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照五检视剖析材料范文
时间：2023-03-20 08:08:31
五对照五检视剖析材料范文第1篇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以身边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为镜鉴，结合市委巡察“回头看”反馈问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的整改，坚持在以案示警中受警醒明法纪、在以案为戒中严对照深检视、在以案促改中强整改促提升，突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教育引导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在政治上增强“两个维护”的坚定性、在工作上增强勇于担当的斗争精神、在管理上增强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针对性实效性、在作风上增强反对形式主义的实干精神，以优良作风统筹推进校园疫情防控和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内容
全市教育系统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职工必须从身边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做到知敬畏、存戒惧、明底线。
(一)切实在政治上增强“两个维护”的坚定性。要深入学习关于“两个维护”的重要论述,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始终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党绝对忠诚、对组织无比坦诚,做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落细。
(二)切实在工作上增强勇于担当的斗争精神。要深入学习关于勇于担当作为的重要论述,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在其位谋其政、在其职尽其责,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主动担当、攻坚克难。
(三)切实在管理上增强干部职工教育管理监督的针对性实效性。要深入学习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论述,坚持从自己做起,正己风严家风,恪守为政之德,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格干部职工教育管理监督,推深做实同级监督、日常监督、双向监督以及“一把手”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手抓廉政、一手抓发展。
（四）切实在作风上增强反对形式主义的实干精神。要深入学习关于力戒形式主义的重要论述,充分认清形式主义的顽固性、反复性、变异性、虚假性,持续纠治,久久为功。坚持真抓实干、落细落实,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切实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三、时间安排及方法步骤
全市教育系统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从今年4月开始到6月底基本结束。
(一)坚持在以案示警中受警醒、明法纪(4月)
1.学习重点。一要持续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在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中央统筹推进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等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二要跟进学习关于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三要认真学习《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党内法规,以赵正永、张坚案为镜鉴,结合十四届市委以来教育系统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进行剖析警示,做到知敬畏、存戒惧、明底线。
2.学习目标。通过深入学习研讨,实现“六个警醒”:一要在做到“两个维护”上警醒起来,坚决防止“七个有之”,努力做到“五个必须”。二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警醒起来,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三要在站稳人民立场上警醒起来,着力解决师生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四要在严格廉洁自律上警醒起来,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敬畏党纪、敬畏国法、恪守底线。五要在勇于担当作为上警醒起来,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力戒形式主义。六要在压实政治责任上警醒起来,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着力解决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
3.具体任务。局党委召开党委委员会议进行集中研讨，并学习《警示教育学习材料汇编》。
局党委所属各党组织要召开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会议，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结合赵正永、张坚案及十四届市委以来教育系统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对干部职工进行警示教育。
（二）坚持在以案为戒中严对照、深检视(5月)
1.指导原则。以赵正永、张坚案以及十四届市委以来教育系统查处的案例,做到“四对照四检视”。一是在政治上对照,检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的差距。二是在工作上对照,检视担当尽责、敢于斗争、攻坚克难方面的差距。三是在管理上对照,检视恪守法纪底线、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从严教育管理监督干部职工方面的差距。四是在作风上对照,检视党性修养、群众立场、抓落实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方面的差距,针对查找出来的问题,建立问题、任务、责任、时限“四清单”。
2.具体任务。一是在5月上中旬,对照赵正永、张坚案认真检查自身,从教育、制度、监督等方面入手,深入查找自身在政治、工作、管理、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形成“四清单”。二是在5月下旬,局党委班子成员与分管股室“一把手”开展政治监督谈话，加强“关键少数”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三是在5月底,局党委结合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召开民主生活会。
局党委所属各党总支（支部）委员要深入查找自身在政治、工作、教育管理、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问题、任务、责任、时限“四清单”。
(三)坚持在以案促改中强整改、促提升(4-6月)
1.整改要求。坚持思想整改和行动整改相统一，对“四清单”实行对账销号,对于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一个月内整改到位并抓好巩固提高;对于需要一段时间解决的问题,加大工作力度,跟踪推进落实,力争在警示教育期间取得实质性效果;对于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快解决。
2.具体措施。一是深化“三查三问”，扎实开展教育扶贫、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校园疫情防控等领域专项整治,深入治理贯彻上级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维护师生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困扰教育发展的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二是持续深化教育系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肃查处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三是纵深推进“建设中层、赢在执行”活动，聚焦教育局机关“股长、主任”等执行层关键岗位，对“中梗阻”问题零容忍。四是开展“制度建设月”活动，要针对检视岀来的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简便易行的监督管理制度。
局党委所属各党组织要对建立的问题、任务、责任、时限“四清单”实行对账销号，针对检视出来的制度漏洞，建立健全相应监督管理制度。
四、组织领导
(一)压紧压实责任。全市教育系统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在教育局党委领导下开展，局党委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今年“七一”前后,局党委所属各党组织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组织生活、讲党课等方式对深化警示教育情况进行总结,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整改落实情况。
(二)弘扬严实作风。要把深化警示教育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教育高质量发展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形成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五对照五检视剖析材料范文第2篇
一、总体要求
开展“严细深实快”作风教育，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以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和“三个圆满收官”为目的，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标准、精准精致，把“严细深实快”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促使党员干部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能力大提升、工作大落实，在全局上下形成加压鼓劲、增比进位、苦干实干、狠抓落实的新局面。
二、主要任务
开展“严细深实快”作风教育，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
(一)“严”字当头，严抓严管严控。坚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严标准、严要求、严督导、严考核，落实“一岗双责”，对重点工作挂图作战、挂账销号，坚决摒弃“低标准、过得去、穷对付”的工作状态，对不能按标准和时限完成任务的严肃追责。
(二)“细”字用心，细心细致细节。坚持精细精准精致，对待每一项工作，都要追求尽善尽美，一丝不苟、善始善终，不出差错、不出纰漏，确保各项工作实现大改观。
(三)“深”字发力，深学深思深研。坚持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要做到看问题有眼光、有深度，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做到正确处理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多帮基层解决问题，注重找准工作的痛点、堵点、断点、难点，解决好“船”和“桥”的问题，确保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四）“实”字落地，求实务实扎实。坚持想问题、作大果、干工作要务实求实，杜绝部署“不出屋、不落地”。要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锤炼务实作风，实打实、硬碰硬地干工作，特别是对决定的事项、部署的工作要拿出实招硬招，盯紧盯牢，全力推动，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五)“快”字提速，快动快推快干。坚持高效能、快节奏，不拖泥带水，切实增强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对各项重点任务和工作部署，都要以“六个干”精神和“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大干快干、苦干实干，全力以赴往前推，确保各项工作走在前作表率。
三、时间安排和步骤：2020年10月10日--2021年1月10日。
(一)广泛动员，深入学习。（10月10日-10月13日）一是广泛发动积极参与。10月10日党组书记、局长徐建卫作“严细深实快”作风教育动员部署发言，经过深入的思想发动，使全局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到开展“严细深实快”作风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明确学习教育内容。组织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王东峰书记历次来沧调研检查指示要求，学习市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等，努力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实效。三是丰富学习教育载体。通过学文件、讲党课、听报告、专题辅导、专题调研考察等多种形式，吃透精神，融会贯通，在全局上下迅速形成学习教育热潮，引导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作风教育期间，局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全体党员集中学习时间每月不少于8学时。
(二)查摆问题，深入检视。（10月14日-10月31日）一是坚持“四对照”标准找差距。全局中层及以上干部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对照严细深实快”标准，结合分管领域和本职工作，对照初心使命，对照“六稳”、“六保”工作要求，对照大做发展文章、苦干实干三年，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二是广泛征求意见。通过个别座谈、召开座谈会、设置意见箱、公开热线电话等形式，充分听取工作服务对象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改进作风、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三是以“实”的态度找准问题。通过采取自己找、群众提、集体议、上级点等方式，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巡视巡查、干部考察、工作考核等情况，即从工作层面查问题、议对策，更从思想层面找不足、挖根源，一条一条列出问题，并及时进行集中梳理。四是全面深刻检视问题。检视问题要防止大而化之，不能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更不能以业务问题代替思想政治问题。10月底前，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及党员干部要逐条形成问题清单，在此基础上要形成领导班子问题清单，报局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三)剖析原因，全面整改。（11月1日-12月31日）一是深挖思想根源。针对“严细深实快”作风教育开展以来查摆的各类问题，结合巡视巡察、干部考察、工作考核和大督查发现的问题，逐一进行梳理，从思想、政治、作风、能力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查找问题根源。二是制定整改方案。结合查找出来的问题，尤其是对重点整改任务实行项目化管理，制定整改任务书、时间表，建立整改工作台账，逐一明确问题清单、整改内容、牵头领导、责任科室、整改措施、完成时限，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确保逐项整改到位。三是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要将开展作风教育情况作为年度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的重要内容，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局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及每名党员干部都要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四)总结提升，形成机制。（2021年1月1日-2021年1月10日）局领导班子要通过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座谈交流等形式深入交流“严细深实快”作风教育的收获体会，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和作风成果，并及时把好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建立长效机制。
四、组织领导
“严细深实快”作风教育作为持续巩固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常态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延伸，人社局领导班子和全体党员同志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开展，有序推进。
(一)落实领导责任。人社局党组对“严细深实快”作风教育负总责，党组书记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上手、具体指导、带头推动，并成立“严细深实快”作风教育领导小组，党组书记、局长徐建卫同志担任组长。全局上下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做好关键动作，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形成上行下效、上率下行的良好局面。
(二)明确工作职责。人社局作风教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作风教育的统筹谋划和组织协调；党委办负责领导班子的作风教育安排、组织推动、具体指导和宣传报道；督查室、纪委监察室负责作风教育的日常监督检查。作风教育领导小组都要明确分工，形成党委(党组)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三)深化典型教育。注重用好正反典型推进作风教育,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以正面典型为“镜”抓示范，对政治过硬、苦干实干、敢闯敢拼、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群众公认的好干部进行表彰，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落实“严细深实快”要求，敢担当善作为。以反面典型为“戒”抓警示，对解决群众困难“推拖绕”的党员干部予以问责，达到调整一个、教育一片、警示一批的效果。
五对照五检视剖析材料范文第3篇
一、专题教育主题
以学习“三严三实”、践行“三严三实”为主题，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已，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要求，教育引导全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切实把握“三严三实”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三严三实”作为修身做人用权律己的基本遵循、干事创业的行为准则，争做“三严三实”的好干部，推动形成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实施“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奋力推进“六个”建设攻坚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二、参加对象
全系统县处级及区管岗位领导干部、上述同级非领导职务干部。
三、总体要求
（一）坚持从严要求。把认真精神、从严要求作为开展专题教育的基本要求。坚持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以严促深入、以严求实效，坚决克服厌战懈怠的情绪和消极应付的心理，坚决防止放松要求、降格以求，真正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确保专题教育质量。
（二）突出问题导向。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开展专题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盯住省委提出需要着力解决的“六个方面”突出问题和具体表现，逐项梳理分析，明确性质、找准症结、对症下药，确保找准、查实、改到位，以解决问题的成果来检验专题教育的成效。
（三）坚持以上率下。把领导班子带头示范、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作为开展专题教育的基本方法。局党委班子带头，各级领导班子以身作则，上级为下级树标杆，一把手为班子成员作表率，形成上级做给下级看、上级带着下级干、层层示范带动的良好局面。
（四）注重讲求实效。把讲实际、求实效作为开展专题教育的重要遵循。紧密联系实际，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努力在解决具体问题上有进展、有突破，在深化“”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
四、方法措施
这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不设环节，不是一次活动，要融入领导干部经常性的学习教育，从今年4月底开始，各单位同步进行。全系统县处级领导干部及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的区管岗位人员，要真正从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起来、实起来，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履职尽责、做人做事的方方面面；要立足承上启下、为政一方，同群众联系更直接、更紧密的实际开展专题教育，从思想深处清除与“三严三实”要求不适应、不符合的突出问题，努力当好对党忠诚、干净、担当的标杆。
（一）以领导干部讲“三严三实”专题党课开局。全系统县处级领导干部及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的区管岗位人员，以“三严三实”为主题，讲一次党课。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撰写讲稿，深入思考，联系卫生计生工作实际，剖析根源，做到“三个讲清楚”：讲清楚“三严三实”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讲清楚“不严不实”的具体表现、严重危害和问题根源，讲清楚落实“三严三实”的实践要求，切实发挥带学促学作用，使讲党课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的过程，成为深化认识的过程，成为激发自觉的过程。
1、6月上旬，局党委书记黄礼鐏结合专题教育和卫生计生工作实际，向全系统党员干部讲一次“三严三实”党课。
2、6月下旬，局党委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为分管科室和基层联系点党员干部讲一次“三严三实’专题党课。
3、6月底前，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的区管岗位人员，按照“三严三实”要求，联系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和作风实际，在本单位讲一次“三严三实”专题党课。
（二）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采取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学习理论与研究工作相结合的方式，根据自身实际和工作要求，有针对性地精选学习内容，重点围绕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和党的纪律规定，重点研读《谈治国理政》《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学习贯彻省委、市委从严治党《决定》和“两个意见”、省委《严守政治纪律严明政治规矩，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十项规定》（以下简称省委《十项规定》）及市委《关于贯彻落实〈严守政治纪律严明政治规矩，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十项规定〉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市委《实施意见》），对重点篇目，要精研细读、反复钻研，做到全面理解、融会贯通。组织开展正反两方面典型学习反思，认真学习焦裕禄、兰辉、菊美多吉、毕世祥等典型的先进事迹，学习改革发展主战场和维护稳定第一线涌现出的身边先进典型；对近年来全省、全市和全区和本地重大腐败案件进行检视反思，剖析根源、汲取教训、正本清源。
1、6月下旬，结合全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有关安排，以“讲政治、守纪律、守规矩”为主题，召开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反思会。
2、在卫生信息网开设“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专栏，专题教育信息简报，学习践行“三严三实”心得体会和专题学习讨论成果等，营造浓厚学习氛围，教育引导全系统党员干部深刻领会“三严三实”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三）高质量开展“三严三实”专题学习研讨。在个人自学基础上，重点分3个专题开展学习研讨，大体上每两个月1个专题。专题学习研讨要紧紧围绕“12个如何”进行交流互动，用好正反两面镜子，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实际思想和工作摆进去，见人见事、触及问题，追本溯源、深化认识。
专题一（5至6月）：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拧紧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重点学习研讨:一是如何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决防止思想滑坡、信仰迷失，不问苍生问鬼神、不信马列信金钱的问题；二是如何站稳党和人民立场，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坚决纠正党性观念弱化和背离宗旨、脱离群众的问题；三是如何坚持党性原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清清爽爽的人际关系，坚决防止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的问题；四是如何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自觉远离低级趣味，树立良好家风，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坚决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问题。
专题二（7至8月）：严以律己，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做到崇廉尚实、遵纪守法。重点学习研讨:一是如何严格遵守《》，落实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的“五个必须”要求，贯彻省委《十项规定》和市委《实施意见》的问题；二是如何严明政治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防止口无遮拦、乱发议论，甚至妄议中央、省委、市委和区委的大政方针的问题；三是如何严明组织纪律，遵循组织程序，服从组织决定，接受组织安排，自觉维护班子团结，坚决抵制“袍哥文化”“勾兑文化”，坚决防止阳奉阴违、自行其是，讨价还价、欺瞒对抗，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问题；四是如何严明财经纪律，不搞利益输送，不插手市场经济活动，不谋取非法利益，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抵制反腐“过头论”“自黑论”“影响发展论”等错误论调，坚决防止不收敛不收手，进行曲线型、封闭式利益交换的问题，如如何严明行业纪律，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执业、廉洁行医，树立行业形象，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卫生计生服务，坚决抵制违反“九不准”规定、“靠山吃山”、行业“潜规则”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问题。
专题三（9至10月）：严以用权，实实在在谋事创业做人，做到敢于担当、奋发有为。重点学习研讨:一是如何坚持用权为民、依法办事，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党的纪律，按规则、按制度、按法律想问题、作决策、用权力，敬法畏纪，为政清廉，坚决防止置身法外搞特权，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问题；二是如何坚持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监督，坚决反对大权独揽、独断专行，搞家长制、“一言堂”的问题；三是如何坚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推进工作，适应新常态、养成新习惯、展现新作为，以严的精神、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坚决防止对党不忠、欺上瞒下，精神不振、为官不为，拈轻怕重、不敢担当，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玩“花架子”、干“表面活”的问题；四是如何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提升履职尽责的素质和能力，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型卫星城的定位，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力推进“六个”建设攻坚的问题。
1．全系统县处级领导干部及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的区管岗位人员结合日常调研、“走基层”、“解决卫生计生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治理慵懒散浮拖”、“挂包帮”、“双报到”、“1+3”对口联系等活动等工作，围绕“三个专题”广泛征求意见，查找“不严不实”突出问题和具体表现，作好相关记录，为深入学习研讨打牢基础。
2、采取中心组学习、召开党委会等形式，就“三个专题”分别进行集中学习研讨，并就每个专题组织1次集中学习研讨会。参会领导干部要充分准备，拟定发言提纲，会上逐一发言后进行交流讨论，每一专题讨论后要梳理形成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的问题清单，每次会议都要有方案、有详细记录，并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和归档。
（四）高质量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今年年底，全系统县处级领导干部及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的区管岗位人员年度以践行“三严三实”为主题进行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1．结合征求意见和学习研讨情况，形成区卫计局“不严不实”问题的具体表现，并报区委组织部备案。
2.认真对照检查。充分运用前期学习研讨、征求意见的成果，以“三严三实”为镜，认真查摆修身、用权、律己严不严，谋事、创业、做人实不实。严格按照“七对照三联系”要求：对照《》等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国家法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对照指出的“七个有之”“五个必须”，对照省委“三个不可低估”重大判断，对照王东明同志指出的“十类问题现象”和黄新初同志指出的“五类突出问题”，对照省委《十项规定》及市委《实施意见》，对照正反典型，对照本地本部门本单位“不严不实”问题具体表现，联系个人思想、工作、生活和作风实际，联系个人成长进步经历，联系个人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深入查摆问题，深刻党性分析。重点开展“六检查六反思”，即检查修身严不严，反思信念是否坚定、政治是否过硬；检查律己严不严，反思纪律是否严肃、规矩是否坚守；检查用权严不严，反思宗旨是否坚守、用权是否为民；检查谋事实不实，反思决策是否科学、原则是否坚持；检查创业实不实，反思在位是否谋政、为官是否有为；检查做人实不实，反思从政是否廉洁、防线是否牢固。
3、深入谈心谈话。党员领导干部要安排充足时间，逐一开展谈心谈话。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与班子成员逐一谈心谈话，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分管单位负责同志之间要互相谈心谈话。谈心谈话既要主动把自己摆进去，多从自身找问题，又要勇于指出对方的问题，敞开心扉、坦诚相见，真正把问题谈开谈透、找准找实。
4、区卫计局党委班子及成员要结合征求意见、学习研讨、谈心谈话等情况，在深入对照检查的基础上，形成剖析材料。
5、12月底前，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坚持整风精神，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志、增进团结的目的。
（五）高质量抓好整改落实。坚持立说立行、边学边改，对查找梳理的“不严不实”问题，主要领导带头，列出问题清单，一项一项整改，做到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一起改，大问题和小问题都不放过。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落实好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整治任务，深化“庸懒散浮拖”专项整治，重点抓好为官不严、为官不实、为官不为等问题的整改。要落实责任、上下联动，把整改措施落到实处。要建立整改跟踪督查机制，对整改不力的约谈提醒，对态度消极、虚以应付的严肃批评。
1、按照中央、省、市和区委部署安排，适时在全系统范围开展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点整改任务落实情况集中督查。
2、全系统县处级领导干部及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的区管岗位人员要按照“边学边查边改”的要求，及时查摆和制定出“不严不实”问题清单，并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措施时限、强化责任落实，持续推动整改，单位和个人整改台账报区委组织部备案。
3、根据中央、省、市和区委部署要求，结合我局查找出的“不严不实”突出问题，适时调整专项整治项目。将基本整改到位的转为常态推进，将群众反映强烈、影响面大的“不严不实”问题纳入专项整治内容。
（六）高质量抓好立规执纪。针对“不严不实”问题，建制度、立规矩，重点是围绕贯彻省委、市委和区委从严治党《决定》和“两个意见”、省委《十项规定》、市委《实施意见》，落实全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7个领域”“10个方面”的制度建设要求，结合我局实际研究制定配套制度和办法，推动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
12月底前，以打破药品、耗材、设备采购行业“潜规则”为突破口，进一步建立健全机制，加强监督管理。
五、组织领导
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要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为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切实加强领导，周密安排部署，强化责任落实，扎实有效推进。
（一）落实工作责任。卫计系统“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在局党委领导下进行，由局党办牵头组织实施。局党委书记、局长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机关党委书记为直接责任人，其他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局机关各科室及各医疗卫生单位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确保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的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二）加强督促指导。局党办要以从严从实作风开展专题教育，加强对各医疗卫生单位工作指导、分析研判，采取巡回检查、专项调研、随即抽查等多种形式，加强督促检查。要把抓好专题教育将作为履行党建主体责任的重要任务，纳入党建工作述职述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对组织不力、敷衍塞责、效果不好的，要严肃批评、严肃问责。
（三）注重宣传引导。充分运用卫生信息网、微博等，宣传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部署要求，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反映专题教育的进展和成效。
五对照五检视剖析材料范文第4篇
公司2016年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1）
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一是会议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征求意见有深度;二是班子之间能开诚布公，所提的建议中肯;三是所提整改措施到位，会议效果良好。
下面对公司发展现状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严格履行“两个责任”和“一岗双责”制度;二是加强班子成员学习力度，班子领导要做好表率，时常组织开展谈心活动;三是落实好公司营销战略规划，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密切关注市场的发展需求;四是重视职工福利问题，职工待遇要与公司发展同步增长，确保职工能享受到公司发展的成果。
要重点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二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头，不断提高“四个意识”;三是进一步加强班子作风建设，强化底线思维;四是践行“两学一做”，勇于担当作为;五是进一步严肃党的组织生活，强化规范执行;六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促进企业改革发展。
以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为契机，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形成合力，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热情投身企业深化改革各项工作中，向集团公司和xx公司全体干部职工交一份满意答卷。
公司2016年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2）
通过前段时间的学习调研，采取“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集体议”等方式，对照《准则》和《条例》规定和要求，对个人前期查摆问题进行了即知即改，深刻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了今后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将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个人前期整改情况汇报
根据局专题教育安排，在前期专题学习研讨中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围绕自身问题进行了深入查摆，并对即知即改问题进行了整改。
(一)针对学习不够深入的问题。一是制定了系统的学习计划。明确学习重点、时间、方式和要求。特别是《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不廉洁斗争论述摘编》、《谈治国理政》、《大力弘扬新时期沂蒙精神》等文献资料，加强理想信念、党性、党风、党纪和道德品行教育。每天抽出半小时进行充电学习，在学习中多动脑、勤思考，做到学习入脑、入心。二是过好组织生活。积极参加组织生活会，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监督，有错必改。严格要求自己，每月写1篇反省日志，对照自身存在的问题，认真反思，从思想上找根源、行动上抓落实。三是学以致用，知行结合。对科技政策法规以及科技体制改革工作认真品味，把理论学习与工作开展有机结合。每个季度组织分管科室进行1次理论研讨会，研究讨论当前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内在规律和要求，提高谋划科技长远发展的能力，真正用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
(二)针对工作作风不够扎实的问题。一是提高工作效率。强化自己的时间观念、效能观念，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对所有的工作都要提前谋划，提前安排，确保不出现工作拖延现象。对临时性的工作及时安排、及时处理，当天完成，确保机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工作上，对待上级，多向省科技厅领导沟通汇报，省级以上农业与社会发展项目争取工作亲自带领科室负责人到省厅汇报，掌握工作的最新进展，今年以来争取农业领域项目资金居全省第一。二是加强沟通交流。通过思想交流和工作互动，更多地听取同志们的不同意见和建议。每月都与分管科室负责同志、科室人员谈心，鼓励、激励他们干好工作、学会生活。三是积极改进调研工作。今年共深入到基层、到企业实地调研学习10次，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和需求，为他们提供切实的服务，撰写调研报告2篇。深入XX等贫困村进行了实地调研，推进了科技精准扶贫。
二、个人存在问题
(一)理想信念方面
党性修养还有待加强。面对不良风气批评抵制不够，对不良现象不够较真碰硬，对歪风邪气作斗争不够，尤其是“与智者对话、与高手切磋、与精英交手”的工作中以自己行动说服群众、影响群众、带动群众的表率作用发挥不够。
(二)担当作为方面
一是对工作考虑站位不高。在实践工作中，缺乏逢山开路、过河架桥的勇气和意志，不能尽善尽美、时时处处争一流的标准上去把握。二是存在“官本位”思想。进取意识不强，缺乏激流勇进的思想，安于现状，固步自封，满足于守摊子。三是存在“怕担责”的意识。对一些重点工作，难度大的工作，不愿积极主动地承担，缺乏一抓到底的韧劲，担当意识不强。四是工作缺乏创新性。工作方法不多。总认为服务对象有需求再服务，尽量少去打扰基层、企业，主动服务的意识缺乏，因而造成了服务落实不太到位。创新精神不足。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方面有所欠缺，忙于应付多，主动落实少，研究情况多、解决问题少，缺乏创造性开展工作，改革创新意识有待增强。
(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方面
一是大局意识差。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大局意识不强。对具体工作关注多，对全局的谋划少，眼界不宽，立足点不高，就农社论农社，没有从全省大格局上思考临沂的农社工作，没有给领导当好参谋助手。对分工的工作关心多，对不分工的工作关心不够，与其它科室和与其它分管领导的交流少。
二是政治敏锐性不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些歪曲的政治言论和行为通过网络散布出来，虽然个人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但是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认为整个没有主动站出来制止社会大环境就是如此，我个人虽然看不过去，但也无力改变。如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过激的言论，本人没有做到及时制止，缺乏大无畏的精神。
(四)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方面
平时精力主要用在了业务工作上，对分管领域党的建设、作风建设抓得比较松，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责任制落实不坚决、不到位。比如，在工作中一些请吃，送小礼品、土特产，工作时间上网浏览网页等现象也偶有发生，影响了科技机关和干部队伍的形象。这说明，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监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岗双责”职责履行不到位。
三、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个人存在的上述问题，通过集体讨论，认真分析，全面深刻查找原因，深刻剖析问题根源。
(一)政治责任不到位，党内生活不经常。一是政治理论学习抓得不紧。将整治思想教育让位于业务工作，中心组学习没有较好的坚持，系统性、深入性和针对性较差，特别是马列主义经典原著学习开展少，在政治方向、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等方面学习锤炼不够。在学习的同时，没有很好的把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与坚定理想信念紧密结合起来没有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存在“学用脱节”现象。二是主观世界与实际工作结合不紧。想问题、作决策、定计划有时立意不够高，眼光不够远，就事论事比较多，缺乏“为谁干工作、怎样干好工作我将怎样工作”的主观世界观，缺乏以理想信念激励实际工作的自觉性，导致了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热情。三是不善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召开党组班子民主生活会，很少进行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志间善意的提醒少，互相批评不深刻，不提批评意见或者隔靴搔痒、辣味不足，没有真正起到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的效果。
(二)宗旨意识淡化，群众路线践行不好。在思想上没有完全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一是对群众缺乏感情。面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缺乏换位思考的感情认同，往往过多地强调客观原因，缺乏为群众利益破解难题敢于担当的主动作为和责任意识，没有很好把群众利益作为谋事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完全把“一切为了群众”放到心中最高位置，“鱼”和“水”的关系认识上出现了迷失和错位。二是脱离基层群众。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过于简单，征求意见的范围不够宽泛，有时把征求群众意见作为一种形式，甚至当作是一种负担。没有真正从“工作上要依靠群众、行动上要深入群众、利益上要维护群众”这个角度来开展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往往停留在口头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念越来越淡薄。
(三)党性锻炼不够，事业心使命感不强。平时只注重了日常的业务工作，而忽视了党性锻炼，没有把党性锻炼上升到“谋事创业、党性修养”的高度。在安排部署具体工作中很少把自己摆进去，存在当“二传手”现象，不是沉心静气、尽心竭力的工作，求真务实的作风不强。在推进一些项目实施上，只注重怎样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而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去分析、研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去总结，造成了工作上的思维狭隘，视野不够宽，不能“跳出大足看大足”，没有从全局发展功能上进行深入思考和认真谋划。另外党性修养有所放松，平时忙于民盟开会、调研和日常业务工作，放松了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监督，放松了党性锻炼和世界观的改造。
(四)纪律意识有所弱化，自觉接受监督少。没有严格以来检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放松了要求，没有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为自己、为全局树立一个更高的标杆。另外，用纪律这面镜子照别人多，照自己少，自觉接受监督少。
四、整改措施
针对查找出来的问题，坚持的《准则》和《条例》标准，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继承和发扬优良作风，解决突出问题，切实自身建设，充分调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提升理论素质和党性修养。一是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改进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成效。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积极参加民主生活会，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与班子成员及下属的沟通交流，对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及时加以改正;认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深入群众中间感受沂蒙精神，吸取精华，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断提高科学决策的素质和能力。二是坚持求真务实，提高工作水平。坚持自己摆在工作第一线，求真务实，身体力行，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在工作上做到安排部署有方，监督有力，落实有效，切实强化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抓主要矛盾和薄弱环节，促进工作整体平衡推进。立足大足发展实际，自觉结合我老秘网市创新驱动发展思路来构想今后开展的工作，树立谋长远发展的意识。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作风问题，开展好本职工作，加强自身修养，做到上行下效。
(二)以解决群众问题为导向，着力深化农村与民生建设。把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放到突出位置，建立规划问题动态收集、处理机制，并认真梳理“不严不实”问题，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落实领导责任，分工负责，切实做到解决问题“不假、不空”。扎实推进农社科技创新、科技园区建设、科技人才选派、三区科技人才精准扶贫等工作。让群众在每个问题的回应中感受到专题教育活动带来的成效。
(三)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继续梳理农社领域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该完善的要完善，该建立的要建立，研究制定切实管用的管理实施办法，规范和简化项目、平台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保持清正廉洁，净化灵魂，严格落实八项规定和廉政准则，规范自己的权力行为，杜绝“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行为，杜绝把国家公权当成自己的私权来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切实解决干部身上的不良倾向，确保作风建设的长效性。
(四)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党组示范作用。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在践行《准则》和《条例》要求方面、在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廉政纪律方面在分管领域率先垂范、做好表率。带头在分管领域执行各项制度，慎独慎微，严于律己，从“小节上”管住自己，努力做到严以修身，公道正派，以“自身硬”带动农社“集体硬”，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农社整体战斗力。把自己摆在工作一线，不当“二传手”，实实在在与党员干部一起谋事，与党员干部创业。狠抓科室 “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权力观”改造，带头破除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消极观念，激发干事创业激情，坚持把手中的权力用在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上，用在为民服务、解难题上。把坚定理想信念转化为促进临沂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觉行动。
五对照五检视剖析材料范文第5篇
（一）主题（3个关键词）
①认真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为“学习思想”）；
②坚定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下简称为“核心意识”）；
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项决策部署（以下简称为“贯彻”）。
（二）主要内容（2对照3联系）
对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际，联系狠抓党的决策部署的实际，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注：“规定”和“细则”全文尚未公开，主要内容可点击查阅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新闻通稿）
（三）发言4个方面重点
一是带头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真正学懂弄通做实，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注：关于如何学懂弄通做实，可参考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主要精神，具体可点击查阅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新闻通稿）
二是带头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真正做到对党忠诚、襟怀坦白，守纪律、讲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是带头遵守、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情况，真正做到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新闻报道、厉行勤俭节约，自觉反对特权、不搞特权。（注：可结合近期关于纠正“”不能止步的指示要求一并学习，具体可点击查阅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新闻通稿）
四是带头贯彻落实党的决策部署情况，真正做到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自觉把分管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四）中央政治局下步总体要求
“学习思想”方面：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核心要义和创新观点，掌握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着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政治理论素养。
“核心意识”方面：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增强维护全党的核心、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贯彻”方面：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精神，自觉用党的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扎扎实实把党的精神落到实处。
（五）重要指示要求
①“贯彻”方面：党的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方向，为中国这艘承载着13亿多人的巨轮前行立起了新的航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吹响了新的集结号。（以上简要论述的重要性）有了好的决策、好的蓝图，关键在落实。贯彻落实党的确定的目标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主题，也是中央政治局同志的主要任务。学习贯彻党的精神，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抓落实来不得花拳绣腿，光喊口号、不行动不行，单单开会、发文件不够，必须落到实处。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以上简要论述落实的必要性）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抓落实。要明确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抓住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分清轻重缓急，加强政策配套，加强协同攻坚，加强督察落实，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抓落实，一把手是关键，要把责任扛在肩上，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善于接最烫的山芋，把分管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三个”要“分别从状态、职责、领导三个方面提要求）
②“核心意识”方面：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此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党的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以上论述“核心意识”的必要性）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明确的政治准则和根本的政治要求，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这是对大家党性的考验，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上为“核心意识”的要求）
③纠正“”方面：“”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形式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带头树立正确政绩观，始终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自觉反对形式主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不仅要带头不搞形式主义、，而且要同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坚决斗争，聚焦突出问题，充分认识形式主义、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摸清形式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不同表现，紧密联系具体实际，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既解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层次问题，抓出习惯，抓出长效。（以上为纠正“”方面的要求，尤其是把握三“既”三“也”三个不同逻辑层面的要求。）
④调查研究方面：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全党崇尚实干、力戒空谈、精准发力，让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下去，让惠及百姓的各项工作实起来，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围绕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围绕贯彻落实党的精神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围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围绕改革稳定发展问题，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则，推动各级干部动起来、深下去，使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以上为调查研究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五个“围绕”指出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方向。）
⑤不忘初心方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做起。职位越高越要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敬畏法律、敬畏纪律，自觉管住自己，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才能担起肩上的重任。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应该明史知理，不能颠倒了公私、混淆了是非、模糊了义利、放纵了亲情，要带头树好廉洁自律的“风向标”，推动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要勤于检视心灵、洗涤灵魂，校准价值坐标，坚守理想信念。要增强政治定力、道德定力，构筑起不想腐的思想堤坝，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要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反对特权现象，树立好的家风家规。（以上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重点是把握好四“要”。读者可结合1月5日关于“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的重要论述一并研究，具体可点击查阅1月5日的新闻通稿）
五对照五检视剖析材料范文第6篇
局领导班子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坚决与党中央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认真执行中央、市委各项工作部署，坚决做到令行禁止，确保政令通畅，但也存在差距和不足：
（一）修身不严方面
一是理论水平需继续提升。理论知识学习不够积极主动、不够深入系统，对党性修养和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筑牢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存在着理想信念是空洞说教的认识，认为看不见、摸不着、虚无缥缈。二是业务能力需更加充实。业务知识学习不够自觉、不够全面，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和水平，学习研讨氛围不浓，存在实用主义倾向，见子打子现象严重；学用脱节现象突出，未达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学习成效，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三是进取意识不够强。部分事项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欠缺不进则退的紧迫感，不能够主动对接、积极研究、提前思考；在工作中存在遵从经验、遵循惯例的思维模式，习惯用老办法解决问题，欠缺创新探索、大胆突破的精气神。四是苦干实干的精神不够。工作中有时标准不高、要求不严,问题棘手的工作和历史遗留的一些老大难问题有畏难情绪，存在回避矛盾、绕道而行的情况，攻坚克难、勇于担当的意识有所退化。
（二）用权不严方面
一是权为民所用的政治觉悟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把权力真正用在为民办实事解难事上的力度不够，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政的自觉性还不够强，接受群众监督的方法和措施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简政放权的具体措施仍需进一步深入落实。二是科学民主决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重大决策征求干部职工、群众意见不够，充分倾听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反映各方诉求的科学民主决策体系不够健全，对下属指令性、硬性要求多，指导性意见少，在工作方式方法上需要改进。三是对干部职工关心不够。对干部职工的思想状况了解不深，深入下属单位、各科室听取意见较少，对干部职工中存在的一些消极乃至负面情绪未能及时化解；在关心干部职工工作生活方面还需加强，部分工作目标定得高、要求提得多、时间催得急，未能充分考虑人少事多等实际困难。
（三）律己不严方面
一是执行上级纪律规定不够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政纪律的自觉意识还需进一步增强，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等重大政治问题，存在着理解不深、变通执行的问题，双重组织生活的意识不强，有时忙于日常工作而缺席基层党组织活动。二是落实有关要求力度不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上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存在对部分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的招商接待把关不严、接待标准较高的情况。三是艰苦朴素作风不够。没有筑牢防止享乐主义滋生蔓延的思想防线，吃苦耐劳精神有所退化，对铺张浪费现象监督管理不够严格；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监督管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四是廉洁自律意识不强。廉政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还有不到位的地方，抵制不良风气的意志不够坚定，对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危害性认识不到位，警惕性不高，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良歪风还需进一步激浊扬清、正本清源。
（四）谋事不实方面
一是抓班子带队伍不严格。对党的建设工作重视程度不高，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宏观要求多、具体指导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抓业务工作上，对党建工作只是被动地去做，对党建工作组织不力、抓得不紧，组织教育活动不经常，党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不全面。如“”制度坚持得不好，抓得不实，流于形式，使得部分党员干部对政治学习兴趣不浓、思想观念陈旧落后，宗旨意识淡化。二是工作作风漂浮，落实不力。表现在工作中缺乏“钉钉子”和认真精神，工作停留在嘴上、会议上、文件中，工作悬在半空中，督促不到位。有些工作重部署、轻落实，重督促、轻指导；出成绩、有利益的工作积极主动，基础性、困难大的工作上推下卸；部署安排工作时，存在重视召开会议、下发文件，忽视督促指导、全面推进，对实际效果关注得少。比如，全市放心粮油工程建设全覆盖工作，推进力度不够，会议开了、文件发了，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全面及时地推进这项工作做得不好。三是调查研究不深不透。表现在领导班子成员普遍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调查研究浮在面上、走马观花的问题。比如，领导班子成员大部分时间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打电话，深入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少；每次下基层到包帮村或联系点时，首先是找村干部了解情况，与村干部接触多，听他们的汇报多，而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直接听他们的意见时候少，导致对基层情况掌握不全面。
（五）创业不实方面
一是改革创新力度不够。思想还不够解放，眼光还不够开阔，存在求稳为先、按部就班的心态，不能满足__系统加快发展、创新发展的要求；领导班子成员普遍更加注重“眼见功劳”的现实利益；没有彻底改变传统思路，还存在“等、靠、要”想法。二是工作落实抓得不够。对
规划引导、目标计划较为重视，工作方法、工作举措等研究得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实现路径、实施步骤等抓得不够精细、不够具体，督促推进、考核问责等办法还不够多、手段还不够有力；一些考核办法制定上，由于缺乏有效的问责手段，考核激励效果不佳。三是大局意识薄弱。表现在民主依法科学决策能力差，个别班子成员团体意识、大局意识不强，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时有表现。比如，个别领导干部热衷于抓一些费力小、见效快、眼前收益明显的工作；在加强班子团结方面，存在说的多、做的少，知行不一的问题；没有完善的干部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督查和绩效考核工作力度不大。（六）做人不实方面
一是责任担当意识不浓。对群众的实际困难和反映的问题，普遍存在被动解决问题较多、主动化解矛盾较少，要求下属部门去解决的较多、直面群众去解决的较少，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还有欠缺。二是公职不公心。班子成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识氛围不足，在原则与感情发生冲突时，有时讲人情、顾面子，不能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摒弃私情；奉行“好人主义”，有时为了维持整体的稳定和谐，不愿得罪人，故意回避矛盾，对不合规矩的事情不管不问、对不讲政治的言语姑息迁就。三是做事不够实在。干事创业动机不实，有时过于计较个人得失；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将上级的方针政策与__系统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开展工作不够，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导致工作措施针对性不够强、成效不明显。
针对上述问题，局领导班子对照、对照廉政准则、对照“三严三实”要求，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政治纪律、廉政观念几个方面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理想信念不坚定。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与作风。局领导班子在“三严三实”方面存在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出现松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拧得不紧。有的是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缺乏大局意识、全局观念，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重大实际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有的忽视了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信念坚定性、持久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等。
（二）宗旨意识不牢固。宗旨意识来源于思想，形成于实践，表现于行动，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整体风貌的集中体现。宗旨意识淡化，必然会缺失沟通群众、组织群众和为群众化解矛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三严三实”方面存在这些问题，关键原因在于宗旨意识与群众观念有所减弱，为民务实的要求没有在思想深处扎根扎牢，群众路线没有完全彻底地落实到位。有的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认识不到位，没有像焦裕禄、朱彦夫那样铺下身子一心为民，没有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的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市直机关工作，接触基层、接触群众的时间机会相对较少，对基层社情民意亲身体会感受不直接、不深刻；有的没有把“人民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导致重唯上、轻唯下的思想。
（三）党性修养还有差距。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党性修养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只有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才能自觉地运用党性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克服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胜任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一个人如此，班子也是如此。这些年来，__局对自身建设一直在抓，但缺少抓手，对班子成员党性修养的提高多靠自觉、靠个人努力比较多，班子集体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比较少，特别是在管理创新、制度建设等方面，力度不大、效果不明显，与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__工作发展新要求不相适应，这必然在我们__局领导班子的思想层面、作风层面、工作层面有所反应，从而导致了党员先进意识淡化，模范表率作用弱化，不求过得硬、但求过得去，对涉及__行业长远发展和队伍稳定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调查研究不够。
（四）政治纪律不严格。局领导班子对局系统党员干部在严明责任、严肃纪律、严格管理上有所放松，对切实维护党委的权威、执行中不搞变通、不打球的教育引导不多。没有严格以来检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满足于少出失误、不犯错误，有时把自己等同于一般干部，为自己放松要求找借口，用纪律这面镜子照别人多，照自己少，距离总书记“自律要严”的要求差距很大。不严易腐、不实则虚，偏离了总书记“三严三实”的谆谆告诫，没有严格遵守政治纪律，自我约束的松懈，示范带头标准的降低，为滋生“不严不实”病毒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五）责任使命意识不强。心系党和群众重托、时刻不忘责任与使命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和沈浩同志，不管是县委书记，还是挂职农村第一书记，不管是困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年代，他们对事业、对工作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做表率，用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对照先进典型，领导班子成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应该背负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而导致“庸懒散”等问题的产生。
（六）民主集中制落实不到位。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只有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做到科学决策、民主执政。由于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出现偏差，没有将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贯彻工作始终，导致部分工作决策没有充分征求和吸纳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存在用权不严的情况。加之班子成员不同程度的存在一团和气的“好人思想”，不愿得罪人，导致一些事务性会议意见没有充分发表，以往的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到位、会议召开的质量不高。
__局领导班子将针对在遵守党的纪律、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加强作风建设和践行“三严三实”等方面查找出来的问题及其根源，对症下药、除疾正身，切实加以改进，彻底洗清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和污垢，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实干”，不断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一）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坚持每月开展1次以上集中学习，认真参加每一次中心组学习，切实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等学习，确保以政治理论学习为先导，夯实作风建设的思想基础，以政治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保持思想、信念及政治的清醒和坚定。强化政治观念和大局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坚持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健全完善高效决策运行机制，不断提高科学决策的质量和水平。
（二）加强业务知识学习。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政治责任，以更加严格的学习要求，大力提高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注重突出学习效果。坚持集中学习与自学提高相结合，拓展继续教育、考察学习、专家讲座等多种学习方式，促进班子成员掌握更
加全面的业务知识；坚持班子成员每季度开展1次以上的学习交流活动，相互借鉴、碰撞思想，不断提高班子领导综合业务能力和水平。（三）切实增强宗旨意识。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贯穿于推动__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立足大局、着眼长远。牢固树立接受群众监督的意识，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健全完善密切联系群众长效机制，以诚恳的态度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努力改进、完善提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察民情、听民声、汇民智，真正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切实抓好放心粮油网点建设等惠民工程，为百姓谋福利。
（四）严守政治纪律。局领导班子带头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同时切实加强对局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管理。一方面严格遵守准则，在局系统加强的教育培训工作，严格按照准则要求，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在政治上坚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事大非问题上认识不模糊、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自觉维护中央和市委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决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则止，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一方面，严格教育管理监督。要加强对局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执行政治纪律的教育监督管理。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纵容。同时要开展遵守纪律情况的经常性教育和检查，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用制度确保全局上下遵守纪律不走样。
（五）突出干部队伍打造。党委班子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改造主观世界，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坚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民主集中制，增强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强化对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的集体决策，提高班子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水平。加强干部教育管理，紧扣“三严三实”要求和“忠诚、干净、担当、实干”主题，建立和完善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继续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用人原则，注重调动各年龄段同志的积极性，继续完善各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懂专业、敢担当、善作为、作风正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营造人人有追求、个个有目标、创业有激情、干事有作为的良好氛围。
（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全方位履行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认真遵守廉洁从政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各项规定，班子成员带头履行好“一岗双责”，并切实加强对分管部门、分管领域的教育监管，教育督促干部职工守住底线、筑牢防线、不碰红线，依法办事、谨慎用权、慎重交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等各项规定，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思想认识，切实做到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五对照五检视剖析材料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三峡好人》；《红灯记》；《秋兴八首》；《疯狂的石头》；象征主义；审美游戏
在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上风光无限的中国电影《三峡好人》，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却出人意料地遭受了票房惨败，令不少影评家大跌眼镜。客观地看，《三峡好人》能够获得国际电影大奖的认可，说明它确实达到了非比寻常的艺术高度，但也不排除有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在当中起着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国内票房的失败，也不必单单归因于商业运作和明星效应的缺乏。个中缘由，恐怕还要深入到作品的美学方案里去寻找。或许，它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之间，确实存有一些并不显见的隔阂与距离。本文通过《三峡好人》与其他三个艺术文本――样板戏《红灯记》、杜甫诗歌《秋兴八首》、小制作电影《疯狂的石头》间的比较阅读，来剖析《三峡好人》的美学层次，并为成长中的中国艺术电影提出一份恳切的期许和盼望。
样板戏《红灯记》代表了中国戏剧影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它身上集中了国产红的种种特征，构成了当代影视剧创作的参照物和超越对象。我们的比较将从这种电影史的超越与突破开始，以求最大程度地展示《三峡好人》的艺术特色。
革命样板戏是特殊时期特殊需要的产物，它们虽然大多是中西结合的现代京剧，却被制作成电影而在全国范围内以“样板”身份反复播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准电影”，并且一度是少数几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而允许播放的电影之一。大众对样板戏的记忆，大约会集中在它的概念化表达上――情节的概念化、布景的概念化、人物（从语言到神态动作）的概念化，一切都是为了“三突出”的政治理想，而了生活的真实现象。“”后的电影创作开始向着相反方向发展，但是并没有彻底走出这个圈圈，“假大空”的特点仍然普遍存在于主流电影产品当中。
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大胆的革命，它借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纪实手法，采用最原始、最朴实的纪录片拍摄方式，来全面还原中国底层社会的生存现状。片中业余和本色演员担当了绝大多数角色，并全部操持地方语言。而长镜头的广泛应用，更进一步消解了由镜头切换所带来的时空上的不真实感。可以说，贾氏作品至少已经在技术手段的外包装上，走向了样板戏之概念表达的绝对的反面。
在《三峡好人》中，“好人”韩三明和沈红是两位主角，他们在片中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全部“好”的特质都默默展现在微不足道的行为和语言中。韩三明是一位朴实的山西煤矿工人，十六年前，他花了三千块钱买来的妻子带着女儿弃他而去，当他终于赶到人生地不熟的奉节寻找妻女时，却处处受到欺凌。所幸，他凭借自己坚毅的性格一一承受下来，并依靠自己的艰苦劳动在奉节谋生以等待妻子，甚至在最后，又悲壮地重回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山西黑煤矿，意图挣足三万元钱来赎回已被他人占去的妻子。沈红是一位来自太原的女护士，两年前，她的丈夫与她断绝了联系，当她只身赶赴奉节寻夫，发现丈夫已经与一女老板有了暧昧关系。在与丈夫相拥共舞之后，沈红毅然离开了三峡这个伤心地，也永远离开了她的丈夫。韩、沈二人都是平凡的“好人”，前者毫不犹豫地解救了曾经欺负过他的街头混混“小马哥”并与之结成至交，后者在看到一年轻打手被打斗致伤又被胡乱包扎后，和善地上前为他重新包扎伤口。这些点滴之事都是在生活中无意碰到并随手做到的，与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人物动辄“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革命人经得起地陷天塌”地大唱高调形成巨大反差。
不过，《三峡好人》真的全然脱出了样板戏的叙事法则吗？却也未必。或许因为纪录片式的拍法在创作意图的表达上时时捉襟见肘，贾樟柯不得不在影片的行进过程中生涩地插入画外字符的说明――“烟”、“酒”、“茶”、“糖”，四个带着强烈中国印记的字符在四个生活情境中陡然出现，将观众的联想扯到现实之外。原本，纪实手法呈现了一段浑成的生活之流，观众可以在本于各自经验的体悟中品读人生滋味，当这四个字符地点醒导演的创作意图之时，观众的原初经验也经受了一次“”，被迫将注意力集中到凝聚在“物”上面的抽象概念。我们权且抛开这个抽象概念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单从美学方法论上考察，这无疑是一种极典型的“象征”，究其原由，似乎与样板戏《红灯记》中代表光明救赎的象征物件“志号灯”之间有一隐在的血脉关联。不同的只是，《红灯记》中的志号灯充当着关乎全部剧情发展的中心线索，而《三峡好人》里的“烟”、“酒”、“茶”、“糖”仅仅是剧中人生活当中不起眼的日常用品；前者的象征意被角色所认可所光大，后者的象征意却并非为剧中角色所自觉，是导演借助字符越过角色而强加给观众的。当然不管怎样，这种象征的思维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插一句的是，《红灯记》是一个极端抽象化的产品，各个表现层面都必须指向革命的理念，因此它尽管采用了京剧的演出形式，却在幕启幕落的时候用西洋乐器奏响《大刀进行曲》的主题，又在剧中先后变奏出《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从而把观众的心绪引向红色浪潮的高点，可以说，革命的象征无处不在。与之相较，《三峡好人》的“幕后”音乐只有寥寥数笔，却在多处直接把剧中人所唱的歌（包括剧中的手机铃声和歌舞厅的音乐）放大成背景音乐，以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生活场景。不过，尽管《三峡好人》的配乐有着如此本真的特色，却也时时透露出导演的刻意安排。例如，影片中一个四处游荡的陌生男孩前后两次出场，旁若无人地高唱与剧情毫无瓜葛的《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令许多观众茫然不知所措，显然，贾樟柯在此是有所寓意的。只不过《红灯记》的象征紧贴作品并显而易见，《三峡好人》的寓意却是不在场的，需要一些理性的思索来加以挖掘。那么，貌似平实却又充斥着象征元素的《三峡好人》，究竟暗含着怎样的理念呢？在此，笔者欲借助与杜甫名作《秋兴八首》的比较，来给出一些可能的解释。
《秋兴八首》是杜甫晚年流寓夔州（也就是今天的奉节）期间写下的八首七律联章体诗歌。杜甫早年曾在长安为官，后几经沉浮，辞官漂泊于巴蜀大地。公元766年，杜甫携家去蜀东下，在夔州寓居了一年零九个月。此时杜甫疾患缠身，又受困于三峡绝塞，加上政治希望彻底破灭，故交亲友皆生离死别，遂写下许多沉郁忧愤、回忆感怀的诗篇，《秋兴八首》便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作。
拿《秋兴八首》与《三峡好人》作比，并不仅仅因为它们都以三峡夔门作为创作背景乃至对象，而是因为它们的美学效果有着许多可以互参的地方，细细玩味，或许对揭示《三峡好人》的主题、寻绎它的象征意会有一些助益。
且看《秋兴・其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
这首诗前两联描绘了清晨夔州峡口的江景，秋高气清、色彩鲜丽，真可看作是《三峡好人》中迷人画面的文字注解。渔人、燕子云云，古人以为“此人情、物情之各适，而以愁人观之，反觉可厌。曰‘还’、曰‘故’，厌之也”。也就是说，时光流逝下物的迟滞使诗歌主体渐生忧愁之感。回想《三峡好人》，韩三明和沈红屡屡留连于云雾弥漫的山峦和江水，莫非也是羁旅之中对已经消逝或者行将消逝的生命的怀恋？与杜甫不同的是，韩、沈二人面对的三峡已经不再是那个相对于短暂人生而能恒久不变的稳固江山，三峡正在经历巨变，千年古城奉节正于倏忽之间遭受土崩瓦解的命运。置身于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人生的变故更被进一步放大，甚至与物的变故互成隐喻、互为映照。当然杜甫的《秋兴》并无这样的隐喻，其主体的愁绪也因声律节奏的复杂有序而趋于淡雅。
诗歌的后两联连用两个典故，谓自己曾如匡衡之抗疏，却功名分薄，又如刘向之传经，却也心事相违；而年少时无才无德的同学却身居高位，尽享一时荣光，终致国破家亡（《秋兴・其四》即言及国家之变）。用典是杜甫《秋兴》诗的一大特色，其功用在于将历史之维纳入当下，在对往昔的追忆中淹埋生活真相，减却现实观照，以消淡心中强烈得难以忍受的世俗悲愁。这一手法更为经典的运用当属“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秋兴・其五》），以及“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秋兴・其七》）等句，它们皆以辽远的历史想象入律，将虚拟的时空组织成平衡对举的节奏音型，从而铸就一个格高声弘的审美结构。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三峡好人》中居然也有多处可看作“用典”的镜头。比较明显的一个位于沈红离开奉节前往上海开始新生活的途中，船经三峡，碧绿的山水扑面而至，同时响起导游小姐略带自豪的介绍：
“早在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在这里留下了著名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今天，这里又因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而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三峡工程的建设，是我国几代国家领导人的理想（此时游船上的电视录像正播放孙中山、、邓小平等人检视三峡的场景）。库区人民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2006年5月1日，这里的水位将增高到156.3米，您看到两岸这些小房子，届时将全部淹没。”
这里用了一远一近两个“典故”，李白的诗歌《早发白帝城》是对三峡两千年历史文化的巡礼式回顾，而近现代国家领导人对三峡工程的政治希望，又表明了古老传统和当下现实之间的历史转折。两个过去的时间点仿佛两盏前后呼应的灯烛，把三峡所经历的沧桑变化照得通明透亮。在这段场景出现之前，电影画面原本定格在一座拦腰截断了江水的巨大水利建筑上，当这一苍白丑陋的镜头突然切换至青山绿水和这两个悠久“典故”的时候，观众心中无疑会生起一种历史的反观和省视，或许，多数人都会因此而关注到传统文化生活的非常规死亡。
由是可以推测，那些迅速逝去的古老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正是片中各处“典故”的哀悼对象。如影片的开头，川剧《林冲夜奔》（贯穿电影的主题音乐）悠悠唱起，把观众带进一个奇特的水上生活世界：多得数不清的船客席地而坐，似乎日复一日、经久不变地持续着自得的娱乐活动。蓦然间，一记来自工业社会的尖锐汽笛声击碎了古老的歌谣，同时，一道钢铁大桥把秀丽的江山狠狠划开，将正沉醉于美好回忆（“典故”）的观众压迫得几乎窒息。可见，影片一开篇就奠定了一种哀哭悼亡的调子。随着情节的推进，以“唐人阁”为名的客栈、“小马哥”对周润发电影的崇尚和模仿、韩三明与众工友共同怀念纸币上印画的三峡夔门和壶口瀑布、民工背后播放的电视剧《三国演义》、手机铃声《好人一生平安》和《上海滩》、王东明抢救性地挖掘西汉古墓、两首伴舞的20世纪80年代歌曲《潮湿的心》和《待到满山红叶时》、民工娱乐棚里激情献唱的《酒干倘卖无》、“小马哥”出事当晚酒店里诡异的川剧人物“刘关张”等等一系列“历史典故”，皆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张扬着怀旧叹逝的悲戚心情。需要加以分别的是，片中的古代“典故”代表着最纯然同时也最令人揪心的逝去了的文化传统；而以怀旧歌曲为主的20世纪80年代的近世“典故”，则已经显现出工业文明对传统的严重侵蚀，既是怀恋的对象，也是一个受动的文化不孝子。后者的精彩例子是悲情的“小马哥”，他被周围环境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应有联系，从思维、语言到动作行为全都被笼罩在港片的程式控制下，终日以“发哥”自许，而缺失了真正的自我，乃至最后，在对枪战电影的浪漫想象中付出了年轻的生命。韩三明为他安排的送葬，既表达了导演对80年代流行文化的纪念，更蕴涵着许多反思。相似的符号化人物还有那个陌生的流浪男孩，他没有任何学习和工作机会，只会唱那两首自己并不明白的流行歌曲。在这些声称怀旧的人物身上，其实早已失却了可资怀恋的精神之根。于是，无论主动被动，整个三峡社会都变成了历史的背叛者，或许，只有韩三明、沈红、王东明等少数人身上，还维系着一丝纯粹中国的行为方式。
韩三明生活中的烟、酒、糖，不啻是人情的剂，它们传递着朴实无华的私人情谊，滋养着一份绵薄的幸福感。在此，中国式生存的小传统（民间文化）得到了某种延续。与之对照，沈红的出场似乎暗示着某些中国文化中的大传统（精英文化）的东西。比如在“茶”的段落里，沈红寻夫不得，只在丈夫工作过的厂子里拿到一些被他遗弃的物件，这其中，一包“巫山云雾”的茶叶吸引了沈红的目光，她饶有兴致地把它带在身边。到了江滨的路边摊上，沈红喝了一口水，然后取出“巫山云雾”，把它倒进玻璃杯里。此处可能暗含着一个更为微妙的“典故”，那就是楚王“巫山云雨”的传说。在古代诗歌里，“巫山云雨”是一个常见的典故，惯被用来指陈男女间的交合。沈红遭到丈夫的背弃，度过了两年独守空房的日子，因此每到一处都要喝水解渴，如今又倒出“巫山云雾”的茶叶，更喻示着他对男女情事所怀有的无限渴慕。不过，我们并不知晓沈红究竟有没有把“巫山云雾”泡开喝掉，事实上，当她后来得知丈夫有了外遇，便极富自尊地与之断绝了关系。在这个疑似“见弃”诗歌传统之游魂的哀怨故事里，沈红的选择堪称决绝，甚至与既不讳言朝云暮雨、又能不折气节的古代文人精神相契合。在韩、沈二人之外，知识分子王东明更是直接承担起了守护文化遗产的职责。王东明的工作是在奉节被彻底毁弃之前抢救所能发现的地下文物。我们知道，中国的文物开挖政策奉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由于保护技术不成熟，一切地下墓葬都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能允许进行抢救性发掘；三峡工程的强行上马，使得库区积淀了数千年的物质遗产面临灭顶的厄运，而众多“王东明”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抢救地下文物于水深火热。在王东明的房间里，沈红注意到许多被收集起来的各式钟表，这些钟表虽然称不上是典故，却和影片中的多处“典故”一样，默默提示着时间无情流逝的真相和守住文化传统的紧迫性。
看来，对于《三峡好人》而言，远承《红灯记》而来的象征思维实在是太强大了，几乎已经渗入其机体的每一个细胞。而在杜甫的《秋兴八首》诗里，却绝难寻见象征的影子。《秋兴八首》虽然用了许多典故，但这些典故仅仅是一种古今对比，其意图是要把历史与当下作为材料充分组织起来，以形成一种纯粹审美的音乐节奏，而并不导向某种抽象的观念。即便如“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秋兴・其二》）这样以典故“八月槎”自比的诗句，也是要在对等的格律结构中输入历史以实现织体的复杂化，从而遮蔽令人痛心的现实经历，并不见得有抽象的观念寄托或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三峡好人》作为一个叙事文本，虽然在主观上急欲脱出《红灯记》等主流意识形态作品的言说模式而复归传统，却并未得到传统美学语汇的真传。难道，以叙事见长的电影文本，真的只有“象征”这一条路可以走吗？或许，同样出品于2006年的国产电影《疯狂的石头》，能够在此问题上给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五对照五检视剖析材料范文第8篇
对历史文本而言，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对它们的阅读进一步了解作者原初的思想状态、推论逻辑和体系构架。然而研究者很少有这样的幸运，即作者提供的文本是完整的、成型的，而文本对作者本人的思想的表述又是明确的、系统的。不要说，相对于作者极为复杂的思想、异常丰富的心灵来说，文本所表征的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巨大冰山的一角，文本与其思想、生活之间并不总是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就是就文本本身而言，由于各种复杂的情况，思想史上相当多渗透了作者艰辛探索的心血、凝聚其理论精髓的文本，写作过程几乎都曲曲折折，最终并没有完成乃至完整的留存下来的，也不在少数。对于后来的解读者来说，要从这些散乱的篇章中读出蕴涵其中的深层意义，甚至要于断裂或佚失处诠释出完整的思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马克思的文本序列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特别是由于作者生前对其写作过程只是零星提及，并没有详细的记录和完整的回忆，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经过不同人之手，有的根据己意进行过未必符合原意的编排和处理，由此引发了众多的歧解，再加上其中一些文献片段已经佚失，使完整地再现和叙述这一过程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而，这种情况的存在绝这不能成为解读者放弃或偷懒的借口，相反，越是面对这样的文本，我们越需要根据留存下来的那些宝贵的材料，尽可能客观地理解和再现作者当时的写作语境和曲折过程，这样我们在对其思想进行阐释、概括和评价的时候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不致于断章取义或挂一漏万，偏离真实和客观。本文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结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这一文本写作过程所作出的勾勒和梳理，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的。
一、《神圣家族》工作的继续与完成
《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是马克思等人计划中的一部著述。尽管在写作这一文本之前经过近十年的思想历练和探索[2]，他们的基本观点业已形成，但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述出来，甚或是否需要专门进行表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起先并没有作认真考虑和通盘筹划。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心里搞清楚就可以了，马上需要做的工作应该是以这些思想所体征的方法去具体探究复杂的社会现象、结构、历史渊源和未来趋向，于是他们急迫地投入了另外新的理论创作[3]。
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有一件事是马克思、恩格斯很在意的，即旨在剖析“布·鲍威尔及其伙伴”、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后，并没有引出被批评者的马上回应和辩驳。也许由于该书犀利的笔锋确实击中了要害，需要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酝酿才能寻找到恰当的、与这种批判相匹配的反批判方式；或者在被批评者看来，作者出于“只想和鲍威尔进行决裂”的目的而不惜先把其理论变成荒谬的东西，然后指出这些论点的真实意图，并且使用各种贬意的绰号对其进行讽刺，使争论易于进行的著述方式，是“言过其实”了，这使得《神圣家族》不值得回应[4]。总之，一直到1845年5月才在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奥托·吕宁创办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月刊上匿名发表了一篇对此书的评论，但评论者不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对象，而是争论双方之外的第三者。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谈到这篇评论时说：“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浮皮潦草地给他评论的书作了一个可笑的、直接同这本书相矛盾的概括”，对书中一些论断的叙述是“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纯粹臆想的”，甚至捏造了“连影子都没有的”的细节进行讨论[5]。
当时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哲学杂志叫《维干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schift)，由出版商奥托·维干德于1844-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参与该杂志工作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对象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期待它在实质性回应《神圣家族》方面有所作为的时候，该刊第2期出版了，上面刊出了古·尤利乌斯所写的《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这是对《神圣家族》的评论，但仍然是一篇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评论争论双方的文章。
马克思、恩格斯期待的直接对手到《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才出场，这一期上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者》以及《布·鲍威尔或当代神学的人道主义的发展。批判和特点描述》等重要文章。这可以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次大聚会或集中亮相，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象地把《维干德季刊》第3期比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
概括地看，这一期杂志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它分析了黑格尔以后的这一哲学派别的分化，而把鲍威尔和施蒂纳看成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克服者。认为他们是为人的“个体性”（这一概念在鲍威尔那里是“个性”或“自我意识”，在施蒂纳那里是“唯一者”）着想而克服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其次，它讨论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想的唯物主义批判，认为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现了对个体的否定和“类”（它相当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个体的压制，认为费尔巴哈并没有脱离黑格尔哲学的基础。最后，它指明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坚定的继承者，认为他们也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的框架。鲍威尔称赫斯是费尔巴哈思想的真正的完成者，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中间环节。同时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被认为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6]
这样一种解释，混淆了黑格尔之后不同思想趋向之间的实质和界线，同时把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没有脱离黑格尔思辨哲学基础的思潮，更无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不同集团和个人的主张其实很不一样。这样，对马克思的“新哲学”及其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同青年黑格尔派进一步划清界限，并把黑格尔以后的全部哲学当作社会变革即将爆发之前德国特殊状况的表现作一番总的评价，就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维干德季刊》第3期的出版，这种批判已经变得绝对必要了。
在开始写作时，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批判鲍威尔的文章上。他们首先回应了文中对《神圣家族》的反批评，写了后来发表在《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第2卷第7期上的一篇简短的答复[7]。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于《神圣家族》这样一部“论战性”的书，鲍威尔只“作了几句结结巴巴的回答”。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不理解，“极其天真地重弹他那些自命不凡的早已变成毫无价值的空话的老调”，抱怨马克思、恩格斯不知道他的那些警句，像“批判的无尽的斗争和胜利，破坏和建设”、批判是“历史的唯一动力”、“只有批判家才摧毁了整个宗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批判家过去工作而且现在还工作”诸如此类的“响亮的誓言和感人的表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鲍威尔的回答本身就直接提供了一个关于“批判家过去如何工作而且现在还如何工作”的新的令人信服的样板。特别是鲍威尔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以前面提到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5月号所载的那篇“平庸而混乱的评论”作为他引证的对象，把其中的一些论断和编造的东西抄下来，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然后对非批判的群众得意扬扬地喊道：“请看，我的反对者就是这个样!”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布鲁诺·鲍威尔乞灵于玩得最拙劣的把戏和最可怜的魔术,却最终证实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给他作的死刑判决”。[8]
继这篇简短的答复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拟定一份草稿，打算更加全面而深入分析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的那篇文章。鲍威尔文章原有章节的构成包括了“费尔巴哈的前提”、“费尔巴哈的神秘主义”、“费尔巴哈的黑格尔主义特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宗教”、“费尔巴哈与‘唯一者’”、“费尔巴哈的一些结论及其与‘批判’和‘唯一者’的对立”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草稿就根据文章的这一结构展开了分析，把单独论述费尔巴哈的前5节概括为“‘征讨’费尔巴哈的”，把第6、7节概括为对“圣布鲁诺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之间的斗争的思考”，此外把《维干德季刊》第3期“第138页及以下各页”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评论概括为“圣布鲁诺反对《神圣家族》的作者”，而把穿插、分散进行的对赫斯的评论概括为“与‘莫·赫斯’的诀别”，结合原文的论述一一进行了反驳。[9]
这种布局谋篇和批判方式与《神圣家族》完全一样，即选择批判对象的有关著作或文章来展开分析、进行批判，进而阐发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因此，对鲍威尔的批判，可以看作是由《神圣家族》开启的清算自己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因缘这一工作的继续和完成。就在马克思、恩格斯接近写完这一份草稿的时候，1845年11月24日或25日，莫泽斯·赫斯返回布鲁塞尔，带来消息说，出版商鲁道夫·雷姆佩尔和尤利乌斯·迈尔愿意资助出版一份由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编辑的《季刊》（vierteljahrsschift）。可能这一消息是促使马克思、恩格斯着手把他们快拟好的草稿的文章写出来的动因。
在写作过程中，可能感到《季刊》的篇幅要求比较大，面对他们一度时期一直翻阅的《维干德季刊》第3期，除了鲍威尔文章，他们又注意到同期施蒂纳的辩解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而这篇文章与其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很大“轰动效应”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恰好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表示要对其进行评论，因此“插曲般地插入”对这部书的详细解读就成为很必要的事情。这样就产生了写作《莱比锡宗教会议》的计划，在完成了对鲍威尔文章的系统批判之后，马克思接着就要解读施蒂纳的这部“大书”了。
二、《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解读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的施蒂纳于1843-1844年写成的。施蒂纳虽然通常被归入青年黑格尔这一派别，然而仔细考察他的思想就会发现，实际上与其他成员相比他显得比较独特甚至可以说有点“另类”。这突出体现在他把青年黑格尔派所弘扬的人的主体意识强调到了极至。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核心范畴是“唯一者”（der einzige）。施蒂纳早年曾亲自听过黑格尔本人的讲座，在黑格尔庞杂的思想体系中，他更加重视和彰显其所倡导的“自我”、“主体”、“自我意识”，认为这些范畴的真正内涵就是“唯一者”。在他看来，“唯一者”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是非现实的、虚幻的，“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10]，“对我来说，我是一切，而我所做的一切均是为我自己”[11]，而一切外来的、被以往的人们设定为“高于我”的东西经过几个阶段的中间论证最后都被施蒂纳拒斥了。全书以“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为导言，然后分两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标题是“人”，说明所有意识、宗教、道德、法律、真理、国家、社会、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以至世界本身都是旨在通过各种非个人的普遍的东西来奴役个人，都是“否定你自己”，由此说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本身都是利己主义的，因而“唯一者”当然也是利己主义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我”，指出了自我解放的道路，即“回到你自己那里去”的道路。他主张自我的解放不能依靠在自我之外的什么永恒的观念或原则来实现，而只有靠使自己君临这些观念或原则之上才能达到。
施蒂纳的书写完之后，将书稿送给与青年黑格尔派有密切联系的出版商奥托·维干德。在全书排出校样还未正式出版时，维干德就给恩格斯寄去一份，让他先睹为快。恩格斯又把校样带到科隆，放在赫斯那里。[12]因此，很可能恩格斯和赫斯是最先看过这本书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1844年10月这本书在莱比锡正式出版[13]。
恩格斯和赫斯在看过此书后马上作出反应。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对此书“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14]恩格斯还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对施蒂纳思想的实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施蒂纳的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在一方面看来更彻底些，而在另一方面又不大彻底。说他更彻底，是因为施蒂纳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把个人置于上帝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而边沁却让上帝在朦胧的远处凌驾于个人之上；总之，是因为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依据，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边沁是一个单一的经验主义者。说施蒂纳不大彻底，是因为他想避免边沁所实行的对碎裂为原子的社会的改造，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的一切理论的顶峰。”[15]
但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没有把施蒂纳的思想看作是一种与马克思所主张的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因而低估了回应施蒂纳思想的艰难程度，反而认为，用“几句老生常谈就能驳倒他的片面性”：首先，“最轻而易举的”是给他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单纯从利己主义中，就不能不必然地成为共产主义者”；“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16]更有甚者，恩格斯还告诉马克思，施蒂纳思想“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个人。或者换句话说，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17]
从目前留存下来的材料看，同样最早看过施蒂纳此书校样的赫斯尽管还没有达到像恩格斯这样重视的程度[18]，但无疑他也很感到了分析施蒂纳思想的必要性，因此也在酝酿写文章进行评论。
很可能是在恩格斯信的引导下，同月马克思就读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但他读后并不完全赞同恩格斯信中的见解，于是答应在《前进报》（vorwärts）上发表评论文章。但是，马克思的文章没有按期写出来。1844年12月2日，他给该报编辑亨利希·伯恩施太因写信说：“我不能在下星期以前把对施蒂纳的批判寄给您了”，不过“我的文章您下星期可以收到。”[19]但是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到底写了些什么、写完了没有也就不得而知了。
同样有可能的是，在答应给《前进报》写文章的同时，马克思还给恩格斯写过一封信，陈述自己与恩格斯11月19日信中的分析不同的看法。这样推测的依据是，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又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信别指出，“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他给我念了一篇他写的评论该书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很快就要发表，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了同样的意见，那时他还没有读到你的信。我把你的信放在他那儿了，因为他要用一用，因此我不得不根据记忆来给你写回信。”[20]。但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就在恩格斯、赫斯与马克思交换对施蒂纳书的意见的时候，1845年5月施里加在当月号的《北德意志杂志》[全称是《北德意志批评、文学和座谈杂志》（norddeutsche blätter für kritik,literatur und unterhaltung）]上发表了评论文章，题目就叫《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施蒂纳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施里加是站在为鲍威尔辩护的立场上来看待施蒂纳书中的思想的，他认为施蒂纳尽管受到鲍威尔的学说的启发，但并没有能够超过鲍威尔。
赫斯的的评论在1845年6月问世，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本小册子，名字叫《晚近的哲学家》，在达姆斯塔德出版。赫斯受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他是从“哲学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批判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的。对此，恩格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赫斯“是出于原先对唯心主义的忠心”来“痛骂经验主义，特别是痛骂费尔巴哈和现在痛骂施蒂纳”，“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看来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诡辩——在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因此他也无法通俗地表述，他过于抽象了。因此他也憎恨各式各样的利己主义，而宣扬对人的爱等等，这就又回到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上面来。但是，如果说肉体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末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已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对人的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要飘浮在空中了。”[21]
因为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把费尔巴哈的哲学当作陈述自己思想的参照和对立面，所以费尔巴哈也出来应战。1845年6月25-28日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2期上发表了费尔巴哈的文章《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在文章中，费尔巴哈在为自己辩护时说：费尔巴哈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心主义者。“那他究竟是什么（人）呢？在思想中的他，便是在现实中的他，在精神中的他，便是在肉体、在自己的感性实体中的他：他是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的实体仅仅置放在社会性之中——，他是社会人，是共产主义者。”[22]
这样，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半年多的时间，就不得不“承受尘世颠沛的命运，遭到三个‘唯一者’，即神秘人物施里加、诺斯替教徒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攻击”[23]。而且，除了这些公开发表的批评性文章的应战者，不用说，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公开发表出来的论者。施蒂纳显然非常关注这些不同的意见，于是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卷上发表了答辩性的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他把对他的这些批判分为三派：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真正的社会主义”，赫斯被认为是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24]
很显然，“黑格尔学派中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全面解体，必须确定自己对这些哲学家的态度。鲍威尔和施蒂纳文章的发表重又使对施蒂纳一书的批判成为迫切的事情，而且必须同费尔巴哈划清界限了。”[25]就是说，在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业已成熟的情况下，剥离与自己有过瓜葛的不同思想之间的关系看来显得非常必要了。
即如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书，马克思自然持有与施蒂纳完全不同的看法，它们之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方式上的重大差别；但对已经发表了的关于这部书的各种不同角度的批评，事实上，马克思也很不满意。新思想是需要表述出来，并在对具体事物和现象的分析中得到运用和检视的。这样，在完成了对《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文章的系统解剖后，特别是在有可能发表或出版一部篇幅比较大的著述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写作《莱比锡宗教会议》的计划。该计划起初包括：
《圣布鲁诺》；
《圣麦克斯》；
《“格拉齐安诺博士”》
《〈莱比锡宗教会议〉·引言》
其中，《圣布鲁诺》将以已经写完的批判鲍威尔的文章的评论代之；考虑到施蒂纳发表在《维干德季刊》上的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与其著述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把与施蒂纳的论战主要放在批判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上面，这将组成《圣麦克斯》一章。至于“格拉齐安诺博士”[26]指的是阿尔诺德·卢格。在《德法年鉴》出版后，卢格就与马克思和赫斯发生严重的分歧。1845年12月底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巴黎二载》的回忆录，书中对马克思特别是赫斯进行了指责。同时马克思注意到，《维干德季刊》第3期第192页中的叙述[27]表明，卢格间接地参与了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思想活动，因此，必须对其予以批判[28]。
确定了这样初步的著述框架后，马克思、恩格斯就着手批判施蒂纳。手稿最早可能是在1846年1月初开始写作的[29]，主要出自马克思之手。他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根据施蒂纳著作的结构写作的。由于面对的是施蒂纳这样的论争对手及其著述，所以解读的过程异常烦琐，写作的篇幅也就越来越长。
《圣麦克斯》章写完后，马克思对有些部分做了重大修改，修改的时间很可能是在1846年2月或3月[30]。
三、剖析费尔巴哈与“制定新观点”
大概到快写完批判施蒂纳的《圣麦克斯》第二部分《新约：“我”》中的《我的权力》一节，很可能是其中的《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这一小节时，马克思、恩格斯重新拟定了《莱比锡宗教会议》的框架，想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连同对唯物史观和黑格尔以后全部哲学的唯心史观的有关论述，写成正面性阐释的一章，即《一、费尔巴哈》。于是，他们从批判鲍威尔的《圣布鲁诺》章中抽出涉及评论费尔巴哈哲学和分析历史观的部分[31]，从批判施蒂纳的《圣麦克斯》章中抽出上述《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一节和同属于《新约：“我”》但归为《我的交往》中的《暴动》一节的内容，再加上对他们自己观点的进一步论述，用这些内容组成单独的一章《一、费尔巴哈》。
这种推测是由作为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员之一的英格·陶伯特作出的，其根据主要在于，《费尔巴哈》一章手稿中有两部分当时还是作为批判施蒂纳那一章的手稿的内容写的，后一部分是在写批判施蒂纳那一章期间或写完之后直接从中抽出的。此外，在批判施蒂纳那一章的原稿中三次出现提示参阅前述内容的标记。最初的标记只是“参看前面第××页”或“见前面第××页”。到了修改阶段，马克思把这种标记改为“参看费尔巴哈一章”或者“见前面费尔巴哈一章”。是从批判施蒂纳那一章论及资产阶级社会时起，马克思行文的笔调和方式有了调整，开始比较多地正面论述自己的一些见解。这些见解的篇幅、内容和范围越来越集中，可能是促使他们写《一、费尔巴哈》的动因。[32]
设立了《一、费尔巴哈》这一章之后，即快要写完《圣麦克斯》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个别篇章作了如下调整和编排：
《一、费尔巴哈》；
《莱比锡宗教会议》；
《二、圣布鲁诺》；
《三、圣麦克斯》；
《四、“格拉齐安诺博士”》；
《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一、费尔巴哈》这一章是在《圣麦克斯》写作过程的中间萌生了单独设章的想法后，才开始写作的。最初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打算专门设一章来批判费尔巴哈，他们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主要是结合对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的批判展开的。在批判过程中他们肯定也正面论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但当时还没有决定把这些观点单独编成一章。
批判的过程也是建构的过程，剥离的同时自己的思想也会做出调整甚至修正。实际表明叙述过程同时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同费尔巴哈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主意，决定专门设立一章，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正面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阐明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区别，提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费尔巴哈》这一章的写作、修改和重写过程相当复杂，具体细节已经不可能详尽地复述出来。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1）从《圣布鲁诺》章中抽出“费尔巴哈”和“历史”部分，内容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4-98页，这些是在评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及其宗教时写成的，流传下来的手稿的内容主要是对《未来哲学原理》的批判；
（2）从《圣麦克斯》章中抽出《教阶制》一小节内容，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98-102页；
（3）从《圣麦克斯》章中抽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一小节的内容，这一部分的手稿有些是誊清稿，有些是草稿，有些还只是笔记，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03-135页；
（4）起草《费尔巴哈》章第1、2部分开头部分的两篇异文，内容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19-2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2-68页；
（5）起草《费尔巴哈》章第3部分论述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史的部分手稿，内容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24-2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8-71页；
（6）起草《费尔巴哈》章第4部分手稿，论述的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方式和表达方式同唯心主义考察方式的区别所在，内容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28-3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1-74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稿有两种规格，一种纸张约两张大信纸大小，然后中间对折，正反面都进行书写，可称其为大页纸张，它实际上是4个页面；另一种纸张约一张大信纸大小，正反面通常都书写，可称其为小页纸张，它实际上是2个页面。大页纸张对折以后与小页纸张摆放在一起。（4）（5）（6）写于对（1）（2）（3）各篇内容作过调整之后。
手稿是由恩格斯誊写的，这之后进入修改过程。恩格斯首先为手稿编写了页码，他是按照大纸张标注的，即1大页纸张编1个页码，其后恩格斯对手稿内容又进行了修改。马克思在恩格斯修改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修改，而且是比较大的修改，包括大幅度的结构重组、涂改、补充，以及整页删除、多页撤除等，最后马克思又在恩格斯编制的页码差不多相同的位置重新编制了页码，他是按照每一页的页面标注的，即恩格斯标注的的1页正好是马克思的4页。马克思对每页的重新编码至少说明，无论手稿的原主要执笔者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马克思都对恩格斯的誊写稿全文进行了非常认真的阅读、
从页码的编写、修改程序看，《费尔巴哈》章不仅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多次修改，而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1846年夏天已经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能出版，但1846年8月19日，恩格斯从巴黎写信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时还说：“我在《爱比格尼》[33]上粗略地看了一遍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这篇东西，除了有几处写得不错外，完全同过去一样。一开头，当他只限于谈论自然宗教的时候，他还不得不较多地守着经验主义的基地，但是接下去便十分混乱了。又全是本质呀，人呀，等等。我要比较仔细地读一读，如果其中一些重要的地方有意思，我就在最近把它摘录给你，使你能够用在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34]由此看来，《费尔巴哈》章直到1846年下半年还在继续写作或修改，但是最后定稿工作不了了之。
至此，我们可以把第一卷各章写作的大致过程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35]：
（1）《二、圣布鲁诺》
（2）《莱比锡宗教会议（开幕）》
（3）《三、圣麦克斯》的开头部分
（4）《一、费尔巴哈》最初论费尔巴哈的部分。这部分手稿起初是还未划分章节的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后来有关鲍威尔和施蒂纳的一些句子被删去，因为当时已决定用单独的章来批判他们。
（5）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费尔巴哈》第二部分。这部分手稿起初是批判施蒂纳过程中的理论插叙，后来被从第三章删去并被移入第一章
（6）《三、圣麦克斯》的继续，即论施蒂纳的继续。
（7）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费尔巴哈》第三部分，这部分手稿的来源与第二部分的来源相似。
（8）《三、圣麦克斯》结束
（9）《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
（10）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费尔巴哈》第四部分——该章开头部分的第一份誊清稿（手稿共5页）
（11）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费尔巴哈》的第五部分——该章开头部分的第二份即最后一份誊清稿
（12）《序言》
四、“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但这一卷的结构构思和实际写作并不是在第一卷结束之后才开始的。早在《圣麦克斯》章写到《旧约：人》中的《政治自由主义》那一小节，即批判施蒂纳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内容时，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32页中就有“另见后面”的边注，后来恩格斯在修改文稿时特意加上“参看‘真正的社会主义’（见第2卷）”的标记。而在写到下一小节《共产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又在手稿第40页注明“另见后面我们谈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地方”，后来在誊清稿中马克思又将此改为“另见后面论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场合”。[36]这些情况至少表明，尚未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马克思、恩格斯这时已经酝酿在第二卷中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了。1845年底恩格斯在出版《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一书的前言和结束语中也确实曾经简略地叙述过这种批判的考虑。[37]
大约到1846年3月底第二卷的计划正式拟订好了，该卷将涉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文学（诗歌）、历史编纂学和未来学（预言）等内容。但是，第二卷的具体结构、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这些部分之间写作的先后次序等，没有留存下多少材料提供详实的说明，我们只能尽可能粗略地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
现存手稿中的次序是：
《“真正的社会主义”》
《一、“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四、卡尔·格律恩》
《五、“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该卷的“导论”，以下的部分缺第二、三章的内容，它们是压根没有写还是写了但没有流传下来？或者发表在其他地方了？这些都是疑问。197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英文版的编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反克利益的通告》和恩格斯所著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构成了这两章的内容。[38]陶伯特倒是没有肯定《反克利益的通告》是不是其中的内容，但她认为“贝尔·倍克的《穷人之歌》无疑是第二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的内容”,她的疑惑是：“第三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或散文》呢？它所批判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39]
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期许看，是想把当时流行德国思想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从哲学基础到观念形态的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纲领、文学、历史学、经济思想等方面的代表性观点和著述一一进行批判，对包括海尔曼·泽米希、鲁道夫·马特伊、格律恩、格奥尔格·库尔曼、贝克尔、克利盖、卡尔·倍克等代表性人物分别进行剖析，因此无疑应把上述论著都包括进去，这就构成了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完整图景，与第一卷中对“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派别的批判一起，正好完成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批判。
但是，实际上在第二卷写作不久，很可能是在现存手稿中排在最先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写完前后，已经传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出版遇到困难的消息，这无疑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通盘筹划，因此我们看到，第二卷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结构没有统一的体例，写作更加分散，主要是对具体著作、人物的评论，观点上也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与第一卷相比，更象一个不同时期写作的论文的汇集。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包括《反克利益的通告》和《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在内的关涉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评论材料一起作为第二卷的内容，对其写作过程梳理如下：
1、“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在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广泛散布和流行，而且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一派别根据主要是从费尔巴哈和赫斯那里“抄袭”来的哲学基础建立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学说的，因此，对其予以批判之前需要辨析和厘清为其提供了哲学基础的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思想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结合《费尔巴哈》那一章的修改进行的，以正面阐述其思想的笔调为主；对赫斯的批判也并不像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那样具有系统性，显得非常简略。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赫斯同他们有合作，并且那时他同他们的联系也还是很密切的，但是，毕竟因为赫斯和费尔巴哈一起给“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思想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给予了一定的分析，只不过，比起对其他人的批判来说，远不那么具体罢了。他们先是在《圣布鲁诺》章中的一处指出：他们对赫斯的著作不负任何责任[40]，而且在理论范围内与赫斯无关。然后在第二卷对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进行评述时说：赫斯的东西“已经带有非常模糊的和神秘主义的性质”，他满足于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一些观念，而且“由于有人在它已经陈旧了的时候还在《德国公民手册》、《新轶文集》和《莱茵年鉴》上不断地加以重复，因而才变成了枯燥的和反动的东西。”格律恩的著述中的思想就是从赫斯抄来的，“是用冠冕堂皇的手法”对赫斯思想的转述。[41]
2、“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对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序幕。接下来的批判具体集中在《莱茵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和卡尔·格律恩的一部书上。
《莱茵年鉴》是《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的简称，它是由当时的出版商海·皮特曼办的杂志；共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2卷于1846年年底在位于德国和瑞士边境的别列坞出版，其总的方向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所左右。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首先针对发表在这一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石》来展开，因为他们认为，这两篇文章特别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特色。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作者是海尔曼·泽米希（h.semmig）。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这篇文章中十分自觉地、而且以强烈的自尊感表露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德国民族性质”，其实全文的“整套词句差不多是”别人的著述中抄来的，作者在社会主义方面所做的“科学工作”只限于把其他著作中的思想“加以组织和重复而已”。这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德国哲学，为了装饰门面，也转向‘粗暴的现实’，但是它对现实却始终保持很大的距离。”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发表了自己关于一般体系的意见以后，就不必费力气地去研究共产主义体系本身了。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篇文章使我们再一次认清，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42]
《社会主义的基石》是鲁道夫·马特伊（r.mattäi）的文章。它以“美文学的诗的形式”为开场白，宣称“当旧世界的大厦倒塌了的时候，人类的怀着自己一切愿望的心在彼岸世界找到了避难所；它把自己的幸福移到了那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篇文章的“整个开场白是幼稚的哲学神秘主义的典型”，是“从必须消灭生活和幸福之间的二重性这样一种思想出发的”。马克思、恩格斯详尽得分析了文章所谓“三块建筑基石”，它们“连同在《二十一印张》中、《德国公民手册》和《新轶文集》中看到的坚固的花岗岩石块，就构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同时又是德国的社会哲学）准备在上面建立自己的教堂的那座岩石”[43]，但是这基石是多么虚幻和飘渺啊。
3、“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卡尔·格律恩（k.grün），他很早就开始了文学评论生涯，特别赞赏那种旨在实现自由主义主张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美学纲领，受到诸如“善！真！充满真善形式的美！”这样是格言的影响。1844年12月格律恩在《德国公民手册》（1845年卷）上发表了《费尔巴哈与社会主义》的文章。1845年5月他又在达姆斯塔编辑出版了《新轶文集》[44]，其中收入了赫斯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格律恩自己所撰写的《生产运动》、《目前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洛·施泰因关于当代史的评论》、《泰·蒙特论社会的历史》、《泰·厄尔克斯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等文章。大约同年8月下旬迟至9月中旬他又出版了《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这本作为多卷本社会主义史的序篇的书。
在上述论著中，格律恩旨在以尽量系统的、同时又是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德国公众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在他看来，德国不同于英国或法国，它的社会主义直接来自哲学理论的进步，就是说，是由“思想”、而不是由“外在的需要”推动的。就德国而言，社会主义的观念产生于哲学。这充分说明德国哲学本身以及从这种哲学当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对其他学说和民族来说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虽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较之德国要早、影响要深远，但德国的社会主义决不是“模仿法国人的错误”，相反，它从一开头就是对法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和“补充”。
在《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中，格律恩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自圣西门、傅立叶及其学生圣阿芒·巴扎尔（saintamand bazad）、巴泰勒尔米·普罗斯佩·安凡丹（barthelemy-prosper enfantin）、米歇尔·舍伐利埃（michel chevalier）、勒鲁（leroux）和孔西德朗（considerant）经过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 cabet）、路易·勃朗（louis blanc）、和泰奥多尔·德萨米（theodore dezamy）直到蒲鲁东的发展，同德国哲学和社会理论自康德、费希特、谢林经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魏特林、施蒂纳的发展进行了比较，并且从完全以对人的“真实的”或“真正的”本质的认识为根据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对这两种发展进行了评论，称他们都是“片面的”、“肤浅的”，总的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尽管格律恩的论述具有无可置疑的资料价值，尽管他的语言也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他这种看似注重史料汇编式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历史编纂学”并没有认识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际成就和真正局限性，因为这种“历史编纂学”虽然考虑到德、法两国这两种思想历史发展过程在理论上的同时性，同时却几乎完全脱离了它们的现实历史基础的实际上的非同时性，因而是相当随意的。
然而，《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出版后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诸如《特利尔日报》、《曼海姆晚报》、《德意志电讯》、《我们的现代和未来》、《未来杂志》乃至《维斯特伐利亚汽船》、《反对派》、《普罗米修斯》和《文艺杂谈》等报刊上都发表了介绍和评论，甚至费尔巴哈一段时期也“致力于”研究此书，还把它送给“尊敬的亨利希·海涅”。
该书的出版社列斯凯受格律恩的委托将书寄给了马克思。马克思不仅立即阅读了该书，而且毫不迟疑地把它视为进行一场原则性争论的契机。现在流传下来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的对格律恩这本书的批判是恩格斯加工过的付印稿，马克思所写的原稿没有留传下来。迪特·戴希塞尔考证，在1946年2月底至3月底期间起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之前，马克思就有单独写作原稿的可能性，具体说，“最早写于1845年9月底10月初，最迟写于1846年5月底”。[45]
马克思的批判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要证明格律恩的基本理论构想依赖于法国社会运动或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以及它同德国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联系的“结构图”（konstruktionsschema）。这种图式赫斯于1843年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就已经阐释过了，此后在《德国公民手册》和《新轶文集》中再次阐释，只是形式略加改变而已。二是马克思想证明格律恩的著作（至少在某些段落）同其前辈（主要是施泰因、雷博和勃朗）的表述之间具有实实在在的相似性，而且格律恩在大段大段地抄袭这些表述时没有注意到其中存在的错误。马克思首先根据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卡贝主义、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极其详尽地考察了这些抄袭，把它们同其真正的来源和实际内容进行了对照。马克思还特别关注格律恩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经济观点所进行的评论，并且注意对照这些观点所由产生的根源的“现实描述”。格律恩把德国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说成是“更大的真理”，马克思认为这完全是“颠倒事实”。据此马克思揭示了格律恩这种表述的“核心”和目的，指出它纯粹是为现存制度“辩护”，或者“不学无术地和空想式把现存制度神圣化。”[46]
4、“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以一篇对格奥尔格·库尔曼的《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一书的评论作为结束的。这一章是由赫斯执笔的。
我们前面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结构很有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第一卷的时就有所考虑的。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时选择哪些对象及其论著呢？后来的情况表明，马克思当时对此并没有考虑得很清楚。因为这是一个颇为庞杂的派别，对其中某些人物及其言论的了解、批判赫斯都要早于马克思、恩格斯。这可能是马克思邀请他撰稿的直接原由。
赫斯在1845年秋就已经针对号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救世主”的库尔曼和他的“信徒”贝克尔撰写了一篇题为《共产主义先知的阴谋活动》的尖锐有力的批判文章，并于同年12月发表在《社会明镜》月刊上。这样，当1845年底至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计划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时，邀请他撰写抨击库尔曼的小册子《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的文章时他就有了可以利用的基础。
起初赫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分析贝克尔1845年4月至9月在洛桑出版的《宗教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喜讯》杂志上。赫斯写道：“我们面前放着几期《宗教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喜讯》月刊。我们从中看到了从前的人民作家贝克尔在他结识唯灵论的江湖骗子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期间的决定性倒退——一种不仅是形式上而且也是内容上的倒退。”[47]接着赫斯写了对库尔曼的那本小册子所作的批判性评论。他概括了库尔曼这篇号称“真正的社会主义”“预言”的著述的思想特征，这些概括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同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手稿序言中所阐明的观点非常接近。[48]这表明，赫斯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不仅明确地反对库尔曼，而也反对一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他指出：“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至于这种信仰是采取粗野的、宗教的形式还是文明的哲学的形式，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就像他们消极地还是积极地对待对奇迹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是创造奇迹的牧师还是这些牧师的信徒，以及他们所追求的是理论的目的还是实践的目的，都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毅力、性格和社会地位等等一样。”[49] “在思想家看来，整个历史发展都归结为历史发展进程在‘当代所有的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头脑’中形成的理论抽象”[50]。
有些研究者认为，赫斯抨击库尔曼的文章是经马克思、恩格斯的修改，这是有可能性的。此外，文章的标题也经过恩格斯的改动，原先为《圣格奥尔格·库尔曼的著作〈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恩格斯则修改为《“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在由魏德迈根据修订稿誊清后的赫斯所写的这部分文稿中，也有恩格斯修改过的痕迹。
4、“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
1846年1月5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了德文周报《人民论坛报》（der volks-tribun），其主笔是海尔曼·克利盖，上面所刊登的文章详细阐发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纲领，其影响愈加不可小视。在这种情况下，1846年5月11日，恩格斯、日果、海尔堡、马克思、朗勒尔、魏特林、冯·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51]等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人民论坛报》的情况。最后通过投票方式(魏特林一人投了反对票)一致作出五项决议，即“(1)《人民论坛报》主笔海尔曼·克利盖在该报上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2）克利盖用以宣传这种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因为克利盖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在纽约的著作界代表。(3)克利盖在纽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涎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4)本决议连同论据将分发给在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共产主义者。(5)本决议送交《人民论坛报》编辑部一份，要求该报在最近几号上将此决议连同论据一并发表。”[52]
同日恩格斯、马克思起草了关于这些决议的“论据”，分为五个部分，即“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青年美国》[53]的态度”、“形而上学的夸大”、“向宗教的献媚”、“克利盖个人的言论”等。克利盖的观点和活动受到尖锐的批判。
5、“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剩下来的关于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文章是由恩格斯来写作的。
1846年年底，恩格斯开始写《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评论。它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卡尔·倍克的长诗《穷人之歌》（lieder vom armen mann）于1846年在莱比锡出版。这是一部诗集。恩格斯说：《穷人之歌》的第一首歌就是“献给一个富有的家族的”，“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即他不想“消灭”富有家族的“实际势力，消灭作为这一势力的基础的社会关系；他只是希望比较人道地来运用这一势力”[54]，这样，《穷人之歌》看起来“歌颂‘穷人’，歌颂pauvre honteux[耻于乞讨的穷人]——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55]作者“自己已深深地陷到德国的鄙俗风气中，并且过多地考虑自己，考虑沉溺于自己诗中的诗人。我们的诗人在现代抒情诗人眼中又成了一个把自己打扮得奇奇怪怪的、妄自尊大的人物。他不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创作诗歌的活动着的人，而是一个飘浮在云雾中的‘诗人’，但这些云雾不过是德国市民的朦胧的幻想罢了”。[56]
第二部分评论的是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是恩格斯1847年初写成的。在1月1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他顺便说到此事：“我将要改写关于格律恩论歌德的文章，要把它缩减到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印张，并且准备把它用在我们的书中，如果你同意这样做的话，那就请你立刻写信告诉我。这本书十分能说明问题，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人习气颂扬为人的东西，他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变成了‘真正的人’，而同时对于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他却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唾弃。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最光辉的证据：人＝德国小资产者。我只是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可以加以发挥，并适当删节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因为这部分不适用于我们的书”。[57]
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über goethe vom menschlichen standunkte） 是1846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在《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之后，“他把目光投向自己祖国的社会停滞”，他决定 “从人的观点”来看一下对德国社会有深刻洞察和理解但又不无矛盾的歌德老人。然而他了解和理解歌德吗？恩格斯深刻地剖析了歌德带有两重性的人格特征，指出，格律恩按照一种主观幻想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完美观念来评判歌德，怎么能触及到他人性的复杂层面和深度呢？这种分析使恩格斯意识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通常有一个习惯，当他们遇到一个他们所不懂的论断的时候(因为这个论断与哲学无关，所包含的是一些法律、经济及其他等等的术语)，他们就立刻把它压缩成一句简短的、用哲学术语装饰起来的句子，并且把这种胡话背得滚瓜烂熟，以备随时应用。正因为如此，《德法年鉴》上的法的‘共同体’就变成了上述的哲学上毫无意义的‘普遍的本质’；‘摆脱不自由的普遍的本质’这句话成了政治解放即民主在哲学上的简短公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可以把这一公式放到口袋里去，而不用再耽心学问对自己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了。”[58]
恩格斯曾对完成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以至最终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表示过很大的兴致。1847年1月15号，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剩余部分的写作，他说：“现在，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四面八方发展起来，除皮特曼之流这些孤独的星群之外又分出了威斯特伐里亚学派、萨克森学派、柏林学派等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章再写一下，那该多好啊!可以根据天空的星座把他们分类。皮特曼是大熊座，而泽米希是小熊座，或者皮特曼是金牛座，昴星团是他的八个孩子。不管怎样他应该有角，如果他没有的话。格律恩是宝瓶座等等。”[59]恩格斯的工作可能一直持续到1847年4月。遗憾的是，根据这部手稿的结尾判断，可以推测，这一部分也没有写完。
通过本文的梳理可以看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确实不是一部计划中的、完整的著述，即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是事态的发展使作者逐渐意识到，需要“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60，从而形成的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著述[61]，而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这种状况表明，长期以来，我们不考证其写作过程、刊布情形、版本源流，只是凭借由别人编辑而成的、俨然是一部完整的著述去对其内容进行解读，甚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会造成多少误读和歧解！而现在是改变这种研究状况的时候了。
注释：
[1]完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研究还应包括对这一文本遗稿的保存、归档情况、其各个章节从零散刊布到全部出版的过程、《费尔巴哈》一章的不同版本、mega2新版的编排设想以及编排顺序等所进行的考证。限于篇幅，本文只梳理其写作过程，其余部分我将另文叙述。
[2]这里指的大致时间是从1838年至1846年，即从马克思参加“博士俱乐部”、写作博士论文一直到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时期。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参看拙文《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河北学刊》2006年第4、5期。
[3]马克思与出版商签定了两卷本《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合同，接续起“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工作开始了新的写作；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际是恩格斯当时正在写作的《英国社会史》中的一部分，在前书出版后，他又在为后者的实际撰写继续做着准备。
[4]青年黑格尔派研究专家茨维·罗森就持这样一种看法，见茨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 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第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5]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5、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参看tnge taubert.die kritik der nachhegelschen philosophie.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bandes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von marx und engels,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nr.43,s.40-45,trier,1990.
[7]这篇文章未署名，标注的写作日期是1845年11月20日。据考证，它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之手，题目是《对布鲁诺·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
[8]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4-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这些后来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圣布鲁诺》章的内容。
[10]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1]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2]参看《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书中表明的日期是1845年。
[14]《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恩格斯说：“这个东西（指《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引者）是重要的，例如，比赫斯所认为的还重要”。见《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信（1844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45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费尔巴哈：《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选集》，下卷，第4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4] max stirner.recensenten stirenr, wigand's vierteljahrsschift,bd.3.s.147，1845.转引自tnge taubert.die kritik der nachhegelschen philosophie.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bandes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von marx und engels,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nr.43,s.58,trier,1990.。
[25]г.а.багатурия.из опыта изучения рукописного наследства маркса и ф.энгелъса.реконструкця первой главы “немец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москва1969,стр.267.
[26]即dottore grazianno，是意大利假面喜剧中的主人公，假充博学的典型。
[27]在《〈莱比锡宗教会议〉·引言》的结尾，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中有一段话：“在舞台深处出现了dottore grazianno[格拉齐安诺博士]或称作‘非常机智而有政治头脑的人’的阿尔诺德·卢格（《维干德》第192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8]这一章由赫斯写成，后来马克思放弃了。
[29]tnge taubert.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s.44,in:mega studien,1997/2
[30]tnge taubert.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s.44-47,in:mega studien,1997/2
[31]马克思在手稿旁给它们加上“费尔巴哈”和“历史”等提示语。
[32]参看tnge taubert.die kritik der nachhegelschen philosophie.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bandes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von marx und engels,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nr.43,s.40-45,trier,1990.也可参看顾锦屏、柴方国：《国外学者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第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3]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发表于1946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爱比格尼》第1卷。
[34]《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46年8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7-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5]这个顺序与mega1第1部分第5卷的编辑п·л·维列尔以及巴加图利亚、广松涉等所确定的顺序均有差别。维列尔的顺序是：（4）（1）（3）（5）（6）（7）（8）（2）（9）（10）（11）（12）；巴加图利亚则认为，（2）和（12）的相对位置不对，（8）是在（2）之后写的，而（2）（11）和（12）是在《维干德季刊》第4期出版（1845年11月10日和12 日出版）之后写的。因为“震撼世界的思想”是从第4期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引来的。参看г.а.багатурия.из опыта изучения рукописного наследства маркса и ф.энгелъса.реконструкця первой главы “немец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москва1969,стр.356.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附录一，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6]参看tnge taubert.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im prisma der polemik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mit max stirner,in: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nr.43,s.76-77,trier,1990.
[37]参看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一书的“前言”和“结束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18-321页和第355-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8]karl marx frederick collected works. preface, volume 5,progress publishers,1976.
[39] tnge taubert.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nr.2,s.20, in: mega studien,1997.
[40]“‘莫·赫斯’（对于他的著述，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不负任何责任）”，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9-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5-5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4]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该书所收集的文章先前是写给《月刊》、《发言人报》等报刊杂志的，但由于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指责，没能在上面刊登出来。但这部文集也难逃厄运，在出版后不久即被内务部下令没收，其作者被告知不许再返回德国。
[45]dieter deichsel.die kritik karl grüns.zur 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 von teil ⅳ des zweiten bandes der “ deutschen ideologie”,s.103-153,in:mega studien,1997/2. 国内曾有学者将此文译成中文，但注释部分有些未译出，致使很多有价值的文献线索中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4辑。
[4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1-6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7]引自jakow rokitjanski.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le zu moses hess in brüssel 1845\1846,in: marx-engels-jahrbuch, dietz verlag berlin 1986,s.234.
[48]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5-5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9]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0]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2]恩格斯等：《反克利盖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3]《青年美国》是美国手工业者和工人的组织。该组织是1845年创立的群众性的全国改革协会的核心，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反对使用奴隶的种植场主及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了许多其他民主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等)。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运动，但是克利盖及其“真正的社会主义”同道主张德国侨民放[54]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5]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6]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7]《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47年1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8]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9]《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47年1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