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论文范文

文学论文论文范文第1篇

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要求的是对文字的理解及运用，这也就要求语文老师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这对于小学语文老师来说尤为重要。然而，近年来，我国的小学语文教师文学素养普遍较低。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教师就职前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有关儿童文学方面的知识，就职后也没有接受过有关方面的培训，这样一来，甚至于一些十分基本的，如内涵、体裁形式、功能价值等儿童文学知识都不甚了解。

儿童文学理论知识缺失，阅读视野狭隘，这些都使教师无法正确感悟及理解儿童作品内涵，鉴赏能力较低。再加上教师自我能力的缺失，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加不重视儿童文学，无法制订出真正符合儿童有利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教学内容。而这些所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2.小学儿童教材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

自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实施以来，新版小学语文教材也已经推行使用了近十年，教材中出现的问题也渐渐被人们发现。由于使用时间过长，教材中的内容和儿童的真实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差距，学生的心理特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相对而言，经典不朽的文学作品不多。另外，为了强调文章的功能性，对于儿童文学文章的选择就有些生硬有限，缺少儿童所需的童趣。有时，一些文章还有成人化的趋向。由于文学作品的选择不当，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大大降低。

3.学生没有充分的时间阅读儿童文学

学生无疑可以在语文课堂学习中接触到著名的儿童文学，从中领略到他们的文字魅力。然而，语文课堂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而更多精彩的儿童文学需要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大量阅读获得，而文学修养也是长时间潜移默化形成的。

而现实却是，因为课业比较紧张，也因为家长对于语文学习的忽略以及对于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过分重视，造成学生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进行课外扩展阅读，只能够依靠课堂、依靠老师，无法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文学方面的积累。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为了使儿童文学在未来的语文教学中发挥出其重要作用，一定要抓住儿童文学的本身特点，不断进行改革与尝试，这样才会有利于小学语文课堂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小学生的发展。

文学论文论文范文第2篇

一、文学教育应注重教师的文学功底

文学教育与一般的语文知识教学不同，语文知识的积累往往可以自然发生（虽然其效率相对于讲授而言小了点，但还是能够发生的），而文学教育往往需要教师的点拨与引领。因为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内涵一定是隐藏在文字之后的，没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没有一定的认知积累，是无法解读出经典文学作品背后的真实含义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的解读不能照搬教学参考书，如前所述，教学参考书的编写者有时难免视角有所不及，又由于诸多其他非文学因素的影响，这些观点往往只能作为“参考”，而真正能够抵达文本内核的文学思想，有时需要挖掘，这就依赖于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引领。譬如鲁迅的作品，除了匕首投枪的效用之外还有什么？先生的小说与社会兴亡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李贯通所说的“小说真的影响到国家的兴亡，是小说的不幸……”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需要文学作品研读者具有一定的水准，几乎可以肯定地讲，学生是难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而教师也未必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语文教师之所以提不出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语文教师缺少“代际意识与史学意识”，在于语文教师的人文功底与文学才情的缺失。那么，这样的功课如何弥补？这一点语文教师其实是可以自主找到答案的，因为途径不外乎自身的阅读、学习与反思。不间断的阅读可以让自己与优秀的文学作品融合在一起，可以让自己走到文学作品中，可以让文学作品成为自身文学才情丰富的催化剂。所读范围应当是宽泛的，史学著作可以丰富自己的代际意识，美学著作可以充实自己的文学才情。学习亦是必须的，他人的研究成果应当成为自身文学修养不断上升的阶梯，当然这应当是一种批判性的学习，唯一能够成为自己文学研究依据的应当是自己内心的认识。反思亦是必须的，没有反思便不能使所吸纳的文学内容产生联系，反思的依据与工具便是逻辑，反思的结果是必须让自己对文学的认识与判断符合逻辑，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文学认识以一个完美的形态呈现在学生面前。文学功底的积累并非一日之功，但语文教师接触、研讨优秀文本，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倘若没有这样的积累，还叫什么语文教师呢？

二、文学教育应是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之约

再说说文学教育。对于文学教育的理解，笔者认为教育是师生交流的过程，是教学存在的形态，而语文则是交流的内容。文学教育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因为文学教育所交流的内容必须是经典的作品，而经典的作品总是与人的内心相连的，因此文学教育应当是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之约。笔者在这里不想用过多的语言去描述这段心灵之约该是多么美妙，因为这样的语言已经太多了。笔者想做的是，透过语言这层工具，去理解心灵之约背后的含义。如前所述，职业高中语文教育有其特殊目的，要让社会的工人力量在经典文学作品的影响之下成为社会高素质的载体，这就必须让学生在职业高中阶段的语文教育中更多地感知文学经典。这个过程必须是丰满的、充实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不断耕耘、不断收获。文本的豪放与婉约，笔触的犀利与温婉、观点的独到与平实，都应当成为文学教育的内容。唯其如此，真正的心灵之约才有可能发生。

作者：孙彬单位：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文学论文论文范文第3篇

文学，千百年来一直在探索着人的心灵层面。中国先秦的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小说；西方从希腊神话到文艺复兴，再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无论是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还是士子悲秋凄凉的底里，无不蕴含着一个“真我”，真正的性灵。文学作品的根本出发点，即展现“我”，表达“我”的思想，将小“我”向大“我”的空间辐射。而心理学也在不息地向人的心灵层面探究，文学与心理学的结姻，使沉睡在一系列作品里的心灵化石复活，展现出一颗颗鲜活的心灵。钱谷融教授在《文学心理学》一书中，谈及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时，强调了解读过程的“三步曲”、“入而化身其中”、“出而细细玩味”，然后才能实现“心灵的重建”。笔者认为，文学心理学介入中学语文课堂的根本目的就是完成“三步曲”里的初步，即怎样引导学生在研究语文文本的过程中“入而化身其中”，然后向外辐射，洞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作家的个体经历，作家的意识及情绪向作品转化的潜在机制，进而将这种潜在机制反哺写作，从而实现双向互动的有效循环。文学心理学介入中学语文课堂又有迫切性。这主要是因为当代中学生思维履历的平面化。独生子女愈来愈多，物质生活迅速提高，防碍了他们对世间许多原道的追问。世界观的差异、视点的不同，在文学作品中对亲情、友情、意志力等等的点睛之笔，也往往难以引起他们心灵的共鸣。每一个灵魂都是一个半开半闭的完整宇宙。对于这一灵魂宇宙空间，怎样才能使其广博吸纳外界的能量，建立起一个恒星系统，不再被广漠的黑暗所吞噬呢？文学心理学介入中学语文文本，更多地着眼于对文本心灵层面的挖掘，并引导学习者用这一眼界来剖析语文文本，弥补当代中学生心灵宇宙的缺憾。在双向互流的过程中，通过批判继承，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根植。

二、文学心理学作为“桥梁”的实践价值

中学语文文本是文学创作的典范，属于经验范畴，而中学生习作属于实践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实现由经验向实践的飞跃是其认识观里所认可的追求和本质性进展。由此可见，架起语文课堂教学通向写作的桥梁是可行的，也是很可贵的。文学心理学介入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能更好地使语文文本真正成为写作的范式。在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的第一追问便是：作者写作此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达什么？尽管文学创作是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辩证统一，但这并不妨碍对文本最终表达目的的追问。确定了文本表达的这一最终目的，字词的色彩、句段的错落、篇幅与结构都成了“最终目的”外在形式。这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论及的本质与表象的关系，这“最终目的”便是本质，紧扣住这一点，也就不会被纷繁多变的假象迷失方向。文学心理学介入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必然使师生更多地在字、句、段、篇层级不断提高的赏析里，去探究作品里的“神”聚现象。这样一来，中学语文文本中出现的环境描写、人物描写、细节描写里的“形”的多变，都包融在共同的情感基调之中。景物着色的或明朗或灰暗，景中的情，情中的景，人物语言里的喜怒哀乐都有了一个个坚定的立足点。这样，在教与学的不断积累过程中，学生更多地与文本创作主体进行交流，必然使学生找到抒情言志的可模仿的有效途径，也就打破了文学创作的神秘论，使文学心理学真正承担起由中学语文文本通向写作的“桥梁”。让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伴随着发现与创造的快乐，寻找到语文学习的灵魂。

三、借助文学心理学，解读中学语文文本例式

（一）浅谈写景散文的二级跳跃以宗璞的《紫藤萝瀑布》（人教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上册）为例。由题目看，作者是对自然圣洁之美的由衷赞叹，还是要由眼前的紫藤萝瀑布向生的感悟跳跃？通读全文，可以断定是为后者。开头处便独句成段，“我不由地停住了脚步。”这独句成段的形式和语句内含的动作描写，均可体现出作者由眼前的紫藤萝瀑布所引起的强烈的心灵震撼。外物的最大力量莫过于能与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相连。当情事已成悠悠，时间便是一条长河，惟有眼前的物事才能打开黑暗记忆的闸门，也便使眼前的物事著上了悲喜忧恸的情愫。紧接着作者在紫藤萝瀑布前，借其缓缓流淌的动感，恍惚了时空的界限，带走了压在心头的“生死谜，手足情”（作者弟弟的去逝）的焦虑和悲痛。生之有限而对大自然循环的荣枯凋落，一切都将是无可挽回地逝去，于是才“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喜悦”。进而作者将紫藤萝瀑布的象征意义进一步提升，把它和记忆中开的非常稀落的紫藤萝来对比，便用花向读者隐隐复现了十多年前的那个疯狂的年代（十年）。把眼前的藤萝与记忆中的对比，更加深入地体悟了生命的流程，将花的际遇上升为一种生命感悟——“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便实现了散文写作由“物”到“人”的第一级跳跃。为了向纵深处开拓，作者还要努力向“自我”的精神境界寻找折射的光，这能使整篇文章的哲理意味更加浓郁。结尾处“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使语言更富于诗意。语句中用动作描写传递出作者本人在花和人的感悟中，坚定了对生活的信念，这信念便是由“人”向“自我”的第二级跳跃。着色虽轻，但铿锵有力，因为这第二级跳跃之自然，印证着这种感悟是源自心灵深处的步音。写景散文的二级跳跃，可简括为：物事第一级跳跃人的品格（或记忆的烙印）第二级跳跃“自我”升华。在文本研读过程中渐悟出的二级跳跃，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类似的写景类散文，同时也在写景类散文写作方面为学生提供有效指导，借二级跳跃的范式使写作向“有我”的深度拓展。著名画家齐白石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中学生处在语文的学习阶段，这种探究式的模仿便是一种“学”，这也如书法练习时描红的渐进过程。

（二）对小说“典型”的剥啄由于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现实中也便难能有一个完全的典型适宜让创造者在作品中调遣，也就只有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以期“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溯游从之，这典型（包括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便是作家个体意识的物化。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怎样通过对文本典型的逐层剥啄，最终发现这“物化”的个体意识呢？以《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苏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二）为例。作品虽写战争，但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是以一个年轻伤兵在被送归战地医院过程中的心理流动为主线，集约了一个战争时代的信息和人们的心理价值定位。这一典型化的取裁和茹志娟的《百合花》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对战争的厌恶，后者是要在其中彰显人性的纯美。其次，作品以一个原中学八年级学生、现在的德国伤兵为典型，把一个年轻的、有着英雄梦的生命严重伤残作为战争罪恶的见证。“我”凭借眼前昏暗的景设想努力追回一种记忆，这种记忆追寻的艰难，是“我”难以回去，无法再成为常人的痛苦的呐喊。细细品来，如同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一层油纸，朦胧却又永远难以清晰。就这样，战争把美好的、有价值的生命毫无意义地撕毁了。这一典型的设置和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那群沐浴的少女最后被战争毁灭，一样地震撼人心。再次，文本中“我”对炮声的赞美，“我”用六种字体写过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以及“我用橡皮擦了又擦，把铅笔削了又削，擦呀……削呀……”的无休止的反复与模糊的回忆，都打上了军国主义教育的粗重烙印。尤其是《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在“擦呀……削呀……”的强化里，不但使原本的悲剧情绪荡然无存，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疯狂。这一典型的年少幼稚与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宋宝琦形象极为相类。由上可见，借助文学心理学不但可以窥见典型背后的作家意识，而且还可以在典型的对比阅读中，发现“典型”的系列化现象。在典型系列化中，同中求异，彰显作家表现生活的侧重；在典型系列化中，异中求同，可以为中学生写作找到一类原始模型，为文学创作的典型化找到一条可借鉴的途径。

文学论文论文范文第4篇

（一）要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学生的知识水平占据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对文章的理解外，还要加强对作品的各个角度的了解。比如说，从文章的主题方面、材料的选择方面、语言的运用方面，都要有一定的鉴赏方法。教师这这些方面，可以设计一定的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将这些知识拓展到生活当中，这样，在理解起来，也就容易了。同时，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他们的非智力因素，将这些文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二）学生不仅要学会课上的内容

更要对课外的知识进行积累只有越来越多地获得知识，才能使得学生自身的知识能力提升。学生可以通过扩展阅读量来增加自己的积累,这对文学作品在感悟力上也有提高。

（三）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写作文学作品的作者，进行一定的知晓，知道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为什么要创作这部作品，在什么环境下创造的，都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才能把握作者的撰写思维，不至于对主题理解偏，我们才能更容易去理解文章的内在含义。

（四）文学作品的意义

文学作品是在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出来的物质,作者通过表达，反应自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不同态度。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创作的文学，有其历史下的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的内容。即便是处于同一个时期，每一位作者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对作品的理解也有出入。因此，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的时候，要对作者，以及当时的创作环境有所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

二、鉴赏方法

（一）着眼整体

鉴赏局部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再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的分支构成一个作品。针对文学作品的某一方面，我们要找到其特殊之处，将隐含的情感和局部内容进行连接，共同表现主题思想。所以，当我们在鉴赏文章的一部分的时候，要根据文章的整体内涵来把握，结合文章的主体，对局部内容进行比较好的了解，最后融入整个文章的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在思想感情方面进行理解。

（二）根据文章的体裁

进行鉴赏针对表现手法不同的文章而言，学生在对此进行鉴赏的时候，要根据作品的重点内容进行欣赏。对于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表达主题的方式上，也是不同的,在运用的表达手法上却几乎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根据不同的体裁，我们要抓住表达的主题，尤其在表达方式上,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所以，要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刻的理解，就要把握不同题材的作品的重点内容，体会当中人物形象的设置。

三、总结

综上所述，当我们教学生如何鉴赏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要有一定的基础，即对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有所了解，然后在平时的学习中，要积累知识，不断培养学生的学习语言的感受能力，同时要结合文学知识，对文章中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理解，最后，把握总体思想，逐步实现对文章的鉴赏。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培养学生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意识。

文学论文论文范文第5篇

本文作者：张燕作者单位：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

搭建其交流平台，增强汉语阅读教学的活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在教学中耗时最多，表面上也适合用“量”来评价的阅读教学，教师却死死守着每册教课书的二三十篇课文，对课外阅读教材及阅读篇目或点“目”为止，或置之不理。为什么呢？一是不少小学语文教师把阅读仅仅地理解为“读”，所以阅读变成了朗读，变成了堂上百花齐放的诵读与点评；二是对通过阅读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理论，迫于急功近利的“分数考评”压力不敢实施，而是采用堂上过量分析、讲解的方式来“提升”学生阅读答题的套用能力。其实，在当下师生都无法挣脱分数羁绊的前提下，通过搭建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交流平台，可以让教师慢慢由前台转到后台，从而自然而然地变革教学方式，使阅读由“读”回归阅读。譬如，儿歌适合朗诵与游戏：现在课堂教学常用的方式是诵读乃至背诵与讲解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感知汉语的节奏与韵律美及积累应试所需的语言材料。如，将教师讲解儿歌内容的时间缩短，加入设计的儿歌游戏，这样儿歌的学习可自然延展到学童的课外娱乐生活中了。堂上游戏平台的搭建，在增强趣味性的同时，不仅加强了学童对语言材料的识记，而且也加深了学童对儿歌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语文学习发展为语文生活。这样做虽然会增加教师课前教学设计的工作量，但课堂教学的效果、效率及课程的活力都可得到提升。又如，学生们非常喜欢的童话、故事等儿童文学作品适合讲述与表演：当下已有不少教师在单篇作品中运用学生讲述与表演的方式来调节讲析为主单调的阅读教学方式，虽效果不错，却比较费时且受益面有限。其实童话与故事可用全册集中分组交流教学的方式，来解决时间与受益面的问题。堂上讲述与表演平台的搭建，不仅仅是训练了学童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活动中检测学童的阅读水平与矫正学童的阅读误区，更重要的是可以激发学童课外自主阅读的积极性，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能力。散文适合自主阅读与体悟：当下常用的方式是讲读结合。其实，儿童散文一般比较清新、浅近，教师只需点拨一下，可留下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主阅读体悟与交流读后感。堂上阅读体悟与交流平台的搭建，不仅可节省大量的堂上时间，而且有助培养学童专注阅读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童自主学习与交流、探究能力的形成。搭建各种儿童文学学习的平台，可促使教师更多地从台前走向幕后，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教学设计，从整体上、根本上动摇以教师为主的阅读教学方式的传统，把时间与空间交还给学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搭建起语文课与学生的“语文生活”之间的通道，[6]从而解决困扰各层次教育者的“学生读书少及不爱读书”的问题。

回归其审美特质，促进作文教学难点问题的解决

学生怕写老师难教，因而写作教学不仅枯燥而且低效。学生为什么“怕”呢？一是写不出来；二是“写不好”。其实儿童文学可以帮师长们找出原因与方法：“写”不为心声，不是自然而为的，所以写不出；“好的评价”来自成人标准，不是孩子能理解的，所以写不好。要解决写不出的问题，其实教师们首先要像儿童文学作品一样回归儿童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心智与情感特点，提出合理的写作要求：写心声，语言自然（稚拙）。对于还“写”不出心声的第一学段的学生“说”出心声，其实已是“写”了。这其实就体现了李吉林老师所说的“提前起步”的作文教学理念的“提前”了，这种“提前”是教师对作文教学的意识提前，为第二学段的作文教学做好铺垫，并不是简单地将三年级的作文写作要求提到二年级甚至一年级下学期，使不少学生在这种要求的压抑下写不出作文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书写困难的解决，学生或急中生智或背水一战，“写不出”的问题会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写不好”的问题却更为普遍、更难解决。真的有那么多的孩子写不好吗？其实，其中不少的作品我们用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去评判，则充满童真之趣。比如，有一个孩子写自己学琴时等待老师时的无聊心情，他不断地如实重复叙述他看到一个又一个学生来了，爬上楼梯，老师还没来，只好在走廊等，这样重复叙述了三四次。当然老师的评语是“重复啰嗦，应写出每个同学不同的细节。”这样的要求其实等同于福楼拜对莫泊桑的要求。站在非语文教师角色读这段文字：第一次叙述觉得“平”；第二次感觉“烦”；第三次有点想笑；第四次忍俊不住。回味整个片段很有荒诞派小说关于“无聊”情绪表现的艺术效果。教师们重温一下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7]就会发现有不少孩子的习作是写得很不错的。由是作文的问题，还不不仅是“分”的问题，还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了解与尊重的问题———以适合孩子的标准判断他们的行为，包括写作活动，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作文教学的问题。对于孩子们来讲，有趣的语文课堂才会有效。儿童文学是孩子们的文学，他们喜欢它。教师有责任与义务在语文学习中让孩子们读自己喜欢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能写的语言。

文学论文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周易；文心雕龙；刘勰

a retrospect to and prospect for the studies of zhouyi and wen xin diao long

abstract: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of zhouyi as well as the yi-ology 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upon wen xin diao long,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the dragon (a classic work of literary criticism by liu xie of the liang dynasty). for years,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had made deep studies on this issue and obtained abundant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makes a retrospect to and comments on the main writings and works,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zhouyi; wen xin diao long;liu xie

《周易古经》、《周易大传》合璧的《易经》，从汉代起就被列为“群经之首”，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经典之一。产生于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体大思精、具有完整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周易》经传以及研究《周易》经传的“易学”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哪些影响？多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论文和学术专著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本文拟就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略作回顾、评述。?

一、《周易》及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两千多年来，《周易》经传所蕴含的丰富、深邃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国学大师黄侃于20世纪初所著的《文心雕龙札记》，后来被誉为20世纪国学名著。这部著作对《文心雕龙》作了深入、细致的阐析。它在论析《征圣篇》的主旨时指出：“《征圣》：此篇所谓宗师仲尼以重其言。”并指出：“且诸夏文辞之古，莫古于《帝典》，文辞之美，莫美于《易传》。一则经宣尼之刊著，一则为宣尼所自修。”［1］黄侃的这些赞语，完全符合《征圣篇》的意旨。在《征圣篇》中，刘勰主张“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也就是说，后世论文，应向圣人——孔子学习，必须以圣人所编撰的“六经”为主体。《征圣篇》直接阐述了《周易》等“六经”与《文心雕龙》的源流关系。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多次论析了《易传》与《文心雕龙》的联系，并且盛赞《易传》文辞之美。

当代不少学者直接以“《周易》与《文心雕龙》”为题，撰文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这些论文主要阐述《周易》经传及其哲学思想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如：

?吴林伯1984年发表的《〈周易〉与〈文心雕龙〉》一文，充分肯定了刘勰继承了《易》的“精义”。他指出：

?不可否认，在文论里大量继承《易》之“精义”的，毕竟是刘勰。?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经古文学家，他论文《宗经》，品经以《易》为首。因《法言》旧谈“《易》惟谈天。”如其称道孔子作《春秋》，能以“一字见义”，赞其“精义致用”，一如前修；兼习诸子，通《道德经》，讽名家集，考《易》之本义，留意其“自然之道”，洋溢于文论的字里行间。我们敢于断言，《文心雕龙》是文论的经典，也是哲学的要籍，这决非持之无故的偏见。?［2］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强调了“《文心雕龙》是文论的经典，也是哲学的要籍”。《文心雕龙》既然是“哲学的要籍”，那么，它与居“群经之首”的哲学经典——《周易》的承传关系，也就更为直接了。它们的思维意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共同或近似之处，也就更易于理解了。由此还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刘勰不仅是一位文学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善于推理、辨析的哲学家。

?黄寿祺、张善文1986年发表的《试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3］一文，从《文心雕龙》对《周易》经传内容的直接运用入手，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析：一、《文心雕龙》引据《周易》卦象，以说明文学问题；二、《文心雕龙》援用《周易》文辞，以丰富文学意蕴；三、《文心雕龙》探研《周易》创作，以推阐文学源流；四、《文心雕龙》融化《周易》语词，以自铸美意伟辞。这篇论文的作者精通《周易》经传，而且长期从事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因此，此文在论述《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时，例证准确而充分。此文注重探研“《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内在影响”，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李平1991年发表的《〈周易〉与〈文心雕龙〉》一文，从“神道设教”与体用思想、“变易不易”与常变观点、“原始要终”与“原始表末”、“分两尚中”与“兼解折衷”、“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立象尽意”与“义生文外”等六个方面，论述《周易》与《文心雕龙》的联系。作者认为：

从古代文论的角度看，受《周易》影响最深，“援《易》以为说”最多的莫过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全书不仅在内容上多次引用《周易》的话来说明文学问题，而且在形式上也是直接依“大衍之数”来安排全书结构，正像有人指出的：“中国第一部最为详尽地论述文学创作的著作《文心雕龙》，非常明显地受到了《周易》思想的深刻影响。”翻开《文心》就不难发现，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写作方法和艺术理论都与《周易》有较深的关系。［4］

作者不仅认真考察《文心雕龙》在内容上多次引用《周易》的话来说明问题，而且仔细地研究《周易》思想对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写作方法、文艺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此文不仅能够促进《文心雕龙》研究者更加重视《周易》思想对《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而且能够促进其它古代文论研究者更多地思考、探索《周易》思想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敏泽1992年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心雕龙〉与〈周易〉》［5］的论文。作者在文中指出：《周易》经、传“曾经对我国后世的思想和文化，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不例外”。作者还论述道：

而《周易》对于《文心雕龙》的影响，不仅是贯穿始终的，起于《原道》篇之“道”，终于《序志》篇的“彰乎大易（衍）之数，其为文用，49篇而已。”而且，《文心雕龙》50篇中的过半数，都曾直接间接地引证《周易》申述之原理，以之运用到关于具体的文章写作的过程中。［5］

敏泽在此文中还详细阐析了《文心雕龙》关于宇宙本体及道与文的关系。他认为：?

《周易》对于《文心雕龙》之影响，绝不只是篇章安排上的，所谓“彰乎大易（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序志》）更重要的，则是关于宇宙本体及道与文的这一根本关系的认识上的。［5］

敏泽同时还论述了《周易》对《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重大影响。他从《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文心雕龙》中通变的思想、神思的思想、刚柔的思想等，都来源于《周易》。此文采取“从流溯源”的方式，即从《文心雕龙》的思想内容、文体结构、创作理论等方面出发追溯其源头——《周易》经传，因此，这是一篇从流溯源研究《文心雕龙》与《周易》之联系的重要论文。

?笔者近年来发表的系列论文《〈周易〉经传与〈文心雕龙〉》［6］、《试论〈易传〉对〈文心雕龙〉的影响》［7］、《西汉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8］、《东汉易学与〈文心雕龙〉》［9］等篇，则是站在《周易》经传和易学的角度，从源及流，探讨《周易》及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从以往的论文来看，从西汉易学和东汉易学的角度，探索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此类论文数量较少。笔者在《西汉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一文中，论述了西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刘安、司马迁、京房、刘向、刘歆、扬雄等人的易学观或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笔者在《东汉易学与〈文心雕龙〉》一文中，分析了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桓谭、王充、班固、张衡、荀悦、郑玄、虞翻等人有关《易》学的论述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以上两篇文章所述的两汉著名学者有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他们的《易》论，对《文心雕龙》具有很大的影响，值得研究者重视。这两篇文章还论述了《纬书》（特别是《易纬》）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笔者在《东汉易学与〈文心雕龙〉》的《结语》中写道：?

由于谶纬之学在东汉流行，光武帝等东汉统治者深受其影响。东汉一批勇于捍卫科学尊严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如：桓谭、张衡、荀悦等，大胆地反对虚妄的谶纬之说。荀悦明辨诡诞，指出《纬书》八十一篇非孔子所作，但纬书中所保存的史料和词汇尚有可取之处。刘勰认为纬书中作伪、荒诞的内容应予以扬弃；对纬书中“有助文章”的可取部分，即纬书中所保存的史料、传说和词汇，酌情采纳，取而用之。刘勰不随流俗，能够对谶语、纬书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其思想无疑深受桓谭、张衡、荀悦等人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影响。［9］

总之，笔者所写的这几篇论文只是尝试从《周易》经传和易学的角度探析《周易》及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此外，探讨《周易》经传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的论著还有很多。如：

?邓仕?旁谙愀邸冻缁?Пā贩⒈淼摹丁次男牡窳?涤搿匆住怠芬晃模?谴印段男牡窳?吩?某龇ⅲ?芯俊段男牡窳?酚搿吨芤住返牧?怠F洹肚把浴沸吹溃?/p> ?古来论文之作，莫备于文心，爰采其原于易理者，掇为一篇。俾见易道无涯，资生民于不尽，圣言垂永，历万代而犹新。［10］

古来论文之作，皆备于《文心》，而《文心》源于《周易》。根据作者的观点，要研究历代论文，就要研究《文心雕龙》及其源头——《周易》。此文《上篇》采集了《原道篇》、《征圣篇》、《宗经篇》、《祝盟篇》、《论说篇》、《诏策篇》、《奏启篇》、《议对篇》等八篇中与《周易》经传有关的例证；《下篇》则采集了《神思篇》、《体性篇》、《风骨篇》、《通变篇》、《定势篇》、《情采篇》、《?裁篇》、《声律篇》、《章句篇》、《丽辞篇》、《比兴篇》、《夸饰篇》、《事类篇》、《练字篇》、《隐秀篇》、《附会篇》、《总术篇》、《时序篇》、《物色篇》、《才略篇》、《程器篇》、《序志篇》等二十二篇中与《周易》有关的例证。以上例证共四十七则，作者在每则例证之后分别以“按语”的形式，进行简洁的分析、评论。这篇于1969年，是较早专门探讨“《文心雕龙》与《周易》”关系的论文。在此之前，此类论文尚不多见。

朱伯??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对《文心雕龙》与《周易》的联系作了精辟的论述：

?南朝的刘勰在齐代所写的《文心雕龙》一书，直接以《周易》的思想为根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十分系统的文学理论.刘勰对《周易》的思想有很深入的理解,《周易》的许多重要观点都被他运用到了文学上。其中最显著的是：用“天文”、“人文”的思想论述文学美的根源，极大地肯定文学的美的价值；用“刚健”的思想解释文学上的“风骨”，大力推崇“刚健”之美；用“通变”的思想说明文学的发展，主张不断变化创新。经过刘勰的阐发，《易传》的思想深深地渗入到了文学之中，成为历代讨论文学问题的重要依据。［11］

虽然这部书没有设立单独的章节来评介“《周易》与《文心雕龙》”，但从上述这段评论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心雕龙》与《周易》之间承传关系的理解是很透彻的。这段评论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周易》对《文心雕龙》乃至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深远影响。

?杨明照所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书，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成果。敏泽对这部书作过这样的评价：

?历来被奉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包括成书于商、周时期的“经”与成书于战国末叶至秦、汉时期的“传”，曾经对我国后世的思想和文化，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不例外。但流行的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只注出了很少一部分，大部分未曾注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绝大多数都注出来了）。［5］

以上论述充分肯定了《周易》经传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同时肯定了杨明照所著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学术价值。的确，《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不仅是文心雕龙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书，而且是易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邓球柏在《周易的智能》卷十四《乾坤之美——〈文言〉·〈文赋〉·〈文心〉——中国文论的源与流》一节中，十分强调《易传》中《文言》的美学价值。他写道：

?我说《文言》是论《乾》道《坤》道之美的极好的美学论文。《文言》提出了心灵美与行为美、语言美的关系。这是学术界没有重视的地方，很值得研究。?［12］

他进而提出“由《文言》到《文赋》，由《文赋》到《文心》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12］??

由于论及“《周易》经传与《文心雕龙》”这一论题的论文和著作较多，因此，本文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进行评述。

二、《周易》的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周易》的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联系。在这方面，郭维森1982年发表的《〈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此文最早刊载于《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后辑入黄寿祺、张善文编的《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辑）中。）一文，是在这方面研究中发表时间较早，而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在文中指出：

《易传》的哲学思想包含了某些文学观念，或者为某种文学观念提供了解释的依据。以前出版的文学批评史注意到这一点，曾有所论述。如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易传》对于文学的点点滴滴”一节，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易传》所表现的文学观”一节。合观二书，《易传》中的文学观念都已概略地提到。但是，随着对《易传》哲学价值的认识的提高，其文学思想还有进一步详加阐述的必要，尤其是《易传》文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更需要认真地探讨。［13］

作者认为，在《易传》的文学思想中，“象”与“变”这两点尤其值得重视。他指出：易象模拟自然因而文章也源于自然；刘勰所谓“文原于道”，而道即指自然之道；文源于自然之道可说是《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他还仔细地分析了《易传》中“变”的观念以及“言不尽意”、“修辞立其诚”等观点对《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影响。

?关于《周易》的“通变”思想对《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影响，除了敏泽、郭维森的上述论文作过论析之外，马茂元、刘建国等人的论文也对这一问题作过较详细的论述。

马茂元在《说〈通变〉》（此文原载《江海学刊》1961年第11期。）中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周易》的一句名言，符合于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然而把它具体地运用到文学理论上，则自刘勰始。［14］

马茂元认为，刘勰创作的《通变》篇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指出：?

《通变》是《文心雕龙》下篇中重要的一篇。它从理论上提出了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加以阐发，反映了刘勰进步的文学历史观，与《体性》、《风骨》、《情采》、《时序》等篇相表里。［14］

马茂元在文章中还论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如何把“情”“气”和词采统一起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文章最后作了这样的小结：“把‘情’‘气’和词采统一起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才是‘通变’的精义之所在。”［14］??刘建国的《“通变”杂谈》，虽然题为“杂谈”，但并不“杂”，而是专论“通变”的学术论文。作者认为，“马茂元先生、郭晋稀先生等前辈已经早就把‘正论’做了，轮到我自然只好写几句杂谈了。”［15］在这篇“杂谈”中，作者论述了刘勰探索“通变”的历史原因；阐释了《通变》之义；论析了《通变》与《系辞》的联系；论证了刘勰是个发展论者，他在《通变》中所提出的“会通”与“适变”的理论是宣传文学革新的理论，并非鼓吹复古。由此可知，这篇论文对《通变》篇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三、《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

论述《周易》之道、《文心雕龙·原道》之道的论文和专著相当多。张其成撰写的《易道：中华文化主干》［16］一书，立足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全面透视《周易》经传，提出“易道”是博大精深的“易文化”的内核，“易道”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此书观点新颖，对“易道”的剖析涉及面很广。?

由杨明照主编的《文心雕龙学综览》是一部总结和展示文心雕龙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文集。其中由何懿撰写的《“原道”》一文，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研究分四个方面进行总结：一、“道”的性质；二、《原道》篇的主旨；三、“原道”论是否存在矛盾混乱现象；四、文德概念的不同理解。作者搜集了大量论及“原道”的资料，对“原道”之道的性质罗列了十种观点：“一、儒道说；二、自然之道说；三、自然法则客观规律说；四、自然之道与‘儒道’不矛盾说；五、从论文角度标举自然之道说；六、客观唯心主义的抽象理念或绝对精神；七、哲学上的二元论；八、道是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存在；九、佛道说；十、‘道’是刘勰自成一家之论。”［17］作者对各家之说分别进行了归纳、总结。由此可以综览学术界关于“原道”之“道”研究的进展情况。?

《文心雕龙学综览》出版之后，仍有不少学者继续探讨“易道”与“原道”之道。陈良运著的《周易与中国文学》，其《内篇》第一章的标题为《“盛德大业，至矣哉”——〈周易〉之道：创造之道》；其《外篇》第二章的标题为《“原道心以敷章”—“自然之道”与文学本质》。作者认为《周易》之道——创造之道与“原道”之道——自然之道，二者是统一的。他论述道：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文学家们对文学之道，尚未有统一的、明确的认识与把握，而儒家学者又以经世致用的仁义之道为本位，直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之“道”溯流推源，以“自然之道”为文学之本原，才大致确认下来，文学之本体亦同于宇宙之本体的认识才逐渐明晰。刘勰遵“自然之道”但不排斥儒家之道；所谓以“文心”而“雕龙”，又包容了物质与精神的创造之道。［18］

作者赞同黄侃、刘永济、朱东润、蒋祖怡、周勋初等人以“原道”之道为“自然之道”说，但他对《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关系有自己的见解。?

笔者为了探讨《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关系问题，撰写了《〈周易〉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影响》一文。该文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原道”之“道”与《周易》之“道”；二、《易传》的解易理论对“原道”论的影响；三、刘勰在《原道》篇中对《周易》经传作者的论述。笔者认为：?

“原道”篇中多次论及“道”，这些“道”的含义不尽相同。其中有的指“自然”；有的指“自然法则”、“自然规律”；更多的是指古代圣贤共同体验到的自然、社会、人类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古代圣贤人生观、世界观及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的抽象概括。［19］

此文通过对“易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比较，探讨“原道”论的基本思想和《周易》对“原道”论的影响。?

四、对今后“《周易》与《文心雕龙》”研究的思索与展望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专门探讨《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的论文寥寥无几。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论著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出来。笔者认为，今后对“《周易》与《文心雕龙》”的研究将会向更深、更广的层面发展。

郭维森在《〈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的篇末指出：?

《易传》的哲学观点，在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门，自然会或者接受或者反对其思想指导，因此便多方面地接受了它的影响。只有将哲学与文学联系起来作深入的研究，才能把文论史上的一些问题搞清楚，所以我们不能把某些重要的哲学著作排斥在文论史的视野之外，尤其先秦时期，文学、学术不分，其重要思想流派，影响又极为深远。包括《易传》在内，先秦思想著作中所包含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应该作更深入的探讨。［13］

在研究《文心雕龙》的过程中，如何将哲学与文学联系起来作深入的研究，这将是研究者们值得思索的问题。?

笔者认为，刘勰不仅是杰出的文学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易学家。他不是简单地承袭《周易》的思想和理论，也不是把《周易》作为引经据典时最便于使用的经书，而是创造性地将《周易》的思想、理论、文辞等融入自己的著作中，从而使《文心雕龙》成为文论史上光耀千古的杰作。刘勰的易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联系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易学和文心雕龙学的研究深受学术界的重视。笔者认为，深入探讨两汉魏晋南北朝易学与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关系、探讨历代易学与文心雕龙学的关系，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周易》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心雕龙》对历代文论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周易》对历代文论产生了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笔者还认为，在深入研究“《周易》与《文心雕龙》”等学术问题时，我们还应当注重研究、探索如何通过古代文论的研究，更好地促进当代文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3.

［2］吴林伯.《周易》与《文心雕龙》［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6):89.

［3］黄寿祺，张善文.试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a］.文心雕龙学刊:第4辑［c］.济南：齐鲁书社，1986.

［4］李平.《周易》与《文心雕龙》［j］.周易研究，1991,(3).

［5］敏泽.《文心雕龙》与《周易》［a］.文心雕龙研究荟萃［c］.上海：上海书店，1992.159-166，159-160，160，159.

［6］黄高宪.《周易》经传与《文心雕龙》［a］.国际易学研究:第5辑［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83-404.

［7］黄高宪.试论《易传》对《文心雕龙》的影响［j］.周易研究，2000,(1):72-81.

［8］黄高宪.西汉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j］.福建论坛，1998,(6):42-45.

［9］黄高宪.东汉易学与《文心雕龙》［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4):26-31，31.

［10］邓仕梁.文心雕龙与易［j］.崇基学报(港)（第9卷），1969,(1):72.

［11］朱伯??.易学基础教程［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3.422.

［12］邓球柏.周易的智能［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239，242.

［13］郭维森.《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a］.周易研究论文集（4）［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64-165，178.

［14］马茂元.说《通变》［a］.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c］.济南：齐鲁书社，1988.710，710，714.

［15］刘建国.“通变”杂谈［a］.文心雕龙学刊:第1辑［c］.济南：齐鲁书社，1983.270.

［16］张其成.易道：中华文化主干［m］.北京：中国书店，1999

［17］杨明照.文心雕龙学综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137

［18］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217.

文学论文论文范文第7篇

毕业论文选题是写好论文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真所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题目选得太难，工作量太大，自己限于能力、时间或材料等条件，作不下来，或者功力不够，作成虎头蛇尾那就不合适。所以题目的大小难易要适中，最好还有研究的兴趣。如果平时对某个感兴趣的问题早有思考，毕业论文的选题就会“水到渠成”。但现实表明，大部分学生论文设计并不是自己考虑成熟或准备充分的。据调查，大约80％的学生是在选定指导教师后才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老师的研究方向确定自己的毕业论文方向。笔者在对宜宾学院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近5年879份毕业论文调查的基础上，发现由于各方面原因，毕业论文选题出现的“分化选择”如后表所示。由表中，我们不难看出二本院校大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在学科研究领域出现以下分化特点：

1．毕业论文设计上，学生倾向于文学研究。三大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在5届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中不低于60％（2006年69％；2007年73％；2008年69％；2009年73％；2010年60％），而语言类研究比例最高9％（2006年），最低3％（2008年）。在语言类论文的选题中，古代汉语研究的论文可谓少之又少，2008、2009年没有学生以古代汉语研究作为毕业论文设计的方向。

2．传统学科研究的比例有所调整。如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较佳选择，但我们亦不难看出，从2006年的40％到2008年的20％，2009年的25％和2010年的26％，比例变化比较大。古代文学研究论文比例则从2006年的22％上升到2008年的46％。

3．毕业论文设计出现不同学科的融会贯通。许多学生选择跨学科研究，出现文学与民俗学（如丧葬习俗、婚俗、巫术、禁忌、宗教）、旅游学（《古镇文化资源调查保护与旅游开发》）、政治学（《特定文本的历史价值———从〈施公案〉看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哲学（《博弈视角下的〈战国策〉解读》）、经济学（《论范蠡的政治智慧与商业头脑》）等学科整合研究。

此外，据对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调查，在研究内容和价值诉求上，也出现了明显的群体分化特征：

1．研究内容上，毕业论文由过去的纯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变。学生比较关注当前热门的文化现象，文艺学、文化学研究从2006年的8％上升到2010年的25％。2006年的《大众语境下的当代相声艺术》、《〈手机〉背后的深厚思考》，2007年的《新科技带来的新文化———电子游戏的文化价值》、《无可比拟的心灵风景———从民族文化分析〈康定情歌〉中的跑马山》、《现象背后的文化述微———论“超女”与同类型平民选秀节目比较》、《迷失在十字路口的流行音乐》、《涛声依旧，滚滚西流———当今尊孔读经现象的反思》、《四川色达藏区天葬习俗考略》、《论〈增广贤文〉的人文价值》、《天籁之音———论刘小平诗集〈鄂西倒影〉土家族民族文化之关联》，2009年的《传统文化的诗意表达———浅论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全梁诗中酒诗考》、《〈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色解析》、《浅析加尔多斯现代小说的宗教思想》，2010年的《博弈视角下的〈战国策〉解读》、《特定文本的历史价值———从〈施公案〉看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论范蠡的政治智慧与商业头脑》等论文均体现了这一特征。

2．价值诉求上，毕业论文从传统纯理论诉求到实践应用诉求转向。除了写作学、现代汉语、语文教学等关注生活实践外，其他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领域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关注社会现实的创新论文。2006年的《浅析四川省郫县地区的春节习俗与禁忌》、《“掀起你的盖头来”———解析新中国人际关系的特点及走向》、2007年的《是荒原还是在路上———当前在校大学生生存现状及思考》、《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人格建构》、2008年的《现实中的生存压力———看前中国校园DV文化自现象浅析》、2009年的《宜宾市旧城街道名的语言文化分析》、《西双版纳傣文化的日渐荒漠调查》、《论大学生人际勾通中的隐性冲突与控制》、《浅论80后———从成长经历看文化现象》、2010年的《当代都市人生存困境阐释———〈蜗居〉隐喻试论》、《浅析女权主义在现代社会遭遇的尴尬境地》、《从社会心理语言结构现象透视演讲学中的“势”的造就》、《从“蜗居”看当代社会人的生存状态》、《解析“偷菜”背后隐藏的现实人生》、《灾难意识的心理解码》等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关注现实诉求。

二、群体分化现象原因初探

笔者认为造成以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群体分化现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专业内部各学科特点

从上表中我们不难看出，从学科角度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基本上可归于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艺学、写作学、语文教学。各学科的差异必然在内容选择和人数多寡上造成学生毕业论文群体分化。如现当代文学作为汉语言专业的二级学科，其研究范围涵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百年的文学。其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时间较近，当代的一些著名作家仍在不断地创作着新的作品。从这一点而言，以现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难度较低，比较好写，因而学生比较青睐于现当代文学作品研究。事实亦表明，历年现代文学研究的毕业论文所占比例很大，最高达到40％，最低也超过20％。①同样，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作为以具体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选题较为丰富，可以论作家、论作品，一方面既可以挖掘出作家作品本来具有的深度，另一方面也能表现出自己的深入体察和思考。其中外国文学可以进行共时的、横向比较研究，不少同学就将外国作家和中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古代文学则可以进行历时、纵向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的现代阐释同样是非常好的选题思路。与文学研究迥异的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研究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其中以具体语言运用为对象，揭示现代汉语的结构体系、特点及发展规律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比例占总比例的3－7％，古代汉语的研究对象为用文字固定下来的古人对于语言文字的形成规律、造字法、语汇意义等的看法，一方面与现代实际运用存在距离，另一方面难于创新，所以学生一般不敢涉猎该领域，以至于某些年份无人涉足古代汉语。文艺学、文化学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呈现比例上升趋势，这与“文化热”息息相关。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学生鲜有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这毫无疑问与古代文论的学科特点有关。古代文论作为古人的看法和评论，包括文学本原论（文与道）、文体论、文学风格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观、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观等方面。这些文字材料极端丰富又极端芜杂，除了《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原诗》等少数著作，古文论的材料大多零散、片断：或见之于友朋书信、随感零札；或见之于史传碑志、序跋笔记；或二三好友茶余饭后，围炉夜话，论文论诗；或为哲人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因其暗合艺术心理、审美规律，为后世所重；或为阅读时偶有所感，随文批点，看似零散，实存系统观念。这就使古代文论的资料几乎涉及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收集、整理、考证原始资料，成为古代文论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别繁难的工作［2］。因而要想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出新成果，研究者必须基础扎实，领悟能力强，这对于一位大学毕业生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二）论文难易程度和前人研究成果

论文难易程度和前人研究成果亦是学生论文选题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二本院校就业压力和考研压力大，很多学生习惯于选择资料丰富、写作较为简单的话题作为研究对象。如研究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雷雨》、《家》和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的作品以及《活着》、《兄弟》等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甚众。古代文学研究者多以《西游记》、《红楼梦》和曹植、陶渊明、李商隐、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为话题。外国文学则多谈论《呼啸山庄》、《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造成这种倾向的主要原因在于前人研究成果多，资料丰富，可以节省时间。

（三）个人喜好和考研需要

语言学研究是一个比较难写，但能创新的选题方向。因为难度大，仅有不到10％的人选择这一研究方向。据调查得知，他们选语言研究作为自己毕业论文设计方向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认为语言学论文关注社会实际语言的应用。自己对此感兴趣，希望在写作过程中能根据当今社会中存在的语言现象，联系与现代汉语相关的理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热点问题、焦点问题，最大限度地把学术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比如2009届一名毕业生的《宜宾市旧城街道名的语言文化分析》就是语言实践运用研究的典范。此外，还有不少人选择写作以语言学为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是出于考研的需要。因为他们打算报考语言类的研究生，并且在复习考研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四）指导教师的研究

2007届毕业生中某一教师指导的6篇论文②都是以东晋文学为研究对象。无独有偶，同年另一位老师指导的14篇论文①均与陶渊明研究有关。而2008、2009年出现古代汉语研究类论文为0的状况，一方面与古代汉语学科难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相关专业的老师在外学习有关。文艺学、文化学研究比例增加，一方面归因于文学“文化热”，另一方面，指导教师中有多位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老师，也促成学生进行文学的文化研究。

（五）高科技时代及文学特点

高科技时代文学具有市场化、技术化、文化化的特点。受高科技时代文学特点影响，一些应用性强、当前流行的热点话题成为毕业论文的新选择，出现了《论商业文化在文学中的映射》、《灾难悲剧下的人性思考》、《灾难意识的心理解码》、《官场语言的类型分析》、《中国现代女性遭遇的职业婚恋尴尬》、《解析“偷菜”背后隐藏的现实人生》、《新科技带来的新文化———电子游戏的文化价值》、《现象背后的文化述微———论“超女”与同类型平民选秀节目比较》等研究当前焦点话题的毕业论文。此外，当下的一些电影、电视剧、网络文学、网络作家成为学生论文的关注点，以六六作品为例，2010届198篇论文中，以其为研究对象的论文5篇②，它们多以六六作品为切入点，引发对当代人的生存状况、婚姻状况、心理状况的思考。与此同时，随着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短信文学闪亮登场，对传统文学的现代阐释和影像化比较研究也成为学生毕业论文的一大选择。《从小说到电影———电影〈长恨歌〉改编之不足》、《经典与大众接受———探寻聊斋题材影视作品受大众欢迎的原因》、《从文学到影像———〈活着〉的小说和电影之比较》、《孟姜女神话的改写与重构———论苏童小说〈碧奴〉》、《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秀———分析比较文学文本与电影〈生活秀〉》就是此类论文。

三、启示和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知：由于各方面原因二本院校学生论文产生群体分化。这样的选择分化对学生和老师在知识和能力上都具有挑战：

1．对学生而言，选择资料丰富、相对容易写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很难创新。从这一点而言，建议学生先了解前人研究现状，对前人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从而全面地掌握前人对某个研究对象既有的研究观点，继而推陈出新。同时用现代的眼光，发展的眼光，从研究对象中发现新的问题，找出新的落脚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便如此，作此类论文也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学问功底和查阅资料的基本条件，以便熟知文学史、文化史的知识。而要挑战自己，创新论文，就要求文学专业的学生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甚至要摆脱文学纯理论研究的藩篱，在实践应用研究中创新论文。此外选择当代热点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要对当代热点问题敏感，另一方面要在当代热点问题中找到传统文化基因，这就需要学生具有非常丰富的综合能力和专业知识，让自己论文的内容既有学术性，又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注意论文框架的构建，内容逻辑性的完整等问题，才能写出一篇好的论文。

2．对老师而言，犹如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学生的论文写得再好，在阅历和文笔上还是有所欠缺，这就要求老师有较高的素质对学生的论文进行修改。在修改之前，老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发现有新意、值得写的论题，这才是基础。同时，还需要老师不断地在知识和能力上提升自己，与时俱进，要有更加深远的眼光、发现问题的敏感度，同时也只有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知识储量，阅读大量书籍，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导师。

文学论文论文范文第8篇

通过对论文总刊载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发表在《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的论文数量最多，占论文总量的14．8％，其次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8．6％）、《安徽农业科学》（5．6％）、《蚕业科学》（2．7％）、《黑龙江畜牧兽医》（2．0％）、《水土保持学报》（1．9％）、《中国兽医杂志》（1．7％）、《中国农业科学》（1．7％）、《生态学报》（1．7％）、《中国农学通报》（1．6％）．

2论文引用情况

引文索引既可作为一种新型的文献信息查询工具，又可作为对论文、学者、学科、机构、地区等科研情况的统计以及对期刊进行分析的有力工具［3］．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对论文2005－2012年的被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西南大学园艺学、农作物、畜牧与动物医学、农业基础科学等领域论文引文率较高．这反映出西南大学园艺学、农作物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论文产出率较高，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分析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篇论文中，被引频次最高的为107次，最低的为47次，的年度主要集中于2005－2008年．按学科领域划分，作物生理学、畜牧与动物医学、遗传学和土壤学等研究领域的论文被引率最高，说明这些论文学术价值较高，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受国内学者关注的程度较高．研究论文在2005－2012年被引量呈现逐年上升态势，说明这7年间该校的农业科研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均有较快的提升．

3SCI收录英文论文分析

3．1论文学科分布

在我国，被3大引文索引数据库WebofScience（即SCI、SSCI、A＆HCI）收录文献和被引用频次的多寡，被视为一所高校科研水平、科技实力和综合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标［4］．参照中国图书馆编目分类规则，对从WebofScience中检出的1949篇论文进行分类，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农业科学相关学科中，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环境科学领域的论文产出率最高，分别占论文总量的33．5％，14．7％和14．3％，而病理学、免疫学和渔业等3个学科领域总论文产出率较低，分别占农业相关学科论文总量的0．8％，1．0％和1．2％．

3．2论文年代分布

农业学科英文论文2005－2011年数量逐年显著递增，2012年下降的原因可能与统计时数据库的论文还未收录完全有关．

3．3期刊分布

笔者统计了论文总刊载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结果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英文的期刊分布比较广泛，说明该校农业科学学科开展的研究工作范围较广．

3．4论文引用情况

对2005－2012年的被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环境科学、农学等领域论文引文率较高．这反映出西南大学在这几个研究领域英文学术论文产出率较高，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分析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篇论文中，被引频次最高为177次，最低为76次，文献的发表年份主要集中于2005－2009年，说明这5年是该校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取得显著成绩的年份．在这10篇论文中，遗传学、昆虫学（蚕学）、免疫学和生物化学等研究领域的论文被引率非常高，说明这些论文学术价值较高．论文在2005－2012年被引量逐年呈上升态势，说明这7年间该校的农业科研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有较快的提升，且部分学科在国际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4与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的比对分析

以第一作者机构为华南农业大学作为检索入口，检索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引文数据库》2005－2012年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和WebofScience数据库2005－2012年的英文论文，通过、筛选，最终确定了7098条中文记录和2361条英文记录进行对比分析．

4．1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比对分析

2005－2012年间，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核心期刊发文总量为7098篇，西南大学为5035篇，数量上差距较大．原因之一是检索论文的时间范围为2005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而西南大学合并时间是2005年7月，前6个月的发文量未统计在内．对2个学校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对比分析，从表4中可以看出，华南农业大学在植物保护、园艺及畜牧与动物医学领域科学研究较西南大学有优势；而西南大学的优势领域为蚕蜂与野生动物保护、水产和渔业及农艺学．

4．2SCI收录英文论文分析

2005－2012年间，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英文发文总量为2361篇，本校为1949篇，发文量差距较大．原因之一是检索论文的时间范围为2005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而本校合并时间是2005年7月，故前6个月的发文量未统计在内．对2个学校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对比分析，从表5中可以看出，华南农业大学在农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昆虫学领域的科研英文论文的发文量大于西南大学，而西南大学的优势领域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近年来，西南大学农业学科发展较快，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表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比重逐年增大．根据发文总量的变化曲线，结合该校的科研发展状况，总结原因可能有以下3点：1）国家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十一五”期间，西南大学科研项目立项数量和经费大幅增长，年增幅均达到20％，总经费超过了9亿元，推动了科研成果的产出．2）国家科技平台建设项目改善了科研环境．学校建成了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服务中心西南大学分中心，推进了科研论文的发表．3）学校与美、英、加、法等近20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科研合作，进行学术交流．国际间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增加，也使英文论文的产出量有了更大的提升．当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虽然西南大学农业学科科学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但标志性成果仍然偏少，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仍需加强与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研究领域的对比分析中，西南大学在蚕蜂与野生动物保护、水产和渔业及农艺学领域的研究在国内的影响力大于华南农业大学．国际学术影响力上，华南农业大学在农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昆虫学领域大于西南大学．基于此，建议学校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整合学科资源，重视农业学科的发展，保持优势学科，缩小与国内同类高校间的优势学科领域的差距。

文学论文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程千帆；文论十笺；文章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10-02

一、关于《文论十笺》一书

《文论十笺》是程千帆任教武汉大学与金陵大学中文系时编写的教材，收录了古代与近代的十篇文论，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五篇是概说部分，下辑五篇专论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在这本书中，程千帆对每篇文章都详加笺注，文后附有谨按，并结合古代文学与当时的文学观念做延伸探讨，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该书的编撰独具特色：首先，收录的文章与笺注所引用的不仅有古代文论，也有近代文论，还涉及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学论说。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陆机为公认的文论家外，其他几位都是史学家、朴学家。此外，该书既有考据还原，延续了古代文论“综合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抒发己意”的特点；同时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论述，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有别于古代文论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现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品质。

程千帆先生自陈，采用这种特殊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为了矫正当时有关文论的两种较为突出的弊端：“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①文学作品创作的增加、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以及东西思想更多、更频繁的交流，中国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而当时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理论，无论持中、西哪一方观点都因缺乏对这些理论之渊源与体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浅层争论，作者才编撰此书为教材，希望矫正时弊。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而《文论十笺》仍然坚持从古典文论的视角出发，并在民族文学、各种“主义”之争泛滥的时期，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谈论文学的问题，显得“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类划分也就是文体学的探讨作为一种潜在的线索贯穿了上下辑的十篇文章，而文类划分其实关涉到传统文体意识与现代文体意识，这与传统文学研究向现代过度时期，文的观念、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潜在的线索这也正是《文论十笺》一书最大的特点：从古典文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其内部进行革新，力图以变革中国文学理论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论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促成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二、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观念的确立

《文论十笺》一书以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开篇，程千帆为这篇文章拟的副标题为“论文学之界义”，即对“文”的观念的界定。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开宗明义，将“文”界定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对其做词源学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古代对于“文”有两种解释：“彰”与“文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也就是说，“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无“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观念的混乱。

《文学总略》作为《文论十笺》的开篇文章，其实也是程氏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来界定文学，范围至广，一切学术文化皆属，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则以抒情美文为文学。”③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时将它回溯到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的概念中。

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与“词章”两个部分，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杂文学”，迥异于西式的“纯文学”体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文类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借助新视角审视并重塑自己关于“文”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正是通过清除文章学中的诸多“非文学”成分，才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现代“文学”观念。④这种转变有其正面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得以被纳入文学史视野，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然而，此种转变也遮蔽了文章学原有的深广内涵：一方面，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文学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与阐释；另一方面，文章学本身所蕴含的传统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过程中或被忽视遗忘，或被割断了联系。程千帆强调回到文章学，也正是强调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文”的观念的变迁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现象、文化心理积淀。

同时，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文章学所包含的学说、历史、典章、公牍、杂文，以及诗、词曲等等极其广阔、复杂的范围，实可视为一个涵盖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的现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盖更广，也更适合中国。可见，程千帆将“文”的观念回溯到传统文章学，似乎是一个比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更适合中国文化现象的学术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学者重视。

（二）文类体系的重建

在“文”的观念确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文体辨析有三难：“体式孳乳，与日俱新”，指的是小说、戏剧等新文类不断出现；“观念锢蔽”，则是由于小说的题材近鄙俚而不被纳入传统的文类位阶中，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法无法为愈加兴盛的小说作品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体义混淆，自来即尔”，时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体”为标准，而区分“文”为说理、记事、抒情三类，而这种分类法难以满足文章学的驳杂体系。

事实上，通观全书，无论是论文学与时代、地域、道德、性情，还是论文学的制作体式、内容外形、模拟创造，其实都是在探讨文类划分的标准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传统的文类划分标准尽管不再适应时人的文学研究需要，但仍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背后隐含了中国文学史上“体”的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体”的含义十分宽泛、含混，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也有“形体”之义，兼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于一体。而“体”之于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以外，还具有文章或文学之本体、文体内部的质的规定性（体要或大体）、风格（体性或体貌）、以及章法结构、修辞手法、具体的语言特征等多种含义。⑤而与之相比，西方文学理论的文体分类始终贯彻着一个逻辑标准，并以此揭示文体之间内在的逻辑层次与本质联系，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文体分类规则。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实则是“文章”体系，但文章学本身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现代意义上的“体系”观念。在新的文类不断出现的时期，如何构建一个沟通古今文类的严谨的现代文类体系，是晚清以来诸多学者所致力的工作，这项工作随着三十年代的时局而有所放缓，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认同章太炎，他们都从传统的广义文章学出发建构文类体系，同时，把小说从历史和其他文类中单独列出，正式作为文之一“体”，与学说、历史、典章、公牍和杂文并列，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类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开始重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三）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的沟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类划分标准的转变、文类体系重建的意图，都在于促使传统文学理论向现代过度，而在此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是由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诗、词、戏、曲等文学体裁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伴随而来的是更适合对其进行表现的小说在数量和创作形式上的迅速发展，将小说纳入文学理论体系已是必然趋势；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难题，则是由于在此过程中，如何既使小说获得与诗、词、戏、曲以及学说、历史、杂文等体裁同级的文类位阶，又使新的文类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清晰严谨，也就是各种文体的内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学者遗留的难题。对于此难题，程千帆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划分试图做出调和，而具体到小说批评理论，则诉求传统的史学理论，借鉴史学理论中的文论、史论观点观照小说批评。

然而，诉求传统史论来沟通文史从而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这种尝试缺乏深入的讨论，存在着各种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尚简”、“用晦”倾向并不适合作为现代小说的批评范畴，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远不足以用以剖析现代的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史学理论与小说批评只有通过严谨的比较和成体系化的沟通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学术理论体系，而这些问题在《文论十笺》一书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沟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论内部进行现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独有的文类和体系，而在这背后则是经久积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与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有差别，因而古典文论自身进行现代革新看似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却涉及文化沟通这一复杂背景。此外，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论家们始终没有明确形成一般性的文学理念而只有具体的诗歌概念、小说、戏曲的鉴赏理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缺乏体系性正是其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时，自晚清以来，“现代生活”的开启、“现代人”观念的觉醒，以及社会现代化诉求的加强，使得文学创作和理论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精神世界，而这些恰是难以被古典文章学理念纳入其中的。

“体系性”是学术现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学又是难以割舍的学术情怀，程千帆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中所体现的困境与矛盾，又何尝不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呢？

注释：

①贺昌盛.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作辑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论十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p3.

③同上.

④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陈平原编，2006年.p2.

文学论文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文论 气 文气说 范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范畴多至难以计数，梳理起来障碍重重。然而这些范畴并非无章可循，它们之所以数量众多，是因为它们往往是由为数不多的元范畴衍生出若干子范畴，子范畴又进一步交融衍生出更多的范畴。例如：“气”、“味”、“韵”、“象”等元范畴经过交融形成“气味”、“气韵”、“气象”、“韵味”等子范畴，在“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意境”。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气说”，标志着“气”正式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第一个范畴，因此“气”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具有西方哲学中“始基”的意义。然而后世学者对于曹丕的“文气说”却人言人殊，为此我们将追根溯源探讨“气”是如何由哲学范畴转化为文论范畴的，并深入曹丕《典论・论文》的文本，探究“文气说”的真实内涵。

一、“气”作为文论范畴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气”一直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处于不停的演进之中。

（一）“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如：

《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①

《老子》提到的“一”即是“元气”，“阴”、“阳”即是“阴气”、“阳气”。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中一般认为宇宙诞生于混沌的“元气”，然后分化成“阴气”与“阳气”，“阳气”上升为天，“阴气”下降为地，天地交泰化育万物，于是万物就遗传了阴阳二气的基因，只有万物之中的阴阳二气相互和谐才能存在、发展，否则就走向毁灭②。

（二）“气”作为人的生命之源泉，如：

《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③

《管子・枢言篇》：“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④

“气”既然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作为万物灵长的人自然也离不开“气”。上面的几段话虽出处不同，表述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古人普遍认为“气”为生命之本，人为精气凝聚而生，精气一旦散失，生命就随即逝去。

（三）“气”作为道德意义的“正气”，如：

《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矣。”⑤

古人认为人秉“气”而生，“气”自然也会影响到人的精神，于是孟子“浩然之气”的提出自然不是意外。虽然郭沫若在《宋尹文遗著考》中认为孟子的“养气说”源于《管子・内热篇》的“灵气说”⑥，但孟子的“养气说”毕竟是改造了春秋以来关于“气”的学说并赋予了儒家道德含义，成了具有道德人格含义的浩然正气。这不仅影响了后世以人物品藻为代表的对人格精神的审美，而且催生了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并对古代文论探索作家创作的心理机制也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四）“气”作为人进行精神活动的原因，如：

《淮南子・原道训》：“今人之所以……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⑦

班固《汉书・礼乐志》：“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⑧

通过上面的两段话可以看到，到了汉代人们认为人之所以能产生情绪、情感，乃至更高的审美活动、认知活动，都在于“气”的作用。这可以说是“气”由孟子的可以外溢于天地的道德人格之“气”向人类精神的进一步深入。

（五）“气”作为人的个性、气质，如：

王充《论衡・命义》：“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⑨

刘邵《人物志》：“静燥之决在于气。”⑩

汉末魏晋时期的战乱及儒学的势微，造成人们感慨于生命短暂、人生无常，促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对个体气质、才情、风度的体察和追求成为社会风尚，于是人物品藻盛行，以“气”论人的现象在社会上弥漫开来。人物品藻对于人的禀性、气质、才能、情性的辨识逐渐影响了文论家对作家气质、个性及才情的认识，因而“气”、“神”、“韵”、“风”、“骨”等用于人物品藻的品鉴标准，在随后的文论著作中都一一转化成了文论范畴。

二、曹丕《典论・论文》中“气”的含义

“气”经历了从自然有形的云雾水气到哲学本体意义上的“气”，再从生命存在的本源到具有道德意义的“浩然之气”，最后才由支配人精神活动的“气”及作为个性、气质的“气”转化为作为文论范畴的“气”，于是就有了《典论・论文》的“文气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1}。

然而对于曹丕“文气说”的“气”的解释，后人却众说纷纭：

黄侃认为：“文帝所称气，皆气性之气。”{12}

罗根泽认为，“文以气为主”、“徐质庇衅肫”、“公钟幸萜”的“气”，指文章的声调而言，“气之清浊有体”及“孔融体气高妙”的“气”，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13}。

陆侃如、牟世金认为：“《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气’，是指作者的气质在作品中形成的特色。”{14}

叶朗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气”，就是指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15}。

罗宗强认为：“曹丕论作家的‘气’，主要是指作者的气质情性而言的”{16}。

袁济喜认为：“曹丕‘文气说’的‘气’的确切含义是指作家独特的气质个性，包括作家的才能在内，它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作品的风格特点。”{17}

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曹丕所说的‘气’，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涵义。总起来说，它是文学家的气质、个性、才能和文学家所要表现的情感的统一，这四者在文学家的创作过程中是合为一体的。当它形成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表现于文学家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所得的作品中时，它就是中国古代美学常说的‘气势’。” {18}

可见“文气说”的“气”在后世阐释者那里显示出多义性与含混性，这些解释涵盖了作者的先天禀赋及主体精神、作品的风格、作品的语言等诸多方面。为了正本清源，深入理解《典论・论文》中“气”的含义，我们不妨返回文本逐句探究“气”的理论来源及确切含义。

（一）“气”为“文”之本

如前文所述，“文以气为主”的提法是由在先秦两汉时期作为宇宙万物本源的哲学范畴――“气”纳入文论中的产物，因此有理由说曹丕的文气说是中国最早是文学本体论。

（二）“气”分“清浊”

先秦时期气分阴阳，阴阳化为天地的观念是普遍流行的，有时候“阴阳”又会表述为“清浊”，例如《淮南子・天文训》：“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19}后来“清浊”又用来指称道德品行的好坏，如王充《论衡・骨相》：“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20}这些观点促成了曹丕“气之清浊有体”的提法，在这里“清浊”究竟所指为何？在曹丕稍后的袁准在《才性论》中作了解答：“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美？浊气之所生也。”{21}

（三）“气”由心生

曹丕以音乐比文章，这明显受到音乐理论的影响。《礼记・乐记》就有这样的论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22}这段话主要阐述了乐由心生、不可以伪的观点，特别是提到了要将情、气、神调节到和顺的地步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说音乐不只是曲调、节奏等技术问题，这与“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是同一个意思――气由心生。

（四）“气”作为作家的先天禀赋

曹丕所说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也就是说人的才气、个性是有差别的，这种才气、个性是由自然禀赋而得，不是后天努力可以达到的，并且接着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即是说这种先天之“气”是不能传授给他人。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曹丕通过对人先天禀赋中清浊的划分，深入到对作家的才气、个性的认识，而这一观点正是在吸收《论衡・率性》中“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的基础上提出的“天才论”。叶朗先生所说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实就是作家的天赋或天才。

（五）“气”作为风格

正因为每个作家的才气、个性是有差别的，所以文章中就会自然流露出作家本人的才气和个性，从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所以曹丕举例说：“徐质庇衅肫……应炀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之妙，有过人者……”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才有了“文如其人”的说法。

（六）“气”作为风俗

值得注意的是《典论・论文》中提到“徐质庇衅肫”，李善在《文选》注释中解释道：“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忠嘤兴估邸！币簿褪撬敌稚长于齐地，他的文风受到齐地风俗的影响，体现出一股齐地特有的习气――舒缓之气。可见，曹丕不仅认识到作家的才气、个性对形成文风有关系，而且认识到作家的生活环境会影响到文风的形成。

（七）“气”并非语气

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中论述了佛经翻译对汉语声调的影响，并考证了真正将汉语声调自觉应用到文学创作已是南朝的事了{23}，因此罗根泽先生将“齐气”、“逸气”解释为文章声调是有失偏颇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具有广泛的理论来源，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含义。由于中国古人向来注重感悟而不重概念分析，因此使用概念、范畴时不做清晰界定，致使后人对于进行曹丕“文气说”阐释时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而且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气说”的阐述只有区区几十字，是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理论系统，这又为后人进行过度发挥留下了巨大余地。

综上所述，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是由哲学范畴转化为文论范畴的，具有广泛的理论来源，因此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必须在其“文气说”系统的意义上把握，否则就会以点带面从而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地步。要把握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的确切含义就应该以文本为依据并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进行解读，否则便会陷入过度阐释的泥淖。

注释：

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34.

②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135-136.

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559.

④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241.

⑤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62.

⑥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研究（外二种）・青铜时代・宋尹文遗著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42.

⑦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40.

⑧班固.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435.

⑨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75.

⑩刘邵.人物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24.

{11}蔡印明，邓承奇.古文论选粹[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18.

{1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3.

{13}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68.

{14}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379.

{1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19.

{1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30.

{17}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2.

{18}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5.

{19}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79.

{20}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72.

{2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5.

{22}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27.