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4 07:46:01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1篇
1．叙事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基本理论的介绍是教学中要实施的第一步
对高校本科学生来讲，理论的引介应深入浅出。叙事学涉及的基本概念，如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事类型、话语模式等，应在介绍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文本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教学。以叙述者为例，教师可参照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关于叙述者的讲述为例，进行教学。“叙述者是叙述本文分析中最中心的概念”，对它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叙事作品中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在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欧芝克最著名的大屠杀文学《大披肩》中，可以选取典型的场景来分析叙述者。例示:“她只是站在那里，因为如果她跑的话，他们会开枪，如果她试图去拣玛格达火柴棍似的尸体，他们也会开枪，如果她让她狼嚎般的尖叫声爆发出来的话，他们还会开枪的。所以，她只是握住玛格达的披肩，堵住自己的嘴，往嘴里塞进去，使劲地塞进去，直到她咽下了狼嚎的尖叫声”。在这个最令人震惊的场景中，罗莎亲眼目睹女儿被纳粹军官扔向带电的铁丝网，眼睁睁看着女儿在眼前死去却不敢发出丝毫的声音，做任何企图认尸的动作。这一场景展现了大屠杀中人性扭曲的主题:在大屠杀面前，作恶者和受害者都失去人性，难逃大屠杀的罪恶。这里作者采取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者，对行为者进行描述。叙事中目击者是事件的权威知情者，从其视角可以获得对该事件的客观观察。然而作为大屠杀亲历者的悲痛经历反而使其无法成为事件的叙述者，这就是为何欧芝克采取了全知作者型叙述声音，以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为焦点人物叙述了惨绝人寰的弑婴，具有有效观察事实真相的叙事功效。通过概念定义的介绍与具体的文本分析，学生可以深切领会叙述者这一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从而理解作者为何采取这样的叙事模式，可以达到何种效果，从而提升自我的文学鉴赏力。
2．课堂中教师的教学示例
结合经典叙事学中提出的基本概念与后经典叙事学的不同分支，对具体文学作品运用叙事学方法进行教学。仍以《大披肩》为例，因为作品中聚焦的是一位母亲大屠杀受害者的叙事，所以我们可以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方法，对这个作品进行分析。这要求教师要预先进行一定的研究工作，从而给学生提供具体案例教学。例如我们可以“论辛西娅?欧芝克《大披肩》的女性大屠杀叙事”为题，在让学生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以教师的具体研究论文为例，进行叙事学教学。男性书写者的大屠杀作品往往忽略女性的特殊体会，而女性叙事的独特性在于文本强调与女性生物特性相关的主题，比如月经功能正常与否、身体的残害、虐待、侮辱、等。《大披肩》以弑婴为题材，从性别视角揭示了大屠杀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对亲情的毁灭。女性视角的叙事不是遍及每个犹太个体的经历，而是独特的母亲叙事。运用叙事学方法，分析欧芝克选取的故事素材，阐释运用的叙事模式，即故事结构、主题和人物三个方面营造了完整的叙事系统，解析母亲视角的特殊意义，提出女性人物的大屠杀经历将从性别视角突出女性历史性话语，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深刻体悟大屠杀对个体以及犹太民族造成的创伤。教师的研究可以直接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深度，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可以增进学生的研读兴趣。
3．通过学生对叙事学的理论学习
结合文本分析的具体案例，实施学生运用叙事学进行文学作品分析的教学。通过任务型教学活动，在教师的引导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学生分析文本的积极性。教师要设计与文本相关的叙事学问题，形成学生的问题意识，发挥他们的意向性立场，让学生成为英美文学课堂的主体。教师可以设计可运用于各种叙事作品中的问题，以启发学生对作品进入深层次的思考。如:
(1)谁是叙述者?
(2)为何作者设计这样的叙事序列，有何功能?
(3)事件发生时的场所或地点对叙事具有何种意义?
(4)叙事文本如何参与了性别身份的建构?
(5)可然世界的叙事与现实世界有何关系?可以让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进行课堂展示，促进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讨论，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形成学生善思、善辩的良好学习模式。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运用叙事学的方法将自己鉴赏文学作品的分析用文字表达出来，逐步形成阶段性研究成果，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为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4．评估叙事学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效果
根据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叙事学方法有助于教授学生形成良好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估叙事学在英美文学教学的效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核:
(1)课堂参与情况。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教师的导向和激励功能，考察叙事学的教学方法能否保持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和兴趣，能否积极参与课堂各种活动。
(2)能否有效掌握叙事学方法。可以通过基本术语的考察，来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效度。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来考查学生能否将叙事学运用到实际的文本分析中。
(3)叙事学方法的多媒介应用。除了文学叙事学方法的使用，还可以考查学生能否自觉将叙事学知识运用于其它课程以及其它实际生活中的判断中，从而检验叙事学方法的普适性。
(4)课后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性，组织学生从多个角度进行自评、互评，家长评，老师评，从而不断改进教师的教学模式，促进叙事学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叙事学方法的教学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一种基础能力。
二、叙事学教学模式的价值
将叙事学方法引入到文学教学领域中，为文学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从而使之与其它方法多元并存，成为传统教学方法的有益补充，改变了现有的教学困境，这应该是切实可行的。通过指导学生进行叙事学的阅读、分析，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塑造有责任的社会主体，提高我们的综合文化素质。英美文学教学中叙事学方法的研究将拓展文学文本的批评视阈和思考维度，丰富教学中的批评范式，进一步促进学术成果的教学转化。通过在英美文学课堂中运用叙事学教学模式开展文学课教学，学生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学生在教学效果调查中反映该模式从语言学视角为他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文学阅读的方式，他们可以结合已有的语言学知识，发挥主体的意向性阅读方式，去追寻、发现、阐释，从而获得文学欣赏的愉悦感，拓展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一模式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课的激情，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想象能力，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审美鉴赏力。不过，这一教学模式的实施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对叙事学有深刻的理解，而且需要能够融会贯通地结合文本实例进行教学。学生需要投入较多的学习时间，完成教师布置的阅读任务，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展示教学等。叙事学对本科生来说不是一蹴而就的理论方法，需要授课教师的较高的理论素养，耐心、细致的备课，以及学生的积极配合。叙事学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分析、解读，它已经应用于各个学科，成为跨学科、多媒介的有效方法，因而引入叙事学的文学教学是有益的教学模式尝试，将使学生受益无穷。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英雄叙事；“十七年”文学；意识形态
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叙事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英雄叙事是“十七年”文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那一个时期能够产生如此之多的文本。面对如此之多的英雄叙事文本，通过梳理其发展的脉络，进而对其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获得进一步的认知，这不但能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存在的某些缺失有所匡正。“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条发展脉络。正是这两大发展脉络，从不同的向度上弥补了各自的英雄叙事的不足，对各自的发展脉络起到了潜在的规范制约作用。
一
根据“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所显示出来的美学风格的不同，最为清晰并占据着主流的发展脉络，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的文本，这承继了《讲话》以来获得认可的美学风格，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对峙中凸现外在的交锋。所以，这些文本基本上保持了《新儿女英雄传》的叙事风格。“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从时间上来看，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要早些，在共产党基本获得全国性胜利的情形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就进入了蜕变定型的阶段，具体来说，《新儿女英雄传》是其起始的标志，这在根本上确立了“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基本模式；第一次文代会所确立的文艺政策在理论上标志着英雄叙事范式的定型；《保卫延安》的出版标志着英雄叙事的定型；《红岩》的诞生则标志着这一阶段的英雄叙事的高潮已经基本过去。《新儿女英雄传》标志着“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在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之后的定型之作。严格讲来，《新儿女英雄传》在时间上要稍早于“十七年”，但它却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特别主要的是，其英雄叙事的模式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获得了已经占据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新儿女英雄传》被当作实践《讲话》的精神的成功之作，其所规范和确定的方向就对嗣后的英雄叙事具有了规范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英雄叙事的文化品格：其一是农民和革命具有天然性的联系，主流意识形态视阈下的农民个体行为被充分政治化，凸显了农民在和革命融合的过程中所创造的英雄业绩；其二是大团圆的英雄叙事模式。这就使得“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尽管也会出现一些悲剧，但从总的结局来看，基本上都遵循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样的一个大团圆叙事路径，而英雄则是这一先验性存在的一个明证。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郭沫若才会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给予了文艺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创作的前途。在这一照明之下，解放区的作家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显然，这成功的重要标志在于“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在这里，论者凸显的是《新儿女英雄传》的教化功能，把文学作为鼓舞人民革命的重要武器。这样的阐释，实际上也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即历史中客观存在的英雄怎样是一回事，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是怎样又是另一回事，那么，裁定其是否符合规范和要求的标准则是能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起到强化作用，能否对“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新儿女英雄传》标志着“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模式的基本确立，从而客观上规范了“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沿着《新儿女英雄传》的叙事模式展开。正是在这一模式的规范导引下，作家们在文学中所进行的英雄叙事就特别凸现了英雄之作为“英雄”的那一面，而相对来说，那些无助于凸现“英雄”的方面则被遮蔽了。如刘白羽作为战地记者对战争有亲身感受，这就使他的英雄叙事最大限度地切近了真实生活。作者通过渡江作战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塑造了一群只要“火光在前”就“永远前进”的指挥员英雄形象（《火光在前》），但它同时遮蔽了战争中人的其他属性。这奠定了后来的英雄叙事昂扬向上的革命基调，即便是死亡这样的沉重的话语，也通过“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概完成了向革命的精神家园“回归”并存在的形式。《铜墙铁壁》是柳青的一部有关革命历史叙事的重要文本，其讲述的是陕北农民在解放战争期间的支前故事。柳青在此塑造了石得富这一英雄形象，突出表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巨大的历史主动性。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则用粗犷的笔法，其所讲述的是一批活跃在铁道上的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传奇故事，其所塑造的主要英雄形象有刘洪、李正、王强、林忠等，知侠在英雄叙事中，注意把民间传奇和革命历史有机融合起来，这和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其他英雄叙事相比，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如果说在这些长篇小说中，其英雄叙事还显得粗犷豪放的话，那么，还有与此相对应的一支英雄叙事脉络，这就是峻青和王愿坚的英雄叙事，他们似乎更喜欢在短小而严谨的结构中，以写意的笔法来塑造英雄。峻青所塑造的英雄主要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他把刻在自己记忆里的英雄，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英雄叙事的文本世界。峻青的代表作是《黎明的河边》，峻青在此把革命和亲情设置于同一场景中，凸现了革命和亲情的紧张关系。英雄小陈在和敌人对峙的过程中，敌人为了迫使小陈交出革命者，挟持了小陈的母亲和弟弟作为“人质”，这就使小陈处于二难抉择的窘境中，要救出母亲和弟弟，就要交出自己的同志；要保护自己的同志，就要失去母亲和弟弟。作家在展开英雄叙事的过程中，没有详尽地观照英雄的理性和情感的矛盾，而是让小陈选择了与还乡团头子同归于尽，由此把小陈从政治与道德的紧张对峙中解脱了出来，缓解了革命和亲情的紧张关系，塑造了一个道德和革命和谐完美的英雄。其实，在这样的英雄叙事中，包含着峻青这样的一种英雄理念：革命和亲情是紧张对立的关系，二者在不可能兼顾时，牺牲亲情既然把革命者置于道德的对立面，牺牲同志既然把自己置于政治的对立面，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牺牲自己以舒缓革命和亲情的紧张关系。王愿坚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英雄情有独钟。王愿坚最有影响的是《党费》，这是较早涉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军民在敌后坚持斗争生活的英雄叙事文本，这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有关这一题材的英雄叙事偏弱的局限。杜鹏程则善于从宏大的历史中把握中国革命历史，其《保卫延安》的英雄叙事从对局部和细微的革命战争叙事转向了对宏大的革命战争的叙事，这标志着英雄叙事获得了巨大的突破。作者以高昂的激情、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从正面描绘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司令员的运筹帷幄，指挥员周大勇、卫毅等的身先士卒，战士王老虎、宁金山们的英勇顽强，都集中展示了英雄们的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具有一定史诗性。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文本，在“”中却遭到了否定和批判。对此，杜鹏程在《保卫延安》重印之后说过：“你明明是在歌颂，他却硬说你‘恶毒攻击’。”)其实，我们暂且撇开其所涉及的问题，而是从另一面来看问题的话，也许就会发现，其英雄叙事先验地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主题，这就使其英雄叙事当作了“歌颂”的具体注脚。这也就说明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的文本，都存在着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的其他某些属性挤压的现实问题，这自然也就限制了其英雄叙事所可能获得的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能够代表“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准的是吴强的《红日》。吴强的《红日》出版于1958年，它采用纪实文学和小说虚构相结合的手法，为我们塑造了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等英雄形象。《红日》的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作者并没有把英雄写成简单的战争英雄，而是把战争英雄置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特别是情爱关系中加以表现，使战争和情爱在对峙中获得了深层展现，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英雄所具有的本色。对此，吴强曾经说过：“有些人说过紧张、艰苦的斗争里，哪有人谈爱情之类的话，想证明一下事实不是那样，把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实际上，战争中的爱情以及爱情的毁灭，都更清晰地传达出了这样的意蕴：战争的最终目的恰恰是为了让人世间包括爱情在内的所有美好情感获得健康的发展，而不是人为地扼杀这一美好情感，否则，这战争和政治就是反人性的。如此说来，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中的爱情主题，尽管在政治的夹缝中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机缘，但作家在严格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冲决了当时的文化语境的羁绊，依然为我们奉献出了诸多的“战地黄花”。这标志着这一阶段的英雄叙事模式出现了新的突破，即把战争和人性结合起来。但这样的一种模式，并没有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十七年”文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另一重要英雄叙事文本是曲波出版于1957年的《林海雪原》。这一文本塑造的英雄杨子荣带有传奇色彩，其突破主要在于它把民间所喜闻乐见的传奇和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民间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寻找到了一条融合的发展路径。欧阳山出版于1959年的《三家巷》是本阶段少有的反映20年代革命策源地斗争风云的文本，它拓展了本阶段英雄叙事的范围，把过去较为薄弱的都市生活纳入到了英雄叙事中。但相对来说，这一范式的英雄叙事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居于边缘化的位置。杨沫出版于1958年的《青春之歌》标示了本阶段革命历史叙事的另一发展纬度。它以林道静在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最终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英雄。其作为具有较大影响的英雄叙事文本，在两个方面有重大突破，一是女性兼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这隐含了知识分子人生道路和女性个性解放的双重命题，二是这双重命题对主流意识形态命题的皈依。这样三个命题纠缠在一起，使《青春之歌》获得了解读上的多种可能性。梁斌出版于1957年的小说《红旗谱》，则以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为历史背景，写出了农民英雄朱老忠成长历程。朱老忠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同时也带有诠释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限。“十七年”文学中具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历史叙事还有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这标志着有关革命的历史已经被这是一个有关炼狱中的英雄故事。作家塑造的江姐、许云峰等许多坚贞不屈的殉道英雄，具有极其强烈的艺术魅力。《红岩》的诞生则标志着这一阶段的英雄叙事的高潮已经基本过去。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关革命的历史故事已经基本讲完；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实问题更为紧迫的提到了人们的思考视阈中，这也意味着“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主潮将出现转向。在大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特定文化语境下，有关革命历史的英雄叙事的“准星”已经使作家们很难琢磨或追随。在此情景下，作家在英雄叙事中涉及革命历史中的“大题材”，就难免会和具体高级指挥员有所瓜葛，如果这指挥员将来有一天因为路线斗争而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循此展开的英雄叙事文本就会面临灭顶之灾。所以，衰退阶段的英雄叙事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向，这就是作家从革命大题材转向了革命小题材或历史题材。如徐光耀的《小兵张嘎》、黎汝清的《万山红遍》等。
二
“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所显示出来另一发展脉络，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糅进了具有个人化的审美情调，使英雄叙事在大体上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同时，传达出了属于个人的审美情趣。这一脉络和前者相比，显得处于主脉络的笼罩之下，仅仅是一个次脉络而已。代表性作家是孙犁，茹志鹃和路翎也应该属于此列。孙犁的代表性的文本是《风云初记》；茹志鹃的代表性的文本是《百合花》；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应该承认，“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这一美学风格的出现有着其必然性。作家把过去封存于记忆深处的战争碎片，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模糊起来，而那些曾经打动过他们的记忆，则获得了清晰的映现，于是，他们透过血腥与烈火，发掘到了那些被战争遮蔽了人性和人情，凸现在他们脑海深处的是这些依然还闪着光彩的人性美人情美的碎片；另外，作家审美个性上的差异，促使他们在英雄叙事的过程中折射出了自我的审美情趣。这样的情景下，洋溢着清新的审美情调的英雄叙事就应运而生。孙犁在个性气质类型上就属于那种非常注重审美情调的作家。孙犁早年受到普希金、梅里美、果戈里和高尔基的小说影响，摄取了他们作品中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这使孙犁的英雄叙事“兼小说和诗歌为一体”，从而“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实际上，孙犁所吸纳的西方审美情趣是以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审美情趣为基础的。然而，孙犁却因此而获咎：“摆脱不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情趣”。其实，孙犁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情趣，与其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人所具有的情趣更准确。如此说来，孙犁的英雄叙事就带有中西合璧的美学特质。《风云初记》是孙犁的代表性作品，他将散文的写意与诗的抒情融于英雄叙事中，在似涓涓溪流的笔法中，渗透着作家对生活和生命的感念，折射了作家否定战争合理性的情思。所以，在孙犁的英雄叙事中，我们看不到常见的金戈铁马般的紧张对峙，在风云变幻中，作家用“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紧紧地把握民间自在生活状态下的“那股浪漫气息”。因此，在《风云初记》中，孙犁塑造的英雄既有血性男儿刚性一面，又有亲情男儿柔性一面，如春儿对芒种的爱，就在彰显了美好爱情的同时，隐含着对战争的否定。在孙犁之后，能够承继孙犁的英雄叙事的美学风格的是茹志鹃，尽管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师承关系。严格说来，茹志鹃和孙犁在个性气质上和文学叙事上并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因为他（她）们的英雄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下的宏大叙事不同，所以，我们还是把他（她）们的文学叙事结合起来进行解读。茹志鹃的英雄叙事，几乎没有什么宏大的场面，她所塑造的英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她是站在革命历史的边缘上进行着诗意的叙说。茹志鹃说过，自己的记忆就像筛子“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大作家”。这说明茹志鹃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注重恪守自己的感性世界真实，在英雄叙事的过程中努力还原生活的真实。在《百合花》中，作者塑造的主要英雄是“小通讯员”。他的身上既有英雄战士那种无所畏惧、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又有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给他在异往有的矜持和羞涩，这本身就构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具有可以阐发的无限空间。不仅如此，作家还在小通讯员和小媳妇的交往中，凸现了男女之间的“非常情感”，成为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在主流意识形态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语境下，茹志鹃的英雄叙事的确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美学品格，这也是该小说之所以获得茅盾肯定的重要缘由——自然，茅盾的肯定性价值判断，又反转过来促成了这一美学风格的发展。茅盾的肯定固然对茹志鹃的美学风格起到了保护作用，但依然有人在批评中要茹志鹃把英雄叙事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即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并“提高和升华到当代英雄已经达到的高度”。这说明在50年代后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带有小人物色彩的、和主流意识形态结合得不够紧密的英雄，已经失却了发展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希冀的是那些能够体现其要求的“当代英雄”，尽管这样的“当代英雄”还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英雄想象”中。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于1954年。但从题材上来看，它所触及到的不仅是人性中的情爱这一精神现象，而且还带有跨国婚恋这样的敏感问题。路翎一反常规的英雄叙事模式，把爱情置于战争的中心舞台上，而战争本身则成为爱情故事展开的背景，这样的叙事彻底地“颠覆”了既有的英雄叙事模式，并由此通过爱情的毁灭而否定了战争的合理性。然而，这样的“颠覆”与“质疑”，即便以如此温和的形式而出现，也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志愿军新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相爱了，这使王应洪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窘境：一方面，战争本身就构成了对爱情的压抑，另一方面，部队的纪律也构成了对爱情的排斥。王应洪面对这爱情有些惶恐，但也在“心里起了惊慌的甜蜜的感情”。最终，战争毁灭了王应洪的肉体，这就连同他那美好的爱情也一同埋葬于战争铸就的坟墓中，这既可以看作对战争的否定，也可以看作战争无法遮蔽人类美好情感的象征。但是，即便是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也无法代表着“十七年”文学中有关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叙事的所达到的高度。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孙犁、茹志鹃和路翎这样一批站在时代边缘上的诗意吟唱者逐渐地失却了存在的机缘，这一英雄叙事的脉络也就越来越趋于边缘。甚至像路翎这样的作家，不仅无法居于边缘，而且还失却了创作的权利，成了“反革命”分子。
总的来说，“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主脉络的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是分不开的。周扬对此就说过：“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周扬在这里显然不是站在私人立场上所作的阐释，他是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说话”，这就很自然要求英雄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在英雄叙事的过程中用具体的“革命实践”来证明“的军事思想”这一“普遍真理”。
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使这些文本带有某些局限，但在一大批忠实于现实体验的作家努力下，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导引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英雄叙事重要篇章。这种现实主义的英雄叙事的结果，甚至演变成文本就是生活记事，如冯志曾经说过：“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敌后武工队》如果说是我写的，倒不如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正因为这样的文本一方面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打上了当时的文化语境的烙印；另一方面，受到了作家自己的生活感受的制约，具有实录的某些特质，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获得了贯穿与实践。
“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次脉络的发展则经常被置于一个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抗的位置上加以解读甚至批评的。其实，这一脉络的发展，严格讲来应该是对五四文学中的人的文学命题的承继和发展，是对人回归于自身的一种文学尝试。它没有像主脉络中的英雄叙事那样，把人当作了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人只能在对战争功能需求的满足上寻找到存在的价值。那些勇敢杀敌、不怕牺牲者，被作为战斗英雄放置到最崇高的位置上。而英雄身上的深层人性内容则被彻底地遮蔽了，即便是在英雄叙事中涉及到了人性这一面，也被当作小资产阶级情趣排斥掉了。由此说来，当年的《文艺报》指认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恰恰道出了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真义：“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爱等腐朽观点来模糊阶级界限，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唯心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宣扬个人主义来反对集体主义；以‘写真实’的幌子来否定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以‘艺术即政治’的诡辩来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创作自由’的滥调来反对党和国家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显然，在这样的指认背后，隐含着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但恰恰是这“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促成了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向人的本体回归，促成了文学创作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体认。
从根本上说，“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发展脉络，深受文化语境的规范和制约，它无法突破现实语境这一樊笼，它只能在时代为它余留的空间中找寻自我的发展方向，这并不是说“十七年”就注定无法诞生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英雄叙事文本，而是说无所不在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把文学想象中的英雄压缩在了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把作家限定在了一个既定的“疆域”中，其英雄叙事只能循着这既定的轨道运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的这两大脉络，从不同的向度上弥补了各自的英雄叙事的不足，具有主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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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3篇
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第12次大会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国中部古城哥廷根召开，各国学者228人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间叙事的流传问题。 具体的参考题有:①民间叙事的未来，②民间叙事在日常大众传媒中，③民间叙事传播和性别的关系，④跨文化的流传，⑤民间故事传播和报纸、刊物、出版物，⑥民间叙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离言、笑话、叙事诗等口头文学作品，但也有谚语、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囊括了整个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一种口语文学，一种活的文学，有表演性、变异性、实用性、即兴创作和立体性等特点。它与作家书本文学不同，是民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实际的功能，并不断变异。此次大会以“流传”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它突破了以往历届大会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较研究为主的格局，而着重研究民间文学的活的生态及其发展前途、流传方式等问题。 1民间叙事的发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传统民间故事受到很大冲击。有学者认为民间叙事只属于过去，现已逐渐走向消亡。而中国却不同，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训，不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选出版传统故事，还特别注意发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故事的娱乐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员、评书评话艺人在茶馆、会场、广播电台、电视台表演故事与评书(长篇故事)，在报纸刊物上经常发表故事作品，有不少专门的故事刊物，很受欢迎，如上海的《故事会》每期发行400多万份，为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最。故事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保加利亚学者科西娃的论文《新世纪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学者沃以特的论文《在现实的民间叙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吗?》就前景问题进行了研究。后者认为，如果不及时做工作、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灭，民间叙事是有可能消亡的。这一带有预言性的替告，使各国学者对中国的经验更加重视。 喀麦隆学者蒙委一桑巴的论文《民间叙事研究在莫属喀麦隆教育系统中的未来》就民间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民间故事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生命力，应该引起重视。美国学者麦卡锡•巴拿的论文“美国童话—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旧故事”，麦克安德路斯的论文《美国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对此予以关注。 阿根廷学者布来奇在论文“轶事作为新闻中的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达方式”中说明了古老传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美国学者巴奇隆就法国1697年记录的门米。道内斯故事与今天的情况，说明这些故事是民众精神的文学表现。 印度学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话在印度故事中的处境》中，调查了格林童话在口述流传中发生变异的情况。 美国学者康瑞德在论文《追踪吃人魔:变相的政治》中，说明童话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波雅林在论文《故事与犹太法学权威的确立》中，说明故事传说在犹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舆论作用。芬兰学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个屠夫的情况》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审判中的作用，为故事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证据。英国学者拜伦在《爱尔兰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说明传说故事在各国的爱尔兰移民中作为民族文化卫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国学者阿里在《故事为儿童维护正义和道德》也具体论述了故事的社会功能，正是这种社会功能使故事始终活在人民之中，充满了生命力。有些学者还研究了故事的预兆作用。如瑞典约翰生《预兆和学问的积极探究》，芬兰学者凯沃拉的《述梦:梦的故事作为未来的钥匙》等。 芬兰学者贾威林的《袭读公墓的卡累里亚民间故事—道德行为的民间概念》一文通过民间故事研究民众的道德观念。 娜威学者普列明格的《历史回忆和民族精神!》，美国学者缪连的《种族和人种史的寓言》探讨种族历史的叙述代代相传至今的情况。以色列学者海山—罗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间叙事出版物与以色列现代国家一体化》，非洲尼日利亚学者奥拉瓦勒的《一个跨文化的传播:(松迪亚塔)史诗和西非一体化》等文，都说明民间叙事经长期流传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国家、民族与地区团结、统一事业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学创作、宗教活动和社会交际乃至医疗事业中都有实际的功能。 俄罗斯学者卡西列娃《童话故事在儿童读物中: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作家的自传回忆》以大量事实说明俄国作家学习并运用民间童话进行儿童读物创作的种种情形。美国学者奥瑞英的《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说明现代社交中幽默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语言艺术的作用。 娜威学者西尔堡的《通过奇迹—从怀疑到信仰》说明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讲述宗教奇迹故事，使之具有从怀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学者陶斯在《有什么见闻的证据—匈牙利女巫审判中的证据和有害的叙述》中通过调查证实，在女巫审判时，民间传说故事是作为重要的见闻—证据起作用的，很有权威性。美国学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说谎—护理人员中的故事讲述计谋》中介绍了医务人员在精神疗法中，如何运用英雄故事鼓励病员提高信心战胜疾病的。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实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服务功能，必然产生报酬问题。美国学者米尔斯在“财产、证券、财务—在人道主义的社会研究中的伦理学出版物的叙事学者的奖金”中对此作了调查研究。 2多种多样的流传手段 #p#分页标题#e# 传统民间故事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结合各种民俗形式讲述的，除夏夜乘凉、冬日烤火时的谈天场含外，还在各种仪式中出现。印度学者巴沙克《孟加那的仪式故事》中论述了在孟加那地区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仪式故事，如各种庆典、求签、画图和戏剧等民俗活动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亚学者马拉却的论文《婚礼上的故事传播》，美国马申各的《对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视》，芬兰马兰达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尔•苏克雷的《儿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说明了在各有关场合讲述故事的情形。 法国坎票音等的“玛丽•安东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话:三种传媒的水平、三种指贵的方式，两个烦恼的世纪”就18世纪的玛丽女王对法国人民的讲话《如果没有面包，就吃点心好了9这一著名笑话流传的悄况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南斯拉夫卡南诺维克在《学生示威运动的标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中调查了1996~1997年贝尔格莱德学生示威运动中运用民间文学作标语口号流传的情形.在现代大众传媒中和市场上，民间叙事的流传日益受到重视，会上有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学者那格义的《每日传媒上的传统民间叙事表演的情节说明》介绍了中欧国家的调查资料。尼日利亚奥坎拉翁的《尼日利亚民间叙事在大众传媒中的范围》，美国劳的《消费的过程—市场中的连续故事和思想差异》，印度巴达却瑞的《民间文学和每日政治—民族传媒的同一性和差异》，乌克兰布列采娜的《传说、笑话和幽狱在每日传媒中—对故事本文观察的经验》，英国关代夫的《日常传媒中的叙事诗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属民间叙事在每日传媒中的流传情况以及功能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际网络的出现，故事流传又出现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学者对“网上故事”作了研究，如爱沙尼亚学者考依娃的《国际网络—研究故事讲述的新的机遇》，斯拉伐克的赫劳斯考娃“民间文学或伪民间文学—网上或群众文化中的故事讲述”等。由于民间文学在记录时会有所加工改写，有人就认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而成了“伪民间文学”。 在故事研究中电子自动化技术也有实际运用，匈牙利学者达仑义等人的论文《故事本体中的母题的自动识别》讲匈牙利科学院以自动化技术进行故事情节单元(母题)自动检索的情况，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进方法，在国内尚待开发。 3新故事与旧故事的流传研究 对现代新出现的民间叙事作品，也有不少专门研究。如希腊学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话谜语—一种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学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国学者本尼特在《生了一个贵妇，死了一个圣徒—在流行报刊和大众评论中戴安娜的神话》中对英国王妃的新传说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间和大众传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纪的饮酒新故事作为边界饮酒文化的比较研究资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着旧故事的成分，表现在情节、思想、语言等方面，罗马尼亚学者康斯坦丁斯库在《当代童话中的19世纪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带有个人回忆的特点，这是传说故事的初期现象，据此可以研究故事的产生和创作过程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异同。德国学者席米德的《纳美比亚个人经历的故事与自传》，芬兰学者彭铁开林一马甲《难民个人经验故事的研究》，瑞典学者尼尔生的《回忆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忆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学者巴的《波兰犹太人受迫害时期的传说》，以色列学者沙拉蒙的《讲述奴役—从埃塞俄比亚到以色列》等文，都属个人回忆自己受难或传奇的经历方面的调查、探究。 传统故事在流传中必然发生变异，讲述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改编增删，研究这一现象甚为重要，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阿根廷学者帕列罗在“阿根廷民间故事的口头讲述与本文增益”中研究当代故事在讲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适应当时需要的。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者巴克齐里各《关于夏威夷民间叙事改编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国学者林达《“中间省略”在当代美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德国学者罗茨的《越过界限:民间故事的翻译与加工改写本》，均属探讨故事改编增删情形以及应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与过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实纪录相比有了一些突破。这是故事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中国早已解决这类问题，“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国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亚学者阿连比在《口头故事在肯尼亚电子传媒工具上的紧急情况:是一次黄金的传播机遇的探索，还是仅仅改变传播工具的操作》，说明故事的现代化应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变换。 4故事讲述艺术研究. 民间叙事是一种立体文学，是需要讲述、表演的。故事的艺术魅力不仅在它的文学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学者对其讲述艺术作了专门研究。如意大利学者巴达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讲述艺术》，罗马大学的卡路所从美学角度研究故事讲述在调查基础上所写的《西班牙地区的故事讲述美学》，罗马尼亚学者鲁克山多育的《在非艺术语言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等。 以韵文唱故事的民间叙事诗歌，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传播形式，它便于记忆，在一些地区相当发达，深受群众喜爱，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伊朗学者巴该里的《波斯民族史诗中的传播叙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诗类作品的叙事模式和类型索引》。 孟加那国的如拉则在《论一首宇宙起源的叙事歌》中论述孟加那创世神话史诗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间叙事的重要载体，对故事家的调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国邪德厚里的《比赛民歌比却根及其歌唱能手贝雅提》，德国该达的论文《格里奥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讲述方法》，匈牙利卡尔曼的《俄罗斯宗教民歌手的分类问题》，希腊学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间叙事田野调查和故事讲述人的智力才能问题》等文，都有新的调查研究成果。#p#分页标题#e# 5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化 以色列学者菲亚柯娃的论文《跨文化传媒中的移民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犹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观的研究。罗马尼亚伊斯帕斯的《口头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关于德来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学者克瑞查的论文《东欧民间故事中的跨国英雄》，阿美尼亚学者的论文《阿美尼亚巨人桃克和泰拉罗斯、克里特的泰罗斯、弗雷简的坦特罗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则是具体故事人物的比较研究。英国学者牟哈威的《在翻译和教义之间—阿拉伯民间故事作为跨文化的象征符号》等文都属民间叙事跨国传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传在许多国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传、变异与趋同情况更值得注意，过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过异文的比较来追寻故事的流传路线，找到故事的发源地(有埃及中心说和印度中心说等理论)。这种历史地理研究(芬兰学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如今人们对这种追寻推想的可靠性发生了疑问，此法已不流行。此次会上的故事流传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方面。跨文化传播并非完全的趋同，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俭(中国宁夏)的论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儿—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学者昆‘汉斯的论文“民族传统在民间文学中—一种式样的风格?”等文、对此更作了专门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国传播的，谚语也是。匈牙利学者帕克左莱的论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谚语》，发现在欧洲流传着28~56种语言中的谚语，还发现其中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谚语有173条之多(包括《史记》和《论语》等书中的谚语)，说明现代传媒对民间文学传播的巨大影响。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世纪；金庸小说；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68-03
自从80年代港台武侠小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以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创造了一个有一个文学史上的奇迹。凡有华人处便有金庸小说，金庸小说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群。尤其是在金庸热渐趋高涨的年代，金庸的小说被当成经典去研读，逐渐形成了研究金庸的体系。从80年代至今，金庸研究的论文著作繁多，涉及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研究的方法渐趋多样，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2013年以前，有四篇关于金庸研究的述评类论文，分别是李爱华的《大陆金庸研究二十年》，计红芳的《大陆金庸研究综述1986―1999》，丁进的《中国大陆金庸研究述评1985―2003》，许兴阳的《大陆2000―2006年金庸小说研究述评》，四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大陆金庸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缜密的梳理。金庸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研究角度，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这就迫使我们对这些新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细致的梳理。
新世纪以来，金庸研究的角度、方法、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金庸小说与历史民族的关系，金庸小说的叙事学意义，金庸小说与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比较文学研究，金庸小说与影视媒介的关系，等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一、金庸小说与文化的关系
金庸小说不仅有相当出色的文学艺术造诣，还包涵了许多丰富的文化质素。随着金庸热的逐渐退去，更多的学者开始冷静的思考金庸小说更深层次的文化的内涵，也许这才是金庸小说真正的价值所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教授的论文《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王一川认为以前的研究着力点停留在文学史角层面，这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文化现代性角度研究金庸的价值和意义。处于现代文化虚根状态下的中国人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找到了象征性的文化认同模型。王一川从传播媒介、小说类型、文化价值取向和深层意蕴六个层面论述了金庸武侠小说所体现出的颇具现代性的古典文化价值系统，并深刻体现了现代文化的多元化格局。此外如延安大学硕士王建伟的论文《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吸引广大的华人读者，正是抓住了他们的文化情怀、审美意蕴以及审美趣味。包容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和文化哲理思想，这就避免或是消解了武侠小说中的厚重的杀气，使读者在个人心理宣泄的同时享受了高雅的文化，武侠小说的艺术性也大大提高了。庄若江的论文《文化依恋、文化质疑到文化批判――金庸英雄神话的文化解读》从文化透视的层面剖析了金庸小说的英雄神话的背后所潜隐的文化内涵，揭示了金庸创作内在的变异轨迹。吉林大学聂珊的硕士论文《论金庸小说的道家文化精神》则系统的阐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的密切联系。论文从金庸作品中涉及的道家文化知识、道家生命哲学、道家政治伦理观、道家美学理想等多方面详尽地挖掘金庸小说与道家文化的深层关联。此外，苏文兰的《论金庸笔下英雄形象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孔灵的《传统与现代的协奏――评周仲强〈文化的传承与变革――跨文化语境中金庸小说的艺术转型〉》，王雅萌的《浅析传统文化对金庸小说的影响――兼论张无忌的性格塑造》，韩云波的《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等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联，值得一读。
二、金庸小说与历史、民族的关系
金庸借武侠小说阐发了自己的历史观，把武侠情节和历史艺术化的结合在一起。张根柱的《徜徉在历史与武侠之间――论金庸小说的历史武侠化写作策略》认为在港台新派武侠作家中，金庸的历史创作意识更为自觉，武侠与历史的结合是金庸的艺术追求，同时也是其武侠小说的特色之一，主要采取的写作策略是历史文本传奇化与文学文本历史化，以此把历史与武侠完美融合。胡小伟的《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依次论述了金庸小说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
金庸的武侠小说渗透着他鲜明的民族意识。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论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一文中指出“民族意识”是考察金庸小说的一个重要角度。小说涉及民族斗争画卷、民族正义斗争、反对民族霸权、塑造民族英雄、汉族文化反省以及反战和平的大同理想。在表现民族问题层面上，金庸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有少有来者。吕刚的硕士论文《论金庸小说的民族观》认为金庸武侠小说从历史发展和现代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间的交往与战争，最终的目的是追求民族与民族的尊重与品等，小说的主题上升到民族融合与共同繁荣的层面。郝军海的硕士论文《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民族国家意识》试图从民族国家意识的角度来解读金庸小说，以期拓展研究思路，开阔研究视野，借此加深对金庸小说的理解。
三、金庸小说的现代性
关于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问题，用力颇多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他的论文《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为现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价值建构确立了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想范型。浙江大学陈中亮的博士论文《现代性视野下的20世纪武侠小说》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最有影响的新派武侠作家作为重点，兼及其他作家。以文化研究、审美研究和文本细读的方法，阐明了20世纪武侠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并以考察了20世纪武侠小说的精神构建、形象书写以及艺术特色。胡小伟的论文《侠义、正义与现代化――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解读》认为金庸小说的人物为“侠”，主旨则为“义”。“义”在现代化设计中是“正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诚信”，在传统道德中是“侠义”。读金庸小说，心里藏着“侠者”之梦，从自己开始，将它用于利国利民之中，而不是好勇斗狠。宋雪冰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性文化特征》认为金庸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成果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时代作家，虽然其作品描写的是古代生活，人物基本按照古代社会的规则处世，但同时也具备很多人文精神的风格，所以这些人物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武侠人物的精神特点。此外，李爱华的《试论金庸小说婚恋的现代性特征》，邵明的《基于父权审视的文化思考――浅谈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性意义》也有一定价值，值得一读。
四、金庸小说的叙事学价值
武侠小说作为叙事性作品，需更加注重叙事策略，金庸武侠小说成功和他在叙事学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密不可分的。新世纪以来，学者对金庸小说叙事学角度的研究逐渐深入，其中以苏州大学博士邱健恩的博士论文《金庸小说叙事研究》理论功底最深厚。邱健恩的博士论文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分析金庸小说，文中采用的⑹卵Ю砺塾卸砉普罗普的⑹鹿δ芩怠⒎托多罗夫的⑹戮浞ā⒉祭酌傻男鹗侣呒及格雷玛斯的语义方阵。在借助西方经典理论解构金庸小说方面可谓包罗万象。同时，文中还第一次高度概括出金庸小说叙事的四个类别和九种功能，四个类别即“初始形态”、“转变的不同方式”、“从危机到逆转”和“逆转的终点”。九种功能分e是“父亲缺席”、“身份低微、武功不高”、“离开现况”、“好管闲事”、“计设陷害”、“谈情说爱”、“学武”、“解困”，以及最K的“归隐”。作为一篇学术性极强的著作，值得一读。黎文的硕士论文《金庸武侠小说的复仇叙事研究》另辟蹊径，探究复仇叙事模式受读者青睐的原因。黎文认为，这主要源于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复仇叙事传统。同时，结构的完整性和发达的故事结构能力也是主要原因。金庸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大胆创新，创造出新的复仇叙事模式。陈绪明的《传统叙事视角的创造性借鉴――浅谈金庸小说的视角特点》认为金庸坚持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视角的特点，并且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使他的作品的叙事视角以全知叙事为主的同时，又不拘泥于某一种单一的全知叙事模式，形成了以无所不知为主、限制视角的流动和围绕一个焦点以内聚型视角形成的三种不同的全知叙事模式，这种多模式的全知视角的尝试使其作品在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又不拘泥于传统，形成其独特的视角特点。魏仪的《金庸小说的叙事模式》则认为叙事角度多用限制叙事，叙事结构以人物性格为中心，叙事时间变化多样，叙事背景往往有真实的历史年代。这些构成了金庸小说的叙事模式，也是金庸小说比一般的武侠小说胜出一筹的原因所在。
五、金庸小说的比较文学研究
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众多学者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在金庸研究的基础上，把金庸与中外作家进行对比研究，成果颇多。如严家炎的《似与不似之间――金庸和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认为金庸曾自谓“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两人的经历也颇有相似之处。而在小说的艺术与历史关系的处理、对待复仇的态度、人物性格及情节设置、作品所体现的民族的文化内涵等四个方面，两位作家的小说既有相近之处，也有相异之处。方伯荣的《鲁迅金庸初步比较》则试图从“鲁迅现象”与“金庸现象”、“鲁迅精神”与“金庸精神”、鲁迅的《铸剑》与金庸的武侠小说、鲁迅的阿Q与金庸的韦小宝、鲁迅的杂文与金庸的政论、鲁迅的写实手法与金庸的虚幻写法等方面进行异同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两位世界级大作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不朽，金庸不倒。方维保的《江山依旧，才人辈出――张恨水、金庸比较论》认为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张恨水和金庸是两位通俗文学的大家，一个占据了前50年的鏊头，一个领略后50年的。他们职业的双重性和创作上的两套笔墨，表现了其对娱乐和国家意识的兼容。黎明的《福克纳与金庸小说比较研究》指出福克纳和金庸虽然民族不同，国度不同，但二者在创作精神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体现在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和后江湖世界、种族歧视与民族斗争、人与自然风光、探寻普通人的命运等四个方面，既有相似又有细微的差异。正因如此，才使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
六、金庸小说与影视媒介的关系
借助影视、游戏、动漫、话剧、音乐剧等大众媒介形式，金庸小说已经成为被改编与再创造的经典。这对于金庸作品的传播以及金庸文化现象的渗透，尤其是在当代大众媒体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媒体对金庸小说、金庸文化现象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的严家炎教授的论文《论金庸小说的影剧式技巧》中认为：金庸小说的叙事艺术，在很大层面上得益于戏剧和电影。金庸小说的场面和人物调度呈现出戏剧的舞台化，同时金庸小说深受电影的视觉化和场景组接的蒙太奇化的影响，并以此创造了一种新的武侠文体。此外，南京师范大学余丽霞的研究生论文《时代与电视媒介文化流变中的金庸武侠电视剧》概括、分析了金庸武侠电视剧的发展历程，探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金庸剧的审美文化特征――大众性与通俗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类型化与创新性。同时通过对金庸剧与金庸小说、金庸电影的比较，突出了金庸剧自身存在的独特意义和价值。论述较为全面、深刻。还有学者从中国电视剧类型学角度对金庸武侠剧中的“大侠”形象进行深入的解读。如山西大学王巍的硕士论文《金庸武侠剧中“大侠”形象分析――以“射雕三部曲”为例》，针对《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三部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中，三位核心人物郭靖、杨过、张无忌三位“大侠”形象进行的一次深刻剖析。从金庸武侠电视剧改编和“侠”文化入手，分析三位大侠的成侠经历以及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侠义精神的不同，主要探究了“大侠”形象对于电视受众的影响。此外还有东北理工大学周凤的论文《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的武打设计研究》以影视改编切入，比较新颖。以六部经典小说为依托，着力探究影视剧改编中的武打设计，把小说文本中的武打描述场景与影视画面进行对比，体现出其中的融会与转换。
进入新世纪以来，众多金庸研究学者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金庸以及金庸小说的诸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成果丰厚。但我们也发现在对金庸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层面还有一定的不足，有待后续的研究者以更新的理论方法，全新的解读角度去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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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伊恩・麦克尤恩 中国 研究
当代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活跃于英国文坛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麦克尤恩早年在东英吉利大学曾师从著名的作家兼评论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安格斯・威尔逊学习文学创作，于1971年获文学创作硕士学位。麦克尤恩自197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以来笔耕不辍，且创作体裁涉猎甚广，至今已经出版长篇小说十一部、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儿童文学、三部影视剧、一部歌剧和一部清唱剧。其中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1976年获毛姆奖，长篇小说《时间中的孩子》1987年获惠特布雷德奖。他迄今已被六次提名曼・布克奖，并在1998年以长篇小说《阿姆斯特丹》荣膺此奖项。2001年出版的《赎罪》获得了史密斯文学奖（2002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文学奖（2003年）、洛杉矶时报小说奖（2003年）和圣地亚哥欧洲小说奖（2004年），世界范围内销量超过四百万册。根据《赎罪》改编的同名影片获得2007年度全球最佳影片奖，并赢得多项奥斯奖提名。2010年3月出版的新作《日光》不仅在英美学术界备受褒扬，也备受普通读者的青睐，进入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
麦克尤恩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和前两部长篇小说因为充斥怪僻、、暴力等令人震惊的阴暗题材在评论界曾引起骚动，评论界忧心忡忡地称之为“惊悚文学”（“literature of shock”），麦克尤恩也因此被戏称为“阴森的尤恩”（Ian Macabre），并和同辈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一道背负“英国当代文坛的坏小子“（the enfant terrible）之名。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麦克尤恩的创作从早期关注幽闭的私人空间转向较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等领域，写作技法也日臻成熟，在21世纪推出了《赎罪》和《星期六》之后，麦克尤恩已经被英国评论界誉为“我们的国民小说家”，他也是全世界当代英语作家中的佼佼者，有评论家这样赞誉他：“麦克尤恩是尚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不仅在英国如此，因为贝娄已经不再写作，罗斯已经捕捉不住精准的措辞……伊恩・麦克尤恩现在的写作水准无与伦比。诺贝尔奖委员会若给他颁奖，应该能开始赢得尊重。”［1］
国外的麦克尤恩研究伴随麦克尤恩的创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新世纪随着麦克尤恩本人在国际文坛逐渐声名显赫，研究也相应持续升温。已经出版关于麦克恩的英文研究专著十几部，访谈录一部，硕博士论文20余篇，研究性论文80多篇和无以计数的书评①。除了英语，国际范围内麦克尤恩研究还以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进行且成蒸蒸日上的势态②。
我国对麦克有恩的译介和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与西方学界兴盛的麦克有研究相比，国内对于麦克尤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也有升温的趋势。自上世纪末以来国内几个版本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小说史基本上都有专节论述麦克尤恩。包括阮伟、徐文博等合著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2］，王守仁、何宁合著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3］，王守仁、方杰合著的《英国文学简史》［4］和瞿世镜、任一鸣合著《当代英国小说史》［5］。蓝纯在《外国文学》1998第6期上最早译介了麦克尤恩的两篇短篇小说，国内对麦克尤恩多部作品的正式翻译出版则始于新世纪。2001年12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王义国翻译的《阿姆斯特丹》，2003年12月又出版了何楚翻译的《时间中的孩子》。此后，其他出版社也竞相推介麦克有恩的作品。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了丰俊功翻译的《阿姆斯特丹》，7月出版了冯涛翻译的《水泥花园》。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夏欣茁翻译的《星期六》。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黄昱宁翻译的《在切瑟尔海滩上》。2009年5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孙仲旭翻译的《梦想家彼得》，2010年2月出版了潘帕翻译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由著名作家余华作序。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冯涛翻译的《只爱陌生人》，郭国良翻译的《黑犬》和周丽华翻译的《床第之间》。可见，近年中国出版社已经陆续引进翻译麦克尤恩的众多作品，这无疑推动了麦克尤恩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除了麦克尤恩本人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还有学者翻译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的新成果。［6］
据“中国知网”检索，截止到2011年9月，我国期刊共发表有关麦克尤恩的评论文章二十来篇③。蓝纯在1998年《外国文学》第六期上发表的《麦克尤恩其人其作》［7］和《评〈陌生人的安慰〉》［8］是国内最早引介麦克尤恩的学术文章。进入21世纪，《世界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动态》等有影响的外国文学杂志，以及部分高等院校学报都陆续刊登有关麦克尤恩研究的文章，多是对麦克尤恩单部作品的探讨。除了蓝纯最早从性别角度研究评价麦克尤恩早期小说《陌生人的安慰》主题外，另有4篇文章关注麦克尤恩早期作品。邱枫的《男性气质与性别政治――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家庭制造〉》从性别研究的角度讨论短篇小说《家庭的制造》对传统男性气质的颠覆和重构意图［9］。王悦的《析麦克尤恩〈立体几何〉：不可靠叙述的生成与阐释》解读短篇小说《立体几何》，探讨不可靠叙述在小说艺术表达中的特殊功用［10］。张和龙的《成长的迷误―――评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水泥花园〉》［11］和何其方的《被遗弃的小宇宙――〈水泥花园〉中杰克的弗洛伊德式解读》［12］聚焦麦克尤恩首部长篇小说《水泥花园》。张和龙一文认为《水泥花园》是一部青少年性心理走向迷误与畸变的“反成长”小说［13］。何其方一文在洛伊德理论关照下认为《水泥花园》从叙事认杰克的视角讲述了一个震撼心灵的反伦理故事［14］。
关注、探讨麦克尤恩中后期作品的文章中，有两篇考察麦克尤恩1998年度布克奖的获奖作品《阿姆斯特丹》。陆建德的《“文明生活的本质”――读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15］发表于2000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后两年内就较早向国内读者批评介该作品。陆建德认为该作品从人际关系、媒体影响等方面揭示了“文明生活的本质”，流露出对当今英国社会流行价值的辛辣讽刺［16］。李桂荣的《〈阿姆斯特丹〉中失落的共识》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分析小说展现了后现代语境下社会交往的弊端［17］。李文发表于2010年，从陆建德一文2000年发表以来至2010年前十年间鲜有文章研究《阿姆斯特丹》，可见表明国内学界对该作品的重视不够，研究不足。
新世纪伊始，陆建德对麦克有恩获奖作品的评介无疑推动了麦克有恩在中国学界的接受，外国文学研究者随之给麦克尤恩投以更多的关注目光，他中后期的代表作《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成为关注的热点。有3篇代表性文章探讨《时间中的孩子》，包括舒奇志的《主体的欲望与迷思――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时间中的孩子〉》［18］，程心的《时间中的孩子和想象中的童年――兼谈伊恩・麦克尤恩的转型》［19］和龙江的《心灵的孩子神奇的时间――伊恩・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解读》［20］。舒奇志一文应用拉康主体欲望与他者的相关理论透析主人公对童年本真追寻过程的社会、政治意蕴［21］。程心一文认为该作品通过不同人物影射了浪漫主义、极权政治和自然科学对童年的不同构想，指出孩子的隐喻意义是人性的本真存在［22］。龙江一文认为小说揭示了“时间”并非一种确定的状态，而是一种生命的神奇本质，它使短暂的童年能够贯穿人生的全部过程，面对混乱无序的当今社会，成年男女需要认可内心的“孩子”［23］。这三篇文章从多视角探析《时间中的孩子》中孩子与时间意象折射出来的深层主题意蕴，强调了该作品在麦克尤恩创作转型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龙江一文的主要观点与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相关成果雷同，欠创新性。
与《时间中的孩子》相比，《赎罪》更受国内学界研究者的青睐，近三年来就涌现研究性文章近十篇，且研究视角呈多元化态势。张和龙盛赞《赎罪》“像是一部宏大而优美的心灵史诗”［24］。陈榕的《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探讨了《赎罪》这部历史小说的元小说结尾的作用，认为“麦克尤恩在《赎罪》中所采用的叙述姿态，呼应了当代英美文坛在后现代语境中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麦克尤恩通过这部“历史小说”，重新唤起了公众对于历史、对现实的思考［25］。《赎罪》的叙事模式和功能是国内研究者们的评论重点。朱静仪的《虚构与真实――浅析〈赎罪〉中的叙事判断》从小说人物、作者、读者三个不同层做出的叙事判断切入分析文本的叙事性，以此说明叙事判断对解析文本的深层含义有着重要作用［26］。杜维平、高一琼的《麦克尤恩的自由国度――论〈赎罪〉的陌生化叙事结构》认为，《赎罪》陌生化叙事模式的应用令小说充分展现其陌生化美学意蕴的同时强化了读者对主人公及其自身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认知力［27］。陈小霞的《走出幻想与现实交错的迷宫――分析〈赎罪〉的叙事结构》主要探讨文本“戏中戏”的叙事结构，从而挖掘作品深刻的主题内涵。也有论文集中探析其主题意蕴［28］。蔡晓燕的《在赎罪中成长――解读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的成长主题》从成长小说文学体裁的视角分析《赎罪》中年轻主人公布里奥尼在赎罪过程中的成长变化［29］。李桂荣的《麦克尤恩〈赎罪〉中言语缺失的语用解读》则从言语行为的语用角度，分析文本中言语缺失意义，认为作品反映出后现代主义世界中人性救赎的艰辛和无可救赎的无言悲哀［30］。李桂荣一文从言语行为的语用角度来关照文本的阐释，具有跨学科研究特点。另外刘峰、王建香的《从“影响的焦虑”角度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在互文性的观照下从影响与误读两个视角分析《赎罪》的艺术价值［31］。随后，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持续关注麦克尤恩创作的最新动态。麦克尤恩的最新力作《日光》于2010年问世后，我国学界不仅有引介性文章，而且有论文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较深入地探究《日光》的主题内涵［32］。
除了刊发的有关麦克尤恩的研究性文章外，近年来涌现出研究麦克尤恩的硕、博士论文18篇④，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这在当代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是一大亮点。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沈晓红于2010年5月完成的博士论文《伊恩・麦克尤恩主要小说中的伦理困境》是迄今国内唯一的一篇麦克尤恩研究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从伦理视角探讨了《水泥花园》、《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这三部主要作品中伦理困境问题――自由的悖论、伦理反乌托邦和伦理两难之境，通过对这三部代表作品的讨论试图论证伦理困境在麦克尤恩各部作品均有体现，且呼应了时代伦理环境的变化和写作技巧的提高。该论文是国内首篇较系统的麦克尤恩研究成果，但是作者仅从三部作品总结麦克尤恩所有作品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博士论文相比，硕士论文较多，已经涌现出17篇。硕士论文中有关《赎罪》依然是研究的热点，7篇硕士论文聚焦《赎罪》，或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小说主人公赎罪的心路历程，或探讨小说的叙事特征、艺术特色，等等。有2篇硕士论文聚焦探讨《时间中的孩子》，研究《水泥花园》和《阿姆斯特丹》的硕士论文各2篇，均完成于2008年。这些硕士论文皆聚焦麦克有恩的单部作品。另有4篇硕士论文则以麦克尤恩的数部作品为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聚焦麦克尤恩的某单部作品而是较系统地探究数部作品的叙事特征、主题意蕴等，为进一步系统研究打下了基础。
近年来关于麦克尤恩研究的文章和硕、博士论文逐渐增多说明麦克尤恩已经受到我国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视，目前正迎来研究的热潮，但是与国外兴盛的麦克尤恩研究相比国内麦克尤恩研究尚出于起步阶段，且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研究对象不平衡，现有的研究文章和硕士论文多集中探究《赎罪》，虽然这也呼应了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界《赎罪》热的现象，但是国内学界对麦克尤恩的其他作品还关注不够，有的作品还无人问津。二是有价值的高水平论文不多，部分研究有重复性。现有的研究文章和学位论文里部分缺乏理论深度，或热衷于对某些理论盲目套用。三是对国外麦克尤恩研究的最新动态缺乏了解，有些国内研究者的“新”的观点在数年前已经在国外学界就已经论及，在梳理、综述现有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观点方面尚欠缺国际的学术视野。对麦克尤恩做较深入的系统研究的博士论文仅1篇，该论文也仅涵盖其三部主要作品，具有局限性。鉴于麦克尤恩目前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我国亟须对麦克尤恩的创作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注释：
①②参见国际麦克尤恩研究的网站，http：///bib/.
③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
④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博士论文数据库和硕士论文数据库，以下评论皆依据该数据库收集到关于麦克尤恩的博士、硕士论文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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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张和龙.成长的迷误――评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水泥花园》［J］.当代外国文学，2003，（4）.
［12］［14］何其方.被遗弃的小宇宙――《水泥花园》中杰克的弗洛伊德式解读［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8）.
［15］［16］陆建德.“文明生活的本质”――读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J］.世界文学，2000，（6）.
［17］李桂荣.《阿姆斯特丹》中失落的共识［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3）.
［18］［21］舒奇志.主体的欲望与迷――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时间中的孩子》［J］.当代外国文学，2008，（3）.
［19］［22］程心.时间中的孩子“和想象中的童年――兼谈伊恩・麦克尤恩的转型［J］.当代外国文学，2008，（2）.
［20］［23］龙江.心灵的孩子神奇的时间――伊恩・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5，（4）.
［24］张和龙.宏大而优美的心灵史诗――评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J］.外国文学动态，2008，（2）.
［25］陈榕.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J］.外国文学，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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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陈小霞.走出幻想与现实交错的迷宫――分析《赎罪》的叙事结构［J］.文学界（理论版），2010，（11）.
［29］蔡晓燕.在赎罪中成长――解读伊恩・麦克尤恩《赎罪》的成长主题［J］.作家杂志，2009，（1）.
［30］李桂荣.麦克尤恩《赎罪》中言语缺失的语用解读［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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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周艺.自然和人性的较量［J］.当代外国文学，2011，（1）.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6篇
1.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通过对沈从文作品研究，研究沈从文小说中的乌托邦情结与叙述策略之间的关联性。论文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对沈从文小说中乌托邦情结的书写进行论述。第二部分对现代性背景下湘西世界中的乌托邦情结的建构进行研究。第三部分对乌托邦情结的生成与悖论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对叙事策略：沈从文乌托邦建构的方式进行阐述。第五部分为结语。
论文框架 ：
绪论
第一章 沈从文小说中乌托邦情结的书写
第一节 湘西世界理想背后的乌托邦书写
第二节 乌托邦情结：从社会理想到文学实践
第三节 湘西世界中乌托邦情结的面面观
第二章 现代性背景下湘西世界中的乌托邦情结的建构
第一节 文明对照中的湘西世界
第二节 边缘人物的生命特殊形态
第三节 自然和它的儿女
第四节 神性的魅力
第三章 乌托邦情结的生成与悖论
第一节 乌托邦情结构建的内在冲动
第二节 早期的传奇经历和民族创伤体验
第三节 内在矛盾：乌托邦情结的解构
第四章 叙事策略：沈从文乌托邦建构的方式
第一节 叙事的强化和弱化
第二节 循环式的叙事结构
第三节 诗性叙述中的性别含义
结语
具体思路 ：
绪论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在一代代人的阅读中不断被研究，湘西世界中诗意与理想的色彩，理想与现实的割裂，牧歌情调与人性的小庙，都带有乌托邦的色彩，虽然时常见到分析构建美好的湘西世界的文章，但止于一种审美文化的形象的构建，却没有很少论述沈从文作品中乌托邦的情结以及叙事策略的关联性。
第一章 沈从文小说中乌托邦情结的书写
第一节 湘西世界理想背后的乌托邦书写
本节拟对沈从文相关作品进行研究及梳理，概括沈从文的乌托邦的情结和书写冲动。
第二节 乌托邦情结：从社会理想到文学实践
本节拟讨论乌托邦情结是个人精神的永恒的冲动。
第三节 湘西世界中乌托邦情结的面面观
本节主要谈论乌托邦情结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人类精神的引领，另一面对于理性的避离。
第二章 现代性背景下湘西世界中的乌托邦情结的建构
第一节 文明对照中的湘西世界
本节拟对《八骏图》、《龙珠写在龙珠一文之前》、《边城》等作品进行研读，在都市和湘西世界对照中探析沈从文的乌托邦的情结。
第二节 边缘人物的生命特殊形态
本节拟对沈从文作品中的土匪、边缘人物人物进行研讨。
第三节 自然和它的儿女
本节拟对《边城》、《萧萧》等作品分析，讨论自然与淳朴的少女。
第四节 神性的魅力
本节拟对《神巫之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探讨人类神性的表现。
第三章 乌托邦情结的生成与悖论
第一节 乌托邦情结构建的内在冲动
第二节 早期的传奇经历和民族创伤体验
第一、二节主要讨论乌托邦情结生成的原因
第三节 内在矛盾：乌托邦情结的解构
本节拟从巫术、乌托邦的闭塞和保守性、过度依赖再现想象性的角度，讨论乌托邦的解构。
第四章 叙事策略：沈从文乌托邦建构的方式
第一节 叙事的强化和弱化
本节拟对《边城》作品的分析，探讨这种叙事策略对乌托邦建构的方式。
第二节 循环式的叙事结构
本节拟对《边城》、《萧萧》等文本结构的分析，探讨这种结构对乌托邦建构产生的效果。
第三节 诗性叙述中的遮蔽性
本节拟对《边城》翠翠的失语性与自我意识的朦胧性的探讨。
结语
2. 拟采取的技术路线及实施方案
技术路线：
本选题是在大量阅读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以及近年来沈从文研究著作和叙事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阅读体验建立起来的。拟搜集、查阅一切可以利用的相关资料，有比较地将这些材料逐一筛选、分类，然后有重点地进行阅读，深入了解本论文选题在国内外的研究状态，进而探寻出研究的切入点。在掌握足够充分的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点，并形成一条明确的思路，以特定的角度来审视和评价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将杂乱的材料汇成一个合理的体系。再根据体系的要求，从材料中提炼要点，组织论文提纲，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材料反映的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从现象挖掘创新点，使论文不停留于一般的理论，而具有更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实施方案：
本文拟分为五个板块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沈从文小说中乌托邦情结的书写进行论述。第二部分对现代性背景下湘西世界中的乌托邦情结的建构进行研究。第三部分对乌托邦情结的生成与悖论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对叙事策略：沈从文乌托邦建构的方式进行阐述。第五部分为结语。
3. 拟解决的关键技术和难点
关键技术：
本文拟在现有学者讨论与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法，大量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文本，收集并研读海洋文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资料，在文艺学、美学等关于文学风格、文学接受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证分析，解决如下问题：第一，理论与文本相结合，通过运用叙述学对沈从文乌托邦情结进行合理阐释;第二，通过对作家作品研读，联系当下文学与文化结合的研究动向，丰富课题研究的意义。
难点：
第一、乌托邦情结进行阐述并给出界定是本文的一个难点。这就要求查阅大量理论资料，
比较、综合，并结合自身阅读体验，进而得出自己的定义。
第二、对现代性背景下沈从文乌托邦建构，需要建立在大量作品阅读、积累的基础上，同时还需要相关的理论支撑，工作量较大。
第三、通过对沈从文作品乌托邦情结与其叙事策略关系的研究，不仅需要大量作品的阅读与积累，也要求需要对现代文学的文学创作、创新、理念的全面梳理，并进行对比联系。
4. 预期达到的目标
本文拟通过详细完整的论述解决三个问题，即乌托邦的理解，对乌托邦情结的审美体现进行界定;理论与文本相结合，通过运用叙事学文学理论对小说中乌托邦情结进行合理阐释;通过对沈从文作品乌托邦情结与其叙事策略关系的研究，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补充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从而完成一篇规范的、有所创新的硕士论文。
(三)论文的工作量及具体进度安排
1、资料搜集、研读与思路整理：2013年11月至12月
2、论文绪论撰写：2013年12月，拟3000字。
3、论文第一章撰写：20XX年1月至3月，拟8000字
4、论文第二章撰写：20XX年3月至4月，拟8000字。
5、论文第三章撰写：20XX年4至5月，拟8000字。
6、论文第四章撰写：20XX年5至7月，拟9000字。
7、论文结语撰写：20XX年7至8月，拟3000字。
8、完成论文初稿并进行初步修改：20XX年9月至10月。
9、论文再次修改：20XX年10月至11月。
(四)主要参考文献
作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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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叙事学;认知科学;认知叙事学
一、认知叙事学
认知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中一个跨学科派别,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目前发展势头最为迅猛的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之一。认知叙事学是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以其独有的方式研究叙事,强调叙事语境,突出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为叙事学在西方的复兴做出了贡献。
二、国内研究现状
根据CNKI,万方数据库以及国家图书馆的检索结果显示,中国的学者侧重于将叙事学运用到对文学作品,电视电影作品,以及新闻稿等的解读上,而从1999年开始,国内有关叙事学研究的专著明显减少,但与此同时,各重要外语学院学报,文学评论刊物对叙事学的兴趣却逐渐增加,表明这一阶段的叙事学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理论介绍发展到了实际运用阶段。认知叙事学是21世纪新近在中国兴起的研究,从CNKI以及国家图书馆的搜索结果来看,国内有关认知叙事学的研究总共有7篇,其中在这方面的权威要属申丹教授,她的“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对认知叙事学的本质特征和不同研究模式展开评析,探讨了有关认知叙事学的相关问题,包括认知叙事学关注的是什么“语境”和“读者”,认知叙事学展开研究的主要依据是什么,认知叙事学的不同研究各有何特点,有何长短,以及认知叙事学和经典叙事学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国内对认知叙事学介绍的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篇文章。申丹教授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的新发展”介绍了什么是认知叙事学,认知叙事学所关注的语境,认为熟悉同样的叙事规约就会有同样的叙事认知能力。她的另一篇文章“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缘何相互依存”也介绍了认知叙事学的阐释研究对象,指出了认知叙事学的本质是继承和丰富形式叙事诗学。“叙事性的认知图式及认知基础”(唐伟胜}黄小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探讨了什么是叙事性,即叙事性指叙事的可述性,从深层看,叙事性指叙事传达出的人类经验。基于人类经验的叙事性与读者之间有四个层面的认知图式,每一个层面下包括相应的认知参数。从原型理论、口头叙事和读者的自然化心理倾向中可以找到这些图式的认知理据。这篇论文讨论的叙事性主要关涉叙事深层结构(即经验性),而不是表层结构(如文本策略),所以此论文提出的模式适用于绝大多数叙事(包括多数后现代叙事)。另外,“阅读效果还是心理表征?――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的分歧与联系”对比分析了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中的两个分支,找出了两者在研究模式和研究目的上的差异,以及两者在描述叙事阅读过程中的相似之处。“侦探小说的非线性认知叙事范式”介绍了侦探小说非自然认知的谋篇布局造就了其非线性的认知叙事模式,而这种非线性的叙事模式,是为了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诉求,以实现其审美价值。此外,“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戴维?赫尔曼访谈录”(尚必武,外国文学,2009)是对美国著名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的专访记录,戴维?赫尔曼提出了“后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在这篇访谈录中,他谈及了“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语境、后经典叙事学多重分支之间的相关关系、“故事世界”的理念与研究方法、当代叙事理论的特征与走向。以及叙事理论教学等重要论题。“叙事语篇中视角交汇的认知解析”探讨了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把人的认知操作与语言形式结合起来对叙事语篇中视角的本质及其与语言形式之间的构建关系进行分析有助于引导、培养读者阅读视角频繁转换的现代作品如意识流语篇时有效的阅读范式,建立连贯的心理表征,最终领悟这类语篇的主题意义和审美价值。“叙述聚焦研究的嬗变与态势”讨论了认知叙事学的叙述聚焦,以雅恩的“窗口聚焦”和戴维・赫尔曼的“假定聚焦”为例进行阐述,表明后经典叙事学家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填补了经典叙事学家在研究叙述聚焦时对社会语境、意识形态、读者反应等重视不足的问题。 “赫尔曼社会叙事学与翻译研究”简要论述了赫尔曼的社会叙事学的认知方法,即要设计和阐释被视为社会互动方式的故事, 即就必须将叙事代码和信息置于分立而互补的认知领域和语言学领域。可以看作是对国内认知叙事学研究的一个补充。此外,熊沐清教授的“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新接面:两本认知诗学著作述评”为认知叙事学运用于具体实践提供了考证。蒋勇军的“试论认知诗学研究的演进、现状与前景”进一步阐述了认知诗学与认知叙事学的关系,为认知叙事学运用于语言研究实践给出了依据。
三、总结
在国内,有关认知叙事学的探讨,可以说是中国叙事学研究新的转向。在认知叙事学的研究方面,国内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目前在国内尚未有关于认知叙事学的专著。相对于国际的叙事学研究,中国的学者仍主要采用传统的范式,缺乏与国外研究的有效呼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很大的限制。从的时间来看,有关认知叙事学的论文均是在2000年以后发表的,而且数量相当有限。国内的数篇论文都是经历了从理论上探讨认知叙事学到实例研究认知叙事学于文本分析的过程,没有进行认知叙事学在语言学和其它非文学领域的实例研究,在这一点上是较欠缺的。综上所述,国内的认知叙事学要紧密结合国际上对认知叙事学研究的步伐,多开拓认知叙事学的研究领域,期待迎来认知叙事学在中国的春暖花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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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尚必武,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戴维?赫尔曼访谈录”[J],外国文学,2009
[5]申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的新发展[J],当代外国文学,2005
[6]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
作者简介: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玛丽・雪莱；述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157-03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福特・雪莱（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1797-1851）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相关研究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历史。相对于西方学者近200年的玛丽・雪莱研究跨度（从1818年玛丽・雪莱首部小说《弗兰肯斯坦》问世至今），中国的玛丽・雪莱研究正在努力同步西方的研究步伐。改革开放30年，玛丽・雪莱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即1978年至1999年，2000年至2013年。
一、第一时期（1978年―1999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局面都打开了新的篇章。学术界随着经济的复苏也愈加具有生命力。
这20年中，中国玛丽・雪莱研究逐渐起步。期间共有2篇译文发表，3篇学术论文分别刊登于《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1984年2月，钟世文在《世界文化》上刊登了第一篇关于玛丽・雪莱的译文《雪莱夫人和她的〈弗兰肯斯坦〉》，该文介绍了玛丽创作《弗兰肯斯坦》时的情境，是中国学者与玛丽・雪莱的一次正面接触，无疑有助于扩大中国研究者的眼界。1988年5月，《世界文化》再次刊登了徐凡翻译的《新发现的玛丽・雪莱的书信》，原文由赫伯特・米特跟着笔，发表于1987年12月5-6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介绍了美国大学贝蒂・贝奈特（Betty Bennett）教授新发现的大量玛丽・雪莱的珍贵手稿信件。该译文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学者对玛丽的研究兴趣。但这一时期首篇真正意义上的玛丽・雪莱学术论文却停隔了10年之久。1997年，刘玉红发表题为《简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一文，从孤独感切入，分析小说中人物悲剧形成的原因，正式拉开了中国学术界玛丽・雪莱研究的序幕。1998年，艾晓明发表《科学与怪人――重读一部女性小说经典〈弗兰肯斯坦〉》（《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从时下时髦的克隆人出发，追溯最早科幻作品中的科学造人，并以女性批评已发现的分裂母性为前提，期求发掘玛丽想象的经验来源。1999年，《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刊登题为《玛丽・雪莱的一篇佚作被发现》的文章，该文介绍了一篇据考证玛丽写于1820年的短篇小说《莫里斯》（Maurice： or the Fisher’s Cot）。该文的价值不仅在于介绍了玛丽除《弗兰肯斯坦》外的其他作品，更在于它启发了中国学者新的研究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两个鲜明特点。首先，学术论文数量少。刚刚起步的中国玛丽・雪莱研究还不成气候，众多学者处在观望状态，推进十分缓慢。其次，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水平低。此时的玛丽・雪莱研究处在以介绍性为主的阶段，无论译作还是评论视野都相对狭窄，如没有学者向中国学术界翻译玛丽・雪莱的作品，抑或西方学者的玛丽・雪莱研究专著。这些特点与中国当时的国情也有一定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一系列的兴国政策，包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科教兴国等，而这些理念恰好与玛丽・雪莱作品中的科学观有悖。这也是玛丽・雪莱的作品在当时不受中国学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二、第二时期（2000年―2013年）
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学者努力追赶西方学者的时期，也是中国玛丽・雪莱研究逐步迈向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良好势头：（1）学术论文明显增多。（2）研究方法更加多样。（3）研究范围日趋广泛。（4）研究环境、研究条件更加优越。
（一）学术论文明显增多
截至2013年，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所能检索到的以《弗兰肯斯坦》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多达160篇以上，另含2篇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玛丽・雪莱其他作品研究的论文，其中硕士论文32篇。
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刘新民从小说的主题和艺术风格做的评述《评〈弗兰肯斯坦〉》（《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指出其反映当时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尖锐的矛盾斗争以及揭示英国大众渴求知识、开拓进取的社会风貌这一主题；郭方云从叙事角度撰写《分裂的文本 虚构的权威――从〈弗兰肯斯坦〉看西方女性早期书写的双重叙事策略》（《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以叙事学为依托，从叙述话语（视角）、叙述内容（人物形象）和叙述动作（叙述者与作者）三个方面，分析了小说中表层叙事维系男权，深层叙事批判男权的双重叙事策略。相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第二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正在努力追赶西方学者的研究步伐，并呈现逐步迈入繁荣阶段的发展趋势。
（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
第二个时期玛丽・雪莱研究的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到来的20年中，玛丽・雪莱的研究方法还停留在小说主题研究及作家生平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不成体系。步入新世纪以后，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的精神分析法，新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哥特文学批评，女权主义研究，互文性研究，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分析等研究方法都被运用到玛丽・雪莱作品的分析上，可谓是百花齐放。
以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方法的有郭方云《怪物魔镜中的自我――〈弗兰肯斯坦〉造物神话的女性主义解读》，指出两性都在维克多创造的怪物身上找到了自我的影子，一个怪物的产生都是由于对另一个的压抑，而男权则是男性形象怪物化和女性书写怪物化的根源。雷倩的《〈弗兰肯斯坦〉的女性主义解读――从其叙事结构谈起》，探讨了玛丽在父权社会中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反映出社会对女性的构想，同时，叙事结构颠覆了占统治地位的父权文化，强调母性的重要性和女性自我的重要性。
以生态批评为研究方法的有盛丹《呼唤和谐：论〈弗兰肯斯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小说中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和反思，认为小说试图告诫人类若无视自然法则，一味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只会导致大自然的反噬和人类的灭亡，也反映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呼唤。杨春晓《毁灭 拯救 和谐――〈弗兰肯斯坦〉的生态主义解读》，认为作品通过反映人的主观“唯我”价值观对自然规律的破坏，表达对科学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批判以及对工业文明的谴责，揭示大自然对人类心灵净化与救赎的力量。
（三）研究范围日趋广泛
这一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者也开始不满足于单纯对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单部小说的研究，开始将目光移至玛丽・雪莱的其他作品。
王隽的《超越边界：玛丽・雪莱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分析》可谓是这一分水岭的先驱。该论文分析了玛丽・雪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涵盖《弗兰肯斯坦》中的莎菲，历史小说《沃帕戈》中的尤莎内兹亚和比阿特丽丝，家庭小说中的《娄多尔》中的范妮和《伐克纳》中的伊丽莎白等。这是国内第一篇分析玛丽・雪莱其他作品的学术论文，且不论该论文是否成熟到位，单从其首开先锋地分析玛丽・雪莱的其他作品这一点，对中国学术界拓宽玛丽・雪莱的研究范围意义就已非同一般。阮世勤的《突破男性叙述藩篱之下的顺从――玛丽・雪莱〈玛西尔达〉中的女性叙述》，介绍了玛丽・雪莱另一部小说《玛西尔达》中文本和文本外的女性叙述。尽管分析并不十分详尽，但它所介绍《玛西尔达》中的女性叙述也领跑了未来中国的玛丽・雪莱研究者。
目前国内只有这两篇学术论文专题撰写了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的玛丽・雪莱其他小说。这个还未被充分开垦的肥沃土地，对后继的玛丽研究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四）研究环境、研究条件更加优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建设与应用已使学术界受益匪浅。通过学术期刊网，学者可随时了解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动态，同时也可下载大量学术论文。凭借便捷的网络，中国学者即使不出国门，也可下载国外珍贵资料，了解国外同领域专家的最新研究兴趣。这对于国内玛丽・雪莱研究无疑是打了一剂强行针。
此外，《弗兰肯斯坦》的中译本也在不断涌现出来，较常用的版本有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版陈渊、何建义译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版丁超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版刘新民译本，以及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版毛荣贵、朱琳译本。
值得欣喜的是，关于玛丽・雪莱的传记中译本也开始出现，如英国女诗人罗赛蒂撰写的《雪莱夫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多萝西・胡布勒与托马斯・胡布勒合著的《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但中译本也仅此两本。
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经历了30多年的中国玛丽・雪莱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却也存在着广大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歪曲事实，言语措辞随意性很大
《弗兰肯斯坦》在首版发行的前14年约有1000册，还抵不上拜伦和司各特作品一天的销售量；前40年也只有7000册，尚不及拜伦和司各特作品出版发行一周的总额；而在19世纪50-70 年代几乎退隐印刷市场。由此可见，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并非一出版便成为学界宠儿，而国内一些学者想当然地以为《弗兰肯斯坦》一经出版便是经典。如《评〈弗兰肯斯坦〉》写道“小说于一八一八年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并很快被改编成戏剧”（刘新民，2001：61）；《〈弗兰肯斯坦〉中的超现实主义因素研究》写道“《弗兰肯斯坦》从发表伊始就一直是评论界的宠儿”（周景辉，2007：ii）；《玛丽・雪莱国外研究述评》也写道“国外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最早始于1818年，即它一问世便成为当时英国众多作家评论的焦点”（王月明&刘兵，2008：85）。
论文内容的随意性还体现在一些数据上。《对浪漫理想主义的阐释与反拨――评〈弗兰肯斯坦〉》中写道“她（玛丽・雪莱）一生创作了十七部作品，《弗兰肯斯坦》是唯一流传至今仍为人品评的代表作”（侯丹，2003：iv）；王月明、刘兵（2008：86）写道“玛丽・雪莱虽然永远的去了，却给人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16本书和专著，多篇短篇小说、散文、论文、游记、诗歌、信件等”；《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刊登的《玛丽・雪莱的一篇佚作被发现》中写道：“实际上，玛丽・雪莱的文学成就比一般所了解的要大的多。她写过6部长篇小说，5卷传记型的文章，2部诗体神话剧，20来篇短篇小说，以及2卷旅游札记”（宁，1999：138）。同样以玛丽・雪莱为研究对象，得出的数据却是如此不一致，实在令人堪忧。
（二）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严重
低水平重复研究在玛丽・雪莱研究中尤为突出。部分学者闭门造车，全然不顾及前人的研究状况，同一观点不同人反复刨挖，缺乏新意。杨春晓（2008）和盛丹（2007）论文中的生态批评观点类似；霍晓珊、李定清（2007）论文和郑峥（2007）论文都就怪物对身份的寻求展开讨论，观点几乎一样。马笑春（2009）和刘伟（2006）论文都借用了热奈特的时间叙事理论，都从时序、时距、频率三个层次进行分析，观点十分雷同。
（三）研究范围不够广泛
当国外玛丽・雪莱研究日趋饱满时，国内玛丽・雪莱的研究范围却还十分局限；当国外学界玛丽・雪莱研究涉猎广泛，风生水起时，国内研究清一色倒向《弗兰肯斯坦》，且至2013年只有两篇学术论文探及《弗兰肯斯坦》之外的作品；当西方学界早已成立玛丽・雪莱专门的研究中心，国内至今没有一篇博士论文以玛丽・雪莱为研究对象；当国外学界已有数百本玛丽・雪莱专著，国内玛丽・雪莱专著至今零突破，甚至没有一部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的玛丽・雪莱其他作品译作。
从总体上看，中国玛丽・雪莱研究正在迈向繁荣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只要我们能把每一次的挑战当成机遇去迎接，必然迎来中国玛丽・雪莱研究的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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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新闻叙事学是叙事学研究在新闻领域的一个细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新闻叙事的关注度不断加大。然而,新闻叙事在当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其没有实现“本土化”。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我国新闻叙事研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引进,给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都带来极大的理论变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并且日益被放大。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中国新闻叙事研究的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本土的新闻叙事研究
我国新闻叙事学是在叙事学理论指导下对国内新闻媒体叙事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早在1996年,一些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就不断出现。如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陈晓明的《新闻叙事论纲》。但直到2003年,两本关于新闻叙事学的国外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①和《话语和社会变迁》②被引进国内后,新闻研究才彻底打开了这个全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认为,新闻文本可以作为被研究的叙事对象,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
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③是一本将叙事学理论运用于网络文学研究的著作,其详细地阐述了网络叙事形成的始末。作者对网络超文本叙事、网络超媒体叙事、网络叙事的语言异变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网络叙事的审美特征,将网络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审美文化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则“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④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话语研究: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是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则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显得全面而深刻。其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对我国新闻的表达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微观方面进行考察,并深入分析话语深处的“意识形态”成分,从而使叙事学理论和中国的新闻研究形成了较好结合。这本书开创了运用符号原理系统研究具体新闻文本的先河,对于新闻文本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2005年,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何纯教授率先为该校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开设名为“新闻叙事学专题研究”的专业学位课,这是在全国新闻学硕士点中开设该课题内容最早的。在《新闻叙事学》⑤中,其对新闻叙事学研究与传统新闻写作研究进行了区分,并对新闻叙事学进行定义: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研究范畴上,其将新闻叙事学框定在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叙事话语和叙事接受四个不同层面上。
学者艾红红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新闻联播》进行解读。在专著《新闻联播研究》⑥一书中,其论述了《新闻联播》的取材特点、叙事风格和价值体系。这是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具体电视栏目进行研究的大胆尝试。
除了这些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系统研究之外,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也对新闻叙事学领域进行了关注。从整体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从叙事学角度对新闻语体的解读。复旦大学王燕,在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新闻语篇叙事程式、篇章组织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揭示出新闻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叙事区别于非叙事语篇以及其他叙事语篇的语言体式特点,探讨新闻传播领域的语体特征⑦。王海、代树兰则分别更细致地研究了娱乐新闻话语和访谈节目话语的特征和构成。杨琴则将关注点放在史态类新闻上,寻找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并指出正是这些手法弥补了因时效性不足带来的缺憾,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和深度⑧。侯雪轶探讨了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叙事构成。张印平、罗卫光对电视深入报道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研究⑨。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将关注点置于灾难新闻的叙事,故事类谈话节目的叙事等等。这类研究已经跨越了起初的从整体上对新闻叙事语言进行分析阶段,而向不同媒介的新闻呈现,同一媒介中不同体裁新闻叙事风格比较等研究领域过渡。
2、比较分析视野下的新闻叙事。凌硕为的博士论文通过对新闻史的研究,探讨了新闻体和小说体的联系⑩。曹怀明的论文则详细地分析了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不同⑾。李英对中美两国国际新闻的叙事进行了比较分析⑿。这一类研究或从外部出发,研究新闻叙事与其他叙事的异同,或从新闻叙事内部切入,研究其在不同国家新闻语境中的表达,对深入理解新闻叙事起了一定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不同种类媒体叙事的相互影响上,如焦树民、卢普玲分析了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⒀。扩大了我国新闻叙事研究的语境。
3、将新闻叙事作为工具对媒体内容呈现进行解读。这一类论文运用新闻叙事理论对电视新闻栏目或报纸新闻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将叙事学理论和传统新闻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了新闻研究的范畴,为之提供了新的方法。如王磊对《新闻1+1》的历史叙事框架分析⒁。黄杰渝对《人民日报》“时代先锋”专栏的人物通讯叙事风格分析等⒂。类似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的分析,对《华尔街日报》涉华财经报道的分析等。新闻叙事的角度一旦介入到传统新闻研究,从语言学上赋予了新闻语言以意义,加深了学界、业界对新闻语言构成和组织的理解。另外该研究方法还深入到新闻史领域,如戚尹军所作的关于1941年桂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学分析⒃,就是利用该理论对史料进行解读的有益尝试。
4、从新闻叙事角度对受众接收进行考察。一些研究者在考察读者对于媒体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将新闻叙事理论引入。其将新闻生产和销售过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从新闻文本的构建过程出发,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接收。如王天华从语境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新闻叙事者所表达的隐形评价是如何得以被理解的⒄。这类研究将新闻文本构建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联系起来,通过叙事学的方法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在媒介之外有了另外的联系渠道,开阔了新闻研究的视野。
二、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进入到新世纪,学界对于叙事学的引进和研究开展是迅速的,在基础性理论引进之后,开始了迅速移植。其被引入到新闻领域的一个成果是将新闻文本作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叙事对象,使新闻文本在叙事层面上能得以深入分析。不论是作为纸质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作为电视的专题栏目,甚至广播节目都在新闻叙事理论的指导下被抽象为一个文本表达。学者们试图研究其构建和组织模式,进而提炼出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然而,正如大多数西方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多少遭遇“水土不服”一样,在新闻叙事理论指导下的我国新闻文本研究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理论本身还没有被本土彻底地吸收,相关研究便已大规模展开,甚至已经开始进行细分。回头来看,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新闻叙事学的专业著作仅仅只有两本,并且都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叙事理论引入到新闻文本研究的整体分析。对叙事中的媒体进行关照的著作也仅有几本可供参考,而对报纸或电视等媒体进行深入解读的专著尚未得以出版。可以说,新闻叙事学的本土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新闻叙事方法研究媒体内容呈现问题,这就更加令人担忧。反观这些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其又不得不选择这种对媒介内容能够进行深入分析的工具,从而弥补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缺位。这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相关研究的局限。作者往往在总结媒体文本的叙事结构后,便草草收笔,缺乏基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关照和对研究中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考察。
实际上,基于叙事学基础上的新闻叙事理论是对新闻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好工具,但其只具备工具意义。这就是说,新闻叙事学可以解释一个新闻文本被展现成什么样子,却无法解释其为什么被展现成这个样子。当然其也解释不了,展现成这个样子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至于后两个问题,这需要我国学者基于新闻叙事学本身,并考量我国媒介现实和社会结构之后才能回答。而这种回答才正是对于我国媒体的深入解读,其不仅仅关注“是什么”,而且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米尔斯指出,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三个向度的研究缺一不可。⒅唯有如此,新闻叙事的本土研究才真正具备了“本土”意义。■
参考文献
①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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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李英,《中美国际新闻的叙事学比较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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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王磊,《<新闻1+1>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5
⒂黄杰渝,《<时代先锋>专栏中先进人物通讯的叙事学研究》,四川大学
⒃戚尹军,《1941年桂林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成规探析》,广西大学
⒄王天华,《新闻语篇中的隐性评价与动态读者定位》,山东大学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 叙述声音 女性主体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内蒙古科技大学创新基金科研启动项目；项目名称：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托妮・莫里森的作品；项目编号：2015QDW07
第一部研究莫里森研小说作品的专著《莫里森的世界：文学批评方法探索》于1985年在美国面世。它包括了多篇有关莫里森小说的评论文章。这部专著开启了美国莫里森研究的新纪元。在EBSCO稻菘庵屑焖鞯焦外期刊有大概156篇关于《最蓝的眼睛》的论文。主要是讨论小说中的主题、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在UMI数据库中，有大概32篇关于《最蓝的眼睛》硕博士论文，主要从母女关系、性别政治以及写作策略等角度讨论这部小说。
1999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研究莫里森及其作品的专著《性别・种族・文化》。从CNKI检索得到的数据显示，国内有大概357篇期刊论文和77篇硕博士论文是探讨《最蓝的眼睛》的。主要是从文化、小说的主题、小说的写作策略和手法等角度分析这部小说。其中只有五篇硕士论文是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研究莫里森作品的论文，但是集中在《宠儿》《爵士乐》和《秀拉》这三部作品上。因此，本文试图采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从叙事声音这一角度来分析《最蓝的眼睛》。
一、作者型叙述声音
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有两类叙述声音混合交错构成了整部小说，即作者型叙述声音和个人型叙述声音。女性主义叙事学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苏珊・兰瑟结合了经典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为了该理论的奠基人。她提出这样的假设：“女性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的。这样，就把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联系起来了。兰瑟用作者型声音这个术语来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其中，“异故事”用通俗传统的解释就是第三人称叙述。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并不是故事本身的参与者，他与书中的虚构人物分处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他不参与任何情节但是却知道整个故事的发展和走向。“异故事”也就是说不在故事本身当中存在，是故事外的声音。那么，这种叙述声音也就多了作者功能。
但是，在《最蓝的眼睛》中，叙述模式却是不寻常的。但读者读完整部小说会发现，作者型叙述声音不是别人，正是本书的人物之一克劳迪娅，她以回忆的方式叙述这整个故事。当她作为书中人物的时候，她是儿时的克劳迪娅，当她以作者型叙述声音出现的时候，她是成年的克劳迪娅。作者莫里森用克劳迪娅这一人物把小说和读者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一个成年人，当克劳迪娅回过头来看她和皮克拉的童年的时候，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她有了更深的理解。她的这种全知型的叙述也让读者对主人公皮克拉有了更深的同情之心。而作为书中的人物，克劳迪娅如何知道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可能是读者们要问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克劳迪娅是最好的叙述者，因为她是一个有着反抗种族歧视意识的小女孩，莫里森选取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作者型叙述声音更加能够建立她的女性叙事权威，用克劳迪娅代替自己来表达对种族歧视的反抗。
通过成年克劳迪娅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莫里森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尽管作为主人公，皮克拉却很少直接出现在读者面前，她的故事都是由克劳迪娅间接来讲述的。她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她想得到蓝色眼睛的渴望，她在学校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被父亲侮辱以及最后精神失常，这些都是黑人小女孩在成长过程可能遇到的悲惨遭遇。莫里森采用克劳迪娅的叙述声音来讲述皮克拉的的故事，让读者通过第三人的叙述来了解这个悲伤的故事，这样的叙述会显得更加客观，叙述也更加可靠，如果是皮克拉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读者对她的同情心势必会减弱，一个黑人小女孩在当时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几个人会阅读呢？所以，莫里森用克劳迪娅这样一个作者型叙述声音，代替自己为黑人女性发出了声音并且构建了自己的女性叙述权威。莫里森作为一个黑人女作家，在当时想要满足所有读者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如果一位黑人女作家讲述的故事或者她笔下塑造的人物超出了以白人为主体的读者群可接受的女性形象，那么她的作品很有可能无法面世。但是，莫里森通过采用这种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方式，成功建立了她作为女性作家的叙述权威。
二、 个人型叙述声音
兰瑟用“个人声音”来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个人型叙述声音有着结构上的优势，某种程度上，当个人型声音存在时，它要比其他人物的声音更加吸引人，因为个人型声音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但是，相较于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不具备全知的视角， 它仅仅是一个人物在讲述自己的经历与故事，因此，在叙述权威上，弱于作者型叙述声音。那么，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作者又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声音类型来讲述故事呢？
在1970年以前，在由黑人作家所创作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个人型叙述声音。莫里森赋予了她笔下人物这种声音，让他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其实在当时这也是一种挑战，因此，作为作者型叙述声音的补充，个人型叙述声音只占了整部小说非常小的一部分。
在第一部分笔者已经分析了由克劳迪娅所构成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我们可以得知克劳迪娅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莫里森不仅赋予了她作者型叙述声音，并且也赋予了她个人型叙述声音，原因如下：
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中克劳迪娅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负责向读者讲述她和佩克拉一起度过的童年，她也是佩克拉悲剧的见证者。但同时，她也和佩克拉有着巨大的不同。例如：“我只知道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想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如果那些有能力满足我愿望的大人把我当回事，问问我想要什么礼物，他们就会知道我不想拥有任何东西，或者占有任何实物。我更想在圣诞节那天获得某种感受。”这是克劳迪娅有关于圣诞礼物的个人型声音。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克劳迪娅还是一个有反抗意识的小女孩，她抱怨大人不理解她，强加给她她不想要的圣诞礼物，通过她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她表达出了自己的不满。这也是她与佩克拉的区别，她足够坚强，是这一类黑人女性的代表。这也与她的家庭有关，她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稳定健康，当她和她姐姐受到伤害的时候，她们的妈妈会保护她们。克劳迪娅的个人型叙述声音是具有主观性的。她对白人女孩也表达出了不满与厌恶，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带色的皮肤和金色的头发。正是由于大众都喜欢她们，她开始厌恶她们，因为她能欣赏自己的美，这也是她与佩克拉最大的不同。克劳迪娅能够接受自己、认同自己、欣赏自己，她的坚强也使得她在整部小说中担任了重要的叙述声音。也使得莫里森通过这样一个坚强的黑人小女孩建立了自己作为黑人女性作家的叙述权威，表达出了对白人世界以及男性主体的不满。
托妮・莫里森通过采取作者型叙述声音以及个人型叙述声音相互交融的叙事模式，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成功建立了自己作为女性作家的叙述权威，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叙述声音，为黑人女性发声，建构了黑人女性的主体。
女性主义叙事学目前仍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英国、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学者在展开研究。在国内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生的兴趣，已有不少论著和研究生论文面世，其为研究女性小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开拓了新的途径。本论文的完成使读者更清晰地意识到莫里森的写作目的及其在小说中表达的主题的女性意识，为填补国内以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莫里森作品这一空缺略尽微薄之力，为今后研究莫里森及其作品提供新个案和新视角，为女性寻求平等权利提供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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