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范文

时间:2023-02-27 06:57:33

现代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稳态经济 可持续发展 生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稳态经济对传统增长经济学的反叛

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经济学着眼于“增长”经济理念和行为模式,忽视生态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遭遇普遍性的自然资源短缺的限制,面临增L极限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从生态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经济,打破“健康经济是不断增长的经济”的教条,论证“经济稳定状态”的合理性,认为经济发展应当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保持最佳规模,合理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高效,产品分配才是公平公正的。

稳态的古典意义可以溯源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阐述的静态经济思想,特别是1973年美国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发表《走向稳态经济》文集,代表着现代稳态经济学的形成。稳态经济观认为,稳态即稳定状态,需要严格控制人口,并在经济上进行更合理的财富分配,以改善人类目前面临的生存状况,其内涵包括经济、精神文化、伦理道德和社会进步等重要方面。稳态经济学强调,所有的经济系统都是大生态系统中相互依赖的生物物理环境的子系统。随着人口增长、财富扩张和技术进步,这种经济发展的生态约束会更加显现,限制财富和人口的线性增长在生态上具有合理性。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流通量需要服从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标准而实现最小化,以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需求,增加对伦理道德资源的需要,实现从注重生产、增长和数量到注重保护、稳定和质量的转变。在物质形态的财富和人口恒定情况下,经济增长表现为非物质化的服务和休闲等其他商品形式,将具有广泛的生态意义和社会意义。

稳态经济观对传统经济学的反叛体现在,不是经济系统包含生态系统,而是生态系统包含经济系统,生态系统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经济系统提供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能量。这种观念来自于从马尔萨斯到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科学预测,即“人口和经济的增长过程受到不可违背的资源短缺的制约”,由于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将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是不可逾越的。自然界是一个有限的生态环境系统,它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再生过程,无论未来科学技术进步可以怎样应用于物质能量的转化,并不能支持人口和经济的无限增长。所以,现代经济学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来研究最佳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走向稳态经济。传统经济学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实现商品价值的最大化和经济无限增长上。稳定经济认为物质能量的守衡性对价值增长的约束是严格的,价值所固有的物质性必须符合稳态标准,即人口和商品维持在最佳规模以及恒定水平,物质和能量的流通率保持最小。它承认自然界存在一个不可弥补和逾越的稀缺限制,证明了增长经济在生物物理规律上的不可能性,并对无限增长的经济观进行伦理道德批判,探讨了传统经济学在生物物理、伦理道德和经济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尝试解决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人们该如何幸福地生活?

在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中,稳态经济提出了手段、目的和经济的序列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手段指的是经济发展在生态学上的最终手段和生物物理约束,最终手段的绝对稀缺性限制了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目的指的是经济发展在伦理上的终极目的和价值约束,物质能量竞争限制了一味增长的期望;而经济作为手段和目的的互动标的,表征着期望和可能性之间的相互作用限制了经济的增长,构成了对经济无限增长执念的最严厉约束。在序列的问题上,传统的增长经济学的观点是,为了满足经济无限增长的中间目的和中间手段应该保持持续不断,不应受到任何终极目的和最终手段稀缺的限制,无限的手段与无限的目的构成无限的增长。这样,增长经济学在忽视最终手段和热力学定律时表现出非物质化,而在忽略最终目的和伦理道德上表现出极物质化,这种自身的二律背反说明,现代经济学必须基于生物物理事实关注熵定律和生态学,基于伦理道德必须关注人类后代和目前财富分配的不公平问题,从而走向稳态经济学的特殊经济学研究范式。

稳态经济的生态学考察

不断膨胀的人口和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出自然生态与人口、经济的内在关联性,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奢侈化消费模式,以及对支撑这种消费模式的不利于生态环境的科学技术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带来对支持人类生命存在的地球负面影响。传统增长经济学所推崇的规模生产函数没有考虑自然因素,这种经济模型需要对现在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负责,其理论的主要盲点是,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缺乏对生态学、物理学及生态经济含义的深刻理解,没有认识到为人类经济生活提供来源和服务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和再生过程的脆弱性。经济增长使得物质能量的熵流不断扩大,进而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互动。人类的经济行为不断受到生态环境约束,要求经济学考虑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等要素,对经济学进行生物物理的分析,构建经济学的生物物理基础。

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自然过程和经济过程作为物理过程,都是物质能量获得性逐渐变小的负增长过程。熵是无序的、代表着能量不可获得性的量度,所有物理过程都表现为普遍的熵增加过程。物质能量以低熵的状态参与经济过程,最后以高熵的状态分离出来。在此基础上,经济过程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自循环体系,而是与自然物质环境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应该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经济的影响和制约。物质能量的熵降解是不可逆的,这说明经济过程不是一个孤立的自循环体系,具有明显的熵特征。因此,完整意义上的经济过程,其真正的产出不是废弃物的物质流,而应该是服务和休闲等生活方面的非物质流。

人类的经济活动日益受到缺乏低熵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的约束,在这种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的矛盾中,企图逾越经济的生物物理限制,必将付出惨重的生态代价,这也构成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压力。只有依靠稳态经济,才能防止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而人口和经济的稳态是由一个开放的、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以维持熵结构恒定的经济宏观系统构成的。

稳态经济的伦理学考察

近代以来,人类经济活动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灾祸。哲学家怀特海认为,这与人类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缺失有关,一方面是对有机体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的真实利害关系的忽视,另一方面是对自然环境内在价值的忽视。人类经济行为需要恰当界定一个目标,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目标是获得足够的基本需要,而不是满足无限的膨胀欲望。现代经济学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合理目标,就需要探求解决有关人类经济行为的终极目的这一基本问题,考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来控制人类经济行为,以及对自然生态环境开发利用的程度。

对自然Y源过度需求的经济模式和消费方式作为经济增长的教条式规范,让现代工业社会陷入危机之中,因为生产和消费问题虽然被现代科学技术所解决,但这是建立在对非再生性资源的过度获取上。这意味着,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类的技术能力,而是我们利用这种技术能力以及追求的价值体系出现了根本性错误。对增长极限的忧虑,以及对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崩溃的担心,使得人们对近代工业社会以来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前景形成了一种总体观念。这种对人类未来整体命运的考量逼迫人们从价值体系的高度来审视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观。传统经济观是狭隘和排他的,只涉及增长、数量、利润等物质方面,而不关人的素质和精神方面的事情。稳态经济学认为,增长性的生产制度、生活方式和技术效率观,使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朝着暴烈方向演进,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稳态经济意味着经济发展可以超越物质生活的执念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

传统经济学把生产和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将自然、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视为手段,力图以最佳的消费模式使人的欲望最大化,并以最佳的生产模式使人的消费最大化,这是一种异化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稳态经济学强调,应采取相对低的消费率产生人的较高满意度的最佳消费模式,以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来合理安排生产,秉持人比物重要、创造活动比消费活动重要的理念,把兴趣放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价值取向上。因此,生产需要有最终目标的约束和导向,才能使人类经济行为的产出和消费欲望限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认识到人类的最终目标与其经济行为存在的内在关联。这种考虑终极目的的稳态经济观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财富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拥有的物质财产量,更应该包含个人以恰当的方式运用它们维持生命活动的能力,这样,生产和消费所带动的财富的增长就不是最终目的。那些社会本身所需要的并有利于精神劳动和保护人类文明成果的,也可以被称之为财富的东西,不仅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包含了伦理道德、价值智慧的,不仅可以用来享受,也可以是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完善的手段。

由此,稳定经济学坚信物质财富的积聚不是最终目的,这就与仅仅把经济生产率最大化的传统经济学相区别,成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要超越把过度生产和消费行为作为内在偏爱的工业社会,正视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打破消费社会的利润之上原则,以提供更多的闲暇和服务,而不是生产更多的产品。只有把经济行为拉回到最基本的价值体系中,去考察人及其恰当的经济行为的最终目的,才能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稳态经济的经济学考察

在生态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生态学将体外生命过程从人类经济活动中抽离出来,只研究自然界事物的相互依存关系,而经济学则将自然界抽离掉,只研究商品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导致了经济学研究中的缺陷。稳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该被看作是自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学中对体外生命过程中自然与人的关系考察与经济学中自然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应该保持一致,经济生活不是商品围绕人的单一线性运动,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复杂圆圈运动;并通过对人类经济过程的生物物理限制的呈现,对人口和经济呈指数化增长的生态后果保持警醒,提出去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的稳态经济理念。

稳态经济观具备四个基本的特征:适度的人口规模;平衡的产品和资本数量;人口和财富的数量能够使人们生活较好并延续到未来;维系人口和资本量所需要的物质能量流通率降到最低的可能水平上。可以看出,稳态经济只要求两个基本要素,即人口数量和财富总量维持在恒定的水平上,其他要素可以是变化的。稳态经济作为趋向生物物理平衡和道德进步的、目的与手段互动的政治经济学,要求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概念。增长强调的是经济中物质的物理增大与吸收,而发展强调的是与物质增长无关,已实现的人类成就的多方面潜力。如果借用稳态经济的存量、服务和通量三个基本量来理解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区分,差别将更为明显。存量是生产品、消费品和人品数量的总和,服务是需求被满足时所获得的满足感,而通量指的是来自自然资源,经过人类经济,最后回到自然沉库的物质能量的熵流。那么,“增长是指在服务效率和维持效率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存量和通量的增加而导致的服务增加。发展则指在存量保持不变(或者通量不变而服务增加)的情况下,两大效率的增进。这样,我们就可以说稳态经济是发展的,而不是增长的;就像地球,作为稳态经济的一个子系统,它在发展的同时没有增长”①。

现代经济学认识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如果以贫穷、非正义以及生态环境为代价,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在经济的生物物理约束的物质层面上,经济系统只是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而自然生态系统是有限的、封闭的、非增长和再生的,经济的增长不会无限度地持续下去。因此,“稳态经济的实质是提倡可持续发展――超越增长的发展”②,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的意义,只有在被理解为没有增长的发展时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是,在自然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许可的限度内,由自然界的物质能量流所支撑的持续稳定的物质经济基础和质量改善才是可能的。这种非增长的经济作为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开放的、稳态的子系统,实现着持续地更新和完善。

人类经济行为必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理约束条件相协调、相适应,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寻求平衡,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对环境的污染保持克制和节制。稳态经济要求人类经济行为的环境效应要小于环境承载力,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稳态经济的政策来提高效率,以减少产出的环境效应。具体来说,可以通过限制人口数量和减少产出物品的存量来约束生产使用的资源量,让其与人们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物质资本价值均衡;或者通过灵活的微观规制,即通过颁发可出售的开发不可再生资源许可以及污染许可的手段,对经济生产以及可能带来的污染进行约束。“量度经济成功与否的标准也根本不是产品和消费,而是整个资本存量的性质、数量、质量及复杂性,包括该系统中人类的身体及精神状态”③。所以不能因为增长经对生产和消费过分迷恋,而忽略了人类福祉的精神实质内容。世界经济要实现理性和有序,必须秉持“经济的特征是发展,而不是增长”这一稳态经济的重要理念。

“然而,只有我们改变关于在生物物理意义上什么是可能的经济范式,社会才会需要稳态经济。我们只有改变关于在社会意义、心理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时,社会才会把稳态当作可以接受的代价”④。实现稳态经济需要社会制度中三种起控制作用的方面进行相互配合,一是保持人口均衡的制度,二是保持物质财富持续恒定的制度,三是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这三种制度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和兼顾,即在最小限度损害微观层面的市场自由和灵活性的同时,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经济增长实行宏观的目标和价值约束。市场在规定的生态物理约束和道德伦理界限内合理配置自然资源和分配财富收入,并从总量和规模上给经济生产和市场消费限定了实现生态环境均衡的生物物理条件。可见,稳态经济是一种体现整体性的,综合了物质的、社会的和道德内容的经济发展范式,代表的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水平,寻求的根本主旨是在有限的自然生态中人类更好地生活。

(作者为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注: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项目“卡普拉生态哲学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启示的研究”(项目编号:20141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美]戴利、汤森主编,马杰译:《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9页。

②田晴:《对稳态经济的思考》,《财政研究》,2012年第7期,第16-19页。

③[美]戴利、汤森主编,马杰译:《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1页。

④[美]乔舒亚・法利著、王俊译:《生态文明和稳态经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4期,第623-629页。

现代经济学范文第2篇

从未有人从经济学角度阐释福柯的《词与物》这部后现代名著。

尽管《词与物》作为经济学著作的特征如此明显:它有一半的篇幅在谈经济学相关主题;在《交换》一章中,福柯的八节分别是“财富分析”、“货币与价格”、“重商主义”、“质押与价格”、“价值的形成”、“功效”、“一般图表”和“欲望与表象”;他还专门辟出一节“李嘉图”,去比较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更深一层来看,福柯的《词与物》接触到后现代经济最前沿的语言转向话题。与美国当前炙手可热的博弈论大师鲁宾斯坦的名著《经济学与语言》相比,算路更深。

福柯的后现代经济学思想深在,作为公认的大师级人物,他始终扣紧“现代性”这个主题,猛攻现代经济学的弱点。一旦读懂,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一、从心物二元的根子上推导经济学的新基础

与福柯站在一块,宾默尔、鲁斯斯坦这些所谓的大师,马上就会矮一截。为什么呢?境界不同。宾默尔、鲁斯斯坦虽然比一般没有哲学基础的经济学家,在求“道”这一点上,高出不知多少,但与福柯这位世界著名哲学家,仍然是无法相比的。福柯很少谈论经济学,但他一旦出手,上来就是站在最高点上看问题,看到心物二元这个根上。

自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这本名著中做出“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定义”后,经济学家一般就不再考虑心物二元问题。在思考任何问题时,隐含在前提中就认为,经济学是用物的观点和方法,把人当作物来研究的科学。

福柯非常精确地瞄准“启蒙”这个靶心,扣响第一枪。在《福柯集》最后一篇《何为启蒙》中,他高度概括说:“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迭时,便有‘启蒙’。”这意味着,理性经济人所指理性,不仅有经济学家一般理解的名实二元(个人―社会)冲突背景,更有心物二元冲突背景。因此要把算路从“利己-利他”前推到心物二元这一启蒙背景。

福柯将现代经济学解构为后现代经济学,首先是为经济学定位。他提出“人文科学”作为总背景。人文科学不是指“科学一文化”大战中偏到心一边的文化学(福柯反对人本主义),更不是偏到物一边的科学(如罗宾斯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心物一元的人文科学(人文与科学的结合)。它的根本特点在于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相比之下,宾默尔的根扎在利维坦,没有触及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在哲学上显然不够到位。

二、语言转向

福柯从历史角度,将人文科学分为三个部分: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对应的哲学分别是“生命哲学、异化之人的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对应的行为是“生命、劳动和语言”。有心人可以发现,这与波普的三个世界,是完全可以对上的。它们分别代表了自然、社会和信息三次浪潮。鲁宾斯坦把博弈论转化为离散方向的数理逻辑(语言逻辑),在语言转向这一点上,已经完全与福柯走到一个方向了。

在福柯的经济学中,货币与价值的关系,就好比词与物的关系,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福柯希望让词复归于物,途径就是让货币经济发展到语言经济,通过语言的指引,更好地回到事物本身。

语言转向的本质,就是代表“物”的理性向代表“心”的意义转向。搜索引擎在实践中代表的正是这个方向。为什么说是语言转向呢?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解释,就是语言之外还有世界。这个世界,要从代表理性的主题词,向代表人心的潜意识和体验,深入地搜索。就是从货币定量交换,转向以搜索引擎为前提的语言定换(又叫博弈)。使语言交换先于货币交换!

三、在否定之否定中解构“异化之人的哲学”

福柯“人文科学”的结构,很象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小逻辑》,生物学相当于存在论,经济学相当于本质论,语言学相当于理念论。三者之间存在着小循环的逻辑关系。如果把它当黑格尔的徒弟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来读,生命、劳动和语言,相当于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历史关系。

福柯认为,人在自然性的存在(生物)中,隐含着社会性(经济)和信息性(语言)的规定性;人在社会性的存在(生物)中,隐含着自然性(生物)和信息性(语言)的规定性;人在信息性的存在(语言)中,隐含着自然性(生物)和社会性(经济)的规定性。这具有一种类似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

在“生命、劳动和语言”这三段论中,对应的人,分别是“行动着、行为着”的人,“交换着、劳动着”的人,“讲着话”的人;对应的哲学,分别是“生命哲学、异化之人的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这很容易令人想到,世界一或第一次浪潮,是关于自然生命的;世界二或第二次浪潮,是关于人的异化的;而世界三或第三次浪潮,是通过信息使人复归的。

值得注意的是,福柯解构“异化之人”所复归之人,并非人本主义之人,而是天人合一之人。究其原因,人本主义以心物二元为基础,而福柯要在心物一元基础上重建人,建设一种绿色和谐。

福柯被公认为后现代大师,但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后现代。他虽然看到了语言和信息这个演进方向,但却并没有向前看的信息革命意识;相反,他反对启蒙(实质是反对工业化),最终转向了复古,更近于浪漫主义。

然而,我们从福柯的“生命、劳动、语言”三段论中,可以超越他,推论出他没有的一个结论:在工业化(社会化经济)之后,将进入以语言交换为特征的信息化经济;信息化经济将具有自然性经济中某些否定之否定的特点,如个性化。

四、《词与物》中的经济学

福柯经济学观点的最大特色,在于他要复归的是自然人。

1、新重农主义

在《词与物》中,福柯象胡塞尔提出“回到事物本身”那样,回到经济学的原问题,来思考经济学的根本问题。福柯通过区分重农主义与功利主义,“发现两者巨大的经济学取舍”,试图找到经济学被遮蔽的真正的源头。

什么是经济学要研究的“事物本身”呢?福柯在重农主义那里找到了答案。他认为:“重农主义者的分析始于在价值中被指明但又先于财富体系而存在的事物本身”。在福柯的术语里,把产品叫财产(des biens),把商品叫财富。财产因满足需求,是有用的,可以“供人使用”,因此“是其所是”。

现代性经济学所谈及的“事物本身”,不是土地,而是劳动;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福柯却相反,认为土地、使用价值,是更为根本的价值,由此对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进行了与常人立场相反的分析。

福柯介绍重农学派的共有立场:“所有的财富都诞生于土地;物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联系在一起;货币的价值就是作为流通中的财富的表象;流通要尽可能地简单和完整”。重农主义由于对商品的自然属性的强调,在货币观上,就表现为对货币的重金属属性的强调。而重商主义由于否定使用价值,而强调价值,在货币观上则主张让货币的社会属性独立出来。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从福柯角度看,重商主义的货币观意味着异化的开始。即事物的形式,脱离了事物本身而独立,最终反对事物本身。

如果只看到这一步,会觉得福柯的经济学观点比古典主义还“古典”,实际上福柯暗藏玄机。他指出了前现代经济中,为现代性所不具备的两个优点,一是经济来源上的生命性,福柯借用米拉博的话说,畜群“每一天都长肥了,甚至在它们睡觉时也是如此,这不能被说成是货仓里的一包丝或羊毛”。二是富有差异性,“没有等值,没有共同的尺度”;福柯谈及杜尔哥所说的“估价价值”,“这是绝对的价值,因为它是个别地关于每个商品而不与其他商品进行比较的;然而它也是相对的和发生变化的,因为它随着人的胃口、欲望或需求而变化”。

有心人会发现,后现代经济,正是在以生命性和差异化为不同于工业化特征的。福柯的“复古”耐人寻味。

2、财富符号体系

再进一步,福柯分析,到了李嘉图之后,符号的统治借着社会化的名义和货币的话语权,演变成一种符号化的拜物教。本来,价值从使用价值中分离,是一种社会进步,代表着社会化的发展。但在福柯看来,这只不过是符号这个“能指”,脱离了它的“所指”。如此看业,福柯岂非在用自然经济反对工业经济?但仔细看下来,福柯思想中仍然另有玄机。

福柯想证明的是人的异化与话语形成的关系。而话语符号,不同于一般符号,它代表了后现代的信息空间的存在形式。按照福柯的思想,通过交换这种社会化活动,人形成理性并被物化。这种理性表现在货币这种符号形式中,是在资本和权力的话语权形成中而产生的。在最终的结果中,“财富是被人们生产、增值和变更的符号体系”。

福柯已经暗中把现代性的经济学维度,转换成了后现代性的经济学维度。不是在货币层面,而是在语言层面,将经济学从“异化之人的哲学”,转向通往人的复归意义的哲学。这一点比西美尔基于现代性立论的《货币哲学》,是一个重大飞跃。同时,强调话语而非语词,是福柯与一般结构主义不同的特色。同属语言学转向,可以明显看出,福柯语言经济学的所指内容更富有实质意义和思想性;而鲁宾斯坦语言经济学是纯形式的,是仅限于能指层面的技术探讨。

3、自然范围经济

既然理性只不过是脱离“事物本身”的符号,在福柯看来,对抗理性异化的办法,是回到价值本身。具体来说,就是回到为需求而生产,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比较自然的状态。并且有一点,与现代性经济把需求仅仅归为欲望(低级需求、物质需求)不同,福柯语义中的需求,是可以向更高级的体验升级的:“从财富的观点看,在需求、舒适和娱乐之间没有什么差异”。互联网发展出网游这样的符号化体验,可能较好地证明了福柯的想象。

从后现代观点,还可以读出另一层意思。福柯似乎颇为认同重农主义者对大自然的称颂。其中一个理由是土地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产出多样性的产品,“大自然就必须应该具有无限的多产性”。如果这里的土地被置换为互联网的话,竟与信息范围经济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总的来看,福柯后现代经济学的主旨,在于扬弃经济学的实证科学传统,力图从深层恢复经济学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批判现代性经济的异化本质,开启经济学的语言转向这一新潮。对理解互联网经济的语言本质,具有启发性。

现代经济学范文第3篇

一、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批判

笔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主要是靠两大支柱支撑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数学形式化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写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用词语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纪90年代,在主要的和历史悠久的杂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数、微积分和计量经济学所支配”[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无法阻挡它的蔓延之势,近年它又成为中国经济学西方主流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留美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龚六堂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在接受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记者的在线访谈时,龚六堂指出,“在广泛的引入数学工具以后,经济学已经可以称的上一种科学了。”[③]无疑,对于经济学中数学形式化不遗余力的推行者来说,是否使用数学已成为判断一个学者的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标志,他们甚至把数学看作是真理的化身。然而,正如美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克莱因指出的,数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它知识体系一样,数学本身同样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浏览一下数学史,我们就会知道,正如经济学一样,数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混乱和冲突。因此,如果把数学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智力创造物作为真理的化身了,这确实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

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奇怪的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无须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必备知识,但却必须“精通”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果真是这么重要吗?非也。乔治斯库—罗根金指出[④],对经济学来说,数学模型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经济学中,已知价格和生产系数,试图求出最优解,这处理的是约束条件,最好的例子是线性规划。第二,对于推理来说只作为一种明喻,但我们首先必须具有某种推理,如果忽视了这个条件,我们就陷入了无用的数学游戏。经济理论的创新总是先于词语或数学的表述,乔治斯库—罗根写到,正如许多著名的数学家认为的,数学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在数学发展史上精确的新奇是一种“新”定理的发现行为,而不是定理本身。因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不标明理论的创新。霍奇逊也指出,数学是有用的,它的发现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它的应用只涉及到逻辑的演绎推理,而不是理论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况下,数学能鼓励理论的变化,如博弈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广泛的接受,然而,这个概念的创造本身不是来自数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链条上,而不是隐含的范畴和基本假定上,鼓励了理论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创新[⑤]。总而言之,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工具起到作用,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根本与数学无关。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下面所谈到的批判实在论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数学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适合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让我们首先说明数学的应用需要具备的条件,由于数学推理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规则性为条件的:“每当有事件x,就会有事件y产生”,这是一种导致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封闭系统。因此,对于那些假定科学就意味着使用数学的人来说,经济学可以是并必须是科学的这种断言实际上就是主张,上述事件规则性和封闭系统在经济社会领域上是普遍存在的。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种主张。他写到,“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条件就是可以分析并加以预测的规则性的存在。天体力学就是恰当的例证。但对于许多经济现象来说,这也是真实的。确实,它们精确的分析展示了就像在物理科学中所发现的令人惊异的规则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这门科学要依赖与物理学同样的一般原理和方法”[⑥]。

但是,在过去2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realism)社会科学哲学对上述科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事件规则性事实上大部分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事件的规则性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则性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巴哈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

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巴斯卡指出,我们必须放弃自然是由事件的规则性构成的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而把世界看作是有结构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约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觉所构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虽然我们对其无法进行直接观察,但它却管束着我们经历到的或未经历的实际事件。与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不同,批判实在论认为,实在本身远不是无景深的,而是复杂的、有差别和多层级的。三个重叠但本体上不同的实在领域被区分,即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深层的(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按照批判实在论的看法,实在的这三个领域不仅在本体上是不同的,而且关键性的是它们相互之间经常是“不同时”发生的。因此,当经验与事件不一致并允许对给定事件的经验进行对比和修正时,事件也典型地与管束它们的结构或机制是“不同时的”。例如,就结构与事件的不一致来说,秋叶与重力规律的作用是“不同时的”,因为秋叶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趋势。

现在,我们就能对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做出解释了。按照批判实在论,秋叶落地的实际状态和管束秋叶落地的机制或结构是不一致的,秋叶落地是由重力的、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惯性的以及其他各种相互抵消、相互强化的多重机制所决定的。实验活动的作用就在于为了分离出某种机制,通过干预,把所有其它潜在地处于抵消或强化状态的机制隔离开来,建立起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作用就是要创造一种特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非经验性的规律、趋势或某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在经验上可以被确认。当然,规律本身总是在发挥着作用,只要存在着能引起反应的条件,机制就能被激活,不论是否别的在发生,例如,即使树叶在我手中,它也服从重力趋势。因此,受控实验中所发现的规律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应用于实验之外,原因就是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在这些地方,事件的规则性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件规则性只是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才能自发产生,而自然科学通过封闭隔离从而获得事件规则性的实验是科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特殊的情况是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成功应用的条件。

但是,在人类社会领域中,通过实验控制获得这种事件规则性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经济学和社学科学领域中,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条件并不存在,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物。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代表人物劳森指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把适用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条件搬到经济学的社会领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根源就来自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把自然科学实践误解为对事件间普遍关联规则性的研究。为了形式化建模的需要,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其理论结构中做了两种封闭:内在封闭——一种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它意味着现象的结构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外在封闭——一种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它意味着从给定的约束和行动,只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把这两种封闭条件结合起来,主流经济学就采用了一种封闭系统的思考,通过演绎在事件层次上对经济现象进行决定论的解释,劳森斥之为演绎主义。为了充分达到使用数学的“科学性”,主流经济学做出了如下简化的假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实际上是不变)、均衡结构、给定偏好、代表者、理性最大化,等等,这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假定就是上述封闭性思考的体现,而这种封闭性思考,真正地把经济学限定于了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鼻祖孔德为“科学”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孔德写道,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和最终结果。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理解和解释经济生活历史性变化的过程呢?

二、范式革命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对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是视而不见的,这种话语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霸权地位的写照。正如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的公开信写道的,这种单一的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分析方法垄断了经济学,它已经在这个专业中创造了一种社会惯例,那就是:只有符合那种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的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他模式下的经济学知识都很容易被当作过于贫乏或者根本不属于经济学而不予考虑。然而,正当主流经济学拒斥异端经济学的各种批评,陶醉在他们自己所营造的“象牙塔”之中时,他们吃惊地发现,法国学生使用了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sm[⑦]对其做出了诊断: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某种东西(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正如陈平教授在谈到美国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的议程安排时所指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目前正面临着类似于19世纪末权威物理学家所受到的历史的嘲弄,下面我们就简要说明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并概述新的经济学革命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不再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换言之,他们已丧失了对复杂经济过程之奥秘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精神,这充分体现在它为经济科学所划定的范围上。钱颖一写道,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是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根据这种范式,“经济学家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⑧]。说的更明白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这种创造性活动必定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条件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性地取决于“新奇的创生”。很明显,如果一种经济学理论无法容纳“新奇的创生”,我们就很难说信奉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还会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这样的“科学”还会有何种科学精神而言?如果丧失了科学精神,这个学科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⑨]。这实在是对经济学家们智力创造力的一种,它是丧失了科学精神的新古典教研制度必然的结果。

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惟利是图的计算技术,以致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更有国内学者以“‘不道德的’经济学”为题对此加以论证:“本文开始指出了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紧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而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是研究道德规范,其任务也不是道德说教;最后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也更‘保险’”[⑩]。这种看法充分体现了目前主流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存在着一种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正如罗卫东教授指出的,这种“不道德的”经济学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经济学不研究道德问题,二是经济学不做道德判断,三是经济学研究活动本身是不讲道德规范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经济学家还能怎样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怀有深切的关怀?然而,通过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剖析,罗卫东教授说明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经济学的乌托邦。最近,威尔伯教授在《经济理论中的伦理学》[11]一文中也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是内在相关的,因为经济学家和经济行为者都持有塑造其行为的伦理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必须理解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理论和政策;在第二种情况下,这意味着经济分析必须扩大有关人类行为的概念。在笔者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偏向提出严厉的批评之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就登载了从《投资杂志》2003年春季号传来的消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宣布:“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12]。评论者指出,这个决定不只是对post-autisticeconomics运动合法性的一个证明,而且也是对其所走道路的证明。

笔者认为,对任何社会科学学科来说,能否充溢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是其理论框架具有科学性与否的关键性标准。这也是我们发展一种对新古典主流进行替代的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它必然赞成经济学是一种实在论的科学。与新古典主流封闭系统建模的方法不同,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认为,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社会经济领域在本体论上与自然领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括人类的观念与行动。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只能展现于处于开放系统的人类活动之中。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社会经济本体论对经济学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开放系统中,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某种现象的环境能够影响这种现象的行为,而且这种现象的形式和结构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替代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必定是一种有关经济演化的科学,它是一种在其理论框架中能够使“新奇创生”内生化的经济学,这就是笔者之所以把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看作是经济学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上,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这是因为,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新奇创生”必然是作为异质性个体创造的结果,而观念(或偏好、知识等)的变化是个体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必须对经济行为者有关性别、阶级、种族和伦理等方面的观念和意义(meaning)进行阐释,新的经济学将吸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存在的观念依赖这种解释学创见,但又避免了它把观念依赖与观念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因而它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实现了“意义”的内生化。最后,虽然人类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结构相互构成,但这两者又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这两种相当不同的事物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才能说明个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动,同时又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新的经济学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集体主义,而赞成一种方法论的有机主义。

对于一种能使新奇和意义内生化的新型经济学来说,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为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目的。首先,由于认识到实证主义所谓的事件规律性在经济领域中是极稀少的,因此,经济学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对有关人类实践的识别、理解和解释,即识别、理解和解释这些实践未知的条件、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所利用的意会性技能和意外的后果。其次,由此所产生的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最后,因为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实践所产生的转变是开放的,而人们实践的转变要依赖于他们对世界所持有的观念和理解。所以,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对人们的观念和理解进行批判性解释,以推动在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作用之间所能达致的转变,这是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标签中“批判”这个术语所蕴含的意义。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家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持久动力一样,新奇惊异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但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追寻人生的意义同样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内在的要求,而不是一种额外的附加。

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新型经济学的发展根植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范式革命”的概念并不适合,由于它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科学演化过程中的突现现象,因此,“范式转变”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笔者就把这种新型经济学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然而,如果它能把新古典经济学从主流的地位中驱除出去,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那么,这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让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和分配,如何创造经济剩余和怎样对其进行分配是其核心问题,但在19世纪的边际革命中,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交换问题。凡勃伦在1900年发明了“新古典”这个术语用来说明马歇尔的工作与古典经济学的连续性,但莫里斯•多布却认为,把主流经济学定义为反古典的可能是更好的描述。熊彼特也对这个术语表示异议,他说,“把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理论称为新古典就像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称为新牛顿一样没有多大意义”。[13]我们知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异端经济学家都声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并对此争论不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经济均衡和经济演化,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就分裂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一种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但其内部又相互攻讦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

经济学研究的这两大传统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摈弃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和给定资源条件下的最优配置的经济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更一般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真正的科学,而“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中“政治”所代表的因素无法反映这种“客观科学”的性质,因此就用“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称谓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传统的术语。但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反对把经济学的范围限制的如此狭小,总的来说,他们认为,经济科学应该包括更为重要的资源创造(即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剩余)等问题,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被前者所摈弃的因素。如果按照笔者的这种归纳,“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作为经济科学的代名词要比“经济学”更适合。但是,经济学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关键性分歧并不在于经济科学的范围,而是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存在着对立的认识。在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代表了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经济学”坚持理性最大化假说、均衡结构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使用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和非历史的方法;而“政治经济学”则反对“经济学”的上述方法,具备了或隐含地赞成笔者对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概括:满意假说、演化结构、方法论有机主义和社会历史的方法。因此,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通常并不包括新古典经济学。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已出现了一种“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方福前教授最早对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评介,他写道,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14]。方福前教授的这个评价很恰当,但笔者这里所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完全建基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这些流派对理性选择理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使我怀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综合实际上仍是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它无法充分展示新奇和意义内生这种研究纲领的潜力,因而无法为异端经济学从根本上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此外,笔者也不同意西方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狭窄定义:主要是研究国家和经济(市场)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为了体现这种差别,在新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英译中,笔者建议使用前缀“neo-”而不是“new”翻译汉语的“新”字,以表示它与古典和异端经济学的继承和创新关系。

三、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

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笔者所倡导的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呢?很明显,现在无法做出比较全面的概括,除了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基础外,以下三点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演化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式。笔者认为,目前的社会科学正处于向演化的社会科学转变之中,但这个过程才开始不久。就经济学而言,虽然马尔萨斯和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达尔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代异端经济学许多流派的开拓者也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如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欧洲老制度主义者更把他们的组织命名为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但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明确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必须转变成一种演化科学,笔者只不过是把政治经济学这种即将到来的创新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而已。

第二,新政治经济学是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的。魏特、福斯和霍奇逊曾把新奇创生的内生化定义为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根本差别,笔者曾据此提出对演化经济学各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15]。但通过对批判实在论更深入的思考,并受奥地利学派和汪丁丁等人[16]的启发,笔者认识到,对演化经济学来说,这种定义可能是不全面的,因为意义不仅是人类社会新奇创生的内在要素,而且演化经济学还需要它对新奇的价值进行判断,这使我加深了对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其他异端流派重要价值的认识。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可以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理论素材,而新政治经济学则是演化经济学在我国独特发展的同名词。

第三,新政治经济学是跨学科的。虽然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强调了必须认真对待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然而,在异端经济学中,不仅没有一个流派为此提供一种统一的框架,而且也没有明确地和大规模地吸收相关学科的新知识。笔者受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启发,曾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的重新阅读,以系统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由文化认知模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技术体系和生态地理系统五个亚系统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可以被看作是笔者在新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早期尝试[17]。无独有偶,弗里曼和卢卡为了解释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经济史,后来也提出了与笔者极为类似的五个亚系统的理论框架:经济、政治、技术、科学和文化[18]。无疑,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框架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开放的和跨学科的,这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截然相反。

维特根斯坦曾说,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正如演化经济学把新奇创生定义为现有要素的新组合一样,新政治经济学没有必要从头开始,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将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交流迅速增加,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他们发现相互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方面,除了对主流经济学都持批判态度外,他们基本上都赞同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笔者也发现,在经验研究方法上,许多流派都采用了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而奥地利学派有关解释学方法的独特贡献,可以与前三种方法相综合,从而构成新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经验研究方法。特别是劳森在1994年发表《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传统的联系:一种实在论的观点》之后,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围绕着批判实在论展开了对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批判实在论这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上统一起来,但在具体经济理论上可以保持竞争的观点。我们下面就讨论批判实在论与异端经济学创造性综合问题。

批判实在论是超验(或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ialrealism)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特称,其代表人物自称完成了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目前它不仅在西方经济学界已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学说,而且,它还在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利特沃德指出[19],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的性质、起源和方向上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与近20多年发展起来的其它种类的经济学方法论不同,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它植根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首的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的产生和发展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特别是这些学派先驱人物的思想。第二,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间,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急剧增加,但大多数可以被看作是为方法论而方法论,而批判实在论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不大关心方法论自身,而是试图为替代性的经济学开辟道路。因此,批判实在论吸引了许多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寻求替代的异端经济学家。

批判实在论的出现为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后者没有必要教条地遵循批判实在论已有的结论,这是因为批判实在论仍处于发展之中,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为之做出贡献。首先,批判实在论可以被恰当地看作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媒介,他们对批判实在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霍奇逊和女性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纳尔询(nelson,j.a.)等提出了与劳森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把批判实在论看作是与他们一样的一种异端流派,因此,创造性综合必须考虑各流派所提出的不同见解。其次,在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批判实在论的两种观点,一种主要是受到巴斯卡著作的影响,另一种特别受到劳森的影响。巴斯卡与成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具有特殊的关系,关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而劳森在经济学中具有更宽广的异端态度,明确地集中在当代经济问题上。尼尔森(nielsen,p.)[20]认为,在这两种观点的核心方面,批判性的建设和发展的和谐既是可能的又是需要的。最后,同样也是尼尔森指出的,目前的批判实在论集中在抽象的哲学推理上,忽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倾向:粗糙的和超越历史的政治经济学阻碍了经验的和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他希望大家像马克思一样处理好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避免尼尔森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特别是这种综合要以当代经济问题为核心,利用异端经济学提供的理论素材,创造性发展新政治经济学,同时它也丰富和发展了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

在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上,非马克思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是最困难的问题,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综合则相对容易,因此我们这里只对最困难的问题加以讨论。相对于异端经济学的其他流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创新无疑是独特的,但在不忽视这种差别的情况下,正如批判实在论的发展一样,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可能的。实际上,相对于主流和异端的分裂,前两者的分歧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他们之间应该加强相互学习和对话。众所周知,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同时,正如尼尔森指出的,非马克思的异端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连续和发展,许多流派之间较早的存在着相互参照和交流,但对于这种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传统的积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经常地对其加以吸收。然而,这种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改变,2000年,奥哈诺的著作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界马克思与非马克思异端流派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21],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老制度主义者(或激进制度主义者)达格尔就演化主题展开了对话。[22]我们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因为在我国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并没注意到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重要价值,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把西方经济学等同于主流经济学了,但与主流经济学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远不如与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比较价值大。

由于篇幅所限,有关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就无法继续讨论了。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新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无法单独通过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这是因为,异端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背景的,对于我国在21世纪的经济复兴来说,它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紧紧抓住我国重大的实际经济问题,并通过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许多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

[①]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

[②]hodgson,g.m.,evolutionandinstitution:onevolutionaryeconomicsandtheevolutionofeconomics,edwardelgar,1999,p.2.

[③]见《龚六堂副教授在线访谈实录》,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刊2003年第3期。

[④]乔治斯库—罗根,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数理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但在其事业生涯的后半生,他转变成了对经济学数学化最严厉的批评者。

[⑤]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politypress,1993,p.16.

[⑥]转引自lawson,t.,backtoreality,infullbrook,e.(ed)thecrisisineconomics,2003,routledge,p.129.

[⑦]在英文辞典中,autism是指儿童的一种精神病学上的失调,其特征是在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方面显著的缺陷:耽于幻想、失语和诸如重复行为和过度迷恋某种东西的反常行为。

[⑧]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第2页。

[⑨]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6月20日,no.546.

[⑩]转引自罗卫东:《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11]post-autisticeconomicreview,no.20,no.21,2003,

[12]转引自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

[13]williamk.tabb,reconstructingpoliticaleconomy:thegreatdivideineconomicthought,routledge,1999,p.92.

[14]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

[15]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

[16]汪丁丁、罗卫东、叶航对话录:《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7]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8]freeman,c.andlouca,f.,astimegoesby:fromtheindustrialrevolutionstotheinformationrevolu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25.

[19]fleetwood,s.(ed)criticalrealismineconomics:developmentanddebate,routledge,1999.

[20]nielsen,p.,reflectionsoncriticalrealisminpoliticaleconomy,cambridgeofeconomics,2002,26,pp.727-738.

[21]o’hara,p.a.,marx,veblen,andcontemporaryi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edwardelgar,2000.

现代经济学范文第4篇

根据人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经济学是一门依据人们与社会财富有关的行为进行决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建立的目的在于为经济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为经济活动的决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为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实现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基本标志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脱离或否定作为第一性的“效率”问题而建立的经济学理论,都不会具有存在的价值,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为易见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整个社会生产无疑都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而进行的经济资源配置活动。面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人类可以采取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计划等的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其中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配置方式的本质在于:围绕商品的供需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变化的互动,利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分散决策的模式,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业的微观组织内部或国家的宏观层面,才具有比市场更高的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的行为科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体现在物品的价格上;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变化。而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瓦尔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是这一逻辑思维体系的科学基础。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主流学派显然是按照这一解释经济现象与分析问题的维度,围绕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资源的稀缺状况的关系,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然而,从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特征和学说的学派分化的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以“效率—稀缺”为基础所建立的经济学仅仅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这里所讲的思维哲学意义上的维度(dimension)是指一种视角,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如现代物理学的空间维度包含了长度、宽度、高度与时间4个方面,即存在四维空间的特征。如果从人的思维的逻辑维度多元特征出发,可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维度客观上是逻辑和演绎化的,即按照多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假定资源的稀缺财富和变化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反映,同时也隐含在市场交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理性的行为反应,最终通过市场的均衡机制及调控手段的作用发挥,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说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理反应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较完美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和解决有关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从而为决策者实现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决策必然会充分运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特别是在19世纪发生的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在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上的长足进步,使经济领域的“效率—稀缺”的关系得以精确化和数理化。如利用“等产量线”来表现生产要素价格变化下的不同要素间配置数量组合关系,以及反映经济资源之间的替代过程和动态的替代比例。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论则揭示了稀缺引起的产品之间价格变化的传递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客观上是建立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许多人们并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的决策行为。例如。在许多经济决策中,人们对经济效益“次优”的选择往往比“最优”的选择有较高的概率。此外,人们一些经济决策行为也往往出现不按照理性推导的结果。就这些决策者而言,显然又是出于经济理性的,即该决策者在两种或多种结果的选择中,在他们的认知的范围内,是不会故意选择一种较差的结果而放弃一种较好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在解释上产生了所谓“个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论上对“个人偏好”产生的机理却不明了;或者解释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些经济活动领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决策模式无法反映出部分决策者的经济决策行为和动机。如马歇尔(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多处谈到普通人的经济行为的“半合理性”与“反合理性”现象[1]。这些现象或称之为“效率—稀缺”行为准则下的非经济理性现象。说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应当还存在其他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活动的领域和阶段中,人们的决策首先应当按照效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如果以稀缺、风险、公平、空间和时间等视角来确定最佳方案,从理论的逻辑架构区别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风险”“效率—时间”“效率—空间”和“效率—公平”等多种维度。事实证明,以效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客观上具有多维性的特征。整个经济学说史也证明,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决策的多元化维度开拓之上。如20世纪以来的风险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生产布局学和福利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建立与发展,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稀缺”维度的普适性的挑战,也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的其他维度的开拓与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的“效率—风险”维度与经济决策

按照经济学对风险的理解,风险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经济损失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对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就十分突出。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交易等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有的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的则反之。在许多经济领域,如资本投资、商品生产、市场交易、货币信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活动中,经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按照风险经济学的理论,风险存在的本质是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人们的经济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或对多方案的一种抉择。避免风险的基本途径在于增加成本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信息分析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够预知情况下的黑箱判定,其经济决策的风险更为突出[2]。因此,经济决策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即“效率与风险”的维度。经济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充满风险性,风险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经济决策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下,就存在“最优”“次优”及“再次优”等多种选择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预期的投资方式往往也是风险概率预期最高的投资方式;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心理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风险分析是经济决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人们在从事劳动、投资,消费等活动,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术治疗,甚至吸烟,都存在风险和对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问题。其中投资活动中,人们通常都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种风险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幅度与范围,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经济运作效率。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也在于避免经济活动的风险,其中产权明晰的本质在于降低收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扭曲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性,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险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与风险化解有紧密的关系。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人们还需要应对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这是指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欺骗对方所带来的风险,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交易的另一方带来的风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风险,即所谓“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现象。因此,人们所作出的许多经济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风险”的维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维度。风险投资理论、经济概率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效率与风险的关系而创立和发展的。

三、经济学理论的“效率—时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时间是经济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过程特征的层面。时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不可储存性与不可逆性的特征。经济活动的所谓效率,在许多层面上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如劳动时间或生产过程时间的付出或耗费往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时间的过程,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时间占用需要付出代价与成本。资金占用的银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释为是时间的价值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或闲暇时间以机会成本为转化工具,可以确定出其市场价格。在经济运筹学中,重点研究系统的效率实现与不同要素投入的时间过程以及步骤的关系,这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许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条件,如一个建筑工程不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对某一工序有完成时间上的严格要求,所谓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时间约束下实现才能够成立。在时间的约束下开展的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以及依此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经济理论。时间维度下的效用或价值不仅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还应当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时间持续性概念。在投资理论中,投资周期的合理性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现象往往与构成要素的稀缺与替代性无关,也不根源于消费者需求的质变,而是与消费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分析,竞争性企业的短期需求被认为是在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而企业的长期劳动力需求则是在资源自由替代的条件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在生产活动中,产品的效用和价格高低往往取决于时间,如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与储存的时间长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的“效率—时间”维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虑长期储存对资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从时间价值变化角度考虑储存的时间长度,从而选择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结束储藏转为出售的最佳时点。在家庭经济学理论中,相对时间的生产性支付,时间在消费领域的耗费也同样被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时间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仅需要从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对眼前的货币支出作出选择,而且需要对不同的时间付出作出选择。如有的人宁愿节省眼前的消费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以牺牲闲暇时间而希望获取长远的预期收益,其本质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时间价值或时间效率。依照“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依照“效率—稀缺”维度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有许多差异,如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可能不惜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如葡萄酒)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够达到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闲置和低效率利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维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原则,但是在”效率—时间“维度下,却是人们的经济理性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预期下完成的,这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劳动与消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时间维度的决策依据。经济分析中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区别,最终来自于人们行为的时间维度差别下的效率判定。在与时间有关的“机遇”问题的经济决策中,机会的把握对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至关重要,有时候还起决定性作用。

四、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空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落脚到具体的特定空间。其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再分布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布局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如固定资产和产品)对空间分布的选择;反映了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空间组合和结构以及各经济区域、经济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发展比例关系。经济学从空间角度来探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专著《孤立国》中,分析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并引出农业空间圈层结构和农业区位的概念。继后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标志着经典生产布局理论的建立。“中心地理论”又进一步探讨区域开发与城市布局的经济效率问题。区域经济学则按照不同类型的区域的空间分布优化提出理论框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一般均衡理论涉及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损失与规模报酬递增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用来分析产业空间积聚的形成和稳定性等问题。该理论也进一步带动了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经济实践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以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结果的理论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间”的维度,来研究交易活动及其网络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效应(杨小凯,2003)。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区位条件更是成为经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市场分工和网络规模的经济学研究新角度,对产品的地域差异、城乡产业布局安排和全球化过程下的国际分工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式。从人的生产与消费等基本行为出发,都有基于“效率—空间”的决策过程。例如人们都往往会考虑家庭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距离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选择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市场网络、城市结构等都涉及空间布局和对其规划和对多种方案的决策过程。由于不同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业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市场交换活动可以满易双方的需求,使双方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得到增加和社会总福利得到增进。即使是在企业生产的微观空间,也存在合理、科学的生产设备与生产线的空间布局问题,有时一些细微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改进,都会对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提高起关键性作用。

五、经济学理论的“效率—公平”维度与经济决策

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然无法摆脱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处理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必须顾及经济活动中涉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学理论在提供解决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原理和决策方法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市场交易的平等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等规范性问题。客观地讲,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超市场的经济行为的否定和批判。亚当•斯密(A.Smith)作为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他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中就隐含着市场交易的“公平”思想。他从市场交易层面上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认为个人要达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须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场活动中,才可以达到交易双方的互利和社会的总福利增进的客观效果。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在论述应用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公平的要义是“把个人所应有的归还给个人”,但经济伦理问题应当与要素的效率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3]。后来由克拉克(Clack)所创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确定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收益分配关系,把“效率—稀缺”维度下的分配关系在理论上精确化[4]。但是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力图回避对经济决策必须面对的公平判定问题,认为经济学只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性”问题,“规范性”问题不应当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经济学多维度理论发展的一种认知倒退。虽然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就产生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初由庇古(A.C.Pigou)等经济学家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才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部分领域转移到对“公平”的判定和处理问题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创立时即明确表示,在人类经济决策中,还需要为人们提供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的是对经济活动,尤其是财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维度,认为个人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如果不考虑公平的因素与问题,最终该经济活动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则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经济过程的收益或利润,而是指经济活动的最终正效用—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净福利。缺乏“公平”标准判定经济活动是难以实现社会最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对一个经济活动的评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还需要增加对其是否“公平”的评判标准,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交易的平等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亚当•斯密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维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优化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外,还从“效率—公平”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5]。“帕累托改进”是在“效率—公平”维度下所达到的经济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理想方式。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又相继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维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其中“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原则)是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善了”[6]。这里的“社会总福利增进”体现了效率方面的约束条件,“经济补偿”体现了“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决策维度就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统一视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效率—公平”维度的系统发展。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其理论的维度设置上却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谓“制度”的本质在于安排的规则是否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会的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所隐含的基础是“公平”或“平等”“正义”。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产权经济理论,其核心就是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对效率实现的影响关系。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迟早会自动地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双重意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交易成本”高昂与效率的低下,往往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场交易规则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对政府公共资源等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必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等微观组织和政府的效率实现,如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对职工分配不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动,缺乏创新精神,消极管理,劳资纠纷与冲突,等等[7]。政府实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搬迁;乃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等,都存在对公平的处理不当问题。中国目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往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确定其平衡点。但是“效率—公平”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至今与科学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人们不难发现,依据“效率—公平”的维度所进行的决策广泛存在于人们对市场交易、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经济的效率是难以实现或持续实现的。缺乏公平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的视角,强调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经济效率的增进作用,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因素往往比资源配置优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改革红利”。

六、结论和启示

1.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应当具有多维度特征

经济决策多维空间的存在,表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或表述是不尽完善的。过去人们对于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关系的维度,所以对人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对资源稀缺的行为反应的总结是不全面的。经济理性的最核心的内涵在于:经济行为是在一定资源条件的约束下,人们总是会采取一种较有利的途径,而不会去故意选择一种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举措方案,或所谓在多方案中去选择“次优”的方案。按照传统的基于“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理性假设,对有关的行为就无从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认为,所谓“经济理性”,是指人们普遍在从事每一种经济活动时,不仅从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难程度来考虑其路径或方案的选择,还自觉、不自觉地从获利的风险程度来选择;从经济活动的时间配置与程序,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与布局,以及获利的手段、交易规则安排的公平性等维度来进行决策。只有效率兼顾了稀缺、风险、时间、空间与公平等维度的经济决策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理的决策。

2.大多数个人“偏好”行为属于按照其他维度决策的理

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用个人的行为“偏好”来加以解释。但是人们经济决策的“偏好”行为,多数与他们的决策维度差异有关。因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假设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增加“风险”“公平”“时间”“空间”与“效率”的关系的决策维度,这些维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经济理的规范。如果说人们在经济决策中存在个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时间”“效率—空间”或“效率—风险”维度考虑其偏好行为的。例如,从“效率—稀缺”的维度出发,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悖论”。但是从“效率—风险”等维度,这些人的经济行为则是完全理性的,所谓的“悖论”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个人“偏好”可以认为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空间偏好”与“公平偏好”,在相应的维度下无疑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3.经济决策往往是一个多维度选择与“排序”优化的过程

不仅经济理论具有多维度的特点,而且人们在具体的经济决策中也必然存在多维模式的选择问题。不同的维度决策模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不同维度的决策在相互之间都与对效率的评判相联系;但针对具体的问题会对维度进行选择。如企业家面对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变化时,基本上会按照“效率—稀缺”的维度进行决策,以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来配置有限的资源。但是他在这一基本决策维度的基础上,往往还要考虑对效率与公平、风险和时间的关系,以及可能还会对此进行一定的排序。如面对企业收入的分配问题,企业家的决策的维度就可能按照“效率—稀缺”的关系,更直接的是按照各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的比例来制订初步的分配方案,同时又进一步考虑有关方案涉及的效率与风险、时间和公平的各种相关因素,如分配方案的利益冲突风险如何?是否具有时间的可持续性?是否会对要素的市场价格和员工流动产生效应?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个人或经济团体的经济决策都难免会发生失误。而决策的失误大体存在两个层次:首先决策者是对经济决策主导维度的选择或排序上的失误;其次才是决策者在某一个维度下的具体运作的失误。因此,理性地确定决策的主导维度和对其他维度进行排序,再综合作出决策的最佳、次佳等方案,对实现经济活动的目标有普遍性的意义。例如,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往往就是以“效率—稀缺”维度作为主导性评估方法,再以时间、风险、公平等其他维度加以调整和优化,最后提出各种方案进行总体、综合的评估,从而为投资项目的决策提供可供选择的科学依据。

现代经济学范文第5篇

《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的写作意图是什么?在这里,我想先引述书中的一段原话,让该书的作者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经济学家们主要把后现代主义视为针对主流现代主义的一种反现代或非现代的批判,但本书所说的“后现代瞬间”却有不一样的意味。我们在此要指出的是,那些后现代元素恰恰是从作为一项现代主义事业的经济学中出现的。这即是说,除了要评价和批判那些依旧弥散着的新古典主义和其他思想流派并“找出”这些流派中的后现代瞬间之外,我们还要解构经济学话语,并在最后解释一些比较棘手的异常现象,包括不确定性、主体的不稳定性、各种可能的合理性、共时多因性、持续不断的失衡以及其他更多方面。我们之所以要唤起大家对这些后现代瞬间的注意,就是为了证明,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话语始终未能在一些“核心的”观念和方法上达成稳定的共识,虽然这和它口头上宣称的正好相反。

紧随这段引文,作者又说:“我们的确打算至少提出一条可能性的假想……虽然现代经济学话语刻意维系自己的科学性特征,但透过这些后现代瞬间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一直处于成为‘他者’的过程之中。”进一步讲,“后现代主义不能、将来也不会确保在经济学知识方面带来进步。它全部能做的不过是让人们看到,即便进步的探求精神已死且被埋葬,也依旧会有人把它重新发掘出来。而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葬礼对其墓地做出的改变,又为经济学知识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话语”。

我想,上面几段话应该可以很好地概括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正像两位原作者有力阐明的那样,本书的目的——一个颇具野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仔细考察几个现代经济学流派来剥除其科学的伪装,这其中包括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他们在本书最后一章还讨论了“日常经济学”。对于每个流派,他们都会分析和解构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比如凯恩斯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制度论中的价值、新古典主义中的身体、女性主义经济学中的主体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的市场等,以便在每种情况下都可以对现代主义的自我形象构成打击。如此一来,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便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现代经济学的丰富画面。当他们从经济学的墓地上走过之时,他们揭示出了经济学的现代主义规划在一些方面可能并非如它希望的那个样子。

我在这篇书评中将首先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分析它如何用一种很具选择性的方式做到了这些方面。我尤其会重点讨论上文所预示的那种可以从经济学的后现代勘查中浮现的“新机遇”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也正是该书的优点和潜在缺点并存之处。

经济学、现代性与民主

我认为,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在本书中所做的事情之一便是呼吁在学术圈内外构建一种更“民主”的环境。他们支持经济多元主义,并且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即是一项多元主义的实践。他们指出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并且很认真地对待它们。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下,由于新古典主义思想大大贬低了其他方法的影响力,这本书的价值显得尤为难得。朝着这种“更民主的世界”继续展望,就会让我们很多人审视自身所处的学术界。

当我还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一名研究生时,常常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的经济学系被称为一个“激进”院系。同样,我曾经工作过很长时间的利兹大学经济学系也被视为“异端”。但这两个系被称为“激进”或“异端”的主要原因却并非是它们传授了什么“激进”或“异端”的学术思想,无论是这样的学术思想还是教授这些思想的人,在这两个院系都不占主导地位——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这两个词的真正意思其实是:在这两个院系中,一些拥有非主流学术思想的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专长开展教学研究工作。用这两个词来形容这样的院系,本身就可以说明主流现代经济学的心理,即它总是以所有社会科学中“最独特的科学”自居。在这样的语境下,仅仅是开设一些主流经济学之外的课程或研究就足以给这些院系扣上异端的帽子了。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在书中倡导民主化的经济学教学模式。他们宣称,所谓的经济学这门学科并非是统一的,在检验不同的经济学观点时,我们并不能给出对错、好坏的判断。通过祛除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统一的科学学科的伪装,他们指出了通往更民主化的教学实践的道路。不过我们还得小心,仅仅推荐一种更加宽松的课程教学法并不足以保证学术民主。如果不对其现代主义假定进行反思,任何研究视角或思想流派都有可能是反民主的。通过讨论作者所说的“日常经济学知识”,这本书还在经济学教学中引发了另一种民主观念:它在知识生产领域扩展出学术圈子,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升了民主的潜力,挑战了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被小心防护的边界线,有力打击了那种认为经济学知识只能在学术圈中产生的现代经济学知识观。我相信,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由此便迈向了一种潜在的更宽松、更实质性的民主实践。他们让我们注意到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场所,它们生产出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学概念和设想。

如果我们想知道这种有关日常经济学知识的讨论会如何影响和改进我们的教学工作,我们不妨先作如下思考:我们有多少次碰见学生对我们说他们不懂任何经济学理念,甚至是惧怕经济学?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维,即从一开始就告诉学生,事实上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每个人其实都懂一点经济学和经济知识。这难道不是一个更有希望的学习起点吗?正如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接受了不同经济学知识的合法性一样,他们也拒绝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作出真理和谬误的划分,这同样也拓展了民主的潜力。

这样一个民主的未来虽然听上去很诱人,却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在众多生产经济学知识的制度性场所中,也包括企业部门。一家企业生产出的对经济的理解和看法可能与一位被解雇的员工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有时还会完全对立。在这个宽泛的民主议题内,一个内在的问题是,除了公开表明这些看法之外,我们还应如何应对这些差异?这也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不同看法、流派和知识之间应该如何开展对话?我们还是以上面所列举的企业与被解雇的员工为例。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一名执行主管对经济有他确定的认识,他或许会认为裁员可以带来更健康的(即更高效的)经济。但与此相反,那些丢掉工作的人会认为裁员很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双方权力关系的巨大差异是造成这种对立经济思想的语境。虽然从认识论层面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彼此都有对的一面,谁也不能说比另一方更正确,但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却不能这么认为。政治上的不对称会内在地影响知识的生产,可以创造出更有利于生产某些特定知识的条件。因此,虽然不同经济话语之间的对话绝对是一种最根本的民主实践,但对话得以发生的语境条件却为这些民主实践设定了限制。当我们与其他观点进行对话时,我们并不处于公平的竞赛场地上。我对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的工作感到担忧的恰恰是这一点:不同经济话语进行对话时的条件对它们彼此来讲是否构成问题?如果是,那么它有哪些体现?

话语环境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毕生关注的话题,并且构成了其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哈贝马斯重视的是对话过程的核心价值,而真理正是从这个过程中诞生的。他认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某一特定对话才会导向真理。他所说的“理想的语境”的其中一个条件便是所谓的“对称”(symmetry),这意味着对话双方可以有同等机会开始和继续交流,以及有同等机会做出肯定、解释和质疑等。“互惠”(reciprocity)也是一个必要条件,它可以让各方有平等的机会表达情感、愿望和意图,并要求得到对方的承认。在哈贝马斯看来,对话双方的对称和互惠条件便构成理想语境的两个关键参数。要想让对话合作变得“真实”且“有意义”,就离不开这些条件。借用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表达我对经济学或任何其他学科中的不同思想流派的对话“性质”的忧虑。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执行主管与被解雇的工人之间的对话并不是建立在对称和互惠原则之上的。同样,在学术界或其他领域也不存在能够确保有意义的合作交流的对称性和互惠性。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本书本身就体现了不同学术观点如何开展对话的方式。不过我对这一点仍有某种担心,这种担心与我在上文所说的忧虑有关,它主要针对的是与不同的经济学立场相关联的政治问题。我担心的是不同立场的政治,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某种单一的立场。在下文讨论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身体问题时,我会更具体地探究这个话题。

《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这本书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它呼吁人们把不同的经济学话语置于同一个层面上,颇具说服力地邀请人们在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教学中推行更民主的实践。即便如此,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也会招惹一些麻烦。这些麻烦无法避免,只能直接面对。在我看来,它们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不同的话语之间如何对话;二是对话的条件是什么。说到底,这两个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主体

后现代主体这个概念是贯穿《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的一条主线,在该书的“身体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把知识和主体(重新)性别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三章中,都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详细讨论。在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看来,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体是经济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并且,主体问题也是一些关键的后现代瞬间可以在现代经济学中被定位之处。从历史上看,经济学一直坚守现代人本主义观念,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这不仅导致一个“人”主宰自然的等级结构,而且还把“人”假定为生产出一切知识的统一主体。因此,在现代性规划中,主体性和知识的形成才成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议题。现代主义把统一的主体置于宇宙的中心,把它作为一切知识的发源地。就这一点来讲,当主体观念成为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考察批判的对象时,主体的认识论地位也就值得怀疑了。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一方面,他们认为,主体被认为占据了很多不同的位置和视角,这样它便不可能掌握“稳定的且可通约的”知识。这即是说,由于同一个主体同时占据很多立场,很可能这些立场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因此,统一的视角便和普遍的真理一起成为两个不攻自破的观念。

另一方面,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还宣称,由于主体也可以“被视为它从中发现自身的某些特定立场的反映”,因此单个主体或群体主体发现自身的那些“语境”也就成为其知识或观点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知识的产生是有情境的,这也就颠覆了现代主义认为知识是“价值中立的”、“无偏狭的”和“客观的”观念。

对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体的这些看法也就产生了知识的多元性观点。现代主体诞生于整个启蒙运动,后来还影响了经济学。为了创造一个绝对科学的自我形象,经济学一直坚持着“理性经济人”这一核心概念。但它真的坚持了这一点吗?这也正是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提出的问题。两位作者在书中多个章节都讨论了主体问题,但我主要会关注其中两章,分别是第三章“身体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第六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有关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章也很重要,但我把它留给本专题中的其他作者来讨论。

新古典主义理论与身体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认为,身体处于经济学话语的中心位置。他们写道:“正因为身体是现代经济思想的核心——它是后者的潜在本体,用一种等级化的方式组织而成,且被奉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所以它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记录仪,刻录下经济现代主义的主导地位以及后现代议题和事件的浮现。”

两位作者在这里主要批判了以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为代表的晚期现代经济学思想。简单来说,他们批评的是,随着晚期现代性在经济学话语中的兴起,身体却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而与此同时,经济学话语的“非现实性”却与日俱增,越来越“无视它声称要代表的人的真实和伤痛”。他们反对这种“消失的身体”(disappearing body)的叙事。为了阐明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们首先让人们注意到这种叙事的目的论特征。在他们看来,它讲述的就是一则有关“退隐”的故事:真实的身体和主体性的有形存在逐渐消解并最终完全隐退。

对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来说,经济思想史并没有这种目的或终点,这一点非常关键。他们在书中经常借鉴福柯等人的思想来建构对任何“登顶”(culmination)叙事或“退隐”(regression)叙事的反对意见。在编织他们自己的关于消失的身体的故事时,他们实际上打破了那种认为在经济学中曾经有一个可被接受、却已遗失的身体这种观念。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没有兴趣去保护那个已被当代新古典主义者们系统地错误再现或替换了的身体的观念”。他们认为,无论哪一种身体观念都会阻挡我们看到任何将身体概念化的其他方式,同时还会把其他概念都归为“畸形”。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反对新古典主义的“消失的身体”叙事的另一理由是其“对现代经济学的人本主义发端的怀旧情结”,而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这种情结。这种人本主义的主体观坚信,对身体的欲望、情感或任何其他假定属性的经验和控制是身体统一性的关键和自然的决定因素。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则指出,虽然这种人本主义的身体观念具有解放性,却也可能导致经验的正常化(normality)。我们对这种“正常化”已经很熟悉了,它包括各种形式的区分、制度化,甚至包括对某些人群的灭绝。他们在这里借鉴了福柯在性史、政治史和精神病史等方面的研究思想,后者曾向人们表明,在构建权力与控制的统治制度的过程中,各种正常和不正常的观念都是同步而行的。

我虽然同意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的看法,也反对从理论上把任何一种身体观念抬高为位于其他观念之上的标准观念,但我依然认为这不应阻碍我们思考为何某种身体理论会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内被冻结或是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在当前的情况下,为何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那种扁平的、差异化的身体观念会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主导思想?关于这一点,我在下文会有专门讨论。对我们当中那些对经济学知识生产的社会特征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也是迫切的,它涉及知识的生产条件,或福柯所说的知识的考古学,进一步来说,它还关系到我前文曾提到过的知识形成的语境问题。

在批评完“消失的身体”之后,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还阐述了他们从新古典主义思想中发现的身体观。他们以阿罗一德布鲁模式为主要分析对象,得出的结论是:产生于新古典主义世界的观念是“书写于身体的功能和秩序之上的身体外观,这些功能和秩序本身被当成了经济人”。例如,在新古典主义的生产理论中,他们并未找到一个单一的“企业性质的”统一身体,而是找到了“彼此独立的不同身体秩序在生产新的商品的活动中相遇和交流的开放地带”。

这种彼此不同且分散的身体就构成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后现代瞬间。通过这种对新古典主义身体的另类解读,两位作者宣称,即便在其最具主导性的思想核心之处,现代主体也并非是它看上去的那个样子。这是他们在这本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它从根本上抨击了现代经济学。但这个论点也带来了如下问题:如果现代经济学并非它自身宣称的事物,那它在过去和现在又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贯穿于本书之中,那就是那些一直伴随出现在整个现代经济史中的后现代瞬间。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在经历了历史上的那些后现代瞬间之后,现代经济学为何依旧要维持它的现代性姿态?我相信这个问题与经济学科语境内的权力关系有关。两位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讨论这第二个问题,不过这并非是对他们的指责。但这依旧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它自身也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规划。如果说经济学知识的生产与语境相关联,那我们的任务便是去弄清楚这些生产条件。通过展示现代经济学中的裂隙,两位作者证明了它是一门非统一的异质性学科,这非常重要,但去理解这种异质性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形成的也同样重要。这种探究必将会不仅把我们引向该学科内的权力关系问题,而且还会引向更大社会内的权力关系问题。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把新古典主义的身体展现为一种碎片化的、扁平伸展开的身体,这就为我们开启了诸多可能,同时也提出了不少问题。下文我将讨论这些问题。马克思与劳动的身体

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中,有一章专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主体观念进行了分析。虽然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在有关市场概念的争论中找到了一个后现代瞬间,但他们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与它的主体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广为人知的看法是,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提炼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论点。两位作者也从这个看法出发,他们认为,既然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马克思主义又坚持要为价值的这一本质源泉寻找一个本体意义上的指涉物,那么就这一点来说,身体就成为这一话语中的后现代瞬间。他们写道:“劳动的身体(1aboring body)和工作状况在一切问题中处于优先地位,这包括从对美好生活的评判(工作中异化的消除)到工厂斗争在废除资本主义的运动中的首要地位之间的所有问题。”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对这个批评论点尤为关注,并愿意提出两点疑问:首先,这种特殊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存在哪些问题?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导向后现代的主体性观念会有哪些好处?

在某种程度上,前文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通过把劳动和工作本质主义化,或许弱化了其政治潜力。而由于后现代主体观认可构造主体的其他社会过程(比如种族、性别和其他方面),它就有可能拓宽马克思主义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方面的政治潜力。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开始,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遭受的批评恰恰都指向这一点,即基于阶级立场的主体观念蒙蔽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构成工人身份的其他社会经验特征,看不到性别、种族和民族也是这一语境中的重要方面。通过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后现代主体的建构,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也就延续了这一批判传统。他们相信,只要认识到主体并非以特定人本主义的或“普遍意义”上的劳动身体观念为中心的统一体,而是一个碎片化的主体,那么马克思主义就能够提升它的政治潜力。

我想说的一点是,早在过去30年间,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圈子里就已经描绘出这里提出的这种发展方向。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Resnick)和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虽然从未直接研究过主体问题,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间接提出过后现代的主体观念。更晚近的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致力于后殖民理论研究,以便丰富和改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观念。例如,我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通过把一个多元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理论的某些见解结合起来,以便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阶级语境中把主体概念化。在这些地方,我还原出了一个被文化、法律和社会经济条件多元决定的非中心化的阶级主体的语境。我还讨论过作为(阶级)主体的“含混的主体性”问题,我认为这种主体具有流动性,包含相互矛盾、甚至在很多时候相互对抗的力量。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政治行动确立了一个单一的中轴,即阶级意识。与之相比,上述这些观点可以更深入地解释阶级霸权等问题。除此之外,在经济与社会分析协会内部也有一批人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主体性问题。这些新动向全都源自对主流马克思主义主体观的不满,它们提倡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和观点之间开展对话。同样重要的是,作为结果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自我反思并作出改变。

不同观点和学科之间的这种沟通对话的确可以非常富有成效,但也并非没有问题,其中部分原因要归于我在前文提到的对话与知识生产的本性。在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看来,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身体去中心化是值得期许的,它将为在不同学科之间以及经济学内部、尤其是在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开展更深入的对话开辟道路。正如他们所说:“虽然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最近不可能同床共枕,但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人类身体的碎片化,并与一些可能由新古典主义者创建的人本主义理论区分开来,那么这可能会有利于而非钝化他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抨击。”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对这个看法抱有疑问:由于新古典主义思想并没有“剥削”这个概念,而这一概念在我的著作中又占据核心位置,那么我在与新古典主义理论潜在的那种后现代身体观进行沟通时,将以什么作为基础?虽然碎片化的身体观念的确可以带来新知识,但在我看来,当我们把这种观念拓展到马克思主义领域时,仍需要保留处于劳动的生产、占有和分配过程中的剥削这个关键概念。因此,我的疑问依然存在:到底什么才可以成为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各自的后现代身体观之间沟通的基础?仅仅假定一个碎片化的主体还不够,因为这个概念可以沿着多条不同的路线形成。余论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有力地批判了所有经济学话语中的现代主体,这是他们的主要贡献之一。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本书给大家留下深刻记忆。两位作者检阅了各种经济学中的当代视角,巧妙地揭示了现代经济学主体如何可以被解构并让位于不同的后现代主体,这些后现代主体被以不止一种方式分裂和碎片化,并且没有一个能够把全部碎片撮合在一起的中心。经济主体问题只是本书的众多主题之一,但却是最核心的,因为位于宇宙中心、作为知识原点的统一的中心主体观念正是现代性的支柱之一。经济学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都更热切而坚定地渴盼现代主义,并且也一直宣称自己是它们之中“最特别”的社会学科。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两位作者质疑了现代主体,彻底挑战了经济学中的现代性规划,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该学科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同时还设想了其他的经济主体模式。对我们这一学科来说,这种富有建设性的彻底批判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在大部分时间内曾一直试图把所有的“他者”边缘化为“不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东西。通过揭示现代经济学自我宣称的“无偏狭性”中的裂隙,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还为在经济学的思考、写作和教学活动中推行更民主化的实践开创了空间——不仅在学术圈内,也包括在学术圈外。

不过,也正是他们书中这些最具希望的特征让我感到有些担忧。如果马克思经济学接纳当前正在新古典主义思想中展开的后现代主体观的话,那么这种对话将如何进行?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如何沟通?当它们站在相互矛盾、甚至是对立的立场上争论时,即便是在后现代的场地上,又存在哪些权力关系?我对这些影响对话发生的语境和条件依旧很关心,因为对话常常并不能够在平坦的场地上进行。

请允许我用最后一个问题作为结尾。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颇费周折地揭示了在过去50年的现代经济学中出现的后现代瞬间有哪些激进的、破坏性的潜能。根据他们描述的轮廓,我的疑问是:经济学中的现代规划究竟是否可能?现代性问题早已困扰了其他学科很久,尤其在二战恐怖结束之后。对一些思想家——比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启蒙运动孕育出的现代性规划本身就是问题重重。但对其他人——比如哈贝马斯——来说,现代性则是一项仍未完成的规划。通过其谨慎的分析,两位作者也参与了这一更大的讨论。而他们在书中暗示的答案似乎是否定性的。在这里,我们需要把我在文章开始时引用的第二段引文作如下修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学其实一直是它的‘他者’。”但如果经济学果真一直包含着破坏性的后现代瞬间的话,那么它为何还要不断把自己呈现为一种“现代话语”?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自我展示只是为了摆一种姿态,它与该学科的合法化过程有关。这就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前文说过的问题上,即,在对经济学核心概念进行解构时,还必须对产生这些概念的语境进行同步的概念化。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史,那些有关现代经济学的难题才会获得更进一步的意义。

以下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专题中收录的其他四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1.《后现代主体与经济学的权力》(“Postmodern Subjects and the Power of E-conomics”,by Suzanne Bergeron)

本文作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社会科学教授苏赞恩·伯格伦。她在本文重点关注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中的主体问题。在她看来,该书指出的那些后现代瞬间质疑了被一些正统或非正统的、甚至还包括一些女性主义的经济学方法延续下来的“现代经济学叙事中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对发生在经济学中的一些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对一些异端现代主义提出了批判,这些异端现代主义试图把它们从一般平衡理论的抽象观念中发现的去中心化的身体/主体重新放到一个整体的和“真实的”人类身体这一基础性概念的中心上去。虽然如此,伯格伦认为两位作者在书中并未对一些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还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权力机制做进一步探究。

2.《从萨缪尔森主义滑向后现代主义》(“Sliding into PoMo—ism from Samuelsoni-anism”,by Deirdre McCloskey)

本文作者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语言经济学教授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她是一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并且长期以来一直与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保持学术对话。她在本文中以两人提出的理论框架和阅读策略为背景,回顾了自己从一名萨缪尔森主义的新古典主义者转向并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学术历程。在很多方面,她与新古典一现代主义的决裂接近于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与马克思一现代主义的决裂。通过对尼采的解读,迈克洛斯基提出如下假设:一旦某一门经济学意识到真理不过是由隐喻组建的一支移动大军,那么不管它原本属于哪个经济学门派,它也就变成后现代的或科学的了。以自己对语言修辞的物质性和表现性认识为出发点,迈克洛斯基在马克思主义中(比如在列宁和葛兰西对经济主义的批判中),在(与萨缪尔森的新芝加哥学派相对的)传统芝加哥学派中,尤其在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讨论中,以及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对新古典主义福利经济学的广泛批判中,都找出了这样的后现代瞬间。迈克洛斯基在文章结尾处还表达了她对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提出的“日常经济学”思想的质疑,并为自己提出过的“替补经济学”(er-satz economics)概念做了辩护。

3.《历史与认识论:只是别点泡菜》(“History and Epistemology:Just Don't Or-der the Pickles”。by Evan Watkins)

本文作者埃文·沃特金斯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英文教授。作为一名在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语境中讲授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沃特金斯认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这部著作对于人文学科的教学工作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对人文学科的理解程度要比大部分人文学者对经济学的理解深刻得多,并且他们还能在这两个学科之间进行很有效的沟通。其次,他们对日常经济学的重视与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讨论之间可以进行很有效的互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分析给人们上了非常精彩的一课。沃特金斯认为,人文学科普遍把由具体社会历史建构的话语作为批评讨论的一个结果,与之相反,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却把它作为讨论的出发点。不过,沃特金斯也怀疑使用“秩序/无序”这样的对比机制是否可以有效而清晰地区分现代与后现代。此外,马克思主义是否只需要重复具体历史和社会建构思想就足够了?

4.《后现代瞬间异常繁盛的十年:对伯格伦、凯亚特肯、迈克洛斯基和沃特金斯的回应》(“An Irrationally Exuberant DecadeOf Postmodern

Moments:

Response

toBergeron,Kayatekin,

McCloskey,andWatkins”,by David F.Ruccio and JackAmariglio)

现代经济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中国经济 发展 影响

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

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是随着我国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引入的,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在我国半殖民半封建时期西方经济学就已经逐步走进中国。在百日维新时期,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变革带动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根据统计,在我国“”开展之前,大约有四十部西方经济著作的完成,系统介绍了西方经济的基础理论以及分析方法。但是这个时期都是以翻译为主,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我国才有自己著作的相关西方经济理论书籍。此时著作的理论水平较低,达不到学术水平的高度,所以出版和阅读量也十分有限。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建国都没有太大的改观。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引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对西方经济的研究由表面开始逐渐深入,并且有很多人员开始专门从事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这个阶段,推动了我国西方经济学更大程度的发展。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仅限于对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外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像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学》以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也在研究范围内,但是经过目前的研究发现,我国当时对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最为深入。这个现象和我国的国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凯恩斯经济的主张是政府要干预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相符合,此时,西方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被翻译引进,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不足。综合引入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可以看到,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的理论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理论,并且也得到了我国众多学者的一致认同。在九十年代初期,在我国又兴起了产权经济学,这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西方经济学理论,产权经济学主要是以制度为核心进行的一种经济理论,强调产权制度也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建设的一个方面。此种经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我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分析方法的影响上。

(一)实证分析法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偏向于规范分析,而西方的经济学主要是运用实证分析法来进行分析的。实证分析法相比较而言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主要分析“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主要强调的是对目前状况现象的分析,而不着眼于对现存问题的解决。第二,通过数据统计和经验,对实证提出的假说进行正面或者反面的论述,具有很大的客观性。这种分析方法对我国很多中年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认同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类的学科,所有的假说和研究者的道德伦理价值理念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只在客观条件下研究经济学问题。所以,经济学这一学科就被赋予了“道德中性”的客观意义。目前,西方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实证经济学方法,但并不完全排除规范经济学。

(二)结构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引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法主张在“整体”上对经济有一个宏观的判断。在分析的过程中要依据经济内部发展规律和模式,这种分析方法认为经济之所以有质的变化是因为结构不同的原因。结构分析法的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的矛盾不是通过单纯的数据分析就可以解决的,真正的矛盾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结构矛盾,所以这种分析方法主张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从结构方面来把握经济的增长矛盾。这种分析方法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缺乏一定的弹性的,弹性缺乏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归根结底就是结构的不合理,结构对于经济方向的判断有着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对经济的分析是需要从结构方面开始的。

(三)制度分析法

制度分析法是在八十年代开始被中国的学者广泛接受,这个分析方法的热度一直持续到了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视需要一定的制度作为前提和保证的,因为西方经济学都是基于成熟的制度之上的分析,所以中国经济之所以有问题就是因为制度的不成熟。此种分析方法着重关注我国的制度问题,第一,我国现存的经济制度不是最终完善的。第二,我国的经济制度还在不断的发展。第三,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在很多方面来讲都只有暂时意义可以参考。这种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更具有现实性意义,就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所言:“制度理论集中考察的是制度在决定交易费用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

三、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

(一)有关我国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西方经济学帮助我国经济学进行一个更好的定位,我国的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学是要对社会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而西方经济学学者更认同于将经济学看作为是一门“科学”的观点。虽然在西方,对于经济学的定位也存在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对于我国经济学的定位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随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大多数的学者都认同中国经济学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综合权威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经济学其实是一门社会学科,而不能称之为是科学。因为经济学中的很多变量是无法通过准确的计算而得出的,只能得出一个宏观的概念,综合西方经济学学家马歇尔的概念也可以看到,经济学通过分析只能得到一种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数字来证明的可以参考的规律。加入经济学可以通过数学数字准确的计算出来,那么也就是失去了其学科意义。经济学没有准确的数字计算,因为其中的因素复杂多样,所以只能出现相关的趋势和方向预判。经济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很大不同,这个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特点,不是通过单纯的逻辑和推理就可以得出答案的。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可以通过数学学科的介入来得到答案的,其实不然,经济学尤其是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的经济学,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假设的,只有经过了历史检验的经济学才是真正所追求的学科。

(二)关于我国经济学的学科范畴

我国经济学的学科范畴也是在不断发展中最终成形的,最初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并没有绝提的范畴划分。我国对于经济学的界定由最初的研究生产与需求的关系到了现代经济学的范围拓展。目前学术界认为经济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经济理论,经济正常,经济规律的应用。这三个部分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经济理论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只有将研究基于理论的基础上才具有更大的公信力。发展到现在,经济理论不止一种,有很多经济理论是需要结合现实进行创新研究的。经济政策主要值得是对我国现存的政策方针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已有的理论和结果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参考政策。这种政策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定的,必须具有现实意义才可。而经济应用研究是将理论应用到各行各业的一种最终实现,必须要提供具有参考性和操作性的依据。

(三)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融合

自从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就不可避免的与中国国情相融合,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这种融合趋势是隐性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这表现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被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被用来分析一些西方经济现象。虽然两者之间有融合的趋势,但是这种融合并不是融为一体,而是在某些理念和应用上的融合,必要的分支依旧十分明确。目前我国已经划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经济学主流,研究相关经济学问题。

四、结语

西方经济学有很多的可取之处,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带动作用,能给我国经济学带来活的生机。西方经济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就被不断的充实和应用,不仅确定了我国经济学的学科定位,还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思路,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晓雷.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及其对现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J].财经研究,1997.

[2]赵晓雷.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J].经济学家,1997.

[3]陆勇.现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D].武汉科技大学,2002.

现代经济学范文第7篇

强调“生产关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承认制度变迁的。然而虽然马克思注意到了流通费用的存在,由于没有将政府的组织费用和企业的管理费用一般化,没有建立起交易费用概念,不仅误判了市场制度的效率,而且缺少了分析制度或“生产关系”及其变迁的有效的经济学工具。更加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对立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生产关系革命”只能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其形式是将旧制度打碎,然后再建立起新的来。这种思路显然不能为和平的渐进改革提供帮助。由于有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就完全不同。不仅作为“制度运转的费用”,交易费用可以判别制度的效率高低,而且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成本”或“改革成本”来判别不同改革道路的优劣。由于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改革成本”就多来自改革导致的利益再分配对某些人的损害,以及这些人很自然的对改革的反对。因而,改革方案越是能够在改变规则时减少损害的人数或受损害的程度,改革成本就越低,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这种理论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也为进一步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考框架。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张很不同于制度经济学,它实际上是后者的先驱之一。马克思主义不仅看重生产力,而且强调生产关系;不仅研究生产方式,而且分析交换关系。即它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例如国家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它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尤其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虽然导致了对私有产权的否定,但在强调所有权方面与制度经济学是高度一致的。最后,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互动,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释历史,就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历史。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致道格拉斯·诺斯对西方历史的解释,至少在前现代部分都与马恩的解释极为相仿(对比一下诺斯的《经济学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1)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和恩格斯,1973,第198~203页))。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主导了数十年,在学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基础,因而很容易提供理解和接受制度经济学的台阶。

最后,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若干缺陷中发展起来的,但正如科斯所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它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在改革开放后,新古典经济学逐渐进入了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系,并在某些地方成为主流理论,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铺平道路,并提供了分析方法的基础。在问题主导下,在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制度经济学崛起了。

虽然在现阶段,应该承认,我们的学术成就还远远比不上美国,然而我坚信,中国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几千年的学术传统,加上在对经济学理论最新进展及时吸纳基础上的创新能力,使得中国有可能出现出类拔萃的领先于世界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选集的论文分成几个部分:对美国为主的西方制度经济学的评论和批评;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尤其是过渡经济和国有企业问题的讨论;以及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对一般经济问题的讨论。

在介绍和转述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一理论的评论和批评。由于篇幅限制,本书只在大量的评论中选择了一篇正面评价的文章(盛洪与陈郁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在这篇文章里,新制度经济学运动显然是一场经济学的革命。至于批评,中国作者首先注意到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批评(见方绍伟的“科斯定理对吗?”),进而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提出了疑问并加以讨论。如盛洪指出,在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下,产权概念就是多余的;以及如果产权总是不断地随着世代更替而消失和产生,即使在零交易费用下,也并非任意的界定都会通过交易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见“‘社会成本问题’的问题”)。汪丁丁则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他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一文中指出,交易费用作为一种成本,应服从于“成本就是机会成本”的定义,但当一般均衡下对制度别无选择时,就不存在机会成本,也就没有交易费用。这种对交易费用的否定性结论显然在动摇新制度经济学的根基。

中国学者最有理论增量的地方,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一个比较有成就的方面,就是对国有企业的讨论。除了用产权理论和委托-理论解释国有产权制度为什么缺乏效率以外,作者们还注意将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引入到理论中。如张军强调自由退出对企业制度的影响。计划经济国家中,政府为了“工作权利 — 过度就业”的目标,以及存在着眼前的“退出成本”,而不能自由退出与企业间的隐含的合约,以惩罚“违约”的企业,是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周其仁则指出,对私人产权的否定,最要害地是剥夺了要素所有者自由签约的权利。不能自由签约,包括从以前的合约中退出,选择新的合约的权利,就不可能形成市场,反过来也就不能参照市场价格机制进行决策。尽管在国有企业体系内部,可以设立行政级别来激励企业家,但与市场制度的激励相比要逊色得多(“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应该说,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更大的用武之地,是对过渡经济的研究。然而由于已经有很多专集和专著,如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盛洪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天则所的由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辑,第二辑),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本书不拟收集更多的这方面的论文,除了个别论文,如樊纲的“公共选择与改革过程”,它的特点是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过程进行分析。关于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成就的综述,可参看盛洪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写的序和 “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过渡过程的研究”一文。

应该说,在一般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有更为精彩的贡献。例如汪新波“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就是用时间要素超越雇主与雇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来进一步思考企业的性质。在作者看来,企业中不同要素的主要区别,是时间的区别。即有些要素与企业签订长期合约,有些是中期合约,有些则是短期的。签订合约期限越长,要素所有者承担的风险越大,包括承担短期要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损失,越应在企业中处于主导的或权威的地位。因此企业的性质可以被理解为是长期要素雇用短期要素。作为一个特例,资本之所以雇用劳动,是因为相对于劳动来说,资本是长期要素。这篇论文不仅具有以新视角和新因素重构理论的创新意味,而且具有对已有理论的整合功夫。所欠缺的,是作者还缺少经验积累。可惜的是,在这篇以后,较少受到人们的注意。

在另一篇对企业理论有增量贡献的论文,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中,作者提出了同样有创意的、却大不相同的结论。尽管制度经济学早已将人力资本纳入视野,但更多地是强调其作为一般资产的共性,以便于与其它资产放在一起讨论。而周其仁则着重人力资本的自然法性质,即它只能属于它的自然载体—— 活生生的个人,即使法律制度将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的产权赋予另一个人,前者也可以通过“关闭”自己人力资本的对外通道来对抗。当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结合起来才能生产时,对具有特殊性质的人力资本的事后激励,就要构成合约的主要内容,因而企业就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殊合约。作者据此认为以往“资本雇用劳动”的教条,是误将货币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才能所有者混为一谈时的假象。从古至今,真正稀缺的、从而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企业家才能。这种强调人力资本的特性、进而重构企业理论的努力无疑具有独创性,只是这篇论文忽视了可以想见的反驳,而缺少完整性。由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结合也可以采取市场交易的形式,从短工市场到信件快递,从财会与法律服务到相当于企业家能力的管理咨询,人们很难认为企业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唯一形式。这似乎暗示着,还有该文没有涉及到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更多的时候,中国学者表现出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和上乘的理论悟性,只是或者缺少形式化的努力,或者没有总体的突破。例如唐寿宁沿着布坎南的思路,提出了市场制度本身也具有立宪性质,即它不仅是一个价格形成机制,更是一个制度形成机制。只是他的这篇论文,“论市场的立宪功能”,表述得过于散文化,没有对这一命题作严格的论证和深入的讨论。林毅夫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则对论题作了较完整的理论回顾、文献引证和分析论证。尽管他的结论大多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这一对概念的提出,还是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分类和分析的维度。虽然在奥尔森的理论中,“利益集团”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引伸出了整个分析框架,但运用利益集团理论进行分析的张宇燕,却在对中国制度变迁问题时发现,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时也有正面意义。他在“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一文中指出,在进入市场的权利被政府垄断的计划经济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新兴利益集团,通过政治过程“撬动”森严壁垒的进入障碍,将竞争引入,会产生市场化的积极结果。他后来依据这一思路考察了联通公司进入电信业的情况,也将在该文中提出的“贾谊定理”,即创造更多的利益集团是对付利益集团的良方,(与他人合作)作了形式化的阐述。美中不足的是,这一命题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展开,后来也没有得到专门的讨论。在将科斯传统和布坎南传统比较时,盛洪发现它们之间的冲突,即所谓“精英论”与“一致同意原则”的冲突。运用交易费用的概念,他发现偏离一致同意原则的“法官裁决”存在的合理性,并认为强调精英作用的“法官裁决”和遵循一致同意原则的“公共选择”是相辅相成的(见“法官裁决与公共选择”)。可惜这篇文章过于简略,缺少形式化的功夫。

应该说,还有不少有理论增量的论文没有被收集进来,因为本论文集还具有某种“基础性”;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超出了编者的视野。然而就已经看到的这些论文,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它们与国际水平的经典论文尚有差距;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学者们有着巨大的理论潜力,他们正在逼近领先水平。

从更大的背景看,中国有着制度经济学成长的丰沃的土壤。尽管我们说,经济学是一般的,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中国的经验,经济学就缺少一般性;尽管我们也清楚,制度经济学也只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支,但如果我们认为制度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我们不仅覆盖了经济学的大部分视野,而且对所有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持开放态度。

具体而言,能够滋养制度经济学的中国资源包括,中国问题,中国文献和中国历史。所谓中国问题,不仅包括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也包括从中国角度提出的问题。比如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家有着比道格拉斯·诺斯更为优越的条件,因为不仅可以从历史文献中了解制度变迁,而且可以身临其境地观察制度变迁;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我们正亲眼看着猿变成人。中国的市场化道路也呈现出了一些原有理论所不曾想象得到的特征。如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已使人们怀疑“要么不改,要么全改”的次优理论,然而它的理论含义还需人们进一步探索。这一成功也同样使人们推测,交易也许是比暴力革命更为有效的改革方式。它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还等待着人们去挖掘。从更大范围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应包括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其中包括对中国传统制度资源的重新理解,和这些资源如何与外来的制度资源结合起来,构成中华民族新的制度结构。谈到近代,不能不谈中西冲突,也不能不正视由于这种冲突所导致的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这种不同的角度,会使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些问题,被中国学者所重视。例如,假如没有自由迁徙的条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并非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坚信的那样,会带来全世界的皆大欢喜。再比如,在研究国际经济时,西方学者多是暗含地假定国际的政治秩序与一国之内无异,这大概与西方世界在这一秩序中占有优势有关;而中国学者可能更会敏感地意识到国际政治秩序中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也许才是制度经济学家应该全力面对的。

尽管有关制度经济学的中国的经济学文献还是很少的,但在一个较窄的领域中,还是相对丰富的,这就有关中国式改革的过渡经济学的文献。除此之外,我所指的中国文献是对制度有所描述的古典文献。数千年的历史,使重视人与人关系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积累的文献浩如烟海。从中国最古老的书《尚书》开始,就有了对制度的记载;号称“三礼”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就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作了大量描绘和评述;怪异的《山海经》被有些作者认为是上古政治制度的记录,《春秋公羊传》则是儒家政治制度经典。后人所编《十通》和《五礼通考》都是资料全备的制度史。更有数不清的政府档案和民间合约资料。当我们研究制度时,这些有关制度的资料极为重要。当科斯为了研究企业制度,用自己的诺奖资金建立了匹兹堡大学契约和企业结构研究中心时,他期待着这些企业合约资料能为研究者提供经验素材;张五常教授在酝酿他的《佃农理论》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来自南京的几张租佃合约帮了大忙(2000,第20~21页)。因为有关制度的理论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对制度的评判,也要参照它的社会结果。而要发现其中的逻辑,不仅要有互动的广泛性,还要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中国的有关制度的文献,对比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对比从中国获得的零星片断来说,无疑丰富得多。

谈到中国文献,中国历史文献也包含其中。而这里讲的中国历史,应是指中国历史的相对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中西历史发展轨迹在上古时期就有分野,明显的分道扬镳,也许是在所谓第一轴心时期,即儒学和基督教诞生的时期。在以后,中国和西方走着大不相同的道路。不应否认,制度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是以西方经验和西方历史造就的文化取向为基础的。这种文化取向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西方经济学的性格,又被误认为具有普适的性质。例如,西方经济学多是假定经济活动是在较为“纯粹”的制度安排,如法律,市场,企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与西方社会不同制度安排间的对立和紧张不无关系。将人类历史划分成截然不同的几个阶段,也是西方历史阶段在这一理论中的反映。将中国历史考虑进来,不仅可以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重述中国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的特征,会为这个一般理论注入新的因素。例如,“礼”可能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受到关注,并可能冲击原有的制度概念;区别于对立且互补的希腊-希伯来传统结构,以儒学为主的浑然一体的制度结构可能启发人们关于制度结构特征的思考;中国将道德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传统,也许会为我们解决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秩序提供某种可行的方案。

当然,处于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中国学者不仅会受益于中国资源,他们必将把全世界的资源视为自己的资源。他们不仅同样关注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也将会关注以往被忽视的其它文明,如印度和伊斯兰的资源。善长数学的中国学者,如果再加上对制度的深刻理解,也有可能在用博弈论的方法构造制度理论方面有所建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与其他国籍的学者一起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它们包括:(1)制度变迁问题;

(2)市场经济自身的问题,包括外部性问题及其它市场失灵的问题;

(3)全球的外部性问题,如全球环境,公海捕鱼,南极问题,太空问题等;

(4)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即能否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问题;

(5)政府的起源、性质和演进的问题;

(6)道德与宗教问题,即这些无形制度的起源、性质和演进,以及与有形制度间的互动问题;

(7)将智力活动纳入产权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制度创新,以及这种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性质;

(8)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融合和整合的问题。

目前我们所欠缺的,是金融资源和学术机制。由于缺少金融支持,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相当零落。许多有理论价值的论文,多是发表出来就没有下文了。而理论的发展,如同美国制度经济学那样,正是一篇论文激起了别人的灵感,通过相继的讨论甚至争论,以及进一步的发挥,才能形成有阵容的理论学派。而在中国,不少有潜力的学者却因为生计问题分散精力,从而缺少对重要问题的持续攻击。从学术组织角度看,虽然制度经济学在中国风靡一时,但还缺少有资金实力的研究机构支持系统的研究。也许,制度经济学家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自己的制度问题。包括融资制度,学术组织,研究纲领和分配机制。随着中国在经济上走向繁荣,当有更多的资源通过有效的机制注入到研究中来,我们也许会迎来一个中国制度经济学与中华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参考文献

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3;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

张维迎,“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现代经济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着眼于微观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的视角是以均衡为参照系,从而并不能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出于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解释性学说的反对,凯恩斯提出了其宏观经济学以对总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不过,凯恩斯经济学也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者,它作为应对短期萧条经济的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出现,从而无法满足历史的经验检验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实践的挑战;二者,它的宏观经济理论过分强调预测性而疏于解释性,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检验,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与此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确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逻辑往往显得更为严密和系统,从而更容易为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学者所接受;为此,在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又主张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微观经济学的理性推理结合起来,从而引入并壮大了逻辑实证主义;同时,由于新古典宏观学派以“假设的现实无关性”为理论指导思想,从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和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于是,以数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就确立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关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一切不确定都被转化成理性选择问题。

当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确立也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和变革:一是19世纪70年代在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它最终确立了抽象演绎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纪初在J,内维尔,凯恩斯、罗宾斯以及哈奇森之间爆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他们分别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而对方法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开始把波普尔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三是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经济学难以撼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仅仅是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或者发展和补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强化,自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进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就日益把物理学视为榜样而试图构建一般性的理论;结果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工具,而越来越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哲学思维,以致方法论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且,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波普尔、库恩以及拉卡托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领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却占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晓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才可以更好明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并发现理论和实践中的症结。一般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课题,而既然社会发展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规律,自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就已经经历了四次危机、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综合。不幸的是,尽管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此重要,但随着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方法论问题也越来越引不起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热衷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数据来为最大化的理提供一些注解。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讨论方法论问题,但流行研究几乎都内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维:数理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维为前提,这个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导向。沙克尔写道:“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大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司计算的。”

二、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困境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从而将现代数学工具大肆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但显然,注重计量和数理的研究思维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生活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根基的是心理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因素都是无法量化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不断变动;而“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逐渐地获得知识的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然而,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但数理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发生相应的修正,相反还以一往直前的扩展冲动不断渗入到其他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元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显然,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根源。霍奇逊写道:“今天(有关一般性与特性、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而且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流行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进行反思。

其实,正是由于迷信于数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结果不但使得为这些学者提供纯粹智力体验和展示的假设前提变得日益不现实,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结论与现实实践越来越相脱节。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流派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观学派,都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有人就诙谐地说,“在20世纪末,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前者观察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后者解释不能观察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内涵的变化和外延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宽,而当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极力将数理模型化分析应用到这些新领域时,往往就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结论。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已经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稍作停顿,反而有加速的趋势。为此,罗宾逊夫人1977年在《问题是什么》一文中就质疑道: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过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关乎社会现实问题的变化,如近年的次贷危机就显示了这一点;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问题,如当前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机。麦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学危机和革命与这一次危机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机,也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决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主要分析思维乃至整个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一般地,当前经济学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迄今还很不成熟,但人们相信,它们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因而主流经济学不断将其自然主义思维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盛行也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当时全球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因而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稀缺性资源这一根本性课题;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将自然主义思维加以拓展,人类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确实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上取得一些重大发展,这包括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等等。然而,在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旧在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引领下局限于经济学的数理化一途,就会带来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不幸的是,尽管理论与现实已经越来越相脱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努力改进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却逐渐发生了蜕变: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经济学研究与实用主义挂钩起来,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作为展示其智力的一项活动,并从基于各种假设变换而推演出的各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应用而只能锻炼人类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维方式。霍奇逊写道:“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一般有两种: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科学,在象牙塔里基于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于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辩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建立经济模型,而这种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而经济学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专门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战乐趣的数理经济学家们往往乐于维护自己的这一领地,而方法论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视。正如劳森写道的:“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的分析和评论普遍表示不赞同,……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在主流杂志不愿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为主流经济学的公开方法论进行辩护,“他的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序言事实上,在20世纪整个50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少量的方法论文章也主要是围绕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而展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博兰写道:“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方面,能够算得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任何论述,都被罗列在大多数中级理论教科书的开篇中,人们除非在这方面有所增添,否则就没有更多可说的。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教科书提到弗里德曼。……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论的教科书。”

既然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戏,那么,绝大多数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这样一什么呢?一般地,他们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大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作一些机械地模仿,尽管从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码的乐趣,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师都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却可因更易而获得一些教职以安身立命。博兰写道:“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结果,尽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就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显然,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

可见,尽管作为深化认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题,方法论探讨往往比撰写那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冗长乏味的论文更有意义,从而也应该更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强盛的主流化现象以及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以致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往往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博兰认为,这种态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主流经济学也把方法论视为思想领域中的色情文学,视为因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而得以哗众取宠但缺乏实质内容的东西;因此,它们对待方法论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而且,正是这些数学出身并控制了学术取向的经济学大师始作俑,导致了越来越少青年学子能够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论现象往往也是熟视无睹,或者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现象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很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经过二、三代的强化效应,现代学术界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对注重数量化的主流经济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动取向都丧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也令他们毫不关心,相反,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和“实用”而不断地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词汇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的提法就似乎已经过时,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单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声音则日渐消逝。

三、现代经济学忽视方法论反思的原因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当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遇到巨大的现实问题冲击后,一些经济学大师就会重新去关注方法论、寻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希克斯以及罗宾逊夫人等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促使弗里德曼、卢卡斯以及哈耶克等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缪尔达尔以及森等也都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断更迭的主流经济学在预测甚至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上都接连碰壁,因此,欧美学术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领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大有复兴的趋势。豪斯曼就写道:“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科学,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它们希翼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

在豪斯曼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使得现在比以前更关注经济学方法论:(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它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经济学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它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三)“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事实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方法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了。不仅出现了布劳格、博兰、考德威尔、罗森伯格、科兰德、劳森、豪斯曼、克兰特、麦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尔特、豪利斯、内尔等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经济学方法论文章以及论著不断出现。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对方法论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因而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培森也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其理由是,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问题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但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为什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之声如此微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此顽固呢?

一般地,可从这样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它们由于没有形成建构型思想而无法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窠臼,而且,它可以获取主流化现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从而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前者而言,博兰归纳了当前方法论文章的三种类型:一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二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担忧;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选择采用非现实假设的最佳理论。而且,这三个群体都具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对其他观点不宽容,他们往往举办大型研讨会,却往往只邀请那些与其观点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最喜欢与这样的方法论者相处,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学中是否曾有进展,如果有进展,那又是什么。正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论者才会感兴趣,因此,关心现实问题解决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文章就缺乏兴趣。就后者而言,随着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它主要成为解释而不是预测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结果,当前经济学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约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反思和批判声音则日渐微弱,其最终结果使得经济学危机日益深重。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显然,上面所列举的导致方法论批判缺乏效率的两方面因素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这里也分两方面加以说明。

就前者而言,国内经济学存在严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倾向,一些团体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着一些资源,并进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讨论:他们热衷的是对其他宗派观点或方法的批判和对自身观点或方法的维护和宣扬,而根本不愿认认真真地以对方的批判来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击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处。正因如此,在国内经济学界,崇尚自由主义和演化理性的学者可以围绕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围而专门阐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卢卡斯推为宗师而相互应和,崇尚产权私有化的学者则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把芝加哥学派视为自己的思想来源,热衷于企业和组织问题的学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热衷于社会制度理论问题的一群人往往会围绕在凡勃伦——康芒斯——诺斯的思维路线上,偏爱公共事物治理实践的一群人则又往往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学派所发表的著作周围。在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如此:搞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地阐发经典大师的方法论主张,而至于如何为当代经济学所借鉴则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则主要是在阐发西方的一些前沿观点,而究竟如何修正当前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则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少数学人也形成一个小团体,热衷于宣扬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最近发现,如基因经济学、神经元科学等等。

就后者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截然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派别,两者除了在一些具体观点(次要的是方法论)上相互攻击外,平时基本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上自我思考:不仅不理会对方究竟如何展开研究、在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不参加对方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允许对方参加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本人已经着手研究的那些领域,尤其是那些曾经引起争议或西方学者批判的几个理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线上作“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很少关心事物的本质问题,也不关心现实中的异化和剥削问题,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特别是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印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两大派别都在努力地掌控影响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尽管两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立国的指导思想来影响上层政府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则通过教材和舆论来影响青年学子和基层政府的行为。正因为两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学术的、社会的资源,从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同时,两者对其他独立学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致独立的创新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不但逐渐排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阐发西方社会中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因此,尽管国内确实已经存在了一些自得其乐的小型学术团体,但基本取向则是一如既往地抱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量化取向在国内学者的盲信跟风下已经成了一种拜物教。麦克洛斯基指出,“对客观证据、定量检验、实证分析以及其他赋予信念之物的热诚,在现代主义那里充分展现出来,并被一再重复,于是这些东西也带上了魔咒似的光环。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当中极富影响力,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前提经过了仔细考察并被发现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天启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因此,在国内经济学界,除了传统的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还周而复始地进行方法论的争论外,已经越来越少有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方法论感兴趣,更不愿就方法论展开深入而实质的争论;相应地,杂志上发表的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论文章也大多是对西方学者相关争论的介绍。

可见,经济学的数量化仅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方法论或工具选择偏好,它并非是最适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不适合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日益显现。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排斥方法论的探讨,更不容忍对其主流地位的挑战。显然,这根本上与当前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反映出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倾向:在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对非主流的任何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家本身已经控制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杂志和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对其地位的挑战,即使自身也看到了这种缺陷,也会力图掩盖它而不是提请公开讨论。因为他们担心,方法论的探究会证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无物的,要么是浪费时间的,从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刻意避免与方法论者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该论文将回答或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并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休谟写道:“与那些固执于自己原则的人的争论,较之于一切其他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全无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参与争辩乃是出于装模作样,出于一种对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种炫耀其机趣和技巧比其余人类高超的欲望。在这两种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论争的同样盲目的坚持、对他们的对手的同样轻蔑和对坚持诡辩和谬误的同样强烈的热心。由于推理不是这两种争论者各自导出他们的信条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逻辑将使他们接受更健全的原则都是白费心思。”显然,这种学术风气也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简短结语

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尽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但是,每位从事理论经济学探究以及打算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人至少对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有一定的了解。博兰曾指出,当人们建立经济学模型时,他们必须作出方法论决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须思考他们将如何把经济理论模型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他们开始从事模型建立时,他们必须是有关建立模型的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上岗前,却又必须从未讨论过方法论问题。显然,如果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一探究,就会很容易发现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从而会对数学的滥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一致,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动,研究方法也应作相应地调整;新古典经济学以最大化和均衡为目标的数理化路线就适应于物质资源配置的传统经济领域,并茁壮于建构理性主义膨胀的计划经济时代。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呈现出这样两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从而首先必须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究;二是具有浓郁的规范性,因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对现实进行改造,从而必须具有一种社会理念或理想。显然,就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而言,形式化数学模型往往会窒息思想的丰富性,从而永远不能代替文字或图表等形式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刻的反思。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似乎不愿对方法论问题进行实质性探讨,以致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兴起的方法论思潮很快就湮息了,国内经济学界更是如此。其实,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维护的并非是坚定的学术信念,而是其自身的利益。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蜕化成一种“伪科学”。这一点也为所博兰所认同,他写道,“因为波普尔说,‘科学’的特征主要在于它的批判态度,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似乎不愿意接受方法论及其固有的对新古典理论的方法论批判。要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家乃是懦夫,简直易如反掌。但是从我的苏格拉底一波普尔视角来看,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宽容方法论批判,也许只不过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是‘非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会采取无动于衷的行为,还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以及核心假设,正是经济人这一假设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提供的理论和信仰支持。博兰写道:“哪种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家产生好感呢?很明显,认定了自私自利符合其最大利益的那些人,将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为他们的自私自利提供了一项强有力的辩护。这不是说,赞成主流经济学家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这只是说,我们非常易于识别那样一些同事,他们非常善于利用他们的新古典解释来避开对他们自私自利追求的挑战”;因此,“假定可以说,倘若新古典经济学吸引了占绝大多数的有自私自利倾向的人,则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力批判置之不理,是符合他们的一己私利的。倘若新古典经济学被驳倒了,我认为对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将会出现一场严重的诚信悖论。”

现代经济学范文第9篇

关 键 词:现代经济学;教学;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3-0047-03

现代经济学(下称经济学)与一般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这里只从教什么、如何教、如何学等三个教学的基本问题方面,谈谈经济学教学的特殊性。

一、教师教什么

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什么?凯恩斯说过:“经济理论并未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它不是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导出正确的结论”。显然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与一般课程不同,不是简单地要求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而是要求学生掌握课本知识后面所体现出的思考方法或者分析工具,学了经济学就要达到这样一种目的,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要“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正是因为经济学整个内容所体现出来的方法性或者工具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教学内容所体现的思考方法和分析工具揭示出来,讲授也应该始终围绕着对方法和工具的介绍和运用来进行,以便让学生掌握经济分析这种“天下之公器”,形成一种被称为“魔术师头上的帽子”的经济性思考。因此,教师切不可局限于对教材内容的陈述介绍上,介绍内容只是手段,目的还是要向学生传输一种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掌握了这些分析工具和方法,对提高学生素质和能力或者说培养创造性思维大有裨益。

经济学的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到底体现在何处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作为一门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它专注于因果关系和行为反应的揭示,使其具有极强的原理性,经济学的整个分析工具或方法也正是通过一个个经济学原理展现出来的,所以国外教师非常注重经济学原理的教学。一般都会在教科书的开篇或者新学期的第一次授课中将经济学重点原理列举出来。例如:Mankiw的教材将《经济学》原理分为十大类;Case和Fall的教科书将经济分析方法分为三种;而Rhoads在他的著作里将思考方法分为四种;Baumol则在他的作品中强调了六种学生必须掌握的分析工具。尽管这些学者对原理的列举范围或重点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就是强调《经济学》教学的重点,就是经济原理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所以经济学教什么,实际上就是要求教师通过一个个具体经济学原理的讲授,揭示出一种种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以便让学生接受和掌握。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教学还肩负着一种重要使命――传输一种自由开放的理念。如台湾的高希均、熊秉元以及Marshallhe和Samuelson等中外学者均在他们的教材和教学中对此有特别强调。其实一种自由开放的理念对于社会稳定、和谐、繁荣有着非常长久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就是最好的印证。因此经济学教师理应承担培养学生自由开放理念的重任,这也是教书育人的要求。为此教师应当在整个讲授过程中,注重将蕴涵在经济学大量内容中的自由开放理念展现出来,同时向学生强调这种理念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使学生理解和接受只有自由开放,社会才能进步,经济才能发展的理念。这是经济学在教学上不同于其他

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教师如何教

解决了教学目的问题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教师如何教?也就是如何将确定下来的教学重点,以一种更易为学生理解和掌握的方式传输给学生。对于原理性极强的经济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讲授可分为三个阶段:(1)对原理的介绍。教师通过对教材上原理的详细介绍和讲解,使学生对经济学原理有个基本认识和理解,为理解例子打下一个基础。(2)对事例的分析。教师应该理论联系实际,讲授要从抽象到具体。事例分析要能体现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思考方法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重要作用。(3)对原理的总结。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原理的理解和记忆,教师应对所讲的原理进行一个归纳和小结,包括对疑点、难点、重点的强调,对原理的高度概括。例如:对于机会成本这个原理,教师可简洁的概括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但不能两样都得;对于边际分析方法也可概括为:多一点如何,少一点怎样。教师还可以利用汉语词典里丰富的成语来概括原理,例如:勤能补拙、朝三暮四、覆水难收等等蕴涵的经济学原理,通过这种上口、易记、通俗的口诀般概括,使学生更容易记忆和理解。通过上述三个步骤的教学,学生对原理的认识也相应经历了一个了解――理解――深化的过程,老师这种带有一定层次递进性的重复讲授,有助于学生将原理内化到自己的脑海中,提高教学效果。

美国经济学家Sharp认为:“教学的最基本目标之一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教师还应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以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此教师又可利用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一,教师应强调经济学的重要性。教师要让学生知道,西方经济学就是现代经济学,也就是常称的经济学。一般说来,作为一名现代人,掌握一门事关“柴米油盐”的现代学问,无疑会让人生活的更幸福,正如大文豪肖伯纳所言:“经济学是一门让人幸福的艺术”。更重要的是,经济学是所有财经学科的基础,因此对于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来说,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如果没有经济学基础,就无法进入以后的专业课学习。所以经济学的重要性要求学生,不仅要学而且要学好。教师也可介绍经济学在国外的重要地位来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重要性。如在美国,经济学是几乎所有专业都要开设的课程,并且所有大学都有经济学系,所有大公司都有经济学家,所有总统都不得不依赖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学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会在工作或生活中,或多或少的遇到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即使你与世隔绝像鲁滨逊那般,一个人漂落到荒岛上,不存在任何法律、政治、社会等等涉及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也一定会存在稀缺资源分配的经济问题。

第二,教学要体现经济学的趣味性。与其他许多枯燥的学科不同,研究人类行为选择的经济学按照Samuelson的说法,天生就是一个有着无穷魅力的“睡美人”,它吸引着无数人来探索和研究,原因除了它的重要性以外,还有一个就如Pindych所言:“经济学是所有学科里面最生动、最有趣的学科之一”。因此作为一名教师,要努力在授课过程中,去展现经济学的无穷魅力和引人入胜之处,使学生体验到学习经济学不仅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为此教师应将经济学理论和身边的生活联系起来,去寻找蕴涵在食堂、课堂、寝室、图书馆和运动场等等学习和生活场合中的大量经济学事例,向学生讲授身边的经济学,使学生感到经济学可亲可爱、可触可感,甚至教师还可以利用沉没成本与选择的关系,说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要让小错变大错,结果错上加错之道理,来诠释人生之路如何走。如此这般,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而且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和记忆。

第三,教师要强调经济学的应用性。按照Marshall的观点:“个人行为的基础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宗教,一个是经济”。经济原因是行为选择的一个重要考虑,现实中的各种现象背后,我们都可以找出其经济原因。因此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如果学生掌握了经济理论,就会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世界。美国学者D.Friedman就认为:“经济学像一把锤子,当你拥有它的时候,其他的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所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这把锤子来钉社会中的各种“钉子”,例如,歧视、犯罪、婚姻、医疗、教育等等,以便学生认识到经济学的广泛应用性和强大威力。如果教师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学生就会明白经济学在经邦济世中的大学问,在衣食住行中的小道理,从而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学生如何学

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由于学生在中学阶段从未接触过,而且往往对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充满大量的数学和图形分析感到非常陌生和不适应,甚至会出现畏难和胆怯的心理。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这门课程,根据我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的经验,认为学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了解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根据经济学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特点,学生必须了解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和理论框架,对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这样才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这一点对提高学习效果非常重要。Case和Fall就说过:“一门学科如果没有清晰的框架,内容根本就无法维系,并且他们很快就会被学生遗忘”。显然学生如果掌握了经济学清晰的结构和完整的理论框架,就不会像有些课程(如历史和语言)那样死记硬背了,通过理解性的掌握,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是学生要重视课后的阅读和思考。对于经济学学习来说,无论教材写的多么详细,教师讲的多么清楚,仅仅听课做笔记是不足以掌握教材内容的,教师要特别强调课后的阅读和思考,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对经济学有个真正的领会,才可能将教材写的、老师讲的消化吸收成自己的。所以Rousseau说:“课后花费大量的时间思考,是彻底消化新内容的最好办法”。从某个方面来说,学生自己主动的阅读和思考产生的效果更好。

三是多作练习。按照Samuelson的说法:“经济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学科”。由此可知经济学具有极强的理科属性,所以人们也常说经济学家是摆弄数据和图表的人。为了将来能够熟练地运用数据和图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能只动口不动手,而应尽可能多的作练习,只有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避免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模糊理解出现,才能对所学内容有个准确和深刻的理解,才能熟悉和适应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也才能适应各种形式考试的需要,这一点老师要特别强调。

具有经济学“通天晓”、“常青树”之称的Samuelson,曾经把经济学称之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那么作为一名普通的经济学布道者,若能在教学过程中拨开学生眼前的层层迷雾,展现经济学的真实面目,无疑会让经济学这颗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更加璀璨,更加耀眼。

参考文献:

[1]William.J.Baumol.ECONOMICS.1991,b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

[2]Karl.E.Case & Ray.C.Fair,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989by Prentice-Hall,Inc.

[3]Steven.E.Rhoads,THE ECONOMIST’ S VIEW OF THE WORLD.1985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小罗泊特.B.埃克伦德.经济理论和方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高希均,林祖嘉.经济学的世界[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6]熊毅.沈雅兰.现代经济学教程[M].海南:海口人民出版社, 1998.

[7]熊毅,刘冬银.经济学科教学的研究[J].教学研究参考,1998 (6).

现代经济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精英教育;大众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2-0016-05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第十三章四十条)和进行“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第二十一章六十七条)”,使这项改革被推向新一轮高潮并广受热议。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归根到底在于为大学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更好地发挥大学的功能和职能,顺应和服务于时代需要。从大学组织内部来说,直接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基本功能之后的现代转型,从外部环境来说,市场经济是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天然背景。新的制度安排影响到已有的行为准则,因而产生了成本,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已经溢出了教育学范畴,也被纳入到政治学和经济学分析的范畴中来。

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

人力资本理论使得人们对教育的功能发生了观念上的变革,人力资本投资成为现代国家、社会及个人的基本共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可以看做是对劳动者投资的一部分,提高劳动者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增加劳动的价值;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人的知识和能力成为社会生产和投资的一部分,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国家财富积累的根本源泉。从世界大学发展史来看,近代大学在英国兴起的时候,是英国成为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当十九世纪现代研究性大学在德国萌发的时候,是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国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建立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时候,世界就进入了所谓的“美国世纪”。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创新、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对美国科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80%;同时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90年代劳动生产率比80年代高出一倍,1992~1997年劳动生产率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并且科学技术知识的增长占了美国生产率增长要素的80%。知识经济的雏型首先在美国形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扩大高等教育参与成为社会民主平等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之一。普通民众逐渐把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作为一种所有权,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服务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公共选择。民主与平等是随社会发展进程不断提升的,并且总是通过权利表现出来,公共政策目标的社会利益,那就是建立基本的规则,以便人们能够满足其欲望并从事个人事务,实现政策行为的统治基础和覆盖范围。平民参与高等教育的行动动摇了原有大学制度设计的基础,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扩大他们经济机会的参与,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福利水平。“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既不在‘现代’,也不在‘制度’,而在‘大学’二字上”。大学的生命在于人才培养,培育出“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人才。

大学教育是人们追求和实现生活理想的一种具体形式,也是人类对历史进程和社会文明发达水平的自身审视。当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不再是上流阶层拥有的特权和奢侈品,大学从社会边缘进入到社会中心,完成了传统大学到现代大学的转变。通过培养人才服务社会是现代大学的应有之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现代大学的历史使命,这是现代大学的生命和活力所在,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根基。

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内涵及特征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大学的存在和运行要靠相应的制度来确定他们将做什么,怎么做,与外部世界怎么联系,以及其活动行为的投入与产出等问题。在任何时候,经济条件在决定制度交易的发生以及制度安排的出现过程中将起重要的作用。相比于早期的大学形态,现代大学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精英模式向大众模式转变,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最基本的时代特征;因此,它的制度建设也应赋予新的内涵,在扩大参与的基础上提高大众经济机会能力,在市场竞争中保证公私立大学资源有效配置。

1 大学教育模式从精英走向大众

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中反映不同群体社会福利状况的基本原理。在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不减少一些人的经济福利。就不能改善另一些人的经济福利,标志着社会经济福利达到了最大化的状态,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某一经济变动改善了一些人的状况,同时又不使一些人蒙受损失,这个变动就增进了社会福利,称为帕累托改进。比如原来甲有一个苹果,乙有一个梨,他们是否就是帕累托最优呢?取决于甲乙二人对苹果和梨的喜欢程度,如果甲喜欢苹果大于梨:乙喜欢梨大于苹果,这样就已经达到了最满意的结果,也就已经是“帕累托最优”了:如果是甲喜欢梨大于苹果:乙喜欢苹果大于梨,甲乙之间可以进行交换,交换后的甲乙的效用都有所增加,这就是帕累托改进。

这里我们不妨用大学教育消费的埃奇沃思框图来说明精英和大众两个群体教育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图1)。在模型中,如果把不同的高等教育消费分为大学类型1和大学类型2,假设:①精英人物和普通大众两个阶层主体都有权利接受不同大学类型的教育消费,并且在他们之间提供总量一定的教育服务配置;②横轴表示大学类型1的教育服务供给量,纵轴表示大学类型2的教育服务供给量:大学教育服务的总量一定。两者大学类型的教育服务总量等于精英人物的消费量和大众人物的消费量。那么,在精英教育时代,精英人物对高等教育具有垄断权。在图1中的阴影部分分别代表大学教育服务在精英和大众的分配状况,显然。精英人物得到的教育服务比普通大众得到的要多得多:从精英到大众的契约曲线上的任一点都是消费效率点,当大众教育消费配置处于P1点时,也可以认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消费达到了帕累托最优,这是在当时经济社会条件下制度设计的理想结果;第二,高等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对精英人物和普通民众的分配多少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福利函数,当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提高之后,平民对大学教育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需要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他们的权利,也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新的制度安排需要

更多地关注大众的利益,促进教育资源配置从P1点所处的位置向Pn点所处的位置转移,这样的社会目标结果必然有利于改善大众的经济状况。

2 大学资源配置方式从以计划为主导到以市场为主导

市场经济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其一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二是实现充分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和个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不是行政计划而是市场调节。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就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不但没有任何一方受到损害,而且社会福利要尽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发展要达到最佳状态。在现实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制度效率也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大学看做是一种组织体时,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是如何发挥大学的“制度性”经济功能,通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服务来获得更多更好的资源,从而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率。在同一个市场体系中,政府理应对公私立大学实施基本的资助政策、同等的制度安排和治理,从而有利于良性竞争。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而使公立大学更好地走向市场,多渠道筹措资金,提高大学经营的生机与活力,国际上流行的公立高校民营化就是很好的证明。

同样,我们以大学教育产出的埃奇沃思图来说明市场中公私立大学资源配置的条件状况(图2)。假如市场中有两个高等教育服务的生产竞争者: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两种生产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务,资本用X轴表示,劳务用Y轴表示;市场中的资本与劳务总量一定。那么,第一,从公立大学A到私立大学B有一条契约曲线,契约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是生产效率点;每一点都是一种投入要素的帕累托最优组合,因为对两种生产要素组合进行重新配置不可能不引起大学教育产出品的减少;在契约曲线上有无数个生产效率点。第二,公立大学A和私立大学B都有一组表示对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务)偏好的常规形状的无差异曲线;A的无差异曲线为T1,T2,…,Tn,B的无差异曲线为S1,S2,…,Sn,则A、B各自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点为P1,P2,…,Pn,P点是帕累托有效点;在框图中,还存在大量的Q1,Q2,…,Qn点,它们没有位于契约曲线上,因而不具有最优生产效率,显然是帕累托改进的对象。如果要实现Q点向P点的转化,就要在市场体系中对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进行同样的要素投入,提高要素组合效率是根本。

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困境

在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人们对大学的组织属性界定不清,大学制度建设始终徘徊在原有体制之内,形成改革的“灰色地带”。袁贵仁教授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大学作为法人实体和办学主体所应具有的权力和责任,主要表现为处理好大学内外部若干关系。这里所指的“若干关系”,主要表现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大学组织相互之间等。不妨对它们作相应的经济学分析:

1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一方面,国家和政府是大学的投资主体,也是大学的办学主体和管理主体,大学就相当于政府的一个部门,根据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并且根据其所处的行政层次来配置相应的高等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国有垄断格局提高了大学的交易成本,社会资源很难投入到该领域中来。在市场环境下,大学与政治、经济具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政治代表权力资本,经济代表货币资本,这样两种资本不断介入大学,通过大学内部行政发生功能转换,行政人员成为拥有该项功能的“转换器”,大学行政权力便日益膨胀起来,不断增加管理成本,大学的办学效率低下。

2 大学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经济使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公立大学也要打破所有制的藩篱,不是象过去那样单纯依靠政府财政资助,而要靠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得资金和资源的投入。密西根大学是美国公立大学,也是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2009年学校财政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和非经营性收入两种(医学院除外),其中经营性收入占75%,非经营性收入占25%;经营性收入中净学费收入占30%,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竞争性拨款占28%;非经营性收入州政府教学常规拨款占14%;其它收入包括教育产品和服务、附属企业和捐赠等收入比例占28%。在学校整个经济结构比例中,财政拨款、学费收入和其它自主收入呈“三足鼎立”之势,而国内大学经费中财政拨款和学费凸显“两极化”,学校自主收入比例极低,与国外高校相差甚远。

3 大学与大学的关系

由于经费严重依赖于财政投入,大学办学不是为了满足和适应不同层次、类型多样的主体需要,而是面向政府。地方高校向中央高校看齐,专科学校向综合性大学看齐,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看齐,民办大学向公办大学看齐。在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各类大学组成的生态链不是“同生共长”,而是“相互残杀”。另外,政府对大学进行财政补贴,是因为高等教育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而与公私立之分的大学形态无关。在我国,政府总是难以突破所有权与管理权的情结,对民办大学脱离不了所有权歧视,至今没有给予财政直接资助。总而言之,1998年颁布的我国《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可是,法律上的规定与实际操作并不是同一回事。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系尚未理清。契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也做出相应的改革。高等教育采取以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办学,分开管理的思路,也就是从原来的“两级办学、两级管理、两级拨款”转变到今天的“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三级拨款”。在精英大学系统向大众大学系统的转变过程中,少部分办学效益高的大学划归中央政府投资,部分中等效益的大学划归省级政府投资,大部分效益较低的大学划归地市级政府投资。从政府财政能力看,中央政府最强,省级政府次之,地市级政府最弱;从大学收取的学费看,各类大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使各级政府间对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有所改善,大学与政府主体间的责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理顺。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作为大学举办者、管理者和投资者的主体地位和身份并没有根本改变,大学经费投入只不过从政府财政“左边的口袋”转向“右边的口袋”:地方高校扩大了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高等教育机会参与,但财政经费的保障却最为薄弱:在社会贫富分化中,我国不同经济水平的社会群体与大学教育机会具有强弱对应关系,大学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被弱化;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经济后发展地区,由于财政投入得不到保障,部分地方高校办学经费变得严重不足。

四、结语

如果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通过赋予企业自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那么,现代大学制度建

设目的和归宿,最终需要通过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等活动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公共财政体制转轨逐步扩大了教育投入,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高等教育事业的兴盛。但是,这种看似繁荣的背后其实掩盖不了诸多大学人难以回答的问题:现有的大学制度是不是现代大学制度?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面相如何?现代大学制度与一流大学建设究竟是什么关系?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匮乏昭示着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缺失,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良好内外部环境远远没有形成。某种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在吸收外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主渐进式发展形成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借鉴此思想,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必须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能随意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就像小孩子逛公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摘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棵有生命的植物。同首先,政府财政对民办高校进行适当的投入,保证公办大学与民办大学在市场中的平等地位,促进它们之间的良性竞争;其次,政府应该减少对大学的直接干预,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的社会办学资本;再次,大学培植“自生”能力,提升自主经营水平,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周莉,持续增长的美国经济及其启示,北京商学院学报[J],1999,(2):29

[2]邬大光,何为现代大学制度[N1,中国教育报,2010-03-15(5)

[3][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著,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4):151-155

[4J胡赤弟,大学制度演变的经济学分析[J],教育研究,2004,(4)

[5]袁贵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动高教改革与发展[J],中国高等研究,2000,(3)

[6]Management’Discussion and Analysis,2009 financial report of UniversiW of Michigen,[EB/OL]http://www.finops.umich.edu/reports/2009/pdfs/Discus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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