石仍处于打造之中，而转换政府职能、完善公民自治制度则是打造这块基石的铁锤和錾子。

现代社会治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居民自治

【作者简介】周鸿陵，男，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时浩，男，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城市工作处副处长

【中图分类号】D6；D62【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4-0082-04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下发后，社区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治理模式转换的角度来讨论社区建设，或许能开辟更多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财产自、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

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吕济民：《有了社区自，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7]徐勇：《论治理转型与竞争一合作主义》，2000年，未刊稿。

[8]刘小康：《政府与社会互动：沈阳社区自治模式探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