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概念论文范文

物理概念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莱伊 列宁 批判学派 学术研究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nd discusses researches and views on the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 as a whole by abel rey, v. i. lenin, and li xingmin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school of thought are e. mach, h. poincaré, p. duhem, w. ostwald, k. pearson.they are pioneers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in 20th century.

key words: a. rey, v. i. lenin, the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 academic research

批判学派是活跃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学派以及哲学学派。历史已经表明，该学派是现代科学革命（物理学革命）[1]和哲学革命（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2]的先驱，在科学史、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3]，他们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即是名副其实的哲人科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虽然肇始于对世纪之交的科学危机的反应，但是，由于他们深厚的哲学素养以及对科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机敏反思和洞见，他们在哲学上也颇有建树。要知道，他们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伟大哲学传统的继承者，是“前现代”科学哲学的创造者和集大成者，是逻辑经验论及其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嚆矢和滥觞，也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线和酵素。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皮尔逊、马赫、彭加勒在20世纪初对的纽带；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承载者和缔造者。

1991年伊始发表的论文[14]是一篇关于批判学派的综合性研究论文。我在该文中论述了三个问题：（1）批判学派的根本特征。批判学派否认物理学可以划归为经典力学，对经典力学和力学自然观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批判（并且对物理学革命也作出了诸多建设性的贡献）。这是批判学派的根本特征，也是它的标识和判据。（2）批判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共性是：对物理学发展形势有比较清醒的看法，并致力于科学的统一；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历史批判的研究方法与写作风格；普遍赞同思维经济原理；充分肯定科学美在科学中的巨大作用；第一流的科学家，名副其实的思想家和众多领域的“漫游者”。（3）批判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在科学思想和自然观、科学观、基本的哲学立场、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这篇论文的观点在《马赫》一书中的第九章“马赫与批判学派”得到拓展和深化，其中新涉及到马赫与其他四位代表人物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形而上学的不同态度。

批判学派的一个显著的共同思想特征是，其代表人物都是进化认识论的先驱。1994年初，我就揭示了马赫的进化认识论和自然主义思想[15]：世界或自然界是一个自然的、统一的整体；思想适应事实和思想彼此适应是生物反应现象；科学是一种生物的、有机的现象；人生不是一块“白板”，而具有天生的倾向和“观念”，它们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所有的知识和理论都是可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其形成具有偶然性。

1995年9月28-30日，我赴香港科技大学参加“中国逻辑与当代语言哲学”研讨会，为会议提交了关于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论文[16]。该文论述了批判学派的先声和库恩的“回应”。我在最后的评论中表明：1）马赫对语言在科学中的价值的重视，彭加勒关于科学是未加工事实的译文以及翻译的可能性在于真关系的不变性的思想，迪昂关于科学的结构和科学基本操作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都对20世纪的语言哲学有所影响。尤其是迪昂的理论整体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爱因斯坦、纽拉特、卡尔纳普、蒯因等人的意义整体论思想。2）彭加勒和迪昂关于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基本上停留在同一理论的范围之内，尽管迪昂也涉及到同时代的不同理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库恩的着眼点则在于后者，尤其是历史上相继的理论的翻译问题。他从语言翻译的观点把不可通约性论题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彭加勒没有提及或没有意识到科学中语言翻译和诠释的区别。迪昂已明确涉及到这个问题，并就同一理论中的诠释和不同理论之间的诠释作了剖析。库恩的贡献在于，他对翻译和诠释作了明确的区分，并探讨了二者的特征。4）迪昂已提出测量方法是使翻译变为可能的词典的命题，这实际上已意识到测量或词典是联系主体（科学家）和客体（客观实在）的中介。库恩对“词典”的论述颇有见地：无论是它的形成、结构、变化，还是它一面向着世界，一面向着心智，都给人以启示。

2001年，我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其他四位代表人物，从而论证了批判学派是进化认识论的先驱[17]。彭加勒的进化认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几何学和时空理论上。在这里，他既不满意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也反对传统的经验论观点。他用先于个人经验的“祖传的经验”诠释人的几何学和时空概念的起源，认为这是人类在漫长的生存斗争中，在对外部环境的不断适应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逐渐形成的。在科学观和客观性概念上，也渗透着他的进化认识论思想。在彭加勒看来，科学定律只不过是近似的、概然的、暂时的而已，科学理论是暂定的和易崩溃的。他虽然认为科学发展中有危机和革命，但总的看来还是以进化的形式进步。他把客观性理解为主体间性，也隐约地透露出人的心智结构与自然的结构同构的思想。迪昂的进化认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科学观上：科学发展是渐进的进化，物理学定律是暂定的和相对的，完备的理论是自然进化的理论即自然地趋近自然分类的理论。奥斯特瓦尔德的进化认识论思想表现如下：科学推理的普遍形式即因果律只不过是人类在适应外界环境的长期进化过程中的经验的积淀，就个人而言它无疑先于他的经验，但就起种族而言则是后验的；科学是自然的事物，是人为人的目的而创造的，具有不可消灭的不完美的质；形式科学表面看来似乎是心智的天生的质或先验判断，但它们实际上像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一样，也是实验的和经验的；知识或科学兼有主观特征和客观特征。皮尔逊认为，意识、理性等等都是生命进化的结果；宇宙的同一在于思维肉体工具的同一，心与物是同构的；思维关系和事实关系一致，物理过程和理性过程等价，物理宇宙和心理宇宙终极要素相似；思维经济、科学定律和时空概念的起源都与生存斗争有关。

早在1986年，我就注意到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哲学思想的张力特征[18]。在两年后出版的小册子中[19]，我径直把彭加勒作为案例，揭示了他的哲学思想的两极张力特征。在《马赫》和《皮尔逊》中，我在论及二人的哲学思想时，也指出了其张力特征。尤其是在《迪昂》中，我专用一章论述迪昂的“班驳陆离的张力哲学”。迪昂的多元张力哲学的灵感之源是亚里士多德、帕斯卡、托马斯•阿奎那，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多恻面形象也迫使他在构造概念世界时不能过分地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或墨守于某一个思想流派。迪昂不仅与其前驱保持了思想张力，而且与批判学派的其他成员之间保持了思想张力。迪昂的张力哲学也表现在他善于在各种对立的“主义”和形形的对立的观点和思维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他甚至在科学、哲学和宗教之间也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对批判学派甚或哲人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多元张力特征的详尽研究，则是我刚刚发表的长篇论文[20]。马赫的主导哲学思想是感觉经验论或要素一元论，它虽然在某些方面显得彻底和激进，但是并不狭隘和极端，其内和其外都充满了鲜活的张力。首先，它包容了经验论的多个变种的成分，诸如实证论、现象论、操作论、工具论、描述论、呈现论（presentationalism或presentationism）、实用主义。这些成分不仅相互交融和制约，而且马赫对每一成分或多或少有独特的理解和必要的限定。更重要的是，马赫哲学思想中包含着诸多非经验论的乃至反经验论的成分，尤其是其中的理性论、约定论、反归纳主义更引人注目。彭加勒的哲学创造和主导哲学思想是约定论，它内容丰瞻，其内涵中溶入了（关系）实在论、（科学）理性论、（温和）经验论的要素。他通过限定约定的辖域，排除极端理性论（先验论）和狭隘经验论（感觉论和实证论），在各哲学要素之间保持了张力平衡。迪昂的哲学创造和思想特色是理论整体论，其内涵本身就包含诸多哲学体系的合理因素，是一个多元张力综合体。它的哲学思想可用本体论背景上的秩序实在论、方法论文脉内的科学工具论和认识论透视下的理论整体论来涵盖，这三种类型的异质哲学之前的定语指出其大致范围，加上对它们的种种诠释和限制，从而保证它们会聚于迪昂的思想，虽有张力但不致发出剧烈的冲突。皮尔逊的哲学是以怀疑和批判为先导和特征的，以观念论（唯心主义）自我标榜的，带有明显的现象论、工具论和实证论色彩的，属于经验论范畴的感觉论的认识论，即观念论的感觉经验论，这种哲学本身就蕴涵着某些张力。此外，他在对一些具体的问题的看法上也是有张力特征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哲学是能量论（唯能论）或能量一元论。该哲学认为能量比物质更根本，是宇宙的真正基元，因此也可称其为能量实在论，从而在物质论和观念论之间保持了张力。除此而外，他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方法也具有某些张力特征。批判学派之所以在哲学上采取多元张力的立场，其原由在于：他们深知自然、人、人的活动和文化都具有两极张力或多极张力的特征；他们对哲学遗产以及科学和哲学的本性有清醒的认识；问题的驱使；外部条件的约束。通过比较批判学派的各个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不难看出，该学派在哲学上并非铁板一块，其成员的主导哲学思想有很多差异，他们的同点也不是什么观念论；以科学立场和态度作为划分批判学派和力学学派（机械学派）的标准，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莱伊把马赫等人称为“唯能论或概念论学派”是有问题的。“概念论学派”的称谓并不确切，“唯能论学派”的称谓与历史事实不符。其理由在于，在我所谓的批判学派中，只有奥斯特瓦尔德才是真正的“唯能论”者：奥斯特瓦尔德是能量学（energetics）和能量论或唯能论（energetism，energism）的创造者和集大成者；迪昂的科学生命的核心是能量学或广义热力学，他力图把一切物理现象都还原为热力学，但对作为哲学学说的能量论似无热情。马赫不赞成能量论，这一点连奥斯特瓦尔德也了如指掌。彭加勒既避免把他与能量学联系起来，也避免把他与机械论物理学联系起来，他不支持唯能论。皮尔逊对能量学和唯能论也未表现出什么兴趣。我在1988年初对此已很清楚[21]。

批判学派的哲学中也包含着许多后现代的思想要素（对主体性的张扬，对实在论、客观性和合理性的冲淡，对经验论原则的削弱，一些超越时代的科学主义睿智等等；以及诸多有名的命题，诸如不充分决定论，观察渗透理论，判决实验不可能，归纳法不切实际，科学发明是选择，直觉是发明之具，关系比实体更根本，科学中充满翻译和诠释等等），我在已发表的诸多论著中零散地有所涉及。我准备有机会就“批判学派的后现代意向”写篇论文，对此进行比较集中、比较深刻的论述。

[参考文献] [1]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3卷（1981）， 第6期，第30-38页。该论文的全部或部分浓缩后来进入拙作[10]和[11]之中。最近偶然发现，在一本多位人士合写的著作中，某某名牌大学某某教授的有关观点和文字与我的论文和文章中的观点和文字惊人的相同或相似，我只好惊叹“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奇迹”出现了！

[2]李醒民：“马赫：维也纳学派的先师和逻辑经验论的始祖”， 《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16卷（1994），第5期，第1-10页。或参见文献[3]的有关章节。

[3]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我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专著：《彭加勒》（1994）、《马赫》（1995）、《迪昂》（1996）、《皮尔逊》（1998），以及李醒民：《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2年第1版；李醒民：《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1994年 第1版，1996年第2次印刷；业强出版社（台北），1996年第1版；李醒民：《伟大心智的漫游——哲人科学家马赫》，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1995年第1版。

[4]可参见《皮尔逊》第七章。或者参见李醒民：“科玄论战中的皮尔逊”，《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21卷（1999年），第1期，第49-56页；李醒民：“皮尔逊思想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北京），第15卷（1999年），第3期，第42-47页。

[5]a. rey, la théorie de la physique chez les physieiens contemporains,paris,1907.以下引文均转引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版，第266-269、276-278页。

[6]a. rey, la philosophie moderne, paris, 1908.以下引文均引自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林利等译校，1990年第1版，第601-604、609-615页。

[7]列宁于1908年2-10月在日内瓦和伦敦撰写该书，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是文献[5]的中文版本，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8]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n，1861-1916）不是比利时人，而是法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他的译名应为“迪昂”，而非“杜恒”，这种误译和混乱不应再继续下去了！马赫也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

[9]李醒民：“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哲学卷（中）》，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1998年第1版，第1247-1285页。

[10]李醒民：《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3年第1版,1984年 第2版。该书在短短的数年内至少连印6次，发行量多达10余万册，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

[11]《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1版，第338-339、566-568页。

[12]李醒民：“马赫、彭加勒哲学思想异同论”，《走向未来》（成都），第3卷（1988），第3期，第92-97页。

[13]李醒民：“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求索》（长沙），1990年第5期（总第57期），第51-57页。《世界科学》（上海）以此文为基础，发表记者访谈录“哲人科学家研究问答——李醒民教授访谈录”，1993年第10期，第42-44页。

[14]李醒民：“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1年第1期（总第53期），第99-107页。

[15]李醒民：《马赫》，第139-159页。或者，李醒民：“马赫：进化认识论和自然主义的先驱”，《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17卷（1995），第6期，第1-9页。

[16] 李醒民：“论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大自然探索》（成都），第15卷（1996），第2 期，第100-106页。或者李醒民：“?科?W中的?言翻?”，香港科技大?W人文?W部主?：《??思想??言哲?W》，?W生??郑ㄅ_北），1997年第1 版，第145-162?。

[17]李醒民：“批判学派：进化认识论的先驱”，《哲学研究》（北京），2002年第5期，第52-57页。（该文在作者撰写论文“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时尚未发表）

[18]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中国社会科学》（北京），1986年第4期(总第40期)， 第143-156页。英文摘要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opposing extrems: a highly efletive principle of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ce　刊于第ⅷ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论文摘要集，莫斯科， 1987年。

[19] 李醒民：《两极张力论.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西安）,1988年第1版，第14-44页。

[20] 李醒民：“论哲人科学家哲学思想的多元张力特征”，《学术界》（合肥），2002年1期，第171-184页。

物理概念论文范文第2篇

2011年，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加强文化建设，北京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团成立。此项活动由北京市科协、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等单位共同举办。宣讲团的首批成员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王乃彦、吴常信、王铁冠等50位专家。

只有国家强大才有个人尊严

上世纪50年代，陈佳洱被公派去英国留学。导师和同学都对他很热情，几乎每个月都有同学请吃饭。聚餐的时间长了，陈佳洱感觉到热情的英国同学觉得中国科学很弱，他们有种同情弱者的心情。身在异国的陈佳洱，深刻感受到了祖国强大的重要。

这种局面在1964年得到了改变。1964年10月16日是英国大选，在转播大选时，忽然电视画面出现了一条新闻“中国爆炸了一枚原子弹”。这下大家都吃惊了，都来问陈佳洱怎么回事。陈佳洱连夜到使馆确定了这个好消息。“那高兴劲，大家可以想像，高兴得跳起来了。”第二天，陈佳洱在吃午饭的餐厅里，“成了明星”。一个礼拜以后，《泰晤士报》头版新闻叫做《成吉思汗回来了》。从此，“只有国家强大了，才有个人尊严的思想”再次印在了陈佳洱心里。

科学需要忘我的精神

讲到邓稼先，陈佳洱再一次动容。邓稼先说过一句话“健康生命全不顾，精忠报国重泰山”。在一次不太成功的爆炸试验中，邓稼先为了科学事业，不顾自己生命安危，到爆炸现场捡回了碎片进行试验。

“还有郭永怀同志也是如此。” 陈佳洱讲到，他是中国有名的专家，实验成功以后，他坐飞机回北京。但是飞机出了事故，那个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逃命，而是跟战士两个人抱住，把机密放在肚子上保护起来。后来发现时，他身上都烧焦了，但是文件却保存下来了。

为了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许多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坚决根据需要，毅然放弃自己熟悉的专业以及工作和生活环境，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

爱因斯坦在总结居里夫人一生的时候，曾说道“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这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不光是爱因斯坦，还是居里夫人，近代的伟大科学家都有为追求真理发展科学，谋取人民幸福而献身的精神。

科学应该追求真、善、美

老一代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都体现出非常严谨的学风。他们对概念论证、理论计算、实验操作以及数据获取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一丝不苟，生怕出现一点纰漏。陈佳洱说，“1951年我刚上大学时，王大珩先生当时是我们的物理系主任，他的光学实验课要求严格极了，学生先要在他面前讲述一遍实验过程，讲清楚了才能开始实验，实验过程若做得不够好或不够细致，王先生会当场退回，每节课他都当场评分，若能得个5分，那这个同学不知会有多高兴，大家都喊着让他请吃花生米。”提到自己的恩师朱光亚，陈佳洱也很是动容，他说当年朱先生备一堂课会花一个星期时间，自己写讲义，每个字每个公式都非常工整。

相比老一代科学家严谨细致的优良作风，陈佳洱说，现在的一些科研人员差得太远了，有些人甚至为了个人名利而造假和剽窃抄袭，这种恶劣行径不仅是个人的人格堕落，也影响我国科研人员的国际声誉。

目前科技界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是商业文化对科研人员思想腐蚀的结果。从自身来说，源于他本人没有坚定正确的价值观。科学就是要追求真、善、美。科学精神就是勇于探索、求真唯实、实事求是。一个好的科学家，要坚持不懈地搞研究，动力很重要。

“惟论文论”不合理

同时，陈佳洱也认为，近年来科技界流行的评价体系，过于强调量化指标，缺乏对研究工作的水平特别是对科学或社会进步贡献的深刻的质的分析，结果造成虽然我国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数量名列前茅，但实际创新能力不高的情况。

“现在一谈到科研水平，就是看你发表了多少有影响的论文，事实上这种‘惟论文论’的科研评价体系是不合理的。”陈佳洱说，发表好文章当然值得鼓励，但是文章多并不代表贡献一定大。评价体系最重要的是要评价研究工作对推动学科发展或社会进步以及对人才培养的实际贡献，不能简单地根据发表文章多少、杂志的影响等量化指标来评价科研人员的高低。相比之下，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看重的主要是科研成果对社会进步的实质性贡献，并不以论文的数量和其发表期刊的影响等量化因子的排名论英雄。

教学要与科研相结合

“近年来无序竞争冒头、功利化政绩观干扰，使得科研体制上条块分割愈演愈烈，可以说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分离，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阻力。”

陈佳洱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做到“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有机结合”。现在北京大学的技术物理系，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钱三强同志和他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大力帮助下办起来的。那时候研究所和高校之间亲如兄弟、互利双赢。所以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就一定要在这方面进行改革。

学术月院士专家报告会

时间：拟定2012年10月19日

地点：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活动简介：围绕学术月主题，邀请有关院士专家就当前科技、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作大会报告。

城市公共安全与综合治理论坛

时间：10月27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报告厅

中科院老专家咨询团“秋季论坛”——推进节能减排，强化PM2.5的综合治理

时间：10月16日上午9时

地点：中关村（北四环西路15号）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礼堂

第四届食品科技北京论坛暨功能食品创新大会

时间：10月25～26日

物理概念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19世纪开始，政治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分化为占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者把现存的制度当作外在的、既定的或从来就有的社会秩序，强调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某种可以像物理学那样准确把握的东西进行研究；后者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强调将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的内在变量进行研究，以找出社会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规律，从而达到拨正经济学航向的目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不满主流经济学使“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正规化，但其准确性却越来越低”的现实，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框架，把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做出制度选择的原因，以及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行为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等，本文将在以下进行分析。

一、前提假设：社会生产和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质与人的主观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过于理想化，因而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和确定性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更为现实的经济分析假设，即有限理性、目标函数最大化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指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们对环境与信息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等原因，必须承认人们只有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由契约和市场来组织的。由于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搜寻备选方案，对外界及未来进行估计并进行相应的计算和比较。目标函数的最大化不同于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家庭追求效用极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分析方法，而“强调个体单位总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函数极大化，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这就强调了个体单位的理性选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个体无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主，都被认为是进行理性选择的，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函数极大化。机会主义“指的是欺骗性地追求自利，这包括但并不仅仅限于比较明显的形式，如说谎、偷盗和欺骗。机会主义更多地涉及更复杂的欺诈形式，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形式，包括事前的和事后的形式。”机会主义被定义为是一种自利行为，它的存在是经济交易中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限制机会主义因此成为制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以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利益的客观性质为前提假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及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明确地把研究对象定位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研究制度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方面人的主观行为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主观行为本身存在着缺陷而不能使各个方面都按照共同利益的要求来进行决策。因此，就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进行理性选择，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追求自身目标函数的极大化；同时，通过这种制度对人们的主观行为进行约束，使机会主义的行为受到限制，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二、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科学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并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它有其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观，也是其基本方法论。它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其实就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具体展现。它关于自然和社会、社会制度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理论，坚持了辨证的、唯物的发展观，唯物主义、辨证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始终如一地贯穿于生产力理论、生产关系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中。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在社会分析中，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与此相联系，研究方法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重视。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着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一个基本基石。但是，其整个学说仍然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中汲取养分构建的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基本方法论是与这一哲学基础相联系的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其研究方法根子上仍然是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方法论的一个特征是坚持实证与规范的划分，其有关经济史的理论，在标榜价值判断中立的旗号下，力求其理论对史实的解释力，因此，实证分析方法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描述方法。由于其最终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因此，个人主义原则是其研究方法中所追求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个体的理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对个人理性的重视贯穿于它对企业、利益集团、国家等组织的分析和研究中。当修正后的经济人假设被安装到每一个经济单位和组织身上后，接下来很自然地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成本比较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也就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常规方法。

三、研究目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的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关于经济人行为的两大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人具有充分的理性。新古典模型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观念的人。新制度经济学正是通过对新古典模型中经济人假定的修正才扩展了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于是新制度经济提出了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假定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假定，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比新古典模型跟逼近现实层次的人的行为假定。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新古典模型中，暗含的假定是交易费用为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被修正为交易费用为正。新制度经济学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制度经济学仍坚持这一研究对象，它只是加上了资源配置目标函数的一组制度约束条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的目的和标准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范式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终极性价值判断，即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的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和替代是必然的。而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即以希缺资源的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永恒合理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才产生了两者的研究宗旨的不同。

四、结束语

毫无疑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继承了马克思制度经济学重视和分析制度的理论和传统，并在其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中深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和作用。虽然我们比较了二者的诸多不同，但是从超越对立的思路来看，二者存在互补的一面，新制度经济学以它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某些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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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艳：经济学的理论分野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关系[J].学术月刊，2006（5）.

[3]马应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必须澄清的几个问题[J].甘肃理论学刊，2006（2）.

物理概念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性别教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推动下，西方高等教育界迅速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女性学或社会性别学。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主动融入全球化大潮，社会生活各方面开始与国际接轨。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后，西方女性主义各种思潮、“女性学”或“女性与社会性别学”、“性别化的人生”等之类的新学科被迅速传播、介绍到中国。很快，相同的学科也开始在中国一些大学里开设。2005年，由笔者主持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设了“女性与社会性别学”全校选修课，尝试进行了一种新的、科学的、先进的性别教育。何谓“社会性别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性别的学科。那么，又何谓“性别”?从字面来看，就是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及其表现。有人会说，这难道还需要绞尽脑汁去研究?一看生殖器不就明白是男还是女了吗!是的，男人与女人生理上的差异从外生殖器上看一目了然。然而，男人与女人在社会分工、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行为规范、心理气质等方面的差异恐怕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了，尤其是后者这种差异是怎么形成的?与生理差异是什么关系?怎么看待和评价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对女性造成了怎样的后果?男人与女人到底怎样相处才是既和谐又文明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我们平时很少思考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上课时，学生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回答。

(1)你认为男女大学生各适合学什么专业?

(2)写出你在恋爱时，对未来配偶的希望，希望他或她应当具备的最重要的三种品质，按顺序排列。

根据收上来的答卷总结分析，关于第一个问题，大部分学生认为：男大学生适合学习理工科类，诸如数学、物理、机械工程、建筑、地质等，以及文科方面偏重理论的哲学、经济学等；女大学生则适合学习文艺类，诸如语言、文学、表演、教育、服装设计等。大部分学生的回答反映了“好象男女学生有某种固定偏好”这个看法，只有极个别的学生回答说“凭个人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关于第二个问题，大部分女同学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责任感、幽默感、善良；而男学生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温柔、善良、责任感。可见，女性选择男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社会有着紧密联系的“责任感”；男性选择女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个人感情有紧密联系的“温柔”。如果倒过来说希望男性温柔、女性富有责任感，恐怕大家不会接受。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倒过来呢?两性气质就必须分化对立吗?这种分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表现，虽然带有明显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男尊女卑”、“男优女劣”不再有公开的市场，但“男强女弱”、“男刚女柔”、“男外女内”、“男公女私”、“男主女从”、“男将女兵”、“男才女貌”等．仍存在于人们的认识和心理。许多人认为这种两性差异是正常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很少反思和怀疑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未加反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女性主义者正是在对传统性别主义即生理决定论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社会性别理论。

男女两性既有生物属性上的差别，也有社会属性上的差别。对于前者人们一般容易理解，因为它是由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且永远不会自动改变。而对于后者的认识却复杂得多，它到底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还是由后天的社会因素决定的?分歧较大。古今中外传统的性别主义都认为：女性天生智力和体力都不如男人，决定了两性的关系和地位是男主女从、男尊女卑．女性不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关系、人格和地位。西方的主流派文化基督教文化就声称：从人类起源看．女人是上帝认为男人“独居不好”，于是用男人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出来给男人做伴的。因此，女人天生是男人的一部分和附庸，不是完整的人，应该处于受男役的地位。18世纪西方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提出妇女因为天生体力比男人弱，决定了她们不能独立，只能取悦和从属于男人：“妇女因为体力不如男人，所以应该是软弱的和被动的，从而推论说女人生来就是为了取悦男人，服从男人，所以她的责任就是尽量迎合她的主人，这就是她生存的伟大目的。”中国的传统性别主义也如出一辙，在秦汉问，儒家借用《周易》中的乾坤正位说，把乾与天、阳、男、君、父并列，居上；坤与地、阴、女、臣、子并列，居下。认为乾坤正位、天尊地卑、阳主阴次是宇宙最基本的秩序；若乾坤错位、阴阳颠倒、天翻地覆，必会导致大难。故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是先天注定的，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了男尊女卑的天然合理性。

在受教育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都鼓吹男优女劣或男智女愚天生论，认为女性天生没有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故应对两性进行分离的扶阳抑阴的性别歧视教育。包括：在教育内容上，只对男子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一为其提供将来参加社会工作作准备的各种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而对女子进行非正规的家庭教育一为其提供将来承担家庭角色作准备的遵从女德、取悦男性及操持家务的家政教育；在教育目标和结果上。追求将两性分别塑造成符合传统社会要求的性别角色，即将男性塑造成高贵的、主控的社会角色．将女性塑造成卑弱的、从属于男性的家庭角色。在社会分工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鼓吹生理差异决定男公女私、男外女内。他们认为由于女性的生育本能、体力弱、多愁善感、缺乏理性等决定了其位置在生育、家庭、情感等私人领域；而男人的不生育、强壮、坚强、理智等决定了其位置在政治、军事、科学等公共领域。因此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主，男性要以事业为主；女性的天职是母亲，参加社会工作是不务正业，参政更是越位。西方哲学家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卢梭、黑格尔，都一脉相承地认为，女性天生缺乏理性，不适合参政。因为政治领域靠理性运行，女性无此能力；而男人天生有理性，故优越于女人，因此，女人应该服从男性的统治。中国的传统性别主义也认为两性的生理差异决定了最合理的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性尤其不可参政，否则会祸国殃民，倾城倾国：“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商朝的灭亡就是因为“惟妇言是用”，即商纣王太听女人的话。在性格气质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强调男女的体力差异决定了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男性要坚强、独立、勇敢、进取、积极、主动，女性则应柔弱、依顺、怯懦、保守、消极、被动等。以上传统性别主义对两性的所有规范都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的、刻板的，男性在各方面都比女性处于更优越的位置，其所有的价值也被认为高于女性的价值。但它们在千百年来被视为金科玉律而畅行无阻，关键在于其宣扬生理决定论的迷惑性，将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等同于社会差异或社会不平等，也即将两性之间的社会不平等自然化、合理化，甚至科学化。更严重的是其通过家庭、学校教育、社会习俗、社会分工、文艺作品、媒体等各种途径，润物细无声地内化成了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使得不仅一般的社会观念认为男女的上述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连许多女性也对此认同，将这种不平等视为先天的命定，放弃自我，不思改变。因此，这种生理决定论是阻碍女性解放的最大思想障碍。

20世纪60—70年代，女性主义者通过反省此前的妇女解放运动，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女性解放，不仅需要争取法律上的男女权益平等，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性别主义文化，以清除女性解放的深层次障碍。她们当时在后现代主义的启发下，认识到传统性别主义是一种本质主义哲学。所谓本质主义哲学就是假设世界、事物预先存在一个无法改变的本质，它是世界的终极基础，万事万物皆源于此，又复归于此，人只要去发现、认识这一本质就是了。而后现代主义认为，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天的、不变的根本性特征或本质，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而且与主体状况相联系，意义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中。女性主义者借用这一理论提出也没有什么所谓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但是，抽象的概念论今天已经没有市场了，不论是生物学还是社会学都不承认存在着决定某些特性的固定不变本质，而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女人、犹太人或黑人应当具备这些特性。从科学角度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如今之所以不再有女性气质，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不接受永恒的女性气质、黑人的灵魂和犹太人的性格这类观念，并不等于否认犹太人、黑人和女人在今天的存在。”如果说法国女性主义泰斗——波伏娃在上述论述中已经蕴涵了社会性别思想，那么，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鲁宾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性别概念，则标志着社会性别理论的正式形成。其核心观点是：人的性别可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前者是指男女天生的生物差异，后者则是指由社会性别制度和代表它的性别文化后天建构成的男女之间在群体特征、行为方式、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前者是与生俱来的，恒定不变的；后者则是人为的，是可以重构的。而且前者不必然导致后者，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仅仅说明女人不同于男人，而不能证明女人不如男人，因此就应该从属于男人，更不足以形成男女之间如此巨大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故生理不能决定女性的命运，男女的社会性别即上述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并非天经地义，是可以通过改变性别文化而改变的。从此，社会性别概念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和批判性别本质主义的有力武器。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不隶属于经济制度，而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别制度，这套制度使女性从属于男性。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带有独立性、不平等性的社会性别制度呢?尤其是如何理解它与人类的生物属性、与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为什么长期存在?笔者认为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性别理论能否站住脚的关键。也是说明社会性别理论不同于并先进于其他解释两性差异理论的地方。

首先，女性主义者并不否认生理差异(两性生理差异概括说有染色体、荷尔蒙、内外生殖器、脑结构一一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对两性特征的影响，如男人在体力和身高方面普遍强于、高于女人，女人要生育、哺乳等，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男刚女柔等差异，但男女天生并没有性别认同。据心理学家研究，人类大概三岁左右时才有自我意识、性别意识，所以男女更多地是在成长过程通过接受社会文化习俗而性别化的。在这方面，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通过自己在三个原始部落长期深入的考察研究提供了实证案例。这三个原始部落虽然相隔不远，都坐落在方圆100英里以内，但男女的特征、作用、性别规范、行为方式却随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迥异。在第一个部落阿拉佩什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传统的“女性化的”——无论男女都顺从、合作，易于为他人的需求服务，性要求也都不强烈；在第二个部落蒙杜古马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男性化的——无论男女都残忍暴戾，旺盛，即便女性之间也充满了猜忌与敌意；而最令人倍感意外的是第三个部落德昌布利人，尽管是男女有别，却呈现一种完全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相悖的两性状态：女性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从事捕鱼、编织，旺盛，在性活动中主动；男性则依赖性强，关心的是他们的精美服饰，漂亮面具，易于情绪紧张，多愁善感。米德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惯常定义的男女性别都是社会文化所致。一个新生儿可以稳定、自然地发展为女性特征的阿拉佩什人，也可以发展为男性特征的蒙杜古马人，也可以发展为性别特征与我们社会文化标准截然相反的德昌布利人，这足以说明，社会性别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人类的生理性别中蕴藏着导致不同社会性别的潜能，只是一个文化一旦将性别差异“理想范式”标准化，规定为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刻板模式，我们习以为常的男女性别差异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试想，我们每个人一出生，生理性别固定下来后，家庭、社会就会按照既定的范式来塑造我们的社会性别：对男孩女孩在名字、服饰、玩具、行为举止、家庭分工、活动范围、未来期望等方面要求很不同，这样，男女潜能中一部分受到鼓励，另一部分受到压抑，自由选择权利就被剥夺了。关于两性气质差异并非生理差异决定的例子还很多，如，有学者对单身父亲的角色进行研究发现，那些离婚或丧偶并带着13岁以下孩子的父亲们，由于处于照顾者的位置上，他们在照顾他人和做家长的技巧方面与母亲非常相似，并与那些很少照顾孩子的父亲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虽然由于生理原因男人不能生孩子，但却可以照料孩子，在家庭里抚养孩子并非母亲的天职。还有，在肯尼亚的某一部落中，男孩和女孩会分配完全不同的家务，男孩做重活，女孩照顾弟弟妹妹。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女孩的家庭来说，稍大的男孩也被分配照顾弟弟妹妹，这些被分配做女性工作的男孩会变得较少攻击性，并更依赖其他男孩。以上例子说明并非生理因素塑造了两性气质，而是社会角色本身塑造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性情和行为。

其次，女性主义者也承认对男女两性进行社会角色、性格气质等分类并训练有利于实现社会的高效率管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分工，从经济上看也具有优势互补和规模效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规模经济不是婚姻出现的主要原因，但是从经济角度看，男女结合往往具有不同专业化的优势组合，甚至在知识、能力、收入等方面差别很大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他认为这是婚姻存在的真正理由。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仍然指出，这种劳动性别分工、两性刻板气质塑造阻碍了两性尤其是女性的自由发展。是一种片面的发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将女性降为一种次等地位，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尽管有效率但却不公平、不文明。

再次，女性主义者也大都同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体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即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两性的关系，不能离开经济发展水平追求某些抽象的正义原则、超前地提出妇女解放。但是，她们同时也指出：私有制的废除、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完全保障实现男女平等，因为在经济制度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社会性别制度存在，即男权制度的存在。例如，在现代社会里，仍有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两性不平等现象。如亚洲的韩国、日本，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性别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包二奶现象等。

总之，社会性别概念的使用并不否认生理因素对两性差异的基础作用，并不离开经济发展水平超前地提出妇女解放，也不否认人类社会对两性气质进行分类的合理性，但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掩盖在生物性别之下的不平等；在于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天赋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使两性向各种选择、可能开放。

物理概念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

【正文】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为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对20世纪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除了克拉培林、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人们通常把雅斯贝尔斯视为现代精神病学的“伟大创始人”。

一、精神病治疗与研究

1908年，雅斯贝尔斯以《思乡与犯罪》一文获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适逢毕业，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长f.尼塞尔对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欣赏便收他为助手，这样雅斯贝尔斯就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1909-1915)。

当时，海德堡精神病院由于有e.克拉培林、f.尼塞尔而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精神病研究与治疗中心。由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雅斯贝尔斯可以不按医院规定的时间工作，准许参加所有的研究讨论、参加集体查访、听病人病情介绍，参加关于诊断鉴定的研讨。此外，他有一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他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进行独立研究。他是大学生精神疾病病房中关于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法律鉴定人和医生。因此，他得以察知精神病治疗学的一切方面：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诸方面。在医院“严格的科学精神”激励下，雅斯贝尔斯很快成为一名既有理论修养又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据信，他当时作出的一系列精神疾病的法律鉴定和诊断至今还收藏在海德堡精神病院中。

1913年，雅斯贝尔斯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从w.文德尔班那里获大学心理学授课资格。

1915年，他离一了医院，1916年任心理学副教授，1917年任哲学副教授。这期间，海德堡大学医学系曾聘他作尼塞尔的继任人，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辞退聘书。但是自转向心理学、哲学以后，他依然关注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除了修订再版《普通精神病理学》（1920、1921、1946）之外，他在许多著作中探讨了精神病学的重大题材。这些著作有《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1932)、《精神分析批判》(1950)、《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尤其是，关于诸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报告又一次为精神病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些报告有：《斯特林堡与梵．高》(1922)、《尼采》(1936)、《预言家埃策奇尔》(1947)等。

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他的博士论文《思乡与犯罪》（1909年付印）。1910-1913年，他除了发表许多关于近代精神病治疗学文献的短评之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论发展与过程》(1910)、《智力测验的方法与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觉时的真实性与现实判断》（1911、1912）、《患精神分裂症时命运与精神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可理解关系》(1913)、《真实的知觉》(1913)等。这些文章（后被汇集成《精神病理学文章》一书出版，1963）成为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基本骨架。

《普通精神病理学》初版于1913年，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此书的问世标志着精神病理学第一次形成为一门科学，直到今天此书依然被视为每个精神病理学讨论的基础。自问世以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不仅对德国精神病学，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1928年、1951年、1964年，此书被分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期间，早期精神病理学作品还被译成日文、西班牙文和英文。迟至1963年，此书才由赫尼克、汉密尔顿译成英文。但是，早在1933年w.麦耶—格罗斯流亡英国时，英国精神病学界就已关注起雅斯贝尔斯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了。尽管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英译本同时在美国出版，但其影响似乎有限。究其原因，客观上精神分析在美国长期占统治地位，无形中形成了一道严密屏障；主观上，雅斯贝尔斯的康德式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也不易为美国人理解。然而，情况正在改变。近20年来，精神疾病症状学的作用和影响明显加强，因此在美国诊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趋向，开始接受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古典海德堡学派的经验描述传统。

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精神疾病，某一历史阶段精神病学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当时医学科学水平，同时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关系很大。因此，首先应从20世纪初德国精神病学的历史状况中理解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著作。

19世纪上半叶，精神病学中整体人类学观点占统治地位，与此相应，精神疾病被理解为源于人的生活关系的疾病。但是，自19世纪后半叶起，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精神病学也同其他医学学科一样发展为一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倡导因果说明模式，坚持从脑病理基础中推导出心灵事件。与疾病概念相适应，心灵疾病被视为直接的躯体后果或躯体伴发的心灵疾病，从而心灵疾病被认为是病理解剖学障碍、病理生理学障碍的副现象。进言之，科学努力的目标在于确定疾病单元，并尽可能将这一单元的症状学、病源学特征与脑器官紧密联系起来。w.格里辛格、t.麦尼特、c.韦尼克、v.克拉夫特—埃宾斯等人的临床概念，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从总体上看，e.克拉培林的精神病学也属于自然科学的躯体派传统，但它已标志着躯体病理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开始转向临床描述和现象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克拉培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积累临床资料，第一次将躁狂—抑郁症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区别开来。尽管他也确信心灵障碍的根据在于脑作用的病理改变，但与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家们的思辨态度不同，他坚持临床观察和经验描述的基本立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理解方法的兴起，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促使心理学理论从实验的生理心理学理论进入到现象学理解的整体心理学理论。在这世纪性“心理学危机”和转向中，雅斯贝尔斯通过精神病理学方法的系统化，通过把现象学—理解概念导入精神病理学，进一步削弱了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雅斯贝尔斯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时，精神病治疗学还处于一种临床经验的水平，没有统一的科学体系。格里辛格认为“精神病是脑病”；克拉培林把精神病分为早发性痴呆与躁狂—抑郁症；弗洛伊德的分析精神病治疗法，尽管遭到广泛指责，但这时已开始尖入瑞士和德国；e.布洛伊勒试图把分析的理解进一步推广用于精神分裂症；r.高普根据性格、环境、遭遇来解释癫狂症；e.吕丁认为疾病的遗传因子对精神分裂症有重要意义。整个的这一门科学现出一派混乱，解剖学、生理学、生物遗传学、分析学、神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各种解释，众说纷纭，毫无定论。此外，理论忽而形成，忽而被忘却，变幻不定；人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术语；有人试图把上述所有方法都使用起来，但又不知这些方法之间的界限和联系。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病学的现状极为不满，他深感精神病学的思维“停滞不前”。因此，他的基本要求是，凡研究精神病理学的人必须首先要学会思维。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清晰地描绘病症而且能够重新认识描绘这种疾病的语言，同时还必须弄清何谓理论、何谓科学、何谓方法、何谓理解。于是，1911年当主治医生a.威尔曼斯请他写本精神病理学教科书时，雅斯贝尔斯便欣然允诺。两年后，《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便问世。此书的宗旨是，根据方法论秩序从概念上澄明精神病理学的认识状况。

三、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基本思想

康德哲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著作的哲学基础。按照康德哲学，世界是全体，是理念。据此，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全体”是哲学的对象。精神病理学关于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并不存在系统的精神病理学知识或包罗万象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涉及特定的对象，都要求具有正确观点的正确方法。所以把任何真理绝对化都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把特殊事物的客观存在等同于绝对存在，把对象等同于存在自身。因此，精神病理学家必须获取可靠的科学态度，必须用科学概念把握现实，以科学范畴概括现实。只有对特定知识采用特定标准，人们才能获得关于心灵现象的有效知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防止精神病理学家把特殊的对象知识转普为教条主义的绝对知识，使他们意识到理论自身的意义而从特定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心理学理论仅仅是人们为了推断心灵基原而构想的可能的“想象”和“图画”，心理学理论的合理性仅仅在于这种设想的可使用性，而不在于它们所设想的东西的可能的实在性。因此，他全面彻底地抛弃了那些把某个有限的实在直接当作基原的那些理论，例如那些“脑神话学”。他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关键是在这些理论的可用性的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们。如果把一种本来在有限范围内有意义的理论加以绝对化，这种理论就会变成一种“全体知识”，一种“信仰”。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认识心灵生活的科学方法是理解(verstehen)和说明(erkl＠①ren)。理解与说明并重，且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心灵领域。根据狄尔泰、m.韦伯和早期胡塞尔的方法论学说，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引进精神病理学研究，使之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并行不悖，促成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理解与说明的方法二元论。

“说明”领悟心灵事件的基原，追索客观化的、因果规律性的心理关系。如果在心灵中心理学地、或在大脑中生物学地发现了一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的原因，那么便可以说，这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得到了说明。例如，某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可以是化学的——大脑中缺乏某种材料，也可以是物理的——大脑受到损伤。因此，在“说明的心理学”中，人们循着因果链去探索外在于意识的原因，往往把某一化学原素或物理事件视为某一心灵事件的原因。雅斯贝尔斯把脑颅、特别是大脑皮层中高度复杂的生物学作用设想为心灵事件的前提，但他强调，心灵进程的直接的躯体基础是不可认识的。

借助说明，可以把握“过程”(prozess)即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事件。过程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心灵发展中，突然出现了逐步改变心灵活动的全新的东西，某些异物“嫁接”到人格上。一个过程是不能理解的，必须去说明。雅斯贝尔斯区分了两种过程：心灵过程与器质性脑疾病过程。前者，如精神分裂症改变心灵生活而不破坏心灵生活；后者，如痴呆过程则破坏心灵生活。总之，过程是一种心灵关系，对此须从脑事件或外在于意识的事件加以因果性说明。

无论何处，凡是认识最终以“外在的因果性”即以原因为根据的地方，认识都是一种说明，反之，只要认识的基础是一种“内在困果性”，是一种动机，那么认识就成了理解。理解是对心灵现象和关系的同感再现。理解即“同感理解”，它建立在一种直接的“明证性”(evidenz)基础上。

现象学理解旨在直观地再现病人意识中的直接所与物，为此它必须对一定的心灵现象进行“挑选、限制和区别”。在此，必须中止所有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假设，甚至也不追究心灵关系。在静力学理解中再现心灵的横断面即“心灵的质”，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现象学”。现象学构成理解心理学的方法论、概念论基础。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称作“主观心理学”，并把它与“客观心理学”对立起来。与主观心理学不同，客观心理学是从感官可觉察的客观事件出发，接近其他个体的心灵生活。

如果说现象学的静力学理解仅仅致力于零星的心灵的质，那么发生学理解则致力于心灵的关系。发生学理解旨在再现心灵的纵剖面，以期把握“心灵的东西如何以明证性从心灵的东西中产生”。通过“设身处地”、“同感”，发生学理解把心灵关系证明为“可理解关系”、“可同感关系”或“心理学的关系”。在此，可理解关系通常是能够测定个别关系的“理想型”(idealtypus)关系。雅斯贝尔斯区别了两种理解：理性理解与同感理解。如果思维的内容按照逻辑规则产生，理解到动机逻辑上是手段——目的的关系，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理性的理解；如果只是通过理解者对对象的移情，动机才清楚，那么这种理解就是同感理解。

理解的主要依据在于理解者自身的主观体验。他要理解如何从印象中产生出感受、从感受中形成希望、狂想、恐惧等心理状况。通过认识可理解关系，发生学理解领悟到“人格的发展”(entwiklung einer pers＠②nlichkeit)。人格的发展，其特征是它本身就是可理解地发展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没有不可理解的、产生新东西的“大波折”，便可以按照他的秉性来理解他的一生。

从理解与说明这一方法论分立中产生出心灵现象的原则性区分：发展与过程。把发展与过程区分开，是通过克拉培林为世人所知的。但是，重要的是雅斯贝尔斯通过这一区分，得出了一条对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假定：理解的局限性与说明的无限性。由于主观移情能力以及客观可移情性这两个方面的限制，理解到处受到局限。反之，说明没有确定“原则性界限”，它由于对象的缘故而成了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样，无法再理解的时候，却可以说明。

“可理解性”(verst＠①ndlichkeit)与“不可理解性”(unverst＠①ndlichkeit)的标准是“明证性”，即一种主观标准。因为一方面，作为全体，可理解关系也会经历某种因果说明。另一方面，在“心理过程”范围内，也存在可理解关系。因此，在同一心灵关系之内，说明与理解可交错把握。但原则上，理解的界限就在心灵关系在人格发展中得不到整合的地方，即过程刚刚开始的地方，例如，先天性经验性格的现实，器质性疾病、精神病、生存现实等。简言之，心理学理解的界限就在生物学的因果机制起作用的地方。

对雅斯贝尔斯而言，关于可理解性（心灵发展）与不可理解性（心灵过程）的区分，至多是描述性症状学的划分，而不是疾病分类学的划分。但是，根据雅斯贝尔斯关于“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的区分，也可用作一种鉴别诊断的标准：可理解性—发展—神经症（或非精神病的心灵生活）；不可理解性—过程—精神病。因此，根据这一区分，雅斯贝尔斯以后的精神病学、特别是k.施奈德学派进一步区分了“非病态偏离”（同感关系、反应、人格发展等）与精神疾病（不可理解的、只能加以说明的过程）。

雅斯贝尔斯倡导和坚持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精神病学的诊断依据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因此疾病单元及其诊断图式必须建立在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基础上。

单个症状(einzelsyptom)是静力学意义上可确定、可观察的基本现象。例如，“木僵”：意识清醒、无反应；“躁狂症”：运动性激动、狂欢；“精神错乱”：语言无连贯性、行为不可理解；“偏执狂”：妄想、幻觉。判定综合症状(symptomkomplex)的主要标准是“共发频繁性”和“异质性内容的蔓延”。雅斯贝尔斯把综合症状归纳为三类：(1)器质性综合症状。例如，“柯萨可夫综合症状”、脑震荡后虚弱症状、各种器质性痴呆等；(2)意识改变综合症状。例如，谵妄、各种精神错乱、朦胧状态等；(3)反常心境综合症状。例如，躁狂症、抑郁症。此外，雅斯贝尔斯还注意到了一系列“过渡症状”和“附加症状”。

根据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雅斯贝尔斯构想了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图式”(diagnoseschema)。雅斯贝尔斯把诊断图式的内容概括如下：(1)伴发心灵障碍的躯体疾病，如脑疾病、伴发症状性精神病的躯体疾病、各种中毒性躯体疾病；(2)重精神病，如真性癫痫、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3)精神变态独立的反常反应、神经官能症和神精症症状。

在雅斯贝尔斯之前，人们对诊断图式已有所了解，但首先从科学方法论角度加以反思和系统表述的是雅斯贝尔斯。这一诊断图式经某些修正后为当代诊断学和分类学普遍采用。

四、雅斯贝尔斯对当代精神病学的影响

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方向对现代欧洲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临床精神病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开创了欧洲临床精神病学的新纪元。他的主要功绩在于指出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的基础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精神科医生在临床诊断中，首先要做症状学诊断，然后结合人格特征、病史、病因以及症状动态发展病程，从而进一步确定疾病分类学诊断。所以客观地判断精神症状，对精神科医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此，雅斯贝尔斯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被认为是临床精神病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他的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强调收集和检查异常精神状态必须根据可观察到的精神病人的行为表现，以及病人有意识的心理体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强调要尽量避免主观猜想。

方法论和分类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主要成就。他创造和描述了各种方法并有意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讨。他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和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等，指明了通达心灵生活的基本途径。他的方法不仅仅是理解—说明的二元论，而是三步骤：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这三重方法集中标明了海德堡学派精神病学的方法论特征。

精神病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内源性精神病的“躯体基础”问题。鉴于“基础”问题的复杂性，雅斯贝尔斯在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时，最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不顾。在他那里到处显示出克拉培林躯体学观点的踪迹，但他通过可理解标准中的“主观性转向”淡化了“躯体学派”与“精神学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比。因此，他的精神病理学标志着精神病学理论从克拉培林原初的疾病分类学概念进入到描述性症状学研究。

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直接启迪了k.施奈德的精神病理学思想。1950年施奈德发表了《临床精神病理学》，此书被认为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思想的具体应用。此书除了重申雅斯贝尔斯业已阐明的基本观点，还澄清了许多临床疑难问题，为科学的临床精神病理学的日常实践提供了可能性。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认为精神疾病的症状分析是临床诊断的唯一基础。但是，在评估躯体症状与心理症状的作用问题上，他强调躯体症状诊断的优先地位，其结果，在他那里，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学便失去了疾病分类学上的中立性，被卷入到一场内源性精神病本质的争论中去。施奈德学派认为心灵疾病本质上是一种躯体事件，进而假定内源性精神病也有其躯体基础。根据雅斯贝尔斯的二分法即理解与说明、可理解心灵关系与不可理解心灵关系、发展与过程的区分，施奈德把心灵障碍区分为病态心灵障碍与非病态心灵障碍。并且，由此进一步把器质性精神病与内源性精神病归结为病态心灵状态，而把反应、发展和人格变异归结为非病态的正常偏离。在他看来，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就是量的心灵病态，而不可理解的因果关系则是质的现象。原则上，两个领域非此即彼，不能互相过渡。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划清了可理解关系领域与因果关系领域。但是，他受m.舍勒“同感学说”的影响，用“意义关系”、“意义连续性”、“意义合法性”等概念代替了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概念。施奈德认为，在过程和精神病病例中，生活史的意义关系是中断着的。因此，并非所有心灵关系都需要经历“发生学的重新体验”，而对于过程诊断来说，发生学的不可重新体验性也未必总是先决条件。施奈德区分了精神病的此在与如此之在(sosein)、精神病的内容与形式，这一区分最终限制了雅斯贝尔斯关于发展与过程的区分。

施奈德的学生g.胡贝尔首次把雅斯贝尔斯－施奈德的“方法论诊断学”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研究。在《妄想》(1977)等著作中，胡贝尔进一步放宽了妄想问题上的理解界限。他反对把妄想(wahn)与理解绝对对立起来，但他像施奈德一样，坚持认为只有从不可理解性中才给推论出某一心灵状态、妄想及一般精神病的本质。

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胡贝尔运用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现象学方法揭示了许多可理解关系，特别是揭示了类妄想精神病中生活史与人格的联系。他以大量临床资料证明了即便是那些“一级症状”(symptom 1.ranges)也具有部分可推导的传记特征。例如，就“妄想知觉”这一级一特征的体验方式而言，反常的固有关系即知觉事件的自我关系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作为类基质现象，与疾病过程相应的基础障碍却是可理解的。这表明，精神病和妄想并不意味着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而仅仅意味着这里存在着心理学理解的界限。运用雅斯贝尔斯的发生学理解方法，可以证明精神病与生活史之间一大段可移情的关系。

海德堡学派及其后继者们继承和发展了雅斯贝尔斯所开创的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海德堡学派坚持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方法，努力把理解界限说用以鉴别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非病态精神障碍与病态精神状态。

雅斯贝尔斯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如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二元论、发展与过程、不可理解性定理等）成为描述性现象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之间方法论争论和疾病分类学争论的焦点。雅斯贝尔斯拒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说明”，指责他的理解心理学是一种“自我误解”、一种“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因为在他看来，弗氏实际上是在自然科学的思辨形态中从事所谓理解心理学。他认为，精神分析从事思辨理解，要求“漫无界限的可理解性”，只会导致“任意理解”，沦为一种新的“巫术形式”。反之，精神分析方面，则把雅斯贝尔斯严格的理解界限判定为一种方法论的“偏见”。公平而论，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本依据是心灵现象、症状和综合症以及疾病单元，而精神分析的基本依据是无意识理论和心灵创伤史。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海德堡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之间长期处于一种特殊的紧张状态中，它们彼此怀有敌意，很少能互相谅解。

除了精神分析，e.布洛伊勒的苏黎世学派，r.高普、e.克雷奇默尔的图宾根学派也与雅斯贝尔斯－海德堡学派方向处于尖锐对峙状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布氏和克氏先后拒绝了雅斯贝尔斯关于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转而接受了动力心理学的疾病单元。1911年布洛伊勒发表了《精神分裂症》一书，开始强调精神分裂症中发生心理学的作用和心理反应性因素。1918年克雷奇默尔则以《敏感性关系妄想》一书，另行提示了理解心灵现象的途径。两人的精神病学概念均不包含“理解界限”的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病学中的此在分析学方向、现象学－人类学方向也与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处于对峙状态。但是，这两派之间彼此还能相互谅解，其争论不具有论战性质。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不是致力于孤立的个别的病理学体验，而是致力于人的此在及其病变事件的包罗万象的结构和秩序。雅斯贝尔斯承认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均是一种描述方法，但他指责说，哲学向研究对象之中的渗透，“意味着研究本身的毁灭”。他认为，这两个方向无视任何理解界限，直接诉诸于人的本质，不啻“越俎代疱”，侵犯了“人的全体”这一哲学的领地。反之，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则断定，雅斯贝尔斯的理解概念业已“半途而废”，并因其二元论妨碍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力。然而，在临床观察中，现象学－人类学却全盘接受了雅斯贝尔斯的描述－体验术语。

至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方向，则进一步偏离了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渊源于克拉培林的躯体病理学概念及前克拉培林神经精神病学概念，其首要方法是说明的方法和定量法。以克莱斯特、列温哈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派全面继承了麦尼特、韦尼克的脑器官疾病分类学，其基本观点与施奈德的现象学派观点迥异其趣。生物学研究的另一翼，则侧重于神经生理学、药理化学和发生学方面，其方法论基础是统计学的精神病理计量法以及文献系统和等级量表。然而，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临床评价，需要对临床症状做对比描述和观察。生物学研究中，标准化检查方法和评定量表的应用，也需要以描述性症状做为依据。在标准化的诊断学量表上，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恰恰打上了雅斯贝尔斯现象学术语的深刻烙印。这表明，即使是那些偏离了雅斯贝尔斯方法论的精神病学学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现象学描述性术语的影响。

纵观雅斯贝尔斯对同时代精神病学家的影响，尽管发现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者曾受到他的影响，但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他的事业。在他们中间，是否有一个坚持了他思想的丰富性并能够将这种丰富性与视野的广度和具体观察的深度相结合，这个问题只能由有关专家们来评判。

自《普通精神病理学》问世以来，雅斯贝尔斯的方法论态度一直是国际精神病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迄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雅斯贝尔斯定理”即“不可理解性定理”(unverst＠①ndlichkeit-theorem)。众所周知，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病，妄想则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鉴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尚未阐明，如果教条主义地运用“不可理解性定理”，那么理解者势必过早地放弃对精神变态世界的深入理解。显然，在精神病实践中，若把理解与说明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将不利于深入分析与妄想息息相关的生活事件。

毋庸讳言，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学等为更好地理解内在精神疾病，为最大限度地逼近病人主体性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雅斯贝尔斯的理解界限说，有助于理解者尊重精神病人个体的秘密和特殊性，使病人免受全面理解欲的操纵。他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有助于精神病学家防止任何个别方法（无论是解释学的理解方法，还是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当代精神病学的基本趋向是多元化，即不同概念、方法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趋向、相互渗透。这也说明，雅斯贝尔斯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是正确的，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克拉培林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临床疾病分类学原则即自然的疾病单元，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主体体验即病人的内在世界。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为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打下基础，并使精神病学的理论从疾病分类学的基础上进入描述性症状学研究。通过这一转变，精神病治疗学克服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情感距离，获得了一种新的个人维度。雅斯贝尔斯用“生存与生存的关系”标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而把一切精神治疗法的意义都归结到“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n kommunikation)的视域。质言之，他的“生存交往”概念为当代精神科医生的“参与观察”提供了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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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概念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云计算是一项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引起图书馆界的关注。云计算已不是概念的炒作，而是大型企业的实际运作。图书馆学应该关注云计算，云计算也将给图书馆管理带来挑战。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可能应用包括：软件即服务、图书馆集成系统、云存贮、平台即服务或基础设施即服务。

[关键词]云计算　软件即服务　图书馆学

[分类号]G250.7

1　引

言

2009年，信息技术(Inform~ion Technology，IT)的发展再一次强烈冲击着图书馆学。产生这次冲击的技术有许多，其中名称最浪漫的是：云计算。

云计算是一个产生于IT领域的概念。根据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博士的定义，可以将互联网当作一片云，云计算就是“以公开的标准和服务为基础，以互联网为中心，提供安全、快速、便捷的数据存储和网络计算服务，让互联网这片‘云’成为每一个网民的数据中心和计算中心”。

当前绝大部分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架构于IT之上，IT不仅决定了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能力，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图书馆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成本。因此，当图书馆人获悉IT领域可能出现一种稳定性、易用性和经济性更佳的基础设施、平台或服务模式时，他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图书馆界最先关于云计算的报道仍然来自博客。2009年年初，迈克尔・斯蒂芬在博客文章“图书馆如何使用云”对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应用做了初步的展望，不久又将云计算列入2009年的图书馆界的10大技术趋势。Keven在总结2008年图情十大技术进展时，也将云计算列入其中。接下来是图书馆应用层面跟进。2009年4月23日，OCLC高调宣布即将推出基于WorldCat书目数据的“Web级协作型图书馆管理服务”，这被公认为是一项云计算服务。由于OCLC在图书馆界的深远影响，此举预示着云计算在图书馆领域广泛应用的开始。紧接着，学术期刊也不甘落后，《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年第3期发表的一组年度综述中，刘炜将“亚马逊的云计算”作为从2008年国内外图书馆界众多的技术进展中选取的典型内容之一。综述中所涉及的与图书馆学相关的云计算研究除了迈克尔・斯蒂芬的研究外，还有Tech Source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网站上编发的多篇涉及“云”的技术介绍。随后《数字图书馆论坛》发表了孙卫的文章《图书馆在云时代的思考》。文章的主要篇幅是介绍云计算技术本身，但在结束部分仍对云计算与图书馆的关系进行了思考，讨论了“全国性的联合编目云计算环境”、“地域性的总分馆图书馆自动化云计算环境”、“利用虚拟机技术，把各自图书馆的多种应用和服务整合成内部云计算环境”等问题。2009年7月，一贯关注技术进展的《大学图书馆学报》高调刊出一组有关图书馆和云计算的文章，包括刘炜的《图书馆需要一朵怎样的云》、胡小菁、范并思的《云计算给图书馆管理带来挑战》和王文清、陈凌的《CALIS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模型》。这组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云计算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密切关系，描述了云计算在图书馆应用的巨大潜力，云计算应用可能导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在具体项目中的应用。

尽管国际图书馆界对云计算反响热烈，但不同的声音也随处可见。正如当年数字图书馆技术出现后，图书馆界出现很多质疑声音一样，图书馆人研究云计算的尝试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质疑。一些典型的质疑包括：对云计算技术和研究本身的质疑，对图书馆学家或图书馆管理者关注云计算的质疑，对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应用前景的质疑，等等。为了推动图书馆利用新的云计算技术与提升服务能力、降低运行成本，有必要对并围绕这些质疑进行一些讨论。

2　几点辩护

2.1

云计算是不是一场新的炒作

客观地说，当前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云计算是一场炒作：一个有些响亮的名称，被人描绘出动人的前景，众多大小企业纷纷跟进，涉及IT的行业探讨应用，等等。类似的炒作，在IT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大企业提出新的概念，引得他人跟进，使自己获得名声、资金，或使自己领跑某一领域。云计算的概念出现后，我们的确看到有企业“搭车”，将自己早已使用的基于Web的服务冠名云计算。正因为如此，云计算出现后人们看到的是一派乱象。以云计算的概念论，云计算出现时间并不长，Matrix已总结了云计算的20个定义，而在这20个定义之外的定义更是俯拾皆是。以至有了惠普公司副总裁Andy Isherwood的打趣：“很多人在投身云的潮流，但我没有听到两个人说同样的事情”。这样的乱象，很难使人不去怀疑这一概念的“炒作”特征。

但是，我们既要看到IT发展史上有过许多炒作，更要看到IT发展史上有些“炒作”对技术进步和信息服务的重大影响。Web 2.0就是一个有炒作之嫌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对人们重新思考网络信息服务，理解互动、共享和网络精神功不可没。退一步说，适度炒作概念其实也能动员社会对于技术的关注，吸引企业界投入研发资金，最终推动技术的进步。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后，社会反响了了。但经戈尔副总统演绎为“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被大肆炒作后，NII理念得到迅速的普及，对因特网的发展和普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今天，云计算已经不是学者书斋中的概念，也不是个别企业的单兵突进。云计算已经吸引了众多大型IT企业的关注。例如，在云计算标准制定领域，2009年1月，云计算标准制定组织“开放云联盟”(OCC)成立，思科、雅虎成为其首批成员。2009年4月，包括AMD、思科、惠普、IBM、英特尔、微软等众多知名企业支持成立于1992年的标准化组织“分布式管理任务组”(DMTF)组建“开放云计算标准孵化器”。IT企业之外，公共媒体也对云计算表现出极大热情。云计算文献已经出现在BBC、《经济学家》等重要媒体上。如2008年10月《经济学家》发文评述云计算问题，其中一段被人们广为引用的文字是：“云的崛起不仅仅是使技客们(Geeks)得到又一个兴奋的平台。它无疑将改变信息技术产业，也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公司的经营方式。它将使数字技术渗透经济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在前进的道路上创造出一些棘手的政治问题”。

云计算概念的“浪漫”是很多人质疑它是炒作的理由，但作为一名学者，应该透过名称表面，去考察它的实质。云计算的实质就是它代表了建立IT基础设

施的基本方向。在缺乏IT基础设施的年代，一个组织需要IT能力，首先是购买服务器等硬件，购买信息系统软件，雇佣IT管理员，然后才能开展信息服务。而这些硬件和软件以及IT管理人员，实际并不属于组织的核心业务。有了云计算基础设施后，组织若需要获得IT能力，需要的只是联网、选择供应商和付费，然后就可开展信息服务。就是说，TT硬件和软件能够成为如供水、供电一样的基础设施，用户无需一次购置大量IT设备并配备维护人员，而是通过互联网，按需付费地从提供云计算的专业公司获取软件运行、数据存储等服务。Nicholas Cart最早将云计算导致的IT模式变化与供电基础设施相比较，他形象地说道：“今天，我们正处在另一个新纪元巨变中，一个世纪前发生在发电上的一切正发生在信息处理上。由个别公司建造与运行的私有计算机系统，正经由公共网格即互联网、被中心化的数据处理厂所提供的服务排挤掉。计算变成了公用事业……如同电力公用事业，新的计算公用事业正达到远超过大多数公司以自己系统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如果看不到这种变化的前景，我们可能失去重要的机会。

2.2

图书馆学是否应该关注云计算

有人不认可图书馆学家应该关注云计算，大致有这么一些理由：云计算是亚马逊、谷歌、SUN这些大公司的项目，离图书馆太遥远，图书馆学家没有必要关注；图书馆学应该关注图书馆的理论研究、图书馆的服务与管理，而不是云计算一类技术；图书馆学研究必须坚持自己的核心内容，跟着IT走将迷失自己，等等。对此，我想表达的观点是：

2.2.1

云计算离图书馆并不遥远

云计算是一种规模化的IT服务，因此更适合于大企业运作。但云计算有多种类型，至少包括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即服务(PaaS)、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如果说PaaS和IaaS更适合大企业运作的话，那么SaaS则几乎适合任何规模的组织。不但图书馆服务企业可能提供SaaS，图书馆本身也适合提供SaaS，如总馆通过SaaS向分馆提供服务。如果认可云计算的宽松概念，即将XaaS(x代表所有IT设施)都看成云计算，那么云计算早已在图书馆运用。如，书目数据库或全文数据库商很多年前就以网络数据库取代了光盘版，早期的镜像版也越来越多地被网络版所取代，这可以看成将图书馆接入了数据库云。很多软件提供商不断尝试改变软件提供模式，通过提供IT服务取代简单地销售软件产品；比如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1LS)托管平台，在厂商的服务器上安装管理软件、由厂商负责维护，图书馆通过网络浏览器实现业务的自动化管理。以前这种软件即服务的产品主要面向中小型图书馆，或者只限于图书馆的某些辅助应用，如WebFeat Express就提供托管型的跨库检索系统。由于云计算服务可望从基础设施层面解决许多长期困扰图书馆网络信息管理和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如硬件和软件的更新总是赶不上技术的进步，高薪聘用的IT管理人员始终无法融入图书馆服务团队，等等。可以预料，会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试水云计算，通过云计算来提升图书馆网络信息管理与服务的水平，降低管理与服务的成本。

2.2.2

关注信息技术是图书馆学的传统　现代图书馆学是伴随着分类编目等图书馆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越来的。计算机出现后，图书馆人对于以计算机为核心的IT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迟早启动对于图书馆相关IT的研究，可以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并推动图书馆学站上学科高地。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60年代后期及时启动机读目录研究，产生了MARC这样的对图书馆自动化和图书馆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成果。云计算作为一项技术，首先是IT专家和企业所关注的问题。但它的可能应用领域包含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因此有前瞻性的研究者应该考虑研究它。事实上，云计算出现后很快见到图书馆学家对云计算的关注。2008年10月，Jason Griffey在《图书馆杂志》旗下的netConneet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云图书馆员”(Cloud Librarians)的新概念。他认为，“图书馆建筑物不会消失，我们仍将有许多资料需要照料。建筑物将越来越具有当前的双重性质，即仓库与聚会场所，而我们的服务与内容将存在于云中，远离任何物理场所”，也就是说，云计算的到来将使图书馆员依托云而非实体图书馆提供服务，成为“云图书馆员”。2009年5月，英国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供应商Talis公司的Richard Wallis等人讨论云计算，提出了“云计算图书馆”(Cloud Computing Libraries)的新概念，这表明Talis试图找到一个能够聚合云计算在图书馆应用的新的术语。为什么这些图书馆学人如此敏锐地关注云计算?因为他们知道，IT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基础，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给图书馆事业带来新的挑战，都值得图书馆人关注，云计算技术也不例外。

2.2.3　云计算给图书馆管理带来挑战

因为云计算将改变图书馆的IT基础设施，因而它将超越IT本身，而成为一个与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相关的问题。图书馆也许不能成为基础设施层面甚至平台层面的云计算提供者，而只是云计算的应用者。但是，面对迅猛而来的云计算，不可能设想云计算提供商能解决图书馆应用层面的所有问题。图书馆界一方面需要研究云计算与图书馆的关系、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应用前景等基础性问题，丰富图书馆学的理论；另一方面，也是更为紧迫的理论问题，是对于云计算应用的行业管理问题。如果图书馆管理者(包括行业管理者和单个图书馆的管理者)有能力驾驭云计算，这种先进的IT基础设施将为图书馆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这只是一种可能。从云计算的基本理念及图书馆应用云计算的可能框架分析，云计算给图书馆管理所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加特纳公司所指出的云计算七大风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rmbrust等人的技术报告《云之上：云计算的伯克利评论》所讨论的云计算的十大障碍。马里兰大学的Jaeger等人讨论的云计算的八个“规则”。所有这些问题，可能在图书馆云计算这个领域给图书馆管理带来挑战。也就是说，图书馆应用云计算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前方的道路可能比以往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图书馆的进程存在更大风险。这就需要图书馆界迅速应对云计算给图书馆管理提出的挑战，对应用云计算所导致的管理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面对云计算应用可能导致的图书馆管理的挑战，图书馆学家需要尽快启动对于云计算管理问题的研究，积聚理论资源，为国家、行业或图书馆的管理者提供必要的政策思想、管理规则和解决方案。

2.3

云计算在图书馆应用的展望

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应用是一个新的课题，在大量研究与实践完成之前，我们无法预料所有可能的应用领域。但这不妨碍我们展望一下云计算在图书馆应用

前景：

・软件即服务(SaaS)。SaaS是最早出现也是目前最为普遍的云计算类型。SaaS的基本理念是将软件置于运营商的服务器上，由运营商对其进行维护与升级管理，购买软件的用户只是购买通过网络使用该软件的权限，并不在本地安装该软件。过去已有的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应用，包括大量属于Web 2.0的图书馆应用，例如在图书馆服务中采用Conduit在线服务生成的浏览器工具条、利用即时通讯工具QQ、MSN及Mee，bo、“晒网”等在线服务提供实时参考咨询等，基本都属于这种类型。只是由于市场不够成熟，这些“服务”仅为免费服务，不是典型的SaaS。

・计算机集成系统(ILs)。基于云的ILS其实也是一种SaaS，现有ILS有很多是系统提供商利用Web对用户提供服务，用户支付一定维护费用。但是ILS不同于一般软件，它对于书目数据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因此更多地系统提供商仍将系统与数据保存于本地服务器，只是通过Web对系统进行远程维护或升级，如Innovative Interfaces公司的Millennium。但是，由于OCLC拥有几乎是全球最完整的英文书目数据，因而它有能力推出完全基于云计算的ILS。2009年4月23日，OCLC宣布即将推出基于WorldCat书目数据的“Web级协作型图书馆管理服务”。这一项目将给用户提供完全基于云计算的ILS，即从软件到数据到用户和书目数字的存贮均完全建立在云之上，用户只要接入网络就可使用ILS的所有功能，不再需要服务器和存贮器。OCLC这一项目的目标是以Web级协作型图书馆管理服务完全取代各类型ILS，它对图书馆自动化产生的影响将是惊人的。

・云存贮。对于图书馆而言，云计算最大的问题应该来自存贮。网络时代，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依赖于数字资源。由于图书馆服务的特点，图书馆所收藏的数字资源数量大、有永久保存的必要，这对图书馆的基础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面对这一挑战，当年图书馆自动化的先行者美国国会图书馆再一次表现出对于信息技术的远见卓识。2009年7月，国会图书馆宣布进行为期一年的试验，在他们的国家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和保存计划中测试云技术对永久保存数字内容的应用，可以预料，这一试验将对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应用产生巨大的影响。

・平台即服务或基础设施即服务。即使在软件业高度发达、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中，仍然有一些图书馆因为需求的个性化，必须使用自己开发的软件。但即使这样，图书馆也有可能利用云计算，即租用因特网上的软件运行平台或磁盘空间，将自己的软件置于云端上的平台或磁盘中。利用PaaS或IaaS，图书馆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对于机房、服务器和专职IT人员的依赖，使自己的业务和员工队伍更加集中于核心业务。

3　结语

物理概念论文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 行为论是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单元，它为犯罪概念提供基底，为犯罪论体系提供前置性条件。在我国传统的刑法学中，行为论严重地被忽视，甚至根本就没有行为论的体系性地位。尤其是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中，以危害行为作为客观要件的内容，强调行为的危害性，而对行为本身的本体性要素则缺乏深入研究。随着德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引入，开始出现了从危害行为到构成要件的行为的转变。本文采用学术史的方法，对这一转变过程作了描述。

行为论是犯罪论的核心内容，在刑法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刑法学中，行为论也是一个最为混乱的领域，是社会危害性理论的重灾区。近年来，随着德日刑法学构成要件论的引入，在行为论中逐渐去除社会危害性理论的遮蔽，出现了从危害行为到构成要件行为这样一种初步但却有力的转变。当然，在行为论与构成要件论的关系上还有待逻辑上的厘清。本文以危害行为到构成要件行为的发展为中心线索，进行学术史的考察。

我国古代刑法中并无行为的概念，犯罪被认为是触犯刑律的一种情形，更注重从法条上理解犯罪，而未能揭示犯罪的本体性要素。自贝卡利亚始，犯罪是一种行为，法律不惩罚意图的观念才逐渐深入人心。[1]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陆法系以行为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我国近代刑法学中的行为概念是从日本传入的。例如，日本著名刑法学家牧野英一的《日本刑法通义》一书于1913年即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被介绍到我国，对我国近代刑法学起到了启蒙作用。在该书中，行为被视为犯罪要件的核心。牧野英一指出：若以行为为中心而观察犯罪时，犯罪自主观的要件与客观的要件而成立。于主观的关系即为犯人之人格者与行为之关系者，须有责任能力及犯意（或过失）。于客观的关系即为结果（法益侵害）与行为之关系者，须有因果关系及行为之为不法之事。[2]

在以上论述中，牧野英一明确地把行为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而且是核心要件，从而赋予了行为在犯罪中的本体意义。我国民国时期的刑法学，一般都在行为的基础上讨论犯罪要件。论及行为，民国学者指出：行为者，人之身体动静也。构成行为之外形的要素，即人之身体动静。身体动静，指身体运动与身体静止而言。身体运动云者，筋肉活动（muskelregung）之谓。身体静止云者，筋肉静止（muskelruhe )之谓也。筋肉动静，包括四肢运动与夫以语言文书表示意思之一切动作在内，诽谤罪、恐吓罪，得以语言文书犯之，杀人罪、伤害罪、强窃盗罪，一切犯罪之谋议、教唆、帮助，亦然，至若以言语文书为杀人、伤害、强盗等罪之实行，则未之有也，是则含言语文书得为犯罪之直接行为与否，惟有就各种犯罪之性质而决之耳。[3]

上述关于行为特征的描述，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特征，可见其受李斯特-贝林的实证主义行为论的影响之大。在民国时期，犯罪论体系尚未完全成熟，因而虽然在犯罪要件中强调行为的意义，但行为论仍然处于草创阶段。及至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转向苏俄刑法学，引入的是建立在社会危害性理论语境下的行为概念，这就是危害行为。可以说，危害行为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行为概念。在苏俄刑法学中，当论及行为的时候，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以下经典论断：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4]马克思这段话具有客观主义刑法的色彩，对于反对主观归罪具有重要意义，它也为苏俄刑法学中行为概念的正当性提供了政治根据。当然，苏俄刑法学中的行为概念充满实质意蕴，成为社会危害性的载体。苏俄学者指出：在法律承认某种作为与不作为犯罪的事实中，表现了该种作为或不作为对社会关系及制度的社会危险性。同时，危害社会之作为或不作为，总是违犯法律一定要求的行为。在我国的社会中，一切犯罪都是违犯社会主义法律的一定规范。因此，犯罪就其客观属性来说，不仅是社会危害行为，同时也是违法的作为或不作为。[5]

上述论断强调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的统一性。苏俄刑法学中的违法性是指刑事违法性，它与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的违法性是完全不同的。但苏俄学者对贝林关于构成要件与违法性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学说作了以下重述并予以批判：德国刑法者贝林是《犯罪学》（指《犯罪论》—引者注）的作者，认为属于犯罪构成的只有那些说明该犯罪特征的实际情况，违法则不属于犯罪构成。他认为违法乃是法律对行为的评价，并不是行为自身的属性。把违法性剔除于犯罪构成的范围以外—这种观点是与在德国法学者中间盛行的反动的新康德主义观念具有联系的，是与“存在”与“应该”严格对立的思想分不开的。法律只讲应该与不应该。因此，在犯罪本身，只能把对行为之违法、不合法律规范要求的评价列入作为“应该”部门的法律部门之内。在这样的认识之下，违法并不能成为表现法律的犯罪自身的客观属性之说明，而只是法院自己对行为的评价。此种理论之反动的政治意义，在于扩大资产阶级法院的裁量权，而破坏了资产阶级法制。[6]

在以上论述中，苏俄学者十分明显地误读了贝林关于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即把贝林的构成要件曲解为犯罪构成，然后指责贝林把违法性判断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在行为的问题上，苏俄学者批评贝林把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只是看作一些事实性特征，而不包含价值评判。这种价值判断，在苏俄学者看来就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由于苏俄学者已经对违法性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社会危害性的法律特征，因此，在行为的性质上，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是统一的。这样，苏俄学者就完成了从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到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转变。根据苏俄刑法学，在刑法中需要研究的是危害行为，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需要研究。因此，在确定某一个行为是否属于危害行为的时候，需要考察的并不是行为本身的事实特征，而是行为的危害社会的性质。但行为危害社会的性质本身又不是行为所决定的，而是犯罪客体这一要件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的价值判断又不是在行为论中完成的，而是依赖于犯罪客体。因此，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行为论是极为薄弱的，根本不可能展开深入的探讨。与此同时，危害行为与犯罪客体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循环论证的关系。如前所述，行为的危害性取决了犯罪客体，而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权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之所以具有社会危害性，就是因为它侵犯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7]由此可见，犯罪客体并不是简单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而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刑法所保护”这一特征，可以根据刑法规范加以认定。而“犯罪行为所侵害”这一特征则表明：一种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只有当它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时候，才能成为犯罪客体。正如我国刑法教科书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被犯罪行为所侵害，还不能说它就是犯罪客体。犯罪客体和犯罪行为是紧密相连的。没有犯罪行为就谈不到犯罪客体；只有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被犯罪行为所侵害时，才能成为犯罪客体。

我国刑法学参照苏俄刑法学中的行为观念，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犯罪行为称为危害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对行为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在同一阶层完成的。例如，我国刑法教科书指出：危害行为在每个犯罪构成中都居于核心的地位。只有某个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负刑事责任。如果没有实施这样的行为，那就没有犯罪构成，没有负刑事责任的根据。[8]

以上论述强调了危害行为在犯罪构成中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某一行为是危害行为呢？换言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何认定？这个问题并不是在行为概念中解决的，而恰恰是犯罪客体的功能。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由犯罪客体所决定的。我国刑法教科书指出：一切犯罪都必然侵犯一定的客体。不侵犯任何客体的行为，就不会危害社会，也不能认为是犯罪。[9]

按照以上论述的逻辑，行为可以分为两种：侵犯客体的行为与不侵犯客体的行为，前者具有社会危害性，后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由此可见，犯罪客体在一定意义上又是被危害行为所决定的，如果没有实施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那么犯罪客体也是不存在的。因此，危害行为与犯罪客体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没有犯罪客体不存在危害行为，没有危害行为不存在犯罪客体。这种依存关系的逻辑，在逻辑学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即互为论据。危害行为靠犯罪客体这一论据加以证明，而犯罪客体又靠危害行为这一论据加以证明。其结果是：这种证明是极其不可靠的，也是极其不充分的。不仅行为论得不到充分展开，而且犯罪客体论也难以深入研究。

超出刑法教科书对刑法上的行为进行深入研究的，首推马克昌教授和鲍遂献博士的《论我国刑法上行为的概念》一文。该文将刑法上的行为与犯罪行为加以区分，从广义上界定刑法上的行为概念，指出：我们认为可以把我国刑法上规定的各种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区分为以下各种：（一）以是否基于意思的支配为标准，可以区分为有意行为和无意行为。（二）以是否包含结果为标准，可以区分为包含结果的行为和不包含结果的行为。（三）以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为标准，可以区分为犯罪行为、非罪行为与排除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即权利行为）。[10]

上述界定虽然在犯罪行为（即危害行为）的意义上，依然强调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是本质特征，但从广义上理解行为，使刑法学中行为理论的视野大为开阔。另外，将排除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行为也纳入刑法上行为的范畴，并将其与犯罪行为相并列，这也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将行为表述为危害行为，以此作为犯罪成立的基本要件，但又把排除社会危害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在认定危害行为的时候，如果不考虑是否存在排除社会危害，危害行为的成立还能是绝对的吗？因此，排除社会危害行为是对危害行为的否定性认定，本来应当在犯罪构成体系中予以考虑。当然，该文最大的理论贡献还是在于对行为本身的考察。作者在“刑法上的行为是否仅限于有意识的行为”这一命题中介绍了国外学者提出的三种不同学说：一是身体动作说，二是有意行为说，三是目的行为说。[11]虽然这是在刑法上的行为是否具有有意性的意义上引述上述关于行为的学说，并没有完整地涉及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的行为论，但能够借鉴德日刑法学关于行为的理论来思考刑法上的行为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苏俄刑法学对行为的限囿。

我国学者对行为进行深入研究的标志性成果，首推熊选国所著的《刑法中行为论》一书，该书是熊选国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马克昌教授把行为分为一般行为与刑法所指的行为，认为目前我国刑法学中，一般行为的定义近似自然的行为概念；刑法上所指的行为的定义，则近似犯罪的概念。而且指出：刑法教材对行为论述一般篇幅不大，各种行为学说大都鲜有涉及，专门研究刑法上行为的论文也比较少见。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学界对行为理论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12]我认为，马克昌教授对我国行为论研究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我国刑法学基本上没有行为论，行为论几乎被社会危害性理论所覆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尤其是马克昌教授提出了一般的行为与刑法中的行为的区分，是极有见地的，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我国行为论的命门。对此，我国学者曾经提出：我国刑法学一般不抽象地研究行为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一般只有“危害行为”的概念，而没有“纯粹行为”的一席之地。有的虽然没有使用“危害行为”这一术语，但也在危害行为的含义上进行阐释。[13]

以上论述中的“纯粹行为”，也就是马克昌教授所说的“一般行为”，它是没有进人我国刑法学研究视野的。熊选国的《刑法中行为论》一书，虽然在整体上仍然坚持危害行为这一理论命题，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内考察我国刑法中的行为，未能摆脱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束缚。但该书以大陆法系刑法学的行为论作为参考对象，将我国刑法中的危害行为纳入这一行为论的语境中进行研究，使其理论视野大为开阔。尤其是在危害行为的框架内对行为的一般特征进行论述，从而深化了对危害行为的理论把握。例如，熊选国在论及危害行为的事实判断时指出：危害行为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一个要件，其认定也应与刑法规范相联系，进行价值评价。离开了法律规定，将其仅视为一种中性的事实，自然难以得出科学结论。但另一方面，危害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种，又具有人类一切行为的共同属性。其虽为法律概念，又必须具备一般行为的事实特征，如果仅仅研究其法律属性，忽视了自然属性，则危害行为又失去了存在的客观基础。因此，在规定危害行为的概念之前，确定其事实特征，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4]

上述对行为的法律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区分，表明作者认识到了刑法上的行为具有不同属性，而这些属性是可以并存的，并且行为的法律属性应当以自然属性为基础。这一对行为的属性揭示，我以为是比对危害行为的政治解读更为深入的一种认识。对于行为的自然属性，熊选国归结为事实根据，并在这一层面上论及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与人格行为论，由此得出结论：刑法中的行为不仅系客观的存在，也系主观的存在；不仅是一种事实判断，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作者侧重讨论了危害行为的事实基础，包括：(1）心理事实。(2）生物事物。(3)社会事实。(4）人格事实。[15]在以上各点当中，行为的心理事实是指行为的有意性。行为的生物事实包括行为人的主体性，是人的身体动静。行为的社会事实是指行为的价值性。行为的人格事实是指行为的人身危险性。我以为，这是我国学者对刑法中的行为的一种较为全面的阐述。熊选国在该书中对作为与不作为、原因上的自由行为等行为本体问题的探讨，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当然，最为瞩目的是熊选国关于行为论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该书设专章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在犯罪论体系的意义上讨论行为论，因而也是我国对行为论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就总体结论而言，熊选国仍然赞同在我国刑法学体系中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客观要件来加以论述的观点。[16]因而未能从行为论上突破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但在其中还是吸收了大量大陆法系刑法学中行为论的学术资源，而这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对行为论在我国刑法学体系中的地位进行思考的逻辑起点。

行为论从来就是刑法学的根基，然而如何理解刑法上的行为，也恰恰是刑法学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德国学者提出：很久以来，刑法理论致力于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如何理解行为（handlung)（行为是犯罪特征的所有其他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有些作者认为这种努力虽然没有什么收获，因为定义—如果人们还能找到的话—必须作出一般的规定，以致于它毫无体系价值。但是，作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罪责术语的连接点，行为概念看起来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刑法解释论的骰子”在行为研究后期才能投下。[17]

在行为论的演变过程中，受方法论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行为论成为刑法学方法论变化的风向标。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从存在论到价值论是行为论演进的一条基本线索。在这其中，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与人格行为论是行为论发展史上的四座里程碑。我国学者揭示了行为理论从存在论走向价值论的发展脉络。指出：从行为理论在20世纪以来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到，行为观念中的物理因素在逐渐消解，或者说逐渐成为讨论内部的对象要素，而规范要素、评价因素则逐渐增多，行为概念的解释力也随之逐渐提高。从自然行为论、因果行为论直至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及人格行为论，行为成立的着眼点依“身体性”、“意思性”、“目的性”而至“社会重要性”及“人格性”的脉络而发展，由行为的事实存在及至行为的价值评价，颇清晰地形成一条由存在论的行为论—自然行为论、因果行为论及目的行为论，至价值行为论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和人格行为论的发展轨迹。前者从物理空间的实证意义上认识行为，而后者则从一定的价值意义上来界定行为。前者从行为的外在特征或内在特征判断行为，仅局限于行为本体；后者则在理解刑法中的行为时需要人之外引入价值评价或者规范评价因素。[18]这条轨迹同时也表证了科学主义（初期的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刑法学行为理论上的纠缠。[19]

从存在论的行为论到价值论的行为论，这是对行为认识的一个逐渐深化过程。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刑法学的理论得以推进。可以说，行为论的发展是刑法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行为论对于刑法学的发展起到了某种牵引的作用。

在存在论的行为论中，李斯特与贝林主张的因果行为论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自然主义行为论的生动体现。李斯特强调行为的举止性，指出：行为（haudlung）是相对于外部世界的任意举止（willkuerlichesverhalten)，具体地讲：这一任意行为能够改变外部世界，不论是造成某种改变的作为（tun)，还是造成某种改变的不作为（unterlassen )[20]在上述行为概念中，李斯特强调行为在客观上的举止性与主观上的有意性，并且把外部世界的变动纳入行为概念，把有意性与外部世界的变动性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个因果历程，因而称为因果行为论。通过行为的有意性，把与机械的或生理上的强制有关的行为，即无意排除在行为概念之外。同时，通过行为的举止性，能够客观地刻划行为的形象，使行为成为一种在经验上可以被观察，被掌握的自然现象，从而具有客观主义刑法的特征。根据这一行为概念，李斯特在1913年为《德国刑法典》修正案所提的建议，企图以自然科学的语言，精确地描述犯罪类型，因而侮辱罪应当这样规定：一连串的喉结抖动，血脉喷张，引致他人不愉快的情绪者，为侮辱罪。处一年以下自由刑。[21]

这是根据因果行为论对侮辱行为的最为传神的写照：只有喉结抖动，血脉喷张等生物特征，而没有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几乎被塑造为一位医生。另外一位因果行为论者贝林也用肌肉来为身体举止作注解，认为作为是肌肉运动，而不作为则是肌肉静止。[22]对此，德国学者罗克辛认为，如果人们把侮辱表示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和有罪责的“对空气震动的激发和在被攻击者的神经系统中推动了心理过程”，或者将伪造证书表示为“应受刑事惩罚的肌肉紧张”，这样不仅听起来可笑，并且它也是可笑的。[23]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思想归罪来说，以因果行为论为基础的刑法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目的行为论也是一种存在论的行为理论，只不过它对行为的关注从客观外在的身体举止转移到了主观内在的目的活动。在因果行为论中，虽然也强调行为的有意性，将意志活动作为行为的出发点。但因果行为论是注重结果的，即外部世界的改变，因而具有客观主义性质。而目的行为论则将行为的中心返还到人的目的性。正如德国学者指出：目的行为论认为，人的行为不单纯是由意志支配的因果过程，而是有目的的活动。目的性（finalitaet）是以人的能力为基础的，该能力是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其因果行为的后果，并使用手段有计划地操纵向既定目标前进的过程。因此，引导因果事件的意志是“目的行为的支柱”，是“决定外部因果事件的操纵因素”。对行为的符合目的的操纵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思想上要有目标，其次要选择实现目标所必须的行为方法，最后在现实事件的世界里实现行为意志。[24]

如果说因果行为论还具有一定的机械性，那么，目的行为论则充满了主观能动性，使行为论从客观主义转向为主观主义。相对于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对行为的把握是更为深刻的。然而，目的行为论主要适用于故意的作为犯，对于过失犯与不作为犯难以适用目的行为论。

如果说因果行为论与目的行为论都从行为的本体要素出发揭示行为的性质，因而属于存在论范畴。那么，社会行为论就是在行为的描述中引入了规范评价要素。因而，社会行为论就是在行为的描述中引入了规范评价要素，因而转向价值论的行为论。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行为论并非是建立在对因果行为论与目的行为论的全然否定的基础之上的，而毋宁说是以规范要素弥补存在论的行为论之不足。这里应当指出，社会行为论尤其与因果行为论之间具有渊源关系。因为社会行为论的首倡者施密特是李斯特的学生，并且在修订李斯特的教科书时在行为定义中引入社会性要素。社会行为论受到刑法学界的肯定，例如德国学者指出：具体说，各种社会的行为概念的表现是相当不同的。但是，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把社会这个概念看成是行为的核心因素。这样一种概念的好处是非常引人注目。它可以作为基础因素，因为所有的犯罪性举止行为的表现形式都能够很容易地标记为社会现象，并且，它在本质上比自然的和目的的行为概念更适合表现为连接因素，因为刑法性评价与在各种情况下都具有的社会性事件的联系，比与“肌肉运动”或者与在不作为时所缺乏的但是在过失构成行为中又不重要的目的性相比，能够具有更强的说服力。[25]

相对于社会行为论是对因果行为论的价值补充，较为偏向于刑法客观主义，那么，人格行为论就是对目的行为论的价值补充，较为偏向刑法主观主义。应该说，人格行为论也是在德国刑法学界具有较大影响的一种行为论。人格行为论把行为看作是人格的外在化，是对行为起支配性的东西。在对行为分析的逻辑上说，人格行为论与目的行为论是存在共通之处的，都不是满足于对行为的外在特征的描述，而力图揭示隐藏在行为的客观外表背后的支配性要素。这一支配性要素在目的行为论那里是目的性，而在人格行为论那里则是人格性。日本学者大?V仁是人格行为论的有力倡导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格刑法学。大?V仁指出：人格行为论把作为行为人主体性的表现的行为作为问题，可以说，是考虑到行为作为刑法评价的对象，不仅要受到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违法性的判断，而且也要受到最终的责任判断，这是立足于行为论的学说史发展方向所体现的适当理论志向。虽然作为刑法评价对象的行为必须是能够成为犯罪的行为，但是，关于犯罪成立与否的最终阶段的评价，是能否将责任归于行为人的判断。如后所述，所谓责任，是就其行为对行为人进行的道义非难，必须以能够负担这种道义非难的行为人自身的主体性为前提。[26]

值得注意的是，大?V仁教授认为人格行为论是一种存在论的行为论，它所强调的是作为事实的人格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V仁教授反对社会行为论，认为它是经过某种刑法评价的规范。但在这一问题上，同样是较为赞成人格行为论的德国学者罗克辛教授具有不同见解，罗克辛承认人格行为论具有规范性，属于价值论的行为论。罗克辛教授指出：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人格行为的概念，因此，—不同于自然的和目的的概念，但是与社会的和否定的概念有一致性—是一种规范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规范性的，其中，人格表现的标准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决定性的评价方面。在行为的审查中，这个方面在法律上是必须具有的。这个概念在边界范围内，是根据一种与评价观点相适应的法律决定安排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概念也是规范性的。但是，这个概念不是规范主义的，因为它最准确地使生活的真实性一目了然，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注意到最新的经验性研究的知识。[27]

人格行为论到底是一种存在论的行为概念还是一种价值论的行为概念，这涉及对人格本身的理解。人格当然是一种心理结构，因而具有事实性，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人格这种事实与肌肉运动与静止（因果行为论）或者目的活动（目的行为论）相比，在人格中当然更多地包含了规范评价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人格是一种规范性的事实要素，同时具有事实性与规范性。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社会行为论也是以事实性要素为基础的，同样不能否认其具有事实性与规范性。相对于只有事实性没有规范性的因果行为论与目的行为论而言，人格行为论与社会行为论一样，还是一种价值论的行为论。

值得注意的是，罗克辛教授在上述论题中提及否定的行为概念。对此，罗克辛曾经作过较为详细的说明，指出：最近一段时间，有许多学者开始从各种角度进行努力，争取通过发展一个“否定的行为概念”，为犯罪理论提供一个新的基础。在所有这些理论中，决定性的观点可以简要表达为“可避免性原则”。它的第一个有影响的表达方式是卡尔斯提出来的；“如果一个行为人能够避免一个结果的发生，并且法律也要求他避免这个结果的发生，那么，只要他不避免而使这个结果发生的，就应当将这个后果归责于这个行为人。”然而，当卡尔斯在可避免性中仅仅看到一种行为构成的归责原则时，赫茨贝格就将这个原则第一次用作他表明为“否定的”，同时包容了作为和不作为的行为概念的基础。刑法的行为是在保障地位上所作的可以避免的不避免。[28]

这种否定的行为概念，其所否定的是行为的事实性，而完全以规范要素来界定行为，是一种极端的价值论的行为概念。这种否定的行为概念，与英美刑法中的控制原则是极为相似的。美国学者对控制原则的核心内容作了以下说明：一个人，如果他不能防止事情的发生，就是对事态不能控制。如果事态是行为，他应该能不为该行为；如果是后果，他应该能防止其发生；如果是意图，他应该能不具有这个意图等等。[29]

美国学者认为控制原则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包含在犯罪行为要件中的正确含义，并用这个原则去取代犯罪行为要件。控制原则与上述否定的行为概念如出一辙，都是从否定事实性要素的意义上论证行为的内容。这种行为概念完全是建立在规范性要素基础之上的，与传统的行为概念已经截然有别，因而只是个别说，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赞同。

从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到社会行为论、人格行为论，这是一条基本的发展线索，虽然不存在时间上的严格承续性，但大体上还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刑法学中行为论之发达。而这一切，在苏俄刑法学中是完全没有的。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刑法学的行为论是一个从存在论的行为论到价值论的行为论的演变过程，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是价值论的行为概念。而我国刑法学中的危害行为这一概念同样也充满价值内容，也可以说是一个价值论的行为概念。那么，危害行为意义上的价值与社会行为论或者人格行为论意义上的价值究竟存在什么区别呢？这里涉及对行为评价的阶层性问题。在大陆法系刑法学中，对行为评价存在以下三个阶段：作为犯罪根基的行为、作为构成要件的行为与作为违法的行为。作为犯罪根基的行为是对行为的基础性把握，是犯罪构成的前提。这里涉及行为论与构成要件论之间的关系，将在下文探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行为论，是在行为的第一层次上讨论的，尽管它具有价值性，但这种价值只是一般社会观念上的价值。相对于构成要件行为所具有的形式违法性与违法的实质违法性的价值内容，行为论中的价值仍然是非价的。而我国刑法学中的危害行为，这里的危害性评价，相当于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的实质违法性评价。因此，我国在行为理论上，根本就没有作为犯罪根基的行为与构成要件行为这两个层级的内容，在对行为的理论研究中，突出了其社会危害性，忽视了行为论与构成要件的属性，没有区分阶层性，因而未能建立起我国刑法学中的行为论。

随着德国刑法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行为论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并且逐步地对行为区分出不同层次，从而推进了行为理论的研究。例如我在《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提出了客观危害的内在结构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判的统一的命题，并在行为事实的名目下对行为理论予以展开，尤其是论证了“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这一法谚。指出：行为是生物的基本特征，在某种主义上可以把行为与生命相提并论，没有行为也就没有生命。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都十分关注人的行为。笛卡尔认为，生物的某些自发性动作才具有外显性，行为有时与外显活动有一定的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人们初步揭示了行为的生理机制，这就是把行为过程看作是一个刺激的反应过程。外诱因被称为刺激，由它引起的行为叫做反应。[30]对行为的深入研究，形成了行为科学，它为刑法中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根据。刑法中的行为，虽然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但它仍然具有人的一般行为的特征。[31]

在以上论述中，我对刑法上的行为，从一般行为的意义上加以研究。这里的一般行为，指的就是事实意义上的行为，并从心素与体素两个方面作了探讨。在行为人价值评判中，对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的自然行为论与社会行为论之争作了评述，并对苏俄刑法学按照社会危害性对行为进行评判的问题作了论述。从以上我对行为论的叙述来看，试图厘清事实意义上的行为概念与价值意义上的行为概念之间的关系，但两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尤其是行为与犯罪构成之间的关系，都还是较为模糊的。此前，在《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一书中，我在罪体一章中设专节讨论行为，尤其是对行为理论进行了系统探讨。经过对各种行为论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我赞同社会行为论与人格行为论相融通的观点，即一种人格与社会相统一的复合行为论。在这种复合行为论中，人格是行为主体自身的因素，尽管这种因素也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社会是对行为主体的评价因素，这种评价是在一定的人格支配之下的行为，而不是单纯的因果行为或者目的行为。[32]

除此以外，人格行为论在我国获得了张文教授等学者的力挺，并试图在此基础之上建立我国的人格刑法学。张文教授等对我的复合行为论提出了批评，并认为其实质上仍然是人格行为论的变种。之所以坚持人格行为论，主要是基于二元论的犯罪论体系。张文教授等指出：人格行为论也是一种基于价值论立场的行为论。它是以人格为中心展开的，是建立在事实与价值综合评价基础上的理论。它不仅关注当下的行为，而且还要追溯支配着这种行为的内在人格，使行为真正成为人的行为。将行为人“这一犯罪概念的基底”（大?V仁语）的要素注入行为概念中，实现了对客观主义行为概念的合理与改造；与此同时，行为与行为人的融合，也为在犯罪论中坚持犯罪本质二元论提供了立论根据。[33]

对于人格行为论的格外亲睐，当然是与作者所坚持的人格刑法学的立场有关的。无论如何，行为论的问题能够展开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而这在苏俄刑法学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的框架内是不可想象的。

在行为论的讨论中，意义最大的也许是行为与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行为论在刑法学中的体系性地位。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论体系的独立要素？对此，存在三分说还是四分说的争论。日本学者大谷实曾经作过以下描述：成立犯罪，必须具有行为、构成要件、违法性以及有责性这四种要素或要件。对这些要素或要件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讨论，就是犯罪要素体系化的课题。关于犯罪要素的体系化，有（1)将行为作为犯罪论的基础，把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责任作为犯罪的成立要件的三分说的立场；(2）因为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和违法性不可分割开来，因此，将构成要件放入违法性之内，主张采取行为、违法性（不法）、责任的三分说的立场；(3)赋予行为独立的体系性地位，主张采取行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责任的四分说的立场之间的对立。[34]

以上三种观点都主张行为论是刑法学的重要内容，但对于行为论是否纳入犯罪论体系，即犯罪构成体系，存在不同见解。因此，虽然大谷实教授列举了三种见解，但就行为论是否纳入犯罪论体系，实际上只有两种观点，肯定说与否定说。而这些观点的纷争，又与犯罪论体系有关。

在李斯特-贝林的古典派犯罪论体系中，对于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不是十分确定，可以说是语焉不详。例如李斯特虽然把犯罪定义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和有责的行为。但在犯罪成立要件中，分别以作为行为的犯罪，作为违法行为的犯罪，作为有责行为的犯罪为题加以考察。[35]尤其是在作为行为的犯罪的标题下有以下这样一个注释，颇能反映作者对于行为论的立场：本章以一般的行为概念为出发点，尽可能地不涉及行为的法律意义，因为犯罪是一个特定的相似的且作相应评价的行为。因此，行为是一个类概念，其特征必须在种概念的不同特征得到确定之前确定之。[36]

由此可见，李斯特不是在构成要件的意义上，而是在事实意义上论及行为，把行为看作是法律评价的对象。同样，贝林也是把行为置于构成要件之前，指出：在方法论上，人们按照合目的的方式提出了六个有此特征的犯罪要素，其顺序和结构为：“构成要件符合性”需要置于“行为”之后，然后依次就是“违法性”-“有责性”-“相应的法定刑罚威慑”-“刑罚威慑处罚的条件”。构成要件符合性应当是先于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这样后续其他概念才能完全定义于刑法意义上。[37]

在贝林看来，行为是犯罪的基底，是构成要件的评价对象。在确定存在行为以后，再进行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在这一判断中，行为仍然是判断的对象，凡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就是构成要件的行为。德国学者对古典学派的犯罪论体系作出了以下评论：古典犯罪概念是从法学实证主义（rechtswissen-schaftlischer positivismus）的法学思考方式出发的。对此人们理解一种被严格限制于制定法及其解释的见解，该见解试图解决所有具有概念-体系论点的法问题，而哲学评价、心理学认识和社会学事实应当被排除于法解释论之外。这就产生了人的行为特征的一个极端形式的画面，该人的行为特征是在犯罪概念构成中需要考虑的。自然主义理解的行为、客观-叙述性理解的构成要件、客观-规范限制的违法性界限和主观-叙述性理解的罪责之间应当加以区分。[38]

因此，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是将行为作为前置性要素的。此后，新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虽然在违法与责任等内容上作了重大调整，但始终还是把行为作为犯罪的基础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论是与犯罪论体系并列的，在逻辑上是前置于犯罪论体系的，并将行为概念贯穿于犯罪论体系。对这一行为的体系性地位提出批评的是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他不赞同把行为当作法律的构成要件的评价之前的东西来考虑，认为这是一种历来行为论的通病，是一种“纯粹”行为论。小野清一郎提出：在刑法上所考虑的行为，是构成要件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伦理性质的行为。刑法学也不能不把这一点作为构成要件中的核心要素来提出问题。与构成要件无关的行为，在刑法学中也没有考虑的必要。历来的刑法学者，几乎都是先于构成要件的（纯粹的）行为论出发，而与忽视行为的伦理意义和法的意义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想相结合，不仅如此，在体系上也陷于失误。刑法上的行为，归根到底就是构成要件的行为，即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而这就是刑法中的犯罪的“实例”。在构成要件中，不法行为的社会类型被当做法律概念加以规定，它是一种观念形象，是抽象的定型。然而，它也并不单纯是观念性的、抽象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直观的、活生生的、充满意义的观念形象。当某个具体的、个别的行为事实符合它时，那就是犯罪的实行，进而成为构成犯罪的行为。[39]

这样，小野清一郎就把行为论纳入犯罪论体系，作为构成要件的内容，使之成为构成要件的行为，也就是小野清一郎所说的实行行为。由此就形成了行为论独立于构成要件论，从而将行为区分为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或社会的行为与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的双重行为概念；或者将行为论纳入构成要件论，在构成要件论中同时讨论一般定义上的行为与构成要件的行为的单一行为概念，并演化成不同结构的犯罪论体系。至于主张行为、违法与责任的犯罪论体系，例如西原春夫所主张的，[40]实际上把构成要件论并入违法性，从逻辑关系上来说，这里的行为论仍然是先于构成要件论的，只不过把行为论纳入了犯罪论体系。日本学者将这种观点称为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例如日本学者指出：犯罪成立的第一要件到底是行为还是构成要件该当性，将行为作为犯罪成立第一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叫做行为论。而将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则叫做构成要件论。行为论将没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外衣的“裸的行为”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构成要件论行为，行为只不过是构成要件的一个要素，将其纳入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中即可。然而，最近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观点，即消解前两种观点的对立，重视作为犯罪论的存在基础的行为，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之前单独记述行为的犯罪论体系。[41]

从目前德国刑法学教科书来看，大多都是在构成要件之前讨论行为，如果将构成要件并入违法性，则是在违法性论之前专门讨论行为，而仅仅在构成要求该当性中讨论行为的只是个别学者。以下以德国学者罗克辛教授和日本学者大?V仁教授的刑法教科书为例加以说明。

罗克辛教授是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的创造者，该体系在结构上仍然坚持三阶层的历史传统，罗克辛还引用了威尔泽尔的以下格言加以说明：我认为，把犯罪分解为行为构成（指构成要求-引者注），违法性和罪责这三个因素，是信条学在过去两代人或者三代人中取得的最重要的进步。[42]但罗克辛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之前设专章讨论行为概念。罗克辛认为，行为是全部应受到刑事惩罚的举止行为的表现形式的上位概念，它贯穿于整个定罪过程。罗克辛指出：行为应该与具体的犯罪范畴相互联系，从而使行为在犯罪构造的每个阶段重新出现，并且通过附加的属性成为一个更加准确的标志。然后，行为就作为这种标志被确定，并且作为具有行为构成符合性、违法性、有罪责性和应受刑事惩罚的行为，被更加丰富的价值称谓所修饰。行为的概念应当就这样贯穿于整个刑法体系之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个体系的支柱。[43]

在罗克辛看来，行为是主语，而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都是用来定义行为的，使行为的价值内容更加丰富，是行为的修饰语。行为概念是要排除那些“无行为”( nichthandlung )，其本身是中性的，经过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三重评价，最终完成从中性的行为向犯罪的行为的转变，这就是一个定罪的过程。

大?V仁教授是在犯罪概念中讨论行为的，这一点较罗克辛教授对行为论在刑法学体系中的地位更为明确。大?V仁教授认为行为是犯罪概念的基底，在分析、研讨各种犯罪成立要件之前，必须考察应该位于其基底的要求，即行为。大?V仁教授还引用德国学者的论述，对行为的机能作了以下分析：迈霍弗( werner maihofer, 1918-），把行为概念的基本机能区分为作为基本要素的机能、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和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所谓作为基本要素的机能，是指逻辑意义的机能。即在刑法判断的范围内，作为记述性确认或者规范性评价而考虑的所有宾语和附加语都必须回溯到行为这一共同概念之上；所谓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是指体系意义的机能，即在构筑犯罪的体系时，把违法、有责、可罚性这种无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所谓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是指实际意义的机能，即把刑法上完全不重要的形式不视为行为，一开始就将其置于刑法考察的范围外。可以大致地承认刑法中的行为观念具有这些机能。但是，关于作为犯罪概念基底的行为，其中，特别应该作为问题对待的，是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它不外乎是刑法评价为犯罪的前提，是作为刑法评价对象的行为。[44]

行为既然是评价对象，它与评价标准或者评价过程是不同的，两者不可混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V仁教授在犯罪概念中讨论行为是具有其逻辑上的妥当性的。因为犯罪是构成要件该当、违法且有责的行为。构成要件、违法和有责都是用来定义行为的，行为是实体存在。因而在犯罪概念中讨论行为问题，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三阶层对行为加以判断。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学中没有行为论，也没有行为论存在的逻辑空间。而在介绍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的行为论时，往往十分容易发生阶层上的混淆。例如我国学者在对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和人格行为论进行点评以后提出：总之，上述各种行为理论中，没有一种既能够概括说明危害行为的本质及其全部表现形式，又能将非危害行为排除于其概念之外。[45]

实际上，上述各种行为论与危害行为根本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行为论的机能是排除“无行为”，即发挥行为的界限机能。而危害行为是一个已经作过价值评判的概念，相当于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的行为。以危害行为的观点来评价行为论，其不对接是显然的，这里包含了对大陆法系刑法学中行为论的重大误读。

实际上，我国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危害行为概念的狭窄。因此，行为理论研究的路径是扩大行为范畴，即从危害行为到刑法上的行为，从狭义行为到广义行为。例如我国学者指出：既然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刑法中行为概念的研究对象范围过窄，加之现在的研究理论中又有一系列的可议之处，因此，倒不如从行为概念中摒弃意思要素，而直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身体动静来概括行为概念，对于我们统一对行为的认识，以减少理论上种种不必要的争议，或许更加适当一些。[46]

我国学者之所以将意思要素从危害行为中排除，是想使危害行为仅仅作为客观危害的载体，而不包含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在内，但危害行为中的意思要素指有意性，其目的是要排除无意识行为，它与故意或者过失等主观要素完全是两回事。只要存在危害行为的概念，行为论就难以容身。例如我国学者明确指出，把行为论独立于犯罪构成之外无多大实际意义。[47]因此，如果不对犯罪构成作结构性调整，即使修改危害行为的概念，或者引入广义的刑法上行为的概念，也解决不了我国刑法学中行为理论面对的窘境。

正是看到了危害行为这一概念存在的缺陷，我国学者对其提出了否定性见解，指出：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只能以构成要件行为或实行行为作为研究的对象。我国刑法学中的危害行为并不必然是构成要件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中使用“危害行为”这一概念，不对其加以限制，有损犯罪构成要件的界限机能。再说，作为犯罪成立评价机制的犯罪构成要件，本身并不对实行行为以外的行为进行评价，非实行行为只对量刑有影响而对定罪没有影响，如果将实行行为和非实行行为合并起来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基础，实质上是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将定罪和量刑这两种不同的机能合二为一。

此外，在刑法中使用“危害行为”这一术语也不够精确。顾名思义，“危害行为”就是对社会有害的行为，但是，行为符合客观要件而总体上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事实不胜枚举，比如正当防卫行为、紧急避险行为、依法执行命令行为都是总体上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如果认为这些行为都属于“危害行为”，无疑是不合乎文义的。因此，本书主张在刑法学中应当取消“危害行为”这一术语，而以“刑法中的行为”替代；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则使用“构成要件行为”或“实行行为”，不宜使用“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48]

以上观点与那些在保留危害行为这一概念的前提下，区分广义上的行为概念与狭义上的行为概念的观点还是存在区别的。应该说，以上主张以“构成要件行为”的概念取代“危害行为”的概念，是有其可嘉之处的。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否定了行为论。即只有构成要件的行为论，而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行为论，这也同样会带来逻辑上的不协调。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论述中，既批评危害行为的概念过窄，又批评危害行为的概念过宽。以上批评看似矛盾，但它却是我国刑法学中危害行为概念所处的窘境的真实写照：就危害行为不能包括正当防卫行为等正当行为而言，它是过窄的。就危害行为包括侵害客体，甚至包括罪过而言，它是过宽的，而这一切都是对行为概念没有分为阶层进行考察所造成的。因此，这不是取消危害行为概念，代之以构成要件行为就能克服的。

那么，我国刑法学中是否应当建立独立于犯罪构成的行为论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学者以往是极少考虑的。但也有个别学者通过对中国犯罪论体系的比较，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刑法学由于混淆了行为论与犯罪论，因而导致了行为论与犯罪论的机能都无法实现。因而认为有必要分离行为存在论和作为行为属性论的犯罪论，在我国刑法学中确定独立存在的行为论。[49]应该说，以上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此，行为论问题不仅涉及犯罪构成体系的调整，而且涉及犯罪概念的重构。我国目前的犯罪概念，主要讨论的是犯罪特征，包括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惩罚性这三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犯罪概念论不如称为犯罪特征论。在以上三个犯罪特征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其他两个特征是被社会危害性所决定的形式特征。基于实质决定形式的原理，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虽然是包含了实质与形式这双重内容的混合概念，但实际上是犯罪的实质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犯罪特征论又等同于犯罪本质论。因此，社会危害性成为犯罪概念理论的核心。虽然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也将犯罪称为一种行为，但对于行为本身并没有获得刑法学的理论共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当把行为论当作犯罪概念的根基，在犯罪概念中加以深入展开，从而为犯罪构成论提供理论前提，从而理顺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种在犯罪概念中注入行为论的内容的观点，我国已有个别学者主张。例如我国学者建构罪状论-不法论-罪责论的犯罪论体系，其罪状论对应于构成要件该当性，不法论对应于违法性，罪责论对应于有责性。由此可见，这是大陆法系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本土化表述。在论及犯罪概念的基底时，我国学者指出：犯罪概念的基底是行为，这是没有疑问的。行为可以分为罪状中的行为（作为罪状要素的行为）与先于罪状的行为（裸的行为）。作为犯罪概念基底的行为，是裸的行为（即先于法律的行为）。“构成要件行为概念的确应和行为概念分开，也是可以分开的，而先于法律的行为概念并非没有存在价值”。[50]先于法律的行为不是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裸的行为在刑法上不具有重要地位。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裸的行为是犯罪成立理论得以搭建的平台，这就是先于法律的行为的刑法意义所在。[51]

借鉴大陆法系刑法学，在犯罪概念中研究行为论，我以为是正确的，这也必将对我国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论提出挑战。

四

如前所述，构成要件的行为与行为论中的行为是不同的：行为论中的行为是纯粹的行为或者称为裸的行为，其功能在于排除“无行为”或者“非行为”，从而实现行为概念所应当具有的基本要素机能。而构成要件的行为是规范意义上的行为，是依据刑法规定认定的，其功能在于排除那些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从而实现罪刑法定主义。因此，构成要件行为是犯罪论体系的研究对象。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在危害行为这一概念中，既没有行为论的地位，也消解了构成要件行为的概念。因为危害行为所侧重的是对行为的价值评判，而忽视了行为的事实认定与规范评判：行为的事实认定是行为论提供的，行为的规范评判是构成要件论提供的。在我国刑法论著中，较为简明的刑法学教科书，只有对危害行为的十分肤浅的解说，而较为深入的刑法专著，则是把行为的事实特征、规范特征与价值特征合为一体地讨论，造成逻辑上的混乱。例如，我国学者提出了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的概念，提出：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是指某种犯罪不可缺少的实行行为。在这里，犯罪的实行行为与构成要件的行为实属同一概念，因此，弄清什么是实行行为，什么是非实行行为，对于判断某一具体行为是否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52]

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这一概念包括了行为的规范要素（构成要件）与行为的价值要素（危害），两者混同在一个概念之中。那么，危害是由构成要件所决定的还是构成要件是由危害所决定的？这个问题涉及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的关系，上述的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的概念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在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这一概念中，涉及行为、构成要件与危害这三个要素，分别是事实、规范与价值的要素。在大陆法系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是否属于行为这一事实判断是由犯罪概念中的行为论承担的；是否属于构成要件行为这一规范判断是由构成要件论承担的；是否属于危害行为这一价值判断是由违法论承担的。并且，在以上三种判断之间存在递进式的位阶关系，从而使判断有序地层层展开，具有逻辑上的明晰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判断的准确性。而我国在危害行为这一标题下所进行的关于行为的讨论，则多有混淆之处。当然，上述学者提出实行行为这一概念，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实行行为，就是构成要件的行为，属于在行为论的事实判断基础上对行为所作的规范判断。在危害行为的框架中展开构成要件行为的论述，在逻辑上是不顺畅的。当然，这也表明德日刑法学是如何顽强地“入侵”苏俄刑法学体系下的危害行为论。近些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在实行行为的名义下从事构成要件行为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进展，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我国刑法学因受苏俄刑法学的影响，在犯罪构成中长期采取危害行为的概念，注重对行为的价值评判而遮蔽了对行为的概念，而实行行为的概念是此后才发展起来的。耐人寻味的是，实行行为的概念最初是从共同犯罪理论中采用的。开始的时候，对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论述，采用的是共同犯罪行为这一概念，但在共同犯罪行为概念中并没有论及实行行为。[53]我在论述共同正犯的论文中，较早提出了共同犯罪的实行行为的概念，并在与帮助行为相区别的意义上论及实行行为。[54]此后，我又将共同犯罪行为细分为实行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后三种行为合称非实行行为。由此形成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的对应，在论及实行行为时，我指出：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实行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他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意图都是通过实行行为来实现的。因此，实行行为不仅决定了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他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实行行为就没有共同犯罪行为。[55]

在共同犯罪框架中讨论实行行为，主要目的是为非实行行为的认定提供某种标的物。实际上，实行行为应当在犯罪构成中解决，共同犯罪论重点是阐述非实行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共同犯罪中讨论犯罪的实行行为是存在局限性的。实行行为从共同犯罪论回归构成要件论，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在危害行为的分类中纳入了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的类别，认为实行行为是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构成的要件行为。[56]此后，在21世纪初，我在《本体刑法学》一书中将行为的实行性作为行为特征之一，在规范意义上论及构成要件中的行为，指出：行为的实行性，是指作为罪体之行为具有实行行为的性质，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实行行为是刑法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于理解犯罪构成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刑法一般意义上所称之行为，均指实行行为，它存在于罪状之中，是以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为其栖息地的。刑法理论中行为的概念，就是从中抽象出来的。相对于实行行为而言，还存在非实行行为，例如预备行为、共犯行为（包括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这些非实行行为不是由刑法分则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规定，以此区别于实行行为。因此，只有从构成要件的意义上，才能正确地把握实行行为的性质。[57]

我在以上论述的注释中提及日本学者大?V仁教授关于实行行为的以下论述：实行行为，可以解释为作为符合构成要件的构成事实的具体。[58]由此可见，大?V仁教授的实行行为的观念对我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然，从构成要件的意义上理解，还是称为构成要件行为更为贴切。当然，由于在与危害行为相分离的意义上，实行行为这一概念逐渐为我国学者所接受，在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中，越来越多的刑法教科书不再称危害行为，而是改为实行行为。例如，张明楷教授《刑法学》第1版仍称危害行为，只不过认为危害行为在刑法上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作为犯罪客观要件内容的行为；二是指具备法定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而在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探讨的是前一种意义上的危害行为，即暂时排斥行为主体与行为意识之后的行为，仅有这种意义的行为还不能构成犯罪，但如果没有这种行为则绝对不成立犯罪。[59]在此，张明楷教授已经意识到危害行为这一概念缺乏阶层性所可能造成的理解上的混乱，因而区分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实际上是指构成要件的行为，第二层含义是指经过违法性评判以后的法益侵害行为。张明楷教授强调在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研究的是第一层含义上的危害行为，当然在这层含义上仍然存在裸的行为与构成要件行为之间的混同。在上述《刑法学》第3版中，张明楷教授已经摒弃了危害行为的概念，直接称为行为，而在行为又重点讨论了实行行为。当然，张明楷教授对实行行为持实质解释论，认为对于实行行为这一重要概念，不能仅从形式上认定，还必须从实质上考察。[60]此外，曲新久教授在早期著作中虽然把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界定为刑法可以归责的客观危害行为，但已经较为关注行为的事实因素（心素和体素）和行为的规范因素（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行为的价值性判断。[61]在新近出版的刑法教科书中，曲新久教授把犯罪成立要件分为客观罪行-主观罪责。在罪行中，核心要素是实行行为，即刑法分则条文中罪状所规定的能够直接造成法益损害结果的行为。[6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光权教授在其刑法总论教科书中，径直把犯罪客观要件中的行为称为实行行为，其中讨论了作为犯罪成立要件上位概念的“裸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刑法分则具体罪名中所定型化的实行行为。在实行行为的注脚中，说明了以实行行为取代危害行为的理由，周光权教授指出：国内有的教科书适用的是危害行为概念。危害行为是含义很广的概念。例如，甲的行为导致乙死亡，如果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我们就会说，甲的行为是危害行为。但是，甲究竟实施了何种危害行为，还不明确。所以，需要进一步讨论其是否属于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的“实行”行为。因此，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特别规定的危害行为，是狭义的危害行为。由于危害行为概念比较笼统、比较含混，所以，在讨论犯罪成立要件的时候，应当使用实行行为概念，而不是危害行为概念。[63]

从危害行为到实行行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表述问题，而是浸入了对刑法上的行为的不同理解。尤其是实行行为这一概念在刑法教科书的体系性地位的确立，表明我国刑法学逐渐地从苏俄刑法学的“危害行为”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吸收德日刑法学关于构成要件行为的学术资源，从而推进了我国刑法学中的行为理论的发展。从危害行为到实行行为，这样一条清晰而明快的演进线索，使我考察刑法学术史的目光为之一亮：这不是一种“发现”，而是活生生的“存在”，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

应该说，刑法教科书对于实行行为的讨论还是较为肤浅的，它的意义在于实行行为在刑法学中体系性地位的确立。而对实行行为的深入研究，则有赖于学术专著。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推出了一系列以博士论文为主体的实行行为的研究专著，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我国对实行行为的理论研究。这些专著是：范德繁：《犯罪实行行为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何荣功：《实行行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叶良芳：《实行犯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钱叶六：《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与实行行为具有一定关联的，还有若干本研究行为犯的专著，例如刘树德：《行为犯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史卫忠：《行为犯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郑飞：《行为犯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这些以行为犯为主题的专著，也都或多或少地对行为有所论及，因为行为是行为犯的理论前提。[64]

将21世纪初出版的行为论著作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行为论著作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这二十年间，我国在行为论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是对行为研究的规范视角的确立，这也是从危害行为到实行行为的表述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次上的刑法理念的变迁。例如，熊选国在关于行为论的著作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影响，强调犯罪的实质特征，从这样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出发，对刑法中的行为作了以下解读：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我国刑法学，首先坚持形式与实质的有机统一，在犯罪概念中，强调了严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犯罪是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有机统一。与此相适应，犯罪构成不仅是认定犯罪的法定规格，而且也是社会危害性的全面体现。因此，在我国刑法中，行为一方面是社会危害性的集中体现，是犯罪概念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作为犯罪构成中的要件，又在犯罪构成中起核心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机能。[65]

这样一种危害行为的概念，虽然强调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但在实质决定形式的原理指导下，行为的实质危害性得以张显，而行为的法律形式受到抑制，这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实质判断先于形式判断的行为论。但新近出版的关于行为论的专著，则更多地从实质视角转向规范视角考察刑法中的行为，由此形成实行行为的概念。例如我国学者指出：传统的教科书都无一例外地将危害行为置于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中进行探讨，形成此研究局面是因为我国的犯罪概念中所包含的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内涵并不区别事实与规范的二元对立。[66]在犯罪论体系上采取的“平面填充式”的框架结构并没有如大陆法系中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立体评价体系。在犯罪论体系中并没有形成就构成要件要素、违法性的本质理解争论而成的规范性独立价值。传统刑法理论中对危害行为的界定实际上侧重于或完全关注于对现实生活中犯罪行为原貌的简单实然描述，概念内容也都是在事实层面上的理解，危害行为概念本身虽然寓居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但却在理论上并没有探究其规范层面上的意义，它的理论内涵无外乎其事实基础和内部要素。如此，危害行为虽身居犯罪构成论中，却并不具有规范的内容。

本文以实行行为这一刑法学微小但意义重大的概念为研究对象，最初的出发点是从规范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思考，目的在于提示我们的理论研究在犯罪论核心的犯罪构成理论并非传统刑法所关涉的，并致力于行为范围的界定。[67]以上是作者对实行行为研究的出发点，同时也包含了对历史背景的阐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刑法中行为的研究从实质到规范的视角转换，因而能够从法理上把握实行行为的性质。

在实行行为的讨论中，涉及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这就是实行行为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如前所述，危害行为是包含实质解释的，从危害行为到实行行为的转向，本身就具有实质论到规范论转变的意蕴。但如何理解实行行为，又展开了另一层面上的形式论与实质论的争论。我国刑法学中对实行行为的界定，大多都是从形式角度出发的，一般把实行行为理解为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构成要件的行为。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将我国刑法教科书中的实行行为概念称为形式的客观说，进而认为刑法理论应当把握实质的观点而根据法益侵害说界定实行行为，摒弃形式主义的观点。[68]张明楷教授称为形式主义的实行行为概念，例如我国学者在论及犯罪预备和未遂时，涉及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对犯罪的实行行为称为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69]在这一实行行为的定义中，确实没有强调实质内容。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实行行为的概念是以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的概念为基础的。而对危害行为，我国学者明确地界定为由行为人的意识、意志支配的违反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我国学者把有害性当作危害行为的基本特征，指出：危害行为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行为人的某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客观方面所研究的行为，关键在于看其是否对社会有危害。对社会有益无害的行为，根本不属于这里所研究的行为。[70]

由此可见，实行行为作为危害行为的下位概念，它当然地包含危害行为所具有的有害性的特征。如此看来，尽管从实行行为的表述来看似乎是一个形式概念，但对实行行为作体系性解释，它当然是一个实质概念，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对实行行为的误解之上的批判，我以为是难以成立的。这里涉及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实行行为概念中的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张明楷教授认为，对于实行行为这一重要概念，不能仅从形式上认定，还必须从实质上考察，指出：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当然也不可能成为实行行为。不仅如此，即使某种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但这种危险程度极低，刑法也不可能将其规定为犯罪，这种行为也不可能成为实行行为。[71]

实行行为中存在一定的实体内容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法律形式，这一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在实行行为中，是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还是实质判断先于形式判断，这才是一个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危害行为的概念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因为在行为的危害性与违法性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位阶关系。张明楷教授虽然强调实行行为必须是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决定的。但对于行为的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的阶层性并没有作出妥切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以实质判断代替形式判断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对此，我国学者何荣功博士指出：我们并不能因为实行行为需要从实质的角度进行认识就排斥形式认识的必要性。正如大谷实教授所强调，只要以罪刑法定主义为原则，就应以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性的要件。只有在确定该行为是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之后，才能再作实质性判断。否则，就有可能对即便不是刑法所预先预定的行为，但仍以该行为性质恶劣，应予以处罚为由而认定为犯罪。[72]作为犯罪行为阶段类型之一的实行行为，对其概念的认识也必须坚持这一基本立场。

张明楷教授之所以倡导从实质上界定实行行为的概念，重要原因在于在张教授看来，“离开犯罪本质讨论实行行为，必然使实行行为成为没有边际、没有定型的抽象概念”。但不知道张明楷教授是否意识到：若离开了实行行为的形式特征，而只是从实质上界定实行行为的概念，实行行为岂不成为一个更加没有边际、更加无法定型、更加抽象的概念？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被刑法分则规定，作为一种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为何在对其界定时不加考虑呢？实行行为既是一个理论上应当研究的概念，更是一个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被贯彻的概念，对于一个司法者来讲，摒弃了刑法分则的规定，他将如何确定实行行为的类型？如何确定行为的罪名？[73]

上述论断对实行行为的规范要素的强调是完全正确的，当然也包含着对张明楷教授的误读。其实，无论是张明楷教授还是何荣功博士都主张实行行为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关键问题不在于形式或者实质两者择一，而在于如何安排形式与实质的位阶关系。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坚持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的原则，对于实行行为的理解是可以获得共识的。

稍微复杂一些的是：实行行为中的实质判断与违法性的实质判断如何分工？这个问题涉及构成要件从形式化到实质化的演变，因而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形式的犯罪论与实质的犯罪论之争。关于形式的犯罪论和实质的犯罪论，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作过以下阐述：承认构成要件的独立机能，以社会的一般观念为基础，将构成要件进行类型性地把握的犯罪论，通常被称为形式的犯罪论。与此相对的就是实质的犯罪论。实质的犯罪论对形式的犯罪论进行批判，认为作为对形式的犯罪论的中心的犯罪的定型或类型的内容不明，因此，在形式的犯罪论中，追求保障人权保护国民利益的处罚范围难以适当划定，主张在刑罚法规的解释特别是构成要件的解释上，应当从处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观点，换句话说，应当从当罚性这一实质的观点出发来进行。按照这种观点，刑法是行为规范，但更应当是以法官为对象的裁判规范，即不外乎是为了导入实质的当罚性判断的规范，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质或刑法的严格解释原则并不重要，应当从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立场出发，对刑罚法规或构成要件进行实质性的解释。[74]

在日本刑法学界，大谷实教授自称是形式犯罪论者，而前田雅英教授当然就是实质犯罪论者，因为前田雅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犯罪论的实质化”的命题。[75]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前田雅英教授的影响，例如其在对实行行为的实质考察中授引了前田雅英教授在《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版）一书中的有关论述。[76]我认为，形式的犯罪论与实质的犯罪论之提法，并不妥当。因为犯罪论不可能只是形式的或者只是实质的，不存在形式的与实质的犯罪论的对立。例如主张形式的犯罪论的大谷实教授在违法性中讨论排除犯罪性事由。那么，排除犯罪性事由的根据难道不是实质的吗？对此，大谷实教授提出：排除违法性事由以法律规定为根据，在这些规定的背后，当然存在为什么要排除违法性的实质理由和根据。不弄清这些实质根据，就像不能说清正当防卫行为中的“正当”的意义和范围一样，对法规上的排除违法性事由自身也难以解释。因此，即便是法规中有明文规定的排除违法性事由，也有必要弄清其实质根据，这一问题，从别的角度来看，就是违法性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的理论是违法性论或者违法论。[77]

因此，从违法性论角度来看，大谷实教授也可以称为是实质的犯罪论者。因此，我认为，形式的犯罪论与实质的犯罪论不如改称为形式的构成要件论与实质的构成要件论。从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的构成要件史来看，确实存在一个从形式的构成要件论到实质的构成要件论的转变的真实过程。一般来说，古典的犯罪论体系是主张形式的构成要件论的。例如贝林就认为构成要件是形式、客观的，是记叙性而不包含规范性的，在价值上是中性无色的。针对构成要件是形式主义的指责，贝林作了以下反击：因为人们认识到，刑法法定构成要件只是一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指示概念（ordnungsbegriff),人们就相信，刑法规定内容就会受到概念“形式主义”的威胁。这是杞人忧天（gespensterfurcht)！因为如果构成要件使明确的地位和层次成为可能，那么它就不会给本质上合理的解释法则造成任何损害。就法律强制我们进入犯罪类型并因而引入构成要件中而言，法律本身就是“形式的”，在此方面，构成要件肯定无可非议。[78]

形式的构成要件论虽然强调构成要件的形式性，但构成要件本身具有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而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与自由的机能，因而在这种形式的构成要件论中同样包含着重大的价值内容，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应有之义。根据形式的构成要件论，构成要件主要进行该当性的形式判断，而实质判断则由违法性这一阶层完成，由此形成构成要件与违法性之间的分工。当然，过于形式化的构成要件使大量行为进入违法性判断，使违法性要件的负担不堪其重。在这种情况下，威尔泽尔提出社会相当性，作为构成要件实质性判断的根据，从而实现了构成要件的实质化。此后，罗克辛又进一步地提出客观归责，在对构成要件的行为、结果及其因果关系作形式判断的基础上，再通过以是否创设法律所禁止的风险为核心的客观归责，而形成形式与实质的双重构成要件结构。这些构成要件实质化的努力，是在承认构成要件的形式性并以此为前提的，遵循了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原则，因而是合理的。当然，那种主张通过消极的构成要件的方式，将违法性要件完全并入构成要件，因而实现构成要件的实质化的做法，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从我国刑法学的发展阶段来看，以往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以危害行为为中心，过于强调行为的实质判断，甚至使行为的实质判断不受形式判断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首先把行为的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相分离，强调行为的形式判断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性，而不应强调行为的实质判断。否则，社会危害性理论会借尸还魂，行为论仍然难以从苏俄刑法学的桎梏中走出来。

行为论虽然只是刑法学的一个理论单元，但由于如同“无行为则无犯罪”这一法律缄言所昭示的那样，行为在犯罪论乃至于在整个刑法学中都具有基础的作用。因此，行为论就不能不成刑法学的关键之章。只有经过行为论的正本清源，我国刑法学才能在行为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辉煌的理论大厦。

【注释】

[1]参见[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2]参见[日]牧野英一：《日本刑法通义》，陈承泽译，李克非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3]参见王觐：《中华刑法论》，姚建龙勘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7页。

[5]参见〔苏〕全苏司法部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卷），彭仲文译，上海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28页。

[6]前引[5]，第328-329页。

[7]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07页。

[8]前引[7]，第118-119页。

[9]前引[7]，第106页。

[10]参见马克昌、鲍遂献：《论我国刑法上行为的概念》，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2期。

[11]前引[10]。

[12]参见熊选国：《刑法中行为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序一，第7页。

[13]参见童伟华：《犯罪构成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14]前引[12]，第25页。

[15]前引[12]，第26页

[16]前引[12]，第43页。

[17]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268页。

[18]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3页以下。

[19]参见方泉：《犯罪论体系的演变—“自”“科学技术世纪”至“风险技术社会”的一种叙述和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20]参见[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修订译本），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177页。

[21]参见林东茂：《道冲不盈—兼谈法律本质》》，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页。

[22]参见[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23]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24]前引[17]，第270-271页。

[25]前引[23]，第155页。

[26]参见[日]大?V仁：《刑法概说（总论）》（第3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01页。

[27]前引[4]，第170页。

[28]前引[23]，第156页。

[29]参见〔美〕道格拉斯·n·胡萨克：《刑法哲学》，谢望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30]参见[美]b、f·斯金的：《科学与人类行为》，谭力海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5页。

[31]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

[32]前引[18]，第235页。

[33]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03页。

[34]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35]前引[20]，第176页以下。

[36]前引[20]，第176页。

[37]前引[22]，第62-63页。

[38]前引[17],2001年版，第251-252页。

[39]参见[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 - 85页。

[40]参见[日]西原春夫：《犯罪实行行为论》，戴波、江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7页。

[41]参见[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5页。

[42]前引[23]，第139页。

[43]前引[23]，第147页。

[44]前引[26]，第108页。

[45]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46]参见黎宏：《论刑法中的行为概念》，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第80页。

[47]前引[12]，第4页。

[48]前引[13]，第61-62页。

[49]参见王充：《中日犯罪论体系的比较与重构—以行为论与犯罪论的关系为视角》，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0页。

[50]参见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台北1997年版，第276页。

[51]参见李立众：《犯罪成立理论研究—一个城外方向的尝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 - 200页。

[52]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53]参见李光灿等：《论共同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54]参见陈兴良：《论我国刑法中的共同正犯》，载《法学研究》1987年版，第4期。

[55]参见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56]前引[12]，第67页。

[57]前引[18]，第245页。

[58]参见[日]大?V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59]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60]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61]参见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以下。

[62]参见曲新久：《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63]参见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注[1]。

[64]参见史卫忠：《行为犯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65]前引[12]，第61-62页。

[66]前引[12]，第24页。

[67]参见范德繁：《犯罪实行行为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

[68]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69]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版，第269、273页。

[70]前引[69]，第127页。

[71]前引[30]，第139页。

[72]参见[日]大谷实：《日本刑法中正犯与共犯的区别》，黎宏译，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

[73]参见何荣功：《实行行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页。

[74]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7 - 88页。

[75]参见[日]前田雅英：《现代社会与实质的犯罪论》，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76]前引[60]，第139页。

[77]前引[74]，第213页。

物理概念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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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概念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财产法，所有权，不动产，无形财产，信息，可转让的财产性权利

财产，作为对利益形态的理论抽象，乃人类社会发展不竭之动力。法律为定纷止争，保障交易的顺畅进行，赋与人们于财产之上享有各种财产权。边沁说：法律与财产同生共死。[1]但财产法自罗马法肇始以来，概以有形财产为规范对象。工业革命后，尤其是近年之信息科技革命，使无形事务而享利益实质的情况屡见不鲜，其为财产当无可疑问，然法律之规范终有某种程度的缺失，

致纠纷发生后告诉无门。本文不揣鄙陋，从远距离审视现行财产法体系，认为该体系已有调整的必要。无形财产作为财产之一种，为客体性范畴，理性的规制方式是民法典的概括性规定与专门法相结合。本文为我国即将制定的物权法、民法典从另一视角提出了学理意见，期盼能引起立法界、学术界对无形财产的重视。

一、 财产法制度的历史规定性

从民法的发源地罗马法开始，财产法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变迁，其制度虽屡经变更调整，但基本面貌却已定型化。

1.以有形财产为规范对象

《法学阶梯》中的物法从体系安排上对应着现代的财产法。[2]物法又分为“财物（或者叫狭义的物）法、继承法和债法”，[3]财物（bona），包括有体物、权利和诉权。[4]被视为财物的权利，在罗马法中被称为无形物。罗马法对物的理解是极其广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法调控范围及于如此广泛的物。罗马法中的无形物的意义只有“无形物不能被占有”，“无形物既不能通过时效取得（usucapio）来获取，也不能通过让渡（traditio）来转让。”[5]后世的法学家把无形物与有形物的分类定性为“学术上的分类”。[6]持这种对物的宽泛理解说明了罗马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抽象性概念发育不完善之故，而并不能由此导出罗马法的超前性。[7]具体到法律对客体赋予权利进行调控之际，物（corpus）指的是外部世界的某一有限的部分，即实体的物。[8]简言之，在罗马，一般意义的“物”与物权调控的“物”有区别。依据物即有体物的认识，罗马法设计出所有权制度，役权、永佃权、地上权等类似今后他物权的制度。罗马法以有形的物质实体为基石构建了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产法体系，并对后世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大陆法系国家虽以法典为工具实现了法律极端的体系化，但各国民法典与罗马法间精深细密的发展脉络仍清晰可见。法国民法典对物持广义的理解，如法国民法典第526条、529条用专门的法条对权利属于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虽然法国有时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所有权一词，但法国民法中严格意义上（物权法上）的所有权仅以有体物为标的”。[9]在这方面，法国法显然没有走出罗马法的影子。故有学者总结：从罗马法到法国民法，财产与物的概念在权利客体的意义上是重叠的。[10]德国民法典是民法体系化的高峰，，对权利与权利的客体作出了区分。对所有权的客体为有体物，德国民法典予以明确的规定。师从德国的日本民法典第八十五条规定：本法所称物，谓有体物。日本学者阐释为：（物）的含义本来是用于限定“物权”这个法律词语的内容。[11]我国通说认为：我民法之所谓物，当系指有体物而言。[12]即使有所不同，也不过是在物的范畴中加入可得支配之自然力，而类似电、热、声、光等自然力属于有体物，在现今之技术条件下已无疑义。[13]

在大陆法系物法、债法的财产法两分架构中，物权是针对财产客体的权利体系。物被设定为客体，物即有体物成为固有财产法制度的本质内涵，这在功能上对无形财产进入财产法的调控领域设置了屏障。“它（指物的概念）是在对法律针对有体物设定的独占支配权及对发明、著作物等无形财产所设定的独占支配权用词语来加以区别时所采用的特殊的技术”。[14]

2.以所有权为主轴

大陆法系的财产法对有体物之规整制度乃是以所有权制度为主轴的。主轴意指财产权以所有权为根本，相关权利之设计以所有权为权源呈向外发散状，整个财产权制度以所有权为主干形成了一树状的体系结构。第一，所有权的效力是绝对的，观念上是万能的。早在罗马法时代，所有权概念已发育成权利主体对物的完全支配权，这种支配权是一种抽象性的存在，对所有权的任何具体解析都有不周延的危险。法国民法典是采用列举的方法对所有权下定义的，日本民法亦采用列举式。但这种做法很快就招致批判，各学者皆认为将所有权本身与所有权之权能等同起来是对所有权的简单化理解。[15]任何对所有权的解约都有可能被指为对所有权概念的侵害。故现代学者对所有权的阐释多采从抽象到抽象的解析方式，例如把所有权称为“与特定利益相关的最多和最大可能的权利集合”。[16]享有所有权即意味着在人类理解力所及的领域可得加以运用该种支配力，有日本学者称“观念上万能”[17]第二，所有权居于财产权体系的中心地位。所有权被称为自物权，是主体对自己之物所享有的权利，即在法律上是自足的，无需与其他权利发生关联。其实，作为主客体之间的联系因素，所有权已渗入了主体性。[18]具有这种“身份”的所有权在物权体系中是主导性的。长期以来，作为他物权的担保物权、用益物权被认为是从所有权中进行权能分离后产生的权利类型。从体系安排上看，所有权-他物权的架构绝非随意而为，所有权是被置于物权体系中心的。此种权利配置可被称为所有权中心论。[19]所有权亦被认为是债权合同的基础，合同之典型样态的买卖合同转移的就是标的所有权。故所有权是财产法的基石和核心，全部财产法不过是围绕着所有权而规定和展开的。[20]至于所有权对政治制度的标示作用、经济体制的促进作用、个人人格的支撑作用，则更进一步强化了所有权的地位。第三，财产权体系的演进历史也昭示了所有权的中心地位。从集体共有到个体所有，从所有权中逐渐分化出众多的权利类型，日耳曼法及罗马法关于所有权不同内涵的设定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所有权的中心地位。

传统财产法中的所有权如此的难以具体化，有如一个精灵，盘踞在财产法的中央，对物构成“最一般的主宰”，[21]对各种财产权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3.以不动产为规范重点

依据物之物理性质是否能够移动，将物分为动产与不动产的分类方式是物的最基本的分类，“原来动产与不动产，自古概认为物之重要分类。”[22]罗马法后期已有不动物与可动物的分类。此种分类由日耳曼法继承，结合日耳曼法特有的总有制度对后世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产生重要影响。[23]法国民法典第516条规定：一切财产，或为动产，或为不动产。虽然法国民法典的内容安排依据物权的权利种类，但动产与不动产的分类仍十分重要。“动产与不动产是法国民法上最为重要的对财产的基本分类。”[24]对动产与不动产在立法上完全采用不同规则的是有法学计算机之称的德国民法典，以抽象见长的德国学者没有向后人展示在动产与不动产上设置一般规则的成果，“该法典的物权编事实上建立在对动产和不动产区别对待的法律规范上面”。[25]动产与不动产的分类形式上是依据财产的物理特性，实质的动因则是两者的经济利益在传统社会的巨大差异。故法律采此种分类最主要的目的是设置有所区别的规范方式，而不动产因其经济重要性而使法律规范重心向其倾斜。“不动产成为（法国）物权法的核心”，[26]单从条文数量的分布上衡量，德国民法典中的不动产制度较之动产制度已显然取得优势地位。[27]从物权法的内容分析，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为物权法结构的三大块，用益物权乃专门规范不动产，主要以不动产为客体的抵押权在担保物权中地位亦举足轻重，所有权中的登记公示等制度最初针对的亦是不动产。不动产为传统物权的规范重点，是实证分析不争的结论。有学者论证所有权制度本自不动产发端，[28]不动产的地位获得一种历史的合理性。

以上三方面勾勒出了传统大陆法系财产法的主要轮廓。

二、 传统财产法的现实挑战

虽然财产法体系因具有了质的规定性而相对固定，但经济现实向前发展的步伐却一刻也未停息。这种发展对传统财产法的冲击是全面的。

1.无形财产的兴起

无形财产的出现并日益普遍是近代以来最醒目的事实。制度经济学的先驱麦克劳德写道：如果有人问：什么发现对人类的财产变化的影响最深，我们大概可以符合实际地说-那是人们发现债务是一种可以出卖的商品。[29]在此有必要先对无形财产下一定义，详细的分析留待下文。无形财产，法国学者将其界定为“不具物质形态，只能通过思维的，抽象的方式认识其存在的财产”，[30]我国学者将其定义为：具有金钱价值而没有实体存在的财富。[31]相较之下，我国学者的定义突出了无形财产作为财产且无形的本质特征，更具科学性，足资借用。由此概念所摄的事物正日益增多，兹举如下几例：（1）域名。域名是与国际互联网相连的局域网络或计算机的地址。连入互联网的局域网或计算机在技术方面另有一个IP地址，域名是对由数字组成的IP地址的形象化。域名具有唯一性，并且这种唯一性是真正意义上全球范围内的唯一。而域名本身的形象性使得它与公司名称、商标及通用名词迅速发生关联。一场争夺域名的热潮在全球蔓延。更有公司蓄意注册成百上千的域名，并待价而沽，以此涉讼的案件已不鲜见。[32]从修辞学的角度而言，短小精练、易于识记的字词组合是有限的，而随着更多工商活动在网上的展开，对网络依存度的提高，域名的财产属性会更加明显。（2）商业秘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将商业秘密界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商业秘密属于商主体拥有的信息，但这种信息在现当代的运作方式却类似于诸如房屋等有体物。主体在占有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可以将其使用于生产经营中以提高自身的获利水平，并可以转让。只是商业秘密是无形的，它是无形财产。在构建商业秘密的保护模式时。各国普遍历经的是从合同理论发展到侵权行为理论，最后采用产权理论。[33]美国1979年统一商业秘密法是以财产权作为基础对商业秘密予以规范的。[34]（3）排污指标。在人地关系紧张，环保呼声高涨的今天，环境资源不仅仅只是一个公法上的概念，它正在私法化。而作为这种趋势表征的就是排污指标。国家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将可容纳的污染量分配到私主体，私主体对自己的排污指标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调剂余缺。这已不再是制度假设，我国山西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已以这种方式运作。[35]对排污指标的属性如不认定其为无形财产，我们就无法理解其可以交易的事实，并且相关的制度亦无法建立。

以上仅是例示法。各种无形财产在技术、网络、工商业昌盛的经济背景之下，正大量涌现，“我们每天都要与我认为的无形财产发生联系”，[36]这种认识在国内民法界亦正普及。[37]

2.所有权中心论的质疑

所有权中心论的合理性不断受到质疑，所有权制度本身也确实在不断调整。（1）绝对所有权理念的扬弃。即使在小农经济时代，所有权绝对支配性的理论假设也不可能转化为法律调控的现实。没有权利是可以不受限制的。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与其说是对理性的反映，毋宁说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政治意愿。“事实上，（绝对的、无条件的）排他财产权是不可能”。[38]在现代社会，对所有权本身课予的限制日渐明显，所有权的社会化已成学界定论。[39]（2）所有权中心地位的动摇。他物权制度派生于所有权的权能分解，并依归于所有权的效力，这是所有权中心论的重要表现。但随着人类对财产总体思路由重归属转向重利用的发展，抵押权、使用权等或体现物之价值或体现物之使用价值的权利种类正大行其道。物的归属对民事主体的意义在淡化，“所有权并无比其他民事权利高贵之处”，[40]所有权中心地位的没落在所难免。特别是在我国，所有权为完全物权的地位设定，对国有公司的产权结构已构成了观念，似乎公司与股东不享有所有权，其权利就是残缺的。（3）所有权涵盖力的不完满。众多具财产实质而逸于所有权调控范围之外的事物正不断增多。对信息及可流转的经济权利，所有权已无能为力。对新涌现出来的如住房有限产权、信托关系中的处分权与收益权、股权，所有权效力亦不及于此。[41]另外，作为个人享有物之所有权的基本形态已发生变更。西方自二战以来，公司的股权正由个人转向专业投资机构或法人，“使财产占有呈现出由个人占有向非个人占有转变的趋势”。[42]梅夏英将此种现象称为“所有权的泛化”，[43]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反映出所有权本位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所有权理论面对现实的无奈绝非是体系及内涵不合理可解释的，恰恰是该种理论及其相随的体系已发展到极致，而必须作出某种调整的时候。

3.动产与不动产二分法的弱化

（1）动产与不动产是在财产法调整有体物的前提下，对有形财产主导性的分类。在无形财产大量涌现的情况下，该分类在经济学与法学中的重要性已相对降低。（2）两分法的内部，动产与不动产的分类标准在模糊。位移而不损及价值的标准已只能将土地与其他物区别开来，因为固属不动产的房屋发生位移而完好无损的事例已多见于现实。如果仅仅是对土地与其他的物作区分，“土地”

一词本身即足以达到此分类目的。根据不动产价值较之动产价值大而可获得法律更多注意力资源的合理性也已不复存在，动产价值的迅速增加已改变人们关

于其“价值脆弱”的印象。例如规模巨大的航空器及船舶已获得“流动国土”的称誉。经济的力量迫使法律给予越来越多的此类动产以不动产的保护方式。[44]（3）对二分法存在必要性的追问。有学者认为；二元划分是科学构建当代物权法体系的重要指导，（动产和不动产）无两者共同适用的通则；两种法律制度的分野仍清晰可见。[45]显见的事实是，法律在财产的权属界定及流动之际，以登记制度对各类财产作出了区分，但区分的标准已不再是动产与不动产。合理的理解应为，法律采用的方式更多的是对特殊财产赋与专门保护的做法，例如对房地产、航空器。所谓的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别只限于登记从而影响到归属认定及流转，能否先占取得也与此密切相关，至于用益物权几乎就是土地的权利集。故今后的理论及立法中，是否要继续沿用动产与不动产等易引起误解的分类则颇值考虑。

因为经济情势的发展变迁，传统财产法的超稳定结构迄至近现代已受到了冲击，“恐怕不得不指出，近代民法所赖以植根的基本原理中的某些部分已受到根本的质疑和反省”。[46]

三、 对无形财产的法律审视

财产法体系所受到的挑战暗合了“谈论危机或危机意识是现今学界的时尚”，[47]，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财产法所受的冲击来彰显无形财产的兴起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无形财产因其“无形”，有赖于纯理性的思维，从而构成对人类智力的考验，对它的法律审视尤为必需。

1.无形财产的本质属性

无形财产为财产的属概念，财产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对无形财产的理解。对财产的界定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一方面因为法学中最基础的概念同时也就是最难定义的概念，往往易于陷入“银圆换纸币”的无意义；[48]另一方面也因为财产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它本身具有很深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意蕴。笔者于此无意去设计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财产定义，本文的宗旨在于设定既包容无形财产又不至于流于宽泛的财产内涵。财产应符合下列限定性的条件：（1）财产需具有效用。任何的事物要成为财产首先要对人有用，能够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需要，具有使用价值。费希尔曾写道：无疑地效用是财富的一种重要属性，但不是特殊的，而只是包含在被人占用的特性之内，因此在定义中是多余的。[49]

费希尔其实将主体与客体、事实行为与理论归纳混淆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并不足取。（2）财产需具有稀缺性。诚如休谟指出：若是一种东西预期会非常丰裕，人人可以取得，不必请求任何人或政府的同意，它就不成为任何人的财产。[50]所有权的产生源于对稀缺性的制度反应。但今天稀缺性的来源并不仅仅只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且包括法律的设定。例如软件，在技术上我们几乎可以无成本的复制从而使其远离稀缺性的状态，法律的保护成为稀缺性的根源。法定的稀缺性是现时财产的一个明显特征。[51]（3）财产要能够流转。通过交易的方式予以流通为民法财产权与人身权客体的根本区别标准。因为今日“人格利益从精神价值向财产价值扩充”，[52]，凭借客体所体现的利益性质来区分财产权与人身权，认为人身权“属于非经济价值”[53]已与实际不符。惟有专属性的有无、能否流转才构成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区别，从而也成为财产的内涵之一。正因为财产具有效用且稀缺，故人们赋予它价值，在市场中进行流转，财产的法律地位才得以最终确立。

无形财产除符合以上条件外，还应增加“无形性”的限制条件。作为财产的属概念，为避免对“无形”过于复杂的理解，本文把它界定为无法凭借其物理特质被人所感知，例如人类凭借仪表即可测之其存在的电热声光就不属于无形财产，空间以地面为基准，可凭借若干个基点从而使其特定化亦不构成无形财产。

2.无形财产的类型区分

在坚持无形财产质的规定性的前提下，对无形财产予以类型化的整理，对无形财产制度的建立，其功效是基础性的。本文将无形财产分为：信息、可转让的财产性权利两大类。（1）信息。信息是表达特定主体或事实的知识，法律上的信息指的是数据、信号、指令中所包括的一切可传递和交换的知识内容的总称。[54]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第101条（35）将信息定义为：数据、文本、图像、声音、计算机集成电路布局平面作品或计算机程序，及上述对象的集合或编辑。[55]信息作为无形财产之一种，包容力巨大。传统知识产权的客体，包括商标、专利、作品，在现代社会都不过是信息的具体形式。知识产权不断调整以努力去规范的电路布局平面作品、计算机程序也无疑属于信息。游离于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商业秘密是一种未公开的信息。网络时代，数目众多、独具特色的数据库是对信息编辑整理后形成的新的信息。之所以将信息列为无形财产之一大类，首先是因为经济现实的力量，信息系作为财产的一种正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在信息时代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已远远高于传统物质与能量因素，“信息已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活动的核心和主要推动力”。[56]所以美国才会制订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以规定信息的“买卖”。其次，法学领域对信息予与法律地位的观点也渐渐多见。日本学者新井久光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主张权利分为三类正日渐必要：物权、债权和信息权。[57]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明确主张信息可作为财物受到保护，以信息为标的的信息契约层出不穷，他认为：信息被界定后便具备了财产的性质。[58]纳入无形财产的信息可分为a.数字化信息，主要指计算机与互联网本身的技术信息及其存贮的信息；b.非数字化信息，如商标、顾客名单、商品陈列规则等。（2）可转让的财产性权利。经济性权利可以被转让或为其他的法律处分，如将权利设立质押。将此种权利归入无形财产符合人们对权利主客体结构的法律思维。股权是这类无形财产的一个范例，为了把股权放入传统的财产法体系，人们设计了各种方案，但皆存在不尽合理之处。事实上，股权作为对所有权绝对性的扬弃，已无法用传统财产法的理论予以解释。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权利的证券化，如银行的汇票、债券、仓单，票证的流通代表了其上所附着的权利的流通，将之纳入无形财产为恰当之举。上文所列举的排污指标，实际上即是排放一定数量污染物的权利，它亦可以归入此类无形财产。可转让的财产性权利纳入无形财产在理论界并无争议。但须注意的是，因为罗马法中的“无体物”指的就是“所有权以外的一切权利”，[59]故现在亦有认为无形财产即为权利的，如“我们认为无形财产应指权利而言”。[60]

对无形财产作出区分的同时，对区分本身的涵盖力却不能没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无形财产作为一个种概念，它的表现形式正在日益增多，表现在分类上就是信息与可转让的财产性权利种类的增加。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还将有新的表现形式，即使已有的信息也可能不得不纳入无形财产之中。如有台湾学者提议，对含有个人隐私的网上资讯予以财产权的保护。[61]可转让的财产性权利亦是不断扩充的概念，如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担保法的司法解释中，许可将公路收费权作为抵押的标的。清楚地知悉无形财产的边界在拓展，无形财产无限丰富的可能，将为我们的立法方式的选择奠定理性的基础。

3.无形财产客体性概念

财产、财产权经常在法律文本中通用，这种状况在对无形财产的研究中更为常见，无形财产与无形财产权经常是在可替换的意义上使用。根本原因是所有权制度。因为所有权是如此的强大，它囊括了一切对物可能的使用与处分，对物的所有就是对物的全面的支配，所有权与物之间的界限在历史的使用中逐渐消解。“可是，正统派始终假设财富和财富所有权是同一回事，标准的例子是商品的意义：商品是被人占有的物质资料。双重意义的产生，由于财产的习惯意义是有形体的财产。”[62]在财产权的客体为有体物时，该种混用并不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毕竟有体物已先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但当我们把无体物也考虑进来，其中的逻辑混乱就异常明显。有观点认为

：财产与财产权是同质同义的，属于同一范畴。[63]那么如何去建构无形财产与无形财产权呢？“无形财产作为独立的权利与所有权、债权具有同样的性质和法律地位。”[64]可是财产法分为无形财产、物权法、债权法的逻辑依据何在呢？这样的体系是混乱而令人无所适从的，法律所应具的形式美感与逻辑力量荡然无存。

在此，我们要回到最初的起点。财产权作为权利的一种，是对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财产为财产权所保护的对象。霍兰德认为，一种权利，必然具有下列要素：一是权利被授予的人或者权利的拥有者，二是权利行使的对象，三是行为或自制，四是权利所约束的人。[65]权利行使的对象只是权利的客体，而非权利的本体。征诸无形财产与无形财产权，关系亦同。如商标与商标权、软件与软件持有人的权利，这些信息类的无形财产与其上的无形财产权其实是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如果认定财产即财产权，无异于法律对生活的

可能容易引起混淆的是第二类无形财产，权利类无形财产。作为无形财产的权利是作为另一种权利的客体存在的，而并不是无形财产即是无形财产权。当把债券凭证予以质押、买卖债券，上下位的两种权利判然有别。“权利并不是处在同一个层面，我们称之为客体的某物所指向的权利，很可能会成为另一种权利的客体。”[66]一权利可以成为另一权利的客体，只是权利运用的不同，权利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也有学者称之为“权利物权”，[67]考虑到物权客体的规定性，将此际作为客体的权利归入无形财产为宜。

总之，本文认为无形财产可分为：信息与可转让的财产性权利，分别对应于客观理念与规范理念，在分类的基础上可以更坚定地坚持无形财产为无形财产权的客体。

四、 无形财产规范方式的理性选择

在阐释了无形财产为客体性范畴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对无形财产予以规范。此问题因了中国当下正在起草的物权法和民法典而具有了现实意义。

1.民法体系中无形财产的妥当性

梅迪库斯写道：对财产无法作出某种概括性的定义。对财产规定概括性的法律后果也是无意义的，特别是并不存在维护财产整体性的理由。[68]法国也有学者认为：物和权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将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分类是毫无道理的。[69]我们也可以合理的设问：中国的民法需不需要对无形财产进行规范？

笔者认为，以前的学者之所以对无形财产的存在本身发出质疑，盖因为无形财产扮演了无体物的角色，指称的是一些权利的集合。单纯对“权利”谈“有形”与“无形”是不必要的。但社会在呈加速度的发展，信息类无形财产的地位在无形财产的内部，其重要性已超过权利类无形财产。如果我们囿于传统财产法的完整、稳定而忽视信息类无形财产，我们将贻害的是经济现实。恰恰是信息类无形财产因自身的特性需要法律的特别保护，“只有当科技人员对其技术创新的成果享有财产（包括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权的时候，才能实现技术创新”。[70]

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不应对现实漠不关心，日新月异的无形财产正需民法体系的包容。以现实为考量的基准，本文才认为民法应对无形财产作出规范。在规范方式的选择上，亦有消解无形财产的做法，即把无形财产视为动产之一种，即使对无形财产探讨最深的法国也认为“无形财产均为动产”，[71]而英美等国坚持认为无形财产即是动产（personalproperty）。[72]这种观点有另一种表达方式，“对无形财产用所有权予以规范”。[73]赋予无形财产以所有权几乎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人们习惯于将无形财产视为法律拟制的物，从而在想象的意义上完成用所有权对无形财产的征服。但无形财产的可移动性只是人们的固有思维决定的，“我可以侵犯你的著作权，而你仍拥有你的著作权”，[74]两者可以在相距遥远的时空中进行，动产能吗？所有权是无力调整无形财产的，理由如下：（1）从所有权客体角度观之，只有当所有权的客体为有体财产时，用益物权及担保物权才能得以良性运转。一旦无形财产成为所有权客体，用益物权及担保物权将无所适从，整个物权体系将紊乱而失去体系化意义。（2）从所有权的权能观之，无形财产不合所有权权能。无形财产因其无形，占有权无从体现；无形财产的使用方式亦与一般有形财产的使用方式大相径庭；在处分方面，相当部分的无形财产与财产的持有人紧密相关，如企业特许经营权。（3）在存续时间上，所有权为无限制永世性的权利，而相当多的无形财产却有存续时间的限制，如作品、债权等。（4）占有制度无法运用于无形财产。民事主体在占有有体物后可依时效取得的条件而享所有权，此为通例，亦为我国物权法学者所倡导，但对无形财产的“占有”，只能是侵权的表现。（5）在权利的救济上，对侵害所有权的救济可采用返还原物的方式，而在对侵害无形财产的救济上，只能是禁止同类行为的发生和经济补偿。无形财产遭侵害场合，刑事法律的介入亦为一鲜明特色。所以，“但一旦价值形态的财产或无形财产成为所有权的客体，法所有权理论就难以自圆其说”。[75]

2.立法例的参考

在无形财产进入民法的视野后，参考其他国家或我国先行一步的地方性法规，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1） 大陆法系的新近发展

已经有不少国家的民事立法对无形财产兴起的状况作出了反映，虽然这种反映也许还不能称为一种自觉。1947年开始起草的荷兰新民法设了“财产法总则”一编。这是“与民法国家中的任何其他法典化之体系相比较，新法典最显著的变化就表现在该编中”。[76]有体物与无体物的规则在该编中得到统一，在转让、占有、使用权、担保权等方面，两者被提炼出一般性规则。在整个荷兰民法典的体系上，“各编是根据它们所调整的权利而予排列：有体财产权，对人权及智力成果权”。[77]1994年通过的俄罗斯新民法第一部中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持一种广义的定义，“新民法典规定包括；物、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工作劳役、情报、知识成果及非财产利益。（第118条）”。[78]无形财产可以说已包含在其中。俄罗斯新民法可能更为激进，它将有经济内容的人身权称为“非物质财富”，在总则中专设第八章予以保护。1996年通过的越南民法典未用物权的概念，用的是财产与所有，并就财产设有总则规定，对私人所有的财产种类作出列举。但列举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故法律不得不于列举之后使用“其他合法财产”的表述方式，以免法律之不完全。[79]越南民法典有浓厚的法国气息，但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体系，可视为对无形财产的某种能动。

我国上海市制定的拍卖规定，对可拍卖之财产作出了规定，下列财产可以拍卖：

（一）房屋以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二）车辆、船舶、航空器；（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四）法律、法规允许拍卖的特定权利；（五）其他可以或者应当进行拍卖的财产。这种迫于实际需要的规定是对经济现实最直观的写照，反映了现存财产的实况。

（2） 英美法系

一般认为，英美法对财产的理解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跟他们的司法中心主义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理解财产含义的最好办法是，看一看一个拥有资产的人在临终时会留下点什么”。[80]回溯历史，英美法中的财产长期也和物质实体相联。英美居于权威位置的财产权定义曾是布莱克斯通下的：某人凭借一种完全排他的，对外在的物的请求或行使的权利，[81]财产的有体性也构成财产权客体的根本特征。虽然英美法没有抽象出“物”的概念，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财产产生与大陆法系相近的理解，“（无形财产）与动产和不动产的差异巨大，它们不指向具体的事物”。[82]在美国，1890年以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术上，尤其是经济学上，无形财产的观念产生了，但美国的无形财产与本文及大陆法系从客体角度理解的无形财产颇不一样，他们更通常的似乎是以时间作为有形与无形的标志。麦克劳德就将过去产物的财产定义为有形体的财产，将未来产物的财产定义为无形体的财产，它们是“取得预期的经济量的权利，是未来的利润”。[83]该观念满足了对公司未来价值现时评估之需要。毫无疑问，观念影响到美国司法。1890年，美法院宣告明尼苏达州铁路委员会减低铁路运费是一种“财产”的剥夺。[84]对案件的定性，我们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上述学术分类的影响。随社会的发展，无形财产的种类在扩大，现在美国对无形财产的定义如下：无物质存在形式的动产，例如股票、债券、银行票证、商业秘密、专利、作品和商标，这些不可触摸的项目可能为确切或可大概表现其价值的证书、许可证所代表，但诸如商誉或名声则不易估价，亦无法被有形体现。[85]无论怎样，法院接受无形财产并对之保护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阿丹姆斯捷运公司对俄亥俄一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说：它是财产，虽无形，但确实存在，它具有价值，产生收入，并且在世界的市场上发生影响，这就够了，[86]真是铿锵有力。现在随着电子信息领域的一系列立法，对无形财产的肯认已进入立法领域。面对仍有的困惑，有人问道：我们到底是在谈论2001年的法律还是1186年的法律？[87]

3.我国规范无形财产的方式

随着物权法及民法典的草拟，各种观点不断涌现，提议将物权法改为财产法的多有人在。[88]本文关注的焦点是无形财产以何种姿态进入上述两部法律。

笔者建议：物权法仍不妨参照德国模式制定，但应于民法典总则编中设专章规定无形财产的一般性规则。理由如下：（1）将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一体规范以取代物权法的方式不可取。首先面临的障碍是无形财产的外延无法确定。正如仅仅10年前我们不知道今天会出现叫“域名”的财产种类，我们也不能对自己预知未来的能力抱过于乐观的自信。对无形财产最有效的规范方式是对每一种无形财产予以专门法的规范；其次是物权法作为对有体财产予以规整的法律，其体系及各项制度已发育完善，不宜掺入无形财产，以致引起混乱。专门法的方式在知识产品上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影响及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模式”有一个特点就是把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89]在此之前，有此打算的荷兰民法典由于“单行法中，诸如转让和质押等内容将很难与新民法典的体系相协调”[90]等原因，而将此立法计划搁置。知识产权法作为发展较成熟的规范无形财产的法，并入民法典实不无粘贴之嫌。（2）民法典总则编对无形财产的一般性规定不能少。要从无形财产中抽象出一般性规定虽很困难，却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法国学者马里洛就认为：由于任何无形产权均具有六个共同特点，故无形产权仍然有可能形成并正在形成相异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般规则。[91]最主要的是要确立无形财产的财产属性，如此相较于传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的保护力度将大大增强。借鉴荷兰民法典，在使用、转让、占有、担保等方面，亦可提炼出一般性规则。对信息类无形财产另有一项很重要的一般性规则，即对权利人的限制。限制是必须的，但法律需要在限制与保护此两相冲突的规制方式之间达到一种有张力的平衡，这将“深刻的塑造21世纪”。[92]（3）具体种类的无形财产采单行法分别规范的方式为最优选择。权利类无形财产的产生即凭借法律，“很多无形财产是由法律所创设的”，[93]其流转亦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对这部分权利加以整理并一体规范，即不可能亦无必要。信息类无形财产形态各异，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较少，将相关内容全部纳入一部法律困难重重。知识产权法的命运可为证。

此种规范方式的选择，既无法满足法典主义者求全的要求，亦无法为维护法律体系稳定性的学者所赞成。本来，“法典化的民法与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关系更加紧张”，“传统的法典化归纳已经无法囊括市民社会生活”，[94]我们亦就不要指望它能就无形财产作出完善而全面的规范。

参考文献：

[1]邱本、崔建远：《论私法制度与社会发展》.

[2]单纯从概念论，罗马法并无“财产法”的表述。

[3][英]巴里·尼古拉斯著黄风译《罗马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4]周 ??著：《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76页。

[5][英]巴里·尼古拉斯著 黄风译《罗马法概论》，第110页。

[6][英]巴里·尼古拉斯著 黄风译《罗马法概论》，第110页。

[7]详见谢邦宇主编：《罗马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8]李双元、温世扬主编：《比较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9][澳]瑞安：《财产法中的占有和所有权》，梁治平译，转引自葛云松：《股权、公司财产权性质问题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八卷）。

[10]吴汉东：《财产权客体制度论》，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另外，法国法的这种情况可以从法国民法典起草时大量借鉴罗马法得到说明。

[11][日]川岛武宜著 王志安等译：《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12]著：《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13]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0页。

[14] [日]川岛武宜著 王志安等译：《现代化与法》，第291页。

[15]具体内容参见陈华彬著：《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16]王涌：《所有权概念分析》，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

[17][日]田山明辉著　陆庆胜译：《物权法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18]物之上的所有权象征物之有主以否及主之具体，故谓其具有主体性。

[19]费安玲：《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之探研》，载《民商法论丛》（第十卷）。

[20]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368页。

[21][意]彼德罗·彭梵得著　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22]史尚宽著：《民法总论》，第262页。

[23]关于这一过程的详细论述参见马俊驹 梅夏英著：《不动产制度与物权法的理论和立法构造》，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24]尹田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25]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26]马俊驹 梅夏英著：《不动产制度与物权法的理论和立法构造》。

[27]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第10页。

[28]马俊驹 梅夏英著：《不动产制度与物权法的理论和立法构造》。

[29]引自《第九章未来性》，

[30]转引自尹田：《法国物权法》，第51页。

[31]杨紫：《财产所有权客体新论》，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

[32]如宝洁公司、荷兰英特艾基公司诉国网公司。参见郭卫华 金朝武 王静等著：《网络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页。

[33]唐昭红：《商业秘密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六卷）。

[34]张今著：《知识产权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35]消息来源于2001年10月20日中央电视台早新闻。

[36]Bruce E. Hayden， Brits to indoctrinate teen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37]除力倡无形财产权的吴汉东教授、马俊驹教授、梅夏英教授外，论及财产法趋势的文章

[38][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39]《中国民法总论》开篇即言及此点，后代学者莫不持此观点。、

[40]葛云松：《股权、公司财产权性质问题研究》。

[41]参见周林彬：《所有权概念新探》，载《民商法学》2001年第1期。

[42]纪昀：《西方发达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43]梅夏英：《民法上“所有权”概念的两个隐喻及其解读》.

[44]不动产制度被突破性运用于移动得最快的物体上，这本身构成对动产与不动产分类的反讽。

[45]马俊驹 梅夏英著：《不动产制度与物权法的理论和立法构造》。

[46]姚辉：《带入新时代的旧问题》，

[47]姚辉：《带入新时代的旧问题》。

[48]转引自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第三章》，该文位于211.100.18.62/research/academy/details……

[49]《第八章：效率和稀少性》，

[50]《第八章：效率和稀少性》。

[51]法律执行不力的地区，软件被肆意盗版，财产概念颇为残缺，可为文中此点之证明。

[52]吴汉东：《财产权客体制度论》。

[53]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第69页。

[54]该定义参考了刘力、庄岳荣：《信息的财产属性及其法律保护问题浅析》一文，载《青年法学（中南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1995年秋季号。

[56]《我国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安全现状及其研究方向》.

[57][日]新井久光著，杨忠华译：《21世纪的知识产权政策》，载《民商法学》2001年第4期。

[58][日]北川善太郎著，渠涛译：《网上信息著作权与契约》，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3期。

[59]谢邦宇主编：《罗马法》，第166页。

[60]马俊驹 梅夏英著：《无形财产的理论和立法问题》，该文位于产种类-信息纳入理论的视线。

[61]参见刘静怡：《网路社会的资讯隐私权保护》，载《台港澳及海外法学》2001年第7期。

[62] 《第八章：效率和稀少性》。

[63] 马俊驹 梅夏英著：《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64] 马俊驹 梅夏英著：《无形财产的理论和立法问题》。

[65]转引自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第三章》。该文还严谨的把权利的客体界定为行为，把行为的对象界定为物，但该文认为也可直接把物视为权利的客体。本文从简化论证层次的角度，直接采后一种方式。

[66]易继明 李辉凤：《财产权及其哲学基础》，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2期。

[67]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第348页。

[68][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 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89页。

[69]转引自尹田著：《法国物权法》，第55页。

[70]赵世义：《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与制约》，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5期。

[71]尹田著：《法国物权法》，第67页。

[72]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页。

[73]杨紫 ：《财产所有权客体新论》。

[74] Bruce E. Hayden， Brits to indoctrinate teen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75]顾培东著：《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76][荷]阿瑟·S·哈特坎普博士著 姜宇 龚馨译：《1941年至1992年间荷兰民法典的修改》，载《民商法论丛》（第六卷）。

[77] [荷]阿瑟·S·哈特坎普博士著 姜宇 龚馨译：《1941年至1992年间荷兰民法典的修改》。

[78]刘士国：《俄、越民法典概要及对我国制定民法典的启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1期。

[79]刘士国：《俄、越民法典概要及对我国制定民法典的启示》。

[80][英]F.H.劳森，B.拉登著，施天涛等译：《财产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81]转引自中南政法学院99届民商法专业周正将的硕士毕业论文：《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

[82] Bruce E. Hayden， Brits to indoctrinate teen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83][美]康芒斯著：《制度经济学》，转引自周正将著：《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

[84]《第十章 合理的价值》.

[85]Everybody‘s legal dictionary，

[86]《第十章 合理的价值》。

[87] Bruce E. Hayden， Brits to indoctrinate teen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88]参见郑成思：《关于制定“财产法”而不是“物权法”的建议》；薛虹：《物权还是财产权》.

[89]参见徐国栋：《东欧剧变后前苏联集团国家的民商法典和民商立法》，载《民商法论丛》（第十四卷）。

[90] [荷]阿瑟·S·哈特坎普博士著 姜宇 龚馨译：《1941年至1992年间荷兰民法典的修改》。

[91]转引自尹田：《法国物权法》，第66页。

[92]Adam D. Moo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ral，Legal， and International Dilemmas.

[93] Bruce E. Hayden， Brits to indoctrinate teen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物理概念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儒家经典;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Abstract：IntheConfucianclassics,therearesomesectionsthatcontainplentyknowledgeofancientscienceandtechnology,eventherearesomeexpertworksofancient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backgroundthatConfucianculturewasmainstream,theknowledgeofancient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Confucianclassicswasthesourceandcomponentpartoftheknowledgebywhichancientscientistsundertookscientificinvestigation.

Keywords:Confucianculture;Confucianclassics;ancientscienceandtechnology;ancientscientist.

如果深入研究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科技知识及其对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笔者通过对《诗》、《书》、《礼》、《易》等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科技知识进行归纳整理，进一步分析其对于古代科学的影响，以说明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密切关系。

一．《诗经》中的科技知识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主要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作品。但是，其中不少诗篇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知识，涉及物候知识、动植物知识、地学知识、天文知识等。

《诗经》的《豳风•七月》被认为是一首物候诗[]。其中一些诗句反映了各个月份的物候现象和农事活动。比如：二月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繁祁祁”；三月份，“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四月份，“四月秀葽”；五月份，“五月鸣蜩”，“五月斯螽动股”；六月份，“六月莎鸡振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份，“七月流火”，“七月鸣鵙”，“七月亨葵及菽”，“七月食瓜”；八月份，“八月萑苇”，“八月载绩，载玄载黄”，“八月其获”，“八月剥枣”，“八月断壶”；九月份，“九月授衣”，“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九月筑场圃”、“九月肃霜”；十月份，“十月陨萚”，“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获稻”，“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十月涤场”，等等。

《诗经》的不少诗篇还反映了动植物方面的知识。比如：《豳风•七月》有“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小雅•小宛》有“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小雅•四月》有“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郑风•山有扶苏》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红草）”，等等。

在地学知识方面，《诗经》中的《小雅•十月之交》对一次大地震作了记述：“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冡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同时，《诗经》中还有一些气象谚语，如：《小雅•渐渐之石》有“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小雅•信南山》有“上天同云，雨雪雰雰”；《鄘风•蝃蝀》有“朝隮于西，崇朝其雨”，等等。

《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已经提到作为古代天球坐标体系的二十八宿中的火（心）、箕、斗、定（室、壁）、昂、毕、参、牛、女等，还有天汉（银河）的记载[1]。尤为重要的是，《诗经》中还记述有日食现象，《小雅•十月之交》中的“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是古代所记述的最早的一次日食。

除此之外，《诗经》中还包含有丰富的农业科技知识，以及一些手工方面的技术。

二．《尚书》的《尧典》和《禹贡》中的科技知识

（1）《尧典》中的天文学知识

《尧典》中有一段记载，叙述了帝尧当时制定历法的情况。其中说道：“（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意思是，帝尧命令羲氏、和氏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告知百姓。具体的做法就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就是说，昼夜等长的时候，当黄昏时见到鸟星升到中天，即为仲春或春分；白昼最长的时候，见到大火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夏或夏至；昼夜又等长到时候，见到虚星升到中天，即为仲秋或秋分；白昼最短的时候，见到昴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冬或冬至。

对于《尧典》的这一段叙述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意义，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认为，它是“中国官方天文学的基本”[]。

（2）地理著作《禹贡》

《禹贡》的成书年代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该书为战国时期儒家所撰。《禹贡》讲述的是，夏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分为九个区域，即冀、兗、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且根据各州的自然条件，规定田赋和进贡。

《禹贡》所叙述的各州的情况，与地理有关的方面，包括水利工程、河流、土壤、植被和进贡的水路等。除了描述了九州的地理情况外，《禹贡》还有“导山”和“导水”两部分，叙述了四条由西向东延伸的山列以及九条河流的来龙去脉，包括，水源、流向、流经地、所纳支流和河口等。

《禹贡》对后世地理学产生重要影响，因而被看作是古代重要的地理著作，李约瑟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自然地理考察著作”[]。

三．《大戴礼记•夏小正》和《小戴礼记•月令》中的科技知识

（1）最早的物侯著作《夏小正》

关于《夏小正》的来历，据《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这就是《夏小正》。另外，《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一般认为，现存的《夏小正》有经、传之分，其中的经为孔子所编订，传为其后学所撰著。

《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该书按照一年中月份的顺序，对各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象和农事活动分别作了记载，涉及天文、气象、动植物等多方面的知识。

在天文方面，《夏小正》记载：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县在下则旦”；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九月，“内火”，“辰系于日”；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等等。

在气象方面，《夏小正》记载：正月，“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等等。

《夏小正》中有关动植物的知识非常丰富，对许多动植物在各个月份的情况作了记载：正月，“启蜇，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祭鱼，鹰则为鸠，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二月，“昆小虫抵蚳”，“来降燕”，“有鸣仓庚”；五月，“浮游有殷”，“鴂则鸣”，“良蜩鸣”，“鸠为鹰”，“唐蜩鸣”；七月，“狸子肇肆”，“寒蝉鸣”；九月，“陟玄鸟蜇”，“熊羆貃貉鼬鼪则穴，若蜇而”；植物方面的记载还有：三月，“委杨”，“拂桐芭”；六月，“煮桃”；八月，“剥瓜”，“剥枣”，等等。

（2）《月令》的阴阳五行自然观与物候知识

关于《月令》的成书年代，争论的焦点在于，它与《吕氏春秋》的关系。由于《月令》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相似，所以，一则认为，《月令》据《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增删而成，所以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一则认为，《吕氏春秋》袭用《月令》而成“十二纪”，所以《月令》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郭沫若先生曾认为，《月令》属于子思孟轲派的系统[]。李约瑟也认为《月令》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

从科技的角度看，《月令》包含丰富的天文知识、物候知识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然而，《月令》中的科技知识融合于五行的框架之中，体现出阴阳五行的自然观。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对应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并且一一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月令》不仅在于提出了阴阳五行的自然观，而且，还在这一框架下融合了丰富的科技知识。

从古代自然观发展的角度看，阴阳五行的自然观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条件下对世界万事万物所作的一种整体思考，虽然它削足适履地把丰富多样的世界塞进阴阳五行的框架之中，包含了许多牵强附会的东西，但毕竟是古代对世界统一性研究的重要成果。李约瑟说：“这些理论（指阴阳五行说）起初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倒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而且肯定决不比支配欧洲中古代思想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元素理论更坏。”[]事实上，阴阳五行自然观一直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

四．《周礼》中的科技知识

汉初河间献王得民间所藏《周礼》，该书的成书迄今尚有争议，但在汉代已列入儒家经典，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科技知识；尤其是当时所补入的《考工记》，它是古代重要的手工技术著作。

（1）《周礼》与古代科技

《周礼》有6篇，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该书综合了周王室和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官制。从各官员的职责来看，有一些官职是由具备一定科技知识的人所担任的，比如：

天官冢宰属下的“医师”，必须“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可见，“医师”必须是具有相当医学知识水平的人。此外还有“疾医”、“疡医”、“兽医”都必须具有相当的医学知识。

地官司徒的职责包括，“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臝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蓺”；“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显然，涉及地学、生物学、农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知识。

春官宗伯属下的“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明显是具备天文知识的人。

夏官司马属下的“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也就是说，要掌握相当水平的地理知识。同时，该篇记述了周朝时全国“九州”的划分：“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幷州”，并记述了各地的地理状况以及所宜种植的农作物等。

除此之外，《周礼》中还有不少官职也具备有相应的科技知识。《周礼》记述了当时一些官职具备有相应的科技知识，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科技发展的状况，也表明撰著《周礼》的儒家学者对科技在治理国家中所起作用的认同。

（2）手工技术著作《考工记》

汉初河间献王得到《周礼》时，其中的《冬官司空》一篇就已亡佚，于是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考工记》成书年代迄今能有争议，一般认为，《考工记》为春秋时期齐国官书，是齐国官府制定的有关手工业生产的规范和制度。

《考工记》叙述了各种手工技术规范，涉及马车及其各个部件的制作、青铜器物的原料配比和制作、皮革及其制品的制作工艺、染色工艺、练丝工艺、各种玉器的形状与规格、石磬各部分的比例要求、各种矢的制作技术、各种容器的容量和尺寸大小、乐器支架的造型与设计、饮用器具的制作、箭靶的规格、各种兵器的制作、建造城邑的规范、沟洫的修筑技术以及弓的制作工艺，等等。

《考工记》不仅涉及手工技术的许多领域，而且还包含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其中“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被认为“大体上正确地反映了合金配比规律，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的经验性科学总结”[4]。

《考工记》也许原本并非儒家学者所作，但是，汉代经学家却不以门户之见，将其补入儒家经典之中，可见儒家对于科技的重视。

五．《易传》的自然观

《易传》是儒家对《易》的诠释。从《易传》与古代科技的关系看，《易传》提出了以下几个有价值的思想：

（1）阴阳八卦自然观

《易传》认为，整个宇宙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系辞上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的八卦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而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这八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相互作用而生成的。《说卦传》说：“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系辞上传》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易传》不仅论述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生成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变化，而且，还进一步认为，其变化是有规律的。这就是《系辞上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认为事物变化之道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上，也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描述了一个以太极为本原，以阴阳为法则，并由此产生出天地、四时、八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进而化生万物，生生不已的自然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包括《易传》阴阳八卦自然观在内的儒家自然观，与其他各家的自然观一起，都是先秦重要的自然观，因而都是先秦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自然观在后来都对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三才之道”

《易传》全面阐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并对先秦儒家的思想有所发展，明确提出了天道、地道与人道相互统一的思想，即“三才之道”。

《易传》的天道、地道与人道相互统一的思想，体现在对《易》的诠释之中。《系辞下传》说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说卦传》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中，天道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统一的，这就是“三才之道”。

《易传》在诠释《易》的过程中，详细阐述了天、地、人的关系以及天道、地道与人道的统一，无疑是对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包含了天、地、人三者互相协调、和谐统一的思想。

（3）科技文明观

《易传》的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要求依据天地之道行事，从天地之道中去把握人道，这本身就意味着需要研究天地之道。《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认为八卦是伏牺氏研究自然界的事物而作出来的，其研究范围之广，天文、地理、动物均属研究之列。《易传》讲伏牺氏研究自然界的事物而成八卦，表明《易传》对研究自然界事物的重视。

《易传》认为《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所以，圣人效仿卦象发明各种技术，制作各种器物，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进步。《系辞下传》说：“（包牺氏）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易传》的这段论述认为，远古时期的许多技术发明，包括鱼网、耒耜、市场、船、车、门、杵臼、弧矢、宫室、棺椁、书契等11项，为当时圣人所作，并且是效法卦象而来的。这一说法，也许有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之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技术思想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六．儒家经典与古代科技

儒家经典不仅包含了古代科技知识，而且是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科学家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知识来源，而且，他们的后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也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古代许多科学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刘徽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方面的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汉代天文学家刘歆依据《周易》的概念作《三统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依据《周易》的“大衍之数”编制《大衍历》，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历法”[4]。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最早的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作为古代农学体系标志的《齐民要术》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10]同时，在中国古代，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所获取的知识，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无论是数学、天文学还是地理学、农学，无论是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还是科技著作，都或多或少地以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为基础，而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切足以证明了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的确是古代科技所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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